时间：2022-12-08 15:47: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硕士毕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对于经济学硕士生而言，写作经济学毕业论文是硕士院校培养学生的最后一个教学环节，要想写好硕士经济学毕业论文顺利毕业，需要对于整个硕士毕业论文管理过程要率先了解清楚，这样才能知己知彼准备充分。
本文从毕业论文写作对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提高教师自身研究能力的重要性出发，分析了毕业论文写作和指导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主张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写作应以研究问题为导向，讨论了毕业论文写作如何运用经济学研究的发现和证实的两个过程，特别强调了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的八个问题或规则。
怎么样才能实现使学生具有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的能力呢？除了学生从教师的课堂教授过程中领会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学校、以及学院安排的实践活动外，毕业论文或科研创新项目的设计与写作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本科各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之后，都附有要求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作为对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要求。这两年教育部和学校也都提供资助设立大学生科研创新项目，这也是培养大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措施。
毕业论文写作或科研创新项目工作，不是写教科书，不是写文献综述，而是一项科学研究活动，是发现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北京高校非工科类专业毕业论文(设计)质量评价方案(试行)》对毕业论文提出三个评价基元。第一评价基元，是评价选题质量，要求选题体现本学科专业特点和教学计划中对知识能力结构的基本要求，选题要能够解决本专业的某个理论、方法或应用研究中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第二评价基元，是评价综合运用知识、文献、研究方法和手段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评价基元，是评价论文或设计项目在解决问题等方面的理论价值或实际价值。《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评分标准》对毕业论选题提出了科学性、创新性、应用性和可行性的要求；对科学方法的运用提出了论证充分、论据确凿和逻辑性的要求，对论文的写作和文献引用等也都提出了符合现行科学论文标准的要求。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毕业后在各种岗位上会面临接受领导和客户交给的工作委托，撰写调研报告、写计划书和专题研究报告等。所有这些委托都向我们培养的学生提出发现问题及其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挑战。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基本的科学素养，是高等学校应当给予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训练或科研创新项目活动就是这种重要的给予之一。因此，毕业论文的写作或科研创新项目的活动，是直接尝试用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发现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好机会，更是直接尝试锻炼和展现自己科学素养能力的极好机会。
学生毕业论文或科研创新项目的活动也是反映学校教学和科研管理水平和教师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在检查教师对毕业论文的评语中可以看到，一些教师对学生的选题判断有误，把写教科书的选题、写文献综述的选题、把超出自己专业能力的选题，都作为合格甚至优秀的选题批准开题，甚至成绩也评为优秀；一些评语不能判断毕业论文在立论、分析、写作和文献评论等方面的问题，评语抽象笼统，优缺点缺位等等。这种现象不仅在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中存在，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中也是存在的，有时甚至还很严重。这些都反映了教师本身有待于改进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管理层有待改善对论文评阅环节的控制。当我们的学生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完成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实际上也折射了我们在指导学生培养毕业论文写作能力和整体管理能力上的缺陷。教师阅读和评论学生的毕业论文除了是培养目标所要求的职业责任所必需之外，还有两个有利于教师的“利己主义”理由：一是，检查和锻炼、提高我们自己发现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阅学生论文中所得到提高的这些能力，不仅有助于教师之间的学术批评与讨论，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完成校外其他部门委托的各种评阅工作。二是，学生选题的多样性、资料和证明的方式多样性也为指导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指导和评阅学生的论文实际也是我们从学生那里获得新知识的过程和好机会。
经济学本质上是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问题可以是理论性的，也可以是应用性的。“问题”是指矛盾、差距或毛病，诸如目标与现实的矛盾或差距，绩效与标准或目标的差距，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与差距，传统理论与新观点的矛盾，以及情况的突然变化等等。以研究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Economic research methodology)的核心，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是关于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方法论。经济学毕业论文或研究项目的进行，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
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不同于经济学方法论(Economic methodology )。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对经济学研究一般途径的研究，譬如对经济学使用的主要方法、规则和基本原理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侧重于推理和证实过程；它的主干课程除了经济学方法论外，包括哲学方法、逻辑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经济思想史等课程。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各种回归分析、数理分析、运筹研究分析、投入产出分析、文献综述、数据收集。研究方法论侧重信息和知识的形成过程，侧重新知识的产生，即侧重知识的创新。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主干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运筹学等。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是相互联系的，经济研究过程中需要推理，同时研究方法也是推进经济学方法得到发展的手段。
个人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收益分析开题报告 工商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指导老师：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由以前的政府财政独立负担转变为由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共同负担，即由政府、个人等共同负担高等教育经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试行高等教育收费。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生均学杂费为800元左右。其后几年，高等教育收费涨幅很大，到2004年，全国高校生均学杂费上涨到了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费开支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大学需要4万多元。这种大幅度上涨的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高校向家长或学生收费的基本理由是高等教育能够带来个人收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高等教育是否能够给个人带来收益、带来多少收益?目前个人承担了多少高等教育成本?高等教育个人收益是否能够弥补个人成本?
与此同时，高校不断扩招，毕业生人数的激增，2005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338万人，比2004年增加58万人，2006年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413万，比2005年增加75万，增幅达22.2%。随着本科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其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高校本科毕业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上大学真的有用吗?。要解决这个疑问，也必须解决上述的几个问题。
本文将在具体分析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和个人收益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二、研究方案拟定
第一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成本是指培养每一位高校毕业生所耗费的全部费用，也即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直接或间接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总和。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成本就是指个人或家庭为了培养每一位大学生所消耗的全部资源。它主要包含两类：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由于接受高等教育所发生的直接费用支出，主要有学费以及学杂费(包括住宿费)、交通通讯费、书籍文具费以及由上学带来的其他任何额外生活支出。但在个人支出的费用中，奖学金以及任何形式的助学金必须从个人成本中扣除，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转移支付。转移支付只是购买资源力量的转移，并未真正使用某些资源，因此不含有任何机会成本。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间接成本是指受教育者个人因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失去的收益。它主要由机会成本、隐形成本、风险成本等组成。
接下来将以一个案例来说明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的计算方法。 第二部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的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是受教育者本人获得的，这一部分就是高等教育投 1
资的个人收益。而高等教育对个人收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分为个人直接收益和个人间接收益。
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是指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高等教育的接受者获得的种种好处。这一部分将首先说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的一般关系，再具体介绍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直接收益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大学本科教育的接受者还可以获得种种货币以外的好处。具体表现有：获得孜孜以求的工作岗位，更好的发展前途和更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受教育者个人由于较强的能力而实现的消费支出的节省;心理收益。
第三部分：高等教育投资的个人经济效益分析
在企业当中，对投资项目的财务评价，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财务评价指标来进行的。在此，本文主要借鉴企业当中的财务评价方法对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简单介绍四种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经济效益的测度方法，分别是教育收益成本比值法、净现值法、内部收益率法、收入函数法。
第四部分：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以大学本科生为例)
这里主要引用上海财经大学于2001年暑假进行的两次调查结果中的数据，对高等教育投资个人成本收益进行实证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法、统计分析、数量分析、实证分析、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量阅读有关书籍，收集相关的资料。
四、计划安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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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收益法开题报告篇二 学位级别：博士 硕士 ■工程硕士
学 号：
研究生姓名：
指导教师姓名：
专业名称： 项目管理
所在学院： 经管学院 开题报告时间：
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部制表
注意：本表基本情况及报告正文由研究生本人填写，硕士不少于3000字，博士不少于5000字。
格式要求：正文文字部分为5号宋体、单倍行间距排版，A4纸双面打印装订。
开题报告评价部分分别由指导教师及专家组书写。开题报告会结束后一周之内将报告原件交
院(所)研究生教学秘书处。
一、基本情况
报 告 正 文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内容
1、选题依据(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研究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现代航空运输服务企业逐渐向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其后勤基建领域的投资金额不断扩大，日益凸现出其对公司发展运营的重要性。就新设立的基地航空公司来讲，为满足庞大的行政人员办公和空勤人员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需求，究竟是购买、租用、还是投资新建写字楼、住宿酒店，是摆在经营决策层面前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北京第二国际机场即将通过规划的大背景前提下，这笔基础设施投资因其数额较大，考虑其在时间价值上与企业发展存在的的函数关系变得非常有意义。如果该项投资测算得准确、宏观控制得高效，不仅会因办公和餐饮住宿场所的投入使用直接给企业带来后勤费用的节省，而且也会因固定资产的升值给公司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中，企业希望能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技术，测算出合理的办公和餐饮住宿使用需求，依之进行投资分析，并制定有效的投资控制措施来保障项目资金的高效使用。本文正是运用项目投资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通过对项目的工作分解(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分析先后逻辑关系，采取资金时间价值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构建科学的项目投资模型，并通过项目施工前预控进行动态的管理和控制，保证了项目建设投资目标的完成。
本文研究的内容对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的基建项目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可供其他基地航空公司近年在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1)有利于确保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按公司发展需求完成任务，避免投资浪费。通过对影响工程投资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找出主要影响因素，在投资控制时采取相应措施，使工程投资按计划进行，从而确保工程按合同要求完工，为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2)有利于降低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成本，提高项目经济效益。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控制上的应用可以实现公司对自用基建投资的组合与合理优化，避免不必要的支出和浪费，从侧面降低项目建筑成本，实现成本目标，完成决策阶段、乃至整个项目建设期的投资控制。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测算与控制研究，总结项目管理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积累同类型工程相关管理经验，并且通过运筹学方法建立基地航空公司普遍碰到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时间的线性模型，将企业由服务效益型向综合管理技术型转变，合理高效的利用投资，使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壮大。 国内外研究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工作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为35% - 75% , 而在工程实施阶段影响工程建设投资的可能性只有5% ~ 25%。由此可见, 建设项目的前期决策既是项目投
[1-2]资的首要环节, 也是影响建设工程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重要方面。
在国际成熟市场，投资者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的价值有很多方法，包括：销售比较法、总租金乘数法、直接资本化法、收入支出法和贴现现金流法(包括内部收益率法和净现值法)。其中直接资本
[3-4]化法和贴现现金流法是国际成熟房地产市场(如美国)普遍采用的。而国外工程建设领域进行投资
决策比较权威的方法是全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它的原理是以工程项目从拟建开始到项目报废终结全部生命周期内总的周期成本最小为评判标准，从各个备选方案中进行项目决策。这种思想和方法可以指导人们自觉地、全面地从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出发, 综合考虑项目的建造成本和运营维护
成本(使用成本) 费用, 从而实现更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
[8]国内企业进行工程项目投资决策主要采取财务评价的方法与原理。财务评价方法是应用资金时间
价值原理，采用折现方式，把建设期总造价和未来运营期总成本按预先确定的折现率换算成当期的
[9]投入资金，再按照一定的评判标准， 来进行项目投资决策的方法。财务评价是在国家现行会计制
度、税收法规和价格体系下, 预测项目的财务效益与费用。编制财务报表和计算评价指标, 进行财
[10-11]务能力分析, 据此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的方法。进行财务评价时涉及的基础数据很多。 按其
作用分为计算用数据和参数以及判别(基准) 参数。计算用数据和参数又分为初级数据和派生数据
[12-14]。初级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分析、预测定或由相关人员提供的。如产品产量、人员工资、折旧及各种费用、各种汇率、利率等。判别参数是用于判别项目效益是否满足要求的基准参数，如基准收益率、基准投资回收期、基准投资利润率等。这类基准参数决定着项目效益的判断， 是项目取
[15-18]舍的依据。就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来说，综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将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理论、方法的变化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现金流贴现(DCF) 方法及在此基础上的决策树和Monte Carlo 模拟方法,我们称之为传统的项目评估与投资决策方法;第二阶段是随着Fisher Black和Myron Scholes的期权定价理论的出现并由Myers(1977)首次将其用于实物投资决策而形成的实物期
[19-20]权方法; 第三阶段为期权博弈理论与方法。它是在采用期权定价理论思想方法基础上, 对包含
实物期权的项目价值进行评估的同时, 利用博弈论的思想、建模方法对项目投资进行科学管理决策的理论方法, 是项目投资决策方法的最新发展。其基本依据是扩展的净现值最大化, 考虑竞争性企业的行为后, 投资项目价值将下降, 不确定条件下竞争的投资项目价值可以表示为: 投资项目价值= 传统净现值+ 实物期权价值- 竞争的影响。影响投资项目价值的因素主要有3 个: 项目未来收入的现金流( NPV) , 投资机会的价值( 即所说的实物期权的价值) , 竞争者之间的交互博弈作用对项
[21-22]目投资价值的影响。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投资决策的分析已经逐步向综合性、动态化发
展。国网能源研究院的陈武于2011年在企业投资决策方法中就运用了四维决策框架体系。在企业项目投资决策四维框架体系中,四个维度分别为投资项目的特征、市场竞争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和
[23-24]企业自身的特征。一个科学合理的项目投资决策, 首先项目本身必须达到预期的投资效益和目
标; 其次市场竞争环境必须能够有效地容纳该投资项目并有合理的生存空间, 再次就是外部环境因素允许项目的实施和存在, 最后它还必须符合企业的发展战略要求, 同时企业自身还必须具备相应
[25-26]的投资实力。只有在这些条件依次满足的情况下, 企业的投资决策才能满足科学合理的要求。
对民航机场区域而言，它作为航空运输的重要基础和依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航空运输的规模和水平。 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城市的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促进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机场建设的社会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根据国外统计， 投资于民用机场建设, 机场本身的经济效
[27-29]益和社会效益之比至少为1：10, 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这个比值可能大大高于此数。因此，
[30]在机场区域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上，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国民经济分析和社会评价体系。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行政及空勤自用的基础设施项目，这类项目属于民航机场区域总图规划中的一部分。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是2010年新开航的民用航空公司，目前行政办公和后勤住宿场所租用在其他航空公司的基地内，每年的租赁综合成本约1400万元。在北京市正在规划首都第二国际机场、部分基地航空公司不久即将迁建的大背景下，新兴的航空公司面对着投资额巨大的基础设施究竟是该继续租赁、去购买还是新建的决策问题。针对此问题，以上投资决策测算方式要么过于宏观，要么是仅着重讨论客观的工程经济和财务指标，未能充分考虑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的主观因素。本文在时间价值计算的基础上，结合决策论对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相对主观意见进行了分析，弥补了其中的不足。 [5-7]
2、选题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等
研究内容：
(1)项目可行性研究相关理论基础：通过对当前公司发展预测、项目需求测算进行阐述，为本论文
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2)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分析：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决策阶段可能影响项目投资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和分析，为该工程的投资管理提供参考。
(3)项目投资收益的分析：通过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的收益测算，采取资金时间价值计算方法和运筹学决策论，提供了可供比较的收益测算。
(4)项目投资计划的控制管理:对北京首都航空基地项目投资进行了分析控制，并且提出了项目投资控制中有效的实施策略和原则。
研究目标：
(1)根据使用需求测算，探讨项目在决策阶段的投资控制，对在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项目投资进行决策分析和管控。
(2)通过对项目投资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为现代航空企业自用工程项目投资决策和管控实践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案例。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运用资金时间价值计算和运筹学决策论测算投资方案的可行性并提供决策。
(2)运用精细化管控思想对建筑工程项目投资计划进行控制与管理。
3、拟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思路、技术路线或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研究思路：
(1)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基地工程项目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2)对该工程项目投资方向进行测算，并运用运筹学相关理论进行优化。
(3)针对该工程投资管理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实现项目投资有效管控。 技术路线图如下：
一、中美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课程设置
回顾及特点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发展较成熟的国家，商业诚信环境好。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起步早，历史悠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和科研资源，专业办学特色鲜明，定位准确，课程体系设置科学，教师梯队合理，有良好的教学基础，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速度都比较快。以美国富乐敦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为例，该校自1957年建立以来，以其应用型和研究性的传统而闻名，并不断地科学合理地界定工商管理的内涵与外延，引领探讨工商管理学科包含的知识体系，从理论上把工商管理研究引向深入。从目前美国高等学校商学院管理类院校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1)从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与MBA和DMA的教育有着明显的差别。在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上更加注重商业经济管理的应用性，其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商业经济管理的应用性以及市场需求而设定的，而在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上，注重的是工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性与领导性。
(2)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美国高校商学院管理类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日趋成熟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从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设置到MBA和DMA的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上看，都有整套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
(3)学生职业发展规划。从学生入学起就介人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对学生进行职业发展素质教育，并且对学生进行职业倾向测试，进行一对一的职业发展辅导和构建强大的现代技术网络支撑平台，为学生提供职业发展平台各类信息。
而我国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起步晚，从目前经济管理类院校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看，特点如下：
(1)计划经济时期高等院校经济学分科的影响仍然十分明显。许多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的设置都是建立在原工业经济或商业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工商管理教育的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与现实企业类管理问题存在偏差。推荐阅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与评价体系构建论文
(2)在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与MBA的教育没有明显的差别。在工商管理本科教育中，这样一种倾向越来越严重：把国外MBA课程直接复制到本科教育中。
(3)我国改革开放后在引进西方工商管理教育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的呼声好像有越来越弱的趋势，在课程设置上直接照搬国外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结果，要么是课程设置水土不服而流产，要么是缺乏符合要求的师资力量而使得许多课程难以开出或降低要求开设。
二、中美工商管理本科教育课程设置框架分析
工商管理本科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围绕着课程而展开。课程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途径，课程设置和一系列教学环节是组成教学计划的主体。课程设置的合理性、适用性、前瞻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商管理教学质量的高低，从而影响到培养人才的质量。
关键词：幸福 伊斯特林悖论 功能活动 可行能力
众所周知,人类是一定环境下具有特定意识与情感的动物,其本性是私欲的无限性和追求私欲满足的无尽性,这一点决定了人生存的目的与价值。所谓幸福,是指人在追求无限私欲得以满足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内在的、理想的、平衡而愉悦的状态。而这种幸福状态受人的本性影响,具有动态性、暂时性、相对性和复杂性,表现为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环境下,人的幸福状态不同。长期以来,人们对幸福的衡量与评价机制的研究呈现多维性。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对幸福的衡量与评价机制问题进行探讨。
1、从“伊斯特林悖论”说起
由于“幸福”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无法直接衡量与评价。因此对幸福衡量与评价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幸福的变量。
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财富增长与分配”的学科,把满足人私欲的各种物质介质统一定义为“财富”,用财富的多少来刻画“生活水准”,进而用生活水准作为幸福衡量与评价的变量。由于经济学隐含假设是“财富的增加会带来生活水准的提高”,故幸福是生活水准的函数。由此,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都认为幸福与财富具有正相关性。
然而,财富水平与幸福的关系必然如此吗？现实社会中“乞丐和皇帝”的故事四处上演;“富豪自杀”、“富二代闹事”不绝于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地位和财富水平不论多高,压力和烦恼依然无法避免。这些现象该如何解释？
基于对现实的反思,伊斯特林以收入作为变量,系统研究了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发现幸福与收入之间并非必然相关。这就是“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1974年）。这一悖论引出三个基本问题:首先,幸福作为人的主观心理评价,其研究不能离开心理活动,以及由此决定的个人偏好,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个人偏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故古典经济学完全用函数关系推演幸福,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其次,物质财富不是决定幸福的唯一要素,非物质条件也会对幸福产生重大影响,家庭、事业和健康等状况恶化会对幸福产生长久而负面的影响。再次,幸福感还与期望、环境适应度有关,目标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也会影响幸福感。期望和目标的形成,与个人生活的环境和过去的习惯相适应。人的比较对象是过去的自己和同阶层的人。由于人的消费水平是不可逆的,过去的消费水平会对人当前的期望值产生影响。与过去相比称为“习惯形成”,与他人比称为“相互依赖的偏好”。比如,一个富豪的压力一般来自他圈子里同样身价的人,而一个普通白领不会跟富豪们放到同一水平面上比较。
以上从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决定论到伊斯特林悖论,揭示了幸福的动态性、相对性和复杂性,即便是经济学的研究,也应考虑引入心理与行为等多维变量（影响因素）,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基本效度和客观性。
2、再探“幸福”的度量问题
经济学中常用“幸福指数”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感）,而幸福指数是用“效用”直接表达的,即效用就是幸福指数。为了量化幸福,经济学家先后以基数效用理论与序数效用理论为基础,分别采用边际效用和无差异曲线,试图精确计量幸福或幸福指数。尽管这些技术的使用提高了衡量幸福的精确量化程度,但由于效用本身是一个主观性变量,所以,在解决效用本身的计量过程中,经济学最终还是回归到收入（预算约束）这一真正可计量的变量上。因此,无论是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决定,还是在无差异曲线平面上生产与消费可能性边界的最优决定,依然取决于收入（预算约束）水平,因而幸福也最终取决于收入水平。
从宏观经济学层面看,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个人福利总合构成社会整体福利,由此推演出个体幸福程度的提高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幸福程度的提高。但问题是,到底该使用什么变量来刻画和解释社会整体幸福？在这方面,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提出新的逻辑,而是袭用微观经济分析逻辑,将社会整体幸福程度归结为社会财富,进而社会整体收入亦即GDP水平。
从我国社会经济现实来看,国家治理及其政策都是以提升社会整体福利（幸福）为宗旨。但是,当用GDP大小来代表社会福利或幸福水平的时候,只求GDP的政绩观导致“高耗能、低效率”、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违背科学发展的政策倾向,由此造成社会幸福严重损失。因此,笔者认为,当个人幸福被效用简单替换,社会幸福被GDP简单替代时,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也就逐渐偏离初衷目标方向。为使经济学更客观地体现幸福的内涵,回归经济学的人类关怀的初衷,对幸福的衡量不能简单地归于“效用”,至少应该像贝克尔等经济学家那样,将效用的决定因素由单一物质因素,拓展到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并对这两大类要素的结构对幸福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3、如何认识幸福评价机制
幸福评价机制是对幸福衡量标准的使用过程与结果进行评判的方法与程序的总称。异于古典经济学对幸福的直接评价法,发展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则从更高的视角,提出了幸福生活的度量和评价机制。他在评价生活水准时,提出两个概念:功能活动和可行能力。“功能活动”是指我们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状况;而“可行能力”是指实现“功能活动”的能力。可行的功能活动的集合就是一个人的可行能力。
按照森的评价机制,围绕经济行为的目的和效果进行评价,主要涉及彼此关联的三方面。第一,功能活动和可行能力取代效用,作为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第二,是运用社会选择的功利化理论,探讨在民主的基础上如何将个人的选择整合为社会的选择。第一方面的内容只是指出了个人生活水准评价的标准,第二方面是在社会选择的基础上,把个人价值整合为社会价值的过程。第三,是将前两方面的成果运用于具体经济领域,制定政策评价机制,比如福利与贫困度指数的定义,联合国发展评估指标等。
然而笔者认为,森对幸福与生活水准的辩证关系的解释存在一定欠缺。一方面,狭义的幸福,是对自身生活水准的一种心理评价,这种评价是通过心理调整完成的,具有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人的幸福感受是通过生活水准的提高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研究生活水准可以等同于幸福本身,而不是森所说的,幸福作为生活水准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幸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级目标。对幸福衡量与评价机制研究需要回归人本身,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如何回归经济学亦值得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李洪胤.《快乐经济学理论综述》.载《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12月.
[2]唐东波.《收入满足度与生活幸福度:基于上海等10省市的调查与分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3月.
关键词：城际铁路；城市带；区域经济效应
一、背景
宁安城际铁路，东起江苏省南京市，西至安徽省安庆市，全长257公里，其中江苏省境内33公里，安徽省境内225公里，目前工程正抓紧建设，预计于2015年下半年正式建成通车。宁安城际铁路横贯安徽省沿江地带，由南京南站引出，经江宁南站、马鞍山东站、当涂东站、新芜湖站、繁昌西站、铜陵站、池州站等，最终跨越长江引入安庆站。宁安城际铁路项目总投资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由铁道部（现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与安徽省、江苏省共同建设，线路设计行车速度为250公里/小时。宁安城际铁路的建设，将极大地方便安徽沿江地区人民的出行，也必将对皖江城市带带来良好的区域经济效应。
二、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高速铁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相关论文不胜枚举，国内也有大量关于高速铁路对于特定区域经济效应分析的研究。杨维凤（2011）认为，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和开通将会促进沿线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和相关行业发展以及区域空间结构的重塑[1]；夏露林（2012）认为，成绵乐城际铁路的修建，将对四川成都都市圈经济一体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产业升级与优化布局，实现城市功能的分工和互补[2] ；骆玲（2013）
认为，高速铁路对沿线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经济规模的扩张、城镇发展和城镇格局的重构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宁安城际铁路的城市群效应分析
城市群是特定区域内具有某种相互关联性的大中小型城市的集合体。交通设施特别是高速铁路，在城市带的形成与发展中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宁安城际铁路缩短了皖江城市带各地的时空距离，产生了"同城效应"，必将促进皖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
3.1宁安城际铁路的中心极化效应
宁安城际铁路途经的最大城市是南京，广义的皖江城市带包括合肥市，但文章研究的侧重点在安徽长江沿岸地区（因此不含南京市、合肥市），所以文章认为宁安城际铁路的修建对芜湖市产生了显著的中心城市极化效应。宁安城际铁路的建设，推进了芜湖市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芜湖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巩固了芜湖在皖江地区的"龙头"地位。借助城际铁路带来的客流，加上长江港口和既有公铁枢纽的优势，必将使大量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本汇聚于此，从而使芜湖市成为连接安徽省与长三角发达地区的桥头堡，成为重要的客流物流交汇中心和商贸中心，进一步强化了芜湖市的中心极化效应。
3.2合蚌高速铁路的城市提升效应
马鞍山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是皖江城市带中的重要城市，相对于芜湖可以称之为副中心城市，宁安城际铁路将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城市的综合竞争力。长久以来，安徽沿江各市在经济增长中一直位列全省前茅，但铁路交通设施薄弱却成为削弱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以上各市的铁路通达性远远落后于皖北的蚌埠、阜阳等传统铁路枢纽，甚至难以与处在铁路干线上的皖南小城宣城市相抗衡。而借助宁安城际铁路的东风，这些城市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应充分发挥工业产业的比较优势，吸引大量熟练产业工人驻地就业，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改善城市环境，成为皖江城市带中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3.3合蚌高速铁路的小城镇带动效应
宁安城际铁路有利于带动沿线小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之成为皖江城市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当涂县为例，宁安城际铁路纵贯当涂县全境，并设置当涂东站作为全县唯一的铁路客运站（既有宁铜铁路当涂站已停办客运多年），从而为当涂县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宁安城际铁路的修建，将使部分产业从大城市转移至当涂县；同时，部分人口受累于城市的环境污染、居住价格高昂以及交通拥堵，将从南京、芜湖、马鞍山等大城市移居到当涂县，并借助高铁通勤。这表明，宁安城际铁路能够带动皖江城市带内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四、宁安城际铁路的产业集聚和扩散效应
宁安城际铁路的修建，将有利于皖江经济带内相关产业的集聚与扩散，从而在动态变化中促进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4.1宁安城际铁路的产业集聚效应
产业集聚是指相关产业在时间空间上的集中，从而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节约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取得良好的动态外部经济性。企业在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必须考虑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和产品运输费用等多种因素[4]。
以宁安城际铁路沿线的芜湖市为例，众多汽车装备配套企业即可考虑在此布局，并具有多项比较优势：产业集聚优势，芜湖是全国著名的整车装配生产基地，奇瑞集团汽车生产能力巨大；土地价格低廉，开发区配套设施完善，利于减少土地成本；劳动力密集，安徽是人口大省，青年劳动力可以在接受技能教育后就近在芜湖就业；燃料原料优势，芜湖紧邻华东能源基地淮南以及南京、合肥、马鞍山等重要制造业基地；人员通勤便利，宁安城际铁路拉近了芜湖与皖江城市带乃至全国各地的距离，企业员工可以通过城际铁路快速通勤；货运能力提升，宁安城际铁路修建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影响就是释放了既有宁铜铁路、铜九铁路的货物运输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皖江城市带各地的货物吞吐能力；邻近市场，芜湖距长三角发达地区等主要消费市场相去不远，利于产品销售；人才、信息和技术优势，芜湖位于南京、合肥两大科教基地之间，更有利于吸引人才流、信息流、技术流。
4.2合蚌高速铁路的产业扩散效应
产业扩散意味着相关产业向其他地区进行产业辐射和扩散。考虑到经营成本，一些产业会离开既定地域，向经济"洼地"转移，而这些经济"洼地"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吸引产业布局，推动经济发展。
宁安城际铁路带来了产业扩散效应。例如，铜陵市某制造企业由于生产不能满足需求，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但在铜陵追加投资生产线，就会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人力成本提高等不利局面。因此，该制造企业会考虑在临近的繁昌县设立新的生产基地；而繁昌县可以借助城际铁路带来的通达便利，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增长。这种产业扩散效应，对于铜陵市和繁昌县，都是一种"双赢"的过程。
五、高质量完成高速铁路建设，助力安徽崛起
虽然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给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文章认为，从我国当前的国情来看，修建高速铁路依然非常必要，但必须保证项目建设的高质量与安全性。
目前，我国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协调性比较突出，人民群众对快速便捷出行的需求与高速铁路建设的滞后性依然存在着矛盾。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高速铁路较之汽车等交通方式，更加节能环保，适合我国国情；此外，修建高速铁路有助于消化我国钢铁、建材、水泥等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助力我国产业转型进程。
宁安城际铁路的修建，必将极大地改善安徽人民的出行条件，缩短省内省际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皖江城市带的发展壮大，助力安徽经济崛起。
参考文献：
[1] 杨维风.京沪高速铁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 生态经济， 2011（7）： 61-64.
[2] 夏露林.高速铁路对成绵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2.
[3] 骆玲. 高速铁路对沿线城镇发展的影响[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5）： 109-113.
[关键词] 污染产业 投资 谈判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产业的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当该产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时,是形成期的表现。当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系统中的比重迅速增加,在促使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作用日益扩大时,产业进入了成长期。该产业经过一段快速发展之后,其产出量趋于平稳,增速放缓,市场容量相对稳定,同时该产业在产业结构变动中所起的作用也基本得到了发挥。此时,表明该产业己由成长期进入到成熟期。衰退期则表现为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下降,产业转移和技术创新成为主旋律。产业转移通常是技术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将在本国处于衰退期或达不到本国环境标准的产业转移到技术水平相对低或环境标准相对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产业转移对创新国和东道国都是有利的:一方面,创新国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和资源最优配置;另一方面东道国吸收了资金和引进技术,提高就业率,带来贸易创造效果,加速经济增长。但是,转移的产业一般是在创新国已处于衰退期,污染标准达不到本国标准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将会给东道国带来污染治理成本。因此,东道国是否接受污染产业转移,怎样接收,将是发展中国家值得关注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水平落后,要发展经济,可以通过接收在发达国家落后,但存在比发展中国家高的技术的产业来发展本国经济,且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吸收外资,引进技术。本文就中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通过分析跨国公司的投资倾向变动,来相应的引进合适的外资更好的发展本国经济。
二、博弈分析
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将产业转移到中国:独资、技术转让、合资,其差别在于跨国公司的占股程度,即独资形式的占股比例是 100%,技术转让的形式的占股比例是0,而合资的占股比例处于前两种之间。因此我们只要确定跨国公司的技术转让费和占股比例就能知道跨国公司的投资倾向。
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设α为跨国公司所占的股份(0≤α≤1),则中国参与合作的公司所占股份为(1-α);β表示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诀窍转让的单位技术转让费,如果合作企业不创新或跨国公司也不带来新的技术,则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但是如果跨国公司不断带来新的技术,则β的值就会不变或增加;设定技术诀窍转移系数为σ,则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所获得的利益为(σ β);ψ表示污染治理成本,这依据跨国公司所带来的产业的污染程度来决定;θ表示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成本;而ω为企业的总利润。
假设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市场进入方式不设限制,而且永远获得专利保护,从而获得对所转让的技术诀窍的控制权,则跨国公司的利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投资企业占股所获得的利润,设为 ;另一部分是跨国公司获得的技术转让费,为,所以,跨国公司所获得利润的净现值为;那么中国合作伙伴的利润函数为:,其中为合作企业的净收入,。
作为理性个体的经济行为,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因而收益分配实则为各理性主体利益争夺的博弈过程,其间需要各成员相互协商或谈判来解决。而且企业对合作收益的预期不同,导致各利益主体产生效用差异,而满意度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合作成功与否。基于效用最大的Nash谈判模型分析了理性人的博弈过程,设为伙伴i 的效用函数,谈判起点,表示各利益主体愿意接受的分配下限值( 即企业运用同样资源单干时所获取的收益)。谈判模型的惟一理性解是下列规划问题的最优解:
这里是谈判者i谈判达成所获得的效用,是可能实现的效用集合, 是谈判破裂时谈判双方的效用,Nash称点为威胁点(threat point) 。
进一步 ,通过线性变换把威胁点作为原点,那么问题就简化为:
,其中,
这种做法意味着,我们只要关注谈判结果的净收益就可以得到Nash谈判解. Nash谈判模型使各利益主体达到最大的满意度,但是,只考虑了影响收益分配的单一因素,未能注意到合作伙伴关系的复杂性和具体差异。实际上,不同规模、实力的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是不同的,完全按照当时的投入资源进行收益分配,会逆向刺激跨国公司尽量规避风险,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合作中各种创新活动受阻,合作效益逐渐低下。具有生命周期的产业转移,随着时间的推进,产业的投入要素是变化的。本文引入Jan Svejnar的推广定理,即在谈判定理的基础上引入谈判力概念,,且,,由谈判双方的专有性资产决定,即。比如跨国公司拥有技术,专利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合作企业具备政策优势,熟悉中国环境和游戏规则,中国企业拥有的“关系”、“政策”成了跨国公司在华经营不可或缺的资源(李维安,2003)。参与者行为在的约束条件下,选择以最大化。对该规划问题构造Langrange函数:
取极值一阶条件为,从而有。通过构建新的Langrange函数并求一阶导数,我们可以得到
(1)
将和式分别代入(1)式,我们可以得到本文的基本模型:
(2)
令,则模型(2)变形得到α的函数:。 (3)
将(3)式对求偏导,得:
当时,即跨国公司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投入资产的专有性越强,则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越倾向于拥有更多的股权。
将(2)式对求偏导,得:
即跨国公司对中国合资伙伴收取的技术转让费越多,则其占股比例越少。
考虑中国政府的因素。中国在引进外资的时候,通常希望在弥补本国资本缺口的同时,获得其他引资方式无法得到的外部效应,包括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效应、竞争效应以及改善产业结构效应等。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仅仅考虑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成本。但是,对中国而言,引资同样需要成本,而且相对于引资效果,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成本有时“过于高昂”,甚至“超过了外资带来的收益”,从而导致本国福利的损失,这主要体现在一些污染产业中。因此在产业转移中,政府的优惠政策或限制措施势必影响跨国公司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收益,促使其做出新的调整。如上式,如果跨国公司利益中,政府征收外商高额的税收,则产业转移成本高于其收益,跨国公司将会选择技术转让或到别的国家投资;如果政府采用优惠政策,则跨国公司选择独资形式其收益最大。
三、小结
吸收外商投资是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连续1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5万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700亿美元,对华投资的企业来自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世界500强企业有480多家在华投资,设立地区总部近40家。 一些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的环境保护水平和意识高于国内企业,特别是通过利用FDI对一些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老企业的改造,降低了原材料的消耗,减少了污染排放。但很大一部分外资企业对我国环境保护带来负面影响,许多跨国公司将在母国己经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生产的高污染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从而转嫁环境污染。我国近年吸收的FDI中,从事高污染的生产企业(如化工、造纸、石油煤炭、冶金等)占吸引外资企业总数的20%,成了一个巨大的污染源。因此,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多,其对东道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文中分析可看到,外商对污染产业的投资倾向主要由跨国公司、本国企业及政府的谈判力决定。跨国企业与本国企业的专有性优势强弱决定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而政府的政策措施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
因此,在中国需要引进技术,增加就业的大环境下,在承接国外污染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条件的改变,制定灵活的引进措施。当外商投资的产业确实含有较高的技术,能给本国国民经济带来福利的产业,我们可以通过合资或技术转让的方式,引进资金和技术,同时减少环境治理成本,切实提高外资的有效性;如果跨国公司的产业污染成本太高,可以限制其污染产业的投资。
参考文献:
[1]周 鹏 张宏志:利益相关者间的谈判与企业治理结构.经济研究,2002(6)
[2]戴育琴:污染产业跨国转移分析及对策.湖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3]卢 鸿: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投资方式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4
关键字：B-S模型 Merton模型 环境责任保险
作者简介：游桂云（1971― ），女，汉族，中国海洋大学金融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在读博士。
鞠铮 (1982.9― )，男，汉族，中国海洋大学劳动经济学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07CJGJ07）“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经营模式与经营技术研究”的部分研究内容。
一、B-S模型介绍及其在保险中的应用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Fischer．Black与斯坦福教授Myron．Scholes在期权定价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创立了B-S期权定价模型。这一模型在金融理论和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尤其是期权市场的发展；为类似于期权的衍生金融工具或含有期权特性的金融资产定价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将B-S模型应用于保险还要归功于Merton，其创造性地将银行的存款保险看作是银行资产价值的一项看跌期权，从而可以利用B-S期权定价模型。Merton的研究增强了B-S模型的适用性，因此B-S模型又被称作B-S-M模型。这一模型在金融理论和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为类似于期权的衍生金融工具或含有期权特性的金融资产，包括保险产品的定价提供了新的思路。
目前应用B-S模型比较广泛和成熟的是银行存款保险。Merton指出，由于保险人担保了银行的债务，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保险人对银行资产出售了一份看跌期权。对于银行来说，加入存款保险制度就相当于持有一个看跌期权，该期权的潜含资产为银行的资产组合，执行价格为该银行的存款额。该期权价值的上升取决于下述因素:无风险的利率；金融机构承受风险的数量；价内期权的幅度即金融机构持有较少的资本；期权到期的时间。在到期日，如果银行资产V大于承诺支付的债券价值B，此时权益的价值就是V-B。然而，如果在到期日银行的资产价格小于承诺的支付，银行会对债券持有人违约，此时，负债的价值会是V，权益的价值会是O。因此在到期日，债券的价格是Min[V，B]；权益的价值是Max[0，V-B]。如果考虑到保险的影响，对于债券持有人将不会有任何不确定性。实际上，保险机构确保了银行资产在到期日至少等于B。与其他保险一样，保险机构会对银行收取保险费。银行的资产不论是否参加了保险，价值都是Max[0，V-B]；债权的价值始终是B；保险机构支付的金额是Max[0，B-V]。
Merton指出，由于保险人担保了银行的债务，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人对银行资产出售了一份看跌期权:承诺支付对应于执行价格，将公产的价值对应于股票的价格，则存款保险的定价公式为:
国外学者用此方法算出的美国银行保险费率在0.2%左右，同精算方法得出的费率相近，也符合实践需要。因此，将B-S期权用于保险费率计算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可行的。
二、数据处理与模型调整
1.数据来源与处理
与精算定价一样，在期权定价中，损失统计是基础性工作。选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假设在该行业推行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为强制保险，即该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均作为投保人。根据《2007年国家统计年鉴》我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为20715家。将承保金额设定为200万元，承保年限为1年。根据李生才、王亚军、黄平统计的2003-2007年的《安全与环境学报》，通过精算方法，得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每次事故预期损失额为77.95857664万，发生事故的概率为2.82694。
根据李生才、王亚军、黄平统计的2004-2007年的《安全与环境学报》，并结合原始事件相关报道，整理出2004-2007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损失金额及次数。
将免赔额定为10万元，去掉10万元以下的事件；且由于200万为保险金额，将200万以上的损失金额视为200万元处理。因此，将数据整理排序得：
由于李生才、王亚军、黄平统计的2004-2007年的《安全与环境学报》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次数偏少，每年统计的次数相当于同期《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统计数据的1/4。经考虑可能是信息不对称、统计标准不一等原因造成，因此我们将发生事故的次数调至2004-2007年的《国内环境事件数据》统计次数的4倍，即以《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统计数量为准。
由此，计算出2004-2007年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损失金额为别为7718.4、3946万元、4532万元、4073.6万元，并以此与《中国环境统计公报》中的数据作对比，发现基本吻合，符合实际情况。
2、模型调整
保险对应B-S模型类型的为欧式看跌期权，因此公式为：
N(d1)，N(d2)分别是d1，d2的正态分布的函数值。p为保费,X为承保金额，r为年无风险利率，t为以年为单位的期权到期期限，S0为保单对应资产的当前价值，σ为保单对应资产年复利收益率的标准差。
由于本文目的在于求我国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环境责任保险费率，因此将（12.5）式两边同除以X，原式变为：
由（12.7）式可知，利用B-S期权定价模型推导出来的看跌期权定价公式来确定费率，其高低一般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
（1）标的物的当前市场价格
对于看跌期权而言，市场价格上涨，期权价格下跌。通常可采用对标的物未来期望价值的折现来测算标的物的当前价格。由于环境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没有明确的标的物，因此当前市场价格可以等同为承保金额。
（2）承保金额
承保金额在期权合约中是固定不变的。对于看跌期权而言，赔偿金额越高，买方盈利的可能性越高，期权的价格也就越高。
（3）承保时间
据到期日的时间长短反映了期权合约的时间价值；一般而言，距到期日的时间越长，期权的时间价值越大。
（4）无风险利率
一般指国债的发行利率或银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它是购买期权的机会成本。在看跌期权中，无风险利率越高，机会成本越小，要求期权的收益率也就越低，期权价格也相应减少。笔者认为采用银行的1年期整存整取的年利率来作为无风险利率，比较适合我国当前国情和市场条件，这也符合无风险最低回报的机会成本概念。而shibor代表了我国未来的无风险利率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采用这两种利率分别计算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
（5）保险标的物价格的波动率
投保标的物价格变动越大，期权买方获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反，对于卖方而言，卖方损失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相对于买方固定金额的损失，卖方的损失更大。所以，在标的物价格预期变动程度很大时，相应的期权价格会很高。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一般用投保资产未来年复合收益率的标准差来表示。
由期权定价模型可见, 其中核心变量为无风险利率和保险标的物价格的波动率，无风险利率的选择在第十一章已经做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那么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该如何确定呢？通常通过投保标的物历史价格的波动情况进行估算。基本计算方法为：先取该投保标的物过往按时间顺序排好的t+1个历史价格，价格之间的时间间隔应保持一致，如一天、一周、一月等；利用这一组数据计算i个连续复合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计算公式为：
μi为第i个时期的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P(St)为第t个时期标的物的历史价格。
上述公式表示对时间间隔内的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取自然对数，得到连续复合的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
在B-S公式的计算中，我们需要的是年收益波动率，因此，需要将上述波动率转化为年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转化的方法是：利用下述等式进行计算：
σy为年波动率，σx为某期限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的平方，n为1年中包含的期数。
三、以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无风险利率确定环境责任保险费率
首先用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来进行计算。根据最新的1年期存款利率， r0=3.87%。无风险利率必须是连续复利形式。一个简单的或不连续的无风险利率(设为r0)一般是一年复利一次,而r要求利率连续复利。r0必
μi为第i个时期的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σ为保单对应资产年复合投保标的物价格波动率的标准差
四、以shibor为无风险利率确定环境责任保险费率
12.7实证结果分析
目前，保险费率的精算定价依旧是我国保险业定价的主流方法。当然，在国际上，对于精算定价的否定和质疑之声在近年来越来越高。
保险费率的期权定价方法将保险合同视作是一个欧式看跌期权，并用期权定价模型来计量保险费率。它考虑了传统计量方法中所忽略的价值，是传统费率厘定方法的一种延伸，但它在计算过程中需要预测保险标的资产的未来价值，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保险费率的期权定价方法并不是对传统费率厘定方法的否定，二者互为补充、对照。总而言之，保险费率的期权定价方法的最大价值在于为保险费率的定价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
论文运用精算定价和期权定价两种方法定价结果比较接近，大约8‰费率与其它责任保险的费率相比较，属于合理范围。但考虑到原始数据的不足和不够精确，以及缺乏经验，所确定的费率水平仅供参考；相比较，论文对于分行业的环境责任保险费率的厘定思路和方法所进行的学术探讨，对于未来的环境责任保险费率更加准确的厘定，以及环境责任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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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深入，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从粗放到精细化的发展是必然趋势，近期舆论讨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从中长期来看是一种必然，一旦利率市场化，银行通过单纯的存贷利差与乘数效应来实现经目标会变得十分艰难。因此，提前思考商业银行经营的出路显得十分必要。考虑到商业银行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从宏观来看，这些数据直接或者反映了国家甚至是世界的经济状况，根据历史的数据来指导银行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从微观来看，商业银行掌握了各类经济实体的储蓄及信贷数据，对于商业银行的产品设计、客户服务具有重大意义。基于这个前提，本文试图用营销学的前沿理论的数据库营销来讨论商业银行的发展转型，并重点分析数据挖掘技术对于商业银行进行数据库营销的意义与价值。
一、商业银行的数据库营销
从营销的视角出发，数据库营销是市场主体通过其积累的历史信息，包括客户人口统计资料、消费数据、行为模式等，通过统计分析与趋势外推等方式来预测顾客未来的消费行为，包括可能消费的品类、产品、服务等。同时，市场主体可以据此通过聚类分析等统计学的方法对客户进行聚类分析，通过STP的模式来划分细分市场，根据企业的定位于特点来为某细分市场提供相应的市场供应物，以达到企业经营的目的。同时，利用数据库，企业可以进行客户关系管理。
从历史沿革上来看，数据库营销是有客户关系管理发展而来，其实质为以概率论与统计学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与数据库技术为支撑与实现手段。
其运用的基本原理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通过其记录的大量的消费数据信息，通过适当的算法、程序来对消费者的未来行为进行预测，并利用分析的结果来进行企业产品定位、设计针对性的营销方案，以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数据库营销同时为企业对其经营的战略与策略提供了一个检核工具，使得企业能够不断检核企业的经营行为，并实现企业的长期价值最大化。
数据库营销是企业经营与运营的重要工具，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具体的商业银行应用中，数据库营销可以理解为商业银行通过其积累和搜集的大量储蓄、信贷、理财、资信水平等信息，通过一定的分析方法预测包括居民个体、企事业等银行客户的行为，并对根据分析结果对客户进行分类，选择最适合的的客户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开发针对性的产品，提供特色的产品或者服务，并进行针对性的营销，实现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即在较低风险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
二、商业银行数据库营销的重要工具―数据挖掘技术
商业银行要有效的发挥数据库营销的威力，需要相应的技术手段来从商业银行庞大的数据库中“挖掘”有效信息用于指导银行的决策与实践。其中，数据挖掘技术是最重要的实现数据库营销的工具之一。
所谓数据挖掘是指通过设计一定的算法或者程序来从历史数据中来提取隐含的信息，此种隐含的信息能够指导实践与深入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此种信息有几个特征：（一）隐含性。在其原始的呈现方式中，此种信息淹没在大量的无用数据之中，必须通过一定的算法或者程序使之显现出来；（二）价值性。数据挖掘出来的数据对于认识及实践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导性，从而体现出其价值型；（三）科学性。数据挖掘是基于一定的数学与概率统计基础等基础科学之上，方法的科学保证了结论的科学。
数据挖掘区别于传统简单的统计回归，其更注重其商业应用。其能够对大量的隶属数据进行提取、转化、分析与建模等处理，并发掘其中的关键性的规律。
数据挖掘的基础是历史数据，记录历史数据的数据库、档案等为数据挖掘提供了“原料”，通过对“原料”的“精炼”，提取出对决策有帮助的信息。
在具体的应用中，数据挖掘主要应用于消费者行为预测、趋势分析、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等方面。
数据挖掘技术从应用来看，其主要包括分类、聚类分析、关联分析、以及概念描述、偏差检验和预测等。
（一）分类
通过对分析客体的特点，通过建立一定的标准来对总体进行细分，从而化大为小。比如银行可以通过对储户的行业特征进行分析，从而知道客户等级的划分或者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二）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基于大量的数据进行统计特征的分析，将不同的数据记录所体现的客体进行特征的计算，将大量的对象根据某些标准分成若干类别。对象分类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而在类别之内的对象则具有较小的差异。比如银行根据其大量客户的信贷记录对企业的成长性进行评价，区分相应的类别，便于确定银行的信贷投放计划或者投放比例。
（三）关联分析
关联分析即相关性分析，其基本原理为一个事件的发生与另外一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存在一定的联动性，此种联动性可能包括简单相关、因果相关、甚至是虚假相关等。如银行可以根据相关性的原理来开发某些信贷质量监测指标，当某个指标超过灵节点的时候，可以界定为信贷投放需要重点监管等。
（四）概念描述
对特定的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并提炼出其共同点。并揭示出一种概念区别于另外一种概念的主要特征等。如商业银行在私人银行中对高风险承受能力与低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进行准确的界定，以开发针对性的产品和提供差别化的服务。
（五）偏差检验
在历史数据中可能有一些数据与其它数据存在重大的差异，即“孤点”，在数据处理的时候，这些数据被排除，因为其不能反映总体的状况，并可能给均值等指标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孤点”也有其实践用途，如在贷款质量监测中，发现某些企业的现金流量急剧减少或者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过高，此种情况绩效出现，因为就需要分析，此项贷款是否存在难以按期偿付的风险，从而预防坏账的产生。
（六）预测
预测为根据历史数据提炼出相应的规律，在规律的假设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适当的推测。比如，银行可根据客户的定期存款情况或者基金定投的规律来推测客户的未来收益，从而为其信用授信提供计算依据。
三、商业银行利用数据挖掘进行数据库营销近期应推行的策略
（一）转变思路，提高认识
数据库营销是营销学的概念，而在传统的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指导银行发展的主要经济学、金融学、财务学等学科，引入营销学，特别是营销学的前沿工具与思路对于传统的商业经营从业者来讲，需要思维的突破与视野的打开。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已经要求所有的机构必须紧跟最前沿的各类思想与知识，吸纳数据库营销的理论、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是典型的跨界应用。
（二）预判环境变化，以市场为导向
商业银行经营的成功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当信贷扩张的时候，商业银行的效益较好，而在信贷紧缩的时候，商业银行的经营相对比较有压力。但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而言的商业银行，其必须通过预判环境，提前进行业务布局的调整，是实现比较优势的关键点。利用其庞大的数据库与客户资源，接触数据库营销与数据挖掘，其完全可以实现业务格局的调整。
（三）加强科研与人才培养
数据库营销与数据挖掘属于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的工作，要利用这两种工具，需要商业银行加强人才的培养与科研的重视力度，商业银行可以采用校企合作、建立科研机构等方式来实现人才的培养。
商业银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经营的成功有赖于很多方面，但借用营销学中的数据库营销与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为商业银行的经营成功提供一定程度的助力，从而使商业银行能够减少经营的风险，实现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侯文，基于数据挖掘的银行信用卡客户细分研究.硕士毕业论文，2008.
【关键词】谈判势力；相对价格粘性；收入分配差距
一、引言
在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下，欠发达国家的产业低端化、相对贫困化使得欠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面临着两难选择。在这个问题上，阿明、伊曼纽尔和马克思等人，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不平等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到除了物的因素（如技术依附、生产效率不平等）对贸易价格有影响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但究竟应该怎么样对待全球化问题，反全球化的呼声在“交换是在自愿和互惠的前提下进行的市场万能”的信条反击下，在理论上找不到强有力的正面依据。对中国而言，从1978年到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和体制的转型，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和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中“马太效应”显著地发挥着作用，收入和发展差距也是越来越大，农村与城市的贫困问题也日益严峻，这些都需要经济学在理论上做出解释。
不管是国际间还是转型中国家内部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问题，都需要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自愿和互惠的市场交换为什么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和相对贫困？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李嘉图价值学说中的两大矛盾——价值规律与利润之间存在的矛盾、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的之间存在的矛盾[2]所蕴涵的问题。马克思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以及剩余价值的角度对这两大矛盾给出了他的解释[3]。本文力求另辟蹊径，从当代主流经济学公认的理性人假定的角度来对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的相对贫困和利润的存在做出解释。
二、谈判势力-相对价格粘性假说
1、问题的提出与非充分性实证
我国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虽然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和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1[4]。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95年的2.47倍扩大到了2011年的3.3倍①。
由图1可以看出，从1979年到2004年，除了在1979-1983年和1989年的六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外；在另外的二十年时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都比GDP增长率低，甚至在1999年的GDP增长3.8%的情况下负增长了1.6%。这都说明农民在国内财富的分配中所占的比例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越来越小。
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实质上是一个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当然，表现为货币的财富或者收入从表面上讲，总是由商品或劳务的数量及其价格共同决定的，但在“物以稀为贵”的市场中，物品或劳务的数量往往不是收入的最终决定因素，相对意义上的价格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钻石和水的价值悖论、“多收三五斗”的悲剧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某个产业、某个利益集团的相对收入水平时，更是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两组资料得到部分说明。
（1）中国转型期主要粮食价格和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变化比较的抽样调查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相对于GDP增长）的缓慢增长也总是伴随着其主要商品供给——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相对于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的缓慢增长，从在贵州、河南和辽宁对主要粮食价格与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的抽样调查中可窥见其端倪（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不管是南方的贵州省赤水市，还是北方的辽宁省阜新县紫都台乡北昌村和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上官镇郝三寨，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从1978年到2005年的上涨幅度（贵州赤水市稻米涨价3.29倍，河南安阳市玉米涨价0.58倍，辽宁阜新县玉米涨价1.50-3.50倍）都远远小于事业（行政②）单位的最低工资上涨幅度——在贵州赤水上涨18.40倍、在辽宁省阜新县紫都台乡北昌村上涨11.00倍、在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上官镇郝三寨上涨11.50倍）。
当然，如果加上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部分或全部）员工事实上获得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比表1中的数据高很多；而且，如果考虑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员工工作一年后的转正工资，其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幅度也将高于表1的数据。
（2）1979-1983年和1989年的粮食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比较
而在1979-1983年和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超过了GDP的增长率也正好伴随着粮食价格指数的大幅度上涨（详见表2）。1980-198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不仅源于当年粮食价格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1979年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提高（比上年上涨30.5%）以及同期的非农产品价格的较小涨幅，1979年粮食价格指数比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高27.9%，1980-1983年粮食价格指数也都比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高（1.8%-8.9%）；而198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6.4%）比GDP增长率（4.1%）高2.3个百分点?，也与该年的粮食价格指数净增值2.4%正好“巧合”。
2、经济学逻辑检验
（1）谈判势力差距：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水平低于GDP增长率的解释
事实上，对于粮食这种生活最基本的消费品而言，缺一天两天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缺了半年，可能均衡价格就要重新调整了。比如，在上述假想的有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中，生产枪的丙只得到了自己对蔬菜的需求200公斤的一半的数量——100公斤，要是社会供给不足的不是消费级别介于粮食和枪之间的蔬菜，而是生活最基本的消费品——粮食，只得到需求量的一半意味着自己在下一年的粮食生产出来之前已经饿死了，对于一个理性人而言，没有什么成本比失去生命的成本更大了，所以，丙是不会等死的，而是要想尽千方百计去获得自己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基本口粮的，比如，去抢劫、去偷盗。
现实中，生产“枪”的丙就是这样的，凭借手中枪的特殊效用——即社会性谈判势力，去抢劫甲和乙手中的粮食。当这个假想社会的法律、制度或规则是由丙主导下制定的话，他所干的“抢劫”也就是合法（规）的了，而不再被称为“抢劫”了。比如，丙可以要甲和乙“交租”?，如果甲和乙不给，就给予处罚（用枪威胁其生命，不对其投资、不进口其产品，等等），而甲和乙在权衡接受处罚和适当的挨饿（比如，由一天三餐改为一天两餐或者一餐）的负效用的大小后，觉得适当的挨饿（自己可以接受的最低条件）还是要比接受处罚（比如，丢掉命）要好，不得已而接受丙的“交租”要求，这样，最终的财富分配在社会性谈判势力的作用下就偏离了原来的分配格局——需求弹性低的产品供给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并不能占有有利地位。
这种在社会性谈判势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均衡价格，也可以借用威廉·配第的说法——政治价格[8]——来表示，以区分没有受到任何谈判势力影响的最公平的、理想的需求价格和受到自然谈判势力影响的自然市场价格。
对于转型期间的中国农民而言，具体的“租”表现在实行粮食垄断经营、粮食储备制度、国家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础和强大的公共权力基础上的增长行政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的自主性。垄断制度、国家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力和强大的公共权力对农民在财富分配中的不利地位的作用不必赘言，在此只讨论粮食储备制度。
当农民当年生产的粮食由过去的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时，按照上述作者提出的就高定价原则，粮食应该获得一个有利于农民的财富分配地位的均衡价格的，但由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出售又改变了市场的供求格局，农民还是得不到那个理想的、可观的“高价格”。这个“高价格”与国家储备粮食进入市场后的粮食价格之差带来的财富转移就是上述的“租”的一种形式。这些“租”就转移给了用较低价格买到粮食的消费者——非农民，而其中拥有更多购买力——货币——的群体，如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员工，就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财富分配。
当然，在粮食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如上文所述，由物的因素引起的自然性谈判势力也导致了粮食实行就低定价原则，农民也不能获得那个最公平的均衡价格的，农民仍然处于不利的社会财富分配地位。
在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的谈判势力?作用下，作为生产人类最基本的消费品（粮食）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其收入水平增长幅度滞后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的收入水平增长幅度（在不考虑再分配的情况下）、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就成为必然，城乡收入分配存在差距就成为必然。
（2）相对价格粘性：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增长持续滞缓的解释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持续这么久（1984年-2005年、1989年除外），而且表现出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即西蒙·库兹列茨的“倒U”收入分配曲线的上升段[9]所表示的趋势，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在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相对价格粘性——即表1和表2所示的主要粮食价格长期低于事业单位员工工资率和粮食价格指数持续高于非粮食商品价格指数的现象，而这种相对价格粘性又是由谈判势力差距导致的。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由禀赋等物的因素引起的最初的谈判势力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本身会反过来增强富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的谈判势力、而弱化穷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谈判势力，从而使得他们的谈判势力差距被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使得不同利益集团的谈判势力格局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出难以逆转的特征，并导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交换价格的相对粘性，进而强化和扩大收入分配差距。
而收入水平差距之所以影响谈判势力，原因在于：在自然性谈判势力方面，它直接影响了交换双方在交换时的机会成本和他们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富人的机会成本高于穷人使得穷人愿意接受比富人更低的价格[10]，而富人的供给和需求对价格的弹性往往都要比穷人高，也使得穷人在交换谈判时处于弱势；社会性谈判势力方面，富人可以凭借手中的财富通过俘虏政府官员等途径获得更强的社会性谈判势力，而穷人却会因为变穷了而失去也有的社会性谈判势力。
这种粘性只有在显著性的政治变革强制性地改变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格局才会被打破，如1978年以来的中国大陆的改革、二战之后中国台湾地区的等。
三、结论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得出一下基本结论：（1）产品效用存在消费级别不同的性质与人类消费天然具有的层次性以及禀赋的差异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必要条件：（2）在没有谈判势力影响下，产品的消费级别越低，其需求弹性越小，最终形成的需求价格对需求者越不利、而对供给者越有利；（3）谈判势力的存在，扭曲了最公平的需求价格，而代之以自然市场价格和政治价格、以及相对价格粘性；（4）谈判势力来源于自然性和社会性两方面；（5）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差距和社会财富总额正相关；（6）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直到出现显著性的政治改革强制性地改变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格局；（7）对于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国家或者地区来说，要想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必须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势力差距。
虽然本文从谈判势力和相对价格粘性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和变化趋势，但对于如何才能有效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以实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尤其是对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探讨：（1）影响谈判势力的原因还有哪些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用的？（2）为什么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的财富分配比例随谈判势力差距是加速增大？（3）如何才能有效调整或缩小谈判势力差距？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
②我国1978年-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实际上是相互参照执行的；目前公务员的最低级别科员的实习工资标准要略高于事业单位的技术员的实习工资标准，故选择事业单位的实习工资作为行政事业单位最低工资标准为比较指标。
③普通大米价格；折算成稻谷，价格约为0.4元/公斤。
④农业技术员实习期月工资（货币收入），构成：29.5元基本工资和4.0元粮差补贴。
⑤二级籼型大米价格；在该期间，二级籼型大米价格2004年最高涨到3.0元/公斤。
⑥农业技术员实习期工资（已经扣除公积金、个人所得税、医疗保险），低于教师实习期工资为825元/人.月。1200元/人.月是从1980年到2005年底一直是技术员的最低工资；1980年内招的农业技术员实习工资为26元/人.月。
⑦民办教师工作第一年工资。
⑧在1980年到2005年期间，玉米价格最高在2000年涨到1.16元/公斤。
⑨公办教师实习工资和公办退休教师最低工资。
⑩该价格是2005年底的市场价格，最近几年春季粮食价格一般会上涨到1.80元/公斤。
?公办教师实习工资和公办教师退休最低工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这种“租”，不是经济学本意上的租（其供给不随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的要素获得的收入），而是特指谈判势力导致的财富分配中的偏离自然市场价格的部分。
?确切地讲是与非农利益集团相比的弱谈判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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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意愿 ；强关系 ；弱关系 ；创业态度 ；创业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3-0064-05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持续扩招，使得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递增，2010年应届毕业生规模是本世纪初的6倍，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60万，2012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80万，在“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700万。面对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沉重的就业压力，自主创业成为社会和学校鼓励大学生择业的另一种方式。美国经济学家德鲁克研究认为，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与创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创业意愿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未来选择创业的人数，并最终影响创业的成功率，创业意愿是直接影响创业行为的先决因素，也是创业行为预测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因此，分析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从中找出关键因素，以便针对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意愿水平最终促进大学生的自主创业。
二、模型的构建与假设的提出
笔者通过对大量的文献查阅发现，针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对个性特征、个人背景、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很少有人考虑社会网络对创业意愿的影响。在创业过程分析中，已经证实社会网络对创业机会、人力资源（创业团队）、物质资源等的获取及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关系”文化背景下，企业家的社会资本（网络）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尤为关键（石军伟 2007）。作为创业行为的前因变量创业意愿的形成必然也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网络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是通过何种方式来作用，是直接影响还是依靠中间变量间接影响，本文对此提出了理论模型假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社会网络关系强度这一视角将创业态度和创业自我效能感这两个前因变量转变为中介变量，构建由社会网络、创业态度、创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创业意愿组成的新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一）变量设定以及假设的提出
1. 社会网络。Aldrich（1986）将社会网络定义为由提供诸多信息等各种资源的联系所组成的，是主体获取资源、社会支持以便识别与利用机会的结构。任迎伟（2008）[1]总结了社会网络的特征主要有：社会网络代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各种联系；社会网络集合了各种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具有结构特性。身处网络中的个体无需认识网络中的每个人，他们彼此的联系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通过这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根据嵌入理论，任何个体的行为都会动态的嵌入在社会某个特定的网络结构之中（Cranovetter 1973），即个人的各种经济活动都要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和背景的影响。社会网络分为整体网络和自我为中心网络，本文主要研究以大学生个体为中心所联结的所有人构成的自我为中心网络。
Cranovetter将社会网络的研究视角分为结构主义视角和关系角。Cranovetter认为结构主义视角关注行动者的位置取向，强调从两个以上的行动者之间的模块化关系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来理解行动者的行为，并对网络的相关作用进行探讨，这是一个静态的视角。关系主义视角主要关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关系，研究者通过社会联结本身来说明特定的行为过程。本文结合大学生社会网络的特殊性，我们主要从关系主义视角下的关系强度来进行分析。
根据关系之间强度的划分依据：互动频率、情感强度、熟识信任程度以及互惠交换程度，可以将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大学生的强关系主要包括自己的父母，家人，关系亲密的朋友。根据林南对弱关系的分类，认为大学生的弱关系包括相识的人，熟人或者是有间接关系的人（朋友的朋友，父母的朋友等）。
研究表明，在强关系中，有人对个体创业支持度越高（这种支持主要表现在情感的支持，如对选择自主创业进行鼓励；实践的帮助，如给与其创业资金支持、帮助其分析创业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进行创业项目选择以及传授其创业经验等），那么个体的创业态度就会越积极，越有信心即创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创业意愿就会越强烈。但Cranovetter认为弱关系主要是在两个不同群体之间建立信息桥，所获得的信息异质性高、重复性更小，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阶级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弱关系也会对创业意愿产生影响。如，大学生从偶然参加的讲座获得其感兴趣的创业项目，通过朋友介绍获得创业资金支持等。
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中的榜样的作用会影响个体创业行为。根据VictorH. Vroom的期望效价理论，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强弱可以影响他的创业期望值，产生不同的激励程度，从而能够对创业态度、创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创业意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国外有学者研究发现，个体的创业意向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体社会网络中取得创业成功的成员的影响。例如，国内的许多研究已经证实父母自己成功经营企业的，其子女更倾向于自主创业。榜样的力量可以和情感支持与实践支持一起作为大学生社会网络中强弱关系作用的具体体现方面，以此来分析其对大学生创业意愿形成过程的影响。
据以上分析，本文推出以下假设：
H1a：大学生社会网络中强关系作用与创业态度正相关。
H1b：大学生社会网络中强关系作用与创业自我效能感正相关。
H1c：大学生社会网络中强关系作用与创业意愿正相关。
H2a：大学生社会网络中弱关系作用与创业态度正相关。
H2b：大学生社会网络中弱关系作用与创业自我效能感正相关。
H2c：大学生社会网络中弱关系作用与创业意愿正相关。
2. 创业态度。本研究所涉及的创业态度是指人们对创业的看法和喜好程度。多位心理学专家研究表明，个体参与某事件的动机很大程度上会由个体对该事件的态度所影响。关于创业态度和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已有外国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进行了证实，创业态度可分为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包括想法的检测、独立、挑战、成就、财富、社会认可等。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出以下假设：
H3：大学生创业态度与创业意愿呈正相关关系。
3. 创业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班杜拉认为所谓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其组织和实施达成特定目标所需行动过程的能力的信念。研究表明自我效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同社会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效能高的个体不仅在机会的认知上比常人高，且对自我雇佣意愿的产生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外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机会的认知、风险的承担以及职业的选择均会受到自我效能的影响。与此同时，有研究也证实了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的产生存在显著的影响，并将创业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个体对自己能否创业成功的主观判断或感知，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创业的自我认知。韩力争（2009）[2]研究表明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反映的是大学生对自己完成某种创业的相关任务或行为的能力的知觉或对达到创业行为为目标的信心或信念，他认为用创业自我效能感比用创业能力可以更好地预测一个学生创业的选择和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创业自我效能感不仅能测量个体是否有能力完成任务，还可以测量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完成任务的信心度[2]。这就说明，在具备创业能力的基础上，个体要对自己的创业能力有信心是十分关键的。根据Boyd和Vozikis（1994）的研究表明，个体短期内创业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创业自我效能感所起的中介作用。因此，可以得出，创业自我效能感会影响创业意向的产生，进而影响新企业产生的可能性[3]。国内学者莫寰（2008）[4]认为研究创业意愿的计划行为模型中的行为感知控制力和自我效能感很类似，他们都关心采取行动的能力直觉，其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创业行为感知控制力直接影响创业意愿。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出以下假设：
H4：创业自我效能感越高则创业意愿越强。
4. 创业意愿。意愿反映个体将有意识的计划或决定付诸行动的动机。Bird（1988）[5]最早提出创业意愿的概念，并基于意愿是一种心理状态，引导个人的注意力甚至是经验和行动，为了获得某件东西（某种方法），而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或是道路，将创业意愿定义为将创业者的注意力、精力和行为引向某个特定目标的一种心理状态，并且认为有灵感激发的创业想法必须通过创业意愿才能实现。Krueger等（2000）认为，创业是具有意向性的，创业意向是针对有计划的行为，是创业行为唯一、最好的预测变量。大学生创业意愿是指大学生将创业作为自己职业选择的主观态度。本文采用国内学者范巍和王重鸣（2006）[6]对创业意愿的定义即创业意向是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与否的一种主观态度，是人们具有类似于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人们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
关于创业意愿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公认的测量方法。但是大家普遍认为应该使用多项目测量表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信度和效度。Chen，Greene和Crick（1998）编制了5项目的测量量表，分别包括“对创办新企业多感兴趣”、“对创办新企业的考虑程度”、“创办新企业的准备程度”、“尽最大努力去创办新企业的可能性”和“多久后将创办新企业”。Zhao & Seibert（2005）该量表被证实是一个较好的效标，且被大量学者引用（如Hmieleski & Corbett，2006）。我国学者贺丹（2006）[7]从创业可能性和创业准备两个维度对学生的创业意愿进行了测量。学者范巍和王重鸣（2006）[15]编制了我国个体创业意向调查问卷，并得出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业希求性和创业可行性是个体创业意向的两大结构维度。本文采用Chen，Greene和Crick（1998）编制了5项目的测量量表。
（二）模型的构建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
基于本文的研究模型以及查阅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问卷中应该包括的变量以及各个变量应该包括的问题进行了设计。我们使用测试数据检验变量的测量题项，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提炼题项，删除交叉落在不同纬度的题项。最终形成的问卷共包含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创业态度、创业自我效能感以及创业意愿共5个变量29个问题。社会网络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从情感支持，实践帮助以及榜样的激励作用设置11个问题；创业态度参考成熟的量表从大学生对创业行为的看法和喜好程度以及内生态度和外生态度来设置，共包含6项问题；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参考韩力争（2009）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编制，由基本能力效能感量表、控制效能感量表两个分量表构成，设置了7个问题；创业意愿量表采用Chen，Greene和Crick（1998）编制了5项目的测量量表，共包含5个问题。问卷中所有变量均采用5分制Likert量表进行测量（1=完全同意，2=比较同意，3=无所谓，4=不太同意，5=完全不同意），由被调查者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打分。
（二）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于2012年11月在云南财经大学进行，调查对象为在校大学生，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调查地点主要集中于学校图书馆、学生寝室以及课堂上。选择图书馆发放问卷是因为答题环境适宜，且分布着不同专业的学生，有利于科学抽样。本次调查共发以及放问卷280份，回收260份，回收率为93%，剔除无效问卷24份，有效回收率为90%，样本情况分布如下（见表1）。在样本分布上可以看出女生数量大于男生，因为此次调研主要是在财经类大学进行，属于文科类院校，符合文科院校的特点。大二大三学生所占比重为64.4%，此次调研的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四、研究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验证潜在变量的结构效度，首先，利用SPSS16.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74且显著性水平α
（二）模型拟合
将初始结构方程模型输入到AMOS20.0统计分析软件中，通过拟合发现在初始模型下从弱关系到创业意愿的路径系数所对应的T检验并不显著。通过拟合还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到创业态度的路径系数对应的修正指数大于60%。因此，根据拟合指数的大小应该删除从弱关系到创业意愿的路径，增加从创业自我效能感到创业态度的路径，对模型进行拟合和修正，各项拟合指标除GFI值略低于标准值之外，其余指数均好于标准值，说明模型拟合良好（见表3），最终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
（三）结论
如图2所示，由模型拟合得出，H1a、H1b、H1c、H2a、H2b、H3、H4七条路径显著成立，假设H2c不成立。同原有模型假设相比，新增从创业自我效能感到创业态度的路径（K1）。假设1说明大学生社会网络强关系对创业态度、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意愿分别有显著影响。证实Ajzen（1988）提出的当个体对一项活动持积极态度并且身边重要的人也认为个体应该投入该活动时，个体将倾向于实施该项活动。已有研究证实从商的父母往往支持自己子女创业，若其子女也想参与其中，此时，创立新企业的意图会大大增加。假设2说明大学社会网络的弱关系主要通过创业态度、创业自我效能感两个中介变量作用于创业意愿。弱关系的作用并不像Granovetter研究中所认为的那样强大，主要是由于Granovetter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得出的，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社会网络还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家人、朋友、同学之间，所以强关系对大学生的创业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由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假设3创业态度对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最大（0.412），说明越是抱有积极的创业态度，创业意愿就会越强。假设4创业自我效能感对创业意愿也有直接影响，并且可以通过创业态度间接影响创业意愿。正如Schereretal所证实的那样，自我效能高的个体不仅会在对机会的认知上比常人高很多，而且自我效能感也对自我雇佣意愿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从大学生社会网络关系视角来分析其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社会网络的强关系不仅通过影响创业态度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来影响创业意愿，还直接作用于创业意愿。弱关系仅通过中介变量产生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和理论假设基本相符。个体的社会网络是一种重要的创业资源，能够为创业提供重要的情感和实践支持，同时社会网络中取得创业成功的成员对个体来说是一种榜样，这种榜样的力量会激发他们的创业欲望，影响创业意愿的产生。因此，要重视大学生的社会网络发挥的重要作用。父母家人作为大学生社会网络强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在情感上对子女的创业意向予以支持和鼓励，给予尽可能多的创业实践帮助。学校也应该对大学生创业教育予以重视，可以考虑开设更具有实践性质的创业教育课程，邀请成功的企业家来跟学生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这种社会网络的弱关系往往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提高他们的创业态度和自我效能感。作为大学生自己，更应该注重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接受更多的信息，积累自己的创业资源，提高自己的创业意愿[8]。
参考文献：
[1]任迎伟.社会网络关系视角下的创业行为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2]韩力争.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理论界定[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13-118.
[3]BOYD，N，and VOZIKIS，G S.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 –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 [J].Ent 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1994，18（1）：63-77.
[4]莫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创业意愿路径图——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科研管理，2009，（6）：128-135.
[5]BIRD B J.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the case forinten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8，13（3）：442-453.
[6]范巍，王重鸣.创业意愿维度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J].人类工效学，2006，12（1）：1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