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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集团的宁高宁先生在谈到团队建设时,提出一个问题:“华润的文化越来越成为向心力很强的文化,凝聚力强但流动性不强,企业要吐故纳新怎么办?”
向心力和凝聚力很强,表明企业文化已经形成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因为企业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主要体现为文化的内涵,强调系统、统一,具有一定的排他性。随着企业资本和管理的输出(表现为并购和扩张),相应地需要文化的跟进,这就要求企业文化具有流动性,可复制、可移植、可再造,文化的流动性更多体现为文化的外延空间到底有多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文化一致性的彰显,而流动性则是文化的拓展和繁殖能力。
成熟的企业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两方面的特性,并且达到二者的协调和融合。凝聚力和流动性的强与不强,其实都是相对的,关键看二者的适配程度,不同时间、地域的侧重,以及企业所处的不同的战略发展阶段。
2002年初,在探讨华润核心竞争力的问题时,宁高宁先生表现出一种清醒和深刻:“怎么找出核心竞争力?我们是个多元化的企业,多元化最容易产生这个问题,最容易产生大而不强,最容易产生越大越散,越大越容易出问题。”华润是个多元化企业,华润的目标是“做行业做行业领导者”,这就要求必须用文化的一致性,去引领产业的多样性。让华润所进入的每一个行业和企业,都有一种统一的、文化意义上的“视觉识别系统”。
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行业、企业是“岛屿”,而文化则是“水”,是流动的“水”,正是这流动的“水”,把这些分散的“岛屿”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协调的系统。
文化的自成系统和自我生长
任何一家高瞻远瞩的公司,他的文化都是“教派般的文化”,这是《基业长青》的两位作者研究后的发现。“教派般的文化”是不允许个人挑战、也是个人挑战不了的。这表明这种文化是自成系统的,是不会为个体所改变或者调整的。进入诺世全公司,对于他的文化,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要么离开;作为宝洁公司的一名员工,如果你被派往国外,公司会明确告诉你:“最重要的是必须符合公司的文化,其次才是符合所在国的文化。”
这种“教派般的文化”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并且是远远强于个体、种族和国家的。而恰恰是这种特性,才成就了一家公司。公司就像一个人,文化就是他的品格和个性。一个人必须保持品格和个性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才会赢得尊重,才会在社会上立足。公司也不例外。
但是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文化,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的僵化,自成系统的文化,往往都有自我生长、自我修复和完善的机制和功能。郭士纳废除IBM的不解雇员工的做法,不是对IBM文化的颠覆,反而是对IBM文化的完善;沃尔玛中国店不要求店员对顾客“三米微笑”,并不损害沃尔玛文化的内核。企业文化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处在自我调试的过程之中,如果文化沦为一种纯形式的刻板,恰恰是对文化生机和活力的扼杀。
企业文化的自成系统和自我生长,是产生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深厚土壤和基础。而只有具备以上特性的企业文化,才有复制、移植、再造的可能、空间和价值。
文化复制是制度与人的双重博弈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的文化复制并不直接从“文化”切入。文化复制最容易从口号宣导开始,也最容易仅仅停留于口号宣导。宁高宁先生指出:“企业文化有许多正式的推广方法,会议、标语、企业刊物、职工联谊活动等大多数企业都搞,也容易让人感受到,可困难在于并不是企业在形式上推广什么,什么就真成了企业的核心文化,形式上的企业文化往往成了骗人也骗己的东西。”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文化复制最有效的方式,是制度的建立。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把文化的内核植于制度之中,并使制度得到强力推行,为人们所接受,文化的复制和移植才能成功。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制度和人的双重博弈。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也是需要人遵守的,但是制定制度的人和遵守制度的人并不是完全重合的。而这正是博弈的关键所在,制度的制定者,必须制定出一个能够为大多数遵守这个制度的人所接受的制度,同时又要在制度中体现企业文化的一致性。这是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是必须要应对的。《基业长青》写道:“高瞻远瞩公司把他们的理念转化成有形的机制,同时发出持续一贯、加强理念的信号,他们对员工灌输理念,规定必须严密契合公司,并且利用一系列实用、具体的事项创造出一种身属特殊团体的意识。”只有在“有形的机制”之下,灌输理念、强化意识才会有效。
经由制度复制文化,既有制度的刚性,又有文化的弹性。“实现跨越的公司建立了一贯制度,但他们也给予员工制度框架下的自由和责任。他们聘用严于自律无需管理的人,公司只需管理系统,而不需管理这些人”(《从优秀到卓越》)。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原有制度的全部移植,看似截然相反的制度,有时却是一枚硬币互补的正反两面。比如海尔在国内批评员工,在美国则变为表扬员工,其实只是海尔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表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