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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近代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亨利·柏格森 边缘化 人文意义
亨利·柏格森（1859-1941），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哲学家，其代表作《创造进化论》曾以其“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思想及其卓越的表现技巧”获得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法国，柏格森已经进入了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大思想家组成的行列，成为当代西方思想研究领域最活跃的思潮之一。那么，柏格森哲学在当今国内学术界有着怎样的地位，它于昔日的红极一时又相距多远？
一.研究现状
从时间的角度看，柏格森在国内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之前、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以及新世纪的前十年。本文主要侧重于第四个阶段的研究分析。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潮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柏格森哲学重拾记忆，以新的形象返回中国。进入21世纪，国内柏格森研究迎来新的气象：不仅期刊文章数量大增，柏氏著作不断重版重译，相关论著也明显增加。
1.1期刊研究
与前一时期相比，新时期有关柏格森研究的论文从质量到数量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内容涉及柏格森思想的形而上学、美学、宗教与道德等方面。除了深入探讨绵延、直觉、生命等概念外，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试图重新认识和评价柏格森，其中《柏格森的科学哲学思想》与《柏格森：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探讨了柏格森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心与身的交汇—柏格森“二元论”及其实质》讨论了柏格森的二元论与传统二元论的区别；《悖谬乃哲学的姿态——对柏格森的重新解读》从哲学的悖谬精神解读柏格森。不少学者还展开了柏格森思想与中国哲学、美学与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试论禅宗与柏格森的直觉思维》、《庄子与柏格森的生命本真之思：道与绵延》、《直觉与诗意表达：品味柏格森与庄子之哲学语言》、《从与柏格森的角度论生存的本质》等论文展开的是柏格森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柏格森哲学对时间观的影响》、《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的影响》、《从柏格森看郭沫若生命诗学的理论渊源》、《中国现代美学建构中的柏格森资源》、《柏格森与中国现代哲学》等铺开的是柏格森在对现当代中国学术界的震动和回声。
1.2著作重译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柏格森的主要基本著作都有了中译本：1919年张东荪译《创化论》、1921年杨正宇译《形而上学导言》、1922年张东荪译《物质与记忆》、1923年胡国钰译《心力》、1927年潘梓年译《时间与自由意志》、1933年翻译《论滑稽的意义》等。由于各方面原因，这时期的译本大多都是从英译文转译而来。
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的前十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柏氏著作的翻译工作全面展开，以上著作都出现了新译本，其中《创造进化论》甚至有了五个不同译本，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与前期不同的是，新译本大部分从法文本直接翻译而来，译者也多是哲学和柏格森研究方面的专家，因此译本质量较以前有大幅度增加。此外，还出现了两部国外柏格森研究专著的翻译：拉·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和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中译本名为《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它们为进一步系统理解和研究柏格森提供了条件。
1.3专著研究
这一时期柏格森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以下几部论著的出版：尚新建《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2000）、吴先伍《现代性的追求与批判——柏格森与近代中国哲学》（2005）、王礼平《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2007）等。
《重新发现直觉主义——柏格森哲学新探》是国内较早集中探讨柏格森著作的重量级研究成果，对于此后的柏格森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论著一方面沿着柏氏思想自身的发展解读著作，同时又将其置身于西方哲学史的大背景中，既能展开柏格森与不同时期哲学家的比较，又能引入当时国外最新、最具权威的柏格森研究成果。
《现代性的追求与批判——柏格森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展开的是横向影响性比较研究。它首先从厘定现代性的概念入手，将柏格森定位于现代性内部的批评者，完成柏格森与西方近代思想史的衔接，为进一步理解柏格森思想打下基础；该研究着重论述了近代中国在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对柏格森思想的吸收和借鉴。针对新时期国内柏格森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该论著有着清晰的认识，并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一书文献丰富，紧跟国际前沿，提出不少新颖的学术观点，代表了新世纪柏格森研究的新气象。该研究最具创新之处在于它大胆打乱了柏格森著作的先后顺序，以绵延本体论为中心，重新组织柏格森思想中的诸多核心概念，突破了以时间和体系来规范柏格森主义的窠臼，体现了柏氏所倡导的开放与创造精神。
二.现状分析
近年来，法国哲学尽管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柏格森研究较之以前也有所加强，但总体而言，无论在西方哲学史、还是在外国文学及文艺学研究领域，柏格森仍基本处于边缘地带。
2.1边缘化现象
柏格森研究的边缘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柏格森在教科书中的缺失。除了在哲学史教材中的短暂提及，我们在时下最流行的美学史、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教程中鲜见柏格森的影子。
第二，柏格森著作中译本的缺憾。到目前为止，柏格森的四本主要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都有了中译本，其中《创造进化论》甚至有了五个译本。就译本而言，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们为国内的柏格森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无论是来自英译本还是法文原著，在细节方面它们都还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除了这四本主要著作外，柏格森还有大量重要的论文、演讲稿和课堂讲义。从《差异与绵延—柏格森哲学及其当代命运》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些资料对于理解柏格森思想的发展演变至关重要。而目前这些重要的柏格森遗作在国内尚没有中译本，成为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的屏障。
第三，柏格森研究成果的翻译工作尚未展开。如前所述，在国外尤其是法国，柏格森思想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由于对柏格森在哲学史上定位的不同，国内外的柏格森研究出现了一定反差，这一反差也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借鉴之上。相对于柏格森的著作而言，其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在国内更加滞后。现今为止，只出现了两本柏格森研究专著的翻译：拉·科拉柯夫斯基的《柏格森》和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中译本名为《康德与柏格森解读》），而其中第二本完全是仰仗了德勒兹的大名，原本是出于研究德勒兹而非柏格森的需要。
2.2原因分析
近年来，国外的柏格森哲学研究风起云涌，涉及其哲学史地位、本体论与方法论、与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科学、以及道德和宗教的关系研究等诸多领域。柏格森研究成为了当代西方思想领域最活跃的思潮之一。但在国内，柏格森仍基本处于边缘地带。国内外研究热点的这一反差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在国内众多西方或新或古的思潮涌动中，柏格森为什么仍然被遗忘？
一.非破坏性。纵观中西方思想史，最具颠覆性和破坏性的思潮往往更能吸引目光。与后现代思想家对传统的全盘拆解和彻底解构不同，柏格森属于建构性的学者，他既批判理念哲学中存在的永恒静止，又不放弃对存在的终极追问；既觉察到了近代科学发展的理性之弊病，又积极将科学取得的最新成果用于形而上学的构建。他站立在世纪的交叉口，一手拥握对传统的记忆，致力于寻求对存在、真理和绝对的终极认识，一手指向自由的未来，对常识、语言、科学和理性的功用提出质疑。他虽然没有像尼采那样公开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标划性口号，却实实在在地从事着重估价值的工作。这是一位温和而又犀利的学者，他不像并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一样不惜将一切拆解为废墟而后快。在拆解和批判历史与传统的同时，他又通过记忆理论将它们不断地融入到现在：柏格森在努力地进行着新的建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建构性的调和遮掩了柏格森思想犀利而尖锐的刀锋，使其失去了一部分应有的关注。
二.非功利性。就其哲学思想的结果而论，非功利性是导致柏格森在国内学术界被忽略和遗忘的另一重要原因。与柏格森相比，后现代的思想家们经常站在现代性的对立面，从现实社会的某一个或某一些问题入手，通过思想领域内的沉思和探讨，企图找到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得后现代思想家们或多或少地戴上了功用性的标签，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目光。而柏格森的思考则是哲学领域内的思辨，他从意识的直接经验材料出发，将实在定义为变动不居的现实变化；他拆解传统理念哲学，批判机械论和进化论思想，反思近代科学，将它们对静止性和空间性的偏爱归因于人类注重功利的思维天性；他认为针对行动的智能分析只能认识静止僵死的事物，只有流动的直觉才可以深入事物内部，认识真正的运动和变化。以时间的思维而不是空间的思维、以直觉的方法而不是纯理性的方法来看待宇宙人生的范式体现了柏格森重变化、轻静止，重多样、轻同一，重精神、轻功用的思想实质。在讲究效率、追求功用、注重现实意义的当下，柏格森研究在国内的边缘化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三.研究缺憾
在相关领域的边缘地位使得目前国内的柏格森思想研究在整体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鲜有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阐释柏格森。柏格森思想是在对西方传统理念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芝诺诡辩一直到近代的康德哲学，柏格森思想纵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不遵循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就无法从根基处把握柏格森。二、缺乏对柏格森哲学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的认识。将柏氏思想从其时代背景中剥离出来进行纯哲学的分析是自新世纪以来有关研究的主要表现。这种研究虽然带来了柏氏思想解读在某一领域的入木三分，却忽视了其根本的出发点，无法认清柏格森哲学的根本任务。三、在柏格森思想研究过程中缺乏追问的人文精神。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大多都是从阐释者的角度来解释柏格森的思想，从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吸取相关内容，尚缺少对其哲学前提的追问和反思。因此，国内研究大多是国外研究的重复或阐释，很难出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21世纪头十年国内柏格森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柏氏思想本身的非破坏性和非功利性，它在国内的边缘化地位有一定的时代必然。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我们要感谢那些柏格森思想的研究者们，他们提供了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的柏格森主义解读。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先行铺垫，就没有对现存柏格森思想解读误区的思考，也没有对柏格森思想较为准确的理解，更不可能出现未来更为精准的解读和研究。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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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门楣上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将它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思想的发展。在他之前,人们关注的是自然世界的本原,比如有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有人认为是火,还有人认为是数等。苏格拉底则认为,研究自然不如研究人的德性,人的心灵更重要。
认识自己并不像照镜子那样简单,我们没有一面可以照到心灵的镜子,这需要自我反省,也就是把自己作为审查者,同时又将自己作为被审查者。英国近代哲学家笛卡尔试图为一切科学知识寻找一个可靠的基石,于是展开“普遍怀疑”,最终发现只有“我在怀疑”这件事是不可怀疑的,否则便陷入了矛盾。他进而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我思故我在。”可见,认识自己是多么重要啊。
议论文写作中,我们通常要围绕某个话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且“自选角度”“自主确定立意”。比如说围绕“时尚”这一话题,无论你怎样拟定标题,实际上这里都蕴含着“我”说时尚、“我”论时尚的关系。这个关系就发生在“你自己”和“时尚”这一话题之间。当你选取了一个角度、确定了一个论点时,这里真正发生的是,你将你自己的某些东西渗透贯彻到了“时尚”这一话题中。同样的,当这个话题是“诚信”或“幸福”时,你依然是将自己的某些东西渗透于其中。
可以被讨论的话题不胜枚举,我们不可能在头脑中都一一思考过;而针对一个话题表述了一番观点时,也不见得我们头脑中本已储存了这些观点。“一个水滴可以折射出整个世界”,更何况人的心灵呢?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来自生活世界的信息,耳濡目染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潜藏着一个和世界同样圆融的内心。
当代西方的哲学家、500年前佛教的大德、3000年前原始部落的酋长都可以对“幸福”做出解释,也都会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但是他们却处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任何事物自己都不会开口说话,很多情况下,它们到底是什么取决于看向它的目光。一番颇有见地的论述,首先来自于一颗充实饱满的心灵。
议论文写作中,面对一个话题,我们时常会陷入思路不清,乃至无话可说的境地。这与我们平日里关注的话题太少有关,与“两耳不闻窗外事”有关,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圆融、不够饱满。当我们的心灵如同浑圆的一颗果实散发着芬芳时,当我们的心灵充盈着生命的体悟如同太阳放射出光芒时,无论面对什么话题,我们都会流溢出最独特的感受和见解,都会畅所欲言。
宋代哲学家陆九渊说“吾心即是宇宙”,整个世界都不过是心的显现了,何况是一个话题?由此,要写好议论文,请从“认识你自己”开始。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
19、20世纪人类所进行的变革性的生产活动和人类思想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是人类文明产生至此前的几千年所有活动的总和所不能媲美的，诞生的精神食粮至今仍受益匪浅。科学技术上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进行为我们人类打开了一幅理想的世界图景，使人类的物质文明大大向前推进；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更加辉煌的成果，哲学的诞生，开创了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的新的纪元。他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根本性思维方式，为现实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长期以来以原苏联教科书为代表范式，包括当今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学者们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在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甚至以近代西方传统哲学为模板来对哲学进行面目全非的改造。论文参考网。以传统的固有的思维方式曲解了哲学的实质，才造成时至今日的对哲学所取得的理论价值评述时的尴尬局面。
哲学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论文参考网。马克思以“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来奠定其哲学基本框架，从而也就区别开了哲学与以往全部旧的哲学的根本差别。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以历史的思维逻辑、人的思维逻辑来重新理解对待人的周围世界来取代以科学的思维逻辑、以观物的思维方式的传统的二元本体论看待世界。这是哲学与近代哲学存在的根本分歧点。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或否定哪家之言更为准确，更为真理些。因为哲学本身作为一种思想上的反思活动，担负着巨大历史时代任务，每一阶段的哲学的产生无不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柯林武德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说17世纪的哲学是清理17世纪的自然科学，那么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20世纪的史学。”[1]哲学诞生于古希腊，从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源”，哲学与自然科学就始终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至西方近代哲学这一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科学的思维方式来追问万物本原，从变中求不变，从现象追问本质，从暂时追寻永久，从有限追求无限等等。这是到今天为止哲学家们仍津津有味大谈此道，因此哲学便被这些大家们动手肢解与重组了。他们所犯的错误在于忘记了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民族性。我们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他的新的世界观就是区别以往全部哲学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成为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在于它以历史的逻辑取代自然的逻辑，以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取代抽象的人的本质，用人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重新理解对待周围世界，并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成为第一个用历史的解释原则来重新建构自己的哲学。“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的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论文参考网。”[2]这是马克思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提纲中第一条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者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即把客观事物作为外在于人的对象，而没有从主体现实的人这一“历史的感性”出发来理解世界。而现实的人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开创了新的世界观的体系，实现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把逻辑思维方式由科学向历史，由“观物的本体论”向“观人的生存论”转向，其结果必然是从抽象的、概念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马克思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直接起点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上，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那里，而是向前又推进了唯物主义。马克思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系统地论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性地发展，实现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社会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而马克思恰好从现实的社会中的人进行的历史活动的进程来实现的哲学的变革。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以“物”的逻辑理解人，提出的问题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抽象的人的本质。而马克思哲学提出的不再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应该怎么样”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个人是怎么样的，决定于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生活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实的认识具有特殊性的个人，他们的特殊性由他们的具体生活方式决定的，而他们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又是由他们所进行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下的个人，都是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3]可见马克思把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转变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而得以解决的。这样，当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去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时候，思维与存在就变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他看到，人们所理解的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使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的逻辑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联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正在于他为创立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的解释原则；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即历史的思维和历史的逻辑。正是这种新的思维和逻辑使马克思构建了与旧哲学所根本不同的哲学框架解释原则，在哲学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它全新的历史性解释原则来彻底与全部旧哲学进行决裂的。唯心者眼中的社会历史活动是一种主观意志的活动，他们不理解其客观性，旧唯物主义者呢，对待社会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也不能解释，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者只能回答的是外部世界的客观性问题，而不能回答人的活动的客观性问题，最终又回到唯心主义那里了。马克思通过它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社会制约性原则”和“历史决定性原则”来完成的。（1）“社会制约性原则”：尽管个人活动是在自己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但是社会上的人是处于一个整体链条当中的，他们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每一个事件的结果都需要其它合力的作用影响下的，是不以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历史决定性原则”：后代人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是前代人留下的客观结果。前代人的活动尽管有主观意志参与下的自主活动，但是相对于后代人则是客观的，而后代人只能历史的继承前代人活动的结果，生产活动才能进行下去。
综上，马克思把人从抽象的、概念下的外壳中搬到社会历史当中，成为一个在历史中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变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使存在变成现实的人活动的进程的存在。把科学逻辑变成历史逻辑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哲学上的变革实质正是由他的新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所完成的，马克思通过它的全新世界观来为人类的未来进程打开了一条大路。
【参考文献】
[1]柯林武德：《历史的关键》商务印书馆，何兆武、张文杰译，1997年，第20页、34页。
2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1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25页。
【关键词】生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论证及其问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超越了伊壁鸠鲁以来的唯物主义传统,达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的统一。为论证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福斯特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梳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整理出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谱系,其论证的主要节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伊壁鸠鲁是福斯特考察唯物主义的历史起点。在福斯特看来,伊壁鸠鲁哲学的两大要素是反对宗教目的论和自然决定论,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反对目的论是为理解自然服务的,这是伊壁鸠鲁的最终目的。福斯特进而认为,唯物主义本身的发展就是伊壁鸠鲁的目的。“伊壁鸠鲁推进了一种主要是思辨型的唯物主义,它完全不同于柏拉图的那种对思辨的唯心主义式热爱。”①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状况的反应,伊壁鸠鲁哲学的主题是伦理学,即人的幸福问题,物理学是从属于伦理学的,而不是相反;自然在伊壁鸠鲁那里并不构成独立的认知意义,福斯特是以近代哲学认识论框架生搬硬套在晚期希腊哲学上。
(2)福斯特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解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回顾了伊壁鸠鲁的哲学,为的是揭示伊壁鸠鲁的哲学是怎样预示了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的唯物主义、人文主义和抽象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的。”②马克思受到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影响,批判宗教和目的论,对马克思来说,伊壁鸠鲁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时的马克思在用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达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
(3)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体系上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恢复了感觉论的自然唯物主义原则;通过费尔巴哈,马克思彻底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重新确认实在论和自然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思辨的、非历史方面的内容,但是,费尔巴哈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回响在马克思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③这成为马克思批判宗教思想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福斯特完全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实质及其理论贡献,他是站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事实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是对整个哲学即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这其中既包括抽象的唯心主义,也包括抽象的唯物主义。这才是真正影响马克思之处。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而讨伐整个形而上学,并最终以对象性的活动即实践为基础完成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在本体论上实现最本质的革命。
二、评价
首先,福斯特在根本上是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框架出发解读马克思,把马克思拉回到康德以前。福斯特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是所谓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的凑泊,福斯特先确立了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再说明马克思哲学隶属于一般唯物主义,最后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特征,马克思“在他更普遍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中,他既接受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也接受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④这样的论述结构本身就说明,福斯特的哲学结构仍然处于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框架之内,这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福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反对和批判的。
其次,马克思哲学是一般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落在人类社会,尤其是市民社会上,他从来就没有返回到一般唯物主义立场,先确立抽象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再结合社会历史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理解仍然依附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而马克思哲学所针对却恰恰是全部形而上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涉及自然与社会的领域划分,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针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历史原则,即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来解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我们理解其他一切哲学理论和哲学问题的真正的基础和出发点。
最后,关于实践。在福斯特的语境下,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范畴,是社会变化中一个推动环节,与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无涉。福斯特着重强调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特征,而少有提及实践,实践在其理论中并不构成基础地位。他所谓的“新陈代谢”也仍然是缺乏历史规定性的抽象概念,因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历史具体地取决于人类的实践的发展水平,离开这一点强调所谓的“新陈代谢”便容易失去客观规定性,从而陷入主观主义。但是,实践是什么?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在当代哲学理论中,“实践”一词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滥觞为包括了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理论研究、文化活动等等的一切人类活动。而实践若包括了一切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必须确定实践的内核,即根本的、基础的、第一性的方面,这就是以生产力为根本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力就是人们以使用工具制造工具为特征和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因此,实践作为区别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特征,其基础的含义便首先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为根本的物质性操作活动,也就是社会生产活动。人以此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了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群体的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使用制造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物质性生存劳动,这才是实践的内核。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唐君毅对道德理性统领下文化关系的论述综合了儒家“本”“末”与西方哲学“一”“多”关系的理论，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于儒家的摄末归本思路。唐君毅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均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文化是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分殊之表现。他说：“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然而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3]3唐君毅明确指出，道德理性统领文化世界，文化世界是道德理性展现出来的特殊文化价值。这种立论方式显然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唐君毅借鉴了孔孟论述六艺本于人之心性与人之人格的方式，将文化活动反本于人。唐君毅的学生霍韬晦说：“由用识体，由末归本，最后终于发现各种文化活动均为人同一的精神自我超越其自然性向之分殊之表现。依是，道德理性一方面是理性，一方面是道德，除此之外，还有超越性、主宰性、内在性、创造性等种种涵义。”[3]1可见，道德理性之“一”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同一，而是中国文化智慧之“本”善。道德理性与文化世界的关系是本末体用之关系。从本末体用看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并非外在于人的异在之“物”，而是人类实现类价值的合目的，这是直承儒家思想而来的对人文体用关系的阐释。唐君毅自述自己的根本观点本自儒家思想，他说：“而我今之论文化，即直承船山之重气重精神之表现之义而发展。然吾人之言心与性理，则仍依于朱子与阳明之路数，此即本书所承于中国儒家思想者也。”[3]5钱穆曾在随劄《近思录》中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说：“伊川此条言天有性情，此乃人本位之观念。近代国人则必讥之曰主观。然能无主观者其又谁？西方之学外于人以为观，近代国人则尊之曰客观。客观则无定观，故西方之学仅重功用，在己则不言性，在外则不见道体，此诚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学术思想一大相岐处也。”[4]155此一比较以《近思录》思想为根本，阐发了宋学以人为本位的特点。钱穆所阐发的中国文化人本位的特点正是唐君毅从中国儒家思想所直承而来的中国智慧。在唐君毅看来，人之精神活动，包含人所实现之理想或价值之觉识，均为心理的或心灵的。文化活动是人心实现理想和觉识价值的精神活动，心内在于里，文化是心之创造，心灵决定一切现实而表现为文化，从这个意义而言，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观念的“唯心论”。儒家所谓的仁义天理良知，在唐君毅看来是精神超越自我的本质或自体，显然，唐君毅以儒家之性善论充盈精神，视文化活动为精神价值之活动、精神之合乎理想价值的活动，突出了人文世界求真、善、美的本性。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人文世界具有涵摄性与化感通变的能力，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主要特点。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
平视即平等互观，承认异“我”之他种文化存在的价值及其对“我”之反观意义。唐君毅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一为自上视下，二为自下视上，此两种心态皆有所蔽。他说：“在过去的中国，直到清末，曾以自上而下的卑视的眼光，看近邻夷狄，与近代洋夷之文化。在中古时期，回教与蒙古民族之铁蹄，皆曾横扫欧亚。而近代的西方人，则又凭藉其武力经济力，科学技术，以征服世界为殖民地。现代不少西方学者，以西方文化系统以外之文化，皆属于落后之一阶段。而近百年来的中国人，亦在吃了军事上经济上的败仗之后，乃改而以自下而上的高攀的态度，去接受西方文化。并自视为落后地区，落后文化。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上视下者不见，自下视上者不明”[8]369。平视是对这两种心态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对待异类文化的平等平和心态。文化是族群社会化生活的人化成果，承认异族文化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是承认一个族群生存的权利。平视在尊重他人生存的基础上学会欣赏异族文化，学会吸纳异族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到了全球化时代，必须从过去“灭绝他”的野蛮愚昧走向“吸纳他”的开明豁达。唐君毅的人文平视方略尽管不容易实现，但是能够纠偏返正，不啻为地球上的一缕祥和的清香。平视也蕴含着人文的融通，人文平视的归宿是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唐君毅对未来世界的人文图景有清楚的勾画。他认为，西方人文精神注重超人文、非人文的宗教和科学精神，忽视了人文的道德理性，因此，西方人文精神需要中国道德理性的补益。中国人文精神过于反本复始，偏于回归母位，忽视了人文的超越，需要吸纳西方的科学、宗教等超越性的精神。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文化之间的融通即是吸长补短，多种文化共同营造出人类文化的美好未来。在文化融合的世界图景中，唐君毅偏重道德理性色彩浓厚的中国文化。唐君毅一贯主张，道德理性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根本，中国文化是道德理性的人文文化，因此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中国而不在西方，中西文化融合应该是：“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9]29中国文化注重人伦、人情、人性，是以人之存在为本位的人本文化，中国文化尽管在近现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如能吸取西方文化科学、宗教的超越性精神，中国文化必能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反映出新儒家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厚爱，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融合进程中吸纳他者的开新与变通。
唐君毅是当代新儒家群体中最具有哲学修养的国学大师。他学贯中西，既对西方哲学的掌握非常透彻，又能经由西方哲学的迂回重新进入中国传统思想，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唐君毅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以儒家“立人极”思想重新为人文群科排序以及平视的中西学会通策略的人文论述彰显出他在中西学会通方面的独特造诣，这种造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李亚旭 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方法；哲学；理论思维；建筑理论研究；建筑创作实践
1.0前言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要达到科学的高峰，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李约瑟难题”①的提出不仅让我们感到汗颜同时也引发科学界的深深思考，建筑学界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到了近代，我们不得承认“与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属于同一个流源”②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建筑理论是落后的。这种从属于理性范畴的东西是近代西方的科学产物。国内学校开不出理论课，设计者设计出的建筑生搬硬套、抄袭模仿、盲目跟风、千城一面。这些不仅使我国的建筑学陷入了“有建筑无学”的尴尬境地同时建筑中的价值判断也在渐渐失落。
另一方面，国内大部分学校培养的研究生走向工作岗位要直接从事建筑生产，在“掌握了理论也不等于真正的会做设计”的意念下，对于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往往对于理性的理论指导的要求不高。作为建筑学的研究生，掌握建筑学研究方法不仅是研究设计理论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指导实践的重要途径。
2.0对于《建筑学研究方法》的简单评析
2.1《建筑学研究方法》的内容
笛卡尔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的知识”。《建筑学研究方法》就是介绍这样一种最有价值的知识的书。这本书2005年由王晓梅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面向攻读建筑学博士、硕士、学士的高年级学生、专业建筑师、研究教员、景观设计师等所有建筑学相关领域专业和研究人员的一本关于“研究”的实用指南。旨在广泛全面地为上述人员提供介绍性的指导和有效的切入。
作者琳达·格鲁特和大卫·王将全书共分两个部分：建筑学研究的领域以及七种策略研究。
2.1.1建筑学研究领域
在“建筑学研究的领域”这一部分中，第一章首先提书中所讨论的范围：出什么是建筑学研究和建筑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此期间引入哲学概念——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使读者站在了哲学的高度上，培养基本的哲学修养③。在研习这本书的过程中，具有了更广博的视野；同时也介绍了这本书的整个框架，使读者心中对本书的体系有了直观清晰的印象。
第二章中提出了“探索体系”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不论从事任何研究活动的认识论，都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这一章中引入了多个研究方法中的名词，如“知识体系”“范式”这两个词表达的是一种世界观的概念，仍旧把读者带到哲学层面的高度。其中“两分范式”是由朱利亚·鲁滨逊提出的。她认为 “科学”和“神话”可以用来描述两种知识体系，常见的描述两分范式的说法也就是“定量”和“定性”的关系。前者“基于对一些可以量化的现象的掌握”；后者 “基于一些不能量化的证据，可能是文字的、实验的活工艺的”。两种模式体现了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下面提出的“三分范式”（如右下图所示）也属于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三分模式包括后证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解放主义。后证实主义建立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自然主义强调“脱离价值取向的绝对客观”，忽视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接下来又介绍了这三种制式体系的质量标准。
第三章“文献回顾”实际上是对目前国内研究生来说，是最为熟悉的一种方法。章节中系统的阐释了文献查阅的方法、用途、通用技巧、查阅资源以及推荐的查阅方法，非常有实用价值，尤其是关于查阅技巧一节，作者向我们介绍了大量的搜索引擎、相关建筑学网址以及如何使用大学的研究性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第四章“关于方法的理论”，由一个木版画的例子引入“主观思考”和“关注对象”解释了理论的产生。接下来从理论的定义（用特定的信念和价值观说服别人），理论类型（绝对理论和标准化理论），理论规模（有大型、中性和小型理论之分）的角度，比较系统和抽象地介绍了什么是理论。
第五章“与研究相关的设计”是笔者的重要关注点之一，探讨的是建筑理论研究和建筑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建筑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将来会从事“产学研”相结合的工程项目中。本章从一个婚礼的案例出发，详细介绍了一种“生成性设计”的分析研究过程。既从哲学上区分“设计过程”和“研究过程”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承认“设计”和“研究”这两个领域属于人类理性活动的不同区域，同时也力求跨越而这之间的鸿沟。认为研究可以在各个方面支持设计。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中将要重点阐述的七个策略的入口。
2.1.2七种研究策略
第二部分“七种研究策略”也就是从第六章开始，每章介绍一种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介绍“解释性历史研究”、“定性研究”、“相关性研究”、“实验性和准实验性研究”、“模拟和建模研究”、“逻辑论证”和“案例研究和综合策略”七种研究策略。每一张都采用相同的结构进行介绍：用一个真实的实例作为导论引出研究方法——研究策略——研究技巧——结论——推荐策略和读物。两位作者旁征博引，运用大量的理论和案例阐述了各种研究方法。第六章“解释性历史研究”一章中，在除上述的研究方法、策略、技巧的归纳外，还多出提到哲学的概念，如“时间”文中提到“一个单独的主题常陷入一个他不能理解的更大的时代精神之中”，这就说明了历史性研究的认知论这个前提。在公共意识和人类个体意识这个论述中，文中提到“公共意识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整体与局部的哲学认识，同时这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在“对特定时间中的风格统一性的解释方法”一节中，作者用黑格尔的观念“公共精神以物质形式表达自己”来表达自己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哲学观点。而“哥特和他们作品的研究”一节中实际上对应哲学概念中的群众观点。定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观察为我们所常用。“相关性研究”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研究方法，文章开头也给出了具体的广场的案例，分析多个变量对于一个因变量的影响。相关研究的案例中提到纽曼“可防卫空间理论”其实
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都市实践在深圳的实践项目“土楼公社”。“模拟和建模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的学习中也非常常见，如专业的分析软件eco-tect，清华斯维尔在风环境，日照情况等具体方面都有非常专业的软件。建模方面sketch up，outocad，犀牛等也非常常用。文中提到了模拟危险事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比如印度影片《宝莱坞机器人之恋》就反映到了这个问题。
2.2《建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些章节过于晦涩难懂。书本将所有方法进行了归纳，但是缺少演义，虽然有大量的例证，但都是就题论题，现实中的问题是综合的也常常遇到多种分析方法，比如在婚礼设计中提到了几种分析方法，但是不够系统。尤其是对于“逻辑论证”这些章节应有具体的设计说明。分析人的主观感受。虽然在第五章中提到了POE这套评价体系，但是它涉及的是设计后人的参与和感受。人应该作为设计对象的主题，与环境发生关系。④没涉及到人的感受，正如三分范式中的后证实主义承认的，通常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型，当研究设计人的时候就不适用了。本书的一些理论是由外国人基于外国的情况提出，具体到分析中国的问题会有空间上的局限性。
3.0《建筑学研究方法》之外的方法
建筑学研究方法为设计研究提供了依据，建筑设计中设计的问题是多方面甚至是多学科问题的综合，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因果关系，也并不是研究好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就能有好的设计，正如“设计与评价”一节中说的：“设计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过程——但学习并不能保证好的设计”。因此，设计方法绝不仅仅限于书中所提到的几大类。赫尔佐格设计的德国高铁纪念公园，是在做了大量的设计和研究之后触动心灵的一刹那的灵感的激发。将逝去的生命用另一种生命形式——树来取代，使遇难者的家属找到情感的物质形式的寄托。这样的设计几乎不可能只掌握具体的设计方法就能做出，更源于设计者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天才的想象。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⑤，而且是不可复制的方法⑦。
另外一方面，在不同的时空下，方法也是发展的，不同的时空下，有些方法会出现它自身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尤其是步入后现代的当代，受多元文化的影响，更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作为固定的范式。如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新大楼，作为一种“奇观建筑”的出现，“历史不再被认为能对建筑物本身提供确定性的解释，理论也不再能为实践行动提供工具式的辅助”⑦。这恰恰就反应除了方法需要不断的学习，保持一种学习方法的状态时建筑学研究最好的方法。
4.0结语
通过方法，神学，玄学以及建筑艺术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可以休息了。所以吴良镛先生提出“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修养”⑧不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而是作为每一个建筑学人都可以并应该掌握的。我们应该相信理论是对实践有重要意义的，这本书激发我们去寻找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转换，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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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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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谐人居环境的畅想和创造——2008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建筑·规划）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解释：
①李约瑟难题是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②彭一刚在《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中指出：“分析的方法是从属于理性的范畴的，它是近代科学的产物，并且又是从西方传到我国的。他和我国古代的思维方法不是属于同一流源。”
③吴良镛先生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第98页指出“科学工作者需要有基本的哲学修养”
④Team10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应关心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有“人+自然+人对自然地观念”的公式
⑤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因此想象力也是重要的方法。
⑥《诗意的栖居——重读建筑学》第235页：《广义建筑学》中：“艺术的价值在于如何驾驭想象力”技术可以复制，但是艺术是不可复制的。
论文摘要:客体性美学的 哲学 基础是古代西方的客体性哲学,它的的重要特征是把美当作某种实在,当作客体的属性,而把主体排除在外,在方法论上,客体性美学仅研究美的本质,而不关注审美。美学史上,古西方 艺术 是一种典型的客体性美学,它将艺术与美分离开来,在东方,早期辩证唯物主义也流露了客体性美学的倾向,它把美的 自然 性与客观性割裂开来。因为客体性美学只关注客观对象的性质,却把主体忽略了,这种美形态必然要被高举主体性的近代美学所取代。
美学史上存在着客体性美学,它把美的性质归属于某种主体之外的客观实在。西方古代美学是客体性美学,客体性是西方古代美学的最根本的性质,也是区别于近代主体性美学和 现代 主体间性美学之处。同时,在20世纪的苏联、
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美学论争中也崛起了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认为美是客观的社会属性。在第二次美学论争中这一派有很大的 发展 ,形成实践美学,成为主流学派。这一派认为美是客观的,但不是事物的 自然 属性,而是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是人类集体实践创造的,对于个体而言是客观的。很明显,这一派与苏联的社会论者很相近,二者具有同样的 哲学 基础和近似的美学观点。这种客观论美学本很可能直接受到他们的响影,质上是主体性美学,因为它所谓的客观性是集体主体性的表现。当然,这种主体性是不充分的,主体被抽象化、客体化了。对这种不充分的主体性美学,我们把它归属于主体性美学中考察。
四、客体性美学的理论缺陷
客体性美学虽然有其 历史 的根据,但它毕竟是人类早期对审美的认识,它不能合理地解释审美现象,也不能满足人类主体性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历史的进步,它必然被扬弃,为主体性的近代美学所取代。
首先,客体性美学不能适应日益高涨的主体性发展要求。客体性美学建立在客体性哲学的基础上,客体性哲学排除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成为实体的支配物。而客体性美学把审美当作对实体性的美的消极、被动的接受,主体的审美创造被抹杀。由于童年人类的弱小,这种客体性理论在古代社会被视为自然合理的。但是,随着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与自觉,情况就改变了。人们要求肯定自己的主体性地位,也要求肯定自己审美创造的权利,于是,人们就会怀疑客体性哲学和建筑于其上的客体性美学,转而探求存在与审美的主体性。这种情况在近生了,产生了主体性哲学和建筑于其上的主体性美学。
其次,客体性美学的消亡和主体性美学的诞生,还有学术本身的原因。客体性美学在学理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它不能合理地解释审美现象。最明显的事实是,美的感知不是与主体无关的,而是与主体密切相关的。美与不美。并不完全由对象自身的特点决定,还与主体的喜好、判断相关。在古代学者对美的论述中,已经无法回避这一事实。
审美毕竟是与人有关的,而且是与人有益的,而古代的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都认为美的和谐;苏格拉底认为美是一种善;柏拉图认为美是永恒的本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美是事物的整一性;郎吉弩斯认为美是整体、和谐。无论是形式上的和谐还是内容上的善,都是对人而言,都会使人感到愉快。这种愉快又不是功利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升华。柏拉图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美不是恰当,也不是视觉、听觉上产生的,而是一种最高的境界。这就意味着,对美的本质的研究是内在地指向主体的,指向对自由的肯定的。因为善是一种价值,而价值是主体性的的。这样就产生了古代客体性美学内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内和裂痕,从而导致它向主体性美学的转化。审美的主体性由于古代个性的不充分发展而被遮蔽了。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个性的发展,人们迟早回意识到这一点,而最终扬弃客体性美学。
客体性美学在理论上的缺陷和矛盾主要体现为方法论上的缺陷以及不能解决认识何以可能以及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也就不能解决审美何以可能的问题。
古代客体性美学从研究美的性质出发,把美作为一个实体,具有客观性。这种方法是独断论的。美学研究的对象不能是脱离主体的美,必须把审美主体包括审美的需要、创造力以及审美情感等包括进去,否则这种研究是片面的、不合理的。当人的主体自我意识逐步高涨以后,对审美主体的研究就提到日程上来,从而舍弃了古代美学的方法论。
审美是对世界的最直接的体验,因而也就最充分地把握了世界。从解释学的角度说,审美是一种特殊的理解,它使世界直接地呈现了自己的意义。这种审美把握不可能是客体性的。按照客体性美学的观点,美是客观的实体的属性,它显现出来,被人感知,成为审美。这意味着人能够把握实体,无论是精神实体(理念和上帝)还是物质实体。但是,人能够认识实体吗?在古代社会,人们还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只是独断论地肯定了实体以及人对它的认证。
为了肯定人能够把握实体——美,古代的美学家只能含糊过去或求助于实体的神秘性,如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或中世纪的上帝光辉观念。这显然是经不起追究的。因此,近代哲学和美学开始怀疑人能否把握实体和美,转向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形成了认识论的哲学和美学。认识论哲学最终否定了实体可以认识。休谟认为人的认识不具有客观性,诸如因果联系等只是主观的思维习惯。康德认为认识只能把握现象世界,而不能把握实体,实体只是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认识论美学又把审美归结为感性认识。由于实体是隐而不显的,显现出来的只能是现象,而现象是经验认识的对象。客体性美学必然把审美当作感性认识,因此在近代,“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把美学定性为“感性学”,把审美当作感性认识的完善。但是,审美不可能是感性认识。
一方面,感性经验是可以实证的,而审美是不能实证的。柏拉图就谈论过各种各样的美,如美的陶罐、美的母马、美的小姐,它们各有其美,没有统一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的标准,即使对同一审美对象,有的人可能认为美,有的人可能认为不美,美显然离不开主观的判断。审美显然不是一般的感性认识,因为审美比感性认识更深刻,它蕴涵着深刻的思想,是对存在意义的直接领悟,这在 艺术 审美中体现得更突出。而且,审美还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感性认识显然不能包括情感。康德认为审美不是认识,而属于情感领域,而情感是与主体的需要相关的。同时,审美作为情感活动又是由感性到理性的中介、现象到实体的桥梁。总之,审美是超越感性也的,它不限于认识领域的情感活动。
审美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还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从存在论的角度说,审美还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关于审美的自由性,古代美学家尚没有明确地认识到。他们把美当作客观的实体,不能从主体的角度来考察,也就很难发现审美的自由性。但是,很显然,在客体性美学的框架中,不能充分地揭示审美的自由性。把美确定为客观的实体,就必然割裂审美活动,把主体排斥在外,审美成为非主体的观照。既然是客观的观照,就只能是客观的认识,而不会发生情感,不能满足欲望,因此也就不会达到自由。所以说,仅仅在客体性的美性质上面考察,就不能确定审美活动本身的自由性质。正因为如此,随着人们对审美活动的自由性质的加深,主体就突破客体的障蔽浮现出来。美学家开始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方面来考察,即不是研究客体性的美,而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的审美。笛卡儿已经认识到美是主体判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后,哈奇生开始主张美并非客体的属性,而是从人心中发生的认识,休谟说美只存在于人的心理。从此,美学开始摆脱客体性理论,走向主体性理论。在主体性理论框架中,审美的自由性得到了明确的揭示,产生了康德、黑格尔、席勒、青年马克思的审美自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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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康德，《论教育学》，启蒙，道德教育
有关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教育学说，相关研究颇多。康德于哥尼斯堡大学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开启了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课程的先例，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光辉由此普照整个世界。后来他的教育学讲座内容结集出版，名为《论教育学》。
一、《论教育学》是怎样产生的
康德在教育方面写就的专门著作有两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与实用学科如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的关系），而前者尤为重要的集中表达了康德的教育思想。据文献记载，康德曾先后四次讲授教育学。
奇怪之处则在于：康德身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怎么会讲授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呢？这要与当时德国大学的发展情形相联系起来。康德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壮大，大学逐渐成为了学术中心，涌现出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大学；与此同时，与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相比，原本属于下级系科的哲学系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中心地带，此时学术地位开始上升。“……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因而，这也是康德于1798年秋出版《系科之争》的时代背景。不管怎么说启蒙，哲学系在大学逐渐壮大并在后来成为了各系科的领导力量，占据了一定的天时地利，此时的哲学系不仅开设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科目，还开设了教育学、历史学、美学等讲座或课程，这些学科和课
程深受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到了1774年，此时，康德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直到1776年冬季才轮到康德首次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主讲教育学讲座，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
的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巴泽道在德绍(Dessau)创办了一
作者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师范基础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家名叫“博爱”的学园，其使命在于改革教育事业。在学园内，巴泽道对教育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康德对这种新教育的试验极为热衷，并发表了两则随笔以示支持。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康德便把巴泽道的书做为教材，和往常一样，他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在康德逝世的前一年，即1803年，他的学生林克据康德讲课的笔记，整理成《论教育学》一书出版。
二、《论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王坤庆先生研究认为，《论教育学》主要反映了康德五个方面的思想，即康德对教育目的、价值极为重视；康德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即为了将来的社会才需要教育；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智育和体育。其实，除了这五个方面之外，康德在宗教教育和性教育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康德的性教育思想几乎为人们所忽略小论文。我们对前者研究不作重复阐释，而是针对康德的重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解读。
1．“教育”。康德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那么何谓“教育”？他认为是指“保育（养育、维系）、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他以人同动物区别为例分析教育对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人”的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他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性的教育，而前者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后者“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据此康德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并用大量篇幅笔墨着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启蒙，实际上，康德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那些思想。康德在文别提出了教育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要把服从法律强制同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儿童从小就应该有行动的自由，但同时也要忍受强制，必须让儿童懂得只有为他人提供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启蒙”。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发展的中后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康德认为“人要么是仅仅被驯服、被调教、被机械地训导，要么是真正地得到启蒙”。但是，单单靠驯服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他在《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实际上，康德在此表示了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儿童的教育来使得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而不是被愚昧、无知所蒙蔽。这是启蒙的重要使命。
3.“道德教育”。这是康德教育思想，更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试图通过教育建立一种主体性的道德原则，让人们服从“绝对命令”，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了这一步，人便成为具有普遍理性的人了。这就是个人发展的境界和人类要追求的目标。而“道德教化以人为目的， 在于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自主和自律， 尊重人的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思想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切准则放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中， 这样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康德的视野里，道德培养必须以准则而非规训为基础。因为，他认为，道德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也就是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开始时是学校的准则，然后是人性的准则。故而，只有个人在道德教化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个人才能做出源于实践理性的生活决定， 才能自由地实现价值判断和以行动来履行和承担道德责任。如果道德教化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尊重，个人的自由就受到剥夺，实践理性的自律就不存在。
4.“宗教教育”。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很少提到启蒙，一般也都是一笔带过，这当然与近代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去学校化”有很大关系。在十八世纪，宗教教育依然占据学校教育重要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下，康德认为“儿童必须学会首先敬畏作为生命和世界之主宰的上帝，进而敬畏作为人类之看护者的上帝，最终是敬畏作为人类之法官的上帝。”“人们必须教给儿童一些有关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应用了对于上帝的认识的道德学。”宗教需要一切道德。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不能从神学出发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单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宗教绝不会含有道德性的东西，所以，康德最后写道“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跟其后，这才叫做宗教。”实际上，康德依然追寻着希望在宗教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的理想。他始终坚信“如果宗教不与道德良心结合，它就没有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宗教只不过是对神的迷信的侍奉”小论文。所以，康德的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借宗教教育之虚以谋道德教育之实。
5.“性教育”。这个方面几乎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而实际上，康德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到了性教育，可谓是先知先觉者。他把性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儿童感知到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等级差异和人的不平等的认识。前者，康德明确的提出，针对儿童的性问题，人们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必须直言不讳、清楚明确地跟年轻人谈论这事。”康德并且还针对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一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教育手段，他奉劝“年轻人要及早学会体面地尊重异性，通过无邪的举动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且由此寻求幸福婚姻的嘉奖。”；后者，康德认为，“必须让年轻人知道，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既成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总是力求保持比他人优越。”他让年轻人平静的认识等级差异和不平等的阶级之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取成功的果实。除此之外，“还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并且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我们在灵魂中所关切的是：1）我们自己，2）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3）以及世界之至善。”
由上不难看出康德深邃且卓有远见的教育哲学思想启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在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即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三、《论教育学》对后世之影响
历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都要提到康德及他的这本教育专著《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康德的教育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对其当时以及身后两百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均提供了极大地精神养料，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后来者。作为教育学家，他的两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赫尔巴特和费希特。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第一个继承者，他从康德哲学中发掘出了“统觉”心理学思想，并把它作为建立教育学的基础；又从康德教育思想中吸取了最根本的内容：研究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道德（或伦理学）范畴的教育目的论，从而实现了对原有的教育学理论的彻底改造，建构了一种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观点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都臻于完备的教育学体系。赫尔巴特本人曾称自己是“1828年的康德派”。
费希特则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康德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的哲学，曾受到康德的赞赏。他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绝对自我是无限自由”这一基本原理，并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教育思想上，费希特将康德的教育价值论运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写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这是他直接受到康德教育思想影响的产物。
康德除了直接影响上述二人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的教育学讲座，使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使西方大学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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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约瑟难题 大学教学 创新人才培养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十四世纪以前遥遥领先于世界，十五世纪以后却迅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深层原因是难题关注的焦点。李约瑟博士就两千年来中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对照如图所示：
一、从教育文化思维角度看李约瑟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李约瑟难题的解析从未停止。对于“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产生在中国”的研究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我们从教育文化思维角度提取要点分析如下。
1.独尊儒术的教育内容，阻碍了科学、文化与思想的传播和发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起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儒学长期专制统一的思想地位，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使一些很有特色的思想与思维方式走向衰亡，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空间。而对于西方，古希腊文明已经表现出涵盖哲学、历史、建筑、文学、戏剧、雕塑等造诣很深的多元文化。此后，以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融合为背景的“文艺复兴”为西方文化思想发展创新又再次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自汉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由于诸侯国之间的竞争，还产生了大量影响后世中国的智力成果。可见，失去了多元文化的竞争与融合就失去了进步的理由。
2.感性思维与悟性文化羁绊了科学思想的萌芽。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是东西方科学的重要区别。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而希腊文化则起源于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以“还原论”为思想基础，试图用“公理化”方法分析自然。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几乎都是自然哲学家，富于理性思维的传统。他们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积极构建理性思维去分析自然，重视用逻辑和实验的方法对自然现象进行验证，并对概念进行严格界定。东方（中国）文化起源于研究社会、人和自然的社会哲学，以“整体论”为思想基础，试图用“悟性”解析社会，研究自然相比之下则没那么重要。因此，中国古代智者趋于以内求为导向的悟性文化，这使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基因呈现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重仁义轻功利，重综合轻分析，重求用轻求是，重思辨轻求证的特点。例如：老子《道德经》一句“道法自然”足以让人悟道一生，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人们只要用短时间的阅读思考就能精准的掌握“牛顿三大定律”的普遍规律。
3.缺乏量化研究成为技术经验到科学范式的屏障。中国古代智者思维停留在对现象的观察、解释和思辨层面，缺乏量化研究普遍规律的冲动。西方古代智者却认识到：探索“常量”是对科学范式普遍性规律的追求。例如：战国时期，北方人贡献给燕昭王（前335年—前279年）一头野猪，燕昭王派人养了它15年。这头猪长得太大，四只脚都无法支撑身体了。昭王命“衡官”用大秤称它有多重，秤杆断了十次，还是称不出野猪的重量。于是，昭王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出自：晋·苻郎《苻子》）。这一经验还为东汉“曹冲称象”时用到。可见，人们对浮力的经验早有积累和认识。而唯独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前287年—前212年）用实验总结了：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所受重力。理性思维的阿基米德科学思想影响至今，燕昭王或曹冲留给我们的却是经验、智慧和隐约的遗憾。
4.以选拔官吏为目的的取仕教育，造成科学技术人才严重匮乏。封建科举对人才整齐划一的选拔标准，高度统一的集权思想，致使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所接受。例如，对于教育者，《大学》开篇就明确提出了教育的三大目标“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学习者，“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受教育者的终极目标。教育者育仕以谢天下，学习者入仕以治天下。强烈的功名意识，单一的评价标准，固执的传统观念使科学实验的思维失去了市场，削弱了科学思想的发展动力。比如明朝末期科学家宋应星（1587年-1666年）在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5.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方法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对于受教育者，一方面受到儒家“中庸”、“安贫乐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纲，以八股文形式做文章，以能背《四书五经》为学识，以能行孔孟之道为贤能，以能吟诗作赋写文章为入仕标准，致使教育活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在诵读经义和对儒家思想的悟道上，促使灌输式教学成为普遍的教学方法。灌输式教学压抑人的自由个性，禁锢了人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启示
1.鼓励多元文化教育。越是不一样的思想在一起碰撞，越能产生出单个思想所不及的新的元素。对于“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都发源于西方”的原因，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西方在恰当的时间地点融合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精髓，是东方与西方文明交汇的结果，也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中国“独尊儒术”的历史教训，让我们明白：单一的文化思想将让人走向封闭、盲目和狭隘，不同文化成果的思想碰撞才能产生出更耀眼的火花。这与今天高等教育广泛倡导的“通识教育”思想不谋而合。教育立足本土化，加强国际化，是掌握未来世界的主动性的基础。对于大学教学中涌现出的不同文化、思想、方法，当以包容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处之。
2.重视科学精神教育。科学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崇高精神，它表达的是敢于坚持科学思想的勇气和不断探求真理的意识。科学精神的丰富内涵具体表现为求实精神、实证精神、探索精神、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独立精神和原理精神。对自然现象与科学假设进行“寻根究底”、“一根筋”的量化探索是西方科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大学课堂上树立起学生的科学思想和精神，将为科学创新提供良好的精神保障。同时，大学课堂应重视对学生感性、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引导。科学是逻辑体系与实验发现的共同体，科学思维是理性认识，理性思维比感性、悟性思维更容易为人所理解、复制、传播和运用。中国两千年的文化是思辨哲学、技术经验和现象描述的文化，也是缺失逻辑推演、实验求证、归纳演绎和理性升华的文化。为弥补理性缺失，大学课堂教学就不能仅仅关注于学生知道、明白、领悟了多少，而应重点考察学生归纳、总结、应用、拓展了多少。
3.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写到：现在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学习任何知识的最佳途径是由学生自己去发现，因为这种发现，理解最深，也最容易掌握知识间的内在规律和联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重视教授转变成重视引导学习；从重视学生知识继承转变成重视学生知识积累和思维能力发展；从重视课堂讲授转变到重视启发、讨论与探究。要实现这些转变，留给学生积极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是关键。
4.重视“无用之学”教育。对自然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础研究的学习与实践不容忽视。麦克斯韦在研究电磁场理论时，并不知道是为以后无线电通讯技术服务；牛顿研究万有引力定律、光的色散理论最初与生产实践没有任何关系；开普勒穷尽一生去探索行星运动规律，没有任何实用目的。因此，看似无用的东西，实则可能有大用。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往往要滞后一些，保持对“无用之学”的不懈追求，才能保证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大学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质疑，包容学生的“无用思想”将有助于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5.倡导发展性评价。相对于继承性评价，发展性评价侧重于思考与创新层面。目前，大学教学对于学生的考核方式，主要分为考试、平时成绩、平时成绩与考试相结合三种考核方式。无论做何种考核，都应当把考核的重点从识记层面转变到发展、运用层面；从对科学文化思想传承的考核，逐步转变到对传承、应用、反思和问题探索的综合考核上来。例如：我们可以不用在乎“学生能否记得住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却应重视“学生对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严峻的原因分析和对策思考”，也许学生的答案粗略而浅薄，然而这种方式却是引导学生通往思考、发展与创新的路。
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对东西方文化做了深入的剖析。中国文化是整体论的文化、是内求顿悟的哲学；西方文化则是还原论的文化，是外求实证的哲学。对于教育工作者，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势必陷入封建文化思想的泥潭；一味宣扬西方科学的万能性，则是对优良民族文化的背叛。我们相信西方自然科学并非万能，中国文化也并非完美。然而，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奠定了今天世界教育科学文化的格局；中华民族“独尊儒术”、“闭关锁国”的历史却留给我们不可磨灭的历史教训。已经被证实的经验谓为真理，李约瑟难题对大学教学的启示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清楚判断和谐、开放、包容、理性、创新的文化教育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也是世界大学教育的主流，更是对高等教育工作者教学理念、方法手段改革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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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哲学的批判性与开放性何萍
5.主体生成论与西方哲学的真精髓戴茂堂
6.希望人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随想董尚文
7.人的问题:从主体性的建构、消解到生成翟志宏
8.价值理想与制度设计的断裂——论非人类中心论环境伦理的应用困境郁乐，YULe
9.亚里士多德公正伦理的"实践智慧"——正义的"城邦"与"个人"时代思辨姚站军，姚新良，YAOZhan-jun，YAOXin-liang
10.论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正义徐弢，XUTao
11.近代中国刑法之正当防卫制度考析——以法典之文本规则为中心李永伟，萧伯符，LIYong-wei，XIAOBo-fu
12.论自然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性质及民法保护戴谋富，DAIMao-fu
13.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设立暂缓制度实证调查陈佑武，CHENYou-wu
14.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政府选择楚德江，CHUDe-jiang
15.理性官僚制民主困境的自我救赎陈永章，CHENYong-zhang
16.论中外公民社会权保障路径之差异——兼论我国公民社会权保障制度的发展邓海娟，DENGHai-juan
17.接受图式与大众化陈娱，CHENYu
18.低碳技术转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潘家华，庄贵阳，马建平，PANJia-hua，ZHUANGGui-yang，MAJian-ping
19.中国低碳经济中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李萌，LIMeng
20.低碳产业支撑体系构建路径浅议——以武汉市发展低碳产业为例王亚柯，娄伟，WANGYa-ke，LOUWei
21.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政府管理创新路径研究黄栋，胡晓岑，HUANGDong，HUXiao-cen
22.我国低碳出版战略与实施路径研究王灿发，侯欣洁，WANGCan-fa，HouXin-jie
23.论人权与性别平权王金玲
24.女权主义的四个层次邓晓芒
25.现代社会视野下的性别公正问题张廷国
26.女权和人权邵华
27.女性主义之于建筑学的意义汪原
28.女性文学的道德力量与文学的社会学道义问题蒋济永
29.加强对话,将妇女与性别研究引向深入畅引婷
30.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刘筱红
1.中国刑法百年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以台湾地区的几个刑法议题为中心黄静嘉，胡学丞，HUANGJing-jia，HUXue-cheng
2.从法制史的立场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滋贺秀三《从法制史的立场来看现代中国的刑事立法》的介绍及补论高见泽磨，TAKAMIZAWAOsamu
3.清末章董氏《刑律草案》稿本的发现和初步研究孙家红，SUNJia-hong
4.亲历者眼中的修订法律馆——以《汪荣宝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胡震，HUZhen
5.谈谈人文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础性——从"四个跟不上"谈起杨叔子，YANGShu-zi
6.论有形家园高秉江，GAOBing-jiang
7.乌托邦、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甘会斌，GANHui-bin
8.《释名》声训的民俗学价值左林霞，ZUOLin-xia
9.空间与实践——西方空间观念的历史演变、局限与出路探析王晓磊，WANGXiao-lei
10.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别祖云，文双发，王炳书，BIEZu-yun，WENShuang-fa，WANGBing-shu
11.女性与哲学:倾听不同的故事肖巍，XIAOWei
12.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估的理论意义与实践难题俞荣根，刘艺，YuRong-gen，LIUYi
13.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卢新海，黄善林，LUXin-hai，HUANGShan-lin
14.户籍与当代中国社会差别——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定量研究李晓飞，LIXiao-fei
15.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合作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朱俊成，ZHUJun-cheng
16.个人账户养老金缺口的精算模型与实证分析陆安，LUAn
17.20世纪30-40年代工业分散化思想述论向明亮，XIANGMing-liang
18.近代中国官利与股票投资者朱海城，ZHUHai-cheng
19.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魏君英，陈银娥，WEIJun-ying，CHENYin-e
20.难能可贵的贡献李锐
21.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李培根
22.《朱九思评传》卷首语王炯华
1."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梁启超后期人生观初探陈泽环，CHENZe-huan
2.后期殷海光与基督教关系考黄岭峻，HUANGLing-jun
3.章太炎的出版自由观考察卢家银，LUJia-yin
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对"当代中国哲学"何以作为问题的思考张蓬，ZHANGPeng
5.文化视域中的社会形态初探种海峰，ZHONGHai-feng
6.亨普尔的归纳悖论朱志方，ZHUZhi-fang
7.公司发起人的认定标准:为形式标准辩护李飞，LIFei
8.论夫妻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冉克平，RANKe-ping
9.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以监听为视角闫利国，徐光华，YANLi-guo，XUGuang-hua
10.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浅析——欧洲经验及其启示戴辉礼，DAILi-hui
11.政治系统论视角下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陈纪，CHENji
12.论当代中国传播的日常生活理论视阈谢加书，XIEJia-shu
13.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双向逻辑及其效果分析——基于Y县的实证研究张云昊，ZHANGYun-hao
14.找回村社:农地收益与农民所要贺雪峰，龚春霞，HEXue-feng，GONGChun-xia
15.从家庭到院舍——农村五保老人供养方式选择自主性研究苗艳梅，MIAOYan-mei
16.女性身份差异性与科学文化多元性——基于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章梅芳，ZHANGMei-fang
17.国际环境政治中的"认知共同体"理论评述孙凯，SUNKai
18.菲律宾生物燃料政策的制定、调整及启示刘贺青，LIUHe-qing
19.实践本体论若干问题再探——答张立达先生何中华
作者：张红梅 王伯达 王晶涛 周方昌
论文 关键词: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主客二分
论文摘要:分析了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 历史 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 发展 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 现代 理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
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 自然 界的 规律 ，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成为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座右铭。培根指明的方向，促进了经验自然 科学 的迅速 发展 。这种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实用功利性的观点，在当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笛卡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与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一切在过去被确立了的“权威”与“信仰”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经受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检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因此，笛卡尔豪迈地提出“……借助实践 哲学 ，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还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两分的二元论，认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这种“笛卡尔主义”引导近代人类走向与自然分离以至对立的道路，正如阿尔 ·戈尔所说:按照笛卡尔的解说，我们与地球无关，有权将地球仅仅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随意掠取。
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物，一种供人类加以运用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使人的主体性更加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终于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弘扬理性，倡导实验科学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的 工业 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了许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许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挑战时，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生态伦理— 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古今中外长期思考并试图解答的问题。
[摘 要]“主客二分”是随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发展起来的一种思维模式，它在当今我国不仅受到哲学界、同时也受到文艺理论界的质疑。本文一方面肯定了这种质疑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批评由于没有看到它在现代、特别是在哲学中的发展，因而难免陷于片面。文章对这一理论在哲学分析、鉴别的基础上，最后从哲学层面与心理学层面统一的观点出发，联系文艺活动实际，对它作了较为细致、具体的阐释。
[关键词]“主客二分” 思维模式 批判性
一
近几年来，文艺理论界对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愈来愈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既有受当代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思潮影响的因素，也与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它何以会在当今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中引起人们那么强烈的不满？在我看来，可能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主客二分这种思维模式是由实体性思维的方式而萌生出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它的确立大概始于柏拉图。在柏拉图以前，古希腊哲人一般都把存在看作是一个过程，柏拉图也承认具体事物是永远不停地运动的，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但他认为“生成的事物是从某个本原生成的”，而“本原的是不属于生成的”[1]（P285），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不变的。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还进而认定这种生成的基础是某种实体，认为“其他一切都因实体而有意义”[2]（P420），从而把这种给定的实体看作是“第一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世界本体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预成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去探讨世界的这种本原和始基。这就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观点到了古希腊晚期被怀疑主义称之为“独断论”，认为这种世界本体是不可知的。所以到了近代，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西方哲学家就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把哲学关注的对象从世界本体转向认识主体，即世界是什么转换为我怎么认识世界。但这个认识主体在他们眼中同样是一种孤立的、预成的实体，如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创始人笛卡尔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对这个口号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等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3]（P369）。既然实体是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的，那么这也就等于把“我”看作为一个脱离现实而孤立存在的抽象的认识主体，从而导致心与物，人与世界处于外在对立、机械分割的状态，这决定了在他的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完全是独立二分的。所以，与古希腊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相对，人们把笛卡尔的哲学称之为主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倾向不仅影响到了整个近代认识论哲学，而且也波及到了西方近代的文艺理论。在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看来，文艺只不过是作家对于外在世界的一种反映。在这里，世界是独立于作家而存在的，而作家只不过是这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外在世界的观察者和摹仿者，看待一个作家才能的重要标志之一，莫过于他是否善于观察。所以福楼拜教导莫泊桑：“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4]（P237），巴尔扎克也认为：“只有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过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生活中得来的结论写的书，才享有永恒的光荣”[5]（P145）。这种心物、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仅受到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创始之一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中认为“自然科学是自然和我们自身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这使得把世界与我严格区分开是不可能的”，“这或许是笛卡尔未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的质疑，而且也受到了创始人的批判。如狄尔泰对于他所创立的“精神科学”（亦称“生命哲学”，因为他所说的“生命”主要指“精神生命”）的对象作了这样的界定：“在各种精神科学之中，研究主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单元，都是作为处于内在经验之中的事实而被给定的”，所以“都不可能把人当作处于其与社会进行的各种互动过程之外的东西来发现――可以说，都不可能把人当作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来发现的”[6]（P53、55）。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也从“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基本主题出发，认为“在之中”不是一种空间性的外在关系，而是一种时间性的内在的“依寓”关系。“主体和客体因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而是二而一的”，“实在的东西本质上只有作为世内存在者才是可以通达的”。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把传统的主客二分看作是“一个不祥的前提”[7]（P74、244、73）来加以否定。这些批评对于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二分说而言，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其次，由于古希腊本体论哲学把本体看作是世界的终极本原，一切科学的最终依据，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认为它只有通过认识、通过理智活动才能把握；因而都贬低其他心理活动来提高和崇扬理智。如柏拉图认为理智在人的灵魂中“应占统治的地位”[8]（P297），亚里斯多德也主张“理智为了处于支配地位，为了认识，它一定不混杂的，必然地思维着一切，杂入了任何异质的东西，就会阻碍理智”[9]（P491）。这思想后来也为笛卡尔所继承和发展，他在把“我”看作“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认为只有在思维的我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同时，还把数学的方法引入哲学研究，要求思维必须像数学推算一样严格清晰，强调只有“我们十分明、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才是真的”[3]（P.369），因而就把哲学的方法确定为逻辑的推演。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排斥情感和想象；但认为那些由理智所得来的，“比起我自己那个落入想象范围的不知道是什么的部分来，我知道得要清楚得多”[10]（P370）。这样，也就把心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作主要是一种科学认识的关系，就像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唯一真实道路是认识，而且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7]（P119）。这种思想首先影响到了当时正在法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它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他的《诗的艺术》中就曾这样告诫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成功，“首先必须爱理性”，“理性之向前进行常只有一条正路”，“一切文章永远只有凭理性才能获得价值和光芒”[11]（P290）。这就不仅把主客体的关系，而且把主客体本身也给分割了，使它们都成了抽象的而不再是实际存在的人与世界。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等哲学派别的兴起，这种哲学观和文艺观也同样受到猛烈的冲击和否定。因为这些哲学都反对把世界的本体看作是一种凝固、抽象、不变的、永恒的实体，而看作是一种人的意志活动或生命活动，一种生成的过程，认为世界就是人的意志和生命活动的一种显现，世界就是“意志的客体性，是意志的显出，意志的镜子”。因而，人就不仅是主体，同时也就成了客体和对象。对于这样一个意志的直观世界，意志的表象世界的反映，也就成了意志的一种“自我意识”[12]（P236）。由于这个意志的表象世界是个别的、鲜活的、变动不居的，相应地它也就是不可能以理智而只能通过“直观”去进行把握。这样，直观也就成了“一切证据的最高源泉，只有直接间接以直观为依据才有绝对的真理，并且确信是最近的，也是最可靠的途径。因为一旦概念介于其间，就难免不为迷误所乘”[12]（P114）。这种观点后来也为尼采、狄尔泰、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如狄尔泰把“体验”看作是把握和占有生命的方式，就是因为在于他眼中，生命是一个无法通过观察去把握的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所以他既反对理性主义离开人的具体存在，把人看作仅仅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不赞同经验主义“从那些感觉和表象出发来构想人”，认为这样的理解“都完全是抽象的”，“就像从各种原子出发所构想的人一样”[6]（P202）。这思想得到了海德格尔的积极肯定，说“他从这种生命本身的整体出发，试图依照生命体验的结构网络与发展网络来领会这种‘生命’的‘体验’。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不愿再依循心理元素与心理原子制定方向，不愿再拼揍起灵魂生命；这种心理学毋宁以‘生命整体’与诸‘形态’为表象的’”[7]（P58）。这些言论都向我们表明了，人作为一个知、意、情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无法被抽象为仅仅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他与世界所发生的除了理智的、认识的关系之外，还有意志的、情感的关系，包括直觉和体验在内；片面地强调理智，无视甚至排除直觉和体验，就等于这个生命整体给分解、割裂了，这是不可能说明人与世界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整体特性，特别是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的。
从上述初步分析来看，我认为自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以来，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分析和批判，有不少具体意见都是正确的、是深中肯綮的。但是，是否因此说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就一无是处，就应该全盘予以否定和抛弃了呢？这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我觉得当海德格尔等人把主客二分看作是哲学的“一个不祥的前提”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应有地忽视了、或没有看到这样两点：一、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积极成果。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哲学与日常意识和神话意识是未曾分离的，而在“日常意识和神话的水平上，是没有认识论上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的”，“世界、宇宙是作为完整的、与人统一的东西而出现的”；直到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特别是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世界划分感性和理性两个世界之后，才开始萌生了主客体的意识[13]（P9―14）。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产生表明人与世界开始从原先混乱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把世界当作自己认识和意志的对象，由此使得人的活动开始从自然的状态进入文化的领域，从而使得社会得以发展、人类得以进步。所以，没有主客二分，也就没有现代的科技文明。尽管主客二分的理论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科技文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片面利用，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社会效应，使原本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反过来变成了奴役人的异已力量。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此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加分析地全盘加以否定，而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之进行改造。否则就等于否定了人类文明的成果，把人重新引向愚昧、原始、自然的状态。二、主客二分理论本身也是在发展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逐步开始从笛卡尔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特别是在创始人的哲学著作中，对于主客二分的研究更有了长足的进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在谈到西方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时曾经指出：它“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具体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入到哲学中来之后，就造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不到任何事物之间，包括主客体的关系“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14]（P60―62）。这就说明创始人对于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笛卡尔等人，把它们看作既二分对立，又能互相渗透的，这是对主客体理论研究的一大推进。这种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的主客体理论，后来在前苏联哲学研究中，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但由于海德格尔等人自身视野和思维方式的局限，使得他们对主客体理论的批判还只是停留在以笛卡尔等人的思想为对立面的认识水平，而无视它在现当代的发展。这就不仅使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真正达到时代的高度，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明显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主客体理论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仅存在着一个超越笛卡尔，而且还存在着一个超越海德格尔的问题。
二
要实现这一目标，哲学所指明的方向是值得我们遵循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创始人在主客体理论研究方面到底作出了哪些贡献、取得了哪些进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的活动时曾经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5]（P53），使人的活动有了自己的对象，从而开始形成了主客体的二分对立，并确立了人自身在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这表明马克思创始人是接受并坚持以主客体的理论来分析和考察人的活动的。
但是与笛卡尔等近代哲学家不同，创始人不是把主客体看作是两个预设的、彼此孤立而存在的实体。他们把实践的思想引入哲学，认为不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分化出来，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起来的。从客体方面来看，与直观唯物主义不同，认为它作为人的对象世界，不是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与人不发生关系的甚至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不是某种开天阔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为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P48）。这表明“只要有人存在”，亦即在人的活动世界里，“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16]（P21）。因此，在活动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都不是本然的自然，外部自然只有通过人的实践与人发生关系与联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人的对象，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是单独的自然本身”[17]（P551）。人只能生活在“人化”的世界中，生活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从主体方面来看，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发动者和承担者，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眼中的那种自然状态的人，同样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当人“通过这种活动（按：即指实践）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他自身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8]（P201―2）。所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而存在，由人化的自然是才产生出来的”[15]（P83）。而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人的交往活动，又将历史和人类的文化成果转移到个人的身上，使得人的活动过程同时也成了人自身社会化的过程，成了对于人类文化的实际的掌握过程，从而使“单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成了“他以前或同时代其他人的历史”的一个缩影[19]（P515）。因此对于人来说，只有当他掌握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所积累起来和积淀下来的思想、智慧和能力之后，他在活动中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这都说明，在那里，主体与客体已不像在笛卡尔等人的眼中那样，是孤立的、预成的、一成不变的、外在对立、机械分割的；而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和分化出来的，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主体是在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在对客体的关系中获取自己的规定的，活动的客体怎样，它的主体也是怎样，反之变然”[13]（P73）。正是主客体之间这种互渗互动的关系，推动着主客体的关系随着人类的实践而不断地发展。所以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历史的、具体的。这样，就从根本上与直观唯物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划清了界线，为我们对主客体关系的正确解释提供了存在论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