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5 21:04:51
随着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与创新，中外流行音乐元素相互交融的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其中2012年夏天备受全中国音乐爱好者关注的一档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1]就是该文化现象的一个典型创新，它不仅为许多音乐梦想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为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中国流行音乐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人杰地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着各具特色的音乐艺术品种，它们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本民族鲜明特色、采用本民族固有音乐形式创作的传统音乐。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日益推广，以及西方流行音乐元素的不断冲撞，我国传统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逐渐受到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艺术品种——中国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亦称“通俗音乐”、“摩登音乐”，最早是根据英文“popular”翻译过来的，指的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广泛流行的、通俗的音乐。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于上海，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的音乐形式包括城市小调、戏曲、曲艺等传统音乐，但主要以外来音乐为主，随着外来流行音乐和歌舞表演的影响与启发，我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黎锦辉开始尝试大众化的情歌创作，并于1927年创作了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序幕。[2]随后《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出现以及“明月歌舞团”的成立，使得我国流行音乐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黎锦辉不仅是我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还是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先驱，他为我国流行音乐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渗透
《中国好声音》源于海外许多音乐选秀节目，如《荷兰之声》、《美国之声》、《英国之声》等，它在保留原海外节目版本的基础上，又吸收融合了中国本土音乐选秀节目的特色。在短短的十四期节目中，每一位站在好声音舞台上的歌者都倾尽全力挥洒他们的音乐才华，独具特色的嗓音、歌曲新创的展示、以及导师们一次次激动的转身，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今流行音乐巅峰的盛宴。《中国好声音》的出现不仅体现了音乐娱乐与音乐文化的交流渗透，而且通过节目的传播与影响将流行音乐的核心价值观传入每个音乐爱好者心中。
《中国好声音》的音乐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中国流行音乐平台，它不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或低俗化的流行音乐选秀。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有国际化的美声唱法、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欧美流行音乐唱法、以及中国通俗歌曲唱法等，除此之外，在歌者的音乐创作中也体现出欧美大众流行音乐、美国爵士音乐、以及中国民谣等多种音乐元素相交融的音乐文化现象。
1. 中外流行音乐风格的混搭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一个多元化、时代化的舞台，在这里的中国流行音乐不单单体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元素，而是更多地突出包容化、开放化，与各国其它流行音乐风格的融合。如吉克隽逸演唱的《I Feel Good》，以大凉山彝族悠扬嘹亮的山歌民谣《阿杰鲁》开头，伴随着一连串强有力的上行音阶和一嗓带有爆发力的吼叫，立刻转入动力十足的James Brown经典单曲《I Feel Good》，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听觉冲击。但令笔者印象最深的风格混搭是《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三位爵士唱将运用美国爵士乐与中国流行民谣的完美融合。
“爵士”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是把新奥尔良一带的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及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型美国流行音乐品种，爵士是由英文单词“jazz”音译而来，最早也有“jasz”、“jass”等书写形式。[3]爵士乐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爵士乐的雏形期，由于它形成于新奥尔良市，又被称为“新奥尔良爵士乐”（New Orlands），是最早期的一种爵士乐风格。随着爵士乐的不断发展，如今已形成多种爵士流派，如摇摆乐、比波普爵士、自由爵士、冷爵士、融合爵士等等。
爵士乐的音乐节奏律动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它一部分采用双拍子的节奏律动，而另一部分却构成三拍子的律动，两种节奏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多重节奏（Polyrhythm）听觉效果，使听众在内心产生一种迷幻的错觉，始终被多重节奏交织缠绕在一起。[4]除此之外，爵士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即兴表演”。爵士乐中的每一个表演者都要尝试各具特色的即兴表演，这种即兴不仅可以将乐曲表演推向高潮，而且能在彼此的相互合作中产生共鸣，烘托乐曲气氛。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袁娅维、王韵壹和赵可是笔者印象最深的三位爵士表演者。他们每个人的爵士曲风都有自己的小韵味、小拐弯，并且在选曲方面，将中国流行民谣融入丰富的爵士元素，呈现给观众和导师一种“新中国爵士民谣”的感觉。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袁娅维和李行亮共同演唱了一首中国早期的流行民谣——《渔光曲》。这首歌曲是由任光作曲、安娥作词，描述了30年代渔民悲惨生活的凄凉景象，抒发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与愤恨之情。袁娅维的演唱为这首《渔光曲》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将“巴萨诺瓦”BossaNova）这种简洁轻快的爵士曲风融入其中，展现的不再是凄凉、怨恨的景象，而是唯美的渔村和人们幸福的生活。“巴萨诺瓦”在葡萄牙语中指的是“崭新形态”，它诞生于1958年，是将巴西热情奔放的桑巴舞曲和美国酷派爵士乐相结合的一种新派的爵士音乐品种，其结构、节奏、和声、音阶等音乐元素都较为复杂，表现的是一种慵懒、轻松的音乐风格。另外，在第八期的晋级比赛中，两位爵士唱将——王韵壹和赵可也共同演绎了一首韵味十足的《一样的月光》。庾澄庆在比赛中说道：“唱爵士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JAM（即兴演奏），歌手跟歌手互相合作或斗唱过程是爵士乐中很高的一个玩法。”可见，即兴在爵士乐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将美国爵士乐、中国流行民谣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即兴的哼唱与斗唱将乐曲推向高潮，《一样的月光》为观众和导师展现出了“不一样的月光”。他们的倾情演唱和对爵士乐的热爱为中国爵士乐的发展带来新的力量，也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 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嫁接
除了在音乐风格上有混搭的实验性之外，《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们为了使中外音乐风格做更紧密的结合，在歌曲的语言学特性上也有所创新。
在《中国好声音》第四期的节目中，一位胖胖的长发女生，蓝黑格子衬衫搭配黑色牛仔裤朴实无华，她以一曲阿黛尔的《Someone like you》震撼了全场的每一位观众和导师，她就是郑虹。随后在第七期的晋级比赛中，她与李代沫完美合作了《如果没有你》，再次震撼全场，颠覆了她“中国阿黛尔”的形象。刘欢在本场比赛中说道：“郑虹在临时改成中文歌曲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但是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她竟然移花接木地把阿黛尔的声音套在这首中文歌上，而且高音非常嘹亮地唱出来了，这是我非常惊喜的一步。”
用阿黛尔的音色和唱法来演绎一首中文歌曲，这不仅需要音乐性上的实验精神，在语言学特性也是极富有创造性的。英语和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系统，不管是发音还是语法都很少有相通之处，因此不论是哪种语言歌曲的演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读音的规律，然后依据此规律进行专业的发声练习，从而才能熟练地运用该语言进行演唱。
英语的读音和汉语的读音存在有许多不同，首先体现在“音素”方面。所谓“音素”是由元音和辅音组成的人类语言中最小的单位。在汉语系统中，音素包括有10个元音和22个辅音，一至四个音素可以组成一个音节；而在英语系统中，音素则包括20个元音和28个辅音，并且一个音素只代表一个读音。语言在真正读音的时候除与音素有关外，所利用的发声肌体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英语的大多数辅音、元音发音的时候，其发声器官肌肉紧张度比汉语发音要用力，嘴形也张大得多，尤其是唇部的力度与唇形（嘴形）的变化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只使用发汉语的读音习惯，即使发这些相同的音素，仍然不会像英语发音，更不利于歌唱。[5]
其次，各个语言系统的拼读音调和歌唱音调也是各不相同的。如汉语的音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在演唱的过程中则以歌曲旋律为中心，这就与平时的读音音调有所不同。在英语中，元音字母在重读开音节中的读音，歌唱的时候可能更加强调气息的控制；而元音字母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以及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闭音节中的读音，歌唱起来则要求气息的流畅性。[6]因此，任何语言在演唱时的音调规律与平时交流时的音调规律是有一定区别的。
最后，欧美流行音乐演唱的发声位置较靠后，产生的鼻腔共鸣也更宽厚一些，因此欧美流行音乐听上去音域更广，低音厚重而不沉闷，高音嘹亮而不刺耳。郑虹从《Someone like you》到《如果没有你》，完美地将欧美流行音乐的发声方式嫁接到中国流行音乐中，营造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欧美音”，为中国流行音乐唱法注入了一丝新的气息。
3.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的交织
随着郑虹这种中外流行音乐发声方式的改变，在《中国好声音》第七期的舞台上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组合，男生运用浑厚宽广的美声唱法，而女生则采用细腻温婉的通俗唱法，一古典、一流行，将两种看似不搭调的曲风融合在一起，完美地演绎了一首《The Prayer》，赢得了全场观众和导师们的掌声。
美声唱法和通俗唱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声乐演唱形式，其共同点是要熟练掌握发声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各项呼吸器官、振动器官、咬字器官以及共鸣器的理解与感受，只有深刻理解歌唱器官间的相互作用，才能掌握基础的发声练习，只有正确的起音，才能为后来系统的声乐训练奠定基础。而它们的不同点则体现在气息的运用、呼吸的训练、以及共鸣点、发声位置等诸多方面。
美声唱法有一整套专业的训练方法，尤其重视呼吸的训练，纯呼吸练习法[7]就是其中一种较为科学的美声唱法气息技巧。而通俗唱法没有这么严格的呼吸训练。在喉位方面，美声唱法要求声音圆润而饱满，声音走向呈竖向进行，要求演唱者在吸气的时候尽可能地把喉咙底部打开，使喉头尽量下降，因此美声唱法的音域较通俗唱法来说更广、更宽，这种管状的竖向发声方法也使得美声唱法的音域延展性更快、更流畅。而对于通俗唱法来说，不论男声还是女声主要以真声为主，喉咙不用打开得太大，喉位较为偏高，因此所产生的共鸣效果不如美声唱法更具穿透力，音域也较窄，需要借助麦克风扩大表演者的音响效果，但是通俗唱法由于音位较为靠前，因而咬文吐字较为清晰，声音也更清澈一些。
佳宁组合将这两种完全不搭调的演唱形式交织演唱，带来了一种新的听觉享受，宽厚中渗透着柔美，细腻中夹杂着伟岸，真声假声的完美融合使得这种演唱方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碰撞的里程碑。
“中国好声音”为通俗歌手搭建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各种不同演唱风格的混搭、不同唱法的交织、各种演唱方式的嫁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现，成为中外流行音乐交融创新的大舞台。这个节目是继湖南卫视的“超女”音乐选秀节目后的又一个引起大众关注的媒体节目，包括目前正在热播的“我是歌手”这些媒体节目不仅推动了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发展，而且更体现出当今流行音乐中一种新的音乐文化现象——多种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多元化音乐风格相借鉴，古典与流行、传统与国际相碰撞的中外流行音乐文化大交融。
注释：
[1] 由浙江卫视和星空传媒联合打造，并邀请庾澄庆、刘欢、那英、杨坤四位中国流行音乐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明星导师言传身教的一档中国大型音乐选秀节目。
[2]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4
[3] 彭鑫：《爵士乐的发展历程及爵士乐在我国现状的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P6
[4]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P161
[5]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0
[6]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P91
[7] 指的是“身体仰卧，双臂向头上伸直，先吸足一口气，然后双腿不动，上身慢慢向上坐起与双腿成90度，在坐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吐气；之后上身再平躺下去，与此同时吸气；躺平后双腿伸直向上抬起，与上身成90度，同时吐气；最后双腿放下，并同时吸气。”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62
参考文献：
1. 汪效华 陈燕 莫灵勤：《中外流行音乐文化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2年版
2. 田玉斌：《谈美声歌唱艺术》，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徐元勇：《论欧美英文流行歌曲的演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03期
4.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中国音乐学》，2008年04期
5. 罗洪：《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之比较》，《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关键词：国际文化交流 应用语言学 关系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077-01
1 国际文化交流与应用语言学
1.1 认识应用语言学
19世纪70年代，波兰学者、语言学家库尔特内最早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在其相关的著作中，相对理论语言学来说，其对象是把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其他领域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虽然对应用语言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各学者普遍认为其指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而非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曾被定义为语言学在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性应用研究，如翻译学、辞典学、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学等方面，也包括现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外语教学及第2语言教学等学科应用领域。
1.2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2.1 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媒介传播作用
（1）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国际文化交流是依赖于语言这个媒介，英语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至关重要。当前的信息网络的国际化，对于应用语言尤其是英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由于全球信息资源大多以英语作为主存储媒介，因此，英语在整个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凸现。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母语外，还需要掌握电脑语音和英语。也正因此，赋予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对英语教学研究的更多发展空间和保证。全球化带来语言界英语优势地位的同时，更凸显了应用语言学的的学科作用。
（2）汉语在国际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
据一份官方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在亚洲地区，汉语作为应用领域、范围最广的一种古老语言而存在着。由于汉语言历史悠久，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及语言意境，因此，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汉语拥有着其他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个性优势，是新世纪国际文化交流的必须用语，更让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心灵清明”，从语言源流上可以追溯到中国古老典籍“清明”这一词汇中来，这一例子就形象说明了汉语言的独特文化魅力。
1.2.2 应用语言学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工具作用
在当今计算机应用领域中，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以及人际交际的工具必不可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根基。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化促使了语言多样化的形成，在各国际文化交流传播的活动过程中，各语言通过计算机系统转化为可以互相交流的符号，从而达到国际文化交流的目的。
当代社会文明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传播媒介，我们常见的如书刊、报纸、影音数字出版物等，并且具有与之呼应的通讯系统和对应的符号及信号系统。综观世界，任何一项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语言”这一基本工具与载体。例如，我们汉语是联合国官方工作用语之一，因此，中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文字”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工具语言。
1.3 应用语言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应用
世界全球化的形势，使得各领域的交流扩大也形成了语言的多样化。各种语言通过计算机的处理转换为可交流的符号信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现在通用的传播媒体，从电视到电影，从广播到报纸书刊及音像出版物，都有自己对应的符号信息系统。任何一项传播与交流都是依据语言为载体。
2 应用语言学的学科意义
母语是掌握各种知识的初始条件与基本工具，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育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标准。全球化的发展推进了社会对现代化语言理论和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语言教育工作也日益被重视起来。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任何一个经济实力强国，其首先必定是一个语言文化强国。应用语言学具有无限的生命活力，为了应对当前日新月异不断发展中的国际文化交流，为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除开不断培养本国语言文化人才外，还要不断培养外国语言人才。
3 讨论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的外语教学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外语教学活动中往往仅局限于对语法、句章、词汇等的分析、举例与教学，而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与交流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于文化的输入与学习还远远不够。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语言作为一中符号知识来进行传授与学习，而没有认识到语言的外部文化信息，忽略了语言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文化交流地位，使得人们在语言的学习中往往是抽象的、索然无味的，对语言却没有具体的感性认知，一旦接触到实际的语言交流环境总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近年来，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语教学仅围绕语言理论知识的单一传授是不够的，只有与相应的文化教学结合起来，语言教学活动才能实现外语教学的目标，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综合性实用人才。
4 结语
在当前全球化文化、经济浪潮席卷下，外语教学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因此，我们要以提高学生的综合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准绳，培养出高质量的外语应用性人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因而其研究范围也在一天天的扩大和变化之中，实践应用中对其所提出的问题也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其跨学科性、实验性与开放性也显得更加突出，语言学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其次，应用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根基还很不成熟，研究任务艰巨。这些现状要求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人员必须以广泛的多学科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无论是狭义的语言学研究还是广义的语言学研究，都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作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教学人员，要不断扩充知识视野，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积极吸纳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并将其进行有效结合，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跨越，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应用语言学问题初探[J].语文建设，2011（1）.
[2] 陆志韦.国际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J].语言研究，2012（2）.
[3] 文炼.汉语语词的节律问题[J].语文建设，2004（5）.
文化交流对人类有何功用？季羡林先生在丛书序中讲：“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分属于不同学派的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等相关问题时，提出了文化传播论：即少数优秀民族创造文化，其它民族通过传播接受。这一理论是德国文化圈派、英国传播学派和美国历史学派的一致意见，虽嫌极端，但也从侧面说明：交流、传播确是文化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不同国别、不同学派研究不同对象后所得的共同认知。“写文化交流史能够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人类的互相依存，说明人类的相辅相成，说明人类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③季先生会设“音乐交流”为专题，单独以专书出版，就是意识到“音乐交流”在人类社会中有存在，并承载了重要功能。
然而，自1922年叶伯和先生所著中国第一部音乐史专题《中国音乐史》算起，直至1998年，才出现了一部以中外音乐交流为视角写作中国音乐史的著作，这就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外音乐交流史》。六十多年间，学者们采各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剖析中国音乐史的发生、发展，但以“交流”为题眼来研究中国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第一部著作确为《中外音乐交流史》。该书分五编，共十三章，下设三十九节。五编以时段划分，分别是：（一）先秦时期；（二）秦汉时期；（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四）宋元时期；（五）明清时期。涵盖的十三章则依据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的产生以及逐步深入进行划分，分别是：音乐交流之谜，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与西域音乐交流的开篇等。这种结构可谓“纵横交错”，长时段中又排布了该时段的横向发展；横向布局时，先以历史分期总设不同阶段，再配以“端绪”、“开篇”等词展示发展脉络。真可谓“独具匠心”的安排！三十九节的每一节都是对中外音乐交流史中某一问题的专题研究。例如？押中国的伶伦律管是来自西亚古国巴比伦吗？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先设问，后自答，便于读者理解。此外该书还附有图片目录，以及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书名、曲名、文化音乐术语的索引，使得该书又具有中国音乐辞典的性质。
《中外音乐交流史》还有诸多优点值得借鉴，而给予笔者的最大收获是冯先生的怀疑精神。不夸张地说，这种收获可用“震撼”来形容。在书中，冯先生敢于对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提出质疑，并收集相关史料分析、论证，修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错误结论。这使笔者充分意识到慎重选择史料、分析研读史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读史料，而后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前人研究中出现错误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在选择史料时不够慎重、分析史料时不够严谨所致。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书中许多名词今人已不明所指。故在参考古代音乐文献撰写史学论著时，必须进行史料分析。一旦对古籍中的名词做出错误解释，据此构建的“史实”就成了空中楼阁。试举《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几例为证，浅析笔者由“震撼”带来的读后感。
《中外音乐史》第一章第一节谈到中国的伶伦律管来自哪里时，涉及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的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溪之谷，以生空窍厚薄钧者……”④对于“大夏”、“昆仑”这些古地名，今人的理解较为模糊，要正确解读这段文字，就必须先做史料分析。冯先生认为，这段古文需要校订的文字不少，又因为学者们也意见不一，造成了读者的困惑与误解。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是在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的著作中提出的：伶伦到达的大夏是葱岭之西的一个古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一带。因为错误理解了这段史料，王光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中国人是从西亚古国巴比伦学得的律学。对此，冯先生出：“中国史书上记载着不同的大夏，而且中国古代对于昆仑山的方位的观念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观念。两个大夏：一个是古代国名，地处葱岭以西，即今阿富汗北部一带。此说见于《史记・大宛传》等记载。后世的史书又记作吐胡罗，或吐火罗，这是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另一个是县名，地处甘肃兰州一带，临洮西北，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记载。”⑤在此基础上，冯先生又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辨析，得出《吕氏春秋》所言“大夏”是《汉书・地理志》所注的甘肃兰州，而非《史记》所言的阿富汗北部。对于“昆仑”，冯先生则依据传世史料和已有的学术成果为论据，认为战国时期人们所指的昆仑山在今青海西宁之西的湟源一带。以这一时期昆仑山的位置和自然条件来说，从中土到达那里的现实可行性是较强的。然而照王光祈的理解，伶伦越过葱岭到达大夏国，再折回往东到昆仑山北坡寻找竹子，对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来说缺乏可行性。所以，《吕氏春秋》中的大夏应该在甘肃兰州一带。得出结论之后，冯先生并未止步，又分析了王光祈形成错误结论的两个原因：一，他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二，他受到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文化圈”理论的影响，主张“中国从古希腊学到律制”。
冯先生鞭辟入里的剖析，使笔者有了这样的心得：在史学研究的当中，想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然要遵守两个准则：一是尽可能的穷尽史料，二是切忌从自己假定的结论出发，而后仅寻找有利于自身研究的史料论证观点。冯先生对《吕氏春秋・古乐篇》中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充分证明了分析史料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步冯先生“怀疑精神”之后尘，笔者不能肯定冯先生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冯先生分析史料的方法、思路，以及前人结论后继续追寻前人得出错误理论之原因的做法，却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下了丰富的传世文献，但因年代久远，同一问题会有诸多相异的记载。所以，如何选择史料也就成为了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另一个重要问题。冯先生在《中国音乐交流史》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中国西周穆王是否到过古代西亚一带进行音乐交流时提出：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讨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起源时，以《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相关记载为依据，得出中外音乐交流活动可能起源于西周的结论。原因是《穆天子传》记述了穆天子驾驭八匹骏马，西升昆仑以观黄帝之宫的奇异经历。其间涉有西王母在瑶池相会并歌诗唱和，屡次演奏“广乐”等内容。《列子・汤问篇》中又发展出周穆王把能制作傀儡艺人的偃师带回中国的故事。但冯先生认为，《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中的记载都带有传说性，清代《四库全书》已改变了过去把《穆天子传》归为皇帝“起居注”分类办法，将其归入“小说家类”，原因是它“恍惚无征”，这代表了清代学者对其作为信史材料的否定。此外，相对于以上两则文献，《史记》中也有关于周穆王的记载，但《史记》中只有周穆王征伐西邻犬戎、周穆王令造父造车“西巡游，见王母，乐之忘归”以及赵简子听“广乐”的零散记载。有关西周穆王巡游奏广乐的故事是小说家结合了上述事实和神话编撰而成的。⑥此外，冯文慈在《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还提出，杨荫浏先生将《穆天子传》和《列子・汤问篇》当做信史使用是想将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推的更古，是带着“崇古、饰古”的心态来选择史料的。⑦笔者认为，杨先生著史时是否带有某种心态，今人已不得而知，也不好自行推断，但冯先生在论述该类问题时慎重选择史料的态度，确实让笔者受益匪浅。
《中外音乐交流史》多次体现了冯先生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相关问题时，对史料的选择、分析。严谨的分析不胜枚举，例如：在论述中日音乐交流史时，重新解读了《海内经》中提到的“天毒”，提出“天毒”乃“夭毒”，即日本的邪马台。⑧在质疑张骞是否从西域带回《摩诃兜勒》时，详细分析了《古今注》、《晋书・乐志下》以及《西京杂记》、《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记载，提出张骞带回《摩诃兜勒》的说法还需要有力的佐证。⑨在讨论长颈圆盘式琵琶是否与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关时，比较了傅玄《琵琶赋・序》和刘熙《释名》、应劭《风俗通义》中相关记载，并提出《释名》和《风俗通义》的史料价值显然要比《琵琶赋・序》高。⑩毋庸置疑，冯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的写作中体现出的治史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依据史料撰写音乐史时，分析、选择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因为正确选择和解读史料，是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基石！这就是笔者读冯先生巨著后最深的感受，也是日后研究时谨记于心的良言。
①分别为：《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外美术交流史》、《中外图书交流史》、《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外医学交流史》、《中外哲学交流史》、《中外宗教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
②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季羡林《〈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序》，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吉联抗《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版。
⑤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⑥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⑦冯文慈《崇古与饰古――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择评》，《音乐研究》1999年第1期。
⑧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⑨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页。
“一带一路”文化先行成效显著
1000多年前，汉武帝遣臣子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亚、欧、非三大洲连接起来。就历史而言，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不同文明交流融合之路。千百年过去了，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朋友圈越来越大的“一带一路”，其基本属性既包含经济合作共赢，亦囊括了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战略远景之下，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赶上了“加速度”。按照关于“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国家文化部全面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既看眼前，又重长远，基本建立起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框架。
2016年，以中国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为组长的文化部“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统筹全国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基本建立。《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文化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
配合“一带一路”战略，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相继成功举办。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70多个城市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300场。2016年9月，23国文化部长或代表受邀出席丝绸之路文博会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并通过了《敦煌宣言》。“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逐步建立完善，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的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在欧洲11国、亚洲10国、非洲5国、大洋洲3国和拉丁美洲1国共建立了30个中国文化中心，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文化中心数量就达11个。“一带一路”文化先行可谓扬帆乘风、亮点多多。
中国继续与沿线国家签署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频繁、合作内容丰富，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等频繁登场―互相尊重，各呈其美，在碰撞与交流中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中国故事更真实更清新，世界语言更悦耳更动听。2016年1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香港出席《南华早报》中国年会时畅谈“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更多是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只有文化的交流，思想交流，才有可能带来经济的交流。“任何国家都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带着爱商（LQ）去帮助别人”，才能在融合与欣赏中，促进世界文化与文明的转型升级。
品牌活动助推中华文化自信
2016年，中国作为主宾国举办的“中加文化交流年”“中卡文化年”“俄罗斯中国文化节”“非洲文化聚焦”“蒙特利尔灯光节”等活动成功举办或顺利开幕，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中埃文化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阿拉伯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活动，地点覆盖北京、开罗、卢克索等10余个两国重要城市，受众人数逾千万。2016年1月，主席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年”开幕式。
从埃及卢克索神庙广场举办的文化年开幕式、“两个伟大文明的对话”主题演出，到“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展览、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系列文化活动，再到两国艺术家在文化年闭幕式唱响经典歌剧《阿依达》……整个文化年活动呈现出出席嘉宾层次高、活动项目数量多、内容涉及领域全、省市覆盖范围广、思想对话程度深、交流宣传效果佳的显著特点。
一年来，文化年执行项目有100余项，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银川、南京、无锡、成都、开罗、卢克索、阿斯旺、亚历山大、达曼胡尔等，两国互访人员总数达912人，活动直接受众超过2000万人次。文化年期间，埃及在中国举办了40余场文化活动。
“中拉文化交流年”是中国同拉美地区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年度文化交流活樱覆盖约30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接受众近千万人。主席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总理、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在古巴、墨西哥举办的活动。此外，“东亚文化之都”“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品牌活动的影响持续扩大。
文化交流合作向纵深发展
近年来，中国国际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2016年6月，文化部部长雒树刚率团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第13次会晤，全面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第七届亚欧会议文化部长会议、中沙（特）高委会文化分委会、第七次东盟-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第三次中国-东盟文化部长会议、第八次中日韩文化部长会等成果丰硕。
与此同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通过携手进行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2016年，中国文化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责任，完成“赫哲族伊玛堪说唱”“麦西热甫”等7个列入急需保护名录项目履约报告并向教科文组织提交；建立专项工作机制，撰写《非遗公约》政府履约报告和《文化多样性公约》政府履约报告。
为了更好地推动各层次的文化合作，中国文化部举办各类国际文化活动，为引进各国优秀文化成果、促进中外文化合作搭建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学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论坛”、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级论坛”、首届“中澳文化对话”、第11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欧文明对话会”“中英表演艺术高级管理人才交流研讨会”“中英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研讨会”等各类论坛有效地促进了中外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
搭建中外思想交流“朋友圈”
中国文化部注重思想领域交流对话，以此促进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的全球传播。在短短3年间，汉学家翻译家工作从无到有，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2016“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邀请到全球26个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31位汉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齐聚北京，聚焦“一带一路”建设。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扩容增效，分别在北京、上海和西安开设3期研修班，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89名青年汉学家和智库学者来华研修，参加人数达历年之最。“中外影视译制合作高级研修班”“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先后成功举办，一支乐于并善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中外译者“先锋队”逐步成型。
关键词： 对外汉语专业 校内专业实践 角色分析
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330余所学校开设对外汉语专业。多数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在毕业前很少有机会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面对面给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致使毕业后因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教学经验而不能较快较好地适应在国内外的汉语教学工作。在汉语国际教育的背景下，如何培养满足国际社会需求的汉语教师和中外文化交流人才？是当前对外汉语专业建设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开设于2005年，目前已有4届本科毕业生，在近年来举办的国家汉办汉语志愿者的选拔考试中均有较好的成绩，毕业后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学生在适应异域环境、跨文化交流方面相对于其他汉语教师有一定的优势，红河学院的国际化程度以及给学生提供的国内国际交流机会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一、红河学院中泰教育合作与交流情况
红河学院是一所全日制综合性本科院校，国际化办学在同类院校中起步较早，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荷兰、越南、泰国等十多个国家的百余所高校、中小学及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越南、泰国、柬埔寨与当地大学合作建立了国际汉语中心。其中，同泰国高校的合作尤为密切。自2003年起，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同泰国曼谷、清迈、北榄府、孔敬府、甘烹碧府等多个地区的高校、中小学和教育培训机构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合作关系。交流形式大体可以归结为学生互换、教师互派、海外汉语教师培训班等。
（一）学生互派
红河学院与泰国合作高校的学生互派主要有SAP和IAP两种形式，即SAP（Study Abroad Program）国际课程学习项目和IAP（Internship Abroad Program）境外实习项目。红河学院同泰方高校间的SAP、IAP起始于2007年。目前，红河学院已与泰国清迈皇家大学、西北大学、北清迈大学、甘烹碧皇家大学、曼谷瓦拉亚隆宫皇家大学、马哈萨拉康皇家大学等高校建立了SAP、IAP合作关系。SAP课程涉及计算机、英语、工商管理、汉语、国际贸易、音乐、美术等多个学科领域。IAP主要为汉语国际推广，将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派往泰国高校、中小学进行汉语教学实习。
（二）教师互访
为推动中泰双方的外语教学水平，培养适应中泰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外语人才，2007年起，红河学院开始与泰国高校合作实施教师互派计划。双方每年互派部分教师到对方学校任教，教授汉语、泰语。
（三）海外汉语教师培训班
2006年12月，红河学院国际学院组织举办了首届海外汉语工作者培训班，培训对象主要为东南亚国家的汉语工作者，其中以泰国学员为主。目前已培训了四届，近百名泰国汉语工作者接受了培训。
（四）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
从2008年起，每年8月均有泰国高校、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汉语语言文化体验夏令营到学校进行2-4周时间不等的交流学习，进行生存汉语、中国文化、历史、地理、舞蹈、武术等方面的体验学习。
二、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的形式
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主要依托与泰国高校、中小学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交流合作，学生赴境外实习的目的国也多为泰国。
（一）专业实践
1.观摩课堂教学
观摩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是红河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专业见习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课堂教学观摩，学生能感受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气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理论上的语言知识与教学法。课堂观摩要求见习生在整个授课过程中认真做课堂笔记，观摩结束撰写教案和心得体会，教师适时组织课后讨论对学生进行相关指导，使学生能近距离感受留学生汉语教学课堂，为专业实习打下较好的基础。
2.担任助理班主任
学生担任助理班主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配合学校开展对泰国留学生的班级管理、交流活动协助工作、基本生活指导。相比国内班级管理，泰国留学生班级管理涉及的内容更加复杂。在语言交流、情感沟通、生活帮助等方面对助理班主任的锻炼很大。
3.课堂教学
（1）夏令营语言文化课程教学
针对暑期到校学习汉语的大、中小学泰国夏令营团进行语言课程教学，包括语言类课程（听说读写类）及中国文化课程（书法、刺绣、太极、国画等）。通过自愿报名、试讲筛选、培训等系列程序，选派专业基础好、专业相关能力强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对泰国夏令营团的教学实习。学生能得到直接的教学体验，检验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积累教学经验。
（2）交换学生文化课程教学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作为实习教师对到校的泰国交换学生（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文化课教学实习分为课上和课后两部分，课上教学内容具体包括中国书法、剪纸、太极、中国结、武术等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技能课程。
（二）志愿者活动
1.语言学习伙伴
语言学习伙伴是一对一互助语言学习形式，担任语言学习伙伴的对外汉语专业学生，以结对子的形式在课外帮助留学生进行汉语言及文化的学习。包括语言互助学习，帮助留学生预习、复习课程内容，完成汉语作业。通过这样的交流形式，增进中外学生间的了解，建立跨国友谊。
2.生活伙伴
当人们置身于异域文化中，即在学习或工作、生活遇到另外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时，会出现一种心理反应，从感到别扭到不适应，从轻度的易怒、烦躁，到心理上的深刻惊恐和危机，这就是文化休克。设置生活伙伴，在缓解留学生文化休克问题上收到较好的效果，最终帮助留学生快速、顺利地融入到中国学校的生活和学习中。
3.策划、组织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跨文化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会一直伴随留学生国外学习生活的始终。这一形式要求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对泰国留学生的课外活动进行策划并组织实施，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推广能力和活动组织能力。主要活动有中国书画作品展、中泰趣味（传统游戏）运动会、中文卡拉ok大赛、中国武术表演、包饺子活动等。
三、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中泰交流活动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在一个具有各类国际交流和学习活动的国际文化校园环境中，作为一个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发展目标和专业知识能力学习和培养需要，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并为实现自己的未来角色做好准备。一般来说，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角色总体上包涵“专业学生”、“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和“国际汉语教师”三个角色。这几个角色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要求。
1.“专业学生”角色
“专业学生”角色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校内国际交流活动中扮演的首要角色。这个角色以跨文化交流技能、对外汉语课堂授课技巧及对象国文化常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从角色要求上看，学生需要掌握全面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学习跨文化交流技能。跨文化交流技能作为一种交流技能，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既然是技能就要通过实践来完善。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参加校内中泰交流的机会，提升自己的跨文化交流技能，提升对外汉语教师综合素质。
学习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对外汉语专业最终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一批能够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教师，这也就要求本专业学生应该具备课堂教学能力，需要有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为基础，应该抓住对外汉语教学课堂观摩的机会，努力完善自己的教学能力，发现更多实用的教学技巧。
学习泰国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在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下衍生和发展的，都有其特殊性。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泰国文化常识是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
2.“汉语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者”角色
对外汉语专业是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培养国际汉语师资而设置的本科专业。汉语语言文化推广者就是一个具体的身份，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与泰国留学生的交流学习中，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这个角色。作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肩负着汉语语言文化推广的重任，如何完善自己的专业技能，胜任未来的汉语语言文化传播者角色，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首先，作为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要求掌握除了以汉语言文学、外国语为基础的课程外，还需要学习并掌握相应的中国文化传播技能，如太极拳、民族乐器、民族舞蹈或中国书法绘画（等）。其次，需要学习一定的跨文化知识和交流技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要借助跨文化交流的机会检测所学习的理论知识，体验异国文化差异，积累更多的异国文化常识。再次，具备解读中国文化的能力。不同语言的背后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初次来访中国的泰国人对中国的很多礼节、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或多或少都会有不理解的情况发生。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充当解读大使，扫除他们的困惑。
3.“国际汉语教师”角色
对外汉语教师是指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工作的教师，参与泰国学生的汉语语言文化课程的教学工作。这是对外汉语专业学生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对学生要求最高的一个角色。对外汉语教师的职业特殊性要求其具备两方面的能力，即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同时，还需要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1）知识结构
语言学及汉语言基础理论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想让自己的教学得心应手，必须踏实学好语言学理论基础知识、汉语言理论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这是国际汉语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全面掌握现代汉语理论，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并能对简单的汉语语言现象进行科学分析。
掌握相关学科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等基础理论，及对理论的理解运用。
（2）能力结构
组织教学的能力。国际汉语教学的目的是通过专项技能训练，引导学生把语言知识转化为言语交际技能。这就要求国际汉语教师要在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环节、课堂组织管理上有较好的驾驭能力，保证教学质量。
创新能力。打破常规，用恰当有效的方法解决教学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创新能力对于对外汉语教师尤其重要。创新能力应该分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创新的思维模式、创新的教学技能三个方面。
表达能力。要求国际汉语教师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汉语言学习者进行教学时，语音标准、吐字清晰、语速适中，并能很好地把握用语分寸，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
（3）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国际汉语教师必须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汉语传播过程中做到不卑不亢，不崇洋；在涉及敏感政治问题时要有合理的化解方式，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中国文化、历史、文明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四、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专业实践的意义
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参加校内国际交流活动，通过跨文化交流活动，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有助于深刻认识对外汉语教师的能力要求。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学生能自觉回忆所学理论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专业实践中去，由实践促进对理论的进一步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锻炼。
充分利用校园国际文化环境，积极为学生创造专业实践机会，可以进一步丰富校园国际文化，使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规格要求相适应，为学生提供一个较好的综合实践平台来实践已学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进行跨文化交际，尝试组织、实施对外汉语教学，为将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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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宣翻译 文学外译 公共外交 和而不同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外宣翻译研究：译者的身份构建”（2010SQRW021ZD）；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外宣翻译’英译名研究”（2010sk104）
一、引言
“公共外交的核心是竞争话语权。”[1]109话语要成为国际话语权，就必须经过一个广泛传播、占领舆论高地并成为大众普遍认同的中间过程。缺少这个环节，就不能使之成为话语权。从这种意义来说，传播话语和塑造话语也会成为话语权的来源。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2]2那么外宣翻译和文学外译在理论上也就构成了话语权来源的重要内容。
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都是主动向域外传递本土文化的信息，不过二者是存在区别的。对此，陈丽莉有过相关的论述。[3]120因而，有必要对两类翻译进行优化组合，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二者的功效。诚如赵可金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国家，如果实施公共外交战略，不可避免地要注意保护和开发公共外交资源”。[4]180分类产生价值，配置创造效应。从公共外交来看，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可以“和而不同”。“和”是指二者在公共外交体系中能够共存共生；“不同”是指二者在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中须要分清轻重缓急。
二、“和而不同”之共存共生
按照美国学者的传统看法，公共外交主要包括信息活动（Information Activities）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两种形式。[4]204由于信息活动和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所以我们作如下的假设：如果外宣翻译具有信息活动的性质，同时文学外译又符合教育文化交流活动，那么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也就具有共存共生的关系。一旦假设成立，两类翻译就可以“和”于公共外交。这种关系如图一所示。
在公共外交视域中，信息活动主要是介绍政府的对外政策，加强与外国公众的沟通，发挥信息提供和价值导向的作用。[4]204例如，为了向国外介绍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情况和主要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于2012年10月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不言而喻，这类信息需要对外翻译。反过来说，这样的翻译主要是服务于信息的对外传播，进而表达劝服的诉求。正是在这个目的上，外宣翻译恰能大行其道。诚如张健所指出的，“从功能上讲，外宣翻译是信息传播”。[5]20
例1：中国借鉴国际上建立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的经验，2002年以来，国家推行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结构。[6]30
译文：China has borrowe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 public defenders and corporate layers. Since 2002， the country has trial-established the system to provide legal counsel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major corporate operations， thu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law business that is composed of public defenders， corporate lawyers as well as lawyers in the common sense （including full-time and part-time ones）. [6]40
译文言简意赅，但语义明确、表达流畅，折射出信息传播的要求。信息活动须要借助外宣翻译向外国公众来说明中国，而外宣翻译则可以“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尤其是了解当代中国。因此，外宣翻译本身就是信息活动。
公共外交的另一种形式是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众所周知，教育文化交流所蕴含的文化外交往往以“和平性”或“柔性”[7]25而著称。也就是说，文化外交因其终极战略目标遥远而显得非功利性。法国文化外交学者路易斯・多洛（Louis Dollot）认为：“文化交流逐渐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思想和文学、艺术、科学作品进行交流。”[8]4显而易见，翻译能促进文学作品的交流。在这层意义上，文学外译成为了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但是，须要指出的是，文化外交的“柔性”也给文学外译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艺术性，或者说“文学翻译的目的主要是审美欣赏，唤起读者的艺术感受”。[5]20
例2：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译文：My house is built amid the world of men，
Yet little sound and fury do I ken.
To tell you how on earth I can keep blind，
Any place is calm for a peace mind. [2]243
例2中的内容出自晋代诗人陶渊明的作品《饮酒》，在汉文化中是家喻户晓的诗句。译文的译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汪榕培先生。撇开理解的“偏见”不说，译者非常关注音步和尾韵，映射出译者的审美心理。文化外交致力于培育长远的文化认同，因而需要“情”来感动人。从文学外译来看，这种“情”离不开译文的“美”。须要指出的是，在域外的文化语境中唤起外国公众的艺术感受，就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可以做到的。
顺便提一下，外宣翻译、文学外译与信息活动、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其实早已存在。“中国虽然在过去未使用公共外交这一名称，但存在公共外交的实践，其表现形式就是对外宣传，包括对外新闻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9]65拿对外新闻传播来说，我国在建国初期就创办了一批对外报纸杂志，如《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后改名为《今日中国》）和《北京周报》等；就对外文化交流而言，《中国文学》杂志的译介活动、《诗词》1976年英文版的翻译和“熊猫”丛书的对外译介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无论是对外新闻传播，还是对外文化交流，都包含对外翻译的行为，只是未给予清晰的界定。
三、“和而不同”之轻重缓急
从公共外交的运行机制来看，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须要分清轻重缓急，这正是“和而不同”中的“不同”。所谓轻重缓急，是指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在议程设置上有紧迫与松缓的区分。具体地说，外宣翻译应该被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而文学外译则须从长计议。
公共外交的目标可以分为短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①“公共外交更重要的是追求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4]498也就是说，澄清事实和传播知识在竞争国际话语权中可以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相对而言，“国际认同度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在教育文化交流中进行反复检验”。[4]500这也就意味着，作为长期目标的培育国际认同并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的功效也是比较缓慢的。
如果说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着眼于长远目标，那么以澄清事实、传播知识为目标的信息活动就负载着更多的现实压力。从这种意义来讲，争夺国际话语权会更多地借助于外宣翻译，如驳斥西方媒体炮制的“中国”、对外传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信息，以及就国际重大事件和问题阐述我国的方针政策和原则立场等等。
例3：黄岩岛、、南沙群岛
译文1：the Huangyan Island； Diaoyu Islands； Nansha Islands
译文2：Panatag Shoal； Senkaku Islands； the Spratly Islands
例3中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按照“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译文1应是符合法理的翻译，也是我国外宣翻译一贯主张的英译文。在译文2中，“黄岩岛”被菲律宾改称为“帕纳塔格礁”（Panatag Shoal），“”被日本命名成“尖阁列岛”（Senkaku Islands），“南沙群岛”则被西方人称为“the Spratly Islands”，这些英文名称都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外宣翻译必须准确传播国家修辞，这责无旁贷。也正是在翻译国家修辞的层面上，外宣翻译彰显出竞争国际话语权的重大功能。
至于文学外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运作方式须要精心设计。正如高方在谈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时所指出的，“文学交流是心灵的交流，要力戒焦躁的心态或强加的姿态”。[10]9首先，文学外译不适合作为对外宣传的工具。“以文学翻译为纯粹的文化宣传工具，实在是困难重重，而且可能对翻译和文学都造成伤害。”[11]154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活动中，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例如，致力于译介中国文学并增出“熊猫”丛书的《中国文学》，与其从属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在2001年分别遭遇了被迫停刊和被迫撤销的结局。其次，文学外译的影响范围比较小。“文学经典和历史典籍需要翻译，但其受众主要为小众和专业的西方读者。”[12]98 换言之，文学外译顾及了特殊受众，却忽略了广大的一般受众，所以不利于话语的大众传播。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外译至少不能满足国家的当下需要。
四、结语
“和而不同”的组合模式体现出传播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有利于国家竞争国际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国家，而主力则是非国家行为体，这就给文学外译以一定的启示。例如，我们在文学外译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应有所变化，可以不再是单纯的译者，而更多的是翻译行为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换言之，文学外译的译者可以是外国的汉学家。这就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外译的操作空间，从长远的角度看，则可以为我国赢得更多的话语权。也只有在公共外交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外宣翻译与文学外译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注释
① 公共外交的短期目标是澄清事实，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知名度；中期目标是传播知识，提高本国的美誉度；长期目标则是塑造形象，确立价值，增强各国公众对该国的认同度，增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参见：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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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方，许钧.现状、问题与建议――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思考[J].中国翻译，2010（6）：5-9.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生活在急剧变化。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1]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之间、各个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2]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学、学、学、学、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发展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文艺学要发展，就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要在“立足于我国已形成的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陛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立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有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西方文论资源无疑成为了我们重要的理论参照。对于西方文论资源，我们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认真分析在引进、选择中的得失，通过积极地对话交锋，使西方文论中真正有用的东西能为我所用，以起到推动我国文论发展的作用。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撇开我国的文论传统。对于古代文论和“五四”以来的文论传统，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建设新的文艺理论的重要资源，对于那些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某些普遍规律，能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东西，我们应当继承吸纳，使之成为文艺学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中日；文化外交；跨文化传播
一、文化外交简述
（一）文化外交概念界定
文化外交的概念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但对其内涵和外延的解释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文化外交中，文化有时被理解为外交的载体，有时文化传播本身又作为外交的目的。
本文比较认同对文化外交的如下定义，即“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文化外交通常被认为是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其主体是一国政府及其主导下非政府组织，以促进对象国民众对本国的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和软实力为目的。
（二）文化外交机理
1、文化外交的理念
文化外交遵循跨文化传播的原则，以双向沟通为基础，反对单方面、强制性的信息输出，注重在交流与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同时，文化外交讲求一种“信誉政治”，一国需要依靠诚实、诚信来增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信服力，以说服力促进认同力和对外影响力。
2、文化外交的路径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通常是依靠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书报、音像等国际媒介，通过向国际公众社会展开国际公共关系活动，培植或影响国际舆论，从而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其外交战略意图。文化外交不仅传播作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语言和艺术，更致力于出口经过精心编码、能够准确反映本国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
二、当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概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没有明显的改观，在当前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局势下，“政冷经凉”和国民感情淡化的趋势成为人们新的担忧。很多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都认为，深度互信的缺乏是阻碍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症结所在。而要化解这僵局，推动两国民间的深入交往势在必行，这就凸显出了中日间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同对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建设可以说是相对滞后的。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对日文化外交也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
当前中国的对外文化外交，主要借助媒体传播、教育交流、大众文化交流项目、汉语推广等形式展开，孔子学院、中国文化（国家）年项目、奥运会、国家形象片等都是中国推行文化外交的有益实践。具体到当前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媒体传播、教育交流、汉语推广和设立孔子学院是主要形式。
（一）对日传播媒体
当前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主要包括，以CCTV大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广播为代表的电视广播媒体，以人民网日语版、中国网日语版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以及以《人民中国》、《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为代表的印刷期刊。中国的对日传播媒体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的体系。
（二）中日教育交流
截止2010年底，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为86173人，居各国及地区之首；同期的日本在华留学生为16733人，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留学生生源国。留学生交流以及专家学者、智库交往是中日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作为一个数量较大的中日文化交往人群充当着文化外交的使者，而专家学者作为更了解中日彼此情况的群体，往往比普通民众对彼此持以更高的好感，是深化中日民间交往的桥梁。
（三）对日汉语推广
根据国家汉办提供的数据，截止2007年，汉语在日本已经成为继英语之后的第二大外语，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已达到200万人。汉语在日本的传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程，各类中国语专修学校蓬勃发展；汉语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活跃，成果丰硕影响大；汉语水平测试种类多，考试制度完善。
（四）孔子学院
中国在世界各地赞助了300多所孔子学院，主要提供中文语言教学课程，组织文化演出活动，传授中医课程以及开展其他文化活动项目。截止2011年，日本国内共设立了19所孔子学院，是在亚洲仅次于泰国设立孔子学院最多的国家，但与超过80所孔子学院的美国以及英国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对日文化外交的主要制约因素
当把文化外交视为一种跨文化传播时，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解构为传播主体、客体，信息、信宿、信道以及信息的编码、解码几个部分来考察。对于尚未发展成熟的中国对外文化外交来说，在上述几个部分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具体到中国对日文化外交时，下面几个制约因素格外凸显，是阻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发展的瓶颈。
（一）中日文化差异
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和研究者来说，承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抱持以求得有限共识为目标的务实态度，是一种基本素质。这里把中日文化冲突的问题单独提出来是因为，中日文化一直被我们认为是同源相近的，这使我们习惯性地忽视了相比中国同欧美文化差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日文化间存在的张力。对中日文化差异性评估的错位是影响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通常认为，中日文化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将中日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和中日文化的共同部分视作增进双方好感的源泉。然而，尽管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典型的原生型大陆农耕文明同日本的外源型岛国稻作文明实际上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同时，中日之间长期的“文化阻隔”，也使双方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文化机制。一项名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中国文化对日传播调查研究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多地集中表层中国文化，如饮食、中文以及长城、熊猫等符号，而对制度性和价值观方面的中国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一直以来，中日两国特殊的发展历程使双方的民众都培养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双方的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再遇到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拨，使得中日间的文化张力一直存在，且呈现趋紧之势。对中日文化差异的认识不足，会导致在传播对象设定、信息选取和编码环节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失效，从而影响解码环节，达不到预想的传播效果。
（二）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
2011年公布的《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联合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对华好感度仅20.8%，而这一数据在中日关系围绕领土纷争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局势下，已经跌到了创历史新低的不足20%。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中国对日文化传播的受众环境十分恶劣。糟糕的受众环境无疑受到中日之间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矛盾的影响，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因素。但同时日本媒体长久以来带有偏向性的涉华报道，则是人为色彩很强的影响中国在日形象基础的原因。
1、日本媒体渲染下的中国负面形象
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 教科书编撰会” 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显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日本的大众传媒，其次为身边的中国人以及到中国留学、旅游，最后为学校课程和中国媒体。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歪曲信息为多，导致中国的形象没能得到准确、全面地反映，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一定程度上被片面化了的形象。尽管有学者在对比了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和对日本国内新闻的报道后认为，日本媒体有进行负面报道的习惯，对其国内新闻的报道亦是如此。但是日本大众媒体作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其报道的偏向性会对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产生主导，导致不真实的中国形象在日民众中的形成。
2、中日现实冲突中加剧恶化的对华态度
2010年9月的中日事件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轮反华游行示威，仅从2010年10月2日到2010年11月20日就有12起反华抗议，参与规模共计达到了将近两万四千多人次。此次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反华示威游行是一个新现象，与以往日本右翼势力引导的反华情绪不同，此番不断增长的反华情绪与日本保守势力的重新抬头密切相关。伴随着日本国内严重“厌中”情绪的是，日本朝野政党为了迎合这种不健康的民意，争相显示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加剧了日本政府的右倾化。无论是还是自民党，日本政客们正在努力将国内民众对日本政治的不满诱导成为对中国的不满，以变在转嫁矛盾中让本当和自身得利。政府的右倾化政策反过来引导舆论和民众进一步右转。
恶劣的对日文化传播受众环境，使得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一开始便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但也显示出了开展对日文化外交的迫切必要，同时对对日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技术性要求。
（三）中国作为对日文化外交主体的内在问题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外交，必须遵循双向沟通的原则，在主体与客体交流、互换彼此意向中达成公认与共识。讨论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制约因素时也不能忽略了中国方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对整体的中国文化外交来说，文化外交体系、机制不成熟，文化大战略和文化核心价值的缺失、文化产品本身竞争力不足，民众作为文化外交最重要使者的媒介作用未得到充分开发等都是制约我国对外文化外交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对日文化外交的语境中，中国国内的反日因素和中国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是中国对日文化外交的具体制约因素。
1、国内反日因素
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进行的两次侵略战争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日本右翼势力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却在不断地刺痛着中国民众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力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巩固了民众的对日民族主义情结，伴随着今天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中日在领土争端的不断升级，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近两年反日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的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发展到了对日企、日本车打砸烧的非理性境地。而国内民间仇日、反日情绪在互联网中体现更为明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涉日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的重要活动平台。在电视传媒方面，据统计仅2012年一年于国内某影视基地开拍的抗日题材影视作品就多达上百部，文化产业消费的风向标也反映出了国内媒体环境中的反日大潮。
这种情形对于中国的对日文化外交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我们一方面努力促进中日双方民众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国内却弥漫着浓重的反日情绪，一些不理性的反日行为甚至直接损害到了日本企业和民众的合法利益。如此一来，我们苦心经营的对日文化沟通便丧失了信服力。虽然这样的局面也是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整体右倾化的条件下形成的，但被骄纵的对日民族主义无疑也越来越对中国自身的利益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
2、对日媒体传播力不足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中央电视台以外，日本民众对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的接触和使用率都很低，日本民众对中国媒体缺乏信任，认为中国媒体的报道不够准确客观，政治宣传的意味大过信息传递。
国际传播影响力不足是中国媒体的通病。赵启正先生认为，提升话语力，应对西方媒体的游戏规则需要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增强信息的公信力；促进多元主体表达，放大民间声音；提高修辞能力，积极追求正面效果。这些技巧正是定位于对外传播的中国媒体所缺乏的。除了要学会展示中国的真实状况，传递中国的民间声音，使用可被接受的修辞外，中国媒体还需逐渐改变官方色彩浓重的形象，祛除宣传意味；改变传者本位的思维方式，努力融入对象国的传媒市场，提高针对性，做好本土化，从而真正被对象国民众所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月刊中国NEWS》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月刊中国NEWS》的内容精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由日中通信社翻译为日文，编辑成册。该刊实行市场化运作，受众锁定为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国际事务并关注中国发展的日本知识型读者，内容多为民众关心的深度报道，目前已经进入日本的主流杂志发行渠道。
四、结语
从现代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意义上讲，中国的文化外交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其所面临的一系列制约因素在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都有所体现。很多宏观的问题，对于还未成体系的中国文化外交而言与其说是问题，不如说是待完成的体系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的问题很难具体展开来说，因此本文仅选取了中国对日文化外交中的几个具体可见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笔者认为可能有所启发的一点，就是人们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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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 公共外交 孟中印缅人文交流 现状 对策
引言
主席于2013 年9 月和10 月出访中亚及东南亚国家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印度、孟加拉和缅甸的人文交流事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2013年5月和10月总理和曼莫汉・辛格总理互访，把“构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写进了《中印联合声明》，这表明各国政府高层日益重视孟中印缅（BCIM）地区的经济合作。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人文交流是仅次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之后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第三动力。近年来，孟中印缅四国的交往不断深入，高层及民间往来不断增加，但就目前情况看，孟中印缅人文交流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们需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这是构建我国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推动我国同周边国家合作的战略需要。
1 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研究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为顺应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格局的新变化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将进一步拓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空间，也将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及友好往来开辟更加顺畅的通道[1]。人文交流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它的有效开展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积极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这是相对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对全面拓展孟中印缅合作的理论创新；加快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而保持良好的地区环境和周边环境尤为重要，积极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是当前四国加强相互沟通、加深相互理解、增强互信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创造和平与发展的地区环境；孟中印缅人文交流是完善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一带一路”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解决该地区存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强中国在东南亚、南亚的影响力，推进四国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 国内外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研究现状
自2000 年开始，我国便在人文交流机制的构建上有了新的突破。例如，中美、中俄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成效显著；中英、中欧人文交流机制建设实现重大进展，目前我国正致力于不断推动和完善中外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自1999年孟中印缅（BCIM）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创立以来，到2013年为止，已先后召开了 11 次会议，在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先后通过了一系列促进合作的“倡议”或“声明”，这反映了各方增强合作交流的强烈愿望，也为推动孟中印缅的经济和人文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近年来，孟中印缅人文交流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国内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2]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逐渐增多，但针对人文交流的研究相对欠缺。从国外研究来看，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研究亦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文化、信息和旅游部原部长苏尔丹拉耶夫认为，没有人文合作的发展，很难实现经济合作的进步，希望通过人文桥梁，促进丝绸之路国家间合作的复兴。[3]希腊教育部原部长季亚曼托普鲁等提议设立“丝路文化之都”项目，每年由一个沿线国家组织文化活动，涵盖文化、科技、展览、经济合作，并进行定期评估，用标准化方式推行，市场化运作，建立人文交流长效机制。[4]印度尼赫鲁大学的邵葆丽教授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已取得成果，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展示成果，探索和发展成功模式，以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除了中印合作外，中国还可以与其他南亚国家进行合作，特别是孟中印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她认为孟中印缅地区是一个文明圈，有着悠久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的历史，存在许多相同的地方和共同的问题。加强该区域的人文交流将有利于解决共同问题。她认为应该探索一种合作模式和机制，以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或孟中印缅地区的人文交流。[5]
3 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对策
鉴于国内尚缺乏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系统研究，我们应该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历史机遇，以公共外交理论为支撑，进一步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事业，以下是关于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建议与对策：
第一，优化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研究的指导思想：积极促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让其融入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建设战略，这是积极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核心指导思想。
第二，明确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研究的基本思路：首先，梳理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历史，准确把握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推进孟中印缅人文交流面临的主要障碍；其次，研究孟中印缅人文交流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再次，研究印、孟、缅三国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政策和发展战略，找到确实可行的路径和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丰富合作内容（例如，轮流承办科技年、文化交流年、宗教交流年、青年友谊年、语言年、智库交流以及孟中印缅教育互联互通项目等）。
第三，明晰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研究的重点：孟中印缅人文交流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关系，将是重点突破的理论问题；由于孟中印缅四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各异，因此，突破各国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孟中印缅人文交流合作机制、服务体系和成果评估机制是研究重点之一，因为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工作正常有序发展的制度保障；“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主要立足点在于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并不涉及政治和国家安全等敏感领域，然而部分大国实施的力图主导地区事务的战略举措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因此，外部大国制约因素对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影响是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之一。
第四，拓展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研究的方法：采取总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即分别研究中国――印度、中国――孟加拉、中国――缅甸的人文交流情况，然后把孟中印缅四国人文交流的整体情况进行综合研究。具体研究方法如下：研究“一带一路”和公共外交理论内涵，奠定理论基础；收集我国关于发展对外人文交流事业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经验报告，整合“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人文交流的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拓宽视野并且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公共外交等学科知识，采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实地调查法、文献法、多学科交叉等方法展开研究；深入挖掘四国人文交流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为发展孟中印缅人文交流事业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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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思科.“一带一路”，中国外交的新思路[N].光明日报，2014-6-7（9）.
[7]杨毅.软实力视角下中国人文交流机制的构建[J].理论与改革，2012（4）：110-113.
[8]许利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路径与机制[J].新视野，2014（5）：119-123.
论文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拙，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如果从社会史或者文化史的角度去看时代，特别是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那么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直到本世纪(二十世纪—引者注)晚期，都可以称作‘现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留学兴起、科举制取消、新的文化思想发展等，正是这一时期的开放性环境促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产生，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
一、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使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至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并找到了长期发展的土壤。
现代文化交流促使“新文化”在中国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一定程度上是“愚昧”造成的。但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落后状态使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寻求进步的道路，学习西方的要求更加迫切。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为“新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新式学堂的开办是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甚至私塾中也进行新式的教育，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教授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直至“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新文化”地位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成为可能。
现代文化交流形成的开放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化交流不仅使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传人中国，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外来思想能够在中国找到了“一席之地”。“五四”前后是中国的文化思想论坛相对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争鸣，使得文化环境相对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创造了客观条件。譬如，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饱安在1919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蔡和森在1921年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而此后，早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启事中指出:“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由此可以肯定，现代文化交流所创造的开放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是以文化交流创造的开放环境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促成了各种思想被引进，也正是现代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眼界，帮助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现代文化交流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开创了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更显示了国外先进文化的巨大“魅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立志于到国外学习。在国内，更多的民族企业得到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聚了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兴起，大批产业工人的存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现代文化交流中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使得工人的数量快速增加。据统计，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新式农垦企业在1912年为59家，而在1919年已达到100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也达到了1，110，,000人。产业工人在数量上的增加必然代表其力量的壮大，1918年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仅为25次，在192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35次。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下层，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更注重在下层民众中发展力量，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逐步成为先进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现代文化交流使留洋学习成为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在勤工俭学中成长起来的。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留洋学习兴起后，到外国学习的风气一直发展.成为学习接受外国先进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引领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也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留学经历。又譬如，刘少奇曾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张闻天曾经到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学习等。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早年也都在国外勤工俭学。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学习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留学经历，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从深层次的意义看，现代文化交流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使先进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种主流思想都必须被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才会获得最广大的支持力量。现代文化交流对于开启民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起了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引导众多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以重要启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关注俄国，关注中国的前途。许多研究俄国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这一时期国内甚至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更是“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在现代文化交流的影响下逐步认识了中国实际，走上革命道路。
论文摘要:中国的近现代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各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拙，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如果从社会史或者文化史的角度去看时代，特别是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看，那么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起步，直到本世纪(二十世纪—引者注)晚期，都可以称作‘现代”。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留学兴起、科举制取消、新的文化思想发展等，正是这一时期的开放性环境促进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种思想的产生，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最有价值成果。
一、现代文化交流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使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至中国，与中国文化融合，并找到了长期发展的土壤。
现代文化交流促使“新文化”在中国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一定程度上是“愚昧”造成的。但也正是这种极端的落后状态使得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寻求进步的道路，学习西方的要求更加迫切。科举制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为“新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新式学堂的开办是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甚至私塾中也进行新式的教育，除了教授“四书五经”之外，还教授地理及自然科学知识。直至“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长期以来占据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新文化”地位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文化前提，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成为可能。
现代文化交流形成的开放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奠定了基础。现代文化交流不仅使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思想传人中国，而且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使得外来思想能够在中国找到了“一席之地”。“五四”前后是中国的文化思想论坛相对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争鸣，使得文化环境相对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与被接受创造了客观条件。譬如，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饱安在1919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蔡和森在1921年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而此后，早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进行反复的比较和思考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而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发起启事中指出:“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著在这里多说了。由此可以肯定，现代文化交流所创造的开放文化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不断获得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指导作用是以文化交流创造的开放环境为前提的，正是现代文化交流促成了各种思想被引进，也正是现代文化交流开阔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眼界，帮助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现代文化交流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开创了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更显示了国外先进文化的巨大“魅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立志于到国外学习。在国内，更多的民族企业得到发展，从而也促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聚了力量。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企业的兴起，大批产业工人的存在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现代文化交流中自然科学和科技知识的传播，促进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发展，也使得工人的数量快速增加。据统计，江苏、安徽、山东等省的新式农垦企业在1912年为59家，而在1919年已达到100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在1919年也达到了1，110，，000人。产业工人在数量上的增加必然代表其力量的壮大，1918年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仅为25次，在1926年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35次。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多出身于下层，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更注重在下层民众中发展力量，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级逐步成为先进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转贴于
现代文化交流使留洋学习成为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在勤工俭学中成长起来的。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留洋学习兴起后，到外国学习的风气一直发展.成为学习接受外国先进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引领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也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领导人。譬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都有留学经历。又譬如，刘少奇曾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张闻天曾经到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学习等。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早年也都在国外勤工俭学。刘少奇等在东方大学学习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刘少奇“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留学经历，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定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从深层次的意义看，现代文化交流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并使先进思想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现代文化交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一种主流思想都必须被绝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基础才会获得最广大的支持力量。现代文化交流对于开启民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起了推动作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了群众基础。
现代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引导众多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中国以重要启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关注俄国，关注中国的前途。许多研究俄国的文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等，这一时期国内甚至还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更是“主张马克斯主义及俄式革命”，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是在现代文化交流的影响下逐步认识了中国实际，走上革命道路。
关键词 案例教学 跨文化交际 外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可以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通俗来说就是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存在，你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和如何得体地去交流。
在当今社会，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速，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交往日益频繁。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民族风俗等，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也越来越明显，因此提高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效益在某种程度上会直接受到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影响。
全球化的这种发展趋势也加速促进了商务英语教学的发展和复合型经贸外语人才的培养，他们不仅要具备跨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掌握跨文化交往的技能。根据对一些有着涉外业务的用人企业进行的人才需求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英语能力、经验、专业知识技能、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综合素质等几个方面是他们对商务英语人才的主要需求，而且对跨文化交流能力提出了直接要求的企业数量超过了半数。
当前，加大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力度已经成为外语教学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方向。在我国，从总体情况来看，跨文化商务交流在相关专业的教学中比较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怎样把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商务活动实践相结合，怎样把国际商务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怎样在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教学的同时加强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等，都还是难题。
1 案例教学法的使用
美国教育学家John Dewey说过：“最好的一种教学，就是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实际经验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习惯于寻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的联系。”
尽管国内外许多经贸类大学和专业都开设了跨文化商务英语交流课程，相关教材也纷纷出版，但大多以理论阐释为主，而仅靠看书本知识去提高交流能力是不现实的。对于广大学生而言，想要扭转缺乏实际商务经历和经验这一劣势，想要真正地理解、体会和掌握跨文化交流的原理和技巧，就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操作总结去不断地积累提升。
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teaching)，顾名思义，就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案例，也叫个案或者实例，一般是一种真实的典型性事件，其中包含有问题或疑难情境，同时也可能包含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二十世纪初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和医学院将案例教学法真正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进行了使用，之后，随着其内容、方法和经验的不断完善，它被广泛、成功地运用于商业、企业管理学MBA、法学和医学等领域的教学和培训之中。由于案例教学生动、实际，具有仿真性、启发性和吸引力，能够使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得以有效地提高。
2 案例分析是进行案例教学的有效方式
案例分析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现实性。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经贸人员需要突破常规思维的藩篱，利用已有的信息或资料进行仔细地甄别、分析并作出判断。
想要分析案例时做到得心应手，我们就需要加强对案例的分析能力的锻炼和增多处理案例的经验，因此大量的练习必不可少。而在练习的过程中，学会如何进行案例分析，即学会案例分析的方法至关重要也甚为有效。一般来说，案例分析过程主要包括三个主要阶段：
首先我们先要对案例进行阅读，从而了解它的内容和具体情况。一般我们会先将其浏览一遍，了解它的一个大致情况，之后再进行详细的阅读。在快速浏览阶段，我们要做的只是理解案例内容，不要进行任何的思考和分析，看完之后就把案例先放到一边；在细读阶段，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握案例当中的事实和观点，对资料进行总结、整理，可以从冲突双方各自的角度以表格或是按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列出表现或事实。只要找到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那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分析阶段了。
在作案例分析时我们要注意弄清楚哪些是观点，哪些是事实。案例中的观点陈述的一般是一种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来源于某种行为和其产生的结果。验证这种因果关系的合理性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某一特定因果关系所暗示的原因对于解决案例揭示的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许多因果关系本身就是事实。但是，大多数的因果关系想要被证实是不太容易的。
除此之外，案例分析的角度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方面，我们要站在案例中当事人的立场上对问题进行观察与思考，体会他们当时身处的情境，而不是完全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去给予“纯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这样我们才能对案例的情节有更真实、更确切的理解和掌握，更好地达到分析的目的。另一方面，想要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综合地分析和解决，我们还需要从案例中主管者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对全局进行把握。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建议要解决文化冲突、加强文化沟通。跨文化商务交流既有着冲突的一面，又有着融合的一面。对于案例分析学习者来说，其关键就在于研究如何去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在两种文化的结合点上，寻找和建立一种交往模式，这种模式又是双方都能认可和接纳的、能够发挥两种文化优势的，从而去避免或减少以后类似的文化误解或冲突再次发生，更有效地达到交往的效果。
当然，案例教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有一些缺陷，由于我们通常都是随机从一个或几个案例中概括出某此一般性的结论，并且对案例的分析、研究结果也很难通过实践去进行验证，因此这种方法的有效性有限，对实践的指导和借鉴作用也是相对的。
3 课堂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
作为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和一种重要形式，如何能让课堂讨论教学有效地进行，一直以来都让广大教师倍感棘手。笔者在跨文化（商务）交流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不断尝试案例教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些案例档案，将国外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规范的的操作理念及模式与适合中国教育特点的案例教学模式相结合，借此弥补教学当中的不足之处。我们一般以班组为单位来进行课堂上的讨论，在此我们以小组讨论为例，探讨有效的案例教学模式的基本步骤：
首先，教师向学生介绍某个专题相关的基本理论、学术观点和争议问题，借助学院的多媒体教学网络平台，挑选一个案例给学生，让他们课后仔细阅读，并且可以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供学生思考；在学生了解案例内容的基础上展开分组讨论，一般讨论的内容包括分析案例当中出现的疑难和冲突、有哪些解决办法、决策的标准是什么、制定什么样的的实施计划以及如何实施、整体评价该如何进行等等，讨论结束后学生先对讨论结果作出汇报，而后学生和教师一起作出概括和总结，进而发现案例中的关键点以及在该案例讨论中存在的成功和不足之处；
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一个与专题相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组员分工合作，收集资料、数据，进行调查，集体讨论并从中得出结论和建议；
最后，各组向全班汇报各自的调查目的、方法、过程、结果等。通常会以形式上较为生动活泼的表演、多媒体课件、讨论等来呈现相关内容，之后各组均接受同学和老师的提问和评价后再对课题作修改，完成最终的调查报告，从而完成一项案例分析任务。
以上的基本步骤中融合了案例教学法和任务式教学的特点，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最困难的还是好案例的缺乏；以上教学模式的各个阶段、步骤如何更紧密地衔接、更合理地安排，如何弥补案例教学的不足等，也有待继续探索研究。
实践表明，一旦把学生们活动的热情激发出来，结合学习到的文化交流理论知识，他们就能够主动去发现并找出很多中西文化差异的实例，并对它们中的冲突进行分析研究且给出对策和建议。他们会用各种生动的汇报将这种案例——任务教学法的效果表现出来：采用电视对话节目的形式报道“记者”对中外雇员的采访录、小品表演、模拟商务谈判等等。通过对案例主动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学生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作为文化中最深层、相对稳定的一部分，价值观对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动起着支配作用。师生分享各组的学习实践成果，相互间进行评价打分，老师最后作点评，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对学习研究方法的掌握，也使得师生间和同学间的互动沟通得以加强，在实践中提高了学生们的交流合作能力。
4 结语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鉴于大多数师生都没有在西方国家生活、工作经验，仅靠课本知识去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是完全不够的，而跨文化交际案例教学则正好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跨文化冲突发生的原因，增加对非语言行为的敏锐度，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对待异文化的适应能力，使得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得以培养和提高。在目前缺乏目的语语境的情况下，文化差异实例分析虽然不是唯一的手段，但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随着我们跨文化交际教学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提升，更多、更好的符合我国实际的教学方法一定会不断涌现。
L鼙疚氖俏浜荷涛穹裱г呵嗄晗钅靠翁猓骸渡涛裼⒂镒ㄒ笛缥幕患誓芰Φ呐嘌芯俊罚?011Q010）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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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爱琳.跨文化交际[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