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8 17:16: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社会学；符号学；民族志；电视文化
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休闲活动及对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广告商、受众对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好奇，于是学者们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开始对电视的效果进行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电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电视如何影响政治竞选活动，它所展示的暴力内容会不会影响观众的日常行为，它对儿童与青少年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等等。这构成了电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成了美国电视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为一个必要起点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穷尽电视研究的全部任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的量化方法在分析电视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无能为力。从研究意图来看，它更多地从维系现存社会秩序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说服及控制大众的手段。这些局限性使得该类研究往往从表面探讨电视现象，回避了更为深入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与之相较，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则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詹姆斯·凯里指出：“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1]为此，它将电视技术的发明、电视节目的制作及受众的收视行为都放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引入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在电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依据文化研究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该学派中选取了先后从事电视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阐释其对电视研究的主要贡献，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现今电视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左派成员，深受西方的影响，习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认为，作为日常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论要定义为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2]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贯穿于他的电视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他对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3]这一点，在他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加以分析，并且在这一批评维度中审视它的发展、体制、形式与后果。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技术作为了一种研究电视的范畴，并且认为在技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及原创性的，标志着英国电视研究一种新类型的开端。[5]
长期以来，对于电视技术，存在两种传统的论调。第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技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是偶然被发明的，随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除了技术的严格内在的发展，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发明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视野下，技术是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观点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一些技术被发明的偶然性。与之不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能导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如果一种技术不被社会接纳并运用，那么这种技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而不是简单用技术发明就可以解释一切。技术为什么会被接纳和运用，这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被运用并产生影响的技术在此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任何特定的技术都可以算是由某个其他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副产品。[6]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它把技术边缘化了，技术是一种在边缘被发现的东西，随后被接纳和运用。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前者的技术决定论还是后者对技术的边缘化处理，都已经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把研究和发展设想为自我生成的。他认为，发明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化；要理解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技术，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秩序内与那些具体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试图对电视勾画一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历史，而且更具体地看到它的运用。他认为，这样一种阐释将不同于那种强调偶然性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同时，在这种阐释中，对于那些作为已知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实践而言，技术不是边缘，它就是中心。[8]这样，威廉斯就从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的社会史和电视技术的运用的社会史——来分析电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电学、电报、摄影、电影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先行技术本身往往早已被人们发现、发明，但其发展的可能性却总是要等待某一个必要时刻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系统中。这个时刻就成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动因。电视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这些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回应其他社会需要所获得的发明。于是，威廉斯断言，绝对不是传播系统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社会状态，而传播系统，包括电视都是后者内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也不是说一旦有了某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就会被找到并发展起来。威廉斯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9]电视技术的运用针对的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生活，一种既流动又以住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扩张了的军事和商业运作等重要刺激，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电视还是一种远不及电影的劣等视觉媒介时，人们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偏爱它，全力支持它的扩张。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关系到社会意向的问题。它是否与决策集团的考虑相一致，是否恰当的回应了社会生活趋势，都决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许可与赞助，人们的接受与拥护，从而保证其顺利诞生及发展。对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见地的论述。在有关电视技术社会效果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与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划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还是电视——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的事物就立刻变成了效果。同样，与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效果，并要接受社会、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经验主义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术的基础上威廉斯还探讨广播体制、电视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由技术所带来的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威廉斯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传统的文学与视觉艺术文本往往是单一的、不连续的，而电视节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则完全不同，它是由节目、广告以及节目预告等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在那儿，一个由不太相关的单元构成的流动系列取代了由定时、有序的单元构成的节目系列，在这其中时间安排尽管存在却不公开，真正的内在结构是公开结构之外的一些东西。[11]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并且也与今天学者们所关注的后现代性一脉相通。
有学者提出，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第二，他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主将霍尔就深受其影响，坚持把电视放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分析。
二、斯图尔特·霍尔：电视的符号学与文化霸权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隐藏于量化或实证研究方法背后关于社会运行、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来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传播现象。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13]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14]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5]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6]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并非通简单地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政策来维系权力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共识，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在文化分析中，这一概念就被用来说明日常意义、表征以及行为是如何被组织及理解，借此使得统治集团的利益成为一种似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普遍利益，并宣称是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艺术、娱乐、工会等都是争取这样一种共识的工具。因此，电视也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娱乐，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一边生产并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收编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就是要解构电视媒体如何塑造“有利于统治权力结构”的共识及价值体系，比如现行的政治体制、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种族歧视等等。
霍尔对这两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完美地结合于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中，它详尽地分析了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18]霍尔由此进行分析，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对现实进行意指时，包括了两个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与神话（myth）序列，此时符号的引申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因此，电视制作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也会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义与神话得以协调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了某种潜在的、微妙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如此一来，行为主义之传媒信息是社会现实的记录的命题就受到了认为传媒过程具有意识形态转化的特性这一重新定义的挑战。[19]
如果说揭示出电视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质展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锐利与深刻，那么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则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20]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21]其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图摆脱阿尔图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22]从此受众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观众消费节目的情况，还要说明观众是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的，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三、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学派学者包括霍尔在内对电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对电视文本结构的分析，媒介掌控受众的力量得到强调。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受三种解读方式的启发，考虑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受众。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触了哪些其他话语，并再评量，这些接触又会如何重新结构该文本的意义，以及那些话语的意义。”这样，“受众具有哪些话语能力（知识、偏见、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运用这些能力理解文本，决定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23]由此，他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分析模式，它能将对理解收视实践的关注与对理解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特定节目素材的关注结合起来。[24]莫利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身体力行，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识字的用途》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继者们纷纷效法将之运用于研究特殊群体文化，民族志的传统因此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沿袭下来。之所以要将其移植到传媒研究，是因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希望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我们知道，传统量化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这些调查统计尽管可以做到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状况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们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但事实上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比抽象的人数更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经展示，文化形式有着联系的原则，反对对一个业已建构的理论的样本，仅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数据。[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传播中意义的建构方式，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这种想法会导致忽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深入接触才能把握，而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难以替代的长处，因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做出了何种解读”。[26]它主张以“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把受众的解读活动从文本结构的小范围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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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时，它是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观众接触节目文本时所拥有的诠释符码将如何决定观众的解读。民族志方法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研究者们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解读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因此，莫利的这项研究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并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于《全国》的话题。最后，参考其根据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设计，结合访谈记录，莫利得出结论：首先，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有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都会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其次，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27]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28]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话语，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情境对于其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观众》之后，莫利的《家庭电视》就转向了这一领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对民族志方法有过经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29]莫利的这项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行的。它强调自然环境中受众的电视收视实践。在这次研究中，莫利继续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对于前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对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有了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的家庭环境，才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也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让我们离开对文本及受众的审视，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及话语的研究。[30]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凭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观众主动性的新格局。而在关于受众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走得更远。
四、约翰·费斯克：走向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深受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又吸纳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建了丰富的电视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乃至术语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以传统的凯尔特人社会中的吟游诗人作比，提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反映社会的观念，它不仅坚持把媒介的角色定义为语言的操纵者，而且强调其积极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简单地复制其所有者的观点或其观众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中获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是“真实的”或“忠实于生活”，但这并不因为它们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吟游诗人的专业声望，以及我们业已与吟游演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熟悉与。[31]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电视的理解，今天已广为接纳。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费斯克沿袭了文化研究学派传统的对符号学的青睐，他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视文本有三种不同的表意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是独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实物，比如一辆汽车的照片就代表着这辆汽车。到了表意的第二个层次，原本简单的意义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纯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来自社会使用及评价能指与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汽车代表着自由，而一部豪华车往往还代表着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费斯克强调了巴特著名的“神话”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们知道，汽车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当它被引申为自由或财富的象征时，这些引申意指便构建了一个“神话”。而电视在制造引申意指时其手法与电影类似，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如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切入切出的频率都可以构建引申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神话组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受制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所共享的，比如认为汽车代表着自由或财富也必须大多数人都这么看才行。这时，文化便成了面对、解释、组织外在现实时所采用的大原则，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威力。[32]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斯克借助于符号学分析工具，把电视文本的解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对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使其理论具有了批判的锋芒。
不过，在费斯克众多的电视文化理论中，最富创见也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他对受众从电视文本获取的论述。与以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费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统治者操纵意识形态实践的阴谋，而在于分析受众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他曾说过想发展一种关于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将其定位在支配结构中，但却是在从属者一边。[33]费斯克显然认为，只有诉诸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34]这样一种论，扎根于符号学，受惠于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与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一脉相通。
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所能产生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电视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开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据刺激—反应模式来发生，而是要通过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意义进行协商来产生的。费斯克将这样一种观点推至顶峰，认为受众可以自行从文本中建构意义，并从中得到。一个电视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能被不同的受众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经验，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时的受众被赋予能力，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民主”。[35]他进而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关于生产与传播意义及的过程的事例。”[36]与此同时，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启发，费斯克认为大众能够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社会中，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阶级的抵制，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符号的，一是社会的。前者与意义、和社会认同有关，后者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有关。[37]而大众对主导意义的对抗，正是由所驱动的发生在符号领域中的一种反抗。
费斯克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它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38]对前一种的认识常见于对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分析中，比如针对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观众的智力竞赛节目，就有一种强烈的狂欢性质。节目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他们不被认可的知识、劳动和智力的机会，观众为参赛者的成功喝彩，现场充满欢呼与嘈杂。这种狂欢一方面有对平时被压制的技巧的公开喝彩，另一方面公开的喧闹也使观众得以逃避常规社会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释放自身被压制的情绪。后一种是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运作的结果。同样一个电视节目，当文本被受众读出与自己更为相关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想传播的意义时，他们是有的，而且是一种生产者的。
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理论与他所主张的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密不可分。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成了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
费斯克强调的电视文化理论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他对观众的能动性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定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在争夺话语权时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众被欺骗、纵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费斯克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从属群体创造力的肯定，确实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脱离了精英主义对民众能力潜在的贬抑，在电视文化理论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电视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既生产也传播文化经验，文化在受众与荧屏互动时获得意义，但是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语境却存在于荧屏之外。[39]这几位学者虽然理论侧重点各异，但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的、文化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他各种理论与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还处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它还会给我们的电视研究带来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话语。
注释：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46页。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萧俊明：《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探究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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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二00二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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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9页。
关键词： 文化学概念 教学实践 多媒体 第二课堂 阅读书目
文化学是探讨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规律的人文社会学科，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旨在培养大学生文化意识的专业基础课。鉴于文化的概念大而模糊，范围广而无涯。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怎么学好文化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刚从高中升入大学的学生。下面我就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谈一些感想，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利用多媒体增加课堂信息量，充实课堂内容。
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文化学者致力于研究这些文化体系的相似性与多样性，以探寻人类存在的本质。要让学生理解各民族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只有运用世界各地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文化及具体事例，去充实课堂内容，才会使学生耳目一新，充分理解教材的深刻内涵。而多媒体具有充分发挥计算机对文字、图像、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综合处理的优势，在教学中能极大地活跃课堂气氛，充实和丰富课堂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求知欲，并能使学生注意力更加集中，对概念、原理的理解更加深刻，记忆更加牢固。以往需要大量时间难以掌握的知识点，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易于巩固，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率。计算机调用资料的速度快，随意性强，能加快教学节奏，加大课堂教学密度，节省教学时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展示所讲文化内容，增加课堂教学密度。这样，能使每节课的内容比传统教学内容多一倍多。教学内容量的增大，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学生的思路，增加学生的知识量，使学生加深对文化学原理的理解，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这对文化学教学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播放相关的文化学视频。
影视是文字作品外另一种文化表述手段，文字与影像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决定了这两种文化展示方法的独立性、互补性及其存在的价值。影视是用电影或电视片的拍摄与制作为手段以表现文化学原理，从而展示和解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建立比较文化的工作。有时，一幅画面的含义一万句话也说不尽，同样，一句话的寓意可能超过一万幅画面，即文字和影像以不同的符号系统传达与交流信息，是不可比拟的。［1］所以，除讲授课本知识外，也尝试给同学们播放文化类电影。如：国外弗来费提拍摄的关于爱斯基摩人的《北方的纳努克》，关于爱尔兰西海岸线外阿兰群岛的《阿兰的男子汉》；贝特森和米德拍摄的《三种文化的育儿方式》；珍·陆克等拍摄的《夏日纪事》；马歇尔的《猎人》；希拉里·哈里斯的《努尔人》；加德纳的《沙的河流》，等等。国内主要是上世纪50—60年代拍摄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些影片反映了少数民族当时的生活方式，因今天已经消失而弥足珍贵。例如：《苦聪人》《佤族》《黎族》等。也有现代拍摄的一些影视，如庄孔韶拍摄的《虎日》及一些当代文化学者拍摄的《六搬村》《最后的山神》《暴雨将至》《撞车》等人类学、文化学视频，通过播放这些影视，促进了学生对异文化的理解，极大地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辟第二课堂，注重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基本的方法，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它通过研究者直接考察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文化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强调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学习文化学的学生来说，进行科学的田野调查训练与实践，在参与特定的文化社区的生活过程中，观察和记录文化现象，感受特定的文化心理体验是必需的。尤其是对某一文化团体、一种文化现象的考察，通过调查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未经任何人加工修饰过的原始资料，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基础。这种基础上的研究更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
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一些文化学家就先后深入到一些还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人群中，对其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而写出了文化学的经典研究著作。学生虽不能像早期职业文化学者那样进行专门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但这并不妨碍学生日常生活中对各种文化现象留心观察和思考。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文化之中，但常常意识不到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生活与心理的影响，就像鱼在水中生活，却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和品味各种异文化，反思自己的文化，并将文化学的一般理论应用于观察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这对激活我们的思想大有好处。［2］在组织同学进行田野调查的教学实践时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田野调查活动的规划和指导上面。具体说来，教师要负责制订田野调查计划，选择调查内容，还要对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指导和培训。如每年的寒暑假期间，在对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培训后，都组织学生在家乡进行实地调研，有时亲自带领学生到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开辟第二课堂，学生在直观的现实生活和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加深对文化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四、推荐经典文化学阅读书目，提高自学效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1972年提出的报告中提出，教育应该较少地致力于传递和储存知识，更努力寻求获得知识的方法。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看他学到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学会如何学习。所谓“学会如何学习”实质上就是掌握和运用有效的学习策略，也就是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提高自学能力的途径有很多，对于文化学而言，给学生推荐合适的文化学阅读书目，让学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以增进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在学生阅读过这些文化学著作后，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申请研究课题等。在研究性实践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如文化学的入门书籍有：（1）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书目的在于向学生全面介绍文化人类学，书中介绍了文化人类学及各分支学科的关键概念和术语，同时引入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相关材料。此外，本书还简要引入了人类学各思想流派的研究成果和理念，编排简明扼要，引人注目，有感染力。（2）埃里克森著，董薇译，《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出版，它展示人类学家如何从村庄或城镇的微观研究，揭示认同、全球化、性别和宗教等复杂问题。（3）詹姆斯皮科克著，汪丽华译，《人类学透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书作者将其近半个世纪的与人类学打交道的亲身经历、生活中的趣闻轶事及学科重点融合到一起，简洁生动地讲述了人类学的核心概念、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的哲学底蕴，以及人类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5）巴利（Barley，N.）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诙谐地描述了作者在喀麦隆田野调查的经历，讨论了田野调查中的无聊、被敌视和危险，作者透露自己作为一个田野考察者是如何去融入当地部落社群，遇到何种艰苦才取得这些考察资料的。（6）列维·施特劳斯著，《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此书记载了列维·施特劳斯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书中独特、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精炼雅致的抒情语言表达，发自内心地对发现的激情都无疑给文化学的研究开阔了新的视野和指明了独特的方法。（7）李亦园著，《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出版。是一部综合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与人类学理论深邃理解的论著，分析深入浅出，行文行云流水，引人入胜。（8）周大鸣主编，《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概述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原理，使学习者能够对文化人类学有全面理解，并领会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整体观、参与观察等理论与方法；努力在学习者心中播下文化意识的种子，并促使他们积极地面向田野和实际，以消解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给人类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9）乔健著，《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作者的田野笔记选集，作者用生动而富有感彩的笔调记录了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的喜怒哀乐及研究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学科。（10）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着重介绍文化概念及其解释，重新整理了以往中外人类学著作中常见的理论，并探求人类理论的时空轨迹及在今日社会变迁条件下的研究途径，从而阐明了人类学的理论架构及其内涵。
五、撰写学术论文，提高学生的思维。
文化学不仅需要了解丰富的知识材料，更需要严密的思维，可以说，思维水平直接决定文化学学习的效果。因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文化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撰写学术论文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学术论文的撰写是学生思维和知识的结晶，也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这是学生自己能够看到的、直接感知到的东西。而且，撰写学术论文可大大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课堂上，老师一般都会讲解有关论文的观点、介绍各种类型的学术性论文，但老师的讲解一般主要集中于论文观点的分析评价。学生掌握了学术论文写作的技能后，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老师的讲解，也能够更好掌握文化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此外，学术论文撰写也有利于学生的论文写作水平和文字表述能力、信息检索和信息组织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向 巴斯内特 勒菲弗尔
纵观二十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学派之间前后相继，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这使得翻译学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越发确立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分贝最高的译学理论，首先由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0年明确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观给长期以来被语言学束缚的翻译学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本文下面将就这一译学流派进行述评。
1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
在20世纪50、60年代，语言学翻译观在翻译研究中占了主导地位，翻译被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类研究者试图用语言学理论（如语义学、符号学、语用学等）来构筑翻译学学科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雅格布森、卡特福得、奈达和纽马克。然而这种语言学翻译观不能较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而且翻译受到不同文化在思维方式、民族心里、表达感情方式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张静，李树春，2006：83）另外，语言学理论的运用，也没有使翻译研究取得像理学各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那样丰硕的成果。
从60年代开始，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阶级系统和重新审视文化内涵的文章和专著，这标志着文化学的兴起。（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30）
到了70年代，以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该学派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单个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和文学多系统中”（Munday，2001：109；111）。该观点已经突破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向的萌芽，尽管该观点仍旧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的束缚。后来，兰博特(Lambert)、雷恩(Robyns)认为翻译“less as an interlinguistic process and more as an intracultural activity”(Gentzler，1993：186)，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建议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来(188)。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宣告成立。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于1990年，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
2 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和观点
2.1 巴斯内特
苏珊・巴斯内特是英国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英国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是翻译学文化转向论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有《翻译研究》、《比较文学浅论》，以及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
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2002第三修订版）一书中，巴斯内特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从而拉开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序幕。巴斯内特关于文化转向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巴斯内特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翻译学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语言内部，而巴斯内特认为，语言学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翻译史研究、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翻译与诗学研究享有同样的重要性，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
其次，界定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领域。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初版中就阐述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木理念：关注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力图理解操纵文本的复杂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标准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策略，文本可能以怎样的方式为目的语系统接受。正是这些理念使翻译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机械的语言分析中解放出来，使翻译学科得到延伸，焕发出新的活力。
再次，促成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1990年正式明确提出翻译文化转向之后，巴斯内特又继续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这引起了翻译界的巨大关注，众多学者加入其中。之后她又提出，翻译研究既利用语言学方法，又已经超越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形成，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23-139）。
2.2 勒菲弗尔
勒菲弗尔（1946-1966），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国际著名论文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的观点和多元系统论以及操控学派有很强的联系（Munday，2001：127）。其著述颇丰，包括：《翻译、历史和文化：原始资料集》、《诗歌翻译：七种策略和一个蓝图》、《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明声的操纵》等。
勒菲弗尔最为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翻译是最为明显的一种改写形式（Lefevere，1992：9）。翻译在文学系统中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者自身等；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如当权人士、出版商、政党、学术期刊等等，他们的影响往往来自三个方面因素：经济、地位；主流诗学。（Munday，2001：128-129）.同时他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共同决定了翻译策略和解决翻译中具体问题的方法。（Lefevere，1992：41）
勒菲弗尔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学是一个系统，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而文学系统仅仅是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称之为文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文化、一个社会，是文学系统存在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他字系统都属于社会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张静，李树春，2006：83）
3 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反思
翻译学文化转向论无疑给近年的翻译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可以想象，没有文化转向论的兴起，翻译学很有可能还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框架下徘徊，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也将寥寥无几，缺乏新意。然而，翻译学文化转向论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和批评。
争论之一，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将遮蔽翻译的本体研究，导致学科界限模糊，有碍于翻译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翻译学即是翻译学，文化学即是文化学，两者的共同点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同一门学科。“文化学派没有客观、全面描述翻译的本质。其研究趋向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当然也无法描写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各种现象”。（曾文雄，2006：92）我们并不否认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翻译会带来新的视野和成果，但若翻译过分向文化转向，会使刚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樊篱中逃逸出来的翻译学又一头扎进文化学的牢笼。
其次，近年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将翻译和权利、意识形态、操控、霸权、女权和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使得翻译过多地贴上了政治标签，这同样也削弱了对翻译的本体研究。
总之，在吸收文化转向长处的同时，我们要防止文化翻译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泛化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浸没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之中，而丧失翻译独立科学的本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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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男，1990年9月生，河南省西峡人，历史文化学院xx级文化产业管理班学生。曾任班级学习委员、校学生会新闻部技术员、历史文化学院学生会网络部副部长、文化创意社社长。
大学四年来，从一项科研项目的专业实践、六篇大小论文的陆续完成、“挑战杯”省赛的再三探索、国家级创新创业计划的反复完善，到多次竞聘、任职外企的“触电”经验，到独自一人跨洋过海远赴台湾参加学术论坛，再到遭遇家庭变故、举步维艰时的担当不妥协，这一路的磨砺，一路的劫数，让他思考，更让他成长成熟。
初入大学时，他被选为班级学习委员，同时开始创办《修远报》这份集结专业前沿动态、承载班级丰富文化的班报，虽然只发行了三期便告停，但它教会了创刊人兼总编的他和他的团队一种思考的能力。
在担任文化创意社社长期间，他就思考怎样结合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把最新的创意理念和实践运用到社团活动的举办中。于是，他引进英国伦敦的“i-mart创意市集”，在河南省高校中率先举办了“大学生创意市集”系列活动。活动获得了校精品社团活动立项和广大同学的大力支持，人民网、中广网、中新网等二十多家媒体竞相报道，而他也被评为校第五届“明星社长”。活动结束后，他写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总结报告上交给学校团委，进行分析和思考。他又对“大学生创意市集”的价值进行了深度挖掘，和老师一起探讨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实践问题，最终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学术论文，给自己的专业学习指明了方向。
他说，很多时候一个人选择了行走，仅仅是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高中毕业那年，他南下去了广州，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执着，被一家外资企业聘为助理。“高四”复读后的那个暑假他再抵广州，应职另一家外企的出口部助理。在此期间，他不仅接触了前沿的国际电子商务和跨国公司的贸易往来，更深层次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有了相关的经验铺路，大一暑假离校前，他有针对性地在智联招聘、课堂作文网等网站投放了简历，筛选好职位邀请后便又直奔广州。通过重重考核，一家港资企业张开怀抱接纳了这个充满朝气和才气的本科生。大二暑期不期而至，信阳一家整形医院聘请他去市场部开疆辟土。那个夏天，为了扩充医院的客户资料，他跑遍了信阳的八县二区，其中那份辛苦不必多说，坚持得来的战果自然也不在话下。结合多次的工作经历，他把内心沉淀的感悟归纳为“四识一势”，即意识、知识、见识和胆识和洞察社会发展趋势。
xx年，他有幸获得了宝贵的赴台交流机会，参加台湾几所大学联合主办的“东亚青年儒家论坛暨研习营”学术交流活动。期间，他耳濡目染了台湾的儒学氛围和人文关怀，并以专业的视角潜心观察台湾的文化产业状况。他将自己的见闻带回学校，让身边的同学加深了对台湾现状的认知。
论文关键词：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课程
论文摘 要：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源头，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也面临全面更新和优化。本文在了解大学生对《旅游文化学》课程的需求的基础上，对当前旅游文化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了教学评估。
旅游文化课程必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确保课程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如近几年持续的生态旅游热，支撑其发展的文化基础（生态文化），仍处于零散状态，急待研究、整理并充实到课程内容中。旅游文化课程内容没有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及时吸收新的内容，课程内容仍以传统的、历史的文化为主体，对现代旅游有关的其他文化没有或很少涉及。可以说，目前的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仅是中国旅游文化的一部分，课程内容严重缺失，很不健全。
一、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结构框架和程序。近年来我院在进行《文化旅游学》课程教学改革时，主要尝试以下几种教学方式创新：
1．问题启发式
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学生运用已有知识，结合教学材料通过思考、探讨、交流(分析与争辩)来解决问题，从而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模式。讨论式常见的方式有同桌讨论、前后(4人)讨论、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或派代表发言)等多种方式，既可以单一使用，也可以多种方式并用。更可以和其他教学方式交叉使用，例如讨论式可以是探究式教学或问题(课题)式教学中的一个环节。
在讨论式教学中，教学材料应是广义的，它包括教材、资料、图表、录像、课件、采访、野外观察中获得的信息。在讨论中师生共同依据系列问题，为解决问题而研究有关信息，在研究、思考与交流中又会受到启发，提出新问题，或将问题引向深入或师生共同得出某种结论、解决某个问题的最佳方案或重要规律。讨论式教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运用讨论式教学时，需避免放任自流与偏离主题的局面，从而影响课堂教学效率，影响教学进度，其关键在于教师的主导。首先是讨论题的质量，讨论题要富于思考性、前瞻性、难易适中、切中要害、不能是无关紧要或漫无边际。其来源可以是教师拟定；或根据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师生共同拟定。其次，要让学生充分准备，最好提前布置课题，在各自有一定见解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以保证学生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三是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错误的观点、方法。教师参与讨论，但不要过早做出结论，而是适时引导捕捉有利于深入解决间题的沦点，启发学生进一步探讨，最后师生共同归纳得出正确结论。
2．案例讨论式
管理案例教学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摸索，哈佛商学院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完整案例教学和管理系统。到上世纪20年代世界旅游发达的国家已将案例教学引入了旅游教育与培训中，并且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我国的旅游教育培训中，有的院校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饭店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课程的教学中已经引用了案例教学方法，但是，在《旅游文化学》课程中尚未得到普及推广，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到的案例数量也远远不够。许多旅游院校的《旅游文化学》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课堂授课的灌输方式，教材的编写仍然未能很好的利用系统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对于《旅游文化学》这一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传统的教学方式，无疑有较大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的学生适应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较差。《旅游文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型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要求教学能够与实践相结合。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许多专业院校都没有现场模拟教学基地，学生对旅游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课本及教师，而旅游文化学的案例是实践经验的浓缩，是大量典型事例的概括和提炼。案例经过教师的精心挑选，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加深了学生对旅游文化的感性认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获得自己的观点和经验，丰富了学生的实践知识，提高实务技能。 转贴于
3．参与式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能主动地积极投到学习的各个环节中，真正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学生的这种学习方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主动性和参与性上，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能根据学习内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的即时情景，给学生创设场合渲染气氛，使学生很快进入角色之中，参与到学习的各种环节中去，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学习获得知识，而且能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开放的教学内容；提问式的讲；无标准答案的习题和论文形式的考试。如果学生上第一堂课，老师介绍课程内容时，只讲课程体系和内容如何系统和严密，这样实际上把学生定位在只能被动学习的位置上。但是，如果老师能告诉同学，这门学科并不是"天衣无缝"的，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在课程教学内容中也包括一些正在进行科研的部分，从而可以激发学生跃跃欲试、表现自己的参与潜力。所以，在课程教学中，要鼓励学生提问。"学问"起源于"学习、问难"，知识的掌握不是靠"教"而是靠"问"出来的。同时还要积极引入一些包括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结论没有标准答案的习题，这样有利于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寻找新的解题方法，探索更好的答案。这些习题，有时则在课堂上讨论。不同答案的讨论和争辩，使得同学思想更为活跃，掌握知识更深入。
二、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估
这门专业选修课，从开设之日起，一直以新的教育理念，采用最新的教学手段，力争以直观的方式解读中国旅游文化。教学内容既规范又新颖，信息量大且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教学方法灵活，且极具启发性和互动性；能以散而不乱技法，娴熟、轻巧地驾驭着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制作精美的课件，文字、图像、声音、动态和谐、统一，能使抽象的旅游文化现象，演绎得直观、生动；条分缕析的图标设计，使纷繁的旅游文化现象变得简约而条理分明；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注重学生专业素养的提高；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一个老师满堂灌的做法，比较注重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资料；形象而深刻的语言艺术追求，激发学生在美的陶冶中产生对知识的渴求，从而能主动的学习。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内容、方法和作用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为更好地总结经验，建立可行、有效的旅游文化教育教学模式，笔者对今后课程改进的建议如下：(1)申请增加课时，将教学内容进一步细化，增加景区、旅行社的实训内容，将《旅游文化学》课程直接搬到景区讲授，真正做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零距离”，使学生首先对该专业有一个整体的、感性的认识；(2)开展小班教学，每班最好20人左右，保证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参加相关的教学实践活动；(3)增加参与式教学方法的使用，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鼓励学生广泛参与；(4)更好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增加影像资料的播放；(5)邀请一些专家做旅游文化专题演讲。
参考文献
[1]沈祖祥.旅游文化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本论文主要由六部分组成：
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部分主要对国内外有关理论进行了综述研究；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第四部分是对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进行理论分析；
第五部分是以“天津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
第六部分以结语的形式对本论文研究进行了总结，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和今后的课题。
目 录
一、导言 1
（一）本论文的研究背景 1
（二）本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和归纳 3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3
（二）本论文对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归纳 5
三、本论文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 5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和独创性 5
（二）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6
四、文化对旅行社发展影响的理论研究 8
（一）企业文化的相关概念 8
（二）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的关系探析 10
五、案例分析—以天津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为例 12
（一）介绍天津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的企业基本情况 12
（二）探讨天津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人力资源管理战略 13
（三）分析天津经典假期国际旅行社现阶段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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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告翻译；研究综述；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146-02
作者简介：郝栓虎（1978-）男，陕西人,石河子大学商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汉翻译和英语教学。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研究者开始对广告翻译进行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针对广告用语翻译方法论和汉语广告英译中所存在的问题及难点，尚处于广告翻译研究的“起步阶段”。后来，随着广告语言翻译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入，开始涉及广告翻译过程中的原则和标准。然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到广告翻译疑难问题中，比如意境的可译性、广告语言的艺术性等。本文就中国期刊网上挑选出该领域的86篇研究论文，并对它们进行归纳分析，希望为今后广告翻译研究领域提供一些思路和借鉴。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范围
为了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我国广告翻译研究领域近10年的真实情况，笔者对2000—2009年期间发表在中国期刊网上的有关广告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整理。具体的方法是在期刊网上用“广告翻译”作为关键词进行论文检索，然后对这些论文进行了阅读、筛选与分类，最后选取了其中的86篇论文作为研究材料，并对这些文章按照外语类核心期刊、非外语类核心期刊（包括学报）、其他期刊三个分类标准对文章进行分类统计。
（二）分析与讨论
1.总体上来看，在近10年期间，我国关于广告翻译的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呈递增趋势，特别是2005年以来的5年中所的成果是2000—2005年间的1.6倍，这充分说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广告翻译研究的兴趣浓厚，并且使广告翻译研究进一步深化。
2.就近10年来关于广告翻译研究所刊发的期刊来源来看，《上海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中国翻译》所占的比例是31%。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刊物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有利的学术交流平台，并且这些权威的杂志在刊登广告翻译的研究成果方面始终走在前列，为广告翻译相关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共享搭建了平台。
3.其他外语类核心和非外语类核心期刊，如《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外国语》《外语》《外语学刊》《山东外语教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外国语学院学报》和《商场现代化》等体现出对广告翻译研究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对广告翻译研究成果的介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越来越多的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学者踊跃参加到广告翻译研究的行列，为我国今后广告事业国际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二、目前我国广告翻译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广告翻译理论
1.关联理论。关联理论是基于关联准则而提出的认知语用学理论，该理论普遍认为语言的交际其实就是从明示到推理的过程，并不是像传统交际理论所认为的语言的交际就是一个从编码到解码的过程。关联理论的核心就是寻求最佳关联，也就是说所有的交际行为都会产生一个最佳相关性的期待，如果接受者明白交际者的交际意图，那么就必须在交际双方共知的认知环境里找到交际者双方之间的最佳关联。同时还必须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所隐含的意义，实现交际的最终目的。广告其实就是一个“AIDA”的过程，即受众者的注意（Attention）—兴趣（Interest）—购买欲望（Desire）—采取行动（Action）。这个过程清楚地揭示了广告接受者接受一则广告的心理过程。但是由于英汉在语言文化上存在着差异以及广告文体自身特有功能，广告翻译很难实现最佳关联，这时翻译者就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变通，采用改写或重写的翻译策略（刘芳，2008）。
2.功能派翻译理论。20世纪70年代有些翻译学家曾提出翻译批评应该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来重新展开。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赖斯的学生弗米尔（Vermeer）提出了著名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它是功能派翻译论的核心思想，指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目的法则要求译文与原文的功能不同，那么忠实法则就不再适用；如果目的法则要求译文不够通顺，“忠实法则”从属于“连贯法则”，但二者都必须服从目的法则。从中可以发现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三个法则是怎样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的（贾文波，2005）。
3.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广告翻译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研究广告翻译时，必须考虑民族文化差异因素，也就是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比如，胡作友先生就从视界融合视角来研究跨文化交流中的广告翻译，他提出广告翻译的实质是传递广告的生命，使之在新的文化中得以生根、发芽、成长，得到译语读者的喜爱、呵护，并使他们付出实际行动（胡作友，2007）。因此，广告翻译者必须融合作者、译者与读者的视界，以读者为主体，充分考虑其接受心理与审美要求。译者在进行中文广告英译时，必须体察英汉民族文化中人们不同的心理期待，认知了解广告创作者和目标受众的文化语境，选择合适的语言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广告翻译研究正在朝着理论化深度发展，但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基本上都是质化和非材料性研究，研究方法过于单一。
（二）广告翻译的原则
由于广告文体的特殊性，所以广告的翻译原则也有别于文学和科技翻译的原则。通过对收集到的文章进行研读，对广告翻译的原则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广告翻译遵循的原则有变通论、简洁论、对等论等。
1.变通翻译理论。
由于不同国家人们的语言、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存在差异，翻译时必须适当变通，使译文符合当地的文化习俗，激起人们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欲望。英汉广告翻译过程中需要变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广告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诱导消费者购买产品或者服务，文字只是一个手段。因此，翻译广告时就不应该拘泥于文字层面上的对等；第二，广告语大多数都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是语言的精华，如果不变通的话，就不会有出神入化的译文（李克兴，2004）。另外，有的研究者认为就某些特定的广告，变通可能是翻译的惟一出路，特别是以下几种：（1）利用有些知名品牌的文字构成而展开的广告；（2）利用谐音创作的广告；（3）含有浓重民族文化色彩的广告；（4）使用双关语的广告（杨全红，2000）。
2.简洁翻译理论。
广告要做到语言简练意思清晰，吸引广大受众者的注意，有利于他们识别和记忆，因此广告语言的写作应遵循KISS原则，也就是“Keep it short and sweet”（曹顺发，2002）。大量有关广告翻译研究的文章几乎都涉及到简洁问题，比如，李国庆提出英语广告则用词简单，以口语型为主，而汉语广告往往用修饰语来加强语气，说明产品特征。许多汉语中的主谓词组可以直接翻译为英语的形容词。像“效率高、速度快、行动灵活”可译为“efficient，fast and handy”（李国庆，2008）。另外，著名的学者张基佩先生也曾指出：英汉广告在语言上有很大的差别，汉语广告中经常使用大量的四字结构，利用排比、重叠等修辞手法来加强语势，但是英语语言却没有汉语这些特点。因此在翻译汉语广告过程中，应抓住中心意思，围绕中心词引出其他方面（张基佩，2003）。
三、我国广告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广告翻译的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
从目前所收集的研究资料来看，我国广告翻译研究在理论层次上需要加强。目前大多数论文对广告翻译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就某些翻译实例做出总结性描述、阐述研究者个人的心得体会，与此同时，对广告词汇、句式、修辞手法的翻译问题的研究占到42%。值得一提的是，广告翻译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有许多重复性阐述，研究者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有待进一步拓宽。
（二）广告翻译研究缺乏创新意识
有些论文选取的翻译例句，有浓厚的模仿痕迹。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发现有些汉译英译文实质上就是对广告做了回译，甚至有些译例只是替换了原来的品牌名称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这种人云亦云的研究方法不但有悖法理，而且还不利产品或者服务的促销。
四、结语
通过对我国近10年来广告翻译研究论文的归类和分析，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值得肯定，但是在这一领域还存在上述的问题以及有待改善和提高的方面。今后的研究者应从更新的视野和更高的视角来研究广告翻译，促进广告翻译这一领域的发展。笔者认为，研究者应该在增强学科独立意识的同时，更需要把广告翻译理论、批评和实践结合起来，加强三位一体的学科建设，使这一学科建立在语言学、营销学、社会学、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理论之上。
［参考文献］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2］刘芳.从关联理论看广告翻译［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9（1）:34-38.
［3］刘杰辉.从功能角度论广告的翻译［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9（1）:153-155.
［4］胡作友.从视界融合看跨文化交流中的广告翻译［J］.学术界，2007（5）:216-222.
［5］李国庆.从文化语境层面谈押头韵广告语篇的翻译策略［J］.外语学刊，2008（11）:128-130.
［6］张敬.对文化语境的认知与广告语篇的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9（5）:29-31.
四川大学前日出台“进一步加强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补充意见”，要求各学院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制定多元化的考评制度。昨日，记者再次来到四川大学，据悉，目前该校各学院都已收到了校方的文件，近期将着手制定新的考核评价机制。而由于学科差异，各学院的改革也多有不同。
据川大外国语学院书记段峰介绍，由于该学院是人文学科，因此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还是很有必要的。据悉，外国语学院培养的人才大致有4个方向，包括外国语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诸如翻译这样的学科，在考评体制上会有稍微的变化，学生可把自己的一些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翻译经验和发现的问题写成文字，加入自己的思考和升华。
历史文化学院书记孙锦泉也表示，该系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形式要求可能更加多元化，诸如旅游专业这些讲究实践和应用的专业将很可能增加一些新的考核方式。
而对于理工科专业来说，原本的毕业设计虽然也比较偏重于实验和调研，但在新规要求下，不少学院也将在考核办法上进一步丰富。数学学院院长彭联刚介绍，该院就将探索在毕业设计之外增加一些竞赛或调研的环节，“如果一个学生能把一些数学理论运用到实践中，也未尝不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
昨日川大新闻系主任张小元教授做客新浪网，对“拟取消毕业论文”一事的台前幕后做了回应。据张介绍，此次本科毕业论文一事反映出，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认识到“本科毕业论文已成鸡肋的问题，不得不改了”。从这点上来说，改革已经触动到了体制的问题，基本目的已经达到。
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原本新闻系的改革是预计在2010年入校的新生中启用的，但按学校日前出台的规定看，2010届毕业生就可享受到新的方案了。
本报记者 汪玲
视，安全文化建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然，如何科学地、准确地描述它
的涵义，目前理论界还有不同的认识，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有各种各样的表
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在向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活动中，为维护自身免受意外
伤害而创造的各种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成果的总和；有的表述
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
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还有的说安全文化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标准
的总和，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
安全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涉及了安全哲学、价值观、道德规范、
精神、规章制度、宣传教育、标志等方面，同时，安全文化又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独特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特征，具有强大的方向、凝聚、协调、
约束、激励和辅射功能。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对于推进我
国“两个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倾向和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上提出了有关“安全文化”的概念并系统
地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了我国各界的高度重视。此后至今在安全文化的理
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出版了一大批研究、介绍安全文化的
书刊和研究安全文化方面的论文，成果颇丰。然而，综观这些研究成果，
不难发现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恕我直言在这里提出，愿与关注者探
讨。
其一，研究缺乏深度，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许多论著内容
相近，一些概念性的问题含混不清，有的论述仅限于表面，理性的多、可
操作性差；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和生产实践的需要，在理论的深度上上
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不少方面长期滞后于实践。
其二，有把安全文化“束之高阁”和“庸俗化”的倾向，既不是“阳春白
雪”，也不是“下里巴人”。从一些已发表、出版的论著看，其研究成果难以
胜任指导我国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践。许多论著讲体系、讲宏观，但很少针
对我国安全文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安全文化的现状及特征。换句话说，在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还显得“生硬”、不太自然、“虎头蛇尾”。
其三，研究方法单一，简单说教育者多，打动人心者少，抽象者多，
具体者少。还有的把安全文化建设同宣传教育等同起来，做表面文章，甚
至把安全文化作为口号挂在墙上，人们天天可以看到这些动人、精练的口
号但熟视无睹，因此行为往往与口号内容相悖。
其四，安全文化建设人材缺乏。安全文化的建设有赖于一支有较高理
论素质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材队伍，这支队伍应当是一种跨文化学、心理
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组织学、哲学和信息学等人材群体。相对
于这种要求来说，我国现在的安全文化建设人材队伍差距还很大，因此很
难转变已有的“思维定式”，形不成诸家争鸣的局面，从而在理论体系建设
上、特别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难以实现突破。
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对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安全文化建设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体系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解决目前安全
文化建设别是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倾向和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必
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由安全文化的涵义可知，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涉及面较宽的系
统工程，因此，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建设、去解决存在的问题。应当
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同安全文化本身的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随着时代的
前进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
笔者认为，在建设安全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建设安全文化。安全文化是“人本”文化，
是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的文化。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利
益，同时旨在强化全民安全意识的安全文化又是先进文化和社会精神文明
的重要内容。先进文化的发展就是要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反
映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时代的文明进步。
第二，从我国安全生产的实际出发，安全文化建设要为安全生产服
务。理论可以来源于实践、总结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我国是一
个发展中国家，科技和生产力水平都比较低，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
足，劳动者安全意识十分淡薄。也许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重特大事故
时有发生，在某些行业中每向前发展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安全文化
建设应当致力于提高全民族的安全文化水平，强化全民的安全意识，为安
全生产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实践服务，为安全生产服务。
第三，要大力培养和造就安全文化建设的人材队伍。只有创造一种理
论研究的新风，使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在安全文化理论建设方面形
成突破。在这方面政府部门和有关方面应当有所作为。
第四，要注重国际间的交流与协作，注重吸收发达国家安全文化建设
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为我所用。
第五，创建安全文化学，按照系统工程的要求来对安全文化进行总体
构想和规划。创建安全文化学和建设安全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
前所述，自有人类生产劳动以来就有安全文化。但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安
全文化发展缓慢。应当充分认识安全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安全
文化学是对安全文化加以系统的总结并使其理论化，从而指导安全文化建
设的学科，是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创建安全文化学和
建设安全文化应当走理论结合实际、普及文化与提高相结合的道路，它的
发展方向应该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
总之，我们应当认识当前我国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营造安全
文化建设的环境，采取积极的策略和措施。可以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学业导师制;实践;创新
一、本科生导师制及其困惑
本科生导师制是指高等学校实行的由教师对本科生的学习、品德和生活等多方面进行个别指导的教育制度。是将班级集体授课与个别指导进行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
本科生导师制最早源于14世纪英国的牛津大学，是牛津大学教育制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随后在世界高校中得以广泛推崇。本科生导师制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特点。在中国导师制主要运用于研究生教育，对本科生普遍实行班主任制或辅导员制。进入21世纪后，国内部分高校在全校或其部分院系开始尝试实行本科生导师制。
中学与大学的学习、生活模式有很大差异。由中学生变为大学生，学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他们要适应新的环境，要在新的成长起点上搏击。但是，他们在年龄上基本还处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过渡阶段，心理上极易受社会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影响，在学习上求知欲非常强，特别是在脱离了高中时代的升学压力后，他们更希望利用大学宽松的学习平台，掌握新知识，获得新方法，尤其是希望自己具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不少学生商未摆脱中学时代机械学习的方式，对大学的学习方向茫然不知所措，一阵新鲜后甚至会产生失落感。因此，本科生不但需要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和生活指导的辅导员或班主任进行疏导，而且还需要具有专业素养的教师进行指导，使他们在实现角色转变的同时，还能获得专业思想的教育和指导，并为未来成才打下基础。本科生导师制因之应运而生。
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一些高校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理论层面来看，导师制下的导师既是学生的师长，又是学生的知心朋友。导师通过对学生的指导，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个性教育与共性教育、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能够使学生在心理上得到安抚，学习上明确方向，应该是一项很好的教育制度。
但是，一项好的制度，未必能产生好的教育效果。在实践层面上，我国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远未达到其预定的目标。相当部分高校的此项尝试无果而终。这不得不使人产生困惑:为什么一项国外成功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制度在我国却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原因何在?
如果从制度上来说，本科生导师制本身并无问题，但是，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制度的实施，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国情，否则，必然会造成“东施效颦”。具体来说，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生师比过高，师资缺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各高校各专业招生人数不断增加，高校的生师比绝大部分已超过20:1，有的专业达到50:1甚至更高。一名教师指导几十名学生根本指导不过来。
其二，职责重复，重点不突出。目前高校每个班级都配备有班主任或辅导员，班主任、辅导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很多高校在导师制中仍把学生生活和思想方面的指导作为导师的主要任务，导致班主任、辅导员和本科生导师责任重叠，工作没有重点，浪费了本不富裕的教师资源，效果自然不好。
其三，管理制度不完善，教师责任心不强。本科生导师制需要从导师的遴选、导师的权利和职责、目标考核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有的高校导师制缺乏完善的实施细则，缺乏对导师制实施过程的督导。此外，由于学生人数和班级过多，高校教师的教学与科研任务繁重，导师制事实上又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措施，教师的积极性很难得到保证。
笔者认为，导师制必须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前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导师制下导师的主要职责不够明确，导致导师制实施的目标也不明确。导师不是保姆，应该简化导师的职责和目标任务，解决了这一问题，导师制必将焕发其应有的活力。
根据笔者多年的教学管理实践来看，以学术训练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学业导师制是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
二、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创新
为探索导师制对于培养历史学专业学生科研能力的效果，笔者在所在学院推行“以学术训练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学业导师制”，并在历史学专业2003、2004等年级进行试点。
首先，明确导师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对学生进行学术训练。
其次，实行“双向选择”与组织安排相结合，确立师生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先由导师(具有硕士学位的讲师和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提出指导计划，然后由学生根据个人志愿和兴趣爱好及课题内容选择导师。未能通过“双向选择”达成意向的，则由组织统一协调。
再次，引导学生介入导师的科研活动。学生随导师参与相应的研究工作，包括参与课题研究，特别是教学改革课题研究。
此外，从多方面丰富导师制内涵。包括举办历史文化学院一年一度的学生科研论文大赛及获奖论文研习会。通过论文大赛，绝大多数本科生参与到学术论文的写作训练活动中来，在此基础上，获奖论文的研习活动，实现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激励了学生的学术兴趣。
举办“人文视野”系列学术讲座。每月举办1-2场，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均参与其中，并有国内学界名家作学术报告会，进行学术交流。
营造学术氛围。导师协助安排学生的学习计划，师生之间随时可以就某个学术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导师学术报告制度、学生读书心得报告等制度的实施，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最后，完善考核制度。制定《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方案》、《本科生科研成绩转化学分核算办法》，结合实施学分制，调整教学计划，将学生学年论文成绩纳入学分。建立导师学年考核档案，考核结果与评优、晋级、津贴挂钩。
三、本科生导师制实践效果的若干考察
以学术训练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学业导师制的探索，丰富了导师制的内涵，其特色与创新之处在于把导师制同辅导员制结合起来，明确二者之间的不同侧重点和职责划分，充分发挥导师在培养学生专业素养及创新能力方面的优势，形成导师和辅导员之间的优势互补。
正是基于这一特色，“学业导师制”的探索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1.本科生的学术意识大大增强，学术论文质量明显提高。目前，历史文化学院的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增强，特别是学生的积极参与，使得课堂讨论在内容上逐步深入，课堂气氛日趋活跃，这与学生学术意识的增强有很大关系。从近几年本科生科研论文大赛的情况来看，学生参与率占本科生总人数的85﹪以上，积极性很高。从参赛学生的论文选题、逻辑语言以及资料的选择、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来看，质量一年比一年好，这一点受到了评阅专家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领导、专家的一致好评。
2.历史学专业本科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学生参与教师课题研究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校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申报中，历史学专业先后有16项科研课题获得立项，居全校各专业前列。2003、2004级有5名等同学参与了信阳师范学院基础教育改革研究项目《面向基础教育的高师历史学科教学改革》的研究工作，撰写了《主题性教研与高校教学改革》、《中学“新课标”与高师历史学专业课程设置改革研究》等研究论文。
3.保持了师生互动的浓厚学术交流氛围。导师制实行以来，我院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学生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大大提高，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氛围日益浓厚，特别是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 高校 田径运动员 矛盾
中图分类号：G804.7 文献标识码：A
1前言
国家教委和体委于1985年批准《关于普通高校招收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专业工作的通知》，对招生对象、招生方法、教学管理等做了初步规定“重点高校按照自身的情况和条件，实验了许多办队模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格局。虽然不管采用什么的管理方法都存在文化课学习和训练上矛盾的问题，就是这些问题一直影响着高校体育发展。在运动员中一贯让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变差、训练效果变差最后导致运动成绩与文化成绩下降等问题。
本论文是对高等院校田径队员的学习与训练之间矛盾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学习训练矛盾产生的各种因素。对高校田径运动队队员的成长，推动高校田径运动水平的提高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2高等院校田径运动员学习与训练矛盾的近状、问题与成因
2.1高等院校田径运动队训练时间、次数现状
2.1.1学习时间
局数据统计有9%的运动员每天文化课程不够1学时，38%的学生运动员每天文化课程l-2学时，40%的学生运动员每天文化课程3-4学时，13%的学生运动员每天文化课程4-6学时。各高校由于课程安排不同，比赛任务不同产生这种学习时间差别较大，赛事多的，训练时间过多，这样就造成学习时间减少，使得运动员对上课内容不了解，接受文化学习长期处于间断性的状态，不利于田径队队友系统掌握知识。
2.1.2每周训练次数
高等院校田径运动队中根据学校比赛任务不同，训练次数也各有不同。一周练四次以上的有93%；每周次训练4次以下只有7%，各高校训练次数四次以上比例很大，说明各高校对田径训练还是很重视。
2.1.3假期的利用
大多数高校寒假和暑假训练的高校比例占50%，暑假和寒假一起加起来的放假时间约有两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是如运用得合适，可以对运动员的学习提高有很大的改变，在不耽误训练时间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对运动员学习进行补习，这样既不耽误学习也不耽误训练成果。
2.1.4训练量
运动量大小对于队员学习的效率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此高校田径队运动量的合理性也是学习与训练矛盾产生的原因。
2.2造成学习与训练矛盾主观原因
2.2.1学习思想放松
高校运动员主要是缺少主动自主的学习，不积极的学习这就更加的产生学习与训练矛盾。在学习当中自觉地进行学习与复习，合理的安排每天时间，保证一定学习时间，这样可以按时做完拟定的学习。在高等院校中大学生运动员是学校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对学习的施行、自觉、规划等方面都相对缺乏，再加上学习时间问题和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到训练上，以及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学习基础，到了后期就慢慢表现出文化成绩不好，一直学不进，导致文化上的一贯学不好，在碰着学习上的问题时很快就不坚持，不进行自学，没有心思，最后造成学业上的艰难让运动队员失去信心。
2.2.2学习动力不足
动力是前进的主要因素，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也是强大的动力。在文化课程学习中，坚持不了很大问题是由于缺少对学习兴趣，也就缺少了动力。队员要是对理论课能有兴趣，要提高高校运动员对学习的认识，提高积极性、合理安排各项事务等方面的能力。学校在培养队员的时候，教练员平时要多强调和提醒运动员对学习进行学习与复习，准确认识自己学习的不足，让运动员对文化学习产生兴趣。
2.3造成学习与训练矛盾客观原因
2.3.1重视训练而不重视学习是一直存在的问题
“学训矛盾”的形成一定不是偶然，而是高校运动员从小训练过程中基础教练员一直都不重视文化学习，一直都是以训练为中心，把在现阶段运动员名次放在第一位，而都把学习丢掉一边，最基本的文化教育重视不够才是形成矛盾的重点，这不但是高校运动员一直都有的问题，也是专业运动员存在的问题。
2.3.2学习与训练时间上的矛盾。
我们不管训练还是文化学习都是靠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成绩好不是一下子的事，这能说明不管学习考试还是体育比赛都是要平时时间的积累，需要一个很长久努力。运动员最主要有两项任务，第一个是学习，第二个是为校在体育上获得好的成绩。但是运动员想要学习成绩和训练成绩都有所上升是比较困难的，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一样的，所以学习时间和训练时间上的矛盾就相当明显了。为了能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一定多花在学习成绩上，在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训练上的前提下还想达到学习成绩的要求，那就得远远超出普通文化生所用的时间。所以，“学训矛盾”就通过时间情形直接地暗示出来了。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运动员在学习方面和训练方面的确存在矛盾，其产生的根本于长时间以来，在运动员栽培中看重体育的现象比较常见。在一般状况下，运动获得越好成果其文化的成果越差。
（2）高校田径队，“学训矛盾”的主要问题是队员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训练上、导致大部分队员精力不在学习上，从而形成了一直以来都学习不认真。
3.2建议
（1）合理安排训练时间，让运动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文化学习。
（2）让基层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相链接，两者共同成长，从基础上解决问题。
（3）扭转队员错误思想，提高学习积极性。
（4）加强队员学习管理和与任课教师的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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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杨兴权，影响我国部分体育学院高水平运动员学训矛盾的因素与对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
[3] 丁海勇.我国高等院校高水平运动员“学训矛盾”现状及对策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