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9 14:31: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女性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以前，很少有以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通常把与世抗辩作为一种写作姿态，那种与世抗辩的姿态也改变了女性形象在传统文学中的缺席地位，而 “女性主义文学”这一概念在我国评论界出现于80年代后半期，90年代大量使用。
在这些作品中，将女人塑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独特的角色，文学作家站在女性的立场和视角上，用有别于男权审美标准的独特的女性审美来诠释女性。女性文学也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女性文学是指女作家的一切创作；狭义的女性文学则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的文学文本，可以称之为“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中的代表作家有张洁、张辛欣、残雪、陆忆敏、萨玛、王小妮、伊蕾、翟永明、张烨等等，不胜枚举。论文参考。
亦舒是香港“女性文学”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其透过对女性婚恋、情感纠葛的分析，进而深入探讨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她的作品多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主，“我”这个人称代词以女性居多，从而对女性的心理得以细致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都市女性在面对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时心理、生理上的抗争与矛盾。在塑造了都市众生相的同时，亦舒小说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是它有别于其它言情小说的最主要原因。
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一个人可以依靠的，终归只有自己。”。她认为女性只有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才能被社会、被他人所认可，才能跳出传统社会给女性定义的枷锁。社会生活中，安逸的生活会使女性的思维麻痹，例如其作品《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天天吃喝玩乐，做医生太太”、《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家境富足，努力向学，却频频被祖母讽刺说“女孩子，至要紧是嫁个好人，读那么多书作什么？”，这些长久以来的社会文化标准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使女性将自己自身的价值取向有了模式化的定义，从小又因受到的教育使女性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弱势群体，需要讨好男人的一种群体。这种思想无声的侵蚀使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走向了一种错误而又可怕的方向，在女性的主体意识中抹杀“女性自我”、“女性个体”的存在，这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是可悲的，最可悲是她们在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背景的大前提下认识不到自己的可悲。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周太太、王太太……连文学作品中的名字都被略去，只留下一个“某太太”的称号。
在男权意识的强势压迫下，只有当女性摆脱传统定位的“第二性”依附心理，走入社会，独立面对承担自己的生活，才能找回自我。女性作为被男性视为另一族群，在社会上打拼只会更加艰难：“现代女性非得装成最坚强最大方不可，否则，会被讥笑为不懂自爱自重。” 不得不指出的是，生活在出现松动与裂痕的男权价值体系下的都市女性又是矛盾的。亦舒笔下的女性很多都宣称：“真正的男人，是保护女人的男人，一切以她为主，全心全力照顾她心灵与生活上的需要。”、“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等等，被保护欲与现代女性经济独立论、反抗父权观有着明显的必然冲突，但这一冲突却又在亦舒小说中得到消解，因为在小说中很难找到“男性需要通过对女性的保护来反射两倍大的男性形象”。
亦舒小说对女性性意识的描写很少且隐讳，但小说中时代女性报复男性或献身男性，都是建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而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约束的基础之上的。亦舒小说对男女两性中的性开放意识持平等态度，男人“风流成性一样找不到好妻子”。文本中也有着对大男人主义者“处女情结”的鄙视与嘲弄。在《玫瑰的故事》里，黄振华在结婚前夕从别人口中得知未婚妻苏更生曾结过婚，方寸大乱之下追着苏更生说：“我会原谅你的”，苏更生却义正辞严：“我有什么要你原谅?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的伟大原谅才能重新做人，你以为你是谁?”苏更生有权利要求真正的爱与尊重，这来自于她心理上的自立，更来自她经济上的自立。若对方不给，她不必迁就他。这是标准的女性主义的姿态。
对于传统作品女性形象定势的颠覆体现了亦舒独到的女性审美，却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在人物塑造上的片面性。她的大多数作品几乎将阶层与女性类型进行了简单化的一对一绑定，既出身中产的“玫瑰型”和出身底层的“野草型”。出身中产阶层的女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尽管辛苦，却生活无忧富足，像是花店中的玫瑰花，寂寞、精养。而出身底层的女性则多数命运坎坷，经历重重磨难才能赢得独立，像是石缝中的野草，坚韧、顽强。这种将阶层与女性类型简单粗暴的压模定型化的处理，未免有些限定了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开拓空间，使得某些实际存在的，独特的女性特性、心态无法在她的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打破了传统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性别偏见，却又掉入了较为片面的女性形象类型化的误区，这是让人较为遗憾的。
亦舒的作品主要用形象塑造来突出女性，导致其作品中的男性大都被湮没在突出的女性形象背后，可以说是对男性形象的漠视。然而字里行间中男女主角的情感碰撞，又可以看出亦舒对两性意识的独特观点。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自由，没有自我，一切的伦理道德为束缚着女性，当她选择一个男性，并嫁给一个男性，她就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亦舒反对这些旧有的观点，反对大男子主义，也反对软弱、只知道寻求依赖的女性。她渴望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责任和权利平等的存在。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伴随着女性文学的逐步发展缓慢觉醒的一个过程。打破了传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主动书写代替了被动描写，打破了女性文学因为传统文学中主流话语的强制干预而缺乏独立性的局面，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话语秩序。
亦舒的大多数作品描写并不着重于“反抗”压迫的两性对抗，而是在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基础上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书写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在社会不断发展，男权价值体系逐渐松动的时代，女性应如何自处、自立、自强、自爱，始终是她想要探究和描写的主要话题。
亦舒小说从写作效果来看，不是生理性别而是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新的精神而注入到作品中，将时代女性的独特经验、群体感受、生存困境、矛盾心理一一展现，它是以非常感性而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论文参考。论文参考。在对男性霸权主义进行批判之后，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接纳和赞扬，从而使其“性别歧视”较为温和。在当代作品中，亦舒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抒写出时代女性内在感受，不沉湎于虚幻的爱情，反而揭示爱情的虚幻。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关键词：新时期；女性意识；文化语境
波伏娃的《第二性》认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1]这一观点奠定了人的性别观念源自社会文化的理论基础。即人的性别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文化规范中形成的。因而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性别意识也必然是与阶级、种族、历史、文化和与意识形态相联系。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女性意识自然而然地会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试以张洁的《方舟》、王安忆《岗上的世纪》、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进行文本分析，以明晰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的嬗变过程。
（一） 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
自建国以来直至结束的这段时期，可是说是一个“性别忘失”的年代。性别差异乃至人性都消解在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当中。“这一时期的文学，或女性文学，‘人的自觉’消解于政治大目标当中，更遑论‘女性的自觉’了。”[2]
新时期的文学是以呼唤人性为开端的。“当刘心武、王蒙等男性作家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时候，戴厚英、宗璞等女性作家也发出要写‘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宣言。”[3]女性意识正是伴随着人性解放的春风悄然复苏的。
“女性的性别意识是女性意识的核心。女性作家只有先明确自己的性别意识，才能在作品中反映出女性的存在。”[4]女性作家在关注人本身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渗透着对女性作为人的认识与尊重。因而妇女解放问题渐渐地从人性解放问题中抽离出来，女性写作开始以两性关系为重心，反映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的处境与遭遇。
80年代初期张洁的《方舟》“真正揭开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序幕，戳穿了现实生活中‘男女平等’的神话。并通过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对男权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5]“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方舟》的卷首语一针见血的点明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小说中三位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不幸的婚姻遭遇之后聚居在同一公寓。“这是一片未受污染的净土”。她们在此互相扶持、彼此抚慰，共同逃离男权社会的压迫，以女性的集体意识体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
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不属于她的丈夫，就属于所有人。”在她们好不容易挣脱出婚姻的罗网之后，“社会”这张巨网却丝毫不给她们喘息的机会，迎接她们的只有性骚扰、歧视以及无端的猜忌。
《方舟》的女性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与认同。小说中塑造了不同以往的三个性格刚强、个性独立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荆华是一个学识和思想都很突出的理论工作者；柳泉是一个精明能干、业务能力很强的英语翻译；梁倩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电影导演。她们不再是传统的“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而是有渴望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新时代女性。
《方舟》作为80年代初期的经典女性文本通过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追求表达了对男权的抗争。
（二） 女性生命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张扬
女性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内涵，那就是不能无视女性的性心理。王安忆曾经说过：“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逃避的。”[6]因而王安忆在作品中勇敢地打开了女望的大门，将以往作品中常常被遮蔽的女性的欲望体验予以呈现。“王安忆的小说把张洁取消欲望的局限给弥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两性关系的根子正是根植于人望之中。”[7]
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以“性”为表现视角，对传统的男性性别秩序和性道德予以颠覆，展现出了女性前所未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命本能。
《岗上的世纪》是以知青下乡为背景的一部小说。主人公李小琴是以一个聪颖漂亮的女学生。她企图以自己的争取招工回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她用她的女性角色“本色出演”了一场角逐。男主人公杨旭国在她的一步步引诱下被迫进入了男性角色。在他们关系的建立、甚至的过程中，女主人公都处在主导的位置，这体现了女性前所未有的生命本能和主体意识。
小说的最后一章谱写出了一曲的美妙诗篇。当利益和交易这些成分从他们的关心中剔除之后，他们之间的成为涤荡灵魂的交融。“被压抑的生命原欲得以张扬与发泄，不仅不再丑陋鄙俗，反而获得了直达生命本质的真与美。”[8]女主人公在的过程中，不仅重新塑造了自我，也重塑了男性。“由此，不仅仅净化了人性本身，而且创造了人和生命本身。”[9]
在《岗上的世纪》中，“王安忆深入女性生活本体，展示女性体验，将人类的活动升华为人自身和卑微生活的超越，正面颂扬两性之爱，戳穿了男性自命的代言，让真实的女性生活走进文学书写，走进了人类历史”。[10]这无疑是女性意识发展过程中不容置喙的一次重大飞跃。
（三） 女性身份的自觉与个性化写作
进入九十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林白、陈染、徐晓斌等女作家开始以鲜明的的女性意识和自觉的的女性立场，描绘女性独特的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细腻地描写出女性的心理状态，从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来透视人物的外部的社会现实。
林白曾经说过：“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觉，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立。”[11]林白的所有作品都是以“我”来讲述“我的故事”。她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对女性的内心世界作了淋漓尽致地展示。小说以女性的身体为中心，描写一个5岁女孩成长到30岁所有的身体以及心理的发育过程，一个女孩成长为女人的欲望经验。
小说的主人公多米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后，她只能选择在性的自娱中来实现自我满足，继续“一个人的战争”。这不仅是对男性写作框定的突围，同时也是对女性写作的突破，意味着“女作家自觉的将女性性别视为一种精神立场，一种永不承诺秩序加给个体或群体强制角色的立场，一种反秩序的、反异化的、反神秘的立场。”[12]这种写作倾向意味着女性意识愈加走向纯粹化与个人化。
通过对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三个典型文本的解读，我们可以把握在新时期女性写作中女性意识先后经历了寻求女性价值、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与生命意识到自觉的用女性身份的创作与个性化写作的嬗变过程。女性文学的不断丰富与女性意识的日趋发展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壮大持续输入着新鲜的血液。（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2]石彤础杜性主义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载《名作欣赏》2011年06期，第158页。
[3]陈瑶、徐劲松：《从新时期小说看女性意识的发展》，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74页。
[4]蒋海霞：《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罗婷：《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嬗变――从、到》，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第86页。
[6]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 与性别》，转引自孙惠欣《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载《文艺争鸣》1997年05期，第5页。
[8][9]同[3]，第75页。
[10]王安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转引同[6]。
[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美学创造；美学表述；追寻；传统
中图分类号：
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6）06005903
Abstract： Alice Walker is an important American black female writer. As an apologist and spokesman for black women， Walker takes it as her own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She explores and sorts out the aesthetic creation of black women in their daily lives， such as quilt-sewing， gardening， oral literature and so on. She also integrates the neglected aesthetic expressions to form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the process of black females’ pursuing the aesthetic expression， Walker shows that black women try to create beauty with their industry， wisdom and extraordinary creativity even under multiple oppression. Walker expresses her great compliments to black women. In the meantime， Walker finds the secret of black females’ creative spirit and creative tradition. The creativity is the precious heritage from their ancestors. The black ancestors give her the potential to inherit the heritage and the power to pass it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alker tries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black women through the folk art form of subverting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discourse.
Key words： aesthetic creation； aesthetic expression； pursue； tradition
艾丽丝・沃克《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妇女主义散文》一文是最早号召女权主义者用新眼光看待她们母亲生活经历的文章之一，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影响极为深远。
沃克对黑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创造进行了挖掘和整理。“沃克的作品以及美学思想的一个中心就是，要将蕴涵在日常生活实践和人们的斗争实践中被遗忘、被忽视的美学表述重新缝合起来，成为一种美学表述传统。这种潜藏的美学传统，恰恰是黑人女性文学传统中独特的、也最具有表现力的东西”[4]。
沃克是最早将这些零星的黑人女性表述传统系统地总结并联系起来的
人。正如巴巴巴拉・克里斯蒂所说，沃克的作品是“从被忘却的日常使用中拯救出来的一点一滴，她把表面上看上去破烂的边边角角拾掇起来，将其整理变成实用，又异常美丽的作品”[2]180。艾丽丝・沃克对黑人女性主义传统，尤其是黑人女性美学表述进行了探寻。在文中，沃克把黑人女性称作“创造者”和“艺术家”，她将黑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创造拼凑组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现了黑人女性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
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对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如缝被子、园艺等的关注，与黑人女性的历史经历有关。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妇女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其精神世界是分裂、破碎、不完整的。由于种族主义，她们不仅被贬低了人格，还失去了与祖先历史的联系，以致无从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由于性别主义，特别是种族内部的男权思想，她们还要背负男人强加的重担，以致失去最起码的做人尊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黑人女性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于大部分黑人女性，尤其是黑人女隶来说，进行书面的文学创造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她们将创造力倾注于日常生活中。黑人女性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属于她们自己独特的记忆与传统，这些记忆与传统体现在歌唱、缝被子、饮食、雕塑、讲故事、园艺等一系列的日常生活的片段中。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分析黑人女性文学传统时，也在对黑人女性的传统进行挖掘和梳理。
一、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创造
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开头，沃克引述了黑人男性作家让・图默（Jean Toomer）的评论。图默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南方黑人妇女显示出“强烈、深沉、无意识的灵性，就连她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们所拥有的财富”[3]233。但是她们被现实生活压得无法喘息，她们是生育孩子的机器，她们要服侍丈夫、维持家计。在图默看来，这些女人是被艰难的生活捆住的“骡子”。那么，这些黑人女性是如何保持创造力的生机与活力的呢？正如沃克所说，“当我们应该既往高看，也往低处看时，我们一直只是往高处看”[3]239。那些所谓处于生活低处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蕴藏在黑人日常生活中的美学表述。
（一）缝被子
沃克在她的很多作品中，如《外婆的日用家当》、《紫色》、《姐妹的选择》，包括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缝被子这一极具黑人女性创造力的活动。沃克赋予“被子”这一意象以很多的寓意和愿望，她希望黑人女性之间能够建立姐妹般的情谊，她希望将黑人女性特有的文化传统传承并发扬下去，她希望黑人女性去争取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和完整以及精神上的健康和解放。
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中，沃克提到了这样一段历史，“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斯・索尼亚研究所，挂着一幅世上独一无二的被子。在具有奇异想象力、富有灵感却简单可辨认的图案中，描绘了耶酥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故事。这床被子被视为是稀世珍品、无价之宝。虽然它所依照的图案是不为人知的，而且是由不值钱的碎布一点一点缝合起来的，然而它显然是由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和深厚精神情感的人所创作的。在这床被子下，我看到了一个小字条，上面写着：“一百年以前，一个阿拉巴马的无名黑人女性……这位黑人妇女只不过是众多黑人妇女中的一员，她与其他黑人妇女一样用她所能找到的仅有的材料，凭借她的社会地位所允许她使用的工具，用零散的碎布片拼缝成一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无价的珍品”[3]239。这条被子也是黑人妇女缝被子传统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缝被子是黑人女性富有创造力的活动。她们通过缝被子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有时也用来补贴家用。这些被子是用黑人女性的智慧所编织的，它们不仅温暖了家人，也留给世人无数件美丽的遗产。沃克还在文中描写了她母亲缝被子的故事，“我们穿的所有的衣服都是她做的，甚至还有我的兄弟们的裤子。我们用过的所有毛巾和床单都是她做的。夏天她做罐头蔬菜和水果。冬天的晚上她缝足够多的被子盖在我们大家的身上”[3]238。沃克的母亲勤劳、善良、有智慧，她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地去创造生活、改善生活。母亲身体力行地告诉她，尽管环境艰苦，只要坚持、努力，一样可以创造美、创造美好的生活。沃克从她勤劳的母亲和与她母亲一样的普通黑人妇女身上，找到了黑人女性创造精神的秘密和创造力的传统。
（二） 园艺
沃克在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母亲的花园。母亲不仅要照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还要下地干农活，她几乎没有一点空闲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但她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创造力，奇迹般地使原本贫瘠的土地开出了大量美丽的花朵。她用花朵装饰了破旧的房屋，使杂乱不堪的地方变得生机勃勃。母亲的花园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甚至很多陌生人也来一睹母亲花园的风采。沃克说，“我发现只有当母亲为花而劳作时她才容光焕发，亮丽到几乎不被看见的程度――除了作为创造者：手和眼晴。她在忙于她的灵魂必须做的工作。按照她个人对于美的理解，把宇宙整理进她的意象中”[3]241。这无疑给沃克极大地震撼，她发现母亲在创造时有着不同平常的神采，她的母亲再也不是一台干活的“机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人，是一个有着强大创造力的人，是一个能够用智慧和勤劳创造美的人。尽管她的母亲受到多方面的阻碍和压迫，但成为一个“艺术家”仍然是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创造力是母亲留给她的珍贵遗产。母亲给了她去继承这种遗产的可能性，也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去继承它们并继而发展它们。
所谓“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不单单指的是实实在在的花园，还指的是精神花园和心灵家园，是后代黑人女性汲取养分的花园，是后代黑人女性精神和心灵能够得以慰藉的家园。这是黑人女性前辈留下的精神遗产和传统，是激发创造力的地方。沃克认识到激发她创作才智的是母亲，因此，她认为每一位美国黑人妇女艺术家都应该去寻找并继承她们母亲和祖母的这种创造精神：“我从母亲那里找到了滋养黑人妇女那被迫沉默和压抑、但是又有冲动的创造精神的秘密，这样的创造精神被黑人妇女继承下来，到今天又在荒野的地方爆发出来”[3]238-239。沃克一方面揭示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创造性工作是在无法想象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她对于黑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学创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赞扬。
二、口述文学
“在非洲生活中，女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劳动中，她们和男性并肩劳作，共同奋斗；在家庭中，黑人女性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她们通过养育子女、将非洲文化以讲故事的形式传递给后代，从而将整个社区联系起来。在这种生活当中，黑人女性形成了一套自我表述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与非洲传统文化中的口述文化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又是在黑人女性的现实生活经验中产生的”[4]。这种传统即是黑人女性的一种口头传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继承和运用口头传统是黑人女性创作的特点。黑人女性这种特有的口述文学的形式，和她们的经历是分不开的。黑人女性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进行书面文学创作的权利。很多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对黑人女性口述传统进行分析，展现了她们对黑人女性写作的文化身份的探究。黑人女性作家将口述文本运用在文学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著名的黑人女性作家佐拉・赫斯顿是使用口述文本的先驱，另一位作家托尼・莫里森也成功地将口述文本运用在文学创作中，她们都对后代的黑人女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沃克也是一位努力将口述文本运用在文学创作中的作家。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人们对黑人女性经验的重视，对文化身份的追寻。因为口头文化，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黑人的智慧，是黑人民俗文化的精髓，是黑人最珍贵的财富。沃克的母亲经常给她讲故事，这些故事看似普通的话家常，其实都是母亲自己生活的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作为一名普通的黑人女性，沃克的母亲像其他众多黑人女性一样，将这种宝贵的财富通过讲故事形式传递给下一代。后来沃克逐渐意识到，多年以来，她写的故事，其实都是她母亲的故事。沃克在多年来听母亲故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母亲的影响，她把母亲的故事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甚至沃克自己也没有发觉她吸收的不光是故事本身，还有母亲的精神和母亲讲故事的方式。沃克记录的是母亲的故事，但这更像是在记录一种传统、一段历史，而这段传统和历史本应该就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通过将口头形式转化为书面的文学结构，证明了另一种美学表述和美学体验的存在。
三、结语
美国著名黑人文论家休斯敦・贝克（Houston Baker）对沃克给予高度评价：“通过现象学地恢复她母亲的民间花园，把它展现为文化的诗学意象，沃克开启了美国黑人妇女铸造光辉的意识领域，为她自己找到了持久的精神遗产[1]52”。沃克在追寻和发掘黑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美学创造的过程中，逐渐找回了黑人女性被遗忘、被忽视的美学表述。她把黑人女性称作“创造者”和“艺术家”，她从像她母亲一样的黑人女性前辈的身上，发现了黑人女性的创造力传统和精神力量。沃克本身继承了黑人女性的这种宝贵遗产，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去唤醒人们对黑人女性经验的重视和对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追寻。参考文献：
[1]Houston A. Baker Jr. Workings of the Spirit： The Poetics of Afro-American Women’s Writing[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Christian， Barbara. Black Women Novelists：The Development of a Tradition，1892-1976 [M].Californi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80.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 叙述声音 女性主体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科研启动项目；项目名称：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项目编号：2015QDW07
第一部研究莫里森研小说作品的专著《莫里森的世界：文学批评方法探索》于1985年在美国面世。它包括了多篇有关莫里森小说的评论文章。这部专著开启了美国莫里森研究的新纪元。在EBSCO稻菘庵屑焖鞯焦外期刊有大概156篇关于《最蓝的眼睛》的论文。主要是讨论小说中的主题、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在UMI数据库中，有大概32篇关于《最蓝的眼睛》硕博士论文，主要从母女关系、性别政治以及写作策略等角度讨论这部小说。
1999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的专著《性别・种族・文化》。从CNKI检索得到的数据显示，国内有大概357篇期刊论文和77篇硕博士论文是探讨《最蓝的眼睛》的。主要是从文化、小说的主题、小说的写作策略和手法等角度分析这部小说。其中只有五篇硕士论文是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研究莫里森作品的论文，但是集中在《宠儿》《爵士乐》和《秀拉》这三部作品上。因此，本文试图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从叙事声音这一角度来分析《最蓝的眼睛》。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
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有两类叙述声音混合交错构成了整部小说，即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女性主义叙事学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苏珊・兰瑟结合了经典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了该理论的奠基人。她提出这样的假设：“女性声音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这样，就把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联系起来了。兰瑟用作者型声音这个术语来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其中，“异故事”用通俗传统的解释就是第三人称叙述。在这种叙述模式中，叙述者并不是故事本身的参与者，他与书中的虚构人物分处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他不参与任何情节但是却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和走向。“异故事”也就是说不在故事本身当中存在，是故事外的声音。那么，这种叙述声音也就多了作者功能。
但是，在《最蓝的眼睛》中，叙述模式却是不寻常的。但读者读完整部小说会发现，作者型叙述声音不是别人，正是本书的人物之一克劳迪娅，她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这整个故事。当她作为书中人物的时候，她是儿时的克劳迪娅，当她以作者型叙述声音出现的时候，她是成年的克劳迪娅。作者莫里森用克劳迪娅这一人物把小说和读者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个成年人，当克劳迪娅回过头来看她和皮克拉的童年的时候，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她有了更深的理解。她的这种全知型的叙述也让读者对主人公皮克拉有了更深的同情之心。而作为书中的人物，克劳迪娅如何知道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可能是读者们要问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克劳迪娅是最好的叙述者，因为她是一个有着反抗种族歧视意识的小女孩，莫里森选取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作者型叙述声音更加能够建立她的女性叙事权威，用克劳迪娅代替自己来表达对种族歧视的反抗。
通过成年克劳迪娅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讲述了这个悲惨的故事。尽管作为主人公，皮克拉却很少直接出现在读者面前，她的故事都是由克劳迪娅间接来讲述的。她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她想得到蓝色眼睛的渴望，她在学校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被父亲侮辱以及最后精神失常，这些都是黑人小女孩在成长过程可能遇到的悲惨遭遇。莫里森采用克劳迪娅的叙述声音来讲述皮克拉的的故事，让读者通过第三人的叙述来了解这个悲伤的故事，这样的叙述会显得更加客观，叙述也更加可靠，如果是皮克拉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读者对她的同情心势必会减弱，一个黑人小女孩在当时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几个人会阅读呢？所以，莫里森用克劳迪娅这样一个作者型叙述声音，代替自己为黑人女性发出了声音并且构建了自己的女性叙述权威。莫里森作为一个黑人女作家，在当时想要满足所有读者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如果一位黑人女作家讲述的故事或者她笔下塑造的人物超出了以白人为主体的读者群可接受的女性形象，那么她的作品很有可能无法面世。但是，莫里森通过采用这种作者型叙述声音的方式，成功建立了她作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
二、 个人型叙述声音
兰瑟用“个人声音”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个人型叙述声音有着结构上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当个人型声音存在时，它要比其他人物的声音更加吸引人，因为个人型声音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但是，相较于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不具备全知的视角， 它仅仅是一个人物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故事，因此，在叙述权威上，弱于作者型叙述声音。那么，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作者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声音类型来讲述故事呢？
在1970年以前，在由黑人作家所创作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个人型叙述声音。莫里森赋予了她笔下人物这种声音，让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挑战，因此，作为作者型叙述声音的补充，个人型叙述声音只占了整部小说非常小的一部分。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经分析了由克劳迪娅所构成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我们可以得知克劳迪娅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莫里森不仅赋予了她作者型叙述声音，并且也赋予了她个人型叙述声音，原因如下：
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克劳迪娅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负责向读者讲述她和佩克拉一起度过的童年，她也是佩克拉悲剧的见证者。但同时，她也和佩克拉有着巨大的不同。例如：“我只知道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如果那些有能力满足我愿望的大人把我当回事，问问我想要什么礼物，他们就会知道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或者占有任何实物。我更想在圣诞节那天获得某种感受。”这是克劳迪娅有关于圣诞礼物的个人型声音。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克劳迪娅还是一个有反抗意识的小女孩，她抱怨大人不理解她，强加给她她不想要的圣诞礼物，通过她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她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这也是她与佩克拉的区别，她足够坚强，是这一类黑人女性的代表。这也与她的家庭有关，她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稳定健康，当她和她姐姐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们的妈妈会保护她们。克劳迪娅的个人型叙述声音是具有主观性的。她对白人女孩也表达出了不满与厌恶，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带色的皮肤和金色的头发。正是由于大众都喜欢她们，她开始厌恶她们，因为她能欣赏自己的美，这也是她与佩克拉最大的不同。克劳迪娅能够接受自己、认同自己、欣赏自己，她的坚强也使得她在整部小说中担任了重要的叙述声音。也使得莫里森通过这样一个坚强的黑人小女孩建立了自己作为黑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表达出了对白人世界以及男性主体的不满。
托妮・莫里森通过采取作者型叙述声音以及个人型叙述声音相互交融的叙事模式，在《最蓝的眼睛》这部小说中成功建立了自己作为女性作家的叙述权威，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叙述声音，为黑人女性发声，建构了黑人女性的主体。
女性主义叙事学目前仍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英国、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有学者在展开研究。在国内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生的兴趣，已有不少论著和研究生论文面世，其为研究女性小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开拓了新的途径。本论文的完成使读者更清晰地意识到莫里森的写作目的及其在小说中表达的主题的女性意识，为填补国内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莫里森作品这一空缺略尽微薄之力，为今后研究莫里森及其作品提供新个案和新视角，为女性寻求平等权利提供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唐伟胜.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5）：73-80.
[2] 万梅.《最蓝的眼睛》的叙事结构和话语策略[J].南京立业大学学报，2005（3）：50-53.
[3]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 王守仁.白人文化冲击之下的黑人心灵――-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J].河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124-129.
[5] 吴新云.身份的疆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摘要 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实现了古典文化的复兴，同时也实现了人性的复苏与解放，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为依据，来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地位，这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以及加深对文艺复兴的了解。
关键词：文艺复兴 文学作品 欧洲 女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文艺复兴是指13世纪末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实质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运动。它主张张扬个性，反对神学中心论，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宗教蒙昧，这些现代人本思想即人文主义。在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中，文化艺术呈飞跃式发展，艺术大师辈出，文艺作品异彩纷呈，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生活，是当时社会形态的投影，并且从一些代表性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女性地位较中世纪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性文学作品的研究来探究欧洲女性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
二 文艺复兴及此时期文学作品与女性的关系
文艺复兴是欧洲从封建农奴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初期，在这一转型时期，受城市兴起、资本主义发展、宗教信仰衰落、人文思想传播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发生转变，这些强烈地冲击着当时的女性，她们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争取自身的尊严和权利，思考自身的处境地位，挖掘自身的价值，以获得社会的认可。
文艺复兴产生于意大利，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文艺复兴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它维护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然而，当时资产阶级还很软弱，无力与阻碍其发展的封建制度展开正面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了宗教改革以及文艺复兴两种形式作为武器，来进行一场与封建制度以及宗教势力的斗争。事实上，文艺复兴只是一种手段，并非要重新建立古典文化，而是要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意在使新文化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得到发展，它虽然宣扬个性解放，肯定人的尊严，鼓励追求幸福，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女性无论是因为旧时代的禁锢，还是因为文艺复兴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倡提高女性地位，总之，女性仍然被排挤于社会生产领域之外。当然，我们要承认，在这场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女性的地位在发生改变，但是这一改变是极为迟缓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女性的地位相比于中世纪是下降的。女性史学家凯利·加多尔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当男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加一个机会时，相对的就是女性丧失她们在封建社会制度下享有的一份实际权利。”所以从文艺复兴最终的结果来看，对女性地位的改变并没有起到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男性的文艺复兴，那么就更无从提起对女性地位造成多么大的改变。而被称为男性的文艺复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的史料对女性的记载甚少，即使有所记载，大多数也是关于王公贵族的记载，对民间社会中的女性极少提及。如果女性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怎么会出现史料极少记载的情况？二是在文艺复兴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确实很少有女性的身影，但是许多优秀男性却被世人熟知，如意大利的彼得拉克、薄伽丘，法国的蒙田、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维加，英国的斯宾塞、莎士比亚，等等，甚至在佛罗伦萨也没有女性大师的记录。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反思与探究。这是否是因为女性被排除于许多艺术之外而被当作被表现与被凝视的对象，亦或是对女性完全的漠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前一种假设看上去更为贴切，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许多艺术作品都是以女性形象为主来完成的。所以，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同时也反映出在社会地位中，女性与男性的地位还是不平等的。
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要求解放人、尊重人。如果想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这一点，就要塑造出具有反抗精神的典型人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许多刻画女性形象的著作，表现出女性的美丽、纯洁、勇敢与智慧。这些作品宣扬了女性个性的解放，希望女性能够脱离封建社会的束缚，这与当时甚至是整个文艺复兴过程中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并不矛盾，并且是统一的。现实社会中的女性与文学中塑造的女性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反抗的意识或者能力。作者借女性地位的现实情况塑造出这些敢于摆脱封建束缚的形象，在于更深层次地刻画出人文主义的要求与内涵。基于女性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可能全面实现女性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去勇敢地摆脱不平等待遇或是封建宗教的束缚，所以即使文艺复兴时期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较多，也并没有给女性的地位带来改变，相反，仅仅证明了女性在当时社会始终是被表现与被凝视的对象，而不是社会变革的主流力量。
三 文学作品反映出的女性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众多文学巨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诸多文艺创作都追求展现真与美。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文艺作品所表达的重要意义是无可替代的。每一个时代的作品都会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于是被赋予特定的时代痕迹，尤其是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会留下当时社会的烙印，对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与帮助。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性著作的研究来分析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
1 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家庭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在家庭中依旧是处于附属地位，她们不能随意选择自己从事的职业，甚至不能随意走出家门，她们不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是家庭的点缀物。如果女人有才能，自然会使丈夫自豪，但是即便如此，所有的活动也必须在家中进行，如果外出挣钱，则意味着家庭的耻辱，因为这无疑标示着这个女人所在家庭的破产。这一点在当时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影射。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宣扬了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对女性的由衷赞美，但是也出现了很多矛盾的思想，薄伽丘晚年要把《十日谈》烧毁，也许就是因为他陷入这些矛盾与困惑中不能自拔，而这些矛盾的思想就表现在认为女性的地位低下，不服从男人的女人应该受到严惩。这种思想是当时社会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同时也说明了即使是薄伽丘的作品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在《十日谈》中，时常会出现男性对女性蔑视的情节，同时也有女性自身的妄自菲薄。如在第九天的故事九中，女王愉快地开始了讲述故事，她说：“自然、风俗、法律都要求女人屈服于男人，受男人的支配欲统治，女人要对男人逆来顺受、耐心忍让、惟命是从，更不用说对男人保持了。”女王认为女性需要男性的统治，并通过讲述一个妻子被丈夫毒打后变成贤妻良母的故事，证明了“女人朝三暮四，生性善变，对于这些女人自然要用棍棒教训；对于严守陈规的女人，棍棒下的呼吁警告也是需要的”。《十日谈》中的这一段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当时社会男人的主流家庭思想以及女性的家庭地位。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在婚后只能在家庭内活动，一系列对外活动都要由丈夫来，所以《十日谈》所反映的女性家庭地位还是比较真实的。
2 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婚姻状况
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一生幸福的关键在于婚姻以及随着婚姻而改变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而与此女性的学识没有关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女性的婚姻主要靠父亲做主，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嫁妆。这一场景在莎士比亚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呈现。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作为当时婚姻是父权制的引证：两个旺族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为世仇，而两家子女却相爱，并通过修道士劳伦斯的证婚结为夫妇，而朱丽叶的父亲坚持让朱丽叶嫁给帕里斯伯爵，朱丽叶诈死，罗密欧殉情，最后朱丽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暂且不论莎士比亚要宣扬的思想，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对当时的婚姻制度也可见一斑。蒙太古与凯普莱特两个家族由于世仇而不允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合，可见当时的婚姻大致属于父母包办的范畴，尤其是朱丽叶的父亲坚持让朱丽叶嫁给帕里斯伯爵，而朱丽叶仍旧能够对帕里斯保持适当的礼仪，说明朱丽叶在爱情与父命面前是十分矛盾的，她不能直接违抗父命。值得一提的是，在伊利莎白时期法定的结婚年龄为男性14岁，女性12岁，而望族会更早，朱丽叶面临的情况就是因为父母要确保地位财产而提早为她安排婚事。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女性在婚姻上是与家庭的财产增减有很大关系的，而女性的父亲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嫁妆的价值。女性婚姻中的嫁妆是文艺复兴时期财产延续的一种手段，并且在婚后嫁妆并不归女性支配而是受男性支配，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嫁妆的女性只有两个去处：妓院或修道院。随着嫁妆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家庭将女儿送去修道院并令其得到一部分财产，但是这部分财产的价值却远远不值嫁妆的价值。父权制婚姻与婚姻中的嫁妆体现出当时女性在婚姻这个影响一生的问题上没有自己决定与选择的权利，并且婚后仍旧从属于男性。
3 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
在文艺复兴时期，城市活动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排斥女性的局面，并且在接受教育方面也朝着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和私人空间发展。以佛罗伦萨为例，许多教堂、洗礼堂都成为了公共聚集的地方，主要为男性活动的场所，而通常女性是被排斥在外的。事实上，当时的女性如果要追求知识，只能进入修道院与世隔绝，所有与外界或公共接触的职业都不提倡让女性来担当。在教育方面，人文主义鼓励市民或贵族的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女性不能进入公立学校，所以学习的东西也是以基督教美德和道德伦理为主，都是为以后的婚姻或献身教会服务的。人文主义者不鼓励女性学习修辞学，认为数学也不属于女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女性在各方面的权利，使女性很少能够融入文艺复兴的主流，从而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格局。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就表现出了这一点。《威尼斯商人》的女主人公鲍西亚给读者的印象是温柔、机智、果断、勇敢，但是事实上是文艺复兴女性的代表人物。首先，她的婚姻是依照父亲的遗愿来完成的，虽然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但是鲍西亚明显地表现出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在法庭审判的情节中，鲍西亚以女扮男装的形象出现，在法庭的表现充满了智慧与勇敢，她的光芒甚至盖过了剧中的男性，明显不是自己说的那样“不学无术、没有教养、缺乏见识”，但是她的律师身份始终不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当时家庭对女性的要求，认为女性的领域仅仅局限于家庭；其次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当时社会的行业活动是以男性为核心的，女性不应具有与男性同等的行动自由。同时，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具有卓越的才识属于另类，主流女性只能接受一些以家庭或相夫教子为核心的教育，社会不提倡女性拥有与男性一般的学识。这两点作为当时的社会现状充分体现出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受到严重的不平等待遇。
四 结语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众多文学作品以女性为主人公对女性进行了人性的解放与歌颂，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解放与歌颂并没有完全实现。在不否认文艺复兴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客观、科学地认识到，当时的女性无论在婚姻、家庭或社会中都没有完全的自由，并且没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呈现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格局，而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以附属于男性的地位而存在的。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女》，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2] 欧金尼奥·加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 程新贤：《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嫁妆体系下的女性地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作者简介：
关键词：生态女权主义；文学评论；《我的安东尼亚》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94—02中国
一、生态女权主义概述
生态女权主义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20世纪90年代达到。生态女权主义首先出现于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两部作品：《女权主义或死亡》和《生态女权主义：革命或变化》。弗朗索瓦斯·德奥博纳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来拯救地球，这种生态革命将使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生态女权主义者s.格里芬等人强调女性身体功能和自然接近，认为女性比男性较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最佳代言人。美国学者伊内斯特拉·金把生态女权主义定义为一场女性认同运动，她声称：“我们为了忠于未来的世界，忠于生命和忠于这个地球而向父权挑战。我们通过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我们作为女性的经历对此有着深刻和独特的见解。”
生态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态女权主义的首要内容是女性与自然的认同，是价值观念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社会运动。生态女权主义不仅涉及意识形态，也是一场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兴起的实践活动，是女性为维护自己、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社区，反对由于父权社会、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化主义而引起的恶性发展和环境恶化所进行的不懈斗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统一。第二，生态女权主义的重要论点还包括对西方现代科学的批判，多样化和统一性，对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沉重代价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等。西方现代科学、生活多样化、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等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均是在父权社会观念主导下，人类社会为了满足物质丰盈或者追求国际地位所做的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活动，这种掠夺和破坏的意识同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第三，寻求建立联系的原则是生态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生态女权主义寻求建立一个平等、和谐、友好共处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女权主义与文学评论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研究的不断推广和深入，其思想已经深入历史、政治、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生态女权主义也随之而起，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生态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含有生态和女性内涵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在生态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原则”和“生态原则”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凡是体现了对整体、相互关系和稳定的世界的追求，洋溢着关怀、同情和“慈育意识”的文学作品会受到极力颂扬，相反，弥散着男性支配、控制欲望的作品，充盈扩张、功利性的破坏性话语，则被毫不容情地被批判。
生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包括以下内涵：（1）对文学文本中将女性作自然或者将自然做女性描述的梳理和分析；（2）女性作家生态写作的理论概括，及其与男性自然写作的比较；（3）女性文学作家在其文学作品或者文艺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的整理与归纳，批判男性偏颇的自然观；（4）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分析解读文学文本中生态女权主义的回归与叛离，由此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被重新阐释并赋以意义和价值。
有不少评论者运用生态女权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如有研究者对威拉·凯瑟的小说《啊，拓荒者！》进行了生态女权主义解读，并认为“生态女权主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女性、自然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低性的概念时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还有不少学位论文也以生态女权主义为研究视角，对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解读。这些从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文学作品涌现出的优秀评论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生态女权主义在刻画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与生态之间深刻的渊源，使女性主义与生态整体有了共识——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融洽共处的和谐画面。
三、从生态女权主义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尼亚》
生态女权主义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建设，旨在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睦共处、相互作用的生存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一种不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互利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因此也赋予了文学评论新的视角和研究价值。
美国现代女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我的安东尼亚》是其作品中最有力、最成功的一部，力在表现“拓荒时代” 的典型人物，思想境界高尚纯朴，艺术风格舒畅清雅。该作品以美国西部大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波希米亚姑娘安东尼亚在困境中的成长历程，塑造了这位女拓荒者的生动形象，体现了美国早期开拓者的力量和激情，她为寻求自我建构和实践身份认同而不屈不挠地抗争，为超越自身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而苦苦挣扎，为摆脱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命运而不懈努力。
转贴于中国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解读威拉·凯瑟的作品《我的安东尼亚》，可以使我们跳出常规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男性中心论，探索自然与女性之间密切的精神内涵，看到世界的真谛和价值在于人类和自然、男性和女性的相互尊重与友爱相处，从而加深对文本的核心内涵的理解。女主人公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父权制主导下的殖民者用刀征服土地的做法皆然不同。基于这种差异，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人类决心变革他们的性别关系，摧毁父权制，就能随之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暗含了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质的关联，她们都是父权制思想主导下受压迫和被征服的对象，只有意识到这种关联，意识到父权制在整个统治体制中的独霸地位，才能将爱惜自然与珍爱女性联系起来，也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
《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因为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内布拉斯加这片土地上繁衍的万物都相得益彰：安东尼亚通过自己的成长和经历赢得了“一种无法用世俗的价值观来测度，无法用财富、名誉或者肉体上的吸引力之类的标准来衡量的成功”。这部小说在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的气氛中结束，达到了自然界万物相宜的理想境界。
首先，《我的安东尼亚》中的人物描写蕴含了生态女权主义观点。在吉姆看来，安东尼亚可以是他的妻子、情人、姐姐甚至母亲，“只要是女人可以成为的身份均可”，可见他们的关系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更找不到大男子主义的踪迹，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依靠，以平等的身份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重要群体。安东尼亚等草原上长大的姑娘到城里去做帮工，雇主，特别是女主人，欣赏她们干活的本领，将她们也当做是家庭中的成员，这里也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主仆尊卑，而是赞扬人作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文中吉姆·伯登家是美国本地居民，而安东尼亚·雪摩尔达家却是从波希米亚迁至美国，文化、地位及家庭背景均存在巨大悬殊，但是伯登家却没有因为这些悬殊而鄙视或者欺诈雪摩尔达家，相反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宗教信仰，展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和谐相处的优美画面。其次，文本中不乏对人类（特别的妇女）与动物的描写——动物和人类同样具有生存权是生态女权主义的另一重要观点。吉姆的奶奶，这个常年在农田忙碌的妇女，总有各种小动物如土拨鼠、獾和菜花蛇等与她为伴，“我喜欢那些土拨鼠跳出洞来看活”，这使她不觉得孤单和疲倦。安东尼亚将受伤了的小昆虫放进自己的头发里——“为它搭了一个温暖安全的窝”，即便是吉姆想帮她把昆虫放进衣服口袋也不能使她放心；“自从我当上了母亲，我就不再杀任何动物了”，中年的安东尼亚更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般爱护着动物。在这部作品中，动物不仅与人类同样具有灵性，并且关系十分融洽。
文本中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更体现了生态女权主义者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有学者认为，并非有描写景物的作品就是对自然的关爱，若是描写大自然是为了服务人类的感情表达，那便不是生态意义上的写作。而若是设身处地地将大自然中的景物看做是与人类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生物，才是生态女权主义所秉持的人与自然的观点。文中安东尼亚会在半夜冒雨为她的树苗“披衣裳”；吉姆祖母家的菜园子，秋日里一望无垠的草垛，夜幕即将降临时绯红的天边，备受人们爱护的路边的向日葵，都是人类的伙伴，都让吉姆这个“风光”的城里人眷恋不舍。
转贴于中国
中国 四、结语
生态女权主义者强调女性拥有一种男性所没有的本性、一种与自然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在《我的安东尼亚》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女主人公在追求自己权利、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的情谊，这正是生态女权主义者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回归。这种回归不像环境保护者那样虽然倡导的保护环境，但却以自然为人类服务为目的；也不像女权主义者那样虽然争取与男性拥有同等社会权利，但却仍然将男性、女性视为对立的两种群体；这种回归是女性运用自己和大自然的共性，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在实现自然的价值，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倡导女性用自己保护自然、珍爱自然的实践行为构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共处的生态模式。因此通过生态女权主义解读《我的安东尼亚》，不仅加深了对作品中的生态女权价值观的理解，也对生态女权主义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国
参考文献：
[1] 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1).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willa cather.my antonia [m].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5.
论文摘要:在师范院校中，女生所占比例历来较高。她们大多未能在基抽教育阶段接受正常的生理卫生及性别知识教育，带着源于家建、传媒及社会各方面对女性性别角色定位的陈旧观念，在现实中过遇着种种冲突和困感。有针对性地开设女性教育课程，不仅有益于女大学生认识自我，增强自信，更好地参与社会，更由于师范院校学生的性别意识、社会角色定位和人生选择，还会以教育的名义，通过教育的果道而直接影响到成千上万的未成年人的发瓜。因此，开设女性教育课程，在师范院校学生中实施性别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一、提出问题的现实原由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中女生的比例逐年增长。有些文科院校或综合大学的某些专业，女生人数甚至超过了男生。以北京大学为例，在2002年度招收的36名文科状元中，有28名是女生，8名理科状元，男女生各半;在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等院系，女生与男生也人数相当。就连多年一直是男生天下的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女生的总数也首次超过了男生。对于这一新的变化，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未能作出及时、有效的应对、调整。有不少大学只是在学生会组织中增设了一个女生部而已，而作为学生社团性质的女生部，更多的只是开展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或文体活动，并不能(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解决女生中存在的诸多困挠其自身发展的性别意识问题、社会性别角色定位问题及由此带来的女性参与社会、谋求发展等问题。甚至由于初等教育一直未能正常开设生理卫生及性知识课程，造成了女生中普遍存在着对女性特殊的生理及心理知识知之甚少。而这个被告之在校期间“不提倡谈恋爱”的群体，事实上已达到法定婚龄。当校方及家长都在极尽说服、压服之能事，采用封堵的办法去维护那个“不提倡”的守则时，这个守则其实已经失效了:大学生的人学年龄不再是个门槛儿，当70多岁的老爷爷和三、四十岁的爸爸妈妈们已经成为大学生的一员时，“不提倡谈恋爱”已经变成一个黑色幽歇。据闻:教育部有关部门正酝酿解除在校大学生不得结婚的禁令。其实大学的校规与婚姻法之间的裂隙、正常的欲望张力与制度约束之间的冲突，既早已存在，又是学生工作面临的馗尬。而这个阀门一且打开，以往可能还有地下暗流性质的间题就会浮出水面，带来更多的我们所陌生的新问题。对此，我们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在恋爱、婚姻、家庭中，女性由其生理特点所致，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机会成本。因此，怎样理性地调整学习、就业、发展与恋爱、婚姻、家庭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一门有学习和研究的必要且并不简单的课程。间题在于，作为教育管理者尚未对此达成共识。
从1996年至今的几年中，在教学之余，笔者曾受托断续承担女生工作。通过不同形式的调查、研究，对女生中存在的间题有所了解。师范院校中女生的比例历来较之一般院校要高，且近些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见表1、表2)女生中的问题若得不到科学的教育指导，一任其惯性堆积，不但影响她们自身的发展，更由于她们特殊的身份地位，在未来的工作中，还会以教育的名义，经由正当的教育渠道堂而皇之地传承下去。年级越低，女教师越多;主要承担素质教育的人文学科女教师比例较高，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两个普遍现象。
承认女生有其特殊的生理及心理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同时还必须承认现存间题不经科学的教育指导并不能自行解决。因此，在高等教育中纳人女性教育，既是对现行教育内容的完善和补充，又能够帮助女生认识女性的价值，树立自信心，塑造健全人格，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甚至将对提升民族素质产生深远影响。
二、存在的问题
女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长期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积累的结果。而科学的女性教育现在仍是学校教育的盲区。
通过对安康师专1996级一2002级女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女生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
1.对女性解放发展的历史所知甚少，因而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仍持有陈旧的传统观念。在女生中仍有人认为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应该是男女有别的。即认可男性更搜长某些职业，如法官、高级领导者、工程师、厂长、银行家等，而女性则不搜长这类职业。女生在评价女性时，认同度最高的词汇依次为:温柔、贤慈、端庄、慈爱、忍耐、勤俭持家。可见，传统的评价女性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尺度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女生普遍缺乏自信，进而缺乏平等参与、谋求发展的积极心态。而这正是现实中女性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的观念上的障碍。
事实上，近二三百年间，世界妇女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建立了极具说服力和实践指导性的理论体系，女性的社会角色评价已有了本质的改变。从主张平等的受教育权、选举权开始，如今已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女性的智力和能力已不再受到怀疑。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一历史发展的过程，有利于帮助她们冲破旧观念的束缚，树立信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以更大的热情参与社会。
2.较为普遗的性别自卑。女生中，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女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男轻女及有关嫌恶女性的文化仍有较高程度的认同。在家庭中有兄弟的女生，如果其哥哥或弟弟因为经济的或学业成绩的原因未能上大学，则这个女生就会有极大的负疚感和心理压力。她们认为，作为家庭支柱的兄弟是男性，他们没能读书，而自己占用了家庭的财力，如果不是奢越的话，也是一种恩踢，因此内心感到惶恐。每次要学费、生活费都要经历一场心灵撕扯，都会增加负疚感以至自卑或者过分抑制自己的正常孺求。有些人希望自己当下就有所回报一考出高分。这部分女生一般内向而敏感，一遇考试成绩不理想，就会深深自责，心理压力极大。
还有些女生认为，女性的归宿在家庭，接受高等教育只是提升身价的手段，在觅偶时多了一个祛码。也就是说，她们只是把“大学毕业”视为一个含金t高的嫁妆。而近年来，女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遭遇排斥，使她们本来就脆弱的心理受到重创。女生中私下流传着“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表达了她们的无奈和自攀自弃。甚至为了能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在校女生有人去“傍大款”，这种以出让人格为代价的交易，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女性自卑意识。
3.受既定的社会对性别的规定性束缚，缺乏自立意识，不敢张扬个性，甚至在心理上拒绝成长以逃避责任。她们遇到矛盾和冲突要么束手无策，要么怨天尤人，心理脆弱，常会采取一些偏激行为。学生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些已是青年的学生之间，更愿以“男孩)l”、“女孩儿”相称。在一次讲座上，主讲人指学生为成年人，立刻就有女生写条子反对说:“请不要说我们是成年人，我们还很幼稚，我们恐俱成年。”这其实是一种拒绝成长，以逃避责任的倾向。这种在心理上的“滞留儿童”或“滞留少女”的倾向，放逐了自强、自立的意识，希望得到更多的护佑，表现出了极大依赖性。
4.就范于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审美眼光，过份在意他人对自己外表的评价，以致产生了一些极端的行为。女生在私下里谈论较多的是一个人的长相、皮肤、身材、衣着等等。一些女生把是否有男生追求(男生也以身边是否伴有女朋友)作为自己的“魅力”尺度，并以男性的眼光来规范自己。
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尤其是西部农村的)学生，家境都不富裕，举债上学的比例很高。在校学生这个青年群体对富足生活怀有的向往与追求和她(他)们当下的窘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青年人的虚荣又将她(他)们挤压的愈加自卑。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有相当一部分女生不惜损害健康，勒紧裤带把省下的钱买成化妆品、保健品。其实这也是缺乏性别自信，自甘置自己于“被看”地位的传统文化心理。
5.缺乏成熟、理性的家庭、婚恋观教育，因而不能理性地控制个人行为，难以处理好恋爱与学业的关系。女生在人大学之前听到或读到了太多的关于大学生的浪漫爱情故事，难免会心向往之。但她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甚至不清楚自己将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将由婚姻关系带来的经济关系、法律关系和家庭伦理关系及相关的义务和责任等所知甚少。在中学一直被置于高压下的恋情一且悴然来临，往往因缺乏教育准备和应对的知识与技巧而被牵着奏子走或跟着感觉走。还有些女生则将男女交往视为一种游戏，当作是枯燥的学习生活的调妹料，只想找个玩伴儿，并不想承担责任。但由于当事人双方对这类过于复杂的游戏通常并不具有把握的能力，结果会牵扯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浪费了宝贵的时光，荒废了学业。
6.缺乏基本的生理卫生及性知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生理卫生及性知识教育一直未能在初等教育中正常实施，致使这些已走进大学的青年对本应了解的知识一知半解，仍怀有神秘感和羞怯感。
就在今年专为大一新人学女生举办的一次讲座上，在48个提问中竟有52%的提问是针对经期问题，且都属于最基本的常识。诸如:痛经是不是病?应不应该吃止痛药?什么样的症状算是经期紊乱?甚至连最基本的经期卫生常识，比如:可不可以用水清洗?应该至少多长时间更换卫生巾都被作为问题提出来。可见学校及家庭在对女生生理卫生方面的教育是失职的，更不用说延伸的性教育、优生优育教育以及防止意外受孕和防止性病、爱滋病的教育(当然，这类教育不应当仅仅是针对女生的，男生同样应该获得这类教育)。在学校教育的门类设置越来越多，学科极盖越来越广泛的今天，我们太过重视那些高头讲章，而对关系到人类的自然欲求、自身生存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最实际的间题却如此淇视，如此讳莫如深，岂非咄咄怪事?
由于缺乏必要的生理知识，女生中常有因小事自己吓自己，紧张、焦虑、情绪失控的情况发生。这或许就是人们通常简单指斥的女性过度敏感、反复无常的生理根源。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达成最基本的理解。有一个女生因经期推迟了两周，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十几天的时间就象是在地狱里受煎熬。她先是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后又怀疑是怀孕了，整日胡思乱想，寝食不安，根本无法正常听课、学习。直到月经来了，高兴得大哭一场，又跑出去大吃一顿，才算回过神来。
如果学生能够受到良好的性别知识方面的科学教育，相信有许多青春期的心理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解决的。
三、建议及可参照的依据
大学生中存在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心理焦虑等本不足为怪，重要的是作为教育者，我们应该如何细致地做好工作，更加主动地走近学生，了解他们中存在的间题，并施以正确的释疑和引导。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已有40%的高校建立了专门的心理健康咨询和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开展工作以来所进行的基础工作就是心理健康调查，其调查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在校大学生有30%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为此，教育部最近颁发了《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决定》。而心理健康问题必定会有性别特点的，抓住了这一点才可能找准问题，对症下药。
女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被引进我国的历史仅有20年多，但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们创造性的工作，已积累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以此为指导实施的诸如“春蓄计划”(救助西部失学女童)、“西部母亲水窖工程”等项目，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全国有20多所大学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这些机构的研究采用多种方法，运用最新的理论信息，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北京大学中外妇女研究中心，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联系，以妇女文学、历史、法律、社会、教育、心理、人口环境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为主，已培养了若干名女性研究的硕士、博士。各大学的妇女机构确定的研究课题一，涉及学科领域广泛且具有地域特色，尤其重视当地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特质的研究。此外，还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女性学课程，分布在从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到专科生各学历教育层次中。开课的院系则涉及了人文学院、师范学院、女子学院、教育系、历史系、政治系、中文系和妇幼保健系等。西安交通大学在本科生中开设的“女性素质与发展”课程共犯学时，为全校选修课。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的“妇女研究暨妇女史”共80学时，是资料所载授课时数最多的。复旦大学人口所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妇女与发展”课程还特聘外国专家授课。陕西的高校中目前已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咸阳师专等5所学校开设了女性学课程。其中陕西师大中文系开设的“女性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学科特点。总之，全国高校已开出的女性学课程，板盖了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预期，这类针对性强，极具实践指导意义的学习，不仅会帮助女生完满地走过青年时代而且会一生受益，若再考虑到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及影响，还会延伸至子代教育，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
因此，有必要在师范院校开设女性教育课程。对地处西部的师范院校来说，尤显必要和紧迫。因为西部的发展不能没有女性的参与。同时，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女性的教育已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笔者建议安康师专能及早开设该课程，使女性早日受益。若开设有关女性课程，当前宜从普及教育人手，待条件成熟后再转为学业教育。教学内容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1.世界妇女运动发展史;2.女性自我认识。(生理、心理知识及中国女性角色);3.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意识及社会参与);4.女性的工作和生活。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绝望希望，无奈，凄凉
张爱玲是中国二十年代末至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她的创作多以四十年代的都市社会为背景，表现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道德心理，表现男性与女性复杂的矛盾关系。许多人认为“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她的认知态度是冷静客观的。她用超脱而悲悯的态度对待她笔下的人物形象。“她静静冷冷地观看,并用她那挑剔的、善于发现丑的眼睛审视着这些背向着时代盲目地挣扎着的女性。”[①]或许张爱玲在描写她笔下的芸芸众生时的确是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读她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她在描写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时往往跳出这些事件本身，只作客观地陈述，就连张爱玲自己也说“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论文大全，绝望希望。”[②]“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③]她似乎只对作品作单纯的描写而懒得设定主题，所以才导致大多数人认为她是冷静的，客观的，完全置身事外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我以为冷静或是冷漠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作者的置身事外，我们仔细阅读作品，再参照作者自身的经历，就不难发现作者在描写笔下众多人物形象的悲欢离合时其实倾注了许多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尤其在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张爱玲自己的影子。事实上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完美的，而且她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份份失败的记录，这些人物都是有着人性弱点和人生缺憾的。张爱玲按照自己对人生和人性的感知如实书写出生命的无奈和人生的不易。
张爱玲出生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贯通了西方文化的鲜活与东方文化的沉重。当经历了父母的离异、再婚、继母的冷酷、父女的反目后,遭遇颇多的张爱玲对世态人情有了分外深切的体悟。对亲情的绝望，对爱情的渴望，以及因对人生的彻底悲观态度而导致对幸福始终抱有可望而不可及的无奈、凄凉心态，所有这一切均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有迹可循。过多而又过早的残酷人生经历造就了张爱玲的“自私而冷漠”，但是掩藏在这些冷漠之下的那腔对人生的热情，对幸福的渴望却通过别样的方式尽情地展露于她的作品之中。所谓的自私和冷漠只不过是这个敏感而孤傲的天才作家为了掩饰自己对幸福的极度渴求而披上的一层伪装罢了。
对亲情的绝望：
张爱玲在不少文章中对自己的家庭关系有着较为详尽的描写。她用冷静的笔触描写自己冷酷无情的亲情关系，描写自己所遭遇的苦难，冷静得仿佛在叙说别人的事，然而从她对作品人物的叙说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她压抑着的委屈和无奈。在《私语》中，她写到自己因到母亲那里住了几天，回到父亲家里受到继母的责难和侮辱，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听信继母的挑拨，不但毒打了张爱玲而且将她囚禁长达半年之久，生了痢疾也不为其延医治疗，幸而她自己逃了出来才得以结束这种牢狱之灾。这样的父女关系在常人看来绝对是疯狂的，不正常的。张爱玲所受的委屈毋庸置疑是难以忍受的，然而她本人在描写时却是极其冷静的，只是客观地陈述这一事实，没有怨，没有恨，也没有申诉与企盼。但在她的作品《十八春》里有一段关于女主人公曼桢被曼璐和祝鸿才设计囚禁起来的描写，曼桢被姐姐设计，遭姐夫奸污，而后囚禁在祝家长达一年之久，在遭监禁过程中，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想尽办法逃走，张爱玲通过对曼桢细腻而深刻的心理刻画将其所遭遇的痛苦和委屈一一披露于读者面前，让读者感同身受。从她对曼桢经历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故事其实是取材于她自身被囚禁的经历。张爱玲是被父亲软禁，曼桢是被姐姐软禁，她们同样是被自己的亲人所陷害。在《十八春》里，张爱玲还通过张豫瑾的态度表达了对曼桢母亲的不满，“他因为知道曼桢和祝家那一段纠葛，觉得顾太太始终一味委曲求全，甚至曼桢被祝家长期禁锁起来，似乎也得到了她的同意，不管她是忍心出卖了自己的女儿还是被愚弄了，豫瑾反正对有些鄙薄。”[④]曼桢为了家里的生计不辞劳苦，兼做几份工作，敬老爱幼，甚至还时时考虑到姐姐的感受。她不仅是顾家经济上的顶梁柱，也是他们全家精神上的顶梁柱。然而在她被囚禁长达一年之久，失踪长达一年之久的情况下，顾家老老小小一群人，没有一个人想要打听寻找她的下落，他们就任由她失踪了，亲情的冷漠实在令人心寒。张爱玲对亲情的绝望通过对曼桢经历的描写尽情展现了出来，她对亲情的绝望，不只限于她的父亲，对别的亲人也是如此。我们通过她对曼桢家人的责备其实不难看出她其实是在影射她自己的亲人。论文大全，绝望希望。在张爱玲被囚禁期间，除她的姑姑去说情被拒之外，且不论她的母亲、弟弟心里作何想法，但在事实上是袖手旁观的。对于母亲，张爱玲似乎有着较深的感情，然而她的母亲因为受过西方教育，所以思想也较西化，她并不认为身为人母就要为子女牺牲自己的独立自由。我们从张爱玲的不少文章中可以看出端倪。比如张爱玲的弟弟前去投奔她时，“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⑤]“同时看得出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⑥]这些事情表面看来是无可厚非的，但似乎不大符合中国传统的亲情观念，我们一向以为，父母为子女做出牺牲，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张爱玲虽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但在对亲情观念的接受上，我想她一定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传统观念，因为没人愿意拒绝无私的爱。此外在张爱玲的生活中充当较为重要角色的还有她的姑姑。张爱玲对姑姑的感情也比较深，她自己讲道，“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论文大全，绝望希望。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⑦]只是姑姑和母亲一样，是个过于独立自主的女性，她同样不可能给张爱玲一种纯粹而彻底的亲情。“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的问起玻璃。”[⑧]姑姑对我的伤口是匆匆一瞥，对玻璃却是关切的问起，笔者以为张爱玲并非想谴责什么，她只是有种淡淡的悲哀，姑姑并未做错什么，然而不能给她所渴望的。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对亲情的绝望便体现在她的众多作品里。如《花雕》里的郑川嫦，得了肺病，父母怕花钱竟让她去转求已有新欢的前男友章云藩；《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离婚后被哥嫂骗光了钱，在家里被冷言冷语逼得几乎无法立足，连母亲也避重就轻不肯为她做主。《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因哥嫂贪图钱财便不顾手足之情将她嫁给了一个废人，最终失掉一生的幸福。而她为了求得心理平衡，竟然亲手毁掉了儿子女儿的幸福，更是毫无亲情可言。《多少恨》里的虞家茵则被其父断送了美好的爱情。张爱玲的作品里对亲情冷漠的描写比比皆是，这些描写正是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亲情绝望的投射。
对爱情的渴望：
对亲情的绝望促使张爱玲不得不寻求新的感情依托。人活着总是要有感情寄托的，总是需要被爱的，张爱玲当然也不例外。且越是在一方面缺失得厉害，越是在别的方面需要加倍地弥补。亲人对张爱玲难以置信的冷漠促使她将自己的情感诉求转向了爱情。而且她寄予爱情的希望是巨大的，超出一般人的，她所需要的爱情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它包含着对她从小缺失的亲情的弥补，正如她在《茉莉香片》中借聂传庆之口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论文大全，绝望希望。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⑨]然而现实中的作者是骄傲的，她不能将自己对爱的极度的渴望公然宣之于口，也不能不顾一切世俗礼仪去主动追求爱情，更不能随随便便地找个男人来搪塞虚空。愈是寄予极大的希望，愈是对爱的要求趋于完美，所以一向以客观冷漠著称的张爱玲也会写出这样充满着梦幻色彩的句子“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⑩]这是张爱玲的梦。她用她的通天之笔将她的梦呈现于作品中。张爱玲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在无奈而冷漠的世俗生活里艰难挣扎时往往会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爱情上，不止如此，在她的笔下，那些得到真正爱情的女性也特别的幸福，而这些幸福是作者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来之后加于自己笔下的女性身上的。论文大全，绝望希望。之所以这样说，是为着张爱玲本人在摹写出她笔下大部分的爱情故事时自身却还未遭遇爱情，有的更多的只是对爱情的幻想。《十八春》里的曼桢，在被囚禁的日日月月里，所思所想的唯有一人，唯一的希望也只在这一人，“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她的病已经好了，但是她发现她有孕了。论文大全，绝望希望。她现在总是这样呆呆的，人整个的有点麻木。坐在那里，太阳晒在脚背上，很是温暖，像有一只黄猫咕噜咕噜伏在她脚上。她因为和这世界完全隔离，所以连这阳光照在身上都觉得有一种异样的亲切的意味。她现在倒是从来不哭了，除了有时候，她想起将来有一天跟世钧见面，要把她的遭遇一一告诉他听，这样想着的时候，就好像已经面对面在那儿对他说着，她立刻两行眼泪挂下来了。”[11]在被侮辱被囚禁的岁月里，眼泪已经流干，痛苦也变得麻木，然而一旦想起那个人，却仍然抑制不住满腔的委屈，痛苦，以至于依旧泪流满面。《小艾》里的小艾自幼被卖为奴，在席家受尽折磨和凌辱，然而作者在对小艾的悲惨经历作客观陈述的同时，不忘为这个苦命女子晦涩黯淡的一生增添一抹亮色。爱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小艾也不例外，命运虽说如此多舛，但是到底因有了爱情的补偿而不至于孤独一生。小艾得到了爱情，在得到爱情的一刹那她是幸福的，“她这样想着，心里这一份愉快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再也抑制不住那脸上一层层泛起的笑意，只得偏过头去望着那边。”[12]《金锁记》里的姜长安，虽说是个小姐，但事实上在感情方面并不比小艾幸运多少。她自幼丧父，心理失常的母亲因为自身的情感过于贫瘠自然也不可能给她多少感情的慰藉，相反，她还处处阻挠长安的种种上进行为，时时掐断长安可能得到幸福的机会。然而毕竟爱情还是来临了，“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长安带了点星光下的乱梦回家来，人变得异常沉默了，时时微笑着。”[13]这段描写简单素朴却让人感动，这点星光下的乱梦虽短暂却美好，对常人而言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对于生活在那样一个变态家庭里长安而言，这就是幸福的全部所在。
无奈下的凄凉：
因为早期遭遇了太多的人情冷漠与世态炎凉，加之后来与胡兰成爱情的不顺，最终导致了张爱玲对人生彻底的悲观和失望。对幸福极度渴望，对人生和现实却又极度失望，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主导下，张爱玲对所谓的幸福持有一种悲观的论调，她认为幸福如同镜花水月，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对于这点，她是无奈的，所以她作品里的人物一般都得不到终极意义上的幸福，幸福于她们大都只是昙花一现。在她的笔下，美好却脆弱的爱情大都经不起残酷现实的种种考验，最终烟消云散，留给作品中人物的，只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她笔下的女性只能选择对现实妥协，将之作为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结束。张爱玲笔下虽有对美好爱情的描写，但是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谁能够拥有终极意义上的幸福，她们在经历过美好短暂的爱情之后最终拥有的多是不甚得意的结局。这当然和张爱玲悲观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金锁记》里的长安，由于母亲的阻挠，甚至没有自己结束爱情的权利，最终被七巧给“自己生命中顶完美的一页”“安上了一个不堪的尾巴”。《多少恨》中的家茵由于父亲的破坏，也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免遭女儿的嫉恨，最终选择了离开。《十八春》里的曼桢，则是因为姐姐的设计而失掉了所爱之人，最终痛苦一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面对残酷的现实做出这些选择是无奈的，而她们的结局又是凄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作者本人的选择和命运。
参考文献：《张爱玲散文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张爱玲经典作品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名家评说张爱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①]摘自程秋莹《女性悲剧的透视与书写——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②]摘自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③]同上
[④]摘自张爱玲《十八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⑤]摘自张爱玲《天才梦》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⑥]同上
[⑦]摘自张爱玲《烬余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⑧]同上
[⑨]摘自张爱玲《茉莉香片》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⑩]摘自张爱玲《爱》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1]摘自张爱玲《十八春》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摘自张爱玲《小艾》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3]摘自张爱玲《金锁记》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