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9 19:57: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海外直接投资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就业问题，农民工，全球化
起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爆发两周年，国内外各种有关研究和反思这场危机的著作和文章铺天盖地般不断涌现。从中国的角度考察，这场金融危机正在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下降曾带来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沿海地区某些出口行业的产业结构偏低和工资待遇偏低又使得很多企业出现了“民工荒”和“招工难”的问题。
国内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非常多，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最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千差万别。当今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共同体，从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演变的角度来研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并找出应对之策，应成为今后我们重点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农民工返乡和“民工荒”现象都是“开倒车”
20世纪的几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都是西方国家金融政策的失误和金融市场管制的失灵，而发达国家总是试图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而言，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欧美国家消费中国产品的能力锐减，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贸出口。金融危机发生后，南方许多出口加工型企业大量减少员工雇佣数量。据农业部的统计测算，全国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约为1.3亿人，2008年，其中约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人数达2000万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致使大批来自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不得不从沿海地区返乡。这种农民工返乡的“倒流”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将大大减缓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减缓我国的城市化速度。而且我们知道，我国政府出台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农业，使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迅速富裕起来，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工返乡的新情况，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数量重新扩大，使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变得很困难。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农业的发展，将给我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的阻力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处理方式，这种“开倒车”的形势在短期内将得不到扭转，将给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200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口形势出现复苏增长的较好局面，然而又出现了新的“民工荒”问题，东南沿海很多出口加工型企业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以用工大省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2009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为60.3万人，求职总人数为35.4 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用工需求无法满足使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大量海外订单，企业生产设备大量闲置。“民工荒”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沿海地区原来的很多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附加价值很低，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非常慢，以致工人的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越来越小。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减少，加上未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民工荒”问题可能会愈演愈烈，并将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从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我国现阶段在农村人口比例依然较高的背景下就过早出现了“民工荒”问题，实际上减缓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开倒车”，应引起国家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资本和劳动力要结合起来“走出去”
当前，随着我国企业资金实力的逐步增强，“走出去”投资的企业越来越多，对外投资的总量和投资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企业本身属于赢利性组织，其投资决策的目标主要还是在国际市场上追逐更高的利润率，因而有可能忽略国内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最终的情况可能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将打造更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财团，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同时却又导致大量的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而我国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居高不下。
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学上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两大生产要素。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资本过剩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一方面，国内的过剩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大量涌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造成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国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依然较高，“民工荒”现象反映出的不是我国就业机会过多，而是能够提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预期工资水平的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并且使得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也应该紧密结合当前的国内就业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必须以对外投资为依托，在国内就业市场的基础上去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就业市场，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将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三、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的若干政策建议
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取的若干应对措施来看，主要侧重于保就业、保增长、保稳定，如果从国内层面分析，这些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国的出口行业也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我们有必要打开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探讨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全球就业问题，让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变得切实可行。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创造机会
当前，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外汇储备资金主要都是通过国外资本市场进行投资。主权财富基金操作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司对美国黑石基金的投资，但投资的效果并没有我们设想的明显，投资的风险却又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国庞大的政府外汇储备主要投资美国国债，虽然能避免较高的投资风险，但这种投资的收益率又比较低。在西方国家资本市场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轻工业、矿产资源开采、服务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这种海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开辟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我国国内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
在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中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必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很大的国际压力。坚持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将有利于降低我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种种国际政治阻力。例如，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整套完整的农垦系统，都是由政府部门具体管理，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来优化资本结构并同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重点考虑对海外地区进行农业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技术合作，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再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进而带动我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这种投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可以很好地解决深层次的经济体制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国际政治阻力，顺利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帮助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海外就业。而且，这种对农业技术项目的投资，有利于吸引广大农民工在海外长期扎根工作，可避免以往海外工程建设项目劳务输出中普遍存在的用工短期化、不稳定、临时性等问题。
（二）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鼓励国内企业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
从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发展路径来看，来自大型企业的国际投资是主体。目前我们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同时对于大型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其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解决我国国内就业问题方面。因而，在指导思想上，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的目标定位之一应是为国内失去就业机会的农民工开辟一条全球性的就业道路，将资本与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都有强烈的海外投资意愿，但在海外投资实施方面又存在种种顾虑，包括不熟悉海外的经济法律制度、缺乏国际投资经验、担心海外投资中遭遇政治障碍等等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法律法规制度、金融资本支持、外交外事服务、信息系统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和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企业的对外投资应以企业为独立主体，以市场化运营为基本手段，以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为背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带动我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同步走向世界人力资源管理论文，这其中，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尤其要关注考虑，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
（三）提供培训、外交协调、护照办理等系列服务，切实帮助农民工“走出去”
由于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局限，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国际经济政治知识缺乏了解，在出国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国内各级政府部门应积极做好信息支持、技术、语言培训等方面的保障工作，为中国劳动力进入世界就业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同时要在海外使馆设立专门的部门，协助解决我国农民工在海外遇到的种种困难，帮助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能“出得去”，出去后能“站得稳”，并尽快在海外取得较高的预期经济收入。
由于中国现在具有比较充沛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梦想正在逐步变为现实，但这一趋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西方国家在宣传“人权高于主权”等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同时利用签证护照等国家行为限制中国人走向世界，这些都客观上限制了我国农民工顺利走向国际劳务市场。为此，国内外交部门应尽量协调解决农民工去非洲、拉美等国家的签证问题，争取更多的非洲、拉美国家给予中国“免签证”政策或“落地签”政策，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也应尽量配合简化农民工的护照办理手续和其他出国手续。
（四）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与保险保障服务，切实支持农民工“走出去”
目前一个农民工要出国就业，办理包括体检、培训、签证、机票等各项手续的费用，至少要花费1-2万元，高的甚至可达3-5万，这笔钱对许多农村劳务工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建议，为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自筹资金不足的出国打工农民工，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由政府财政予以全额贴息，将小额信贷作为出国务工的启动资金，鼓励返乡农民工借助贷款方式“走出去”。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项鼓励政策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同时在鼓励更多的农民工“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保险保障，结合海外劳务输出现状，开发在海外推广适用的保险产品，为外出农民工提供包括意外险、医疗险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服务。保险服务的提供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建议采取“政府资助引导、商业保险运作”的方式，由政府对出国务工农民购买保险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让农民工以更少的保费支出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引导农民工积极购买保险，为农民工“走出去”提供有效的“保驾护航”；同时还应鼓励出国务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对于出国务工期间按时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农民工，返乡后可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外出务工者的后顾之忧。
既然西方国家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带到了中国，那我们也应该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为减缓我国国内因为农民工返乡问题带来的压力，确保我国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不被中断，解决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矛盾，我们必须统筹安排，从战略角度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考察国内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就业市场的问题，扎扎实实做好“走出去”战略的引导工作，将国际投资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结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国际市场服务，确保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要“走出去”，在“全球化”视野下解决国内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婧、纪志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民工荒”问题探析——基于小农“生存伦理”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0，（2）.
[2]简新华，黄锟等.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蒯鹏州.后金融危机下的“民工荒”问题研究[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对外投资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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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
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关键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4.以集聚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关键词：国际收支,顺差,FDI,资源配置
一、国际收支概况及成因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06年，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经常项目顺差249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55％。其中，货物贸易顺差2177亿美元，增长62％；服务贸易逆差88亿美元，下降6％；收益顺差118亿美元，增长11％；经常转移顺差292亿美元，增长15％。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0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84％。其中，直接投资顺差603亿美元，下降11％；证券投资逆差676亿美元，增长12.7倍；其他投资顺差133亿美元，上年为逆差40亿美元。200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比上年末增加2475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截至2007年3月，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2万亿美元。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至1990年开始，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而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还将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从我国内外经济情况分析，不难发现当前经济内外部失衡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长期实施的出口鼓励政策。论文大全。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资金、外汇短缺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发展沿海外向经济。
2、 国内金融市场的低效率。由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的缺口，加之金融体系不发达，我国居民和企业都被迫过度储蓄，而资本市场的落后使得储蓄无法通过其它渠道转化为国内投资。
3、 外资政策的扭曲。我国各省、市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度投资与重复建设，以长江三角地区为例，其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70%，不但是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对我国经济结构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和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迅猛发展。原来亚洲设在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加工出口产业已经大量转移到我国，同时主要发达国家长期保持“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导致其贸易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后者再通过输出资本弥补了发达国家国内储蓄不足，这种格局可能还将持续。
除此之外，我国宏观经济前景看好、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际流动性过剩等问题都是造成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这种不合理结构的原因。这种体制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对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进行深层次的结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落脚到FDI的引进和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上。
二、FDI流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FDI（对外直接投资）是现代的资本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国（地区）的居民实体（对外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国（地区）以外的另一国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中建立长期关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这种投资既涉及两个实体之间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间以及不论是联合的还是非联合的国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所有后续交易。从1979-2004的25年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000亿美元，FDI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由于对外资及外资技术的过度依赖，中国制造的平面同质性扩张以及大量出口导致的贸易摩擦等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FDI战略。
2006年数据显示，与德国、日本等主要贸易大国相比，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高出3－4个百分点，仅低于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外商投资企业占据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额的58.9%，其顺差占贸易总顺差的51.4%，但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附加值低。
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收益是利用外资弥补本国储蓄缺口、外汇缺口和技术缺口。目前，我国国民储蓄大幅过剩，外汇储备远远高于进口和偿还外债的需要，引进外资的收益集中在弥补技术缺口方面。然而实证研究表明，以长江三角为例，FDI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一方面，跨国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研发资金，又十分注重技术竞争，2004年我国申请的专利中，国内发明专利的绝对比例数量虽然有不少的上升，但仅占申请总数的23.6%，而国外占86%；同时跨国公司极力抑制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扩散，外资企业的独资化和技术垄断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抢占制高点的同时，纷纷成立知识产权部，对其在华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科学化管理，这使得以前在合资企业中，中方可以分的一定的先进技术的条件越来越难以实现，要通过模仿和借鉴实现也增加了不少困难。另一方面，FDI的大举进入将中国企业向产业链低端排斥，国内企业仅具有对产业低技术部分如组装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产品设计和研发德的创新能力，走资源消耗型的发展道路。第三，跨国公司具有优越的科研环境，对国内企业的科研人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其实施的人才战略，是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向跨国公司逆向技术扩散，进一步加削弱了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导致我国资本项目巨额顺差，同时又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引起我国贸易项目持续对外顺差。一边是FDI在中国市场占领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且长期享受国内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实现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属国资源的节约化，一边是中国经济承担着产业低端化和重复投资的巨大损失和大额顺差的巨大压力，两相差距之大，是我国在引进外资这一政策上必须予以重新审视和调整把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我国国内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2005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14.11万亿元，当年GDP为18.2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77.36%，2006年全年，居民户存款增加2.09万亿元，存款余额高达16.15万亿元，而全国银行业机构贷款有效需求却相对不足，2005年仅为2.5万亿元。从消费与投资的比例来看，2002-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只有8.8%、9.1%、13.3%和12.9%，二者比例失衡加剧。同时投资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一边是大企业的资金过剩，另一边却是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极度紧张；一边是某些热门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另一边则是医疗、教育等部门投资严重不足；以长三角、珠三角、津京唐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性问题突出，而广大中西部资金严重不足；城市存在流动性过剩压力，农村依然资金匮乏。这些问题都突出反映出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严重问题：储蓄剩余意味着消费不足，同时存在的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实际也映射出国内储蓄转化投资的渠道不畅，民间资本成长缓慢，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对外资的依赖过大等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落后而引起国内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如余永定指出，许多企业需要资金，但由于信贷规模的限制，于是以各种方式引入外国资金，然后把外汇卖给政府，以换取人民币资金，从而突破信贷规模，即所谓的“绕信贷规模”，使得外资流入不但没有以购买外国资本品的方式，即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的形式流出，反而用换来的人民币购买国内资本品，投资生产的产品进一步通过出口产生经常项目顺差，从而形成“双顺差”，另一方面，国内储蓄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让渡给国外部门使用，这种资源配置的无效性使得我们出现了一个“穷国借给富国资源以供富国超支消费的”讽刺局面。
中国长期苦于资本不足，在总体上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几乎每年都要向国外借新债，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资金净流出国。一边是外资持续涌入赚取高额回报，推高外汇储备余额，一边是中国的资金持续多年净流出，而投资回报率偏低。可见并不是中国资金严重不足，也不是国内企业多得用不了，从根本上说，最关键的是由于国内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引起了“双顺差”不断扩大的局面形成。论文大全。
四、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的出现，纠正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对引入的FDI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减少或禁止一些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产业趋同性强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入，把通过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和支付其他费用，促进本土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2、 深化推进我国人才战略，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体系，提高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国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在知识经济时代里，中国不能只发展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成为一个技术大国。
3、 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系，以及价格形成体制，使国内储蓄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的同时，充分反映资源的供求关系。提高金融市场的市场化和透明度，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同时逐步拓宽市场投融资渠道，引导资源流向真正需要并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促进国民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
4、 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同时鼓励新兴企业，中小型企业到海外发行上市。
5、 增加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缩小地区差异等方面的公共支出，鼓励合理消费。
结语
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加剧了我国的国际风险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和产业的不平衡发展。
立足自身找原因，中国想利用FDI的流入来引入外国先进技术、管理和网络的目的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其实FDI并不是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条件，反而挤出了本土技术创新，并加大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对资源利用的低效率。论文大全。因此，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在积极观察、应对国际环境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应认真审视国民经济内部是否合理地对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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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垄断优势理论
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运用关于厂商垄断竞争的原理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主要观点：（1）市场的不完全性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和基础，认为完全竞争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并且在完全竞争下对外直接投资也并不会发生，现实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商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造成的市场不完全以及由于政府干预形成的市场不完全。（2）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拥有垄断优势，而这种垄断优势正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评述：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的理论，奠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出培养和提升各自的垄断优势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垄断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对具有明显垄断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因而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解释乏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不能解释有垄断优势的企业放弃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的转让而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启示：企业的垄断优势固然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但也应该认识到，企业优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我国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培养和不断提升自己的垄断优势。
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维农，于1966年5月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贸易》一文，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主要观点：将企业的垄断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区位因素结合起来，动态的调整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1）产品的创新阶段：创新国企业率先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生产，由于新产品的特异性而具有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和较高的收入弹性，企业能获得垄断优势，产品倾向在国内生产；（2）产品成熟阶段：由于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日益增大、技术的扩散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创新国企业始到次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与销售；（3）产品标准化阶段：当非技术型熟练劳动成为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企业的竞争将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这时企业倾向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将出现逆流现象。
评述：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动态解释了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并且从内外因两个方面论证了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但该理论主要针对最终产品市场，而对于资源、技术开发型的对外投资现象解释乏力。并且，该理论难以解释非代替出口投资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现象。
启示：（1）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前，分析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首先，对产品的生产技术的性质、类型以及其扩散性和转移性进行分析；其次，对产品本身进行swot分析，确定产品的竞争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最后，对产品的国内销售、国外出口以及国内外市场情况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分析，最终确定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以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决策。（2）将进入成熟期的产品的生产地点转移到生产要素价格低且靠近市场的地区。我国的家电、轻纺、机械、电子等行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产品严重供大于求，已进入产品的成熟期，再加上国际上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只能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出口的策略，而选择将这些产业的生产设备和能力向合适的地区转移出去，在国外进行生产制造。
1.3 内部化理论
1976年，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家巴克莱和卡森以及加拿大经济学家拉格曼，以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
主要观点：由于外部市场失效，中间产品（除了通常意义上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外，更重要的是指专有技术、专利、管理及销售技术等“知识中间产品”）价格难以确认而使交易成本过高，公司为了克服各种经营障碍、保证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就有动力形成一个内部化市场，不仅使资源和产品在各子公司之间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还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扩散，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评述：内部化理论从企业间产品的交换形式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性质与起源，对跨国公司的内在形成机理有比较普遍的解释力，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并且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的，论证了内部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内部化理论仅从跨国公司的主观方面探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和基础等内部因素，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考虑不够，对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生产、经营的布局以及区位选择也缺乏总体认识。
启示：（1）实现规模经济优势，扩大内部市场。如果企业自身规模较小，企业的内部市场也小，这样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兼并、垂直、横向或纵向一体化或政府的扶植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扩大企业的内部市场，增加其内部化优势；也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做到产权明晰，管理协同，充分发挥内部化市场的作用。（2）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增强内部市场的融资能力。企业应该建立自身的财务金融子公司，通过内部市场灵活调资，缩短融资时间，提高融资速度，降低融资成本，以扩大企业经营规模；（3）注重培育企业知识、技术的专业性与独特性。加强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加大对科技部门的资源投入，并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促使企业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并重视度新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通过组织系统和信息网络将信息与技术等知识产品内部一体化，为企业赢得利润。
1.4 比较优势理论（也叫边际产业转移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运用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比较优势原理，把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起来，以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考察对象，着重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果，提出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观点：（1）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比较成本已经处于劣势或即将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开始，将其投向东道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同类产业。由于投资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彼此替代关系，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双方贸易的发展；（2）中小企业应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因为：①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更容易成为“边际企业”；②具有边际效率的中小企业与东道国相应工业的技术差距更小，更适合于当地的生产条件。
评述：比较优势理论从宏观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具有开创性，并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有机结合的统一解释。但是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以垂直分工为基础的投资。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低估了发展中国家接受高新技术的能力，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启示：（1）从转移边际产业开始，逐步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将我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轻纺、家电、电子等行业转移出去，在获得由于技术优势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保障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的同时，还能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拓展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步实现产业递进，最终向高附加值产业延伸。（2）中小企业由于其小批量生产，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等特点，更容易在海外市场找到立足点并迅速占领当地市场，所以我国应大力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3、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上，选择在经济发展程度、技术发展水平上和中国差距较小的国家和地区，积极关注和投资开拓这些地区相对落后的产业，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英国著名的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里丁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约翰•邓宁在借鉴了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结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禀赋学说的基础上，采用折衷的方法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观点：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保证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存在，国际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而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 启示：（1）充分认识和利用企业已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将其作为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研究并制订促进这些优势发展的鼓励政策，企业建立产品创新和更新管理的机制，不断形成新的所有权优势。（2）发挥我国企业内部化优势的潜力。我国部分企业在引进、生产产品并使之适应东道国市场方面具备了一定的技术优势，同时也具有使这类技术优势内部化的动机。企业通过申请专利保护、严格限制技术的使用范围、期限和条件来确保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内部化，并利用跨国公司内部的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转移价格确保外部贸易内部化。（3）重视区位优势。不仅要重视风俗、消费习惯、市场距离等区位因素较优越的亚太地区，还要对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进行有选择的直接投资来获得高新技术以及大容量市场等。
2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跨国公司的著名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并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纪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生产制造技术正好为低收入国家的小市场需要服务；②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于海外同一种族产品需要而建立的海外生产中颇具优势；③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大型跨国公司所无法比拟的低价产品营销优势。（2）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动因主要有：保护出口市场；突破配额限制；寻求低成本；种族纽带；分散资产；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以及在海外培训人才等。
评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威尔斯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上，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末端，也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竞争力产品的行为。
启示：鼓励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实力相对较弱，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利用低成本、适当规模和适应技术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2.2 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 主要观点：（1）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改进和创新的再生过程。（2）发展中国家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主要有四个因素：①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②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其生产和产品与当地的供需紧密结合；③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④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适应相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需求。启示：（1）积极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同时加强这些技术在国内的再生过程和自身技术的改造和创新能力，努力形成自己的差异优势；（2）对投资国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当地的生产供需状况、市场特征和企业条件，开发不同的产品，培育我国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3）以民族文化为纽带，加强民族产品的优势。加强我国部分产品（如中药、丝绸）的民族特色和不可模仿、不可替代性，以民族文化为纽带，拓展生存空间。
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坎特威尔和托兰提诺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主要观点：（1）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2）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在产业分布上，从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向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横向一体化生产活动转化；在地理分布上，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评述：该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思路，并且为不具备绝对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技术积累的路径。但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在大量的研发投入上，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没有很强的研发能力，其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与组织能力来掌握与开发现有的生产技术。启示：（1）在区位选择上，遵循渐进发展轨迹，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经验的积累再逐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为先进、高级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2）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投资区位拓展为基础，不断推动对外投资的发展和本国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从动态角度描述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地位的辩证关系。
主要观点：邓宁用人均gnp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差额代表该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见表2）第一阶段（400美元以下）、第二阶段（400-2500美元）、第三阶段（2500-4000美元）、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评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中国家投资地位的变迁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但该理论只强调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而忽略了特殊性，没有认识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迥然不同，而且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平衡性，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启示：（1）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内部化以及区位优势仍较微弱，所以，应以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企业的自身实力为基础，谨慎决策，而不应盲目的追风，一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性，我国个别发展程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3）企业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和经验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增强自身的实力，培养自身的竞争优势，为大规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打下基础。
关键词：台湾;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18-05
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的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不振，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为开拓国际市场，国际直接投资借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策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投资活动是由发达国家进行的。但近年来，作为海外投资新的供应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也急剧增大，而台湾对外投资的迅速成长尤为引人注目。目前研究对外投资的文献虽然较多，但大多以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又属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其对外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小企业，因此其投资活动更多地具有它的特殊性。本文试图首先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来分析台湾海外投资的特点及其特殊性的根源。
1.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后，跨国投资活动逐渐增多，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模型已经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厂商要跨出国界到他国生产，而不采用传统的进出口方式进行贸易。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仅就进出口等贸易现象进行分析，而对于厂商为何要继续拥有所有权从事直接对外投资等问题，无法做出完整的解释。1960年以后兴起许多新的理论，试图去解释直接对外投资的行为，其中以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循环理论、内部化理论、折衷理论与网络理论较具代表性。
1.1 垄断优势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首先提出。该理论认为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动机在于比东道国同类企业有利的垄断优势，可使其在东道国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企业之所以能够拥有和保持垄断优势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全性，由此可使企业拥有四种垄断优势即：产品市场优势、要素市场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政府管理行为带来的优势。
1.2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Vernon于1966年提出。该理论以动态的比较利益观点，说明产品会随着本身的发展阶段而改变生产地点，即随着原产地比较利益的改变，而开创新的生产地点，并借此说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相结合的情形。此演变过程可分为以下四阶段，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衰退期。
1.3 内部化理论
内部化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巴克利（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最早提出。其主要论点是一些难以取得或是成本极为昂贵的产品，如专业知识、特殊技能、产销管道以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无法利用买卖或是技术授权达到最大利益。于是厂商便将其市场机能内部化，成为公司本身内部运作的一环。只要内部化的利益大于经市场交易的利益，厂商便会不断地采取内部化的措施，而当市场内部化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时候，就会形成对外直接投资。
1.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于1976年提出。邓宁认为一个好的国际企业理论必须同时解决三个问题Who(具有什么能力的厂商才能国际化)，Where（应该到什么地区进行国际化）， Why（为什么要进行国际化）。该理论的核心是OLI模式，即企业跨国投资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所有权优势、区位专属优势及市场内部化优势，当企业具有这三个优势时才会决定至国外生产。因此，折衷理论亦被称为“OLI”（即此三优势的缩写）。
1.5 投资发展阶段论①
邓宁对直接投资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不同的。一个国家投资动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不同，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动力（资本输出额）以及本国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资本流入额）均不同，并且两者均为正方向变化。
1.6 边际产业扩张论
日本小岛清(Kojima，1978)教授通过研究60～70年代日本厂商的对外投资行为，发现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非因为扩张厂商的独占性竞争优势，反而是厂商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做的防御。他认为当一国的生产环境恶化（如：工资上涨、外汇升值）以至于厂商失去国际竞争力时，厂商便会向外寻求发展，利用海外较便宜的生产要素来提升厂商竞争力。
1.7 产业网络理论(Industry Network Theory)
社会学最早注意到网络现象，其后经济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也开始关注并对网络现象进行研究。网络组织强调的是企业与企业间的互补性、重视互惠的共同利益、促进各企业发挥规模经济与弹性的优势②。近年来，产业网络对于厂商的对外投资影响已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而以网络的观点诠释企业的对外投资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的新动向。传统对外投资理论认为大型企业企图在海外发挥其专属优势的行为，网络理论则认为对外投资是厂商企图建立网络联结和依靠网络关系，提高竞争力的行为。
1.8 对外投资动机论
该理论主要从对外投资动机的角度解释对外投资行为。经济学者将海外投资的因素归成“市场”、“资源”、“生产成本”、“技术”及“环保”等因素。而管理学者基于竞争策略的考虑，认为厂商之所以进行国际化的动机可归纳为四种类型：“追求市场”(Market-Seeking)厂商基于产品在某地有潜在的销售市场，而到该地区设厂生产；“追随客户”型即随着客户的移动而转向，如上下游厂商已赴其他国家设厂，中游厂商也必须跟着转移，否则对方可能会在当地另寻其他合作对象；“资源基础型”即地主国拥有关键的资源，而该资源不具有跨国流动性，因而必须前往该国投资；“策略性考虑”如寡占产业中对手厂商如果到海外设厂，其他厂商也会紧随着进入该国市场，寡占厂商因害怕先进入的厂商取得优势以补贴其他市场。其他对外投资的动机还包括分散经营风险，以及由于当地市场国际化程度特别高，可以利用该市场进入全球市场等。
2.台湾对外投资历程分析
台湾经济发展历经恢复期、进口替代期、出口扩张期、结构调整期和经济低迷期，台湾的比较利益也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营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厂商也因此纷纷采取对外投资的方式调整其发展战略，使其对外投资随着岛内经济环境的变迁而发展。现将台湾对外投资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加以分析：
2.1 萌芽期（1959年至1969年）
台湾虽在1959年即开始核准对外投资，并于1962年公布“对外投资办法”，但由于这一阶段是台湾经济的起飞阶段，台湾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以劳动力为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因此台湾当局对本地资本对外投资严加控制，并于1962年颁布了“对外投资办法”(即对外投资条例)，规定海外投资的方针政策是“管理为主，指导为辅”，对海外投资采取逐案严格审核方式，主要是制定鼓励投资条例，积极吸引侨外资本到台湾投资。
2.2 渐增期（1970年至1979年）
台湾自1971年起，进出口开始从逆差转为顺差，外汇存底逐渐增加，在面临第一次及第二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世界不景气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强劲竞争之下，产品外销面临国际市场强大的竞争压力，厂商到海外设立销售据点的需求因而大增。为配合此趋势，台湾当局在1972年将“对外投资办法”修正为“对外投资审核处理办法”，将投资范围扩大，并明确规定对外投资的标准，以配合企业到海外设立据点。
2.3 成长期（1980年至1986年）
20世纪 80年代再次世界经济遭受石油危机，为突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拓展海外市场，私人资本强烈要求到海外投资。再加上1986年以后台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升值，迫使台湾中小企业向亚洲一些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台湾当局在1980年、1985年再度修正“对外投资审核处理办法”，除将对外投资厂商应的财务标准由1亿元台币降为1980年的5000万元，1985年又降为2000万之外，并针对开发天然资源或加工者给予租税奖励。但由于外汇管制未配合，审批制度仍然繁琐，对外投资虽有所增加但仍有限。
2.4 快速扩张期（1987年迄今）
此阶段对外投资之所以迅速发展，主要是因为台湾投资环境急剧恶化，台商在台湾出现生存危机，因此劳动力密集型厂商纷纷转移到海外为企业寻找生存空间。台湾当局于1989年大幅修正“对外投资及技术合作审核办法”，将投资方式、种类、范围的规定大幅改变，并简化审核流程，因而使得1987年之后，对外投资的金额及件数都有大幅的增长。1991年台湾又颁布了“对大陆地区从事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开始开放对大陆间接投资，于是掀起了一股赴大陆投资的热潮。
从总的情况来看，台湾的对外投资从1959－1986年的投资金额都非常有限，这34年的投资总额仅占全部对外投资的0.59%，而从1987年起，对外投资增幅巨大。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对外投资更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自从开放对大陆投资以来，大陆市场就吸引了台湾相当部分的对外投资，1993、1997以及2002~2006年甚至超过了对外投资的总和。（见表1）
3.台湾对外投资结构分析
3.1 台湾对外投资的地区结构分析
3.1.1 台湾从1959~1985年间，其投资的主要地区是美国，占此期间对外投资总额的52.9%，其次是东南亚占29.5%。其实在这个阶段台湾的对外投资又可分成两个小的阶段：60年代到70年代的海外投资规模极小，主要集中在以东南亚地区为中心的亚洲区，1959~1979年的20年期间内，台湾资本在亚洲地区的海外投资比重中占72.7%。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对台湾出口产品实施进口限额，为了回避贸易保护壁垒和为了取得技术转移，1980~1985年期间台湾资本的海外投资重点地区从东南亚地区转向美国，其投资额为1.08亿美元，占这段期间台湾的对外投资总额(1.58亿美元)的69.6%。
3.1.2 1986年后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台湾的对外投资结构从美国转向亚洲。1986年以后，台湾中小企业大量向海外进行面向出口工业生产基地的转移投资，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劳动力比较低廉的其他亚洲发展中地区(主要是东盟四国和中国内地)。为此1986~1991年期间，亚洲地区在台湾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80年上半期的29.5%提高到58.9%(东南亚的52.8%+大陆的6.1%)，而美国所占的比重则从52.9%下降到31.9%，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
3.1.3 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的海外投资由亚洲流向美洲（包括美国和英属中南美地区）。由表2可知，台湾对美国的投资已由前一阶段的6.4%上升到14.33%，而东南亚却由14.3%下降到12.0%。
3.1.4 进入21世纪以来，大陆、台湾先后加入WTO组织，正式成为其会员之一，两岸的经贸互动进入又一新阶段。随着中国内地在金融、保险、电讯等众多领域的逐步开放，台商投资内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同时，由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泡沫经济造成房地产价格飙涨，厂商投资成本也跟着上扬，以及劳工不足、工资上涨、政局动荡等原因，导致投资环境欠佳。只有越南由于工资便宜、生产成本低廉成为在台商投资的后起之秀。
3.2 对外投资的产业分析
自1952年截至1997年底为止，台湾对外投资仍以制造业为主，然而占其对外投资比重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表3可知，初期(1952-1979)制造业赴海外投资的占比高达84.02%，其中以化学品制造业的比例最高，达24.49%，其次为食品及饮料制造业与非金属及矿产物制品制造业，分别占了13.04%、12.26%③。然而到了台湾对外投资快速扩展时(1987~1997)，制造业所占比例反而下降到44%，取而代之的为金融保险业与商业等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各占32.84%与11.86%④。在制造业中，电子电器产品制造业取代化学品制造业，成为制造业中最主要的对外投资产业，占对外投资的15.5%，其次才是化学品制造业，占对外投资的7.57%。而再从2002年（见表4）的统计情况来看，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的主流，在对外投资的前五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就占了四位，共达73.49%，而且仅金融保险业就高达52.89%，第二产业对外投资的比例明显下降，只有电子电器制造业进入台湾对外投资的前五大产业，而且所占比重比以前明显下降，只有15.88%。
台湾对外投资的产业变化过程正好说明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与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台湾原本为发达国家的出口加工区，在工资与土地价格等生产成本逐渐高涨的情况下，原本以劳力密集为主的出口加工产品已无法生存，因而转往东南亚等工资、土地相对便宜的地方进行投资，因此第一波对外投资会以劳力密集型制造业为主。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出走，使得岛内产业结构顺利调整，制造业逐渐向高技术、资本型产业发展，信息电子工业迅速兴起。为降低生产成本，这些产业也将劳力密集部分转向东南亚等国制造，因此第二波的对外投资开始转为与电子产品有关的产业。
1987年新台币升值之后，出口竞争力面临极大的考验，因而促使岛内厂商积极向外投资。随着台湾的产业结构，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转为以服务业为主之后，金融服务业逐渐兴起。由于台湾对东南亚投资金额愈来愈多，对金融服务业的需求与日俱增，因此开拓金融服务业在东南亚地区的市场，金融服务业于是逐渐成为第三波对外投资的主力。
4.以对外投资理论分析台湾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
从前面的分析看出，西方学者创立的跨国投资理论，是为垄断资本和西方跨国公司服务的，而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动的借鉴意义较少。台湾作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对外投资理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说明台湾的海外投资，笔者认为“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更多地适用于国际跨国大公司的对外投资，而台湾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多数企业并不具有“垄断优势”，其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把外部交易费用内部化”。当然并不排除台湾的一些知名大企业的对外投资与一些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有相同的动机，这些对外投资理论对他们同样具有适用性。从总的情况来看，其中的“对外投资阶段论”和“产品生命周期论”、“网络理论”以及“投资动机理论”，能较好地说明台湾的对外投资。
4.1 台湾对外投资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且与“对外投资阶段论”有一致性
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将一国的人均GNP与对外直接投资联系起来，总结出了一国对外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的人均资本流出额和人均资本流入额都将增加。其关系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外投资的速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密切的联系。对外投资只有在人均GNP突破2500美元时，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从台湾的情况来看，从1959~1979年期间，台湾的人均GNP虽从131美元上升到1920美元，但对外投资的金额较少，总共只有0.59亿美元，以1979年的人口数来计算，人均对外投资额为3.375美元，这仅仅是台湾对外投资的萌芽阶段。而1980~1985年期间，人均GNP由2344美元上升到3297美元，人均对外投资额上升到11.27美元。总的情况来看，台湾的对外投资速度与邓宁的对外投资阶段论虽不完全重合，但趋势是一致的。即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外移速度增加。截至2002年，台湾的对外投资金额已达347.18亿美元，人均资本流出量已累计达1542美元⑤。我们还可以另外一组数据对此问题加以说明：1952~1987年的36年间，台湾产业资本外移只有2.96亿美元，而1988~1997年的10年间，台湾产业资本外移累计达148.68亿美元，后10年是前36年的50倍以上⑥。因此可以预言，台湾资本外移的趋势还将继续，若当局仅靠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控制，将难以奏效。
4.2 台湾投资的阶段性特征与厂商的投资动机相联系，不同的投资动机决定了不同的投资区位
1959年到1979年，是台湾对外投的起步阶段。在这段时间，台湾资本的少量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加工，系“资源保证型投资”。1978年以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1980年代上半期，台湾资本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甚至向日本、欧洲扩展。主要是企业为排除贸易障碍，或为取得先进国家的生产技术及资讯，属“回避贸易壁垒型”和“市场扩张型”投资。1986年以后，台币对美元的汇率不断升值，迫使台湾中小企业把“加工出口生产基地”向亚洲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的国家与地区转移。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和祖国大陆，这是厂商为维持出口市场的竞争优势而寻求低廉的生产成本，是为保护市场而采取的防御性投资。
“国际生产折衷论”中的“区位优势”认为，由于“天然资源分布不均匀，各国要素价格、效率的差异、心里距离、市场规模和潜力等都会影响区位优势”。而东南亚和大陆正是由于丰富的天然资源、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文化差异小，并且大陆还与台湾同文同种，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在台湾的对外投资中有着强大的磁吸作用。从总体情况来看，台湾企业的海外投资还未达到全球化布局的地步，或在全球布局的角色上仅限于整合制造生产的角色，仅依据台湾的产业特性和地缘关系而大量地投资于东南亚和大陆，缺乏全球市场行销布局的动机，以至对欧美市场的投资较为不足。
4.3 台湾对外投资的产业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一致性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就是随着产品成本的变化而寻求不同的投资地点。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替顺序，主要是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再转向技术密集型。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期间，承接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的淘汰产业，主要是劳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传统产业。但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大幅缩减，部分中小企业被迫出走，以寻找产业发展的第二春。再加上由于产品性质与市场限制，中小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调整生产技术来适应要素禀赋和成本的变动。于是纷纷到海外投资设厂，依靠海外接单贸易的形式得以延续。
4.4 台湾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
首先，台湾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技术取得。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处于先进技术的制高点。整整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通过大量对外投资，把成熟的产业即小岛清(Kojima)认为的“边际产业”不断向外转移的同时，由于技术的外溢效应，使发展中国家也吸收了部分先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技术外溢的受益者。但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先进技术的周期太长，而且往往是淘汰的技术。台湾虽然是新兴工业化地区，但在技术水平方面远不能和美日相比，厂商因此每年要支付巨额从先进国家取得技术，而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也同样可以获取当地的先进技术。因此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以拓展市场的目的不同，台湾到这些发达国家投资不仅有排除贸易壁垒的因素，技术取得也是其投资的目的之一。
其次，台湾是国际著名的代工基地。代工外销(简称OEM)是制造业出口的主要方式，台湾厂商的对外投资理念和经营策略与对外投资的跨国企业迥然相异，他们主要选择台湾生产网络可以支持的投资地点。作为一个国际代工厂，台湾厂商的优势是成本低、交货迅速。当台湾的工资上涨以致成本竞争力消失时，厂商一方面必须找寻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设立新的生产据点，但同时又不能影响迅速交货。在台湾交货迅速是基于一个广延绵密的生产网络，网络内的厂商规模可能不大，但十分专业化，他们彼此相互支持，生产具有高度的弹性。东南亚国家及大陆不仅工资便宜，而且与台湾距离不远，仍可依赖原来的生产网络的相互配合来维系生产的弹性。因此台商在生产地点的选择上会偏向邻近国家，而较少选择距离遥远的国家，除非当地有靠近市场之便。随着台商在当地投资的成熟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便采取上下游产业共同进驻的方式，在当地形成新的产业网络。因此产业网络理论投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区位偏好很有说服力，台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的内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生产链形成的网络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BJL074）“海峡两岸经济整合与中国统一”，主持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李非教授。
注 释：
①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8－69.
②朱文贤.以产业网络观点探讨台湾中小企业之国际化［M］.台湾：私立义守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
③④谭瑾瑜.东南亚投资在台湾企业对外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J］.东南亚投资双月刊1998,(2).
⑤此处数据根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中华民国”华侨及外人投资、对外投资、对大陆间接投资统计年报》（2002）和《国民经济动向统计季报》2003年第5期第2页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⑥ 谢宽裕.台湾产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之检验［J］.台湾：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9,(8):40.
参考文献：
［1］李文瑞，曹为忠.台湾厂商海外直接投资分析［J］.台湾经济研究月刊，（第十九卷）1996，（7）.
［2］谢宽裕.台湾产业外移与产业空洞化之检验［J］.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9，（8）.
［3］谭瑾瑜.东南亚投资在台湾企业对外投资中所扮演的角色［J］.东南亚投资双月刊，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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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明伟.近年来台湾资本的流向剖析［J］.海南金融，1996.
［6］林俊国.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影响［J］.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
［7］汪慕恒译.2000－2001台湾的外资投资与对外投资－日本贸易振兴会白皮书［J］.台湾研究辑刊，2002，（3）.
关键词：全球视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外动力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6-0048-05 收稿日期：2008-02-29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以“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为题，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现在，情况开始变得多样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蓬勃兴起。2006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中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50家(UNCTAD，2006)。据此，本文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的基础上，以全球视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动力源进行了研究，希望以此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
2007年10月14日中国商务部和统计局联合的《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2006)显示：目前中国在境外投资的近万家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雇佣的外国员工达29万人，为投资对象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210多亿美元，居全球第13位。就投资地域而言，九成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
此外，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泛，其中采矿业、商业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达到78％：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势强劲。2002年至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特别是中国在引进外资达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必将越来越快。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是非常低的。公报显示，截止200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900亿美元左右，不到美国的1/20。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动力源
上述分析可见，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占全球总额依然很小，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本文认为，在全球视野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内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动力源：内部动力源与垄断优势相关，外部动力源与技术获取相关。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一)垄断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
海默(Hymer Stepher)的垄断优势理论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海默在他的题为《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一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Hymer，1960)论文中，第一次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外金融资产投资，从而在理论上开创了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1969年，金德尔伯格出版了《美国公司在国外》(Kindle Berger，1969)一书。书中对海默提出的观点表示赞同，并加以进一步完善。他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因此，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应该从“不完全竞争”出发，是市场结构的非完美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利用它在获得人、物、财、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原因在于它们拥有某些垄断优势。跨国企业具有的垄断优势，是它们确保其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条件，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
(二)自主创新形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动力源
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垄断优势，要看其是否能获得稳定的利润。稳定的利润来自于垄断，垄断的形成在于掌握了可以排除其它竞争者进入某一市场需求领域的手段。在计划经济中，可以凭借权力形成垄断，而市场经济则要靠竞争战略的组合，以别人无法替代的方式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掌握了核心技术，只有不断的自主创新才能获取这种核心技术优势。此外，在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垄断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并不能以强制的手段阻止其它企业进入某一领域，某种技术一旦被应用，就会被诸多竞争者所模仿。技术手段可以保密，但这种保密程度是有限的，总是有可能被竞争对手破译。掌握了一种先进技术，并不能高枕无忧。要不断地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对现有技术不断加以改进。特别是重视新技术的发展动向。当企业削弱了自主创新意识，原有的核心技术所形成的垄断优势便会消失。因此，自主创新是企业获得并保持核心技术最重要的手段，是形成企业垄断优势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下，自主创新形成了企业的垄断优势，从而形成了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动力源。就中国而言，中国大多数企业缺乏垄断优势，这与中国大多数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直接相关。实际上，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自主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研究开发当中。而在中国，2.8万多家大中型企业拥有研发机构的只占25％.75％的
企业没有一个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企业创新投入严重不足。据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研究开发经费仅占销售收入的0.56％。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中，外国企业申请量占50％以上，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专利申请基本上被国外企业垄断。计算机类国外专利申请占70％，生物技术类占87％，信息类占92％，半导体类占90％。大到飞机、汽车、数控机床，小到服装、日用化学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李学勇，2005)。因此，培育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企业核心技术和垄断优势的获得，更直接关系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动力源的形成。
(三)培育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一定的技术都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和利用这些载体的方法来体现的，因此企业的自主创新主要表现在要素创新、要素组合方法的创新以及产品创新三个方面。中国企业应该从这三个方面人手，实施自主创新。
1 要素创新。企业的生产过程是在一定的劳动者利用一定的劳动手段作用于劳动对象使之改变物理、化学形式或性质的过程。参与这个过程的要素包括材料、设备以及企业员工等三个方面。
一是材料创新。材料是构成产品的物质基础，材料费用在产品成本中占的比重很大，材料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品的质量。材料创新的内容包括：开辟新的来源，以保证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开发和利用大量廉价的普通材料，替代量少价高的稀缺材料，以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改造材料的质量和性能，以保证和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
二是设备创新。设备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利用新的设备，减少手工劳动的比重，以提高企业在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程度；第二，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用于改造和革新原有的设备，以延长其技术寿命，提高其效能；第三，有计划地进行设备更新，使企业生产建立在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上。
三是人事创新。任何生产手段都需要依靠人的操作，我国企业在增加新设备、使用新材料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使之符合技术进步后的生产和管理的要求。企业的人事创新包括根据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要求，不但从外部取得新的人才，而且更应该注意内部现在人力的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2 要素组合的创新。利用一定的方式将不同的生产要素加以组合，这是形成产品的先决条件。主要包括生产工艺和生产过程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工艺是劳动者利用劳动手段加工劳动对象的方法，包括工艺过程、工艺配方、工艺参数等内容。工艺创新既要根据新设备的要求，改变原材料、半成品的加工方法，也要在不改变现有设备的前提下，不断研究和改进操作技术和生产方法，以求使现有设备得到充分利用，使现有材料得到更合理的加工。
二是生产过程的组织，包括设备、工艺、在制品以及劳动者在空间上的布置和时间上的组合。空间布置不仅影响设备工艺装备和空间的利用率，而且也影响人机配合，从而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各生产要素在时间上的组合，不仅影响生产成本(制品、设备、工艺装备的利用数量等)，而且影响产品的生产周期。因此，企业应不断地研究和采用更合理的空间布置和时间组合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从而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前提下，提高要素的利用效率。
3 产品创新。生产过程中各要素组合的结果是形成企业向社会贡献的产品。产品创新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内容，它既受制于创新的其它方面，又影响其它创新效果的发挥；新的产品、产品新的结构，往往要求企业利用新的机器设备和新的工艺方法；而新的设备、新工艺的运用又为产品的创新提供了更优越的物质条件。产品创新的内容：
一是品种创新。要求我国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的变化，根据消费者偏好的转移，及时地调整企业的生产方向和生产结构，不断开发出用户欢迎的适销对路的产品。
二是产品结构的创新。我国企业要不断改变原有品种的基本性能，对现在生产的各种产品进行改进和改造，找出更加合理的产品结构，使其生产成本更低、性能更完善、使用更安全。从而更具市场竞争力。
通过上述要素创新、要素组合方法的创新以及产品创新来培育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中国企业获得核心技术和垄断优势，这样就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动力来源。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功力源
依靠自主创新，形成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垄断优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动力源。此外，还可以从外部获取技术，从而形成垄断优势，这构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动力源。
(一)技术获取与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动力源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以技术获取为外部动力源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一是某技术先进国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国具有产生T的R&D环境：二是某技术后进国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
假设：(1)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国向技术后进国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国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2)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技术先进国企业到技术后进国从事FDI的可能而被排除；(3)技术后进国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国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我们把T、T1刻化为时间t的函数，易知T(t)＞
(二)技术获取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动力源
上文论证了技术获取是技术后进国(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动力源，强调了技术后进国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外部动力源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国内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中国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中国企业要想获取核心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
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争取更多的外部动力源，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中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有助于中国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外部动力源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中国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山东农业；农业
一、山东农业现状
2015年山东农林牧渔各方面平稳增长，农业增加值29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4.7%；特别是种植业增产增量，粮食总产量4700多万吨，增长2.5%，连续十几年增产提质。山东省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面积已经达到100万公顷。2015年农业产量在全国居于第一的位置，山东农业产量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山东农业产量的总量较高，同时也保持着较好的外商直接投资态势。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农业良好的自然资源和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视，都对海外资本拥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山东农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出现的问题
（一）农业FDI区域分布不平衡
作为农业大省和农产品出口强省，山东省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存在“西冷东热”的现象。80%以上农业的FDI集中在东部沿海，并从沿海向内地递减，中西部地区的农业不仅FDI投资小，而且发展缓慢。东部沿海的农业发展越来越强劲，而西部的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东西部农业的发展不平衡，已经严重制约山东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二）农业FDI来源相对集中
山东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较近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并以港澳台和日韩为主。其中香港比重最大，占据了全省农业FDI的49.5%，其次分别为韩国、东盟、日本、新加坡、欧盟、美国等。这些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可利用其其资本优势，然后结合山东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加工和出口。
（三）农业FDI投资结构不合理
虽然山东农业FDI逐年增加，但是主要涉足都说初级型农业，由于附加值较低，对农业带动性小。缺少高科技含量和精深加工的投资。虽然政府对此加以积极引导，希望投资重心转向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品种改良和资源开发，但收效甚微，现有传统农业竞争却愈演愈烈，阻碍山东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对山东农业的影响
（一）出口创造效应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农业的逐年增加，而投资方式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山东建立分公司或者合资方式为主，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拥有成熟的销售市场和农业技术，同时采购山东当地的农业原材料，利用山东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深加工和农业技术创新。据山东省统计局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山东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力军，出口贸易额占整个山东农产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农业的投资产生连带效应，如农业技术扩散、产业链的延伸、提高山东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集聚，逐步降低山东农产品的成本，增强农贸国际竞争力。
（二）FDI有利于构建和延伸山东农业产业链
虽然山东省是全国的农业大省，但并不算是农业强省，农业中仍然存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农业资源分散，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等因素都制约了山东农业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当地的优势企业，连接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互通农业生产和消费的中间力量。一些外资企业逐步投资农业流通和农资服务，实现农业上下游、前后关联性，还影响了农产品的物流运输方式，构建和延伸了山东农业产业链。衔接农户和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向产加销一体化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农户+企业+市场”农业发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资还使得一些非农产业资本汇入农业领域，增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农业企业实力拓宽融资渠道，从而加强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FDI在山东农业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在外商投资山东农业中，一些跨国公司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加工、生产技术，全球化的营销模式和系统的管理经验。这些外资企业在山东省当地的企业中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在外资企业的带动下，当地农业企业也积极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技术、生产产品和管理经验。当地企业为了增强行业内自身的竞争力，会注重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增加科技投入。因此FDI的示范和竞争效应推动了山东省农业技术的进步，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
（四）加大农村基础配套设施
山东当地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注重农业的人才、技术等软条件的投入，还会加强农业的基础配套设施，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和财政投入。有数据显示，农业利用外资的投入比为1：7，意思是外商直接投资一美元，需要增加当地的农业配套设施投入七元。农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防范农业风险能力。
（五）乘数效应
除此之外，在农产品加工这一中间环节中，外商直接投资也发挥深远作用，不仅带动了产业前后的互补性投资，还产生投资乘数效应。例如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科奈尔饲料公司，在青岛注册成立青岛科奈尔饲料有限公司和青岛加宏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经营农产品贸易和深加工和饲料原料进出口等相关饲料研发与销售等，产成品有苹果粉、玉米皮粉、花生壳粉、棉籽壳颗粒、胡萝卜颗粒等等。其在青岛莱西采购原材料时，与食品油公司、食品加工厂、蔬菜经销商建立产业连锁关系，带动相关产业的互补性投资。科奈尔饲料公司为了拓展市场渠道选择青岛莱西当地的企业做其分包商，还与饲料公司、养殖基地等国内外的下游企业建立产业连锁关系。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理论分析
一、宏观因素分析
(一)国际分工的深化
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基础，其出现反映了一国国内劳动分工的拓展和延伸，表现了生产的国际化和专业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建立于国内分工基础之上的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这为中国民营中小企业从事专业化生产、参与国际分工创造了可能性，提供了竞争平台。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许多企业共同完成一种产品或在国际分工中只从事同一产品某些环节的生产，这在理论上为中国民营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可能性。
(二)政府政策
政府的相关政策会给民营中小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发展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宽松的、积极的政府政策可以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反之则有可能阻碍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的相关规定来直接影响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也可以通过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规定间接影响民营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从而影响民营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影响到民营中小企业的外向国际化。
(三)国内资源
一国的国内资源状况影响使用该国国内资源进行生产的民营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的生产成本会直接影响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到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发展。斯密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竞争的社会里，任何国家、组织都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绝对天然优势，根据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并开展国际贸易，就可以实现人类的福利最大化。李嘉图则认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原则，来选择生产什么产品和提供什么服务，最后通过双方的经济贸易交往活动，就可以使参加交易的双方受益。
二、产业因素分析
(一)产业创新
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外向国际化有寻求资源、开拓市场等多重目的，而产业创新也是影响其外向国际化的一个可能因素。英国里丁大学教授CantweU在研究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现象的基础上，于19世纪50年代末期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产生了明显变化，技术能力也得到迅速提高，在对外投资方面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传统产品，而开始从事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
(二)需求状况
需求包括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内市场需求两部分。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出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国内需求则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和服务水平，也有利于该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波特认为，一个国家需求的特性，影响该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本国需求条件是一个行业一个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企业的投资、生产和营销首先考虑本国需求，国内市场是企业“市场导向”的真正含义。企业从本国需求出发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营销管理是否有利于进行国际竞争，是企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市场结构
外部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是民营中小企业发展外向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巴克利和卡森在内部化理论提出，外部市场存在广泛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并非都是因为规模经济、寡占或关税壁垒等因素，还存在由于市场失效，以及由于某些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势力存在，导致某些外部产品市场的失效，引发企业市场内部化的出现。不完全的外部市场存在着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使得公司间的交易成本增大，导致利润率降低。于是，建立海外子公司、分公司或避税地公司，建立起公司内部市场并取代部分外部市场，使资源和产品在公司内部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的利用，达到公司获取总利润的最大化。
三、企业自身因素分析
(一)产品
产品是连接企业、市场与消费者的纽带，并最终决定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产品与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即1966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aymondVemon首先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运动中的营销周期是普遍的，主要可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品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在新产品阶段，主要进行新产品的出口贸易，一般不对外进行相关的直接投资;在成熟产品阶段，公司将在经济技术水平相近的国家地区进行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标准化产品阶段，将对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相关的直接投资。
(二)企业素质
1．生产技术。技术在民营中小企业国际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它制约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影响着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2.企业战略。钱德勒(1962)提出了“企业跟随战略”和“公司的战略必将决定其结构”的著名论断。企业国际化的战略管理模型认为，跨国公司高度依赖战略规划过程，因为它为跨国公司既确立了总体经营方向，又提供了具体指导。
3.企业家精神。熊彼得(1932)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经济首创精神”，他把企业家精神归结为五点: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和敢冒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企业家的成功欲，企业家敢冒风险、以苦为乐的大无畏精神，企业家的精明和敏锐以及企业家的事业心。
(三)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也称规模报酬递增)，其一般含义是指所有投人的等比例增长能够使产出超过这个比例增长，这种现象在单一产出的情况下意味着递减的平均成本曲线。规模经济能使企业获得降低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在追求规模经济的过程中，企业必须扩大销售，这一般会使企业向海外市场水平扩张，因而使企业产生对外投资和跨国发展的动力。邓宁认为，企业规模大、经济实力雄厚，其所能承担的研究与开发能力就越强，就越容易向国外市场扩张，成为跨国企业。
(五)国际化方式
国际化方式是指企业的产品技术、技能、管理诀窍或其他资源能够进人他国的系统安排、统筹管理。从经营管理角度看，民营中小企业有多种方式进人国外市场，这些方式包括:出口方式，包括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契约方式，包括许可贸易、特许经营、技术转让、合同制造、交钥匙工程等;投资方式，包括合资经营和独资经营。企业的优势差异使得企业在外向国际化发展中采用不同的方式。邓宁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出口贸易只需具备前两种优势，单纯的技术转让只需具备所有权优势。反过来，民营中小企业选择了不同的国际化方式，会带来投入成本及收益的不同，这会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发展。
参考文献1 汪少华，周景春.浙江小企业与大市场对接及其绩效研究 浙江社会科学 2007
2 冯正强，陈立龙.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市场进入方式选择 国际贸易问2006
3 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 史晋川.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论文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 经济发展
一、全球投资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现状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小幅涨至12.4万亿美元。这种温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提升。包括市场拓展在内的强健经济基础，稳定的盈利增长和对公司资产的乐观估值，使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跨国并购的价值翻倍。外国子公司，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其利润的增加提高了再投资收益。随着更多的国际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以维持成本效益，力图保持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之间的区域FDI一直在快速增长，到2010年首次吸收了一半以上的FDI流量。在主要新兴地区，如东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都可以看到FDI的强劲攀升。同年，有赖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改善，盈利能力的提高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健康增长，FDI内流量增长了7%，高达19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相对快速的经济复苏和较为旺盛的内需，FDI内流量增长了12个百分点，为574亿美元。
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者，同样也是FDI外流量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作为FDI的首要来源，资本流出增量均超过十亿美元，分别达76亿和6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在广泛行业和多个国家，积极收购海外资产，持续他们的抢购风潮，对外总投资量已超过日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涉足于其他复苏势头强劲、经济前景上佳的新兴市场的投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2011年至2013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中声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正成为举足轻重的投资者，而且这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继续保持。
二、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义
“投资”作为国际投资法的基本要素，尽管在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公约》（ICSID Convention）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条约等国际投资法律渊源中，没有得到详细准确地界定，但是学者们一般认为，任何金钱或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形式资产的投入，长达不固定期限或五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就是投资。外国投资，狭义来说，则是指在一个国家以外获取资产的行为。这些资产可以是金融资产，如债券，银行存款及股票，也可以是所谓的直接投资，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如工厂和土地。 拥有控制企业运营的股权，也被视为FDI。
三、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依据
发展中经济体将引进FDI作为发展的一项重点战略，既有宏观经济层面的考量，也有微观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因素。
（一）弥补国内低值储蓄
生产率和生产力低下，反映在国内储蓄上，就是资金匮乏，实际收入水平低，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储蓄不足，回流至低实际收入的投资量小的结果。FDI能够提供额外资源，补足国内资金缺口。本国资源与外部资源相结合，可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促进发展，提高实际收入和就业率，有利于全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因此，FDI在补充国内资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解决外汇缺乏
不利的贸易条件，支出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出口能力下降，是导致外汇不足的一部分原因。这些原因又都可能源于长时期过低的资本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民众的购买力过小，投资的动机便不复存在。这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个阶段，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可以使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微弱诱惑，和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的强诱因得到平衡，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超负荷增长。这也是国家依靠出口创汇和资金流动，特别是FDI，通过进口以积累资金的一种方式。
（三）顺应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需要
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是管理和社会的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刺激经济，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运行。事实上，社会的基金应该着力刺激经济有创造性的部分。除了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有必要提高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质能，并持续推进生产性活动。
（四）满足不同产业的选择偏好和宗旨
鉴于其在GDP中的大比重，须大力支持重要的传统经济部门并予以改造。政府加大对传统经济领域的投资力度，也往往由此背负起沉重包袱。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工业、原材料、农业和采矿业皆隶于此列。困难时期，这些国家必须从质与量方面维持或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保障或扩大其市场份额。例如，2005-2007年，因为石油需求的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石油出口国不断扩大投资，与其过去在石油市场预定份额的一贯行径背道而驰。市场的快速变化引致的迫切投资需求，往往要通过国内渠道解决。如果工业部门的需求和产量增加，直接或间接地给原材料生产商造成扩资压力，投资融资导致债务增加，为保证国内储蓄，国内或国外市场销售再添负担，而进口增多引发新的外向型依赖。同时，由于竞争激烈，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持投资，又令债务上涨。在这种情况下，FDI是唯一的出路。
综上，低国内储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整体失衡，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特定需求和社会政治目标的部门，是吸引FDI的四个主要出发点。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外债也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特定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以缩小落后差距，降低利率，减少经常账户赤字，抑制国民产值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改变消极影响购买力、有效需求和产量的收入分配不均，提高资本效率。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资本稀缺而亟需FDI的表征。
四、FDI作为发展中国家外部资金来源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复苏倚仗的是结构性（长期）和周期性（短期）相结合的拉动与推动因素。在发展中国家，GDP高增长预示着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周期性拉动），而政策框架则被认为应对未来冲击的韧性更强（结构性拉动），特别是在亚洲地区。量化宽松和利率降低造成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过剩，驱使其在发展中国家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和回报率展开投资（周期性推动）。虽然FDI引致外部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方兴未艾，鉴于FDI的波动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悖离，国家必须慎之又慎。
首先，资本的激增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面临的不稳定性更高，直接对本国货币汇率升值形成压力。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环境不能无限期维持。2009年以来，FDI作为资金流入的主要来源，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可不谓是一个昭示着稳定性和对生产性投资长期回报信心的积极信号。不甚乐观的是，本阶段发达经济体对波动性组合和特别像银行贷款这样的其他资本要素风险敞口极大，FDI作用相对不大显著，全球经济复苏因而可能更加脆弱。
其次，近年来FDI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愈发不稳定，尽管它较之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如商业贷款和贸易信贷），波动性比仍然少得多。有人认为，这是其成分更易的反映，例如，从股票转换到债务，其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更加敏感，由此引发了危机。所以，涉及其他类型资本的FDI稳定性假设，需谨慎处理，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诸如巴西、韩国和南非等国，都经历了FDI流入量的飙升和狂跌。FDI也很可能包含某些短期剧烈变化的资金流，或称“热钱”。当下，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组合投资，银行贷款，还是FDI，所有外国私人资本流动，都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因此，考虑到几年前的危机，危机后的经济回升的特质和其固有的脆弱性，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密切关注的两个议题，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意义便由此凸显。ODA不容易受到震荡波及，但是，发达国家未能实现设定的满足受惠国核心发展需要的目标，ODA的有效性亦已受到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