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2 05:16: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可再生能源开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电力营销 可再生能源 市场发展
面对目前社会资源能源匮乏的环境，可再生能源作为关键的核心替代性能源，亟需开发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市场，以应对全球变暖以及能源匮乏等问题，实现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商业化开发和广泛应用的关键环节是科学发电的技术手段，现阶段上网电价工作系统是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尽快改进该系统不仅有助于提高电力企业的竞争优势，还有利于完善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模式。
一、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概况
在电力营销模式中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有太阳能、风能、沼气及潮汐能等，在将其转变为电能的过程中，省去了煤石油及天然气的使用，从而也就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从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实现城市的绿色化。我国政府对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提供了大力支持，引进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引进及补助科研技术人才，以此促进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电力企业尚未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市场化的电力营销机制，另外制定的电力价格也不够合理，以及由此带来的再生能源再缺乏以与传统电力竞争各具优劣，难分胜负等问题都阻碍了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市场的发展。
二、阻碍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的问题
（一）电力营销市场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
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发电的过程中明显减少了有害物质的排放，这些可再生能源是环境友好型二次能源，但由于其分布不均，直接影响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并直接阻碍了其市场营销。通过研究发现，我国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十分丰富，但分布却相当不均，尤其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例如、甘肃及内蒙古等地区蕴藏丰富，但是这些地区因市场需求小，开发能力落后再加上交通不发达等问题，致使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率低下。
（二）可再生电力能源营销价格存在劣势
目前可再生电力能源的价格与传统电力能源的价格相比相对较高，因而其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不足。同时电力市场作为一个垄断性市场，它的竞争机制并不完善，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政府虽已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来保护可再生发电能源的市场营销，但这些政策并不能在本质上解决不完善的竞争市场问题。例如，利用太阳能发电比利用煤发电的价格高很多，但是煤电的优惠政策却更多，其执行效果也就更好，这严重阻碍了太阳能发电的开发与利用。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对于煤电等非再生能源发电矿物需征收相应的能源生态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过度使用，但我国尚未建立该项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市场营销起步较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只是建立了一些小规模的可再生能源的电厂，其成本较高，技术及设备也都是进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成本费用，使得购网、上网及销售的用电价格较高，从而制约了电力营销市场的发展。
（三）政府对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市场营销的支持力度不足
国外可再生电力能源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取得较好效果，与政府的大力扶植及国家倡导是分不开的，我国政府虽然也提倡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减少环境污染，但制定的优惠政策不足同时又缺乏可行性，实际操作能力不强，尚未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电力可再生能源市场机制，因此未能从本质上推动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及其市场化营销。
三、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动力研究
（一）合理开发与利用可再生电力能源
我国政府尤其是相关电力部门要根据可再生电力能源在各省市的具体分布，结合市场需求，积极调整对可再生电力能源开发发展的工作思路，改进并规范市场营销策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不断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使风能、太阳能及潮汐能等友好型二次能源得到科学开发、合理利用，使其社会环境及经济效益最大化。
（二）合理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
1、固价电价系统
固定电价系统应明确规定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电价格，是由政府根据相应的发电成本，而不考虑其他传统电力能源发电的价格而直接制定市场中各种发电能源的市场价格的，同时相应的电网企业应该依据既定价格支付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企业必要的费用。
2、溢价电价系统
构建溢价电价系统一方面可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工程的基本电价，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解决电力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采用溢价电价系统的优势是既能考虑到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工程运转的实际成本，又与电力市场中的电力竞价过程相接轨，其运转的原则主要是以传统电力的销售价格为电力市场的参考系，从而制定相对科学合理的电价比例，通常会出现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价格会受传统电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种主要原则是依据不稳定且相互竞争的电价市场结合政府制定的固定电价奖励机制共同作为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的参考系。通过对国外的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市场营销模式及国家政策的比较分析，可发现固定电价及溢价体系的操作流程比较简单，并且效果显著，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并结合我国具体能源分布及市场需求完善并实施这两套发电价格定制体系，以健全我国电力市场营销制度。
（三）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竞争体系
建立完善的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的电力市场竞争体系是电力市场营销及企业发展的优先成本战略的总核心，针对我国电力市场不完善的竞争机制，首先应制定标歧立异的发展战略，其次需电力企业内部管理层集聚力量制定发展目标战略方案。其中在发展战略上标歧立异是指旨在将电力企业所提出的电力产品或电力相关服务做到标歧立异，这样有利于确保在一定的产业区域内企业能够提出独特的电力产品；目标集聚是主攻该企业中的某个产品的顾客群体。总之这两种方式有助于满足相应产品的对应顾客群体的具体需求或者达到降低成本的市场期待，最终有助于电力市场营销机制的建立健全。
（四）完善可再生能源营销的制度与法规
目前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资源丰富但开发现状并不理想，并且对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机制尚不完善，基于现状，我国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可持续电力企业大力支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运用多种手段为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筹集资金，并引进技术人才，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市场营销的长效发展。在推动其市场营销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尽到其规划协调及后期监督服务等具体职能，制定开发能源及电力发展的战略规划，优化电力产业结构，为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调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提高其在电力市场的比重。
四、结束语
面对我国可再生电力能源的开发状况及市场营销比例的现状，我国政府及新型电力企业积极制定市场营销机制，规划发展战略，尽快实现电力营销市场的转型，将可再生能源作为其核心力量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从我国现阶段的电力能源发展来看，溢价机制和固价系统由于易于操作且效果明显，对于政府和可再生电力能源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陶曾鲁，何芳.大型风电液力机械传动装置的理论分析[J].液压气动与密封，2011
[2]张晓宇.论电力营销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动力[J].电子测试，2015
关键词：光伏并网；太阳能；MATLAB仿真
当前，世界能源结构中，人类主要是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利用，但其不可再生，将面临枯竭的危机。但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直接来源，人类为了将来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寻找一种清洁能源。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进而随之而来的能源短缺，环境破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新世纪，能源需求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各国对能源的争夺也愈加激烈。需要寻找一种替代能源来缓解目前的形势，走“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利用“节能减排”只能缓解能源短缺的局面，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短缺的趋势，因此必须调整能源结构，利用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传统化石能源，因此可再生能源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一、光伏发电的国内外发展现状
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石油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将寻找新能源的方向转向了丰富的太阳能，并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技术。
德国是大规模发展光伏事业最早的国家，其由政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法》，很大力度的促进了光伏发电的市场，为本国光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制的政策保障。美国是继德国之后的发展光伏发电的国家，在1997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这一计划在美国新一届总统奥巴马的支持下得到了更大的推广，奥巴马政府对新能源开发政策给美国的光伏乃至全球的光伏发电市场注入了新的更大活力。日本也是太阳电池的生产大国，其在1997年提出了“7万光伏屋顶计划”，到2010年光伏电池的安装总量达7600MW。
最近几年，各国新的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更是掀起了一轮政策热潮，新的补贴法案促进可全球光伏市场的高速发展。正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强有力支持，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国的光伏并网技术从20世纪开始起步，到现在的稳步发展的阶段，国家也出台了《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规划》的政策，来激励和促进我国的光伏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国内对光伏逆变器的应用比欧洲国家晚很多，我国目前最好的光伏企业合肥阳光电源比德国的SMA要晚上市9年。我国是继德国、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光伏组件制造国。光伏发电未来的发展必定是建设大规模的并网光伏发电系统。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为我国光伏制定了确切的发展目标，即到“十二五”末期，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5GW。要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前路依旧是漫长和艰辛。
二、光伏并网发电系统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是相对独立式光伏发电系统而言的，两者的区别就是发电系统与电力系统连接与否。光伏发电并网系统与电力系统的电网相连接，成为电力系统的一部分，便可为电力系统提供有功功率和无功电能。光伏并网系统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光伏阵列、逆变器和电网。
光伏发电系统追求的是输出功率的最大，系统连接方式对输出功率有着明显的影响。其中，影响发电功率的两个重要的方面是光伏阵列的分布方式和逆变器的结构，其分布方式和结构不同发电功率也不一样。
三、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关键技术
（一）最大功率跟踪
在光伏发电系统中，光伏阵列电池输出功率的利用率不仅与其内部结构有关，还受外界环境（如光照度、温度和负载等因素）的影响。在周围的外界不同的条件下，光伏阵列的输出功率可达到不同的且唯一的最大功率点（MPP），对于利用光来发电的系统说，应当使光伏电池工作在最优的状态，达到最大地将光能转换为电能的转化率，采用适当的控制使其运行在最大功率输出称为最大功率跟踪（MPPT）。经查阅资料，在许多文献上提出了多种控制算法，有恒定电压法、扰动观察法和增量电导法等。
（二）并网控制技术
光伏逆变器的控制器的控制策略是光伏系统并网控制的关键。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在诸如单级式、双级式以及单相、三相等多种拓扑结构中都不能缺少网侧的DC-AC变换，即并网逆变单元。并网逆变器实现直流到交流的能量变换，要控制并网电流相位和频率，甚至需根据指令进行电网的无功功率的调节。可见，网侧逆变器的有效控制是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核心部分。
参考文献：
[1]赵争鸣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赵玉文 《21世纪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战略思考》，合肥工业大学讲座.2002.
[3] ICF. Intonation.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 Guido Renewable Energy Efficiency OPP or unities for Lowland Tribal Governrnents. 2009.
[4]陈雷 《光伏并网发电系统的实现》[学位论文]，华北电力大学，2008.
[5]杜慧 《太阳能光伏发电控制系统的研究》[学位论文]，华北电力大学，2008.
关键词：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美国
中图分类号：TK8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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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减排意愿持续高涨，开发风电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各国将发展风电产业作为应对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低迷的有力举措。从2000年以来，全球风电保持了年均27.3%的高速增长，而美国和中国增速则达到了31.5%和62.6%，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各国风电产业发展历程来看，政策激励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在风电产业的研究、示范、商业化推广等诸环节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近年来中国风电产业问题集中性爆发而政策制定亟待推进的背景下，总结和借鉴国外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特征、规律，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美国风电产业与中国具有较大的类似性，这除了两国之国土面积、经济总量、能源消费等方面具有可比性外，还因两国风电产业发展过程和特征类似。因此，对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框架、演进历程、特征进行深入探究，无疑可为中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现阶段关于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侧重于对美国风电产业的整体性介绍和阐述，此类成果散布于对美国能源战略、新能源产业政策或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成果中；二是关注特定政策对美国风电产业的影响，如Lu等人则对生产税收优惠（Production Tax Credit）的政策效果进行了研究，Menz比较了美国各州采用的五种不同风电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开展美国与其余国家风电产业政策的比较分析，揭示其相似性和差别。Lewis等人和Saidur等人对美国和其余国家风电产业的政策支持机制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税收减免（Feed-In-Tariff，FIT），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RPS）和固定电价法律（Pricing law）等是其中比较有效的几种，曹碹玮等基于制度主义视角和创新理论，对丹麦、德国和美国风电产业发展中的政策进行了研究。但是，已有成果缺乏从动态演化角度刻画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尚未系统总结政策演进的特征和规律。由此，本文围绕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这一主线，刻画和识别演进过程与特征，并探讨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风电产业有序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并藉此弥补现有研究的空缺和丰富产业政策分析的内涵。
2 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现状与政策框架
2.1发展现状
近年来，美国风电产业已呈现良性增长态势，目前已出具体系。2010年美国风电产业新增装机容量511.5万kw，累计容量达4018万kw，位居世界第二。从美国风电装机的区域分布来看，目前已有38个州进行了风电开发，其中14个州的风电装机规模超过100万kw（见图1）。当前，美国风力发电量达94.760twh，占电力总需求量的2.3%左右。在一些州，风电所占比重更高，如爱荷华和北达科他州，这一比重高达15.4%和12.0%。美国在加快陆上风电开发的同时，也在积极进军海上风电。在2011年3月，美国能源部和内政部共同了《国家海上风电战略：创建美国海上风电产业》，提出2020年海上风电容量将至1000万kw，到2030年达到5400万kw。目前，美国政府对风电发展前景极为乐观，根据美国能源部预测，2030年美国电力总需求的20%将由风电提供，这之中4%来自海上风电。
随着美国风电的快速开发，美国风电价格明显下降，风机制造业快速扩张。近年来风机价格的下降和风电场运营成本的降低，使得美国风力发电成本降低至5～6美分/kw，已经具备与天然气发电竞争的能力。目前，美国已有400多家企业进入风机制造业，从业人员达85000人。一批知名风机制造企业快速成长起来，满足了美国国内风机市场50%的需求量。其中，美国国内最大风机制造企业——通用公司（General Energy）占据了41.3%的市场份额。目前，通用公司已成为一流的全球风机制造商，其2010年新增装机容量达3，796Mw，位居世界第三。
2.2政策框架
已有研究表明，政策激励是美国风电产业的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政策既有为风电产业发展扫清政策和体制上障碍以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市场，如法律法规和约束性指标等强制型推动政策，也有侧重于支持风电产业化，调动各方投资和应用风电的引导型激励政策，如税收抵免、补贴、金融支持等。同时，还包括一些辅配套政策，支持风电产业研发、开展风能资源评估等。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框架（见图2）。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各种法案的形式来颁布和实施，表1中详细列出了风电产业相关的各种方案的颁布时间和主要内容。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除了联邦层面的法案之外，各州还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其政策内容和支持力度有所差别。目前，各州在使用风电政策激励工具时，通常会选择可再生能源配额（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RPS）、强制型绿色电力购买（Mandatory Green Power Option，MGPO）、公共效益资金（Public Benefit Funds，PBF）等并将之有效组织实施。
3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历程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风电的国家，但美国风电产业的真正起步却是在石油危机之后，相应地政策演进历程回顾亦从此开始。
3.1萌芽示范期的政策（1973～1986年）
（1）政策背景和目标
在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石油消费大国开始重视优化能源结构、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和节能力度。美国风电产业也自此开始起步，进入萌芽示范期。这一时期政策目标侧重于促进风电技术研发和推广风电利用上。
（2）主要政策手段
在促进风电技术研发上，根据1975年颁布的《能源政策与节约法案》，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和能源部（DOE）作为政府支持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开发计划的重要实施机构，资助了大型风机研制。在1974～1981期间，NASA和DOE曾委托美国最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设计了13个实验性的大型水平轴风电机组，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MOD-0、MOD-2、MOD-5B等。该计划的目的是研究风机技术，然后将其交给私营的企业，以期推动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
在推广风电利用上，以1978年颁布的《公用事业管理政策法案》和《能源税法案》最为重要。《公用事业管理政策法案》要求公司必须以“可避免成本价格”收购独立发电系统发出的电力，进而为风力发电上网提供了法律基础。在此之前，美国电力公司并无责任收购其余电力系统生产的电力。显然，该法案解决了风电比火电成本高以及风电并网的问题，大大激励了非水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同年颁布的《能源税法案》提出了投资税收政策，规定凡购买风力发电机超过1万美元的居民，可通过免税方法在7年中退还机组售价的40%，同时还规定各电力公司以优惠价格收购风力发电机，即风力发电投资总额的15%可以从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抵扣，同时对其形成的固定资产免交财产税。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美国风电产业开始起步，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发展最为迅速。20世纪80年代初，该州风能计划开始实施。通过采用小型、可批量生产和易于安装的风机，使风电投资成本大幅下降，风电经济性逐步显现出来，使得风能计划大获成功。1986年加利福尼亚风电装机达到120万kw，占当时全球的90%。遗憾的是，随着联邦政府对风电投资税收优惠（ITC）政策和州政府政策分别于1985年和1986年到期，使得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在1985年之后突然停顿了下来。
上述政策在推动美国风电产业快速成长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譬如，美国风电技术研发资助政策甚微。由于这一时期美国风机设计过于追求大容量大规模，且依赖航空设计的工程规范，而忽视了标准化生产和降低风机成本，使得美国风机质量参差不齐，常受公众和国会质疑。再加上80年代开始世界石油价格下跌，里根政府削减了可再生能源研究经费，到了80年代中期，在美国曾作为一种大型电力资源寄予关注的风电业，除加州少许风电场外几乎消失殆尽。美国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只针对风电开发商，而与风电场运行无关，故此政策激励下，风电场的产出效率很低，且设备可靠性也有限。1986年，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进而驱使投资者开始关注风机的可靠性和效率。
3.2缓慢发展期的政策（1986～1998年）
（1）政策背景和目标
在风电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后，美国风电产业进入缓慢发展时期。全球天然气价格的下跌，以及美国电力公司非集约化经营改革政策的推行，更是阻碍了美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尽管产业发展缓慢，但风电产业政策仍有不少创新。这些政策的成效虽无法在当时迅速显现，但却为1998年后产业腾飞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如何降低风电成本，提高风电竞争力，并积极推动电力公司吸纳风电是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2）主要政策手段
与降低风电成本相关的政策来源于1990年颁布的《太阳能、风能、废弃物和地热发电生产激励法案》和1992年的《能源政策法案》。1990年法案撤销了1978年《公共事业管理政策法案》中对可再生能源设施的规模限制。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提出了生产税收减免政策。这一政策对美国风电产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政策规定，政府在风电机组投入生产的最初10年内提供1.5美分/kwh的税收优惠，即从风电场投产之日起的10年内，风力发电电量每度电可以享受从当年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交1.5美分的方式对风力发电进行补贴。
在提升风电竞争力方面，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了解决风能开发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并为电力部门评估风力资源，1994年美国成立了国家风能协调委员会。同时期，美国能源部还建立了一个风能技术中心，该中心拥有数量众多的风力发电试验样机和风力研究装置，通过各种实验和测试，可帮助设计人员设计出更有效更可靠同时也更经济的风电机组。同时，美国能源部为了加速风能产业的发展，提升风电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制定了风电机组发展计划，内容包括小型风电机组计划、风电机组加工计划、近期风电机组计划、新一代风电机组开发计划等。
在积极推进电力公司吸纳风电方面，风电产业政策主要着眼于开放电力的输送和消费环节。在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中，要求各电力公司在1996年需向所有发电系统开放电力输送，即吸纳各种来源的发电量，进而解决了风电上网难的问题。电力消费市场的开放则首先从各州开始。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和罗德岛州通过法律允许零散用户选择其电力来源，即用户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使用各种来源的电力，如天然气发电、风电、煤电等。这一政策有效发挥了美国普通民众对于风电产业发展的影响力，促使电力公司开发和接纳风电，进而为风电产业增加了新的驱动力，部分弥补了风电与传统电力相比的成本劣势。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尽管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缓慢，但却依然有重要意义。一是形成了促进风电产业发展的有效激励政策——风电生产税收减免政策，尽管此政策在这一时期影响较小，但对1999年之后的美国风电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每当该政策快到期时，风电产业趋于低迷，而重新延期后，风电产业又重新抬头。二是显著提升了美国风电产业的质量。较之丹麦、德国，美国风电产业尽管在80年代曾获得爆发性增长，但产业基础十分薄弱。无论是风能资源评估、风机设计、风电机组制造，美国都明显落后于欧洲风电强国。在这一低迷时期，美国风电产业夯实了“内功”，形成了一批风机制造企业，为下一阶段风电产业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3.3快速增长期的政策（1999～2008年）
（1）政策背景和目标
以1999年德克萨斯州成功通过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Renewable Portfolio Stan dards，RPS）为标志，美国风电产业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美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了29.3%的增长率，而新增装机增长率则达33.17%（见图3）。创新风电激励手段和提出前瞻性风电发展目标是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
（2）主要政策手段
这一时期美国借鉴和创新了多种风电激励手段，如可再生能源配额RPS、强制型绿色电力购买（Manda tory
Green Power
Op——tion，MGPO）、公共效益资金（Public
Benefit Funds，PBF），其中以RPS成效最大。由于生产税收减免政策在1999年到期，美国一些致力于推动绿色能源发展的州，如德克萨斯（Texas）开始借鉴欧洲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RPS）列入电力重组方案，并立法实施。这一政策在州议会通过后，由公用事业委员会监管，电力可靠性委员会（ERCT）执行绿色政府交易和跟踪。可再生能源配额由参加电力竞争的45个电力零售商按期售电量比例承安配额义务。对于可再生能源电价高于市场价格部分，一部分由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18美元/mwh的生产税抵扣，另一部分则强制电力零售商购买绿色证书解决。除了RP8外，在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中，提出利用金融工具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该法案首次引入了清洁可再生能源债券机制，为公共领域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募集资金，并通过引入贷款担保机制，为可再生能源技术商业化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美国政府还设立了风电产业发展的前瞻性目标。在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中，提出在2007～2009期间可再生能源电力比例不得低于3%，2010～2012期间则不得低于5%，2013之后则不得低于7.5%。在2007年布什政府签署的《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中，则预计到2030年风电在美国电力装机中所占比例可提高到20%。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在有效的政策激励和目标指引下，美国风电产业快速增长。从2005开始，美国风电装机重新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应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美国核心风电激励政策——生产税收减免政策波动频繁。在1999～2005这六年期间，由于PTC政策在1999、2001、2003年到期后没有获得继续延长，致使后续的2000、2002、2004年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大幅下降。而在之后分别获得延长后，风电装机进一步快速上升。
3.4优化发展期的政策（2009至今）
（1）政策背景和目标
经过了1999～2008年的快速增长，美国风电产业已形成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在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推动了美国风电产业获得了新一轮的发展。在这一时期，随着全球减排压力不断增长，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意愿开始增强。欧洲在气候变化谈判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地位，也让美国重新审视风电发展对于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意义。此外，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冲击巨大，通过发展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已成为美国决策层的共识。由此，美国摆脱了传统将新能源产业作为单一替代能源的简单认识，而是试图通过发展清洁能源作为关键筹码以保持其唯一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应地，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力度更大也更为灵活，并将目标聚焦在创新激励手段、推动海上风电发展和增加就业上。
（2）主要政策手段
美国风电激励政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延长生产税收减免和提出投资税收减免政策。在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将PTC政策顺延至2012年，同时还提出风电设施可利用投资税收减免以替代生产税收减免。在2009和2010年新建的风电场可从财政部获得相当于风电设备成本30%的基金支持。
此外，美国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海上风电发展，主要通过制定发展战略、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手段。在2011年3月，美国能源部和内政部共同了《国家海上风电战略：创建美国海上风电产业》，这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关于海上风电的机构间合作规划。为支持上述战略工作规划，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和内政部长萨拉查于近日宣布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投入5050万美元资助海上风电项目和确定几个位于中大西洋的高优先级风能区域。
通过发展风电产业增加就业的政策安排，主要体现在《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和同年颁布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目前，美国为了增加本国就业，积极鼓励美国本国风机制造业的发展，而对国外风机进口则持抵制态度，甚至通过贸易组织进行投诉。2010年12月，因不满中方对风电设备商的补贴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称“USTR”）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争端解决程序。
（3）政策实施绩效评价
在多种利好政策推动下，尽管依然面对生产税收抵免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的挑战，但这一时期美国风电产业实现了优化发展。这不仅仅体现在装机容量的增长，还包括风机行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实现了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齐头并进的态势。再者，美国风电产业对增加就业的效应逐步呈现出来，目前，美国已有400多家企业进入风机制造业，从业人员达85000人。同时，美国风电产业开始从风机进口向出口转变，其在全球风电产业中的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4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特征
透视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历程，可发现其呈现四大方面的特征。
4.1政策目标呈有序演替的态势
从上述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可以看出，随着风电产业的发展，其相应的政策目标呈现不断演替的态势（见表2）。
在产业萌芽示范期，相关政策侧重于资助风电技术研发，并积极推动风电入网，进而解决风电的市场问题。在缓慢发展期，政策目标是提升风电产业质量，并通过各种激励手段，着力提高风电竞争力。在快速增长期，则将大力推动风电产业化为主要目标，出台了各种激励政策推进各州风电商业化开发。待风电产业进入优化发展期后，相关政策开始侧重于通过风电产业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开始发挥风电产业的溢出效应。
4.2政策工具多元且兼容性较高
伴随政策目标的变迁，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工具也趋于多元化。从经济激励手段来看，在萌芽示范期，主要采取投资税收优惠，而后则增加了生产税收优惠、加速折旧、债券和贷款担保等政策。在推进风电产业商业化进程中，各州采用了RPS、MGPO、PBF等多项政策工具。在推进政策工具多元化发展时，各工具之间的兼容性也得到了重视。例如，《2009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允许纳税人对新建装置可在可再生电力生产税抵免、投资税抵免以及联邦基金之间任选其一。多元且兼容性较高的政策工具组合拓宽了投资者的选择空间，进而对风电产业发展产生了有效激励。
4.3政策的连续性和波动性并存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在三十余年的演进历程中，既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同时也常有波动。由于早期风电开发成本较高，而美国在传统能源领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故美国国内对风电开发的态度常出现摇摆，进而使相应政策波动频繁。譬如，在石油危机后，美国曾一度加大对风电开发的支持力度，使风电产业出现蓬勃发展。但随着美国不断强化其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得以充分保障，再加之风力发电成本过高，风电产业几近停滞。美国生产税收优惠政策在过去二十年中曾多次到期而后又延长，使得风电产业波动显著。事实上，风电政策波动过于频繁是导致美国风电产业落后于丹麦、德国的关键原因。
4.4区域政策引领国家政策演进
由于美国各州具有较大的自治权，再加之各州能源结构和政治倾向不一，故各州对风电开发的积极性和政策支持力度差别甚大。美国联邦政府风电推动力度常落后于一些州政府，州政府通常是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的先行先试者。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等都是美国风电产业发展的先行者，在这些州风电取得成功示范后，才积极带动其余州乃至全国风电产业发展。上世纪80年代加州风能计划的成功实施、1999年德克萨斯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在推动风电发展的有效执行，均引领着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走向。
5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的演进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和和国外的，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尤以美国宏观经济形势、能源和气候战略导向、风电产业发展阶段以及国外风电产业政策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些因素在风电产业发展各阶段以不同方式相互交织复合，左右着产业政策的演进。
5.1宏观经济形势
宏观经济形势的好坏常常会影响政府对风电产业的重视程度，进而影响风电产业政策走向。在风电产业发展起初，当美国经济增长较快和财政充裕时，通常会加大对风电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而当经济下跌时，则会削减对风电的财政支持，风电政策也趋于保守。然而，这种局面随着风电产业蓬勃发展而产生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效应而得以改变。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美国经济下滑，但依然出台了比较积极的产业政策，其目的就在于将风电产业作为经济复苏和降低失业率的重要手段。
5.2能源与气候变化战略
自石油危机以来，美国能源与气候变化战略发生了多次调整，导致风电产业政策产生波动。在上世纪70年代经历了石油价格暴涨的剧痛后，美国除控制国内能源消费、加快建立石油战略储备，还增加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故促使风电产业自此起步。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石油价格的回跌，以及初期风电研发成效甚微，美国政府对风电支持力度大幅下降。在90年代，美国将大力开发利用天然气作为重要能源战略，且气候变化政策较为保守，故这一时期风电产业政策支持力度较小，产业发展速度也十分缓慢。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在面临巨大减排压力和经济疲软的双重压力之下，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故在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5.3风电产业阶段
美国风电产业政策除了受整体经济走势、能源气候战略等宏观因素影响外，还受风电产业发展阶段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其政策目标呈有序推进，政策工具也会不断更新和组合。譬如，在产业发展初期，政策目标倾向于加快技术研发和开辟风电市场。而在风电产业进入商业化发展之后，则美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增加对扩散风电产业“溢出效应”的考量，即已超越了原有培育风电产业的政策目标，而希冀通过风电产业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并加大风机出口，以期刺激美国整体经济增长。
1生态建筑的特征
1．1节约资源能源节约能源已成为21世纪全球的主题。我国建筑的耗能已与工业耗能、交通耗能并列，成为我国三大“耗能大户”。据统计，我国400多亿m2的建筑中95％都属于高能耗建筑，单位建筑能耗是同纬度西欧和北美国家的2~3倍，而每年新增建筑也只有15％~20％执行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我国每建成1m2房屋，排放0．8tCO2，城市CO2排放总量中建筑占50％，如果所有建筑节能达到70％标准，可以减少20亿tCO2排放量。作为生态建筑，其在强化节能管理、节能技术充分应用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都比常规建筑有更严格的要求。生态建筑在目前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居住建筑缺口量大的时期还无法成为一种普及的建设标准，因此建筑节能就需要从国家的层面制定相关的标准、政策和措施进行强制管理。生态建筑的节能技术主要体现在建筑的选址、建筑的围护结构、采光遮阳、通风及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方面，通过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达到自然生态的冬暖夏凉的效果。1．2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生态建筑一直关注的主题就是如何更好地解决建筑领域中人类所面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如何使人类的建造活动更好地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起来，减少对区域环境的破坏，是生态建筑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方向。21世纪，社会、经济、自然协同发展成为各行各业共同致力达到的目标，舒适、美观生态建筑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要“以人为本”，其首先须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其次要以人的健康、舒适为主要前提。生态建筑通过合理使用各种生态技术手段提高了室外环境的和谐度、室内环境的舒适度，使室内的空气质量、温度、湿度及声舒适度均提高了一个水平。由于生态技术包含了生态学的理念，它便具备了无害性、高效性及舒适性等生态特性，因而也产生了非凡的技术美、功能美以及环境美等美学特征。
2我国生态建筑的发展
2．1传统民居中的生态因子我国国土幅员辽阔，东西及南北地区气候差异很大，为了能更好的在当地的环境条件下生存下去，多年来各地的人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建造了形式结构多样的建筑。如北方的窑洞、福建的土楼、云贵川的吊脚楼和中原地区的天井民居等都是当地居民结合本地环境特点建造出来的特色原生态建筑，这些传统建筑均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因子。仅以窑洞为例，其生态因子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其选址充分考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其次，施工非常方便，只需简单的工具由少量的人工即可开挖完成，经济成本低；再次，其建造选材非常环保，这种生土材料可以重复和循环使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非常小；最后，窑洞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很好节能性，在北方冬夏温差极大的情况下，具备冬暖夏凉的效果。2．2现代生态建筑的典型实践我国生态建筑实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西安等城市广泛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经过二十几年的探索，虽然与国外生态建筑的发展仍然存在差距，但是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北潞春小区、上海生态建筑示范楼、广州汇景新城生态小区等。建成于1999年的北京北潞春小区因在能源节约、水处理及垃圾处理等方面的环保设计使其在建成后连续几年获得了国家生态住宅金牌奖。位于上海莘庄工业区的上海生态建筑示范楼是2003年上海市科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示范工程，项目实现了建筑理念创新、技术集成创新和研发模式创新，成为我国生态建筑技术产品后续研发实验平台和国内外合作交流平台。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广州汇景新城，充分利用其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以整体生态理念创造宜人的人居环境，成为其重要的规划设计原则。正是这种生态设计理念，使小区自2000年建设以来获得了与生态相关的多个荣誉称号或奖项，其在小区规划设计、能源与环境、室内环境质量、小区水环境、材料与资源利用等方面均蕴藏和体现了生态建筑的因子。2．3相关规范与评估体系自生态建筑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生态建筑在世界各国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评估评价体系或出台了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我国1994年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中专列一章对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改善人类住区环境、促进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建筑节能和提高住区能源利用效率等。2001年，作为我国生态建筑航标灯的《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并在3年里连续进行了三次完善、升级，分别从评估体系、评分标准和典型案列三个方面增强人们对生态建筑感性方面的认识，使生态住宅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认可。随后，又先后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民用建筑节能条列》、《“十二五”建筑节能专项规划》等多部与生态建筑相关的条例。虽然这一系列议程和条例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促进了我国生态建筑健康、规范的发展，但与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生态建筑起步较早的国家相比较而言，都还有待进一步明确、细化和完善，有待加强可操作性。
3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生态建筑的概念认知不足虽然关于生态建筑、可持续发展建筑和绿色建筑的论文众多，但目前仍存在大量对这些概念缺乏全面认识的现象，这也限制了生态建筑快速健康的发展。当然，生态建筑本身是一新生事物，对这一概念国内外学术界亦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表述，但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尽量减少因建筑物的建造和日常运行而造成的对地球、对大自然的伤害。因此，生态建筑至少应涉及节地、节能、节约资源和原材料、减少废弃物、无毒、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等基本内容。当然要在一幢建筑物内完整、全面地达到上述目标是困难的，但至少应该向这些方面努力，这样才称得上生态建筑，否则只能成为一种赶时髦的招牌。冉茂宇在《现代汉语词典》关于生态建筑的解释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指出生态建筑是根据当地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借鉴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同时结合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手段，规划、设计、建造、使用和管理的建筑，它与周围环境成为有机的整体，能够实现自然、建筑、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符合人类与自然环境共同持续发展的要求。3．2生态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不同步从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生态建筑的理论研究工作，相关著作和研究论文也陆续发表，这些对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思想及推进我国生态建筑项目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国内的生态实践项目虽开展了有些年，却主要还是集中在一些大城市或者依托一些重要事项进行建造，而且大多也仅作为示范项目，没有进行推广和普及，而在一些中等城市、小城市或者是农村除了一些传统民居外，很少看到现代生态建筑的影子。3．3生态建筑技术应用缺乏系统性采用高新技术建造的生态项目较多，生态建筑的实践也主要关注节能和技术集成方面，主要是一些新型材料和新技术的结合使用，缺乏与环境的统筹考虑，缺乏系统性的实践。关于生态建设的理论研究工作也以高技术和传统技术居多，缺乏适用技术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也是在实践过程中无法大面积开展生态建筑的原因之一。3．4生态建筑的制度和政策不够完善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规范生态建筑的专门的法律和规范，已有的相关规定虽然在生态建筑发展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因为都是针对某个具体领域进行的，而且这些法律规定除少数是专门针对建筑业规定外，其他都是在各领域的法律法规里进行的单列规定，不方便建筑专业人员进行参考。
4制约因素分析
4．1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高住房需求目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与美国和韩国等国不同，我国具有广大的农村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镇化。而城镇化过程中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住房问题，那么如何既能妥善的解决流入城市大量人口的居住问题，又能使迅速增加的建筑物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太大负担，是目前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问题和难题之一。城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不及时总结经验，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和人口的剧增，将会出现一系列的土地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污染问题等，因此，将生态化尽早纳入城镇化已是必然趋势，生态化就是要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整体规划、统筹考虑。新型城镇化要从目前生态环境的大局出发，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传统民居中与自然环境融合适应的优势，结合地域气候特点，以人、建筑、自然为整体进行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尽可能减少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建筑和环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最终形成一种能源利用高效、资源使用低耗、污染少和生态平衡的和谐大环境，建成能够体现地域特色的新型生态民居。4．2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我国用短短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但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是以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加重为代价的，是在生态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不仅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和危及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因素，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生态建筑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长期合理的城市规划及更新建筑设计理念是在目前我国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下的必选之路。4．3生态观念淡薄生态建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政府、开发商、建筑师、承包商和购房者等众多群体的共同参与才能逐步实现，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环保知识教育、增强生态意识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很多建筑在开发和建造过程中不仅没有关注对原有自然环境的保护，却对原本平衡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坏，而大多数人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对住房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基本需要甚至达到了膨胀的地步。这种畸形的消费观念如今似有蔓延之势，因此增强大众对生态环境的了解和关心，逐步规范人类对自然的行为，树立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文明消费、理性消费，自觉的爱护地球这个大家园，只有这样，大自然才能继续给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空间。4．4政策和制度不够完善通过国外生态建筑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府支持和行政监管对生态建筑发展和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我国目前对生态建筑主要是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鼓励，监督检查也主要集中在节能标准检查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情况的检查等专项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检查执法依据，由于立法的薄弱，也就导致无法严格的执法。同时，由于生态建筑具有初期投入大且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等特点，在没有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一般都不会在开发或建设过程中更多的关注环境和生态的因素。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去推广和实现生态建筑的可能性较小，大多数实践项目要靠政府扶持立项才能得以建设。生态建筑从产生之初就需要一种强制性的对社会和后代有益的官方措施的保障，政府对于建材选择、每平方米耗能标准等方面做一些必要的规定乃至立法；对生态技术研究，对新的洁净高效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研究等方面增加投入力度等，都将成为推进生态建筑运动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者：郭金芳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学术界明确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1998）。[1] 但国际社会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提出“低碳经济”的是英国的《能源白皮书》。在这个官方文件中，低碳经济首先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被定义为“通过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尽可能轻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尽可能多经济产出”。当然，作为国家战略文件，《能源白皮书》更看重的是“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同时为了解决英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能源白皮书》的设想，到2050年英国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2]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和他的团队在低碳经济的研究上做出了世人公认的贡献，著名的《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气候变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气候变化为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面临的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市场失灵现象。该报告给出的忠告是：如果人类社会不尽快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整个世界的GDP将遭受5%-10%的损失，其中穷国的损失会更大（Stern，2007）。[3]斯特恩团队给出的研究报告还描绘了整个世界碳排放问题的路线图。按照这个路线图，要使大气的温室气体浓度在50年后不超过550ppm，所有的国家，无论发达还是不发达，必须一起做出努力，令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3年之内达到拐点，从这个拐点之后全球的碳排放应该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只有如此，全球的碳排放规模才能在2050年之内实现比现在的水平降低约25%的目标。斯特恩报告给出的政策含义就是，各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早向低碳经济转型。
经济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为什么会关注碳排放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诺德豪斯教授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认为“任何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都必须借助经济系统才能发挥作用，而气候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对经济系统发挥反作用，例如，极端天气会影响粮食的产量”。诺德豪斯198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虽然不长，但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开创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在他的论文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征、世界范围内减排的国际合作、减排中政府的角色等问题都有所论述。诺德豪斯的重要贡献是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了一个模型中，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碳排放，碳排放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再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目前学术界广为推崇的研究气候变化的主要工具，即“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在他在1982年《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考虑到低碳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并不是让人类社会倒退，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会牺牲现有的福利换取碳排放的降低。那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能否不断降低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这里，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脱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只要政策有效，一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并存”（Sturluson，2002）。[4] 坚持脱钩理论的学者试图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脱钩指标，借助这些指标检验一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性，并努力发现可能造成“脱钩的因素，用以指导一国政府制定脱钩政策的依据”。考虑到动力、压力等因素，Tapio（2005）[5] 设计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关系，他认为当一国的碳排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出不平行的现象时，该国便发生了脱钩现象。本世纪初，OECD国家通过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力求发现究竟哪些国家可以做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下降同时并存。他们的研究发现，“环境与经济脱钩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之中，并保持着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所以联合国经合组织得出结论：“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双赢，以往彼此间的冲突己经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在这些国家脱钩的积极效应还在扩大。他们的研究作出的展望是，随着经济的发展，OECD国家以往存在的环境与经济的冲突，完全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OECD，2002）。[6]
碳排放具有典型的外部溢出效应。按照科斯的理论，只要产权的界定是清晰的，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人类社会是可以消除碳排放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外部溢出效应的。目前国际上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就是想通过《京都议定书》中明晰的排放权（即产权），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碳排放交易。在《京都议定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国的初始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国排放权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其国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特别是对资本存量尚不充足，人文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碳排放权的减少就意味着发展速度的降低。因此，碳排放权分配的研究，特别是如何界定初始排放权的基数才能做到既有公平性，也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根据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公平分配排放权”的主张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继承祖父制”，“历史责任制”，和“天赋人权制”。第一种观点主张维持目前排放规模的现状，排放多的国家继续享有较多的排放权，原因是他们的经济总量大，需要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这种观点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通常小于发达国家，如果按照这种既得利益的原则，发展中国家丧失的就是发展的机会，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对“继承祖父制”的主张也存在着重大争议。按照“历史责任制”的主张，以往过多的碳排放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发达国家应该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应该得到较少的排放权，并且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天赋人权制”说的是排放权应该按人口分配，其理论依据就是“人人享有同等环境与发展的权利”。上述三种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在激烈的争论中，有的学者提出了基于以上三原则的折中方案，“即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既要考虑到人口规模的因素，也要顾及到现有排放规模和已有的经济总量”（Smith，Swisher，1993）。[7]
如果说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是顾忌资源的稀缺性（主要是能源的短缺），那么问题还算简单。重要的是，当人们还在为能源的短缺困扰时，同样是基于碳排放引发的污染问题也出现了，即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累积所形成的温室效应，能够导致气候发生变化，进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更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碳排放问题与环境保护高度相关，因此在研究低碳经济问题时，国外的研究文献经常会提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20世纪50年代在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出现了轰动整个经济学界的一个假说，即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假说，在他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让后来的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即收入不均现象会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Kuznets，1955）。[8]后来的环境经济学家利用这一假说，直接演绎出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环境的污染程度与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成反比。当一个国家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时，例如早期的农业社会，由于能源消耗，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消耗规模不大，故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大量的化石能源被使用，重化工行业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逐渐下降，环境恶化程度会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加剧。“但是，一国工业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出现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会逐渐下降，并最终得到有效治理”。（Panayoton，1993）。[9]对这个倒U型曲线假说，一些学者给出的解释是，“收入的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环境要求的提高，同时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即重化工产业的比重会明显下降，这些均会引起污染的降低和碳排放的减少”（Selden，1994）[10]。
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假说提出后，吸引了很多学者进行实证研究，但结论却是多样化的，有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也有大量的文献对这一假说提出了挑战。Huang（2008）[11]分析了21个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发现只有7个国家符合库兹涅兹假说。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即便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库兹涅兹关系，那在很大程度也是国际贸易导致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是以低等收入国家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一旦国际间产业转移完毕，即便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后，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污染密集型产品。因此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 Deacon， 2005） [12]。
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源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因此我国学术界对我国是否应该发展和倡导低碳经济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低碳经济只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恶意炒作，炒作的目的在于挽救他们逐渐失去的竞争优势。他们给出的证据是：发达国家希望从“碳关税”和“碳减排”入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有的学者甚至指出，西方国家推崇低碳经济的目的在于“借助气候问题扼杀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继续通过国际贸易盘剥发展中国家，持续地维持两极世界的格局”（勾红洋2010）。[13] “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和设备的同时，一定会制定一套全球最为严格的低碳标准，要想达标，你必须购买它们的技术和设备。今后碳排放标准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竭力推动节能减排，背后隐藏的“小算盘”不容忽视。哥本哈根谈论环境问题，表面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主导权”（郎咸平，2010）[14]。
当然，国内更多的学者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和必要性，多数学者主张，低碳经济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变革，将比以往的工业革命意义更为重大（冯之浚）[15]。还有的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应该将低碳战略上升为基本国策，把实现低碳发展作为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一次重要契机（付允、马永欢，2008）。[16] 从长远的角度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符合我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孟德凯，2007）。[17]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宋德勇，2009）。[1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有着自己的优势，例如减排空间大，减排成本低等（金乐琴，2009）。[19]
对于什么是低碳经济的内涵，国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着各自的解释，即便同在经济学界，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还是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即“低碳经济指的是通过建立低能耗、低排放的经济模式，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技术创新”（张坤民，2008）。[20]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强调了从动态的角度界定低碳经济。他们指出，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在农业社会，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费的规模很小，尽管社会总产出的规模不大，但可以忽略不计的碳排放使得碳生产率很高，即能源强度极低，可这不是人们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传统的工业化阶段，大规模能源的消耗，碳排放强度急剧升高，当然更不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低碳经济模式。只有到了以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潘家华、郑艳，2008）。[21]
考虑到低碳经济追求的是通过提高资源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产出，我国有的学者将低碳经济归纳为“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最小的二氧化碳排放为约束条件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程恩富，王朝科，2010）[22]，并且将这一经济形态与传统的“以更多的经济产出为目标函数，以私人成本最小化为约束条件”的高碳经济形态相对立。在究竟什么是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何建坤（2009）[23]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低碳经济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要求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来保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是提高碳的生产力，每单位二氧化碳的排放要产生更多的GDP。当然，分母究竟是否用GDP还可以继续讨论，但用尽可能少的能源提供尽可能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一思路是符合经济学基本教义的。因此，从资源稀缺的角度看，与其说低碳经济追求的是碳排放的减少，还不如说它追求的是资源的节约。
我国的学者也从资源短缺的角度介入了低碳经济的研究，有的研究文献甚至得出了比斯特恩报告更为令人担忧的结论。例如有学者称，如果我国不采取严厉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到205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67亿吨标准煤，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122亿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会相当于GDP的7%-20%，如果不能改变现有的高碳经济模式，最终将导致GDP总量积累为零，甚至整个经济体出现崩溃（陈剑锋，2010）[24]。当然，这种危言耸听的结论并没有得到主流学派的认同。
国内学术界大量的学者参与了“碳排放权分配机制”问题的研究，针对发达国家的立场，我国的学者更看重碳排放权与人的生存权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中均加进了人口数量的参数。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碳排放权不能只按GDP界定，应该根据人口指标决定一国的碳排放数量”，“至少也应该按人口和GDP综合指标来分配碳排放权”，有的学者提出，“从公平与效率综合考虑，碳排放权的分配首先应该顾及的是人人都应有的体面的生存权，其次才是在保证体面生存的前提下追求碳排放效率。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排放权分配应该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碳排放量）的加权平均”。在这里，主张加权平均的学者首先看重的是“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兼顾GDP碳排放强度。（陈文颖、吴宗鑫，1998）。[25] 有的学者基于人际公平的角度，通过对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回顾，首先计算了这些发达国家人均累积碳排放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史上的“贡献”，然后按照既定的发展轨迹预测了这些国家在未来排放总量中可能占有的比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分担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碳排放机制的设定必须综合考虑“各国的历史责任、现阶段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需求”。也就是说，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事实要求发达国家深度减排，未来的发展需求要求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因为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碳排放量的绝对增加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规模的碳排放符合其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为了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提速中尽可能少的排放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必要协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潘家华，2009）。[26]
国内学术界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方面也做了较多的研究。走低碳经济之路的最终动力究竟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这是一个目前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使人们更多地强调外部压力对碳排放实体的作用，而忽视了对排放者本身的研究。蔡等人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国际社会对我国碳排放的关注，并由此产生的压力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果驱动中国低碳战略的动力主要是来自国外的压力，地方政府的节能压力主要来自中央政府，那么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节能减排就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蔡、都阳、王美艳 2008）[27]。在这里，我们进一步引申他们的结论，即如果企业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主要来政府，那么同样也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利用“重点企业的监控资料”，构建了企业节能减排的五种驱动力量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企业节能减排意愿的相关因素。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更多的还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进行节能减排，而并非来自企业的内在要求（但智钢等，2010）。[28]
二、低碳经济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实践与发展
众所周知，首先提出气候问题会威胁人类生存，进而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来自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欧洲。虽然在那里最初倡导低碳经济的力量来自民间组织，但在选票的压力下民间的诉求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行为。当然，作为民间组织，它们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减缓气候变暖的考虑，而作为政府行为，它们除了迎合选民的意愿外，最初还是更多地是希望借助低碳经济的理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保护它们的能源安全。当然，政府在低碳经济上的行动客观上是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无论是民间的倡导，还是政府的推动，低碳经济的兴起之所以始于欧洲，而不是其它地区，绝不是偶然的。欧洲是地球上地势最低的洲，它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占其总面积的60%，整个欧洲的平均高度也只有海拔340米。欧洲的气候温和，绝大部分为海洋性气候，因此，和其他洲相比，它对气候的变化更为敏感。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估计：“气候变化会扩大欧洲在自然资源上的地区差异，增大欧洲大陆出现洪水的风险，至于欧洲海岸带洪水的发生机率会变得更加显著。气候变化会加重欧洲地区的海水侵蚀，整个山区将面临着冰川退缩的威胁，大范围的物种消失（在高排放的情景下，某些地区的物种将减少60%）；在欧洲南部，气候变化会使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条件更加恶劣，淡水会减少，水力发电的潜力降低，农作物的产量会普遍降低；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会加大人们健康的风险”（IPPC，2007）。[29]
欧盟2007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2008年12月，欧洲议会又通过了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的决定、碳捕捉和储存的法律框架、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修正案等内容。这个一揽子计划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到2020年欧盟要在总体上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20%”。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能源消耗上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减少20%。根据欧盟委员会2010年给出的低碳路线图显示，40年后欧盟要实现减排25%，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为发展低碳经济，今后的40年，欧盟平均每年需要增加2700亿欧元的投资，这相当于其成员国GDP的1.5%。
欧盟成为低碳经济的倡导者和先行者除了其特有的地理特征外，还与它的能源禀赋密切相关。西欧各国的能源分布很不平衡。德国与英国的煤炭资源较为丰富，而法国和意大利则相对贫乏。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整个西欧的储量都严重不足。《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到2009年欧盟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储量分别为8亿吨、2.42万亿立方米和295.7亿吨。它们分别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0.5%、1.3%和3.6%。按照2009年的化石能源产量计算，欧盟的石油开采的剩余期还不到9年，天然气开采的形势也不乐观，剩余的时间也只有14年，煤炭曾经是欧洲的主要矿产资源，但经过300多年的开采，所剩储量已经不多（BP，2010）。[30] 在以煤为主要能源的时代，西欧的能源尚能自给，但上个世纪50年代后，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后，西欧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地区。来自北非和中东的廉价石油曾经是该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重要原因之一，但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到来，西欧的能源安全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给西欧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31]2007年欧盟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0%。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强度，到2030年欧洲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5%，其中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93%[32]。
随着能源安全的问题日趋严峻，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考虑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问题。显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不仅能够缓解其能源安全的难题，而且与其应对气候问题的目标是重合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欧盟的能源结构中80%来自化石能源，而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中又有80%来自能源的使用”（欧盟气候委员会，2009）。[33]因此，对欧盟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在降低其能源的对外依存度的同时，进一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远期目标。
欧盟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英国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英国政府颁布《气候变化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目标的法律文本。其实，英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举措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能源行业实施调整时就开始了。鉴于北海油田的发现和煤炭企业的效率低下，1988年撒切尔夫人决定关闭大量煤矿。从那以后，英国的煤炭产量从8400万吨减少到目前的1700万吨。撒切尔夫人还对大型国有能源垄断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提高了这些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贡献率为40%。[34]
英国是一个风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第一个海上风力发电站在本世纪的第一年结束时得到政府批准建设，短短不到9年的时间，英国已成为世界海上风力发电站最多、总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风力的利用使英国的能源结构得到明显改观。据统计，来自陆地和海上的风力发电站所提供的电量足够满足英国150万个家庭使用（2010年英国的人口总数为6200万）。其中，海上风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目前还有5所在建发电站，到2009年末英国的海上装机容量已经增加到了80亿瓦。据英国风能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15年英国计划再增加250亿瓦的海上风能发电设备，到2020年，英国风力发电总量预计将达330亿瓦。如果英国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它在2015年后建成的海上风力发电能力就是全球市场的一半。为了到2020年实现欧盟所定下的再生能源目标，英国政府计划将陆上风电场的发电量增加到目前的六倍”。
为了实现能源白皮书的目标，2006年英国更新了《气候变化规划》，制定了详细的减排措施，其中包括：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汽车制造商合作提高燃油效率；建立一个2000万英镑的基金，通过清洁能源投资框架（Clean energy investment framework）支持有关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项目；采用提供信息和气候变化税的手段促进工业提高能源效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能源效率措施的“暖风宜居”计划；对25万个家庭安装隔热层提供补贴等12项措施。2007年英国了修订的《能源白皮书》。新的白皮书将采取以下4项措施确保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扩大能源效率承诺计划，制定2008年至2011年的减排目标；对大型商业机构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加强能源监测，促进企业和个人的节能信息传播，以及能源法案必须包括与上一年的分季度能源对照表。
2008年，英国政府通过了《气候变化法案2008》，该计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降低34%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保证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途径是：首先是创造12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其次是实现超过150万个家庭可以自我利用可再生能源；再次是实现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汽油进口量减少50%；最后是对700万户家庭进行节能改造和减少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截止到2009年，英国已经降低了21%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英国已经形成了以政府推动为主导，以市场激励为基础，以微观部门为主体的互动减排体系。已有的事实表明，英国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制度创新的执行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如布莱尔在《能源白皮书》中表述的那样，对英国政府来说，低碳经济包含着深远的战略意义。“低碳经济是英国追求更高生活标准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手段，也是英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为其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机会的途径”。此外，低碳经济也是英国政府摆脱经济衰退的一剂良药。为扭转居高不下的失业局面，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发展低碳经为英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低碳产业已经成了英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如果说欧盟是低碳经济的领导者，那么英国在欧盟发展低碳经济中就是“领头羊”（何毅亭等，2010）。[35]
以技术创新引领低碳经济是德国的基本特征。二战结束后，德国的国力被极大地削弱。但仅仅过了2年该国的工业就凭着雄厚的底蕴在马歇尔经济计划的支持下重新崛起。到上个世纪60年代，距战后不到2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工业化成功的同时，德国的国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该国空气、水土和森林资源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莱茵河一度成为鱼类的坟墓，大型工业区里呼吸道疾病蔓延。随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给予环境有效的保护（绿党时代）。德国政府顺应民众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排放标准，最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德国是绿色运动的发源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各党派就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达成一致。1984年德国议会了《地球大气层保护》的报告，呼吁进行实质性减排。[36]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2000年德国制定了《国家气候保护计划》，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德国必须在2008-2012年间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即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1%的排放。这远远超出了英国的努力（英国政府这一期间的承诺是降低8%）。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是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德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案》（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ct， EEG）。法案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20%以上”。德国还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法》、《热电联产法》和《可再生能源供暖法》。这些法案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徐汉国、杨国安，2010）[37]
截止到2010年12月德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2860万千瓦，2010年德国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平均比重达15%左右，在太阳能装机密集地区比重则达到30%左右。德国政府设定的2020年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为5200万千瓦至7000万千瓦，到那时太阳能发电峰值占电力消费比重将接近50%。
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德国目前正尝试着与企业签订协议，将企业是否得到税收优惠与企业是否实现现代化能源管理捆绑在一起。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能源效率提高的困难性，德国政府与复兴信贷银行建立了节能专项基金。该基金的使命是为中小企业采取节能改造提供资金。通过《热电联产法》的实施，政府对热电联产产生的电能给予财政补贴。例如，2005年以前更新的热电联产设备产生的电能每千瓦/小时可获得1.65欧分的政府补贴。德国政府计划每年提供2亿欧元用于地方基础设施改造，以挖掘公共设施的节能潜力；每年提供7亿欧元用于现有民用建筑的节能改造（邢继俊等，2010）。[38]
德国工业技术领先世界是举世公认的。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是德国在低碳经济领域领先他国的基本特征。例如，德国的汽车工业以技术精湛、质量可靠、舒适豪华著称。让汽车摆脱，至少是减轻对石油的依赖，一直是德国政府追逐的目标。目前德国正依靠在可再生能源开发中的技术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奔驰在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拥有豪华、舒适和安全的品牌属性；通过零排放之路，奥迪E1全新的电动汽车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目前在所有的汽车中，德国新开发的E级Coupe轿车的风阻系数只有0.24，这在全球汽车工业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未来5到7年，德国制造的柴油发动机可以降低30%的油耗，而汽油发动机可以降低25%。
法国缺乏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铀矿资源丰富。法国在核电技术上拥有优势，除了在诺曼底正在建设的一座核电站外，法国现在已经拥有核电站58座。法国的能源生产与消费以核电为主，因此，它的一次能源碳排放较低，该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比欧盟的平均水平低21%。法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法国大力发展核电，并使核电在国家能源中的比重较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法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较低。法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GDP占全球的3%，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3%。在法国人看来，尽管他们人均碳排放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是却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法国电力产能的90%依赖于低碳技术，其中，75-78%来自核电，11-13%来自水电。
尽管法国在欧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较低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积极态度。1989年，正是在它与荷兰和西班牙的倡导下，才第一次在海牙召开了有80个国家参加的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39]2000年1月，法国政府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计划：2000-2020》包括2项主要措施：按照严格标准对能源排放征税；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建立供暖和隔热层建筑规范减少能源消耗。2002年，法国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法国要在2008-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为了超额完成目标，法国政府制定了《气候计划2004》。该计划承诺投入9000万欧元以期每年减少72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9000万欧元的支出主要用于降低交通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生物燃料的使用，鼓励购买更加节能的电器和房屋，鼓励空调可持续的使用，增加用于交通和建筑部门节能项目的研究经费。
目前法国政府已经承诺的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主要有以下6个：2008-2012年， 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2008-2016年至少节省能源9%；到2015年降低能源强度5%；到2020年降低能源消费20%；到2020年，交通运输部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20%；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达到23%。2007年，法国政府重新定义了它的环境政策，提出在未来的4年内投资10亿欧元用于清洁能源的研发，并征收生态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按照欧盟2008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揽子方案，意大利需要在2020年内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3%，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从2005年的5.2%增加到17%。这对意大利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意大利80%以上的能源需要进口，在欧盟重量级的经济体中，该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最高的。意大利本国只产出少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绝大多数依靠从俄罗斯、北非等国家进口。2009年，该国进口石油总额为241.28亿欧元，进口天然气为172.32亿欧元，合计占其进口总额的14%。各类能源的进口量为1.49亿吨油当量，其中固体能源94%依赖进口，天然气的88.6%、石油的93.1%依赖进口。
在欧洲之外，日本也是低碳经济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日本是个能源极度贫乏的国家，95%的能源供应依赖进口。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因环境污染导致的公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为突出的。公害问题引起的民怨导致政府颁布了很多法规，加上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对石油高度依赖的日本企业有了迫切节约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银行接连倒闭。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了“循环经济”、“环境立国”和低碳经济的国策。1995年日本出台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其主要意图在于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通过技术进步和低碳发展，占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向国会提交的一份《面向2050日本低碳社会情境》研究计划。该计划设定了日本在发展低碳经济和温室气体排放领域中的长期目标。按照这一目标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50年要比2008年降低60%到80%。随着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从上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短短的30年期间，日本的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37%。自1973年以来，日本的工业产量增长了3倍，但生产部门的能源消耗却实现了零增长。
过去长期对低碳经济理念持排斥态度的美国也开始发生转变。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此前一直认为实行低碳经济模式会阻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为美国的碳排放总量不仅是世界之最，而且它的人均排放量也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政客们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敏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国家的预料，早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之前，美国参议院就提前采取行动，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这项决议的意图在于阻止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接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减少碳排放条约。即便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区别对待”的原则是必须的情况下，美国国会还是坚持认为“区别对待”的碳减排一定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危害。在参议院之后，美国政府也给出了反对“区别对待”的理由，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路线图，美国将损失掉49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带给美国经济的直接损失是4000亿美元。基于这个判断，小布什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京都议定书》。然而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为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2009年美国政府提出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再次将低碳经济政策取向放在了明显的位置。为提供绿色的就业岗位，为确保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出口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美国政府决定投资7870亿美元用于支持美国经济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的出台可以看做是美国改变了最初恐惧低碳经济的态度，开始转向追求低碳经济的标志。
三、国外低碳经济发展对中国的战略启示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数百年，人们一直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穷的。因此，通过资源的超长投入来获得更高的产出，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积累更多的财富是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人们将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高碳经济模式”。
在高碳经济模式下，一国经济要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尽可能地获取资源。例如，早期的列强通常都是一些工业技术发达，但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正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以支持它们的“高碳经济模式”，老牌的列强到处发动战争，抢占殖民地。二战以后，早期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这就使得依靠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然而，这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高碳生产模式造成根本性冲击。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超越了以往的殖民主义格局，建立在高度发达技术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主要依靠炮舰来攫取维持高碳发展模式的资源，而是通过一个更具全球性的，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市场体系，即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得他们需要的资源。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就是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发达国家依仗科学技术的比较优势，长时期在国际分工中占有高端地位，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石油、煤炭、矿石及其他战略资源继续维持着发达国家的“高碳经济模式”。导致发达国家反思“高碳经济模式”，并采取行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原因是不断发生的能源危机。从1973年到目前，石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升至100美元以上，不断高企的能源价格严重地打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今天，我们应认真反思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最初的10年，我们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一些发达的省份在人均GDP上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然而，在获得这一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首先，我们陷入了资源全面短缺的局面。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工厂，担负着全球相当一部分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居民的工业品供应。[40] 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持续攀升，“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卖什么，什么就跌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5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铜、镍和锌的消耗国，中国的企业买走了世界铁矿石的一半，世界铁矿石的价格翻了一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作为一个产煤大国，中国从2009年开始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尽管进口量只占世界煤炭贸易的12%，但已经对国际煤炭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摩根大通的一份报告曾设想，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国际煤炭的价格会跌去一半。总之，我们的工业原材料消耗增长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要快得多。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宣称：“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到2031年中国人将拥有11亿辆汽车，而今天全球只有7.95亿辆汽车，中国公路和停车场的数量将会达到天文数字！如果其能源消耗量赶上美国，那他们的日产油量必须达到9900万桶！而现在全球石油的日产量才只有7900万桶。煤也一样，中国现在煤炭的消耗量已经超过美国，照此速度，2031年中国煤的需求量可能会明显高于现在全球的煤炭供应量！到那时，仅中国一个国家排出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排出量的总和，如果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耗量也像美国人一样，那么全球五分之一的肉产量将被中国人吃掉”。
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上的路径依赖就将人类社会绑定在了化石能源基础之上。我国目前的工业化模式，基本上是在复制西方发达国家“高碳模式”的老路。但是，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模仿发达国家的老路，用高碳模式发展经济，我们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碳发展模式与以往发达国家高碳模式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以往发达国家高碳发展主要用于了本国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我国的高碳模式却未能有效地积累国内的财富。作为世界的一个加工厂，中国优质价廉的产品间接地补贴了发达国家国民的福利。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家不同的是，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我国的生产方式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当我们以大规模消耗的方式推动经济的运行时，世界大宗商品的市场一定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波动。发达国家的国民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国家的资本存量也已经足够大，而我们的国民远没有享受到同等的资源，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欧美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代价。实践表明，继续维持大规模消耗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可持续性，我国必须审时度势寻求新的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富国强之路，即低碳之路。低碳之路既可以帮助我国突破增长的极限，也有助于优化人类的生存环境，从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实施低碳经济战略已经成为主流的观点。但是，在我国究竟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验肯定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一国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其具体的国情，同样是走低碳之路，但国与国之间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都会导致特定国家的低碳战略具有自身的特色。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当我们努力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低碳发展模式时，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管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着超越国界的共同特征，但这种共同的特征只有借助具体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那么我国的低碳之路究竟有哪些特点呢？依据这些特点，我们又应该走什么样的低碳之路呢？
低碳经济的国别特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一国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例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有的比重要高得多。根据常识我们知道，煤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要比石油和天然气高得多。据测算，一吨煤炭燃烧会释放4吨二氧化碳，较石油和天然气多出35%和75%。1978年我国能源消费中煤炭占据了70.3%，30多年后，2012年这一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3.2个百分点。长期以来煤炭始终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且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
此外，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具有的碳排放特征也就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在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后，资本存量已经满足了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产业结构逐步转向轻型化，因此碳排放的绝对量就会持续下降。毫无疑问，随着碳排放量的绝对下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会不断得到改善，其国民的生存条件也会不断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高排放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然后再通过国际贸易一方面继续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必须的高能耗产品，用于其本国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将自己的低碳技术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这是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战略。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是追求“碳排放数量”的持续降低。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未完成，高能耗的重化工产业还是我国必须拥有的产业。所以对我国来说，如果也是一味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因为碳排放数量的多少与一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直接相关。
在这里我们给出两个基本概念，即“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协调“碳排放质量”和“碳排放数量”之间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巨大经济体，低碳经济战略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追求“碳排放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碳排放数量”的降低。在碳排放问题上，究竟是关注它的“数量”还是“质量”是个原则性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原则问题前就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它们希望发展中国家和它们一道也追求“碳排放数量”的降低显然是不现实的，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就我国的国情来看，无论是从发展阶段来看，还是站在资源禀赋的角度，我们都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盲目地顺应发达国家的思路，一味地追求“碳排放数量”的减少就会掉入“碳数量陷阱”。
提出关注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如果不顾我国的发展阶段，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味地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盲目地削减高排放产业就会严重地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还将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由此产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规模是可以想象的。大规模的建设一定会对重化工产业提出巨大的需求。与那些经济总量无足轻重的小国不同，我国的经济总量如此之大，很难想象将我们的重化工产业移出国门，由其他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向我们提供那些高耗能的产品。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会强制地体现在一国的在产业结构上。因此不切实际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非明智之举。我国的产业门类齐全，又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定要尊重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切不可只为追求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不切实际地调整产业结构。所以，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碳排放的质量”，而不是它的数量。
当我们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尊重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时，还有一层更深刻的经济学含义，这就是防止一国经济因产业空心化引发的衰退。在这方面，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教训。19世纪中期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日不落的经济强国，与它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英帝国从世界各地攫取资源，再向全世界提供制成品。当时大英帝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得益于它当时的“世界工厂”地位。然而，从上个世纪初，应该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以致到20世纪中期英国在本土的投资远低于海外的规模。最终英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被美国和德国取代，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它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位于日本。与英国所走的弯路一样，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也在上个世纪中期也开始了产业转移过程，大量的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由此带来的是制造业的萎缩和应对周期波动能力的下降。欧洲的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由一些偶发因素导致的，但从本质上看还是“产业空心化”的结果。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是一国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技术创新、科技进步绝非只依靠现代化的实验室就能够实现。
作为一个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把握是需要战略眼光的。一些小国的确可以通过国家贸易得到自己所需的战略物资，并借助自己的比较优势游弋于大国经济之间，而且这些国家常常会为生活的舒适度高于他国感到自豪。但是，这绝不是大国经济效仿的模式。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把老牌列强英国的教训引以为戒。在这方面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同为工业强国，美国并没有简单地将“夕阳产业”转移出国外。在美国人看来，没有夕阳的产业，进入夕阳的只能是企业。对一些传统的产业，美国更注重于通过技术进步将其升级换代。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抗击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较强与此不无关系。
从“碳足迹”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整体，发达国家将重化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移出国外，并不代表它们已经不需要这些产业所提供的产品了。例如欧盟为开发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大量的太阳能发电与风力发电设备，而这些设备的制造均来自重化工产业，因此它们只能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既然这些重化工产业的产品还是人类社会必须的，我们就不能将其看做是“高碳产品”而加以限制。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还想通过国际贸易得到这些产品和劳务，就应该尽可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碳排放，而不是一边享用着这些产品，一边指手画脚埋怨发展中国家排放了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我们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不断降低生产这些产品的能源消耗，就没有必要顾忌发达国家的压力，不切实际地迎合发达国家的胃口去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保持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之举，也是我们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的物质基础。
（厉克奥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王红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 Ann P. Kinzig and Daniel M. Kammen， "National trajectories of carbon emissions： analysis of proposals to foster the transition to low carbon econom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8， No.3， 1998： 183- 208.
[2] DTI（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Energy White Paper： Our Energy Future-Create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TSO， 2003.
[3] Stern Nicolars ， 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Sturluson J T， Economic Instrument for decoupling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M]. Project Description，August 13，2002.
[5] Tapio P.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J].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2005，（12）：137-151.
[6] OECD.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R].Summary Report，OECD 2002.
[7] Smith K.P.，Swisher J.， D.R Ahuja. Who pays（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how much）？ Economic and North-South Politics in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London：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3.
[8] Kuznets，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5，45 （1） ： 1 - 28.
[9] Panayotou， T. （1993） “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Employment Program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EP2-22/WP 238
[10] Selden T M， Song D.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94，27（1）：162-168.
[11] Huang " GHG emission ，GDP growth and the Kyoto Protocol： are visi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nergy Policy，2008，36：239一247.
[12] Deacon， Robert T. and Catherine S. Norman， 2004， Is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Empirical Regularity？
http： econ.ucsb.edu/papers/pwp22-03.pdf
[13] 勾红洋：《低碳阴谋：中国与欧美的生死之战》，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14] http：///tzxwang@126/blog/static/37095994201022010225914
[15] 冯之浚等：《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中国软科学》，2009年第12期。
[16] 付允、马永欢：《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PI4一20。
[17] 孟德凯：《关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 综合管理》，2007年第9期，125-126。
[18] 宋德勇：《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创新》，《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23（3）：85-91。
[19] 金乐琴：《中国如何理智应对低碳经济的潮流》，《经济学家》，2009年第3期，100-101。
[20] 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21] 潘家华、郑艳：《碳排放与发展权益》，《世界环境》2008年第5期。
[22] 程恩富，王朝科：《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海派经济学》，2010卷第31辑。
[23] 何建坤：发展低碳经济，关键在于低碳技术创新 《绿叶》， 2009年第1期。
[24] 陈剑锋：《低碳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新变革》，《求是》，2010年，第2期，54-55。
[25] 陈文颖，吴宗鑫：《碳排放权分配与碳排放权交易》，《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8（12）：15-18.
[26] 潘家华，郑燕：《基于人际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及其理论含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0期。
[27] 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能在动力》，《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28] 但智钢、段宁、于秀玲、尹洁、白艳英、宋丹娜 ：《重点企业监控资料》， 《环境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气候变化2007：综合报告》，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
评估报告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的报告，Pachauri R.K & Reisinger. 第11页。
[3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
[31] 于开祥、洪文达等主编：《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3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 energy policy for Europe"， Brussels， 10/1/2007
[33]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nvesting in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SET-Plan）"，
Brussele，7/10/2009
[34] 安东尼，吉登斯著，曹荣湘译：《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
[35] 何毅亭、陶良虎编：《中国低碳经济：面向未来的绿色产业革命》，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36] http//www： Protec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Low Carbon World/data/country/United Kingdom/232
[37] 徐汉国、杨国安著：《绿色转身-中国低碳发展》，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6页。
[38] 邢继俊、黄栋、赵刚编：《低碳经济报告》，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关键词： 节能减排 经济效益
论文正文：
陕西建筑节能减排经济效益
解决能源问题,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陕西省2006年12月颁布《陕西省节约能源条例》、对节能管理,有效开发能源,合理使用能源作出了规定。2007年1日开始施行《陕西省建筑节能条例》为加强建筑节能管理,降低建筑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2008年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建筑建材节能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2008年建设领域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建筑节能工作作了周密部署,提出了开展建筑节能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健全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体系,使得我省节能减排工作呈现出良好局面。据陕西省发展改革委近日披露,2007年,陕西省实现生产总值5369.85亿元。经初步核算,全省能源消费总量约6600万吨标准煤,较上年增长10.5%。全省万元GDP能耗比2006年下降4.5%,万元GDP能耗降到1.36吨标准煤,保持了下降的良好势头。当前,我省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推进我省建筑领域节能减排工作。
重点抓好新建建筑执行节能设计标准
开展建筑节能工作首先应下大力气抓好新建建筑全面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根据2005-2007年全国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结果,2007年110月份全国城镇新建建筑在设计阶段执行节能标准的比例为97%,施工阶段执行节能标准的比例为71%;2006年,符合建筑节能设计要求的项目达到总项目的95.7%,施工阶段合格率降到了53.8%;而2005年的检查,只有20%新建建筑达到图审通过的设计标准。
三年的指标显示：新建建筑节能设计执行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施工阶段执行建筑节能50%的合格率仍然较低,存在节能建筑不节能的局面。目前我国正处于住宅建设的高峰期,世界银行报告认为：2000-2020年是中国民用建筑发展鼎盛期的中后期;预计2004-2020年全国每年新增建筑量约1820亿m2,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住宅量10亿m2,预测到2020年民用建筑保有量的一半是2000年以后新建的。
从我省的情况看,十五期间,我省商品房屋竣工面积3228万平方米,年平均增长速度11%。按此增长幅度进行测算,十一五我省新增商品房屋约3600万平方米。从三年的全国建筑节能专项检查结果看我省整体情况较好,但省内欠发达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是存在的。如果不抓好新建建筑的节能工作,再加上大量的既有建筑,这将使建筑能耗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建筑规模的增长速度,从而使我省目前的能源紧张状况进一步恶化。
把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作为我省建筑节能的突破口。
我省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面积约630万平方米,主要集中在西安。根据2007年我院陕西省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运行状况及能效评估调研对西安、宝鸡、榆林、延安、汉中五城市和省政府机关的21个政府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进行的能耗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办公建筑单位面积年耗电量为3070kWh,商业建筑单位面积年耗电量为100200kwh。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面积建筑占民用建筑的比例虽然不大,但单位能耗远远高于一般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在我省民用建筑总能耗中占有很大比重。具有单位面积能耗高;同类型建筑物之间存在2倍以上较大差异的特点。为什么我国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普遍具有高能耗的特点?首先,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在设计上片面追求形式新、奇、特,忽视建筑功能,造成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其次是管理上太粗放。因为是公用建筑,使用者会有意或无意忽视能耗的责任问题。
第三是运行中不适当。大型公共建筑的风机跟水泵的电耗占采暖空调电耗的50%-70%,根本原因在于选型不当,存在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使大型公共建筑按节能运行方式运行,即通常所言的无成本节能改造。据专家测算,大型公共建筑存在大约30%以上的节能空间,节能潜力大。同时,我国大型公共建筑与住宅建筑相比,产权和系统相对单一,节能工作开展相对容易实现。此外,由于大型公共建筑在国民生活中往往承担着主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筑节能行为社会影响大,能对全社会产生示范和带动,具有极强的标向作用。因此,以大型公共建筑的节能运行管理和节能改造作为我省建筑节能的突破口,通过摸索、总结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经验、模式,带动全省既有建筑的节能工作是可行而必要的。
农村住宅建筑节能,不容忽视
在近几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村庄建设量逐步加大。通过我院对陕甘宁青四省村镇建筑节能及改善市内热环境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调研,我们发现农村现有住宅建设在规划、设计方面存在盲点,节能问题更无从谈起,多数农村住宅不能满足《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要求的最低水平,存在耗能高、室内热环境舒适度差的特点。据统计,我省农村既有建筑住宅面积54009万平方米,其中：混合结构18410万平方米,占34%;砖木结构22373万平方米,占41%;其他结构(土草房、窑洞)13226万平方米,占25%。围护结构墙体普遍以粘土实心砖为主,门窗主要采用木制门窗,屋面普遍较单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整体性能差,热量散失快。在冬季平均室温普遍只有10℃左右,与城市16℃-20℃的平均室温有明显差距。
而农村建筑单位能耗高达30-40公斤标准煤,为城市建筑单位能耗的1.5-2倍,每年我省农村建筑能耗约1620-2160万吨标煤。如果现在不开始注重农村住宅的建筑节能普及,将会直接加剧能源危机,给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三农问题做出了重要决策,其中也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作为农村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任务提了出来。
因此,在近几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新建农村住宅的规划、设计、节能技术的应用及其推广就显得愈来愈重要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处于粗放式发展状态。由于观念、认识、技术力量等多方面原因,在建设中还存在村庄布局与建筑形态缺少品质与特色,千村一面现象;基础设施建设盲目套搬城市模式,村内道路过宽,路灯过高过密,建广场、追求大草坪;重形式、轻功能,重体量、轻质量等问题。
因此,科学规划是村庄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设计是规划意图的实现,是完善功能、提高效果,增加安全、改善舒适性,提高投资效益,提升建筑品质的唯一途径。农村住宅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能耗问题不容忽视。制定规划应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统筹兼顾,充分考虑农村经济与城镇化的未来发展。要把节能省地的理念贯穿于规划、设计、房屋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绿化建设的全过程,这直接关系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要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例如在我省陕北和关中地区的生土建筑已有悠久的历史,主要表现形式为窑洞建筑和土坯屋,具有就地取材、造价低廉、建设和维修简便、节约能源、能较好保护环境等特点。要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建筑中的应用。鼓励农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要因地制宜开发并推广农村所需节能型建筑材料。在陕北和关中地区应发挥粘土资源丰富的优势,生产高性能的空心砖和多孔砖,在陕南地区利用当地的砂石资源发展自保温混凝土砌块。
积极推广太阳能、沼气、秸秆气、中水与雨水等再生资源在建筑中的应用。若农村既有建筑逐步通过节能改造,全部达到节能30%-50%的要求,我省每年可节约486-1080万吨标煤;农村新建建筑每年竣工面积约1500万平方米,按节能30%-50%的要求建设,每年又可节约18-30万吨标煤。我省的农村住宅节能大有可为。
节能减排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节能减排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含节能和减排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节能是我们当前工作应抓住的重点,减排也不可掉以轻心,要做到两手并抓。尤其是对一天生活污水量达到1000吨左右的小城镇,在经济条件许可(具备)情况下均应建设污水处理厂,不能将未经处理达标的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一天生活污水量不足1000吨的小城镇不具备建设污水处理厂条件的,可进行生态处理的方法(如利用污水池种植植物等)将水沉淀过滤、生态净化后达标排放。具备条件的城镇,对生活垃圾均应设置集中填埋厂,我省大中型城市还应对垃圾分类收集,回收利用(再生重复利用、垃圾发电等)。随着城市建设、城中村改造,建筑垃圾的量也愈来愈大,对土地资源的占用等都应针对此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使建筑垃圾得到充分的再次利用(如生产新型建筑材料,以及在建筑地基处理、交通道路建设中利用)。
建立建筑节能的技术支撑体系
要充分发挥我省科技的优势,探索院校、科研单位、企业之间优势互补、成果转换的科研攻关和科技创新的模式,完善创新体系链。尽快建立陕西省建筑节能重点实验室、陕西省建筑节能技术中心、,依此为依托大力开发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积极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发展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成套技术,加大对外墙外保温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解决力度,发展隔热保温、轻质高强、环保利废、节能节地的新型墙体材料。加大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力度,重点做好太阳能、地源热泵、热电冷三联供技术以及沼气和风能的推广应用。建立陕西省建筑能效测评机构,加快建筑节能检测技术、节能产品的检测技术的研发工作。
加大投入力度,推广示范项目
要加大我省节能投入力度,重点支持节能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和示范项目,节能减排新技术新产品产业化、规模化推广应用项目,鼓励淘汰落后的高耗能设备、落后生产能力项目,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项目,以及节能标准体系,能源监测能力及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示范带动,以点带面,带动全省节能减排工作的发展。
【关键词】节能 太阳能 光电建筑 并网光伏发电系统
前言：
太阳能光伏发电原理：太阳能电池芯片是具有光电效应的半导体器件，半导体的PN结被光照后产生电流，当光直射太阳能电池芯片，被吸收的光激发被束缚的高能级状态下的电子，使原子核和电子的结合力降低，电子摆脱原子核的束搏成为自由电子，这些自由电子在晶体内向各方向移动，余下空穴（电子以前的位置），当外部环路被闭合，电流产生，即光生伏特效应。光伏发电具有可再生性、清洁性、灵活性、使用寿命长等优点，但也具有安装成本高、择时性、天气影响变化大等缺点。光伏发电系统中光伏组件、逆变器为核心部件。在我国，光伏发电处于大力发展阶段，国家扶持政策较多，是一种新型绿色能源项目。大家应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实行低碳建筑，低碳生活，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
光伏发电与建筑物相结合，通常称“光电建筑”，光电建筑主要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光伏系统与原有建筑物二次结合，称为“普通型”，此类型光伏系统通常安装在建筑物屋顶居多（图一）；二是光伏系统与新建建筑物一次结合，称为“建材型”，此类型光伏系统常与建筑物幕墙集成在一起（图二）。光伏发电系统分为并网发电系统、独立发电系统、并网与独立相结合发电系统。按照目前光电建筑的发展趋势，用户侧光伏并网发电系统在光电建筑中应用较广，投资成本较低，投资收益稳定，开发潜力大，还可以缓解用电高峰期电网供电压力，本论文着重考究光电建筑“普通型”用户侧并网发电系统的技术开发。
1、光电建筑的应用优势
国内外光电建筑推广力度较大，光电建筑具有节能、节地、节材、降低环境污染等优点，高效、经济、环保等特点。
（1）光电建筑发电系统产生的是清洁能源，不会污染环境。太阳能是一种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既清洁，又免费，光伏发电对生态环境没有副作用，可以保护好社会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2） 光电建筑发电系统一般安装在闲置的屋顶或外墙上，无需占用新土地，尤其对大中城市土地资源紧缺更为重要，既可综合利用建筑屋顶或墙面，又可为居民、厂区生产、商业提供绿色电能。
（3） 在白天用电高峰期，此时也是光伏发电最好的时段，光电建筑所发电量可以满足自身建筑用电需求，从而缓解了高峰期电力需求的紧张状态，对电网起到调峰作用。
（4） 光电建筑发电系统安装在建筑屋顶、外墙壁等护结构上，降低了建筑屋顶或墙面日晒温度，减少了墙体热量、室内空调负荷，有降温隔热的作用。因此，既节约了能源，又确保室内空气质量，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作用。
（5） 光电建筑所发电量可就地消纳，在一定的距离之内节省了电站输送电网的设施投资；对于联网系统用户来说，发电系统还能为其它建筑用户供电，与远程输电线路相比，线损更小，输电成本更低。
（6） 光电建筑发电属于“零排放”，无污染的小型发电站，是世界范围内大力倡导节约能源、环境保护所寻求的重要途径之一。
（7） “建材型”光电建筑光伏系统与幕墙的集成结合，既美观，又节能；“普通型”光电建筑光伏系统与屋顶的附着结合，既可降低屋面防晒、防水维护成本，又可为建筑提供大量的绿色电能，是一种新兴项目。
（8）发展光电建筑项目，可以极大地消纳国内光伏上游产品，带动社会经济，既抵御国外反倾销策略，又推动国内光伏产业的良性发展。
总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光伏发电与建筑物的结合设计研究已成为建筑行业、电力行业的研究重点。两者的紧密联系、相互结合，大大地促进了现代经济增长，在今后将会更多地应用于居民、商业、工业中。
2、光伏发电系统在光电建筑中的设计
（1）“建材型”光电建筑
“建材型”光电建筑是将光伏电池与建筑材料集成，光伏系统发电部分的器件作为建筑构件使用。由于一般建筑物的护结构表面通常采用外墙涂料、幕墙、各式外墙面砖等，目的是保护结构主体和装饰建筑外表，而光电建筑将光伏系统发电部分的器件代替部分建筑幕墙构件，从而增强建筑物外观的美观性、实用性，这样，既可当作装饰建筑外表的装饰材料，又可用来发电，所发电量供建筑物内部照明、暖通、办公设备等使用，发挥节能减排的作用，促进绿色建筑的发展。不仅具有建筑护功能，而且产生绿色电能供建筑使用。
“建材型”光电建筑光伏系统一般由钢构件、玻璃光伏方阵、线缆、线槽、防雷、汇流箱、逆变器、并网柜、监控设备、计量保护设备等组成。在系统设计中，应加大玻璃光伏方阵的设计深度，重点考虑采光、遮阳、荷载受力、防水、美观等因素；为了提高运行效率，对逆变器的选型也相当重要，选择与系统匹配的逆变器。
（2）“普通型”光电建筑
“普通型”光电建筑是将光伏方阵附着在建筑物表面使用，相当于二次结合，当今主要形式为并网型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由混凝土基础、型钢支架、光伏方阵、线缆、线槽、防雷设施、汇流箱、逆变器、并网柜、监控设备、计量保护设备等组成。一定数量的光伏组件组串成规则的光伏方阵，光伏方阵产生的电流经汇流箱汇流后，再经并网逆变器逆变成交流电，通过并网接入、计量保护、监控等设备与市电汇合，同步运行。光电建筑并网型光伏发电系统作为市电的补充电源，设计灵活性大，比“建材型”光电建筑投资成本更低，实用性更强，发电量更多，系统发电效率更高，是光电建筑首选的发展趋势。
并网型屋顶光伏发电系统（图三）就地并网，所发电量及时消纳，不需要配备蓄电池，既节省投资，又可降低运维成本，充分利用建筑屋顶资源，为用户生产绿色电能，发挥光电建筑的实质作用。
图三 用户侧并网发电系统
在并网型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中，应注重以下环节：
（1）合理进行光伏系统并网接入设计，充分评估用户历年电量消纳情况。
（2）保持光伏方阵组串的平衡性，又要与系统其它设备相匹配，光伏方阵布置整齐、规范、美观；在满足抗风抗压的条件下，选择耐候防腐的型钢支架；计算好最佳方阵倾角，最大化接受太阳能辐照，以保证最大发电效率。
（3）逆变器是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关键设备，高效的逆变器是系统稳定运行的有力保证，应性能可靠、转化效率高；直流输入电压有较宽的适应范围；具有保护功能；波形畸变小、功率因数高，满足电网要求；监控和数据采集功能兼容性好等。
（4）汇流箱、并网柜的配置应保护灵敏、操作安全。位置设计合理，以降低线路损耗。
（5）线缆型号应保证载流安全、耐温、耐候、抗腐、绝缘性能好等。
（6）防雷设计范围广、安全可靠，选定合理的防雷等级。
（7）计量保护设备应数据计量准确、安全保护可靠、操作便捷等。
（8）监控设备应数据采集精确、与软件兼容性高、回馈速率快等。
（9）系统发电效率主要取决于光伏阵列的排布、逆变器的转换效率，还与环境温度、光伏组件表面清洁度、线路损耗、变压器损耗等因素有关，按照经验计算，通常系统效率取值在75%～85%之间。
华北电力大学始终将能源电力行业作为办学的服务对象，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为学校党委思考的战略重点，在发挥行业优势、适应企业需求、完善体制机制、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等方面，进行了持续探索与实践。
形成了全方位服务行业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形成了“以传统优势学科专业为基础、以新兴能源学科专业为重点、以文理学科专业为支撑”的“大电力”学科专业体系。
本科生教育，面向现代电力需求，超前发展新兴能源专业。2002年，组建了“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使学校成为国内能够培养核电技术和管理人才的5所高校之一。2003年，创建国内第一个“风能与动力工程”专业。2007年，先后成立“核科学与工程学院”和全国首家“可再生能源学院”。2010年，抢占国家培育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经教育部特批，举办太阳能、生物质能、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智能电网信息工程等4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十年来，学校先后调整设置了20多个新兴专业（方向），成功实现了学科专业的拓展与转型。
研究生教育，密切结合能源电力战略需求设置学科专业，具有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0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23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此外，学校具备工商管理、工程管理等6个类别专业学位授予权，形成了较为齐全的研究生学位授予体系。
同时，校企之间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快速发展。依托行业优势，以企业为主导，联合开发各类培训项目，构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双赢共进”的继续教育格局，涵盖特高压、智能电网、电力环保、风电技术、核电技术等领域。
构建了特色鲜明的教育教学体系
本科生教育，坚持把适应行业需求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标准，通过“四模块・三层次”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工程实践教学。校企共建有7个国家级、12个省部级实验实践教学平台、110多个校外实习基地，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供了高水平的软硬件支撑。开展虚拟仿真教学，实现“零距离”工程训练，提高了学生在大型电力系统中处理复杂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通过校外实践教学，实现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无缝链接。
研究生教育，面向行业需求制定培养方案，建设了具有电力特色的课程体系。大力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行业相关职业资格的有机衔接。开展基于科研项目合作的联合培养，90%的博士生依托理事单位科研项目开展论文研究，85%的硕士生论文源于企业科研项目。研究生的大量研究成果为能源电力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或管理方案。
继续教育层面，针对教育培训主体多元化、人员多而分散等特点，建立了“中国电力行业远程继续教育网”，服务企业人才队伍建设。该平台建有1000多门课程，内容覆盖发电、输配电、电力设计、电力制造等全产业链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有效缓解了企业员工的工学矛盾，降低了培训成本。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成果丰硕
长期以来，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较好地解决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的问题，探索了一系列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1）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作为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首批试点高校，从2011年开始，按“工程创新型”和“工程实践型”两种规格培养工程后备人才。在这个过程中，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在110多个企业实习基地的基础上建设了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目前，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5个专业举办卓越班36个，学生累计1080人。
（2）“订单+联合”人才培养。2006年以来，与中电投、大唐电力、中广核、上海电气等企业开展“订单+联合”的人才培养。企业深度参与，实现了企业、学校与学生三方共赢，该模式入选首批“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目前，已培养500多名专业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核电急需人才。
（3）“两段式双导师”研究生培养。从2005年开始，全国率先在企业建立研究生工作站。以研究生工作站为载体，学生在企业进行一年半的专业实践和论文研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现有研究生工作站65家，选聘企业导师250余名，已出站近千名研究生，为所在企业提供了极大的科技支撑，特别满足了边远地区电力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4）校企研联合研究生培养。探索面向行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新途径，例如同中国电科院联合招收与培养研究生40余名，为其量身培养了一批高端人才。近年，先后入选北京市“产学研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及“国内外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为深入推进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以及一流大学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提供了更高平台。
（5）共建企业高级培训中心。与国电电力、大唐国际及北方联合电力公司等单位合作，共建高级培训中心，为企业量体设计培训方案，开展“订单式”培训。近5年共培训1万多人次，推动理事单位更新员工知识并转化为“科技生产力”。
（6）共同提升教师工程能力。依托行业企业，在全国高校率先实施教师“工程化”培养。2008年以来，每年派出30余名青年博士教师到企业接受工程化实践。同时，学校聘请企业专家来校任教，现有兼职教师400多名。
（7）电力人才国际化培养。与国（境）外80余所大学及学术机构签订合作协议，通过“2+2”和“3+1”等形式，为电力行业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人才。仅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高校就培育了6届共计474名学生。部分学生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深造。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展望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电力装机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电力系统呈现出大容量、高参数、高自动化、高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当前，随着新能源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创新突破，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发展。建立在化石能源传统利用方式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已经难以为继，以电为中心转变能源开发利用方式，已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战略方向。推动我国能源电力安全发展、清洁发展、环保发展、友好发展，是全行业最根本、最重要、最迫切的历史使命。新时期中国能源电力行业对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并且在需求的规格和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行业产业的发展呼唤高水平创新人才，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多年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应该看到，与飞速发展的能源电力工业新形势相比，与国家对高水平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新要求相比，我们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工作还存在较大差距，有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比如合作深度不够、机制不够健全等。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构建校企深度协同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为能源电力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支撑。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以下工作的开展，努力找准需求对接点，不断提升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水平：
（1）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要结合行业需求，共同制定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质量标准、评价体系等方面在内的行业人才培养标准，引领能源电力领域人才培养方向。
（2）共同打造高水平实践基地。要加强实习实践基地内涵建设，加大投入，改进实习内容，完善管理机制，更好地完成学生在企业学习阶段的培养任务；依托理事单位广泛建立不同形式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优化研究生工作站运行机制。
（3）共同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要深入实施教师“工程化”战略，选派更多的教师到企业积累工程实践经验。同时加大聘请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的力度。
（4）共同打造学生就业创业联盟。要建好“电力人才校园招聘基地”，开展就业见习、职业指导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搭建校企之间稳定的人才供需渠道；做好毕业生职业发展跟踪，建立行业企业对学校人才培养的评价反馈机制；选拔优秀研究生担任企业科技顾问，为理事单位储备人才。
（5）共同打造国际化教育品牌。要配合电力企业“走出去”战略，解决企业境外项目的人才本土化问题，加大项目所在国来华留学生的招生和培养力度；同理事单位紧密合作，站在国际前沿开展企业员工海外培训，提升我国电力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6）共同打造一流的人才培训基地。要参与理事单位年度培训计划的制定，共同研发培训项目及教材；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中国电力行业远程继续教育网”的影响力，为行业企业提供更高端、更高效、更便捷的继续教育服务，提高企业培训工作的专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水平。
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见诸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其后这个提法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有望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2007年12月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大会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该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40%o“巴厘岛路线图”为全球进一步迈向低碳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
这一切说明发展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低碳经济，既是责任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模式的难得机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悄然打响，这对我国是压力也是挑战。
中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了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如何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国的能源以煤为主，缺油少气，这是国情，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的选择有限。在电力中水电占20%左右，火电占77%，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甘环境的威胁不容忽视。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耗的主体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中国经济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难于令人满意，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技术。以2006年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对发展中的中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首先，中国是一个极具影响的发展中大国。而发展低碳经济是抵御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挑战的积极措施。中国有责任在发展低碳经济中作出贡献。
再者，中国能源相对贫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过高的国情也使我们必须选择发展低碳经济，否则我们的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和不可持续的。
第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赶超发达国家，按常规发展是不可能的，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个赶超的机遇，这也是我们必须抓住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考:
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端正认识，提出正确的引导意见。例如在全球第一个提出低破经济的是英国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国能源正从自给自足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2003年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迫在眉睫，提出创建低碳经济的思路应运而生，而我们的能源问题和高碳排放带给环境的问题一点也不比英国轻松，我国政府基于这点坚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决策，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主导，包括制定指导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货等措施来引领低碳经济发展，这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采取促进低破经济发展的集体行动，只有这样，中国向低碳经济转换才有现实的基础。
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能经济”。但现阶段太阳能发电成本是煤电、水电的5-10倍，多数地区风能发电成本高于煤电、水电，作为二次能源的氢能，目前离利用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提取的商业化目标还很远，以大量消耗粮食和油料作物为代价的生物燃料开发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粮食、肉类、食用油价格上涨。从世界范围看，到2030年太阳能发电也只能达到世界电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尽。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阳能文明”时代(风能生物质能都是太阳能的转化能形态)过渡的未来几十年里“低破经济”、“低破生活”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时间保障，特别从中国能源结构看，低碳意味节能，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
低碳经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推进节能减排的科技创新，而且意味着它在引导公众反思哪些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费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从而充分发掘服务业和消费生活领域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转向低碳经济，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便利消费嗜好。便利是现代商业营梢和消费生活中流行的价值观。不少便利消费方式在人们不经意中浪费着巨大的能源。如我们经常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经常饮用的纯净水，无节制地使用塑料袋，不仅制造了过多的垃圾，产生了白色污染而且过多消耗了宝贵的石油能源。据计算，全国减少10%的购物袋可节省能耗1.2万吨标准煤，减排31万吨二氧化碳。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低碳经济 转变
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危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研究表明，到2050年，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将消失一半，导致中国23% 的人口将生活在缺少融水的环境中。到2050年，青藏高原冬季最低气温约升高3.1―3.4℃，夏季最高气温约升高1.8―3.2℃，严重威胁青藏公路、铁路的安全运营。海平面将继续上升，海平面上升后，珠江三角洲沿岸一些地区可能被淹没，严重影响河口海湾的生态系统和海岸带经济。”于2009年12月19日落下帷幕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并“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即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相对2005年下降40% - 45%，国家要完成这一目标，这对于还处在工业发展中的中国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然而，这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挑战，同时带来了新的机遇，对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因此，在欠发达地区发展低碳经济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欠发达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
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滞后，正处于工业化前期或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粗放的增长方式、技术水平偏低、资源耗费巨大，且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加快工业化进程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点，但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势必会使生态资源问题更加紧张，加剧对环境的压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决定了其不能走发达地区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推动工业发展模式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率转变，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在产业和技术选择上不再复制以往发达地区走过的模式，要发展低碳经济， 实现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对于我国大多数饱受贫困困扰的欠发达地区而言，大量东部企业的移入为欠发达地区发展带来了契机。欠发达地区通过招商的方式，建立了很多企业。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对企业或项目的引进上欠缺严格的把关。引进的项目是否有严重污染、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甚至对存在污染的企业视而不见。如云南某县政府文件明文规定当地环保局不得对本地区引进企业进行检查、处罚。“招商”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讲就变成了“招污”。同时也纵容了本地的企业制造污染，这种唯GDP论英雄，只注重经济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观念、行为，使得欠发达地区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而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紧紧包围着欠发达地区。国家要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相对2005年下降40% - 45%，可谓任重道远。因此，在欠发达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欠发达地区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问题
1.产业结构不合理
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一般以资源采掘等基础性重工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数量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数量较小。欠发达地区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相关数据显示，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构成中的电力、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加工业、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及加工业等产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些产业在该地区的分布密度大、产值比重高，表明中西部地区以重工业发展为主，造成环境污染情况严重。”
由于各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大，使得欠发达地区产业产品深度开发不够，加工水平低，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小，这一现状不符合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很难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想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低碳经济，有一定难度。
2.资金来源不足、技术落后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财政收入有限。有限的资金很难用来投资规模较大，科技含量高的低碳项目。这些资金通常用在发展一些技术含量低、规模小、效益差的中小型加工工业。如果用来发展低碳项目、低碳产业，各项资金都超出了财政的支出能力。
而欠发达地区企业的资金积累，更新能力还比较薄弱，长期处于资金不足，投入有限的境地，很难进行技术研发、升级、改造。
由于资金来源不足等原因，欠发达地区技术发展水平较低。 一项新技术的开发需要有充裕的资金保障。但是欠发达地区确却是资金不充足，致使技术开发投入不足，也使得其引进发达地区先进技术的能力不够，加之缺少新技术研发的激励机制、技术有效转化机制，致使技术水平发展的社会动力不足。
3.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陈旧落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达地区的社会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市场化进程加快。但是欠发达地区却发展迟缓，跟不上改革的步伐，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及贫困地区。因其保守的思想观念，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缺乏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不敢竞争、荡足于陈旧的思想观念，严重制约了其地区经济发展。所以，只有改变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欠发达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对策建议
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一是要与区域“十二五”规划的制定结合起来，将低碳经济纳入地方国民经济上来，由政府进行总体部署、统筹安排。
二是要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根据欠发达地区的地域特点，以及其科技发展水平，提出低碳经济的具体实现目标、方法、措施等，并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以确保向低碳经济转型在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三是要将发展低碳经济的构想与引进低碳技术结合起来，不断探索适合欠发达地区特色的低碳经济路径；构建区域内低碳经济试点区；利用政策导向淘汰旧的、消耗大、污染多的产能，引进一些技术含量高、污染少、耗能低、产出多的低碳项目，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星星之火”。
2.大抓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量
为了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应该而且必须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量。首先，要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快速增长，是保证节能减排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其次，要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再次，要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如：燃煤工业锅炉改造工程、区域热点联产工程、绿色照明工程等。除此之外，更要贯彻实施国家发改委同5个部委发起的《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加强千家企业节能减排管理。
3.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形成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制定相应的低碳经济法律、法规，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和区域的战略目标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我国虽然重视低碳经济，也早已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但却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和一些具体可行的操作规范。应尽快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将之纳入政府长期发展计划和常规工作。制定出具体的方案，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评估机制等，并与国家的能源规划和节能减排计划衔接起来，形成一个有较强现实意义的长效机制。
4.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新能源开发
欠发达地区地区的产业结构很不合理。从其比重上看，占比重最大的是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与发达地区相比，不仅发展相当落后，而且污染高、能耗多。第三产业的发展很不充分。所以，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制约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步伐，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批淘汰落后产能，这样才能降低碳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的高效发展。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看，农业所占比重最大，所以优先发展低碳农业也是现实选择。这就需要做到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用粪肥或堆肥替代，走有机生态农业之路。并且探索利用剩余能量的路径。比如秸秆资源可广泛用于饲料、肥料、燃料等。充分利用太阳能和沼气也是发展农村低碳的有效方法，除此之外，要大力发展能耗低、污染小的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旅游、教育、文化、咨询、广告、医疗、新闻、出版等，这些都是低碳产业。
像煤、石油这样的一次性化石能源，在地球上储量有限，并且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气体。在短时期内，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在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亦是如此。欠发达地区有其特有的能源资源优势如，云南的水能资源富集、太阳日照充分，可以在云南大力开发利用水能、太阳能；内蒙古、甘肃风能富集，适合建设风电场，要在此大力发展风能。因此，要加快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逐步改善能源供给方式。
5.正确引导、合理消费
发展低碳经济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它不是单一的发展新能源，也不是简单地淘汰落后产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让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做到低碳。
倡导低碳消费,引导消费模式转变，必须从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戒除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的“便利消费”、“面子消费”等习惯,积极践行低碳经济下理性、责任与文明兼顾的新消费理念:低碳消费。低碳消费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在实现低碳生产的同时,应倡导低碳消费,引导公众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尽力“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宏伟的战略规划,更需要引导大众的消费理念向低碳消费转变,我们今后要做好:政府引领低碳消费、企业主导低碳消费方式、社会组织积极推进低碳消费方式和公民广泛参与低碳消费方式。
6.重视低碳技术的引进、研发及推广
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是低碳技术，没有技术的支持，说发展低碳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谁掌握了低碳技术谁就在竞争日益激励的国际环境中掌握了话语权。低碳技术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资金有限，对技术的需求更为迫切。为此，欠发达地区必须按照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原则，引进低碳技术，从中吸收、消化，并加以创新，逐步建立节能高效的低碳技术体系。
7.大力宣传、广泛参与
发展低碳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要求。每个公民都有责任贡献一份力量。国家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使人们把低碳的生活方式变为自觉行动。同时将生活中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尽量设置量化指标，从小处约束对资源的浪费行为，引导人民大众使用低碳资源，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低碳责任意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和媒体的宣传作用，依靠道德、舆论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低碳成为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让低碳成为人们健康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建设、生产、消费各个环节执行执行低碳标准，搞好能源节约，发展低碳经济。
参考文献：
摘要 加拿大重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在全联邦范围内营造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国民支持”的良好创新氛围，形成了“以科技创新支撑环境产业发展，以环境产业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鲜明环保特色，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三者协同发展、相互制衡、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中，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产学研合作薄弱、产业化乏力等问题。本文通过中加比较，探讨了我国实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对策思路，即政府应完善环保法规政策、健全环保标准和管理体系；应增加科研投入，建立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化投资体系和环境科技的产业化发展：应选择重点领域实现优先发展，突破瓶颈产业；应重视合作创新，加强部门合作。科研机构合作以及国际合作。
关键词 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150-06
加拿大地理条件得天独厚，石油、天然气、煤炭及各种矿物资源储量丰富，许多稀有金属产量居世界之首，是世界上资源富国和经济强国之一。尽管加拿大有良好的环境基础和资源优势，但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始终将可持续发展视为重要发展目标，重视环境保护与资源持续利用，重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科技创新。加拿大在全国范围内营造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国民支持”的良好创新氛围，做到了“以环境科技创新支撑环境产业发展，以环境产业发展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三者相互促进、齐途并进、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实现了环保产业自主化发展，达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三者的协同统一，取得了明显的环境保护效果。加拿大连续五年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1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概况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也称与生态效益相协调的科学技术，是指能够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节约，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先进技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在加拿大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减少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的风险、提高成本效益和生产效率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生产对环境有益的、创新的、有经济效益的产品和服务。它们生产包括技能知识、组织和管理程序、以及从环境控制、预防和清洁技术到能提高资源效率或监测和分析环境影响的技术等不同系列的产品和过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使加拿大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始终处于国际前列，加拿大是目前全球少有的几个科技先进、工业发达、资源丰富、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工业发达国家之一。
加拿大科技创新涵盖了16个领域，在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的科技领域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利用技术。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自然资源和能源开发应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与较强的实力。二是信息和通讯技术，加拿大在电信、计算机、机器人和新闻媒体的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有较好的科研基础与较强的科研实力。三是健康和生命科学技术，主要涉及癌症研究和控制、神经科学、循环系统健康、传染病和免疫、老年学、性别与健康等领域。四是环境科学技术，加拿大在气候科学、海洋学、水文学、燃料电池与氢技术以及环境工程学等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可见，加拿大在世界占据领先地位的科技领域基本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成为支撑加拿大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科技”。
加拿大政府非常重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并在这一领域拥有独特优势。其不仅在污染控制、环境保护等传统环境技术方面占有先机，而且近来特别关注全球的温室效应问题，致力于气候变化、可更新能源以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研究。加拿大政府指出，注重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是加拿大现在和未来科技创新关注的重点，通过实施生态效率工程，以实现节约、降耗、减污、增效，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为达到这些发展目标，加拿大重视对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尽管近年来加拿大风险投资的总额减少了，但对清洁技术项目的资助增加了。可持续发展技术占加拿大总投资的7.6％(美国仅为6.5％)，因此加拿大有望在这一日益扩大的全球市场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加拿大在加强环境科技创新的同时，重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加拿大环保产业已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成为该国第四大产业。目前，加拿大环境产业拥有8000家企业，大约雇有25万名雇员，总产值近300亿加元，每年生产超过14亿加元的出口产品。加国的环保行业企业以中小规模居多，少于100名雇员的小公司占加拿大环境公司的绝大多数(93％)。加拿大环保企业不仅满足了国内环境市场的需求，还为全球环境市场提供许多创新的解决方法。
2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主要政策措施及做法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走在世界前列，除了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条件以及政府进行政策引导外，更重要的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成了全民的行动，政府、企业和国民都将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促进资源的永续开发和环境的持续利用视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加拿大形成了一种鼓励、支持和参与科技创新的氛围。在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中，各种社会组织各得其所，形成了一股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的合力。
2.1政府将引导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视为服务社会公众利益的有效方式
加拿大政府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始终将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视为其占据国际科技竞争制高点的一个重要举措。2002年2月出台了“加拿大创新战略”，作为加拿大创新的政策基础。该战略明确提出了在改善知识成就、提高技能、改善创新环境和强化社会团体作用等四个方面的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和政府优先工作，并倡导“一种再生性的而不是枯竭性的人类工业形式”；工业部在其《2006―2009年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实现该战略的重要手段及有效途径，自始至终强调应提高加拿大的科技创新能力，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推进加拿大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明确指出：“加拿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知识基础来生产并应用科技知识到广泛领域，比如说氢动力燃料电池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以生物为基础的技术及其生产应用。对这些技术的市场发展及商业化进行投资将对创建高技能工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它空气和土壤污染物排放是至关重要的。”
2006年11月，加拿大政府了其经济计划《加拿大优势》(Advantage Canada)，这一计划旨在进一步强化加拿大的世界科技领先者地位，确保加拿大科技水平在新世纪实现新的跨越。该计划认为，加拿大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使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加拿大人有能力为 环境、健康和其它重要的社会挑战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法以及提高经济竞争力。
为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加拿大政府通过健全机制、完善法律、计划调控、财税激励等手段来管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加拿大政府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负责环境领域的科技创新。加拿大工业部负责全国的科技创新工作，负责全国和地方科研管理、工业发展和市场开发；加拿大环境部是政府管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部门，同时也是一个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和特色的部门，其大部分资源用于科技创新工作；另外，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农业部、海洋渔业部、卫生部等部门都设有负责管理科技创新的机构。为加强环境保护，1988年，加拿大颁布了《环境保护法》，通过法规引导企业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实行清洁生产。1995年，加拿大制定了《污染预防行动计划》，要求企业必须制定污染预防计划，并将计划提交环境部备案。《环境保护法》和《污染预防行动计划》等法律法规之后，加拿大政府投资的重点已从过去40年的国防和太空领域转向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生物信息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等方面。加拿大政府通过设立各种计划，使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都能得到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相关的科技计划主要是工业研究辅助计划(1RAP)、拿大技术伙伴计划(TPC)以及加拿大工业部的环境科学计划等。另外，加拿大政府为了让企业尝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好处，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财税政策，确保创新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
2.2企业将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视为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为
在加拿大，企业重视经济利润的增长，但并不将经济效益视为其唯一的或最高的目标；相反，企业十分重视其社会责任的培养，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视为其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其经营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具有的能够将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有机统一的能力和方法，是企业对可持续发展和三种利益(经济、环境和社会利益)的追求，包括建立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的方法，同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债权人进行合作以提高其商业表现等。
加拿大企业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加拿大实现其政策优势，提高其商业表现，促进其收入增长，同时有助于提高加拿大人生产水平和质量。因此，将活动的经济、环境及社会责任融为一体被视为是私营部门的责任，“为了赢得一个良好的企业身份，我们在保护环境、提高我们服务的社区的生活质量的同时，我们正在从事支持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商业实践。”加拿大工业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帮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如建立环境管理系统、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加拿大商业执行指南、ISO社会责任指导标准、加拿大环境部企业社会责任网站以及进行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的消费群体调查等。环境管理系统(An environmental marmgement system，EMS)是一个组织用来评估和控制企业的活动、产品和服务的环境影响的管理机构。根据多次统计调查，加拿大80％以上的企业都已严格执行了环境管理系统。
在加拿大，自愿者行为已经成为环境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加拿大企业正在或即将加入自愿环境协定和项目以在某些特定的环境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减少强制和调整干涉的必要。自愿协定和项目包括加拿大政府的“加速减少或消除有毒气体计划(ARET)，气候变化自愿挑战与注册计划(VCR)，还有一些行业的特定项目，如加拿大化学行业协会的责任关怀行动，加拿大电力协会的环境责任与义务计划(ECR)，以及“负责任的森林管理计划”，加拿大汽车生产行业的污染预防计划等。这种自愿者行为已成了加拿大环境保护行动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
2005年，加拿大52.7％的研发成果由私营企业完成，在建立加拿大可持续发展技术基础设施方面，私人投资占59％，加拿大可持续发展技术基金投资(SDTC)占28％，政府及科研机构投资占13％。在加拿大私营部门的投资中，在2000年至2004年间，共花费了337.6亿加元用于处理各种事务。在这些投资中，能源和环境事务价值12亿加元，占所有的直接投资的3.5％(比1996―2000年大约提高1％)。信息及生物制药部门最近出现低迷，但加拿大日益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各省对基础设施更新的需求日益高涨，导致了加拿大私人投资团体对能源和环境投资的日益重视。
2.3科技成果产业化确保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产业的长远发展
环保产业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在取得环境效益的同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健康良好的环境和能够永续利用的资源能带来持久的经济效益，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经济繁荣可以提高资源管理措施和保护环境质量的能力，可以有足够的资金来防治污染，开发改善人类健康状况所必需的技术能力；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推动一些新技术的研究，增强企业竞争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加拿大的实践表明，环保产业是一个可以盈利的行业，是一项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加拿大环保产业规模庞大且增长迅速，为全球环境市场提供许多创新的解决方法。其不断发展的环保产业不仅在污染控制、环境保护补救等传统产业方面提供技术、产品及服务，近来还拓展了技术服务范围，关注温室效应问题、可更新能源以及环境效益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加拿大环境产业可提供的环境产品和服务主要包括：水及污水处理技术、环境工程、清洁能源技术、污染物处理技术、污染补救技术以及环境咨询服务等。加拿大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环境产业带，主要有多伦多和西南安大略的水净化和废水处理环境产业带，大西洋加拿大的风能开发产业带，温尼伯和马尼托巴的废水处理、混合客车制造、高效能建筑产品产业带，卡尔加里一埃德蒙顿和阿尔伯达省的水处理、废弃物管理、土壤修复产业带，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可替代能源产业带等。
2.4合作创新提高了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创新效率
加拿大相关机构在环境科技创新实践中，既注重国内政府各部门合作和产学研合作，同时又注重与国外研究同行的合作。加拿大政府认为，加拿大在环境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都得益于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司法、教育和私人部门的精诚合作。他们总结经验指出，最有效的资助可持续研究机构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基金会、政府及企业的松散资金资助基础上的模式。加拿大可持续发展技术基金(SDTC)是加拿大政府于2001年设立的一个重点资助和支持清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非赢利基金。它是一个政府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的战略工具，为促进和鼓励不同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强化加拿大开发和应用可持续发展技术的能力；确保这些新技术及时扩散到相关的市场部门中去。可持续发展技术基金有效弥补了环境保护投资市场化运作的缺陷， 在建立加拿大可持续发展技术基础设施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带动形成了多元化的环境投资格局。
加拿大科学家非常重视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他们认为，合作是高质量优质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科学计划的发展更是如此。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这促使科学家们明白，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诸如气候变暖、酸雨以及污染物处理等问题。加拿大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调查显示，环境部的科学研究非常重视合作的，超过80的论文是与机构外的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这种水平的合作使加拿大成为了“全球环境科学网的中心”，环境部在集中环境科技优势增强国家的优势地匣，确保水资源的安全以及提高空气质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历来重视环境科技工作。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5个战略重点和16个重点专项之一；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创新机制，大力发展环境科学技术，以技术创新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国家环保总局了《关于增强环境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实施“科技兴环保”战略。可以说，在过去的工作中，我国环境科技创新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与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境科技创新水平仍很低，成了环境产业发展“绊脚石”。因此，借鉴加拿大的经验，可以使我们在从事这一工作时少走弯路，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3.1政府引导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是一个有自身独特特点的创新领域，这一领域需要综合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平衡。加拿大政府为鼓励和支持企业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建立健全了环境保护法规，完善了各项环境保护标准与环保技术管理体系，健全了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值得我国仿效。
政府要转变治污思路。变更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的治污模式，推行“谁污染、谁付费”的治污管理方式，由生产企业付费，环境服务企业提供有偿服务，实现企业环保设施运营社会化、市场化，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政府应完善并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和相关政策。环境产业是一个法规和政策引导型产业，政府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依法治理环境、依法管理环境，坚决废弃或改造资源消耗及排污不达标的工艺或技术，以法律手段强制企业推行环境科技创新，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
政府应建立健全环保标准体系和环保技术管理体系。当前，我国环境科技创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环境管理、决策与科学研究相互脱节，环保标准体系亟待完善。因此，政府应建立健全国家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管理体系，制定和公布切实可行的与污染物排放标准相一致的技术政策、技术规范、技术标准和技术指南，使企业有章可循，有的放矢地推进科技创新，以根本改变我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技术支撑不够的局面。
政府应建立鼓励环境科技创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我国现行的约束机制很难引导和逼促企业进行环境科技创新，大部分企业缺乏环境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以二氧化硫的控排为例，我国二氧化硫排污收费大大低于脱硫设施的建设费与运转费，许多企业宁可交排污费，也不主动，不进行脱硫处理。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对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和财税等激励；另一方面要进行环境税费改革，修改收费标准，以经济手段来调节、迫使企业进行环境科技创新。
3.2增加科研投入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保障
加拿大环境科技创新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投资和企业投入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确保了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稳定、持续资金来源。加拿大政府每个财政年度拨给环境部的科研经费为4.0亿～4.6亿加元，占其国家科研经费8％左右。并通过拨款理事会、加拿大创新基金会等机构为环境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但当前，我国政府环境科技创新投入不足。目前，国家每年在环保设施方面的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达5％。由于国家和地方财力有限，同时社会资金没能畅通进入环保设施投资领域，致使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同时出现了部分污染处理设施难以运行下去的局面。十一五期间，国家正在或即将实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城市污水处理、燃煤电厂脱硫等重点环保工程。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中，政府可以大有作为。稳定的政府环境科技投入是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的重要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要以政府的环保投资引导和带动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环保投资。
当前，我国企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投入低。现在，全国环保企业每年投入不足20亿元用于技术和产品开发，且大部分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能力弱。因此，应建立政府引导和调控下的市场化投资体系，做到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法规约束与政策激励有机结合，刺激企业加大环境科技投入，以形成多元化的环境投资格局。当前，我国国际间环境科技、经济联系日益增多，可以通过开展国际金融合作，运用国际资金来解决我国环境科技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
3.3环保科技产业化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长远之策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科技创新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在政府的引导下，成为了科技创新的主体。经过多年实践，中国环境产业已形成包括环境产品、环境服务、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环境产业体系，为环保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保障。根据《2007年中国环境保护行业研究咨询报告》统计，目前，环境产业已初具规模，环境产业总产值2000多亿元，年增长率在17.5％左右，且不断扩大。生物环保产品品种增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环境服务业发展较快。
但我国的环境产业在商业化、企业化、资本化方面还仅仅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缺乏有效的国际竞争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问题有：规模小，资金不足，开发能力弱；环保产品技术含量低，研究方向脱离市场；环境产业结构单调，地区发展不平衡；政府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指导，环境市场混乱，产品和工程缺乏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和有效的质量监督等。
加快我国的环保科技产业化，要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要改变人们对环境产业的传统看法，环保科研属公益性研究，原则上应由政府投入。长期以来，政府投资、企业经营的环保设施，运行效率不高，经济效益低下，长期依靠政府补贴运行，既不利于环保企业自身的发展，也给政府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此，环保科技发展必须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二是企业要重视环境科技创新，用科技创新支撑环境产业发展。积极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加强高新技术在环境产业发展中的应用，运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等提升环境产业的技术水平。企业应在注 重科技创新的同时，加速环保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三是要积极培育环境市场，以市场需求拉动企业环境科技创新。目前我国环境市场从量上来说是有限的，从质上来说远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购买群体。环境市场的形成除了要依靠环保企业提供优质的环境技术和产品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扩大生产企业对环保产品的需求。政府应改革税收征管系统，将资源和环境成本纳入产品价格，并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培育环境市场。生产企业在进行产品定价时，应将环境与资源成本考虑在内，促进环境市场的形成。
3.4选择重点领域优先突破是环境与可持续科技创新的必由之路
加拿大是世界科技强国之一，其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集中资金重点突破那些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战略利益的重点领域，加拿大政府长期以来坚持将把大部分的能源和资源投到自然资源和能源开采利用技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健康和生命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等四个领域，促进了这些领域的迅速崛起、壮大。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环境科技的投入同发达国家相比相对较少，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符合环保实际的创新之路。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指出，必须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把握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着力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力争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取得突破，促进能源结构优化，主要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模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持。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要求，我国“十一五”期间环境科技创新的优先领域主要是：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核辐射安全、环境综合管理关键科学技术支撑、循环经济共性技术、环境与健康、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领域既是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优势领域，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产业，政府要在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大投资，企业要充分发挥投资的主体作用，并善于吸纳社会资金，整合社会资源，力争实现重点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突破，提升这些产业的发展水平，为破解我国的资源和环境难题服务。
3.5合作创新是加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
加拿大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政府既注重各部门的合作及产学研合之间的合作，同时又注重与国外研究同行的合作。加拿大政府各部门，如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农业部和国家研究理事会等部门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中明确分工，各司其责，密切配合。我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也需要发挥环保、经济、农业、制造业及交通等职能部门的力量，按照各自的岗位职责，做好科技创新的引导、指导和服务工作，必要时要组织行业领域的重点科技攻关，破解行业环境科技瓶颈问题。
目前，我国的环境科技力量分布相对分散，整体科研力量不强。我国环境科研机构主要有环保系统科研院所、中科院和高校的环境研究机构、行业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发中心、环保社团组织等，各类机构的职能定位不明确。并且，由于隶属关系不同等原因，没能较好实现资源共享，彼此信息交流不多、合作程度不深，造成设备利用率低，并不时发生恶性竞争，相互争资源、挖人才、争项目，因此，对这些科研资源进行整合和有效管理，引导其开展多种形式的科研合作，提高其整体科研能力是促进我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