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2 14:18:18
小学生的身心发育还不完全，有些观念需要教师的灌输和引导。不同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情感，学生可以通过音乐来传递自己的情感，用音乐改变自己的心情，使自己始终处于兴奋、快乐的环境中，对于学生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福的童年给学生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诚恳的交友态度。对于学生日后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实施德育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用音乐感受生活的美好
优美的音乐能够给学生带来幸福的感觉，能够愉悦学生的心情，使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不再变得枯燥。在音乐教学中，积极向上的音乐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生活处处有音乐，教师在教学中播放赞美生活的歌曲，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二、通过音乐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
很多音乐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意义，教师可以在播放音乐的时候，先让学生了解音乐的来源和意义。例如国歌，通过国歌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了解祖国的历史，对祖国和民族英雄产生敬爱之情。学生在这样的熏陶下，会树立自己的目标和产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三、积极引导学生通过音乐学习提高自己的意志品质和合作意识
作为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在音乐教学过程中，给学生渗透持之以恒的思想，让学生通过不断的努力去收获音乐的进步，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意志品质。与此同时，应该让学生清楚地意识到音乐可以通过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不断配合和共同探究激发自己的音乐灵感，对于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生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都能够在音乐教学中得到很好的渗透和培养，可谓事半功倍。
音乐无处不在，好的音乐可以说是心灵的鸡汤，滋养着我们的身心，为我们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教师要通过对音乐的理解，给学生听适合的音乐，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和任务，育人为本。
作者:迟莉 单位:新疆石河子第十七中学
孔子音乐教育的内容具有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构成其音乐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并将音乐教育视为教育的重要途径，或者说是教育过程的最后完成阶段。孔子在《论语》的教学科目上，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项，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书”为基本教材。《论语·述而》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内容包括了“知”（智）、“勇”“艺”“义”“礼”“乐”诸方面。孔子《论语·泰伯》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体现了孔子所讲之“乐”，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论语·宪问》中所讲“文之于礼乐”之乐，是讲伴随着“礼”，对音乐的学习与实践。强调《诗》的颂诵要结合礼乐，音乐实施的过程同样要结合文、礼。第二，是对音乐教育这一行为的完整概括，讲受教育者通过对《诗》的弦歌颂诵，得到内心情感意象、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和陶冶。这其中包括了人的心智聪慧（“知”）与意志体魄（“勇”），并涵盖了人们的社会礼仪与行为规范，使人们在行为修养、人际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陶冶与培养。这就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通过诗乐与礼仪的学习，实现礼乐教化之目的。反映出孔子所讲之乐，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所讲的属于“艺”的音乐的范畴，也超出了外求于礼、内求于乐的礼乐同一层次之“乐”。其教育思想始终离不开以音乐教育为手段，完成诗乐与礼仪的学习为先决条件，实现其教化作用为最终目标和任务，形成了孔子具有现代美育意义的音乐教育思想。这种对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渗透到人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发展以及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也证明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已经超出了一般的音乐教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孔子对音乐教育全过程的整体概括，也说明了这一教育过程，是由音乐教育来得以完善的。体现了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在孔子整体教育思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为主要目标和任务，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培养过程中，尤其重视人的道德的培养，所以，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更加重视音乐实施的道德含义。《论语·泰伯》对音乐教育行为的概括，首先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将仁义道德放在首位。为实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则是“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视为实现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重要环节。
孔子理想中的道德规范，要从孔子思想的“礼”与“仁”谈起。根据《周礼》的有关记载，诗、乐与礼仪共同构成了音乐教育行为的完整实现。“乐”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礼”则是封建统治者的典章制度、礼仪形式。所谓“兴于诗，立于礼”，便是立足于礼仪活动，贯穿于合乎规则的诗乐演出之中，形成合乎孔子理想中道德规范的音乐教育行为体系。这一体系渗透着“仁”的道德观念和人生理想，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积极的一面。从消极的方面讲，也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这种尊重人格独立的思想，体现了封建礼教制度下的人道主义和一定的民主性，形成了孔子的思想核心。这与孔子提出“子为政，焉用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主张对人民要“富之”，然后“教之”，以及宣扬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的“仁政”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孔子的“仁政”思想，诸多学者也有不同看法。《论语》中曾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又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蔡仲德先生讲“可见‘爱人’‘济众’是为了‘得众’，‘惠民’‘养民’是为了‘使民’，‘百姓足’是为了‘君足’……教民并非为了使民变得智慧，而是为了使民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便于统治。”根据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教民”是手段，而维护其长期的封建统治则是目的。但这种“爱人”“济众”“惠民”“养民”以及“百姓足”才得以“君足”的说法，无论其目的如何，实际上已给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在当今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下，都是可取的，应该予以效仿的。对于平民百姓来讲，“知法识礼，安分守己，归顺长上”，是一种道德标准，与充分民主并不矛盾。这便是孔子“仁”之内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高扬自由、平等、博爱旗帜的人本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以人与人平等为基础的现代人道主义，也仍没有达到孔子理想中的道德标准。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突破了周代音乐教育中“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音乐美学通论》讲“‘有教无类’之举扩大了社会受教育面，变无教为有教，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教无类”就是无论贵族与平民，都要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在音乐教育实践过程中，将属于“贫而贱”阶层的颜渊、子华、子路、闵子骞、樊迟、子张、子夏等，培养成为天下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体现了孔子音乐教育富于道德实践的成就，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含义也就在其中。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美育作用
孔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中庸”的思想，强调矛盾双方的联结和统一，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与转化。“中庸”思想与“仁”“礼”结合，便可调和矛盾，维持社会的安定，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孔子的音乐教育也无不贯穿“中庸”思想，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便是孔子对音乐表现上的要求。孔子意识到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社会性的情感，着眼于人和人类的基本存在及健康发展，而与放纵、违背理性等思想相对立。在孔子眼里，“郑声之乱雅乐”。“郑声”本是来自民间的歌谣，蔡仲德先生认为“郑国的情歌在各诸侯国中最为突出……其形式则采用新的音阶，讲究艺术技巧，多有繁声促节，多有哀思之音，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男女错杂。”在我国春秋时期，却成为贵族富豪们满足声色娱乐的一种音乐。所以孔子认为“郑声”不尊从礼乐规范，只能满足统治者及贵族富豪们纵情享乐。从“为邦”的前提出发，孔子提出了“放郑声”音乐教育的主张。“放郑声”以防“郑声之乱雅乐”，体现了孔子美与善的准则、音乐美的准则，其中蕴含着对音乐表现“和而不淫”的要求，音乐内容与形式的“中庸”、中和。这种“中庸”、中和实际上是反对音乐表现上的过与不及，这种音乐审美的价值取向与音乐教育内容的选择、评价，始终贯穿着孔子学说的哲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仁义道德的思想内容，说明孔子是根据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来实施音乐教育的实践过程。孔子的音乐教育是通过音乐，使人们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来实现音乐教育的目的。因此，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首先强调了音乐要有“乐”的作用。《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赞赏《韶》乐的美、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比《国语·楚语上》所讲的以“无害”为美，《左传·昭公二十年》以“心平德和”为美进了一大步。将美和善区分开来，肯定音乐善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的美，使人们通过音乐美的感化作用，得到审美情感的培养。这种审美情感的培养，就起到了人心向善的作用。体现出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首先是充满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文忧患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以积极的态度考察音乐现象，回应音乐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音乐思想与美学理论。这方面，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的美育作用便是典范。
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探讨孔子音乐教育思想，必然牵涉到孔子的整体思想。孔子的“仁”“礼”“中庸”思想，既有其伦理学的意义，也有其社会意义。《论语·八佾》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以“礼”“乐”的实现作为前提，来实现“仁”的目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要维护和实行“礼”所规定的上下等级、尊卑老幼的社会秩序，就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亲仁之爱的情感基础，也就是孔子《论语·学而》中所讲的“泛爱众而亲仁”。依靠“仁”的“爱人”之道德情感，通过“乐”的实施，将这种博爱精神贯穿于“乐”的各种活动中去，实现孔子《论语·雍也》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孔子就是以“仁”作为道德情操的基本内容，以“乐”作为感化人心，上升到博爱精神的实践方式。在这两者关系中，孔子重视和强调了“乐”的感化人心，陶冶人性、人情的作用。所谓“成于乐”“游于艺”，就是将音乐活动与培养合乎其社会理想的道德情操结合起来。这一“乐”的实践过程，将人的情感心理体验由最初的物质欲求，逐渐走向审美感知，由伦理学走向美学、社会学，成就一种新的人生观，使社会群体与个体间道德情操、伦理关系得以谐和。
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其焦点就是将人格作为道德修养的表现，其最深层的结构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体验，由这种境界体验产生了以“诚”为本、“温柔敦厚”的审美人格，礼乐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指归乃是为了造就这种理想人格。从孔子赞美的颜回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倡举的人格理想，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的关系时，却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核与人格的基础。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现在音乐的审美准则，形成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法宝。促成了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和突出宗派秩序的人际政治，长期稳定与充分发展，使整个封建社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平衡。但在封建制度下的这种和谐与平衡，也给上层建筑思想领域带来束缚与禁锢。在等级森严、上下相维、皆安其位而又和谐稳定的网状系统的社会里，人们个性解放的企图、追求、欲行、竞争等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文人虽然知识丰富、善辩、修养高、有远见，也曾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封建思想的重压下，实际上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这种上层建筑思想领域的束缚与禁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有社会长期稳定、和谐与平衡的一面，也有限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面。今天，人们已经从封建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谈到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总要考虑是不是又走回头路了，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音乐实践活动，仍然没有脱离孔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只不过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去认识。当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新的社会，充分民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却有着新的意义。其新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不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在构建一个新的和谐社会的时候，孔子音乐教育思想中人的素质培养、道德含义、美育作用，仍然具备其重要的理论价值。探讨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适应于当今社会的需要，便是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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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音乐教育的最终的目的是对人的审美教育。可以说，培养小学生的高尚情操，塑造小学生的健康人格，建立学生正确的审美取向，是小学音乐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名小学音乐教师致力于研究的课题。
尽管新课程实施了好几年，广大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都有所更新，但音乐课的效率还是不高，课堂中不乏一些异化的东西，音乐课似乎承载了太多的非音乐东西。音乐课堂看似议论纷纷，热闹非凡，形势一片大好，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小学阶段的音乐教育其实质是应属于德育教育的范畴。只不过是我们以往的教学方式过分地强调了音乐课中的知识与技能含量，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教育问题没有被教师广泛地关注。国家“音乐课程标准”告诉我们：要从人文教育观出发，体现鲜明的人文精神，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从而使音乐课程的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更加活泼多样。同时，要联系学生个人的成长环境，联系学生的音乐经验，联系学生的生活、情感和文化，吸取人类历史的文化营养。所以，自从教小学的音乐课以来，我就十分重视音乐课中的德育渗透。主要从培养小学生的高尚情操，塑造小学生的健康人格，建立小学生的正确审美取向入手，提高德育教育在音乐教育课程中的功能渗透。
一 让音乐欣赏流淌出培养高尚情操的甘露
现在的小学生，爱时尚，爱追星，爱谈论心目中的偶像，喜欢青春派的流行音乐。那么如何让小学生在音乐的旋律中感受真善美，从而辅助性地校正小学生的人生目标，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我认为上好欣赏音乐课是一个极好的载体。通过上好每一节音乐欣赏课，包括器乐的实际演奏实践活动，使学生的审美价值取向沿着正确的轨迹发展，使学生的德育操行得到不断的提高。例如：《国歌》是同学们非常熟悉的乐曲，表现了处于三十年代国家民族深重危机下的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存亡，依然冲出书斋奔赴抗日前线的主题。首先我通过多媒体让学生了解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加深对歌曲的理解，然后再让学生听歌曲，学生立刻感受到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民族解放而战斗的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精神，在表现歌曲的同时，也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从而树立起时代责任感、使命感。
二 让音乐体验传递出塑造健康人格的力量
音乐体验是对音乐旋律表述的一种心灵拷问，是人们对音乐欣赏的不断理解，不断挖掘精神领域内涵的结果。学生们的成长过程实际上是在自己的不断地对外界体验与认识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在音乐教学中关注学生们的对音乐体验的德育信息传递，使学生们在音乐体验中塑造健康完美的人格。
现在的小学生独生子女比率颇高，单亲家庭子女增多，普遍存在着自控能力差，道德概念尚不完整的现象，缺乏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合作意识等，个性化人格缺陷严重。对此，我在上音乐课还时有意识地去关注那些个性人格存在严重缺陷的学生，通过体验音乐让学生们学会成长，学会交往，以摆脱自卑孤僻，心神散漫的心理现象。
在我教的班级中有一位男同学，自幼父母离异，跟随姥姥生活，性格孤僻，有严重的自闭心理。有一天，我发现了他很爱唱歌，而且嗓音还很好。针对这个同学的特殊情况，在组织学校合唱队时，我把他吸收进来，鼓励他参加活动。安排他在音乐欣赏课上去讲音乐家贝多芬是如何在耳朵失聪的情况下，还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的故事。我写下了王洛宾的名言“我用我的歌声迎接一切苦难”的条幅送给他，让他在体验“命运交响曲”的悲壮寓意之中去汲取力量，去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
三 让音乐旋律奏响正确审美取向的悦音
喜欢唱歌，听音乐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喜欢唱什么样的歌曲，喜欢听什么样的乐曲，这就会因人的喜好而变得丰富多彩了，因而创作者也会根据不同人群的喜好，不同人的欣赏水平而创作出各类型的音乐作品。我们推崇小学生去聆听一些传统的优秀曲目和新创作的反映时代精神的悦音。优秀曲目，无论是民族的，还是西洋的，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久远而不消亡，是因它有其流传流行的合理性。让优秀曲目的旋律以其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丰富的和声，积极向上的歌词内容来表情达意，它能直接触动学生的情感中枢，震动学生的审美心灵，对学生的情感世界，思想情操，道德观念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传递给学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同时，我们也不反对比较宽容的吸取一些流行音乐中思想内容健康，曲调优美的通俗音乐。
四、教师要成为学生的道德榜样
对学生的道德要求首先必须成为对教师的道德要求。师德不但是约束、鞭策和指导教师的道德手段，也是鼓励和教育学生的道德手段。因此，师德在学校生活中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师德对教师的专业行为具有激励、指导和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师德对学生具有教育作用。师德通过影响教师的专业行为，影响学生的道德发展。教师的身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身教，对学生的品德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在一般情况下之所以能够自然而然地实施身教，并不是因为教师天生就是道德教育家，而是教育活动的特殊性使然。教育情境也确实使人更加大方展现自己的美德。另一方面，处在教育情境中的学生，一般都认为自己的老师确实应当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因此正常情况下不会对教师的道德示范产生抵触情绪。其实，学校德育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教师的人格和行为表现。没有教师的“身教”，就没有真正的德育，学校教育就不可能实现它的道德目的
台湾早期著名音乐教育家张锦鸿先生所著的、由中正书局印行的《怎样教音乐》一书，是台湾早期中等教育的辅导用书。综观全书，无论是教育目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还是教育理念等方面，这本书在那个时期都颇具卓越远见，对台湾乃至大陆后期音乐教育进一步完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基于此并结合相关理论、思想，从“为何而教”和“如何来教”“有何要求”三个方面来浅析当前音乐教育理念、音乐课程设计和音乐教师所应具备的能力，旨在协助各方共同谋划中等音乐教育事业，解决音乐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并为中小学音乐教师提供可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一、为何而教？
何为音乐教育？《怎样教音乐》一书中，第一章“为何而教”里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四点[1]：（一）为涵养学生的德性而教。古有《乐记?乐本》云：“乐者，通伦理者也”，意思一目了然，即音乐与事物的伦理相同；古语又云：“礼乐皆得，谓只有德”，是说礼仪和乐理都懂，才叫做有德，即音乐是可以训练道德的。《怎样教音乐》也明确提到，中学教育一项显著的目标就是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健全国民，这是因为音乐作为最直接通过听觉等隐形媒介与心灵接触、影响感情的艺术，是以感性的方式教化人们向善、行善的，因此可以达到约束行为、修身养性的作用。（二）为陶冶学生的美感而教。台湾早期音乐教育要求德育、智育、美育、体育要综合发展（其理论类似大陆素质教育中提出的口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美育即指音乐中最常见的旋律、和声等，可以使人达到身体机能方面的统一协调。音乐最主要是可以使人得到精神的极大满足和情感的饱和，它是经过感官到达于情感、想象、理智、意志等方面的高级心理活动，因此常常被开发运用于其他科目中，比如诗歌中讲究的抑扬顿挫、体育和音乐旋律的结合等。这本书从封皮来看年代较为久远，初版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可以看出其理论还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三）为助长学生的精神生活而教。高雅音乐不仅能给人类带来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而且还能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提高人类的审美能力。贝多芬说：音乐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接受高雅的音乐对德性的内敛和修养起着引导作用，同时还对品味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的音乐美感属于社会意识，美感往往是在感性直觉中积淀着理性内涵的审美体验。怡情、增智、育德，音乐为沉闷的课业学习添加了一剂精神兴奋剂。（四）为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而教。陈果夫说：复兴祖国之音勇以壮，其士奋。聆听著名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保卫黄河》，它的创作正是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反映中华民族英雄儿女抗战的真实场面，浩浩正气之风让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二、如何来教？
优秀的教学理论、教学理念是需要被借鉴的。我们通常说“寓教于乐”，其意是指学生在娱乐中体会学习的快乐。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真正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常会发现一些问题：有些教师挖空心思想让课堂变得活跃，却忽视了音乐基础知识的教授，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很开心，但是下课后就忘了这节音乐课的重点。
《怎样教音乐》一书就提出了很好的建议：“音乐进行时教育在先而娱乐在后，不能主客颠倒。”这一点在音乐课堂设计中尤为重要。良好的音乐教育课堂设计方式可以帮助音乐教育发展、提升音乐教育品质。这就要求音乐教学活动不能顾此失彼，在教学、娱乐统筹兼顾之下，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对音乐知识达到最优吸收，这样就不会出现知识的断层，形成一条完整的音乐知识链，而不是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待学生升入高中后还是没有基本的音乐文化素养，那么这样的音乐教育无疑是失败的。因此音乐专业要逐步增加学生的音乐知识，其优势在于它在一个音乐元素进行到另一个新元素之前，可以在很多知识方面做强化训练，这样既能照顾到初、中、高年级的循环音乐训练，同时以此程度为基础，逐渐加深难度，进而完成一个三声部的合奏表演[2]。这种教学活动使学生可以积累较多的曲目，实现音乐知识的衔接和再继续创作。
生动丰富的实践是促进理论不断向前的动力，音乐教师要善于发现好的、适合于不同年龄段的音乐作品，然后找出“有利于学生音乐学习的教学顺序”。“节奏旋律即兴创作曲式结构音色曲式表情”――通观全书可以看出，这本书把音乐学习阶段的模式阐述得比较完整，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有一定的科学性。在音乐学习过程中，要给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们鼓励和自信。如果学习可以循序渐进并持续不断地进行，那么教学成果是可以期待的。更重要的是，“音乐的学习必须通过实际参与音乐的活动来达成”，只有包括以上各阶段的音乐活动学习，才能让音乐素养达到一个质的飞越。
三、有何要求？
由国立台南师范学院音乐教育学系承办的台湾区国教音乐教育新知研讨会――音乐科开放教育与统整教育研讨会实录中提到：“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音乐教育的领域，教学工作更为困难”。一个好的音乐教师不仅要具有良好的师德、扎实的音乐素养和职业功底，还要有较高设计课堂教学过程的能力。音乐教师作为传授音乐的专业人员，应具备主动思考的能力，而非仅仅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教书匠”，枯燥或者是内容空洞的课堂教学是不适合当前音乐教学的，这一点在《怎么教音乐》中也特别提及到。不能否定的是，音乐教师必须将技术与音乐教育哲学理念，考量教育与文化层面上的脉络，引发学生对音乐美感的兴趣，这样比纯粹的灌输更能激起学生的创新欲[3]。
当前，音乐教师的关注点应在于关注教学内容的次序性、连贯性、均衡性以及灵活性，还要思考如何转化与调整，继而确切应用到现有的教育环境中，满足学生的音乐需求。同时，音乐教师还要及时了解音乐学术的动态信息，发挥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综合理论学科的特点，有意识引导学生综合思维的发展，扩大思维视角，并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培养综合性人才。这样，有了教师一定模式的操作行为，同时有学生相应的学习行为，教学才能被激活，教学目标才会实现。
【关键词】音乐教育整体观念一体观念
音乐，人们对它并不陌生，它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人类思想感情，通过节奏、旋律、和声、音色完美的组合，感染欣赏者。人们常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净化灵魂，这当然和音乐的特性以及人们对音乐的心理感知是分不开的。人们对音乐的感知、理解与欣赏是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来完成的，而音乐的社会功能也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得以发挥。因此，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会发生深刻的反思与转化。因此，对因乐接受与音乐陶冶的教育批判就是当前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
1．“音乐——智育”观念：“五育”观认为数学、语文、自然等学科是智育，思想品德课、团队活动是德育，音乐美术课是美育，体育课是体育，劳动课是劳动教育。智育的发展主要受两方面影响和推动；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导致智育内容的更新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心理学、脑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深化与变革导致智力观和智育观的变革。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把智育等同于知识的传授与灌输，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之容器的传统智育观。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智力绝不仅是大脑的思维活动，而是个体全身心都参与的把握世界的活动方式。智力起源于外部动作，头脑中的智力活动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外部实践活动（包括直接和间接经验）在思维中的内化、抽象、再现或预演。人的智力活动不仅包括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加工和存储（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更主要的是在规律和主体需要的统一中选择和确立实践目的、寻找手段、方法、设计实践程序并预测出实践的结果(认识发展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这正是人的智力活动所具有的超前性和能动性。
因此，音乐艺术领域对直觉、想象、灵感等创造性思维特殊形式认识中的一系列新突破，由此使人类正在超越逻辑思维和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智力观，开拓全方位、多层次智力研究的新天地。在这种崭新智力观的指引下，音乐智育观正面临一系列跨世纪的历史性变革。这必将引起智育王国价值尺度的变革。音乐教育内容非常广泛，如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中国传统文化将音乐与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这与古人的雅俗音乐观念十分相似。
2．“音乐——德育”机制：人类所面临的不仅有高科技和高情感的挑战，而且有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各种对策中，最有效又最紧迫的对策文化价值观念，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哲孜孜于探求人如何乐仁乐智、成贤成圣的道理。按照西方伦理学的历史经验，品德不仅指向至善，同时也应兼含责任和权利。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世界中，品德必须转化并提升责任、功利和权利，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而按照中国哲学智慧的启示，责任、功利和权利，必须以德性为归。当代西方伦理学由于过分强调权利的利用而忽视其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结果反而丧失了权利，因而萌发了回归品德伦理的需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而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建设，也亟待从德性的立场接纳责任、功利和权利，进行哲学性的整合，并能施之于用，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成中英《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
德育范畴的澄清与德育模式的现代化德育在个体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在许多情况下，感性与理性、利益与道德往往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怎样才能保证用道德战胜利益和欲望，取得对个体行为的支配权呢？这一方面需要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则需要坚强的意志力。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是个体调节自身行为的个性心理品质，而培养和发展这种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正是道德教育的实质所在。
现代化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富足起来。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却在解决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时激化了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矛盾冲突，当年席勒深刻批判与揭露了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便显露出来的严重社会冲突与人格分裂，把美育视为治疗的一剂良药，马克思则从人的本质高度理解技术，从而将各派救世主眼中需要超渡的芸芸众生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引导他们驾起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一体化的命运之舟，开始了向真善美统一之“彼岸”趋近的现实航程。一百多年的文明进程充分肯定了席勒的天才和马克思的明智。如今，情感世界和美育王国的探秘对各门学科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甚至被移植到人以外的生命学科。哺乳动物的“音乐胎教”和绿色植物的“音乐欣赏”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和谐的音乐不仅是人类的特殊需要，而且是一切生命的共同节奏！
3．“音乐——社会”文化和谐：现代社会中人类需求发展最复杂、最丰富的层次莫过于情感。情感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内化与升华，又是衡量个体与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培养个体情感的手段和途径正是广义的美育。当代美育早已超出艺术教育的狭窄范围，以情感教育所特有的魅力，成为科学教育之入口和开发科技创造力的重要教育途径，音乐成为现实生活之艺术化形态和孕育美好道德行为的必由之路。从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丰富的艺术细胞中，人们认识到美育对创造性思维的深刻影响；从文明个体道德自律的美妙乐曲中，人们体验到美育对个体品德行为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巨大陶冶作用。现代美育不仅广泛渗透在智育、德育之中，成为沟通真与善的情感桥梁，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与时代使命。
有人认为：“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与美育有关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必将导致美育和教育价值尺度中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用新世纪要求的新美育观指导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将会大大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这显然有助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克服个体自我中心化与民族自我中心化，并从外来文化中清除有害的毒素，吸崐取宝贵的营养，有效地防止各种现代化相伴而来的“现代病”，实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统一。“（桑新民《跨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模式的理论思考》）
4。“音乐——学校”素质教育：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那么音乐欣赏的过程也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一个从儿童时期到成为社会的人，对音乐感情的体验会随着社会实践、生活积累的不断丰富，而得到提高，同时也将会从中丰富自己的情感。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那么他未来的情感是丰富的，他的心理素质是趋于完善的。所以，对音乐的欣赏不仅能直接体验音乐音响，还可以起到唤起人们的想象联想。提高注意力、记忆力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结论：音乐与智育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课题。一方面，它折射出教育观的基本理念,是教育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它不仅涉及到音乐本质属性的科学合理诠释,而且也关系着音乐教育功能和价值的正确定位。因此,从古至今这一命题始终为世人所关注。
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困扰，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评价一个教师一个学校教学成绩的主要办法。学校教育决策者们突出抓学生的德育和智育成为理所当然。如果他们认为音乐教育对其还算有用的话也仅仅是音乐教育的德育、智育功能。于是造成了中小学音乐课形同虚设、内容单一、方法陈旧的教育现状。
我们呼吁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否认其具有德育、智育的功能，但德与智决不能涵盖、包容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不是德育与智育的“殖民地”，音乐艺术应以其独特的形式美（节奏、节拍、旋律、和声、复调、调式调性、配器、曲式等）、丰富的内容美、深刻的理性美去塑造与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气质修养等非智力因素。教育者还必须遵循音乐艺术规律引导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而又不把获取某些知识、解释某种概念或宣传某种思想视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
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指出：“当艺术被看作艺术，而不是社会或政治评说，不是一桩买卖，不是为了任何非艺术的目的时，那么它就首先是作为一种审美特征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虽然艺术也为非艺术的目的服务，但审美教育首先关心的应当是艺术的审美作用。”（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第56页）。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呼唤新的教育思想，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树立素质教育的育人观尤为重要。音乐教育因其具有愉悦性、审美性、易接受性而决定了其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观念，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把学生引导进一个至美、至善的艺术世界中去！
因此，我们提出的结论是，教育与文化文明构成了内涵一体的体系建设，教育以及一切文化文明形态在教育上必须强调整体的教育，音乐知识在这个整体中具有自己的体系和特征以及社会形式。这个结论是否过于武断，还有必要听取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批判。
参考文献：
1．邹淑霞，王军，张丽霞，浅谈音乐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王乐英，浅谈音乐教育中的德育教育，大庆社会科学
【关键词】音乐教育整体观念一体观念
音乐,人们对它并不陌生,它作为一种艺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人类思想感情,通过节奏、旋律、和声、音色完美的组合,感染欣赏者。人们常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净化灵魂,这当然和音乐的特性以及人们对音乐的心理感知是分不开的。人们对音乐的感知、理解与欣赏是通过一系列心理活动来完成的,而音乐的社会功能也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得以发挥。因此,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会发生深刻的反思与转化。因此,对因乐接受与音乐陶冶的教育批判就是当前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
1.“音乐——智育”观念:“五育”观认为数学、语文、自然等学科是智育,思想品德课、团队活动是德育,音乐美术课是美育,体育课是体育,劳动课是劳动教育。智育的发展主要受两方面影响和推动;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发展而导致智育内容的更新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心理学、脑科学、思维科学和哲学深化与变革导致智力观和智育观的变革。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把智育等同于知识的传授与灌输,把学生当作被动接受知识之容器的传统智育观。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智力绝不仅是大脑的思维活动,而是个体全身心都参与的把握世界的活动方式。智力起源于外部动作,头脑中的智力活动是主体改造客体的外部实践活动(包括直接和间接经验)在思维中的内化、抽象、再现或预演。人的智力活动不仅包括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加工和存储(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更主要的是在规律和主体需要的统一中选择和确立实践目的、寻找手段、方法、设计实践程序并预测出实践的结果(认识发展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这正是人的智力活动所具有的超前性和能动性。
因此,音乐艺术领域对直觉、想象、灵感等创造性思维特殊形式认识中的一系列新突破,由此使人类正在超越逻辑思维和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智力观,开拓全方位、多层次智力研究的新天地。在这种崭新智力观的指引下,音乐智育观正面临一系列跨世纪的历史性变革。这必将引起智育王国价值尺度的变革。音乐教育内容非常广泛,如音乐记忆、音乐想象、音乐才能,以及音乐技能的训练和音乐表演的心理状态等。中国传统文化将音乐与美学的理论联系起来,构成音乐学中的一个部分。1883年,施通普夫发表了《音乐心理学》,他着重研究人对协和音与不协和音的感觉。在他之后,雷维斯由研究听觉病理障碍而进入音乐心理,尤其重视音乐天才方面的研究,并且提出了“音高的双重成分理论”。这与古人的雅俗音乐观念十分相似。
2.“音乐——德育”机制:人类所面临的不仅有高科技和高情感的挑战,而且有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挑战。在迎接挑战的各种对策中,最有效又最紧迫的对策文化价值观念,品格、能力、思维与行为方式,“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哲孜孜于探求人如何乐仁乐智、成贤成圣的道理。按照西方伦理学的历史经验,品德不仅指向至善,同时也应兼含责任和权利。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世界中,品德必须转化并提升责任、功利和权利,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而按照中国哲学智慧的启示,责任、功利和权利,必须以德性为归。当代西方伦理学由于过分强调权利的利用而忽视其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结果反而丧失了权利,因而萌发了回归品德伦理的需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而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建设,也亟待从德性的立场接纳责任、功利和权利,进行哲学性的整合,并能施之于用,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成中英《21世纪中国哲学的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
德育范畴的澄清与德育模式的现代化德育在个体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在许多情况下,感性与理性、利益与道德往往处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怎样才能保证用道德战胜利益和欲望,取得对个体行为的支配权呢?这一方面需要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则需要坚强的意志力。道德理想、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是个体调节自身行为的个性心理品质,而培养和发展这种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正是道德教育的实质所在。
现代化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富足起来。但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却在解决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时激化了精神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中的矛盾冲突,当年席勒深刻批判与揭露了在工业革命开始时便显露出来的严重社会冲突与人格分裂,把美育视为治疗的一剂良药,马克思则从人的本质高度理解技术,从而将各派救世主眼中需要超渡的芸芸众生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引导他们驾起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一体化的命运之舟,开始了向真善美统一之“彼岸”趋近的现实航程。一百多年的文明进程充分肯定了席勒的天才和马克思的明智。如今,情感世界和美育王国的探秘对各门学科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甚至被移植到人以外的生命学科。哺乳动物的“音乐胎教”和绿色植物的“音乐欣赏”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和谐的音乐不仅是人类的特殊需要,而且是一切生命的共同节奏!
3.“音乐——社会”文化和谐:现代社会中人类需求发展最复杂、最丰富的层次莫过于情感。情感是人类文明的凝聚、内化与升华,又是衡量个体与社会文明水准的重要尺度。培养个体情感的手段和途径正是广义的美育。当代美育早已超出艺术教育的狭窄范围,以情感教育所特有的魅力,成为科学教育之入口和开发科技创造力的重要教育途径,音乐成为现实生活之艺术化形态和孕育美好道德行为的必由之路。从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丰富的艺术细胞中,人们认识到美育对创造性思维的深刻影响;从文明个体道德自律的美妙乐曲中,人们体验到美育对个体品德行为和社会道德风尚的巨大陶冶作用。现代美育不仅广泛渗透在智育、德育之中,成为沟通真与善的情感桥梁,而且有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与时代使命。
有人认为:“认真研究和总结这些与美育有关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必将导致美育和教育价值尺度中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用新世纪要求的新美育观指导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将会大大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这显然有助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克服个体自我中心化与民族自我中心化,并从外来文化中清除有害的毒素,吸崐取宝贵的营养,有效地防止各种现代化相伴而来的“现代病”,实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统一。“(桑新民《跨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模式的理论思考》)
4。“音乐——学校”素质教育: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那么音乐欣赏的过程也就是感情体验的过程。一个从儿童时期到成为社会的人,对音乐感情的体验会随着社会实践、生活积累的不断丰富,而得到提高,同时也将会从中丰富自己的情感。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那么他未来的情感是丰富的,他的心理素质是趋于完善的。所以,对音乐的欣赏不仅能直接体验音乐音响,还可以起到唤起人们的想象联想。提高注意力、记忆力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结论:音乐与智育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课题。一方面,它折射出教育观的基本理念,是教育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它不仅涉及到音乐本质属性的科学合理诠释,而且也关系着音乐教育功能和价值的正确定位。因此,从古至今这一命题始终为世人所关注。
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困扰,升学率的高低成为评价一个教师一个学校教学成绩的主要办法。学校教育决策者们突出抓学生的德育和智育成为理所当然。如果他们认为音乐教育对其还算有用的话也仅仅是音乐教育的德育、智育功能。于是造成了中小学音乐课形同虚设、内容单一、方法陈旧的教育现状。
我们呼吁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并不否认其具有德育、智育的功能,但德与智决不能涵盖、包容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不是德育与智育的“殖民地”,音乐艺术应以其独特的形式美(节奏、节拍、旋律、和声、复调、调式调性、配器、曲式等)、丰富的内容美、深刻的理性美去塑造与发展学生的个性品质、气质修养等非智力因素。教育者还必须遵循音乐艺术规律引导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而又不把获取某些知识、解释某种概念或宣传某种思想视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
雷默在《音乐教育的哲学》中指出:“当艺术被看作艺术,而不是社会或政治评说,不是一桩买卖,不是为了任何非艺术的目的时,那么它就首先是作为一种审美特征的承受者而存在的,虽然艺术也为非艺术的目的服务,但审美教育首先关心的应当是艺术的审美作用。”(雷默《音乐教育的哲学》第56页)。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呼唤新的教育思想,打破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树立素质教育的育人观尤为重要。音乐教育因其具有愉悦性、审美性、易接受性而决定了其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每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观念,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审美功能,把学生引导进一个至美、至善的艺术世界中去!
关键词：音乐教学；德育；渗透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2-049-01
新课标明确提出: “音乐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音乐教育应寓思想教育于音乐艺术之中”。音乐教育含有丰富的德育内容,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是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展开的，音乐教材中还教育学生爱家乡、爱学习、爱劳动、爱科学,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继承革命传统,尊敬师长和团结友爱等,从多种角度帮助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音乐教学应通过生动的音乐形象，在进行审美教育的同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德育于美育之中，不断发展学生德育上的自我教育能力。
一、课前备课――挖掘德育内涵
教师应当牢固地树立德育意识，以教材为内容，以课堂为阵地，认真钻研教材，分析和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做到每堂课都能有德育的侧重点，有些教材具有明显的思想教育目的，属显性教材，如: 《我们多么幸福》、《颂祖国》、《咱们从小讲礼貌》等歌曲， 而还有一些教材，如：《在卡吉德洛森林里》、《金扁担》、《小乌鸦爱妈妈》、《看龙船》被称为隐性教材，这些教材丰富的德育内涵和深刻的哲理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去挖掘，发现和理解，如:歌曲《看龙船》表现了端午节热烈紧张的赛龙舟场面和兴奋激动的心情，在学唱时，除了让学生了解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外，还应联系祖国美好的今天，引导学生分析歌词，理解“屈原爷爷看见了也会笑得胡子翘的深刻含义”。另外，在备课时特别要备好作曲家和作词家，要把作曲家、作词家的高贵品质与作品的思想内容统一起来，让学生在学习音乐作品的同时，了解历史、关注文化、感悟人生。伟大的音乐作品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主要是这些作品或凝结着不屈的民族气节，或展现出作者高贵的人格品质。可以说，聂耳、冼星海、田汉、肖邦、贝多芬的作品所展示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因此，在备课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只有学生读懂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的人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的作品，更有效地受到教育。
二、课堂教学――充分整合德育内容
小学音乐教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唱歌教学、读谱知识，欣赏教学和综合训练等，教师要分析这些课型的特点，把德育有机地渗透在各种课型之中。
课本中的唱歌教学所选用的歌曲内容丰富题材，体裁广泛，演唱风格多样，歌曲的优美旋律与生动活泼的语言学生爱听爱唱，教育内容最容易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如:《拉起手》、《歌声与微笑》、《欢迎你》等歌曲，学生在学会歌曲的同时，也懂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整个唱歌教学的过程，就是通过歌曲，艺术形象的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情操陶冶的过程；在进行乐理、视唱、练耳教学时，要注意在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审美能力的培养。在逐步了解音乐语言及表现情感的过程中，激发音乐的兴趣，陶冶学生的情操；音乐欣赏教学通过对古今中外音乐作品的欣赏，培养学生健康的情趣，开阔视野，提高鉴赏能力，培养高尚的情操。特别是通过对我国民歌、民族音乐的欣赏，使学生热爱祖国民族音乐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如:欣赏《歌唱二小放牛郎》一曲时，结合抗战胜利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起学生的爱国之情。欣赏教学时，要使学生身临其境，去享受欢乐，感受痛苦，去愤怒地遣责，去激情地歌唱。一旦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妙的音乐世界，就能唤起他们爱国主义的感情，让他们感到劳动的自豪，学习生活的愉快，英雄行为的可敬可佩，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心灵的净化。
三、课外引领――引导合理德育实践
关 键 词：音乐 教化
音乐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来自人类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既展示生活的外观，而且能够表现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规律。由于蕴含着艺术家对生活的评价和态度，渗透着艺术家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追求，因而能够使人受到启迪和教育。然而，正如诺尔在《论教育论中的对立性》一文中阐述的那样，在心灵中树立纪律和秩序的“形式和支配力”，不能从外部强加给心灵，而应当出自心灵本身，属于心灵所必需的生活本身。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在心灵中得到完善。而音乐作为艺术皇冠上最为璀璨的明珠，正是心灵的艺术，因而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中，音乐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类最高精神境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因此音乐具有净化人的社会行为的作用，音乐的教化作用不仅体现在对个人心灵的完善上，而且体现在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上。
一、 强调国家意识、注重精神统治
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并实现对社会永恒的把握，统治者总是利用各种手段强化自己的统治。音乐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对于强调统治者利益、强化精神统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代周公的乐教具有很强的教化性。乐教的教化特征是由乐教的具体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周礼·地官》中所述：“以五礼 （即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仿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 （即《云门》《咸池》《韶》《大夏》《大》《大武》）防万世之情，而教之和。”实质上针对人心的改造、教化而言，是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乐为辅助手段，乐教的道德教育内容与情感内容相辅相成，从而达到“以乐教和”的目的。[1]《吕氏春秋·古乐》记禹治洪水，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取得成功，“于是命皋陶（yao）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为王歌颂自己勋业的乐舞作品，称作《夏龠》即《大夏》。其乐舞的编创，反映“以昭其功”的功利目的与王权意识。而《大武》表现了乐以象德的审美意识。所谓“乐以象德”，就具教化功能的乐舞来讲，就是以形之于外的乐的表演形式，去表现和观照王者的功绩和德行。[2]从周代礼乐制度对吉礼、嘉礼行称式的精心安排，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其用乐意图与审美意识。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谈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是说音乐不仅是一种教育手段，能作用于人的品格，使人就善避恶、爱人和增长知识，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手段，使人能事父、事君以维持社会秩序。因而君子学好了音乐便可以从政治国，小人学好了音乐便于统治（“易使”）。[3]
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音乐教化这种能潜移默化的手段。教化音乐有很多相传是由统治者自己完成的。伏羲氏所作乐舞名《扶来》，又名《立本》。宋罗泌《路史》说，此舞有某种安定和威慑天下的神奇作用，故又称之为《立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秦王破阵乐》又称《七德舞》属武舞，即燕乐立部伎表演的《破阵乐》；他还亲制《秦王破阵图》。其内容是关于李世民破叛将刘武周之事；太宗即位之前，部下对他征讨之功的歌颂。
一些教化音乐是统治者通过对先祖的歌功颂德达到美化自己、巩固统治的目的的工具。乐舞《九渊》相传为黄帝之子少昊所作，是沟通人神的原始宗教乐舞。宋罗泌《路史》说：“谐人神，和上下”，“以通山川之风”。后句引自《国语·晋语》师旷所说：“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开”即通。是说乐通山川之风（各地音乐），并借山川之风将祖德播之以远。即《九渊》是一部颂扬先祖黄帝的乐舞。帝喾的乐舞名《五英》，又称《六英》。《吕氏春秋·古乐》：“帝喾命咸黑（帝喾之司乐）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英即英华，指先帝之美德。《六英》亦为对祖先崇拜的乐舞。
一些教化音乐是统治者在进行直接的说教。如颛顼的乐舞《五茎》，后世儒家的解释是“道有根茎”说颛顼“能为五行之道，立茎根也”。（《北堂书钞·乐总》引《乐纬》注）五行是儒家规范的五种行为：“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不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礼记·乡饮酒义》，第四十五）[4]
音乐的教化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国家以立法的方式把它确立为国家政策。前东德的音乐教育一方面发展学生的音乐才能和鉴赏力；另一方面与思想和道德目标交织在一起。在这些目标中，对音乐教育最后达到的理解和感受，强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政策。在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认为，艺术从属于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音乐教育能够用于感情、价值和辨别力这些特性的形成，并且被视为道德与秩序、较好社会的一种陪衬物。[5]
音乐的教化不仅是一种国家机器，而且也是国民素质整体发展的推动力。正如萧友梅所说：“将来的世界，一定是以精神的文化为基础的世界。精神的文化的推进，就基于高尚的艺术；高尚艺术的精髓，便是音乐，音乐的进化与否，实在是有关国家兴亡的问题。”因为“只有那些健康的音乐，才能维系一个健康的社会”。（Adornlo语）
二、 强化民族意识、传承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可以通过音乐传承其文化精髓，而一个民族的音乐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因此强化本民族音乐可以起到凝聚民族意识、传承民族精神的作用。
在毛利等一些古老民族的音乐活动中，他们的音乐行为活动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精神目的性，他们把原始的、混淆不清的思维都结合在其内容中。 既表现了原始人关乎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生活、关于宇宙结构的空幻想象，还有关于自己来源于图腾蒙昧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是形成本氏族内部以及氏族之间的道德基础。[6]
殖民地以后的非洲，强调指出文化侵蚀和社会混乱的问题。非洲音乐是集体特征的体现，也是内在价值、风格和语言的一种表达。
拉丁美洲国家中半数以上的国家缺少规定的音乐学习计划，而其余的国家采用积极的（不是被动的）方法使学生对音乐产生兴趣。然而各国都认为需要具有拉丁美洲音乐资料中实际而有效的曲目，以强化民族意识。
在印度，小学每天都有必修的音乐课。基本上采用几种方言唱歌的形式（某一地方的、民族的、民间的等），但是也提倡采用印度传统的音节进行视唱。中学音乐教育采取了节奏循环的方式，并强调以各种拉伽、符号记谱和即兴演奏进行印度古典风格的作曲。教师也使用坦布拉琴、西塔尔琴，或手拉管风琴以及鼓气簧风琴给予音乐伴奏。非职业的学习主要侧重于印度音乐形式的音乐理论、音乐史及哲理。
在日本江户时代，女子出嫁的资格是音乐、武士和上流阶层学习筝，中流以下学习三味线。进入昭和时代，出现了与日本精神运动紧密相关的音乐教育。在现代，东京音乐学校教授谣曲、筝曲和长歌。民间也出现了国乐学校、三味线学校、筝曲学校等，以弘扬民族精神。
在菲律宾，音乐由政府庇护。规定的音乐教育目标从充分发挥本人才能的内在方式到充满美感的方式，以至发展到充分体现民族利益的音乐外围学科。
德国学校音乐教育的视野更开阔、更宽广，不仅面向德国传统与民间音乐，而且面向现代及世界的音乐。向所有人传授积极参与文化生活和其他各种习俗所必需的能力和技艺，这是一种新型的观念。[7]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音乐是最内涵的，也是最外延的；音乐是最形式的，也是最内容的；音乐是最抽象的，也是最具体的；音乐是最民族的，也是最国际的；音乐是最无为的，也是最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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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尊重宗教信仰、注重精神引导
音乐适宜参与宗教活动，因为音乐材料的某些超自然性、抽象性与模糊性，最能体现宗教的神秘性、象征性。宗教活动中的心理活动与音乐审美活动中的心理活动除有类似之外，宗教仪式还有审美的因素，而立美主体在音乐创造中亦有对人生、对世界的宗教式思索与体验。[8]
从文化的起源来看，宗教是产生和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任何民族的早期文化中，包括在中国早期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宗教盛行的痕迹，尊崇、注重以乐声来达到沟通鬼神、天地的目的，是商代乐的文化意识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人类的早期思维，还无力对各种自然力量和自身的生死规律作科学的解释，所以，只能以各种自然崇拜来解除内心的恐惧。这种原始的宗教意识，正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压迫的产生，人类的意识开始转向对人生和社会的疑惑，这一点正是早期宗教家们建立人为宗教的依据，他们在人类现实社会之外建构起一个超越的世界，从而使人类为摆脱人为的社会痛苦而投身于宗教的避难所。这种宗教理想自中世纪以后一直统摄着西方的文化。虽然西方社会曾经经历过一场以人文主义反对宗教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但这场运动并没有使宗教的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变得淡漠；相反，它赋予了西方宗教以新的内容，以更新的姿态冲击着西方文化。
西方的宗教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仍保留着强大的势力，它不但成为西方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渗透到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西方音乐也正是在这种宗教传统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宗教意识不但使西方音乐带有深厚的宗教色彩，而且赋予西方音乐以内在的精神价值。宗教内容一直是西方作曲家最热衷的创作题材，在西方音乐史上，以宗教为题材的音乐巨作举不胜举。更重要的是，体现出西方宗教崇拜的壮丽、宏伟的音响结构和超越现实的神秘色彩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价值，始终渗透在各个时期的西方音乐中。[9]
15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导者马丁·路德，在其著名的《宴会上的讲话》中曾谈道：“音乐一半是纪律，一半是教育大师，它使人变得更柔和、更温良、更端庄和更智慧……因为我们的天主已经向生活、向本来是一座喧闹穷困的住宅，倾倒了如此高贵的礼物，并将那永恒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赐给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将变得更完美和更欢乐。但这只是物质上的优美，只是个开端。”[10]蔡元培先生更是积极倡导美育，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音乐的宗教价值，是作为人与神沟通、交流的中介。它在宣传宗教意识、教义与信仰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音乐能渲染宗教仪式的气氛，增强其神圣的意味，导引进入宗教境界。并且由于宗教音乐本身具有的审美功能，它很容易使宗教的教化渗透到美感享受之中。
四、注重全面培养、强调自我完善
音乐作为一种来自心灵的艺术，它不仅净化人的社会行为，而且净化人的心灵，甚至身体。它能够通过旋律、节奏、调式、调性、配器等综合作用于人的灵魂，从而达到个人的自我完善。
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其人生从某种角度上讲是接受教化的一生。然而这种教化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外在社会规范的一种约束力，即社会教育，是由外而内的；另一方面来自人类内心完善自我的强烈渴求，是由内及外的，音乐亦是如此。所以人们需要通过音乐教育“育人”，而音乐由于其审美特征，与科学和道德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诉诸于人类心灵的自由，因而极易被人毫不拒绝地纳入内心深处，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晕染。
首先，音乐教育完成了人类从外向内的培养。《乐记》有载：“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中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作伪。”即：“德，是人性的根本；乐，是德行的花朵……诗、歌、舞三者的本源是人的本性，然后乐器随之进行演奏。所以，感情深厚仁爱就鲜明，血气旺盛变化就神妙，和顺的德行蕴藏在内心，美好的东西才能通过乐表露出来……”[11]
《乐记》中还提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认为用音乐来提高人的内心修养，平易、正直、慈爱、体谅的心情就会自然产生。礼乐思想认为音乐是培养人和塑造人，即“成人”的手段。通过音乐将会使人的精神境界趋于完(转第55页）(接第59页）美，成为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仁人”。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诗人白居易主张的礼乐教育，更是将教育保持在“育人”的教育体系之中，在音乐的学习上，他主张“学乐者以中和友孝为德，不专于节奏之变，缀兆之度也”。即音乐技能及知识的掌握应以“人的培养”为主要前提。[12]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教育得到重视，一般学校也重视音乐。教师如果没有音乐才能，就没有教育者的资格；学校每周有4小时的歌唱教育，还有课外练习。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倡导通过美育打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经由文学艺术从愚昧走向光明。
其次，音乐教化可以由内到外晕染人的心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其《论语》中谈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很显然，在这里，“乐”的完成，是其教育完成的最后阶段。在此之前，受教育者通过学习《诗》（其中包括弦歌颂诵），在内心修养、情感意象等方面得到培养和陶冶，再加上聪慧“智”与意志体魄“勇”，这些成人的必要条件，又在礼的学习中学会各种社会礼仪，行为规范，才修养成由礼乐的教化共同构成的“乐”。如孔子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把“乐”放在仅次于“礼”的位置就是一个明证。[13]
鲁迅曾深刻地阐述过美育“涵养人的神思，启示人生真理”为其他教育所不可替代的道理，并尖锐地指出：“一旦没有这种教育，这个国家就要零落颓唐了。”[14]正如哈瑟（Haase）在1950年所说：“在人品的培养与塑造方面，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民族观念，不是逻辑思维，也不是民主思想，而是音乐教育。”
音乐是通过对人心灵的晕染，从而使人性得到完善，并且影响到民族意识的传承，直至国家意识的渗透，最终完成其全面的教化作用。正如孟子所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因为音乐教化是培养个人人格精神的一种文化活动， 其要诀不仅在于它能加强受教育者的想象力，而且能帮助受教育者认识有关人性和人生的种种价值。
参考文献：
[1]修海林：《周代雅乐审美观》，载《音乐研究》1991年第1页
[2][4]尹鸿书著《中国音乐史》第61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3]李纯一：《孔子的音乐思想》原载《音乐研究》1958年第6期
[5](美)R.L·加里森、A.A·施瓦德朗、D.G·沃兹《音乐教育》
[6]曾遂金著《音乐社会学概论》第31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7]《音乐的势力》萧友梅（原载《音乐教育》1934年第2卷第6期）
[8]修海林、罗小平著《音乐美学通论》第261页上海音乐出版社
[9]王次著《音乐美学概论》第48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10](日本)真筱将著《音乐教育史》第76页人民音乐出版社
[11]《乐记》批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76年10月北京第1版
人文学科 教师素养 知识技能 职业道德
一、音乐学科之人文教育本质
科尔伯特曾说：“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并不取决于它的疆域大小，而是取决于它的人民的品格。”人民的品格如何获得？学校教育是主要渠道。那么，学校教育之品格获得又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当然是各学科课程。其中人文学科对人品格的获得应该承担几乎全部的任务，“因为人文学科的贡献主要在于‘以独特的方式提高人的价值判断意识’，在于‘以一种知识和教育领域所没有的真诚态度’来接纳价值观念。”①而科学学科从整体上很少谈论人生的目的、情感、意义等与人的品格紧密相关的东西，因此，以审美为基础的人文学科之艺术学科在其中必应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而音乐学科必定成为人文教育中坚，为国人品格的获得与培养发挥其独特效用。
笔者从人文学科角度、通过对人文学科教育本质的论述，意在阐释音乐学科的人文学科的概念内核和音乐教育的人文教育本质，强调音乐学科的重要性。
二、音乐教师素养构成
如上所述，音乐教学实施者——音乐教师的素养就显得尤为突出与重要，因为首先教师的职业就是以人格再造人格，教师是人的品格的直接影响者、塑造者。正所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次，因为音乐教师是整个音乐教学活动的直接策划者、实施者、参与者，因此音乐教师素质高低直接关乎音乐教育质量好坏。音乐教育的成败关键在音乐教师，音乐教师优劣关键在教师素养。
（一）知识技能素养
1.音乐专业素养
音乐专业素养是指音乐教师必须具有的直接服务于音乐教学的音乐专业技能、理论及音乐文化知识。笔者称之为基础素养。
教师音乐专业素养包含：歌唱教学技能、钢琴弹奏技能、合唱指挥技能、作曲技法技能、音乐理论知识、音乐史论类知识。歌唱教学技能是指音乐演唱能力和水平，基本要求包括：良好的乐感、恰当的情感表达、科学的歌唱方法等。钢琴弹奏技能指教师的钢琴演奏和伴奏能力，基本要求：正确的触键、恰当的情感处理、一定的手指技巧。合唱指挥技能是指音乐教师的专业合唱与指挥能力，包括：正确的合唱声音概念、作品的正确把握处理、基本指挥技术以及组织排练能力等。作曲技能指音乐创作方法与作曲理论知识。音乐专业技能理论知识指音乐专业知识，包括：曲式与和声、基本乐理、视唱和练耳、乐器知识（除通用乐器外，还要了解其他民族乐器，以及电子乐器）。音乐史论类知识指基本音乐历史知识和相关文化知识，包括：中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中外民族民间音乐、通俗音乐等。
上述诸多音乐素养集中体现为音乐教师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能力——音乐听力，即音乐辨别或鉴别能力。这种能力既是音乐教师综合音乐能力的反映，也是具体教学过程所必不可少的。无论是学生的演奏、演唱，还是为学生进行各种演示，向学生提出要求，做出指导，以及逐渐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声音概念和自学能力，包括音乐欣赏，无一不与音乐听力密切相关。因此，音乐听力是衡量音乐教师音乐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2.艺术知识技能与其他学科知识素养
艺术技能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素养是音乐教师完成音乐教学应该掌握的除音乐专业素养之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其他学科技能知识等。笔者称之为必要素养。
新课标提倡学科综合。音乐学科综合课程之“综合”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综合：一是音乐学科与姊妹艺术学科的综合；二是音乐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综合。就是说音乐是其他艺术所必需的，艺术是非艺术学科所必需的。因此我们必须结束音乐教育的“孤立”状态，我们必须建立“大课程”观念，必须把“音乐”放入“整个艺术”中来考虑。
“美国学校艺术教育第一套在政府干预下，包括有四门艺术课程的纲领性文件——《艺术教育国家标准》这样表述：艺术教育是一个有序的包括音乐、视觉艺术、舞蹈、戏剧四门艺术学科的教育”，②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艺术教育结构与内容。这就要求音乐教师素质的复合型，要求音乐教师知识文化的多元性。依据《艺术教育国家标准》，音乐教师的艺术素养应包含：基本舞蹈技能与其相关舞蹈知识及一定舞蹈编导能力，简单美术技法（素描、色彩等）与相关美术知识，简单戏剧表演能力与相关戏剧知识。
除此之外，音乐教师还应具有一些其他学科知识素养。如一定文学知识与良好的文辞能力、基础哲学、美学及历史知识等。
3.教育教学知识与技能
教育教学知识与技能是音乐教师完成音乐课程教学必须具备的教学技能。笔者称之为工具素养。包括三方面内容：
1.音乐课教学技能。包含：全面掌握和运用音乐专业知识技能（包括其他艺术知识技能）的能力，简单乐器教学技能，音乐欣赏教学能力，创造性音乐活动教学能力，课外活动的组织能力。这里笔者特别提及一下创造性音乐活动教学能力，因为音乐教育之创造性已经是国际现代音乐教育的集中趋向，也是“新课标”之突出要求。创造性音乐教育重视音乐教育空间的拓展。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雷默认为，21世纪的学校音乐教育，除了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表演机会，更应该满足绝大多数人音乐体验的需求。他建议21世纪的音乐教育内容应拓宽更多的表演机会，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作为一种音乐创造方式的即兴演奏方面。“雷默认为，我们受音符束缚的表演文化已经导致思维方式的萎缩和衰退。表演者一旦离开乐谱，表演音乐就会瘫痪和麻痹。我们不能回到一种非记谱的音乐文化，但我们一定可以在普通音乐和表演方面为我们的学生展现各种通过即兴在表演中获得的各种充满创造性的愉悦。过去的音乐教育倾向于过多地定位在‘演奏正确的音’上。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机会来指导所有的孩子作曲，因为作曲是一种音乐思维和认知的真正的基本方式。”③
“美国dbme以学科为基础的音乐教育模式，倡导从创作、美学、历史、评论的角度来学习音乐。其中创作包括即兴表演、作曲和表演。”④由此可见，音乐教师在创造性音乐教学能力方面至少应具备表演（包括即兴表演）与作曲两项素质。
2.一般教育教学技能。内容为：分析教材组织教材的能力，准确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教学活动的能力，准确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导学生的能力，现代化教学技能。
3.普通教育教学知识。包括：心理学知识，教育学知识，教学法与教学论知识。教育学、心理学知识还包括学生身心发展、学生个体差异及对学生学习客观正确评价方面的知识。教学法知识包括普通教学法和音乐教学法知识。教学论知识包含教育、教学论、音乐教学论知识等。
4.治学与研究能力
治学与研究能力内容广泛，包括音乐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自我学习研究能力、经验交流观摩能力以及教师教育合作能力等。教师治学研究能力非常重要，它间接影响音乐教师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到音乐教师知识技能的提高和完善。比如建立科学的音乐教育理念，树立正确的学生观，学习新的音乐教育模式，学习先进的音乐教学手段等，都依靠于治学与研究能力。
加里宁指出：教师一方面要贡献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像海绵一样，从人民中、生活中和科学中吸收一切优秀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些优秀的东西献给学生。其朴素的言语揭示了深刻的道理。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倡：“以教人者教己”“教学做合一”。前辈的教育思想今天仍然适用。
当前，教师要做研究型教育者（笔者称之为教师学者化），已是中国教育大势之趋，这势必要求教师学习研究能力的提高。所以，治学与研究能力是音乐教师必须努力之处。同时，音乐教师要明确终身学习的意识，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知识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的淘汰与更新日新月异。
（二）职业道德修养
道德是什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者，路；德者，得也；?浚ǖ拢┩獾糜谌耍?诘糜诩骸T诘烙氲碌墓叵瞪希?湃顺疲骸靶械溃?械糜谛模?街?隆薄P小暗馈保?澳诘糜诩海?獾糜谌恕保?莆?暗隆薄？杉??啊?馈?哂锌凸坌裕?峭庠诙匀说目凸垡?蟆！?隆?蚓哂兄鞴坌裕?侨四谛幕竦玫男拍睢⒁馐逗推分实取！?馈?恰?隆?那疤幔??隆?恰? ’的内化。”⑤
可见，道德应是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意识、品性的统一。因此对于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简称师德），我们应注重教师“内化”的道德，而不是客观的规范、原则。我们不能把师德仅仅诉诸于条例与规定。对师德的重视由来已久，汉代教育思想家董仲舒强调：“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他提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吾取之”。他明确指出：“善为师”的必要条件首先是“既美其道，有慎其行”的师德。这“美道慎行”充分表明董仲舒对教师道德的高度重视并要求以身作则的意义。师德的内涵主要包括：
1.敬业与奉献
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师——财富蕴藏其中》中指出：“人们要求教师既要有技能，又要有职业精神和献身精神。”笔者认为，敬业与奉献是师德之首。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心中有爱。这是因为学校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其活动基础是爱，爱是成功教育的基础。所以爱心是教师敬业奉献精神之基础，是最重要的师德素质之内因。这种爱表现为对教学工作的爱和对教育对象的爱。教师内心的爱外化为爱岗敬业之实际体现，乐教勤业之实践行为。卢梭曾说：“有些职业是这样的高尚，以致一个人如果只为了金钱而从事这些职业的话，就不能不说它是不配这些职业的；军人从事的就是这样的职业，教师从事的，就是这样的职业。”
笔者认为，当代教师真的需要一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追求。再则说，教育本身追根溯源就是无名无利、清白之事。
2.修养与言行
笔者认为修养与言行是教师“道行”之表现，是教育者知识水准、人格修为、思想水平、文化素养之融合。而如是之修养综合外化为教师言行，教师个人之范行，言行是修养的体现和反映。两者既独立又联系。教师修养与言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学生，而这种影响对学生内心影响更深入、更久远。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之修行对学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乌申斯基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所以音乐教师应努力在修养、言行方面多做文章，努力实现自身修为的提升。当然，人的修养需要一生来完成。音乐教师的个人修养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音乐教师用一生来谱写。但关键是我们要去做，因为：“请你记住，你不仅是自己学科的教员，而且是学生的教育者、生活的导师和道德的引路人。”前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告诫教师。
总之，师德是教育之车轮，教师之羽翼；师德是教育教学之保障。陶行知先生说，教育就是教人做好人，教人做好国民，这要靠教师的德行、教师的学识、教师的才能、教师的高尚人格。
结语
音乐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理念以及音乐教育教学“学科综合”之思想，要求音乐教师素养多元性，笔者概括为知识技能素养与职业道德修养。知识技能素养涵盖音乐技能知识、艺术与其他学科技能知识、教育教学知识技能及治学与研究能力；师德素养包括敬业与奉献、修养与言行两方面。这些技术与非技术因素对音乐教师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教师把学生造成什么人，自己就应当是什么人。音乐教学首先与音乐教师专业水平紧密联系，但教育质量好坏最终决定于师德水准高低。综上所述，做一名音乐教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同时做一名音乐教师又是非常荣尚的。正如卢那卡尔斯基所说：“教师是博学多才的，并且是国家中最可爱的人……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像教师那样对人提出那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使自己成为人们的典范。”
注释 ：
①列维·史密斯著，王柯平译.艺术教育：批评的必要性.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0.第247页.
②③④戴定澄著.音乐教育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⑤赵宏义，于秀华著.新时期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第3页.
参考文献 ：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教会学校的增多。对教育热心的传教士逐渐认识到各自为政的弊端，从而开始从全局的角度讨论教会教育的办学方针及教学内容等问题，力求实现教会教育的制度化，以全面推进在中国传教的进程。在他们的言论中，不乏有关音乐教育的论述。事实上，在中国教会教育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传教士大多对音乐教育有所提及。如最早提醒公众认识到在中国建立公共学校教育重要性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也是最早在中国提出音乐教育的西人。他在首版于1873年的中文著作《大德国学校论略》(重版时又称《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中，提到音乐为“智学”课程之一。在这本书中，花之安除告诉国人德国“大小书院皆教唱诗之法”、“授音乐之要略”外，还引进了诸如“律乐院”、“乐理”、“师道院”、“训瞽院”等新名词。1875年，他在《教化议》中重申艺术教育对德育、智育发展的重要性，把音乐作为“救时之用”之“六端”之一。之后不久，他在影响很大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他的长文《自西徂东》，用一整章的篇幅解释西方音乐，其中对德国音乐教育情况的介绍，尤其值得注意：
泰西之乐，与中土并古。鼓琴品箫之属，虞夏之世已备。溯自亚当始祖之世，逮及七代始有作乐。至摩西则有诗歌，传自今日，犹太国上古诗歌琴瑟，甚著名。在大鞠王时，甚强盛，与周朝周公同时。在上帝殿，用人作乐甚众。制为琴瑟唱诗以献祭上帝。他国之乐虽失传，观其金石所镌乐之图形，犹有可考据者。律乐最著名者，是希腊国。其所论上生下生之法，与中国略同而独详。今泰西律乐，以德国为最盛。大小书院皆教唱诗之法，每礼拜堂常联班歌咏，几各家有其乐。最通行者，弦琴风琴。虽每书院皆训音乐唱诗，然亦不过乐中之大略。欲穷其理，必须入律乐院参究。先通其法，不能入院，乐之为理甚深，必自髫龄专其业，方可成功。乐院各乐器俱备，使生徒有所揣摩，各专其器。然必一人兼通数器，奏乐时和以诗歌，使娓娓动听，虽穷乐理，尤以自能谱新调为上，笙乐齐奏，各司其器，而节奏不少紊。其声清越可听。
狄考文、李提摩太也是较早把音乐教育提到教会学校教育日程上的新教传教士。早在1877年，狄考文就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全国宣教会议上呼吁：“传教士不仅应具备教中国典籍的能力，而且应有教授真正教育所有学科的能力，如地理、数学、音乐、历史、自然哲学。”李提摩太在1887年出版的《七国新学备要记》中，开列的各级学校教学科目中也提到“音乐学”一科。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郭斐蔚在其提出的“男女四等学堂”建议中，更是具体指出：“自十岁至十三岁，教以算学、常字音解、写法、乐谱、图画、修德诸学。自十四岁至十七岁，教以地理、算学、天文、史鉴、作文、乐谱、图画、修德诸学。”通州潞河书院院长谢卫楼(Devello Z.Sheffield)也专门著文阐明他的宗教音乐理念。
除了舆论方面外，传教士为中国学校音乐制度化所做成的努力，还可从他们在音乐教科书的编辑上所做的努力看出。如果说1872年狄就烈出版的《乐法启蒙》仅是个孤立的、不具有普遍性的例子的话，1877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宣教会议则标志着一些传教士对音乐教育统一性的问题开始有整体的考虑。这次会议推举丁韪良、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林乐知等人组成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益智书会”)，专门负责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他们计划出版的教科书系列中，由韦廉臣夫人和狄就烈共同负责编纂的音乐教科书《声乐和器乐》也包括在内。林乐知在1886年5月召开的教科书委员会上，报告他所负责编辑的音乐教科书已经完稿。1887年2月，又报告说此教科书已交付益智书会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狄就烈补编后的《乐法启蒙》多次重印，1907年又以《圣诗谱》为书名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全国发行。与此同时，李提摩太在山西刊行了他的音乐教科书《小诗谱》。但在这之前他曾刊行过内容更为详尽的《中西乐法撮要》，其中包括乐理、工尺谱、圣诗谱。值得一提的是，李提摩太夫妇的《小诗谱》包含有“教法”和“考法”、“课”、“调”等章节，是和《圣诗谱》相似的、有系统的用于视唱教学的教科书。此书不仅系统介绍了乐理知识，对具体的教学教法课时要求也有明确的提示。如在“教法”一节中，明确表明“初学者当奉教于乐师，不可自作聪明，谬则难改”；“七日学习两次，每次或半时辰或一时辰，若每日一次愈佳”等具体建议，对学生学习后音乐水平的测验也有“初考时必以外国教师为乐师考中者乐师给以执照既得元等执照可以教初学者”等明确的规定。
益智书会除了出版教科书外，还在《教务杂志》上开辟了教育专栏，对教会教育办学和整个教育改革进行讨论，包括音乐教学问题。
四、传教士、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影响
关于教会音乐教育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影响问题，国内音乐史学者一般认为教会学校传播的音乐作品因为只在“比较狭小的范围中流传”，因而难逃“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的命运”。说教会学校传播的音乐作品只在“比较狭小的范围中传唱”似乎属实，但概称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却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以笔者看来，传教士和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在中国的长久影响，至少可从他们对维新人士的影响和教会学校培养出的音乐人才两方面窥见一斑。
传教士对新式教育的鼓动对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等维新人士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李提摩太、花之安、林乐知、李佳白(Gilbert Reid)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在国内外中国近代史学界已有共识。康有为的乐教理念虽说源自孔子学说，但他也早在1884年即开始注重西学，对基督教在激励民心、振奋精神、团结国民中的作用尤为赞赏。他在《请尊孔教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说：“观欧美之民，祈祷必于天神，庙祀兴于教主，七日斋法，膜拜颂经。称于神名，起立恭敬，雅琴合歌，一唱三叹，警其天良，起其齐肃，此真得神教之意，而不失尊敬之心。”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介绍德国学制时。提及“歌乐”也很可能受传教士花之安的影响。梁启超在1896年所撰的《论幼学》、《论女学》中，对西方国家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所作的介绍，其信息来源就始自李提摩太的论著。李提摩太1895年在北京走上层路线，鼓动维新变法时，梁启超曾担任过他的秘书。具体到音乐教育方面，虽然可见的史料有限，但并不证明维新人士后来对“乐歌”课的提倡完全来自日本的影响。如郑观应在《学校》一文中对“律乐院”一词的使用，显然 是来自花之安的影响。我们知道梁启超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多受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的影响，而最早在中国提倡福氏幼儿教育理论的是林乐知。1898年5月，梁启超联络经元善等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学时，林乐知父女、李提摩太夫妇等传教士出力甚多。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经正女学课程中的“琴学”是否来自传教士的主张，但李提摩太夫人从建学伊始即是该校的监学，每月视察一次直到她去世却是有证可考的事实。
从钢琴教育来讲，虽然我们对教会学校的具体钢琴教学所知甚微，但从它们培养出的学生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这些学校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以清心女校和中西女中为例，著名钢琴教育家吴乐懿在其自撰的生平简介中提到，她妈妈对钢琴的兴趣就是在清心女校就学时萌发的，后来她母亲又成为该校的钢琴教师。著名作曲家瞿希贤在清心女校就学时，不但学习钢琴，还参加唱诗班。女高音歌唱家高芝兰、傅聪的第一个钢琴教师李惠芳，也都是清心女校毕业的。上海音专早期的钢琴教师王瑞娴毕业于中西女中。黄自在清华读书时的钢琴老师史凤珠也是中西女中的毕业生。
教会学校作为西洋器乐音乐教育摇篮的史实，还可从厦门籍的当代中国音乐家的家庭背景中窥见一斑。有关早期厦门西洋音乐教育的记载目前可见的虽然不多，但鼓浪屿作为中国钢琴家摇篮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来自厦门的西洋音乐家大多与传教士有关。如殷承宗就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里，他最早的钢琴老师就是个基督徒。中国最早的女指挥周淑安和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多年的钢琴家李嘉禄也出生在厦门的基督教家庭，也是由于教堂的关系最初接触西洋音乐的。周淑安的父亲是牧师，姐姐担任过教堂的琴师，而她本人曾在中西女塾就读过，也任过教。李嘉禄在很小的时候就由他的母亲教他识五线谱、弹风琴。如果不是和基督教会有关，作为鼓浪屿一个贫苦的渔夫之女，李母是不会有如此技能的。直到他1982年去世为止，李嘉禄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三十年。周淑安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上所做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为我国小提琴教育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谭抒真也生长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喜欢唱圣诗，谭本人“平时在家常常用小提琴演奏一些赞美诗和歌曲的曲调”，进的几所中学也是属于基督教会。指挥家李德伦在辅仁大学上学时，每个星期都去教堂听德国神父卢华伯和张光弼等人一起开的管风琴音乐会，基督教燕京大学每年演出的《弥赛亚》，他更是从不错过。他还参加了辅仁大学的管弦乐队，拉第二提琴。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虽然拒绝信教，但他最早接触西洋音乐也与传教士有关。萧幼年在澳门居住时，常被邻近的一位葡萄牙神甫所弹奏的管风琴声和歌咏声吸引，后来被这位教士把他带到家里，让他亲手抚摸这台风琴。多年后，萧友梅仍不忘这段经历，他在《自书履历手稿》中由衷地写到：“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
事实上，教会和其所办的学校在传播新的音乐技术和理论方面对“学堂乐歌”的倡导者也有直接的影响。张静蔚早在1985年就在其有关近代中国音乐思潮的论文中提到，早期学堂乐歌作曲者邹华民“就是从教会学校音乐课中，学到初步的音乐理论，而进行音乐创作的”。被公认为“学堂乐歌”之父的沈心工“最初也是从教会学校中学到了新的音乐知识。李叔同的乐歌创作更是深受基督教赞美诗的影响。
传教士对中国现代音乐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也有一定的影响。杨荫浏先生早期的西洋音乐知识就是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教他钢琴、乐理的老师郝路义(Louise S.Hammond)是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对中国音乐特别是江南的文人词乐颇有研究。杨荫浏本人是基督徒，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过。和周淑安一样，杨荫浏后来对基督教赞美诗的翻译编曲作曲及作词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教会学校对传播西方音乐知识和技能所起到的作用，即使在“学堂乐歌”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也并未间断。如北京最早的音乐学校就是天主教徒高连科1910年创办的。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不仅在键盘乐上比别的学校的毕业生水平高，在传播基本乐理知识上也有明显的优势。历史学家黎东方在回忆他喜好音乐的缘由时，特地提到教他唱歌课的张女士是从中西女塾请来的：
她唱的好，弹得也好，她一边弹钢琴，一边把我们分成四组教唱。我算是一个“插班”的新会员，她不嫌麻烦把我从头教起。于是，我才明白C调的“多”与G调的“多”大有分别。单就教授法而论，她比以前教过我的几位音乐老师已经大不相同。她说：C调的“梳”(去声)与G调的“多”在同一键子，所发的音似乎一样，但由于G调的“蒂”不是C调的“法”(上声)，因此，C调不仅是低于G调四个键子而已，C调柔和，G调激昂。其他的十个调子，如E调缠绵，F调伤感等等，也均各有其特点。我听了以后，十分佩服。
结语
有关传教士的研究，国内音乐学界和其他学界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深受“文化侵略”范式的影响，对传教士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缺乏基本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文化帝国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音乐学界对传教士所引进的西方音乐文化又呈现出以偏盖全的倾向，欠缺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的确是我国“学堂乐歌”的策源地。从鸦片战争后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的肇始，到沈心工1903年在南洋公学首开乐歌课，在这半个多世纪间，无论是作为中国音乐教育的鼓动者、实施者或教学内容的制订者、教科书的编纂者，传教土都起到了先驱的作用。教会学校不仅开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先河，而且为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兴起的专业音乐教育培养了一定的人才。
[论文摘要]在快乐中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是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目标。在审美通感的基础上，通过道德移情进行理性灵魂的德性活动，是音乐教育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心理机制。“执中”为善、积习成德是音乐教育培塑未来道德公民的基本途径。
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理论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内容，其中关于以音乐教育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思想尤显突出。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是古希腊的一贯传统，音乐教育作为 艺术 教育的重要形式，是美善教育的基础，是少儿道德品行培养的重要途径。
一在快乐中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音乐教育的道德目标
1.“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求实用，还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与 发展 ?这是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他的音乐教育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亚里士多德肯定了后者。他批评了教育功利论与实用论，认为“处处寻求实用是对自由大度胸怀的极大歪曲。‑}ycrms>并指出:“应当有一种教育，依此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y lcrns>“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既是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道德价值指归。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音乐就已被纳人古希腊教育体系。但是，对音乐教育的作用，前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亚里士多德指出，以前人们设置音乐课程仅仅是为了闲暇时的消遣，音乐被视为自由人的一种休闲方式。他认为，仅把音乐作为消遣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只为竞赛而学习音乐或进行音乐技巧训练，因为那样无助于高尚品德的形成。他说:“音乐不宜以单一的用途为目的，而应兼顾多种用途。音乐应以教育和净化情感为目的’,pl(rzsa>。他进一步指出，音乐与三件事情相通，即“教育、娱乐和消遣”，并“显出全部三种性质’.l7(rne>。音乐直抒人们的胸臆，能使人产生比普通的感官快乐更为崇高的精神体验。人们或为“奥林帕斯的歌喉”激起灵魂的亢奋，或者性情通过这样那样的韵律得以改善，他提醒人们“应该察觉到音乐对性情和灵魂的陶冶作用’}f17(en9>。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贯穿于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始终。
2.在快乐中育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要顺应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和谐的发展。为此，他按年龄把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0-?岁，主要是在家进行体格锻炼。第二阶段为7-14岁，主要是在学校接受道德情感教育。第三阶段是14-21岁，在学校进行智能培训。他认为，身体、道德情感和智能三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和训练。“应当首先关心孩童们的身体，尔后才是其灵魂方面，再是关心他们的情欲，当然关心情欲是为了理智，关心身体是为了灵魂。.}plc}ea>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美的心灵，锻炼强健的体魄是为了促进道德情感的发展，因为道德情感是德性的灵魂，道德情感的培育是教育的核心。第二阶段的学校教育是少儿道德品行培养的关键时期，它是一种涵括读写、音乐、绘画、 体育 、劳动等诸多内容的综合性素质教育，为智能训练导引方向。第三阶段的智能培训包括文学、修辞、天文、几何、伦 理学 、 哲学 、宇宙学及音乐等课程，它们不仅有利于学生的智能开发，又能以智促德。炼身养情、以智促德、以美养德是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观的要义所在。
亚里士多德认为，少儿道德教育不是刻板的说教与规约灌输，而是一种寓教于动人的歌舞、美妙的音乐、形象的绘画以及充满活力的体育锻炼之中的身心活动过程，是带给孩子们快乐与幸福体验的师生互动。“所有人都说音乐是最令人愉快的事物，无论仅是旋律还是伴有歌唱”(n}rna>。我们看到，音乐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后两个年龄阶段。当然，对于学龄前幼儿来说，音乐更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快乐伙伴，“响器与孩子们的童心极其吻合，其实(音乐)教育就是稍大一些的少年的响器或玩具。‑(}7(rza}’可见，音乐教育构成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从少儿的年龄特征出发，指出:“音乐的教导很适合少年的本性，青少年们由于年龄关系极不情愿忍耐那些缺少快乐的事物，而音乐在本性上就属于令人快乐的事物。‑(}7}rzai)好玩是少儿的天性，他们正是在玩中获得快乐，并学会辨别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音乐属于好玩的、令人偷快的一类事物，它不仅带给少儿美的精神享受，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得到净化、纯真的情感受到熏陶。柏拉图曾说，在音乐的熏染下，少儿从小就与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亚里士多德与其一脉相承，认为音乐教育不仅可以熏染少儿的道德情感，同时将使他们逐渐领悟怎样在良好的情操及高尚行为的艰苦磨炼中获求快乐。他说:“既然音乐带来快乐的享受，而德性在于快乐和爱憎的分明，那么，必须阐明的是，没有比培养正确的判断能力、学习在良好的情操和高尚的行为之中求取快乐更要紧的事情了。‑y7(rzao>道德品行的培育不在苦行僧式的规训中，而在对美的欣赏、体验与感悟中，是在洋溢着快乐的美一德的互动中。以美求善、以善导美、美善相乐既是美育的基本理路，也是德育的重要范式。波兰美学家塔塔尔凯维奇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善观作了如下概括:“凡美皆善，但非凡善皆美;凡美皆能给人快感，但非凡快感皆美。因此，美是既善而又能令人愉快的东西。‑ }2}(rs}，古希腊诗人泰奥格尼斯曾说:“凡是美的都是令人愉快的，凡是不美的都是令人不愉快的。‑(27}e3o)音乐是审美的艺术，音乐教育是播洒快乐的艺术教育，它以乐声之道行不言之教，使少儿在载歌载舞中悟道、求德、向善。这正是少儿喜闻乐见的互动式教育形式，是促进少儿身心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德性的灵魂在旋律中流动—音乐教育是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心理机制
1理性灵魂的德性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肉身与灵魂的统一体。人的灵魂有三种形式:植物灵魂，主管营养和繁殖;动物灵魂，表现为感性欲望;理性灵魂，体现为理智与思辨。前两者为非理性灵魂，是欲与情的载体，具有德性的潜能。理性灵魂则是使潜在的德性转化为道德情感、升华为道德理性的灵魂中的高级部分。灵魂具有两个特征:位移和思维、判断、知觉〔’丁〔例’，思维、判断及知觉属性为理性灵魂所特有。“思想在心灵之中就像在一块没有被现实地书写的写字板上的字一样。‑(s7c}})正是主体理性灵魂的能动性活动对情与欲的“过滤”与德化，才使得音乐内蕴的道德之质—“思想”—育化为充满活力的道德之声，并渗人主体心中，成为主体道德情感之源并使之不断升华。
理性灵魂的能动作用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思维活动，它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如果对象令人愉悦或令人痛苦，灵魂就会追求它或回避它，并由此肯定它或否定它，感到快乐或痛苦就会按照相应于善或恶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感性媒介而行动。;[37[m’音乐教育中，少儿的道德思维活动是在审美通感的基础上，通过道德移情来实现的。
2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
亚里士多德指出:“旋律自身就是对性情的模仿，这一点十分明显，各种曲调本性迥异，人们在欣赏每一支乐曲时的心境也就迥然不同’，[}7}rzao>。有一些曲调令人悲郁，如吕地亚混合调;有一些令人心族摇曳，如轻松的曲调;另有一些令人神凝气和，如多利亚调。由于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与人心息息相通，因此“灵魂就是一支旋律”，“灵魂蕴藏着旋律”f7[rzsy这是一种由心与乐的交流达到乐与德的互渗的心理活动。灵魂之所以蕴藏着美妙的旋律、音乐之所以化为憾心的德音，就在于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在乐一心一德之间架构了一座连环彩桥。
通感又称通觉，是指从感知、表象到意象形成过程中的感觉挪移、转化、渗透，最终达到相通的心理现象。音乐具有状摹 自然 事物、人伦道理的特性，这种状摹不是用可见的形象直接表意，而是以“效”、“似”等无形有声的手法加以隐喻。审美通感产生的关键就在于音乐的状摹性以及少儿的道德模仿。亚黝多德将事物的形象·颜色·味道等与声音进行了比较，认为声音(音乐)对性情的模仿及其与情感的联系明显优于前者。人的听觉对事物的感知也优越于触觉、视觉、味觉等感觉。他说，其他各种感觉无一能仿照性情，而“节奏和旋律模仿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所有与此相反的性情，还有其他一些性情。其效果十分明显，灵魂在倾听之际往往是激情起伏。在仿照的形象面前感到痛苦或快乐与亲临其境面对真实事物的感受几乎相同”n7(rzao>。音乐的状摹性为少儿进行道德模仿提供了直接示意。少儿具有极强的模仿力，模仿是他们养成道德行为、培养道德品质的重要方式。但是，少儿的模仿往往是自发的、没有选择性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对音乐的选择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在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曲调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指出人们应该向往好的节奏和好的旋律，主张以高尚的艺术冶情、以高雅的音乐育德。
高雅的音乐是优美的旋律、合宜的节奏、朗朗上口的乐词以及动人的歌舞等各方面的高度统一。音声表心、乐词言志、歌舞宣情。少儿是最富想象力的，他们纯稚的心灵就象一张白纸。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在旋律与节奏的 规律 性扣击下，通过乐词的引导及歌舞的形象性表意激发，少儿往往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手舞足蹈。他们通过对状摹人伦事物的旋律、节奏、乐词及歌舞的体悟，揣摩其与所熟悉的人、事之间的相通之处，从中感悟人伦道理。这种形象性的道德模仿是少儿道德认识的初级阶段。
《礼记·乐记》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47 (n46s)“凡音，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 [4](p470，音乐是一种表达情感、抒发意趣的审美艺术，是透过人心与主体合而为一的最情感的艺术。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音乐教育与道德情感、道德品行培养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旋律分为三类:道德情操型、行为型和激发型。亚里士多德主张在教育中采用道德情操型旋律。这不仅是由音乐教育的道德价值目标所决定的，也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使然。因为音乐与道德情感的融通不仅有赖于审美通感，还需道德移情。
道德移情是指主体在道德认知活动中，运用意义联想及创造性想象，将某种道德情感、道德意念比附、移注、渗透到认知对象中去的心理活动。少儿在赏乐、唱歌、品词、习舞的过程中，往往情不自禁地将自身的“情”和“意”倾注到音乐意境与形象之中，与音乐的中心思想、主题意境融为一体。这时，跳跃的音符、飘舞的旋律就会注人丝丝德悻、化为缕缕德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某些人的灵魂之中有着强烈的激情，诸如怜悯和恐俱，还有热情，其实所有人都有这些激情，只是强弱程度不等。‑[i7(}84-285’当乐曲使用了亢奋灵魂的旋律时，“他们如疯似狂，不能自制，仿佛得到了医治和净化”[il(p285)0少儿的情感正处在活跃的萌发、生长时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道德移情正是少儿道德激情进发、道德情感构塑的心理机制。
如果说审美通感是少儿对音乐获得感性认识的通途，那么，道德移情则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关键环节。心、理相顺，气、声相应，美、善相济，是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至妙之境。在这个过程中，少儿幼小的心灵在乐境中得到洗礼，道德情感在心乐碰撞中得到升华，道德感悟力和道德判断力逐步提高。没有呆板的说教，也无需填鸭式的灌输，无声的道德语言却在少儿的灵魂深处刻下印记。
三“执中”为善、积习成德— 音乐 教育 培塑未来道德公民的途径
1.“执中”为善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正值希腊奴隶制危机时期。长年的战争大大削弱了各城邦的力量，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统治者中拜金主义与享乐之风盛行，最终导致多次平民起义。同时，马其顿帝国的建立使希腊各城邦之间形成了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的激烈党争。如何缓解奴隶主与奴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如何抑制奢糜之风，怎样调节党争，成为事关城邦命运的头等大事。亚里士多德站在奴隶主中间阶层的立场上，试图以“中庸”之道调和社会基本矛盾、 政治 党争，改善社会风气。他认为，“中庸”不仅是为政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为善的根本要求，是公民道德品行培养的核心。
“要想成为一个善良之邦，参加城邦政体的公民就必须是善良的。‑[17(1’257)而善“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德性“必定是一种志在求适中的中道”[5](p197)。这就表明“中庸为善”。“中庸”即“适度”、“执中”，是一种因人而异的适度要求或状态。“中庸”作为神谕刻于特尔斐神庙之上，成为古希腊政治、文化、教育、 艺术 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亚里士多德指出:“教育明显应基于三项准则:中庸、可能的与适当的。.. [1](p286)中庸思想融贯于他的音乐教育与道德教育理论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音乐教育以中庸为指导原则培塑未来公民的道德品行。“如果每一种技艺或 科学 都注意于中道，并且使其工作达到中道的标准，那末它们一定会使它们的功能发挥得很好。n [ 5j ( p296)音乐教育以中庸为指南，使其载德行教、培塑理想未来公民成为必然。针对当时有些人认为“修习音乐将会流于低贱”的说法，他批驳道:“我们只须考虑为了培养公民政治方面的德性”[1](p282)，如:青少年参加音乐活动的数量要适中，择用的乐器要雅而不俗，采用的乐曲要富有教育意义。“关于曲调和节奏，我们还须考察，是所有的曲调和节奏都适用于教育还是应当有所区分。>r[i](p284)u假如某一曲调井然有序且富教育作用，就宜于在儿童时期的教育中采用’，[1](p286)，如吕地亚调和多利亚调本性在各乐调中居中，就很适合于青少年。总之，“不能让音乐的学习妨碍青少年日后的事业，也不能损害他们的身体，使他们不适于战争或政治方面的训练，无论是对当前的学习，还是对日后的应用而言。r, [ } j ( p282’音乐教育以中庸为原则，就可以避免产生某些粗俗或低级的效果，使青少年在高雅音乐的熏陶中逐步培养德性，成长为适合城邦需要的道德公民。
第二，插诗、剧中台词为乐词。亚里士多德认为，较为严肃的诗人模仿高尚的人及其行为，而较为平庸粗俗之辈模仿那些卑劣的人及其行为。高尚的人及其行为作为道德范例将激发少儿的道德情感，使其产生道德共鸣。卑鄙小人及其劣行作为道德反例则给他们警示。就戏剧而言，无论喜剧还是悲剧都是对一定的人与事的摹仿，意在表达善恶倾向、美丑偏好。化剧中台词为乐词，并将其韵律化，就赋予音乐极其丰富的道德内涵。因此，插诗、剧中台词为乐词是实现乐教一德教一政教三教合一的妙径，是培塑未来道德公民的有效方式。
2.积习成德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通过三种途径成为善良贤明之人。这三种途径是本性、习惯和理性。n[i](1’257)本性在先，比如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其他某种动物。习惯的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 自然 察赋，习惯会逐渐改变它们，而另有一些票赋，受习惯熏染可能变坏或变好。同时，人类还能够且应当依靠理性生活。三者彼此一致，其中习惯的力量尤显突出，少儿道德品行的培养就是日积月累、长期积习的实践过程。当然，良好习惯的养成离不开教育。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前者是由于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后者则是习惯的结果。因此，人德成善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教育与行为训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音乐教育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少儿要亲自演奏、亲身体验。因为一个人是否亲身投人音乐活动，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那些不参加音乐演奏的人很难或几乎不可能成为评判他人演奏的行家”l 7 <ezay“我们由于从事建筑而变成建筑师，由于奏竖琴而变成为竖琴演奏者。‑}sl<ez9x>“好的弹琴者与坏的弹琴者，都是习弹的结果，建筑师和其他技艺人才的产生，都是这样。建筑得好的人，便成为好的建筑师;建筑得坏的，便成为坏的建筑师。的确，如一种技艺的好坏不由于这样的练习，那么，他们便不需要任何的教师，并且他们的技艺的好坏便是天生成的了。德性的形成也是这样。‑}slcezn>“德性则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的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这和技艺的获得一样。’，「’了cwz)艺德相通、艺德相长。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成一种技艺，并在学艺中积习成德。这种德性养成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论倾向。
（一）“立德树人”的基本内涵
在高等教育中，“立德树人”的思想历史演变过程是十分漫长的。最开始的时候，“立德”与“树人”是分开的，是先有“立德”，后有“树人”。早在春秋时期的《左传》里，“立德”的思想就已经出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古人认为，一个人要到达人生之最高境界，首先必须树立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努力追寻并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最高境界。在党的十报告中，“立德树人”的提出，正是既有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又体现了新时展的进步精神，这是在如今的新形势和新条件下，提出的新教育理念，不但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还具备着崭新的科学内涵。“立德树人”二者合而为一，“立德”，是高等教育“树人”的前提与基础。高等教育若要完成树人目标，就必须先立德，进而以德立校。当确立了树人教育理念，明确树人的教育目标后，才能构建并完善树人的教育机制，大力建设树人的教育队伍，最终形成树人的教育氛围。“树人”，体现了对高等教育立德的追求。高等教育要实现“立德”的目的，就必须始终秉承着对“树人”价值的追求，建立起无愧于时代要求，不负人民期望的优秀的高等教育。
（二）“立德树人”的创新发展
“立德树人”，这四个字深刻反映了高等教育建设的内在需要———“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基石”。在社会发展的今天，正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背景下，内涵更为深远，更为悠长。当下的高等教育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是育人，是培育对祖国社会有贡献的人才。党的十报告将“立德树人”作为我国今后教育发展的根本的任务，这既抓住了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也反映了教育的实质和核心。[2]“立德树人”，简单说来，就是广大处于高等教育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用自己矢志不渝的信念，努力办好令中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无愧于时展的高等教育。培育真正的优秀人才，这是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要求，因此“立德”则成为高等教育最鲜明的标志之一。“树人”回答了前面提出的如今高等教育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就是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与神圣使命[1]。再者，“立德树人”，只有先育学生做一个好人，最终才能使学生具有做好事的意识。由此可见，高等教育，需要坚持“以德立而树人”的育人方向。这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秉持的育人宗旨以及标准，当今，中国正处于多元文化交集的背景中，国际舞台的开放性也越来越强，在我国青年学生中，他们也是处于在人生观、世界观和及价值观形成的十分关键的时刻。因此，“以德立校，德育为先”就更加的必要和紧迫。“以德立校，德育为先”，即要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整个过程，将理想信念教育，视为教育工作的中的重要内容[2]。
二、“立德树人”背景下的大学音乐教育是时展的需要
（一）建设和谐校园文化的需要
校园文化的和谐，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真谛与精髓。引导他们更好、更快地适应如今时代的迅速发展，是和谐文化的本质要求，而和谐文化，则是和谐社会的鲜明特征，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内在动力。大学的和谐校园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文化的重要因素，在不断地传承先进文化的时候，也在创新着思想。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有着示范作用，对培养青年大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极其重要。
（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当今高等教育的转型，体现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提升教育质量，使学生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以人文培育大学生为主，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起崇高而远大的理想与信念，通过帮助大学生构建健康的人格，实现引导大学生的自我责任意识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大学文化的人文性内涵，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对个体的关爱乃至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怀，促进大学生对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责任意识。只有大学生正确认识了自己，了解了自己，才能进一步形成对社会的感知，正确判断世界发展的趋势。大学生通过深入了解本国国情，主动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承担起这份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因而在高校实施德育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大学生是极其重要的。
（三）高校美育教育的需要
自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生活在持续不停的追求与奋斗中，在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的过程中。现代社会提倡在高校中广泛实施大学的美育教育，是有利于提高人类的审美层次的表现，使人们更好地进行审美实践。大学的美育教育，以运用美的载体对大学生进行美育教育。对受教育的大学生施以准确、高水平的审美思维训练方法，达到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目标，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审美层次和品位。从而达到音乐的教育与熏陶效果。音乐教育能够对学生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使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情感得到潜移默化地教育改变。欣赏者通过对作品的感悟和体验，从音乐作品中吸收其中蕴含的优秀道德情感，从而有助于形成自身良好的道德品质。一个优秀的音乐艺术作品，能够在帮助欣赏者认识生活的同时，也将影响欣赏者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音乐教育具有着引导音乐欣赏者形成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进而影响欣赏者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客观实践。
三、在大学音乐教育中渗透“立德树人”的基本路径
（一）培养创造性思维模式的音乐教育模式
普通高等院校的音乐教育不需要着重强调音乐知识的系统性，因为它不是专门的音乐人才教育，也不需要像数学语言那样，具有严谨的逻辑性和确凿的意义。所以，高校老师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根据音乐教育的特点，采取一些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师必须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观察能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开阔学生的视野，使每一位学生能都获得相符的知识；建立多维知识的能力和思维能力，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潜能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独立性；培养出符合国际形势，具有竞争意识和创造意识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模式的音乐教育模式。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高校自身，应充分认识到高校音乐教育对塑造学生高尚的情操，促进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性。通过增加学科的投入经费，完善相关教学设备和设施，配套建设相关的练习场等手段，真正推动音乐教育学院的贯彻落实。其次，大学的音乐课堂教学，应该保证足够的学时数来传授理论方面的知识。教师在授课阶段，要协调处理好理论教学和学生实践之间的关系，便于给学生提供足够的音乐实践的学习机会。最后，对于学生自身来说，应该注重培养其对音乐学习的真正兴趣，只有学生自己真正热爱学习音乐，才能使他们深入到学习音乐之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所在。音乐教育使他们获得本专业所无法获得的体验和意识，这对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二）增强大学音乐活动氛围，充实“立德树人”的教育内容
加强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可以把音乐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品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当中去，使学生养成高尚的道德品格，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丰富“立德树人”的思想内容。为了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和欣赏音乐的兴趣，应该充分利用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丰富的和声和美妙的声音来表达情感，如运动场上高歌着活力激昂的旋律为运动员加油助威，学生们在绿树成荫的草坪上唱着轻柔舒缓的小夜曲为宁静的校园平添一份惬意，学生生活在其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音乐的魅力，这些看似随意的音乐却是最能直接触动学生内心深处情感和震撼他们的心灵，也容易产生浓厚的兴趣，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身的音乐修养，发挥出音乐教育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重要作用。大学还应该有请进来、走出去的想法理念，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和各种主题的音乐讲座，把高雅音乐带进校园，如交响乐欣赏会以及各类大小音乐会等，创造机会让学生们主动接受音乐，以提高他们的兴趣和提高音乐技能。可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学生主动接触音乐，有创造条件的学校可以建立艺术团、管乐团、舞蹈队、合唱团、摇滚乐队等组织，还可以开展音乐专题讲座、校园歌手比赛、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以提高他们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的热情，营造校园音乐的良好氛围，同时激发学生们的音乐天赋。高校还可以利用多种渠道实施音乐教育活动，如加入《音乐理论》、《声乐演唱》、《合唱》、《通俗歌曲欣赏》、《钢琴名曲欣赏》等公共选修课，并将其纳入大学课程学分考核的方式。以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提高学生们的艺术素养，激发他们的审美意识，从而使大学生各方面都均衡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