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8 13:20: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栽培技术
唐代稻作的栽培技术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围绕着稻麦复种、育秧移栽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讨论热烈。
关于稻麦复种技术。李伯重在《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一文中，主要借助对史料的梳理，通过《蛮书》中关于南诏境内稻麦复种制的记述、《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关北宋苏州实行稻麦复种的明确记载、唐诗中的有关诗句、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的处理办法的变化和两税法的实行等五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稻麦复种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的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到晚唐以后，更加进一步扩大。(1)林立平则从技术层面分析了唐代稻麦复种制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在水稻栽培移栽以及耕作技术和养地程度都有显著提高的基础上，稻麦复种制产生和发展起来。(2)而蓝勇和韩茂莉则从气候的变化和差异入手，分析唐代稻麦两熟制出现和推广的原因，并认为江南实行稻麦两熟耕作方式可能要比云南滞后些。(3)(4)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的观点则是稻麦两熟制初现于唐代，盛于宋代(5)。持唐代已出现稻麦复种制观点的论著和论文还有：吴存浩《中国农业史》(6)、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7)、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8)、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9)。李根蟠则不同意唐代已出现了稻麦复种制的观点。他通过对李伯重所提出的五点论据（见上文）的逐一分析，认为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的根据尚不充分；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才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而长江三角洲在这一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10)。鲁西奇在《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稻麦复种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仅唐代甚至宋代均未得到全面推广；唐中期到宋元时期，汉水流域已开始出现稻麦轮作复种制度，但不普遍，只是在少数地方实施，绝大数地区还是实行稻或者麦（或者其它杂粮）一熟连作制(11)。郑学檬也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唐五代太湖地区实行稻麦连作两熟制或早晚稻连续栽种，而闽、赣地区稻麦轮作或早晚稻轮作制亦有可能五代宋初存在(12)。
关于育秧移栽技术。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的轮作复种制》中认为，至迟在唐中期南方已采用育秧移栽技术(2)。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亦持此观点(13)。另一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从农具和耕地、整地技术的提高说明唐代中叶插秧法已经普及(14)。齐涛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中阐明唐代南方水稻移植已渐普遍(15)。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一文中认为：育秧移栽技术至迟出现在汉代，隋唐时期，育秧技术在南方已很普遍(16)。曾雄生认为，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是在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17)。韩茂莉也赞同水稻育秧移栽技术最早出现在唐代的观点(4)。桂慕文援引已故北京农大王毓瑚教授的观点，从唐代诗人提到了插秧可以推知移栽法已在唐代许多地方实行，一年两熟的做法一定也在逐渐推广(18)。综合起来，唐代已经出现了育秧移栽技术这一观点学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二.种植区域
唐代稻作的种植区域是学者们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相对较多。张泽咸将汉唐间的水稻种植分为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在华北地区，又具体为长期种植和某些种植的地区。前者如长安、关中地区、洛阳地区、黄河以北的河南北部地区、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南阳盆地除外），后者如山东、河北、山西、西北地区。江淮以南地区，著名的稻作区有汉中、巴蜀地区、南阳盆地、湘鄂赣地区、淮南地区(19)。游修龄认为，汉唐时期北方水稻分布区主要有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河北地区（即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及河北省南部）、黄淮平原、幽蓟地区（即今北京地区及河北涿县、新城一带），另有零星种植，如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并且特别指出，黄河流域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普遍开发了稻田。该区域水稻种植特点是：没有连续性，时废时兴。同时西北地区的水稻分布处于微不足道的状态，东北地区水稻的开拓同不同时期的朝鲜人有关，该区稻作最初是渤海国时代（公元698-926年）由高句丽人所开拓的(20)。华林甫在《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一文中，依据文献记载，探讨了唐一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状况、布局变迁形成的原因，认为：水稻生产大致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主要分布区则在长江流域，尤其集中在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地区、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具有多而集中的特点；黄河流域则只有稀疏种植，集中在关中平原、伊洛河流域、相卫怀和汴陈许地区，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此外，岭南、福建某些地方也有零星分布。而在安史之乱后，南方水稻生产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种植区域日趋扩大(21)。周立三从分析初唐水利发展入手，论述了由于唐展了引黄、引汾灌溉，促进了关中、伊洛河内、河套和蓟州等地的水稻生产，并引相关古代著述，认为伊州和渤海都有水稻生产，从而推论出水稻生产已向北推移并发展到了新疆、东北地区(7)。王双怀在对开元时期农业发展状况分析后指出：江淮岭南的水稻经营十分普遍，北方地区也有水稻生产，河北、河东、陇右亦有少量栽培，只是不占比重而已。开元时期稻作主要分布在秦淮以南包括汉中、四川在内的南方地区(22)。齐涛则认为，隋唐时代，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有了扩展，如长安、河南道、洛阳等地。而水稻栽培仍以南方为最主要区域(15)。综合学者们对稻作种植区域的认识，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巴蜀地区、汉水流域及江淮地区，水稻种植区域面积广大；北方之关中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等均有相当面积水稻的栽种，而西北、东北地区几乎没有水稻种植或种植区域相对狭小。在这一点上，学者们的观点是大致是一致的。
三.品种类型
研究唐代稻作品种的专著、专论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仅能从一些论著、论文的某一章节获取点滴信息。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通过对唐诗中有关描写水稻的诗句的分析，认定唐代的水稻品种有白稻、香稻（或香粳）、红莲、黄稻、獐牙稻、长枪、珠稻、霜稻、罢亚。游氏在文中注释中还说：“赵丰翻检了全唐诗，又摘得海稻、五月稻、青粳稻、青龙稻、水上稻、节米（乌节米）、黄陆米、三破糯、高公米、御田谷米、折粳米等十几余个品种，合计约二十余个品种。”(20)这是所见及的论述唐代稻作品种最详细的内容。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23)和范楚玉、董恺忱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均采纳了游修龄的研究成果(24)。赵滕芳的《香稻的考察和开发》则针对香稻的历史渊源、品种的调查，做了具体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预见了香稻未来的开发(25)。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的《中国稻作学》列举了一些水稻的品种，但未明确标明哪些是唐代的稻作品种(26)。日本学者西山鸟定生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在江南稻作农业中，南北朝以前水稻品种的名称从唐代以后就几乎消失了，在宋代又出现了两百种以上的新品种(1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丁颖的《丁颖稻作论文集》。在这本论文集中，丁颖从理论上阐述了我国稻作品种多样性的原因，虽未涉及唐代具体的稻作品种，但对探究唐代稻作品种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27)。另外，《农业考古》开设有“稻作起源研究”专栏，虽然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稻作起源时间、地点等问题，但为研究唐代稻作品种提供了信息渊源。与唐代稻作研究的其他内容相比，该部分显然相对薄弱。而对唐代稻作品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会对今天有关地区的稻业生产及优良品种的开发提供历史资料上的支持，或启发一种思路，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对唐代稻作品种的研究有必要加强。
四.区域稻作
区域稻作是指以一个具体地区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为研究范围，以稻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课题，它的研究和区域经济开发密切相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国家重视区域经济开发，全国出现许多经济开发区，因而区域经济研究勃兴。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农业经济往往是学者们着重谈论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谈论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唐代区域稻作研究逐渐深入。唐启淮的《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讨论了唐五代时期插秧技术和稻麦复种轮作制度对湖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28)。杜文玉的《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将水稻生产中普遍采用移栽技术、稻麦复种制和早、晚稻两熟制的推广作为江西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29)。方亚光则通过揭示江东犁和唐代江苏地区稻作农业的关系，认为江东犁的诞生和运用，是江苏乃至江南地区稻作农业发展的产物(30)。张剑光、邹国慰的《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一文认为，环太湖地区是唐代最重要的产稻区，该区稻田成片，水稻大规模推广，成为农民主粮，并特别提到了“红稻”和“红莲”这两个稻作品种(31)。李伯重通过分析唐代江南稻种、稻麦复种制、稻桑苎麻亩产量等问题，考察了该区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从而总体评价了唐代江南地区的农业(32)。李敬洵在《唐代四川经济》一书中，以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为据，认为该平原是四川最适宜种植水稻的地区，入唐以后，范围扩大到绵州、眉州及沱江、嘉陵江、长江等河流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另外，四川水稻栽培以育秧移栽技术普及最为重要，水旱轮作制已在四川水田稻作区有不同程度的普及，两熟制成为较完善的耕作制度(33)。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一文分析杜甫在夔州生活时留下的诗句后指出，唐代夔州虽有水稻种植，但规模不大，且有高质量的水稻品种(34)。马雪芹对中原地区稻作做了专门研究。她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对包括唐代在内的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做了细致考证，认为豫北、豫东、豫西、南阳、豫南都有水稻种植(35)。而宁志新则推究了河北的水稻生产。他通过对河北地区水稻种植分布的三个中心即以邺县为中心的漳水流域（河北南部）、以定州为中心的河北中部、以幽州、涿州为中心的河北北部的考察，结论出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沿着由南向北的方向传播且始终含有用水改造低洼盐碱地的主观意图，同时直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基本上还是政府行为的观点(36)。邹逸麟从环境因素入手，考察了唐代黄河流域的水稻地域分布，得出和游修龄类似的观点：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37)。于德源以农业人口为据，推考唐代幽、檀、妫三州农田开发水平，结论出在三州水源充足的地带也有比较集中的稻作区(38)。鲁西奇引用唐诗中的诗句分析了汉水流域水稻种植概况，得出唐代汉水流域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的观点(11)。
除上述所列论著、论文外，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39)、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和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40)、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搞》(41)、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42)、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43)、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44)、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45)、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46)、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47)、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48)、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49)、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50)、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51)、游修龄《稻作史论集》(52)、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53)、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54)、陈红《四川水稻发展小史》(55)等论著和论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均涉及唐代稻作的有关内容。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唐代区域稻作研究，可谓星罗棋布、星光灿烂。这既丰富了唐代稻作研究的内容，又给唐代稻作研究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在农业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水稻又是农作物的一个极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研究唐代稻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当今国家开发区域农业经济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作物的种植技术、品种类型和区域栽培概况等的研究有助于对今天的农业开发提供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研究唐代稻作又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基于此认识，不少学者关注唐代稻作研究，无疑是极其有益的。这也是唐代稻作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在肯定研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研究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对文献以外的其他资料如考古资料重视不够。其次，区域稻作的研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不够充分。再次，区域稻作研究相对独立，其间之相互关系和影响的探讨有待深入。另外，唐代稻作研究属于农史研究的范围，而农史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因而要注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最后还要注意区域稻作特色品种的研究和探索。
注释：
(1)李伯重. 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J］.农业考古,1982(2)。
(2)林立平.唐代主粮生产轮作复种制［J］.暨南学报,1984(1)。
(3)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1)。
(4)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J］.中国农史,2000(3)。
(5)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M］农作物卷.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1。
(6)吴存浩.中国农业史［M］.北京：警官学校出版社,1996。
(7)周立三.中国农业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孙声如.试论我国古代耕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J］中国农史,1984(1)。
(9)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成及自然灾害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5)。
(10)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J］.历史研究,2002(5)。
(11)鲁西奇.唐宋时期汉水流域粮食作物及其地理分布［J］.中国农史,2001(3)。
(1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3)(日本)西定生.中国经济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4。
(14)(日本)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时期农业社会史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6。
(15)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
(16)夏如冰.中国古代稻作节水栽培技术［J］.中国农史, 2001(2)。
(17)曾雄生.江南稻作文化中的若干问题略论［J］.农业考古,1998(3)。
(18)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J］.农业考古,1988(2)。
(19)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J］.文史,第18辑。
(20)游修龄.中国稻作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21)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J］.中国农史,1992(2)。
(22)王双怀.试论开元时期农业的发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4)。
(23)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
(24)范楚玉,董恺忱.中国科学技术史［M］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5)赵滕芳.香稻的考察和开发［J］.农业考古,1985(2)。
(2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稻作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
(27)丁颖.丁颖稻作论文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28)唐启淮.唐五代时期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
(29)杜文玉.唐五代时期江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1989(4)。
(30)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J］.中国史研究,1993(1)。
(31)张剑光,邹国慰.略论唐代环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1999(3)。
(32)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33)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4)卢华语.从杜甫的夔州诗看唐代夔州经济［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6)。
(35)马雪芹.古代河南的水稻种植［J］.农业考古,1998(3)。
(36)宁志新.汉唐时期河北地区的水稻生产［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4)。
(37)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J］复旦大学学报,1985(3)。
(38)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J］.中国农史,1992(2)。
(39)魏晋南北朝学会.古代长江上游经济开发［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0)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科院.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C］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1)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稿［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
(42)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1985。
(43)黄惠贤,李文澜.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44))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J］.扬州师院学报,1982(2)
(45)李伯重.唐代长江流域地区农业副业生产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2(4)。
(46)郑学檬.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J］.学术月刊,1983(2)。
(47)林立平.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J］.史学集刊,1984(2)。
(48)颜亚玉.唐中后期淮南农业经济的发展［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4)。
(49)牟松友.唐代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和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0)张学恕.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
(51)秦明君.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J］.湖北大学学报,1993(5)。
(52)游修龄.稻作史论集［C］.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53)田静茹.试论唐代长江下游地区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特点［J］.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7(3)。
【关 键 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 正 文】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著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蒐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邓慕维《〈山海经〉古史考》（《励学（山东大学）》第4期，1934年）和80年表的《〈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等文都倾向于认定《山海经》为历史书。
侧重于探讨《山海经》地理价值或认定其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多数。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史学论丛》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等。刘起釪认为，“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的《山海经》，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这些著作认真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注：《〈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近年一些探讨《山海经》地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地理书说。
支持《山海经》巫书说的学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学术会议上，有些学者又提出了这一主张。仅1985年一年就发表了三篇明确主张巫书说的论文：翁银陶《〈山海经〉性质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孙致中《〈山海经〉的性质》（《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3期）。
关于《山海经》篇目与版本讨论的论文也很多，主要有蒋经三《〈山海经〉篇目考》（《语历所周刊百期纪念号》，1929年）、贺次君《〈山海经〉之版本及关于〈山海经〉之著述》（《禹贡》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论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经〉》（《历史文献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经〉产生地域及篇目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也讨论了《山海经》篇目。通过讨论，目前对《山海经》篇目的认定已接近取得共识，至于《山海经》版本学探讨尚处于初始阶段。
关于《山海经》作者，论者的分歧很大。何观洲主张邹衍县《山海经》的作者（《〈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顾颉刚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如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袁珂等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吕子方、蒙文通等认为有巴蜀人的手笔（如吕子方《山海经杂记》等）。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士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山海经〉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燕国人的手笔。
讨论《山海经》成书时代的论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经〉成书时代》（《语历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陆侃如《论〈山海经〉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翁银陶《〈山海经〉作于楚怀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过论讨，大多数学者认定的《山海经》成书时间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21世纪”（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经》地理范围的讨论十分活跃，众说迭起且相差惊人。大致说来，本世纪发表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传统的华夏说，二是局部小区说，三是世界圈说。
传统的华夏说认为，《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从所提到的山名来看，东边达到东海之滨的会稽山，西边提到了新疆的天山；从所描述的地理环境来看，北边似乎越过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亚，南边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维人：《浅谈〈五藏山经〉》，《云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海经》描述的地理范围则可远及朝鲜、日本、中南半岛和阿富汗、俄罗斯等邻国。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对《山海经》的地理内容作了详细的考订，如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卫挺生《南山经地理考释》等五篇（载《东方杂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很小，只及中国境内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认为《海经》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东省中南部以泰山为中心的地域。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一书认为，《山海经》记述的是云南西部东经101度以西，北纬23度以北纵谷地区的地理，书中的古昆仑山即今云南纳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横断山脉地区。作者还利用地图比例，换算出《山海经》里距为今日华里的3.4%左右（注：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区说相反，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描述的地理事物远及非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国外学者也持这一观点。
国人《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可能发端于梁启超、苏雪林的中亚西亚说，本世纪7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认定《山海经》某些部分相当准确地描写了北美大陆，以及近年来在南美洲等地发现中华古文化遗物从而推论中国人最早到达美洲，这些事实支持并推动了世界圈说的提出。
梁启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经盖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注：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教与中国文学》，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苏雪林认为《山海经》所述海内外的海实际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经》“是两河流域的地理书”，在战国时由波斯学者携来中国（注：《屈原与〈九歌〉》，《屈原评传》1978年版第107页。）。国外有的学者也主张世界圈说，如法国学者维宁认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写“好象都是围绕着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地区，但没有计算里程”，“第四卷《东山经》的记述与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湾地区有关，有明确里数”（注：《无名的哥伦布或慧深与阿富汗族之佛教团于五世纪发见美洲之证据》。）。为世界圈说注入活力的还有考古发现。近几年，在美洲发现了反映轩辕氏的虎皮画和殷商文化遗迹乃至写有汉字的实物。
《山海经》地理范围世界圈说推出了不少论著。宫玉海《谈谈如何揭开〈山海经〉奥秘》（《长白论坛》1994年第3期）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文对《山海经》一些地名作了阐释，地域涉及今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该文还认为，“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大陆时，就是《海内经》时代”。此外，胡远鹏《〈山海经〉揭开中国及世界文化之谜》（《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经〉和中华文化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达了与宫文相同的观点。焦国标《〈山海经〉空间之谜解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为《山海经》蕴涵的国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释，认为《山海经》是“我们民族自其初始至书成所有时代中保留于记忆里的经历（历史、地理、闻见、见解等）的残存者，漫长时代中繁复的经历代代相传至《山海经》成书时的‘记忆’，必然有久远和错杂两大特点”，该文认为《山海经》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内的“记忆”材料是先民东迁时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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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了上述《山海经》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时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外，本世纪《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还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医药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乃至音乐学等方面的新论题。
1905年，刘光汉在《〈山海经〉不可疑》（《国粹学报》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书的科学性。30年代，学者已开始探讨《山海经》的科学价值。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郑德坤（《〈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书后》（《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经》一书某些科学解释问题，钟敬文《〈山海经〉的医药学》则是从医药学角度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经〉与铁》（《社会经济史的诸问题》，《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969年6月）等。
80年代以后，探讨《山海经》科学价值的论文题材逐渐广阔，学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学、气象学、气候学、历学、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音乐学等各个方面。孙培良《〈山海经〉拾证》（《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钧《〈山海经〉荣草释》（《中华文史论丛》第15辑，1980年3月）、盖山林《阴山岩画与〈山海经〉》（《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经〉中的浑天说》（《历史地理》第8辑，1990年）、陈国生、黄荫歧《〈五藏山经〉记载的植物地理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刘恭德《试论〈山海经〉与远古气候史关系的若干问题》（《大自然探索》1993年第4期）、谢因《〈山海经〉与现代科学》（《读书》1981年第8期）、吉联杭《〈山海经〉远古音乐材料初探》（《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这一类论文的代表。
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长达10余万言，堪称《山海经》全方位研究论著，该著除了讨论传统论题以外，还探讨了一些新论题。吕氏的新论点涉及到《山海经》按南西北东的顺序与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类似顺时针方向旋转有关，日月运行二十八宿与岁星（行星，一般指木星）运行，太阳黑子及假日，季风的认识，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观测，流星与雷暴等异常天象，测天量地，极光和极昼极夜等等。
清代商税包括盐课、榷关(常关)税和地方商税，简如表十六。
表十六 商 税 单位：万两
年 份 —|盐 课|榷关税|地方商税
顺治九|1652|212|100|
康熙二十四|1685|388|122*|47
雍正二|1724|387|135**|52
乾隆十八|1753|701|459|91
嘉庆十七|1812|580|481|93
* 1686年，* * 1725年。
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新探》、《史》1990年第2期。
盐课之主体引课征自流通过程，但属专卖性质，量甚巨增长亦快，而与市场兴衰无甚关系。如康熙“计丁加引”，增课数十万两，乃为平三藩军费。雍正、乾隆增课多用颁“余引”方式，虽与人口增长有关，但常造成盐滞销，非尽市场需求。嘉庆、道光则更多采取盐斤加价办法，更多出于财政考虑。1841(道光二十一)年盐课收入达747.6万两[1] ，而此时正市场不景气，盐商“消乏”，已如第一节所述。因而，不能从盐课变动考察市场。表十六所列地方商税系许檀、经君健从“杂赋”中辑出之属于流通税部分，即各种商品税和市集落地税，以及与集市贸易关系密切之牙税，牙贴税。尚有少量不属于流通税之地方商税如契税、典当税等不包括在内。表见这项地方商税直到嘉庆都是增长的，可以反映地方市场特别是市镇、集墟贸易的。但其增长速度甚小，1685—1812年百多年间增长不到一倍，必远落后于市场的扩大；此中原因，尚待研究。或者，税有定额、漏报溢额和胥吏贪污有以致之。
无论就经济发展或市场整合来说，更重要的是长途贩运贸易；这项贸易的兴衰可从榷关税收中得到线索。兹将榷关总税收和四大榷关税收简况列入表十七和表十八。原来清财政收入并无标准统计，表十七中1753年数字与表十六不同，乃取舍之故，详见注[2] 。
表十七 榷关税收 单位：万两
1652|100|《清史稿》卷125食货志|1789|328|《钦定户部则例》卷55
1686|122|康熙《大清会典》卷34|1795|846|昭槤《啸亭杂录》卷4
1725|135|雍正《大清会典》卷52|1812|481|表十六
1735|300|《钦定户部则例》卷55|1831|430|《钦定户部则例》卷39
1753|432|《皇朝掌故汇编》卷14|1845|551|王庆云《石渠余记》卷6
1766|540|乾隆《大清会典则例》|1849|470|同 上
表十八 四大榷关税收 单位：万两
淮 安 关 —|浒 墅 关 —|九 江 关 —|粤 海 关
康熙正额|15.1|康熙正额|16.9|康熙正额|15.4|康熙正额|4.0
1725|8.4|1727|35.3|1731|25.2|1727|9.1
1736|48.4|1738|38.2|1739|35.2|1742|31.0
1753|32.5|1753|49.5|1753|35.4|1753|51.5
1773|55.7|1764|54.2|1776|66.2|1765|60.0
1818|44.1|1791|58.3|1801|53.9|1804|164.2
1828|30.2|1818|42.7|1820|58.4|1812|137.5
1831|32.4|1831|39.1|1829|60.0|1831|146.2
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惟各关1753年，淮安关1725年、粤海关1765—1831年均据其他资料补充。
榷关税上按值计征3％左右，实际是按斤、匹、包、件等征银若干。据许檀、经君健最新研究，此项税额有时依市价调整，但只占很小部分，绝大多数商品的税额数十年乃至百余年未曾变动，故实际税负会因物价上升而减轻。法定附加税主要是加一火耗，其他为数甚小，并因时有裁革减免措施，部分被抵消。[3] 至于非法之私征与勒索，无法计量，不过这虽增加商人负担，却不关税收入所代表的商品量。
顺治时有19个榷关，主要沿明万历之制。这时物价高，实际税负颇低，商运活跃。表十七见1652年税收100万两，较明万历二十五(1597)年关之40余万两高150％，这完全是可能的，反映市场兴盛。
康熙增设11个关，包括四川二关及江浙闽粤四海关。1686(康熙二十五)年定户部24关，工部5关之制，以后无大变动(雍正、乾隆仅增广西、蒙古4关)。这年关税收入122万两，较顺治仅增22％。1749(乾隆十四)年有上谕称：“当康熙年间，关差各有专员，恣意侵蚀，不但无盈余，并不敷正额”。[4] 此未实行养廉制，恣意侵蚀不可免，但不敷正额主要还是因为康熙市场不景气，物价下跌，亦即税负加重，贩运商裹足。
雍正初整理财政，榷关之耗羡亦归入正税。上引之乾隆谕称：“雍正间一番清理，于是以盈余报者相属，而缺额从未之闻”。整理有功，但真正原因是此时市场转入繁荣，物价回升，税负减轻，运销活跃。1730(雍正八)年用江西巡抚谢旻建议，所有盈余，连同耗羡除支付公用外亦入盈余，汇总解户部。[5] 表十七1725年之135万两大约仅为正额，1735即雍正末年之300万两则已包括盈余154万两，超过正额了。以后关税之增长主要是盈余增长。
上引乾隆上谕继称：“自朕御极，政尚宽大，盈余岁减一岁，将渐开亏损正额之端”。此事殊费解。据表十，乾隆于1736年继位后江南米价确有几年下降，但旋即复升。又雍正乾隆之际曾发生“钱荒”，银每两折钱由900余文跌至800余文，至1749年即上谕时跌至790文(表十九)。这意味着银货紧缩，不利商贾。又此时财政混乱，胥吏私用，恐怕还是盈余岁减之主要原因，故该上谕继称：“夫盈余无额，而不妨权为之额。当雍正十三年，正诸弊肃清之时，亦丰约适中之会，嗣后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为准，着为例。”这样，1753(乾隆十八)年之关税收入遂达432万两。此后随市场繁荣，关税收入继升，1766年达540万两高峰，比康熙时约增340％。
表十七中，1789年关税收入忽降至328万两。查八九十年代确有一次物价下跌，观图二图三中苏州、广东、直隶、奉天之粮价曲线可知。这年关税收入中，盈余为156万两，占47.6％，盈余比例下降，亦市场萎缩之象。但这种小的周期性市场波动不应影响关税收入如此之大，恐怕主要还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户部则例》统计，包括人地田赋，与《会典》有差距，乃属常见。至于1795即乾隆末年关税收入突增至846万两，可疑。盖礼亲王并不熟悉财政，其《啸亭杂录》仅以“司事者觊久留其任每岁以增盈余”为由，剧加至846万两。因而，我宁以550万两左右作为18世纪关税收入之高峰。
嘉庆朝关税收入下降，表十七及表十八(粤海关除外)均清晰可见。此时有九年的白莲教战争，对四川、湖北、陕西等地经济造成破坏，货运或受影响。但此时国库存银至少减少3500万两，而整个战费支出达2亿两，大量购买力投入市场，不会出现萧条。这时关税收入下降，主要是占关税近半数的粮食长途贩运减少了(回程货也相应减少)。一般认为粮产区因人口增加减少粮食输出，以及运河淤塞妨碍运输。邓亦兵近作《清代前期内陆粮食运输量及变化趋势》[6] 考察了七个榷关的粮运量，颇具功力。其中淮安关于18世纪末开始下降；浒墅关、凤阳关(淮河)70、80年代即见下降；芜湖关50年代已露衰象。夔关粮税一直平稳上升，惟1796年后无资料。
道光关税收入继续下降，显系受市场不景气影响。惟表十七中1845年突增至551万两，可疑。道光曾实行“正赋核实”，然事在1850年以后。表中1849年之470万两已包括五口通商后之洋关税221万两，原榷关(常关)税不足250万两矣。
我在《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中说：“以明代钞关税收还原为商品流通额，殆不可能”。清代亦难。盖税额有定，偷漏难详。上引邓亦兵文估计粮食运输按偷漏150％处理，似有勉强。[7] 粤海关有1750—1838年逐年税收记录，但进出口货难有平均税率。黄启臣对粤关研究甚稔，但一律按2％税率摊算贸易值亦受评议。[8]
五、白银的流入流出
清代货币方面有两大问题：银钱比价问题和白银的流入流出。银钱比价波动造成市场失序，当时人即有不少评议和改革建议，今清史学家更有不少研究，我在第一节中也说此事需另作论。然本文篇幅已过长，我只好从略，但将林满红所辑比较最完整的银钱比价变动系列列入表十九，作为观察市场荣枯的，并作为本文常见的银钱折算之用。[9] 下面只谈白银问题。
我曾估计，明代国内白银产量盛时年约30万两，16世纪即见下跌，17世纪早期记录仅数万两，连同隐漏不过20万两。清代银矿有所发展，乾隆后保持30个左右矿厂，惟银课记录过少，亦不像明代银矿有多家研究。所见仅彭泽益的考察，据称1754(乾隆十九)年最高峰时约产55.7万两，以后下降，1800年左右不过43.9万两；道光时屡次密令增产而乏成效。[10] 又1760年代华人在越南开宋兴银矿，年产100余万两；1761年在缅甸开波多温银矿，年产亦100余万两；产银主要运中国，惜为时不久即停产。[11] 这样，粗略看，18世纪国内银产量应不下4 000万两，连同17世纪下叶和19世纪上叶当有7 000万两左右。
表十九 18、19世纪银钱比价 文/两
1721|780|1767|930|1812|1094|1858|1420
1722|780|1768|950|1813|1090|1859|1610
1723|800|1769|950|1814|1102|1860|1530
1724|820|1770|950|1815|－—|－—|——
1725|845|＋—|——|1816|1177|1861|1420
1726|900|1771|950|1817|1217|1862|1210
1727|925|1772|950|1818|1245|1863|1130
1728|950|1773|950|1819|——|1864|1190
1729|980|1774|955|1820|1226|1865|1250
1730|950|1775|960|——|——|1866|1420
——|——|1776|910|1821|1267|1867|1690
1731|925|1777|890|1822|1252|1868|1690
1732|900|1778|870|1823|1249|1869|1750
1733|880|1779|850|1824|1269|1870|1780
1734|860|1780|910|1825|1253|——|——
1735|840|——|——|1826|1271|1871|1850
1736|820|1781|925|1827|1341|1872|1880
1737|800|1782|940|1828|1339|1873|1720
1738|755|1783|955|1829|1380|1874|1610
1739|830|1784|970|1830|1365|1875|1660
1740|830|1785|985|——|——|1876|1630
——|——|1786|1000|1831|1388|1877|1510
1741|830|1787|1020|1832|1387|1878|1420
1742|815|1788|1040|1833|1363|1879|1420
1743|800|1789|1060|1834|1356|1880|1440
1744|825|1790|1080|1835|1420|——|——
1745|850|——|——|1836|1487|1881|1420
1746|825|1791|1100|1837|1559|1882|1470
1747|850|1792|1120|1838|1637|1883|1630
1748|775|1793|1140|1839|1679|1884|1720
1749|790|1794|1150|1840|1644|1885|1720
1750|805|1795|1150|——|——|1886|1720
——|——|1796|——|1841|1547|1887|1720
1751|820|1797|——|1842|1572|1888|1690
1752|840|1798|1090|1843|1656|1889|1460
1753|850|1799|1033|1844|1724|1890|1530
1754|850|1800|1070|1845|2025|——|——
1755|850|——|——|1846|2208|1891|1530
1756|850|1801|1040|1847|2167|1892|1530
1757|850|1802|997|1848|2299|1893|1470
1758|850|1803|967|1849|2355|1894|1360
1759|850|1804|920|1850|2230|1895|1250
1760|850|1805|936|——|——|1896|1200
——|——|1806|963|1851|－—|1897|1200
1761|825|1807|970|1852|－—|1898|1200
1762|800|1808|1040|1853|2220|1899|1200
1763|850|1809|1065|1854|2270|1900|1220
1764|870|1810|1133|1855|2100||
1765|890|——|——|1856|1810||
1766|910|1811|1085|1857|1720||
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载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五辑，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研究所1993年版页359—360。惟1721年据《大清会典事例》卷220。
区区每年四五十万两的白银生产，显然不能满足清代人口增长和市场扩大的货币需要。这也是在市场交易中银不能排挤铜、从而引起复杂的银钱比价问题的原因之一，时论似注意不足。亦因人口和市场的巨大发展，在19世纪下叶大量发行纸币前，清代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远超过明代。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入，以及19世纪上叶有多少流出，时贤已有多家估计，而结果悬殊。我愿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下面的讨论分四个时间段，即17世纪后期；18世纪前期；18世纪后期；19世纪前期。须说明者，每个阶段的估计都有不少漏洞，欲求完善，尚有待高明。
(一)17世纪后期
本期白银流入，主要来自中国与菲律宾(马尼剌)贸易和中国与日本(长崎)贸易。我在《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中已对两者作过考察，本文作些修正；另增列本期新兴的尚属微弱的中英贸易。中菲贸易仍据钱江精心提供的数据，[12] 但减除台湾来菲船只，因台湾时为郑氏所据，台船运回的白银鲜在清市场流通。又将“水饷银”计入，因此项银虽非商人所得，然清关吏收取的后仍在大陆流通。具体是，设每船载货值35 000比索，在菲出售得利100％，回船载值70 000比索，内90％为银；即63 000比索；减除付马尼剌进口税6％即2 100比索，减除国外销售费用及回船费用按载值15％计即10 500比索，得50 400比索＝8 403两，运回中国。此值乘以船数，即白银流入数。
中日贸易，改用岸本美绪估计，她是据岩生成一对长崎与中国贸易提供的数据估算的。[13] 我在前文中也用岩生的概数，而岸本是减除了由长崎驶往南洋和台湾的船只，只计驶往大陆的船只，故比我前文所估为低。
中英贸易，是据H.B.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卷的附录表估计，限于该公司来广州、厦门、舟山、澳门的船。《编年史》所记有不同情况：(1)有些船记有运来白银值，多用镑，按每镑3两折成银两。(2)有些船兼记有运来货物值和运来白银值，从中可计出本时期(十年)白银所占总载值比例。(3)有些船仅记货物、白银之总载值，可从前项比例中计出白银值。(4)有些船既无货物值亦无白银值，当然不会空船开来，因按上三项每船运银的平均数。
以上三种贸易均有逐年的系列数字，为节篇幅，按十年汇总列入表二十。
表二十 17世纪后期白银流入估计
年份|中菲贸易船数|万两|中日贸易船数|万两|中英贸易船数|万两|合计：万两
1650-1659|67|256.9|406|512.5|0|0|769.4
1660-1669|45|172.5|184|544.4|1|0.4|717.3
1670-1679|30|115.0|27|10.1|3|6.6|131.7
1680-1689|77|295.2|—|—|12|29.2|324.4
1690-1699|168|644.1|—|—|5|27.6|671.7
合 计
|
1483.7|
1067.0|
63.8|
2614.5
原来1656年清政府禁海令后，华船出海即减少，但从表二十看，大量减少是在1661年靖边令之后。就中日贸易言，从逐年数字看，1658—1662年从长崎运华白银反而由以前的每年几十万两增至一二百万两，清禁海政策适得其反。日本是清初白银入流的最大来源地，其锐减是由于1866—1867年日本政府禁止白银出口，此后每年来华白银不过万余两，乾隆时并有中国银流入日本。因而我对日本来银的估计就此终止。但日本禁银出口后，据称又有经朝鲜、琉球和经东南亚运澳门的白银流出，苦无资料计量。又17世纪日本金贵银贱，商人尝从中国运黄金到日本换银谋利，据说中国输日货中生丝、丝织品外黄金居第三位[14] ，我未能计及贵金属的净流通。这都是我估计中的漏洞。
表二十均系外国统计，对清政府法令无所顾忌，可见禁海期间(1685年开海禁)白银流入并未终止。当时人如幕天颜将康熙银荒、市场不景气归之于禁海，所谓外国银钱“绝迹不见一文”、“坐弃之金不可以亿万计”，乃夸大之词。再从银钱比价看，康熙最初二十余年禁海期间，除三藩之乱时升至2 000文以上外，都在700文以上水平，无大变动，开海禁后降至600文以上水平。[15] 又从金银比价看，长期维持10换，并无波动。[16] 这可说明，与道光萧条不同，康熙不景气是市场缺银，而非银贵。第一节中，我曾说这时市场萧条与康熙之紧缩政策有关。时无机构，紧缩政策表现为财政节约。康熙曾自诩：“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17] 1706年康熙谕：“前光禄寺一年用银百万两，今止用十万；工部一年用银二百万两，今止用二三十万。必如此，然后可谓之节省也”。1710年再谕：“朕每岁供御所需，概从俭约。各项奏销、浮冒，亦渐次清厘。外无师旅镶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因以历年节省之储蓄，为频岁涣解之恩膏”。[18] 户部银库，从无到有，据云康熙时积存达2 400万两[19] ，为过去王朝所未曾有。民间存银，大约30％—40％为银饰、银器和窖藏在物价下跌、白银购买力提高的情况下，这一比例也会增高。是以通货紧缩。
表二十一 18世纪前期白银入流估计
年份|中菲贸易船数|万两|中日贸易船数|万两|中英贸易船数|万两|合计：万两
1700-1709|191|732.3|33|274.0|——|——|1006.3
1710-1719|110|421.7|17|163.8|——|——|585.5
1720-1729|116|444.7|30|262.6|——|——|707.3
1730-1739|127|486.9|38|312.0|28|152.4|951.3
1740-1749|131|502.3|49|455.4|38|164.3|1122.0
1750-1759|139|532.9|71|503.5|39|212.0|1248.4
合 计 —| 3120.8| 1971.3| 528.7| 5620.8
(二)18世纪前期
此指18世纪的前60年，因1760年以后将采取另一种估计方法。本时期，中菲贸易仍在继续，中日贸易微弱免计，中英贸易日渐重要，另加入中国与荷兰贸易。估计结果列入表二十一。
表二十一见第二个十年起，中菲贸易衰落，盖受1717年康熙禁止与南洋贸易的影响。1727年雍正废除禁令，贸易恢复，但已不如往前。本期中菲贸易估计方法与前期同，惟已计入台湾来船，因台湾已于1683年入清版图；但减除了澳门来船(全期共19艘)，因它们多属外国船的三角贸易，用银在澳门购中国货，驶马尼剌销售后载香料等返航欧洲。这里的漏洞是，估计所用回航每船载值和载值中90％为白银的假设是根据1662年以前的事例制定的，18世纪胡椒、香料等在中国畅销，运来白银比重恐怕没那么大了。再则，我们一直假定华船驶南洋其他港口的贸易不运或很少运回白银。乾隆以后，东南亚贸易活跃，巴答维亚(雅加达)、越南、暹罗尤繁，有否白银出入，未能详考。
本期中英贸易大有发展。估计方法一如前期。这方法原较精密，但174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档案不全，1754—1774年档案遗失，后经马士找到部分档案，补充为《编年史》第五卷，历年船数基本齐全，而载银资料甚少。我参用第五卷补估，以致1750—1759年估计有54船是按每船载银70 909两计出(此时因采用伦敦汇票结算，载银比例大减)，有失精确。而另一问题是，《编年史》所统计限于英东印度公司船只，而此时已有不少英国散商或印度商船驶广州。不过它们多系东印度公司委托，甚少自载白银，然终属漏洞。
中荷贸易是采用庄国土的近作，他是取用荷兰学者的著述，论证精当。[20] 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就经营中国丝、茶、瓷器等，但是派船到巴达维亚向华船购货。1728—1734年曾由荷兰直接派9船驶广州，携来白银702 855两，我记入表二十一的第四个十年。1735年荷印公司放弃对华直接贸易，改由巴城派船来广州，每船资本30万荷盾，其中除胡椒、香料等外约半数为白银，即每船携银43 228两。1735—1756年共来广州85船，我以19船计入表二十一的第四个十年，38船计入第五个十年，28船计入第六个十年。1757年起又恢复直接贸易，1757—1794年共来广州135船；平均每船携银82 697两，我以11船计入表二十一的第六个十年。
本时期，主要漏洞是，除英、荷外已有法国及其他欧洲船来中国，1750年广州有法国船4艘，瑞典、丹麦船各2艘，但无法估计它们所携白银数量。此外，如前所说，国外金价略高于中国，外商尝从中国购黄金回国。又因中国银锭成分比墨西哥本洋成分为高，外商运进墨洋换取中国纹银出境，有1％以上的利润，纹银出口大约比黄金流失更大。这些，我都无能作出估算。一般假设是，这时茶叶，丝的利润较金银交易利润为大，加以清延严禁，金银出口不会很多。
(三)18世纪后期
1757年西班牙殖民当局驱逐菲律宾非基督徒的华商，中菲贸易衰落，1760年以后无记录。同在1757年，清延限广州一口通商。我们只好假定1760年以后外贸集中在广州，并假定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基本上是通过中国与欧洲的贸易渠道(本时期尚无中美贸易)。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有从1765年起的中国与欧洲各国贸易的进出口值统计，我即以此为根据，方法是出口值减进口值等于估计的白银进口值。惟严书缺1760—1763年的中欧贸易统计，仅有此期间中英贸易统计。查1764—1769年英商在全欧输华总值中占66.5％，在中国输欧总值中占48.4％，即按此比例补估所缺全欧数字。依此法估出逐年白银流入数，再按十年距汇入表二十二。[21]
表二十二 18世纪后期白银流入估计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 单位：万两
年份|出 口 值Ⅰ|进 口 值Ⅱ|估计白银流入值Ⅲ＝Ⅰ-Ⅱ
1760－1769|3212.0|1361.1|1850.9
1770－1779|4544.3|2045.1|2499.2
1780－1789|6731.5|3242.1|3489.4
1790－1799|7642.8|5892.8|1750.0
合 计|22130.6|12541.1|9589.5
上述已知这时期英国船在欧洲输华特别是在由华输欧贸易中所占比重并不很大，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包括全欧来船，是其最大优点。但缺点是，完全忽视了华船出海贸易。再则，此时陆路贸易颇有发展，尤其是1727年订立恰克图条约后，中俄商贸迅臻繁荣，不过，1858年俄开放银禁前基本上是易货贸易。
(四)19世纪前期
19世纪前期，实际是1800年到1843年6月，这年英东印度公司解散，遂再无可系统计量的资料。下面估计采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提出的方法，即在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贸易中，用中国出口值减进口值，再减去鸦片走私进口值，得出白银流入或流出的估计数。
原来，英商早就向中国输进鸦片，作为携带白银以外抵偿他们对华贸易逆差的一种手段。葡、法、荷船也有鸦片输华。1729年雍正即谕令禁止开设烟馆和贩卖鸦片。但乾隆海关则例，鸦片作药材进口，每百斤税银3两。1782年英国“嫩实兹”号装载1 601箱鸦片到澳门，是那时最大的一批，而在交纳关税和礼金后，海关监督发给执照放行了。因而，“虽然鸦片是违禁的，现在他由英国散商船及悬挂其他旗帜的船不断输入”。[22] 到1799年，粤海关监督奉上级谕令，严禁进港船只夹带鸦片，“如有违犯，即予拿捕，送官究办”。次年，英东印度公司请董事部颁布命令禁运鸦片。因此，我们采取上述估计方法是根据这样一个假设：1799年以前，进口鸦片值已包括在表二十二所列的进口总值之内(Pritchard所作统计包括散商船以及东印度公司船员私人的贸易值)，1800年起，英人正式视鸦片为走私，不包括在他们所统计的输华总值之内。当然，这种假设的真实性，尚有待时贤评正。
严中平《统计》第36页有1817—1834年的按照“出口值-进口值-鸦片走私值＝白银流入流出”公式所作的逐年估计数。我采用这个估计，但需补充和调整。第一，该估计是采用7月至次年6月的年度，我将它调整为太阳历年度；即每项数字，以一半作为上年7—12月数，一半作为次年1—6月数。第二，原估计从1817年开始，须补充1800—1816年的数字。其中，鸦片走私值因马士《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中有逐年鸦片进口箱数，很易估出。严书第4—5页表中有1800—1806年中国与欧美贸易的进出口值可用，但尚缺1807—1817年数字，无奈，我只得以严书第31页的广州白银进出口统计代替。这样，估计出1800—1834年6月的逐年白银流入流出数，再按5年距，汇入表二十三。
表二十三 19世纪前期白银流入流出估计中国与欧美海上贸易 单位：万两
年份|出口值Ⅰ|进口值Ⅱ|鸦片走私值Ⅲ|白银流入流出Ⅳ＝Ⅰ-Ⅱ-Ⅲ
1800-1804|5159.9|4363.7|1355.6|出|503.4
1805-1809|——|——|1603.1|出|665.1
1810-1814|——|——|1745.0|入|468.0
1815-1819|——|——|1507.2|入|668.5
1820-1824|7317.4|3852.5|2931.7|入|533.2
1825-1829|7275.0|4608.5|3725.7|出|1059.2
1830-1834(6月)|6068.6|4108.4|4343.8|出|2383.6
合 计|——|——|17192.1|出|2941.6
表二十三显示，在19世纪的最初十年即有白银净流出，令人怀疑。因为这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上仍属顺差，而在广州白银进出统计上，并无净流出(严书第33页)。然而，在有贸易进出口统计的1800—1804年，以及1805—1806年，贸易顺差确实不像1810年以后那样大，可以抵补鸦片输入而有余。我现在还不能解释这个困惑，但我认为，表二十三中1810年以后的估计，暂时仍然是可用的。
总看以上估计，白银流动状况如下：
17世纪后期 流入 2 614.5万两
18世纪前期 流入 5 620.8
18世纪后期 流入 9 589.5
19世纪前期(1833年止) 流出 2 941.6
总 计 流入 14 833.2万两
这个估计，白银的流入比人们常用的1700—1830年流入5亿元即3.6亿两的概念为小。5亿元的概念是H·B·马士在一次题为“中国与远东”的演讲中说的，并无详细的计算。我认为马士的数字实在太大了，用这个概念来研究18世纪中国经济特别是市场的发展，势必夸大了货币方面的作用，成为贵金属主义者(bullionist)。如果有这么大量的白银流入，也不会出现嘉庆的银贵和道光时那么严重的市场萧条。
嘉道的银贵和市场不景气，鸦片走私和白银外流当然是个重要原因，但也往往被夸大了。按照我的分年估计，在1817年下半年和1818年上半年即有150万两的白银净流出，但以后十年，除1824年有小量净流出外，仍是白银流入。1827年起，变为连续的白银流出，并由每年350余万两升至400余万两，1833年达669万两的高峰。以后情况虽无数据，但从下文可知，1855年以后又有白银流入了。
早在1820(嘉庆二十五)年，包世臣即提出当时银贵钱贱是由于鸦片走私，乃至“散银于外夷者倍差于正赋”。[23] 他说正赋不过4 000万两，则鸦片走私近8 000万两，显然是不可能的。道光初黄爵滋、许乃济称每年耗银2 000余万两，或是按二万箱鸦片的零售价粗估，因按进口价计不到1 000万两。冯桂芬说咸丰初“计每年漏银二三千万两，故银骤贵”，显然是夸大。因为他的“漏银”是指减除贸易顺差后，依我们估计不超过1 000万两。他又说，1855、1856年，欧洲诸国“一年中买(中国)丝至六七千万两，各货及鸦片不足抵，则运银偿之，银遂骤贱，以迄于今”。[24] 今人论白银外流常用晚清名流的论据，也就不免夸大。至于银贵钱贱的复杂原因，我已申明需待专论，也就不再谈了。
注释
[1]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五，直省盐课表。
[2] 1753(乾隆十八)年，表十六作者取《大清会典则例》，表十七我取《皇朝掌故汇编》，因其所计4 324 005两系据奏销册，且与《啸亭杂录》之433万两、《大清会典》卷十六之4 312 153两一致，《会典》且有37个关的详细数字。
[3] 许檀、经君健：《清代前期商税新探》，《史》1990年第2期。
[4] 此上谕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卷六，纪关税。
[5] 雍正《朱批谕旨》第35册，雍正八年三月初一。
[6]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
[7] 邓亦兵根据晚清冯桂芬《罢关征议》(《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7)一文：“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罚银半数给胥吏)。问题在各关尤其各时期情况不同，雍正清理权务，乾隆亦多次整顿，晚清腐败最甚。
[8] 参见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研究》1986年第4期；《清代前期广东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陈尚胜：《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9] 钱文与银两折合率各地不同，但除云南及边区外相差不过一二百文，对本文折合言，表十九可适用。沃哥尔辑有17个省的约200个银钱比价，较详，见Hans U.Vogel“Chinese Central Monetary Policy1644—1800”Late Imperial ChinaVol.8No.2Dec1987.
[10]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26—27。
[11]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年版，页258。
[12] 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3] 岸本美绪：《康熙年间の谷贱について》，《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89册，1982年。数据见岩生成一：《近世日支贸易の数量考察》，《史学杂志》61编11号，1953。
[14] 参见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些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5] 据叶梦珠：《阅世篇》卷七。又本书275页所注沃哥尔所辑江苏银钱比价，开海禁前常在1 100文以上，无大变动，开海禁后在900文左右。
[16]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六。
[17] 《清朝通考》卷三九，国用考。
[18] 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三，纪。
[19] 《清代全史》第5卷，1991年版，页400。时无黄册记录，或称800万两，此数亦不小了。
[20] 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所据有C.J.JorgPro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1982;Kristof GlamannDutch_Asiatic Trade1958。
[21]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出版社1955年版。本文所用为第4—5页和第7—8页表，原书主要据Earl H.Pritchard Crucial Year of Early Anglo_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1936;The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the China Trad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3，Sept，1934。
[22]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二卷，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400。东印度公司于1797年垄断印度鸦片制造，但在印度拍卖给散商或港脚商船运华。
高中教材主要有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和北师大版（原大象版）四个版本，而全国新课标卷是依据考试大纲来命题的，而不是依据哪一个版本的教材来命题。
2015年高考有两道经典的选择题：
例1（2015・全国新课标卷Ⅰ・26）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民间崇拜，如后来被视为海上保护神的妈祖、被视为妇幼保护神的临水夫人等，这些崇拜得到朝廷认可，后世影响不断扩大。这反映出（ ）
A.朝廷不断鼓励海洋开发
B.女性地位逐渐得到提高
C.东南沿海经济社会影响力上升
D.统治思想与民众观念趋向一致
例2（2015・全国新课标卷Ⅰ・27）
表中呈现的变化反映了（ ）
A.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B.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兴盛
C.中原地区经济急剧衰退
D.政治重心南移趋势明显
【解读】例1中选项A、B、D的表述明显与史实不符合，明清时期朝廷实行海禁政策，朝廷禁止国人出海；程朱理学思想的强化，女性较汉唐王朝受到更多礼教的束缚；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与民众的观念虽有一致之处，但总体上是对立的；运用排除法，可以选出正确选项C。例2中选项C、D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史实，从唐至清，除中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两宋之交的靖康之变外，北方经济并未大规模遭到破坏，至少在长时间内没有急剧衰退；唐朝之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并最终北移，元、明、清王朝均定都今北京；选项A符合史实，但理学的影响是一直存在的，考生运用排除法，同样可以得出正确选项B。
这两道试题，实际上考查的都是古代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所带来的文化重心的南移这一知识点。然而，在人教版、人民版等新课标教材中或没有涉及，或没有明确阐释，而岳麓版教材不仅讲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而且分析了其社会影响。
【岳麓版・经济成长历程・节选P13】
北宋立国主要依靠东南的财富力量。宋都南迁后，更致力于南方的经济建设，经济上南强于北的局面完全确立。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完成。
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来了文化重心的南移。自南宋起，江浙地区已成为人才密布区，有“财赋之地，人物渊薮”的说法。
例3【2016・全国新课标卷Ⅲ・40】（节选）
英国圈地运动开始后，偷盗者、乞讨者等日益增多，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1601 年，英国颁布《济贫法》。救济办法因类而异，凡年老及丧失劳动力者，在家接受救济；贫穷儿童则在指定的人家寄养，长到一定年龄时送去做学徒；流浪者被关进监狱或送入教养院。1834年，《新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必须进“贫民习艺所”，才能得到救济，而那里的条件比最低工资收入的自由劳动者还要恶劣得多。
――摘编自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英国近代济贫制度相比，西方现代福利制度有哪些l展。
【答案】从单纯的救济发展为公民的社会权利，得到立法和制度上的保证；福利种类众多；覆盖面广，低收入阶层受惠多。
【解读】各个版本的新课标教材在讲英国工业革命时，都出现过《济贫法》或《新济贫法》这些法律名称，但都没有对其展开分析。不过，就本题而言，考生依据材料就能概括出英国近代济贫制度的特点――单纯的社会救济。二战后西方的现代福利制度，其他版本教材虽有提及但并未对其展开论述，同样只有岳麓版的教材对其有概括性的综述。本题的参考答案，有鲜明的岳麓版教材的痕迹！
【岳麓版・经济成长历程・节选P76】
战后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与以往不同，已经从单纯的救济发展成为公民的社会权利，得到立法和制度上的保证。这些福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其特点是覆盖面广，低收入阶层受惠多。
其实，每个版本的教材都各有其优点，学有余力的考生可适当阅读其他版本的教材，找出其共性与差异；其中，关于核心考点在评论方面的差异还可补充到自己的笔记本上。
二、海南卷与全国卷在命制上的相互影响
海南省是最早开始高中新课改（2004年）和最早开始新课标高考改革（2007年）的省区之一，其历史单科卷由国家考试中心命制，试题带有明显的全国新课标卷风格，在核心知识的考查上，海南历史单科卷尽管与全国新课标卷的视角有异，但落脚点极为相似。
例4（2016・海南卷）江南农业经济在东晋南朝、唐后期五代及南宋三个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其共同的原因是（ ）
A.推广普及铁制农具，提高生产效率
B.官府组织民众屯田，扩大耕地面积
C.政府改革税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D.黄河流域人口因动乱大规模南迁
【解读】前文所述，2015年全国新课标卷Ⅰ考查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2016年海南卷则考查了古代中国三个时期经济得到发展的共同原因――黄河流域人口因动乱大规模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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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海南卷第23题考查了我国“一五”计划调整工业布局的主要目的，2014年全国新课标卷Ⅰ第31题考查了“一五”计划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2013年海南卷第22题考查了欧共体的主要目标，2014年全国新课标卷Ⅱ第35题考查了冷战结束后欧盟的东扩，前者考查了欧洲一体化的内涵性知识，后者考查了欧洲一体化的外延性知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海南卷的考点布局与全国新课标卷吻合度极高，而且在前后一年的高考试题中高频出现，如2015年在全国新课标卷中出现的考点，2016年在海南卷出现。
建议高三考生对海南卷予以重点研究，尤其是对近两年试题涉及的核心考点应拓宽加深。另外，海南卷的题量很大，如选择题就有25道题，考生多练一练海南卷，对迅速适应全国新课标卷试题的命题风格也大有裨益。
三、未颁高中历史新课标对高考命题的影响
即将颁行的高中历史新课标提出了五大学科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阐释和家国情怀。高中历史新课标草案在2016年初已经面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五大学科素养的考查在2016年的高考试题中就有渗透，如对时空观念的考查及以下例题中体现的对史料实证的考查。
例5（2016・全国新课标卷Ⅱ・4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玄奘（602～664），为寻求准确的佛经文本，西行“求法”，历经艰辛，十余年中，行程数万里，游历百余国。回国后，他译出佛经1300多卷，精炼而准确。由他口授而成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典籍。
鉴真（688～763），深明佛学，50余岁时，受日本邀请，发愿东渡。他排除千难万险，历时12年，经6次努力，最终到达日本。鉴真东渡，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医药、艺术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等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解读】全国新课标卷Ⅱ第41题是最能体现新课改理念的题型，几乎每年的考查形式都有创新，2016年的一大变化，是要求考生从材料中提炼出一个观点，运用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题目给出的材料仅仅是为了让考生提炼出一个观点，而其论据必须为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这是通过高考试题来检测考生史料实证素养的成功尝试。
四、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学会迁移所学知识
1.考生要关注“历史的另一面”
【原创】1958年公布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和三军统帅，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部长，签署法令，批准国际条约，可以无须内阁连署单独采取某些重大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全民公决。与1875年宪法比较，现代法国（ ）
A.总统的权力变化不大
B.国民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
C.内阁的权力大大提高
D.议会的权力受到限制和削弱
【解读】选D。新课标教材在法国政治史部分只讲到1875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对法国现代政治体制无一介绍。本题与2016年全国新课标卷Ⅲ第35题在命题的意图、材料的选取、设问的指向上都高度一致，各选项的表述虽然不同，但都是考查现代法国代议制的特点――行政权力扩大、议会权力削弱。新课标教材多从正面评价法国1875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对其负面影响没有阐释，@启示考生在复考点时一定要关注历史的另一面。
2.考生要掌握学科知识
高考考查的是学科知识，而不仅仅是教材知识。所谓学科知识，是指构成学科体系的所有内容。如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它们在新课标教材中非常简略，没有一个具体的赋税制度，但全国新课标卷就以非选择题的形式考过唐朝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税制改革。这并不属于超纲，因为考生要学习和研究古代中国经济史，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是绕不过的核心知识。
【原创】唐太宗对638年修成的《氏族志》很不满意，因为山东崔氏列于首位，他说山东士族世代衰微，怎么可以作为第一等的士族呢，于是令高士廉重修，并指示：“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唐太宗此举的目的之一是（ ）
A.重建门阀制度 B.提高庶族的政治地位
C.禁止士族参政 D.消除门第的贵贱观念
【解读】选B。本题与2016年全国新课标卷Ⅰ第45题设置的试题情境相同，都是讲唐太宗敕修《氏族志》，并且都引用了“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这一核心材料。两道试题的考查意图相近，都是从谱牒改革的角度考查隋唐时期阶级（士庶）关系的变动。新课标教材中，主要在科举制这个考点提及世族门阀，从东汉末年到唐宋时期，世家大族和门阀政治的兴衰是古代中国中期阶段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现象，所以它属于核心学科知识。考生若对这一核心学科知识的处理不到位，极可能无法从阶级关系变动的角度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3.考生要在历史与现实中进行常态互动
【时政热点】中日关系：张海鹏等在《人民日报》刊文谈“琉球地位”（文章节选略）
【原创】1952年4月，日本制定了《关于援助保护战伤病者以及战殁者家属等的办法》；1953年8月，日本重新实施《军人恩给法》，对战犯给予了一般战殁者同样待遇；同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赦免战争犯罪受刑者的决议》。导致日本开始为战犯翻案的重要原因是（ ）
A.日本经济的全面崛起 B.美苏关系的缓和
2015年底，首都师范大学部分学者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制定了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历史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按照该标准的解释，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思维质量和关键能力，是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主要包括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和历史价值观。这个目标与美国的目标虽然还有很多区别，但与以往相比，已经相当接近。特别是在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史料实证都是历史思维能力的体现。③
为了探讨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类型和结构，了解学生在历史文本阅读时的思维和心理状况，需要对学生历史文本阅读能力进行测试和调查，笔者参考美国历史课程标准和中国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了相关测试和调查工具，对高一年级学生进行了测试和调查，同时，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阅读讨论教科书中的材料。本文就相关测试、调查和学生课堂学习情况进行讨论，以探索更加有效的提升历史阅读能力的教学改进策略。
对历史文本阅读能力进行分类研究涉及很多学科的探索。认知心理学、心理测量与评估、历史教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都对历史文本阅读能力有不同角度的研究。
（一）认知心理学有关阅读能力结构的研究
认知心理学家常从字词、句、篇章研究儿童的阅读能力发展，也从不同的材料种类、年龄、思维能力、思维质量等方面进行研究。莫雷对语文阅读能力的分类研究采用斜交旋转因素矩阵分析，得出小学生的阅读能力结构为六因素：语言译码能力、组织连贯能力、模式辨别能力、筛选储存能力、语感能力和阅读迁移能力。①用相同的方法研究初三学生，得出了八因素，增加了概括能力、评价能力。②进一步研究高三学生的阅读能力结构，又增加了语义情境推断和词义理解能力。③
罗照盛、张厚粲对小学六年级、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的阅读理解能力进行了研究，将与阅读理解能力有关的因素设置为情感体验、推理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整体概括能力、归纳段落能力、词语理解能力、知觉的广度、简单表达能力和语文知识等九项。其中，综合分析能力、整体概括能力、归纳段落能力、词语理解能力和知觉广度是三个年级共同的能力因素。④
林崇德的研究注重培养学生个体的思维质量，并将思维品质纳入学科能力的结构中。在阅读能力中，强调通过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刻性、灵活性、敏捷性、独创性和批判性，来评价学生的阅读能力水平。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方面，林崇德特别强调概括能力是阅读能力的基础，培养学生的思维质量是阅读能力发展的突破口。⑤
上述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基于阅读能力本身，这些研究对高中生历史文本阅读能力发展有很多启示。如在教学策略方面，历史教师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历史学科的字词、句、篇章的特点。莫雷、罗照盛和张厚粲的研究也提醒教师们关注一些基本阅读能力。而林崇德的研究帮助教师们关注个体在思维质量上的差异性，并从提升学生思维质量入手，促进文本阅读能力的发展。然而，毕竟历史文本有很多自身特点，特别是历史阅读深深打上历史思维的印记，这就需要从历史学科本身来探讨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结构特点。⑥
（二）历史教育学有关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研究
叶小兵认为，历史阅读理解能力非常重要，是历史学习的基础。在如何培养历史阅读理解能力方面，提出要注重阅读材料的选择，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特别要重视解读能力的培养。⑦
近年来，有三篇硕士论文涉及历史阅读能力研究。王菲菲关注的是影响历史阅读的各种因素，通过主客观因素调查，了解历史阅读能力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现状。调查涉及的主观因素有：学科地位和学生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阅读动机与阅读意志、阅读情感和阅读注意力；客观因素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赵箭对深圳某一中学高一年级学生历史资料阅读能力培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涉及的问题包括：历史学科及其性质、阅读兴趣和阅读动机、课内外阅读、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求、教师专业指导水平、教师课堂时间安排、教师史料教学方式等。迟钰丽在调查后发现，历史阅读能力教学存在三个问题：教师在课堂中对史料的运用方式单一、教师未能有效地引导学生深入剖析史料、教师有关史料的阅读方法讲授碎片化；高中生在此方面存在两个问题：高中生阅读的思想深度与视域宽度不足、高中生对史料的阅读重视但兴趣不高。⑧
笔者在探索历史学科能力时，借鉴认知结构理论，对历史阅读中的理解能力分层：一是能够理解在语法知识基础上的语言符号结构（如段落、层次）；二是能够理解阅读文本的表面结构（如判断文本的内容属于政治、经济、人物或综合等；判断文本的形式为：地图、文字、照片等等；文本的性质：档案、课本、史论等）；三是能够理解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这是学生能否真正理解材料的核心层次。在培养历史阅读能力方面，提倡培养学生的思维质量，并将历史阅读与思维质量结合起来。比如：
阅读理解能力在思维深刻性方面的要求是：（1）能够准确地分析材料的层次，概括出各层的含义；（2）能够将材料合理归类；（3）能够按照历史要素对材料进行概念分析，概括出历史要素的各个部分；（4）能够概括出材料的实质或性质；（5）能够同时分析几种材料或观点，并能概括其异同点（广度要求）。
阅读理解能力在思维敏捷性方面的要求是：（1）能够迅速解决字词方面阅读障碍；（2）能够掌握速读、泛读方法；（3）能够熟练掌握历史概念要素，并依据要素进行分析；（4）能够迅速把握材料的中心、实质；（5）能熟练使用工具书，掌握查寻数据方法。①
不过，上述研究在历史思维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多欠缺，大多数培养历史阅读能力的策略并不具有历史学科的特质。
（三）后现代史学理论及其在历史课程标准中体现
20世纪的历史哲学发展有两个转向。首先是从批判的（即分析的）历史哲学向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变。沃尔什概括为：“前者指的是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哲学反思，它所要探询的是客观历史过程的目标、意义、规律、动力等问题；后者则是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尤其是历史认识和历史解释的特性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②法国年鉴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提到的历史学家技艺有：（1）历史的认识；（2）历史的考察；（3）历史的分析；（4）历史的考证；（5）历史的解释；（6）历史的经验；（7）历史的预见。不过，他在书中只具体写了其中的五项。③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则将历史研究方法分为实用型与非实用型两类，实用型里又分为：（1）历史数据的鉴别；（2）确定事实的方法；（3）历史计量方法；（4）历史解释；（5）阐释与综合。
其次，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开始了新的理论转型，这便是“后现代的历史叙事”。④海登・怀特认为：“当我们试图解释人性、文化、社会和历史等问题的话题时，我们从来不能准确地说出我们希望说的话，也不能准确地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意思。”⑤于是，他提出“话语的转喻”理论，以解释历史著作叙述的内在结构。他提供了一个历史著作的叙事分析框架，包括：（1）编年史；（2）故事；（3）情节编排模式；（4）论证模式；（5）意识形态含义的模式。⑥
《美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K-12年级，1999）通过对历史思维能力的界定和分级，展现了美国专家对历史哲学融入基础教育历史课程的深入思考。最突出的体现便是美国课程标准培养的五种历史思维技能：时序思维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分析与解释能力、历史研究能力和分析历史问题并做出决策的能力。笔者借鉴这一标准，并参考还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的中国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设置了将时序思维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解释能力和历史研究能力作为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一级分类维度。从学生能否掌握相应的技能出发，设置了二级分类维度，从而构成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基本结构。具体如下：
维度1：文本阅读中历史思维能力的细化要求：学生能够思考：
1.时序思维能力：1.1在阅读中发现时间的多种表达方式；1.2区分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1.3对纪年方式变化的解释；1.4发现文本的时间跨度或结构；1.5判断时序的证据是否合理。
2.历史理解能力：2.1概括文本的主要含义；2.2概括历史叙述中的层次；2.3归纳历史材料的中心议题；2.4发现历史材料中的因果关系； 2.5归纳文本中历史人物的动机；2.6发现历史材料中相互对立的观点；2.7发现历史人物的情感或态度倾向；2.8发现历史材料中的价值取向。
3.历史解释能力：3.1解释历史叙述中关键词的内涵；3.2阐释历史材料内容结构；3.3区分历史证据与历史结论；3.4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观点；3.5说明历史叙述中因果关系的类型； 3.6依据图片信息进行解释；3.7归纳历史数据表达的核心问题；3.8说明不同观点的理由是否合乎逻辑；3.9解释历史人物的动机与目标；3.10说明历史人物的价值观念。
4.历史研究能力：4.1判断文本中证据与结论的关系；4.2判断相关资料得出的结论；4.3依据相关材料与独立思考做出判断；4.4判断文本叙述的因果关系；4.5分析并解释情节编排对历史叙事的影响；4.6分析因果论证是否充分； 4.7分析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模式；4.8解释叙事故事可能产生的多种影响。
历史文本阅读能力本来就包含历史思维能力，但是，历史思维能力随着历史哲学理论不断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历史文本阅读能力也会因此而不断改变。
（一）研究方法
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测试研究比较艰难，需编制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来测试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处于何种水平。还需要通过问卷或访谈，调查学生阅读时的基本情况，以进一步了解他们对这类测试的看法。为此，研究方法涉及三个步骤：能力测试、问卷调查与相应的课堂讨论或访谈。以上信息收集工作限制在一周内完成。
1.能力测试的实施
先按照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结构编制一套简易的试题，试题以高一学生学过的高中历史必修二（近代经济史）为主。然后，选择江苏省扬州中学高一年级五个班240人，测试时间放在高一第二学期后半期。共发放试卷240份，收回有效试卷223份，占总数92.9%。最后，对资料进行初步统计。
2.历史文本阅读情况的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的对象与能力测试的对象一致，都是223人。调查时间安排在测试之后。调查开始前，指导教师强调：“这些试题没有对错，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填写，真实就是最好的。”
3.历史文本阅读情况课堂讨论
选择高一年级必修二中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教材资料三则，作为课堂讨论的依据。讨论主要涉及：文本的长度、深层含义的概括、多种对立观点的理解等方面。先后在高一的两个班，调查了13位学生。
（二）相关研究工具的设计
1.能力测试工具的编制
将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维度1的能力要求与历史文本内容（维度2）结合，形成双向细目标，兼顾文本的形式。如文字包括：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历史文本包括：段落（最长100多字）、长篇（2200多字）、数据表格、图片如宣传画等。维度1经过细化后的具体要求共计31项，能力测试考察其中的19项，占61.3%。（详见下页表1）。
2.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主要涉及三方面：阅读时的思考独立性、历史文本材料的难度、历史文本内容的难度。调查内容涉及整个必修二（经济史）的范围。
3.课堂讨论与访谈
选择两个高一班级，利用上课时间，讨论教材上的三段数据。三段数据围绕一个主题（经济全球化），文字有长短，分别是甲50字、乙187字、丙270字。从内容看，由易而难。第一段文本浅显易懂，关键词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第二段文本涉及表面含义与深层含义，为翻译文字，说明全球化时期的政治经济规则；第三段文字为史学争鸣，介绍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全球化观点。①
上课讨论时设置的问题包括：（1）这段文字中的关键词是什么？还有哪些？（2）有没有发现其中对立的观点？（3）你可能同意哪一种观点？为什么？访谈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对测试和讨论的具体感受和看法。
（一）研究结果
1.历史文本阅读能力测试
（1）时序思维能力
在测试的四项具体时序能力中，“区分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最容易，测试的结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有92.8%的高一学生选择正确。“对纪年方式变化的理解”正确率较低，只有27.4%。大多数学生将与本题无关的推论考虑其中，很多学生没有注意题目中的“变化”一词。有一半学生能够“发现文本的时间跨度或结构”，有23.5%的学生选择了B、D，他们不太明白时间跨度的含义。“判断时序的证据是否合理”难度较大，56.6%的学生阅读时没有注意图片和文字叙述的矛盾，只有28.1%的学生正确。（参见表2）
（2）历史理解能力
概括能力是历史理解能力的基础，第2题测试的就是最基本的概括能力。有82.5%的学生正确，14.8%对“近代化”不太理解，他们选择了D。“概括历史叙述中本质含义”掌握得也很好，有99.5%的学生正确。“归纳资料的核心问题”正确很高，达到96.6%，说明学生在概括归纳能力方面较强。归纳中心议题也是一种概括能力。但是，此题只有19.2%的学生判断正确，大多数学生思考不细致，不能把握核心观点。在“发现历史材料中的因果关系”能力上，学生思考过于宽泛，不能掌握由“原因”推导“结果”的严密推理。只有28.5%的学生选对。但是，在历史人物动机的判断上，正确的人数达到了77%，相对于前几项，这一项掌握较好。（参见表3）
（3）历史解释能力
这里测试的五项能力中，大约2/3的学生能够掌握。“解释历史叙述中关键词内涵”正确率59%。“依据图片信息进行解释”正确率达到68.2%。“解释历史人物的动机与主张”正确率达到80.7%。“解释历史人物的意识形态观念”也能达到57.8%。难度相对较大的是“阐释历史材料内容的结构”，正确率只有44.8%。（参见表4）
（4）历史研究能力
这里提出的“历史研究能力”是指在阅读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判断文本中证据和结论的关系”错误最多，正确率只有9.9%。有39.9%的学生能“判断出文本中的因果关系”。“判断相关资料得出的结论”中，有59.2%的学生正确。在独立思考方面，有53.8%选择不轻易相信教材和新提供的材料。（参见表5）
2.问卷调查的情况
（1）高一学生更相信教材还是材料本身？
从调查可发现，大多数学生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对教材能够采取质疑的态度。相信教材的学生只有7.7%，相信与教材不同的观点之学生达到92.3%，其中有53.8%学生认为，需要进一步思考。
（2）高一学生阅读何种语言更困难？
大多数学生害怕古汉语，感到对此困难的人数达到了59.6%。然后是害怕近代汉语，有16.1%。
（3）高一学生阅读历史内容方面感到困难的是哪些？
按照难度大小排序，“近代中国经济史”最难阅读，达到49.8%，其次是“西方近代经济史”，达到19.1%；然后是中国古代经济史，达到17.7%。教师们感到困难的现代西方经济史，学生并没有感到害怕。
3.课堂讨论与访谈的情况
（1）关于历史文本阅读能力中的具体技能
在需要讨论的十项具体技能中，有三项学生比较容易掌握，它们是：1.1在阅读中发现时间的多种表达方式、2.7发现历史材料中相互对立的观点、2.8发现历史人物的情感或态度倾向。
掌握起来有一定难度的是：2.9发现历史材料中的价值取向、3.3区分历史证据与历史结论、3.4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观点、4.6分析因果论证是否充分。
很难理解和掌握的是：3.5说明历史叙述中因果关系的类型、3.8说明不同观点的理由是否合乎逻辑、4.7分析历史叙述的意识形态模式、4.8解释叙事故事可能产生的多种影响。
（2）课堂教学中的阅读问题讨论
在“甲50字、乙187字、丙270字”三段材料中，绝大多数学生读起来费劲的是资料乙，几次概括都不准确。其原因在于翻译语句的复杂性，特别是对形象化比喻的深层含义理解不到位。如“当其他人在编写游戏规则时”一句很多学生不理解。
在史学争鸣的阅读中，大多数学生能够看到三种不同观点，但是，要找到三者之间争论的焦点，有一半以上学生感到困难。而要发现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矛盾，很多学生也感到了困难。
（二）初步讨论
1.关于历史文本阅读能力测试
编制一份能够反映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测试需要进行长期的准备，其难度在于四个方面：
（1）将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通过高中生能够看得懂的简化材料体现出来。中国近年考试大多采用短小精悍的材料，阅读量也在逐步降低。但是，史学家在研究中正好相反，需要阅读海量的文本材料。因此，此次测试选择了一段较长的材料让学生阅读。在测试后的访谈中，有学生感到很困难，因为，从来没有这样读过历史材料。也有学生觉得很过瘾，每次考试都像是在看断章取义的东西，这一次终于看完整了，理解了历史阐释的过程。但是，此次选文还是太长了，根据推测应当在800～1000字较为适宜。
（2）历史文本阅读测试题需要检验。目前进行的尝试只是测试工具的初步探索，真正命制一套试题需要更大的容量，并经过大规模测试来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本次尝试选择的被试是扬州市最优秀的学生，今后还应该扩大被试的范围，将偏远乡村也纳入其中，并增加不同年龄段的被试。同时，试题编制需要按照建立题库的要求进行，至少需要3000道相关试题，且通过统计，按照难度和内容分类后，再进行检测。
（3）目前形成的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的结构还需要完善。仅仅通过这种测试难以进行多因素分析。在建立题库和大规模取样之后，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能力结构。不过，量化研究的方式一直存在争议，也需要质性调查的方式加以补充。
（4）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如何逐步融入历史文本阅读之中？海登・怀特提出的五项叙事框架，让人们看到叙事背后的设计。这种阅读能力如何细化，如何设置为学生的学习目标？还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2.关于历史文本阅读教学改进策略
开展历史文本阅读能力测试的目的在于为教学提供更多支持。为此，在教学策略上，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历史文本阅读能力作为学生学习目标。本次测试中，高一学生所犯的错误大多是为掌握论证规范所致。访谈中，学生指出，不论是初中教学还是高一教学，教师大多在讲解教材，根本没有给学生自己探索的机会，这样的课堂教学只有教师的演绎，缺少学生的主动学习，恐怕此目标难以实现。这个意见非常重要，它涉及教师转变教学观念的问题。美国课程专家泰勒说过，教学目标就是学生学习的结果。由此观念出发，需要为不同年龄学生设置有梯度的阅读能力学习目标。
（2）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策略。要让不同阅读水平的学生都得到发展，就需要为他们提供课程或学习的选择性。这不仅需要将阅读能力细化，还需要为之选择大量分级阅读的历史文本，提出有梯度的问题和相应的文本材料，并建立一套相应的评估方法。否则，促进学生阅读能力发展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3）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问题。除了通识性的阅读方法，历史文本阅读的关键在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然而，培养历史思维能力需要大量课时，而目前历史课程的知识点很多，按照正常进度都无法完成。哪里还有时间来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因此，从课程建设来看，新的课程标准不宜增加更多的知识点，且要删除一部分知识点，方能为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空出时间。
（4）历史文本阅读需要学生经验的参与。历史知识最大的特征是过去性，有很多知识缺少了主体经验的参与，相应能力难以得到发展。比如要让高一学生读懂荣德生如何创业，只是提供一些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学生对投资、财务、风险等创办企业一无所知，他们如何理解创业的艰难呢？除了选取部分文学性作品外，还需要给学生讨论、提问的机会，也需要鼓励学生去一些工厂考察，了解创业的历程，以形成更丰富的经验，说明提升文本阅读理解水平。
本文通过借鉴美国历史课程标准和中国新编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构建了以时序思维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解释能力和历史研究能力为主的历史文本阅读能力结构。通过阅读能力测试、问卷调查、课堂讨论和学生访谈，初步探索高中一年级学生在历史文本阅读方面的水平和问题，并结合教学实际，为阅读能力培养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改进策略。
一、两宋时期陵寺制度的存在
两宋时期的皇陵皆设有寺院，即陵寺。陵寺位于皇陵附近，通过宗教行为，为逝去的帝后追荐冥福；而作为回报，朝廷则以赐田、赐钱、度僧、赐僧号、减免赋役等方式给予陵寺诸多优待。[2]南宋孝宗郭皇后、夏皇后，光宗李皇后，宁宗韩皇后等四位皇后皆未安葬于会稽皇陵，自然无法通过相应的陵寺来为其追荐冥福。不过，建立与陵寺功能相同的寺院，为四位皇后追荐冥福，当在情理之中。于是，临安攒宫寺院得以建立，以一种变通的方式，具有了与陵寺相同的功能。可见，两宋时期陵寺制度的存在，为南宋攒宫寺院的创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二、南宋皇陵安葬制度的变化
南宋皇陵安葬制度的变化，是攒宫寺院得以产生的另一主要背景因素。这先要从北宋皇陵安葬制度谈起。根据文献记载及前人研究成果，可总结出北宋皇陵安葬制度的基本内容，有两方面：1.正常情况下，所有皇有自己的陵墓，且集中于一地。因北宋末年战乱的影响，徽、钦二帝的陵墓（葬所）比较特殊，徽宗陵墓于南宋初年建于会稽，钦宗葬所的具置尚有争议，其余皇陵均集中在永安（今河南巩义市）。2.正常情况下，附葬（与皇子、亲王、一般妃嫔等的从葬不同）于皇陵的，都是皇后。皇后若先死于皇帝，则附葬于前朝皇帝（包括宣祖赵弘殷）陵墓；若后死于皇帝，则在死后附葬于皇帝陵墓。北宋皇后中比较特殊，即在制度规定之外的是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仁宗郭皇后、哲宗孟皇后及钦宗朱皇后。哲宗孟皇后及钦宗朱皇后均受到战乱影响，前者的陵墓在今浙江绍兴市绍兴县富盛镇赵家岙宝山南麓，后者可能葬于五国城。[3]仁宗郭皇后曾被废黜，虽然死后被追复为皇后，但“停谥册附庙之礼”[4]，只是名义上的皇后，并不符合附葬的条件。而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及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生前都不是皇后，死后却得以分别附葬于太宗、真宗的皇陵。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先死于太宗，虽并非皇后，但因系真宗生母，在太宗去世不久，真宗就上尊号为皇太后，定谥号“元德”，并下令附葬于太宗永熙陵。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的情况类似，死后未能附葬于真宗永定陵，但仁宗得知其为生母后，上尊号为皇太后，定谥号“章懿”，并下令附葬于永定陵。[5]
到南宋，皇陵安葬制度既继承了北宋旧制，又因客观条件而有所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因客观条件决定，宋恭帝及其之后的南宋帝后均未葬于会稽皇陵。故本文讨论的时间范围仅限于理宗之前。继承的一面体现为三点：1.从宋高宗到宋度宗，南宋六有自己的陵墓，且集中于会稽一地。2.高宗邢皇后先死于高宗，其梓宫自金国返宋后，附葬于徽宗永佑陵。3.高宗吴皇后晚死于高宗，附葬于高宗永思陵；孝宗谢皇后晚死于孝宗，附葬于孝宗永阜陵；宁宗杨皇后晚死于宁宗，附葬于宁宗永茂陵。变化的一面也体现为三点：1.孝宗郭皇后（光宗生母）、夏皇后均先死于孝宗及高宗，却未能像更早死去的高宗邢皇后一样附葬于徽宗永佑陵，而是单独建攒宫于杭州修吉寺。2.光宗李皇后（宁宗生母）与光宗同年死去，时间稍早于光宗，却无法附葬于前朝徽宗、高宗、孝宗诸陵墓，也没能与光宗合葬或附葬于光宗皇陵，同样单独建攒宫于杭州修吉寺。3.宁宗韩皇后先死于宁宗，却未能附葬于前朝徽宗、高宗、孝宗、光宗诸陵墓，而是单独建攒宫于杭州广教寺。南宋皇陵安葬同样出现了制度规定之外的情况。一是哲宗孟皇后卒于南宋初年，没有附葬于永安皇陵，而是单独葬于会稽皇陵。二是徽宗郑皇后先死于徽宗，亦未葬于永安皇陵，其梓宫从金国返宋后，附葬于徽宗永佑陵。三是高宗生母徽宗韦贤妃后死于徽宗，本非皇后，却附葬于徽宗永佑陵，其情况与真宗生母太宗李贤妃及仁宗生母真宗李宸妃类似。[6]
由上文可知，在皇陵安葬制度方面，南宋较之北宋的变化表现为：从孝宗郭皇后开始，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的皇后若先死于其夫皇帝，则一律不能附葬于前朝皇帝的陵墓，而是另行在杭州寺院建置攒宫，攒宫寺院因而得以产生。而据下文，南宋皇陵安葬制度之所以出现变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皇陵所在处会稽宝山南麓地势局促，不像永安皇陵所在地那样地势平坦开阔，所以不得不压缩宝山南麓皇陵的建筑空间，将一些皇后安葬在杭州寺院的攒宫中。
哲宗孟皇后卒于绍兴元年（1131）四月庚辰，当年六月壬午，就在会稽宝山南麓皇陵下葬，整个时间很短暂。[7]而且事前并没有预先选择葬地，葬地的选择是临时决定的，主要考虑到近便：“绍兴初，六飞驻越。昭慈圣献皇后上宾，因卜地权攒于会稽上皇村，盖便于修奉也。”[8]也就是说，南宋皇陵地址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没有长远规划，因此难免不能适应将来的需要。于修建攒宫（陵墓）而言，宝山南麓的空间本来就不算宽敞，即南宋大臣赵汝愚所言：“东南诸郡，所至皆山，凡择地者必以山为限，地势局促，不类中原”[9]。再加上攒宫位置的选择要考虑“国姓音利”等风水原则，[10]能够利用的空间就更为有限。到建立了徽宗、徽宗郑皇后、高宗邢皇后、徽宗韦贤妃、高宗的攒宫后，宝山南麓可供将来再建立攒宫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及卜祐陵，遂就其侧并举显肃、宪节二后附焉。显仁、高后（疑当为“高宗”之误）继从其兆，则迫隘已甚矣。”[11]由此反观孝宗郭皇后、夏皇后没有葬于宝山南麓，应该就是因为空间狭小，不得不给高宗生母徽宗韦贤妃预留下将来安葬的空间。宝山南麓可供建立攒宫的空间尽管狭小，但既然南宋王朝坚持在此营建帝后皇陵，就能够想出变通的应对办法。那就是上文所言的孝宗、光宗、宁宗诸帝皇后的安葬原则。该安葬原则实属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种调适。宁宗、理宗、度宗攒宫的建立情况，可从侧面证实这一点：因为宝山南麓的空间实在过于狭小，宁宗攒宫的建立，已是违背昭穆序次；而后来理宗、度宗攒宫的建立，又违背了当时奉行的“国姓音利”的风水原则。[12]
综上所述，南宋攒宫寺院得以创建的背景，主要有两方面的直接因素。一是两宋时期陵寺制度的存在，为南宋攒宫寺院的创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二是南宋会稽皇陵所在处宝山南麓地势局促，直接导致南宋皇陵安葬制度较之北宋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南宋攒宫寺院的出现。以上两方面因素皆可视为制度层面的原因，相关制度确保了动用国家资源来完成攒宫寺院的创建。而在制度背后，则隐藏着信仰因素，即南宋皇室对佛教的崇奉。只有南宋皇室崇奉佛教，才会建立与陵寺功能相同的攒宫寺院，通过宗教行为，为逝去的皇后追荐冥福。总之，信仰因素与制度因素两相结合，共同促成了攒宫寺院的诞生。攒宫寺院的创建，体现了南宋时期佛教信仰在实践层面的阶层差异。南宋皇室成员位于社会阶层金字塔的顶端，能够充分利用制度因素，顺利地动用国家资源来满足一己之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时期民众佛教信仰的满足，主要借助于普通寺院，而普通寺院的创建，一般通过僧人向信众募缘筹集经费、物资来完成，其间僧众往往历尽艰辛，耗时颇久。[13]
注释：
[1]见脱脱等《宋史》卷34、37、243，中华书局1985年版；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14、78，中华书局1990年版；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中华书局2000年版。
[2]汪圣铎《宋代的功德寺观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3]见《宋史》卷123、242、24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6，中华书局1986年版；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4][5]《宋史》卷242。
[6]见《宋史》卷22、26、34—37、41、123、243；《咸淳临安志》卷14、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宋代皇陵制度研究》；王海雷《南宋六陵的兴废》，浙江大学2006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以上四皇后攒宫寺院的创建时间，分别为绍兴二十六年（1156）、乾道三年（1167）、庆元六年（1200）八月、庆元六年（1200）十二月。而黄敏枝先生认为创建时间均为咸淳四年（1268），距离四皇后的去世时间太远，当有误。见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第298页《南宋功德坟寺设置表》，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此“咸淳四年”之说，可能是由《咸淳临安志》的成书时间确定的，并不可靠。
[7]《宋史》卷26。
[8][11]不著撰人《两朝纲目备要》卷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9册。
[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刘毅《宋代皇陵制度研究》。
[12]郑嘉励《南宋六陵诸攒宫方位的复原意见》，《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13]南宋都城临安普通寺院的创建情况具有代表性。可参见《咸淳临安志》卷81《寿圣禅寺》；曹勋《松隐集》卷31《仙林寺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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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奧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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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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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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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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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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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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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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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转贴于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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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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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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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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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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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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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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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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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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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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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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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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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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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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