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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

时间:2023-01-23 04: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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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

第1篇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第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黄石村的水田统计显示,除上寨小组外的六个村小组,共计246户,其中除5户的耕地数量没有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这一点在刘屋组表现的最为极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可见土地按人头分配是黄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农业的特点。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种田务农并带孙子。目前广东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由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

应该说目前发生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户不再重视农业生产,撂荒现象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高素质劳动外流使得农业生产由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主流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将农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才能破解目前农业面临的难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然而叶剑平等(2006)发现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笔者2006~2007年间在广东农村的调研也只观察到显著的劳动力外流现象,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匹配的农地流转发生。

显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农地流转。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较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但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依然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类保障,无法在城市安家置业,当其老去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养老。农地在事实上成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所以黄石村的农民虽然不重视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为取向的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方式相抵触。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社会价值,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发生也不能发生,作为土地流转的土地供给方——外出务工农民不会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需求方分析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后,已经转移的农民会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试验中就采用“双放弃换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动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但是这样只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的供给方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的需求方问题,即由谁来承包农民放弃经营的土地,承包后又经营何种项目,就像黄石村中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免费的短期经营,却无人愿意耕种。

从目前的农地流转实践看,广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被企业用于发展优质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物和水产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张德扬,2004;杨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仅仅从产值上来衡量,这些土地流转无疑具有较高经济收益,但是从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流转后的土地是拿来集中生产粮食的。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200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谷物种植亩均净利润大约在150元左右浮动,在所有种植品种中位列倒数第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会主动投资生产利润率最低的种植品种。因此,任由土地流转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萎缩。

既然规模化种植对企业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机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广东和湖南粮食生产情况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调研发现,在广东几乎没有多少农户愿意扩大粮食种植规模,一些原本高产的良田都闲置了。胡靖对广东部分农户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微观分析发现,如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水田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机械化的现状下,只要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则不管是上等田还是普通田,被访的所有农户都是亏本的。而在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湖南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仅限于不便于生产的低产田或难灌溉田。周异2008年对湖南杨桥村55岁马姓种粮大户的调研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户采用机器来进行耕田与收割,在当地承包了20亩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种植的20亩两季水稻总收益依然达到一万元左右。以2个月农忙时间计算,夫妻两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们对此比较满意,并表示机械化种田不累,还愿意继续扩大耕种面积。

可见在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今天,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证粮食种植依然能够对农民拥有吸引力的关键。广东的经济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使得其务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次发达地区。而较低的机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广东农户自然会很理性的将自己的粮食生产萎缩在了自给自足的规模,并且改为家庭中机会成本最低的老人来从事粮食种植。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扩大了规模,农民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粮食生产就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的产业缺陷。水稻种植的产业缺陷决定种植者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同样是间断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个月的生产周期来平均,杨桥马姓种粮大户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规模化种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农就业相对困难,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而对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同样缺乏吸引力。粮农会按自己能力的强弱顺序,由强到弱依次放弃粮食生产,最后存在的粮农必定是农村能力最差的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其中产业缺陷最为明显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随着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紧缺现象日趋加剧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农业生产已经由农村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这无疑给农业安全的未来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是在未来保证农业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层以公平为导向,而并非效率。给与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是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农业项目的机会成本或利益最终在决定着农地的流转趋势。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自然也更容易实现产权的变迁。

第三,劳动力流动使得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持粮食种植对农民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回农业的话,针对农地流转的政府补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容易,有利于扩大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但也会提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户扩大农业规模、集中经营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天然地易于实现农地集中经营。

参考文献:

1、蔡昉.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4).

3、李成贵.土地流转势在必行[J].时事报告,2007(9).

第2篇

农村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来自农业的收入持续下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农业与农村以外转移。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最主要动因。62%的外出者是因为农业的比较效益低,想外出多挣些钱;26.4%的劳动力是因为家中人多地少无活可干而外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农村劳动力总量还在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林牧渔业所需劳动力规模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业压力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转移空间越来越小。

第三,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职业适应能力差。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素质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当前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素质较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很难适应这一变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会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国城市中低级劳动力市场竞争过度,高级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也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加了难度。

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视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

对于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走了一条非均衡式的发展道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剥夺,城乡间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显。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国建立了森严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将户口与就业、福利等挂钩。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实行“大包大揽”和低价补贴政策,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福利则由农民自行解决。这种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贫困。改革开放后,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有人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抢了城市劳动力的“饭碗”。

许多地方还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辞退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将其岗位转让给本地劳动力;收费,即向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或外来人口个人征收就业管理费、就业调节金、暂住人口管理费,以用于下岗工人安置的相关经费;限制,即限定外来劳动力进入的行业或岗位。实际上,这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怀疑的。首先,这种通过“腾笼换鸟”政策腾出来的岗位,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没有经过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职业技能普遍较低,无法胜任城市工业的某些现代化劳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一些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工作。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整合。

二、农村就业制约因素

对于农村就业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讨:(1)对于我国农村就业的特点、范围、趋势、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失业、农村贫困、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压力等;(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村就业的影响;(3)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和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对工作数量和收入减少的估计;(4)农村就业中的性别问题;(5)农村就业的政策框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还很不平衡。已经建立的中介组织,特别是乡镇级的服务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统

一、信息畅通、运作规范的中介服务网络。从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看,通过劳动力中介机构的占少数,多数属自找门路、自行外出,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较大。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进一步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偏低。目前已经转移的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而仍滞留于第一产业、难于实现转移的劳动力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低,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多。三是农村滞留劳动力进取意识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识较强。

2、转移空间的制约。首先,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一批乡镇企业倒闭了,一批好的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趋于绝对饱和和相对短缺。其次,城市容纳有限。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不断扩大,新增劳动力加速,对农民工产生“排挤”。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减弱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功能。

3、配套政策滞后的制约。首先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放弃土地、脱离农村的农民工进城后得不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医保、养保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使转移劳动力还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成为离农不离土的兼职农民。第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土地流转,从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成为规模经营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因土地的牵制而成为兼业农民。第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一部分想脱离农村、扎根城市的农民,因为户口不能解决,而导致住房、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四是缺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上的扶持,使农民出国、进城务工支付过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

1、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各种歧视性政策。传统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之间明显的经济势差和社会势差,劳动力市场中也出现了很多歧视性就业政策,最终影响城市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其实施深度改革。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则逐步推进。在这一渐进过程中,关键在于社会总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农业部门吸纳一个劳动力,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资本投入。同时,应当逐步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的局面,使农民能够逐步进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从业的行业,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2、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政府对劳动力的调控应从仅由面对城镇就业,扩大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就业,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把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1)加强各地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加快各级政府在提高再就业率、采取再就业措施方面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控制失业率、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政府部门应成立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一套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和政策体系,包括防止就业歧视、保护平等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打击欺诈行为、消除市场障碍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为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地运行创造环境和条件。同时,依据政策法规和劳动合同,开展争议仲裁处理和劳动监察工作。还应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信息沟通不畅的局面,由各级政府牵头,以劳动主管部门为主,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组建区域性或省级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

(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尽量依靠法制调控劳动力市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要以国家现行法规《劳动法》为“龙头法”,通过制定就业促进法、职业介绍法等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为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动用劳动监察手段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以便保护企业和劳动者择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正常发育和运行。

(3)建立完善的劳动监测指标体系。把农村的失业率、工资增长率、工资结构、劳动关系紧张程度等作为监测内容。同时,建立统计监测制度、联络员制度和信息反馈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及综合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测预警。

(4)改革工资体系。除国家公务员外,其他就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应由企业、部门在国家法规框架内自行制定,让工资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劳动力资源的地区和行业配置,通过弹性工资计划、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企业工资监督检查制度等措施,加强对工资发放的宏观调控。通过深化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劳动者的素质和所承担的任务,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工资标准,使工资水平基本反映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从而发挥工资对劳动者就业方面的调节作用。

第3篇

关键词:土族劳动力转移制约因素分析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转移是会受到经济规律支配的。在现实生活中,城乡差距很明显。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条件等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制度上的制约,城镇对农民的歧视,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的缺失,就业结构的失调等等。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就成为了典型中的典型。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群体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还应表现在不同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内在特质等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处在较落后地位,在我国很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明显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其内在特点和障碍,才能研究出有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也将会实现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农村和城市的良好互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中意义重大。

我国现有土族人口数为241198。大多居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大通县、乐都县、同仁县等地。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互助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土族人口约6.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8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后,土族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土族群众整体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土族人才意识到仅靠农业生产根本不能维持家用,也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走出家门、去外面闯荡世界的有志之士,从而在土族人口中形成一种想往外看看的意识,这是有利于本民族的进步、发展的。景晓芬(2007)在对土族女性非农就业与女性角色转换的研究中提出,非农就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通过对土族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了她们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在经济上、家庭角色上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上,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都有了很大不同。可见,在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对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不能够理解和掌握,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需求。土族劳动力,在他们的聚集区内,就业的机会本来很少,而且,工资率又很低,在受到恶劣环境和各方面压力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新的转移,纷纷流入到西部各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土族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制约着土族劳动力的顺畅转移。

二、研究范畴、方法及材料来源

2008年7月下旬,课题研究小组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庄村,进行了为期11天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野外调查期间,课题组采取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有二:(1)与县、乡、村各级党政和职能部门领导座谈,到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收集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关资料,听取相应的报告会,以了解当地土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获取深入理解当地土族劳动力转移的背景资料;(2)采用问卷访谈方式与随机抽样土族农户座谈,获取更真实、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背景资料相互验证,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经过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课题组获得了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访谈记录、各调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农户调查问卷52份资料。这些资料为课题组进行土族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性别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多以男性为主。从婚姻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约有63%已婚,37%未婚。从年龄结构来看,互助县范围土族劳动力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之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4.1%,这部分劳动力是外出转移的主体,代表着外出转移的趋势。16~1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9.1%。40~5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6.8%。

在所调查的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人占到了土族劳动力总数86.8%。而在家务农的人只有少数,只占到13.2%。可见,大部分劳动力都愿意出去。这些出去打工的人中,有61.4%的人是兼业打工,有38.6%的人做专职。

(二)转移特点

大部分土族劳动力选择在私营企业工作,约占到65.38%,打工的行业也主要分布在建筑业(42.31%)、餐饮业(28.85%)和制造业(15.38%)上,而选择在机关社团和教育文化等部门打工的人却寥寥无几;就业层次上,服务人员占较高比例。

土族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转移距离时,约有71.15%的大比例人口选择了在本地打工。就地转移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小部分选择外出打工。而在外地打工的地点选择上,有59.62%的人们愿意跨省去打工。在土族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自己找(44.23%)或者是经过亲友介绍(44.23%)的;通过看报来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微乎其微,可见,各种媒体信息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土族的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特殊的职业培训,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这就很影响打工时择业机会。在思考为什么要外出打工时,有很大一部分的土族劳动力都觉得自己的农业收入低(67.31%)。这个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问卷的分析,可以发现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信息量少,信息闭塞,择业范围较窄,就业层次低,个体手艺和技术的限制较大,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较弱的特点。

(三)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是具有多样性的。土族劳动力在家里需要赡养和抚育的人口4人占的比重较大,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文化程度(约51.92%)是主要影响土族劳动力转移的很重要的因素。教育落后,劳动力不适应就业需求。很多人还是觉得读书无用。职业教育的力度还是不够。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家庭拖累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求职的过程中,首先还是文化低,其次是没有什么经验;再次是获得的信息不够或难以得到信息,交通不发达,思想上比较封闭,使得信息愈加匮乏。就业机会少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在转移的过程中,有效的途径很少,使得转移不够顺畅,不够彻底。加之社会制度上的制约因素,生活环境的制约因素等,使得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很不好实施。

(四)目前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购买任何保险的人占到54.2%左右。大多数人对目前的收入都觉得一般或是认为太少,只有5%的人还对目前的收入比较满意。有约57.69%的人没有过非农工作的经验,这说明,这里的人们还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土族劳动力中有大部分都在两个或以上的雇主那里干过,可以看出,换工作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在失业一个月后就回家,由于心理的意愿上落差较大,或者还是觉得回家务农好一些,或者是不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等等,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

(五)今后的打算

对于今后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劳动力个体选择定居的地点还是在乡下。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在大中城市生活。不选在城市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约55.77%),觉得老了以后没有什么收入(30.77%),没有了经济来源,还会认为大城市的生存环境没有乡下好(19.23%),因为大城市污染比较严重,人口多而杂等等。

对于怎样开支打工的收入,方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打算回家盖房。在储蓄和子女的教育上也要是花大笔钱。对于个人的养老问题,有50%的人们认为应由子女来赡养。19.23%的人愿意创业,利用自己的积蓄来养老,也有25%的人还是愿意种地。如果长期在外打工。集体将收回承包地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要回家务农。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和研究,对土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努力提高土族聚集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力度

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职业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就业技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整体素质难以适应转移的要求。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创新能力较差,只能依靠个体有限的经验和较低的能力选择有限的工作,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无法满足更多的岗位需求。对土族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多学一些手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不会被需求单位所选择,加之他们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顺畅转移的机会就很小了。在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技术强化,这样可以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面对劳动力市场,由于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强,这将导致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更加艰难。因此,为了达到顺畅转移,不仅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完善良好的基础教育设施,更要作做好职业教育的各项工作,宣传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提高师资力量;有效发展民族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事业。

(二)建立完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历史、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功能不全。这些对我们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有很大的影响。在对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调查分析过程中,应用托达罗的推拉作用的理论,发现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中,推力和拉力都欠缺。在本地区而言,生产率还是较低的,这样就不能够产生富余的能够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农村地区的推力不够。而在城市而言,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后的工作岗位等方面不够充足,导致了城市的拉力也不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过程,是自然发育过程和政府辅助培育过程相结合的过程。政府在制度的完善等反面是起主导作用的。如何优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开放化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有了信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有关部门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来服务于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媒体来为我们服务。可是,目前,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向信息化方向的发展还较慢,使得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不够彻底,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很难得到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沟通渠道,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四)完善制度,让制度服务与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而不要成为发展过程的绊脚石

于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输入地,其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政策规定与操作办法,是决定外来农村劳动力能否进入其劳动就业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因素。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户籍歧视、就业歧视以及教育上的歧视等,对劳动力的心理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压力。劳动力转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制定对人们有实际利益的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出台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为劳动力的转移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和引导劳动力转移,才会是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

(五)鼓励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努力向非农产业转换

第4篇

**乡位于**市西南15公里处,行政区域1960平方公里,下辖15个行政村,其中牧业村6个。**年,该乡人口14187人,其中哈萨克族占76.7%,人均耕地2.2亩。农村劳动力3882人,其中男劳动力占61%;从事种植业、畜牧业、工业、商业的劳动力分别占总劳动力的60%、19.2%、6.3%和3.9%。**年,**乡有富余劳动力1500人,转移总体情况如下:

——从转移比例上看,当年转移1003人次,分别占全乡劳动力和富余劳动力的25.8%和66.9%,占全市劳动力转移总量的19.5%,约为五分之一。

——从转移特点上看,一是多以短期外出为主,农忙季节都要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季节性较强,半工半农类居多。同时,劳动力转移表现出一定间隔性和随意性,经常是半年打工,半年在家休息,或者是今年打工明年不打工。二是“就地”、“就近”、“就富”转移居多。**年,该乡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在本乡内实现“就地”转移的136人,占13.6%;“就近”转移到乡外市内的656人,占65.4%;转移到市外地区内的152人,占15.2%。而转移到省外的仅有59人,占5.9%,其中“就富”转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占94.7%。

——从转移收入上看,劳务输出人均增收132元,占农牧民增收的52.8%。

二、**乡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年,**乡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走到了全市前列,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具有普遍性。

(一)政府服务不到位,中介组织服务体系尚未建立

我们从调研中了解到,当前该乡富余劳动力流动基本处于半无序状态,政府缺乏对其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组织和引导。一是劳务信息交流平台不完善,信息覆盖面和时效性不能完全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乡级政府服务深度不够,大部分农牧民不了解政府劳动力转移政策,不能及时获得政府的劳务用工信息,存在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问题。二是劳动力培训工作流于形式,达不到提高农牧民素质的目的。存在培训经费投入不足,培训教材语言障碍以及教材与实际需要脱节等问题,影响了培训效果和质量。

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表明,中介组织是政府服务的纽带和有效补充。就目前看,**乡劳动力中介组织和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基本由当地政府承担,供求信息缺乏市场性、广泛性。据我们了解,**年该乡劳动力以自发方式转移的在90%以上,方式上多为单个或者三、五个劳动力零散转移,主要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且具有很强的盲目性。

(二)农牧民综合素质偏低,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要求

据我们了解,**乡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低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化水平低。**年该乡转移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占62%,初中文化程度占2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只占12%。二是职业技能差。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在第一产业居多,其次是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和生产建设第一线。**年,该乡到异地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64:15:21。

(三)思想观念保守,缺乏创业精神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乡有相当一部分农牧民对土地依赖性强,恋乡情结较浓,宁可安于现状也不外出打工。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该乡富余劳动力中约40个大中专毕业生,他们虽然有较好的文化基础,但怕苦、怕累、怕风险,缺乏创业意识,大多数的就业目标是进政府机关工作。

三、促进**乡及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解决农牧民思想上的问题

加大对劳务输出“排头兵”的乡镇(场)、村组和个人的表彰力度,以期达到树立典型、扩大影响、以点带面的作用。同时,利用广播、电视、宣讲团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加强就业观念的教育培训,让他们抛弃小农经济意识,放下“恋乡”的思想包袱,增强竞争就业、自主创业的意识,充分调动农牧民“离乡离土”务工挣钱的积极性。

(二)构建市、乡、村三级劳务输出服务网络,解决政府服务的问题

一是市一级应利用驻阿办事处机构在各地设立就业联系办事处,依托本地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与企业采取“订单培训”的方式构建劳动力输出市场网络。二是加强劳务市场管理。由于劳务市场不规范,以招工之名行骗财之实屡见不鲜,特别是农村缺乏文化的少数民族青年经常受骗。因此建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加大规范城乡劳务市场的力度,输出劳动力应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招工合同,完善招工手续,明确劳动保障。还要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跟踪服务和管理,切实保护他们在异地的合法权益,帮助解决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从而增强农牧民自觉转移的积极性。三是大力扶持和培育农村劳动力转移合作组织。这类组织熟悉本地情况、信息灵通、群众信任,尤其是他们有地缘、亲缘广泛的人际关系,具有较强的带动力和亲和力。因此,应积极鼓励支持农牧民合作组织和经纪人发挥出政府不可取代的作用,使政府从组织推动向协调监管、直至市场化运作转变。

(三)加强技能培训,解决劳动力素质问题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培训工作:一是积极构筑教育平台。利用市农广校、技校等教育机构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大力推广适用技术,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另外,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农牧民的培训很重要,培训教材应有汉哈两种读本。同时,加强农村中学生的职业技术教育,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搞好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农村毕业生能够系统地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目前,**市巴里巴盖乡、红墩镇、阿苇滩镇等乡镇寄宿制学校已开办初中“2+1”职业教育班,这种模式值得推广。二是强化以需定培。合理确定培训专业和培训规模,重点进行“定向”、“订单”培训,提前瞄准疆内、区内现代养殖业、矿业、旅游业发展的大市场,有针对性、计划性地培养和就近输出劳动力。三是构建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实行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管理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

第5篇

海南省儋州市兰洋镇实施“科教兴镇”战略,整体推进“农科教”一体化构架,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联系,推进乡镇、院校资源互动,成功地把农村经济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移到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发展轨道上来,促进了全镇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

兰洋镇是海南旅游重镇,这里的温泉特别是冷热泉闻名遐迩。同时,兰洋镇又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多,旱地面积大,土壤熟化程度不高,单位面积产量低,而制约兰洋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的问题。因此,如何迅速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就摆到了该镇党委、政府一班人的面前。

有着十多年农村工作经历的镇党委书记陈海洁认为: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一方面必须要让农民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尽快掌握科技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必须主动走出去请进来,主动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系,把专家教授请进来,让人家把科研成果拿来试验,这样不仅增强了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兴趣和信心,也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尽快转化,使农村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的方向转变。陈海洁率领镇党委一班人,把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技素质作为振兴兰洋经济的重要工作来抓,加强与海南大学和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等大专院校的联系,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推进科技与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为全镇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陈海洁介绍,目前,该镇在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百名村官上大学”科普工程已经正式实施,这是该镇实施“农科教”一体化的重要标志。参加此次学习的对象是镇干部和各村(居)委会的书记、主任,共60多人,学时为一年;通过学习,学员熟练掌握橡胶栽培学、土壤肥料学、热带农业气象学、公共写作、木薯栽培学、甘蔗栽培学、龙眼和荔枝栽培学、农药使用技术、水稻栽培学、农业经济管理学、养猪和养鸡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学员完成规定学习内容后,经考试合格的,由校方颁发结业证书;参加成人高考录取的,免修该课程内容,其他课程考试合格后,发给大专毕业证书。在此之前,该镇已和其他大专院校进行了有益的合作,为农民成功举办了13期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陈海洁说,建立学习实践基地,是该镇实施“农科教”一体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先后与海南大学、华南热带农业大学联合办起了木薯、橡胶、水稻等实验基地,学员不但可以去学校的教学基地进行实习,也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基地里进行实践。同时,这些基地也是合作方进行科研活动的重要基地,使学校教学由课堂走向田间,并建立以长效机制确保乡镇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得以长期合作。他们在南罗村委会试种的30亩袁隆平超级稻配套“绿丰源”技术管理获得成功,亩产高达1230斤,比普通水稻高产500斤,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镇掀起了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潮。为了更好地推广科学实用技术,兰洋镇还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联合录制了《良种木薯种植技术应用》与《割胶生产技术科普讲座》两张光碟,共500多套发放农村,把致富技术永久性地留在了农民的家中,灌输到了老百姓的心里。

实施“农科教”一体化只是兰洋镇创建“学习型乡镇和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海洁深有感触地说,做好农村工作必须要在发展思路上创新,在工作方式上创新。他说,当前农村普遍存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能用”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全力打造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信用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和科技型政府,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变到为农村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上来,努力建设一个创新、务实、高效、廉洁的政府。该镇开展的“月月回头看”活动,就是该镇工作方式方法上的一个创新。按照要求,每个月月底到下个月初各单位要检查自己履行工作职责情况,并以书面形式汇报,镇委、镇政府以此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

第6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劳动力供给;供给结构;经济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25-05

一、引言

作为农业大国,合理解决“三农”问题是“十二五”时期的首要工作,作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供给应给予重视。认识当下农村劳动力供给现状,把握农村劳动力供给特点,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从就业供给类型划分,农村劳动力分为三类:一类是供给城市发展劳动力:二是本地非农劳动力,三是农村需要耕地劳动力。第一类供给城市发展劳动力受输出与回流双重因素影响,供给出现不规则变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劳动力供给影响明显;第二类本地非农劳动力,供给行业属性为二、三产业,这一群体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合理调整做出了贡献:农村需要耕地劳动力长期从事一线农业生产与劳动,这一群体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主体。

“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也出现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程度和供给现状的争论。从供给程度看,齐明珠(2010)认为人口发展将在“十二五”期间及以后面临诸多挑战,劳动力供给规模将在“十二五”期间面临转折点,届时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但杨静(2012)认为未来年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从供给结构看,姚上海(2009)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总量无限、规模供给”阶段即将结束,将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并发展为“全面短缺”,劳动力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稀缺性资源;焦克源等(2012)扩展修正“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研究认为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福利收益以及其他非经济收益等预期收益下降导致城市农村劳动力供给缺口,到2020年劳动力供求缺口达到10%以上的局面仍将维持。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刘勇(2010)认为当前劳动力供给处在正常波动范围内,新一轮农村劳动力供给潮流仍会出现;从供给现状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问题时呈现出从绝对过剩向相对紧缺转变、供求关系从长期“供过于求”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转变。然而,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问题时仍有不足:一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结构定性分析深入,理论模型清晰,数量方法先进,但农村劳动力供给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劳动力供给特点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二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区域差异性大,较为突出的矛盾是东部沿海城市供给能力严重不足,都市“民工荒”与农村劳动力供给剩余的尴尬现象依然存在。哪些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还没有定论。

二、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特征

对比1996年和2006年全国两次农业普查结果,可以揭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和结构特点。

1.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特点

一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明显,供给能力不足。从全国来看,1996-2006年全国劳动力供给量从6.89亿上升到7.64亿,增加0.75亿人,增加了9.8个百分点;但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却从4.2亿下降到3.48亿,减少0.72亿人,减少数量占全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20.6%,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供给能力不足,下降趋势明显;从地域划分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从1996年的1.49亿急速下降到0.95亿,减少0.54亿人,减少量占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56.8%,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极其匮乏,东部沿海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工荒”问题依然存在;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从1996年的1.55亿快速下降到1.02亿,减少0.45亿人,减少量占现有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51.9%。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中部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大量的农村户籍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有所增加,从1996年的1.2亿人增加到1.24亿人,增加量占现有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3%,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逐步向西部地区集中。见表1所示。

二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比例呈上升趋势,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纵向比较来看,1996年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占41.56%,2006年上升为53.2%,比例增加了12.64%,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上升;从横向比较来看,女性农村劳动力供给比例超过男性,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3.2%,男性占46.8%,比男性多出了6.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员居多。另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接受过义务教育,41.1%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小学教育,接受初中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比重最大占45.1%,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以初中小学为主。见上表2所示。

三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以中青年为主,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供给增加,由原有的生产辅助劳动转变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年龄构成表明:中青年劳动力占总供给量的62.2%,这一群体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体;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60岁及60岁以上,以及2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约占16.5%,其中,超过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占8.8%,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成分构成中,劳动年龄外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很大,这些群体由原有的辅助劳动力转变为主要劳动力,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不断延长的结果,同时,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留守老人”问题严峻。

2.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

图1为1952-201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情况,从图可以看出:1952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总体处于“倒U”型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大,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快速上升期(1952-1975年),这一时期表现出农村劳动力快速增长的特点。1990年供给量为17317万人,到1975年上升至29456万人,13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增加了12139万人,每年约以1000万人的增速上升,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国家“上山下乡”政策将大量的城市劳动力指引到农村,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增加。

第二时期:低层缓慢增长期(1978-1990年),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表现出低层缓慢增长特点。有两个时间段值得注意:一是农村劳动力从1975年的29456万人快速下降到1978年的28318万人:二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从1989的33225万人飞速增长到1990年的38914万人,这两个时间段是特殊的,排除在外。其他1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仅增长了4917万人,每年增速不到500万人,这一情况出现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与户籍限制放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结果。

第三时期:快速下降期(1991-1995年),1991年供给数量达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历史最高值39098万人,随后开始出现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到1995年快速下降到35530,减少了3558万人,每年大约以1000万人的速度下降,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第一时期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二是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节育手段,自然生产率下降引起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通过第一时期和第三时期劳动力供给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引导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

第四时期:缓慢增长期(1997-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出现缓慢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1997年供给量为34840万人,2002年缓慢增长到36640万人,这一时期增加了1800万人,增长平缓,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增长。

第五时期:急速下降期(2003-2011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呈现出急速下降的特点。2003年农村劳动力供给为这一时期的最高值36204万人,随后出现连续八年的急速下降,平均每年大约减少1100万人,到2011年农村劳动力仅为26594万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减少是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结果。从这一时期看出农村劳动力供给趋势下降明显,供给情况令人担忧,农村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的策略势在必行。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偏最小二乘回归(PLSR)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1983年由伍德(S.Wold)和阿巴诺(C.Albano)等人首次提出。该方法是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三种分析方法优点的结合体。该方法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不直接考虑因变量Y与自变量X的回归建模,而是对变量系统中的信息重新进行综合筛选,从中选取若干对系统具有最佳解释能力的新综合变量(又称为成分),用它们进行回归建模。该方法的关键技术在于成分提取。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优于主层次分析,该方法提取的成分能概括自变量系统的信息,又能解释因变量,尤为重要的是能排除自变量间多重相关性的干扰,提高建模的准确性。

2.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影响因素较多,包括人口基数、宏观环境、微观主体和自然条件等方面,这些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均不相同:有些因素指标是可测的,有些因素指标很难量化,要想全面分析非常困难。本文利用1990-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的公报》、《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的公报》为参考,选取部分定量指标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

从劳动力供给来源看,人口是劳动供给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人口是经济的外生变量,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劳动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因此人口是模型中不可或缺的变量;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因素影响劳动力供给:从微观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农业,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离不开收入的支撑。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选取5个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因素作定量分析:(1)农村劳动力来源于农村人口:x1为农村总人口数;(2)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x2为农村国民生产总值;(3)农村劳动力收入指标:x3为农村人均纯收入;(4)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最具代表性:x4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5)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假设农村劳动力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业,种植业受到自然条件影响,x5为耕地面积。以上5个因素为解释变量。将农村劳动力供给量记为y,作为被解释变量。

四、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

第7篇

一、引导我市农村劳动力积极办理求职登记,明确转移就业扶持对象

(一)我市劳动年龄段内(男16—60周岁,女16—50周岁),具有劳动能力,有进入二、三产业就业意愿的杭州户籍农村劳动力,可办理求职登记,申领《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是我市农村劳动力享受免费职业介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享受转移就业扶持政策、参加农村公益性岗位等公共就业服务的凭证之一,由就业服务经办机构进行证件信息记录。

(二)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导和扶持对象为持《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人员。其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重点帮扶对象(以下简称农村就业困难人员):

1.领取《农村低保人员就业援助证》人员;

2.低收入农户劳动力(低收入农户的具体界定办法由市农办另行制定);

3.男50周岁及以上、女40周岁及以上劳动年龄段内的农村劳动力(以下简称农村“4050”人员);

4.农村复员转业军人;

5.有一定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意愿的农村残疾人。

(三)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因所承包的土地被征用或撤村建居等原因农转非时符合申领城镇《就业援助证》条件的,其求职登记时间视同失业登记时间。

二、建立完善的城乡统筹就业管理服务体系,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四)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机制。加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设,乡镇(街道)要做到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工作六到位,行政村(社区)要做到《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申领发放的工作、场地、人员三到位。强化各级就业服务机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职责,切实做好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并将调查数据纳入全市人力资源网络统一管理。

(五)切实加强《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的申领和发放工作。行政村(社区)负责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乡镇(街道)负责复审工作;区、县(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证件的发放和使用管理工作[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经区县(市)劳动保障部门授权,可实施发证工作];市劳动保障局负责《杭州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发放、使用和管理等工作的监管。

(六)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的公共职业介绍体系。做好人力资源市场规划,建立功能完善、覆盖城乡的综合性人力资源市场,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萧山、余杭和各县(市)中心镇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提高市场信息采集能力,完善信息制度,发挥市场引导就业的主渠道作用。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村劳动力免费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

(七)规范职业中介服务行为,引导民营职业介绍机构诚信经营。进一步加强对民营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鼓励社会各界依法开展职业中介活动,指导、规范职业中介服务行为,引导各民营职业中介机构遵章守法、诚信经营。

三、拓展就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八)鼓励兴办农业加工、来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扶持种养殖业基地和休闲农家乐的发展,进一步挖掘就业潜力。加强我市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建设,鼓励发展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新办的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纳入农业产业化扶持范围。推广适合家庭手工加工的项目,创造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机会。

(九)鼓励农村劳动力结合实际,在商贸、餐饮、旅游、家政等服务领域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引导农村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进行全职或临时性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十)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各地实际,鼓励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投资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促进农村就业困难人员转移就业。

四、建立政策扶持体系,帮扶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

(十一)就业扶持政策。

1.鼓励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对我市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凡免费介绍并帮助我市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的杭州市区(不含萧山、余杭区,下同)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可按实际成功就业(指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下同)人数给予中介机构每人50元的一次性职业介绍补贴,其中安置农村就业困难人员按每人100元给予补贴。职业介绍补贴不得重复享受。

2.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对市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除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外)等用人单位招用杭州市区户籍(不含萧山区、余杭区,下同)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就业登记、参加社会保险1年以上、每月发放工资标准不低于市区企业最低工资标准120%的,每招用1人,每年给予用人单位用工补助和社会保险费补贴共计4000元。

3.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开发勤杂岗位、协管岗位吸纳农村就业困难人员转移就业。市、区、街道(乡镇)各级机关、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吸纳农村就业困难人员转移就业的,视同吸纳城镇持《就业援助证》人员就业。

4.将农村公益性岗位纳入各级财政补贴范围。具体补贴办法由市劳动保障局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十二)培训补助政策。

1.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引导性培训。已办理求职登记的杭州市区户籍农村劳动力参加引导性培训的,按每人5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

2.鼓励用人单位、各类培训教育机构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用人单位对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鉴定的经费可计入企业成本,在税前列支。已办理求职登记的杭州市区户籍农村劳动力参加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按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给予补贴,初级每人补贴300元,中级每人补贴400元,参加高级工、技师培训或当年杭州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每人补贴600元;取得培训结业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的,每人补贴150元。实际发生费用低于补贴标准的,按照实际支出予以补贴。

3.凡参加杭州市农民素质培训工程的本市户籍农村劳动力,均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培训补贴。

(十三)创业扶持政策。

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在本市创业的,享受本地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创业项目符合本地产业发展导向的,可享受本地小额担保贷款优惠政策。对返乡创业的,当地政府应予以扶持。

(十四)权益保障政策。

1.规范企业用工行为。进一步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劳动保障部门与工商、税务、工会等部门和团体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农村劳动力维权救助举措,积极把实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吸收到工会组织中;对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随意压低或克扣工资、不参加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2.深入贯彻落实《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和《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水平。

3.建立农村低保人员待遇渐退机制。鼓励农村低保人员通过就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低保人员实现转移就业(须签订一年或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非正规组织就业协议),并如实申报劳动收入的,自就业之月起24个月内,其劳动收入中在当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此规定对同一对象不重复适用。

五、加强领导,切实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建立和推广“就业货币”制度,制定年度计划,层层落实责任,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列入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考核,切实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十六)加强协调配合。各级劳动保障、宣传、农办、发改、建设、经贸、财政、人事、税务、工商、物价、统计、民政、监察、教育、人行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众团体要加强协调配合,各司其职,共同抓好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各新闻媒体要广泛深入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和形势的宣传,积极营造全社会支持和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良好氛围。

(十七)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要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所需经费列入市、区再就业资金,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对杭州市区户籍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在市区范围内实现转移就业的,以及转移到萧山区、余杭区和各县(市)就业并享受当地户籍人群同类扶持政策的,落实扶持政策所需资金由市、区再就业资金各承担50%.

(十八)农村劳动力享受转移就业帮扶政策的认定、审核、发放、人员管理等操作办法和配套政策,由市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8篇

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一、农村劳动力“一次转移”的现状和面临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一是从农业生产领域流向非农产业。2001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18.6%。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九五”期间,全市乡镇企业累计吸纳劳动力735万人,平均每年吸纳劳动力达147万人。至2002年,全市农村劳动力292万人中已有155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达54.2%。二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2001年,全国各地转向省外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占84.2%。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初期快速扩张的产物,劳动力转移只是就业空间的简单转移,劳动力性质本身没有变化,仍然保留着农民身份,保留着土地,是一种“离乡不离土,进厂不进城”的兼业式转移,是农村劳动力的初级转移或称之为劳动力的“一次转移”。农村劳动力“一次转移”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本质上仍是一种低层次的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是转移以自发为主,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低,由政府有组织地引导转移较少,劳动力供需无法对接,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外出仍然靠血缘、地缘、人缘关系,盲目性流动较普遍。二是转移缺乏可持续性和确定性。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农民工在农忙或城市找不到工作时候仍然返回农村,职业流动是飘忽不定的,时而是农民,时而是工人,具有兼业摇摆性。三是转移结构性矛盾较突出。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流向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体力劳动;从业人员大多缺乏专门职业技能培训,文化和技术素质低下,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和岗位。四是农民工以企业管理为主,社会管理和监督薄弱。农民工合法权益缺乏有效保障。五是外出务工人员以自我保障为主,社会保障和服务缺乏。农民工享受不到失业、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也无法获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子女就学、就医、购房等公共服务。农村劳动力“一次转移”降低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作用,带来了不少问题。尤其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一次转移”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较高层次人力资源的需求,必须积极探索创新劳动力转移模式,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二次转移”,为经济社会的新一轮腾飞注入新的动力和提供支持。

二、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的重要战略意义

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亦称为劳动力的再转移,指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依托市场机制调节和政策引导,实现农村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的转移,职业流动、身份转换和居所迁移同步发生,生活方式发生质的变化,进入城镇成为自谋职业的城镇居民。

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对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有效缓解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为农村劳动力“一次转移”提供了新的空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内部就业空间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加;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进一步规范,使企业结构调整,技术升级加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渐减弱,农村富余劳动力可转移空间正逐渐缩小。另一方面,随着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和金融、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的大量熟练技术工和具备较高素质的产业员工十分缺乏,劳动力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加快劳动力的“二次转移”,引导“一次转移”后的劳动力向新兴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发展,既可以拓展劳动力就业领域,增加就业容量,又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一次转移”腾出新的就业空间,加速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二是培养较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为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当前,产业升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题。要顺利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得到高质量的、结构合理的人才资源方面的保证。除需要大批参与国际经济和技术竞争的人才,更为稀缺的是具备一定专业技术技能的产业工人。据统计,目前,企业大都对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文化水平方面,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其中20%以上的岗位需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技术水平方面,80%的岗位需要达到初级工以上的水平,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加快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增加劳动力的人才资本存量,提升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促进农民工向较高层次的产业转移,将为产业升级发挥重要支撑。三是将有力推动小城镇建设战略的实施。通过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各种因素,引导具有一定专业近能和创业能力的劳动力进入城镇成为自谋职业的城镇居民,以城镇人口的聚集促进较大公共需求的形成,进而有效刺激城镇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化解农村劳动力游离于农村社会与城市之间“两栖”矛盾,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实现农村、城镇和城市三者间的良性互动。

三、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制约因素

党的十六大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政策环境,是当前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的最大机遇,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为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1、升级的内在需求。我国工业化进程正由初级阶段向中期阶段发展,工业发展正处于一个总量加速扩张和质量提高的关键时期,必然要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此相适应,产业整体结构也出现了大的升级趋势,并引发了消费结构、服务结构的调整升级,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社会劳动力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要求农村劳动力不但要掌握一定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农业技术,还要具有加工、处理市场供求信息的能力。其次,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是传统制造业,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对操作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有较高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是全面的,不仅要求具备基本的劳动技能,同时要求具备一定的商品经济知识、法律知识和信用意识等,这些都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就是要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较高素质的一部分有序进入到较高级产业中,促使他们真正脱离农村、脱离农业,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

2、农村劳动力“一次转移”实践积累的优势。农村劳动力经一次转移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素质也有所提高,出门见过世面的农民随着眼界的开阔,创业意识、城市意识和学习意识逐渐增强,一方面择业标准提高,“一次转移”后的农民工对劳动环境、就业保障、生活条件等综合环境有了较高要求,具有“二次转移”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许多成功的打工者把打工的积蓄、熟练技能和市场阅历用于经营特色农业、创办个体企业和商业,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农民创业群体,也带动了农民就业、择业和创业观的转变,为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发挥了示范作用。

3、城镇化发展拓展了“二次转移”的广阔空间。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从30%提高到70%的中期阶段,是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能够极大地吸引人口聚集。城镇化的发展,必将引起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城镇化的发展,还会带来城市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我国目前第三产业人员约占22%,与西方国家70%相比差距甚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1、体制性制约仍然比较严重。传统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体制性障碍,一些带有歧视性的规章和政策限制了农民选择非农的就业岗位,在就业机会、就业收入上与城市人口也有较大差别;在就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存在障碍,受到不公正待遇。近几年,由于城市下岗失业现象日趋严峻,为降低失业率,不少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手段,清退和排斥农民工就业,在就业行业、就业工种、就业成本上进行限制,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2、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培训机制滞后。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1年沿海地区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当年转移总量的23.5%,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2.9%,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占10.2%,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比重仅为12.7%,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技能水平低成为提高劳动力转移层次和效果的瓶颈。与此相对应的又恰恰是当前农民工培训机制的滞后和劳力中介组织的缺乏,劳动就业部门很少就外出务工农民开展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导致农民工转移的盲目和无序,制约了劳动力的高效转移。

3、产业转型期需求存在不定性。当前我国工业经济正处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型升级的转轨时期,企业发展战略模糊导致人力资源需求的方向迷失,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亡羊补牢式应急举措,缺什么补什么。许多企业重生产、轻人力储备,重使用、轻培训,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担心投入没有回报,担心人才不能长期为企业服务,对培训缺乏积极性。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社会力量对增加农村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作用未能发挥,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供需脱节现象严重,加上对新增劳动力缺少就业培训的强制性措施和吸引力,教无效、学无用、不想学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增加了“二次转移”的难度和成本。

四、加快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的思路和对策

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不仅仅是“一次转移”的延伸,更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新的思路和举措,必须以战略的高度和全局的发展的眼光,构建全新的人力开发理念,构筑人力资本高地,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方针,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从单纯的数量扩张向质效并进的增长方式转变,达到以人力开发促转移,以转移促发展。

1、高度重视,精心谋划,积极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思路

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高度重视,精心谋划。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要积极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思路和领导、服务方式,加快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福建省泉州市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把农村劳动力开发和再开发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精心规划部署。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我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暂行规定》,从强化领导机构、建立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奖励优惠、降低进程门槛、清理乱收费、稳定农村政策、保护农民权益、完善综合管理机制、建立激励机制等十个方面,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形成了市场调剂,政府推动和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层层落实的有利局面。同时,围绕实现“两个率先”奋斗目标,结合大泉州城市建设和实施项目带动、载体建设战略,大力拓展劳动力转移空间和渠道,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2、加快“三化”步伐,拓展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的空间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要大力推进非农产业化、城镇化和服务社会化步伐,为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拓展空间。一是推进非农产业化。要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进一步发展就业容量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支持乡镇企业搞好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加快体制创新,推进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扶持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企业不断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和现代管理制度,增强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竞争力,促进传统特色产业群和块状经济有新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培植新兴产业和新增长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确保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要积极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龙头企业。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有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延长产业链,优化和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加快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化。二是加速城镇化进程。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卫星镇。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依托现有城镇,挖掘潜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益。三是大力推进服务社会化,积极发展建筑、物流、交通运输、旅游、商贸、金融、信息、通讯等行业,拓展教育培育、企业院校后勤社会化服务和社区、物业服务第新型等三产业,提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3、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努力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体制性障碍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农”转“非”迁移政策,简化手续,让农村户口不再是输出劳务的“紧箍咒”;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进城务工农民的后顾之忧,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彻底性和稳定性;深化就业制度,全面清理目前各类限制农民工流动的政策规定,取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让农村劳力和城镇劳动力享受平等的就业待遇,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打开方便之门;制订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措施,在农民外出务工的居住、落户、收益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尽早制定出优惠政策,构建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开放劳动力市场体系;加快制订和落实劳动法规,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解决拖欠工资、劳动环境差、劳动安全没有保障等突出问题,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逐步建立和完善外来劳动力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4、强化教育培训,提高素质,增强农村劳动力择业竞争力

首先要增加农村教育的投资,普及初中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可普及高中教育。严格控制未成年学龄青少年进入劳务市场,提高农村劳力的基本文化素质。其次,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民就业培训规划,开展各种就业培训和教育,要逐步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新机制。一是采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办学相结合的方式,允许国家、企业、个人一起上,依法举办各种类型的实用技术培训班,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如劳动、工会、农业、教育等建立常年性的、专业性的职业学校、培训中心等,形成社会就业培训体系的骨干。二是形成以技术培训和业务培训为重点,以素质培训和岗位培训并重为特点、以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相结合的长短结合、高中低配套的培训模式,培训可依托各类学校、各类培训机构,也可采取“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办法选择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培训基地。三是把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使求职务工人员有全国通用的技术等级证书及上岗证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提高劳务收益。积极引导各类培训机构与劳动力市场或用工单位签订培训合同,以需定培,定向培训,重点鼓励企业开展岗前培训并安置就业。有条件的地区要全面启动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工程,免费为农民提供技能、岗前培训,开展特殊工种职业鉴定。要积极探索职业培训与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把技能培训、就业介绍、就业后服务管理融为一体。

第9篇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 档案 管理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5-0001-01

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进城务工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日渐成为城市用工,尤其是城市服务业、制造业用工的主力军。有的单位农民工高达80%。随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后勤工作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即使政府部门也存在大量农民工搞后勤,所以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建档管理,既是对劳动力资源的一种管理,也是对劳动者劳动权利的一种保障,是一种社会服务。无论是对民生建设而言,还是对农村的发展而言,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管理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劳动力资源档案管理的内涵

劳动力资源档案是宝贵的历史材料。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人们记录下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劳动力资源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历程,这就形成了劳动力资源档案。劳动力资源档案对掌握历史、了解现实、制定规划与政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劳动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责就在于建立可信的、完善的档案管理体系,从全面掌握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情况。建立起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之后,还能够对单个劳动力的个人历史与工作经历进行了解,从而有利于就业保障服务的开展。所以,应该坚持“服务民生”理念,通过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源档案积极改进服务的形式、提高服务的质量。做好档案的管理工作,立足于民生开展档案资源体系的建设,立足于法律和规范制定档案管理程序。

二、加强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管理的必要性

1.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有利于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更加顺畅、更加规范化,从而优化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农村剩余人口外出务工的途径比较单一。从前,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多经亲友介绍。虽然现在的农民工渐渐倾向于寻找与自己的求职意愿相符合的单位,但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缺少沟通,这就进一步导致了招工和用工缺少针对性。这一方面不利用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还会使用人单位的成本增加。要将劳动力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就必须建立起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一方面,当地政府部门能够对劳动力资源情况进行掌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能够方便地了解到农民工的信息,从而提高招工效率。

2.有利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农民工大多来自于闭塞、贫穷、落后的地区,而且普遍学历不高。因为受教育程度有限,所以农民工的知识储备不足、个人素质不高。这大大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学识有限、素质不高,很多农民工职业道德意识薄弱,也缺少一技之长,只能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赚取生活费用。如果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管理系统,每个农民工的个人资料、特长和工作经历都能为用人单位所了解。由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被选择的位置,所以会有压力催促他们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

3.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民工在城市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但是户籍在农村。由于缺少人事档案资料,农民工的权益一直难以被社会保障体系所认可。目前,农民工权益受到侵犯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之后,用人单位就一定要为农民工提供合法的人事档案,以此作为双方法律关系的证明。如果用工单位没有充足的反证来驳回农民工的请求,又无法提供真实的档案,则会承担法律责任。

4.是国家应对突发性事件、重大疫情和流行疾病的需要

一旦发生疫情,农民工可以凭借人事档案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身体检查。这样不仅能及时切断传播途径,又能有效防止病毒的大规模扩散。

5.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由于农民工缺乏组织性,个人素质也参差不齐,所以在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城市的治安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近年来,农民工的暴力讨薪事件时有发生,给社会带来的了不稳定因素。如果建立起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既能强制用人单位约束自己的行为,又能够使农民的社会归属感提高,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三、农村劳动力资源档案的管理策略

1.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提高档案管理水平

1.1劳动保障信息管理

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各种数据库来反映劳动保障工作的专业管理情况,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实现劳动保障工作的一体化,推动就业保障工作的开展。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要做好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工作,依托计算机信息系统,收集劳动力供求信息,帮助有需要的单位寻找合适的劳动力,为有求职需要的人员提供就业信息。信息化的实现有利于就业渠道的畅通,从而促进劳动就业的市场化。

1.2档案网络管理

就业服务机构应该通过改革,提高文件的归档质量和归档率,进一步加强档案室与文书部门的联系。同时,要开通档案目录平台,实现各类档案信息的网络化传递,以促进档案馆与档案室之间联系的顺畅。实现档案的统计、查询和检索的功能管理。通过网络渠道对劳动监察、劳动服务和劳动就业方面的文件进行公布。

1.3三级工作网络信息管理

我国要建立“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存进就业”相结合的就业机制,就要充分发动各级单位力量,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充分协作。建立起一个由各级劳动就业机构组成的网络,实行逐级负责,分级管理制度。

2.以劳动力的档案为基础,提供就业保障服务

2.1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劳动就业保障机构可以在各种资料中取材,编写并印制出一批宣传劳动保障政策的单页或小册子向民众发放,或者用建立一个固定的宣传区域,向广大农民工宣传就业保障服务的内容。

2.2借助档案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

利用档案,对不同的农村劳动力情况进行整体的了解,从而实施有针对性的帮扶计划并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可以建立专业档案,对劳动纠纷进行有效的调解和仲裁。通过统计劳动力档案和专业档案,就业管理机构可以定期为政府提供失业、就业档案资料,并根据相关的资料分析提出就业援助策略、修正技能培训和专业指导的工作方法,对失业保险的发放问题,从而对劳动就业保障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支持。就业管理机构还可以及时将各种人力资源信息向上级的管理部门反映,劳动保障工作争取更多的支持,使农村劳动力就业没有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第10篇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制约,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以及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的丰富性。因此劳动力有效转移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教育培训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在农业人口有9亿之众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耕地人均不足2亩,并且每年还在继续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致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重视和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市场竞争意识越强,他们能够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岗位的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我国农村农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转移后无法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共同肩负起教育培训的重任,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大规模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一、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

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阿瑟?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投资。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

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这同样对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另一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取决于转移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的可能,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拉力”;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表现为一种“推力”;三是经济发展使劳动者产生的一种转移的心理动机,即为主观能动性。这当中主观性的显现表现出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客观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盲目地、轻率地强迫转移,则不会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据相关资料统计,1999年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在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学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专占1.57%,大专占0.4%。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6年.冈0刚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职业技能教育方面,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农业劳动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过3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据国家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国家不足全国人口10%的农业劳动者中,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超过90%。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更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就业的稳定性。

实践证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的关系

新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择业范围和空间越广、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社会问题也越少。

(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范围越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

(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空间越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其转移距离,统计表明,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他们的择业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

(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问题越少。劳动力转移的事实表明,劳动力素质对社会问题影响不小。素质低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出卖苦力谋生,由此引发城市相关治安问题。甚至这些现象突出.低素质的劳动力会产生厌世心理,做出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为避免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转移前及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工作。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已经得到了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诸如“阳光工程”、“春风行动”、“两后双百培训工程”等活动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认识不统一,部门协调不得力。尽管国家至上而下成立了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领导部门和管理机构.但从现行的运行过程来看,教育培训管理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政府统筹协调乏力。主要表现在各行业主管部门为了完成自己的务,为了各自的利益着想,开展自己的培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专职培训部门的工作举步为艰。这就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受教育培训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很多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学不能致用,打击了学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益,很多地方的教育培训工作没在真正地开展起来。

第二,用工法规不落实,用人单位对用工人员素质要求不高。由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用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不少企业为了应付生产发展,招聘工人“饥不择食”,不求高素质的生产操作人员,有时甚至只要有人想应聘,就能得到一个工作岗位.从而造成了不少企业使用的都是无证上岗人员这就使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第三,基础条件差.教育培训质量不高。由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领导的重视程度以及各地的教育培训情况极不平衡,由于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财力分散,用于培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严重不足。不少地方出现了有牌子、无设施、无经费、无师资、无活动的现象,所谓的培训是以会代训、标语宣传、发“明白纸”.搞形式主义,其培训效果可想而知。

五、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解决好教育培训的问题,关键是思想上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政府要肩负起这一重任,在制度保障和资金设施上给予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培训观念的创新、教育培训保障体制的创新和教育培训制度的创新。

首先是教育培训观念上的创新。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与其它教育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要抛除传统的教育培训观念,以建设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树立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并举,以及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农民脱贫致富服务的观念。通过开展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农村劳动力增长知识、技能,增强创业致富的竞争力。

第二是教育培训保障体制的创新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是一种高效、实惠的教育,通过教育培训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往往就是这种教育不为人们所重视,教育的经费呈严重短缺状态,当然,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经费完全依靠政府是不可能的。同时,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完全由劳动者自费,难度也相当大。因而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增加农村公共教育的经费投入,各级政府部门要创新教育投资之路,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投资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一定的保障体制。

第11篇

一、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情况

我区大部分农村属于经济较不发达的沿海地区,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落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区外转移,一部分工人在打工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金后,返乡开办自己的企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区返乡创业的人数为250多人,新办企业近*家,主要涉及鞋业、服装、针织、劳保手套、床上用品等行业,可实现年产值3000多万元,提供3000多个新的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为促进我区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做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我区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也存在较多的困难:一是返乡创业的时机较为滞后,没能抓紧缺经济的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普遍不高,经营企业能力不强,很大程度影响了返乡创业的成效。

二、加快小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做法

1、加快发展房地产业。近几年来,随着区位优势的不断呈现及我区的大力推动,我区的房地产业发展迅猛,建成的吉源小区、首富商城、万源花苑等一批住宅小区,吸引一部分农民向城镇转移,增加城镇常住人口,增旺城镇人流,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

2、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建设首富商城、万安农贸市场、双阳农贸市场等一些发展服务业的基础设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空间。加快仰恩大学的后勤配套,推进旧村改造新村建设,促进农民大力发展餐饮、商品零售业等服务业。

3、大力发展旅游业。完善马甲仙公山综合配套,投建马甲动植物观赏园,加快闽侨航空旅游小区建设,新建俞大猷公园,推出虹山瀑布新景点,做好“洛江一日游“的组织和宣传推介工作,增强旅游业的带动作用。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建议

1、抓好教育、培训,增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熟练工,不要学徒工,是现行企业用工的一个特点。而劳动力素质与用工需求不相适应,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一大难点。要按照“先培训后就业“的思路,协调和组织劳动、教育、建筑、农业、工业、商贸等行业和部门,多渠道、多层次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指导、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

2、制定土地流转政策。对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要尊重他们“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选择。帮助他们协调税费上缴、代耕、代管等问题,允许他们退包承包田,允许对承包土地依法转让,允许对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

3、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加快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主要方向。在小城镇内着重发展工业小区,通过工业小区的连片开发和集中发展,带动小城镇中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样可吸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务工经商,加快小城镇的发展。同时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加快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使他们在小城镇中能安居乐业,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有利于减缓农村富余劳动力对大中城市的冲击,也有利于搞好我国的计划生育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12篇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认真做好20*年度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根据永委办发〔20*〕138号文件精神,特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周密部署,科学安排,确保年度任务的完成

20*年全县计划培训农村劳动力1.51万名,通过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和转岗就业能力。其中“转业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5000名,由县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务工农民”的岗位技能培训5500名,由县经贸局组织实施;“专业农民”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3000名,由县农业局、扶贫办、科协及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预备劳动力培训1600名,由县教育局组织实施。各有关培训部门要建立健全培训机构,落实专人负责,制订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创新培训思路,把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与科技成果转化、建立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确保年度任务的完成。各乡镇要做好调查研究和宣传发动工作,及时将参加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名单上报有关培训单位。

二、拓宽渠道,多方筹资,健全培训的投入机制

健全“政府主导,多方筹资”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投入机制,20*年县财政专项安排250万元用于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劳动、科技、教育、扶贫等部门和乡镇要拓宽筹资渠道,多方筹集培训资金,努力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的投入。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参与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智力投入保障机制。实行政府买单培训制度,凡是低保对象、残疾人、欠发达乡镇农民、低收入农民和城市化过程出现的“失土农民”及各类参加技能培训取得技能证的农民,政府予以适当经费补助。

三、整合资源,严格管理,加强培训基地的建设

充分整合人事劳动、农业、工业、教育等部门现有的培训资源,建立教师资源库,实现资源共享、统一管理。制定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基地认定办法,根据合理布局、面向社会、公平竞争、方便农民的原则,认真开展培训基地的资格认定,并将确认的培训基地的专业设置、培训能力、培训条件等情况在全社会进行公布,方便乡镇、部门和农民选择培训场所。培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对不符合标准的要取消资格。有关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部门要加大对培训基地的扶持力度,鼓励培训与相关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利用企业的设施和场地作为实习实践基地。鼓励各经济主体购置设施设备,投资创办专门为培训机构配套的实习实践基地。

四、搭建平台,强化服务,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技能培训单位要将培训与输出结合起来,加强与用工企业的联系,广泛搜集用工信息,争取用工订单,扎扎实实开展订单培训,为农民提供培训、输出一体化服务。积极筹建农村劳动力市场,定期举办劳务输出供需见面会和本地用工招聘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充分运用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下山移民工程等载体,大力推进劳务输出。努力加强同永嘉在外商会联系,把他们作为了解所在地用工信息的重要窗口,平时定期进行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构筑劳动力转移的广阔平台。认真维护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依靠县法律援助中心,及时解决农民工在进城打工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五、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保证培训的质量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