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1 02:43: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工作安排，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根据区委关于认真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要求，我局认真落实此项任务，立即安排部署，对涉及内容进行了自我梳理、总结完善，现将工信局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汇报如下：
一、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一）及时传达，精心部署。工信局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动员部署，传达学习文件精神，通过学习，达成全局上下“加大意识形态工作力度的迫切性、必要性和紧要性”的共识。同时，成立了工信局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党组抓意识形态的主体责任，工作的相关制度、追责的相关责任，增强了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担当，为落实下一步工作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健全制度，落实责任。根据区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部署和基本要求，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明确党组书记、局长**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对全局意识形态工作负总责，对全局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副局长***同志为直接负责人，具体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监督制度建立、执行落实、宣传教育和监督检查等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党办负责意识形态制度建立、宣传、监督等具体事宜。
（三）创新形式，注重实效。落实主体责任，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为应尽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来完成，由领导班子带头参与到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推进中去，为全体党员做出表率。结合单位实际，创新活动形式，2020年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学习26次，党员干部每人自学28次，组织专题讨论3次，召开座谈会1次，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2次，党员每人撰写心得体会3篇，开展党员活动3次，党员干部参加志愿服务1次，为身边群众办好事实事5次。
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局意识形态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思想掌握不够全面深入，对干部职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倾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真实态度等调查研究不够深入，缺乏深度掌握；二是在信息化时代，受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如何把意识形态工作抓在手上，抓出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有限手段；三是部分干部职工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文件、理论知识学习不够深入、不够全面。
三、“十项”规定和“七项”制度建立及实施情况
按照区委要求，东昌****党组严格执行“十项”规定，在2016年12月制定并下发了意识形态工作“七项”制度，分别是《****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制度》、《****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制度》、《****意识形态工作研究报告制度》、《****意识形态督查制度》、《****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管理制度》、《****意识形态责任追查制度》，从2017年开始工作当中按照“七项”制度严格落实。
四、下一步总体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安排
今年来，***深入贯彻落实党工委、管委会相关安排部署,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当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强化政治担当，全面履行科室主体责任
加强组织意识,服从组织分工。根据局成员分工,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将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人人肩上有担子,工作有压力,切实将目标责任层层分解到人，有力地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为我办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和文化支撑。同时加强督查，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实效。我办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全体成员日常工作对照检查、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述职及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并每半年向局党委报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二、强化交心谈心，及时把握同事思想动态
实时掌握同事的思想动态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局分管领导定期与科室领导谈，科室领导与工作人员谈，内容从工作作风、工作困难到近期思想动态，通过交心谈心听取干部心声，解决干部疑惑，化解干部矛盾，切实做到思想上共振、感情上共鸣、行动上共进，真正将交心谈心的成果转化为做好审计工作的凝聚力、战斗力。
三、强化阵地建设，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坚持重大舆情及时报告和舆情隐患月报告制度。落实网络舆情和突发事件处置主体责任，按照市网管办舆论引导要求，每月及时向市网管办报送本单位突发、敏感、热点事件，舆论导控有力有效。不断加强对本单位相关网站、官方微信工作QQ群、工作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管理，不断完善信息公开审核机制，工作QQ(微信)群实名制管理等，全年未发生信息安全类事故。
四、存在的问题及下步打算
虽然我在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另外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主要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还是有轻学习重业务的心理,在工作中存在以干代学,以忙挤学现象,不能持之以恒,理论联系实践有差距。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方法方面比较守旧没有创新,工作中满足于一知半解,对一些难点问题解决办法不多,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度。三是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受互联网新媒体影响大, 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难度较大。应用网络新媒体积极正面引导的意识和本领有待进一步提高。
注重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深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
二、强化理论学习，确保理论武装到位
一是制定学习计划。分别制定了《县民政局党组中心组2020年度学习计划》和《县民政局党支部2020年度学习计划》，对学习时间、内容、人员等作了具体明确，形成了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的良好格局。二是深化学习内容。认真落实党组中心组学习、党组成员上党课、道德讲堂、网上在线学习等学习机制，及时召开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党委、市委、县委关于意识形态重要会议、文件精神的专题学习会议。三是丰富学习形式。通过版报、张贴宣传画、党员微信群等多种形式，宣传学习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向全局党员干部发放了《党的文件汇编》、《学习讲座》、《党的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等书籍进行集中学习或自学，提高党员干部的四个意识，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
三、多措并举，推进责任落实
一是深入开展“道德讲堂”活动。倡导全局干部职工礼貌待人、微笑迎人、阳光服务，加强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努力培树文明标兵，引导民政人员树立文明审计意识，进一步提升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品德意识，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动文明单位创建工作深入开展。二是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学习践行雷锋精神为抓手，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活动。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到乡村（社区）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献爱心、送温暖”、“创建文明城市”和整治环境卫生等志愿服务活动，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激励和引导干部职工积极向上、乐于助人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提升自身道德文明素质，塑造团结友爱、勤于劳动、甘于吃苦、乐于服务的审计形象。
四、抓好舆论引导，传播凝聚正能量
一是把握导向，规范舆论宣传。健全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机制，对一些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早预见、早发现。注重把握不同时期宣传重点，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对重大事件及突发性问题及时尤其注重提前介入，防患未然，特别注意掌握网络舆情，牢牢掌握新闻报导主动权。二是强化载体，占领舆论阵地。今年投入资金，在大院内设置制作了5版宣传橱窗用以政策宣传等，在办公楼显眼位置粘贴宣传画宣传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风廉政建设、法治文化建设等内容，强化宣传载体建设。三是健全防控体系。按照县委的要求，安排人办公室一名人员兼职联络员，积极参加相关网络信息管控的知识技能培训，规范网络信息，提升管控信息的能力，适时开展网上正面宣传引导，切实做到可管可控。
五、工作存在问题
虽然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主旋律响亮、正能量强劲的积极向好态势，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思想认识存在偏差。没有将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往往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没有真正摆上应有位置，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业务工作，轻视党建工作的不正确想法，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软指标来考虑，总认为一线工作是主要的，学习是次要的，只要有经验、有实干精神就可以把事情干好，而忽视了党建理论对工作指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看不到党建工作对业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就党建抓党建，影响了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
（二）教育管理方式单一，党员队伍教育培训有待加强。学用结合不到位，并不能完全用所学指导工作实际，实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工作方法，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制度执行不到位，致使党员教育管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党员党性不强，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三）意识形态阵地和人才队伍的建设、管理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阵地意识不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薄弱，信息、新闻上稿数量不多，信息报送不够及时、全面，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款育、引导群众的作用。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深入开展理论学习，与蓝天行动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下半年，党支部更加注重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并结合日常的实际工作，每月按照计划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了集中学习和自学。重点学习了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要求每个干部认真记录学习笔记，做到了学习人员、时间、内容、检查四落实。
（二）落实党支部的“五化建设”，狠抓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为贯彻党支部的“五化建设，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切实提高管理水平，我们组织讨论学习充分认识到实施精细化管理进行“五化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我们对于各项办事流程和服务细节进行了规范化，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制度，特别是在蓝天行动和安全生产上狠抓现场稽查。在办事流程上进行了简化，做到真正积极的为群众服务。将持续开展以中央八项规定为主要内容的整顿作风自查自纠活动，并加大了绩效考核工作力度，提高了干部职工的工作责任心。加强政务党务的公开，增加透明度。
[关键词]新闻宣传工作；重要性；方法
意识形态在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就目前来说，我国人民的意识主流是十分积极的，是围绕着提出的为了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着。这是一个充满着正能量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是现代人们意识形态中的新常态。我们中国也正在围绕着一路一带的总规划进行着艰苦的努力中。这些都是目前新闻宣传工作所起到的良好效果。然而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来看，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西方一些敌对分子企图通过从意识形态上进行思想渗透，动摇我国人民的主体意识形态，从而达到他们的某些特定目的。由此可见，新形势下稳定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长远作用。
一、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的新闻宣传团队
若想做好新闻宣传工作，首先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团队。这也就应了俗话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那么什么样的团队才算是一支素质过硬的团队呢？首先从团队中的每个成员说起。一个合格的新闻宣传工作者需要具备以下几点的素质：一是要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是要有较硬的业务水平；三是要具备较高的调研能力；四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五是要能够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
只有每个新闻宣传工作者都能做到以上五点，整个新闻宣传团队才能够叫做素质过硬的团队。当然了，一个素质过硬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还必须要明确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能够在工作中明辨是非，并能够不断学习新闻宣传的业务知识，逐步让自己变得更加重要。唯有如此，这个团队才能够越来越有力量，也才能够将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
二、选择好新闻宣传的方向
若想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还要选择好新闻宣传的方向。所谓的宣传方向，即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引领人们朝着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方向发展，所以为了让新闻宣传工作更好地为各行各业服务，需要对新闻宣传的方向有所选择。比如，新闻宣传时所选的方向可以从“质量”“教育”“自强”等方向进行新闻宣传。“质量”方向的新闻宣传内容广发，从食物方面，要注重对质量的监督；从建筑方面，要对质量引起高度的重视等等。从“教育”方向进行新闻宣传，可以结合新课标教育的改革，当今教育应朝着何种方向发展等等。从“自强”方向进行新闻宣传，可以从个人方面进行宣传，也可以从国家方面进行宣传等等，总之，选择好新闻宣传的方向，可以让工作事半功倍，起到良好的工作效果。
三、策划好新闻宣传的角度
若想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还要策划好新闻宣传的角度。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获得新闻信息的渠道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传统媒介的基础之上了，而是通过手机、等高科技产品获得新闻内容。由此，便决定了新闻宣传的角度，一定要能够引起各个年龄段人群的兴趣，但是要以使用高科技产品的人群为主，因为这是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在策划新闻宣传时，一定要做好新闻宣传的角度安排。比如，同样是一个问题，可以从青年人的角度出发，引人思考；也可以从儿童的角度出发，让人们都有话可说，这样的角度，才是大众角度，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收到良好的新闻宣传效果。
结束语
新闻宣传工作，是一项影响着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它甚至可以说是关系着国家千秋大业的重要工程。所以，作为新闻宣传工作者，一定要重视这项工作，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为让我们国家的人民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作出自己的努力，为中国能够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奉献上自己的微薄力量。
参考文献：
[1]范敬宜； 加强舆论引导 提高宣传艺术[J]；新闻爱好者；2013年12期.
[2]杨崇仁； 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J].新闻采编；2014年04期.
[3]朱海；舆论引导要正确把握辩证思维[J].声屏世界；2012年05期.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英]保罗·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
2013年3月，当我听说了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的中译本出版的消息后，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谢天谢地，这样一本好书，终于来到中国了！
威利斯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批博士。他的《学做工》堪称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自1977年初版以来，该书已经被翻译为多个版本，销量达10万册以上，成为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在20世纪读者最多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成为常销书甚至让作者都感到奇怪。《学做工》的主旨是探讨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青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揭示社会再生产机制，更加关注青年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关注年轻人在文化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自我体验和自我阐释。
《学做工》面对和回答的其实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承诺提供全面的学校教育，但是人们对此的失望和怯魅却在不断涌现，这是为什么？第二，为什么在没有明显的胁迫下，工人阶级却甘愿进入收入微薄、地位不高的底层？对此威利斯的答案是：这是青少年抵抗学校文化、反对教育制度和权威的结果。这种抵抗和反对虽然体现了主体（工人阶级青少年）在文化接受和择业方面的能动性，但归根结底是一种对文化霸权失败的抵抗，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抵抗，也是底层民众的自我诅咒。
工人阶级青少年为什么要反抗学校教育制度呢？威利斯的解释是：学校提供的教育，只不过是社会羁绊和操纵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手段，他们揭穿了资产阶级教育范例的实质，即教育只是对于有限的一些人们来说是成功之路，对工人阶级青年却并非如此——只有20%的人可以升入文法学校，考上大学。他们看不到参与这个“游戏”的必要性。工人阶级青少年心里很清楚：学校向他们许诺，只要成绩好、听话，将来就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得到个人的成长和社会进步，但这很难实现，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爬得上去，而且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也不会因此而有结构性改观。因此，他们在追求休闲和性的同时也在嘲笑着教师和听话的学生（“应声虫”）。在威利斯看来，工人阶级青少年选择体力劳动和接受从属的社会地位并非完全是自愿，是产生于主导文化内部的父权社会、男子汉气概、种族主义等三种观念在作祟。这三种观念建立出一个属于工人阶级特有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中，工人阶级就是男人中的男人。它们构成了工人阶级青年们的“反学校文化”的“意识形态”。他们拒绝了学校的安排，认为无论是否从事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其工作性质都一样，他们觉得社会仍需要大量的工人，成为一名工人去从事体力劳动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他们并不想脱离从小就熟悉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选择”了反抗学校的一切安排，形成了抵抗的亚文化，然而这种拒绝也决定了他们必定要重返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
吊诡的是，恰恰是这种反学校文化巩固、配合了而不是颠覆和破坏了统治的文化，它在许多方面帮助了资本主义既定剥削模式的再生产。威利斯分析了青年亚文化既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又与之抗衡的双重性质。这种分析一方面注意到了亚文化群体中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庸俗的阶级决定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不可能像容器注满水那样接受意识形态，他们在对主导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的反抗中再生产了自己。
反观中国当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教育确实也改变了社会阶层的格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选择了放弃高考，辍学回家，然后外出打工，成为浩浩荡荡的农民工的一员，导致乡村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等这些孩子长大后，他们不由自主地又走上了父辈的老路。用中国的俗语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有些恶毒的话虽然充满了偏见，但某些时候它确实道出了不同阶层和群体在职业选择上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是否也有一种自我毁灭或诅咒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在起作用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本期的四篇文章分别有自己的视角。符鹏主要谈的是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抵抗和工人阶级意识的危机，宁可关注的是工人阶级青少年的男性气质与父权制结构的共生关系，杨宇静和秦婷婷分别从民族志的角度肯定或质疑《学做工》的成功和不完美之处。这些思考，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青少年教育、劳工和失业问题。
【概述】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liujia1314”为你整理了这篇规范社会宣传标语及相关视频图文素材使用排查整改情况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根据县委宣传部《关于规范社会宣传标语及相关视频图文素材使用的通知》（铜宣字[2021]15号]）文件精神，为规范宣传标语及相关视频图文素材管理，维护宣传内容的严肃性，我局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迅速安排部署。及时将文件精神传达到全体干部职工和各企业负责人，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纠，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到人。
二.明确任务，认真抓好落实。我局对全系统宣传栏、横幅、宣传画等进行认真排查，对内容过时、破损的标语标牌进行拆除清理更换，确保不留隐患，不留死角。通过自查自纠，我系统已没有社会宣传素材使用不当情况。
三.加强监管，形成常态机制。我局把公共领域宣传载体检查整改纳入巩固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工作，作为意识形态责任制和各类文明创建测评的重要内容。对宣传素材的起草、设计、制作、张贴等环节都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把关，确保标准规范。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定期、不定期进行督查，维护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2021年3月11日
[关键词]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跨国广告；建构；解读
身处当代社会，我们生活在符号的世界里，而广告为其中之甚。它无孔不入，元所不在。而广告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孤立的促销商品的经济行为。在实践中证明，广告具有改变世界的传奇力量，它并非元足轻重，而成为影响当代文化，制约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具有强大意识形态性的事物。陶东风甚至认为：广告已经成为塑造大众信仰、世界观、价值观的最重要媒介之一。而这一切怎样发生?尤其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今中国，跨国广告会带来怎样的变数?中国大众又会如何解读呢?
一、意识形态与广告
何渭意识形态?从早期的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统治阶级的“信仰体系”或“虚假的信仰体系”，到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再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论”，意识形态已不再是暴力政治的附属物。
根据文化研究学派学者理查德·奥曼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的观点——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个社会或者经济阶层、一个职业群体、一个产业等等”。而美国学者米米·怀特则将“观点”进一步扩充为“价值、信仰和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被“一种文化的文本……特别地体现与规定着的……特殊范围的价值、信仰和观念”，这种东西会“使其使用者产生特殊知识和立场”。归根结底，则所谓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能影响他人的价值、信仰和观念等精神性因素而已。
然而，价值取向、生活哲学、观点信仰等精神因素本身并不构成意识形态。真正的意识形态还要与“霸权”相结合。即只有当某个特殊的观点在某个范围中压倒其他不同观点，享有特殊的话语霸权，并且把本观点泛化为具有普遍的、永恒的适用性时，意识形态才会产生。而意识形态是具有特殊性的，即它只是特定群体的特殊观点和价值。而这种特殊的知识、立场、观点，往往会被它的产生者——特定的社会群体有意或无意地普泛化，扩大到超出特定范围，具有超常的适用性和正确性，即一种话语强权。
而当代，形形的广告正是按照这样的流程，进行着意识形态化的运作：广告中最常见的修辞与叙事技巧是意义的嫁接，建构出观点、信仰、立场与价值，再与大众媒介的霸权实现合谋，对不设防的受众进行天长日久的渗透和包围，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受众的无意识，使其“自由地同意”(feeconsent)，甚至主动配合意识形态的牵引，最终将某种属于特定群体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普泛化。而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使用”对象，用萨持的话来说，“他们同时也买进了一个观念，而且对这个观念进行了奇怪的处理”。美国广告学学者朱丽安·西沃卡在对美国广告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广告业……作为销售商、品味制作人、教育家、流行文化创造者以及历史学家，多方面、多层次地影响和塑造着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同样，广告也在介入和塑造着我们的生活。
二、经济全球化下跨国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和影响
经济全球化，即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形成和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靠性增强。而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逐渐向全球化浪潮打开了大门。无疑这意味着，国际资本和成熟的知识经济力量对中国经济和广告业的介入和影响以及大量的国际广告公司和外国商品广告的涌入。
有资料显示，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50家在华投资，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汽车、通信、精细化工、钢铁和家电以及信息、医药、新材料等极为重要的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fdi(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2004年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存量)占cdp的比重达到34．12％，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了中国内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跨国企业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重视。如《南方周末》制作的(2005世界500强在华最佳投资企业排行榜》，第一财经、零点调查等制作的(2005中国最具影响跨国企业》等。而由中华英才网等联合主办的{2005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调查也显示，前十大最佳雇主为：海尔、ibm、宝洁、联想、华为、中国移动、微软、lg、西门子、ge其中6家为跨国外企。
有人描绘了一天处于跨国公司商品包围的生活：“早上，用高露洁的牙膏刷牙，喝雀巢的牛奶，然后开大众的汽车上班，通过壳牌沥青铺就的公路，来到办公室，用装有微软windows的ibm电脑办公，然后用三星手机约同事一起去麦当劳吃午餐。晚上，没准会去看～场时代华纳出品的电影……”而对于商品的推广，跨国公司～向不遗余力。如宝洁公司已经数年稳坐全球广告投放费用的头号宝座。2006年央视广告招标，2005的标王宝洁以3．94亿元再次蝉联。
与此同时，许多国际广告公司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广告市场之一。从1981年到2004年，中国广告年营业额的增长超过1000倍，广告费占gdp的千分比，也从0．24上升到9．3。据预测，中国广告市场还有2至3倍的增长空间。现在中国正成为全球广告业竞争的主要舞台。
而加入wto后，中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化。按照《服务贸易减让表》的规定，2003年底，中外合资广告公司允许外资控股；2005年12月11日起，允许建立独资的外企广告公司。
“3年之后，盛世长城会把总部搬到中国。”国际第四大广告公司——美国盛世长城ceo凯文·罗伯茨2005年12月在北京大学表示。对中国放开广告市场雄心勃勃的还有全球另5大集团——奥姆尼康、wpp、ipg、电通以及哈瓦斯。
跨国广告公司凭借其所拥有技术、品牌、资金上的优势严重地冲击着国内广告公司。1．由于“全球捆绑”协议，在华的外国品牌——通常也就是广告业的高端客户——大多由跨国广告公司。例如ibm的广告在美国由奥美，到了中国也必须找奥美的分公司或在当地的合资公司进行合作。即跨国广告公司为跨国品牌服务。2．进～步抢夺本土高端客户。2005年5月10日，奥美宣布获得了新联想集团全球品牌广告及联想“th~nk”系列产品的广告业务。3．不断地并购和扩张。
可以说，跨国势力在中国的渗透正在重构中国经济和广告业的生态。而中国大众也正在日渐处于跨国公司商品和广告及其所传递的意识形态的包围当中。
三、在华跨国广告中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冲击
由于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几乎都是西方经济势力在扩张和流动。则在华的跨国广告中，跨国公司和跨国广告公司共同建构和传递了西方的意识形态观念，给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反照和冲击。
1．自我个性的彰显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推崇集体主义，着重面子，讲究秩序，团结一致。而西方则推崇个人主义，突显自我，与众不同，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中国现代的消费族群中，新生代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新生代泛指6—25岁的青少年，他们追逐流行时尚，关注“个体自我”，用着新人类的语言与人交流。精信广告在调查中发现，83％的被访者表示“总在寻找展现自我的空问”，他们注重自我享受，但不是自我放纵。针对于此，许多跨国公司的广告都是个性十分，“我就是我，晶晶亮”(雪碧)，“我有，我可以”(佳得乐)，“我行我酷”(三菱小菲手机)，“我就喜欢”(麦当劳)等等诸如此类的广告语无不暗示着一个个体现个性化、差异化、解构传统、反叛权威的主体。“个人主义”成为极具号召力的口号，人们在其中找到并肯定了自己的个性，使自身的主体地位得以确认，并隐含了对人生模式单一化的反抗和对主体存在的维护。娱乐化、游戏化、解构崇高、纪实性的个人化等多元共存状态，跨国广告宣扬的这种生活模式具备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韵精神内核，对中国传统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宣扬绝对主体、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去中心化”的解构。
2．传播新女性形象
传统的中国女性形象，多被认为是～个温婉可亲的贤妻良母。而很多广告中，女性只是依附和取悦男人的角色。而在现代，中国女性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女性来说，男女关系中，越来越强调一种伙伴式平等的关系。而跨国广告打造了～系列切合时代气息的新女性形象：独立、智慧、自信、时尚、自尊自爱、宽容及富有人格魅力，她们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的点缀，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其中以宝沽为最。其旗下飘柔广告(李奥贝纳)从“吵架篇”、“谁说女孩子不能学飞机工程篇”、“老师篇”到现在的“指挥家篇”，皆以“自信”为品牌诉求。飘柔传递出，自信包含外在的自信，也包含内在的自信。外在的自信可以表现为良好的仪表，如柔软顺滑的头发。内在的自信则体现为积极乐观、自主向上的人生态度。只有内在和外在的自信完美地结合，并通过正确的技巧表达，才能展现自己最美好最自信的一面，更主动而坚韧地去实现生活的梦想和人生的目标。
转贴于中国
而“惊喜从肌肤开始”的玉兰油(盛世长城)，则塑造了众多既爱工作也享受生活美丽知性的新女性形象。尤以由赖致宇领衔制作的玉兰油多效修护系列广告，三支广告巧妙地选用了同一故事场景：一个广告拍摄的现场，并由此场景中的三位职业女性(模特、设计师、导演)来分饰主角，各自道出自己的肌肤问题，巧妙地把整个系列的三款产品串起来。三位女性成熟、自信、时尚、前卫、重事业、注意自身表现，让人过目难忘。
其实女性解放未必指个个都当女强人，而是指女性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生存方式，而女权则意味着女性维护自我尊严、人格及利益的权利。宝洁广告中的女性自然地表现出充分的自信、自主和权利，同时又没有对男性尊严的刻意贬低。中国
3．传递勇于竞争、敢于挑战的动感精神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强调和谐，宽容礼让，知足常乐，顺其自然，是一种相对静态内敛的世界观。而西方提倡竞争，敢于挑战，勇于探险，开拓进取，元沦对人事还是对待自然，是一种很具扩张性的外向型世界观，充满动感。很多跨国广告都传递了这样一种精神。
如耐克的“justdoit(想做就做)”广告，它给大众勇敢积极的信念，把运动明星“神化”，使得品牌不单是代表运动鞋，更代表体育运动、代表运动文化、代表勇于挑战的运动精神。瑞士豪雅表携手姚明和中国跳水队，凸现“挑战自我、追求成功、卓越品质”的品牌气质。百事可乐广告从“新一代的选择”、“渴望无限”到“突破渴望”，都以最流行的音乐明星和体育明星打造出年轻、向上的运动精神。
同时，跨国公司也会注重广告的本土化。一位经济学家曾指出：美国公司海外业务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认识和理解不同文化存在的区别；取决于负责国际业务的高级经理们是否愿意摆脱美国文化的影响。在跨国广告公司协助全球品牌把产品打入中国这个新兴市场时，其任务往往在于把商品和本地价值观念做细致的结合，为本身就代表全球化的商品创造地方风格，使地方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可口可乐广告的中国化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按惯例，可口可乐的广告宣传和品牌定位都要可口可乐总部统一控制和规划。但从1999年开始，可口可乐在中国推出的电视广告选择在中国拍摄，请在中国的广告公司创意设计。近几年来，可口可乐在中国的贺岁广告备受称道。身着红色小肚兜，头顶一撮发的小阿福形象自2001年春节推出以来，深受中国大众的喜爱。2002年春节，阿福邀请小朋友一起剪纸，喝可乐，伴着“龙腾吉祥到，马越欢乐多”的对联展开共迎新春。2003年，阿福来到北方小乡村。阿福与小朋友一起滑雪放鞭炮，同时出现“可口又可乐，羊年喜洋洋”的对联。而2006年春节，真人刘翔和卡通人物“阿娇阿福”共同出演“带我回家”的主题广告，生动地演绎“没有一种感觉比得上回家”，释放人们渴望回家过年，合家团圆的新年情怀。浓浓的中国味和“阿福”的形象就深深的印在消费者心中。这就是因为企业了解和注重中国大众重情、重家、希望吉祥热闹合家欢的价值观念。
四、中国大众对跨国广告的意识形态解读
广告文本的性质也是一种“生产性文本”，其意义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产生的，它也是一种受受众控制的文本。广告文本对受众有“塑造”作用，而同时受众对文本有控制性。所以，对于广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仅要分析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也要分析受众对广告文本的接受特征。在后一方面，英国文化研究派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代表作就是霍尔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制码，解码》一文。在这篇论文中，霍尔批评流行的传播学理论把传播看作一种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运动。他指出，信息的发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接受。
生产传送信息，而阅读(消费)产生意义。意义的产生又依赖于受众中存在的三种解码立场，此即著名的“霍尔模式”：其一是“支配一霸权立场”，它假定受众的解码立场跟传播者的制码立场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制码和解码的两相和谐，受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其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这似乎是大多数受众的解码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
一方面承认传播者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保留自己与之不同的独特意见，形成协商的立场。第三种为“对立码”，受众能了解传播者的制码意图，但是用一种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们每每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意思来。而中国大众对与跨国公司广告的意识形态解读也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中国大众会对跨国广告实践前两种解读模式，或多或少地接受广告建构的意义，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在华跨国广告中建构和传递的西方意识形态观念。但一旦跨国广告冒犯了其根深蒂固的文化界限，则他们相应会做出对抗性的解读。
2004年9月份的《国际广告》杂志第48页，刊登了一则名叫“龙篇”的立邦漆广告作品，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两根立柱上各盘着一条龙，左立柱色彩黯淡，但龙紧紧地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色彩光鲜，龙却跌落到地上。广告寓意：右立柱因为涂抹了立邦漆，把盘龙都滑了下来。引起争议后，杂志社给媒体发来声明向广大读者致歉。
2004年l2月，一则在电视上播放的名为“恐惧斗室”的耐克篮球鞋广告片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该片采用“中国武术高手、类似‘飞天’的东方美女、龙”等形象代表“恐惧力量”。该片被认为违反了“广播电视广告应当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尊重祖国传统文化”和“不得含有亵渎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的有关规定。
2005年6月中旬，麦当劳系列打折广告的《讨债篇》中：在一个音像店门口，一位顾客希望老板能给予优惠的价格，但老板表示，优惠期已过不予优惠，这位顾客竞双腿跪地抱着老板的裤管乞求，画外音则响起“幸好麦当劳了解我错失良机的心痛，给我365天的优惠……”。此广告在西安、成都、郑州、广州等地播出时，引起当地消费者的轩然大波。后麦当劳公司自己撤播了此广告。
前两个案例中，都有使用中国元素。也许他们的创意原来只不过想表现商品的特征或精神，但是对于中国大众来说，难以接受。因为这些中国元素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尤其是龙是华夏部落不断融合的文化产物，以至于到现在具有统一信仰和加强凝聚力的功能，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图腾和精神归属。而对于广告，中国大众解读为中国元素遭到了贬低甚至是侮辱，进而指认为是中华民族遭到西方的嘲弄。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牢记国耻，心态自尊敏感。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对于中国文化低人一等的隐射，而这竞来自日本和美国在华的跨国公司。
尽管制作者也许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了解，轻易地将“中国元素”引入广告其中，并且将他们最终安排一一败在詹姆斯这个西方人的手下。因为这样的创意对他们来说，非常自然的符合美国人的思维逻辑——耐克身后的是强势的美国文化。因此这样的一则广告，可以解释成耐克无意“侮辱”中国人以及中华民族，也是耐克无意识的显示出了它所代表的美国文化的优越感。
而“麦当劳广告事件”当中，除了民族情绪，就是它未顾及文化环境，以自己以为轻松幽默的方式，表现出非常不尊重消费者的观念。
好的跨国广告，首先应该学会了解本±文化，学会尊重民族感情。
五、结论
［关键词］ 女性宫廷剧；大众文化意义；大众文化
一、宫廷剧热播现象
2011年开年不久，各地方台就纷纷推出精彩节目，其中关于女性的宫廷剧收视率更是一路飙高。年初有湖南卫视播放的《宫》，其后有安徽卫视播放的《美人心计》，收视率均十分骄人，可说大获成功。
事实上宫廷剧的拍摄并大获成功的历史由来已久。在2011年之前就有过许多备受欢迎的宫廷剧。如《康熙王朝》《还珠格格》系列、《宫心计》等。这些剧作在当时均获得了观众的狂热追捧，似乎“宫廷”二字有着奇异的魅力，能够挑起观众的无限兴味。
那么，宫廷剧为何如此备受青睐呢？在宫廷剧热播现象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文化因素呢？本文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偏重于女性的宫廷剧。
二、宫廷剧界定及女性宫廷剧大众意义分析
在作具体分析之前，笔者准备先给宫廷剧做一个界定，明晰其所指范围，以利于进一步的分析阐述。
所谓“宫廷剧”，即是以宫廷为故事背景，阐述宫廷人物生活及其关系，塑造宫廷人物的剧作。在此，我将对“剧目”做个限定，即限于影视作品。根据这个界定，宫廷剧可以以宫廷中的大人物为主角，如帝王将相，后宫妃嫔；也可以以宫廷小人物为主角，如宫人侍女，御厨太医等，以他们的视角，来展现宫廷的爱恨情仇及残酷的权力斗争。
在这些宫廷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区别较为明显的宫廷剧。一类是用男性视角叙述的宫廷剧，故事内容偏向于建功立业，国计民生，倾向于宏大叙事，笔者将之称为男性宫廷剧，代表作有《康熙王朝》《汉武大帝》等；另一类以女性视角叙述宫廷故事，故事内容偏于儿女情长，爱恨情仇，叙事手法往往偏于细腻柔情，笔者将之称为女性宫廷剧，代表作如今年热播的《宫》《美人心计》等。不同的性别叙事角度带来两类宫廷剧的显著差异，如作品风格、话语、意义等，因此，本文将只研究其中的一类：女性宫廷剧。
宫廷剧的热播现象与多种因素有关，如人们的窥私欲，又或是人们对于权力的向往。然而它的大受欢迎不只这些因素，它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从大众文化的视角，对它进行审视。
根据《解读大众文化》的作者、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他认为，对于大众文化的解读往往可以拥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就是居于社会统治阶层所建构的话语、思想意识；另一层面则是居于被统治地位的亚文化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规避、抵制乃至颠覆。大众文化往往在对统治阶层表现出驯熟面目的同时，也暗含着反抗的萌芽。大众文化所利用的资源，如语言、符号、意义系统等，是由掌握着权力的统治阶层精心建构的，因此大众文化的主体虽是大众，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浸染。然而，大众文化的主体终究是大众――处于附属地位的亚文化群体。因此，他们对于主流的话语霸权并不全是无奈接受，利用统治阶层所建构的话语及丰富的象征资源，他们也可以表达其他的能指，创建自己的意义层面。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反过来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规避、抵制，乃至嘲讽、反抗。
在女性宫廷剧中，也同样交织着这两个不同意义向度的话语。
以《美人心计》为例。剧中同样充斥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美人心计》的表层叙事是一个浪漫爱情叙事，其中充斥着一些对于女性来说十分熟悉的“陈词滥调”，如：美丽的女子们想尽办法获取富有权势的男子的欢心，在获得宠爱的同时就获得了一切；家庭是女子最重要的阵地，女人们需要付出一切来经营自己的家庭……这些正是几千年来在父权制下男性父权对处于依附地位的亚文化群体女性的话语、意识控制。他们用这些话语、观念来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被统治者、女性进行控制。我们可以看到，在剧中，每当聪慧美丽的女主角窦漪房发挥她的聪明才智，想要谋取权力时，便经常会受到他人的警告：“女人的职责不是这些。” “丈夫才是女子的天，你不要得到了一切，却失去了自己的天。”类似这些话语在剧中频频出现，剧中还煞费苦心营造了正反两个女性人物作为对比，窦漪房只是把权力作为手段，真正重视的是爱人、家人，因此她获得了人们的喜爱；慎儿则是狂热追求权力，为此不惜利用爱情、亲情，因此最后她落得个悲惨结局。然而这样的安排却在暗示我们：权力不属于女人，家庭、爱情才是女人的领地。因此，这是一部披着华丽宫廷外衣的电视剧，其实质仍是父权制意识形态话语，鲜明地彰显着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权力：无论女性多么出色能干，她一旦遭到了男性的厌弃，她所拥有的一切也会瞬间消失。主宰女性命运的是强悍的男性。
女性宫廷剧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宫廷剧中的女性外在形象。《美人心计》中云集了年轻漂亮的女明星，她们精心营造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这与“看”的权力有关。在父权制社会，“看”是一项男性的专权。女性通过塑造自己的形象，获取男子的欢心；同时男性也通过利用“看”女性的形象从而彰显自己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被物化了，成为男性审美对象，而男性也通过“看”这一举动，间接达到了对女性形象的占有。因此，“看”是一项饱含男性父权意味的权力。正如约翰•菲斯克所说：“在父权制中，女性被建构为男性窥癖看的对象，这将他置于一种对于她的权力的地位，并赋予了他对她的拥有权，或至少是对她的形象的拥有权。”①不仅如此，“看”这一举动自身也在制造着意义，“它因此成了一种进入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将自己嵌入总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一种控制个人的眼下的个别社会关系的手段。”②
当然，大众文化不仅拥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一个向度。如前所述，《美人心计》作为一部女性宫廷剧，除了在表层上的父权制意识形态话语，它还拥有亚文化群话语，具有针对父权制权力的规避、抵制的一面。
首先，我们在前一分析中指出《美人心计》一方面显露出父权制社会男性权威，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对此进行颠覆。在这场男与女的斗争之中，虽然在一开始男性以绝对强者的地位出现，然而随着剧情发展，他们却渐渐被驯化了，呈现出偏于女性化的气质：敏感、柔情、体贴。而女性却变得强势而有主见。剧中虽然常常强调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然而这更像是空泛的说教，在实际剧情之中，男女角色的互动之中，具体细节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情况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在剧中男女的关系中，女性反而占据积极的、主动的、强势的地位。她们根据自己的意志，处理与男性的关系，谋求自己所渴慕的权力。她们是权力场上的主角。在这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倒置。本应作为猎人的男性父权主宰，反而成为各路女视眈眈的猎物。用这套前后矛盾的话语，处于亚文化群体的女性微妙地表露了自己的嘲讽，然而在表面上它却又没有违反游戏规则。
另一个显著的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颠覆，同样也可以回归到“看”这个饱含权力的动作上。诚然，“看”在普遍的认知中是彰显男性特权的一种方式，然而对女性来说，“看”却拥有着不同的意义，她们有自己独特的认知。“女为悦己者容”不仅仅是愉悦心上人，女性在塑造自身外形的过程中也能获得。不仅如此，女性对于其他女性的外形也抱以高度关注，在遇到一名美丽性感的女性时，周围的女性会敏感地察觉到，并对她进行细致的观察。女人们可以从这种“看”的行为中获得莫大的乐趣，它对女性有重要的意义。在女性宫廷剧中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鲜明，《美人心计》虽然美女如云，然而它的热心观众更多的却是女性，许多男性却表示对其并不感兴趣。而在另一部女性宫廷剧《宫心计》中，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宫心计》中的演员们大多数是人到中年、容颜逝去的女星。大多男性对于这部片子兴趣缺乏，然而仍然有许多女性热心观众喜爱这部戏。这意味着，女性宫廷剧在表面上似乎是为了迎合男性对于女性“看”的特权，然而在实质上，它是女性的自我愉悦。《宫心计》中选择的是已不能引起男性性幻想的年华已去的女性；《美人心计》中的女子穿的是衣着保守，不能引起男性的打扮；因此，“看”有对于女性而言，“独立”的意义。它们不需要关心男人怎么想。在此，男人无法从“看”女性身体这一举动中获得。《美人心计》《宫心计》中的女性人物塑造则暗含了女性对于男性通过“看”来实施控制这一行为的反抗。这些片子中展示出来的女性形象，是给同为女性者观看的，它展示了女性自身的意义。
回顾曾经播放的女性宫廷剧，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大多均含有外在与内含不同的意义，一方面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们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另一方面，作为被统治阶层的亚文化群体，它们又往往会借用统治阶层的话语、符号象征、所指等资源，建构自己的意义，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规避、反抗。对于女性宫廷剧而言，它一方面会传达众所周知的父权制思想、传统善恶道德观，另一方面却又会建构女性自身的意义，对男权统治进行规避、反抗。当然，在不同片子中，二者比例不同，后者的颠覆因素也或鲜明，或隐匿。
三、结语：女性宫廷剧颠覆因素探因及启示
女性宫廷剧之所以拥有针对男权统治的颠覆性因素存在，自然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有关。20世纪以来，女权运动高涨，女性解放了思想、步出家门走入社会，许多女性有自己谋生的工作，有了思想与经济根基，则在女性宫廷剧中出现颠覆、反对男权意识的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是女性宫廷剧颠覆性因素存在最关键的原因。
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电视剧的收看者。对于电视剧比较痴迷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童，换言之，电视剧的主要受众大多是处于弱势的亚文化群体，这也就决定了电视剧中传达的内容不能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它必然也需要包含其他亚文化群体的意识因素。而女性宫廷剧的主要受众大多是女性，那么在其中包含有颠覆男性父权因素，能够表征女性权力的意识话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由对女性宫廷剧的大众文化解读看到，大众文化的意义分析是复杂的。一方面，它如福柯、葛兰西、赛义德所说，它们的生产浸润着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它们的话语也是权力话语，但我们并非处于无可奈何的“失语”状态。大众文化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在被大众消费的同时，也在产生着作为统治阶层的生产者意料不到的、它们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它们有可能对霸权话语造成冲突与颠覆。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是无意识的、缓慢的。因此，大众文化是极具研究价值的。通过对它的审视，我们有可能找到对控制我们生活、思想的霸权话语具有颠覆性的突破口。这样的思维方式将是积极而又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大众文化的研究吧，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② ［美］约翰•菲斯克著:《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M］.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反社会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反社会”，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性行为、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来的制度研究将着力在微观行为基础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关联。
人类文明面临“重新适应”问题
改革是世界性的发展潮流。信息技术革命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把人类文明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况”，这种境况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我们的人类文明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不仅社会主义文明需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重新调整和适应，资本主义文明也面临着相同的境遇。
事实上，资本主义世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文明趋势，就一直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90年代为克服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毛病”，英国又开始了“第三条道路”的改革探索，在西方理论界风靡一时。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即这一社会发展的本质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社会的“不公正”，因此，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社会改革，具有周期性的社会断裂或破坏性特点，必然造成社会的“问题循环”，例如目前正在上演的社会危机。
几乎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的我国改革开放，本质上也是对文明发展“新趋势”的有效回应，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是指“改革”与“开放”一样重要，开放不仅是指在经济体制上要学习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也指在意识形态上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虚心学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好东西，并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针对问题进行改革。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意识形态的鲜明性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根本体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现阶段，意识形态的争论并没有“终结”，什么样的价值和制度是实现人类幸福应该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没有定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发展转型期仍然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问题甚至困境，但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宪法原则和价值改造中国，坚持按照的价值和原则建设党，我们的国家就会有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政府要用好公权力“为民谋利”
坚持宪法原则与价值，就是要坚持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民主，切实有效地对各级权力形成制约，防止权力为部门利益和少数人利益服务，甚至走向人民的反面。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相信我们、拥护我们；坚持按照原则和价值建设党，就是要在全党确立“公共权力”意识，使全体党的领导干部知道权力的基础来源于人民的满意，真正树立责任感、价值感和奉献精神。也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满意，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会牢固。总之，只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有以“民心民愿民情”为念的“善政”情怀，认真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真心实意地搞社会主义改革，把“公正、民主、民生、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制度上落实好，在实践中发展好，我们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的团结合作，实现社会的凝聚力，社会主义发展也才有前途。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公正民主”的发展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的体制机制基础。政府部门与“官员”的权力要得到约束，不能用公共权力为部门和个人利益服务，搞既得利益的“小圈子”、搞任人唯亲、搞特权腐败、搞，甚至以改革的名义把“腐败合理化”，经常在群众身边制造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严肃对待，发展下去会导致民心涣散，对政府的信心丧失。相反，如果各级政府能负起责任，用好公共权力尽心尽职“为民谋利”，公共财政主要用于“为民生利”，我们整个社会的“民生状况”就会得到根本的改善，群众就会满意，政府就会赢得民心。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追求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民生建设”和不断的“改善民生”，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幸福”的根本方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了，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教育、医疗、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解决好了，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增强，政府才会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社会主义社会也才能长治久安。不要因为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公共权力的滥用使社会主义形象受损，使党和政府形象受损，降低了政府威信。
“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事实上，从2011年我们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民生建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一直在扎扎实实地做民生工作，用政府的切实行动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勤工作构筑“政府信任”的基础。今年以来，我到中部的河南信阳市和山西左云县搞民生调研，发现他们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民生改革”实践确实做到了群众满意，和谐了当地的“社会生态”。山西左云县实行15年义务教育制；河南信阳市每个村花18万元左右，在全市2800多个村建立了“乡村医疗站”，并对医务人员集中培训，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信阳市平桥区花了200万左右，在全区建立了18个“乡村图书馆”，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改变了乡村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素质，这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两地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经验不仅于此，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在“发展中经济”条件下，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具体地、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民生发展的样本。“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原则。而在一个公正的、合理的社会，其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是这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或“民生状况”，它反映了这个社会“社会公正”实现的程度。
让群众相信政府，就是要正确行使公共权力，保证权力的公正廉洁，就是要把“民生关切”和“善政情怀”放到群众身上。负责任地用并不富裕的公共财政，用自己的辛勤劳动照顾好这个社会最需要照顾的人，照顾好了他们，不仅扎扎实实地推进了“公正”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具体落实，也实质性地照顾好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良心”，明确了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导向，匡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风气”，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只有让群众相信我们，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有一个合理性基础，社会主义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而要取得群众的信任，靠的不是空洞的理论敷陈，而是每一项能真正落实的、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改革措施。信阳与左云的做法之所以具有标杆意义，是因为一个较为贫困的地方能做到的，我们国家的绝大多数地方只要愿意都能做到。我们经常讲民生投入，而能展示民生投入实效的，对促进社会文明、社会公正有实质性推进的，最能使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投入，首先还是应该放到社会最应该照顾的人身上。全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善政为怀民为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新秩序”就会有一个好的起点。
论文关键词：房地产市场信用危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论文摘要：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各种社会经济矛盾日渐凸显，其中，信用危机尤其是关乎百姓生活的房地产市场中的信用危机已成为中国现阶段备受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信用危机主要根源于正式制度约束软化、非正式制度约束缺失、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等。
一、问题的提出信用，即信守承诺，说到做到，是一个人、一个组织的品行，也是整个社会的道德观
信用起源于交易的需要，交易越发达，信用越重要。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活动中不讲信用、违规、违约、违法现象呈现出有增无减的态势。这其中又以房地产市场领域表现较为突出。
首先，信息垄断是开发商和中介的惯用手段。信息不对称在市场经济中司空见惯，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尤为严重。相关媒体受利益驱动，不加审核与鉴别地为房地产开发商与房地产中介大作广告，甚至推出了一些名不副实的所谓房地产排行榜，严重误导了普通消费者。
其次，房屋销售中的“隐蔽行为”、“隐蔽知识”让人防不胜防。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们经常是作为两类不同的非对称信息糅合在一起出现。例如，开发商为建好房子选择了怎样的建筑承包商、监理公司、装修公司是购房者不清楚的，这是隐蔽知识问题；开发商、建筑承包商、监理公司、装修公司为建好房子又是否共同努力工作，这是隐蔽行为问题。无论是房屋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开发商和中介都在购房者面前表现得空前的团结和行为统一，这是购房者所无法明确了解的。例如，明明是销售手续不全的房子却也堂而皇之地参加房展，还带着顾客来售楼处交定金甚至全款以缓解其资金不足的困境；明明是销售情况不好的房子却也在楼盘销售表上贴满了代表已售出的小红旗，而且都是户型好、位置佳的房子，给看楼者以供不应求的假象；更有甚者，有的开发商极力控制房屋销售的各个环节，等到房价大涨了，“典藏”房源才开始正式限量发售。
最后，房地产的暗箱操作现象，从大的方面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土地和规划指标上。据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统计，2003年全国共发现各类土地违法行为17．8万件，立案查处12．8万件，涉及土地面积5．59万公顷，其中耕地2．84万公顷。在这些违法违规案件中比较常见的手段有：擅自更改土地用途、肆意更改规划指标(例如更改容积率)等等。最近，“房产假按揭”案件在北京的公开审理又进一步暴露了房地产市场的信用危机。“假按揭”是开发商、放贷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三方之间的合谋，开发商假借他人个人信息，炮制虚假购房交易。他们或是威逼利诱公司员工，使其提供身份证、签名个人信息，或是利用其亲朋好友关系，甚至有偿购买“业主”信息。“假按揭”成了开发商的一种融资渠道，而带来的副产品就是“炒高房价”。
综上所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用危机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如果不加以控制和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以下，笔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层面进一步剖析该问题，尝试找到问题的根源。
二、房地产市场信用危机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游戏规则，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从房地产市场的信用危机来看，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一)非正式约束软化
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说，取得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或正式约束)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文化传统对正式约束的巨大影响，因为同一种正式约束在经过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浸染后往往带有不同的色彩。故此，笔者将简要分析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信用的影响。
首先，意识形态混乱。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是能产生极大外部效果的人力资本。“好”的、合乎义理的意识形态能降低社会运行的费用，减少违规或“搭便车”的可能性，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目前，我国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受到经济环境、西方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混乱，“一致向钱看”的思想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在金钱面前，个人忘记了“仁义礼智信”，企业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义务。所以，在利润至上的今天，中国许多房地产企业玩弄各种手段、权术欺骗消费者以获取超额利润也就不足为奇了。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向意识形态的教育投资来提高个人意识形态的资本积累，从而树立个人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
其次，信用文化缺失。信用是一种价值观，它根源于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信用的观点是矛盾的、不明确的、不够与时俱进。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讲信用是有等级区别的。讲信用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不守信用则是统治阶级的特权。成大事者必当不择手段的观念在当前还是根深蒂固的。
第二，讲信用是根据自己与别人的远近亲疏来决定的，信用的强弱也有不同。传统信用文化主要是围绕着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展开的，只对人不对事，其信用是有限的，这大概与中国人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有关。第三，中国传统的信用观是一种道德的要求和伦理的自律，具有明显的非功利主义性质，完全依靠个人的修行来约束(是一种内在约束)，这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互利双赢、依靠正式制度的约束(是一种外在约束)的信用观是背道而驰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关系型经济为主，关系经济(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与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因为，关系经济中所包含的人情式交易是原始的一种交易方式，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全面，交易结果确定可预测，交易费用低甚至为零，但是它的交易范围是极其狭小的，完全满足不了市场经济的规模化大生产、专业化分工的需求。在这样一个缺乏法律性规范而人情高于一切的社会里，谋略成为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手段。人情与谋略制约了社会的制度创新，同时，也使中国缺乏一种促进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氛围。人情往往使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失效，使法律、制度、契约、信用失灵，从而使信用、合约的经济关系难以形成。
(二)正式约束缺乏
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最先将制度进一步划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他认为，正式约束包括政治(及司法)约束、经济约束和合约。这些约束可以作如下排序：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确的细则，最终到确定制约的单个合约，从一般规则到特定的说明书。政治约束可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以及它的基本决策结构和支配议事日程的明晰特征；经济约束用于界定产权，即关于财产使用，从中获取收入的权利束，以及转让一种资产或资源的能力；合约则包含着对一个交换中一个具体决议的特定条款。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并且从各自的不同角度给予产权不同的界定，其中，有两点基本是认同的，即产权是一组激励和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产权是一组人与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
从深层次看，当前中国出现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权的缺乏、不到位和不明确。在中国，许多交易(尤其是大量公有制企业参与的交易中)主体可以不负责任地决策(透支信用无所谓)，或者缺乏连续性(如承包期到了)。没有产权的约束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信用的。对此，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产权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中国企业不讲信誉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的产权不清。产权不清，人们就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可能从企业的信誉获利，自然就没有必要讲信誉。他认为，产权是社会的道德基础，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限制了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坑蒙拐骗盛行。_7郑也夫也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有十足的产权后，这个产业是自己的，他会爱惜声誉。相反，产权不明确，就会追求短期效益，捞一把就走，这样就会产生很多欺诈行为。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以取消福利分房为特征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此拉开大幕。到2006年为止，短短的8年期间，中央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的一次又一次调控，不断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可是规范房地产市场的正式约束漏洞还很多，这给开发商及相关的利益集团以可乘之机。目前，中国亟须相关的细则来堵住这些漏洞。例如，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不严，有必要将相关的权力部门与执行、监督部门分开，使权力和利益相互制衡，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执行受上级主管的制约而导致的欺瞒、、寻租等问题。对于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譬如房产假按揭、偷漏税、虚报利润等)也要有不断创新的制度来加以约束，特别是完善的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土地产权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制度变迁，由土地产权行政化制度向土地产权市场化制度转变，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国内的经营性土地出让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协议出让、批租改为公开的“招、拍、挂”。但是，土地产权并未真正界定清楚，产权关系混乱。城市土地所有权没有明确的法人代表，中央和地方的土地财产产权关系界定不清。城市土地产权分配缺乏正式的法律形式，土地产权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这就给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以可乘之机，大肆赚取短期暴利的同时而置自身信誉于脑后。其实，这并非是城市土地产权市场化造成的，而是城市土地产权市场化不充分、不规范的必然结果。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全面推进城市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建立健全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市土地产权制度。
(三)实施机制不健全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它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这个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了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就形同虚设。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经济活动的复杂交换中，交换品具有许多有价值的特征，衡量成本很高，实施不可能自动进行，欺骗、违约行为会阻碍复杂交换的出现，因此必须建立制度为合作者提供足够的信息，监测对契约的偏离，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保证契约的实施。
检验一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是否有效(或具有强制性)，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成本极高，从而使任何违约行为都变得不划算，即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经济学家分析表明，当某人从事的违约行为或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选择违约。这样看来，中国的部分房地产开发商目无法纪、欺瞒消费者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的违约成本远远小于违约收益，就在于我们经济活动中对交易主体约束的软化，尤其是对那些违规者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约束过于软化，实施机制不强。要知道，在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企业或个人如果失信，信用等级就会降低，生产、生活处处受限制，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相比之下，中国的法律还是比较“宽容”的。
宣贯，顾名思义，即宣传并透彻理解。通常是指对政府，上级机构，母公司等的法律条令，政策，方针，活动等的宣传，以达到思想意识的一致，从而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行动，最终达到或完成目标。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宣贯是个常用词，不但包括上述的意思，也包括认证的一系列活动。
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通过内外部报刊杂志，橱窗，局域网，互联网，广播台，电视台，板报，简报，广告牌等渠道及征文比赛，文艺演出，教育培训，团队学习等活动，甚至建立相关管理机制，评选模范等方式，促使抽象的文化理念具体化与形象化，让广大成员亲自接触，感受，感知具体文化，从而在不断推广，慢慢地把意识形态的东西渗透于成员的血液，成为指导工作的工具，形成行为的习惯，实现机构文化的自觉，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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