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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已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侧重于以地域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参照系，无论是以晚清为起点的论史框架，还是以整个20世纪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叙述段落，其实都隐含了文学“近代化”或者“现代性”的价值诉求，这就昭示了中国当代学者潜隐的“二元”化取向，即在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之间作出义正辞严的了断，内含的价值取向即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舍旧取新，唯新是务。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身份何在?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寄寓在汉语言文字的表述工具层面之上是否是对文学中国性的偏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何在?
王兆胜的新著《文学的命脉》对此进行了有深度的探索。王兆胜的这本文集，收录了他近期发表但未结集出版的22篇论文，它们既重人文精神，又强调不能忽视天地道心;既有较强的学理性，又注重心灵的感悟;既视野宏阔，又具有细致入微的精研功夫;既保有一颗中正平和之心，又不失激越锐气。
仔细披阅此书，最鲜明的感觉是书中充溢的古典人文情怀。作者衡估一切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有四条，“第一，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第二，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第三，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限于从‘人’的视域理解问题;第四，强调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个标准及评论体系就续接上了中国人文传统和文论传统。关注世道人心、追求天地境界、强调“言而有文”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核心命题与追求向度。
但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一种“惟新是务”的“现代性”冲动带领中国文学向前迈进，因此，古典情怀的表达与古典情怀的书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文学的“中国性”身份却建基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古典人文情怀有如中国文学的血脉生生不息，正如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一样，这股传统人文趣味深潜于种种“合时宜”或者“不合时宜”的文学书写之中。由此，“传统与现代”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元典”性问题，选择的两难性存在决定了该时段文学的丰富复杂性。而古典人文情怀的包容性与选择的多元性却可以超越这种选择的两难。从这个角度而言，王兆胜标示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标准，真正体现了古今中西的交融互补特征，因此尤其能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显著的“中国性”。
王兆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分析得很到位，“由于20世纪中国文化先驱的载道思想、忧患意识和偏激思维方式，所以在矫枉过正、推动文学革命向前发展的同时，总体说来，他们又犯了顾此失彼的错误，那就是:第一，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第二，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第三，缺乏纯粹文学的本体性建构;第四，忽略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中国传统文学中固然有关注世道人心的优良人文传统，但这种传统却不易操之过急，使用过度。在王兆胜的衡估体系与价值分层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天地境界，他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该处理好如下关系:“现实社会与天地自然、人与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自由与道德、快与慢等。打一个形象的比方:文学应该如同飞机一样，从地面起飞，它可以穿越人为的各种疆界，在高天自由地飞翔，最后还要落到大地。只有这样，文学才会真正获得它的高远、广大与深厚，也才有可能达到自由、丰实、优美和神圣的品格及境界。”这种论断是合情合理、很能服人的。
现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显示出时代的丰富性与历史语境的复杂性。王兆胜以《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为题，细致地分析阐释了《红楼梦》这一足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典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关联，从主题上的“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哲理上的“存在悲剧与人生况味”，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女性形象谱系”，工具技术层面上的“叙事模式及技巧”等角度，全面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红楼梦》的超越与局限，于个案分析中寄寓总体性意义，足堪说明中国古典之于现代文学的重大意义。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情有独钟的作家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情。《红楼梦》鲜明的反专制反权威的自由诉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内在契合性。而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存在悲剧，则以其深刻性、超越性和超强的感染力，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同时，王兆胜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取法《红楼梦》的局限性作了三点归纳:“第一，对于《红楼梦》，20世纪中国作家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或用在繁琐的考证上，或用在政治、阶级斗争的解释上;而对其哲学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价值重视不够”。正确的态度还是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视《红楼梦》为一本真正的“元典”。“第二，过于模仿《红楼梦》势必影响作家的突破与创新”。“第三，20世纪中国作家的《红楼梦》情结从一方面说是好事，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是限制，它极容易为作家设下一个陷阱，使他们容易沉落其间，一面僵化了创造性，一面乐不思创作”。这种在经典面前，“眼前有景道不出”的“失语”或者“沉迷”是应该引起创作家们特别注意的。
《文学的命脉》强烈的古典情怀还表现在作者论文评世时的“仁者”胸怀。在《作家与评家》中，王兆胜这样规劝某些势如水火、对峙不已的作家与评家，他说:“在如今的文化语境中，在当前的文坛，一个人要想完全摆脱功名利禄的影响，成为庄子笔下的‘真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虚伪和做秀。但作家将心怀放得宽大些，容忍评家自由地论说;评家也能够设身处地，更多地以友善和理解的方式与作家对话，从而使文坛更加宁静、自由和健康，这恐怕是明智之举，也是必要和可能的。同时，每一个文化人包括从事文学的人如果能够多一些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恐怕也是相当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具体到对某些作家作微观批评时，王兆胜亦秉持这种“中允平和”的文学批评观，在论述有些散文家在处理“知识”材料的失误时，他说:“在散文中，知识是一些材料，它必须被思想和智慧点燃，才会获得个性及其生命。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崇拜知识，越过了自己研究的疆界，那是极容易将常识当新知而津津乐道，有时还会出现难以避免的知识硬伤。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常遭批评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王英琦散文的问题不少。比如，任何知识、概念、命题都是有前提和语境的，也是有其历史感的，如果脱离了这些而一般化地谈论是靠不住的。”这种批评持论公允，言辞温逊，相较于那些剑拔弩张，与批评对象势如冰炭的批判式文章，相信会更让人折服。
这种充盈于全书的古典情怀，营造出一种氤氲的人文氛围，于此更可以见出作者的器识与修养。读过太多的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文字，顿觉是书温文尔雅的行文风致引人流连。学术界此调不弹久矣!
一
宽东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1990年，那时宽东教授还在台湾文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撰写的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大V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著作。大V秀高是一位日本学者，他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仅收录了中国小说的古书版本，还编制了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的目录。这些信息促使宽东教授留意韩国的情况，他有些惊讶地发现，与日本学术界相当成熟的成果相比，当时的韩国尚无已整理好的韩国所藏汉籍目录，遂发愿系统整理“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古书目录”。
此后他不辞辛苦，频繁出入于韩国中央图书馆及20多个大学图书馆，孜孜LL地从事目录整理，并撰写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流传韩国之研究》的博士论文。
自1990年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宽东教授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入、评论、版本、翻译、出版、研究史等领域，学术视野日益开阔。
2010年9月，宽东教授向韩国教育部韩国研究财团申请的研究课题《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终于获得立项。该课题总共投入三年时间、六亿韩币和十三名研究员。《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就是这个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其分量之厚重可以想见。
二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大体包括传入研究、评论研究、版本研究、翻译研究、出版研究、研究史研究等内容。
传入研究的宗旨是根据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的最初文献记录与现有的版本，推定最初传入时间并据以展开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传入韩国的最初文献记录多见于《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惺所覆瓿稿》等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的文献，韩国国内众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也是推定作品传入时间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典小说传入韩国的方式大概有五个类型：一是中国的赐赠，二是韩国使臣从中国带回，三是中国使臣带到韩国，四是韩国贸易商从中国购买，五是中国贸易商带到韩国。
当时没有单独的贸易商，大半都是在朝贡使节团去中国时，贸易商也跟着朝贡使节团去做贸易。朝贡使节团有随行译官，但因朝鲜政府不能给译官足够的俸禄，所以给他一定的做生意的权限。译官往往接受士大夫的请求，代其购买中国书籍。此外，也有很多译官以获得权门势家的欢心为目的，竞相购买中国书籍赠送给士大夫。
译官是熟练掌握汉语的中国通，在中国小说方面也兼具相当的见识，他们是传播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这些译官把中国古代小说大量带到韩国，赠呈宫中及文武上层人士，甚或将小说翻译后卖给贳册家。
三
评论研究的宗旨是根据高丽时代与朝鲜时代文献中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评论进行研究。韩国汉籍文献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传入、评论、翻译、出版等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能给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传入等提供线索，还是与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比较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域外史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①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的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为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海外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若干成果如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1927）、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31）、向达《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1935）、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1939）、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194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1957）、王古鲁《王古鲁日本访书记》（1986）等，皆为治中国小说史者所不可或缺。对韩国汉籍中的中国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虽晚了一步，但在近些年进展喜人，其中也有宽东教授的贡献。2001年以来，宽东教授相继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的翻译、出版、研究状况》等韩文著作，2011年，又与陈文新教授合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著作《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凡此种种，均可见其贡献之丰厚。他在长期积累基础上所进行的评论研究，一定能带给读者新的收获。
四
版本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所藏中国古代小说版本作系统的梳理并运用于版本的传入、翻译、出版等书志学的检讨与研究。
朝鲜时代的出版物，根据板主的归属可分为“官刻本”和“私刻本”。
“官刻本”指的是政府各机关刻印的书。出版“官刻本”的机构有“春坊”、“奎章阁”（内阁）、“内医院”、“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这些“官刻本”是由官营手工业厂印刷，一部分供应国内各机购，另一部分售给个人，但均由官方主管。其中，“春坊”（又名为“世子侍讲院”）是主管教育王世子的机构，该院设立于朝鲜太祖时代。因为是主管教育世子的，不容刻印通俗小说类书籍，所刻书以经书或史书类为主。“奎章阁”（在首尔大学图书馆内）是保管历代国王的亲笔书信、文章、顾命、遗教等的机构，建于正祖即位之年（1777年），1894年“甲午更张”时被关闭。“内医院”是主管宫廷医药的机构，又名为典医监。主要出版医学书籍，也与出版小说无关。
大部分官刻机关主要刻印经、史类书籍及其谚解本、汉诗谚解本、女性教化书、学习工具书等，有时也刻印小说。与出版小说有关的机构还有“校书馆”、“司译院”、“六曹”（礼部）、各“地方监营”等。
“私刻本”又称“家刻本”或“家塾本”，指的是个人刻印的书籍。“私刻本”包括“家板本”、“坊刻本”等。其中，“家板本”是指雇用匠人刻印的书籍及族谱（家谱），包括个人刻印出版的诗集或散文集。目前，个人刻印小说的记录资料已无法找到。
“坊刻本”则指一般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商品流传而刻印的书。朝鲜前期刻印的大部分是文言小说。朝鲜后期刻印的大部分是白话小说，而且主要是韩文翻译小说。
宽东教授的版本研究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他搜集整理了韩国主要图书馆、书院以及寺院的古书目录中提及的中国古代小说版本的目录，并将这些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中国版本和韩国版本进行书志学的分析。
其次，对于重要的版本，他尽量亲自阅览并重点分析该版本的价值所在。
其三，不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还将弹词与鼓词纳入版本搜集的范围。据胡晓真研究，“使用国音、以叙事体行文的长篇弹词，尤其是出自女性之手者，属于文书化的案头读物。”“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弹词小说’了” ① 。胡晓真的这个结论，有助于说明何以将弹词小说纳入通俗小说范围。
其四，不仅关注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也将文言小说纳入关注范围。文言小说包括子部小说（或称笔记小说、古小说）和传奇小说等文类，而子部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向被认为不符合现代小说标准。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子部小说是唯一被视为正宗的小说，这类作品在传入韩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是数量尤其巨大的。宽东教授将包括子部小说的文言小说纳入考察范围，极大地拓展了韩国学术界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
五
翻译研究的宗旨是对传入韩国并被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进行研究。
翻译作品大体分为翻译类、翻案（改写）类和再创作类。大部分中国古代小说在翻译出版时，翻译者都会选择意译的方式，并对原文中的详细描写以及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加以删节和省略。其操作方法是，在保持原文大体框架、完整故事的基础上，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大量删除;中国通俗小说中的套语也大都予以裁减。从《西汉演义》、《西游记》、《锦香亭记》等作品，都可以看到翻译和翻案两种方法并用的现象。此种翻译小说大多见于坊刻本，乃是一种因应商业需要而产生的现象。
朝鲜时代翻译或翻案中国古代小说的风气已经形成，目前在韩国各图书馆里可见的翻译小说（包含翻案小说），目录如下：
明代之前：
（1）《列女传》、（2）《古押衙传奇》、（3）《太平广记（谚解）》、（4）《太原志》、（5）《吴越春秋》、（6）《梅妃传》、（7）《汉成帝赵飞燕合德传》、（8）《唐高宗武后传》。
明代：
（9）《红梅记》、（10）《薛仁贵传》、（11）《水浒传》、（12）《三国志演义》、（13）《残唐五代演义》、（14）《大明英烈传》、（15）《武穆王贞忠录》（大宋中兴通俗演义）、（16）《西游记》、（17）《列国志》、（18）《包公演义》（龙图公案，翻译）、（19）《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0）《西汉演义》、（21）《东汉演义》、（22）《平妖记》（三遂平妖传）、（23）《禅真逸史》、（24）《隋炀帝艳史》、（25）《隋史遗文》、（26）《东度记》、（27）《开辟演义》、（28）《孙庞演义》、（29）《唐晋[秦]演义》（大唐秦王词话）、（30）《南宋演义》（南宋志传）、（31）《北宋演义》（大字足本北宋杨家将）、（32）《南溪演谈》、（33）《剪灯新话》、（34）《聘聘传》（娉娉传・剪灯余话卷5类似）、（35）《型世言》、（36）《今古奇观》、（37）《花影集》。
清代：
（38）《后水浒传》、（39）《平山冷燕》（第四才子书）、（40）《玉娇梨传》、（41）《乐田演义》、（42）《锦香亭记》（锦香亭）、（43）《醒风流》、（44）《玉支玑》（双英记）、（45）《画图缘》（花天荷传）、（46）《好逑传》（侠义风月传）、（47）《快心编》（醒世奇观）、（48）《隋唐演义》、（49）《女仙外史》（新大奇书）、（50）《双美缘》（驻春园小史，翻案）、（51）《麟凤韶》（引凤箫）、（52）《红楼梦》、（53）《雪月梅传》、（54）《后红楼梦》、（55）《粉妆楼》、（56）《合锦回文传》、（57）《续红楼梦》、（58）《瑶华传》、（59）《红楼复梦》、（60）《白圭志》、（61）《补红楼梦》、（62）《镜花缘》（第一奇谚）、（63）《红楼梦补》、（64）《绿牡丹》、（65）《忠烈侠义传》、（66）《忠烈小五义传》、（67）《闲谈消夏录》、（68）《十二峰记》。
弹词与鼓词：
（69）《珍珠塔》（九松亭）、（70）《再生缘传》（绣像绘图再生缘）、（71）《梁山伯传》、（72）《千里驹》。①
对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韩国学术界除了就翻译样式、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等进行整体的研究外，还对已被确认的译本小说进行了书志学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其中朴在渊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
六
出版研究的宗旨是对韩国出版之中国古代小说作出版状况考察与书志学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其版本价值与出版文化。
出版明代作品乃是朝鲜时代出版文化的主流。朝鲜王朝时期，韩文虽然已经问世，但汉文依然是官方公文的主导文字，故这一时期韩国所刊中国古籍皆以原本出版为主，还有批注出版、体制变形出版、压缩编辑出版、翻译出版、用途变更出版等方式。朝鲜时期所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约24种：
（1）《列女传》、（2）《新序》、（3）《说苑》、（4）《博物志》、（5）《世说新语》、（6）《酉阳杂俎》、（7）《训世评话》、（8）《太平广记》、（9）《娇红记》、（10）《剪灯新话句解》、（11）《剪灯余话》、（12）《文苑楂橘》、（13）《三国志演义》、（14）《水浒传》、（15）《西游记》、（16）《楚汉传》、（17）《薛仁贵传》、（18）《钟离葫芦》、（19）《花影集》、（20）《效颦集》、（21）《玉壶冰》、（22）《皇明世说新语》、（23）《两山墨谈》、（24）《锦香亭记》。①
在朝鲜时代出版的这24种中国古代小说中，尚未找到原本的仅《列女传》、《博物志》、《娇红记》3种而已。按出版年代分类，明代以前作品约为9种，明代作品约为14种，清代作品为1种。按出版年代看，从15世纪到16世纪末（壬辰倭乱前）出刊的作品为15种，壬辰倭乱以后出刊的作品有10种11部（其中《三国志演义》重复出刊），15-16世纪朝鲜时代出版文化之兴盛可见一斑。出版场所遍布全国，总计18处，其中仅汉阳一地就出刊了9种11部作品之多。
对朝鲜时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做发掘工作，而且还要对已经发掘出来的作品，从书志学的观点进行研究并检讨其出版目的与意义。就出版目的而言，朝鲜前期多是出于对新知识之渴望、风俗教化以及教育学习等目的;与之相反，朝鲜后期出现的坊刻本和以盈利目的之商业性出版占据了出版业的主流。与这种目的不同相对应的情形是：朝鲜前期是以文言小说为主的学术性出版，朝鲜后期则是以通俗小说为主的商业性出版。
七
研究史研究的宗旨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评介韩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绩及成果，编制历代韩国学者的论文与著作目录。这项工作不仅能够历时态地呈现学术发展的进程，还能给后学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韩国学者起步较中日学界为晚，但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群体迅速扩大，颇有欣欣向荣之势。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的韩国各类学会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会是最富于生气的学会之一，一系列优秀成果陆续问世。谨以宽东教授为例，其“在韩国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版本之搜集整理及解题”系列，著作就多达十几种，包括韩文十种，中文两种：
1.《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研究资料总集》（2011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2.《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本整理及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3.《韩国所藏中国古典戏曲（弹词、鼓词）版本和解题》（2012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4.《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5.《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及解题》（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6.《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目录（所藏处别）》（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7.《朝鲜时代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本和翻译本研究》（2013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8.《韩国所藏稀贵本中国文言小说的介绍和研究》（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9.《中国通俗小说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0.《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的韩国传入和受容》（2014年韩国学古房出版）
11.《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12.《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与陈文新等合著，201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姚奠中文艺丛书》共五册，170余万字，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姚奠中讲习文集》，此集体现了姚先生教育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
其一，“博而后专”的通才教育理念
文集中包括论学、序跋、评点、札记、残稿、简史、译稿、诗词、叙记、书信、年表、访谈，凡十二类，100多万字，贯通于中国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于国学研究领域的文、史、哲、艺。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诸子、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真正做到了融会贯通。故周汝昌先生在《姚奠中文艺丛书》的总序中称姚先生为当代“鸿儒”，实非溢美。
姚先生最重视通才教育，认为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方能确定自己的选择，逐渐形成特色和专长。姚先生的讲习之道，注重弟子们的个性、爱好、特长，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爱护学生对研究方向的选择。他在给自己的学生梁归智教授的《石头记探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我们必须有个好学风，那就是在明确的共同总目标下，充分发挥每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主观努力，充分利用每一个问题上可能得到的客观资料和条件，作出自己的新贡献。而绝不为个人的爱憎所左右。”姚先生本人不喜欢《红楼梦》，但对梁归智研究《红楼梦》的选题同样加以支持和指导。试想，如果当年先生否定了梁归智的选题，那还会不会有当今的红学家梁归智呢？
其二，贵“讲”重“习”的知行合一观
贵于讲，是说要讲得精，讲得严谨，讲出新意和创见，并且要讲到恰到好处而后止：“引而不发，跃如也。”重于习，是说讲者也得“习”，即不断地围绕教育的内容进行科研实践，以至于承担科研课题。以讲启习，以习促讲，互动共进，螺旋上升。文集中的“论学篇”，即是姚先生围绕教学进行科研实践的成果。无论是论文、序跋，还是札记、书信，皆有真知灼见。或提出新问题，或解决老问题；或提出新观点，或破除旧结论；或揭示新资料，或否定伪证据。极富原创性。惜墨如金，故篇幅不长；言必有据，故说服力强。博学多识，故能旁征博引；慧眼识珠，常于沙里淘金。如《论治诸子》、《论苏轼知不知音》、关于《诗经》和唐诗的独到解读等文章，均使读者有“焕然冰释”之感。
其三，“五以、五不”的人格养成
1939年，姚先生在安徽泗县柏浦创办了“汉国学讲习班”，并亲自为师生制定了“教条”，即：“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朋党之‘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于华。”姚先生说：“所谓‘教条’，非‘教条主义’之‘教条’，实为教学的培养目标。”“五以”中以“正己”为本；“从义”是说信仰真理，追求正义；“博学”是说识今知古、会通中西；“勇决”是说言必信、行必果，义无返顾；而以“用世”为归宿，即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从正面讲人格的养成。“五不”则是从反面讲要保持人格的尊严和气节：不苛求于人；不阿附朋党势力；避免孤陋寡闻、故步自封；不向邪恶势力妥协；不沉溺于逸享受而丧志。这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将马克思讲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具体化。期间，姚先生与同门柏君在安徽泗县组织抗日游击队，联合志士英雄“重整旧江关”，正是其“五以、五不”主张的光辉实践。
其四，不破不立的育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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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鲁迅,现代主义,复杂性
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是一个大问题，且前人已有大量论述，但是，大多集中在局部研究上，如鲁迅与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与意识流等等，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从宏观上去审视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这对全面理解鲁迅的思想及文学实践是有益的。本文将此问题的基本方面作一梳理，希望有益于对鲁迅文学的进一步把握。我拟从鲁迅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实践两方面进行描述。
一、西方现代哲学对鲁迅哲学思想的影响
当我们从宏观上审视鲁迅与西方时，我们发现，鲁迅的文学视野几乎是和西方思潮同步的。他的眼光一直投射在世界文化思潮的最前沿。鲁迅的文化思想形成是在早年留学日本时期，他弃医从文，开始著述，并大量地翻译外国文学，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其早期的五篇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是探寻他思想轨迹的重要资料。综观鲁迅的思想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其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复杂联系：
第一，鲁迅的“首在立人”，“张个性而尊精神”的主体论思想和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一样是在审视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弊端的背景下形成的。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在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和卢梭的启蒙主义的影响下，天赋人权观念深入人心，理性、科学、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观深入社会历史各个领域。这些观念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追寻的目标，构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社会哲学基础。鲁迅同五四一代人一样承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原则取代“以一意孤临万民”，“驱民纳诸水火”的专制制度具有进步性，但鲁迅又以别人的终点为起点，看到十九世纪文明之偏至，他看到“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人唯客观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一之省。”进而鲁迅认为纠偏的途径就是“张个人”、重主观。因此他极力推崇以施谛纳、基尔凯廓尔、、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新神思宗”。鲁迅抨击以众虐独，灭人之自我的共和体制，主张人必须独具我见，不和众嚣，这深受个人无政府主义先驱施谛纳的“唯一者”思想的影响；而“主我扬己而尊天才”，推崇卓越个人和雄杰，将庸众和天才对立则受尼采和易卜生的影响。鲁迅终其一生坚持对文化精神的看重、坚持对国民性的改造，这是和这种影响分不开的。可以说，“现代哲学先驱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的思考问题的方法：把个人、主观性、自由本质、反叛与选择置于思考的中心，从而鲁迅在他批判思想形成之始，就成为一位真正属于资产阶级世纪的‘批判思想家’。具有现代主义的反现代色彩”。
第二、与他的主体论哲学相联系，伴随鲁迅的孤独感、死亡、罪、绝望等生命体验的危机意识是和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相通的。由于将人的生命意义同中国令人绝望的现实相联系，鲁迅一生都未摆脱人生的孤独感、生与死、希望和绝望、黑暗和虚无的困扰。而悲观主义正是从尼采、基尔凯廓尔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直至萨特、加缪等现代哲人的哲学基调。鲁在1908年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谩》和《默》。安特莱夫对人生之谜、死忘之谜和个体恐怖、孤独、忧郁、厌烦、畏惧的追究深深地吸引了鲁迅，鲁迅对安特莱夫的文学保持了持久的热情，对其评价甚高，称“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和外面表现之差。”安特莱夫的表现范畴与基尔凯廓尔的“孤独个体”的哲学精神是一致的。当然，鲁迅与西方先驱不同的是，鲁的生命体验始终不是抽象的心理现象，而是根植于他对中国社会解放的思考。
二、文学实践中的现代主义
鲁迅的文学实践可分为著述和翻译，这两方面贯穿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是其进行精神启蒙的一体两面。如果说翻译是“盗火”的话，那么创作就是“放火”。我们考查鲁迅的整个文学活动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进入鲁迅视野，它们或者体现出相应的精神联系，或者在文学创作中有所吸收和应用。
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是和鲁迅文学活动联系最紧密的现代主义形态。他翻译的象征主义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安特莱夫的作品外，还有迦尔洵的《四日》，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鲁迅称之为“象征写实的童话”。1924年又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专著《苦闷的象征》，他引用作者的话说此书的主旨是“生命力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凡有一切文艺，古往今来是无不在这样的意义上用着象征主义的表现法的。”1926年鲁迅又翻译了关于苏联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的评著《勃洛克论》，鲁迅对勃洛克的著名象征主义长诗《十二个》给予高度评价。象征主义以宇宙万物和人的心态互为象征，一定的景物对应一定的情绪，文学通过变形、夸张创造另一个世界。西方象征主义的先驱是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对整个现代文学产生广泛影响。
象征主义手法在鲁迅的创作中有大量的体现。《狂人日记》中，他从“狂人”这一形象的心灵中撷取种种状态，把要表达的思想赋予人物主体，从而获得礼教吃人的象征性。而狂人日记受安特莱夫的《红笑》影响，红笑通过战争机器造成的人癫狂，反映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
当然，《狂人日记》对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及迦尔洵的《红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荒唐人的梦》也有一定借鉴。茅盾当年读呐喊时说狂人日记“这奇文中冷峻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另外，长明灯中的“疯子”、“长明灯”、“吹灭长明灯”“放火”等均有一种象征的意味。而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的《药》则更具有象征主义色彩。《野草》则是象征主义的典范之作。它在构思、手法、作品的内涵方面同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极为相似。如“过客”与波氏的“陌生人”都具有孤独、无归宿感等特征。鲁迅对象征主义的引进和借鉴是有选择的，鲁迅早期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但鲁迅并不喜欢其“超人的茫然”。鲁迅推崇的是“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相调和”的广义的象征主义，他赞颂陀斯妥耶夫斯大林基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于人的”，并认为“是最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又说安特莱夫是“消融了内面世界和外面世界的差异，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这些体现了鲁迅对外国文学借鉴的独特视角。
表现主义：
自20年代中期起，鲁迅开始密切关注、认真思考西方表现主义。据严家炎先生的考证，鲁迅大量接触表现主义是从1924年在北大讲授《苦闷的象征》时，此书中厨川应用弗罗伊德和克罗齐的学说，强调艺术是表现，“德国的称为表现主义的那主义，要之就在于以文艺作品不仅是从外界受来的印象的再现，乃是将蓄在作家的内心的东西，向外面表现出去。”另外，1924年以后，他大量购入表现主义的书，涉及文学理论、戏曲、雕刻、图案、农民画等，同时他还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关于表现主义的一大批文章（分别收在《壁下译丛》和《译丛补》中）。而鲁十分喜爱的版画家珂勒惠支正是表现主义画家。鲁迅如此多地关注表现主义表明他有所思考和批判：他看重表现派与时代的联系，还有它崇主观、重心灵，以及夸张变形、荒诞怪异、自由灵活的手法。而且这引起他创作思想的变化，强调文艺要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制造“间离效果”。他在回答郁达夫关于写第三人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易使读者产生不真实的想法时说：“一般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于以假为真。”鲁迅利用古今杂揉的方法来制造“间离效果”以扩充艺术的自由度和表现能力。这和表现主义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而且，鲁迅这位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写小说的时间只有7年，而后期的故事新编和杂文的创作虽体裁不同但均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相当自由，没有“常规”形式的束缚。鲁迅大量借用表现主义不能说和他要摆脱有限形式的束缚、自由表达心灵的意愿没有相通之处。严家炎先生正是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故事新编》的，并称《故》是表现主义的产物。他归结为三个特点：首先，《故》在神话、传说及史实演义中引进某种现代内容和细节，制造反差的滑稽和间离效果。其次，情节内容的荒诞性。如《起死》《铸剑》。最后，借古代的故事将作者特定的情感、心境、意趣、加以外化和折射。《补天》宣泄五四落潮期的苦闷寂寞；《奔月》抒被青年利用的悲愤；《理水》寄托对实干家的期待和对一些文人憎恶。等等。鲁迅把英雄、神、写成平常人，“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其后来的小说更重“意”的贯注和表达，这和其借重表现主义文学是分不开的。
佛罗伊德主义：
弗罗伊德主义是鲁迅较早接触的现代思潮。有一个著名的细节是他在《故事新编》序言里明确说《补天》“取自弗罗特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鲁迅接受弗罗伊德主义主要是通过厨川的著作了解的，而厨川的理论又掺杂了柏格森的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受文明社会压抑的生命力，鲁迅通过中介了解的并不全面（比如厨川象许多人一样误认为弗罗伊德将一切都归为性），所以鲁迅“将弗罗伊德学说中在下意识领域里的‘利比多’去掉了它的性和爱的成分，而变成一种带有个人主义意味的自求解放的生命力，把它作为文艺的起源。然后又借用弗氏的梦的理论，将之变成一种文学意象，成为‘广义的象征主义’”。因而李欧梵先生认为《补天》运用弗罗伊德的理论并不成功，“否则他可以从弗氏学说灵感中蕴育出一个真正了不起的《故》-------他可以大胆地把女娲的故事写成一个中国式的神话。”所以，虽然鲁迅宣称《补天》是按弗氏理论创作的，但我们应以更客观的更复杂的眼光去看待。
虽然，鲁迅对弗氏的理论的理解并不正宗（其实这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特点之所在），但是弗罗伊德主义给整个20世纪文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其心理分析、潜意识、梦的理论也必然为鲁迅关注。在鲁迅小说中的许多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如《肥皂》《高老夫子》里的性心理的刻画，《狂人日记》里的心理意识流，《白光》中陈士诚的幻觉、臆念的描写等。
《野草》《呐喊》《彷徨》与存在主义：
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从基尔凯廓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加缪等，他们虽然在许多方面相异，但至少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把个人面临复杂的世界时的感性、情绪、体验置于中心，从主观方面找到人的自由的活动以及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和原则。
二是在生命的非理性思考过程中，孤独、寂寞、惶惑、苦闷、死亡、焦虑、绝望等不仅作为生命的伴随，而且构成生命过程本身。
试观《野草》，可以看到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相似性。《野草》中处处充满悖论式的命题：“影”彷徨于无地的无归宿感；人被抛入毫无意义或荒诞的存在之中的荒谬感；“过客”不知道自己是谁，从何来，往何处去，只有“走”；走向坟墓的死亡观，死亡证明了生命的存在：“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在凛冽的天空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野草》中充满希望与绝望，生和死，幻与真，悲与喜，惶恐------鲁迅深刻的绝望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状况的认识，也来自于他对自我与自身否定对象的无法割断的联系的惊人洞见。而在《呐喊》、《彷徨》小说中，“荒原意象”正体现了孤独者对孤独的深切体验。狂人之于他生存的世界，疯子之于吉光屯，连殳之于村人、族人，当觉醒者体会愚昧的“庸众”和“吃人”的残酷时，他们内心深处必然弥漫着一种不可抑制的身处荒原的旷野之感。《孤独者》两次出现受伤的狼“当深夜中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描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孤独正是来自于个体意识的觉醒。由爱生恨，终至复仇，以至于“鉴赏路人的干枯”，“无血的杀戮”。凡此种种，我们仿佛看到了存在主义作家如卡夫卡、加缪笔下的那个荒诞、变形和虚无的世界。其实鲁迅的这种“存在哲学”的意义在于：感到传统、民族、自我负荷着难以宽恕的罪恶，因而以一种绝望的近乎赎罪的态度进行绝望的抗战。“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表达的种种情绪是‘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传统和现代）的历史中间物的人生体验。”
限于篇幅，以上只是从宏观上勾勒了鲁迅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许多问题均未充分展开。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以上将现代主义思潮分开来论述只是为了理清条理，而不能将鲁迅的文学活动和现代主义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鲁迅的创作活动本身是一个立体的复杂的整体。我们同时要注意到鲁迅思想的流变，尤其是后期接受以后他思想中的“变”与“常”。另外，也不能看成鲁迅对现代主义是机械的直接移植，而忽略其中国化特色。我们要充分注意到鲁迅对现代西方现代哲学的吸收的历史基点是“民族自新”和“建立人国”。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看到一个单面的鲁迅。
将眼光从鲁迅身上拉远，从整个20世纪文学来审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我认为在中国很难找到真正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渗透和改造，从而形成广义上的现代主义。五四时期，除了鲁迅外，前期创造社如郭沫若、郁达夫也自觉借鉴现代主义文学；30年代以施蜇存、刘呐欧、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是第一个自觉的现代主义流派。建国后革命现实主义定于一尊，现代主义成了唯恐避之不及之物。直到80年代初，王蒙、高行健等作家才开始尝试现代主义手法，终于在80年代中后期形成颇有声势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先锋文学派”，可谓是现代主义的二次登陆。但回首百年文学历程，鲁迅对现代主义的译介、借鉴和应用显得是那么突出和深刻——这是耐人寻味的。
注释：
[1]鲁迅：《文化偏至论》
[2]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3]《鲁迅全集》第10卷
[4]鲁迅译《苦闷的象征》
[5]沈雁冰：《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
[6]本节参考了严家炎《鲁迅与表现主义》一文，见《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7]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8]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46页
[9]同上：第249页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关键词： 龙舟运动 研究 评述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查阅中国期刊网数据库（1979―2010）、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1994―2010）、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等，检索到直接或间接研究龙舟运动的论文60余篇。
2.目前龙舟研究情况
2.1有关龙舟运动的起源研究。
目前，对于我国龙舟起源的研究，民间和学术界的意见各异。杨罗生[1]指出龙舟竞渡起源于先民的生产、生活，具有祭祀、纪念等功能。倪依克[2]认为龙舟竞渡起源说主要有三种，即龙图腾崇拜、纪念屈原和对繁荣昌盛的祝福。姚正曙[3]认为龙舟竞渡活动的起源隐含在我国古代先民崇龙祭龙模仿龙、驱旱求雨或止雨祈晴、祈求丰收增产、祓邪厌胜、祈子求嗣等5种仪式中。这些仪式是与先民特定的生产、生活、信仰和习俗密切关联的。张玲玲[4]认为龙舟竞渡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一项民间娱乐活动，有很强的地域性、群众性、竞技性和民俗信仰。潘年英[5]认为赛龙舟是我国南方民族普遍奉行的一种文化习俗。其起源甚早，大约可追溯至春秋以前。当时龙舟竞赛活动主要在吴越文化圈内，后来逐渐扩展到荆楚地界，最后扩大到东南亚各国。近代以来，英美等国亦仿效我国人民的做法，举办龙舟竞赛活动。万建中[6]认为中国龙司雨主旱涝，古代中国人把龙看做雨神、水神，因而与农业关系密切，又为农业神，博得家耕民族的信奉。作为水上载体的“舟”，原本是先民用于生产劳动和战争需用的工具。龙与舟的结合是人们在生产中为了求龙神灵保佑形成的，最终博得农耕民族的信奉。
这些研究成果表明龙舟运动起源的多样性，突出我国龙舟运动的民族性、延续性、观赏及娱乐性，反映古代劳动人民对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赋予龙舟运动不同的含义，彰显我国龙舟运动的民族性延续性、娱乐性和观赏性。
2.2有关龙舟运动的发展现状研究。
对于龙舟运动的发展现状研究，各学者主要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考察访谈等方法，从各个地方出发，研究各地方的龙舟发展现状，如当时龙舟运动的组织问题、人员参与问题和经费问题等，提出我国端午龙舟竞渡发展策略。
伍广津[7]研究对高校开展龙舟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中国高校龙舟运动水平发展较快，中国南方高校龙舟运动发展水平与传统强省发展水平不协调等结论。毛煜、柳慧玲[8]研究认为，安康龙舟竞渡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应重新认识其传统文化价值的内涵，走品牌发展战略之路；继承与创新并举；竞技化、国际化是其发展的必然选择；开发其社会与经济价值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郑文海、杨建设[9]认为我国龙舟竞渡发展应制定科学严密的竞赛规则；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举办系列比赛；加大向学校推进力度；各地建立龙舟博馆，保护民间龙舟文化，从而为我国民间体育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孔繁敏[10]龙舟竞渡与现代赛艇是中国与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水上体育项目，两者比赛形式十分相似，皆起源于古代人类的渔猎、运输、商贸或战争等实践活动，在伦理与科技、娱乐与竞争、内向与外向等方面各有侧重。在全球化背景下，两者既要加强交流与融合，又要各行其道、并行不悖，呈现多元并存、精彩纷呈的世界体育文化。这些研究总结出龙舟竞渡是各地均有的节俗。关于龙舟的形制、竞渡时间与配套活动等，各地都各自的特色，初步探讨龙舟运动的发展模式，提出发展龙舟的重要意义。
2.3有关龙舟运动的社会文化学及内涵研究。
关于龙舟运动的文化及内涵，学者们主要把龙舟运动与端午节联系起来研究其文化内涵，或者从图腾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研究龙舟文化，还有就是与现代竞技相结合。
刘靖南、许博[11]认为，龙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进入现代社会，必然会融入现代体育文化的氛围，使传统民族文体活动具有现代竞技体育与健身的内涵。方桢、杨津津[12]认为汉族龙舟竞渡从祭龙神转为对英雄人物的纪念，成为端午节的民俗活动；苗族、傣族龙舟竞渡受汉族龙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祭龙祈年，各自成为龙舟节、泼水节的活动内容。由于汉、苗、傣族龙舟文化在现代社会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体现出特殊的社会文化价值。倪依克、孙慧[13]对中国龙舟文化的产生基础、流传与演变过程进行了初步历史考证。龙舟竞渡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民族的精神风貌，积淀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审美情趣，浓缩着难以割舍的乡土情思，所有这些都以弘扬爱国精神为主线。无论龙舟文化如何发展，都始终保持鲜明的民族品格，纪念屈原并使之成为组织社会生活凝聚力的特点。由于龙舟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独特的多层次功能和为经济建设服务带来的综合效益，当代，龙舟文化的内涵及覆盖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与拓展。黎细凤、王洪宇[14]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中国古老文化的漫长历史中，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和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以龙为主体的活动。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最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以其久远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世人所知。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俗体育活动，它已超出了体育范畴，成为华夏民族一种内在的、文化的、精神的内聚力量。江立中[15]认为龙舟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形态，源远流长，历代壮其流，莫可穷其源。龙舟竞渡从原始萌生，形成传统，划入现代。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价值取向的视角看，龙舟文化可以描绘成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原始萌生阶段的民俗文化――两晋以前。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精英文化――南北朝至本世纪七十年代。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商品文化――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霍丽明[16]认为龙舟竞渡在我国历时几千年而延续不断，并在古代已经传向了邻近各国。如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龙舟竞渡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向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龙舟竞渡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赞赏，主要是因为它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3.我国龙舟运动研究存在的问题
3.1基础理论不成熟。
龙舟运动的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目前，有关龙舟运动的起源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于龙舟运动的系统研究著作屈指可数。
3.2应用性研究不够。
对龙舟运动的研究，多以对它的起源、文化内涵等为重点。当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龙舟运动的功能已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具备了多重社会功能和史实价值。因此，如何处理好龙舟运动与市场化，龙舟运动与全民健身，龙舟运动与法律法规，龙舟运动如何在学校中开展得更合理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3.3个案研究事实陈述多，深入求证少。
近年来，个案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我们能看到它正逐年有所增长。在有限的个案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学者普遍局限于个案描述，缺少从个案引申出发的论证过程，或对个案实践鲜有深入的理论分析，探索其一般规律。二是全文大部分是引进别人的东西，难觅自己的真知灼见。
参考文献：
[1]杨罗生.驾起承载雅俗文化的龙舟――论龙舟竞渡的起源及其文化意义[J].体育文化导刊，2005（05）27-30.
[2]倪依克.中国龙舟运动发展的文化研究综述[J].云梦学刊，2001：56-58.
[3]姚正曙，等.龙舟竞渡的起源探析[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06）：36-38.
[4]张玲玲.龙舟比赛与龙舟文化[J].山西师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3（04）：22-24.
[5]潘年英.赛龙舟习俗的原始意义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92（02）：26-28.
[6]万建中.龙舟竞渡活动的历史渊源[J].体育文史，1995（03）：56-59.
[7]伍广津.高校龙舟竞技运动发展趋势探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03）：98-101.
[8]毛煜，柳慧玲.安康龙舟竞渡的起源、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02）：85-87.
[9]郑文海，杨建设.我国端午龙舟竞渡与体育比赛结合现状及策略――兼论传统龙舟竞渡与现代竞技龙舟运动的发展[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7（05）：98-101.
[10]孔繁敏.从龙舟赛艇发展看中西体育文化差异[J].体育文化，2008（05）：85-87.
[11]刘靖南，许博.面向21世纪的龙舟竞技运动[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04）：63-65.
[12]方桢，杨津津.比较我国汉、苗、傣族龙舟竞渡文化之异同[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01）：73-76.
[13]倪依克，孙慧.中国龙舟文化的社会品格[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8（03）：16-20.
[14]黎细凤，王洪宇.龙舟竞渡的文化内涵[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1）：78-79.
关键词: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回顾;思考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话本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它们同生共长,彼此依托;而且早期的艺人和“书会才人”对戏曲和小说同时染指,这不可避免地有题材的相互沿袭、手法技巧交叉使用的现象。虽然后来二者分踪发展,但它们在题材方面、叙述体制方面的相互关联仍很明显。对此现象的关注和探索伴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故事题材的相互袭用;二是小说与戏曲间概念不清,如视《西厢记》为“曲本小说”,是小说中的韵文一类[1](P308)( 老伯《曲本小说与白话小说之宜于普通社会》),而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兼及小说和戏曲。前人有关二者关系的疑问或论定多基于此,如明人胡应麟就疑惑:
“传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仪谓唐为传奇,宋为戏诨,元为杂剧,非也。唐所谓“传奇”,自是小说书名,裴鉶所撰,……然中绝无歌曲乐府,若今所谓戏剧者,何得以“传奇”为唐名?[2]( 卷41《庄岳委谈》卷下)
明人称长篇南曲戏文为“传奇”,那么,这种戏曲形式何得以唐人小说书名作为文体称谓?这一疑惑也曾萦绕在王国维的脑中。他在《录曲余谈》中谈到元人陶宗仪所言“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时,案曰:“九成此说误也。唐之传奇非戏曲……”[3](P222)他们俱对陶宗仪的这一列举线索持有异议。伴随着这些思索与议论,也就开始了对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关注和考察。
早在元代就有人对杂剧开始镜考源流,追索根本,元末夏庭芝、陶宗仪即有言:
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谐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金则院本、杂剧合而为一。至我朝乃分院本、杂剧而为二。[4](夏庭芝《青楼集志》)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笔者案:此指唐人小说)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笔者案:指元杂剧)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5](卷27“杂剧曲名”条)
这一排列是基于故事题材为线索的追溯: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院本、元之杂剧一脉相承。然而,“传奇作而戏曲继”,则已包含了对此一脉线索内在联系纽带——叙述性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认同点上,刘师培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戏曲的源渊:
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近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远源也。[6](P132)
刘师培以叙述性和诗韵为基点认为传奇小说和叙事乐府两种文体分别是戏曲的近源和远源,故称之为“曲剧”。当然,相对于刘师培,古人对这一点可能未形成自觉意识,把唐传奇小说认定为元杂剧的渊源还是在故事题材的袭用关系和小说、戏曲概念不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结论,可无论如何这是对小说与戏曲关系所关注的最初视点。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人们循着这一视点向前走去,同时也开掘出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新思路,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梳理了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沿袭关系。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间在故事题材方面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综合说来,二者间的这种交流关系呈不平衡的状态,戏曲对小说故事题材的依赖相对要大一些。从戏曲的取材情况看,很少是专为戏曲这一体制联系到舞台表演而独出心载,多为取用现成的故事(其中小说故事占不小的比重),甚至同一故事被多种戏曲作品反复敷演,如相如、文君故事。于是学者们在叙录戏曲时多要理清其故事题材的源流,力求明其本源,识其流变。在此方面用力较大者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邵曾琪的《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等着作,其中多有小说、戏曲间故事题材的承袭情况。这些基础性的资料梳理,为探析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准备。
(二)考索同一或同类故事题材在小说和戏曲间的流变轨迹,并予以美学或文化的分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等人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考察,形成了不小的学术潮流,吸引了大批学者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也带动了一些学者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如张寿林的《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赵景深《董永故事的演变》等(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在梳理一个故事在小说、戏曲间辗转流变情况的基础上,进而考察其间的承继与变异因素及其社会印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促进了这一方法的传播。后来如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么书仪《元剧与唐传奇中的爱情作品特征比较》(《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是这一方法的有效应用,它至今仍是一个很好的考察视点。
(三)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形式体制和创作手法方面的相互影响、交流关系,及其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王国维指出了宋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有“资戏剧之发达者”[7](P36);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辟专节(第三章第三节)论述“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对戏曲的影响关系,涉及到“说话”伎艺的语言艺术、以口演述故事的表演形式、首尾体制、以骈俪文字描绘景物或人物的手法等对戏曲的影响。而朱恒夫《早期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戏曲质素》(《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刘永良《中国古典戏曲与<红楼梦>人物刻画》(《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4期)、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努力在小说创作中发掘出戏曲影响的痕迹,以及这些戏曲质素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主旨表达上的功能。
(四)探索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艺术特性。郭英德的《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以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小说与戏曲所共有的叙事因素(《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 ;董乃斌的《戏剧性:观照唐代小说诗歌与戏曲关系的一个视角》阐述了唐代小说和戏曲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过程,从中揭示出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 ;刘汉光的《小说、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则把寓言性作为小说与戏曲文学的核心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钟明奇《明清小说、戏曲传“奇”二题》论述了明清小说、戏曲的传“奇”特色(《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这些学者都能立足于小说与戏曲的关系,努力探析二者内在的关联之处、艺术共性。
(五)钩沉、梳理古代小说中的戏曲资料。古代小说中关于戏曲的描写,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戏曲活动的忠实记录,在戏曲资料大量湮没的情况下,这些记录描写弥足珍贵。学者们对《水浒传》、《金瓶梅词话》、《欢喜冤家》、《红楼梦》等小说中戏曲剧种、声腔、剧目、曲文、演出等方面的梳理、检索,为戏曲研究提供不少可贵的文献支持,如徐扶明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刘辉的《论小说史即活的戏曲史》(《戏剧艺术》1988年第1期)等。
以上即是前辈时贤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所开启的视点,许多问题还处于点到即止、提而不论的程度(相对而言,对一、二、五视点的探索较为丰富),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廓清。
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详加研究的课题,这一点已渐为学界所注意。但对于其研究,意念多于实绩,很多问题语焉不详,许多论述还是重复前人的思路,或简单地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缺乏系统性、开创性,这种状态急待突破,以推进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步伐。在此,笔者不避浅陋,妄陈几点想法。
二、思考之一:关系研究的起点
前辈时贤多把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存在作为研究二者关系的逻辑前提,立足于元明清三代成熟的小说和戏曲形式以求其异同点,而较少涉及二者早期形态的关系发生情况。这使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因缺少早期形态的考察而失去历时的参照,那些对故事题材上交流借鉴的表面梳理、形式体制上的简单比较应嫌肤浅。因此,有关二者关系的研究应突破目前只关注二者成熟形态的比较研究,注意加强二者密切关系的发生研究,这涉及到发生的条件及其表现。理想的状态是能还原二者发生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是相当困难的,况且关于它们的资料十分有限。我们只能以零碎的资料和沉淀于作品文本中的信息予以考察(因篇幅所限,一些问题未能展开讨论)。
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首先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共同生存的文化环境,一是二者互相缺少的素质。唐时佛家的斋会上有伶伦百戏、“市人小说”(属于杂戏的一种)[8];宋时的瓦舍勾栏是各种伎艺会集的场所,这为小说、戏曲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的环境因素。而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差异则成为最初相互交流、借鉴的动机,它们从对方借鉴自己缺少的素质以丰富、发展自己,如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故事性较差,在这方面“说话”伎艺的故事对其发展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这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互相借鉴、各取所需的交流状态为二者的关系研究提供了诠释的语境和论据,而具体历史范畴内二者的交流关系,又成为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重要依据和对象。
我们从二者具体的交流中找出共有的素质或特征,又从二者相互的影响中发现一系列的差异。找出这些异同现象,并不是关系研究的目的,关键要在这些现象背后发现某种必然的理由,进而在这些异同点上勾画出二者关系发生的轨迹。具体的思路是,综合二者早期形态表现出的共有的素质或特性,考察它们关系发生的轨迹,进而以此为出发点,理解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由。如此,二者在发展初期的交流过程中经碰撞而形成的共性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研究的起点。
(一)叙述性的结构形态
中国戏曲虽然有较强的抒情性,但仍是以叙述性作为其情节结构基础的。这一点若以西方的戏剧作为比较面加以观照则更为显见。杨绛比较了亚里士多德和李渔关于戏剧结构的理论,指出:“我国传统戏剧的结构,不符合亚里斯多德所谓戏剧的结构,而接近于他所谓史诗的结构。”[9](《李渔论戏剧结构》)亚里士多德一再从文本上强调戏剧与史诗的文类区分,而区分的尺度就是叙述与展示。周宁从话语模式角度考察中西戏剧,认为中国戏曲始终综合叙述和对话两种因素,以叙述为主导性话语,中西戏剧在话语体制上的重大差异就是“代言性叙述”和“戏剧性对话”的差异[10]。
戏曲表现出的叙述性素质,与敦煌话本、宋元话本的影响、促进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中国戏曲在发展的早期故事性很差,而变文、“说话”在叙事方面则已十分成熟。在的过程中,这一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它们对戏曲的影响成为必然。如宋代的话本小说故事就对宋杂剧能走向成熟的戏曲形式起到了显着的推动作用,对此,王国维即指出:“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7](P35)但是,宋杂剧所接受、取用的话本小说故事已不是生活形态的素材,而是具有一定的叙述形式,那么,它们在接受话本小说的故事题材时,这种叙述体制就必然潜相地影响或内化于其叙述体制中。所以,后来成熟的戏曲才会表现出与话本小说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态、话语形态,而不只是话本小说的故事促进宋杂剧“变为演事实之戏剧”。
正因为叙述性的结构模式,才有情节结构上的幅度广而密度松,才有时空的自由操作(时间的长短,空间的变换,只凭故事需要,并没有规定的限度)。因为叙述性话语模式,演员可以直接与观众接触、交流,他们的话语可以面向观众表达,剧中许多信息也不必在人物的戏剧性对话间展示,等等。也正因为这些,“我国的传统戏剧可称为‘小说式的戏剧’”[9](《李渔论戏剧结构》)。
(二)散韵 (说唱)结合的表达方式
说唱结合是一种表演体式,反映到文本上,“说”的部分为散文形式;“唱”的部分为韵文形式。考察这一表达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韵散组合的整体格局;组合这一格局的各个部分(散文和韵文)。
唐宋时的戏曲早期形态虽或有说唱结合的格局,但未能形成文体标志和有力的叙述功能。唐参军戏以科白戏弄为主,宋杂剧以滑稽调笑为主,金院本以做作念白为主。而在唐变文中,韵散结合的格局已明显地成为其文体标志(参见张鸿勋《变文》,见颜廷亮编《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其表演形态的“转变”是说唱结合,并且能以这种形态细腻叙事。它直接孕育了后来的许多说唱伎艺,如宝卷、诸宫调、弹词、鼓子词等,其韵散结合的形态无出变文之外,而且有的已明标唱、白,如《张协状元》第一出中那段诸宫调演唱、元杂剧《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的“货郎儿”演唱即如此。若不论戏曲的角色扮演,其韵散的格局与变文无异。
宋元话本也表现出成熟的韵散(说唱)结合形态。南宋罗烨所编《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描述当时的“说话”:“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曲”是供唱的,参以宋话本,如《刎颈鸳鸯会》(见《清平山堂话本》),可知,“说话”是一门说与唱并重的伎艺,“说话人演出时,是讲说、歌唱和朗诵并用的”[11]( P576)。
戏曲的曲文唱辞有较重的抒情性,但不能否认它也有明显的叙述性。考察元杂剧的曲辞,就有明显的叙述功能,它可以叙述人物的动作、品格、面貌;叙述不便于在舞台上表现的场面、动作(如探子报告战况);向剧中其他人物叙述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等。若考察戏曲曲辞的功能构成和渊源,诗词的抒情传统当然是重要的一脉,但也要看到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对戏曲曲辞叙述功能的锻炼和促进。唐变文中的韵文就表现出成熟的叙述功能,它已能加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进程,成为情节发展的一部分,起着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如《李陵变文》中就以韵文叙述了李陵请降、单于纳降、李陵封王的情节。韵文的叙述功能在后来的诸宫调、鼓子词等说唱文学中更是得到发扬,如《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北宋赵令畤)、《董西厢》、《刘知远诸宫调》等。
绾结言之,中国白话小说和戏曲的早期形态共同享有着说唱结合表述方式,显示着二者的密切联系;而它们所具有的这一说唱伎艺传统也显示着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及其初始状态。
(三)口传形式的传播手段
话本小说最初的存在形态是“说话”伎艺的一种,是以口传方式滚动于“说话”艺人口唇间的。我们无法重建当时的口传活动现场,但可以说,“说话”这一口传活动存在的基本条件一要有说书人的讲述,二要有听众的参与。
话本小说的传播就是要通过说书人面向听众的演述来实现,所以听众的存在是基础,也是说书人演述活动的出发点,因此,他在演述过程中必然会注重听众的接受趣味、能力和效果。首先,为适应听众的审美趣味,讲述一些切合民众趣味的、具有传奇性的故事。这也是它在当时能让民众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的现场性,不容许听众的细品,而且“看官”也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下层民众,于是讲述人的讲述多注重情节的曲折,线索的清晰,必要时还要跳出所讲述的故事虚构域对一些疑惑点作出解释,以让听众轻松地获得故事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费力地从人物、情节间的话语、行动中去构建故事,作出价值判断。再者,“说话”伎艺这一口传活动与其说是记忆的复现,不如说是说书人在同参与的听众一起进行表演的一个过程。说书人特别重视现场感,注重场上的气氛,注重与听众的交流,以拉近听众的距离,如跳出故事情境面向“看官”解说、评论,以此引导其情感参与和价值判断。
说书人的这些口传活动的特征都不同程度在沉淀在话本小说的文本中,可称之为“说书体”,即指“说话”活动中说书人以第三人称视角面向“看官”的叙述特色——叙述人称上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上是全知视角;叙述口气上是面向“看官”。这种“说书体”大量遗存于戏曲中,如元杂剧《柳毅传书》第二折那段电母对二龙争斗的讲述,《货郎旦》第四折张三姑那段说唱“货郎儿”,更多的如“探子式”报告军情战况的演述,都表现出明显的“说书体”特征。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所共有的特性和素质的简要描述,可以看出二者早期形态所具有的说唱伎艺的特性,我们也由此勾画出二者关系的发生轨迹:
惟其需要故事的发展,不得不借重于话本的力量;惟其需要加入唱词以增强美听的价值,不得不借重于其他的讲唱伎艺;而讲唱伎艺之于话本,往往如血肉之不可分离。故南戏和北曲杂剧的成立,主要即是宋金杂剧院本和讲唱伎艺的相互结合。[12](P72)
我们研究小说与戏曲的关系,是不能脱离或无视这些说唱伎艺传统的,这些传统是小说与戏曲关系发生、表现的最初形态,它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早期形态的参照。
三、思考之二:关系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关系的发生探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起点。这一起点提醒我们,二者关系研究并不等于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放在一起进行各种枝杈部分的对照比附,也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单纯盘旋于二者间的亲缘关系;而应充分注意到,我们探讨的是两种已具有独立特性的文体,对其共性的探讨只是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起点,我们更需要的是要考察二者发生关系之后又在哪些共性基础上分化,在何种因素的促进下发展,逐渐形成其个性,从而文体独立的。或者说,二者的关系为它们的文体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或不利因素,而不是堆积、罗列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异同现象材料。
所以说,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开拓小说、戏曲研究的视界,为具体的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察点,从而使二者的关系研究具有文体学探讨的意义,而不是作表面化的比较。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无论立足于小说角度还是立足于戏曲角度所进行的二者比较观照,都是进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们各自为显示出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理解对方的个性提供了参照系统。比如把对戏曲发展史的考察纳入这一参照系中,“只要看到宋杂剧与话本的联系,则宋元以来戏剧的发展事(除声乐外)自可大体求得解决”[12](P74)。这一联系首先会使我们注意到二者的共性,但目的却是要在宋杂剧与话本的关系参照系中去观察宋元以来戏曲的个性发展状况,即通过二者的共性找出话本对戏曲的影响痕迹,并在共性的基础上分离出二者的一系列差异,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探寻宋元以来戏曲对二者共性的背离和文体发展。在这一探寻过程中所做的一切研究尝试、认识及解释,都是以二者关系作为参照系的,如对元杂剧“一人主唱”功能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一人主唱”(一个脚色主唱)的体制有利于主唱人物的形象塑造。道理上,这主唱人(剧中主唱的人物)处于杂剧演述的中心,全剧只有他一人能充分地抒发感情,展示心灵,表达其对周围人事的观点,而其他人物则无此机会,则主唱人应为故事的主人公,应是杂剧着力塑造的人物。但许多杂剧却并非如此,《争报恩三虎下山》应着意的人物是杨雄、燕青和鲁智深,可主唱人却是李千娇;《千里独行》的主人公应是关羽,可主唱人却是甘夫人,其它如《隔江斗智》的主唱人非诸葛亮或周瑜、《薛仁贵衣锦还乡》非薛仁贵、《哭存孝》非李存孝、《陈季卿悟道竹叶舟》非陈季卿,等等。另外,元杂剧中还出现了许多“探子”式人物作为主唱人,出场就是为了报告在剧中无法表现的场面,如《单鞭夺槊》第四折的探子,《存孝打虎》第四折的探子,《柳毅传书》第二折的电母,《火烧介子推》第四折的樵夫,《哭存孝》第三折的莽古歹等,这类主唱人的出现只是为了完成对难以在舞台表现的场面或事件的叙述交代,是一个功能性的人物(叙述的工具)。这类主唱人的出现不是以塑造性格为旨归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叙述杂剧故事。所以说,元杂剧”一人主唱”的体制不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而设定的。这种“一人主唱”体制下的主唱人物设置,是早已成熟的话本小说、诸宫调等说书人叙事向戏曲形态转化时所必然出现的文体特征,其区别一是纯粹性叙述,一是代言性叙述。
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戏曲以观照小说,从而与小说本体拉开一定的观察、理解距离,通过对方的映照审视小说,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从而拓展对小说的研究层次。就在这一研究视点下,我们通过对二者关系的研究,来增进对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传统的理解,即通过理解对方来理解自己,又通过理解自己来理解对方,在交流和比较的观察视界中考察二者的性质和关系,以充分理解、认识小说发展史和戏曲发展史的内在逻辑。我想这是我们对二者关系研究的最终目的。
总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视点,为我们研究小说和戏曲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从而有助于推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二者关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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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全球农业资本化、公司化的背景下，不仅有全球农业资本进入中国，也有这么一批外国人，通过他们的“下乡”实践，表现出他们对中国土壤退化、农业生产潜力、有机种植等方面的强烈关注。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的关注中，看到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新生机。
有机农场梦
当中国很多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时，GregLepkoff这个来自纽约的24岁小伙子却向往在中国的乡村，做一名“中国农夫”。
“中国的农业并不是很发达，也许比美国落后30年，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大的商业机会，你知道，中国正在发展有机农业。”已经研究了中国农业两年的Greg把在中国发展有机农业当成一种商机。
Greg，在大学的专业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毕业的研究课题是中国的现代农业，2008年新中提出的“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更坚定了他在中国寻找农业商机的信心。
Greq的终极梦想是在中国建立大型的有机农场，他希望他的农场充满了美国有机农场式的愉悦：“我想让农场成为一个有趣、有活力的地方，我希望那是一个人们可以在一起聚会的地方，就是人们聚在农场中喝酒、吃饭、侃大山。”
为了更具象地了解中国农业，实现他的农场梦，他和他的瑞典伙伴再加上请来的两名中国翻译，从2009年的春天开始了一场为期9周的自驾游――从北京启程，一路经过石家庄、成都、宜宾、昆明、长沙、南昌、郑州、台州等30多个乡村的“下乡”体验。
没有更具体的规划，有点走到哪里算哪里，甚至他们也不认识任何中国农民，每到一处，便乐呵呵地跟当地人打招呼，套近乎地问着“你认识农民吗？”或者直接开车到地头上，看到劳作的农民就上前问好“你好，怎么样？”更直接的方式，甚至是直接叩开县政府直至省政府的大门，了解当地的作物种植、农业补贴情况。
就是用这种有点“愣”的方式，Greg和他的朋友以研究中国农业种植为目的，转了一遭，满足了他对中国农业的基本认知：中国大部分农民的传统农业栽培方式符合有机生产原则，有机农业可以改善使用农药后大面积的土壤退化问题，地域辽阔又带来开发有机产品的潜力，个别地区实际上的有机种植，都让Greg看到在中国发展有机农业的潜力。
事实上，他正在迈出他的农场梦的第一步――建立一家售卖有机肥料的农业公司。今年夏天，他打算和他的另外两个对中国农业感兴趣的伙伴，正式注册他们的农业公司――中文名就叫莆田公社，“莆田”之名来自《诗经》。
向中国的有机农业公司售卖蝙蝠粪便肥和液态鱼肥将是他们在中国农业事业的开始，他想把这些在美国广泛应用的有机肥推荐到中国，从而改善中国的土壤。“因为用了太多的农药，中国的土壤质量很差，中国的土地中大约1%的成分是有机营养，而美国的土壤拥有3%的有机营养，中国的确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除了了解中国的土壤问题，Greg还意识到中国和美国进行有机农业的不同之处：跟美国几个农民就可以做一个有机农场不同，在中国有机农场往往为贸易公司所有。“中国的农民做有机种植比较难，有机认证本身门槛就很高，对农民来说投资的成本很高。而山东、东北、广东的有机农场将80%的有机食品出口到国外。”Greg如此解读中国目前的有机种植和市场销售。
Greg的有机农场梦刚刚启程，实际上，Greg的经历是一批外国人在中国发掘有机种植商机的缩影。不得不说，2008年新中提出的“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让一批关心中国农业的外国人拥有了在中国发展有机农场的机会。甚至有在中国做政策研究的外国人在网络上撰写评论文章《为什么是一次技术机会》，他提出，中国面临的水资源短缺、温室大棚的需求、土壤的破坏，都给他们提供了可以用美国的技术和经验来介入的机会和空间，从而来改进中国的农业问题。
发现“非主流”
如果说进行着“商业实践”的Greg代表着外国人对中国有机农业的技术介入，那么进行着“研究实践”的Justin Miller则代表了外国人对中国新型农村发展模式的学术旁观。
比起Greq激情澎湃的中国有机农场梦，美国人类学博士Justin则理智又谨慎地进行着他对中国的“非主流”农村发展的研究。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避免大规模的农民失地问题，这是中国的一个优点，但是全球资本主义主流发展道路中农业和食品的市场变化、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很多人意识到主流的发展道路有问题，他们试图寻找一些新的路径。”Justin如此解释“非主流”农村发展的视角。
从小就对农业和农村问题感兴趣的Justin，把他的博士论文的关键词定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国乡村的变化、社会运动与发展”，他试图探索和更好地理解大工业背景下的中国的“非主流”农村发展项目的效果。
Justin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在美国曾经参加过反对资本全球化并主张“全球正义”的社会运动，他关注到中国学者提出的“新乡村建设”这个概念，并且已有一批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开始进行“新乡村建设”的实践，譬如温铁军和邱建生在2003年筹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5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这都让Justin意识到中国在另类全球化这一环节上并未缺席。
从2006年开始，Justin开始在中国驻扎，进行着他对中国的乡村建设和替展的研究，试图了解避免或者解决主流发展道路所带来的问题的一些农村社区发展项目及其社会效应。
4年来，Justin断断续续地开展他的“下乡”实践，并与农村发展方面的学术机构和NGO形成联系――在中国大学教授、NGO或者朋友的介绍下，四川、河北、贵州、河南、广西等农村都有了他的足迹。
在四川，他发现了安龙村8户农民组成的CSA（社区支持农业），这个CSA是在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这个NGO的倡议下成立的，为了减轻农药、化肥、粪便和废水对环境的污染，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发动了安龙村的农户开展有机种植。Justin如此介绍这8户人家构成的CSA：“尽管他们没有获得官方的有机认证，要知道获得有机认证很费钱，但他们采用自然农耕的方式，种植生态蔬菜。”在他的眼中，这8户人家代表一种“比较有道德的、比较容易得到幸福的生活方式”。在对这个案例的研究过程中，Justin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这个CSA，比如按农户的要求来帮他们翻译美国的CSA手册，而他对这个CSA的关注，也引导了其他人发现并去参与安龙村“非主流”发展的探索，比如有人准备在安龙村设计一种新型、低消费的“水产无土栽培”系统。用Justin的话说，“虽然我的目的是做客观的研究，但我难以避免对这些项目产生某种影响”。
如今，Justin拿到了一笔人类学研究基金，他决定在安龙村之外，选取另外两个村庄的“非主流”农村模式作为研究对象，继续他对农村社区营造的研究。
有趣的是，也许是受了Justin的影响，他的博士导师在近年来的研究也从关于中华民族的叙事等比较抽象的问题转向食物人类学，并且跟学生在校园开辟了一个集体有机蔬菜园；Justin周围的朋友和亲人也相继关心起食物和农业本身。乡村工作室
在中国“下乡”的年轻老外群体中，Greg是商人身份，Justin是学者身份，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和在中国的乡村实践有着清晰的定义，然而，从美国跑到云南“下乡”并建立了丽江工作室的Jay Brown，难以给自己一个单一的身份界定。
“农民或艺术家？我很难说清楚，也许我的身份就是多元的。”几年前，Jay选择在云南丽江拉市海旁边一个叫吉祥村的地方租下了一处废弃10年的农民房，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自己种菜、养猪，跟当地农民打交道，还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到当地进行可以跟农民互动的艺术实践。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做农村实验。比如在美国有一个“乡村工作室”，这里的一些建筑师在美国农村帮农民盖房子；在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在日本农村住了十几年，拍了很多关于农业的纪录片；在泰国，艺术家Rirknt Travanija做了一个叫“大地计划”的项目，他在清迈附近的农村，邀请了很多国际艺术家在那里设计了很多建筑，组织了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讨论。受到“back to the land”（回归土地）思潮影响的Jay，把自己的农村实验搬到了中国。
选择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很像美国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很多已经在美国发生的事正在中国重演一遍，希望看看在事情重新来过的时候，能有什么不一样的选择”。
比如，环保的问题，农民的社会地位的问题。Jay的回答是：“现在农民一点都不独立，本来农民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独立地位，但现在他们需要钱买化肥、农药、种子，而农产品价格低廉。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农民的后代不愿意当农民。中国的农民面对这样一个备受挑战的新时代，该怎么办？”
Jay一直思考中国的农村问题，也将他的思考融入到艺术家们以他的工作室为平台进行的艺术实践中――他钟爱的两个项目，“壁画项目”和“种蘑菇项目”。
壁画项目，是邀请艺术家进驻到当地农民家中，在农民家庭的墙壁上绘制壁画。这需要艺术家和农民进行充分的沟通，艺术家往往会把农民的家史绘入壁画中。壁画项目给农民带来的影响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很低，以任何媒体形式来关注他们，比如用壁画的形式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故事，就会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
“种蘑菇项目”来自两名美国人的创意，他们有一个基本假设：生物技术能够给人带来很大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被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譬如蘑菇可以过滤水、保护森林和改善土壤质量，他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也邀请农民加入其中，这就能让农民获得因为“种蘑菇”而带来的环境改善的体验。不得不说，这对农民而言，也是一种“技术教育”。
经常有人问Jay，他的工作室要给当地农民解决什么问题？Jay很怕陷入这么宏大的命题中，“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会解决农民问题，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比较实验性的、比较好玩儿的态度，可以把这些严重的问题变成一些尝试”。
新农村拼图
实际上，无论是Greg、Justin还是Jay，他们都试图用客观的视角来考量中国的农业问题，甚至尝试去理解中国的农业问题。
譬如在跟一心想在中国建有机农场的Greg讨论中国的食品污染问题时，Greg对中国的食品问题颇为宽容：“实际上，美国也有自己的食品危机，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出现食品问题也不足为奇。但我也看到中国的山东、东北、广州等省市搞的大规模的有机种植，这将是解决食品问题的最好方式。”
作为学者的Justin直接总结到中国农村社区营造中最新型的经验――他把中国乡村的“替展”总结为三个模式――像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所推动的以面向市场的“综合合作社”为主的“新乡村建设”活动；像安龙村那样的“社区支持”的生态农业；还有一些NGO和学者所倡导的弱势群体的自我组织化。这三种模式和具体机构之间互相有重叠，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重点稍微不同。
论文关键词：山东省，城镇化，中等城市群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陆地总面积15.71万平方公里，近海域面积17万平方公里。山东经济主要指标居全国前列，是中国经济大省。总人口9417.23万，辖17个市140个县（市、区）。从山东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看，明显呈现出东、中、西三个地域特征，发展水平整体上自东向西逐次递减。目前，我国已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笔者认为，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至少应在如下两点上达到共识：一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确立不同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和战略，不能以一种模式来指导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实践；二是中央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要齐头并进，没有重点。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是山东省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有效途径和战略选择。
一、山东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就是要在积极发展中心城市、合理建设小城市的同时行政管理毕业论文，以县城为重点，通过大力膨胀县级城市规模，推动县级城市尽快向中等城市发展，更大规模地实现农村人口和产业的有效聚集，使其成为连接城乡、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从山东的实际出发，依托县城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有其现实可能性。
（一）现实性分析
1. 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是构建合理城镇体系的需要
目前，山东省主要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城市土地、水资源、交通、环境、住房等客观因素限制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规模。由于发展方式转变还没有到位，发展速度愈快的地区，物质消耗比重增长的也就愈高。可以说，城市的规模发展越大，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也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照搬西方国家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必然会带来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交通和生活空间拥挤等一系列“大城市病”，不利于城市自身的持续发展。另外，山东省中心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不均衡。一方面，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集，另一方面，改革以来尤其是1985－1991年，在乡镇企业和城市改革双重推动下，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新兴的小城镇。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分散，导致了城镇集聚能力的下降。相当数量的郊县小城镇零落分散、发展缓慢，构成两极不平衡的城镇体系结构，制约了城镇化进程。因此，在当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把中心城市和各郊县通盘考虑，在促进中心城市成为增长核心的同时，要大力推动建设若干人口规模在30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同时有重点地发展中心镇，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在这个城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依托县城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因为县城处在上接大城市、下连小城镇及广大农村的特殊位置，以此为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对上能够充分承接大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对下可以依次传递大城市的辐射效应，发挥自身的带动力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城乡经济的良性互动和一体发展。
目前，一些东部沿海省区在发展中等城市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广东省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一大批县级城市迅速发展为中等城市。江苏省目前以县级市为主的中等城市发展势头也非常强劲。浙江省大力实施以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重点的城镇化战略,拉动了县域经济发展。从而使以义乌、东阳、永康等为代表的中等城市迅速崛起, 成为以城带乡的主导力量，由此形成了浙江省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互为补充的发展格局。
2. 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是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趋势的需要
经济学家断言，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城市群。从城市“点状拉动”转变到城市群“组团式发展”，这是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发展必然面临的历史选择。事实上，靠建设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隆起已经是成熟经验了。从国外看，象美国北至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的世界第一大“波士华城市带”，日本以东京为中心的“三湾一海”世界第二大城市带，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带等，都大大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和理性思维下，山东省作出了加快半岛城市群发展的重大决策。“半岛城市群”是指由济南、青岛、烟台等8座城市组成的城市带。但是，这8个城市相距大多在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中间地带不少“凹陷”。要使这些地带迅速隆起，目前靠这8个城市通过扩张相互衔接还不现实，这样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县级市身上。在“半岛城市群”的范围内有22个县级市，如果这些县级市能发展成为中等城市，以四五十公里的间距分布在半岛上，那么，“半岛城市群”的概念会丰富很多，将使人真正置身于“城市群”的感觉。“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分布就是高密度的、繁荣的。随着行政资源作用的淡化和市场资源作用的显现，有些县级市已经呈现出超越地级市的势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长三角”、“珠三角”，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些县级市支撑着。所以，实施中等城市战略，也是顺应构建“半岛城市群”这一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而作出的战略决策。
（二）可能性分析
1.依托县城加快发展中等城市具有强大的动力机制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城镇化发展主要有两种动力，一是城市“拉力”，二是农村“推力”。山东省城镇化的这种推拉机制十分明显。首先，山东省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工业化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所以，也是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地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强烈的转移需求，形成了城镇化的巨大推力。其次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拉力来自于比较利益驱动。城市的发展、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非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需求，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可能。同时，非农业部门较高的劳动报酬和城市作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中心所形成的良好便捷的服务机制，对农民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县城靠近广大农村，为农民所熟悉，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因为，县域的特色文化是以血缘、地缘、人情关系和共同的文化为基础的。这种地域文化特色使不同的县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各有不同，甚至在方言上，大多数是以县为单元的。山东人的家乡观念较深，一般不愿远离家乡。但是现代化和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乡村居民向城镇迁居不可避免，因而县城作为家乡的“大城市”就成为迁居首选。
2. 依托县城加快发展中等城市具有规模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一直是理论界和政界所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发展大城市无疑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巨大动力，但在整个城镇体系中，大城市的数量毕竟是少数，且容纳人口有一定限度。另外，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也有限。根据测算，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其辐射半径为180公里，北京的辐射半径是150公里，超过了这个范围，其辐射、影响、带动作用就明显弱化。而前些年我们把小城镇作为大战略，使之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客观地讲，这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有积极意义。但农民离土不离乡、职工进厂不进城的小城镇战略，在实践中所带来的生产力布局分散、基础设施配套难、企业管理成本高、城镇化过程对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力和带动力弱等弊端也日益显现了出来。一般结论认为，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现出规模效应。按照这一标准，目前绝大部分小城镇都存在资源浪费问题。相比较而言，依托县城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具有规模比较优势。因为中等城市具有规模适度、人口适中等特点，容易克服大气、噪音等环境污染，缓解交通堵塞、居住拥挤等矛盾，有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自然与城市、人与城市的和谐发展，用生态、用环境创出城市品牌。中等城市既可以有效解决分散发展小城镇带来的资源浪费、生产力布局不合理问题，又可以避免一系列“大城市病”。而且县城作为传统县域经济中心，具备向中等城市发展的良好基础。
3. 依托县城加快发展中等城市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是东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目前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已基本完成了自南向北开放重点不断拓展的过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这3个区域已经成为人口和城市相对集聚，经济相对发达且潜力较大的区域。由此，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山东省作为环渤海地区的重要省份，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在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山东省占26个，县域经济的快速膨胀是县城膨胀的强大经济基础。
二、山东省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的路径选择
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应重点抓“三个结合”。
（一）把园区建设与城区建设结合起来，以园扩城
按照建设城市新区的思路建设园区，既可以有效扩大城市空间规模，又可以提升城市产业支撑能力，一举多得，这是近年来很多城市的一条重要发展经验。按建设城区的思路发展园区应当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以县城为中心布局园区。一个县可以有功能不同的多个园区，但除资源加工型和旅游开发型园区外，每个园区都应紧密依托县城。二是按照城市新区的标准规划园区。园区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中等城市发展战略，将园区的规划与县城的发展规划统一起来，融为一体。三是顺应形势发展及时整合园区资源。有条件的地方，应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加快园区融合，发展带状经济、网状经济或环状经济，以此把中心城市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与小城市、城市和乡村更加紧密地连为一体，从更高的起点上带动中等城市建设。
（二）把调整城乡布局结构与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以产兴城
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有着内在互动关系，没有产业的支撑，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县城在向中等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迅速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在这方面应坚持如下三个原则：
一是充分借助外力的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方的发展不仅在于自身拥有多少优势，更重要的在于能够调动和利用多少优势。与大城市比，县城自身发展优势是不足的，需要在借力、借势发展上深入研究、重点突破。具体到产业发展上，就是要紧紧抓住当前全球经济调整的机遇，走引进、联合、嫁接的路子，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县级市能够获得奇迹般的发展，主要走的是这条路子。作为县级市，大多有着地价、劳动力便宜的硬件环境，软环境近年也有较大改善。只要进一步完善投资环境，降低外资进入的行政成本，境外产业就会由低到高逐渐跟进。
二是集中发展主导产业的原则。和大城市相比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县级城市在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不明显，所以，在产业选择上更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抓住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集中做大做强，形成区域经济的鲜明特色，切忌四面出击，力戒结构雷同。主导产业的选择主要应考虑两方面：一是产业的差异化，即要有特色、有市场前景、最能发挥比较优势、具有成长性；二是产业的关联性，产业的关联性强，就容易形成产业集群。目前，城市竞争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产业集群。从世界范围看，通过产业集群带动经济腾飞是一个规律。如美国的“硅谷”、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业群、马萨诸塞的制鞋业都大大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从国内看，浙江的区域特色产业区比较典型。它在全国起步最早、规模最大，有点像意大利的专业化产业区。这种区域性块状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形成了浙江产品质优价廉、款式新颖的竞争优势。
三是推动生产力布局从分散到集中的原则。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山东也不例外。如2008年山东城镇化率47.6%，工业化率51.8%，两者相差4.2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城市建设力度不够、扩展不快；另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特别是产业布局过散，没能形成聚集效应。目前，应采取有效手段，引导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向县城集中。企业进城一举两得，从企业自身看，可以获得一个加快膨胀发展的良好环境；从城镇化的角度讲，可以壮大城市的产业基础，加快城市发展步伐。
（三）把城市设施建设与资源整合结合起来，增强城市载体功能和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首先，县城应适应农村人口向县城转移的新形势，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中，应充分考虑整个城市群、城镇体系的发展需要，主动依托区域性中心城市，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搞好与大城市、周边城市以及小城镇的设施对接，建立快速、高效“经济圈”、“通勤圈”。
其次，要注重现有资源的整合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增强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重点应抓好教育资源的整合。农民的素质是影响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所以，要让广大农民真正实现转移就业，还需加大投入，整合资源，不断完善农民教育体系，真正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农民教育运行机制。要依托各类中专学校、技工学校及其它职校，积极探索“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储备”培训等培训模式，逐步建立起“先培训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促进农村劳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三、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需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一）要用系统观念发展中等城市，正确处理发展中等城市与发展区域经济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关系
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不是孤立地发展中等城市，相反，中等城市只有紧紧依托整个区域经济特别是区域性的大城市，才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把握好两点：一是中等城市要积极主动地承接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区域经济开发理论和国内外的城市发展经验都表明，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通过城市郊区化等方式，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派生出许多“卫星城”，进而形成“城市群”或“城市带”。如美国北至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的世界第一大“波士华城市带”，日本以东京为中心的“三湾一海”世界第二工业城市带，我国的长三角城市带等，都是大城市辐射带动的结果。目前山东省的绝大部分县城，一般都靠近一个或几个大城市，应自觉把自己摆到大城市的“卫星城”位置上，主动承接大城市的扩散效应，搞好基础设施和产业等方面的对接和分工合作，借势借力提升自己。二是中等城市的发展必须要体现特色。在县城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深入开展城市特色研究，把产业特色与文化特色、传统特色与时代特色、自然特色与人文特色、地域性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特色竞争优势。
（二）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充分发挥体制、政策的推动作用
传统的政策、体制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因此，实施中等城市群战略，必须从制度创新上切入，加大配套改革力度。从目前情况看，县城的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增长潜力较大，应当在创新制度上积极试点行政管理毕业论文，率先突破：一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放开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各种限制。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三是深化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打破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在政策上、制度上的界限，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重视搞好农民进城中介组织建设，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指导系统，及时掌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技能、就业愿望等信息，分析和预测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形势和趋势，为搞好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搞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沟通，定期交流城市劳动力就业信息和农村劳动力择业信息，为指导农民进城就业提供依据。
（三）突破二元经济形态下形成的领导思路制约，实现从“县长”到“市长” 的根本转变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存在着简单的“地名城镇化”倾向，即大量“县”改成了“市”、大量的“乡”改成了“镇”，而领导方式和思维方式还没有随之相应转变。“市长”与“县长”的最大不同，就是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把研究城市问题摆上领导工作的中心位置，尤其应重视研究现代城市发展规律和理念，善于在城市经营中发展城市。城镇化不单是一个伴随着产业聚集而发生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口接受现代文明熏陶而提高自身及社会群体素质的过程。城市领导者应当像抓城市物质面貌改观那样，抓好城市精神面貌的改观。按照转移农民先“转化”农民的思路，切实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使更多的农民实现向市民的跨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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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王梦奎冯井谢伏瞻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3
摘要：本文根据与李W相关的可靠原始材料，对李W的生年、赴任临淄县知县的时间、“以忤大吏罢归”、李W的交游及其在家乡兴化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探究，有助于我们对李觯的生平、宦迹与交游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李W；生平；宦迹；交游
李W，字宗扬，号复堂，别号懊道人、墨磨人等，江苏扬州府兴化人（今江苏泰州兴化市人），与郑板桥同乡并相友善，同列于“扬州八怪”。康熙五十年中举人，康熙五十三年召为内廷供奉，后离职。先后任山东临淄知县、滕县知县，“以忤大吏罢归”，后居扬州，卖画为生。李W作为“扬州八怪”群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学界对其研究不少，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与研究。
一、李W生年问题
关于李W的生年，最初学界根据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幅李W水墨牡丹，自题云：“李生七十白发翁，不拈粉白间脂红。洛阳一片春消息，尽在浓烟淡墨中。空钩却是连香白，魏紫桃红浅淡中。多少兰花空谷里，墨浓如漆是深红。乾隆十八年四月复堂懊道人李W。”以该题首句“李生七十白发翁”为根据，认为乾隆十八年（1753年），李W为70岁，以此上推，得出李W生于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
1963年天秀、涧莹、石华等人则著文认为李觯应生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即1686年。主要根据来源有二：其一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收藏的一本李W的花卉册后有光国的题跋云：“雍正癸丑，余与申及叔同肄业太学，赏奇析义之暇，叔出复堂兄册示余，观其识乃康熙甲午岁也。忆是岁复堂年二十九耳。计偕京师。以诗画名动公卿，画之工拙固不必论，且余所望于复堂者，亦本不愿以画显。……复堂今年近五十老孝廉矣，以农圃自娱，不轻与入作画，即余与复堂总角相爱兄弟，画亦罕焉……光国跋。”康熙甲午岁（康熙五十三年）即1714年，李W29岁，上推则李解当生于1686年。并且这个“光国”即李光国（1692年-？）是李W的家族兄弟，所言当可确信无疑。另一个证据是，十竹斋征集到的一幅李W的花鸟画中有这样的题款：“W也年垂七十有一，昏钝健忘至余极矣。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十寓居郡城天宁寺，晨兴为此。”此作经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十竹斋等方面专家鉴定，一致认为确系李氏真迹。乾隆二十一年即1756年，李衅71岁，上推则李衅当生于1686年。至此，学界一直确信李W当生于1686年。
这一结论，看似值得确信，但其实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其一，李光国所言毕竟是回忆性质，可靠性值得疑。
其二，乾隆二十一年，李W虽自言“年垂七十有一”，但李W也明确说自己“昏钝健忘至余极矣”。并且李W在其乾隆十八年四月水墨牡丹自题中早已说自己七十白发翁。两者自相矛盾。更何况李W本身是名画家，李觯这幅自言“年垂七十有一”的作品也不能完全排除别人伪造仿制的可能性。更要知中国古人老年之时，甚至还有像齐白石那样瞒算夸大自己年龄的习俗。
其三，现在留存有一份乾隆二年六月初一日在山东青州府临淄县知县任上的李W向乾隆皇帝呈上的自己的履历，其所言年龄问题与上述相异。
臣李W，江苏扬州府兴化县人，年五十岁。由康熙五十年举人候选知县，乾隆二年五月分签掣山东青州府临淄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臣不胜悚惧恐惶之至。谨奏。
乾隆二年即1737年，李W50岁。上推，则李觯应该生于1688年。
虽然从现存的明清时期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所写个人履历可见，参加考试人员时常有虚报年龄的现象，但李W的这份履历非比科举考试履历，且这是李W专门直接给皇帝“敬缮履历，恭呈御览。臣不胜悚惧恐惶之至。谨奏”，应该不会造假，否则有人告发，落个欺君之罪的下场，那可不是小事。轻则丢官，重则杀头，诛族，不是没有可能性。再者，为一个年龄这样的问题造假，似乎也没有必要。
对于这份材料所反映的李W年龄，虽然目前笔者所见还是一个孤证，但也提示我们，当今学界言李解生于1686年，还值得商榷，有待进一步的可靠材料佐证。
二、李W赴任临淄县知县的时间问题
李W任山东临淄县知县的问题，一度学界不甚清楚，后经学者考证，确有其事，且考证其赴任时间为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之后，御任时间为乾隆三年十月。根据上文中所引乾隆二年六月初一日李W向乾隆皇帝所呈其生平履历可见，李W赴任临淄县知县的时间为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
三、李W“以忤大吏罢归”的问题
李W于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罢官，约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回家乡兴化，关于李W罢官的原因，各种李W的传记史料多简单地记载为“以忤大吏罢归”，至于其具体情况则厥如。
事实上，李W“以忤大吏罢归”，所“忤大吏”是山东兖州府知府沈斯原。原因是“以岁荒请赈忤大吏”。导致沈斯原反而诬陷李W。李W虽然罢官了，但沈斯原也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据《（同治）新建县志》卷四十一（清同治十年刻本）载：“周学健，字力堂，新建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三年授编修，充《一统志》纂修，……乾隆……六年二月署刑部侍郎……七月命往山东查办御史玛升参私票盐价一案……又查奏给事中马宏琦劾兖州府知府守沈斯原挟嫌诬揭滕县知县李W讳盗并向属员借银有据，俱下部论罪如律。……”《（同治）南昌府志》卷四十二（清同治十二年刻本）亦有类同的记载。
《（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九中一《人物（文学）》（邑人张余堂分纂，清光绪刊本）更是明确记载李W被罢官事情的起因是“以岁荒请赈仵大吏罢归”。可见，李W为官是比较正直体恤民情的，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好官。其获得“口碑在人、风流蕴籍”“为政清简、士民怀之”的评价是有根据的。只可惜，李W“以忤大吏罢归”一年多后，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沈斯原才被查处。
四、史料所见李W的交游及其在家乡兴化的活动
关于李解的交游，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从学界研究可知，李W与郑板桥、李方膺、李免、黄慎、汪土慎、边寿民、金农、华尽⒊伦、保培基、保培源、李霁、王国栋、顾于观、张照、贺君召、杨法、丁有煜、李玉铉等等都有过交游。
此外，李W还曾与侨居扬州的竹刻家、篆刻家潘桐冈有过交往。（清）顾于观《獬陆诗钞》（清乾隆四年汪颀刻本）卷四《寄潘桐冈》云：“桐冈寻山中老竹根，刻书画印章，特奇妙，余屡羡之。复堂命余诗寄桐冈以请数月矣，昨夜忽梦板桥呼我云桐冈亟索汝诗，遽为惊醒，枕上遂成二篇。……复堂谓汝才第一，其人其文堪所师……”
据《（光绪）泰兴县志》卷二十一《人物志》之二（清光绪十二年刻本）云：“王新铭，字汤又，雍正初用尚书任……与常州沈德潜，江阴翁照，兴化李W、郑燮，海门丁有煜辈击钵喝韵，叉手立就。著有《潜夫诗钞》八卷，《百花吟》一卷。”可见李W还曾与江苏泰兴的王新铭有过交游唱和。
“与复堂总角相爱兄弟”李光国（1692年-？）文集中也有两人的情谊记录。
李光国《定斋诗钞》（清乾隆二十五年师俭堂刻本）有《复堂兄砚铭》云：“烧雕巧成劫灰，朴土团形文又胎”。其《喜复堂兄搏别业》则云：
双丸对掷东西路，三万六千弹指度。人生为乐须及时，何况眼暗发垂素。
复堂才如不羁马，昂藏懒系轮辕下。性情到处即文章，麂服乱头皆古雅。
好奇那顾山鬼嗤，捩俗惯遭伦父骂。每于险绝自矜长，荆棘丛中能脱洒。
九霄烟鹤御天风，烹鲜一割爪留鸿。芒辏草笠游厘市，种竹莳花错亩宫。
城西隙地初开凿，引水通渠庋小阁。蒲塘肥绿间猩红，曲岸分流横略杓。
才施点缀便幽深，画家心胸难捉摸。休管后日踵增华，且勿抛荒现在乐。
同邑诗老五六辈，风床散坐拈杯勺。美景良辰聚快士，洗除宿垢解缓缚。
海县不产李复堂，一堆笨土无邱壑。
《（咸丰）重修兴化县志》更是有不少关于李W的文献，记载了他的生平传记及其在家乡兴化的活动与交游。
《（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清咸丰二年刊本）云：“李W，字复堂，康熙五十年举人，五十二年献诗。行在，取入南书房行走，年少才长，兼工绘事，旨交常熟蒋相国教习供奉内廷数载，赉稠叠乞归，后选山东临淄知县，调藤县，为政清简，士民怀之。忤大吏罢归，筑浮沤馆于城南，啸咏以终。W写花鸟不株守昔人绳墨，造化在腕，情钊缟，身后赝本虽多，究莫能乱真也。博学能文。诗超逸，书具颜柳筋骨，世仅传其善画云。（家传）。”
李W曾在家乡兴化增修过华神庙。《（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一（清咸丰二年刊本）云：“华神庙：中营二铺门额汉孝廉华元4tqe生祠，明万历庚子邑庠生宋九苞建，崇祯甲戌李长倩同绅士重建。长倩有记勒碑。国朝乾隆庚午李觯等增修，陆元李有记勒碑。”
此外，还有他与王国栋、顾于观等人交游唱和的记载。如《（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清咸丰二年刊本）云：“王国栋，字殿高，一字竹楼。熹儒从子。乾隆六年副榜。七岁失怙，即知力学，长而美丰仪，长身鹤立，髯垂及腹，工诗，尤喜书。客郡城及通州润州，索字者屦满户外，与黄嗔、丁有昱辈往还。居宅邻李W浮沤馆，互相唱酬。诗句成帙。尝自题其门日：书宗王内史，画近李将军。著《秋吟阁诗钞》。王氏一门多诗人及能书者，自其祖贵一后世精翰墨。国栋兄嘉树、宝檀并以书名。（新增）”“顾于观，字万峰，一字獬陆。父问，性孝友，工制艺，早殁。问弟言，诗文亦工，刚正不挠，里人缓急赖之。于观性嗜古，不屑攻举子业，书出入魏晋，杭太史世骏评其诗云：‘绵邈滂沛清峭凄厉。’居乡惟与李W、郑燮友，目无余子。客游四方，公卿大夫及知名士莫不折服。简亲王亦怜其才而下交焉。……”
他还曾为乡贤刘宗霈著作的出版出过力，并为其作过传记。“刘宗霈，字炎裔，一字蔚园，庠生。天性孝友，幼失怙，母疾到股啖之，愈之。以兴邑地卑患水，葬父母于扬州之蜀冈，又不忍离邱墓，悉以田宅让弟宗汉，而移家郡城，好学，工诗，善结交名流。初寓泰州之何阜，后居邗上。门多长者车辙。著《蔚园诗钞》，李W为付梓，其后有卜嵩，字箨园，诗词并美。”（《（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八，清咸丰二年刊本）。李W还曾为刘妻江氏作过传记。
此外，《（咸丰）重修兴4tg志》卷八（清咸丰二年刊本）还记载了他与家乡三位画家的交往。
赵海，字三山，性孝友，工花卉虫鸟。李绰奇之，绰不轻与人论画，惟晤海则互证竞日。
黎哲，字鲁山，庠生。善绘花鸟竹木，师舅氏李W，得其水墨真诀，后自出杼柚，多秃笔，苍劲简古，意致迥别。璜，哲子，字钓之，号碡溪。庠生。亦画花鸟，设色清新，兼饶逸韵。
耿弼，字范楠，号干园。庠生。画花卉翎毛，李W赏其精匀。
从上述李W与家乡乡贤的交往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所交之人多为孝廉之人，这也正合乎李W的品格，也印证了郑板桥所言“惟同邑李W复堂相友善。复堂起家孝廉”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