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6 14:22: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类型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健康教育；中英比较；传播要素；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健康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民族甚至世界的意义之重毋庸置疑。而21世纪的今天，各国、各组织、个人对于拥有健康的渴望与需求也空前高涨。这种高涨已超出科技的层面，发展到教育乃至传播的领域。治不如防，健康教育因其能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使个人和群体自愿采纳有助于健康行为和生话方式 ，从而被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传播角度，我们可以把健康教育看作是一种通过媒介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以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过程和活动。作为健康教育最重要信息载体的健康教育学术期刊，同时肩负着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知识传播的使命，其所刊载内容也最能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教育传播基本状况和水平。“窥一斑而可见全豹”，为了探悉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分析比较两国健康教育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特点；发现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特选择了中英两国这两本具代表性的健康学术期刊，对中英两国的健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
一、研究方法
在充分考虑了全面性，权威性，专业性，普及性，类似性等众多因素后，本研究选取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主办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Chinese Journal OfHealth Education》，ISSN:1002-9982，初刊1985年）和由Publisher: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Ltd.主办的《Health Education》杂志（ISSN:0965-4283，初刊1992年，英国），从2002年-2006年（共5年）的所有刊期（《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共60期，《Health Education》杂志共30期）作为我们研究分析的样本。
《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以促进国内外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提高全民健康意识为宗旨。其渴望达到的效果是全面反映我国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科研成果，快速传递世界前沿信息，交流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Health Communication》杂志则以反映当代健康教育的最新理念，为健康教育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信息、实证、调查从而促进世界健康教育发展为目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与《Health Education》杂志作为中英两国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代表性期刊，其所刊载的论文、研究报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健康教育的基本状况和特性。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以传播的基本要素（除了Channel要素外，的Who-SayWhat-To Whom-What effects）为分析研究内容基本框架，以《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的主要具体内容有：从分析文章作者（即传播者）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的学科、机构背景。从分析文章的主题和文体（即传播内容），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研究范畴和不同研究方法被采用的情况。从分析文章所针对的群体、国家和地区（即目标受众）以了解其所影响的主要对象人群和主要地域范围。从分析文章篇幅长短的分布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取得重点成果的影响领域等。
本研究使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中英两国期刊发行周期、载文数量不同，故以百分比而非简单发文篇数作为比较分析的依据。本研究的信度检验是采用同一编码员，在不同的时间，对这两本杂志文章的“作者”和“内容”的分类（共818项）分别进行两次独立的编码，其结果得知研究者本身的信度达0.969，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研究的结果
（一）对传播者（作者）的研究
本研究对于作者单位进行宏观上的划分，主要是以在学科内的不同职责作为标准。其中：医院指的是各类医院，从社区至三级医院，不含其余医疗体系机构；机构指的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疾病控制中心、国家或民间的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机构、组织，除学校外的研究科研机构等，侧重学科角度而非政治属性；学校是指包括各大高校及其下属科研附属机构，中小学以及各类幼儿启蒙学校；政府则是指狭义的政府概念，国家各地区人民政府以及其直系医疗卫生管理体系，如卫生局，不包括卫生局之下的科研、控制体系（如疾病控制中心）；期刊人员是指在期刊内部人员，包括编辑、记者、特聘专家等。
应当明确，“作者单位”分析，并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作者的具体工作性质，或工作结果。但作为“信源”依然可以透过其工作单位性质，分析有关健康教育研究是偏向理论或应用的倾向，分析健康教育研究投入的主导力量及其来源，并从中英两国的比较分析中看到双方的差异。经统计中英两国的这两本健康教育杂志文章来源（作者单位）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近五年来的论文来源（作者单位）分析可见：
1．《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信源”统计分析可见，目前我国健康教育研究主要还是由负责普及医疗 知识，推动健康传播的社会疾病控制机构（占40.4%）和医院（占21.1%）为主导。作为学科研究、基础研究为主的学校（17%）虽居第三位，但其数量还不到第一位“疾控机构”的一半。
2．从《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信源”分析可见，英国情况则是相反，疾控机构发表的论文数不到学校的一半，其呈现的是以学校占绝对主导地位，疾病控制机构为辅助的健康教育研究、传播的基本格局。
3．《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作者是由多个不同单位机构研究人员组合的情况约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明显地高出了《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这显示了英国各健康教育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各研究领域间的交叉互动比中国来得更为频繁和紧密。
（二）对传播内容（主题与方法）的研究
健康教育研究课题选择，一方面可反映出社会普遍存在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并从中可窥见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可反映一个社会健康事业及健康教育发展的状况和发展的水平。
对传播内容（主题）进行研究的第一步骤就是对文章主题类型的划分。本研究主要参照两本杂志的栏目编排，以及文章自述的关键词所反映的主要内容的类别来划分。主要有：健康教育理论、健康传播研究、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药毒烟酒禁控教育、公卫突发事件教育、疾病控制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学校健康教育、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健康教育、社区健康教育、妇幼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生活健康教育、职业健康教育以及健康知识和简讯（此类属于摘要、简介，不同于论文研究报告，内容上是综合性的，此处单列一类，本研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可另行研究）等十七个主题类别。经统计其结果见表2：
1．《Health Education》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以上统计显示，除了健康知识和简讯之外，《Health Education》杂志超平均值论文主题有：学校健康教育（14.804%）、生活健康教育（12.93%）、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心理健康教育（8.364%）、健康传播研究（8.208%）、健康教育理论（7.924%）。从以上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问题，即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问题，以及对提升生活质量有关饮食、锻炼等生活健康教育问题，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禁控健康教育问题。
其次比较关注的问题是理论、传播等支撑健康教育发展，影响健康教育社会效果的问题，以及西方社会传统关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题。
2．《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超平均值主题分布情况分析可见（除“健康知识/简讯”外）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医院健康教育（12.108%）、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10.468%）、心理健康教育（9.684%）等问题。这三类基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最突出的健康教育的新问题，它反映了我国社会正面临着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机构不能满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艾滋病、性病蔓延、心理疾病增多等日益严峻社会健康局势。
其次，比较关注的是：学校健康教育（7.494%）、疾病控制健康教育（7.452%）、社区健康教育（6.764%）、健康教育理论（6.174%）。这四者向我们勾画出我国正在从理论研究、学校、社区、社会疾控机构等方面，全方位地努力构建一个系统、完善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
第三，从2002年到2006年的统计分析中，我们还可见：我国在“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问题（1.33%、1.91%、2.40%、3.03%、3.07%）和“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7.10%、7.45%、10.79%、11.36%、15.64%）问题研究论文数量，在过去五年里呈现比较明显的稳定增长的趋势。
3．两国杂志论文主题分布情况的比较分析
除上面分析的两国研究呈现的基本特点不同之外，我们发现中英两国健康教育及其研究的主要异同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情况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这三类主题的百分比都在平均值上，而且“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这两类所占的百分比还很接近。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共同关注的三大研究主题。
（2）从数量在本国的排位看，“学校健康教育”在英国杂志上以特别高比例，排第一位；而在我国杂志上虽也比较被重视，但只排在量的第四位，几乎处于与第五位并列水平。从占本国论文的比例看，英国（14.804%）高出我国（7.494%）一倍，极其显著高于我国发表此类论文的比例。可见，英国是把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作为第一位的，最重要战略性的主攻方向来看待，两国对此研究课题的重视程度不是在同一级别上。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12.108%），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
（3）英国不仅在理论研究文章所占比我国高出1.8%，而且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所占比例高达8.2%，表现出对健康科学理论、知识传播及其传播效果的研究的高度重视。而在这方面，我国健康传播研究所占比例还不及英国的二分之一，而且明显低于17类主题的平均水平（6.9%）达2个百分点。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的不同程度是两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另一明显差异。
（4）在“生活健康教育”即对日常生活保健，如饮食、锻炼等方面研究，英国杂志量显著高出我国杂志9.8%，是我国杂志量4倍。如果再考虑在“艺术健康教育”、“性/生殖健康教育”等关系个人生活品质的健康教育研究上的差异，这不仅说明，我们对“生活健康教育研究”重视程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达程度、生活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5）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状况，我们发现《Health Education》杂志对“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对“艾滋/性病健康教育”（10.468%）高度重视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它既反映出两国卫生健康教育的不同需要，又反映出两国发展研究处在不同阶段，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
（6）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研究，近五年来，《Health Education》几乎是空白。在西方，危机管理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对于西方学术界已经不是新鲜课题，近年又没有突破性研究出现，因此也就没有引发关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从02年到04年形成研究热点，一度量达11.13%。04年后逐年回复低位。这现象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近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快速、高调回应，以及重新回归正常、理性、深入研究的过程。
4．对于两本杂志论文的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我们采用《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标准，按照西方传统分类方法，把论文分为6种类型：案例研究（Case Study）注重对于个体和集团具体个案的讨论而非宏观理论的研究分析 ；调查研究（Research Paper）指的是基于调查基础上对于事实的陈述 ；技术论文（TechnicalPaper）包含创新性技术（产品、设计）论文、新技术应用性论文、试验性论文 ；概念论文（Conceptual Paper）是全面介绍一种理念和概念 。观点（Viewpoint）指对于某一议题提出个人观点和见解但缺乏实验或调查的支持；综述和著作回顾（General Review/ LiteratureReview）是对于一个特殊议题当今理论知识的批评性回顾 。其中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技术论文是属调查法、实验法进行研究类。经统计，其结构如下：
从五年统计分析可见，中英在研究方法上差异较大在于：
（1）对各具体类型论文统计结果的比较分析可见，案例研究类型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8% ；阐发观点见解类型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显著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8.4%。这显示了两刊对研究论文类型的不同倾向和偏好，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学者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长于观点阐发的研究倾向特点。
（2）进一步分析，运用实证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79.4%）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5.5%）3.9%；运用逻辑推理研究（包括概念与观点）方法的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明显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9.1）5.4%。
（3）2002到2006年的各类论文统计资料显示，《Health Education》杂志各类论文比例比较稳定，显示其比较成熟的状态；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数量有显著的提升，各类论文比例关系也呈现出向国际学术刊物的标准发展的倾向。
（三）对健康传播对象（受众）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期刊文章主题所指应的受众类别，而并非仅为文章所关注的对象类别。
14鉴于传播之互为性，期刊的受众之受众往往恰为文章的关注对象，如医务工作者对应病患，学校工作者对应学生。前者研究对于传播学更具探讨意义。
因此，本次研究我们将受众分为14类：政府人员（通过直接政策引导健康教育者）、落后区域群体负责人（在落后地区如农村、少数民族、边远区域和弱势群体中进行健康教育者，包括该地区负责人以及政策执行者）、社区健康教育者（包括社区负责人以及一些政府执行者）、家庭成员、学校教育工作者、传播人员、医务工作者、病患（包括吸毒人员）、行业人员（指在02-06 % 02-06 %某行业内进行自我或他人健康教育者）、男性、女性、儿童和青少年（侧重生理年龄而非社会身0.00 0.964份）、老（中）年人等特殊人群也给予分类统计。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文章的主题与类型直接决定文章的受众。而鉴于期刊的主题为健康教育，故当传播者（期刊和作者）通过撰写发表文章从而自然圈定受众时，他们选择的是肩负起进行健康教育的下一个执行者。对于受众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在英国和中国的执行者，也可以比较两本期刊的不同理念。
1．除了大众等无特定对象受众外，《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针对的学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占据前三位。这三类受众是以地点的概念被划分，医务工作者在医院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学校工作者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以及社区肩负在日常生活的健康教育职责，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域领域体系。
2．《Health Education》杂志，受众的前三位有：学校工作者、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与《中国健康教育》比较，学校工作者虽都排在第一位，但所占比例相差有12个百分点，英国杂志1显著高于中国杂志。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两项不仅相差显著，而且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中的排名都在最后几位。
3．从以上统计数据分析我们还可见，由这两个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引发、推2动的二级传播（人际传播的信息扩散）《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Health Education
者和社区工作者；其次是落后地区负责人和行业健康工作者等。借助的主要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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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包含儿童青少年3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传播人员，可见，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四）传播效果研究：杂志内容所反映的影响范围与较大影响的领域
这里说的传播效果研究，并不是指一般的直接对受众所进行的传播效果评估活动，而是从内容分析角度，对文章研究所关注的国家、地区的“集中”情况，来了解两国健康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范围；从文章编幅的“长度”集中的类别所反映出的两国健康教育重点研究成果的类别来，进行研究的。
1．本研究中所谓的“文章所关注的国家和区域”，指的是文章所反映的开展调查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或是研究对象所在的特殊地点的国家或地区。对此，我们主要从国内和国外，发达地区和发展地区（指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四个类别进行统计分析讨论，同时，也对在两国以上或两类地域同时进行的研究，以及没有具体表明国家、地区的研究给予统计。其统计结果如下：
（1）在对国内与国外问题研究的分布上，《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文章，国外研究论文超过了半数；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国外问题论文的比例却只有1%左右。可见《Health Education》杂志不仅在国际化程度高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且可以看出其国际影响力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显示，其研究直接惠及范围，以及研究的影响力基本上还局限于本国范围。从研究成果影响范围可看，研究成果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状况产生的影响，或是通过对某国家、地区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的影响再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产生的影响，《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
（2）在对发达与发展中地区研究的分布上，《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的论文显著高于《Health Education》杂志35%。即使考虑到中英两国处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也仍然可见其研究投入，研究成果所影响、惠及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悬殊差距。
2．本研究所谓的“重点成果”，指的是从杂志编排篇幅大小统计结果所反映出来的编者对各篇文章重要性的判断。一般而言，重要文章编辑会给予更多编幅，编幅者可推论为重要性高，是编辑角度要重点传播推广的研究成果，也是杂志编者预期本国研究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域。为此，我们将每篇文章所占页数进行统计，并求取平均值，找出大等于平均数的文章，并对所占篇数最多的前三位主题进行统计，然后从杂志研究的“重点成果”推论，研究产生影响较大的领域。
对于文章长度进行分析：《中国健康教育》杂志5年来的重要长篇学术文章主题相对集中于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反映出该杂志在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影响是有所侧重，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5年来的长篇重点文章主题类别则有10个主题，几乎涵盖了所有研究分类。《Health Education》杂志长篇重点文章反映出英国的研究在各类别健康教育研究领域影响效果是较全面、平衡的。统计结果见下：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我们对两本期刊近五年来所刊载论文的分析、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一）从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论文来源差异的基本格局看，健康教育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学科意义已经远大于实践操作的层面，而我国健康教育还只是处于普及医疗知识的阶段，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校尚未成为研究的主体，也可见其学科研究力量较弱。从各研究机构交叉合作研究的疏密也可见英国的健康教育学科研究要比中国成熟。
（二）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英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生理与心理研究并重。二是反映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注重健康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注重社会传播效果，注重青少年教育的基本发展策略。同时，这一主题分布也反映了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和心理健康这两个长期困扰西方的社会健康问题依旧是目前西方社会健康教育面临最大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三）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正忙于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出现的社会热点问题；二是正在努力建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这两个特点同时告诉我们，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正处于初创的，起步的发展阶段。
（四）比较两国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是中英两国所共同关注的健康教育的三大研究主题。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生活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而我国对生活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等研究重视程度较低等，都反映了两国在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展上的差距。
（五）论文所采用研究方法类型的统计分析可见，近五年来，尽管中国健康教育研究采用实证方法的数量大幅上升，但总体上西方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数量仍然高于中国学者。研究也发现英国学者有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有偏向观点阐发的研究方法倾向。
（六）从文章主题分析可见，中英两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程度的显著差异，我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不够，应引起学界重视。从这两刊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和可能间接引发、推动的二级传播对象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关注的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教育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七）从研究成果影响的地区和领域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影响基本上只在本国之内，高度关注发展中和欠发展地区问题研究；研究成果传播介绍重点放在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兼顾国内、国际研究的平衡，国际化程度很高，对各个健康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传播介绍的重视程度是较平衡的，但对发展与欠发展地区研究明显重视不够。
通过比较两国目前健康教育研究状况，让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国未来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方向。依据以上的分析总结，对于改进、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基本满足目前我国社会急需的医院、疾控机构、职业健康等健康教育研究之后，要逐步转向更为基础的、更具有前瞻性的，关系到健康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来。要重视学校健康教育，注重从青少年抓起，抓健康教育的源头。从长远看，这是投入最少，最有效的研究发展策略，它能使我们的健康教育研究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传播是健康教育非常重要环节，是保证研究成果有效扩散、传播不可忽视的关键件环节。今后，我国应重视健康教育传播问题研究，重视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建设，扩大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发挥专业健康教育传播人才的作用，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成果的传播扩散，普及转化能力。
（三）加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多学科、专门部门协作。如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学、传播等、社会学等多学科合作，需要提倡、引导大学、研究所研究部门与医院、疾病防控中心等实践部门的协作，这是今后较快提高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参与国际问题研究。强调健康教育要适应中国国情，形成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也应该提倡，但不要忽视国际研究的跟踪，参与国际问题的研究，这是学习、借鉴国外研究先进经验，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最有效渠道。
参考文献：
[1] 黄敬亨 健康教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15
[2] 参见admin.省略/insidepage_model01/bkjj_lsyts.asp?rwbh=ZGJK
[3] 参见writing.colostate.edu/guides/research/casestudy/pop2a.省略ds.charlotte.nc.us/ekelly/Research/definition.省略/xuexishequ/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214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 学科借鉴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1.039
On the subject Refer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XU Liy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Workers， Shenyang， Liaoning 110180）
Abstract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ed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absorb the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other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theory of knowledge， rhetoric， broadcasting science and many other subjects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 discipline artistic stud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artistic languag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subject reference
马克思说：“我们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完善，也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对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作以借鉴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的研究更是如此。具有艺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语言这一载体，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场合的特点，在语句合乎逻辑、语法规范、修辞妥帖的基础上，能够以完美的手段和技巧、独特的方式和内容使理论的表述具有审美性、感染力、独创性和表现力，从而使受教育者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和良性互动，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真正实现上述的艺术效果，我们就应该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修辞学中的修辞格以及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1 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
传播学是以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同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受众，就是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众多人。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两级中的一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传播符号的“译码者”，更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有时受众也将直接参与到传播活动过程中。
关于受众，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社会关系论、满足需求论、社会参与论五种。个人差异论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①这种观点认为：传播者在进行传播前应该考虑受众个体的性格、爱好、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因素，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信息进行传播。社会类型论认为，受众会根据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性，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社会关系论认为，受传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生活圈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约束。满足需求论，也叫“使用与满足论”，认为：受众是能动的媒介使用者，受众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喜欢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社会参与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公民及其团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传播还要考虑受众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心理倾向等因素，以保证传播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语言这样的传播方式来完成同受教育者的沟通与交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犹如传播活动的两级，好比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因此，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接受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不无裨益。
2 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迄今不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关于语用学的定义，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归根结底，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语言、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它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受各种社会规约制约的行为，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着重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从而建立语用规则。②
语境和言语行为，是语用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语境，简而言之，就是言语理解和表达的环境。语境这个概念，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将语境分为两类：一是“情景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二是“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费斯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境语境”这个术语规定了以下范畴：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有关的事物，非语言性、非人格性事件以及言语行为的效果。语境的功能体现在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语境的功能也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它是参与、协助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过程。从说话人角度看，语境的作用表现为：根据交际目的，确定说话的大体内容;根据交际场合，确定说话方式;根据交际条件，确定交际渠道。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语境的功能包括确定指称对象，消除歧义，充实语义。③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如何使桥梁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借鉴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充分考虑到“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种不同语境形式，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客观因素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手段和表达内容，尽可能使听话人确定指称、消除交流中的歧义、充实语言表达的语义。
3 修辞学中的修辞格
修辞学大概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西方对修辞学的研究路径不同，特点各异。在西方，由于古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形式的演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公民聚会、礼仪场合以及法庭辩论等，都需要进行口头陈述和争辩，言辞应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事物的成败。④因此，人们开始了对话语论辩术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对修辞学有系统性研究的当数亚里士多德，其专著《修辞学》和《诗学》都是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对后来修辞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辞格，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又称“修辞格”，或“修辞手法”，是语言重要的表现手段。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修辞学，都以辞格的研究为终级情怀。自古以来，学者们对辞格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通俗来讲，辞格就是人们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而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运用。现代汉语中已被人们认知并定义的修辞方法共有63大类，78小类，我们常见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对比、夸张、借代、设问、反语、排比、对偶、顶真、拈连、双关、移觉、通感等等。辞格是使语言艺术化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要使语言表达通顺、准确，而且要使语言形象生动、音韵和谐、节奏强烈、爱憎分明、内容深刻、富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⑤提高语言的形象性、感染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运用修辞方法。好的修辞手法将赋予语言信息和美感双重价值;好的修辞手法能够恰到好处地跨过逻辑的局限，让思维在语言的天空自由翱翔;好的修辞手法可以突破旧的语言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语言组合形式。
学习并掌握修辞学中的修辞手法，并将其灵活恰当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这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更加新颖、灵活、富有个性，充满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必然会调动起受众的学习欲望和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 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播音学是以播音创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播音创作发生发展的规律。播音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它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有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和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不能被某一学科所代替。播音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广播电视播音中主持人优美动听的语言，让人们喜欢听、愿意听，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与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表达过程中，学习和借鉴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更能够有效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所要求的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富有节奏，声情并茂;体姿相助，通俗易懂的问题。
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是播音创作的手段，也是播音创作活动的重要环节。有声语言是由发声和表达两大要素构成。发声要素包括：气息控制、口腔控制和吐字归音。气息是发音的动力，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变化都与气息关系密切。用胸腹联合呼吸的气息方式，给说话者较稳健的语言状态提供保障，避免发生情感激昂时“读破音”的现象。有利于丰富情感表达时的不同需要，同时对说话者的嗓音起到保护的作用。口腔既是有声语言的构字器官，又是语言用声最重要的共鸣器官，很好地控制口腔状态，可以为说话发音提供一个良好的语音制造场和良好的共鸣环境。吐字归音，关系到字音的清晰、响亮、完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风格。平时有些人“口齿不清”、“吐字含混”、“吃字”等现象，都是因为吐字归音存在问题。有声语言的表达要素包括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外部技巧有：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外部技巧的运用可以使语言表达得清晰准确，生动具体，情感丰富语流富于生命活力，富于动态美感。内部技巧有：情景再现、内在语及对象感。情境再现，是创作主体的二度创作过程，能够激发表达者的内心真实感受，调动表达者的丰富情感，是对内容从理解到表达的桥梁。
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人们的表情、眼神、体态、服饰等副语言，也都传递着信息，表达着情感。“副语言”或“无声语言”，在传播学中也被称作“非语言符号”。它是指语言以外，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感受到的姿态、笑貌、颜色、气味以及其他所有传播符号的总称。副语言大多是以其辅助、伴随功能与有声语言表达一起来传递信息的，对有声语言表达具有补充、强调、调节的作用。比如用微笑表示亲切感，用紧锁的眉头表示愤怒，用大幅度的手势表达诙谐幽默等。副语言的运用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可感性，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增强传播的效果。运用好副语言，对有声语言的表达能够起到强化、丰富、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运用得不好，则会弱化或干扰信息的传递。
借鉴受众理论、语境理论、修辞方法和语言表达技巧，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和需求，把握教育的语境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方法，掌握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表达技巧，这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艺术性。
注释
①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04.
② 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47.
③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19-120.
④ 崔应贤.修辞学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⑤ 曹艳伟.政治语篇中的辞格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3.
参考文献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孙立真，从三大期刊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关键词：职业咨询 历史演变 审视与思考 对策
课 题：本文为2012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重点课题成果（项目批准号JYA2012013）；获中国就业促进会2012年度优秀职业指导论文二等奖。
一、我国职业咨询历史演变
我国早期职业指导始于20世纪初， 1916年清华大学校长周寄梅先生初创职业指导。192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杂志第100期《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指导》一文介绍职业指导。1996年，朱启臻所著的《职业指导理论与方法》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内地职业指导理论的深化、发展以及向职业生涯理论的转化，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00年前后，我国职业指导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99年，《职业指导人员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出台，标志着职业指导人员作为一个新职业从社会中分离出来。2006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展的职业指导训练，推动了我国《国家职业指导师》资格认证工作的实施和职业指导的全面开展。同时，北森测评公司引进的美国职业咨询技术，促进了我国《全球职业规划师（GCDF）》的培训和认证工作。这两项资格认证工作，在我国职业指导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国职业指导的历史演变表明，职业指导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配置的必要措施，受社会人力资源调配方式的直接影响。职业指导是服务社会就业、提高社会劳动力职业素质的有效载体。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咨询技术，必须与时俱进，对职业咨询技术进行本土化改造。
二、对职业咨询理论的审视与思考
1.职业咨询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适配性不足
由于我国职业咨询起步较晚，职业咨询应用的理论大部分是“舶来品”，如帕森斯的特质因素论、霍兰德的人格类型论、明尼苏达的工作适应论、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以及认知信息加工理论皆是建立在西方社会规范之上的。其主要特征是：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抽象人性论；学科基础畸偏心理学；研究样本西方社会化；职业指导理论各有局限性。价值观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职业规划理论不能很好匹配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大学生职业咨询工作主要是依赖美国传统职业咨询理论，而职业咨询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及知识的范畴，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职业咨询理论知识，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则更明显地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影响。传统西方职业咨询理论依仗其世界地位获得超越文化的权力的同时，必定给其他本土文化带来不适应。这种对咨询理论与其应用对象的文化适配性的不足是当前大学生职业咨询的一大误区，是需要反思与改变的。
2.职业咨询的操作程序、方法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适应性不够
（1）对充分尊重来询者决策自由的反思。大学生来询者会无意识地将职业咨询师当作导师，当作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专家，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直接的决策或具体规划。因此常用的职业咨询技术，如共情技术、来访者至上的态度就很难被一般的大学生所接受。如果过分平等尊重来访者，对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不予以明确指导，常常使他们对职业咨询产生失望情绪，影响咨询效果。职业咨询让来询者自我抉择的原则 ，对中国大学生而言是值得反思的，不考虑中西方个体行为与性情倾向性的差异，生硬照搬“让来询者自我抉择”则会严重影响咨询效果。
（2）对职业价值观差异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职业等级观根深蒂固，存在体力、脑力劳动的观念差异，“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大学生尚有余存，因而会出现“国考第一考”的现象。相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的职业平等意识较强，行业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小。而职业咨询技术是建立在职业平等的基础上的，因而在大学生职业辅导过程中应加以考量。
（3）宏观调控政策对职业咨询的影响。欧美国家实施完全市场化制度时间较长，人力资源市场发展相对成熟。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不断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人力市场受政府宏观调控的影响较大，需要我们在职业信息探索的过程中应给予充分考虑。
（4）家庭社会关系对职业规划的影响。由于大学生在就业信息上存在着信息通道的差异性，来自学生父母、亲属的信息和就业推荐对大学生的就业影响很大。同时，某些招聘单位还对职工子女在就业上给予一定优先照顾。同时地域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因素等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也存在影响，这种社会因素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因素，与职业规划理论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在我国大学生职业规划中，应给予考虑。
（5）职业规划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审视与反思。据统计，2005年美国有职业咨询师（相当于我国的高级职业指导师）约16万余人，平均一位职业咨询师面对1250人；2010年我国获取《高级职业指导师职业资格证书》有1万余人，加上职业指导师这一级人员，不过15万余人。按照2005年美国的标准，我国尚需100万高级职业指导师，与社会需求相比，数量不足。另一方面，职业指导人员多为兼职，专业背景多元化，职业指导学术底蕴和指导经验不足，直接影响我国职业咨询技术的本土化进程。
三、走出职业咨询误区的对策
1.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咨询理论
职业咨询理论的本土化改造，首先要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咨询理论。需要从大学生的生理、心理以及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国家体制等实际出发，探索大学生职业抉择的动机、职业抉择机制以及职业发展路径。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经济和传统的职业理念，摸索出一套对我国大学生职业咨询可行且实用的实践模式，包括高校职业咨询机构的建设、专业队伍和资格审查、职业道德、督导制度、学术制度、质量评价等。
2.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职业咨询程序与方法
（1）去商业化操作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绝大多数职业咨询是一种商业行为，需要商业化的流程和运作。而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职业指导是义务提供的服务，可以简化程序，突出重点。适合我国高校大学生职业咨询的流程是：觉知网上测评团体咨询个体预约面谈形成共识制定行动计划。具体来说：通过职业生涯报告会，让学生认识到职业规划的目的和意义；而后组织学生参加网上职业测评；根据职业测评的结果，分类进行团体咨询辅导，解决大多数学生的职业规划问题；对于团体咨询不能解决的个性化问题，由学生进行个性化咨询预约；学生与职业咨询师面谈，解决职业规划问题，形成共识；由学生自我制定职业规划、行动计划、调整方案。这样既可以解决当前高校学生多，职业咨询师少的矛盾，也可以提高职业规划指导的效率和效果。
（2）职业咨询模式的改造。一是师长关怀式。大学生普遍尊重师长、信赖师长。从学生学业、就业出发，以生为本，按照自我认知、职业认知和人职匹配的原则，帮助学生进行职业定位，指出大学生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必要的职场体验。教育学生从大学学业开始明确目标，坚持不懈，定期总结，合理调整，从专业技能、职业素养、通用职业技能等方面入手，逐步提升自身的职业成熟度。二是专家指导式。在我国，大学生们若求助于职业咨询机构，则他们会希望为自己提供帮助的是有特别的专业背景、有职业咨询的经验和方法的专家型权威的职业咨询师。而我国目前具有专业学科背景而又熟悉职业规划理论、方法的专家型职业咨询师较少。因此，我国要加大力度培养大量专业性强的职业咨询人员，并不断加强职后教育，不断提高职业咨询队伍专业素质和能力。
三、对职业咨询测评工具的改造
1.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测评工具
我国政府为促进大学生就业，不断地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如：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计划、大学生兵役计划等，对大学生就业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在大学生职业咨询测评软件制作中，应给予体现。
2.建立体现我国高校层次结构的测评工具
我国普通高校可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以及高职高专院校，不同类别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各不相同，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职业能力，职业咨询测评工作应该体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帮助学生合理定位。
3.三个维度的就业能力模型
2004年，福格特提出了职业生涯识别、个体适应性、社会和人力资本三个维度的就业能力模型。社会和人力资本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例如教育经历、工作经验、情商等，其可以拓展个人身份并影响个体职业生涯机会。而当前大学生职业咨询测评系统中，很少涉及社会和人力资本因素。在大学生测评工具本土化改造中，必须给以补充完善。
四、对职业发展路径的完善
1.“论资排辈”现象影响职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在我国职业发展的路径中，往往存在“论资排辈”的现象。如：公务员升职需要一定的岗位工作年限，专业技术人员升级需要一定的岗位技术工作年限等，同时还有轮岗、二线工作的等特殊的职业发展路径，外职业生涯对个人内职业生涯发展影响较大，在职业发展路径上必须给予充分考虑。
2.行业之间人员流动的障碍影响职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单位的用人制度不同，尤其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还受到岗位编制的限制，影响了人员的自由流动性。因而，在职业发展路径选择上，要适应组织的要求。
3.户籍制度影响职业发展路径的选择
为保持城市的健康发展，部分城市实施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与就业、购房、孩子入学等挂钩，势必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地域结构。
参考文献：
[1]张维为.中国震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姜献群.师范院校全程化就业指导的实践探索[J].出国与就业，2010（12）.
[3]魏丽青.英国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经验与启示[J].教育与职业，2009（09）.
[4]丁新胜.大学生心理资本生成模式研究[J].南都学坛，2012（2）.
〔关键词〕说谎者悖论；语义真值；解悖方案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136-04
①主要以薛平、周斌的《说谎者悖论的一种解决》（《世界哲学》2005年第4期）、王军风的《说谎者悖论和集合论悖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5期）、熊明的《说谎者悖论的恶性循环》（《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斌的《破解说谎者悖论》（《西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等为代表。
〔基金项目〕绵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MB2009018）
〔作者简介〕秦玮远，绵阳师范学院讲师，四川绵阳621000；
李晋红，中国刑警学院讲师，辽宁沈阳110854。
（一）
“说谎者悖论被认为是任何真理理论的建立都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1〕罗素（B.Russell）类型论解悖方案（type theory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塔尔斯基（A.Tarski）语言层级论解悖方案（theory of language hierarchy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克里普克（S.Kripke）真值间隙论解悖方案（truth-value gap theory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巴维斯（J.Barwise）和埃切曼迪（J.Etchemendy）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situation semantics approach to paradox solution）等代表性解悖方案的提出都直接和它相关。可以说，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是持续不断。综观上述代表性的解悖方案，罗素“关于‘说谎者悖论’的所有分析，充其量不过是Russell‘自我限定’的结果。也就是说，不仅在形式上需要将其纳入为Russell本人特别鄙视的‘形而上学’范畴，而且从本质内涵考虑，它不过是甚至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也不屑一顾的‘约定论’的翻版，缺乏对‘自我限定’的任何逻辑支撑。”〔2〕塔尔斯基的理论影响颇大，但有论者认为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强烈的特设性”、“实际操作时的不可行性”、“语义封闭性的要求太强”、“语言层次的终结问题”。〔3〕更有论者认为，塔尔斯基的作法“生硬且高度人为”。〔4〕而克里普克则根本没有意识到“针对‘说谎者悖论’的特定命题，人们需要讨论或可能涉及的问题始终不能逃避‘要么真要么假’的原来意义，……Kripke所说的一切只能视作试图通过改变语言‘本来意义’而构造的一场拙劣游戏。”〔5〕相比而言，情景语义学解悖方案更贴近人们的直觉，但由于情境语义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规定情境中的所有“对象”都是由认知主体“选择”而确定的。这使得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受到了诸多质疑。
新近几年来，我们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又出现了一次小。①尽管这些方案有的技术性还比较强，但却因此而具有了比较明显的特设性，还有的甚至连RZH解悖标准（RZH criterion for paradox solution）绝对必要的条件也不符合。这岂不成了“只是给问题语句贴上标签的所谓解决”。〔6〕仅此而言，这些方案还缺乏足够的合理性，还不能令大家心服口服。同时，这也说明了这个古老悖论目前仍然还严重威胁着我们整个人类的理性认知。
接下来，本文首先分析导致“说谎者悖论”的根源是什么，然后再提出自己清晰明了的解决方案，最后得出结论：“说谎者悖论”纯粹是人们人为推导的结果。
（二）
一般认为，说谎者语句有以下三种表述方式：
（1）完整形式：“我现在正说的是一句谎话。”
（2）简明形式：本语句是假的。
（3）纯粹数学语言形式（语句名称符号刻画形式）：L：L是假的。
这三种表述方式就内容而言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一个假语句。以完整形式为例，“我现在正说的是一句谎话。”意即：“我”就是一个说谎者。既然有了这个预设的前提条件，那说谎者所说的语句就是假语句。那既然是假语句我们还有必要去给它进行赋值推理吗（特别是还要给它赋一个“真”值）？在现代悖论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更多的以第二种表述方式“本语句是假的”为例来进行分析。但很多人的分析和上述分析相比却走了样。就以人们常用的第二种表述方式“本语句是假的”为例，笔者认为，导致说谎者悖论的根源有如下三个：
其一，理解上的错误指代。
学界普遍赞同“所有悖论都源于这样的事实：指称某一个类的整体的表达式其自身又表示这一个类当中的某一个元素。”〔7〕据此理解，也就是说，说谎者语句“本语句是假的”中的主语“本语句”又指代整个语句。其句法结构如下：
一般情况下，从语义的角度很多人都往往作这样的理解，陈波教授甚至还直接将这种自我指称作为悖论产生的首要因素。但事实上，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很明显，上述句法结构图中作为整体的“S1”和作为部分的“S1”两者是完全相同的。请看：
（L1）本语句是假的。
XY
很显然，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去看，“本”限定的是X而不是Y。这从英文版说谎者语句更容易理解：
（L2）This sentence is false.
XY
在（L2）中，“this”限定的是X所指代的语句而并不是Y语句本身。那人们语义理解的结果会不会就是“本（this）+X=Y”呢？显然，这样的理解很明显地存在着错误指代。这样错误理解的根源在于人们在理解该语句的时候下意识里就已经将“本语句”或“this sentence”和整个语句Y等同起来了。当然，“语句”作为一个语法上自成体系的单位的统称和其中一个个具体的语句在称呼上的同名是造成人们这样错误理解的最大干扰因素。如果我们将“本（this）”限定的对象代换成其他，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例如：
（L3）本人是高校教师。
（L4）参加本次学术会议的学者有100多人。
（L5）本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共有近20000人。
在（L3）、（L4）、（L5）中，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受话者都清楚地知道“本”限定的“人”是谁，“学术会议”是在何时何地召开的什么会议，“校”是哪一所学校。
“其实，从一般‘常识性思维’的角度考虑，人们几乎立即可以发现：这个没有语法错误的陈述句却是一个逻辑上的病句：由于缺少一个确定的‘名词’用以指称该陈述者所陈述的特定对象，从而造成语义的逻辑紊乱。也就是说，在仅仅给出‘我现在正说的是一句谎话’的陈述句中，副词‘正’的特指意义在逻辑上恰恰是含混的，缺乏对于作为陈述对象的‘实在’一种在逻辑上必需的明确认定。或者，正如下面所表示的那样：我现在‘正说的（what？）’是一句谎话。人们并不确切了解语句所说的‘谎话’到底指称什么。”〔8〕
学者王军风先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样的错误指代是由于“将指称概念当作逻辑等值概念或同义概念来使用”〔9〕而产生的，这就不对了。王军风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说“本（this）+X”仅仅指称“Y”而并不是逻辑等值于“Y”。但上述分析已经明确表明人们在理解该语句的过程中将“本（this）+X”指称“Y”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指称。张铁声研究员“导致说谎者悖论的语句实乃一无穷嵌套的多义句”〔10〕和周昌乐教授“对于具体的一个悖论语句，比如说谎者悖论‘本句子不是真的’，从非形式推理过程动态的观点看，其矛盾性真值取值是以无尽振荡形式出现的，真、假、真、假……”〔11〕就是这样错误理解的结果。
其二，空语句无法进行赋值推理。
退一步来说，我们对说谎者语句即便是作根源那样的错误指解，那说谎者语句本身也只是一个空语句（null statement）而已。“null”本意是“零的，无效的”，也就是说，这个语句根本未作任何陈述，那对未作任何陈述的语句我们又如何去谈论它的真假呢？Kant就曾经指出，对“空洞概念”加以“真假判断”其结果同样会成为跟“空洞概念”一样的无稽之谈。因为对于语句，我们关注的焦点永远是它给我们传递的是什么信息，而不会去在乎传递这个信息的载体是什么。例如，针对话语式的同一语句，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什么性别的人、什么身份的人，我们都只会去关注它说的是什么东西。“无论对空陈述作出‘真实（truth）’还是作出‘虚假（false）’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同样是空的，不仅完全失去存在意义，而且往往导致形形的矛盾。当然，这才是导致出现‘说谎者悖论’的根本原因。”〔12〕而且，按照人类的认知表述方式，说谎者语句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句。试比较一下：
（L6）L：L是假的。
（L7）某男性：我不是男人。
（L8）某教师：我不是教师。
不难看出，上面三个语句有一个共性：自己说自己是假的。那不是自相矛盾吗？为此，笔者非常赞同Doron Shadmi的观点：如果一个语句说它自身是假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那这个语句在任何阶段都是不存在的。
其三，推导过程存在矛盾。
以说谎者语句的纯粹数学语言形式（语句名称符号刻画形式）：L：L是假的为例，人们从说谎者语句得出矛盾等价式往往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完成：
步骤1，假设“L”本身是真的。
步骤2，由于“L是假的”与“L”本身是同一的，于是通过替换（等价代换）得到“L是假的”是真的。
步骤3，利用“如果S是真的，那么S”这个原理，由此得到一个推论“L”是假的。
步骤4，步骤3的推论和步骤1的假设是相矛盾的，由此可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即得到“L”是假的。
步骤5，上述从步骤1到步骤4即得到矛盾等价式的前半部分：由假设“L”是真的推出“L”是假的。
步骤6，反过来，假设“L”本身是假的。
步骤7，由于“L是假的”与“L”本身是同一的，于是通过替换（等价代换）得到“L是假的”是假的，即“L是真的”。
步骤8，上述从步骤6到步骤7即得到矛盾等价式的后半部分：由假设“L”是假的推出“L”是真的。
至此，说谎者语句得出悖论的整个推导过程得以结束。
审视上述推导过程，问题就出在步骤1，步骤1的假设和说谎者语句之间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我们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始终是在逻辑规律的框架下进行的，并最终是以“真”的方式将认知的结果反映出来。如下图：
上图中的表达关系、反映关系、指谓关系都是以“真”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语句都是一个“真陈述”语句。特别强调一下，“真陈述”并不等于语义真值即为真。据此，那说谎者语句既然以“真”的方式断言了“L是假的”（即L确实是假的），那我们为何又要去假设它是真的呢？这不自相矛盾了吗？由此看出，导致说谎者悖论推导过程的第一步就出了问题，那后面推导过程的理论依据又何在呢？
（三）
这一部分我们来谈谈对说谎者语句如何处理而不至于导致悖论的产生。从逻辑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将语句分为两个大类：一是陈述式语句，亦可称为命题式语句，这类语句当下便有确定的语义真值。任何真理理论都是这类语句的语句集，它对悖论语句具有天然的免疫功能。二是非陈述式语句，亦可称为函数式语句，这类语句的语义真值由基本语义和其他待定语义来共同确定。这里我们要处理的说谎者语句就属于这一类语句。让我们再次看看说谎者语句（L1）：
（L1）本语句是假的。
XY
在（L1）中，Y的语义真值的确定显然取决于X语言值的确定。当然X的语言值有无数多个，总体上包括真、假两个大类。如果X的语言值一经确定，那Y的语义真值也就随之而确定。例如：如果我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上海”作为X的语言值代入Y，那Y便有了确定的语义真值：真。如果我们以“奥巴马是美国现任总统”作为X的语言值代入Y，那Y也随之有了确定的语义真值：假。这样（L1）的句法结构即为：
这个句法结构图中作为整体的“S2”和作为部分的“S不定”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句法结构图和本文第二部分那个句法结构图是不一样的。
我们还可以更简化的这样处理：
令（L1）中的“本语句”为“X”，（L1）为“Y”，“1”代表真，“0”代表假。
则有，X=0，Y=1。
X=1，Y=0。
即，X=0Y=1， X=1Y=0。
亦即，-XY。
我们还可以使用计算机语言进行这样描述：
Dim X ， Y as Boolean
If （X= =1） then
Y=0
Else
Y=1
End if
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将X=0Y=1， X=1Y=0反过来理解，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导致悖论的矛盾等价式：Y=1Y=0Y=0Y=1。
按照人类的认知表述方式，在没有任何隐含条件的情况下，Y=1。言外之意，需要我们认知的语句（X）是一个假语句。从语用角度讲，当我们面对这个语句（L1）时，我们的着眼点首先会集中在X上，而后我们才会去关心Y说的是不是事实。
其实，笔者早在《“说谎者悖论”的再探讨》〔13〕一文中就指出了，从严格逻辑意义上讲说谎者语句根本得不出导致悖论的矛盾等价式。
如此说来，说谎者悖论的产生纯粹是人们人为推导的结果，“犯错误的是人而非逻辑”。〔14〕换句话说，说谎者悖论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语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W.V.Quine，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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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Russell，Mathematical logic a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ype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30，1908.
〔9〕〔14〕王军风.说谎者悖论和集合论悖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5）.
〔10〕张铁声.“典型语义悖论”及其单义句预设〔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