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8 01:39: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博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致谢一：
老早就知道博士论文后面有一段致谢意味的后记部分，一直在想自己到那天会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感慨，如今真到了这一时刻，却是相当平静却也发现自己无从表达此刻的心情。
从大学毕业时考研找工作两手准备，到幸运被复旦会计系录取，再到两年半后由硕转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毕业，进入不错的高校成为大学老师，我完成了由会计小本到会计博士，从会计学术门外汉，到成为一名可以独立进行会计研究的大学老师的华丽转身，这是六年前的我绝对没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岁月可以在复旦度过，可以在会计系度过，我是幸福的。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老师，这不是博士论文后记部分的例行感谢，是学生发自内心的，我一直认为如果当时我的导师换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会走到今天。是老师一步步的将我带入会计学术的氛围中，让我yulu.cc的看到会计学术的魅力，也是老师耐心的教导及指引，让我慢慢发现了自己适合的人生职业。感谢老师对我的学术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老师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谢老师对我有话直说、口没遮拦的宽容。
同时还要感谢师母王克敏老师对我的点拨及生活上的关心；感谢会计系洪剑峭老师的关心及对博士论文解析部分的帮助；还要感谢会计系陈超老师、周红老师、徐浩萍老师对论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北京大学陆正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夏立军老师、复旦大学原红旗老师、南开大学刘志远老师、上海财经大学潘飞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张天西老师对论文提的宝贵意见；感谢复旦会计系所有老师在六年中从各个方面的帮助与照顾。此外，还要感谢我在耶鲁大学交流期间的外导FrankZhang，感谢张老师对我在耶鲁交流期间的照顾，及对我在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同时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的博士生杜凯同学对我生活上的帮助及论文解析部分的指导；也要感谢耶鲁会计系其他老师和同学对我在各方面的帮助。
我在复旦的同窗们，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伟、李静、武建、朱晨波、张轶凡，及刘璇、黄海杰、刘念、徐媛媛等师弟师妹们，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学们，因为你们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丰富多彩。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是你们为我提供了一个无忧无虑的成长环境，是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无后顾之忧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的爱护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还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样照顾我，我们的姐妹情无疑是我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人，仅以此文献给你们。
致谢二：
历时一年有余，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终于即将完成。回首论文的撰写过程，内心不禁五味杂陈，感触良多。
政府审计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两年前，我的恩师，国内政府审计领域的权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对学术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并建议我以此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这一选题时，我颇为惶恐。这一论题不仅要大量涉及到政治学等较为陌生的领域的理论知识，而且在进行选题论证时搜集到的己有相关文献成果极为有限，国外文献研究几乎为零。可以预见如果以此为题，论文的创作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与同专业的博士同学以及同门的师兄师姐讨论后，他们也都认为这一选题难度较大，这一度几乎让我失去信心。与导师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帮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启发我思考解决论文中的关键问题与难点，并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在蔡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坚持下来，并最终确定以政府审计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作用这一问题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选题确立后，我从2011年4月开始搜集资料，拟定论文研究大纲。写作期间，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颈，民主政治细化的问题曾让我一愁莫解。后来，我研读了大量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公共权力学的书籍与文献，并多次与政治学专业的同学讨论，才最终从民主政治运行机制的角度解决了.
这一问题。其后遇到的诸多难题，如政府审计对民主政治发展作用的机理分析、实证研究中民主政治的量化、模型的构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与导师和同门师兄师姐讨论，一次又一次的翻阅各类文献，每个问题都是反反复复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这才最后形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成果。整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从选题开始到最后论文定稿，大到论文大纲框架的确立，小到一个词语的选择，无不凝聚着导师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门兄弟姐妹的帮助、同学和朋友的鼓励和我自己的努力，现在回想起来，实属来之不易。
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不易，也越发感觉到自己才疏学浅。论文虽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还是最基础性的尝试，其中许多问题思考还不够成熟，分析还不够深入，还有许多缺陷甚至错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以帮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论文并展开对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
学海无涯，我将博士论文的完成看成另一个学习道路的起点。在今后旳日子里，我会持续关注政府审计领域的研究，谨记恩师教诲，踏踏实实的做人，勤勉严谨，不断思考探索，不辜负恩师的栽培，不辜负同学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负自己的人生。
三年时光，如弹指一挥间。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欣喜仿佛还在昨日，转眼间我已经在提笔撰写毕业论文的致谢词。深夜12点，万籁俱静，回想荣春园三年的求学生涯，导师的栽培、同门的帮助、同学朋友的关怀，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蔡春教授。能够成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蔡春教授带领我走进了审计学术的殿堂，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细致的做事风格、勇于创新的精神、对学术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钦佩，这将是我受益终生的宝贵财富。三年博士阶段的学习生活，蔡老师教会了我科学的思维方式、正确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会了我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学术思想的提点都让我获益匪浅，每一次生活上的关怀都让我这孤身在外求学的学子倍感温暖与感动。
特别是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蔡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收集、开题、论文的撰写、修改直至论文完稿，蔡老师一直在给我支持和帮助、信心和鼓励。没有蔡老师悉心的指导，我不可能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师恩深似海，蔡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会永远铭记于心。衷心感谢我的师母包建华女士，感谢您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
衷心的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诸位老师。感谢彭韶兵教授、杨丹教授、罗宏教授、陈苑红教授、叶建明教授和黄载兴教授对我专业课程的教导。感谢樊行健教授、潘学模教授、吕先锫教授、冯建教授、冯俭教授、余海宗教授、谭洪涛教授、马永强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对我博士学位论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见，让我的论文得以完善。感谢方萍书记、余霞老师、杨长虹老师，谢谢你们三年以来的关照感谢蔡老师研究团队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谢李江涛博士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在实证模型设计等方面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刘更新博士，与你六年的同窗情谊，你对我的学习和生活给予了许多的关怀与帮助，感谢你在我考博期间的支持与鼓励，感谢你带我进入蔡门大家庭；感谢谢赞春博士、苗连奇博士，感谢你们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样照顾我，感谢你们在我感到困难的时候给予的安慰与关心；感谢孙婷博士生、饶翠华博士生、马硕博士生，感谢你们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的一路鼓励与扶持；感谢蔡利博士生、朱荣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刘雷博士生、谢柳芳博士生、唐绣球博士生、感谢你们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门情谊，让我倍感亲切和温暖。感谢师门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刘学华博士、罗朝晖博士、鲜文铎博士、张勇博士、徐荣华博士、杨晓磊博士、路伟达博士等和硕士研究生杨鲁、敖金俐、林洁、刘春苗、黄婧、张倩倩、和辉、王志、祁恒庆、陈永辉、杨晶晶、何雨、何苦、钟婷、马可哪呐、吴征远、梁怡爽、张鹏、周思维、王瑜、陈亮、孙琳、张静、周贤莉、李慧、罗琪、段楠、王宪振、欧琳、苗芄、蒋静、赵晓燕等师弟师妹，恕不一一列举，你们是我今生最大的财富。
感谢我的同班同学。感谢王伟博士生、张玮倩博士生、张晓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黄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卢兴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阳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张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涛博士生、张泽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红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谢你们让我拥有三年美好的求学时光，我会将这些记忆永远珍藏。
感谢我的硕士同学万磊、龚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东、隋春蕾、周德如、陈义、夏蓓、王峰、张莉等；感谢我的本科同学徐燕、薛爱玲、王芳、仇扬、杨珠等，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帮助和鼓励。
最后，深深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用毕生的心血养育教导女儿，女儿不孝，多年在外求学，不能承欢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谢你们对女儿的无私的爱，感谢你们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谢你们一直做我坚强的后盾，放我去飞，放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们!
致谢三：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度过了丰富且有意义的四年求学生涯。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让我体会到了会计学学科的博大精深，同时使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进方向。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天西教授。张老师以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默默的奉献精神时刻感染着我，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奋发进取。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张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始终给予了认真和耐心的指导，使我顺利地进入毕业论文研究阶段并成功地撰写了毕业论文。四年来，在张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使我能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协调处理好学习、工作、家庭三者的关系。尊敬的张老师，谢谢您!
衷心感谢在过去四年时间里为我们辛勤授课的安泰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正是老师不辞辛苦的教学，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成长与进步。他们开拓了我的视野，为我的论文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感谢在百忙之中牺牲宝贵时间评阅和评审本文的各位老师和专家。
中新网2月19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18日宣布，“暂时放弃”他的法学博士头衔，但同时表示不会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不久前，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尔-莱斯卡诺和法兰克福大学法学专家费利克斯·汉施曼一起，在《法学批评》杂志就古滕贝格在拜罗伊特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盟的立宪发展阶段》发表评论。两人在评论中指出，该论文不仅水平“一般”，而且有多处抄袭。
前天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会见刚从阿富汗视察归来的古滕贝格，敦促他作出表态，并对他继续表示支持。
昨天，古滕贝格举行记者会，承认他的博士论文中有“错误”，表示“真诚的遗憾”，称自己对此感到“最不幸”，同时对可能因他未能标明出处而引用其文章、因此受到伤害的人表示道歉。但他坚决否认是故意“欺骗”，表示将配合拜罗伊特大学进行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他将不再在本人称呼上使用“博士”头衔字样。
古滕贝格出身自显赫的巴伐利亚贵族，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纳粹统治时代，他的家族成员曾因为密谋造反而遭希特勒处决。这些光环注定了古滕贝格与其他低调的德国政治人物的不同。此外，古滕贝格的妻子施蒂芬妮同样也是名门之后，历史上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她的曾祖父，施蒂芬妮也是爵位继承人。
西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化、电等自然学科具有太强的实用性，而这些领域中国原本就是空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
然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北京大学，在长校之前，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老派学者的天下。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开始，讲一年，才到商朝的《洪范》，孔夫子什么的连影子都还没见着。今天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典籍，其实并不可靠，大多为后人伪托的。但是，当年的老派学者，却不能不这么讲。不讲足中华五千年，政治上就不正确。
先生回国之后，如果讲西洋哲学史，毫无问题，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偏要讲中国哲学史，一上手就是老子、孔子，而只把此前的诗、经，作为中国哲学的胚胎。讲到荀子，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司空见惯（实际上所有中哲史学者，都是的余绪），但在当年，却让老派的学者受不了。学生也大吃一惊，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惊得挢舌不能下”，即张口结舌。
同样也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伯|老先生，听说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摇头晃脑地连说不通，说是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哪里有大纲之上还有大纲的道理？而瞠目结舌的学生们，受到了震动，臧否不一。最终还是由于学问最大的傅斯年，在认真听了的课之后，做了肯定的评价，大家最后才认账。傅斯年的评价是：虽然没有陈伯|有学问，但路子是对的。我想，学生跟老先生不一样，英文不错，多少看过一些西洋人写的东西。
其实，正如唐德刚的考证，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子就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论文在答辩的时候，是“大修通过”的，所谓“大修通过”，近乎枪毙。
所以，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美国差点被枪毙的论文（按唐德刚的说法，当时参与答辩的美国教授，其实并没有人懂中国的学问），到了中国，却大受欢迎。等于开创了用西方的学术形式（还谈不上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先河。
从那以后，一干中国学人也就跟上了。所以，十年之后，爆得大名的的论文，也就无需“大修”，直接通过了。“博士”被叫了十年，才真正戴上了博士帽。
当然，这么一来，这个开先河的著作，也无需完成下半部了，因为后人跟上之后，做得比还好。后来，又写了若干半部书，都是开了先河，然后下面就没了，也无需有了。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的大作，作为提交给老外的博士论文，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单单学生认账还不行，还需要学界认可。
德国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国际在线/路透）
国际在线专稿：据《世界报》3月10日报道，德国著名民调机构Infratest dimap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刚刚因为博士论文剽窃事件辞职的前国防部长古腾贝格被民众评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家，有73%的民众对其工作表示满意，另有41%的民众希望其能够代表联盟党竞选下一届政府总理。而希望默克尔继续担任总理的民众达到44%。
然而，也有75%的民众认为，古腾贝格“犯了错误，欺骗了大众”。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位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政治家“违反规定，除了辞职的确别无选择”。82%的民众觉得，古腾贝格是一个“人们期待的政治家”。
排在民众最喜爱政治家第二位的是新任国防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其支持率达到55%。紧随其后的是总理默克尔和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施泰因迈尔，两人的支持率都为53%。
另外，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比上个月增长了3%，达到28%；而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为35%，比上一次民调下降了1个百分点；绿党的支持率比一个月前下降了4个百分点，达到15%；左翼政党和自民党的支持率都微涨1个百分点，分别是9%和6%；其他政党为7%。
这份民调是Infratest dimap在3月8日和9日，对1003名有代表性的民众调查得出的。（朱艳）
管理学博士论文范文:国外一些学者提出“企业管理危机”的概念，从宏观上阐述了高等企业管理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提出了世界企业管理界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后，西方学者对企业突发事件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明显增多。对于各种企业突发事件而言，虽然各种突发事件风险管理预案中都包含风险管理管理计划、评估小组、风险管理预案实施小组等内容，但因为当时执行方式，人员都不尽相同，而且由于各地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各种风险管理预案实施效果具有很大差别。
若井弥一（2015）认为海外企业的危机管理的内容应该包括海外企业保健、海外企业环境管理、海外企业安全企业管理和安全管理、海外企业事故责任等。Grayson（2016）, Kadison 和 Di Geronimo（2014）认为海外投资企业辅导中心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格外重视企业中严重的政治风险、财务风险事件，而且应还承担起对突发事件介入、控制和善后工作；同时，Grayson（2016）还强调，从企业角度来看，海外投资企业应将阻止当地政治冲突和政治风险，避免引起直接冲突。Studer, Baker 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辅导员在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应承担着主要角色。>>更多管理学博士论文
国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研究海外投资风险。目前国际上关于很多关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多，国外的建筑企业风险管理机构重点关注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出去之后的盈利，即通过建筑企业运营、资本运动等盈利方式控制风险。
加拿大著名学者Peter（2016）在《Housing Markets and Risk Adjustments in Monetary Union》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建筑企业产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周期研究，探讨了不动产投资对策。伯特兰（2017）分析了形成风险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扭曲的财政政策和服务业鼓励政策是全球建筑企业风险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建筑企业风险管理不能直接带来利润，同时容易被同行效仿，国外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就不断探寻新的方式，比如使用中期控制方法和理论进入资本市场拓宽资金渠道。在战略管理高度发达的欧美等地方，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美国现在有80%左右的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进行资产证券化。
之所以有如此规模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巨大好处，一是发起人通过分析之后将报告向投资人申请获得资金并且获取服务费，同时也将资产与负债的结构调整的更为合理；二是经过战略分析之后，投资人的汇报时间快，并且收益相对稳定也较高。。2011年以来，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联合签约了企业发展战略开放声明，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发展战略合作和开放共享进行了商讨，随后，在2014年，加拿大也颁布了开放企业发展战略，规定加国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为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提供了保障和明确的规定，明确了相应主体的责任。
Thomas和Grosse C（2015)使用计量模型，研究了墨西哥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度、区域发展水平和政治风险是影响海外施工项目的主要因素。国外海外投资企业对于企业职工的风险管理意识、风险管理素质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培养企业管理，主要是贯穿在日常的素质培养和拓展过程中，这实际上与我国的企业职工素质企业管理非常相近，本质上是相通的，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具体的实践操作方案，都比较相近。实际操作时都是开设专门的风险管理场景与风险管理课程，对企业职工的在财务工作、风险决策、风险评估与计算的各种活动的组织与参与，以及相关工作的成果进行系统评价等，例如美国海外投资企业通常会加强对于风险影响因素在企业职工中的教育，这反映了其风险管理企业管理的平常表现。其他国家如日本、欧洲也对企业职工除工作成绩之外的活动表现、企业风险参与和相应的风险防治参与程度等进行评价和考察。
在实际过程中，这远远超越了企业辅导员的工作范畴。我认为企业突发事件的预防策略应以科学研究为基础，通过直观信息，识别潜在可能实施暴力的人，此外，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海外企业应立即启动快速响应，各个风险管理小组互相配合，努力降低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有“中国政府经济智囊”之称。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任命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这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解决世界上最复杂、最艰深的经济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国经济问题。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肄业于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1978在台湾政治大学获企业管理硕士学位。1982年在北京大学获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之后,他远渡重洋,来到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1986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随后,他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工作。
1987年,林毅夫回到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他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994年至2008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从1994年开始,他参与了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讨论,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学界“海归”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者之一,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规范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较为成功的学者之一。他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并强调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规范化和一致性,以及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作出了严谨的经济学模型。他主张中国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还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够给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林毅夫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认为在拥有和平稳定发展机会的环境下,到203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是林毅夫在研究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的,已为世界经济学界推崇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中国经济学家对世界的贡献。
林毅夫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1990年,他关于1959～1961年中国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其颁发了经典引文奖。此外,他的主要著作《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1993年还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其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屡次邀请他出国访问研究。对于当前的“三农”问题,林毅夫认为城乡差距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只有依靠长期的经济发展,不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对于2008年底以来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林毅夫指出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应对这场危机有三大有利因素,分别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存在资本管制,这为其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国货币政策稳健,中国政府过去四年都实现了财政盈余,有财政刺激的空间。由于有以上的良好基础,中国能够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如增加农村投入、实现产业升级、加强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因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同时,林毅夫还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也有利于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可以为解决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作出贡献。
责编:吴奇志
[关键词]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4-0049-03
当今，新一轮教育改革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推动着教师由知识型向智慧型转变。做一名智慧型教师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生成并发展一种对自身教学行为进行反思的实践智慧，因此，教师实践智慧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深远意义的课题，如何正确地看待和生成教师实践智慧也逐渐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对实践智慧的研究程度稍浅，时间稍晚。虽然早在20世纪末，郭金平、袁祖社就从哲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论述了实践智慧，但却并没有从教育领域论述实践智慧，也没有将实践智慧与教师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才逐渐积累了一些成果。
（一）研究背景
第一，学术期刊。2003年，芳的《论教师的实践智慧》揭开了教师实践智慧的神秘面纱，这也是国内最早论述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学术论文。截至2015年6月，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以教师实践智慧为搜索主题词的文章有92篇，其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学术期刊文章2篇。这92篇文章大部分以一般性理论论述为主，结合具体学科的研究较少。
第二，著作或著作章节。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专门性著作有范国睿的《诗意的追求――教师实践智慧案例引导》、邓友超的《教师实践智慧及其养成》以及舒尔曼著、王艳玲译的《实践智慧：论教学、学习与学会教学》。同时，姜勇等著的《教师自主发展及其内在机制》和王守恒等著的《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都提到了教师实践智慧。但是这些著作年份都较早，知识更新不及时，一些新的观点并没有被采纳进长。
第三，学位论文。博士论文有以席梅红《教学实践智慧发展论》为代表的文章，共5篇;硕士论文有以郑苗苗《论教师的实践智慧》为代表的文章，共12篇。在17篇研究教师实践智慧的博士和硕士论文中，专门性论述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数量很少，仅为2篇。
虽然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著作、文章不断增多，也近百余篇，但基本上是重复性的研究，真正有创意的研究寥寥无几。目前，就思想政治课来说，探究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文章只有3篇，分别是东北师范大学王荣华的硕士论文《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李宏昌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师实践智慧问题及对策研究》和苗田的期刊论文《新时期培育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基本策略》。无论是对教师实践智慧还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师实践智慧的研究，都主要涉及含义、特点和生成。
（二）关于含义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知识能力说。李斌、赵瑞情和范国睿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第二，认识体验说。张兴峰和王素梅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对教学情境的认识和体验。第三，综合素质说。许占全认为教师的实践智慧是教师综合素质的生成和体现。由此可见，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理解众说纷纭。实践智慧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翻译而来的，被汉译为“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或“明智”。因此，这个命题必定会引出不同角度的讨论。但是，笔者更倾向于教师实践智慧是一种综合素质的提升，这很好地体现出了教师实践智慧是知识、能力、德性的统一，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
（三）关于特点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生成性。教师实践智慧产生于教师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又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整个过程都伴随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教师要在应对这些动态的突发事件中使实践智慧得到提升。第二，缄默性。实践智慧往往是一种瞬时间的直觉反应，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的，具有明显的不可言传性。但席梅红却对此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她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育情境中对个别的、特殊的教学现象的理解与处理，但它并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可观察、可转述和可言传的”[1]。第三，个体独特性。教师的实践智慧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不同的教师由于其年龄、成长经历、生活背景等的差异，对教学的感悟也会有种种不同，再与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相结合，往往会形成极具个性化特点的实践智慧”[2]。其实，教师实践智慧的特点远不止这些，还有实践性、德育性等。虽然这些特点并未在学术界达成统一认识，但也是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所以，纵观现有的相关文章可以发现，一些学者对教师实践智慧特点的研究还是有些片面的。
（四）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研究，整理后分为以下四个观点：第一，通过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实践智慧的获得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交融和相互影响”[3]，实践智慧的生成要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并在理论知识的升华中发展实践智慧，积极促使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转化为实践智慧。第二，教师的个体自我反思。王恩惠认为“只有将实践性知识内化成自己的思想并在教师头脑中得以重新建构，这样才能在教学情境中发挥其教育学上的意义，完成知识向智慧的提升，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策略就是教师的教学反思”[4]。第三，加强教师合作。 “一个教师的教育理念与行为是这个人所属共同体的教育理念与行为的一种表现，个人的智慧是该共同体文化的实践的产物”[5]。第四，通过课堂实践检验。教师生成和积累的实践智慧究竟是否科学、准确，这需要课堂实践来检验，因为“教学过程可以预设，但教学过程的展开却并非完全依照预定的教案”[6]。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突发事件，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实践智慧来及时感知和处理教学问题，以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综上分析，通过对国内教育领域对教师实践智慧文章的研究，笔者发现普遍存在如下四个问题：第一，对教师实践智慧含义的界定未达到统一认识;第二，对教师实践智慧的重复性、无用性研究文章太多;第三，缺乏对教师实践智慧和思想政治课之间的整合研究;第四，对教师实践智慧生成的理论论述较多，但对实践方法的论述较少。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学者和教师要专注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只有回归到教育教学实践才能把握实践智慧的内涵和外延。
二、国外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到的国外关于教师实践智慧的资料大多是关于实践智慧的研究，并没有对教师实践智慧方面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针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三个方面进行。
（一）关于含义的研究
西方实践哲学传统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反思性智慧。同时，其他学者对实践智慧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观点：以奥迪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真实的、伴随着理的能力状态”，强调实践智慧的介理性;以里弗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对情景的感知、辨别与顿悟;以邓恩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是对人类有益的道德品性。综上分析，外国学者对实践智慧研究多倾向于一个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概念，虽然后来延伸至人类的实践智慧，但并未延伸至教育学领域，也没有专门地探讨教师的实践智慧，这也成为国外研究领域的一大憾事。
（二）关于内容的研究
对实践智慧内容的研究也为分三个观点：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考虑的乃是对人的整个生活有益的事;实践智慧不只是对普遍事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物的知识，并且经验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7]。所以，他主张生活实际就是实践智慧的内容，而且是生活实际中对人类有意义的事。第二，邓恩认为，实践智慧是使人走向真善美的行动倾向，这种倾向让人懂得如何更好地生活，是技术倾向所不具备的道德意识。第三，舒尔曼认为，实践智慧是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化。因为“教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性的智慧工作”[8]，“教师教育必须转变，从知识论的培养观转向实践智慧的培养观”[9]，这种观点更倾向于“慎思”的生成与发展。
（三）关于生成的研究
国外的学者认为实践智慧的生成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通过“教育叙事”，这种观点强调教师个体的反思。康内利和柯兰迪宁主张教师通过写日志、传记等方式进行单独的个体反思，或经过教师间会谈、参与观察等方式后再进行反思。第二，通过“合作的自传”，这种观点强调教师间的合作。巴特和雷蒙德主张一组教师先对工作的背景、使用的课程、教育理论等写出自我描述性的文字，然后进行组内批判性的评论，通过教师间的合作来生成实践智慧。可见，国外学者对于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是各执己见的。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语言表达对于教师反思的重要作用，并以某种语言表达方式为媒介来设计教师活动。
综上分析，国外对实践智慧的含义、内容和生成都是未达成一致观点的，这给深入地研究实践智慧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没有矛盾就不会发展，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中会不断产生出更多、更新的观点，并最终会剖析出其本质。同时，这也正是我国学者需要深思之处。因为我国学者的观点大都相同，真正有建树的文章较少。教师实践智慧的发展不需要重复性研究，而需要实践性、创新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席梅红.论教师实践智慧的可言传性[J].教育发展研究，2008（20）：75.
[2] 芳.论教师的实践智慧[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4）：34.
[3] 杨燕燕.培养实践智慧的教师职前实践教学――以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2（4）：40.
[4] 王恩惠.蔡培菊.试论教师实践智慧的养成[J].教育科学论坛，2009（9）：38.
[5] 许占权.提升教育实践智慧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J].教育导刊，2007（8）：8-10.
[6] 朱丽.教师实践智慧的生成与提升[J].当代教育科学，2008（12）：9.
[7] 转自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4.
大学的产业化改革给逼的？
我1989年上大学，当时大学生还比较值钱，算赶上了“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尾巴。1993年毕业时，学校第一次实行 “双向选择”，也就是毕业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学校帮你找工作。从前大学生是学校包分配，毕业生没多少选择自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的大学教育产业化运动，各大学急剧扩招，上大学的人数急剧膨胀，然后学校把毕业学生推向市场，给学生强加上自由，不再负责。教育产业化的好处是基本普及了大学教育，给想学习的人更多的机会，坏处则是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严重缩水，越来越和市场需求脱节，而且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研究生平均水平，我觉得还不如我上大学时的本科生。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是教授和副教授给我们授课，现在硕士、博士都难得见到自己的导师一面，经常是硕士教本科，博士教硕士，讲师教博士，教授教“大款”。学生的研究水平就别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曾和我说，他在看博士论文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一段落行文比较流畅，那极有可能是抄来的。我导师也曾和我说，现在很多硕士论文，连基本的内在逻辑结构都是混乱的，怎么就毕业了呢？如此差的教育质量，收费却是火箭一般地攀升。现在读个四年的本科得十几万人民币吧？学不到什么知识，毕业还找不到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孩子送到外国去，青春不能白白浪费啊，起码能学门外语吧。
被入学考试逼的？
尽管高校扩招，名校的门槛和学费却越来越高，现在进外国名牌大学读书，好像比进中国名牌大学还容易一些。我身边不少朋友，在国内考不上名牌大学，“只能”去外国读名牌大学。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没考上清华大学，于是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我两次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均铩羽而归。现在英国华威大学读硕士，华威大学在英国排名前5，在全球怎么也是100名之内吧，据说要进前50。而清华大学的全球的排名，可能是200左右。中国进大学要考好几门课程，外国大学一般就要个外语考试，然后是写申请材料，整体感觉外国大学更容易进。中国的学生，从中学考试就考政治，本科考，硕士和博士也考。中国的入学考试制度，尤其是文科和社会科学，容易把真正有研究能力或者思维活跃的学生挡在门外。另外英语考试也很奇怪。听说留洋回国的学生，参加北京大学博士入学考试，英语通常不及格，实在是匪夷所思。我认识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在博士英语考试上折了好几次。他的研究素材，基本上都是繁体中文，当然，学术论文偶尔有洋文，那也是讨论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大师中，精通多门语言的很多，比如冯友兰，汤用彤等。但是以英文水平为强制标准来要求所有学科的学生，毕竟太生硬了一些。况且英语试题组的出题老师还曾私下说，入学考试的英文题，就是让别人不会做。别的专家出的题，我只能得70分，那么我出的题，别的专家也只能得70分，否则怎么显示出我的水平高？相反，外国的语言考试，非常规范，以实用为第一要务，强调最重要的语言使用能力，听读写说一起来，这样才能在日常学习中真正用上英语。如果要在美国读研究生，一律要考GRE，少数学科要考GMAT或者LAST，这些考试不是语言考试，而是智商考试、逻辑、数学、类比、反义，统统是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而非单纯的语言能力。我参加GRE考试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大家都遵循一个思维习惯，学术交流就方便多了。
就业给逼的？
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能去接着读硕士，读博士。国人也容易崇洋，把留学回国的人叫“海归”，谐音为“海龟”，相对就把国内的毕业生叫“土鳖”。想在中国进外企，没个海外学位还真不容易。想在名牌大学当老师，一定需要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评职称就是考英语。崇洋也有道理，谁让你把中国学生的素质弄这么低？英语考试这么难，也没见几个能熟练使用英语的，让用人单位对国内的毕业生没信心。
被身边的人给逼的？
你家的孩子出国了，我家的孩子不能落后吧？至于出国学什么，不管，先出去再说。别的同学都出国了，我也得出去吧？否则多丢脸啊。实在进不了大学，先弄个语言学校读读，反正也算出去了。国内的留学高中，比如“XX学校”，就是那些从中学就开始定向为外国大学培养学生，基本成了金钱学校，学费比国外的高中还要高。至于出国读语言学校的学生，身边没有家长管，很多人整天在宿舍里打游戏，好几年英语都没长进，连外国大学的校门都进不去。
中国的教育制度，让越来越多的孩子出国留学，西方的大学和考试机构成了经济上的主要受益者。 我就读的英国华威大学有个工程系（Warwick Manufacture Group），每年招好几百中国学生。英国福利好，本国的孩子上大学的学费很少，欧盟的学生学费也不高，最高的是国际学生，中国学生的学费往往是英国学生的好几倍，于是留学生多的系，往往很有钱。
先生怀有深厚的报国情结，同时又是一位举止可爱、言谈风趣的长者，常能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寻着大智慧。
1988年我亲耳听他讲过一段放牛的故事：1973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劳动改造时，他一人放四头大牯牛，别人喂的牛瘦弱不堪，他喂的这四头却肚皮滚圆。数次放牛的经历，使他领悟到大牯牛深陷泥坑时，只抓牛鼻无法助其摆脱困境，唯有托起牛肚子才能使之走出泥潭。后来“牛肚子理论”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新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1913年7月10日，先生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一个农民家庭。旧时中国农民贫苦、愚昧的生活给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在那个时期，他便立志，要终生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改变农民贫穷的境遇而不懈努力。
23年前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入室弟子，当他了解到我也出身农民家庭、而且从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转向经济学研究生，曾鼓励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国，要富强起来，应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这也是我当年下定决心攻读经济学科的原因。”
先生正是带着发展农业经济、振兴祖国的理想，进入了武汉大学经济系读本科。当他在1934年大学毕业后，以最优成绩被选送到北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当时，社会科学研究所由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主持，特别强调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受此环境熏陶，先生在中研院的六年中，不辞辛劳进行田野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等地的乡村。在此期间，他相继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食粮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中国粮食经济》等著作，40余篇。
1941年，先生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带着理想，负笈哈佛，并在那里埋头读书，立志学成后报效祖国。在哈佛的生活快乐而清贫，他唯一的“奢侈”消费就是在每个周日，去波士顿城市音乐厅欣赏一场古典音乐，因为周日上午可以买到学生半价票。他偶尔喜欢吃一顿美式快餐，并将这一喜好保持了一生，晚年时仍不改每周去麦当劳吃一个汉堡的习惯。
他在哈佛学习工商管理一年多之后，转入农业经济与经济史研究，接受熊彼特、张伯伦等大师的熏陶与引领，从此如鱼得水。经数年刻苦钻研，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这篇论文获得哈佛大学1946年－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和“大卫・威尔士奖”，他是迄今为止获得该奖的唯一华人学者。在经济学界与他一样或先或后获得威尔士奖的学者，有许多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萨谬尔森、索罗、斯宾塞等。该论文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际上第一本试图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学术专著。其理论成为后来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发展经济学”的主题内容，读书被视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学术上刚刚崭露头角，前途无量之际，先生选择了返回祖国。记得十年前，当我听说得过威尔士奖的斯宾塞荣获诺贝尔奖时，曾问过先生，“如果再让您做一次选择，还会回来吗？”先生毫不犹豫，“会的，出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
1949年，他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系主任、教授。1952年被调往组建中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负责建校的基建工作，后又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冲击，使他数十载远离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先生得以重返阔别30年之久的学术界，尽管他已年近古稀，仍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和一些学界同仁率先将西方经济理论引进到中国，他自己也完成了《新发展经济学》。
先生为人还有一事足令众人叹服。但凡他认准的事情，总能咬定青山不放松，甚至花费数十载上下求索。“”后，他开始向有关部门提出设立博士点的申请，并坚持了20年，终于在1998年，以85岁高龄成为当时中国最年长的博士生导师。
多年教书育人，先生桃李满天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如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李京文、何炼成等。
先生学识渊博，却不古板，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20多年前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盛行时，先生本本必看。他说，在这里可以找到正义和侠气，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兴许会找到一些创新的灵感。
一、高校研究生培养的趋势特点
对于具有不同知识能力结构的不同类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选择不同的培养途径。但是在过去，人们只看重其共同之处，而忽视其差别，因而培养的人才规格比较单一，与社会对人才类型需求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为适应这种需求，高校研究生的培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1.多元化是高校研究生培养的必然趋势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和“知识化”两个现代化一次实现的过程之中。因而其产业结构和生产力更加多元化，这就决定了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样化。研究生的培养是满足社会对人才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研究生培养目标必须反映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一方面，人才的专业结构要全面反映现代化建设的结构性要求。研究生的培养要与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结构相结合，与国民经济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需求结构与层次相适应。另一方面，人才的素质结构也要朝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发展个性特长方面发展，包括培养能够处理各种可持续发展技术问题的科技人才和能够协调经济、人口、政治、法律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科学人才。
美国创新型硕士学位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研究生教育出现多样化的大趋势。这种学位的特色是：结合各种不同的专业，适用于具体的工作。例如，波士顿大学和东北大学联合设置的旨在培养学生在研究基因的生物技术公司中工作的硕士学位。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MBA是美国最著名的硕士学位。但由于今天社会需求发生了变化，促使其 “以差异求生存”，努力办出各校的特色：使课程与众不同；使学员完善已有技能和学习新技能；允许学员设计自己的MBA课程；以紧密联系商业环境的方式进行教学与评估等。
2.特色化是高校研究生培养的生存之道
特色并非是凭空创造的，它的实质是培养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共性的优化是个性优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个性优化又促进和丰富共性的优化。培养特色，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学科、专业方面办出自己的特色；二是在人才的培养模式和培养方式方面办出自己的特色；三是在培养人才和素质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四是在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技术开发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五是在直接为社会服务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包括学风、校风等方面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水平，就是生命。在以特色取胜的21世纪，各个学校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后来才办起研究生教育的院校，更应发挥“后发”优势，根据本校内外部的环境和条件，在培养模式、人才素质等方面创办出自己的特色。
当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借鉴欧洲主要是德国办大学的思想，来改造北大时，也特别强调学习外国是为了吸收他们的优点，发展自己的特长。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举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校长论坛中，校长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学校如何办出和发展特色的问题。其别谈到，在校际交流日益加强的趋势下，一所学校如何在学习别校的经验时不要丢掉了自己的特色，相反，应该更好地发扬自己的特色。在这一方面，厦门大学根据学校所处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状况，确立“台、海、特、侨”的办学特色。他们根据学校原有的经济学、历史学等的学科优势，先后发展和加强国际经济法、特区经济、和东南亚问题综合研究等新兴和突出特色的学科和领域。
二、高校研究生培养的观念创新
目前，关于研究生培养的争论基本上停留在“量”的层面上，而没有深入到“质”的层面。人们担忧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要理由在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导致考生层次和质量过低，导致导师资源、教育资源、基础设施的短缺和导师对研究生培养投入精力的不足，人们由此得出研究生教育质量滑坡的结论。因此，应当在加强教学设施、教学资源和导师队伍“量”的建设和发展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实现研究生教育质量观念的更新，确立研究生的多元化和特色化质量观。
1.从绝对质量观转向相对质量观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研究生教育要求对以给定的知识传授和记忆，要求给定的岗位职业与给定的知识结构相契合，要求无个性差别的课程体系、培养年限和考核标准，要求一种与就业挂钩的“对口式”的培养模式。而现时代的研究生教育是社会活动主体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它不受限于某一固定的或绝对的知识水准，而是着眼于每一个人在原有的基础上知识结构、文化价值观、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而这种提高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2.从产品质量观转向服务质量观
传统观点认为研究生教育的产出是人才，而今我们应当认为研究生教育提供的是一种教育服务。因此，研究生的培养应该从服务的特征出发，从求学者需求与动机分析入手，因材施教，促进研究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成长，不能像产品质量观一样，用统一的严格质量标准和尺度来衡量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好坏。
3.从内部质量观转向外部质量观
以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是由研究生培养单位自己进行评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培养质量的高低应该由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外的组织和个人来评价的，应该将对培养研究生的基本办学条件和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转移到研究生教育活动产生的影响上来，目的在于改善对研究生教育活动的资源分配。这种评价应该包括用人单位的意见、研究生的意见、社会的意见，并且重视培养单位的等级和排名等等。
4.从一元质量观转向多元质量观
研究生数量的增长必然导致研究生教育体制、结构、功能、质量、学术标准、入学条件、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教育组织形式以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且，由于学科门类不同，学科性质不同，衡量其人才的质量标准也不相同，其培养应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培养社会需要的各层次人才，所以，以单一的学术性标准，以固定的和绝对的标准来“剪裁”和“扼杀”这些差异，使学生的个性服从于固定的教学体系已经不能适应需求了，因此，必须树立具有差异性、多样化的质量标准。
在上述四个层面中，第四个层面的观念转变是最根本的。无论是从绝对质量观向相对质量观的转变，还是从产品质量观向服务质量观的转型，抑或从内部质量观向外部质量观的变迁，都旨在倡导在研究生教育中建构起因材施教的多元质量观。研究生教育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淮，不同类型的研究生也应有不同的质量要求。
三、高校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模式
根据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多元化、特色化和观念创新等综合因素，笔者认为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应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管理体系――包括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体制、管理手段、规章制度、评估体系等；②课程体系――包括学分比重，课程内容和课时安排；③组织体系――包括教学组织形式和科研组织形式。
1.强化院―系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建设
目前我国研究生培养是采用院――系一体化的模式，即在学院制基础上的研究生院制。应该加强研究生院的指导、管理和协调作用，促进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规范化和跨学科合作。主要应该做好：①健全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管理重心下移，职责明确，办事高效，渠道畅通；②开发基于两级管理的信息系统，排课、选课、成绩、培养方案管理和研究生中期考核等教学与培养过程实现信息化管理，并提供各类查询服务和Email联系方式；③建立全校性研究生教育督导组，按学科门类分设，由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富有培养经验和高度责任感的退休教授组成，采用抽查方式，检查各培养环节工作、培养制度落实和教学进展；④制度和规章集中于培养模式改革的关键（英语教改、网上选课、教育督导制度、开题报告、论文答辩等）；⑤评估体系集中于改革成果的评价（如优秀博士论文、创新课程体系评估等）；⑥支撑体系集中于软硬件的建设和改革的跟踪研究（如网上选课软件、多媒体课程软件和各学院网络教室建设，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跟踪研究等）。
2.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课程体系建设
创新需要合理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是加强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的主旨。首先是合理的知识结构。知识是创造的基础，但知识与创造又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要拓宽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拓宽相关学科的知识；提倡文理科的结合。其次是合理的能力结构。除一般的能力结构外，主要是从事某种专业活动必需的能力。其中，创造能力的养成、自我控制能力的养成、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处于核心地位。再次是合理的素质结构。研究生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专业）素质、身心素质。这四种素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缺一不可，构成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所以，课程的设置应该注意：①重视基础理论课程。不应该只是强调各类专业应用性的课程，对系统的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有所忽视。②强调文理渗透，增设跨学科课。以发展新知识、贡献重大科研成果为己任的研究型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中应该日益注重并强调跨学科课程的学习，并努力在实践中完善。③选修课程规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最近拜读了泰国人类学家博・卡差・阿南达博士著的《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谢兆崇和罗宗志翻译，民族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以下简称《泰国瑶人》)一书，感触颇多。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泰国北部瑶族的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补充、修改而成的。
《泰国瑶人》一书除了前言、后记外，共分六章，约23万字。各章的内容大体如下：第一章“历史”，分述了瑶族的历史和泰国的瑶族人；第二章“人口统计”，主要分析了泰国瑶族人过去和现在的人口状况，以及泰国瑶族人的人口结构和村庄分布情况；第三章“物质生活”，讨论了泰国瑶族人居住的村寨、居室和服饰文化；第四章“经济生活”，重点关注泰国瑶族人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第五章“社会文化”，详细叙述了泰国瑶族人的家庭、人生礼仪、婚姻制度、政治生活以及丧葬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变迁等内容；第六章“”，讨论了泰国瑶族人的信仰文化。
作为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泰国瑶族人的历史、人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文化以及等内容的人类学著作，《泰国瑶人》一书无疑具有重的要学术价值，它在理论视野、研究方法、资料收集等方面都很有特色。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术价值来讲，作为一本研究泰国瑶族人的专著，《泰国瑶人》一书无疑是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界关注和研究泰国瑶族人的一个重要窗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上瑶族研究的兴起，泰国瑶族人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泰国瑶族人研究的成果除了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在1978年发表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和中国广西民族学院学者在出访泰国瑶族人地区后于1992出版的《泰国瑶族考察》以外，其他成果都显得分散、不系统。《泰国瑶人》一书弥补了《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侧重民族史研究和《泰国瑶族考察》忽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研究的缺陷，向读者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泰国瑶族人社会。可以说，《泰国瑶人》一书是全面展示泰国瑶族人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一部重要著作。
第二，从内容来看，《泰国瑶人》一书含有很多新材料、新观点，极大地促进了泰国瑶族人研究的深入发展。首先，作者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了瑶族人迁入泰国的大体时间应在1896年前后。其次，作者详细统计与分析了泰国瑶族人不同时期的村落分布、人口分布及其数量变化。再次，作者对泰国瑶族人的社会生活、家庭、儿童教育、姓氏和辈分、婚姻、歌谣以及公民资格和政治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运用了大量的新资料，这些成为《泰国瑶人》一书的最大亮点。最后，作者介绍了泰国瑶族人的主要为万物有灵论和祖先信仰与中国道教两个系统结合而成的特殊信仰，同时还对泰国瑶族人改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具体统计了泰国各府瑶族人信奉宗教的人数，尤其是重点关注了改信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数及其分布，这是前人研究时所没有注意到的。可以说，《泰国瑶人》一书在很多方面都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种超越。
第三，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泰国瑶人》是一本较为出色的民族志著作。作者阿南达博士采用了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田野调查，即参与观察法。在此基础上，阿南达博士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真实材料，并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到叙事当中，较少直接发表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让读者自己去把握和品味。同时，作者还采用了背景分析、比较研究等人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第四，从研究视角来看，《泰国瑶人》一书展现了人类学的相对观和整体观。作为一位人类学者，阿南达博士深刻地把握了人类学相对论和整体观的深刻内涵。不管是从世界上整个瑶族的情况来看，还是从泰国国内民族的情况来看，泰国瑶族不过是个小而又小的群体，但是作者并没有对这个小而又小的群体有所忽视、轻蔑或者歧视，恰恰相反，作者记录了泰国瑶族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大量真实场面，并充分肯定了泰国瑶族人在促进泰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泰国瑶族人的来源与迁徙、生态环境、经济生活、婚丧嫁娶、文化教育、社会组织与政治生活、风俗习惯与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泰国瑶人》一书就是一幅真实再现泰国瑶族人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历史画卷，也是目前泰国瑶族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中最系统、最全面和最深入的一本专著。
总的来说，《泰国瑶人》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专著，值得一读。笔者认为，如果作者阿南达博士对泰国瑶族人的未来发展更加关注的话，那么这部作品则更加完美。对于中文版《泰国瑶人》，译者如果能将原著目录后所附的表格目录的内容汇总并分类，这样不仅有利于比较，而且对学术研究将有更多裨益，因为原著中的数十个表格详细统计了各个时期泰国瑶族的人口、村落、性别比例、各姓氏人口所占比例、受教育状况、家户构成、孩子收养、结婚年龄、巫师人数等内容，资料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