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4 05:35: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运输经济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作用对于运输企业在经济管理中，随着信息电子技术的提示，可以将SPSS软件应用到企业的经济管理中，针对企业在沿海运输业、铁路运输业以及公路管理养护业等多个方面，采取SPSS软件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生产经营现状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避免企业经济财务状况的恶化，也可以改善企业经济管理手段，改进企业经济管理中的各利益关系。
1.2运输企业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为了可以全面反映企业经济管理中的财务状况，以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运营能力以及长期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以及风险水平、股东获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企业发展能力等入手，为其建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经济财务状况进行分析。
1.3建立企业经济管理中的财务绩效评价模型为提升企业经济管理手段，在运输行业的经济管理中，应用电子技术，打开SPSS软件，对企业的经济财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统计软件SPSS14.0对数据进行分析。如图1就是SPSS软件的工作界面。
1.4分析方法在对运输企业的经济管理中，对数据采取因子分析法进行适合度检验，可以采取相关系数进行矩阵检验，若是统计检验中相关系数小于0.3且没有通过统计检验，那么，对于这些变量，就不应该施行因子分析；若是相关系数大于0.3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就较适合因子分析。经过标准化的指标关系数矩阵，就可以对企业经济管理中的数据便利进行因子分析，从而预见企业经济发展趋势。并且在分析方法中，还可以应用KMO、Bartlett球形检验，依然将检验结果进行因子分析。
1.5因子分析在对运输企业经济管理中，应用电子技术手段，在经济管理中应用SPSS软件，选择合理的主因子，并对其去做出合理的经济解释。因为在SPSS软件中，对于公共因子贡献率，可以表示该因子反映的原指标信息量,从而可以获得较高的电子数据质量。在因子分析中，对于主因子，包括在运输企业经济管理中的营运资金与资产总额的比率，以及还包括资产负债率、权益对负债比率与现金流量对流动负债比率，这些都具有较高载荷,从而通过这些数据因子变量，可以很好的反映出运输企业的偿债能力。并且针对资本保值增值率以及固定资产增长率这些主因子，则可以很好的反映运输企业的发展能力；固定资产周转率以及总资产周转率等，可以反映企业的营运能力，也被称为营运因子；针对固定资产净利润率等因子，也同样具有较高载荷，可以反映出企业的营利能力。通过因子分析，利用电子技术手段，可以很好的了解运输企业当前的经济形势，而且也可以更好的为企业经济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促进企业今后的经济发展，以及运输企业在今后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
2SPSS软件在运输企业车辆财产分析中的应用
2.1SPSS软件发挥的作用把电子技术应用到运输企业的经济管理中，在车辆经济寿命管理方面，应用SPSS软件，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经济管理手段，也可以在经济寿命计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运输企业的经济管理中，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水平，因此应该管理好车辆财产，确保车辆经济的稳定性，可以很好的分析车辆经济寿命，从而确定单台车辆的更新年限，计算分析出企业经济管理中每年对车辆更新的费用，这对运输企业今后经济发展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2.2一般计算方法对于车辆经济寿命计算中，其一般计算方法原理为假定企业购置运输设备的费用为K,那么其使用年限设为T,然后可以按使用年限来分摊每年购置费用，故此，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使得车辆购置的费用反而减少。对于一般计算中，随车辆设备使用年限延长,其车辆设备效能也会下降,计算年使用费递增额方法，就对假定:各年使用费用为直线的增长趋势,但由于每年的增加额有所不同，因此也不完全相同，就可以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采集样本数据，将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样本电子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一个直线回归方程，以此来分析车辆经济寿命。
2.3选择样本数据在该计算分析中，我们选择车辆的行驶里程以及耗油量为数据样本，并将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形式，通过应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为使计算结果更接近实际值，数据处理过程应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的影响，需要把样本根据各影响因素进行划分，样本数据的各种影响因素是统计的关键要点。表1中就是采集的样本数据。在选取样本数据之后，并确定使用费项目，将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从而便于计算经济寿命。
2.4计算经济寿命当前，多数公路运输企业资金匮乏，承受能力较差，如果不认真进行测算，盲目进行快速折旧，必将使本来就紧张的财务状况，非但得不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其紧张的财务紧张程度，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企业应从实际出发，从经济状况较好的车队或经营状况较好的车型先行折旧，利用SPSS软件分析计算，对行车里程、累计行车里程以及当年燃料消耗等数据作出分析，通过调查证明企业的车辆经济寿命，从而在企业经济管理中为车辆折损提供相应的经济费用，支持企业的车辆维护。通过SPSS软件分析，得到运输企业的车辆经济寿命,为企业经济调整以及经济发展都提供有力的电子技术支持。通过调查证明上述结论基本符合实际。如清华大学相关人员以某地区解放牌货运车的经济寿命作为调查样本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如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大约为7～9年，如按10%折现率计算，大约为8～10年。
3结论
（1）道路运输的基本含义
从宏观角度来看，道路运输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服务性和基础性产业。除此之外，从微观角度，在道路运输上的发展有利于高效快速地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使人流物流可以最快速地到达目的地，满足新形势新时期下人们的各项日常需求。
（2）道路运输管理现状
现实的种种问题已经成为管理者们所必须面临的压力，各种应该采取的措施也成为不可不需要审视裁度的问题。
2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的意义
（一）道路运输的重要性
（1）道路运输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
道路运输包含公路、铁路、水运等各种运输方式，在对于拉动国内经济的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国内运输网络的日趋完善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道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对于国内各个地区而言，要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与其道路运输状况息息相关。良好的道路运输，能够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助推力，反之，落后的道路运输必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国外引资而言，良好的道路运输条件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优势。国内外不同的企业可以借助这一优势实现经济上的频繁往来，加强两地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无论是古代的两条丝绸之路，还是当今的各种道路运输线的建立，都可以说明道路运输的地位，都可以显示出道路运输管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2）道路运输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道路运输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道路运输的日益增长需求。解决了人民最为关心的需求，才能够创造更为稳定的和谐社会。这也印证了和谐产生活力，和谐满足需求这个问题，只有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尽情发挥着无限的精彩。
（二）道路运输管理的重要意义
运输业在我国经济上占据不可小觑的地位，其近年来所获得的飞速发展，使得国家的关注度与日俱增。我国先后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我国相应的运输管理部门提供了管理的标准与条例，有利于道路运输管理模式进行相应转变，有利于相应部门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更具有实效性。
3如何使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得到提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配置所发生的改变会带动运输市场的改变。因而，任何道路运输管理的改革都必须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的目的。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为标签，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在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也有着其特殊的要求。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
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担任道路运输管理角色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明确提出运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必要的政策导向，明确鼓励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限制什么，最终提出全新的道路运输管理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定的道路运输管理规划需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借助市场调研与市场预测为方式来进行管理规划的制定。
（二）道路运输管理的角度
（1）管理的定义
管理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来已久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性活动。在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频繁的管理活动，丰富的管理内涵，复杂的管理方式等使得人们对于管理的认识随着多样的管理实践而发生着改变。
（2）管理活动的基本要素
在内涵丰富的管理活动中，有着五项基本要素--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目的、管理的职能和方法、管理的环境。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管理其实就是在一定环境中，管理主体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定的职能和手段对管理客体加以调节和控制的过程。管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必然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
（3）提高道路运输管理的措施
在我国道路运输管理的形式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有效地提出针对性的举措来解决此现状产生的各种问题是作为管理层的政府需要履行的职责。现在，借助管理活动的五大要素，针对性地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道路运输管理问题。从管理主体的角度，扮演道路运输管理人员角色的各级政府以及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转变道路运输管理的理念，统筹道路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科学构建道路运输体系，以此来进一步指导道路运输行业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从管理客体的角度，倘若需要更好地执行道路运输管理，前提是需要完善道路运输网络，从大局着眼，其次才是从小处着手。通过完善的道路运输网络，管理人员才能够进行得心应手的运筹帷幄。从管理目的的角度，是道路运输状况得到相应的改善，使道路运输管理水平更趋合理是最终的也是最需要到达的目的。没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无法更好地调动道路运输管理者的积极性。从管理的职能和方法角度，道路运输管理是作为相关政府管理人员需要承担的责任，只有更好的决策、计划和执行，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满足人们对于这方面的日常需求，促进社会的和谐。如何进行管理的决策，其前提自然必须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基础上来进行，需要透明。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各项法律法规，才能够真正地维护人民的权益。从管理的环境角度，道路运输管理是一个极其抽象化的概念，让人们真正能够了解，切实地感受到管理提高之后的信息改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道路运输管理的环境需要融洽与平和，公开与透明。如何做到管理环境的融洽与平和，需要道路运输管理者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胸襟以一个更为开放的视野进行相互的合作，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如何做到道路运输管理的公开与透明，则需要道路运输管理者秉承一种更为负责的态度，将信息公之于众，让人们都能够深明其策。
4结束语
贸易经济论文3500字(一)：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失速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呈现衰退的迹象，一些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越发激烈。而我国加工贸易的比重正处于下跌的状态，受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弱，国际通货缩紧以及服务贸易竞争低的影响，外贸风险正在逐渐增加。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存在一定的风险，对外贸易经济失速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论述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以及影响经济失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策略。
【关键词】世界经济形势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失速
在当下的世界经济格局之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目阶段我国对外贸易正处于失速的状态，这种情况不仅仅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对个各个行业和人民的经济水平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找到相关的政策来改善这种现状。
一、世界经济形势现状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形势的现状
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经济贸易呈现下滑走势。尽管各国都在通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和调节税率方式，提高经济的发展，但效果平平。从2019年以来，全球的经济复苏情况才得以弱化。
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较为迅速，形势普遍乐观。但这种局面是由一定的原因的。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个人消费支出的扩张和投资的稳步增长，都是提高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供给方面来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上升，预示着经济的复苏。从目前情况来看，矿业、天然气和电力的持续上涨，都是工业生产良好的具体表现。从一些预期指标来看，欧元区的工业生产和服务都处于好转的状态，欧洲经济有望好转。从制造业的情况情况来看，机构的产出、评价的完成指标都达到了有史最高水平，使得经济运行的信心猛增。虽然，波兰等中东欧十国加入欧盟后，对原成员国的资本外流带来一定的压力，整体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新成员国增长较快，也给欧盟带来了新的活力。受政权稳定，经济改革推进以及油价高位等因素，又给经济带来一定有利的条件。受出口和工业生产的影响，日本的经济也进一步的复苏。企业的经营情况得到了好转，效益也得到了改善，破产企业持续减少，对设备的投资有所增加。日本的经济整体仍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同时其他亚洲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等也在出口的带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增長。虽然物价跌幅有所回落，然而消费尚处于颓势，通货紧缩的情况也没有消除。
（二）全球经济现状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因为，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出口数量大，所以贸易顺差也大。从1990年开始就持续顺差，但受到全球经济和贸易保护的影响，2010年我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并在2015年出现出口和进口的双收缩，对外贸易经济下滑，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程度增大。受美国两次加息和增值的影响，民众转持美元进一步的增多，加剧了人民币的比值，使得我国贸易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1）对我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影响。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经济需求的增加，进出口贸易逐步恢复，对于我国产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去年一年，我国对欧盟、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量有了快速的增加。受强势美元地位的改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贸易条件是十分良好的。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家贸易产生一定的缩减现象，我国的对外出口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还有部分国家实行反倾销等调查，对我国的商品专门设立了非关税壁垒。
（2）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目前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有重新活跃起来，跨国并购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促进国际购并资本。在全球股市止跌起涨后，境外融资的氛围也有了一定的好转，这对我国企业在海外发行股票和上市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我国很多企业在香港和美国股市同时上市，筹募到的资金很高。国内的很多大型企业抓住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时机，进行境外融资。同时美国的贬值使得投资商在我国国内的采购和用工价格减低，吸引外商对我国市场投资。然而，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更加激烈的局面。
（3）其他方面的影响。美国对主要货币汇价大幅下降，同时人民币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近年来，美联储大幅下调美元利率，其他国家也相应的跟进降息。世界主体经济的利率处于低位，这对我国利用人民币利率来调整经济有一定的作用。但国际石油市场的高位，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一定能够的消极影响。
二、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对外贸贸易经济失速的原因
（一）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降低
近些年，我国加工贸易商品的进口和出口持续间降低，销售总额也在不断的下降。我国已经完成了从加工大国向新型经济发展国家的转变，部分企业工人的成本也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致使一些加工和机械公司迁移到周边国家。尽管我国想挽留这些企业，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受到产业链结构不合理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方面的应该。企业仍不愿支付高额的生产费用，而迁移到其他国家。
（二）对外贸易摩擦大，风险高
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上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增多，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大国。但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我国也引起了其他贸易大国的侧目，导致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对外贸易的摩擦和风险也逐渐增大。
（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际通货缩紧
当下私有制国家的社会通病是积累社会资本，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也容易出现资产过剩的情况。贸易市场的稳定与国家的税收政策是分不开的，想要保持资本利润、支出和劳动工资等多方面的流动，就需要市场经济的流动和需求相互平衡。一旦政府的分配政策运用不恰当，就会出现高消费和低积累的现象，造成一定的资产过剩。现今，日本、美欧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产过剩问题，其均在金融危机后采取货币化政策来进行调剂，促进国家经济的回暖。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部分国家不仅出现市场流动性过剩的现象，还出现市场需要不足，国际产品价格持续走跌，只有少数国家的产品价格上涨。美国最先从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之后开始加息促进美元甚至，推动新一轮的资产过剩，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再度下跌，通货锁紧情况加剧。
（四）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低
我国服务贸易占据我国总体贸易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也为我国经济贸易能力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较低，使得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处于失速的状态。主要原因是我国服务贸易内部结构的完整，水平较低，和相关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三、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对外贸贸易经济失速的对策
（一）推动加工贸易转型
想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的失速，就需要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符合地方发展特色的战略，形成具有特色的加工贸易产业链。将不同的地区联合起来，共同推动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转型和升级。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进程中，应该配合沿海区域的建设，吸引国外的企业来我国投资和建厂。
（二）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增强创新能力
我国在处理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应该提高服务贸易所占的比重，增加创新影响，把服务贸易放在对外贸易的首位。在政策的制定时，应该在工商也和服务业贸易所放的比重相同。優化我国服务贸易，提高其发展能力，在注重体制之间竞争的同时，创新更多的服务类型，从而提高服务贸易的创新力。
（三）深化外贸领域改革，消除汇率引导因素
增加有关外贸政策的改革和创新，转变经济和外贸发展的方式，建立新型的创业体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对于新型产能加大扶持力度，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扩宽对外贸易的渠道，消除汇率所引导的因素，提供经济一体化水平。我国的对外贸易企业应该增加自身的风险意识，采用有效的汇率工具来降低风险，减少因为消化货币增值所带来贸易压力。
（四）发展特色性优势产品，减少贸易摩擦
在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要积极利用外贸组织有关外贸争端的解决机制，对于一些国家出现不遵守时，要排查严处。在对贸易中禁止有不合理的贸易行为，消除贸易中不公平的现象。
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仍在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保护中得到了发展。除了推动加工贸易转型；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增强创新能力；深化外贸领域改革，消除汇率引导因素；发展特色性优势产品，减少贸易摩擦之外，也要通过环保、节约等手段来将我国打造成绿色结构产业国家，推动低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
贸易经济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OBE导向下贸易经济类专业课程体系设置研究初探论文
[摘要]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基于OBE（Outcome-basedEducation：以结果为基础）的理工类教育理念自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对理工科的教育教学和课程体系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OBE教育理念发源于理工类教育，对于在文科专业的适用性方面一直存在着争议。本研究以贸易经济类专业为例，研究探讨实施OBE教育模式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课程体系进行新的设置和变革，以期有助于逐步有效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专业热门”和“就业困难”的尴尬专业困境。
[关键词]OBE；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37（2020）05-0023-04
随着中国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贸易综合实验区的建立和运行，都显示出未来的中国对拥有国际化视野的经济、金融、法律、贸易等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尤其是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来帮助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开放的中国需要开放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国际经济与贸易成为高校本科招生中的热门专业，录取分数也在高校中名列前茅的原因。但是，尴尬的是不少高等院校和毕业学生都发现这个专业存在着就业困难的现实困境。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201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率相对较低，平均约为91.2%，而且三年来就业率持续下降，就业率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和不断快速变化的贸易需求存在时滞和脱节。因此，在OBE（Outcome-basedEducation：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的导向下，结合专业社会贸易需求分析和课程开发结果导向，重新思考和设置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以期构建一个更具针对性的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OBE课程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OBE的基本理念
OBE（Outcome-basedEducation：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1994年由美国学者Spadv撰写的《基于产出的教育模式：争议与答案》一书对OBE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书把OBE定义为：“清晰地聚焦和组织教育系统，使之围绕确保学生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实质性成功的经验。”Spady认为OBE实现了教育范式的转换，在OBE教育系统中教育者必须对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能力及其水平有清楚的构想，然后寻求设计适宜的教育结构来保证学生达到这些预期目标，学生产出而非教科书或教师经验成为驱动教育系统运作的动力。
这显然同传统上内容驱动和重视投入的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传统的过程教育相比，OBE直接评估学生的学习绩效并确切地告诉他们结果，不考虑学生或他们采用何种方法，直到学生能证实预期的结果，才算获得成功。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地获得结果的人来说，他们得到的指导集中于他们需要发展的、明确定义的能力上；他们获得的证书清楚地反映哪些能力标准已被成功地达到了。OBE强调教育的结果和目的，从进入的要求到达到的毕业标准都很明确。在一个OBE系统中，所有这些指导和证书的组成部分的定义、集中都是围绕明确的学习结果来组织和实施。
因此，OBE教育模式的核心是：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中心。OBE是一个循环递进的教育发展模式，它基于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这种理念聚焦于学生表现，即结果Outcome的经验测评。相对于关注教学资源等产出的传统过程教学模式，OBE没有提出对特定教学方式的要求，它只对学生最后学习结果提出要求，而且这种学习结果并非针对某个课程或者最终的毕业成绩，而是细分到每一门课程的每一个知识点和能力点。
二、OBE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的启示
近几年OBE教育模式在我国香港和内地教育界也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但主要集中在理工类工程教育领域，这主要是因为理工工程类教育的课程学习结果易于客观衡量和评价。2013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组织的第21个成员国。《华盛顿协议》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本科工程学位互认协议，该协议提出的工程专业教育标准和工程师职业能力标准，是国际工程界对工科毕业生和工程师职业能力公认的权威要求。《华盛顿协议》各签约国都实施了OBE的工程教育模式，不少香港大学和内地如汕头大学等都针对OBE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
OBE教育模式对作为文科性质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否同样适用，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设置有哪些启示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首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适合OBE模式。作为很多本科院校，这个专业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三部分的主要课程内容。其中国际贸易理论课程是基础，也为本科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条件；国际贸易政策课程要求学生对国际经贸往来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有一定的认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则是面向本科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教育。国际贸易实务是专门研究国际商品买卖过程的课程，包括贸易合同磋商、签订和履行等各个环节，以上贸易环节最终都要落实到具体的外贸业务操作实践上，仅凭理论知识纸上谈兵无法真正理解国际贸易的实质，也难以跟上日益快速发展中的国际贸易实践。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知识点和能力点可以进行一定的客观衡量与评价的内在特征决定了教学改革可以学生的学习结果——实践能力的培养为目标。而传统的国际贸易教学过程重贸易理论而轻贸易实践，从而导致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相脱节。作为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适合采取OBE的教育模式。
其次，OBE的结果导向是培养应用型贸易人才的现实需要。作为一个高考志愿填报靠前的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的培养目标大多是培养国际性专业应用型人才，我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和开放的世界大国也急需这方面的应用型贸易人才。但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毕业生难就业的问题。OBE的教育模式以结果为导向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指专业教学必须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导向，另一方面是指实践能力教学是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的方向。研究生教育更注重理论研究能力培养，而OBE模式更加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更适合本科专业的培养方向和目标，这也契合我国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人才培养目标：“圍绕用好用活人才来培养人才”“用科学发展成果检验人才工作成效”。从这个角度出发，OBE可以大大提高刚毕业的学生外语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实践能力。
最后，从社会需求和教育模式的角度，国际经济与贸易可以全面采用OBE教育模式，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有宏观的专业模块设置、结果和结果评价，也涉及微观的每一门课程的设置、学习结果和学习评价，对教师的教学投入也提出很高要求。例如教师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和心血研究烦琐的教学目标分解、一体化课程设计和教学方法，选择动态地评估学生发展水平并根据学习产出评估反馈信息及时开展个性化学生辅导等。如果无法变更高校中普遍的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则无法调动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那么OBE注定无法可持续开展，也将逐步沦为传统的填鸭式过程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也必将与社会的现实存在时滞和脱节。但是一旦基础打好了，后面OBE的开展也必然顺理成章地持续循环下去。
三、OBE导向下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目标
（一）专业知识目标
具备扎实、全面的国际贸易专业知识是外贸人才基本素质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是企业对外贸人才的基本要求。国际贸易专业知识可分为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和贸易实务三部分。OBE导向下的国际贸易专业的知识目标重点是贸易实务和贸易政策。这两部分知识在OBE教育模式下，应突出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进出口各个业务环节的一般操作流程，包括交易磋商、国际贸易运输、保险、国际结算、成本核算、商检索赔等一系列商贸流程。在贸易政策方面，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应的国际贸易惯例和法律，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还要了解国内外最新经贸法律法规国际条约和协定WTO规则等。
为了有效衡量OBE下的结果，课程设置可开设专门的国际贸易专业从业资格证，如跟单员证书、报关员证书、外贸业务员证书、剑桥商务英语、经济师等的培训课程。这也要求此类实践课教师对各类资格证书的考试动向、考试内容有总体把握，并在日常教学中注意引导和督促学生掌握考试的重难点。
（二）专业能力目标
调查显示，大部分企业在招聘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毕业生的要求是：希望招聘具有实践操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外贸人才。实践操作能力包括进出口合同的操作能力、单证的缮制和审核能力、貿易纠纷的处理能力等；沟通交流能力是指语言表达能力、外语交流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是指能够创造性地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能力。因此，在OBE导向下，获得一定的资格证书只是一个初步的目标，终极目标是在获得一定的资格证书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能力培养，让学生毕业前就获得工作能力，减少用工单位的不可控因素和培训成本。
（三）专业素质目标
根据近百家进出口企业的网上招聘要求来看，约有76%的企业把求职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等素质摆在首要位置嘲。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爱岗敬业、责任心强成为外贸企业招聘人才的基本准则。因此，OBE的结果导向也应把提高学生职业素质、职业道德作为重要的一个目标来设置相关课程。
四、OBE导向下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构想
OBE教育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有宏观上的专业产出结果，也有微观的课程产出结果。OBE模式主要包括以下环节：制订专业层面的预期学习结果；通过一体化课程设计建立课程与培养标准的匹配矩阵；确定具体课程层面的预期学习成果，并设计相适应的教学策略；做好专业层面与课程层面的实际学习成果的要求和评估。在OBE导向下，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更加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这包含三个方面的目标导向：必备的专业知识、必备的专业能力、必备的专业素质（见表1）。
围绕专业预期学习结果，逆向设计各门课程，明确各门课程对于实现预期学习产出的贡献及程度，实现一体化培养目标。同时，专业层面的预期学习产出最终要落实到课程，组织教师合理确定课程层面的学习结果（见表2），特别是实现教学策略是核心环节，教师要根据学习成果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在课程层面，任课教师采用测验、问卷项目、作业报告等多样化评价方法对每个学生实际学习成果进行形成性评估与总结性评估，多侧面、多角度地考查学生是否达到了教学目标，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期末分数来判定学生的学习结果。
以OBE为导向的课程设置还将教学与相关职业资格证考试如报关员、剑桥商务考试相融合，上课内容与考证内容相融合，采取“以考促改”“以考促练”的方法，推进实施“课证融合”。但是获得证书并不一定能体现实践能力。因此，在具体课程的教学策略中除了要鼓励教师在案例讨论、教学双语、教学多媒体立体式教学过程中时刻贯彻OBE教育的思想以外，教师还要组织和鼓励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关竞赛，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大赛、国际商务谈判大赛、电子商务大赛、创业大赛等，让学生在竞赛中巩固知识，培养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能力。当然，OBE教育也意味着必须对成绩考评方式进行改革，改变过去重期末轻平时的传统考核方式，而采用知识点的综合获得结果评判方式，其课程学习结果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而是一系列知识点和能力点的综合。
当然，OBE模式并不应该是功利主义导向的程式化管理，也不是使贸易经济类教育丧失基本的人文关怀和世界关怀。因此，在课程设置中应将学生预期学习产出结果设为教学的最低标准，对学生发展程度不做上限规定，为师生发挥创造性预留弹性空间。在重视精确化结果目标的同时，还应重视模糊的表现性目标，对学生的情意发展、审美意象以及高层次的能力不做生硬的分解量化和评价；将学习产出理解为阶段性的周期性的，而不是不为某节课某单元设立细化的目标，使知识成为激发各种类型和不同水平理解的中介，而不是作为固定信息或标准答案让学生接受，力求平衡教育的预设性与生成性达到预设而不死板，生成而不游离的境界。
浅谈煤矿精细化管理对工作的促进作用
郭志远/文
摘要：精细化管理时代已经到来，精细化管理是超越竞争者、超越自我的需要，是企业适应激烈竞争环境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谋求基业常青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来煤矿不断完善精细化管理，保障各项工作的落实，取得较好的效果。
关键词：煤矿 精细化管理 安全文化 自主管理 运输提效 职工素质
煤矿牢固树立精细化管理观念，不断创新管理完善办法，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把他融入到我们现有的管理基础之中，融入到安全运输的全过程，重点解决好安全、运输管理中存在问题，对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到精确定位、合理分工、细化责任、量化考核，通过强化责任落实，达到了“精细管理，闭合控制”。提高思想认识，努力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做到不争议、不议论、不推诿、不埋怨，自觉用精细化的理念来改造思维，指导工作。取的较好的效果，截至5月31日，实现安全生产1824天。
一、以精细化管理工作为重点，不断强化安全管理。
近几年是***各项工作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站改施工频繁，运量急剧增加，安全形势严峻。面对以上形势，段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加大精细化管理力度，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确保了安全生产。
1、抓安全文化建设、营造良好氛围。从宣传、教育、培训、制度入手，通过安全宣传、教育措施的制定，不断强化安全培训、典型事故案例分析、亲情教育、党工团协安等形式，每年通过不断创新载体、丰富内涵，完善安全文化建设方案及推进计划，积极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段每年发放安全教育材料370余份，安全培训12期、案例分析200多起、悬挂安全宣传横幅70多条，营造了良好的安全氛围。
2、深化安全自主管理，提高管理能力。一是制定完善安全管理责任制。制定《安全自主管理方案》，明确界定各层面的安全职责，建立了《安全自主管理体系和制度体系》。二是完善《安全自主管理考核办法》。通过安全自主管理办法的严格落实，使职工明确了安全在自己手中，增强了安全自主管理意识，增强职工执行安全作业标准的自觉性和自控力；三是细化作业标准、严格现场把控。段每年组织车站修订《细化精细化管理作业流程》，规范职工的作业行为，实现班组自控、岗位自律。以上措施的落实，提高了班组安全自主管理的层次，锻炼管理人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安全自主管理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3、抓好站改配合，保证运输安全。针对站改给安全运输带来的不安因素，段制定《精细化管理安全防范措施》、完善《站改期间临时作业办法》及《安全技术人员监督考核办法》。为确保安全不出现任何差错，段领导多次亲临站改现场，积极与施工单位进行协调，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对于站改造成联锁方式的改变（电器集中联锁变为无联锁状态），直接影响安全生产。段按照《精细化管理安全防范措施》的要求，及时加强对站长及职工进行无联锁作业标准的培训及演练，严格作业标准。同时派安监、技术人员驻点指导，加强现场作业的监督，确保了站改期间的运输安全。
4、完善运输措施，提高运输效率。逐步完善日常运输组织体系，对现有的规章制度进行了合理的补充完善，使行车组织工作日趋规范，运输效率显著提高。针对站改后部分车站行车方式和运输方式的改变，路车的东进西出，西进东出，段提前组织人员开展技术攻关和过程研修，积极组织人员完善技术及安全措施。不断加强《车站技术作业时间》写实，进一步细化各工种环节，规范车站各工种的作业标准，确保车站技术作业时间的落实。段根据集团公司、处运输形势的需要，及时制定运输提效办法，保障运输组织更加科学合理，达到了安全高效的运输目的。
5、修定《站细》，制定措施，强化技术管理。突出抓好现场精细化管理和精细化作业流程控制。及时修订《站细》，完善各项技术措施。针对站改后车站运输组织方式和行车方式的改变，组织技术人员修订《车站行车组织工作细则》。近年来，共制定完善《精细化管理作业流程》及各项技术措施50多项，与厂矿方签定运输安全协议30多项，强化技术对安全运输的保障作用。
6、扎实有效开展安全活动，为安全运输提供保障。按照处安全活动开展的要求，段精心组织，认真按排，及时制定活动措施。通过宣传、教育，使职工人人了解。为确保安全活动措施落实到位，考核组及时下现场进行指导，检查活动的落实情况并严格考核。活动期间，对排查的各类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对不能及时处理的严格制定安全防范措施，组织职工学习，作业中认真落实到位，为安全工作提供了较好的保障作用。
二、以精细化管理工作抓手，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为突出精细化管理工作对提高职工的正整体素质作用，段制定并完善三个机制，即：完善用人机制、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完善激励机制，确保职工队伍建设更好、更快发展。
1、完善用人机制，建好队伍。完善用人机制，牢固树立“人人都可以成才，工作出色就是人才”的理念，不唯资历，不唯学历选拔人才。近几年，先后选拔13名优秀大中专学生和2名优秀职工充实到班组管理岗位上，为确保选拔的站长能较好的发挥作用，段加强选拔人员的培训、学习力度。段从车站管理、安全知识、业务知识、工作能力等方面对选拔者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通过段考核、民主测评等方式对其进行综合考核，再在站长岗位实习，有效激发了职工及大中专毕业生的上进心，从近几年公开选拔的车站级管理人员的表现看，他们在岗位上都能尽心尽力，确保车站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
2 、强化教育培训机制，优化队伍。不断创新培训方法，充实培训内容，建立试题库。完善了岗位培训、项目目标培训等措施。业务培训工作“六有”齐全。每年配备业务书籍300多套，举办各工种培训班4期，培训职工120多人次；参加处技能鉴定、抽考10次320人；组织竞争上岗考核2次78人；验收考试2次128人；新分大中专学生的培训5次70多人，培训及各类考核全部合格，积极开展技术比武和岗位练兵活动，提高职工的业务技能，目前段420名职工中，中级工 206人，高级工74人，技师 7人。
3、完善激励机制，稳定队伍。继续加强基层管理人员的日常培训和季度业务考核，扩大培训范围，加大培训力度，使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精细化管理考核为手段，把月度综合考核与日常检查考核及段验收考试相结合，把站务人员的考核与车站及职工考核相挂钩，对考核结果进行公布。通过培训、考核，促进了站务人员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三、以精细化管理工作为切入点，不断提高管理层次
在精细化管理过程中， 我们不断摸索、总结、创新。提高认识，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强势灌输。段每年通过专题会、车站通过班前会、培训班等形式，引导职工深入了解精细化的内涵和意义，认识到我们的发展与先进企业的差距，增强职工的认同感；精心制定方案，增强可操作性。将岗位标准细化、量化，完善4E体系，制订段、站精细化管理方案，组织技术人员细化了作业标准程序，对每一项内容进行明确规定，划分了扣分标准，使标准操作细化，考核量化，增强可操作性。对职工明确干什么、怎样干 、干到什么程度；对管技人员明确管什么、谁来管、管到什么程度，确保考核按细则操作；加强督导，及时纠偏。段精细化领导小组坚持每周对车站进行督查指导一次，一方面是向车站贯彻精细化管理的原则和精神，让车站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加强跟踪落实，对不足之处及时纠正；及时召开精细化管理工作月度分析会，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对突出的共性问题制定措施，认真落实解决。同时，对好的做法归纳提炼，使车站相互学习促进；严格考核，规范运作。段精细化管理领导小组根据推进计划，先后完善了《***精细化管理考核办法》《运量纳入市场化运作的实施办法》、《材料消耗及费用收取纳入市场化运作的实施办法》等20多项管理制度，实行层级管理，注重走动式考核，从运作效果看，日常操作更加规范，精细化管理考核工作更加细致、透明，制度落实更加到位，有效的推动安全生产经营等工作健康发展。
四、以精细化管理工作为契机，促进市场化运作的完善。
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我们必须把内部市场化作为提高效益、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坚定不移地扎实推进。
进一步完善市场化运作体系。结合今年经济形势及经营压力，我们仍把重点继续放在加强基础定额的测算和管理，细化分解指标，建立物资消耗台帐，进一步规范结算规则，建立以市场化结算为主要方式的考核分配体系，通过自查、分析、小结，提炼，不断寻找新办法，充实新内容，建立一套完善的市场化运作新机制；完善班次个人定额计量考核办法，公正、及时地仲裁段内部市场化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纠纷，保护核算单位或职工的合法权益，更好地调动职工参与经营的积极性；抓住考核这个核心，完善考核机制，按照“三化”即：步骤标准化，环节精细化，数字真实化。必须把体考核现在时时处处，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切实做到了标准精细、流程精细；加强组织领导，实施市场化运作一要靠组织，二要靠领导，车站工作落实不到位，是因为没有组织好，工作做的不细，是因为上级管理不细，职工执行不到位，是因为上级管理不到位，市场化运作领导小组不断加强工作指导，特别是班组长要发挥核心的组织和指挥能力，积极想办法，订制度和规则，让每位职工都能精心谋事、潜心干事、专心做事，确保精细化管理市场化运作扎实有效推进；加强车站全面预算工作，并与内部市场化运作结合起来，建立台帐管理，材料费用管理及用电管理办法，完善必要的复核和审查程序，保证账实数符。
五、取的经验
通过精细化管理工作的开展，把人的精力集中在想干事上，把能力体现在会干事上，把标准落实在干成事上，把目标定在不出事上。”这是***推行精细化管理呈现的崭新局面。
***不断推行精细化管理，树立“把细节抓好了不小，把小事管好了不凡”的管理理念，克服粗放管理存在的浮躁、浮夸现象。从精细管理目标入手，将车站安全生产、运输经营、文明创建等各项年度目标纵向细分为阶段目标，横向分解到各车站、岗点，层层传递压力，年度兑现考核。做到了人人头上担责任，各各肩上扛指标，并精细各项管理制度，制定工作流程，界定机关各只能部门的管理职责，使全段的安全技术、隐患整治、标准化落实、职工教育、班组建设等具体分工明确、责任明晰，构建了责权利分明的管理体系，解决了安全生产、运输组织、货运管理、职工培训、经营管理中的难题。由于制度的落实，全段出现了“目标同向、工作同步、责任同负”的良好局面，较好的完善处下达的生产运输任务及经营指标任务。
关键词：高收入国家；分工理论；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现代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步下滑，对于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绝于耳，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①。而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再继续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成为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一、缘起：陷阱和高墙
经常用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是拉美等国家的情景，这些国家大都有过快速增长、又长期处于停滞的经历。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从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长达20多年时间内一直处于6000―8000元左右的区间之中。类似的情况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相关报告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国的工业化没有正常持续进行的状态，人均收入在4000―7000国际元（报告称之为“陷阱”）；后者是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的状态，人均收入为11000国际元左右（报告称之为“高墙”）（刘世锦等，2011）。报告指出，拉美等国家之所以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导致后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工业化和高速增长过程难以持续进行。该报告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国家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构成“真实挑战”的是其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后，能否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像德国、日本、韩国等一样跨越“高收入之墙”③。该报告还根据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预测在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下一个台阶，实际GDP增速将从“十二五”
（2011―2015年）时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6.5%。考虑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也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速。研究报告在当时就提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并预判了下降的时点和幅度。在事后看来，这些预判有着惊人的准确性。有鉴于此，此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和“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等殊荣。
当然，任何研究既有独到成功之处，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对于此项研究而言，较多的质疑集中在：一是依据的国际经验仅限日本、德国、韩国等几个经济体，样本数量太少，使得总结出的“挤压式增长”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等“典型化事实”其实并没有那样“典型”，有限的样本也难以支撑起严格的计量检验。二是预测只根据国际经验作简单的类比外推，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各自经济增速下滑时所处时代不同，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简单类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对于较为粗疏的理论框架和预测方法而言，此项研究的问题不在于预测结果的准确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准确度可能更多地要归因于运气和巧合，而不仅是理论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尽管如此，此研究敏锐地观察到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在德国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韩国10974元（1994年）（刘世锦等，2011），且均处于工业比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缓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生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时间也存在不小的跨度，为什么会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这也许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释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中国确实遵循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类似的发展路径，那么目前中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与当年的德日韩等经济体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中国是否也能像这些经济体一样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呢？报告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无论是冠以“陷阱”还是“高墙”的名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仍然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增长、分工与交易费用
对“中国能否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的疑问，一些主流的看法认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增长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更多由要素数量投入的增加转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此如何推动创新、提升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或增长方式）转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当前社会的普遍观点。
然而通过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国过去3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韩等亚洲经济体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在7%―8%，其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则来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达到两位数，不是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资本的积累比其他经济体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与此同时，“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之间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关系，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个新机器设备的引入，既带来了投资的增加，也导致技术水平的提升。尽管在理论上可以明确区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在现实中两者往往一起产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上所述，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将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完全解释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更关键的是，虽然将中国能否进入高收入归结为能否实现发展方式（增长方式）的转变，或更为准确地解释为能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从而提出推动创新和转型的战略和措施，这样的政策思路并没有错。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妨碍其创新和转型而不能进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顺利迈进高收入的国家又做对了什么，能够保证其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呢？这些仍然是有待继续探究的问题。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增长理论，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产品结构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解释经济增长。换言之，新古典经济的增长理论既不考虑分工深化提高专业化水平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也很难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产品和新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收益（杨小凯，1998）。
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分工的不断深化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由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续深化，而分工深化带来的生产方式迂回和生产效率提高，使得产品成本下降和产品数量增加，反过来又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形成了一个“分工深化―市场扩张”的循环累积过程，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持续增长（Young，1928）。在上述过程中，无论是物质资本（机器）的引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还是技术的进步乃至相应的制度变迁，都既是分工不断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许多应用于具体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和设备，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难产生出来的，或者即使产生了也没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伴随着市场扩张，它与资本、技术和制度等发生着密切的双向互动，从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表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工持续深化”被看作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同义反复，“分工水平”也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代名词。因此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就成为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的分工状况决定着其经济增长的表现，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分工的不断深化？既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水平提高所导致的生产效率改进，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国家这样的改进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呢？斯密认为，分工源于人们交换的愿望（即交易能带来双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在交易费用的视角下，市场规模的大小其实就是交易费用高低的表现之一，如果交易费用（交通、运输费用）减小，市场规模就会增大。在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会带来收益（生产效率提高），也会产生成本（交易费用增加）。在张五常看来，交易费用包括鲁宾逊经济（即单人经济）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应计算在内。经济产生分工，就会需要制度的协调，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况下也会产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决于其所带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对比，若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收益能够超过相应增加的交易费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断进行，反之则分工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经济增长就会趋于停滞。一旦把交易费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论后，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讨与分工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大小（与分工带来的收益相比）。为此，他们开始对各种交易费用进行分类和仔细考察，例如区分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即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引入和对各种交易费用的详细研究无疑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归因于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人们会继续追问：又是什么影响着交易费用的高低呢？如果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甚至是无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仅仅基于“生产效率改进、交易费用降低”的经济视角来解释整体制度的演进，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并非只有经济力量。或者说，尽管交易费用的相对高低决定着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响交易费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探究决定交易费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三、从分工到分化
当把分工问题放到更宽泛的领域加以探讨，有两个人的著作对笔者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另一个是金观涛教授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虽然分工看起来只是一个在经济领域下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但它却与社会系统的其他领域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个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对其“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不同形态社会系统的变迁，意味着其分化模式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也带来分工状态的本质不同。传统社会向着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变、分工水平变化和经济增长变迁的关键。因此，结合“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分工和增长现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释。
卢曼的分化理论根据系统分化的形式区分了不同的社会类型。系统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统之内重复建立系统的过程，即一个系统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统⑦。卢曼认为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种理想类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层级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相同的次系统，层级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不同的上下阶层，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会分化为功能不同的次系统（如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会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会系统，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为自给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会单位。分支式分化导致的是量的扩张，而没有质的变化，它不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无法承担更为精巧的社会功能，更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
传统社会以层级式分化为主，虽然也存在着各种功能不同的领域，但本质上是一个在统一价值观念（例如宗教意识形态）笼罩下按照单一分层规则所形成的等级分明的金字塔结构。层级式分化按照统一的意识形态赋予不同职业以各自的等级，在金字塔塔尖的统治阶层（国王、主教等）可以凭借自身的等级支配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领域。换言之，整个社会虽然分化为不同功能的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等级高的群体可以同时身兼多种功能而实行统治，表现为一种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统治形态。
现代社会以功能式分化为主，其突出特征是个人从传统社会的有机体中独立出来，统一的意识形态让位于更为多元的价值信仰，承担不同功能的各个领域日益成为界限分明、相对独立的自治系统。现代社会中的每个领域之内虽然也存在着层级秩序（例如政治领域存在权力大小的级别、学术领域存在职称高低的层级等），但各个领域的层级划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规则，不同领域之间的规则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领域的规则不能引入到学术领域，导致权力越大则职称越高的结局）。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个领域、多个分层规则并存的网络型结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层级划分规则，而是遵循各个领域相对独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分工仅意味着一个人把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用于越来越少的工作领域，即一种专业化的过程。然而，分工的展开不仅涉及个体的意愿和努力，也取决于相应的激励环境，而这个环境的塑造则深受整个社会分化模式的影响。在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中，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职业，也产生出相当规模和深度的社会分工。然而，首先人们选择职业的范围受到层级的不同程度限制，一个人的出身等级极大地制约其职业的选择（极端的例子如传统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种姓级别与职业种类一一对应）；其次，社会分工水平也会受到层级结构的限制，社会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会触碰到统一意识形态和层级规则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滞下来；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无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领域中的人们难以仅凭借自身的专业化水平提升获得合理的回报，阻碍了分工的持续深化⑨。
所以在现代化转型理论看来，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统一意识形态和单一分层规则被打破后，个人拥有了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凭借自身的专业化努力而跻身更高的阶层。虽然社会仍然会有笼统的精英/普通民众、上层/下层之分，但不同领域的精英阶层遵循的是各自的规则，某一个领域的上层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领域，由此保证了不同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性，也使得各自领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断持续。
表面来看，分工深化只是一个经济领域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问题，然而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会深深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层级式分化的传统社会，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深化的持续展开，也难以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营造出专业化水平提高可以带来相应回报的激励环境，从而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中国的分工、分化与现代化转型
运用上述的“社会系统分化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理论”来审视中国的问题，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是世袭因素相对少、社会流动性比较高。自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来，国家派出的政府官员而非世袭贵族逐渐成为地方的实际治理者。钱穆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⑩。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推行在理论上实行了“将政权开放给任何人”的目标。绝大多数人无论出身，只要有才学和一定的运气就可能通过考试进入到社会的上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贵为宰相，许多也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发现明清社会上层的垂直流动性甚至是现代西方国家也难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是层级式分化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结构，但不同阶层中的人员却非完全固定，上一辈处于社会的下层，下一辈可能转变到上层，反之亦然。较少的身份世袭因素和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更大的阶层变动可能，这也使得层级式的社会结构更为灵活和宽松，可以产生和容许更高的社会分工规模和深度。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取得比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此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也具有层级式分化的鲜明特征，即单一分层规则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为主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支撑下，整个社会按照单一的政治权力规则被区分为不同的等级，由此形成了“官本位”体制，贯穿传统社会几千年，一直延续至今。所谓官本位，即人们以追求政治领域的行政权力（即“做官”）为指向。在官本位的层级式分化下，权力级别的划分原则弥漫到不同的社会领域，其他领域的发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权力的直接影响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显体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为集读书人、官僚、地主、乡绅等各种身份为一体的阶层，承担着维护道统、服务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种功能，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主体和社会运行的黏合剂，但由此带来的负面结果是官僚阶层的非专业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有着更为宽松的社会结构和较高的社会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层级式分化所设下的限制。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制约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同样也难以产生出现代的经济增长。
虽然与过去相比，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从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官本位体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显，总体上中国社会目前仍然处在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结构向着网络型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仍然不够清晰，权钱交易、权学交易、权法交易等不当现象仍屡见不鲜，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专业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现象仍然普遍，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的定位和关系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开始的中国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问题，从分工、分化和现代化转型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要进一步推动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就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也意味着社会应该由层级式分化向着功能式分化转变，由此伴随着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五、未尽的讨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日益发现，无论是运用“社会系统分化理论”还是“现代化转型理论”，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其实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均意味着“中国会逐步走向一条由西方经验所导致的发展道路”。这其实是一个韦伯式的命题，那就是“为什么西方独特的发展经验和道路，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意义？”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引言”中曾经问到：“究竟哪些情势一起作用，导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仅仅在西方这里，才出现的文化现象――而这些现象，至少我们通常都以为，它们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必然会遵循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社会演进模式，并由此来推断中国未来的进程和应该做出的转变，这是不是又成为了另一种类型的“刻舟求剑”呢？
西方国家功能式分化的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传统之上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都基于个人权利。在这种文化传统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的完整缩影，都有其内在的权利和责任，仅凭个人串联着互相分立的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经典比喻，西方社会就像捆柴，单个个体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个个社会团体）。每个社会团体同样具有个人权利衍生出来的权利和责任，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形成相对分明的界限，因此社会的结构是一个团体格局。这种基于个人权利而形成的团体格局，对于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之所以会逐步演变成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团体格局而导致的功能分化式现代社会，与其所秉持的救赎和求知两大终极价值、独特的历史进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个人是社会关系网的中心点、而非孤立的个体。中国的社会关系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其关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会与所处圈子中心的人发生联系（即所谓关系），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处于不同圈层的人与中心的人远近程度，即血缘和亲缘等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远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称的人伦。中国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个人的社会关系共同交织所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产生出不同的观念和制度，一个社会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关系主义”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国一定会向着那种“功能分化”式的社会演变方式前进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从增长、分工和分化的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分工持续深化，而要推动分工持续深化则需要社会由层级式分化转向功能分化式”的逻辑命题成立，从而推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分工的持续深化，也需要转向功能式分化的社会”的结论，那么在“差序格局”和“关系主义”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的功能式分化又该如何具体实现呢？换言之，中国式的功能分化社会又表现出哪些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呢？这同样是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至此，为了回答“中国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个问题，从“增长”“分工”一路追踪到“分化”“现代化转型”，再继续讨论到“社会格局”和“文化传统”，似乎已经离开最初的问题太远了。根据推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11772国际元，已经超过了前述“高收入之墙”的11000国际元标准。即使根据当年价美元计算，2015年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会在2022年能够跻身世界银行设下的高收入国家行列，看起来“中国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已经是一个即将由事实所验证、无须再多加讨论的问题了。
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盲目乐观，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之墙，其标准仅仅只是几个数值，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背后所反映的观念和制度的变化。中国迈向高收入，本质上是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环节，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目前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仍然任重而道远。即使从经济领域来看，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增长模式的变化，过去30多年高歌猛进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中国这艘大船逐渐离开了原有的航道，来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来的征程必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继续展开探索。同样如上所述，从“增长”“分工”“分化”到“现代化转型”的探讨依然没有结束，中国在自身传统下是否应该、以及如何能够走向功能式分化现代社会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如何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观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决“孔子+马克思”的难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注释
①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达到4270美元（当年价美元），迈入了世行所设定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类。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区间内。参见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数据参见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单位“元”为1990年国际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说明，“元”均指1990年国际元。根据数据推算，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8127国际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汇率法）的收入门槛。他们指出，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其制度质量指数（世界银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较高（沙特除外），而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因此，一国要跨越高收入之墙，必须在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设、反腐败状况与管制质量等制度建设上有良好的表现。
④参见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页；刘世锦等：《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第173号（总第4670号）。
⑤杨小凯曾用一个“私人建房”的生动例子来比较中国和美国分工水平的明显差距。在美国，私人修建别墅中“复杂灵活的推土机”“现场水泥浇灌机”等专业化设备的使用，与其拥有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⑥例如在计划体制下，各种原材料和产品虽然由计划调配而不存在市场交易，但同样也会产生政府部门、企业等主体之间因互相协调产生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往往会高于市场调节下的交易成本。参见张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转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17―518页。
⑦⑧参见G. Kneer， A. Nassehi：《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第148页，第181页。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机构，教师或科研人员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级别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报，由此导致科研的专业化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⑩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B11参见何炳棣：《的成功阶梯：社会流动的方面1368―1911》，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B12参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B13例如权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主教会制度、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等。
B14参见：《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页。
B15唐文明教授认为当代儒学面对现代性的立场应该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参见唐文明：《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美]弗鲁博顿，[德]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韦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J].经济学（季刊），2009，Vol8，（2）：743-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