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5 11:25: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意识形态工作要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根据意识形态工作相关要求，对照2019年度意识形态工作要点，现将街道2019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
（一）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1、抓好理论学习。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主题教育作为首要学习任务，纳入中心组学习计划，开展党工委理论中心组9次，组织领导班子学习研讨2次，开展干部集中学习4次。积极做好“学习强国”平台的推广和使用，全街道党员下载248人，占党员总数67.57%。
2、提升宣讲实效。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阵地，开展全市“举旗帜·送理论”专题宣讲活动5次。常态化开展“微宣讲”，利用进村入户、党小组会议等形式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策宣讲60余次。
3、突出志愿服务。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按照有人管、有阵地、有队伍、有制度、有活动“五有”工作要求，积极整合各种资源，组建街村两级志愿者服务队伍，登记在册志愿者210人，已开展志愿扫雪、卫生整治、移风易俗、义务植树、走访群众等志愿活动50余次。
（二）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细
4、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工委主体责任、党工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直接责任和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召开意识形态专题工作会议1次，开展意识形态工作情况通报1次，并按要求向市委做专题汇报。
（三）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5、提高正面宣传水平。街道利用宣传栏、宣传车、咨询服务、微信、微博等形式，开展“七五”普法、扫黑除恶专项斗阵、食品安全、卫生健康等多种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凝聚共识、统一力量。我街道聚焦和突出建国70周年主线，开展了“七一”“国庆”等系列活动工作，让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参与进来，更加坚定了爱国爱党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6、加强网络舆情引导。成立8人网评员队伍，建立网络值班制度，及时有效回复处理网络舆情5起。严格落实政务类网站、政务“双微”信息“三审制”，做到信息层层把关。积极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开展党政机关互联网工作群组信息摸底统计工作。
（四）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7、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坚持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工作开展制度化、常态化，按照每月理论宣讲和志愿服务不得少于一次的要求，组织办、村精准开展文明实践活动，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120余次，打通宣传群众、聚焦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8、推进文明创建工作。印发《“推动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工作实施方案》，积极开展好人、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四会”组织作用。推行“党员先锋认领工程”，
要求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力攻坚补齐农村环卫、基层治理、移风易俗等文明创建短板，积极开展“好人”建设，上报“竹峰好人”9人，2名党员入选好人。
（五）严格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9、强化阵地管控。严格落实思想文化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审批程序，及时对涉及我街道论坛的问政进行回复，街道网评员在论坛开展舆论引导4次。根据上级要求，全面完成下去内宗教活动场所“四进四有”工作，维护宗教领域安全。
（六）培育意识形态工作新风尚
10、认真办好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和群众性文艺活动，开展“送电影下乡”3次，开展群众自办春节联欢会活动，得到了群众好评。让主流核心价值文化深度传播，让群众在参加文化活动的愉悦中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七）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11、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我街道定期梳理排查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切实做到稳思想、稳预期、稳人心。对1名党员信教参教行为给予谈话处理，要求限期整改。
二、存在的问题和2020年工作打算
我街道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中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1、
理论学习不够充分深入。存在以干代学，以忙挤学现象，理论联系实际有差距，思想认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意识形态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不够。
2、平时信息报送还不够及时、全面。由于平时较多的应付于基层工作，存在着“重业务轻思想工作”的倾向，片面的认为只要把各项业务工作完成了就是尽职尽责，报送内容数量、质量和全面性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3、与上级部门交流不够。与上级交流主要局限于上级布置任务、开展相关培训等活动，常常是被动进行工作。缺少主动与上级对接，沟通，学习相关业务工作，缺少了主观能动性，工作激情有待加强。
4、“学习强国”平台的使用力度需要进一步提升。由于我街道库区党员、老年党员较多，“学习强国”平台的下载率和使用率还需进一步提升，仍然需要督促各支部持续对“学习强国”平台的安装使用进行推广，并对老年党员进行3手把手教学。
5、宣传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宣传质量方面我街道宣传报道较少再高级别的报刊网站进行刊稿。在如何更好的提升宣传新闻稿件质量方面，仍需要不断探索学习。宣传手段上单一，缺乏创新机制，创新手段。未能积极主动去探索更符合我街道实际情况的宣传手段，宣传内容。
6、村级宣传队伍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村级宣传队伍不能常态化进行培训，理论功底有限，当前工作要求不能完全相适应。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村干部缺乏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知识结构更新不够快，思想观念相对滞后，难以达到新时期基层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准和要求。
最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是一部专门部署我国“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为贯彻落实这一纲领性文件，切实抓住难得的改革发展机遇，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2012年新闻出版改革发展工作要点》，部署了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改革发展方面2012年将要做的15项重点工作。
新闻出版业作为生产和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主渠道，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阵地。编辑工作作为新闻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战略全局中凸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面对建设新闻出版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在落实《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新闻出版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做好当下新闻出版改革发展工作方面，广大编辑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首先，编辑应该坚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闻出版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辑出版工作肩负着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播科学理论、传承优秀文化、引领时代思想潮流、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历史使命。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进程中，编辑应该坚持高举旗帜，服务大局，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更加注意编辑出版理论读物，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宣传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点出版物，编辑出版传承文明的历史典籍，编辑出版弘扬主旋律的优秀读物，确保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影响社会、凝聚群众，保证正确的出版导向，为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不断提高编辑出版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意识和业务能力。
第二，编辑应该坚守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改革发展是新闻出版战线永恒的主题。中国的新闻出版业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特别是2003年以来，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扎实、稳步、有效推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大进展。到目前为止，全国581家图书出版单位中，除少数拟保留公益性和部队系统的出版单位外，地方、高校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全国2 300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或登记为企业法人。全国有10万多家印刷复制单位、1万多家国有新华书店转制为企业。改革带来了新闻出版产业的飞速发展。据新闻出版总署快报显示，2011年，全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出预计超过1.5万亿元，增加值占国内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的60%以上。目前，国内12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成功组建。已有49家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内外成功上市。全国已经建成27个国家级各类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新闻出版业正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广大编辑出版工作者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自觉地认清形势，明确目标，找准切入点，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努力为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三，编辑应该坚守多编多出精品力作的本分。“十一五”时期，全国累计生产图书135.8万种、338亿册，是“十五”时期的2倍。广大编辑出版工作者实施完成了5 000多个重点出版项目，出版了一大批传承文明的历史典籍，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其中一些重大成果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一大批传承中华文明、记录中国历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大众出版物，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毫无疑问，这其中，都凝聚了广大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体现了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担当和付出。编辑应该以此为基准，继续大力推行出版物内容创新，助力出版物创作生产，切实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把多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作为不懈追求，编辑出版更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具有时代精神与特点的精品力作，推出更多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永久记忆乃至世界永久记忆的各类出版物，创造出更多影响世界文明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
关键词：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7-04-09
一、引言
国外志愿服务萌芽于19世纪初，在“二战”后得到迅猛发展。它最初起源于战争救护、重建家园、安置孤儿等与战争相关的救助活动，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涵盖环境保护、维护和平、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等多领域的综合服务，服务水平及服务内涵上都升到一定高度。
在我国，自1994年团中央成立中青年志愿者协会以来，我国志愿服务工作正逐步步入正规化、组织化、规范化轨道，青年志愿行动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宗旨，为社会做了大量踏踏实实的工作，形成了“关爱行动”“西部计划”“阳光行动”“海外计划”“暖冬行动”“节水护水计划”六大品牌活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也蓬勃发展，现有团体会员340个，包括常务理事单位38个、理事单位119个；个人会员717名，包括常务理事55名，理事224名。由此可以看出，青年志愿服务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并在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般认为，青年志愿服务可以有效弥补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内在缺陷。因此从政策导向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简称“十三五”规划）在第六十六章中明确提出：鼓励青少年更多参与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2016年重点工作，其中第七项明确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依法规范发展社会组织，支持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发展。团中央和团广东省委《学校共青团2016年工作要点》均明确提出：创新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支持各地各学校在扶贫帮困、大型赛会、生态环保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因此，基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本文拟对国内外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特别是近十年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并简要述评，为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发展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二、国外研究综述
关于现代志愿服务的起源时间，学界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也有学者主张起源于19世纪的宗教慈善活动，但学界高度统一的观点是，西方是现代志愿服务的起源地。至今，国外发达国家的志愿服务活动已逾百年时间，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作机制和国际惯例。
国外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研究的主要领域集中在青年志愿服务的参与机制、管理机制、组织机制、支持保障体系构建、国际化合作等几大方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有学者把国外的志愿服务研究概括为三类：志愿服务的缘 起、发展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志愿服务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研究，志愿服务与经济的关系研究。
归结起来，国外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起步早、范围广、程度深、影响大、研究成果丰硕，相较于国内，至今仍处于领先地位，可为我国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志愿服务，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全国青年志愿者服务热线在广东上线，由此开创了青年志愿服务先河。1989年，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诞生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服务团体。1990年，深圳市诞生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者社团――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1992年，佛山市首次在香港义工的帮助下成立“义工团”，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至此，中国青年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相关研究也逐步展开和深入。
目前，在知网近15年中（2002―2017）以“青年志愿服务”为主题精确检索的文章有2628篇，研究范围涉及青年志愿服务的方方面面，归结起来，国内近15年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年志愿服务历史发展与现状研究、相关背景下的创新研究、关系研究、比较和启示研究、综述类研究和实证研究六个方面。具体如下：
（1）历史发展与现状研究。谭建光（2013）、谌学军（2012）、梁绿琦（2015）分别对党的十后青年志愿服务发展、高职院校青年志愿服务开展、我国青年志愿服务兴起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2）相关背景下的创新研究。韩雪梅、刘艳英、唐凯（2016），付娟（2015）， 陈全成、韩涌泉、周文青（2012），许岩（2013）均从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背景视角对青年志愿服务体系和机制进行研究；而徐靓（2008）、王芳（2006）主要探讨在和谐社会视域下如何进行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周茜霖（2013）在《新媒体的发展对青年志愿服务的影响》一文中主要探讨了新媒体对青年志愿服务发展创新的影响和路径研究。
（3）关系研究。龙永红（2015）、毛立红（2014）均在研究中专门探讨了青年志愿服务创新与青年发展和成长成才的关系；成睿（2010）则关注了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与大学生人格发展的关系；谭建光（2004）则着重阐述了全球化与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
（4）比较与启示研究。祁枫雪（2015）、白宏亮（2009）分别对中日、中美青年志愿服务进行了比较研究；张锋（2014），张燕玲、张晓红（2012），刘洪玲（2009）则着重研究了国外青年志愿服务的成功经验和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启示；陈素文（2008）、张丽霞（2000）则聚焦于中外青年志愿服务现状、活动的比较与借鉴。
（5）综述类研究。胡凯（2015）， 肖强、罗公利（2012），胡雅娟（2011）， 龚万达（2010）分别以不同时间节点和时间段（10年、20年），对我国志愿服务研究做了详细综述；郝亚鑫（2016），梁杰华、杜立操（2012），祝小迁、窦贤琨（2012），则侧重从大学生志愿服务这一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值得一提的是，龚万达于2010年发表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国外志愿服务研究综述》一文，是对国外志愿服务进行综合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6）实证研究。丁勇、谭建光（2015），刘兴旺（2010）均以中山市青年志愿服务为例，总结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经验教训；刘思博、汪彩霞（2011）则从广东省佛山市桂城街道的微观角度解剖城市街道青年志愿服务的创新与发展；郭晓葵、施瑶、陈少杰（2015）以河北大学为例，对高校志愿服务促进社会养老公共事务创新发展进行了专项研究；范亚锋（2014）以青岛2014世园会为例，分析了我国大型社会活动志愿服务管理的发展瓶颈及创新路径。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国内关于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的研究中，基于实证角度的研究本身较少，且主要以省市（如深圳市、中山市、佛山市等）、学校（如河北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等）、大型活动（如世博会、青岛世园会等）为实证案例。
四、对国内外研究的总结性述评
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体现出起步早、范围广、程度深、影响大等特点，对青年志愿服务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建设、文化融合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探讨和论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成果，国外在青年志愿服务的定量研究方面成果突出，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确的地步。
相比较而言，国内的研究起步至今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还处于比较初步和浅显的阶段，体现出起步较晚、涉及范围广而不专、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等特点。有关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多停留在历史发展与现状、存在问题、经验介绍和实证分析等层面，并且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等方面尚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体系。当然，研究的相对滞后与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起步较晚以及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不足有关。
总结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一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志愿服务研究比我国的现有研究更加深刻、精确和发达，其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加以引进和借鉴；二是在引进和借鉴的过程中，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立足我国的国情，克服“水土不服”的情况；三是我国目前关于志愿服务的研究相对落后，但不能盲目追求短期的“井喷式”发展模式，而应该夯实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创新。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发展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坚定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基础，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运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相适应的志愿服务理论研究体系，推动中国志愿服务事业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郝亚鑫.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相关研究综述[J].学理论，2016（1）：93-94.
[2]谭建光，周宏峰.中国志愿者：从青年到全民――改革开放30年志愿服务发展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9（1）：76-81.
[3]张燕玲，张晓红.国外志愿服务发展趋势[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2（6）：25-31.
[4]祝小迁，窦贤琨.近十年来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当代教育论坛，2012（2）：109-113.
[5]肖 强，罗公利.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中国成人教育，2012（2）：5-9.
[6]龚万达.国外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6-41.
[7]龚万达.志愿服务20年――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2010（11）：87-91.
关键词：乡土建筑；发展脉络；价值错位；民居更新；问题导向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1-0103-06
乡土建筑研究起始于1964年，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举办了一个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并出版同名著作，此后，乡土建筑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和建筑师的视野。他曾试图赋予乡土性与建筑学同等的地位，但在国内外几次乡土热之后到21世纪，似乎乡土建筑研究又重新回到边缘，被看作代表着建筑的“过去”，即便不是建筑的某种落后状态，也是不可能再延续的建筑模式；过去那些经典的乡土建筑传统，尽管在设计、功能及美学层面具有显而易见的高品质，但并不被人认为与当今的建筑现实有什么关系。通常乡土建筑被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或者与少数民族地区相关。从现代主义建筑主流来看，它更多是为特定场合的建筑创作提供一些形式或空间语言的灵感和素材，或者为旅游区或主题公园创造一些异域情调。规划师、建筑师、政治家都对乡土建造者的成就、经验和技艺或者乡土建筑在环境、文化的品质不大感兴趣，因而无论是民居研究还是设计实践都逐渐式微。究其原因，除了大众意识对乡土建筑认识存在误解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土建筑研究自身存在许多问题，从而局限了研究的问题、思想和方法。因此，有必要对研究本身进行反思。新的乡土研究开始重新审视乡土建筑的内涵、作用、内容和方法，从而为乡土建筑研究开辟新的路径。
一、国内乡土研究的概述
国内民居研究起始于刘敦桢在1940年代在西南地区的建筑调查，到50年代末，他撰写的《中国住宅概论》和《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开启了中国民居的研究。上世纪结束后到八十年代初，民居研究开始复兴，开始了对民居的广泛调研。这时期民居研究者成立了自己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民居学术委员会，出版了一大批研究各个地方民居考察的书籍和论文。其主要是对各地典型民居调研测绘，对民居相关资料进行发掘和整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加速的城市化进程造成了传统民居被大规模地改造和破坏。这使得许多学者将民居视为文化传统传承和地方文化多样性保留的一个重要载体，因而注重于对优秀民居及其文化传统的挖掘和保护，如陈志华先生等人的研究。其他乡土研究主要从文化层面、环境层面、形态层面来对民居进行分类研究。研究更注重人居环境整体性，比如传统聚落、村镇、名城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建筑实践方面，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潮，对民居特色的研究成为改变时期僵化的建筑教条与探索建筑形式多样化的一种方法。这时，莫伯治早在 1959年设计的泮溪酒家则成为新建筑设计的典范，广州新建筑设计也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岭南学派，这对全国的民居研究和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设计界也将民居研究作为获得形式和空间设计素材的一种方式。 另外，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著名的古村镇和历史街区成为旅游的热点，虽促进了民居研究的热潮，但也造成了许多拙劣的“布景式”模仿民居形式的商业开发和旅游设施建设。在这一时期，也有学者开始借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来理解民居形态的演变及意义。例如，在云南，受到拉普普特（Amos Rapoport）著作《住屋的形式与文化》的影响，一些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民居的形式逻辑、源流，比如蒋高辰先生及后来昆明理工大学一些年轻学者的研究。
20世纪 90年代后，乡土研究再度兴起，但研究的重点却有所转向，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力图摆脱“乡土”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于是提出所谓“新乡土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对过去乡土建筑中所蕴含的文化传统进行延续和发展，对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进行汲取和升华。而在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仍将乡土建筑作为增强地区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方法[1]，这是为现代主义建筑找寻中国式表达的一种路径。
进入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多个维度（自然地理格局、政区地理格局、文化地理格局）来对民居的形式进行解析，试图回到建筑本体来理解民居的形式逻辑，并对全国和各个地区或者更大范围的“民系”进行民居类型的划分[2]，并从建筑空间及形式要素（材料、屋顶、山墙、院落空间大小、比例、组群的关系、结构、装饰）来定性民居的特征[3]。
国外及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发展历程详见表1、表2。
二、有关民居更新的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民居保护和发展的矛盾愈发凸显，于是对传统村镇、历史传统街区保护更新和传统民居的更新研究和实践越来越多。民居更新（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居再生）的研究开始增多，它关注如何使民居更新既符合现代社会的条件和需求又部分延续并保持传统建筑的特点。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托新民居创作和建设的民居更新研究
与传统乡土或者地区建筑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则更偏重于建筑实践。而与那些目的是创作所谓具有“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从城市中借用乡土建筑的形式及空间特征的研究相比，民居更新研究是“回到”民居本身，在乡村地区开展（部分在城市的传统街区和历史风貌区）开展实践工作，目的是通过现代建筑材料、设计和建设方式来提高民居品质。比较有代表性的民居更新研究和实践包括吴良镛先生提出的整体性、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的理论，以及在北京旧城的规划研究和菊儿胡同的建筑更新实践[4]；单德启先生在广西、安徽等地的新民居理论建设实践；在云南则形成以朱良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西双版纳、丽江及香格里拉等地进行的新民居建设实践。
（二）注重绿色技术和适宜技术的民居更新研究
新世纪之交，随着对民居研究的逐渐深入，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一些学者开始从生态技术的层面来对传统民居形态进行量化的科学研究。结合环境及气候条件来解析传统民居的形态特征，揭示其优秀经验和存在的缺陷，进而采取当地的适宜技术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这方面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加平教授对陕西窑洞的更新和新型生土技术的研究[5]，在云南则是柏文峰教授以天然建材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民居更新研究及实践[6]。
（三）注重以乡民为主体进行民居更新的乡村营造学研究
以上民居更新的研究，基本是以建筑师和相关专业人员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更新模式――它提出一系列包含在设计、技术、建造的方案和方法，然后依赖地方的施工队统一建设。这种方式是将城市建筑学的一些基本价值和方法在乡村地区的移植和运用。因此，一些学者和建筑师也开始立足于乡土，以服务于乡村本身为出发点，探索一种有引导的村民自主更新模式。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与温铁军创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设立了乡村建筑工作室，采取乡民建筑教育和协作的方式来进行民居更新改造，致力于推广“常民住宅，协力造屋”，在国内开创了培训乡民自助改造居住生活的新型民居更新模式。 王冬教授在国内较早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关注民居更新的问题，提出所谓乡村建筑学[7]的基本雏形，它以“合作建造”“过程建造”“自主建造”为核心，涵盖乡村共同建造的“历史传统”“村落建造共同体”“社会功能作用”“模式及方法”“开放体系”“过程及相关技术”六大问题。
上述学者都试图继续着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先辈开创的“平民建设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这对于当前大范围大规模的民居更新来说，虽然艰巨，但也许将是一条更契合乡村民居更新需求的道路。
三、当前民居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基于自然历史的乡土建筑研究之局限
乡土建筑的研究从属性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自然历史研究和基于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前者是通过观察来描述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属性，得到研究对象的各种现象、素材、数据和认知，研究通常更关注有关乡土建筑的现象和数据的收集和梳理。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是在前者基础之上能够发展出基本的概念、规则和机制，可以把客观对象的理解上升到更加理性的层面，并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对现实的实践进行科学指导。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自然历史研究是乡土研究的初始和基础阶段，具体表现为以物质形态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为导向，形成各种方式的民居类型划分方式；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注重文化和美学层面的品质，从形式风格层面来对乡土建筑进行分类，目的是从中提取可以借用到新建筑中的形式特征，成为创造本国文化特色和建构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但许多这类研究也忽视了对于真正解决乡土所存在问题的关注。
（二）注重对传统具有价值的相对少数个案而忽视或无法应对当代的大量性民居
当前国内民居研究更多关注部分有文保和经济价值的少数个案，却忽视了广大民居主体――大范围大量性由居民自主建造和使用的当代普通民居。这些城市之外主要居住形态正经历深刻的变迁，是亟需研究却又是最缺乏研究，也是目前理论体系无法应对的问题。
（三）嫁接城市经验的民居更新实践与乡土现实条件相错位
与国外发达国家乡土研究相比，国内研究最大的不同主要是缘于当前中国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的国情，在城市之外仍具有广大的乡土地域，多数民居仍然是居住形态的主体，也是仍处于不断演化的“生命体”，而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乡土建筑已成为了过去传统社会的少数建筑先例和遗迹。简而言之，“当代的”“大范围大量性的”“正在演化的”是中国民居典型存在状态，决定了乡土研究在文保和历史研究之外具有更多的现实性、实践性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存在大量的民居更新研究实践的原因。但是，目前的民居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建筑学专业视野和城市价值的、脱离民居使用主体和乡土实际条件自外而内的研究。类似英国工艺美术时期建筑师的实践，他们崇尚乡土建筑的人性和美学品质，却陷入乡土建筑设计的悖论：由建筑师设计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对每一个建筑琐碎的细节都要进行设计控制，“刻意”表现出一种原生自然的、“随意”的建筑形式，实际上成为与乡土建筑精神大相径庭。
（四）自发建造体系研究与当代建筑学缺乏应有的联系
一方面，受自组织理论的影响，对于乡土（地区）建筑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对民居自建体系的研究，但这些研究更多是利用自组织原理来描述和解释乡土（地区）建筑的生成过程和形态特征[8]，虽然他们试图从乡土建筑使用主体的层面来反思现代建筑学的缺陷，却较少探讨在当代建筑学的语境下如何介入乡土（地区）自组织机制。另一方面，受亚历山大所倡导的社区自建模式的启发，一些学者也尝试以乡土为主体发展乡村建筑学，对乡土建筑自建体系的探索也很有意义[9]。但这种研究的前提设定或多或少认为当代建筑学在乡村并不适用，乡土社会及其知识体系与当代城市具有很大差异，但在当今地区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二者是否可以形成更积极的结合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乡土建筑研究的展望
针对目前国内乡土建筑研究的现状，通过借鉴当前国外乡土建筑的新趋势，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笔者认为乡土研究应该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路径：
（一）面向当代乡土问题“以积极实践为导向”（activist-oriented）的研究
过去对乡土研究的通常是以物质形态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为导向研究，这在当今现实中并不足够，认为更加注重“以积极实践为导向”的研究。这样就要放弃认为乡土建筑承载着文化“真实性”这种观念，应把乡土认作是一种政治工程。它的基本任务是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来对所谓过去进行不断的诠释和再诠释[10]。这些研究促使人们更深入了解乡土建筑的本质，以及它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变化的过程，是什么导致了传统乡土建筑的消亡、适应、复兴或继续发展？乡土建筑怎样才能在当今及将来发挥最大的作用？因而这类研究更加注重影响乡土建筑理论和实践的广泛问题的研究，包括认同（identity）、族群性（ethnicity族群渊源）、遗产和旅游、传统的终结和再造（reinvention）、政权和统治（power and dominance）。许多的研究着重将乡土知识运用于当代住房领域，尤其是对城市棚户区的研究，将城市非正式住宅看成乡土建筑新的研究领域。
结合当今中国，民居更新虽也算是某种“积极实践”，但是往往只是关注有文化保护价值的聚落和民居，对于乡土中那些正处于深刻变化的大量性普通民居则很少给予关注，而这恰恰是当前乡土建筑研究最重要也最急迫的问题。另外，乡土研究通常关注的是建筑物质环境，而很少关注物质环境背后隐藏的社会公正、生态危机等问题。还有与民居自发营造密切相关的居民和社区如何参与设计，传统工匠在现代建筑体系的角色和发展等问题，均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二）乡土建筑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模型系统
鲁道夫斯基曾认为乡土建筑比现代建筑蕴含更多的实践智慧，对比现代建筑给人性带来的许多问题，将其视为解决与自然相和谐关系的建筑良方。然而，这在以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中很少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与重视。拉普普特[11]在“向乡土建筑学习――乡土建筑作为一种模型系统”一文中认为乡土建筑应对环境、文化、技术变化等方面问题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通过研究、分析乡土建筑在面对以上问题时的动态变化、它的成功和失败，发现其中的基本规律和机制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设计的本质。
通过在思想、情感、形式与空间之间建立联系，乡土中“原生性”的概念（它们是基于蕴含于乡土建筑中原生的和具有创造性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将会产生特定的建筑思想，形成坚实的建筑原型。它们在不同社会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而且又具有某个社会的特定性。这促使现代设计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有助于促进将来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着眼未来注重人居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
在 1999年一场名为“21世纪的乡土建筑”的演讲中，奥利弗提出应该使建筑学者和大众改变对乡土建筑的思维定势。他们把乡土建筑视为一种过去的、落后和贫穷的代表，这种看法实际是一种短视的思想。当今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亿万人的居住需求。而当今仍有 90%的住所属于传统的和不断演化的乡土建筑，如果要使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居住需求，就必须不能忽视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这代表了当今乡土建筑研究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转向。这也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当今生态的、文化的和技术的变化对乡土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乡土建筑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乡土建筑是否可以应对或适应这种变化，从而能够符合新的生态和文化环境？还是乡土建筑不得不消失，正如上一个世纪许多业已消失的传统那样？传统中某些特定的部分是否更加适应这种变化而相对其它方面可以存留下来？
在当前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全国广大乡村聚落和建筑如何良性发展，是影响社会和民生的重要问题，然而当前的各种应对措施却具有很多问题。例如，2011年建设部村镇司提出将“建立健全村镇规划制度和标准体系，规范村镇规划编制”作为一项工作要点，要求各省抓紧出台《镇、乡和村庄规划编制办法》。然而，中国大约有行政村69.2万个，自然村535万个（百度百科）。面对如此大量的村庄，要按照城市的方式来编制规划和进行民居设计，几乎是难以实施的，即便是实施了也未必能形成理想的结果。另外，在少数民族或贫困地区，有许多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民房改造和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如何激发地方自下而上的力量，避免现在由政府统建造成的在物质环境、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许多负面问题？会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的社会和生态产生怎样巨大深远的影响？如何建立一种适应于乡土转型的建筑知识体系，引导大量的民居能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是乡土建筑研究所应该关注的问题。
五、结论
综上所述，对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1）价值错位：乡土研究中移植城市的、现代的技术体系及价值标准；（2）专业偏向：研究偏向于物质的、美学的、有价值的、少数个案；（3）外部介入：专家、政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操作方式；（4）主体空缺：缺乏居民和工匠自下而上的有效参与的研究；（5）城乡分离：基于自主营造的乡土建筑设计体系与现代建筑学的分离；（6）偏离现实：没能结合当前城乡现实条件变化对乡土建筑的影响和新的可能性。
要应对这些问题，除了上文建议的三条路径之外，从根本上应转变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基于“特色攫取”的“潜意识”和基于城市的思维模式来衡量乡土建筑的“价值取向”，从而回到乡土问题本身。基于乡土建筑具体情境和发展趋势，应从注重自然历史式的考据研究到注重民居形态逻辑、动态发展和内生机制的研究；从注重个体民居（聚落）典范的个案式研究到关注广泛一般民居的普遍发展规律和问题的研究；从以专家或政府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局外人”介入方式的研究转变到在新的社会经济技术语境下结合并民居内生力量的乡村建筑知识体系的研究，最终拓展当前乡土建筑研究和实践的视野，并为其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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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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