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4 09:47:13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以及1949年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都具有鲜明的集权社会特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转型。其中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转变，由计划秩序向自发秩序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基本方向，上述转变至今仍在继续。
（一）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转变
我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以及妄自尊大的王朝意识，均不支持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从明朝初期开始，更是采取了极端的闭关锁国政策，人为割裂了与西方文明的交流。1949-1978年，受意识形态和世界政治形势影响，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极为有限。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才真正开始了由封闭系统向开放系统的自主转变，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思想观念均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垄断走向竞争，并开始认同和接受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适往规则。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速度进一步加快，在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等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二）由计划秩序向自发秩序转变
支持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的儒家学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因而封建社会秩序是典型的层级秩序或计划秩序。1949-1978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的计划和命令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同时，在历史观上，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循环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均认为人类已经认识了历史演化规律，因而支持由权威和精英制定秩序。然而，实践证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极为有限，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计划不可能涵盖复杂的社会需求，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发秩序则更有利于社会进步。因此，从计划秩序向自发秩序转变，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
（三）由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变
我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观念，使得社会秩序更多依靠儒家学说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来维持。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均由自上而下的权威部门来安排，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由于缺乏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思想、觉悟、忠诚等与自律相关的品质成为官员选拔的首要依据，因而社会秩序主要依赖人治维持，法律的普适性则难以保证。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和逐利性，人治的弊端日益凸现。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建立法制社会已是势在必行。而要建立法制社会，就必须消除一切特权，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
二、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重点领域探讨
（一）产权制度改革
完整的产权包括财产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经济学非常重视尊重和保护产权，认为它是将企业家精神、创造性和竞争性导入建设性方向的基本制度安排。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很多领域的产权是不完整的，如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并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不动产所有者只拥有地上部分的产权，并不拥有与不动产不可分割的土地所有权；公有制企业的产权更加模糊，导致预算约束软化，人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产权不清晰，必然制约自由交易，影响资源合理配置。从长期来看，必须建立能够使所有者形成明确、稳定预期的排他性产权制度，以保证财产安全，激发企业家精神，提升公众的创造热情。
（二）司法制度改革
独立的司法系统是保障自由、公平、正义等普适价值的前提，也是建立社会信心的基础。西方国家通过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较好地抑制了权力滥用。我国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均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然而，在管理体制上，由于各级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多方面均受制于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导致党政领导干预司法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突出。同时，人民代表大会也缺乏对司法系统进行监督和制衡的有效手段，司法公正缺乏实质性制度保障。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增强司法系统的独立性，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维护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经济社会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三）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已经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制约。今后，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样化的进一步凸显，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对此，首先，应进一步加强法制政府建设，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选举权、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等基本权利，以及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基本权益；其次，应切实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保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法律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中发挥核心作用；最后，建立健全政府决策机制，推进信息公开，实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四）信用体系建设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活动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计划来部署，社会秩序依靠上级部门的权威和下级部门的忠诚维持，微观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无关紧要。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贸易范围的扩大，必然要求交易活动由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社会”向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社会”转变。其中，以个体自主、平等信任、责任自负为核心的信用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就当前而言，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公共信用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凸现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改善企业信用关系；通过舆论开放和宣传教育提高公民守信意识，增强公众诚信关系；建立以稳定货币为目标的现代金融系统等等，均应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五）竞争环境建设
在我国，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公众养成了追随权威、服从管制的习惯，甚至对垄断、特权、腐败等不符合竞争精神的行为也已习以为常。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内、国际市场的融合，竞争将最终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力量。对此，在经济领域，应逐步打破政府对土地、资金、劳动等要素市场的管制，降低竞争性行业的准入门槛；在文化领域，应营造宽松的创作环境，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培育公众的质疑和思辨精神；在政治领域，应逐步增加领导干部的竞争性选举比例，形成能上能下的干部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讲，建立开放、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首先需要消除人们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在此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培育竞争性文化，进而使竞争精神内化为公民的行为规范，并最终形成保障自由竞争的外在制度。
三、结语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论文摘要】 维也纳大学罗斯那先生使用微观 经济 学的概念和技术工具 分析 社会 政策制定的原因，并探讨了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目标、 政治 科学 方面的 问题 以及两种类型的分配效应等，为社会政策 研究 提供了新的范式，本文对其进行详细述评。 【论文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 历史 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 理论 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 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 内容 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发展；文化因素；经济文化学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质与量的进步。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经济量的增加，故往往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衡量。按威廉·阿瑟·刘易斯的定义，即“人均产量增长”，简称“增长”或“产量”，也称“（经济）进步”或“（经济）发展”。[1]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含义有所变化，认识到增长之中应该关注经济公平，因此新含义涵盖“旨在平等的增长”[2]。发展伦理学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文化含义与价值定位。最近我们特别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置于科学发展的平台之上。
从西方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话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因素的探索局限于经济因素之内。虽然，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开始，西方正统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复杂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经济学家因难以度量而以理想模型（古典模型）略此不计。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热衷于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来，就有一股向世界扩展的经济冲动，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冲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从此，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动力（往往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性精神”）成为经济学、也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一大难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激发了全球学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回应。战后更有美国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重新探索，产生了不同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命题——经济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理，因东亚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先有西方学者、既而是亚洲学者对“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的探寻。由此产生了韦伯命题的回应性命题——新儒家伦理或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从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发问：为什么落后国家没有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巴兰强调：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极其重要的。[3]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由此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第三，东亚地区从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往往被依附论学者称为“低度发展”或“依附性发展”），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迷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疑问：为什么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够同时在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稳定发展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那么多的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发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历史经验。然而，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亨廷顿反对把文化仅仅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变项”[4]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由于东亚地区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已引起海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5]中国学者罗荣渠也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东亚文化的独特性格与传统。东亚新兴工业国，自然资源都不特别丰富，多数都较为贫乏，其显著的共同点是都属于东亚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是受一种非宗教伦理即儒家伦理所支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东亚新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这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一个新课题。[6]因此。传统文化因素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什么作用，成为研究东亚崛起问题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7]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8]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吉布尼相信，日本出现经济奇迹，断非目前的一些流行说法，如“无情的贸易竞争”、“政府与企业合作”、“阴险的日本有限股份公司”、“模仿美国技术”……所能阐明概括的。其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伦理同大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所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的应用所致。[9]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也认为，东亚产业圈的迅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及教育制度的特点有密切关系，重视儒教影响的观点并非是错误的。儒教不可否定地发挥了促进的作用，但作为起因来解释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儒教的影响如何作用于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今后亦应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10]韩国哲学教授宋荣培也主张重新探讨东亚各国急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儒教的关系。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奇迹现象乃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几个国家的急速经济成长和现代工业化的成功。这些东亚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何？是否阳明学去除了朱子学的封闭主义而发挥其独特的进步性？抑或是其他的原动力？[11]韩国经济学教授宋丙洛指出，不少学者如彼得·伯杰、赫尔曼·卡恩、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其它一些人指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业进步应功于儒家的道德标准。麦克法夸尔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象西方进行挑战的后儒教”，以强调东亚文化和工业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2]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认为，今天东亚之所以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思想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深深刻地扎根于他们地区的历史之中。他们不容易输出，也不容易为我们模仿。[13]东亚新兴工业化集群区域在中国文化圈的出现，确实激起了国内外学者探索经济奇迹背后的深层因素。为什么非洲、拉美、中东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增长现象？非洲与中东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消失了？文化问题成为思考的热点，尽管众说纷纭，但不谈文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少了。
第四，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探索。同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性质和学科界限也在不断争论。对经济学科和经济研究不断的反思促使经济学家加强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和重视。格林菲尔德认为，文化被认为与经济学的物质客观性相距最远，因而也最微不足道。文化所代表的仅仅是经济发展在大脑中的投射。但是，只有线性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即假定历史为一连串的阶段和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要求，同时又忽略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偶发性质之间的经验性差别，才有理由将这一变化看成是自然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易捉摸的层面。其实是对形形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理论的挑战。解释的范围严格局限于引导经济行动发展的动机因素。[14]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对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修正。他指责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方法使人误入歧途，强调“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15]经济学者强调：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必须扩充到经济学之外。[16]诚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惟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因素的区别。”[17]
二、探索与争鸣
关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主要学说有制度说（有了正确的制度结构，则人的本能反应自动地实现经济增长）；资本说（只要有了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都会消失或改变）；需求说；消费说；技术说；自然资源说（有自然资源保证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资本和制度）；政策说；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还有文化说和心理说等等。[18]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侧重考虑市场经济范畴之内的因素，如资本积累与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人口增长、科学技术创新与转移、国内外贸易、资源廪赋与资源流动、生产结构、市场拓展与市场供求、产业转移或升级、经济政策与发展目标等。政治经济学则着重思考各种政治因素。制度经济学则重点把制度（结构）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之中，“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9]。经济文化学与经济人类学则关注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心理学重点研究人格、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等。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之间既协力又争鸣。
（一） 自由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突出的现象引发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自由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本性（所谓“利润动机”）的固有特点是人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动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既定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或资本积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只是错误的制度抑制了这种反应。自由派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主要通过分析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资源的扩展或土地的增加、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不过，自由派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也认识到人类作为道德情操载体的复杂性。由此为对自由派经济学进行不断的修正开了一道裂口。
自由经济学派以及在批判反思自由经济学基础是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经济学派，主要在经济增长的文化前提和制度基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
英国自由派学者约翰·格雷相信：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自由市场代表了协调经济活动的惟一非强制性手段。市场自由是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但是他也尖锐地指出，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都将相似于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德国的某些地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经济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一种资本主义形式都清晰地体现了它根植于其中的具体文化。在支持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之间将保留深刻的差别。[21]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虽然猛烈地抨击所谓“亚洲价值观”决定亚洲经济增长的论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变革”、“人类可行能力”、“人力资本”和“繁荣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种普遍的联系”。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22]
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在新古典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之解释经济增长。他批评新古典理论无视人的社会属性，无法解释人的利他行为和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他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制度包括一些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23]
（二）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
增长经济学主要研究现代经济的长期增长，研究指向发达国家的增长因素和增长途径等。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转型、经济政策等。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派虽然有不同的研究分工，但在研究经济增长方面纠缠在一起。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一开始深受自由派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因素自身分析经济增长。西蒙·库兹涅茨就是一个范例。他从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结构变迁的角度，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主要不是由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决定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劳动和资本投入质量的不断提高又源于教育和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未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的高增长，主要是其经济增长的底子薄、人口增长快，劳动生产率低下。库兹涅茨强调，要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把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他还强调制度和个人的适应性，特别是作出迅速调整的能力和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变化。[24]库兹涅茨虽然从生产率入手分析经济增长，但最终对制度和人的因素还是给予了关注。
约瑟夫·熊彼得从企业创新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联问题，熊彼得认为，经济发展最终来源于“创新”或“创业”。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创新”或创业，这种创新就是“产业突变”，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仅产生现代科学的心理状态，而且产生人和手段。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它毕竟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进力量。理性科学有充分的成长。资本主义传播理性，资本主义过程使人们的行为与思想理性化。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精神。[25]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的分析中，越来越重视制度分析与态度分析，并认为二者是难以割舍的。
威廉·阿瑟·刘易斯，1955年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他从态度（愿望或欲望）、制度、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六方面分析经济增长。前三方面属于文化分析。他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26]
冈纳·缪尔达尔和理查德·布隆克都主张研究经济增长要区别西方世界与欠发达国家。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文化分析，而其经济增长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即制度和态度的现代化。缪尔达尔强调，“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27]理查德·布隆克认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人口增长、资源的发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经济的灵活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常常在程度上和本质上有所不同，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历史和宗教背景会使他们对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变化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28]
发展经济学家非常关注民族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影响。W.W.罗斯托认识到“反应型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29]刘易斯也认为，民族进取心一直发生作用，它的强大动力，导致各国对财富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30]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后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一种基本驱动力。[31]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认为，日本与中国，出于国家生存、抵挡西方的需要，最早追求经济现代化的；以后继续追求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其动机部分是考虑国家的力量与地位。阿恩特强调：经济增长还依靠现代技术、现代意识和现代制度。[32]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主要从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方面分析经济增长。他认为，意识形态会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不同国家之间，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也会制约经济发展。[33]速水佑次郎也认为，传统文化或价值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基础。[34]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即能动作用。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可以说属于文化因素的范畴。马克思本人生活在19世纪，虽然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但无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是肯定的。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片面关注物的发展，由此造成人的异化。马克思提出有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才具有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马克思在对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说明了马克思对亚洲文化特殊性以及对亚洲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保罗·斯威齐，认为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35]保罗·巴兰则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普世性角度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认识，他认为，如果最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交往联系不是充满了压迫和剥削，而是真诚的合作和帮助，那么西方文化、科学和技术向不发达国家的和平移植就会在各个地方成为经济进步的强有力的促进剂。[36]依附理论则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它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任何“赶超”都是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赶超”，即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而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的“赶超”其实是不能实现“赶超”的。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任何社会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永久挑战，‘发展’仅仅是这一制度下的发展，在此之外，不可能有‘自主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如此。”[37]依附理论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归结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四）经济社会学派
经济社会学派主要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经济社会学与正统经济学有过长期的论争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精神”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包括理性的禁欲精神、“入”世而不“属”世所特具之系统化的——是冷酷无情的、也是宗教式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性资质”，其精神载体就是新教伦理，又称为新教理性主义，[38]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敏感地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容易捉摸的层面。他反对给韦伯扣上“文化决定论”的帽子，恰恰相反，他认为韦伯理论是对形形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挑战。[39]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相信，新教伦理的确是一种明显的革命性的力量。它的主导精神不是要个人毫无批判地去适应社会现状，而是要求个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建立人间天国这样一个超念理想的名义去改造世界。[40]
不过，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韦伯发现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其核心是定位于经济增长的民族主义，即经济民族主义。并非任何民族主义形态都具有嵌入其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要素）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经济强弱关乎国家声望）的经济表象。古典经济学，即自由经济学，得益于英国（也是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质。即其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想象为天赋自由平等的个体所构建的联合体。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是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41]
金耀基则认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伦理是相关的。他认为，对于现代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解释，更有潜在的说服力的是“文化的解释”。由于东亚这些社会属于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成素是儒家，因此儒家伦理乃成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深层原因。儒家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它的内在结构有多元的组成，并且具有本身转化与更新的能力。金耀基呼吁对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作更细微深入的探索。[42]
W.摩尔批评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太关心态度和动机。人类的态度往往被简单地假定为与理性选择最大化满足有关。人的欲求被认为是本质上无止境的，且人的本性是极为相近的。摩尔强调，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截然不同，态度和动机被看作是重要的变量。欲望被看作是有限的，文化被看作是相对的。人群被看作具有“非理性”和“无理性”。人类动机具有复杂的丰富性。只有那些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正式的教育或教育和培训最迎合工业经济需求的地方的经济增长才是最迅速的，同时也是最可能持续的。[43]英国组织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惠特利也肯定资本主义模式或商业体制类型是有路径依赖的。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变化都是普遍依赖于它的既定发展路线的。“东亚资本主义”或“东亚商业体制”与儒家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权力的合法性的认可方式，是形成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力模式的原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儒家的价值观促使人们普遍相信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育，是获得经济和社会成功的主要手段。[44]
曼纽尔·卡斯特在多年研究发展社会学后，断定：明显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的过程是深植在制度当中、为文化所引导、由社会整合所支持、由社会冲突所塑造、在政治上竞争并由政策和策略所指引的。[45]
（五）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
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因方面不遗余力。与正统经济学派主要关注影响经济增长的共通因素（如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生产率等）不同，他们更倾向关注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增长的特殊道路。
美国经济文化学家彼得·伯格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比较利益”而运作。他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假设都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他呼吁关注和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他相信东亚地区突出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在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承认文化的特质也是会改变的（虽然某些人类学家并不乐意这么认为），它通常会适应新情境而自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计划性的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经由教育政策）。彼得·伯格认同在美国学界相当流行的“后儒家思想假说”。“后儒家思想假说”指的是，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都是中国文化强烈影响下的广大地域。因此，儒家伦理（或者称之为后儒家伦理，因为其中的一些道德价值跟传统的儒家思想已有差距）应该是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变项。彼得·伯格强调说，要落实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儒家价值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毕竟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儒家的经典；甚至很少受过教育。美国社会学家R.贝拉使用的概念是“中产阶级的儒家思想”，以区别士绅精英阶级的“上层儒家”。香港大学的雷丁教授也持贝拉同样看法。伯格深信，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后儒家思想假说”并不假。实在难以想象，有一些源于儒家思想的价值，竟然会跟东亚人民的工作伦理和整个社会态度没有任何关系。[46]
拉尔夫·林顿虽然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无疑包含文化因素与人格因素。但他强调，人格的作用仅仅是人格与文化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个人通常按照他们社会的文化要求而行动，只要了解这种文化，而无须了解他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你就可以预测他们对大多数情况的反应如何。林顿重点研究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文化诸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7] R.本迪克斯探讨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英美文明中的管理思想的变迁与从早期到成熟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大量发展变化相提并论。[48]
余英时认为，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在于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此即所谓“新教伦理”，他也称之为“入世苦行”。这一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等美德。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其他任何世俗的愿望。它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他考察了中国的新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认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确有其文化因素，但不能仅仅注意儒家伦理。[49]日本研究中日现代化比较的历史学家依田??家认为，日本现代化比较迅速，而中国现代化则饱经挫折，有其广阔的社会基础方面的背景，不仅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而且要从文化形式的差异这个深度来理解。他认为其出发点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起了相当的作用。[50]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也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虽然与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现代科学、有关进步和发展的现代观念、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民主思想及其社会准则等等有关，但在这个表层之下，强烈的儒学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尽管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儒学门徒了，但在某种意义是来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儒学门徒。[51]
中国学者在探讨东亚的经济增长时，无论是制度论、文化论（文化论未必是文化决定论，也可能是文化视角论），还是综合论（多元论），都不得不认真思考东亚文化及其更新的影响问题。
刘宗贤等认为，关于东亚模式的“儒教资本主义”和“亚洲价值观”的观点对以往的现代化即西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东亚奇迹用事实说明了现代化不仅有西方的一种途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价值观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同样表现出非凡的潜力。东亚的巨变，对国际社会科学界提出新的挑战，使单纯的各色各样的经济理论都难以作出满意的解释，于是，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东亚模式”的问题。[52]香港的霍韬晦教授提出：导致经济增长要至少具备五项条件，包括：法制、科技、态度（工作意识）、管理、训练。法制和管理能保障生产不受非生产性的原因干扰或拖累。科技、态度、训练则为积极意义，既有直接提高生产力的效用。工作态度的培养与社会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有关，因此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问题。[53]陈峰君认为，儒家传统文化是东亚（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有人称之为“东方型或情感型模式”。这种情感型文化对东亚经济与政治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东亚的企业与公司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社会实体，它贯彻社会价值观念和保障社会团结。第二，东亚民族一向以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和储蓄而著称。第三，强调教育，重视智力投资。第四，倡导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以和为贵、宽容协调、求同存异、同舟共济等，这些精神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东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54]余新天认为，亚洲人正在经历心理上的转变，从“西方最好”到重新发现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肯定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过去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的成功，人们比较多地探讨了儒家价值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然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印度的发展，必将会提出更广泛的文化动因问题，即使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以儒家来概括。[55]
蒋庆强烈反对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障碍的说法，他竭力声明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认为，儒家文化中也有类似基督新教的工作伦理与天职观念，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也具有勤俭、敬业、节制、诚信、好储蓄等优良品质。[56]梁燕城则承认，韦伯对中国的分析不无洞察，近数十年的东亚文明的成功也可被解释为摒弃儒家、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果。有历史学者寻索早期香港商界领袖的背景，竟然大部分信仰基督新教，与韦伯的新教伦理是一致的。不过，这些商人行事的方式也有儒商味，故也可以说是儒学与新教融合产生的一些新文化特质。拉丁美洲信仰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菲律宾也与拉丁美洲文化接近，同样发展不起来。[57]
赵吉惠把儒家伦理在发展商品经济，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归结为两点：第一，儒家伦理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人的道德修养教育，和谐人际关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但是，有人把东方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解释为促成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显然有些片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第二，儒家伦理在经济、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经研究与分析，批判与继承，至少可以帮助解决发展商品经济以后所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58]
盛邦和将儒学乃至于一切东亚传统（经过转换与更新）中能激发当代经济活力的因素的总和，称为“东亚新儒学”或“东亚新文明”，为东亚优秀文化的代称。认为，它被证明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东亚发展发挥推力作用。[59]东亚新文明与西方新教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这表现为它们都是现代工业精神、市民精神与合理化的世俗经济伦理。换言之，勤勉、节俭与职业伦理是两个“新教”的共通行为伦理。[60]吴建华也承认，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模式，儒家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受到了东亚学者的重视，而且受到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世界学者的普遍重视。[61]
冯天瑜从“儒家资本主义”角度分析了有关东亚文化与经济增长关联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上世纪60年代以降，以经济高速发展、通货膨胀率低、社会相对安定的实绩，创造了东亚现代化奇迹，被称之与欧美、相区别的第三种工业文明体系。因为上述东亚诸国家及地区，大体在儒教文化圈内，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的资本主义”相对应，有“儒家资本主义”之称，其特色是以东方文化中的现世主义、国家主义、机会均等主义，以及注重家族观念和个人修身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市场原则、科学管理、追求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科技革命这两大契机，创造出耸动世人视听的局面。[62]
刘力臻虽然承认儒教文化无可争辩地促进了战后东亚经济的繁荣，但却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最本质的根源。东亚经济崛起的最本质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儒教文化的作用（尽管它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基之一），而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63]贺圣达也认为，文化对经济的关系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决定论式的关系。把文化或伦理作为经济发展或不发展，产生危机或避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还在于现代的思想、现代的制度、现代的科技。[64]李锦招认同多数学者的观点，即经济起飞的成因是多元的，把现代化成果归源于为儒家的伦理观念是过分化约的。但同样将之渊源于西方文化、技术主义或制度主义，也是太简单。[65]
（六）经济心理学派
经济心理学派主要从社会控制系统与行为模式的调适、儿童教育模式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现代人格或创新人格的获得（人的现代化）等方面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A.巴洛齐齐认为，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这种研究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倾向的作用，部分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和心理属性是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大多数学者只是认为全面的发展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些主观因素。[66]
J.H.昆克尔指责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增长因素时只考虑了人的态度、观念和人格，却没有认真思考人的行为调适。他认为，价值观念、态度和个人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不同的行为刺激手段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若要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只需要改变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的程序，而没有必要去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某些因素。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能造成全体人口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但可以造成少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精英的角色作用。[67]
D.C.麦克勒兰德从性格养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论。他主张是人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发达工业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则源于一个国家儿童的教育方式。衡量儿童教育是否能够养成“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在于儿童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通过计量儿童读物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度而获得）的形成。“成就动力值”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他们将推动更迅速的经济发展。麦克勒兰德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资本形成率等经济因素来理解，还要从成就动力值的水平的角度来理解。[68]
亚历克斯·英格尔斯从发展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现代化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批评经济学家只重视从经济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忽视了现代人的心理特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推进现代化进程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只有形成了现代的人格，才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否则，即使引进了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英格尔斯坚信：人的现代化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导致经济的进步。[69]E.哈根分析了创新人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创新人格会影响生产创新，也会影响新一代的价值观。创新人物将根据需要指导制度改革。从而经济增长就将获得所需要的动力。[70]
（七）经济人类学派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 墨菲在阐述经济人类学时认为，经济学家相信存在一个有着追求最大利润的“无限冲动”的“经济人”或“理性人”，但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深知除此外还有很多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类动机。他相信，经济抉择的合理性受到文化条件的深刻制约。假定“经济人”会因为无止境的欲望而无休止地工作，决非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他呼吁经济人类学要研究价值、制度、角色、集团，甚至非理性的时尚、模仿和声望等与经济增长的关联。[71]
人类学家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非常关注。他们特别注目沉潜在东亚民间的儒家伦理与经过现代化更新后的以新儒家伦理为代表的基层伦理。日本的小林多加士教授认为，在以东亚华南经济圈为代表的局部地区性整合的背后，存在着广泛影响东亚的儒教文化，但这种儒家文化并非是中国传统儒教的复活，而是在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进而又吸取了现代合理主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复合的儒教文化。这种文化以华侨和华人为媒介在包含东南亚在内的东亚一带广泛传播，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72]
台湾学者萧新煌在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时强调，单方面强调文化或政策影响的经济增长论都有偏差，但他强调：东亚成功经历中一个最激动人心却又研究得最少的领域，是对其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传统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恰当鉴别。各种文化因素应当对工人、农民、企业家、公务人员甚至决策者所采取的能动性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完全否认由这个地区人民的集体努力所达到的宏观经济活力与其共同坚持有的文化因素的关系，便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认为文化因素是这个地区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同样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无论是主张东亚成功仅仅是由于“正确”政策那种执拗的“政策论点”，或者是把这个巨大成功的因素只归于文化品质那种彻底的“文化论点”，都不能现实主义地勾勒出东亚成功的全貌。[73]
（八）经济哲学学派
经济哲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反思。自由派经济哲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及其必然产物的自由市场对规定和保证个人的基本自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由个人在完善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其无限的欲望冲动和利润追求将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善的自由市场，甚至根本没有这种自由市场观念。自由市场是有它的文化墙基和文化诉求的。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并不符合自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理论。故而许多哲学教授对亚洲经济增长进行另一种哲学思考。儒家经济哲学成为思考的主要对象。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在60年代，大多数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台湾、日本和韩国的，都认为儒家思想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互不相容的。然而，到了70年代末期，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飞跃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对他们早先的假定提出了疑问。东亚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利己主义或者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到重视。与此相反，重点却放在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以及合作这些因素上。而且，教育大受重视。这样一些价值，恰恰正是在60年代被认为是对现代化有危害、或是与之水火不相容的那些价值。如今，这些价值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作是对东亚很多地区成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重要因素。[74]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认为，从资本主义经济上升和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和动态共生性原则的高度来看，儒家伦理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中发挥着作用，因为儒家伦理是转化和发展的总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成为启动和维持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中英教授反对简单地以西方的新教伦理解释东亚的发展，也反对将东亚的经济增长简单地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引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功本身就需要我们加以解释。[75]
方克立等认为，在东亚社会，不少知识分子已意识到儒家传统在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建设和生活中发挥了某种引导和调节的作用，如重视全面人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和强调为子孙后代造福等方面，都不难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所体现的勤劳、沉毅、坚韧和勇猛精进的品格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谋求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76]汤一介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为儒学，认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化的坚实内核，这个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77]
三、成就与缺陷
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研究难题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的成就如下：
第一，认识到引发或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文化因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缪尔达尔、库兹涅茨、诺斯、森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关注经济增长的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更倾向注目和研究其中的文化因素。自由派经济学在向发展中国家推介自由市场理念和自由市场制度之 时，也逐渐关注自由市场的文化基准与文化诉求。
第二，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梳。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精神力量之际，具体地分析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内在的关系。如刘易斯分梳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也对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资本、资源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做了分析，他尤其强调制度与观念的难以分割；缪尔达尔分梳了制度与文化（态度），也认为二者是难以分开的，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而制度是文化的体现；诺斯分梳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并把三者看作是制度变迁的整体；拉尔夫·林顿分梳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森岛通夫分梳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萧新煌则细分为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和和谐等；陈峰君重点分梳了儒家文化，如人际关系和人情、集体意识、伦理道德等。
第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正统学派（自由学派）、制度学派、文化学派都开始了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的探索。后两个学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它们展开了对各种规范、体制、精神、伦理、态度、思想、动机、欲望、情感、风俗、传统、知识、科技、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精神或企业家精神、行为模式等因素的详细探讨。
第四，从文化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经济心理学、经济文化学等。
还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第一，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研究不足。经济学领域基本上还是奉自由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它们往往被认为是经典经济学）为正统，而自由经济学基本忽视文化因素。为什么会这样？缪尔达尔分析，“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但在运用到欠发达国家时，却没有考虑它们的情况与西方根本不同，因此自由经济学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78]
第二，对文化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的认识与计量处理。从系统性来看，对制约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没有整体的认识，对各因素之间缺乏关联分析；从复杂性来看，学者们要么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文化因素，要么把复杂的文化因素化约为单一因素；从历史性来看，经济学家对历史的长时段动态分析和各种文化因素的变迁分析关注不够；从计量处理来看，对各种文化因素的计量处理极其缺乏，这固然与文化因素的复杂多变有关，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远远不足的。
第三，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有待加强。经济现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人的社会复杂性和自然属性直接相关，没有跨学科的研究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经济问题的。而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在人文社会各学科的展开还刚开始，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学科还建立不久。另外，经济学有一种数量化的趋势，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由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对特殊的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文化中的人类经济现象，由此决定了经济学科其实是“文化学科”，而不同于自然学科，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关乎国计民生，稍不留神，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社会灾难甚至人类灾难。因此，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非常重要。经济学应该也必须是人文学家和哲学家。
四、进一步的思考
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难题，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这个难题显得尤其突出。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援助和政策引导，但是效果总是不大。发达国家也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两极化，将严重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秩序的稳定，由此制约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能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各种制约发展的各种要素和深层次因素的分析，认真、积极、理性地对待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长问题，是迫在眉睫的研究任务。但经济学并非纯工具性或功 利性的学科，它应该是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关怀的。
第一，经济学研究要有大学科视野。经济学研究要拓宽视野和学科领域，不要有森严的学科壁垒和局促的学科视野，经济学科要多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经济学的研究要立足宽厚的人文社会学科底蕴，要有学科的协同和整合能力。经济学的本质是经国济世。上至国家经济战略，下至个人经营理财，经济学无不涉及。在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无孔不入，而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需要学科的协同和整合才能够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尤其如此。
第二，其它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数理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不是经济学一家的研究范畴，其他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其实，整个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都需要各学科的积极参与。
第三，深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子。经济增长的复杂国情基础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个人幸福的连锁，使得研究经济增长与文化因子的关联显得特别重要。要启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光是开几个纯经济处方，如投资、金融、贸易、产业政策、甚至技术援助等，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创新、制度重新、心态变化、甚至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改变更加重要。否则现代化的停滞、中断、甚至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国家。这是我国要加倍警惕的。
第四，亟需推进经济文化学的建设。经济文化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关联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的探讨为经济文化学的建设准备了充分的学科基础，经济文化学将在整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研究学科。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不仅研究经济法则，也研究经济生活；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关心经济正义；不仅关注发展，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经济文化学关注经济为什么发展或不发展，文化在其中的影响如何，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如何，文化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在推进经济变迁中如何联动，以及各国文化对经济发展观念的理解和诠释等。因此，经济文化学采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甚至数学、心理学、统计学、网络数据库等交叉研究的方法。
作为一门学科而言，经济文化学并不认定单一文化因素能够决定经济发展，也不只重视研究某一种或某几种文化因素，甚至也不局限于研究文化因素，而更重视文化因素与其它非文化因素的协同作用。文化决定论并不是经济文化学的研究导向。但是，一切有关文化制约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可以纳入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视为经济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应该包括两大类：“无意识文化”和“自觉文化”。文化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包括国家、个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社群）、人与自身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无意识文化”指的是以潜移默化状态存在的文化，这种文化无须人的自觉和反思，就会在下意识里不自觉地体现于行为之中。“无意识文化”大约包含习惯/风俗、风气/时尚/潮流、心理/欲望、伦理/精神/态度、大传统（社会传统或民众传统）/小传统（精英传统或上层传统）等。“自觉文化”是一种基于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自觉了解而理性地贯彻于行为之中的文化。包含知识/科技/教育、信仰/宗教、思想/意识/观念、国家/法律/制度/规范等。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其中有交错的、难以分辨的成分。在理性反思缺位的地方，“无意识文化”的影响可能比较深刻，甚至根深蒂固，形成某种思维和行为之茧，需要借助强大的外来文化刺激，乃至轰击，才能突破。而现代性社会则是张扬理性的社会，文化自觉表现为制度自觉，从而发展出能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与规范，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自觉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体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资本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企业家精神”、“商人精神”、“现代性”、宗教价值观、世俗化运动与经济增长方面，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方面、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方面等，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波士顿大学已经在1985年成功地组建了以彼得·伯格教授（Peter L. Berger）为主任的经济文化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Culture）。主要从事文化（信仰、价值与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重点是宗教。后来扩大到研究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世界事物的影响，关注的视野日益全球化。2000年又成立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同样以彼得·伯格为主任。2003年经济文化学研究所与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合并为文化、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水平日益提高。[79]
我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业已进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经济增长，就必须关注经济与文化的连带互动。经济增长之中蕴涵一种“文化执行力”的问题。“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惰性的、阻扰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即所谓“心中贼”，要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思想创新，才能漫漫转化。“精神生产的转型应该成为物质生产转型的先导”[80]，经济文化学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对策扬弃阻滞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积极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美]威廉·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
[3]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扬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3页。
[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1——352页。
[5] [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
[7] 指Herman Kahn，著有“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8] 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载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6页。
[9] [美]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吴永顺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说明。
[10] [日] 小林实：《东亚产业圈》，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5——117、120页。
当前的水环境承载能力大大降低，水资源承载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新乡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解决新乡市当前面临的水问题，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出路就是建设节水型社会。节水型社会，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中心，在全社会建立起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管理体制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运行机制，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所讲的经济，有多方面的含义，从字面上讲，经济就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获取较大的成果或收益；大的方面，是国民经济，社会经济，小的方面，是指经济效益。具体也可以理解成市场经济、经济措施、经济手段或经济方式。
二、新乡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的成绩
从2002年起，新乡市理顺水资源管理体制，对全市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整体划归市水行政主管部门。2005年起，新乡市开始步入节水型社会创建初期，摸索探讨节水型社会的建设工作。从创建节水型单位（企业）、节水型社区、节水型灌区等活动载体入手，加强用水定额管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调整产业结构，健全节水体制，以经济手段为中心，有力推动了新乡市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节水和水资源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单位GDP用水量由2005年281.97m3降低到2011年的177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2005年的72.99m3降低到2011年的49.32m3，农田灌溉水利用系数由2005年的0.415提高到2011年的0.553，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由2005年124.30升/人•天上升到127.2/人•天，管网漏失率由2005年35.2%下降到2011年的18.58%，生活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92%以上，建设污水设施处理厂10个，每天处理污水39.95万m3。
三、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新乡市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起步较晚，和先进地市相比，除了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恶化、水浪费严重的问题外，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水资源管理体制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目前，新乡防洪、供水、节水、排水、治污等工作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交叉，部门纷争不断，体制不顺，用水定额管理和阶梯水价制度执行颇费周折，无法最大程度的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保护。
（二）节水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不完善。地表水、供水企业等未上缴水资源费，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系尚未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
（三）节水和水资源管理资金投入需要进一步加大
节水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水权、水市场体系不健全，再生水回用缺乏制度保障，节水产业发展缓慢，投融资体制不完善。
四、节水型社会建设效益分析
为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新乡市紧密结合当地经济社会、水资源和水环境现状及未来发展要求，编制完成了《新乡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规划中明确制订了新乡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规划的具体目标、任务、指标体系、制度建设和重点工程布局等。按照《规划》的时间安排，今年已进入第四年。河南省水利厅于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对新乡市的节水型建设工作进行了考核，对新乡市节水工作中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给予充分肯定。下面就依据《规划》中提到的2015年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任务，从三个方面分析深入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可产生的目标节水效益。
（一）经济效益
1.农业节水。
农业用水量是全市总用水量中比重最大，占总用水量的2/3。2011年新乡市农业灌溉利用系数为0.553，综合灌溉定额263.2m3，和先进地市相比，还有较大的节水发展空间。根据现在开展的灌区节水改造和续建配套工程进度，2015年节水灌溉技术将进一步提高，农田灌溉系数可提高到0.575，综合灌溉定额降至245.7m3/亩，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04万亩，由此可实现农业节水量0.7242亿m3，可直接节约电费、水费0.4344亿元。
2.工业节水。
新乡市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改进设备工艺，应用节水新技术，提高工业用水利用率，加大用水定额管理力度，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增强企业节水技改的积极性，201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可降到40m3，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75%以上，可实现工业节水量0.5938亿m3，可直接节约成本2.12亿以上。。
3.生活节水。
发挥好经济杠杆的作用，落实好阶梯水价，普及节水器具，强化管网维修检查，降低漏失，强化宣传，提高居民节水意识，通过以上方式，可将生活用水控制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活条件改善相当的范畴。预计到2015年，管网漏失率降低到17.8%以内，城镇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90%以上，可实现节水量0.091亿m3，可直接节约水费0.27亿元。
4.生态节水。
通过加强城市污水回用建设，强化水功能区管理，2015年各水功能区达标率从15.6%上升到50%，城市污水处理从86.7%上升到90%以上，污水处理回用从率达到3.13%。由此产生的效益也不可估量。
（二）社会效益
节水型社会的建设，能有效缓解新乡市水资源的短缺矛盾，能更好地推动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效益
节水型社会建设，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地下水超采，营造人水和谐的局面，实现水生态文明，可以提高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五、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建议和措施
（一）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用制度作保障
以现有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为基础，将分散在各部门的防洪、河道管理、城市供水、排水、节水、污水治理、中水回用等管理职能，全部划归在一起，建立高效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落实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健全地方行政法规，强化考核，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节水机制，完善节水市场调节机制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和工业。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完善水价形成机制。建立合理的水价制度，实行差别水价，超定额累进加价。推行农业用水计量收费，健全水权交易市场，推进农业用水价格改革。
（三）多渠道投入资金，强化节水技改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萌.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J].才智，2015，(24).
[2]孙涛，胡慧河.“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J].理论学刊，2015，(9).
[3]刘米娜，丘海雄.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3，(2).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社会 “过渡性” 理论思维
一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人才不能缺少思想政治素质。高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对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是普通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之一，它一方面要对学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另一方面要适当进行理论思维的教育。在基本的知识点教学方面，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重点；但是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方面，理论思维的教学是重点。总体说来，基本知识点的教学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是同时进进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是，在这门课程的具体教学中，有的章节偏重于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学，有的章节偏重于理论思维的教学。我认为，第四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当中的知识点“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的教学，应该偏重于理论思维的教学。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当中，“过渡性”是要重点把握的概念，要把“过渡性”解释清楚，“过渡性”具有辩证特性，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具有此消彼长的过程性特征。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来进行。
第一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状况、阶级结构状况和文化结构状况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经济结构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五种经济成分必须讲到，它们就是：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既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又有个体经济，还有资本主义的经济。阶级结构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中，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中，工人阶级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基本力量，而农民和手工业者既可以走向社会主义又可以走向资本主义。文化结构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受经济和政治制约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就应该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文化，又有封建文化，还有资产阶级文化。其中，社会主义文化代表新文化，而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代表旧文化。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这些情况，初步看起来是静态的，但是它们却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动态发展准备了条件。没有静态的，也就无所谓动态的。只有在这一步骤的教学当中把这些基本的情况讲清楚了，才可以转入下一个步骤的教学。
第二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过渡性”讲清楚。“过渡性”是非常关键的词，“过渡性”就是动态地发展变化的意思。既然是“过渡性”，就表明这些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之中。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就不是一个相对独立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暂时性，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都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之中。从经济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同非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使得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在发生变化，即国有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从政治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同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使得各种阶级成分之间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变化，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总是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从文化方面来说，各种新旧文化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文化、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处于此消彼长的过程之中。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促使社会向前发展，但是，它既可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又可以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这些情况从本质上讲都是动态的，这一步骤把这些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讲清楚了，就可以转入第三步的教学。
第三步，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之间斗争的结果讲清楚。由于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都处于矛盾和斗争之中，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都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化之中，最终必然会出现斗争的结果。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居于领导地位，但是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仍有很大比重。由于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加上当时的国际条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将不断增长并取得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在经济上，各种经济成分斗争的结果是，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合作社经济发展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改造也发展为集体经济，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直接转变为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各种阶级成分斗争的结果是，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在得到改造后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经过改造后，已经不能构成一个阶级了，而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社会主义文化战胜了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被消灭了，社会主义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主流文化。总之，是社会主义因素战胜了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就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二
必须注意的是，在对大学生的教育当中，既要有基本理论知识的教学，又要有基本理论思维的教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这个知识点的三个教学步骤当中，始终要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就可以培养学生独立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能力。
其一，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中，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教育。发展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成分和阶级成分及新旧文化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这本身就是发展。要把发展的观点教给学生，培养他们用发展的眼光对待事物和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总是处于彼此联系之中，他们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这种既相适应又不适应是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联系。联系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状况。在教学当中，要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任何社会，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各个方面有机构成的，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观点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同时，矛盾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新民主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彼此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对待矛盾，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能害怕矛盾，而是要冷静对待矛盾，并遵循一定的方法，促使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矛盾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实就是社会在发展进步。在处理矛盾问题上，还要把“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教给学生。对待各种经济成分、阶级成分和新旧文化，不能武断地认为它们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而是要根据历史的观点评判它们。只要是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就是革命的、进步的，相反，就是反动的、退步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起进步作用的，可能后来会变成阻碍作用，反之亦然。
其二，在这个知识点的教学当中，要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教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社会基本矛盾在推动社会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及其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当中，社会基本矛盾深深地内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中。虽然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依然存在着，正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历史的创造和发展，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实，我们不能阻碍它的正常发展，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动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就会更加顺利，走向社会主义就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当然，我国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能排除特殊现象的存在，社会的特殊发展丰富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教育学生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及其合理性。
学习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学生们就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举一反三，为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打好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总之，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当中，既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学，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教学，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论文摘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准，从当前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情况看，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强调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生搬硬套”。中国古语讲，“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休戚相关。它以相对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体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等等，都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比如，长期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重视对经济问题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推导，但这些模型大多是建立在假定前提基础上的，与我国的现实相差甚远。如果不顾我国的具体国情而拿来指导我国实践，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现实中有些人明知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并不适用，却硬要生搬硬套，这只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总之，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科学地予以辨析、选择、改造和利用。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社会制度与具体运行机制的关系，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本末倒置”。由于根本社会制度的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基础、是主体，市场经济是手段、是工具。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在我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只能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
西方经济学理论有其自身的明显缺陷，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饥不择食”。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应灵药。须知，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为根本着眼点的，其研究视角无不是面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运行实际的。毫无疑问，仅仅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的限制，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更不用说其中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始终存在的理论盲点甚至误区了。比较典型的是，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忽视了实践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市场失灵”，常常使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西方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往往视农业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起来的现实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相互之间壁垒森严，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等等。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不分优劣正谬照单全收；更不能盲目崇拜，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缺陷和不足也看成金科玉律。事实上，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经典作家没有论及，前人没有实践过，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更不可能找到答案。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善于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筛选。
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经济活动不能离开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而孤立存在。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因素，同时也取决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文化、历史和哲学传统。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应当立足于我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的丰厚基础，努力做到“洋”为“中”用，综合创新。反观现实，发人深思的是，一些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盲目崇拜，醉心于引进西方经济学而又“食洋不化”，结果将一些本来易懂的概念说得花里胡哨，将一些原本比较明了的问题阐述得艰深玄奥，到头来，不仅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迷失了自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谨防“偷梁换柱”。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时，要特别注意有人以假充真，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某些概念、原理去置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还要警惕有人打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旗号，大肆输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应当看到，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原理、具体论断到个别观点，始终有一个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的问题，但更要看到，当前的确存在着个别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之不深，误解曲解，甚至恶意歪曲，以期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的现象。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不能科学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然会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
中央提出的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思想认识从对“洋教条”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各种纷繁复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学习借鉴有用的知识，拒绝无用的乃至糟粕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构筑得更加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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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4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 5 世界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6 伦理学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7 自然辩证法通讯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8 现代哲学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9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山西大学、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10 系统科学学报 太原理工大学 11 孔子研究 中国孔子基金会 12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会 宗教学（3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 宗教学研究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3 中国宗教 国家宗教事务局 语言学汉语类（1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大学 3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4 语言教学与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5 语言科学 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6 语言文字应用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7 汉语学报 华中师范大学 8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9 语言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 10 古汉语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11 语文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民族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语言学外语类（1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外语教学与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3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上海外国语大学 4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5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等 6 中国外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 7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8 外语教学 西安外国语大学 9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大连外国语学院 10 外语电化教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11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 外国文学（6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外国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2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3 外国文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4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5 国外文学 北京大学 6 俄罗斯文艺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16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文学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 文艺争鸣 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3 当代作家评论 辽宁省作家协会 4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 5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中国现代文学馆 7 南方文坛 广西文联 8 中国比较文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9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文艺理论与批评 中国艺术研究院 11 当代文坛 四川省作家协会 12 小说评论 陕西省作家协会 13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14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鲁迅博物馆 15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6 明清小说研究 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艺术学（2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音乐研究 人民音乐出版社 2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 3 民族艺术 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4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中央音乐学院 5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上海音乐学院 6 电影艺术 中国电影家协会 7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8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院 9 当代电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等 10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武汉音乐学院 11 人民音乐 中国音乐家协会 12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南京艺术学院 13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天津音乐学院 14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西安音乐学院 15 世界电影 中国电影家协会 16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北京电影学院 17 艺术百家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18 中国电视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 19 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四川音乐学院 20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历史学（26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 中国农史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等 4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5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陕西师范大学 6 抗日战争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7 当代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8 史学月刊 河南大学 9 中华文史论丛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 10 史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1 清史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2 史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3 安徽史学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14 史学集刊 吉林大学 15 世界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6 民国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7 文史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1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 西域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院 20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21 史学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22 历史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3 历史教学 历史教学社 24 文献 国家图书馆 25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26 历史教学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 考古学（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文物 文物出版社 2 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3 考古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4 考古与文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5 中原文物 河南博物馆 6 江汉考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7 敦煌学辑刊 兰州大学 经济学（73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 3 中国工业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4 经济学（季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5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6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7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8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9 经济科学 北京大学 10 财经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11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12 世界经济文汇 复旦大学 13 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4 农业经济问题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等 15 国际经济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6 财贸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17 南开经济研究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18 世界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19 经济学家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社科学术基金会 20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云南财经大学 21 国际贸易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2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23 审计研究 中国审计学会 24 现代日本经济 吉林大学、全国日本经济学会 25 经济评论 武汉大学 26 当代经济科学 西安交通大学 27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上海财经大学 28 农业技术经济 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等 29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0 产业经济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 31 国际贸易 中国商务出版社 32 财经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33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34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35 当代财经 江西财经大学 36 财经问题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 37 中国土地科学 中国土地学会、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38 南方经济 广东经济学会、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39 宏观经济研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40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41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42 财经理论与实践 湖南大学 43 上海经济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44 证券市场导报 深圳证劵交易所综合研究所 45 商业经济与管理 浙江工商大学 46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山西财经大学 47 改革 重庆社会科学院 48 经济与管理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49 财贸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50 审计与经济研究 南京审计学院 51 政治经济学评论 中国人民大学 52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中央财经大学 53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广州金融学院 54 经济纵横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55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河北经贸大学 5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7 城市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58 经济问题探索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59 国际经贸探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60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 61 现代经济探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62 税务研究 中国税务杂志社 63 财经论丛 浙江财经学院 64 当代经济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 65 亚太经济 福建社会科学院 66 金融论坛 城市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金融学会 67 城市问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68 上海金融 上海市金融学会 69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江西财经大学 70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71 经济经纬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72 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大学 73 价格理论与实践 中国价格协会 政治学（39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2 政治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3 当代亚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等 4 国际观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 5 国际政治研究 北京大学 6 东北亚论坛 吉林大学 7 美国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8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9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 10 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11 求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江苏省行政学院 13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共中央党校 14 欧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15 青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16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室 17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行政学院 18 公共行政评论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 19 国际论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 理论探讨 龙江省委党校 21 妇女研究论丛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中国妇女研究会 22 德国研究 同济大学 23 南洋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24 东南亚研究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25 日本学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华日本学会 26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27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北京行政学院 28 求实 江西行政学院 29 俄罗斯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30 南亚研究季刊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31 台湾研究集刊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32 中国青年研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研究会 33 探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34 党史研究与教学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35 新视野 北京行政学院 36 理论探索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 37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上海行政学院 38 南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中国南亚学会 39 理论学刊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法学（21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2 法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3 法商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 5 清华法学 清华大学 6 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 7 法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 8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西北政法大学 9 现代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 10 法学 华东政法大学 11 法制与社会发展 吉林大学 12 行政法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13 法学评论 武汉大学 14 知识产权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15 环球法律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6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17 法学论坛 山东省法学会 18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华东政法大学 19 政治与法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20 法学杂志 北京市法学会 21 当代法学 吉林大学 社会学（9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社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 中国人口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3 人口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4 人口学刊 吉林大学 5 社会：社会学丛刊 上海大学 6 人口与经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 人口与发展 北京大学 8 南方人口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9 西北人口 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民族学与文化学（1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民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2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西南民族大学 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广西民族大学 4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中南民族大学 5 中国藏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6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中央民族大学 7 广西民族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问题研究中心 8 西北民族研究 西北民族大学 9 世界民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0 贵州民族研究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11 青海民族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 12 民俗研究 山东大学 13 文化遗产 中山大学 14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民族大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 2 新闻与传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3 新闻大学 复旦大学 4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中科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 5 国际新闻界 中国人民大学 6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中国传媒大学 7 出版发行研究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8 编辑之友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出版科学 湖北省编辑学会、武汉大学 10 科技与出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1 中国出版 新闻出版报社 12 中国编辑 中国编辑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 13 新闻记者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 14 当代传播 新疆日报社、新疆新闻工作者协会 15 现代出版 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2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图书馆学报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 2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高校图情工作指导委员会 3 情报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等 4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5 图书情报知识 武汉大学 6 情报理论与实践 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学会等 7 图书与情报 甘肃省图书馆 8 国家图书馆学刊 国家图书馆 9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吉林大学 10 图书馆建设 黑龙江省图书馆学会、黑龙江省图书馆 11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 12 图书馆杂志 上海市图书馆学会、上海图书馆 13 图书馆论坛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4 情报杂志 陕西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5 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学会 16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7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天津图书馆、天津市图书馆协会等 18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学会等 19 档案学研究 中国档案学会 20 档案学通讯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学（3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教育研究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2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北京大学 3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4 电化教育研究 中国电化教育研究会、西北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清华大学 6 开放教育研究 上海远程教育集团、上海电视大学 7 中国电化教育 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 8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9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 华东师范大学 10 教育与经济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11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等 12 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教育报刊社 13 教师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14 教育研究与实验 华中师范大学 15 教育发展研究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16 教育学报 北京师范大学 17 远程教育杂志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18 中国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9 教育科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 复旦教育论坛 复旦大学 21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22 课程.教材.教法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 23 全球教育展望 华东师范大学 24 现代大学教育 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中南大学 25 高教探索 广东省高等教育协会 26 江苏高教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27 现代教育技术 清华大学 28 中国教育学刊 中国教育学会 29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高等教育出版社 30 中国大学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31 中国特殊教育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32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33 现代远距离教育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等 34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35 大学教育科学 湖南大学、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 36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37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体育学（1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体育科学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2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3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天津体育学院 4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 5 中国体育科技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6 体育与科学 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7 体育学刊 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8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北京体育大学 9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武汉体育学院 10 体育文化导刊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统计学（4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2 数理统计与管理 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 3 统计与决策 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4 统计与信息论坛 西安财经学院 心理学（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心理学报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 3 心理科学进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4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5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6 心理与行为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7 心理学探新 江西师范大学 人文、经济地理（7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旅游学刊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2 经济地理 中国地理学会等 3 城市规划学刊 同济大学 4 人文地理 西安外国语大学 5 城市规划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6 旅游科学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7 地域研究与开发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环境科学（5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等 2 资源科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3 自然资源学报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等 4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等 5 环境保护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综合性社科期刊（5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开放时代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3 学术月刊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 社会科学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5 文史哲 山东大学 6 社会科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 7 学海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8 江海学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9 江苏社会科学 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 10 甘肃社会科学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11 浙江社会科学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2 读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3 求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14 东南学术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5 贵州社会科学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16 学术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7 国外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18 天津社会科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 19 南京社会科学 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 20 浙江学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21 江西社会科学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22 江汉论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3 广东社会科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4 学习与探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5 东岳论丛 山东社会科学院 26 社会科学战线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27 东疆学刊 延边大学 28 人文杂志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9 思想战线 云南大学 30 河北学刊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31 云南社会科学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32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福建社会科学院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34 科学与社会 中国科学院学部等 35 学术界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6 探索与争鸣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7 北京社会科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38 山东社会科学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9 中州学刊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40 学术论坛 广西社会科学院 41 宁夏社会科学 宁夏社会科学院 42 社会科学辑刊 辽宁社会科学院 43 河南社会科学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4 天府新论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5 学习与实践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46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47 湖南社会科学 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8 江淮论坛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49 青海社会科学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50 新疆社会科学 新疆社会科学院 高校综合性学报（70种） 序号 期刊名称 主办（管）单位 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中国人民大学 2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北京大学 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浙江大学 4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华中师范大学 5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清华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 7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南京大学 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山大学 9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吉林大学 10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复旦大学 11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师范大学 1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师范大学 13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厦门大学 14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湖南师范大学 15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川大学 1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科技大学 17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海交通大学 18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河南大学 19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湘潭大学 20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南开大学 2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云南师范大学 2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农业大学 23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 24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北大学 25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海大学 26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重庆大学 27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地质大学 28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天津师范大学 29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北师范大学 30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师范大学 3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华东师范大学 32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东大学 33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南大学 34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武汉大学 35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安交通大学 36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兰州大学 37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河南师范大学 38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南京农业大学 39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工商大学 40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中科技大学 41 求是学刊 黑龙江大学 42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连理工大学 43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暨南大学 44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湖南大学 45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东北大学 46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东南大学 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四川师范大学 48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都师范大学 49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西北大学 50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福建师范大学 51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西大学 52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新疆师范大学 53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湖北大学 54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南师范大学 55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安徽师范大学 56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安徽大学 57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深圳大学 58 北方论丛 哈尔滨师范大学 59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郑州大学 60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武汉大学 6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2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同济大学 63 齐鲁学刊 曲阜师范大学 64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烟台大学 65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 66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北京理工大学 67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中国海洋大学 68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海南大学 69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大学 70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新疆大学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纵欲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经济社会学的重点是在社会因素上，因此，对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分析立足于对社会因素的分析。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体系从经济社会学产生开始，经济学至少局限于经济领域，因此，踏出经济领域之外，所有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社会。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的分析虽然有所不同，但以共同点居多。美国学者斯梅尔瑟在其著作《经济社会学》中，将经济社会学分为：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的社会学分析、经济的社会发展三个层次［2］1。徐延辉在《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中，结合其它资料进一步说，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相比有7个不同的标准，具体包括：主题概念、经济行为、行为约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目标、使用方法和文化传统［1］12。在这些分析中，经济社会学无一不是阐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具体到社会包含哪些领域则有不同的认识。按照学者宋林飞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统计，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领域有：人的发展、人的角色、社会保障、消费、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社区发展、网络、住房等［3］41。在此，我们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展开确定大致的体系：社会各要素之间具有什么差别和联系，这是经济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社会要素可以归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在经济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则是除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因此，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可以分解为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这种大致的划分并没有太多意义，我们注意到，经济社会学不论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联而展开，因此，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著作。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各个要素不是单纯的与经济相关的单一指向，如在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中，也往往与政治、制度等因素相关。社会各个要素的复杂关系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社会到经济，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指向。将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反思两者的关系，这本来就是经济社会学产生的最重要背景。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的落脚点看，他们都是以其中的一个方面为基点。从社会到经济，意味着经济社会学要从社会因素中吸收养料，为经济学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经济社会学最终还是以阐释经济为目的。从经济到社会，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指向。经济与社会的关联，不仅可以通过从社会透析经济，也可以通过经济透析社会，不过，要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还要突出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社会学中，不外乎重点强调几种方法，相应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应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经济社会学强调的是经济史的研究，相应地从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源中寻找经济社会学要素。因此，应用历史学方法形成的经济史研究是经济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经济社会学成长过程中，一些理论，如数据、分析、模型等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层面。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更加强调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本来这些数据只是进行经济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一味陷入到数字分析中，则经济社会学即失去了社会意义。分析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特点，但也只是为经济学服务的。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是最广泛的。从现实生活的各个要素到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处处展现了社会学的影响。经济社会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地方在于，通过社会各个因素的互动以及与经济的关系，对经济问题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剖析。与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相应形成的经济社会学成果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学特点，在体系上也是具有社会学特征。这一部分内容同样立足于数据分析，同样也有实验，还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应用形成的成果是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与核心问题相关的体系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公认的事实。在这一问题的延展下，具体是如何展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考察，这对于经济社会学的体系会造成什么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尼尔•斯梅尔瑟在《经济社会学》中对于经济社会学是这样界定的：“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2］51在这个最为认同的解释中，经济社会学的原初意义就是利用社会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冠名以经济社会学的各种著作中，在研究领域上并非是利用社会学方法考察经济问题这么简单。以“新经济社会学”为例，传统的关于社会的分类显然不能适应新的研究，因此，“首先关键的任务，乃是区隔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差异，并藉此建立自身的理论原则与论述的正当性。”社会的新变化以及理论的不成熟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扰，无论是旧经济社会学，还是新经济社会学，都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并与社会接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所以难以细分，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实际上展现了经济社会学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面对社会不断变迁以及新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日益复杂的情形，经济社会的理论远远落后现实，这也造成了学科发展的局限。从体系上而言，经济社会学首先是从理论上确定方法，然后才确定学科范围的。目前，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因为它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中，而不像其它的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方面都已经定型。在经济社会学体系化的构建中我们需要明了几个问题：（1）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是围绕经济与社会关系而展开的，因此，其体系化也必然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所有的落脚点都是为了阐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至于利用社会学分析的非经济现象，虽然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的领域，但并不属于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体系。（2）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阐释而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知识，包括在应用的方法上，有时存在着矛盾的倾向。我们应注意到，社会学同样可以应用数学解释经济，这是不矛盾的。经济学高深的理论必须要同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突出经济社会学的内涵。（3）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乃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前行的，旧的社会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横向了解体系的方面，同时，我们看到这与现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别，新经济社会学在某些方面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毕竟经济社会学所谓的社会不是和社会学的社会有所不同。（4）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还可以从组成社会的因素中找寻经济社会学的各个分支，这对于构建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有很大帮助。
作者：徐红霞 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代主流经济学 范式 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4-0062-10
一、引论：问题意识与中国经济学
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经验事实又高于经验事实，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揭示其本质，这就是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此，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包括现实问题意识和理论问题意识两大方面。其中，前者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注重理论的解释力；后者是对经济理论问题的反省，涉及理论的逻辑性。显然，问题意识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高超的知性力，同时又具有包容性的学术态度和多元化的学术思维，从而能够跳出常规范式的桎梏，从熟视无睹的现象中反思既有理论。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却具有强烈的方法导向特性，主要是在凯恩斯一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并形成了提出问题、文献综述、建立模型、理论推导或经验检验的八股格式。同时，方法导向式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往往不是源于理论本身的逻辑或者见微知著的现实，而主要来自其他文献，这种基于单一思维体系所自我繁衍出来的问题往往只是个伪问题。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在当前中国学术界貌似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但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却微乎其微，大量的现实问题都无法根据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加以解决。
林毅夫指出，“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因此，要真正解释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现象以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就不能简单地模仿“西方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必须突破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观念，必须契合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特征，并由此构建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当然，这种本土化研究范式在短期内往往很难被主流杂志所接受.这就需要敢坐冷板凳的学术精神。林毅夫强调，“经济学家最重要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地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本文就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基础和基本思路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基本特性与本土化要求
一般地，以增进社会福利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学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面对物时如何行为、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二是面对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如何充分运用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同时，经济学必须关注内在于经济现象中“人”这一因素，其原因在于：（1）任何人类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都必然涉及后一方面内容；（2）随着社会性资源在生产中日益重要，后一方面内容的研究日益重要。事实上，就本体论而言，经济学研究的本身就是人类行为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经济现象。显然，这一研究对象具有这样两大基本特点：（1）浓郁的人文性，人类行为内含了文化的、心理的意识，对经济现象的改造也往往内涵了人的主观认知和社会理想；（2）强烈的本土性，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机理是不同的，从而不同时空下产生了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经济学科本身就具有浓郁的人文性和强烈的本土性，其理论构建必须嵌入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机理之中，理论发展也必须与社会现实同步演化；不同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下的经济学理论是有差异的，经济学理论根本无法实现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
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逐利视为人类的本能，是不言而喻的，并依此来解释人类行为以及分析所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实际上，人类的偏好以及偏好实现的方式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都受社会心理和文化道德等因素的影响。韦伯就写道：“利益（物质的和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相应地，作为一门研究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构成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和行为机理就应该体现出某种本土特性。经济学学说史就表明，经济学的本土化一直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现象：英国和法国就因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风格，德国也因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官房学派、历史学派和社会市场主义，更不要说更具特色的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基于不同本土特质所形成的经济学流派，相互竞争和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即使在形成了统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现代经济学界，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制度、文化、心理等社会性因素也重新被引入其中，从而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等新学科的勃兴，并再次引发了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新探讨。_
当然，尽管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存在表明了西方各国在文化和语言上所存在的差异，但它们的文明特质大体上却是相通的，其思维意识和行为机理也大致相似。究其原因，西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文明而言，它发源于希腊理性和希伯来信仰，并经历了基督教文明和自然主义思维的长期洗炼。事实上，正是由于有相通的社会认知和思维方式，英、法两大经济学传统才可以统一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下，德国学派的很多思想才会不断地被吸收进主流经济学中，从而最终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夯实了文化心理这一微观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的，不仅是因为它发源于西方社会，而且，迄今还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和心理，其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都是基于西方自然主义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文化心理和认知思维与儒家社会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因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在很多领域的面貌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化和心理结构却很难短期内被更换，儒家的传统文化和思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
然而，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起步。事实上，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两大分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它们无论在分析框架、研究思维、行为机理乃是研究内容上都体现了“西方”特征，从而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就研究思维而言，它们都继承李嘉图的抽象分析而拓展了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从而都在不同程度上难以剖析真实世界中人们的互动行为。正是基于这种倾向，由此所构建出的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而不会是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同时，由于两者都将研究对象局限在物质领域而忽视了人类福利的变化，这已滞后于当今社会，而无法对当今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这也意味着，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面临着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需要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结合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现代经济学本质上仅仅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基本上也都是由西方学者或者完全西方化的学者所推动，而中国经济学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则很难做出实质性贡献。林毅夫曾指出：“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各国的经济关联十分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对源于西方社会的“纯理论”的阐释和发展，而是在于是否能够将国内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提高人们的认知能力。正因为儒家人性观、社会观等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
三、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现实的脱节
当前，大部分经济学人热衷于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和标准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解决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但总体上，他们所推出的经济政策并无建树。究其原因，当前中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思维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经济学人所接受的思维和理论往往注重普遍性而拒绝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特殊性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经济现象，并规定了不同的政策需求。为说明这一点，这里以公共交通的定价原则为例作一比较分析。
第一，就现实国情而言。当前中西方社会对公共交通的投资方式是不同的，从而产生不同的定价机制。一般地，在西方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投资的，其定价以公司效益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消费者的个人效用而作差别定价，早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所付价格往往只有临时买票的几分之一甚至是1/10。相反，在中国社会，公共交通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的，其定价是以社会福利为原则，从而往往根据生产者的投资成本而作统一定价，无论是半个月或者10天前订票还是临时买票上车所付的价格几乎都是相同的。
第二，就文化思维而言。即使都是私人投资，文化上的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定价原则，并表现为不同的促销形态。由于西方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社会需求和个人效用，因此，定票日期越早，能够获得的价格往往也就越低。究其原因，提前订票的消费者往往有更多的选择，从而价格需求弹性高。相反，由于中国社会的定价基础主要是基于成本分担和总收益，因此，最后时刻临时买票的消费者往往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低价优惠。究其原因，供给者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使已经投入的沉淀成本发挥最大效益，而在票价高于可变成本的情况下新增一个顾客都是有利的。
上述差异的表现和认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同社会经济现象，还可以从不同巴士路线的票价差异来获得更进一步理解。一般地，在中国社会，乘客稀少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分摊到单人的运输成本较高；而在西方社会，乘客有固定需求的那些路线往往票价较高，这是因为此类乘客的选择机会较少。相应地，在西方社会，人越多、车越拥挤，票价相应地往往也会越高。这符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弹性定价原则，也与二级定价的价格歧视原则相一致。然而，为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定价机制，在儒家思维里却并不必然是合理的。究其原因，在繁忙路线上，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并没有增加，甚至分摊的人均成本反而更少了。因此，此时需要做的应该是增加班车的数量而不是涨价。事实上，中国各城市开往机场的单位里程价与其他长途巴士乃至城市公交的价格大致都差不多，很多城市都开设有机场的城市公交路线。而且，中国政府每每在节日要求加开车辆并坚持查处涨价行为，在“十一”长假还实施所有的高速公路对7人以下轿车免费通行的政策。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思维和认知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从而也就与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逻辑不符合，与最大化个人效用这一基本原则相背。为此，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回答这样两大问题。
正是通过基于上述两个维度的梳理和剖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结论。（1）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首先具有规范性，需对事物本质进行探究，并把本质视为改革方向的理想状态，这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思维；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为解释性学说，其所设立的假设主要是作为解释的参照系。（2）古典经济学关注公共领域的建设，关注财富的创造和制度变革，而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私人领域，关注财富的配置和个体行为，因而古典经济学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3）经济学必须把基于实证的“是什么”和基于规范的“应该是什么”结合起来，并由此形成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从而有助于对现实的改造。显然，古典经济学不仅把应得权利和财富增长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发展，并且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这更值得为中国经济学所借鉴。（4）经济学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和本土性，根基于西方的自然主义思维的主流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中国的社会行为及经济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传统文化伦理，经济理论要以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为基础。（5）基于中国社会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不仅可以把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道德人”假定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结合起来，而且可以把经验的人与超验的人类理想结合起来。这种行为机理可以为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构建奠定坚实的微观行为基础，使中国经济学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并与以建设和谐社会为诉求的当今社会理念相一致。
可见，基于上述两大基本维度来探索中国经济学范式，我们不仅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夯实了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且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基于工具理性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等基于价值理性的具体分析思维结合起来，夯实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理论与现实一致性。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借鉴数学工具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了，但也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因此，部分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强调通过借鉴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来充实经济学。事实上，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结构在我国经济学界还依旧存在，而数理经济学的大肆深入又使得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日益相分离。特别是，将现代经济理论嵌入中国人行为机理中的研究迄今还非常之少，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人思维及行为方式之间也存在严重脱节。
六、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重要意义
肖特曾指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具有两类实用性需求：（1）对现实世界的直接理论化，他的工作可以直接应用于富有意义的经验性问题，这是外行人通常认为的“实用性”社会科学研究；（2）对描述现实世界的现有理论的理论化，他的工作不是致力于直接改变现实世界，而是通过改变学者中主流的理论范式来改变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那些热衷于计量实证和政策应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在从事第一类的实用性工作，那些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呈现明显的“工具性”。加尔布雷斯写道：“经济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每年都会通过学者和舆论之口，将实用性的经济理念灌输给千百万学生。尽管这种灌输过程效率低下，然而，它仍然可以把一整套似然具有严重缺点却便于应用的理念灌输到许多人的头脑中。绝大多数人很容易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接受那些他们原本应当予以批判的思想：那种对于经济生活可能采取的质疑和挑战的态度，会被一种更加缓和的、不温不火的立场所取代。对于那些本应就经济问题发表意见或提供指导的人来说，这种灌输立刻就会对他们产生显著的影响。虽然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社会的意象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却成为人们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津津乐道的权威性结论。”问题是，经济学的工具作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正是由于环境和问题的变化，“那种曾被称为经济学而如今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事物及其相关术语，总是带有强烈的过时的意味。”
与流行的做法不同，本文更接近于后一类理论性工作，它通过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特性的剖析来对主流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并由此寻找与当前中国问题相适应的研究思维。在很大程度上，这类工作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加尔布雷斯就写道，“在许多人看来，我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缺少实用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它远离了经济学的‘工具的作用’，回归到更古老、更传统、更科学、旨在探索和诠释经济现象的本源这一崇高的目标之上。”事实上，经济学本身是有关“人”的学科，人类行为具有强烈的意向性和目的性。例如，斯密就强调，人类行为不能像棋子一样任人摆布。正因为人类行为与自然事件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而两者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有很大差异。相应地，如何剖析人类社会中真实行为以及衍生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特性，并由此形成一套有效的研究思维和分析框架，也就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工作。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学人都热衷于照搬主流范式、仓促地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来“医治”那些具体的“病症”，而很少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仔细梳理和辨析经济逻辑的基本特征，往往还把那种对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思辨和澄清视为无关于具体应用。
事实上，自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集中在市场和政府领域的经济活动并打造成一门有关自然资源之配置的学说以来.主流经济学就日益撇开了影响个体具体行为的心理和文化等因素。同时，在“客观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旗帜感召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努力打造一种没有“人为因素”的客观而抽象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深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分析工具，日益偏重于形式化、技术化和数学化的分析。布罗姆利曾指出，“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然而在它获得年轻的科学称号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它已经显露出一种与它的认识方法所不相称的、无法支持的过分信心和自我肯定性。经济学之所以变得如此自信，部分原因是它把自己局限在有趣的经济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它似乎有提供答案的工具。而对那些它没有清晰意见的经济问题，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回答是：他们是‘非经济学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随着这种自信心的膨胀，经济学开始认为自己拥有比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优越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急速扩张，并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困境：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越来越难以解决现实问题。
以企业组织的治理为例，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的委托一理论把人视为具有不同偏好且理性地追求这些偏好的最大化个体，由此衍生的机制设计理论就强调，委托人应该预测人的这种理性反应并设计出一套机理使得人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为也符合委托人利益。在这种思维下，管理就被等同于通过正确的奖惩制度来对下属进行规制，管理者的目标也就等同于一台组织“机器”，其作川仅在于制定恰当的激励制度，而不需要发挥“领导”作用，因为下属们会发现正确地行事恰好符合自身的利益。问题是，正如米勒指出的，“下属和上级的自利行为的内在逻辑不可能使科层像一部运行平稳、有效率的机器那样持久……人们不可能涉及一种机理――控制体系同时规约上级与下属的自利。对于具有其他良好特征的各种激励制度而言，总有一些人有‘卸责’的机理――追求更狭隘的利益，从而导致在组织中每个人看来都觉得是无效率的那种均衡结果”，因此，“狭隘的、新古典的组织经济学的观点是不能自我成立的”。实际上，20世纪初巴纳德在《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就强调，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在于领导，体现为激发大家合作、冒险、创新的愿望，从而超越那种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激励分析所导向的努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