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1: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伦理思想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自然伦理；道德伦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又对科学发展观做出了详细的定义和论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优秀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现代伦理思想的集中反映。对科学发展观伦理思想的探讨，能使人们更好地学习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科技伦理背景
(一)中国古代学者的科技伦理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对伦理学包括科技伦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科技伦理思想，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特别是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启示作用。儒家学说主张天人合一，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仁义道德寻求理论根据，认为仁义应当结合，还提出“与天地参”用来表述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的状态，儒家提倡爱民爱物，包括爱护自然、保护自然。
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生物的生存是离不开环境的，认为和是理想境界。儒家和道家的这些思想对今人在处理和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西方科技伦理背景
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科技伦理思想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探讨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并且提出了科技道德的准则。近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强调科技道德并非起源于宗教道德，剖析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了求实、怀疑、创新等科学精神，还进一步校准了科学道德准则。而到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科技伦理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探讨了科学家应肩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规定了科学技术领域的道德要求。总体来说，西方科技思想强调科技人员的主体性和科学的独立性，强调了事物的客观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伦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技伦理学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们的主要伦理思想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揭示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他们深刻地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从而使道德观成为科学的道德观。其次，他们论述了科技与道德的相互作用，科技发展推动道德进步，道德进步促进科技发展，强调科技要为人类服务。他们重视生态伦理问题，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二、科学发展观是现代自然伦理思想的集中反映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和谐作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早就用他们的思想把这个与自然相处的法则阐述了出来，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对自身看法的改变，对自然态度的改变，人们好像逐渐忘记了和自然和谐相处，而是认为人高于一切，把自己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对自然界的掠夺早已超过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被严重地破坏了。
(一)人对自然的权利与义务
现代生态学和伦理学的研究证明，不管人类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它和自然及其它系统一样都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不能凌驾于任何一个系统之上。人与自然的矛盾，随着社会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和科技的异化，变得日益严峻。美国学者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表后，引发了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科技迅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思考，加之人对自然权利与义务的深入探讨，逐渐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到了议事日程。
权利与义务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反映。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隐藏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矛盾。在对自然索取的过程中，个人对自然的索取都会牵涉到其他人的利益，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协调，进而渐渐地演变成整个人类社会跟自然的矛盾，自然成为了这种矛盾的牺牲品。
人对自然的权利是人为了保障自身的基本生存，主动向自然提出享用的权利，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人和动物一样，都需要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作为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如果没有这些必需品，人类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这是一个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但权利不等于利益。利益有正当与非正当之分，而权利则无此区分。我们不能把不正当的利益当作权利来使用。权利与义务是相互依存的，对于自然界，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导致了自然环境的危机，所以对自然界的保护是我们不可推却的义务。
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的思想，不仅将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包含其中，而且对这些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清楚的界定，提倡在处理和自然的关系上，不但要求人要有限地取之于自然，而且对于这种索取也应平衡各方面的资源，从整体上考虑到自然的承受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样的发展观是适合我国的国情的，而且也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二)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
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界有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是指全世界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国籍、种族、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各个国家应当平等地去履行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国家之间应通过协商和合作等方式实现这种平等。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利用了当时廉价的资源和能源，从自然界中肆意索取，由此而积累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直到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有限资源的主要消费者和污染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很多是被迫以牺牲一定的环境为代价，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代内不公平，把人类推到了环境危机的边缘，发达国家对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方面负有不容推卸的主要责任。要实现全球社会的代内公平，就是要建立全新的全球伙伴合作关系，共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
科学发展观重视发展，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但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要求既满足我们当代人的需要，又不会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从前者来说，就是注重代内公平，既要求我们不断地发展，不停止前进的脚步，又要我们承担起对当代人的责任，把发展限定在可持续之内，注重对现有环境资源的保护。
有代内公平就有代际公平，代际公平是代内公平的深入，在我们注重当代人发展的同时，科学发展观也要求保护后代人的权利，是当代人对后代人所承担的单方面的义务。这种发展鲜明地体现在人类代际关系中，它使代际关系成为一个现代性的问题，人类后代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体的当然成员，本代人要尊重后代人的基本权利和需要。科学地发展，要求我们去预测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并避免其出现，而不是造成破坏后才去补救，这是由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西方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警告人们：不能通过扩大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方式来追求社会文明的发展。所以在发展的问题上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观是符合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的，也是符合社会本身发展规律的，更是符合自然界的本质规律的。
三、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功利性的发展观引领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以往历史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片面追求数量和对物的极端关注，这种只看物不看人的经济发展观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科技的价值理性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科技活动中弥漫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了满足人的物欲所需，整个20世纪人类利用掌握的高科技向自然进军，结果造成了大自然的污染，各种环境和生态问题接踵而至，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终日与机器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缺乏交流，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淡化，虽然物质生活在科技的迅速发展下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空虚。科技的飞速发展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新的道德伦理规则。
科技道德伦理，是指人们在科技活动时对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学家及其共同体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科技道德里人是主体，要体现人的主体性地位，科学发展观就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强调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体现了现代科技道德伦理的内涵。所以我们要通过研究人自身来开展科技主体道德人价值的研究，使科技朝着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发展。科技人员作为科学研究的主体，如果在科技活动中没有一个好的道德，对于科技的作用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埋没科技本身对人类有益的作用。人们必须围绕科技的人文社会价值进行研究，并不断地弘扬科技的人文精神。由于人们过多地注重科技的强大的实际作用，科技的功利价值几乎成了科技的全部价值所在，而科技的人文价值，却被人们淡忘了。科技的人文精神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却可以为我们改变世界提供好的方法。科技一旦与人文分离，就成了没有内涵的空壳子，所以，科技只有与精神合一，才是完整的。寻求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合一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华兹华斯；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责任
近年来，随着生态困境的频现，生态思潮日益波澜壮阔，英国及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威廉·华兹华斯的生态意识及其对现代生态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贡献被逐渐认识并受到肯定，但遗憾的是对华兹华斯生态观的理解与研究却多流于文学表面，缺乏从生态伦理学范式的角度对其生态前瞻性以及维系其诗学理念内在统一和逻辑性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剖析与探究。本文拟从当代生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人类的生态责任等层面切人，从生态伦理建构的角度探究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以期对今天社会良性生态伦理建构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生态危机呼唤生态伦理思想建构
人类社会步人二十一世纪，物质文明取得极大发展，但同时人类对自己唯一的家园——地球却也负债累累。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的生存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面对生态困境，人们不得不反省“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什么是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人类的发展是否一定要以自然的毁灭作为代价?自然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西方传统的伦理学给予了人们错误的指导，“它从未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的事物的价值。它在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的分割时，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科学和伦理学。在这一框架下，人成为唯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他只需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这种伦理观念鼓励了一种对自然不加约束的行为，是造成人对自然界的掠夺，形成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
生态危机呼唤着一种新的伦理思想的建构。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武斯特在其《自然财富》(TheWealthofNature)中所述：“今天，我们正面临生态危机，不是生态系统作用的结果，而是我们的伦理系统作用的结果。为了尽可能地度过危机，要求我们准确地认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而且要求我们认识那些伦理系统并运用这种认识去变革伦理系统。”
倘若我们打算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唤醒潜藏在内心深层的自我意识，构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用道德甚至法律的力量来维护它。显然，这种新的伦理范式必须基于生态规律，吸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并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革命性地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出挑战，把道德义务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伦理范式即生态伦理学范式。
二、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
华兹华斯一生隐居英国中西部湖区的自然山水中长达五十几年．他以朴素清新、自然流畅的文笔热忱地讴歌大自然．创作了大量歌咏自然的作品，被称为“大自然的诗人”。而今在生态危机重重的现实语境下存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过程中，重读华兹华斯的作品。发现这位“大自然的诗人”追求精神生态．肯定自然的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批判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及精神生态的摧残和损害．呼唤人类担负起生态责任，其理念折射出当代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奕奕光芒，其生态伦理智慧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被后世社会发展所证实的远见，对于当今社会建构良性生态伦理范式不乏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1．自然的价值
欧洲人对自然的理解往往是多种涵义的，就其根本意义来讲，自然是为人类发展提供必要物质资料的场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征服与服务的关系。另外。于宗教的情怀，在他们眼中自然的样式也是神的安排．自然之中无不体现着神性。而在华兹华斯眼中．自然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泛神论的．而是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精神之所。
华兹华斯在诗作中描述了大量的自然美景：《早春命笔中大地网春时的百鸟争鸣、百花斗艳，威斯敏斯特桥》清晨的宁静、太阳的华美初照，太阳早已下山中皎洁的月光．《廷腾寺》旁的流泉瀑布、丛林果闶。如果说对自然美景的描述只是生态学描述，屁然美景诱发诗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山中有欢愉．泉中有生趣”’。大自然的美丽使诗人炊欣鼓舞。明月艳阳、山川河流、花木鸟虫都是欢乐的触发刹．即便是在孤独忧伤时。美丽的自然也予人安慰和喜悦。
美是生态伦理学的基础。美不是一个可推论出伦理标准的范畴，但是人类对美的直觉产生了能激起伦理行为的某种关系。伦理学家斯蒂文森认为：生态学描述和伦理学的规定之间是能够通融转换的．中情感是关键的转换器一。自然美景带来的强烈的情感为诗人的生态伦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诗人诗中所述，“生命力散发出天然智慧，欢愉示真理”。大自然所带来的快乐情感使诗人认识到了真理自然的伟大价值，它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工具价值，也不仅只停留在审美的层面。华兹华斯认为自然是“最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自然界支撑着一切生命。它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给人希望，净化人类的情感和思想。
2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当我们考察人类作为生物的自然性时。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有着共同的特征、相似的进化过程并与它们共有一个生态环境。如生态伦理学者泰勒所说，“人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个要素。因此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与其他物种的地位是一样的”。只关注人类一个物种福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肤浅片面的，每一个物种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平等的道德权利．应当同样得到道德关怀。重读华兹华斯的作品，会发现诗人早已建构了基于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道德准则．深深悲哀于狭隘的人类巾心主义带来的伤害。
《宪跳泉》集中体现了华兹华斯对人类巾心主义的抨击。在爵士的疯狂追赶下，美丽的公鹿走投无路纵身跳下山崖，死在清泉边。爵士并不同情公鹿的死亡，为了炫耀反而在鹿死的地方修造华屋继续作乐。肆意改造自然最后带来可怕的灾难．鹿跳泉一带变成最荒凉的地方。在诗人看来．鹿的痛苦是一个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问题。“如果一个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它们有理由和人类一样获得道德权利．也拥有人类应予关心的权益”。诗人呼吁：“我们的欢情豪兴里。万万不可／羼入任何微贱生灵的不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兹华斯批判了认为只有人类关系才涉及道德范畴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更预期了20世纪末深层生态伦理学理论的许多重要思想，尤其是今天的“动物权利”思想。诗人描述公鹿死后自然彻底异化则体现出自然界持续生存的权利遭受破坏之后其对所受侵犯的挑战．暗示了大自然的权力。从这个意义来讲，诗人的道德境界又已超越了动物福利这一层次，他肯定自然的权力与利益，并暗示生命是同时并存、相互依赖的。大自然的稳定和生机取决于生命形态的丰富，而不取决于是否有一种物种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和统治其他物种。因此，《鹿跳泉》的故事实际上体现了华兹华斯的道德准则：敬畏生命．尊重自然，而这正是当代生态伦理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3．工业文明批判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工商业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人类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凭借着新生的科技力量无所顾忌地进行着破坏性和掠夺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情的机械文明使人们丧失了固有的悠闲生活与美好的本能，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原本和谐共存的关系被破坏，最下层的劳动者生活艰辛。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描述《塌毁的茅舍》《西蒙·李》《女游民》的悲惨命运，农夫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最后一头羊》。这些作品直接表达着诗人对工业文明和人类无尽贪欲伤害自然以至伤害人类自己的不满与悲哀。
同时，华兹华斯也批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活导致人的身心疲惫和精神枯萎。华兹华斯这样描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英格兰成了“死水污池”，“自然之美和典籍已无人赞赏”，“淳风尽废，美德沦亡”。“我们在人类的愚昧与罪恶中耽搁已久，被迫观看那些悲苦的情景，哀伤、失望、恼人的杂思、混淆的是非、衰竭的热情、最后是尽失希望的本身以及希望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折磨着我的内心!”。在他看来，人类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吸取大自然的教益，不敬畏自然。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人类歧视、侵犯大自然及与人类相互依存的自然界的生灵，这是可悲的人类自身的道德精神的堕落。
4．生态责任呼唤
生态责任即人类对自然整体的责任，也就是人类应该怎样对待自然，它是人类基于对生态规律及生态知识的了解与认同而衍发的。在从对生态学描述的理解到对伦理学规定的认同与执行的转换过程中，情感促使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使人领会在自然生态规律中蕴含着的人类责任。显然，自然的美好带来的欢愉情感及工业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伤害自然而带来的悲哀促使华兹华斯感悟到了人类的责任，诗人以众多作品抨击自然与人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呼吁人类承担生态责任。
在《责任颂》中，华兹华斯强调责任的重要性：责任是“指路的明灯”，“防范或惩罚过错的荆条”。只有责任“律令威严”，能够“伸张了正气”“叫世间昧昧众生终止无谓的争斗”。诗人请求责任女神赐予人类“自我牺牲的意志”，使人类“谦恭而又明智”，呼吁人类“竭力尽心，将你(自然)侍奉”。华兹华斯呼唤人类承担责任，保护、回馈自然，在《泉水》中，诗人指出对于大自然千万不要“做无谓的争斗”“；在《劝诫》中他又告诫人们：不要从“大自然的书上把这珍贵之页撕下”，因为“凡现在使你着迷的一切，从你插手的日子起就消失”。为了保护和回馈自然，诗人也呼唤物质生活简单化，他赞美简朴的生活，反对过度的物质欲望。在《伦敦，1802年》中，诗人就抨击简朴生活、高尚思想和心灵的平和等在当时都消失了，而“侵吞掠夺，贪婪，挥霍无度”成了“崇奉的偶像”。诗人呼吁遵从自然，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限度内，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正是当代生态伦理学家们认为人类应尽的生态责任。
“生态伦理思想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之和谐统一。因此人类最高的生态责任是守护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回归自然、融人自然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最终吁请。华兹华斯在许多作品中赞颂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勾画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在《两个懒散的牧童——地牢峡瀑布》中，少年在山岩下的草地上、阳光里，欢快地吹奏着风笛，山中的鹿角草和狗尾草装点着他们的帽子，林中的鸟儿不停地高歌，千万只出生不久的小羊都在山坡上。诗人推崇这世间最为安详的理想美景：自然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存于这个呈现着美丽、稳定与完整的生命共同体。甚至在诗人看来，人类也完全可以如同《序曲》第五卷中温德尔湖畔的小男孩一般，与大自然神交；或者象住在鸽子泉边人迹罕至地方的姑娘露西，摆脱尘世纷扰、摒弃社会赞许需要，直至生命停息，“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显然诗人认为：当人真正融入自然之后，人的灵魂就永驻天地之间，无论他的肉体是否存在，人都将永远与自然朝夕相伴。而这正是人类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也履行了人类最高的生态责任。
三、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类历史常常不是线性发展的，必须殷殷回首，以捡拾不该遗落的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生存经验，使前行之路少一些误区。探究威廉·华兹华斯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发现诗人追求精神生态、反对人类肆意掠夺自然，呼唤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他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对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社会发展与人类的责任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些解释验证了他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今人类社会良性生态伦理范式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聆听他穿越时代的生态伦理呼唤，折服于其伟大远见，更体会到人类不可推卸的生态责任。
论文摘要:本文将道家生态伦理思想与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加以比较，分析研究二者的异同。
在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明中，道家学派的生态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自成体系。它以高度的哲学性、深沉的宇宙性、朴实的自然性彰显出独特的品性，故有学者称，“最能够与当今西方所倡导的生态伦理精神相契合者非道家、道教文化莫属”。
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it，或译作施韦泽、史怀哲，1875-1965)是现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这一思想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将视野投向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将动物和植物均纳人伦理范畴。他的思想“与生态学家关于生物共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环境主义运动正开始沿着他指引的航向大刀阔斧地前进”。史怀泽生命伦理的形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史怀泽研读《老子》，与东方先哲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对史怀泽思想影响之深。史怀泽“敬畏生命”思想蕴涵着尊重一切生命的人类普遍本性，道家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敬畏和重视生命
道家有贵生的主张，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老子》强调“自爱”“摄生”“贵生”“长生久视”，并用反问的口气提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老子》第科章)的问题。庄子也认为万物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生命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庄子认为，人类出于自身功利需要而对自然肆意践踏乃是完全背离“物我同一”的妄为之行，其最终结果是不仅破坏了自然，而且伤害了自身。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更是对生命的重视。史怀泽认为一切生命都有生命意志，他们都能感觉到生命的存在，并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生命，然而自然并不懂得敬畏生命，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只对自身的生命意志负责，对其他的生命有着可怕的无知，“它以最有意义的方式产生着无数生命，又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毁灭着它们”。人的生命意志的分裂是所有动物中最强烈的。人类不但对其他动物肆意作践，尽其虐杀之能而毫无同情和怜悯之心，人对其同类也同样麻木不仁，往往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由于不懂得敬畏生命，人就会受制于盲目的利己主义的世界，所有的生命就必然生存于黑暗之中。正是从生命意志及其分裂的逻辑起点出发，史怀泽看到人的生命意志具有特殊性，其不仅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分裂，而且能意识到其他生命意志的分裂，并能理解敬畏生命。因而人类担负着摆脱其他生命苦陷于其中的无知的道德责任。史怀泽认为，“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并对善恶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善的本质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恶的本质是:毁灭生命，损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他认为，只有这样规定善恶的本质，敬畏生命的原则才具有最普遍的绝对的合理性。
二、整体主义自然观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之上的，是以道生万物、人天同源为其基本特征的。将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和共同的法则。这是道家在生态伦理领域的突出贡献。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彰在道家看来，道、天、地、人都是自然存在的，人效法大地，大地则依法于天，天则效法道，以道为其运行的依归，道则以自然为归。道本身即是自然，自然便是道。
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认为“人是一个小天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死与共，唇齿相依的。因此人应当效法天地自然，遵循自然界的规律，依凭自然界的天性行动，反对破坏自然的矫饰和人为。人不可能超越自然并使自己游离于自然界之外，人没有不遵循自然规律的权利。如果人将自己与自然界对立开来，那么人就在自己作践或摧残自己，并最终会毁灭自己。这是一种将人置于自然界的系统之内，以天地自然的率真淳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底蕴和最高评价标准的生态伦理思想。正如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样理解的“并生”关系是保证人类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理论前提。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对生命统一性与世界和谐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道家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可见人与自然万物都是自然系统中的一个成员，彼此之间是互为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的各种有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仅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对人类都有积极的意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与道家“道法自然”的理论基础。
三、万物平等论
人与天是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的，作为万物一员的人类本身并没有高于或优于其他物类的特殊价值特性或存在身份，两者在价值上是完全平等的，这样，庄子从“人与天一”自然推出“物无贵贱”的万物平等论。
道家认为生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道家提出了“物无贵贱，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自然价值观点。“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这种价值论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它们都在按照道的运行法则去实现它，从万物自身所依据的价值本源的绝对意义上看，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而没有大小贵贱之分别。从万物之间各自的性质、形态、功能的有无的相对意义上看，其差别也是相对的，这些差异不能说明事物贵贱的大小，也不能成为否定一物独特价值的理由。所以，从生态系统整体论上来说，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人对天地万物也应当一视同仁。
庄子“物无贵贱”或“物我平等”的思想具有超前性，两千多年后，史怀泽指出，生命都有平等的权利，人类应当像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万物的生命。“敬畏生命的伦理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即生物没有等级之分。因为在生物之间进行价值的区分，其据以判断的尺度是人的感受性，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依据与人的关系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尺度。依据这一思路，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中存在着无价值或低级的生命，压迫以至完全毁灭它是可以的。但“真正伦理的人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可以这么说，“我们当中没有谁知道，其他生物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在世界整体中有什么意义?正是由于“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所以，善待生物与善待人类是绝对相同的伦理要求。史怀泽由此认识到，不迫害生物生命不是目的本身，它必须从属于更高的目标，这就是“人道”“爱”和“同情”，与万物为友，平等对待他们。“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同追求。对生命尊重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本性，这才是人类完善的出发点。“出于伦理本性，我们始终试图尽可能地摆脱这种必然性。我们渴望能坚持人道并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人的目标应当是追求价值的完美。否则，人一旦认为自己有权利限制和毁灭别的生命，他总有一天会走到毁灭与自己类似的生命或自我毁灭的地步。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道家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论文摘要:老子与史怀泽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认识论与实践观上，他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特质:老子偏重于法自然之道与无为之行来保护自然生态资源，而史怀泽则较注重发挥人在敬畏与保存生命的完整性中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是中国古代的圣哲，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中，他的学说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阿尔贝特·史怀泽(又译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当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的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老子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和研究二者的异同点，对促进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从生态自然观、认识论和实践观三个方面，对老子与史怀泽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整体主义自然观与万物平等论
首先，整体主义是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思想共同的自然观基础。
老子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并进而建构了他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即人与自然都是“道”循环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以类相从、共生共存的整体，在生存价值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在老子对“道”的恢宏博大的论述中蕴含着幽深邃密的生态伦理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老子不仅用“道”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演变，把“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而且还把“道”当成天地万物运动的规律，以及人类行为的准则。“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是一种无规定的混沌性存在，并非空无。“道”同时又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自然存在所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万物天性与人类本真状态的回归，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超越与精神状态的自我提升。“道”为宇宙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因此，天、地、人等宇宙万物不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且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着共同的本原和法则，正所谓“道通为一”。在老子看来，“道”是贯穿天地人物的，它既是一，又是一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道”生一，一也可以代表“道”。这种推崇“一”或强调人与自然统一以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同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观方面是十分相近的。老子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反映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人的创造活动不应无视自然之理，更不应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这一思想告诫人们应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回归到人与自然融洽无间的和谐状态中。
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到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老子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其次，万物平等相依的观念。
老子认为，生态系统是由平等的自然万物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张相互联系的生态之网，这张网非常严密，环环相扣，是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宇宙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老子并不将人的行为独立于自然之外来看待，而认为自然是一张有秩序的网，人类只是这张秩序之网中的平等成员。“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把人与物同视，认为他们都处于同一“域”中，统一按照自然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而相互依附、和平共处。自然万物之间没有价值贵贱、大小、高下的分别，万物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们之间是平等的。正如庄子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老子对人的伦理要求不仅涵盖人与人的关系，也涵盖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整个自然界，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是可尊贵的对象，这也正是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老子在生态实践上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就是无为。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老子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值得一提的是，将老子的生态整体观与万物平等观相比，老子强调循自然之道而行，在对自然的无为之中彰显自然万物的整体性与平等性;史怀泽则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人在保存、促进、爱和尊敬生命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老子的生态整体观具有自然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史怀泽则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生态认识论
从万物平等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出发，老子与史怀泽在生态认识论上有着各具特色的见地。
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生态规律运行之常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的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法自然之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持生态平衡。老子主张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知自然运行之“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这里的“常”，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在认识自然的时候，关键是要认识和掌握自然的客观规律，有节制地取舍自然所赐之物，才不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而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老子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多索取:“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过多地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贮藏必定会导致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危险，适可而止，才能使自身生命保持安全长久。“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只有在知足、知止的前提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修复等功能上的协调。老子希望人们去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法则，强调“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懂得了自然的和谐，了解了自然的规律，才能维持自然的和谐平衡状态，只有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自然规律是老子生态认识论的客观基础。史怀泽则认识到，要从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保护和促进自然生命。在史怀泽看来，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敬畏生命这一自然世界存在发展中的大事，充分体现了人在敬畏生命中的主导作用。“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由于敬畏生命意志，我内心才能深刻地顺从命运、肯定人生”。史怀泽认为，人若不懂得敬畏生命，就难免会陷人利己主义之中，利己主义膨胀就必然造成屠杀生命的恶果，就会让生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而一旦敬畏生命的伦理准则确立起来以后，那么人们由于对生命怀持敬畏之心，就会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命发生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并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危难之中救助它们。这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相比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史怀泽从敬畏生命的伦理出发，对评判道德上善恶的标准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从思想认识的渊源上说，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导源于他对耶稣基督教教义的体悟。史怀泽对生命的怜惜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理念来源于宗教伦理，主要是耶稣基督教，耶稣基督教有“你不应杀生”之类的教义与戒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怀泽本人所描叙的有关他小时候用弹弓打鸟之事看出，当他用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准备射向鸟时，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他把小石块射向了旁边，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起，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但对史怀泽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他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让它们飞回自己的窝巢。
可见，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史怀泽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导源于哪里呢?史怀泽本人没有直接论述这一点，只说是我们内心使然，如果追问这种怜惜生命的内心渊源，用史怀泽自己的解释就只能是耶稣基督教神学了。
三、生态实践观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循环性和平衡性，老子的生态实践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以“慈”利物。“慈”是老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老子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慈的本质是要宽容，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慈”是天之道，是自然的本性，将“慈”引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要求人类效法自然之道，生长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更好地成为它们自己，而不是将其据为人类己有;协助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按自然的本性生长繁衍，而不是自恃其功;规约引导万物也是为了使万物完善自己，而不是要控制和主宰万物。这种态度，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无私心、不居功和不主宰的宽怀。老子的“慈”超越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注，进一步扩展到其他物种，甚至包括无生命之物，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消费采取从“俭”的原则。老子认为，治人事天只有做到了“莫若音”，才是“长生久视之道”。老子为何选择俭音的生活?老子认为过度的物质追求不符合自然之道，并且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圣人“为腹不为目”，就是说圣人只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反对为了娱乐而进行的种种消费。因为人一旦身心役于外物，就会背离自然本性，“行妨”且“发狂”，失去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愉悦。“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人类要想从自然界获得安全持久的满足，就要真正做到对资源的消费要知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要知止，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消除对自然界掠夺性、贪欲性和极端性的行为。
三是以“无为”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老子力图通过消除人的主体性的“妄为”来达到人的生存活动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他的“自然”、“无为”论，就是力图要解决这一矛盾，使人类的生存活动既合人的目的，又要合客观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只有不妄为，才能顺应自然的发展，从而达到更好的“为”。“无为”要求人们“法自然”。所谓“法自然”，既是依从事物的自然本性去发展，又是顺从事物自身的逻辑去发展，因此，“自然”既属于人的价值世界，即它为人的自由本性提供了根据，具有合乎目的的性质，反映人类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愿望;同时又属于客观的事实世界，即它代表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反映着世界的事实状态。“法自然”将这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人类要获得自由，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法则。道之本也是和，故遵循自然之道也就是崇尚自然的和谐有序、平衡发展。
在实践观上，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主张对生命给予爱，对生命承担责任和主动地去帮助生命。史怀泽认为:“在本质上，敬畏生命所命令的是与爱的伦理原则一致的。只是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着爱的命令的根据，并要求同情所有的生物。”“敬畏生命的伦理是无所不包的爱的伦理，是合乎思想必然性的耶稣伦理。”人类还应积极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把伦理规定为敬畏生命，即奉献给生命。即使敬畏生命这个词太普通，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它所表达的内容永远留在思考过它的人的心中。敬畏生命使受其影响的信念富有活力，使它再也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水中的螺旋桨推进船一样，敬畏生命也这样推动着人”。“面对伦理的冲突，人只能自己作出决定。没有人能为他确定，保存和促进生命的可能性的极限在哪里。在对其他生命最高责任感的指引下，他必须单独对此作出决断。……我们绝不可麻木不仁”。敬畏生命的伦理是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的一种内心责任，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必要。通过与印度生态伦理的比较，史怀泽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不只是印度伦理无同情地不杀生和不伤生，而是要更进一步地对动物充满同情和帮助。“印度思想对动物的同情是不完整的。它只要求人不杀生和不伤生，却不要求人用行动去帮助生命，其原因在于，不杀生的基础不是热切的同情感，而是否定世界和人生的不行动原则的一种伦理应用”。在史怀泽看来，不杀生只是消极被动地对生命的同情，而不是积极地去帮助生命。
由此看来，老子和史怀泽在对生命的“慈”和爱与责任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老子更多的是要求人们遵道贵德，秉持对自然万物慈、俭和无为的态度，在行动上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运行规律;而史怀泽则较注重人积极主动地从爱与责任的伦理层面出发，去帮助和敬畏生命，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协调。
此外，从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农耕文化时期，自然生态环境处于较好的人类社会历史早期，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这么古老的时代，老子就意识到了遵循自然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可见其视界之高远，实在令今人赞叹与折服。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经过人类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产生的，他充分认识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也看到了在现代社会，要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约翰·罗斯金《金河王》 道德伦理思想 生态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金河王》是英国19世纪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的短篇小说。本文通过时《金河王》中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主题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作品所蕴涵的浓厚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这些伦理思想体现了作者时全人类深切的人文关怀，对今天的人们依然具有启示。
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是19世纪英国著名美术评论家和作家，1843年，年仅24岁的他因《现代画家》一书而成名，书中，他高度赞扬了威廉·特纳(w.turner)的绘画艺术。之后，他又创作了《建筑的诗歌》、《建筑的七盏明灯》、《威尼斯之石》、《芝麻与百合》、《绘图要素》等艺术评论著作。罗斯金的作品语言优美.内容深刻，体现了作者严正的道德立场和独特的审美感受力.对甘地、王尔德、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等人都产生过较大影响，普鲁斯特甚至为了翻译罗斯金的作品而下决心学好英语。因为其作品所蕴涵的巨大的道德力量，罗斯金赢得了道德领路人的美誉。
《金河王》写于1842年前后，据说是罗斯金在一位名叫尤菲米娅的12岁小姑娘的强烈要求下而创作的，几年后他们还结为夫妇。1851年，《金河王》出版后大受欢迎，尤其是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一年内连印三次，并且很快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等语言。山于《金河王》常常被归为儿童文学，因而几乎没有人对它进行仔细解读，国内学术界尤其如此。本文通过对《金河王》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故事主题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作品所蕴涵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
(金河王》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宝谷”的山谷中，“宝谷”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物产丰饶。“宝谷”的主人是三兄弟:老大斯瓦茨、老二汉斯和老三格拉克，因为斯瓦茨和汉斯的恶行引起了西南风神〔同时也是掌管金河的“金河王”)的不满，一夜之间，宝谷被洪水冲刷，变成不毛之地。三兄弟只得另谋出路，在穷困潦倒之际，金河王告诉了格拉克一个秘密:无论是谁，只要登上那座能俯视金河源头的山顶，朝河里滴进三滴圣水，那条河就会为他变出金子。当斯瓦茨和汉斯听到这个秘密后，都争先恐后地弄来圣水前往金河源头，但是他们太过冷酷无情，因此受到了金河王的惩罚，被变成了两块黑石头。善良的格拉克通过了金河王设置的重重考验，金河王为了奖励他，为山谷引来了源泉，“宝谷’，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从此格拉克和当地人一起在“宝谷”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小说语言通达晓畅，故事浅显易懂，但深层意蕴则反映了罗斯金独特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三兄弟分别代表了“善”与“恶”:斯瓦茨和汉斯是“恶”的一方，而格拉克是“善”与“美”的化身。斯瓦茨和汉斯被当地人称为“黑兄弟”，他们不仅相貌任陋，而且内心冷酷无情，吝音贪婪:大凡张嘴吃东西，不付任何报酬的生灵，他们都要加以杀害;他们从来不给雇工工钱，等到雇工干不动了，就找个碴儿，把他们赶出家门;当别的地方遭受灾害时，他们不但不伸出援助的手，还囤积粮食，待到粮价高涨便以高价抛售以牟取暴利。他们甚至恶毒地对待自己的亲弟弟格拉克，让他干所有的家务活，还经常对他棍律相加。当“宝谷”变成废墟后，他们来到镇上当起了金匠，但他们依然恶行不改，在金子里掺加黄铜，结果生意惨淡。当他们听说金河能变出黄金的秘密后，两个人又勾心斗角，甚至拳脚相向。他们在分别前往金河源头的路上，见死不救，置快要渴死的老人、小孩和小狗等不顾，最后终于自食恶果，被变成黑石。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一丝人性，完全是“恶”的化身。但小弟格拉克与他们完全不同，他长相俊美，勤劳勇敢，善待一切生灵，尤其是在前往金河源头的路上，他宁愿自己忍受饥渴，也要把水分给衰弱不堪的老人、气喘吁吁地躺在路旁的孩子以及躺在石头上喘不过气来的小狗饮用，表现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最终，他靠着自己勇敢、善良的品德通过了重重道德考验，赢回了美好和i皆的家园。罗斯金塑造这样对立的三兄弟形象，不仅是为了突出戏剧冲突，使故事曲折动人，更主要的是他要通过这个故事对读者进行道德教育，让读者在赏善与审恶的过程中体会并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谛。
小说中还有一位主人公，他就是金河王，他长相怪异，具有神奇的能力。这个人物的期造增强了故事的娱乐性，让作品充满了丰富奇妙的幻想色彩，尤其是迎合了儿童的幻想、好奇心理特征。更主要的是，金河王在故事里扮演了道德审判员的角色。当金河王听说黑兄弟的恶行后，他变作“西南风神”来到“宝谷”视察，果不其然，黑兄弟的冷酷无情激起了他的愤怒，他狠狠地惩罚了他们，将本来是万物欣荣的“宝谷”变成被红沙和泥浆覆盖的荒芜之地。但两位黑兄弟并没有因此吸取教训，继续为非作歹，他们开了金匠铺，但以次充好，并且他们继续虐待格拉克。金河王只得继续出场，这次他没有直接惩罚黑兄弟，而是故意将金河能变金子的秘密告诉格拉克，而善良的格拉克又将秘密告诉两位哥哥。果然.两位黑兄弟为了争夺财宝，起了内江，斯瓦茨银档人狱，汉斯侥幸逃脱，他从牧师那里偷来圣水，就朝金河源头进发，在路上，他置垂死的老人与小狗不顾，十分的狠心;当斯瓦茨从牢房出来后，听说了汉斯变成石头，他暗自窃喜，他从格拉克那里弄来钱，从一位邪恶的牧师那里买来圣水后也踏上了寻找金河源头之旅，但他同样置快要渴死的小孩和汉斯不顾，表现得十分绝情。与两位哥哥相比.格拉克的确是善与美的化身，在前往金河源头的旅程中，他同样遇到了老人、小孩和小狗，他情愿自己忍受饥渴，也要把水给他们喝，甚至连宝贵的圣水也要让给他们。其实这一切都是金河王布的局，他为了最后一次试验三兄弟的德行，分别变成老人、小孩和小狗等，他的布局成了试金石，真善美的品行在他的试验下越发的闪亮，而恶毒的品行就显得越发阴暗丑陋。金河王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处罚了恶徒，奖赏了好人，正义之光不仅普照“宝谷”，更温暖了读者的心。
《金河王》不仅弥漫着浓浓的道德伦理思想，同时还体现了爱护环境、建设和谐家园的生态伦理思想。“宝谷”原本是一幅生动的自然生态图，但它的主人黑兄弟不懂得爱惜和保护它，他们枪杀乌鹑，因为乌鹤啄食他们的水果;他们捕杀刺捎，因为刺渭吮吸他们乳牛的奶汁;他们毒死蟋蟀.只为蟋蟀吃了厨房里的面包屑;他们闷死了知了，是由干它们整个夏夭都在菩提树上不停地唱歌。他们对雇工、乡邻也一样的手段阴险.就是对自己的亲弟弟格拉克也是百般虐待。他们的恶行终于激怒了代表自然神力的西南风先生(金河王)，一夜之间，自然之神摧毁了“宝谷”，树木、庄稼、牲口都被洪水冲走，剩下的只是一片荒漠，大自然终于狠狠地回击报复了黑兄弟。而克拉格具有极强的环境意识，他不仅善待人，对动物也不乏怜爱之心，他不仅把圣水送给老人、孩子喝，还毫不吝惜送给小狗喝，体现了人与动植物和平相处的生态意识。他的博大的爱不仅震撼了读者的心，也如同甘霖让枯木逢春，化腐朽为神奇。当格拉克把圣水给老人喝了以后，荒凉的路上竞长出了青草，路旁山坡上的蚌蛹也唱起了歌。当他把水给孩子喝了以后，转眼间，山岩上，各色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香气飘溢。翠绿的苔醉上，朵朵红色小花犹如点点繁星;铃销般的娇嫩的龙胆花蓝湛湛的，比最蓝的晴空还蓝;洁白的百合晶莹夺目;绚丽的彩蝶满山飞舞;明媚的阳光洒满大地。最后，荒芜的山谷也因为他的善行披上了昔日的盛装。他走进宝谷，看到山岩上新绽开了一道裂罐，好似金河一样的水从那儿一泻而下，化做无数细流，涌进堆堆干旱的猪色沙土，条条新出现的溪水畔，芳草吐绿，藤曼丛生，甸旬在滋润的土地上。沿河两岸，顷刻间，朵朵花蕾竟相开放，犹如夜间天空中繁星闪烁出现。一簇簇桃金娘喝葡萄藤苗壮成长，在漫山遍谷撒下大片大片的阴凉。宝芥重新成了美丽的花园。“因残暴狠毒而毁掉家园，因仁慈博爱而获得新生”。《金河王》以新颖的童话视角向人们揭示:人类自身的贪婪和无节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危机和灾难，人类应当反思自己，要以善良之心和爱心去对待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以平等的身份去处理与大自然万物的关系，改变做世界主人和天地万物主宰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个生态场和生态圈的和谐生存提供希望。
尽管罗斯金创作《金河王》的直接原因是受到小女孩的挑战，但《金河王》的问世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罗斯金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向成熟，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正迅速改变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泛滥，人们毫不隐讳对物质财富的崇拜和追求。虽然罗斯金不排斥物质财富，但他更强调物品占有者的人格和品格，关于财富，他有一句名言:“没有了生命，就没有财富。”圈毫无疑问，这句话是对《金河王》的最好的注解。
论文关键词：孔子；生态伦理观；教育社会学启示；可持续发展
当今，环境问题已成了累及国计民生的一件头等大事，也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植根于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在不同的阶段，面对的资源环境问题是不同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十五”以来，我国逐渐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从1999年以来，重工业生产增长一直快于轻工业生产。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对利益的追逐使一些人抛开了“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以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代价来换取他们所追求的最大利益。
我们从每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有关环境污染的信息中可以看到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和画面：山西的焦炭污染，已使山西境内的黄河不再有鲤鱼生长其间；淮河流域十年污染给两岸百姓造成的疾病、死亡、后遗症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四川沱江特大污染让沿江的百万群众饮水中断达26天；哈尔滨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使该市居民无处取水……那些随处可见的小污染更不必书写。曾经的天蓝蓝、水清清、天高任鸟飞、鱼儿自在游的美丽画面已成了历史，中国环境的可持续指数在全球居133位，中国的环境形势处处告急!
在利益追逐者的心中，没有了生态伦理观念，也没有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他们眼前流动的只是从污染物中滚出来的金子。而在孩子们的眼中，绿水青山、树木花草、芬芳的绿野，也只是书中的童话，传说的香格里拉。所以，生态伦理教育、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应及早放在当代教育中。不要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要再以沉重的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利益。教育在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而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如今的社会生态伦理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
一、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简介
(一)孔子“敬畏天命”的生态伦理意识
孔子谈“天命”，这两个字在《论语》里出现不多，仅见于这样两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及“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由上面两句话可以知道，孔子把“知命畏天”看做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这与孔子在《论语·尧》中讲的“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是一致的。在孔子那里，“天命”即指自然规律，在《论语·阳货》里记载的孔子与子贡的对话里，这种意识更加明显：“子日：‘予欲无言。’子贡日：‘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两则对话体现了孔子明确的天命观：天，就是四季正常运行的规律；是万事万物生长的地方，这就是天。从而“知天命”即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掌握。能够了解、掌握它，就是一种君子美德了。
孔子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仅体现在“知天命”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畏天命”上。敬畏天命是孔子提出其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为何要敬畏天命?因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必然性”四时变化，万物生长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只有敬畏他，尊重它，平等对待它，春耕夏播，才有金秋的收获，人们只有适应它，也才能使自身有一个健康良好的生存环境。如果违背天命，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从而招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孔子敬畏天命的想不仅仅是人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后来的儒家和哲学也讲“敬而无失”是“所以中”即致中和的最好途径，是获致道德本体的未发之中的根本功夫。致中和实是包括了主体对自然和社会的全部认识，但也包含着对所以然的自然客观的“万物化育之道”的认识。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讲：“儒家强调‘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代表。”后来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共同表现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的一致立场，大都渊源于孔子的“敬天畏命”。
(二)“乐山乐水”的仁者智者情怀
孔子在几千年前概括了一句如今广为人知的以山水为内容的生态伦理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智慧的人以水为乐，正如孔子自己在河边上所发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据记载，：“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日：‘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对日：‘以其不息，且遍于诸生而不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似义；浩浩乎无屈尽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绰约微达，此似察；发源必东，此似志；以出以入，力物就以化洁，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见必观焉。”’(《孔子家语》)从流水的奔流不息中，如他一样智慧的人会感叹时光流逝、光阴不再；会从东流之水联想到人所应具备的伦理道德和品质：德、义、道、勇、法、正、志……其实，夫子是在告诉人们，如水一样的自然之物也是具有它们自己的灵性和德性的。同此道理，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则因为看到眼前郁郁葱葱的山而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在山中，树林阴翳，杂花生树，光影斑驳，鸟儿鸣枝头，野兽在山中时隐时现，这一切勃勃生机及充满生命力的律动，自然会激起“仁者”感怀生命的情怀。
现代人，却仿佛处于穷途末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疯狂地开采、掠夺，让曾经的青山变得光秃秃寸草不生，让清澈的流水变成一条条臭水沟。他们没有悲悯的情怀。毕竟，他们不是仁者，更不能称得上知者了。这个时代，是缺少仁者知者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当担负起培养仁者知者的责任，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青山绿水以本来的面目，让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地相处。
在《论语·先进》中记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皙(点)、冉有、公西华一起谈论人生志向和理想时，曾皙的观点得到了老师的认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为何夫子会赞同曾皙的观点?在曾皙的观点里，暮春时节，穿着春装，与几个朋友，到沂去沐浴阳光，到舞雩去吹吹风，尽兴唱着歌而归。这是曾皙的最高志向，也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这与孔子主张培养“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的理想情怀是一致的。孔子要培养的是既有仁者胸怀又能治世的君子人才，这种人才仅仅能治世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将人间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自觉统一起来，去实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长》)的儒家社会理想。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对后世儒家的后继者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把“乐山乐水”与做仁人志士联系起来，作为培养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一项道德行为规范，说明了他对生态伦理的重视。君子要仁民、爱人、乐山乐水，这就把生态伦理教育有机地融入到人伦道德教育中。
(三)“移居九夷而不以为陋”的生态节用观
《论语·述而》中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弋，用带着绳子的箭射鸟，宿，指宿鸟，居于巢中的鸟；纲，指用大绳连接成网，绝流而捕鱼)。孔子钓鱼，不用渔网捕鱼，他也不用箭射杀居于巢中的鸟儿。体现了孔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节用观，同时，也体现了他“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利益而反对对野生资源加以毁灭性的攫取和掠夺的思想。对我们现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节用观是跟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儒家主张的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即治理大国，必须严肃对待，诚信无欺，节用资源，爱护民众，用工不违农时。可见，敬事、诚信、节用、爱人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的规范。这对于今天以追求金钱为目的而抛开伦理道德观念不顾，以金钱衡量、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不顾生灵所处环境的功利性行为，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用节约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他所犯的过失是很少的。因为节约，就不会去过度开发、去攫取，造成资源的枯竭。孔子自己也身体力行去践行“节约”。《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日：‘陋，如之何?’子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想搬到九夷居住，有人对他说，那个地方很简陋，该怎么办?先生还去吗?孔子回答说：“品德高尚的人住在那里，怎能说它简陋呢?”孔子赞扬他的生活简陋却特别好学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正是对“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最好阐释。他的这种身体力行的节用观，影响了儒家的后学者。宋儒周敦颐《陋室铭》：“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显然也直接承其衣钵。孔子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就是平常日子中的孔子形象，粗茶淡饭，用自己的手臂当枕头，但他不觉得艰苦，反而自得其乐。为何?因为他有一个不能改变的做人原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那种靠不正义的手段牟取的富贵，对孔子来说，不过是天上飘飞的浮云罢了，他不艳羡，也不企及。他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对当时社会以及生态资源的保护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虽然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这一系列的改善和提高，却是在以毁坏环境、破坏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沉重代价的。如果天下众人都能有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谨严态度，不过度开发，不贪得无厌，那我们现在就不会有淮河两岸触目惊心的景象，也就不会在地球上连年爆发严重的污染事件。
二、孔子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教育社会学启示
回顾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许多地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技术手段的落后，所走的，往往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有甚者，对污染了的环境竟然采取听之任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政府、社会、学校，乃至每一个人都应担负起这个责任，从前人的生态伦理观中，吸取其有用的理论，以警示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的利欲熏心的那些人，从而减少人类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悲剧，还我们自己一个清亮的世界。
(一)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
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每个人做起，自觉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首先，要淡泊明志，像孔子所说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像颜回那样虽处“陋巷”而始终“不改其乐”。其次，要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述而》)的自觉心理，只有心中充满了仁爱之情，才会“乐山乐水”，爱护山山水水，对水中的鱼，山中的鸟才不会去赶尽杀绝。像孔子那样“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而保持一种“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论语·泰伯》)的同情心。第三，通过学习《诗》、《乐》增强欣赏大自然的能力和审美意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学《诗》、《乐》可以达到教化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作用，有益于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从而自觉地将生态教育与人伦道德教育结合起来。
(二)传承儒家生态伦理观，培养生存环境忧患意识
孔子对所处的生存环境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自孔子以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苟子、董仲舒等都继承了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并加以发扬，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在孟子的思想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体现了儒家对待生态的“致中和”的思想。苟子说：“天者，生之本也。”(《苟子·礼论》)在荀子看来，自然之天地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人必须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注意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们的教育，就应担当起传承我国自孔子始的儒家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责任，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要有忧患意识，自觉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而不盲目地巧取豪夺，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实现儒家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想。
(三)树立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在中国推行这个发展观是基本国情决定的基本国策。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大国，正处在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倍增台阶的中点，在保留以量广、面大的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落后农业条件下迅速发展重化工业，因此产生了大规模的资源浪费、生态破坏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继续坚持这种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只注重经济的数量增长而忽视发展质量的改善，势必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在广大民众之间宣扬科学发展观，让每个人都具有环境保护意识，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不然就会形成孔子早就预言过的生态悲剧：“……丘闻之，刳胎杀天，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处其渊；覆巢破卵，则凤凰不翔其邑。何则?君子违伤其类者也。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况于人乎?”(《孔子家语》)如夫子所言，鸟兽对于不义之人不义之事都知道避开，何况人类呢，更何况是处于文明如此发达的现代人类呢?
关键词：旅游环境；保护；环境伦理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180-02
一、旅游环境问题简述
随着旅游环境问题的出现，分析和探讨旅游环境问题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加拿大学者Geoffery Wall 和Alister Mathieson[1]分析了旅游活动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和冲突关系，冲突关系主要指旅游活动对植被、土壤、水质、野生生命、地质等干扰和破坏，对海岸线、海洋生态系统、山区、极地环境、热带雨林等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汤春琳和唐翀[2]从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和土壤板结五个方面分析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汪朝辉[3]认为目前旅游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环境保护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加剧、环境承载力超载、政府管理不到位、环境监测系统有待完善等方面。陈国生[4]认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利益驱使的短期行为已严重危及旅游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因缺乏合理规模和有效规划，近年来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也破坏了旅游业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由于超容量接待游人，也造成了严重的旅游环境问题等。孟永琴[5]认为造成旅游资源破坏和旅游环境质量下降的因素主要来自片面强调生产造成旅游环境破坏和旅游活动本身带来的环境问题。总的看来，旅游环境问题出现的主要因素有：
1.旅游企业的忽视。许多旅游企业在开发景区之前缺乏详细周密的规划，对景区定位不明确，目标市场不清晰，导致在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和对景区特色的削弱。可能出现由于开发者的无知，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例如张家界核心风景区内有两条高空游览索道和近四百公里的高标准游道不仅破坏了森林植被，将区域生态环境弄得支离破碎，而且压缩了珍稀动物的生存空间，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有些企业一味地追求景区的经济效益，不考虑旅游的社会效益和景区环境承载力的阀值，由于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导致了景区植被的破坏和土地的板结，特别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如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故宫的门槛都被踏平。
2.政府部门的管理不到位。自改革开放旅游业加速发展以来，中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旅游环境保护法规的出台，虽有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保护法》等环境保护法规。其次，相关政府部门对旅游法律法规的实施管理不到位，虽然有法可依，但没有做到有法必依。再次，没有权威的旅游环境管理部门，一个景区往往由几个部门领导，管理机构和管理层次混乱，这些给旅游环境保护带来极大的不便。例如黄山风景区的多头管理现象给旅游环境保护带来的不便。
3.来自旅游者的破坏。由于大众旅游的兴起，特别是旅游旺季，大量游客同时涌入景区，由于游客人数超出了景区接待能力，使得一些历史古迹和自然风光受到严重破坏。如长城上的台阶已磨得高低不平，越来越薄。再者，由于旅游者个人原因的限制，没有意识到个人对环境小小破坏的严重性。如有些人随手摘下一朵花、随手扔一个塑料袋等等。
二、旅游环境保护的现状
面对以上分析的众多旅游环境破坏问题，旅游主管部门和旅游企业等意识到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和保护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且提出了一些保护措施。许多专家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旅游环境保护的措施。林越英[6]着重从经济方面考虑，提出十种旅游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如旅游税、旅游发展基金、旅游风景区资源税、信贷、保证金与押金、排污收费制度、保险、环境污染和破坏罚款赔款和物质奖励。张国勇等[7] 从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的法律与行政管理工作，搞好对旅游风景区的环境规划和控制景区的环境容量等三个方面提出保护措施。汤春琳和唐翀[2]提出完善现有的相关旅游法律法规；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加强旅游企业和政府间的相互合作；加强宣传和教育，提高旅游地当地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重视导游在旅游活动中的作用。王木树[8]强调旅游环境的科学保护、生态保护、文化保护和审美保护等。肖红根[9]提出对一个景区的旅游环境保护，应和该景区的发展演变的历史阶段相对应，呈周期循环保护状态。即根据景区发展的每个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各个击破。笔者认为旅游环境问题的出现，其内在原因是人们缺乏环境伦理意识，以人为中心，其他非人类存在物（诸如树木、花草、动物、生态环境等）都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而存在的。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旅游环境保护只得依靠经济手段、政策手段等外部措施来制约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来探讨旅游环境保护的措施。
三、旅游环境保护的环境伦理思考
中国古代的游记中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学思想，比如中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游历楚地时看到“自州至永明，松之夹道者七十里”，不禁由衷地赞叹“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10]。这流露出人应爱护自然、珍惜资源的思想。然而，大自然的经济价值可以换算成金钱，审美价值则根本不能换算成金钱。任何自然的经济价值是有限的，而自然的审美价值是无限的。特别是，自然物的审美价值是不可再生的，已经破坏，任多少金钱的投入也无法恢复[11]。然而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过程中，大多数开发者只注重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开发或优先考虑经济价值，而忽视旅游资源审美价值及其他价值的开发和保护。1999年10月，《全球旅游伦理规范》在世界旅游组织第13次大会获得107个与会成员的“一致通过”，并于2001年12月21日得到联合国大会决议（A/RES/56 /212）的核准[12]。这标志着伦理思想在旅游业中的逐步受到重视。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过程中，应把环境伦理思想的贯彻放在重要位置，这才能从根源上消除旅游环境的破坏。只有人人都意识到旅游环境的重要性和旅游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性，才能人人做到自觉地保护旅游环境。具体看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对旅游从业人员的环境伦理教育。旅游从业人员是旅游环境保护的主打力量，环境伦理思想应成为其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景区景点的开发规划人员、导游人员和景区的管理人员，环境伦理思想应成为其工作的基础理论知识。只有人们把环境伦理当成是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后，在具体的实际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旅游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才有望从根本上消除。
2.对政府主管部门的从业人员的环境伦理教育。旅游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能否避免只看重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价值的缺憾，能否平衡资源和环境的众多价值，能否做到善待自然和生态系统，都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从业人员丰富的环境伦理知识。因此，政府主管部门从人员的环境伦理认识水平的提升，也将促进旅游环境保护和避免不必要的破坏。
3.在大学开设环境伦理的相关课程。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许多大学都设立了旅游学院（系）。在学校课程的设置方面，应把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必修课程，使其成为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从事环境伦理方面的研究，丰富环境伦理思想。而旅游伦理思想的研究则更加迫切。
4.在景区景点设置小标语，随时提醒游客。在景区景点游览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路标指示牌，提醒游客各个景点的具置。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景区景点设置许多小标语，随时提醒游客善待花丛树木，善待大自然，善待生命。比如，在坦桑尼亚门雅拉湖国家公园有这样一则告示：“我们不想提醒您，那样会使您羞愧；在你来到这里之前，这里的一切都很完美。”当然，这些标语告示的设计和在景区的具置需要景区开发管理人员的智慧和理论知识的积累。
5.在导游的讲解过程中，注重环境伦理思想的讲解。导游人员对景点的讲解过程中，除了注重讲解景点的特色和与之相关的典故等内容之外，还要注重讲解过程环境伦理思想的应用，特别是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动植物园等以自然资源为主的景区，善待生命和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应成为自然保护区讲解的重点内容。对游客的环境伦理思想的灌输除了游客自觉学习以外，主要通过导游的讲解、标语的提示等间接手段来实现。
参考文献：
[1] [加]Geoffery Wall，Alister Mathieson.旅游 变化 影响与机遇[M].肖贵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43-178.
[2] 汤春琳，唐翀.中国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7）.
[3] 汪朝辉.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对策分析[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
[4] 陈国生.旅游环境保护与政府干预[J].旅游科学，2004，（9）.
[5] 孟永琴.浅谈旅游环境保护[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8）.
[6] 林越英.论旅游环境保护的十大经济手段[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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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肖红根.旅游持续发展与旅游环境保护[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2）.
[10]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5-1262.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凸现的生态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反思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人们意识到重建人类生态伦理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本文解读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精粹，分析了传统生态伦理的精粹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现实价值，引导人们古为今用，确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及社会的高速发展既造福了人类，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尤其是环境恶化、资源溃乏、生态失衡、全球气候变暖、草原退化等正严重地威胁着地球上生命的存在。随着生态问题的凸显，生态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要综合治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最根本的，还是要唤醒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正确规范人类的行为。“生物或大地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个人或人类应当对生物或大地自然界负有道德义务或责任。”(《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著)恢复自然的本性，赋予自然以其应有的权利，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基调。解读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面对和认识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以伦理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丰富的道德哲学，充满了极富价值的生态伦理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伦理理念，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1.图腾崇拜中原始的“尊重生命”、“人与自然平等”的伦理观念。在人类的图腾时代，人们认为自己与自然界是浑然一体的。那时，人把动物作为自己崇拜的对象，并进而把整个自然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应当说，这表现了尊重生命的伦理思想。据资料显示，生活在氏族社会的原始人相信各氏族源出于不同的物类，源出于动物、植物或其他的物种，以为某物种与自己的氏族有着亲缘关系，于是便把它尊奉为图腾对象。如炎帝族以牛为图腾;黄帝族以熊、黑等动物为图腾;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中国人从来就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人们对图腾对象无比崇尚，族内规定对图腾对象禁杀禁食，也不许触摸，体现了一种“尊重生命”的伦理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是以人类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分子，与其他自然物一体、平等为前提的。此外，原始的、朴素形态的“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还表现在以自然物为神灵，华夏民族的祖先，多有对天神、土地神、月亮神、星星神、各种动植物神的崇拜等等。图腾时代的伦理观念是一种朦胧的、朴素的、原始的生态伦理观念。
2.“天人合一”论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人与自然平等、人与一切物类平等的生态伦理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中国哲学创立期，先秦诸子百家的哲人便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天人合一论”，即从哲学的高度为“人与自然平等”观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论，把人和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其别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乾卦》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顺应自然，与自然一体，揭示了天与人“相合”的基本思想。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识的人可以“知天命”，而后可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称他50岁“知天命”之后的岁月能“耳顺”，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则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一当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间的一切无不顺应自然，合乎自然;庄子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一”;墨子主张，人们在自己首领的率领下，逐级“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观意志与客观法则统一。各家之说无不表明，“天人合一”论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
“天人合一论”的最可贵之处，在于它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又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一方面，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将自己从自然中分出来，这是人对人类自身认识的飞跃，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后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另一方面，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虽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他的“天人相分”以“天人合一”为前提，因而，他反复强调自然虽无意志，但人间的治乱祸福取决于能否顺应自然。在《荀子·天论篇》中，他宣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显然，他在要人们相信自身力量的同时，必须“顺乎道”，按规律办事而不出差错，所以，“制天命而用之”应理解为告诫人们认识和掌握规律而后运用规律，“顺乎道、应乎时而行事。”在荀子看来，自然规律只可顺、不可逆，故《荀子·富国篇》阐明了“顺”规律与“逆”规律所出现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中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若是，则万物得宜，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涝傍如江海，暴暴如山丘”—社会富裕;反之，“则万物失宜，失应，上失天进，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社会贫困。
3.“仁民爱物”论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理念。基于人与天地万物是同一⑵降鹊恼庖焕砺刍悖泄湃酥髡拧叭拭癜铩薄V泄糯咏病凹姘薄ⅰ胺枪ァ保凹嫦喟⒔幌嗬保岢恢置挥欣Τ逋弧⒚挥械燃恫钜斓娜死嗥毡橹?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强调人类应有爱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爱互助而不伤害他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的人都如同兄弟;孟子从“性本善”出发，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主张统治者以“仁心”对待民众，行“仁政”，“制民以产”，给予百姓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其中体现的是人际间的平等，不以牺牲他人而求得自己发展的朴素的道德原则。
中国古人不仅主张“仁民”，而且还要“爱物”;不仅“泛爱众”，而且还要“泛爱物”。《孟子·告子上》有一段记载: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莫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灌灌也。”大意为:牛山好美一片森林，只因为这里距大城市太近，被砍伐一光。本来它还具有再生的能力，无奈光山又成了牧场，牛踩羊吃，于是就成了光秃秃的山包了。显然，这是一例生态破坏的典型事件。孟子生在战国中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下很不安定的时代，诸侯们彼此征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统治者横征暴敛，为了争夺地盘，不顾老百姓死活，以至民不聊生、土地荒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样，也不可避免地在“郊于大国”的地方，出现了生态破坏的景象。对此，孟子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在宋明时代有更进一步发展。张载在《正蒙·乾称篇》中称，“天”为“父，，、“地”为“母”，人为天地所生，混然于天地之中，就是说人是大自然中之一物，有着大自然赋予的属性，大自然中的任何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于是他明确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应该视民众为亲兄弟、视万物为同伴的平等道德理念。王船山阐释张载的“民胞物与”时赋予了具体的道德内容:“由吾同胞之必友爱，交与之必信睦，则于民必仁，于物必爱”，这便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理念—“体天地而仁民爱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化，其蕴含的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共生共处理念，及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对当今社会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环境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和生存困境，学习古人生态伦理思想的精粹，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二、近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极为丰饶的物质文明，然而，这种文明建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逻辑”之上，视人类为自然之主人，对自然无限索取，不加补偿，因而这种文明也给人类带来许多恶果:环境恶化、资源溃乏、生态失衡等等。“假使没有一个环境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将崩溃。”因此，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给后代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笔者认为，确立科学的生态伦理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理论，应吸取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的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1.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确立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大生命观。要解决生态危机，解决现代人类“文明”的深层弊病，首先需要吸取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重新培育起对生命的敬畏，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科学认知的有限性，时刻对宇宙星空、地球生命怀抱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对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充满由衷的无限敬意。既把生命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又把生命当作一种道德现象;既通过科学研究探索自然规律，又善于在此基础上领会自然中一切生命现象所蕴涵的灵性，把自然的生命规律当作个体道德实践的前提，使行动符合自然世界所启示的生存法则，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共存互动的道德观。
2.正确认识人与自然关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告诉我们:人不能离开自然而存在，人类只有认识自然、顺应自然、遵守自然法则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成员，只是地球的居民而并非主宰。自然界的生物之间以食物链的形式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补偿、相互协调，每一个物种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资源过度“开采”都会造成恶果。事实证明，人为活动的盲目性并不能使人类从自然界中真正解放出来，只能在栽害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严重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3.树立节源意识。荀子在《荀子·天论篇》中指出:“天行有常……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强本而节用”则资源是可持续利用的。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都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要克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节源意识，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资源。
4.树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兼顾的发展理念。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精华蕴含的尊重自然思想要求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又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坚持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标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反思出，没有人的全面发展，不考虑社会进步和环境优化的因素，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只能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发展经济，更不能用牺牲环境效益的办法使经济暂时得到较快发展;也不能用停止或放慢经济发展的办法，片面强调保护环境。
论文摘要:贵州外东南苗族至今流存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苗族古歌，虽然这些古歌并非苗族关于原初历史的真实记载，但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动物关系以及人口与生态平衡的朴素认识，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且这些思想为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贵州黔东南苗族至今流传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苗族古歌，民间叫“古史歌”、“古老话”，学术用语称“史诗”。这些古歌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开天辟地、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大迁徙、苗族的古代社会制度和日常生产生活等，无所不包，成为苗族古代神话的总汇和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黔东南苗族古歌并非苗族关于原初历史的真实记载，但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动物关系以及人口与生态平衡关系的朴素认识，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且这些生态伦理思想为当地苗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观念中，也把人类看作是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遍一员，认为人与自然不仅是资源关系，更是根源关系。
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在《苗族古歌·开天辟地》中，借用盘歌一问一答的形式，提出万物的统一本源为云雾，人类祖先(一说认为是苗族祖先)姜央是云雾经过一系列演化生成天地万物后，由枫树心(干)生下的蝴蝶所生，其人类起源谱系可简化为“枫木一蝴蝶一人”。这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苗族从对自然界的直观体验中得出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朴素认识，却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生态伦理理念:人类是由客观实在的一系列自然物种演变而来的，人类是大自然之子，是自然界自身长期演化的结果。
既然人类源于自然，是大自然之子，人类就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万物平等共存，和谐共生。黔东南苗族古歌通过对大量自然物的拟人化，把自然万物理解成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的生命体，表达了人类这一大地之子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与友善。比如对太阳的认识，苗族古歌中描写她有感知能知痛知痒，她任性、淘气，还时常不听规劝。这些特征都是人才有而其他物体不可能具备的，但苗族正是这样以自己的思维去理解这些自然物，把它人格化。黔东南苗族不仅将太阳赋予人一样的灵性，他们还把人的灵性赋予其他自然物诸如天上的月亮、星星、雷电，地上的山石、花草、树木等身上，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可敬可爱密不可分的伙伴。
在日常生活中，黔东南苗族常常把自然万物赋予人的灵性尊重之，并与之平等共处，他们甚至还把大自然视为神秘而敬畏的对象。这种敬畏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物的种种崇拜，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树崇拜，即将一些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古树看作是依附着神灵的“神树”加以祭拜，孩子多病或孩子较少的人家，都让小孩拜祭神树，以求神树的保佑。如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部落”的黔东南岂沙苗族，他们热爱自然、亲近树林、崇敬树神，认为每棵大树都有一个灵魂，是祖先的化身，正是这些灵魂的庇护才使他们的村子人畜兴旺、年年平安，认为人类只有服从自然、爱护森林才会得到神的保佑，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和报应。黔东南苗族这种认为树木有灵魂、有意识的观念，在《苗族古歌·运金运银》中有相关描述:人们砍大树造船运金运银，但是砍了半天也砍不倒，就怀疑是“树子脚下有蚂蚁，树梢枝头有鬼怪，树子才会砍不倒”。于是，砍树的鲁猛“嘴里咬着芭茅草，头上反戴三脚架，斜眉怪眼来砍树”，才把树砍倒。此外，黔东南苗族还有把个别巨石、路桥、岩洞等自然物当作“神灵之物”加以崇拜的。如雷公山掌坡村崇拜的巨石有四处，其中三处是为求子，或以孩子拜寄而祈求消灾脱难的，另一处是祈求消除耳病的。路桥崇拜则普遍流行于黔东南苗族群众之中，桥的形式有简单也有复杂的，简单的则只要在平路或沟道上铺上石块或木板即可作为桥，有的甚至在家中的地板上铺设，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加以祭拜。
二、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
关于人与动物的关系，黔东南苗族古歌中提出了人、神、兽同源共祖的说法，认为人与动物是兄弟般的亲情关系。在《苗族古歌·十二个蛋》中，枫香树因被诬陷而遭砍伐，枫香树心(干)变为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和燕子等。蝴蝶妈妈与水泡成亲，生下十二个蛋，孵出姜央和雷公、龙、虎、牛、蛇、大象等众兄弟。姜央与雷公、龙、虎等既是同母，则相互之间具有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无疑就是手足兄弟之关系了。正是基于这种观念，至今一些黔东南苗族在打猎前，要先焚香纸祈求神灵保佑。而猎得野兽后一般要先让人折一把芭茅草从头向尾刷，并且数说它的罪状后才能动，因为在他们眼里飞禽走兽有同胞兄弟情谊，兄弟之间不能伤害，如果无缘无故的杀死它们，有朝一日会受到神灵的怪罪。这种对猎物的处置方式在《苗族史诗·溯河西迁》有这样的描述:
射死岩鹰落地上，叫谁来审判，数说了它的罪状，才能剖来吃?叫鸥鹤来审判，鹃鸽身上黑，不敢数说它罪状。叫黄莺来审判，黄莺身上黄，黄莺不敢判，不敢数说它罪状。叫燕子来审判，许他吃心肝。他说只要鹰下巴，因此得到美名传，传扬了九次枯脏，六代人颂赞到今年。……(燕子审判道)“你住你的地方，我们造我们的船。跟你往天没有仇，近日没有冤，你却要吃我们爹娘，箭才射到你身上。”
虽然黔东南苗族处置动物的这种方式几无科学可言，但客观上却能防止滥杀滥伤动物，对保护动物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黔东南苗族古歌中，不论是以祖先面貌出现的蝴蝶，或是古歌中作为普通成员出现的老鹰、螃蟹、水獭、青蛙、蜜蜂、黄牛等等，苗族先民们都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家庭里的不同成员，彼此和谐相处。如(苗族古歌·运金运银》中有关金子银子“滚落下东方”的过程中，娃娃鱼、蜜蜂、蜘蛛、山雀等动物纷纷喊叫着“金子和银子，滚滚下东方，都去堵水口，快把金银拦”，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劳动场景，反映了苗族劳动人民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伙伴情怀。
而《苗族史诗·打杀娱蛤》中这样描写人类祖先姜央与众动物踩鼓跳舞的喜闹场面:
姜央丢开犁，把牛放在田当中，跑上田坎来踩鼓。鼓声咚咚响，往前跳三步;鼓声响咚咚，往后跳三步，他会跳不会转身，会转身不会转调，畅游的飘虫来教他转身，飞舞的蜜蜂来教他转调。……啄木鸟敲鼓，咚咚又咚咚，姜央在田坎上跳，水牛在田里面跳，牛尾巴跳在两脚间，跳累了都不知道。牛鞭听见鼓响，它把牛背当舞场;蚊子一群群，围着牛头转，踩鼓踩得更欢。
在这里，人与动物没有区分，人与周围的环境一齐欢乐，人与物是连成一体的。
黔东南苗族古歌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人与动物间兄弟般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在他们平时的生产生活中也有体现。如黔东南苗族群众居住的吊脚楼一般分三层，“底层为牲畜、杂物层，主要用来喂养牲畜和堆放杂物;二层为生活起居层，主要是住人;三层为粮食藏层，主要用来存放粮食”。在笔者家乡，每年除夕到次年正月，都要给耕牛煮粥(大米加一些草料、蔬菜等)，给猪、鸡、鸭等家畜家禽喂最好的粮食，并且在过年时还要给这些家畜的圈舍贴上门联，因为在苗族人看来，动物与人一样也要过年。黔东南苗族的这些生活方式和习惯大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中养成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还有许多苗族群众依然这样生活，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难得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
三、关于人口与生态平衡的认识
历史上苗族人口一直比较繁盛，大约在五千年前，苗族先民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蛋尤为首领，称九黎部落，兴盛一时。九黎部落与炎黄联盟战败后，其一部分从黄河中下游南下长江中下游，同已生活在那里的南方人，建起了“三苗国”，人口遍布洞庭湖、都阳湖一带。关于苗族人口众多的情况，《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这样描述:“五支奶”共一口灶，早上做早饭，一个让一个，晚上做晚饭，一个等一个，先做早吃过，晚做饿着等;“六支公”共一个火炕，烤的身上暖，等的身上寒;“五支嫂”一个春米房，一个忙又忙，四个站一旁;“六支姑”一对挑水桶，一个担水吃，五个等水用。‘苗族史诗·溯河西迁》对当时的人口密集程度更是形容为:火坑挨火坑烧饭，脚板螺脚板春粮，房屋盖得象蜂窝，锅子鼎罐都挤破。
由于人口的大量繁殖，苗族先民一方面认识到会导致生活水平低下:“子孙太多了，吃的找不到，穿的找不到，蔗根当饭吃，树叶当衣穿，奶瘦如蚂炸，公瘦如蚂炸，.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了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的破坏:东方虽然宽，好地耕种完，剩些空地方，宽处像席子，窄处像马圈，陡处像屋檐。因而对“绿树满山岗，泥土黝黝黑，草木甜又香，河水清亮亮，的西方好地方充满了向往。从黔东南苗族古歌中对东西方生态环境的描述可以看出两地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反映出苗族先民居住的东方由于人口增长，耕地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失去了满山岗的绿树、黝黑的土地、香甜的草木、清亮的河水，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最终不得不向美好的西方迁徙。
关于苗族迁徙的原因不尽相同，湘西和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史诗、传说中反映的迁徙原因是与汉族战争的失败，但对于黔东方言苗族的迁徙原因，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是“因为人口大量繁殖，不得不另找栖身之地”之举，是“人口繁衍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致‑。从黔东南苗族古歌的内容中，也看不到战争的痕迹，而且迁徙开始的时候，“五支奶”和“六支公”并提，好像女性还有相当大的权利，到定居后也才有分家分东西等私有制的影子出现，显然当时还没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因此综合来看，人口与生态的矛盾导致苗族西迁的说法有其合理性，这也说明苗族先民在远古的时候已对人口增长与生态平衡的关系有所认识，并以迁徙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增长与生态失衡之间的矛盾。
然而，黔东南苗族也并非总是以迁徙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失衡问题，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也逐渐养成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爱林护林”优良传统。《苗族史诗·枫木歌》中这样唱道:
“松树栽哪里?杉树栽哪里?枫树栽哪里?松树厚衣裳，不怕冰和霜，栽满大高山，四季绿苍苍。杉树翠又绿，树干直又长，栽在大山中，长大作栋梁。枫树枝枉多，枫树枝枉长，栽在山坳上，苗家来歇气，汉家来乘凉。”
“危日酉日宜捕鸟，寅日卯日宜断案，种树该选那一天?阴天拔苗栽，阴天栽得活。
这说明苗族早就掌握了林木的栽培技术。
而在黔东南一些苗寨，每当有孩子出生，长辈或亲人都要上山为孩子种几十、上百株杉树，让孩子与树木一同成长，待孩子长大成人后，杉树也长大成材，称为“十八杉”或“女儿杉”。这种营造儿孙林的习俗一定程度上使苗族人口的增长与生态的平衡得到协调发展。
四、结语
黔东南苗族先民在对人与自然关系还不大清楚的情况下，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都是自然之子，并把人的性格赋予自然物，与之和谐相处，突出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蕴含着苗族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人与自然万物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既是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又是其生态伦理观念的重要基石。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21世纪，一种对自然万物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为人们就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
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思想根源与苗族“万物有灵”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万物有灵”是远古人类所共有的宗教信仰形式，但随着时代的进展，世界上很多民族的“万物有灵”信仰都逐步消失了，而苗族的“万物有灵”观念却基本完整地延续到了今天，这成为当代苗族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黔东南苗族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自然崇拜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关注和敬畏，从容地行使生态调适的功能，诗意地维护着自身的生存环境。因此，黔东南苗族留传至今的“万物有灵”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意义，应当得到生态文明社会的理性关注。
[论文关键词]无为之为；无知之知；无我之我
与儒家的伦理思想相比，道家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从表现形式上还是从表现内容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儒家是以积极人世的态度，以大量肯定性的命题，全面地阐述了其伦理思想，那么，道家则是以消极人世的态度，以大量否定性的命题，阐明了其别具特色的伦理思想。道家的伦理思想虽然具有否定的形式，但是其伦理思想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
为了了解“无为”之为的内涵，我们先来看看无为和有为的含义。道家的无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十七章)，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就是顺应自然规律，使自然万物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换句话说，道家的“无为”，强调的是对自然规律的严格遵循，强调不能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地改变事物的自然本性。“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以达到目的。道家的无为，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践原则，它的基本要求就是不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不能违背人性，去求得“善”的美名，应该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人的本性，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与道家“无为”相对应的所谓“有为”，作为世界本原的特点，就是或多或少地干预自然的演化过程，违背事物的自然本性，以达到人类的某种目的。作为道德实践规范的有为，就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希望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他们固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希望通过积极有为的行动，干预社会的发展过程，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根据道家的理论，无为和有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是否干预自然、社会的演化、发展规律。
所谓无为之为，就是像“道”一样的行为，而道归根到底是“法自然”。老子明确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家的无为之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人们的行为应该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为了确保遵守“无为”的道德原则，道家认为有一些道德规范也是应该遵守的。如老子提出了“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三个重要命题，主张宽容和退让。其二是以体“道”、达“道”为目的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为了像“道”那样行为，人们要努力悟“道”，达到“道”的境界。其三是得“道”之后，人们就会像“道”那样符合事物的自然本性，遵循事物的规律而行为。
道家伦理思想强调无为之为，即用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行为去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平衡，有其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例如，在环境伦理思想方面，道家主张人类不能贪得无厌地掠夺自然，否则的话，就会破坏自然的和谐和平衡。这个话题是现代社会或者说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都十分重要的话题。在人生修养方面，道家认为，如果人们在现实社会中能遵守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作为统治者就会以人为本，社会就会稳定和谐；个人可以以无欲、主静养生，以退让、宽容处世，人的身心健康就可以得到保证。无为之为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道家的这种伦理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它以“无为”说立论，反对世俗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它没有意识到其“无为”说及其相关理论，其实质是一种具有自然主义和某种近乎伦理非理性主义的特点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由于过分强调自然观和伦理观的统一，而忽略了人伦的社会性特点。道家“无为之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也是比较明显的。
二、无知之知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
在道家那里，无知之知，作为一种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是指通过非理性的认识过程，达到对“道”的直接领悟。无知之知不是追求具体事物的小知识(“为学”)，而是以悟“道”(“为道”)为目的的大智慧。道家提倡用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的认知方式去认识和体悟作为世界本原和道德根据的“道”，这个道德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修养过程。所谓无知之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道德的认识对象的道是不可言说的。老子明确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意思是说，“道”如果能够说得出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如果是可以具体命名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这里强调的是关于“道”的知识是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表达的。
第二，道德认识的过程是排除感官认识和理性思维的。道家的道德认识的过程是通过排除感官和理性思维，向内用功，达到“玄同”和“坐忘”的境界而直接体悟“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道德经》五十六章)庄子在《大宗师》里虚构了一段颜回和孔子的对话，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由忘仁义到忘礼乐，再到坐忘的非理性的认识过程。
第三，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体“道”和达“道”。老子描述这一过程是“致虚极，数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日复命。复命日常，知常日明。”(《道德经》第十六章)这一体道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有知有欲的个体，通过体道，不断地内在超越，臻于虚静的境界，返朴归真，达到无知无欲，便可归于常道，与自然合一。
当然，在道家那里，道德修养的目标是根据不同的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样一种“体道”、“达道”的理想境界，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能完成。这是一种“有智”的“无知”状态，如在现实生活中为某些真正的聪明人所推崇的“难得糊涂”即属于这一境界，这是一种大智慧，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了社会的稳定，道家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使其真正“无知”的道德教育，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这是道家政治上的“愚民”政策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
道家认为，有知之“知”(智)是对自然和人类本性的破坏，都是对天下的安宁和人心的扰乱。只有达到“无知无欲”的心理状态，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在这里，既没有正常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又无需必要的道德教育，而这正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要复归的人类道德生活的“本然”或理想境界。老、庄道家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的突出特点是在强调朴、真的价值的同时，否认人类文明、智力开发的意义，它片面夸大了道德与知识、道德与文明的对立性，带有一定的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三、无我之我的道德境界和道德理想
所谓无我之我，在道家那里指的是经过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而得“道”的理想人格，是从有“己”、有“我”到无“己”、无“我”；从有“待”到无“待”的个人，是超越了个体小“我”，而达到与“道”同一的至人、圣人和神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无我之我的内涵：
首先，无我之我是超越世俗和知识的“我”。为了达到与“道”同一的理想，道家比较倾向于否定感性的自我，而肯定超现实的精神自我及其自由。如庄子写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所谓无“己”、无“我”，就是泯灭自我的好恶之情，以至达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庄子又称之为“丧我”，也就是“坐忘”。而“丧我”之后的我，才有资格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庄子所理想的人生自由，不是现实的感性自由，而是超现实的精神自由。
其次，无我之我是超越有“待”而达到无“待”的精神自由的“我”。所谓“犹有所待”(有待)，其意思是说，对世俗事物有所依赖。如果对外物有所依赖，则必然为外物所役使、所牵累(为物所役)，就不能获得逍遥自由。与之相反，“恶乎待哉”(无待)，如果不依赖于世俗之物，就不能为外物所累——“不物于物”，就可以游无穷，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不仅如此，“恶乎待哉”(无待)还可以变“为物所役”为“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达到“无待”的自由境界，不仅可以在“无何有之乡”中“独来独往”，甚至具有某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神性。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是自我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内在超越而获得的自由，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在对客观世界进行物质改造中所获得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想象的内心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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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太平经》看来，“道”生万物，众生平等，万物同受天地恩泽，虽然万物都有类的区分，但他们都有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而且物有神性。人时其他自然物的态度应以“贵生”为标准，以“共生共荣”为基本原则。物全为富，情感交融的诗意般的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理想状态;为此，人要遏制自己的贪欲，保存自然万物生生不息之气。“天道无为，任物自然”，人应“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在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诗意的栖居。
《礼记》云: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自古以来，中国的伦理问题，不仅仅是讨论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人与天地鬼神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所涉及的范围是广泛的，自古就与信仰有关，信仰、天地、人事融合一体。中国人的生态伦理观念强力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太平经》原名《太平清领书》，作为中国道教早期重要经典，成书于东汉后期，内容庞杂，其基本思想来源于黄老道家，也包含了徽纬神学和各种方术思想，生态伦理问题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它对环境问题的基本观点有对我们今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全书第三十五卷中的《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第三十六卷中的《守三宝法第四十四》、《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第四十五卷中《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第五十卷中的《草木方诀第七十》、性物方决第七十一》、第九十八卷中的‘包天裹地守气不绝诀第一百六十》、第一百一十七卷中的《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天咎四人辱道诫》、第一百一十八卷中的《禁烧山林诀》、《烧下田草诀》、第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卷中的《和合阴阳法》等都对生态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论述。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的章节中。此书对生态问题的论述是和其他的思想相结合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生态问题的论述只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它和道教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对人性的教化是密不可分的。
一、《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天人一家，物全为富
在《太平经》看来天地是生养万物的父母，在人与自然物之间，人是处于管理者的地位，代表天地统治万物。人对待天地的态度应该遵从父慈子孝的社会伦理规范;而对待其他物种的态度应该是以共生共荣为准则的。
《太平经》第四十五卷《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治生，共养万物。……以地为母，得衣食而养育，不共爱而利之.人甚无状，不用道理，穿凿地，大兴土功，独母愁患诸子之大不孝.……故父灾变复起，母复怒，不养万物.父母冤怒，其子安得无灾乎?……”。这段话首先说明的第一问题是天、地、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天地是大化的基础，万物由它们生养。其次，人的地位的重要性，天地生养万物，人是最集中的代表，人不仅从天地那里获得了生命，而且人也要代表天地诞生的万物向天地履行自己的一份义务和职责，人是天地万物的治理者或管理者。在确定了人的基础定位之后，那么，人对待天地的态度和行为应该遵从什么样的标准呢?在《太平经》看来既然两者之间是有父子之实那就应该遵从父子之道，所以，人要像侍奉自己的父母那样来对待生养万物的天地的。《太平经》认为人对待其他物种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注重物种的保全与繁盛。“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万二千物悉伤为虚空贫家。此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此父母贫极，则子愁贫也。与王治相应。是故古者圣王治，能治万二千物，为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三分之二为中富君也。不足三分之一为下富君也。万物半伤为衰家也。悉伤为下贫之人。”
在《太平经》看来真正的天下富足就是物种的保全与繁盛。物种的兴盛与保全不仅反映人对待其他生物的态度，也是天地给人的征兆，是衡量人治的一个重要标准。富且贵是世人的一种生活的理想，而这里的富贵不外乎人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一般人对富裕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人的世界而很少是从外物的角度去解释的，而在这一点上《太平经》提出了前瞻性的观点。它认为所谓的富裕应该以物种的多寡为衡量标准，物种多就为富，物种少就为贫，它的财富观是超越性的，把人的视角拓宽到了世间万物，把人的财富观念建立在了人和自然的联系上了。这对经济理性充斥一切的现代人类而言无疑是有重要启示的。
2.物我同根，众生平等
在《太平经》看来，天下万物不仅俱受阴阳之统，感天地之气而生的，而且在生存需求上是平等的，同样具有“三急”。第三十六卷《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然!歧行俱受天地阴阳统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何谓乎哉?…但有毛羽者，恒善可爱，御寒暑;有鳞者，恒御害;非必须而生也，故为小急。其余凡行，悉过处也。……”;“今布根垂枝之属，不饮不食不衣，当奈何乎?…万物须雨而生，是其饮食也。…不得昼夜合阴阳气，物无以得成也。天下无成实物，则大凶是二大急也。疏页也实，数页也实，俱实;不必当数页也，是其小急也。实者，是其核也。……”《太平经》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生存需求的三个必要条件:动物同人一样需要雄雌、饮食与衣物;植物的生存同样也需要三样基本的东西即昼夜流转、时雨的滋润及其根叶。虽然需求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秉承天地阴阳之统，都有着求生的根本需求。人作为世间生物的管理者，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遵循天地生养万物的基本原则，尊重其它生命，给他们提供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恰是体现了道教大道化生，万物同根的基本理念，在生命的起源上万物平等。
3.天物感应，物有神性
《太平经》认为天地万物不仅在起源上是平等的，而且有些生物还具备人所不能的重要功能，有些植物和动物因为有天的感应而能为人治病。“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为神草木也。…十九相应者大臣之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不仅有些植物是这样而且有些动物也是这样。“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歧行之属，能立治病。……使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百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出，以此候之，万不失一也……”，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太平经》看来都是带有神性的，正因为此，它们能给人治病，而且对疾病所起的作用跟病人德性的高低是成正比的。虽然这样的说法带有神学的色彩，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它对动物和植物的一种价值观，即动物和植物也在感受天地的精气，它们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天地对万物的恩赐并不只限于人，这也是对人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否定。
4.坚守“三宝”，抵制“浮华”
其实，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人性的问题。人的贪欲的膨胀，导致一系列急功近利的思想的形成，从而在生态问题上造成了一些无可挽回的后果。对于这个问题《太平经》是有论述的，“…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阴，灾害横流。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相兢与，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长少，贵贱乱离。致二仪失序，七耀远经，三才变异妖讹纷纶。鬼神交伤，人物凋丧，告祸荐至，不悟不悔，万毒悠行，不可胜数。……”，灾害地发生是因为人性中邪恶因素地失控，贪欲极度膨胀，从而导致道德败坏，人心不古，世事失序，因此，要想构建太平世界就要遏止人的贪欲。那么如何去遏制人的贪欲呢?《太平经合校》第三十六卷《守三宝法第四十四》说道，人之三宝长急而不可废者，反之，即为浮华之物，如果过分的追逐，奸伪必起。“何谓也?此三者应天行。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养人形身也。过此三者，其余奇伪之物不必须之而活，传类相生也。悉就浮华，因还自愁自害，不得尽其天年也。后生多事纷纷，但以其为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趋走不得止也……”世间的灾害都因为人心的贪欲而起，也就是对不急之物的过分追逐，这种现象不是仅存于当前社会，而是古已有之。
作为有理性的人就是要从心底去遏制这些浮华之物的诱惑，让情感和理性充斥自己的心灵，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清风明月所带来的诗情画意，这也正是道教一直实践的人生理想，因此，《太平经》提倡节欲即“去浮华”，就是要控制对“不急”之物的追逐。它的这种认识是深刻得，发人深省得，闪烁着中华文明古老智慧的光芒，更值得活在今天的人好好地去体味。
5.顺势取用，适度消费
顺势取用，适度消费是《太平经》所提倡的对于生态保护方面的主要行为规范。道教认为，“天道无为，任物自然”，人们应该遵循天道，不要随意干预自然界的客观进程而应顺势取用。
“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要“安天地”，就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此外，《阴符经》开篇即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天之道”就是认识自然规律，“执天之行”就是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人类的本领就在于此，所以说“尽矣”。若不懂得自然规律，凭主观意志盲目行事，便如《道德经》所言，是“不知常”，必然“妄作，凶”。而在道教看来，“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天道无为，任物自然”，万物都有按照道赋予它的本性自然发展的权利，人类不应该随意对它们进行杀戮，阻碍它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对万物“利而不害”，辅助万物成长，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
为了在对自然物采取的各种行为中正确地贯彻适度消费的原则，道教主张以“道”观物，反对以“我”观物。以“道”观物，实际上就是从宇宙整体的角度来审视万物，而不是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导致干预自然的行为。而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往往会诱发连锁反应，有时以意想不到的形式，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
二、《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丰富的，作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它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意韵又有宗教文化的特色，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慈心于物的道德认知
《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善待众生，或者说是慈心于物。这首先表现为它对万物的基本态度是尊重生命。它讲物种的保全、讲生命的平等、还讲到物的神性等，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对万物的关爱之心。《太平经合校》卷三十《草木方诀第七十》:“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生物方诀第七十一》:“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歧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乐在其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就疾使者。…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故万物芸芸，命尽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凡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为人王长者，不可不审且群也。”在《太平经》看来草木与禽兽都是上天再生之德的一部份，是有神性的。它们都是“命尽天，根在地”，而“用而安之者在人”，也就是说对自然万物的生杀欲夺的大权不是在人而是在天，人不仅没有权利去随意处置自然万物，而且还应该善待自然万物，因为，善待众生不仅是天意也是人积德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德行高深的人才能终成正果，得道成仙。因此，人要慈心于物。
2.仙道贵生的道德情怀
关于贵生的思想在中国的秦汉时期甚至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吕氏春秋》中对个人生存意义的讨论，显现了个人优于社会的价值观念。它说天下虽然很重要，但不能以天下危及个人的生存，“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生养生之道也”。作为思想大融合的《吕氏春秋》中的贵生思想似乎是源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杨朱，但它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了，而是把个人生命的高度重视，生活方式的自然安逸，养生之道的“用其新，弃其陈，揍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都通通的贯穿在一种似乎来自宇宙的原理上。
道教建立“道”化生万物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同源同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从而构建了作为道教生态伦理基础的生命平等观及其贵生思想。“天道无为，任物自然”，贵生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念，也是道教文化的核心内容。《太平经》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强烈地体现了贵生的思想。道教的贵生是泛指一切生命体的，因为，“大道”化生万物，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是人顺道而行的重要标准。《太平经》积极的强调物种的保全，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的珍惜，强调节欲，规劝人要顺道而行，慈心于物等都很好的体现了它的贵生思想。《太平经》强调人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如:动植物和人一样有“三急”;人对自然万物只是用而安之，而没有生杀的大权等，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生命的热爱。其实，贵生在道教中不仅是一种提倡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一种美德的象征，因为，只有行善积德的人才能得以长生，这种长生是上天对人善行的一种奖励。
3.劝善成仙和神明赏罚的宗教实践方法
《太平经》作为一种宗教典籍它的实践方案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对于能按天意积德行善的人，上天是会给予奖励的，反之，就会遭受惩罚，不在今生，就会在死后，不在自身也会在后人身上体现出来，这就是“承负说”。《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解“承负决”:“…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也，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会也。如行善不止，过此寿谓之度世。行恶不止，不及三寿，皆夭也。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先人之过也。……”世事万物受承负之灾的影响，人积德行善最大的体现就是应和上天之气，应和上天之气最为关键就是要顺应上天的法则，具体表现为自然万物作为天地调和的产物人不能凭借自己的喜好去任意的践踏和毁坏而是要应和这一法则，这也是免去承负之灾的根本，:“…欲解承负之责，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将怜之。一者，天之纲纪，万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