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2:32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西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被翻译为中文，西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被介绍到中国，在西方名牌大学留学归国的学者，很多已是中国一流大学的学院院长和研究骨干。西方的著名社会科学期刊也已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经常读物，甚至有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很多重点大学也将在SSCI期刊发表论文作为重要考评与奖励依据。
相对已经发展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总体研究水平还在西方之下。有人说，现在中国社会科学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有一些也已达到了西方二流 SSCI期刊论文的水准，这话看似表扬，却让中国社会科学感到难堪：13亿中国人民的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仅仅只有部分达到西方二流期刊的水平。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说，中文期刊论文的质量，现在要比十年前高得多了，而十年前又比二十年前高得多了。假以时日，中文期刊发表论文的质量最终可能接近甚至达到西方一流水平。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中文期刊，我们要接力。有13亿人的巨型国家，有如此之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又有如此之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怎么可能不进步？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质量怎么可能不提高呢？
之所以要对中文期刊有信心，要接力，而不是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以现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为平台，借用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期刊的规范评审发表，既训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升质量，又甄别出研究水平高下，还国际化了，一举多得。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期刊是非中文的，在非母语情况下写作，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挑战，而且用英语发表，其读者远不如中文读者多。
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问题，大都是西方的时代问题、地域问题。社会科学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中立，往往有强烈的价值预设甚至阶级立场。西方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中，从西方利益的国际秩序视角下形成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设定、论证方式、兴趣选择都与西方社会所处时空条件紧密相关。中国是一个有文明悠久、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西方的时空条件和发展阶段差异极大。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回答中国的时代问题，而这些西方社会科学界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相反，西方社会科学正在研究的焦点话题可能与中国时代需要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若以西方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作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社会科学话语权就会严重脱离当下的时代，甚至沦为西方话语的应声虫。
因此，衡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标准只能来自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已经有了好的起点，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自然会有大量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接力提升中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质量。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是有中国主体性的，是在服务于中国13亿人民的。
只有确立中文期刊发表社会科学论文的主体性，才能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精华，才能从阅读西方期刊论文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营养，我们也才有了真正讨论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动权。
因此，评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论文水平与质量的标准只能以中文期刊为准，而不能认为只有在西方一流社会科学期刊发表了论文才是权威，甚至将SSCI期刊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能在西方一流期刊发表论文当然好，但终归还是要以中文社会科学期刊为本。这应是中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一个主要的、基本的标准。
目前，中国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已经出现评价标准的唯西方为首是瞻的错乱，这个是危险的。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软实力；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97-05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异常激烈的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217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从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来认识如何促进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本遵循。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涵盖哲学学科、社会学科及诸多交叉学科门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程度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识，也是继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条件。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促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哪些问题？从哪些方面入手提出解决之道才能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来自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揭橥二者的内在机理，回答好这些问题既是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繁荣的需要，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绕不开的话题。
一、哲学社会科学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价值
1.影响文化内在结构。文化反映的是人与世界在相处中通过观念与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综合，其内容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
由于人的活动具有广泛性和层次性，由此形成的文化要素，以及各要素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也各不相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母体。文化母体常常包括纷繁复杂的子体。对其进行相对性划分，约有三个层次。第一层由各种“文物”构成，主要有文化的“实物”和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物”。比如说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文学艺术作品和人工改造物等都属这一层次。第二层由制度、规范等构成，主要包括以一定的思想观点为内核创制而形成的条例、规范等等。第三层由思想、意识、观念等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价值观念，一个是思维方式。这些层次和要素在人类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并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结构。文化结构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耗散结构和动态系统。其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思想、意识、观念等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人们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是人们在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同时又作为文化的核心给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以指导和制约”。[2]这样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学科形态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的整个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发达的部门。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定、发展程度左右着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动轨迹和稳定与否。
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键部门。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变化和演进趋势直接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结构的健全与平衡。
2.引导文化发展理想。从根本上讲，文化是“人化”。但是，由于精神文化更能反映出人的本质，也更为持久、广泛地影响人类生活，因此，人们在谈到文化时，又常常专指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反映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结果，其内容十分多样复杂。人们通过对这样一些相互交织的精神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凝练、提升，就会形成相应的学科，如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文艺学等等。这些学科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体现的是人的价值立场和价值追求，反映的是人对自身、社会乃至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其中哲学是对其它各门具体学科的“再抽象”“再结构”和“再表达”，各门具体学科在丰富哲学的同时又受哲学的影响和指导。所以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的意义更为深刻和本质。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的哲理、学术精神对于文化发展理想的引导最为强劲。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把这样一种影响称之为哲学对文化理想的论证力和导引力。他说，“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3]依施韦泽之见，一种称职的哲学必须担负起努力论证文化理想的内在价值和真理，激活文化理想的活力，并引导人们主动关注文化理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蕴含在其中的哲学思想越发达，越能引导文化发展理想，越能促使人们关注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文化进步的可能空间就越大。实际上，早在施韦泽从哲学层面来分析文化兴盛衰败缘由之前，马克思就预见性地对哲学在凝聚文化灵魂、引导文化理想中的作用做出过深刻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常常通过内容与形容与现实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当哲学化为“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时”，哲学就逐步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进而实现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的境界。[4]
可见，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影响文化发展方向、塑造文化理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时代，它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化必然要以这个时代所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为内核，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是这个时代的声音的“扩音器”，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精华。
3.牵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软实力”概念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并且在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约瑟夫・奈J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包括资源、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而且包括利用文化、价值观、外交政策等无形资源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即软实力。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实质上是一个国家构筑和引导一种情势从而谋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能力。[5]与约瑟夫・奈所讲的“软实力”不同，中国语域中所讲的“软实力”是被改造和创新而生成的“文化软实力”。它不是基于运用权谋在国际竞争中追逐的征服他国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强制力、影响力和趋同力，而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所形成的“文化国力”。其基本内涵包括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保障水平，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人民精神风貌的表现形态，也体现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因其良好品格所产生的对他国“非强制性”认同的内在吸引力。[6]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继而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圈”的主要方面，其发展水平牵制着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梁启超曾把学术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比作精神τ谌说囊庖澹并强调，“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7]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即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软实力价值。回顾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建设成就之间的关联，可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春天，国家相继组织开展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程。这些典型的研究成果，如历经15年艰辛努力所编成的7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 汇聚近1400多名学者的研究心血、完成共计92卷3220万字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研究梳理出了首部详尽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150卷《当代中国》等重要著作的出版发行，[8]在不同的领域接续和传承了中华文明，弘扬了民族精神，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概言之，哲学社会科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源泉，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突出标志。
二、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马克思主义局部削弱倾向干扰文化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指导地位的高度重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愈加突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自觉性越来越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教学研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以高校为例，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高校共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硕士点17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600多个。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局部削弱的倾向仍然存在。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对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认识是清醒的，态度是坚定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部分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不良现象依然存在。[1]10
马克思主义的“失语”问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些学科研究疏离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我国国情。在对待国外理论和方法时不加分析，盲目追捧，并以此为圭臬来评判学科研究和建设水平的高低。从学者的研究选题来看，一些学者的研究忽视当代中国实践，对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意回避，理论研究的成效难以与实践创新要求相一致。从研究理路来看，部分研究者热衷于所谓“纯学术”，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重大决策部署、重要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内外思想理论动态反应迟缓。这样一些问题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逐渐“失语”。马克思主义的“失踪”问题反映在一些高校的专业教学中，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数量远远少于围绕西方理论开设的课程数量和课时数，部分高校教师迷信西方原版教材或中文译本，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者编著的教材。这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失踪的最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失声的问题体现在科研成果的发表中，一些期刊偏爱用西方理论范畴研究的成果，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成果则较少采用；在一些论坛上，基于西方理论范型分析我国现状的成果不断涌现，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透视现实问题的声音则越来越少。[9]此外，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样一些错误做法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和论坛上的“失声”也就不难解释了。
在我国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容质疑，理所当然的是文化发展理想和方向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局部削弱的倾向，必然严重干扰我国文化发展方向。
2.对当代中国问题深掘不够削弱文化建设根基。科学的进步总是从问题开始的，没有对问题的发现、深掘，科学就会原地踏步，陷入停顿的境地。所以，历来科学家都非常重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德国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提出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提出新问题离不开人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而解决问题则不过是长期训练中形成的一种技能。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也说如果我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那么就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对问题的正确答案。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说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是科学演进的一般逻辑。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更加深刻地指出时代问题和哲学问题总是交互重叠的，哲学研究的难点在于找到“真问题”，他强调，“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0]因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现实的问题”，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过是用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见，善于抓住和解答“真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导，促进了先进文化建设。比如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大讨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理，为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问题，为党的十三大顺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提供了学理依据。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规律、调控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论证，为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立了理论基础。此外，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发挥了应有的舆论先导、思想准备、理论创新和智力支撑的作用。
当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问题更多、更复杂。《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显示，201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拐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L速度在连续几年高于GDP增速之后，跌落到了GDP增速之下，这给扩大国内消费和完成到2020年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人，人口红利将逐渐进入收缩时期。此外，环境多发，各类安全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等也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11]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存在理论储备不够、能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等状况。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即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多，短平快的研究多，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多，寓于书斋的研究多；相对来说，能有效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的研究少，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研究少，跨学科综合的研究少，基于调研的有针对性的研究少。这种不良状况的根源在于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游荡于文字之上，飘离与问题之外，哲学社会科学在部分人眼中成了文字游戏的简单道具。这些突出问题削弱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底座，如果发展下去，会使文化建设失去生命之源、现实之基。
3.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成果较少消减文化进步动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用“三个不是”来表达当代中国社会变革激烈性。他认为从文化创造上讲，当代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传统文化的母版；从指导思想上讲，中国模式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从实践道路上讲，中国道路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21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跨越、大发展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立足实践，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要求更高。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理论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是一个国家文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源”。那么，当前人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调查显示，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看法，55.1%的受访者认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能力”非常重要。对于创新意愿、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创新结果的调查中，54.0%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表示认可；然而，只有44.9%的受访者对个体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努力表示认可，35.4%的受访者对其创新能力表示认可，对其创新成效表示认可的受访者则仅占26.2%。以上选项在团队研究情况的调查中显示，63.2%的受访者对团队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意愿持肯定评价，而创新能力、创新举措、创新成效的肯定评价比例依次为45.7%，44.8%，36.1%。[12]持肯定态度的评价比例从“创新意愿”到“创新努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效”逐步降低，折射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创新意愿强劲而创新成效仍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
由此可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造成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较少、服务重大现实问题的表现不佳等恶性循环。这将严重消解文化进步动力，阻碍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这里的“文”原指文学，如果将其引申为哲学社会科学，那么足以说明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与社会功能。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中存在的问题，寻绎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增强文化引导力。哲学社会科学对于文化理想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的指导思想对于文化引导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旧序。论辩证法》中说到，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恩格斯认为这一理论思维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率先问世，到《资本论》出版以后日渐成熟，并超越国界，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做了进一步说明。他说，历史事实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3]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的思想境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如果动摇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偏离航线，陷入迷途。
在文化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增强文化引导力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之所以堪称完备而严密，就在于这样一种完整、科学、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世界观绝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14]它以科学性为底色彻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们探索历史发展之迷中“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推动社会进步“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15]在人类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动能至今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可以企及。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1]8正所谓“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在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纠偏和遏制各种错误言论，为文化强国建设确定正确方向。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在诸多纷乱的社会思潮中丧失灵魂，最终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文化强国建设也会无所依据。
说到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增强文化的引导力，核心在于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文化最终是“人化”，为什么人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文化引导力的深层课题。凡是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不是立足当时人民需要，回答和解决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时代问题交融互动中而创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为谁著书、为谁立说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绕不开的价值选项。可以说，为利益集团发声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不仅事关研究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导向和重大的文化立场问题。个别学者援引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来鼓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做到“价值中立”，试图抹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民性”毫无根据。事实上，马克斯・韦伯本人并没有否定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性特点。他明确地提出，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这种研究试图深入探究的“因果之网”的广度和深度，是由在这个时期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所决定的。[16]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要做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贡献，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1]12-13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2.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增强文化吸引力。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才能开掘自身厚度，为增强文化吸引力创造条件。马克思曾经鲜明地指出，以往一切哲学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意思是说要在回应社会关切，解决社会问题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获得内生动力。在《第179号的社论》中，马克思更加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学反映的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7]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脱离时代要求，不能洞察时代变局中的问题，不能为时声，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可能找到本然存在的方式，不可能完全的表达自己，也绝不可能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换句话说，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耕时代田园，抓住时代问题，才能在解答问题中获得养分。同志也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18]针对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不突出的情况指出，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与时代同步，不对问题涉入，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寻绎历史脉络，探究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的价值就不可能实现。[1]14事实上，古今中外，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凡有成就者，无不扎根实践，回应社会关切，回答时代问题。
当前，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在后危机时代进入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再平衡”困难重重。从国内来看，“新常态”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发展方式急需大力转变，发展动力面临全面转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精准扶贫任务繁重，人民群众对小康生活充满期许。学术乃天下公器。面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果不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因为错过与现实问题相交融的历史契机而失去发展的空间。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主动做到“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申鉴・俗嫌》），坚持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贡献力量。
就当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论，要不断努力探索“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研究和回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中产生的新挑战和新问题，不断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能力。这是新时期党和人民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在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脱离现实。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回应社会关切、回答中国问题中累积自身厚度增强文化吸引力。
3.在培育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中增强文化影响力。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建设高速发展并已经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提升文化影响力成为需要补齐的主要短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既是文化影响力的象征，又是负载价值观、话语体系、思想理论从而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那么，怎样才能培育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呢？在一项关于进一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最需着力的地方的调查中，54.2%的受访者选择了“改进评价机制”，41.1%的受访者选择“加大经费投入”，39.5%的受访者选择“创新管理体制”，33.8%的受访者选择“加强学风建设”，29.4%的受访者选择“优化资源配置”，27.5%的受访者选择“加强队伍建设”，14.7%的受访者选择“扩大对外交流”。[12]这些数据从多个侧面说明了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的努力方向和着手方向。
“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五》）培育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成果需要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环境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着手，妥善处理好十个方面的矛盾。这十个方面的矛盾涉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广泛介入实践的矛盾，加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与提升应用对策研究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二为”方向与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坚守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矛盾，研究过程中集体协作攻关与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何协同推进的矛盾，加强党的领导与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内在规律的矛盾，坚持理论自信与开放包容之间的矛盾，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人”与“为文”的矛盾等。[19]“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妥善处理以上关系，是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突破口。
另外，在诸多因子中，要特别重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评价反映的是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应用于客体的价值意识。[20]评价具有的规范性、激励性、创新，对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学术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着学术成果的筛选、鉴别与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评价就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能力打造创新成果，从而提升文化影响力，需要全面构建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富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具体来说，要继续完善以专业评价机构为主体，以学术期刊为载体，以学术成果的质量、数量以及影响因子为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同时要防止学术评价与学术发展相异化，特别要避免由于学术评价体系过于强调量化指标导致的学术研究的功利化，进而造成科研人员重量轻质、重形式轻内容、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重短期效应轻长期效益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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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文化作品虽为国外引进的舶来品，而在中国的传播编纂出版应用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地方志文化与年鉴文化同属于历史学范畴，二者的概念、社会功能等本质属性多有相似相同。因此，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合为一体，同属于地方志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修与应用年鉴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年鉴界发出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的呼声甚高，并正在积极推进且取得基础性成果。
遵循史、志、鉴学科相同的规律与特点，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
第一、本文构建大型地方志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学术思路与方式方法，并且结合年鉴文化的具体内容，提出并阐述设置“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特色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特色年鉴学应用理论。
第二、按照“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形成一个学科系统并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特色年鉴政治学、中国特色年鉴基础学、中国特色年鉴应用学，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
第三、在此基础上，提出阐述编纂大型年鉴文化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及其编撰框架设计。
本文力求“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文化新学说，形成一门中国特色年鉴学新学术流派。
抛砖引玉，“一花引来万花开”，希望有更多的年鉴界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特色年鉴学的讨论研究与构建，希望中国版协年鉴工委将此项工程领导好组织好，中国特色年鉴学的构建成功将指日可待。
年鉴文化研究是世界性事业，我们应该学习与借鉴外国优秀年鉴的编纂与应用做法，从世界眼光将中国特色年鉴打造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文化作品，积极推进中国从世界年鉴大国向世界年鉴强国迈进。
关键词：借鉴；构建；中国特色；方志学；年鉴学
盎然生机满眼春，神州又奏盛世音。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充分表明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意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学术性、指导性和前瞻性，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为此“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要重点“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的研究项目”。按照中央文件的这些精神，本文提出并阐述“借鉴方志学，构建年鉴学”的学科构建思路。
党的十七大号召：“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群众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其中，中国年鉴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中国年鉴作品正在成为中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当前年鉴文化作品在世界各国发展很快，日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密不可分的指南书，有的西方国家人们将圣经与年鉴同称为案头书。中国是世界上年鉴作品的数量和品种最多的国家，中国年鉴作品正在成为世界年鉴文化百花园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就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曾指出：“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就是说，人们应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总结提炼概括成为系统科学的理论。就是说，理论是建立在事物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它所解决的问题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此，科学理论应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基本特性。为此，我们今天在构建年鉴学时应该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构建年鉴学 重要可行性
在现代中国，对于年鉴定义性质的诠释有多样，且大同而小异。其中，权威的定义应为：2005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当然，年鉴包括年鉴和专业年鉴。既然称为文献，则理当然含有学术的成分，况且各类年鉴作品有其独特的体例等质量要求，为资料性著述。故年鉴应为学术书，而不可忽视年鉴的学术性。年鉴界共识认为，因年鉴主要为条目体而便于检索，故工具书为年鉴的另一大性质。再则，年鉴姓年为年度之编纂作品。
我国的专家、学者在其专著及论文中，对于年鉴定义即基本属性有多种表述，其中较权威的有孙关龙先生认为“年鉴定义的基本属性是年度性、连续性、资料性和工具性。”笔者认为年鉴的基本属性是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其中学术性必不可少，则体现年鉴作品的科学性。因此，年鉴的定义是，记述某行政区域或某个专业行业各方面情况的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很显然，年度编纂、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似应成为年鉴作品的基本三大性质。
据资料显示，年鉴文化作品来源于16世纪的欧洲。年鉴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古代的历书。当时欧美很多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较快，因此年鉴随之不断兴盛起来。包括一方面是各类年鉴的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编纂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的年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及世界很多国家的年鉴出版业进入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当今的20多年中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各国年鉴的品种、数量及社会影响亦水涨船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尤为明显。
中国年鉴发展史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开创阶段，包括从1909年开始第一部翻译外国年鉴，第一部国人编纂年鉴，第一个年鉴出版社，年鉴出版事业创始人；第二阶段为平稳发展阶段，在20世纪20-40年代，国内各地出版的各类年鉴逐渐增多且社会影响增大；第三阶段为繁荣发展阶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开放30多年中，中国年鉴事业正在蓬勃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这段金口玉言为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等单位领导的重视指导支持下，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物质保障及发展（包括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各个地区的综合年鉴和各行各业的专业年鉴像雨后春笋般地创作涌现出来，机构健全、人员配置、经费保障等逐步完善，并随着地方志的全国首轮二轮编纂而水涨船高。特别是《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贯彻，将年鉴事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年鉴文化编纂出版应用事业愈加蓬勃发展。据最新统计，至2009年，估计在版年鉴约有2500种，加上非公开发行、非正式出版的年鉴，总数接近3000种。
在编纂年鉴的过程中，有很多史志鉴专家学者进行年鉴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年鉴编纂学方面。例如较具权威的《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及较具代表性的《年鉴学概论》、《年鉴通义》、《比较年鉴学》、《年鉴出版学》、《年鉴策划设计学》、《地方年鉴编辑学》、《专业年鉴编辑学》、《学科年鉴编辑学》、《城市年鉴编辑规范》、《统计年鉴编辑规范》、《企业年鉴编辑规范》等等。
通过这些年全国年鉴界专家学者及编辑工作者的共同奋斗，将实践编纂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不仅取得丰厚的年鉴文化作品，而且取得丰厚的年鉴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今年5月，笔者参加在鲜花盛开的泉城山东济南市召开“第四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评比颁奖暨第十二届年鉴学术年会”。这是一次全国年鉴界成果检验与年鉴学术交流的盛会。在会上很多专家学者提出，“我们有必要举整个年鉴界之力，联合有志于年鉴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通过科研攻关和协作，陆续推出一批年鉴学论著，逐步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体系，实现年鉴理论的全面创新”，提出“应尽快构建起年鉴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提出“应尽快构建起年鉴编纂质量标准规定”等极具学术价值的学术观点和建议。总之，全国年鉴界认为，年鉴学应称之为中国特色年鉴学，中国应从年鉴大国向年鉴强国迈进。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一条规律被称之为“触类旁通”，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学科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在国家图书馆系统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学科分类，将这两大类学各被分得11类一级学科。在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中，历史学当属其一，其下属还分得若干个二级三级学科等。目前，方志学与年鉴学还没有被列上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二级学科目录。年鉴文化编纂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工作，也是一项学术工作。年鉴在学科分类上与方志一样同属于史学学科。而且这两者学科的性质基本相同，同称为“资料性文献”，同称为“国情地情书”，同称为“官修官责官书”。《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方志与年鉴实行强强联合，称之为地方志工作，这样的地方志文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远至上古，近至当前，连至年年，可谓横陈百科，无所不包，其内容之丰富，知识之广博，是任何一项工作都难以企及的。因此“借鉴方志学 构建年鉴学”的学术思路与学术观点是合理的是科学的，当能“树立一家之说”。
中国年鉴学 学科体系论
（一）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第一方面，“中国年鉴学三理论”为中国年鉴学基本理论框架之基石。从宏观而论，可借鉴“方志三个理论”即方志政治理论、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应用理论，设置“中国年鉴学三理论”，即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中国年鉴学基础理论、中国年鉴学应用理论。
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来源于，年鉴编纂与应用工作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融为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还有国家级各级党和政府对于建设地方志年鉴文化事业的方针、政策及发展思路。
中国年鉴学基础理论与中国特色学应用理论包涵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相关众多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对策理论。从中观而论，在中国特色年鉴学研究的众多一级对象中（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对其中一个对象的研究阐述，如对经济方面的研究阐述，就可以运用“中国年鉴学三理论”，即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经济等理论知识及相关数据去研究阐述。
从微观而论，指经济类方面可以细分为综合经济、农业、工业、服务业、区域经济等类型，则需从微观可以运用“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来研究阐述。
“中国年鉴学三理论”还包括下面阐述的中国特色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的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其一，中国年鉴学有明确科学的性质、定义概念、研究对象；其二，中国特色年鉴学有系统科学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学科依据、理论体系，精神实质、历史地位、社会功能等本质特征。其三，一种学科学术理论要成为一个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扎实的学科理论体系；二是要有一个贯穿全部理论的明确主题；三是要有一系列围绕这个主题的首尾一致、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学术基本观点；四是要设置三级学科结构体系及基本原理；五是要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又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并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性。
上述这些学科的科学内涵，“地方志三个理论”符合这些要求，同时亦具备了构成中国现代方志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的各种条件。
笔者认为中国年鉴学为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所构成的“中国特色年鉴学三理论”则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构成中国特色年鉴学基本理论框架，可以预计中国年鉴学基本理论很系统很庞大。
（二）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
在设置中国年鉴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编撰大纲的基础上，设置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形成树型结构图。
具体设置方法为：其一，中国年鉴学为一级学；其二，在中国年鉴学学下按照“中国年鉴学三理论”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年鉴政治学、中国年鉴基础学、中国年鉴应用学；其三，将每个二级学阐述“基本原理”；其四，将每个二级学按照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分成若干个三级学，如中国年鉴基础学可下分为：年鉴世界历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概论学、年鉴编纂学、年鉴教育学、年鉴组织管理学等。其五，每个三级学还可以下分若干个四级学；其六、形成“中国年鉴学科结构体系图”（附表树型结构图）。
撰鉴学专著 构建年鉴学
对编撰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的一些初步学术观点。
第一，中国年鉴学的构建。其一，中国年鉴学则体现在立项、撰写、编辑、出版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其二，由北京市社科联和线装书局联手将此项目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
第二，中国年鉴学的定义。中国年鉴学是研究年鉴文化作品的起源、形成、发展，主要是新中国年鉴的编纂与应用的学说，是一门新兴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
第三，中国年鉴学的学科定位。由于中国年鉴学研究的对象较多，因此年鉴学是综合研究，应包括综合研究与探讨各个地域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以及各个专业等多学科领域的规律、特点趋势，对年鉴学的要求应是运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是一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因此，年鉴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叉性应用性的学科。年鉴学属于多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而不可能是一门单一学科。
第四，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编撰大纲设置。其一，以章节体设置篇目为宜，章节体是指以篇章节目为层次编排内容的篇目结构形式，篇目层次一般在三级及三级以上，这种篇目结构形成的特点，是全书的整体性，综合性较强，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结构严谨，分类科学。其二，按照“中国学三理论”设置三个二级学，即中国年鉴政治学、中国年鉴基础学、中国年鉴应用学设置三个篇目；其三，每个篇目按照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等逻辑关系设置下属若干个章目；其四、每个章设置下属若干个节目；做到大事不漏，要事不略。
第五，资料准备。其一，按照篇目大纲设置的篇章节几级内容，进行资料的全面收集，其中包括世界年鉴发展史及重点国家、港澳台地区年鉴编撰与应用的信息；其二，在全面收集资料基础上进行梳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形成一部规模宏大，脉络清楚，线索联贯，全面系统研究年鉴学的《中国年鉴学研究资料集》；其三，可以建立“中国年鉴学研究信息中心”，搭建信息平台。总之，资料的搜集与处理难度很大，价值很高。
第六，具体撰写。按照“详今明古”，“详近略远”的方针，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按照中国年鉴学政治理论、基础理论、应用对策理论相结合的方针，按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多学科，包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分支学科相结合的方针，按照与国外、外埠进行比较的方针。达到详细地占有资料，数据翔实不错，立论充分严谨有力，语言通畅简洁。
第七、党的十七大要求“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国年鉴学认为，我们既要进行中国特色年鉴的编纂，又要吸收借鉴外国年鉴的有益成果。首先，中国特色年鉴文化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融入世界年鉴文化大潮进行学术编纂。封闭，必然导致年鉴文化的孤芳自赏，导致落后；开放，才能促进年鉴文化的变革与繁荣。在任何情况下，当代中国年鉴已经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孤立发展，它必须与世界年鉴保持密切的联系，加强相互学习交流合作，融入世界年鉴潮流去丰富和壮大自己。其次，融入世界年鉴现代化潮流的中国年鉴又要用富于民族性的独特创造，与其他国家民族年鉴共同发展，丰富世界年鉴文化，增强中国年鉴文化国际影响力。
第八，篇幅装祯。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年鉴学》的篇幅应适中，不宜太多，不宜太少，可设计为两种字数，一则为80—100万字，二则为120万字左右。
装祯印刷应体现：中国、世界、学术、艺术、现代、开放、时尚、精美、配图等元素与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进方志学，创新年鉴学。加强对中国特色年鉴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创建中国年鉴学科理论体系与学科结构体系，促进中国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国年鉴学应构建为政治性、世界性、地域性、学术性、时代性、开放性、实践性和史料性很强的一门新兴的综合叉性应用性学科。其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社会科学为主并配合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理论研究相融合，对中国及世界年鉴文化的发展繁荣的长河征程，起到总结规律特点及科学发展，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起到示范与推动作用，深入进行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促进中国年鉴文化事业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促进年鉴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促进作用，促进中国特色年鉴在世界年鉴百花园中被称为一颗“影响大、学术强、应用广、装帧美”的精品佳鉴的璀璨明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总体来说，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门新型学科——中国年鉴学应符合中央要求的“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年鉴学的创建一定要使各个具体学科构建统调兼顾、协调发展，使中国年鉴学得到整体上的充实加强，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年鉴学科理论体系和中国年鉴学学科结构体系。我们应树雄心、立壮志，构建中国特色年鉴学，编纂精品年鉴，加强与各国年鉴界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繁荣发展，为世界年鉴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国年鉴界的领军人物许家康先生说得好：“博采众人之长，树一家之说。”笔者祝愿大型学术专著《中国特色年鉴学》早日问世，诚邀并欢迎年鉴界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构建年鉴学，对此论文学术观点指导指正。本文中一些学术观点还不成熟或不科学，仅供参考，并欢迎商榷或批评斧正。“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祝愿我们中国年鉴人发扬勇于创新、勇攀高峰的精神，早创中国年鉴学，早成世界年鉴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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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自觉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正成为经济学、 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真理观，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要求和前提。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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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理论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认同、自觉信仰和坚定信念
理论自信，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理论的一种积极认同、坚定信奉和执着追求。理论自信一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其二，对理论自身的实践效果充满信心。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时这一理论形成后又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
其三，对理论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由此看来，我们党所讲的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远ㄗ孕牛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自信。
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坚强信心。
那么，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整体框架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简略分析一下“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结构。
道路自信是根本。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道路自信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离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理论自信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制度自信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制度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体制依托和制度保障。
文化自信是支撑。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支撑。
在“四个自信”整体框架体系内，理论自信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但是这种理论一旦形成就成为指导实践的“伟大工具”，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走弯路、走偏路、走邪路。其次，理论自信为制度自信提供思想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科学运行和不断完善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和思想支撑。再次，理论自信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为先进文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精神引领。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失去精神灵魂、迷失前进方向。
坚持理论自信的关键环节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和思想引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需要正确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解决好真懂真信的问题。“自信”是以“真懂真信”为基础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对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牢牢把握，自觉践行。
第二，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继续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三，坚持理论自信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为此，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结合新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最后，坚持理论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同形形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科学理论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就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思潮，自觉抵制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抵制国内各种、文化复古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袭，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旋律，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北京交通大学）重大培育项目“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有对前人智慧的继承，又有体现时代要求的发展和创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一、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时代课题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框架体系
1.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因此，任何理论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性，主要解决那个时代的首要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弊端和社会问题纷纷暴露出来，“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逐渐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针对这一课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主张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问题；统筹兼顾，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主要回答了“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具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清晰的框架体系
第一，科学发展观贯穿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不仅指导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渗透在科学发展观的各个论断和观点之中。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用联系的观点统筹整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等。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主要深入研究解决和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当代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对这一中心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回答，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为其他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先导，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全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新课题，形成了若干创新性的新论断。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对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新思路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内在联系的系统科学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1.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向人的回归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人为本”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摒弃，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完善和发展，实现了从人本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的认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提升，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将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的一条最不容忽视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应是真正的“人的社会”。
2.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目标。科学发展观认为，只有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全面的观点显得更为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
3.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要求，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协调发展，揭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关系。协调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落实“五个统筹”。就是要通过统筹协调，解决地域、城乡、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等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是要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有一系列重要创新
1.对发展的内涵、实质和内容作了新阐述
科学发展观倡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指出了发展不仅是物的GDP增长，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发展，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要促进“五个统筹”，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这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完整的概括和论述。
2.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根本目标有重要创新
为谁发展? 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出发点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正是这一回答，使科学发展观与其他发展观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理论。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取代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以人为目的，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强调不但要注重发展的物质因素，更要注重发展的精神人文因素；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实际上矫正了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的方向偏离和价值缺失，增加了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向度和道德关怀。
3.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就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友好，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
4.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既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又明确了新的依靠力量。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强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的新认识，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更加全面和科学，更加符合时代特征。
5.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理论有重要创新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分为三个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提出了更全面的社会建设理论，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这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6.科学发展观关于对外方针理论方面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后，进一步把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领域，鲜明地提出中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论断。中国需要并将坚持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将全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也是中国根本利益使然。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谋求和平、维护稳定、推进合作，构建和谐的世界。而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和包容的世界。
7.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公正性作了进一步强调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收入提高了，但一些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如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开始困扰我们。针对这些新情况，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建立社会发展的公正机制，着眼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协调，着眼于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承前启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环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从制度上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保证每个人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会，创造良好的追求公平的社会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G]//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C大类;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自初编至今已是第五版。在历次版本更迭中，C大类的类名“社会科学总论”似乎未有任何值得商榷之处引起学界注意。然而这众所周知的类名却并未达到其应有的准确和规范程度。
一、管窥“社会科学”
“科学”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和现代汉语里的意义并不相同。古典文献中“科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无法详探。一些研究及《汉语大词典》中都引用南宋时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中“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于一日之程文，甚至于老死而或不遇”一句作为“科学”一词现能见到的最早出处。周程指出此种观点并不可靠，陈亮原文应为“科举”。[1]周之所考甚确，但“科学”在古代汉语中意为“科举之学”，偶尔指“分科之学”乃不容争辩之事实。
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将“科学”的名词性义项释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这一义项乃从自江户时期才出现“科学”的日语译介而来。[3]研究日语中“科学”一词义项的历时变化已有诸多论文提及，兹不赘言。但不管怎样，英语单词“science”对日语及汉语中“科学”一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science作为一个多义词，有“knowledge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world，based on facts that you can prove，for example by experiment”[4]即所谓的“自然科学”，也指“a system for organizing the knowledge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especially one concerned with aspect of human behaviour or society”即人文、社会方面的学问，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翻译这一义项。使用时要在前面加上定语，才能表明具体是哪一门学科，也就容易被汉语所译，如“社会科学”则是前置了形容词social而形成的“social science”而来。但正如李田心所言，日本人最初翻译science时有不妥之处。[5]未加定语的“科学”，并不能涵盖science的多个意义，仅仅只能指称“自然科学”。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出，汉语将日语译介的失误延续到了今日，关于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被认为是“科学”。然而social science在英语中的诠释是“the study of people in society”，“study”仅仅是一种“学”或者“学问”，并不能被称为“科学”。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科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成“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都可以被划为“社会科学”。这些领域的研究中运用了许多如数据统计、概率分析、函数变量等从自然科学中诞生，且与自然科学一样追求实证的方法，故而社会科学被称为“科学”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humanity”之浅析
Humanity也是一个多义词，其中有一个义项是“the subjects of study that are concerned with the way people think and behave，for example literature，language，history and philosophy”，其义素中包含有“人类的所思所想及行为举止”，文学、哲学等都可以被称为“humanity”。但围绕这个单词一直争议不断，应该译为“人文学科”还是“人文科学”？在人类知识门类中，它和社会科学应不应该被划分开来？
在文学、史学诸学科的研究过程中会有用到统计词频、计算数据分布的时候，诸如分析某个字、词在某个作家作品中的出现频率，或是经济史中分析某段时间的财政收入。但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绝难称得上是主要的手段。就算是与经济、金融、社会保障等学科相较，这种方法在整个领域的研究中所占比例也并不高。除了研究过程，文史哲方面的成果也不能被认为是“the facts that you can prove，for example by experiment”。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叙事技巧;历史事件的诱发因素、发展过程;哲学思想的不同流派、实践应用都是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结果，不可能用实验检验真伪。甚至“真伪”的二元对立标准在很多时候都不能用在这些专业中，实难划分到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科学”名下。故而如林毓生所言，“人文学科”绝对不能叫做“人文科学”。[6]
学界关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分合也有不少争议。刘大椿认为：“无法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截然分开。人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就是在社会场景中展开的，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7]然而，在人类学会群体生活以前，一些独处和人数较少的群体，都很难用“社会”之类的概念去界定他们的生存空间。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们不具有自己的精神、心理及思维。就算在每个人都是所谓“社会人”的今天，也不代表人的内在活动完全受外部事物影响而没有丝毫自主、独立的规律。
不过，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没有泾渭分明，它们之间的一些研究内容和手段确实有共同之处，这一点已为学界共识。语言学便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学科。但即便如此，其中一些学说如上古音的拟构便是人类主观思维的体现。针对同一个音标发出的声音在响度、音色方面也有差别，它的精准性和实证性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较远不在同一层级。
尽管尚未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来区别二者，但总的来说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类对本体的探索，而社会科学及相关领域的关注对象则是人类外向化建构自身、改造环境的成果。在理论条件和外部语境允许的情况下，是应该分开来考量的。
三、C大类类名“社会科学总论”之考辨
在前后五版《中图法》里C大类类名都是“社会科学总论”，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中图法》的编者们理论上的考量。
不管1975年出版的第一版《中图法》，还是1953年出版的《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1958年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都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为基本的三大部类。其依据是1942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他提到：“什么是知识？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阶级斗争知识，民族斗争知识也包括在里面。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在里面呢？没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知识了。”[8]自此，不论政府的行政策略与规划设计还是学界的认知都受到了深刻影响。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以下简称“使用手册”）中，对于“C0/79”的说明是“包括了总论社会科学具有共性区分的文献，即内容涉及全部或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的文献。凡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某一专门科学的文献入有关此类。”还指出“C8/97是具有社会科学属性并带有普遍性的综合性学科类目”。[9]
讲话中关于的知识分类是否妥当姑且搁置，但《使用手册》中的说明是有很大缺陷的。
“凡属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某一专门科学的文献入有关此类”一句的不妥之处在于，将“人文科学”用连词“或”与“社会科学”并列就是承认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独立且平等的两个知识门类。但又让一同归入了C大类“社会科学总论”之下，无疑是表示人文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不仅在语义上有自相矛盾之处，也违背了前文所述“人文学科”不能被叫做“人文科学”的论点。
C大类在《中图法》中名为“社会科学总论”，再加上排列位置，编者们无疑认为其对D，E，F，G，H，I，J，K类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但C8/97中的统计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等等在C大类中的出现应该被坦承为《中图法》编写过程中不得已而采取的折衷手段。[10]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何以对I大类的文学和J大类的艺术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如按某些观点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在社会中进行，故社会学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人类乃至全体生物的交际活动都必须要以语言或者符号为依托，那么语言学、符号学是不是比起社会学更具有普遍意义从而应归入C大类呢？这显然是荒谬的。
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对世界图书馆分类学有重大影响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以下简称“DDC”）和欧美不少大学图书馆采用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以下简称LCC）。在DDC和LCC中，尽管没有“humanity”的出现，但都把文学、艺术、语言、历史等立于社会科学之外，予以和社会科学平级的设置。[11]中国引入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舶来概念，却没有在图书分类实践中借鉴西方分类法的特点。在中国特有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分类法体系里生搬硬套西化的术语，必定会出现上述不妥之处。
四、结语
虽然图书分类与学科分类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图书分类必定要以学科分类为基础来进行设计。《中图法》作为中国范围内使用最广的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不仅为图书馆馆员的工作进行指导，其产生的文献分类效果还会对人们的认知进而对人类知识体系及产生巨大影响。[12]针对《中图法》最理想的修改无疑是在C大类“社会科学总论”和N大类“自然科学总论”之外再设立一个“人文学科总论”，将人文诸学科列于其后。然而考虑到和现有分类法的差异，这一举动会给各图书馆产生巨大工作量而变得不切实际，故而可行的办法是把C大类的类名变更为“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总论”。这样就扩大了类名涵盖的范围，增强了类名所表达的准确度，是较为现实的措施。
【注 释】
[1] 周程.“科学”一词并非从日本引进[J].中国文化研究，2009（02）.
[2]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3.731.
[3] 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J].中国科技史料，1981（03）.
[4] 本文所有英语单词释义皆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09.
[5] 李田心.汉语错误译名“社会科学”源于日语[J].科学中国人，2014（07）.
[6]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M].三联书店，1988.3.
[7] 刘大椿.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社会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
[8] 选集[M].东北书店，1948.943.
[9]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使用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139.
[10] 田素梅认为，受苏联教条影响，解放后我国没有将社会学为独立学科，所以1971年开始编制的《中图法》也没有专门的社会学类目。社会学重建之后，由于类目结构限制，无法再为其专设大类，故唯有在“社会科学总论”中以三级类目形式增设。参见田素梅：《两部分类法中的社会科学类目体系比较研究》，《图书情报工作》1998（4）.
[11] 2004年的DDC十个大分类是：000-计算机科学、资讯与总类，100-哲学与心理学，200-宗教，300-社会科学，400-语言，500-科学（自然科学），600-技术（应用科学），700-艺术与休闲，800-文学，900 -历史与地理（含传记）。LCC的26个大类是：A总类，B哲学、心理学及宗教，C历史学及相关科学总论，D世界史（除美国史），E美国史，F美国，前英属，荷属，法属美洲和拉丁美洲地方史，G 地理、人类学、休闲活动，H社会科学，J政治学，K法律，L教育，M音乐，N艺术，P语言及文学，Q科学，R医学，S农业，T技术及工程，U军事科学，V航海科学，Z 目录学、图书馆学.
[12] 图书馆分类法是人类思维的产物，但是图书分类法反过来对人类思维也会造成影响。参考傅荣贤：《近代图书分类西方化及其对传统知识体系的重构》，《图书馆建设》2014年11月。傅氏提及内容虽于本文无直接关系，但却同样说明了分类法对思维观念、知识体系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的效果很难用“积极”、“消极”一类的范畴去考量，但一定会对客观规律的认知造成主观上的扭曲.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艺术学理论；艺术研究；学科体系；范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全社会对于艺术生活和文化消费的广泛和强劲的需求，这既从经济社会层面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文化遗产和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新问题，又从文化艺术层面提出了艺术行业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艺术行业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艺术行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艺术行业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新命题。这种强劲的社会需求作为一个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不仅仅体现为对文化建设实践的推动，而且体现为对艺术研究、文化理论创新的要求。特别是近30年来，由于文化体制改革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艺术领域出现了实践创新先于艺术学界理论创新的现象，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和学术“需求缺口”。因此，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研究决定，将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设置为第13个学科门类，成为与自然科学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互补共进的学科门类。这对于艺术学学科发展和学理建构都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的发展业已从单纯学术层面进入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艺术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成为连通学界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枢纽。
一、艺术学学科的体系建构和传统学科体系的现代转型是当前两大命题，完善学科结构是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了艺术学学科评议组，并拟定了音乐、美术、戏剧等学科目录。1997年，原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办进行学科目录调整，在文学门类下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括了艺术学（即艺术史论）、音乐学、美术学、电影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设计艺术学8个二级学科。2011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艺术学升格成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5个一级学科。经过14年的“独立论争”，艺术学作为大学科门类的合法性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艺术学学科的独立设置，是艺术学界期盼多年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与艺术学界多年的努力特别是众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是分不开的。传统史论研究一直是我国艺术学领域的学术优势和学科优势，正是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界坚实的“史论”研究成绩成为了支撑艺术学学科实现独立建构的基础。近十年来，艺术学各分支学科的史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出现大批重量级史论类成果，如《中华艺术通史》《中国艺术史》《中国艺术史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戏曲通鉴》《中国近代戏曲编年》《中国电影图史》《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等。这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论类著述相继问世，特别是文化部主持的、举全国艺术学界之力、持续三十年接力完成的“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在“十一五”时期全部面世，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文化长城”，由此构建了中国艺术学作为大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条件。
2011年艺术学科门类的确立，也标志着艺术学界关于艺术学科建构的论争告一段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总体上被归入“一门类五学科”的学科框架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学学科建设任务的完成，除艺术史论之外的数字艺术、艺术经济、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等，仍然处于快速成长过程中，并表现出鲜活的实践性。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学学科而言，如果艺术学界仍然按照惯常的传统研究思维，遵从逻辑演绎和实践归纳的方法论路径，艺术学的理论研究就难以突破仅仅依靠史论成果支持学科建设的故道，也就难以实现与当代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线实践紧密协同，也就难以实现当代艺术学科建设的现代转型。
2011年中国艺术学科的“独立化”，既是艺术学科本身建设进程的逻辑结果，又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大背景催生的产物。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从依附或混杂于哲学、美学和文学等人文学科门类，到逐渐走上本体自觉的道路，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其背后的原因是，艺术能否成为学科性的研究对象，取决于艺术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和艺术消费主体对艺术产品的需求程度。艺术学科独立化的过程既是艺术被社会“发现”的过程，也是艺术本质在现实生活中呈现的过程。艺术学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和独立，不同于西方艺术学从美学中自然进化、逐步成熟的独立性进程，而是由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协同性进程所决定。近代西学东渐的一百多年来，中国艺术的现实样态、艺术理论、艺术教育和艺术经济等已经不再是孤立的民族艺术自身的发展，而是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文化消费需求，成为艺术学学科独立化的宏大背景。如果将中国艺术学的快速发展置于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与中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现实场域中来观照，人们就不难看出：艺术学科的发展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艺术学科建设的紧迫要求，又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规模交融交锋交流的必然结果。当然，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兴起具有其他学科不具备的本土性特点，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统遭遇现代生活方式结合而生的“文明之花”。
2014年，作为艺术学科升格过程亲历者的于平先生在其《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一书中，对艺术学学科的独立化进行了评述。他认为，艺术学学科“独立战争”之所以历时弥久，在于“逻辑理性”的水到渠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实际”的瓜熟蒂落。例如我国学界对于艺术学的学科结构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大多是参照文艺学的学科架构，提出了艺术学的“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三维架构理论。如池瑜《现代艺术学导论》认为，艺术学主要研究艺术的理论、艺术的历史和艺术的批评。黄宗贤《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一书中也认为，艺术学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三大部分组成，艺术原理是理论性的艺术学，艺术史是历史性的艺术学，艺术批评是应用性的艺术学。于平先生认为，目前我国的“艺术学理论”还无法建立起一个能有效统摄各艺术样式学理建设的框架。他提出以“史、论、术”三层次来架构我国艺术学学科体系结构。
2011年10月14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文化部艺术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提出，要抓住艺术学升格的机遇，把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总体安排分解为切实有效的各项具体工作抓手；务必努力做到高层次专门人才与职业艺术人才培养的双向发展，艺术理论成果与艺术实践成果相得益彰；务必要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达到艺术理论建设与解决现实问题的高度统一。其中的意蕴很明确，艺术学升格既为艺术教育、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遇，但也对艺术学界提出了多层次人才培养、理论联系实际、落实工作抓手等更高的要求。
作为对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回应，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基于“大文化艺术”范围调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的分类，设置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戏剧（含曲艺、木偶、皮影、杂技、魔术）研究，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研究，音乐研究，舞蹈研究，美术研究，设计艺术研究和艺术文化综合研究共类研究领域，并据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艺术项目研究指南。2013年，又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重大招标课题。这些重大招标项目均以应用对策研究为导向，这一举措吸引了优质文化艺术研究资源向艺术学领域汇集，既进一步明确了艺术学学科各个主要领域的研究方向，形成了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目标指引；同时又推动了艺术学科研究由基础研究领域向社会实践领域、由理论研究领域向创新应用研究领域的转轨。
二、艺术范式与文化范式是当代艺术学科建构的两种基本方法论，文化范式的建构体现了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发展要求
艺术学研究中，众多学者对于艺术范式的运用熟稔于胸。他们从传统艺术学科分类和艺术本体性这两个维度出发，探讨艺术学科的独特性，讨论艺术学何以成为艺术学科背后的原因，并在艺术学的二级学科层面形成了众多的理论研究成果。王一川教授概要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多年间中国艺术学科发展状况，重点描述艺术学目前通行的艺术学（艺术史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戏曲学、舞蹈学、数字艺术学、书法学、建筑艺术学共11个二级学科的发展状况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艺术学界在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美术与设计艺术、戏曲、曲艺、音乐、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舞蹈、杂技与魔术等学科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各个学科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成果日益丰硕，学术水平逐步提高。
艺术学界运用艺术范式，首要的目标是要厘清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科学、艺术与文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建构艺术学作为学科体系的独特性。当然，这一命题也是世界范围内艺术学界论争不休的议题。长期以来，尽管学术界质疑艺术学科独立性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但20世纪以来的百年间，支持艺术学独立发展的观点仍然是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主流。我国著名学者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撰文支持艺术学独立，其主要观点为：“美学之范围，不足以包括一切艺术，故艺术学之名遂脱离美学而独立”。除了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外，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也一直争议不息。尽管有众多学者认为，艺术与科学本身是孪生兄弟（如李远哲等人），但范曾先生却认为，艺术和哲学本是两片水域，哲学不是艺术之母②。艺术本身不是科学，艺术只遵循美学，而与科学无缘。
就艺术学的研究理路来说，作为学科建设的当代艺术学研究面临两大方法论路径的选择。王文章教授指出，我们缺乏对自己艺术具有严密逻辑论证和系统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和把握。建构中国的艺术学，要在对中国艺术本体及其呈现形态（不同样式、种类、体裁及风格）内部规律的揭示中，表达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同时，要注意概括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这里，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特性”的把握是艺术范式要解决的问题，而要总结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艺术的时代特征”，则要建构艺术学的文化范式③。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最典型的时代特征，就是中国社会文化系统的大改革、大转型和大发展。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框架下确立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软实力建设、现代文化市场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新课题大量涌现在艺术学者的面前，迫使艺术学界要用超越传统艺术范式、用新的研究方法论形成新的研究成果，以对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及时回应。这即是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范式所承载的工具性价值。建构文化范式的背后，是中国艺术学关注焦点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体现了艺术研究与文化研究“汇流”的新趋势。艺术学科的现代转型体现了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对艺术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进入21世纪以来，艺术学理论研究要面对现代、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众多艺术新现象、新现实和新实践的挑战，要快速超越艺术学领域的“世纪性困惑”，必须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诠释以克服传统艺术范式的解释局限，要对数字信息化时代的艺术发展前景作出科学的前瞻和理论预测，这些都必须超越传统艺术范式的层面。事实上，如果单纯以艺术范式来总揽我国近年来的文化艺术行业实践，已经难以完全解释动漫产业、数字媒体艺术等新兴行业的崛起。在边缘领域和交叉领域，历史学、经济学、软件工程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已经渗透到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中，正在迅速拓展传统艺术学的范围。就动漫产业而论，近年来即出版了系列专著，如《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动漫产业》《世界动漫产业发展概论》《世界动画史》等；随着数字化媒体技术的迅速扩张，新媒体艺术也快速进入到艺术学研究领域，形成了系列成果，如《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史纲》《数字媒体与艺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史》《新媒体艺术透视》《新媒体艺术论》等。
基于这种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化艺术领域，艺术学的文化范式业已被一些敏锐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集中体现在艺术社会学（或文艺社会学）、艺术经济学和文化艺术管理学等多个领域。这几个学科领域因其与经济社会实践紧密相通的特性，得到了艺术学界更多的注意力，从而将艺术研究领域推到了大文化经济社会研究领域，并由此推动了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第一，一些学者集中讨论艺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形成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面对现代高新科技的巨大冲击和社会文化消费方式的快速变化，无论是基于国家意识形态还是本土文化传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不得不令人关注。在多元对话语境中，重建文艺社会学具有广阔的理论需求和实践空间。在“重建文艺社会学”的口号下，艺术学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宋建林《艺术社会学导论》（2003年），周平远《文艺社会学史纲》（2005年），姚文放《现代文艺社会学》（2007年），司马云杰《文艺社会学》（2007年），滕守尧《艺术社会学描述》（2008年），王列生《文艺人类学》（2008年），方李莉、李修建《艺术人类学》（2013年）等。李普文的《超越实验》（2008年）、刘金龙《艺术社会学研究的多维度审视》（2009年）等人提出，所谓重建，就是要重新梳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社会学建立在新的哲学社会学的理论之上，从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探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维度。张晓刚《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2009年）认为，以文本为中心的理论批判的艺术社会学和以艺术社会机制为研究重点的经验的、应用的艺术社会学，对于艺术社会学学科建设来说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宋建林《当代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新世纪以来艺术社会学研究状况》（2013）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由“审美”向“文化”转型，艺术社会学出现了与文化研究合流的新动向。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2013）认为，新兴的文化研究突破了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支配地位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模式，是一种经过重建的文艺社会学，它建构了一种超越自律与他律、内在与外在的新的文艺―社会研究的方法。
第二，一些学者集中讨论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形成了艺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艺术经济学是研究艺术生产和消费活动整个过程的经济规律的学科，是艺术与经济两种研究范式融合的结果。从2006年开始，赵力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包括《艺术财富》（2006）、《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自2009年起，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而以艺术经济学专著面世的，先后有顾兆贵《艺术经济学导论》（2003）和《艺术经济原理》（2005），林日葵《艺术经济学》（2006），庞彦强《艺术经济通论》（2008）。王家新、傅才武《艺术经济学》（2013）则汇集众家之长，力图提出有关艺术经济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话语体系和概念范畴，在此基础上讨论建立富有特色的艺术经济学的基础解释框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三，一些学者集中探讨艺术和文化的关系，形成了艺术文化学的研究范式。
就学术范式而言，艺术文化学主要研究人与文化、艺术与公众、艺术与宗教、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性别等关系，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艺术学研究领域的交叉学科。艺术文化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到20世纪90年代，徐岱和杨春时分别出版了《艺术文化论――对人类艺术活动的多维审视》（1990）和《艺术文化学――超越的文化》（1990）。随后又相继有潘泽宏《艺术文化学》（1992），丁亚平《艺术文化学》（1996），席扬《艺术文化学：理论与实践》（2001），李豫闽《艺术文化学》（2005），操奇、朱《艺术文化学》（2011），黄永健《艺术文化学导论》（2013）等。丁亚平认为，艺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重点要关注艺术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主题形式、美学取向等审美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文化学是一种艺术哲学，更是一种文化哲学，是一种文化诗学。操奇认为，艺术文化学的研究有利于导致人、文化、艺术整体观念的变革，促使文化、艺术研究更加具有反思精神、实践意识，更加注重与现实的联系，更多地关注艺术文化主体的存在状态以及实践形态，这必将突破传统上艺术研究的孤立性和个别性的“自闭”方式，从而可以使学术边缘化的“艺术学”研究走向一个科学的研究轨道。
第四，一些学者集中讨论文化艺术行业与国家战略管理、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关系，形成了文化艺术管理学的研究范式。
这一研究范式，旨在通过考察和借鉴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的国内外文化艺术发展经验和路径，对文化艺术发展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宏观构想。这一研究领域内容宽泛，包括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如《中国文化战略与安全研究》（王佐书，2007）、《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邓显超，2009）、《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李昆明、王缅，2009）、《国家文化治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胡惠林，2012）。2010年，由叶朗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构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方面，文化部社图司、中国文化报社主编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论丛》（2005），是关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初的理论探索成果；由深圳学者集体撰写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06）、《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2011），王列生、郭全中、肖庆合著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论》（2009）等，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理论框架的建立及政策设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韩永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启示》（2013）、《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历史叙事与理论反思》（2014），系统地回顾并客观描述了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35年的历程，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全面总结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归纳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各阶段的特点。傅才武等《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路径与理论模型》（2009）、《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性质变迁与政策意义》（2012）、祁述裕等《中国文化政策研究报告》（2011）和于平、傅才武主编《中国文化创新年度报告》（2009-2014系列）等总结分析了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和文化政策的基本特征，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宏观愿景。
此外，一批艺术学者、文化学者和技术官员集中讨论文化与产业的关系，形成了文化产业的研究范式。其间，文化产业中的大部内容与艺术行业相关，也涉及到艺术学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如张晓明等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胡惠林《文化产业学》《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新文化变革》，花建《文化产业的集聚发展》，祁述裕《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顾江《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遗产经济学》，李怀亮《国际文化贸易概论》，张玉国《文化产业与政策导论》，欧阳友权《文化产业概论》，蔡尚伟《文化产业导论》，皇甫晓涛《文化产业新论》，傅才武、宋丹娜《中国文化市场的演进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孟航《中国文化产业的西部模式》，刘吉发等《中西方文化产业比较研究》，宋奇慧《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研究》，王广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策略系统研究》等。还有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产业论丛”、陆地主编的“世界文化产业丛书”等。近十年来，我国出版的文化产业相关著作不少于50部。这些学术成果的面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艺术学研究的文化范式转向。
艺术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胡智锋教授（2011）认为，当前无论是政府和社会，还是高校自身，都越来越关注艺术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功能。艺术学本身的研究涉及国家创新的方方面面。正是这种强烈的社会经济需求，推动了艺术学研究从艺术范式向文化范式的转向。部分艺术学者、文化学者和经济学者及时跟进，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在不放弃其原有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快速进入到紧贴时代需求、针对文化实践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领域，形成了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
艺术学研究的文化范式转向，也与十七大以来确立的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有关。国家文化发展繁荣战略的实施，将艺术行业纳入到国家战略框架之内，要求从学术和理论层面重建艺术行业与国家文化战略之间的关系，明晰艺术行业在国家战略之下的改革发展目标与路径。这一社会大背景对于艺术行业的要求，学者于平等人有着深刻的体会。2014年，于平教授推出的《艺术学的文化视野》，即包括了对文化自觉、文化软实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强国建设、国家形象的文化担当等一系列问题的系统阐述。并且，力图在艺术学研究的艺术范式与文化范式之间，建立一种转换的路径通道。如学界关于演艺文化的“本体”的讨论，本是艺术范式的核心内容，但于平教授却别用文化范式来解释“本体”的内在本质，从而建立起两种范式的转承联结。他认为，“本体”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自在物”，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是这一过程中无数个“具体”面对自己的时代课题和历史担当去开拓和建构的过程。这就为艺术行业人员深入理解演艺产业的本质、推动演艺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总之，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的升格及其研究范式的转向，既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要求，又体现了艺术学界的理论自觉。
王一川教授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立，成功地把现代中国人的普遍性艺术探究热情和古代中国人对多种艺术现象的总体把握传统加以体制化，为我们与西方艺术学界对话提供了一个合法性身份话语，并开辟出广阔的理论建设空间④。一方面，这种巨大的建设空间为艺术学包含众多的新兴学派和新兴学科、拓展艺术学学科的疆域，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以中西对话的标准来度量我国艺术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用这一标准来定位我们每一位艺术研究者对于艺术学科这一庞大学术体系的学术贡献，则当代中国艺术学界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时期，相对于18世纪以来西方艺术学界日益成熟的学科体系建构，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似乎仍然处于“小儿时节”。当然，尽管目前幼嫩，却具有极大的成长潜力。特别是由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发展和艺术学科升格开辟出来的巨大理论研究空间，需要我们每一位文化艺术学者以一种更加闳阔的学术视野进行创造性劳动，在艺术学的各个专业领域推进学术创新，以形成支撑当代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理论基础。（下转第10页）（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王一川主编《当代中国艺术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毋忘众芳之所在――论20世纪美的误区和古典主义的复归》，范曾《范曾谈艺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③ 王文章《中国艺术学的当代建构》，《艺术百家》，2011年第4期。
④ 王一川《艺术学理论：在体制空间与中西差异中探路》，《艺术评论》，2014年第1期。
Transformation from Art Paradigm to Culture Paradigm： New Trend of Art Studies in Early 21st Century
FU Cai-wu
（Research Centre of National Cultural Innov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社会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较之其它学科更能全面、整体地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理论创新、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这一学科功能源于社会学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即更具有整体性、传承性、创新性、对策性及应用性。从社会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与实践结果来看，它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理论与方法，亦具不可替代性。
一、认识世界的全球社会学更具整体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众多的新发展。[1]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即东西方国家及区域间的比较、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国家间的比较，找出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间的异同、发展差距、经验和教训。社会学则以其理论的跨国性把全球化首先定义为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继而发展到涵盖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我国的全球社会学理论拓宽了社会学自身的视野，已呈现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向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事实上所走的就是一条全球化的道路，它所研究的重点包括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现代性与现代人格研究，特别是从文化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融合、文化的经济力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社会结构安排的比较中，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2]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缩短了时空距离，地球作为一个大社区已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网络社会，人们产生了共生共享的互动理念，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增强了，谁缺乏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缺少全球化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谁就会被动挨打，谁就会处于落后和失败之地。因而不能不说，社会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中，在认识世界方面已先行一步。
二、传承文化的实证社会学更具综合性
尽管社会学自身的发展只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在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化发展的比较方面，已充分发挥了传承文化的功能。文化社会学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追踪研究、人类学的资料采集以及借鉴历史考古等方面的实证成果，对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等众多的文化门类和现象，都有独特精要的研究。社会学家已进入以往主要由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构成的文化传承行列。
从传统到现代，立身于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对文化研究更具综合。无论是文化的“冲突论”还是文化的“融合论”，无论是文化的“异质论”还是文化的“趋同论”，名目众多的文化论说更多地缘于考察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任何文化首先都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也都有共性和差异，值得传承借鉴的是优势文化，需要淘汰的是劣势文化和不良文化。这好比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既要学习使用世界性语汇，又要继承捍卫民族的语汇一样。社会学不仅研究主流文化、次文化（衍生文化），同时也研究副文化（反主流文化），在弘扬主流文化、批判和抵制不良文化方面尤有贡献。
文化社会学在域别、国别、族别，在不同年龄群体和不同群体当中所进行的大量实证和个案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价值论及文化价值学说的内容，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和载体。特别是对现代文化如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宗教文化、影视文化等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
三、创新理论的宏观社会学更具前沿性
21世纪开辟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互联网络信息遍及全球的千家万户，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办公的信息图像由单向、双向传输发展到多向多维传输，人们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和革命，迫使人们必须要进行理论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和解释飞速变幻的时代。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为己任的社会学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对社会发展的宏观、微观领域进行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行观念、机制和体制创新。
宏观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不同群体、不同社会制度、体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与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法律等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活中诸多制约因素和社会矛盾的考验。这一切，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舞台；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学工作者现实地承担了应有的职责。当代中国社会学必须进一步积极适应社会发展实践对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需要，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主要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推动理论创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提升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水平服务，充分发挥在此相关领域的学科作用。
四、咨政育人的应用社会学更具对策性
运用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理论来解决众多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是应用社会学的主要功能之一[3]，由于应用社会学比较注重方法的研究，包括社会统计的一整套定量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因而由社会学家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咨询建议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应用社会学工作者素有社会建构的工程师和社会病医生之称，他们特别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所谓社会学的“中距理论”亦称“中层理论”就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事实上，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本身，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客观上要求社会学必须将很大注意力放在城市发展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学的城市社会研究正逢其时，开展了包括城市生态研究，城市化道路研究，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城市人口和不同社会群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研究，城市家庭与生活方式的研究，社会问题及社会控制的研究，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等问题的应用性和综合性研究。
在农村研究方面，应用社会学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诸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的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现的形式都已进入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尤其关注农村的穷困问题及相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建设。
在企业发展方面，应用社会学注重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果，市场的伦理基础，企业外部环境和以企业首脑、人际关系、职工积极性、企业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政府职能、企业的功能和角色、企业发展的法规环境和制度保障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的成果。
应用社会学研究的广泛性、调查的科学性、论证的严密性、预测的准确性和对策的有效性，更加充分发挥了社会学的描述功能、阐释功能和预测功能，从而为咨政育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五、服务社会的分支社会学更具专业性
应用社会学学科中囊括了许多专业性很强的分支社会学。这些学科在研究和分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具体的社会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层面主要关注的有如下问题：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社会、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后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等等。
在文化层面，文化社会学研究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整体上引发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给大众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承受力带来巨大震动和影响。当前文化市场刺激了大众的文化消费，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尽管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给社会发展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在这一题域中，社会学有关文化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的研究也直接为社会服务。
在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快，要求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社会政治的稳定问题，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结构与功能运作的机制，现代化发展中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问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都是服务于政治社会的。
综上所述，社会学研究的功能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职责紧密相关，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学功能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五项职责已成为社科工作者的研究方向和检验学科建设成就的指标，只有努力完成这五项职责，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界为了更好地担当起这五项职责，充分发挥社会学的研究功能，还应在学术环境、科研条件、政策规范等诸多方面给予支持和保证，要推出名家品牌，多出精品力作；增强科研队伍的凝聚力，切实解决社科工作者的实际问题；积极引进竞争机制，主动输入新鲜血液；保证学术公正性，抓好科研管理以及加快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早日实现科研手段的现代化等。
【参考文献】
[1] 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关键词：自主性，关系，“共谋”，批判
引论：一、中国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中国学界与外部同行接触及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中国改革进程与社会转型过程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将在未来发展的进程之中获得更多的理论资源与现实动力。但是，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曾经指出的那样，“不过，中国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及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显然不是上述外部环境所能决定的，换言之，这些外部环境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助益性绝不是当然的。这里不仅涉及到学术研究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学术界在面临其他场域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的支配下不断获取强势地位的情势中如何营建并捍卫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更涉及到生存于这一环境之中的中国学术界能否保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去直面这些关系的问题。”[1]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都是围绕着我反复强调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2]这个核心问题而存在的。因此，我将把“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设定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在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缺失自主性这个问题，因为对后者的回答乃是我们对前者回答的一个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于大约十年前就在《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长文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文的讨论实是以前文为基础的。但是我在承认前文观点有效性的同时认为，就回答“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而言，前文的观点并不充分，不仅需要加以反思，而且还迫切需要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或补充。正是这一判断，构成了本文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考虑到本文是对前文观点的修正和推进，本文的论述也将据此采纳如下的分析安排：除了导论引出本文的论题以外，第一部分将首先以扼要的方式重述我在《思考》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和结论。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亦即在对前文观点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的问题；经由此一问题的讨论，我将确立认识这个问题的“关系性视角”。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我经由此一问题的探讨而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具有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三是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问题；透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主张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批判扩展到对学术制度的批判，亦就是从对社会科学知识的批判扩展至对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机器的批判。在第三部分中，我将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把关注点真正从外部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内部所实施的各种“共谋”关系，亦即通过对“共谋者”的重新界定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各种“操作”或“玩弄”中国学术制度安排之腐败实践之间的“共谋”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作为本文的结语，第四部分则将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下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极其重要的几项使命。可否省略此处？
一、 ——《思考》一文的基本观点与结论（删）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便在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致自主性这个问题。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此前三十年间社会科学知识意识形态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基本丧失的状况。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大体上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学科性建设”[3]和“知识分子心态和品格”[4]这样的设问方式来展开的：前者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的努力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后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知识者古即有之的“入世”心态的检讨以唤醒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与品格。可以说，这两个向度的努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
关于这种设问方式，极其明显地反映出了当时特定情势对人们设问角度的规定，然而，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却表明，这种设问方式对于认识或解决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基本的”。[5]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追究，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更为重要的恐怕还不是这种设问方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而毋宁是在根本上支配这种设问方式的某种思维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因为所谓设问方式以及经此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相关的思维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问题结构所支配的。简而言之，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那种视外部性因素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之关键因素的思维方式。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提出的问题所含的预设至少存在着如下的问题：第一，尽管它在表面上就意识形态及知识分子的“入世”人格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影响这个问题做出了否定性的主张，但实质上却反映出了其在更深的层面上强调知识生产外部因素对知识及其生产活动的决定论式观照。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切割掉了社会科学研究内部的向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用逻辑的事物替代事物的逻辑”的方式，而更为紧要的则是这种逻辑实是一种“你死我自然活”的零合博奕逻辑。这种思维方式在经验层面上的展开，完全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即在上述外部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解决的时候，有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自主性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关注，甚或没有得到改观。第二，作为基本上对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不意识的一种逻辑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使人们去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合理性问题，或者说只能够使人们在基本上不考虑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以及这种知识增长的规定性的境况下诉求学术制度的恢复和建构，从而致使种种对学术制度的诉求滞留于形式层面。更进一步讲，本来为了抵御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因素对社会科学的干预而建构的那些学术制度，结果由于对建构学术制度的学术判准的不意识，而使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依旧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制度之中，并透过这些制度而展现出社会、经济及政治等需求在另一种形式下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无处不在的渗透和支配。第三，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考，不仅一方面因中国知识分子对那些旨在试图摆脱各种外部性因素之支配的学术制度的当然认定而忽略了对它们本身的分析和探究，而且在另一方面更是从根本上遮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自身的研究中与这些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及政治等外部需求的学术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彼此依赖而互为强化的关系，从而无从洞见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各个场域间所存在的紧张和冲突。[6]
正是透过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分析，促使我在《思考》一文中主张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亦即“转换我们对此一问题的那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透识一个深层且棘手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办法是‘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从炼金术的思维方式过渡到化学的思维方式一样。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对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进行思考时，必须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打通这两种思维方式，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7]
经由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我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能仅通过确立学术制度以抵抗僵化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些学术制度是否具有真正的学术性质，或者说还取决于我们对学术判准的认识。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品格的转换而得到解决，因为向“出世”品格的转换，有可能导致其与社会科学这种关注社会与人的知识品格发生根本的紧张。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社会问题时是否能够严守科学的学术立场。据此，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第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间关系的问题；第二，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从某种角度看乃是其他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第三，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知识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和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8]
二、关系视角 世界结构 制度批判——对《思考》基本观点的反思和推进（一）
（1）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认识角度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经由否弃当时盛行的只强调外部性因素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影响的单向度思维方式而主张“从外部性的向度转向内部性的视角，……进而从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出发去探究这两者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9]然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当时采用的“内部性视角”这一说法并不妥切，实际上更为确当的乃是一种“关系性的视角”。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社会世界里，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不可能不受到来自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的影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必须强调指出，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对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具有影响的事实，并不能够使我们当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正是这些影响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缺失了它应当拥有的自主性。在我看来，外部诸场域对学术场域之宰制的形成，在当代的社会中主要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所谓的“被动者”转变成了“主动者”以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中国知识分子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之间进行形形色色的“共谋”所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换，才一方面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需求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生产——当然也致使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运作逻辑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还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未经批判的“复制”或“消费”。[10]
据此我认为，我们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建构起一种“关系性的视角”并以它作为我们的认识路径，因为惟有根据这一视角，我们才有可能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简单地追究任一单方面的原因，而会把我们的视域扩展至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问题。显而易见，这种“关系性的视角”彻底否弃了中国学术界所盛行的要么“外部”要么“内部”的“单向度”视角：依据“外部性视角”，我们充其量只能经由一味地指责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乃至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宰制而陷入一种简单的“反抗”逻辑之中——然而我们知道，“反抗”却往往不意味着解放；而依据“内部性视角”，我们则充其量只能经由空泛地指责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品格和缺乏“独立精神”而陷入一种与社会科学知识之性质更为基本的紧张之中。
（2）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向度问题。
我必须承认，在撰写《思考》一文的时候，我确实忽略了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尽管我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问题，而且还专门撰文探讨过这个问题。[11]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毫无批判的接受，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还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处理，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带上了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12]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比如说，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规定了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比如说，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同时我们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研究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而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一定程度上就更容易出版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结果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则大大超过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可见，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经由在中国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3]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而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据此我认为，就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情形而言，学术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会涉及到两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所涉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实际上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向度所涉及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世界结构下必须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在我看来乃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14]
（3）关于知识生产机器的认识和批判问题。
我在《思考》一文中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那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共谋”所致。换言之，正是由于他们在其研究中未能科学地建构研究对象而致使那些非科学或前科学的东西渗入进了社会科学之中，进而侵损了中国社会科学应有的自主性。据此我在当时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科学场域与其他场域间关系的自觉的基础上，应当首先在其自身的具体研究中对日常性常识及学究性常识加以彻底的质疑并与之决裂，进而科学地建构起研究对象，通过科学的智识资本增进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简而言之，这里的关键是这样两个论断：一是“共谋者”主要是那些因科学资本甚少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首先通过研究对象的科学建构来捍卫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谐文化；咨政育人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关系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回答和深入思考、探索的极其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一、把握嬗变的时代特征，正确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带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到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高度分散，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交织与冲突。正确处理一元与多元关系是我们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除了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外，更重要的是开发和利用好制度资源。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制度，保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受到冲击。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尤其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变迁，统治资源逐步从土地、暴力、资本、财富向知识、能力、信息、技术的转化，从有形资源到无形资源、从可控到不可控资源的转换，对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带来巨大冲击。在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区域性、国家性特征减弱，开放性、全球化特征明显增强，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纷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形成无疆界市场，对国家主权带来威胁，国家控制力和意识形态导向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后，社会主义阵营相对一致的话语体系被打破，共产党执政国家之间的党际关系不得不转向与更多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对话交流，彼此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我国正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向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经济强国转变，引发了敌对势力的不安和恐惧。许多国家将我国视为现实敌人或潜在威胁，通过经济制裁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阻挠我国的发展将会不断出现。
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清醒地认识面对的新情况、新特点，意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作用。
二、坚持一元的指导思想。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渗透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关系着一个民族基本价值观的传承和维系。作为拥有l3亿人口的大国．可以没有崇拜的偶像，但不能没有崇高的信仰和正确的理论支撑。这个信仰就是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正确理论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这个共同的信仰追求和理论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倾覆，整个社会思想就会混乱，政局就会动荡不安，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人民就会不知何去何从。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我们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但有一条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方法是多元的，但指导思想应该而且必须是一元的；研究的理论观点可以林林总总，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不少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这是很有必要的。但由于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基础不够扎实，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一些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一是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一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坚持；二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无视时问、地点和历史条件，把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断当作一成不变的普遍真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不顾变化的时代和历史条件，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三是实用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作完整理解、深入研究，片面地搞“活学活用”，“不重理论武装，重理论包装”，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四足怀疑、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不再管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个理论学派而不是指导思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始终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必须花大力气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包括现实的和历史的，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借鉴现代西方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澄清人们的错误认识，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力行“双为”的价值取向．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发挥这些作用有两个途径：一是宣传途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人类文明成果的讲授、宣传，使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指导实践；二是研究途径，通过对当前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解答人们思想认识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这两个途径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取向。国家支持、人民期待，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工于名利，浮躁不安，浅尝辄止，将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国家。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取向，必须采取扎实有效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要善于把握思想活动的特征，不断增强理论教育的渗透性。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凸显。青年学生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他们，十年、二十年后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后继无人。党政干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整体素质高，自主思考问题、主观取舍能力强，思想观念变化的节奏及思维能力和方式也与一般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无论对青年学生，还是对党政领导干部，都需要我们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理论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渗透其中，使其成为思想的觉悟、行动的自觉。二要严格遵守“研究无禁区，讲坛有纪律”的要求，不断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主旋律。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教学中要把科学理论讲准、讲对、讲正，而不能讲偏、讲邪，杜绝把一些不正确的甚至情绪化的东西附加在科学理论上的现象发生。三要加强“七个深入研究”，不断提高理论研究的精品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要顺应实践发展要求，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动摇，增强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自觉性。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要着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七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他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体系；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在研究中，要按照“精品”和“管用”的要求，以人民的福祉为科研的价值目标，在竭诚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价值。四要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力。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使基础研究成果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咨询价值。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通过制度建设，改革科研评估体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再次，要正确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教学工作中，要以科研为支撑，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和课堂效果，特别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科研工作中，要以应用为导向，注重原创性，注重实际价值，鼓励多出优秀成果，并尽快转化为教学内容。五要深入研究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文化。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条件。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四、按照“三创”的精神内涵。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社科工作者队伍
目前，全社会都在大力弘扬“创新、创业、创优”的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全力推进“两个率先”(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三创”精神同样适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建设要求。创新，就是要求社科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理论；创业，就是要求社科工作者把自己的学术追求融入到党的理论建设中，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恪尽职守，努力进取，攻克科研难题。创优，就是要求社科工作者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勇于创新，不断创造优秀教学和科研成果，服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三创”精神要求社科工作者必须政治合格、功底厚实、学风优良，做到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坚持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成为对祖国和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谐文化；咨政育人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关系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回答和深入思考、探索的极其重要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一、把握嬗变的时代特征，正确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带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到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高度分散，必然带来意识形态一元化与多元化的交织与冲突。正确处理一元与多元关系是我们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除了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外，更重要的是开发和利用好制度资源。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法律制度，保证和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受到冲击。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尤其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变迁，统治资源逐步从土地、暴力、资本、财富向知识、能力、信息、技术的转化，从有形资源到无形资源、从可控到不可控资源的转换，对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力带来巨大冲击。在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区域性、国家性特征减弱，开放性、全球化特征明显增强，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纷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形成无疆界市场，对国家主权带来威胁，国家控制力和意识形态导向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后，社会主义阵营相对一致的话语体系被打破，共产党执政国家之间的党际关系不得不转向与更多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对话交流，彼此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我国正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向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经济强国转变，引发了敌对势力的不安和恐惧。许多国家将我国视为现实敌人或潜在威胁，通过经济制裁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阻挠我国的发展将会不断出现。
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清醒地认识面对的新情况、新特点，意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作用。
二、坚持一元的指导思想。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渗透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关系着一个民族基本价值观的传承和维系。作为拥有l3亿人口的大国．可以没有崇拜的偶像，但不能没有崇高的信仰和正确的理论支撑。这个信仰就是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正确理论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这个共同的信仰追求和理论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倾覆，整个社会思想就会混乱，政局就会动荡不安，国家就会四分五裂，人民就会不知何去何从。在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我们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但有一条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方法是多元的，但指导思想应该而且必须是一元的；研究的理论观点可以林林总总，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不少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这是很有必要的。但由于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基础不够扎实，盲目崇拜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一些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一是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把一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坚持；二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无视时问、地点和历史条件，把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断当作一成不变的普遍真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不顾变化的时代和历史条件，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三是实用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作完整理解、深入研究，片面地搞“活学活用”，“不重理论武装，重理论包装”，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四足怀疑、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不再管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个理论学派而不是指导思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始终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必须花大力气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包括现实的和历史的，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借鉴现代西方理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澄清人们的错误认识，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哲学社会科学，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乃至人类的文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力行“双为”的价值取向．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发挥这些作用有两个途径：一是宣传途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人类文明成果的讲授、宣传，使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指导实践；二是研究途径，通过对当前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解答人们思想认识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这两个途径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取向。国家支持、人民期待，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工于名利，浮躁不安，浅尝辄止，将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国家。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取向，必须采取扎实有效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要善于把握思想活动的特征，不断增强理论教育的渗透性。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意识日益活跃，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凸显。青年学生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引导他们，十年、二十年后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后继无人。党政干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整体素质高，自主思考问题、主观取舍能力强，思想观念变化的节奏及思维能力和方式也与一般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无论对青年学生，还是对党政领导干部，都需要我们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理论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渗透其中，使其成为思想的觉悟、行动的自觉。二要严格遵守“研究无禁区，讲坛有纪律”的要求，不断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主旋律。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教学中要把科学理论讲准、讲对、讲正，而不能讲偏、讲邪，杜绝把一些不正确的甚至情绪化的东西附加在科学理论上的现象发生。三要加强“七个深入研究”，不断提高理论研究的精品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要顺应实践发展要求，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坚持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动摇，增强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自觉性。当前，哲学社会科学要着力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七个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引导他们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体系；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在研究中，要按照“精品”和“管用”的要求，以人民的福祉为科研的价值目标，在竭诚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价值。四要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不断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力。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使基础研究成果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咨询价值。其次要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通过制度建设，改革科研评估体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再次，要正确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教学工作中，要以科研为支撑，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和课堂效果，特别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科研工作中，要以应用为导向，注重原创性，注重实际价值，鼓励多出优秀成果，并尽快转化为教学内容。五要深入研究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文化。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条件。紧紧围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四、按照“三创”的精神内涵。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社科工作者队伍
目前，全社会都在大力弘扬“创新、创业、创优”的精神，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全力推进“两个率先”(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三创”精神同样适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建设要求。创新，就是要求社科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新理论；创业，就是要求社科工作者把自己的学术追求融入到党的理论建设中，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恪尽职守，努力进取，攻克科研难题。创优，就是要求社科工作者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勇于创新，不断创造优秀教学和科研成果，服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建设。“三创”精神要求社科工作者必须政治合格、功底厚实、学风优良，做到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坚持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成为对祖国和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