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3: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旅游文化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 要：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源头，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也面临全面更新和优化。本文在了解大学生对《旅游文化学》课程的需求的基础上，对当前旅游文化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了教学评估。
旅游文化课程必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才能确保课程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如近几年持续的生态旅游热，支撑其发展的文化基础（生态文化），仍处于零散状态，急待研究、整理并充实到课程内容中。旅游文化课程内容没有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及时吸收新的内容，课程内容仍以传统的、历史的文化为主体，对现代旅游有关的其他文化没有或很少涉及。可以说，目前的旅游文化课程内容，仅是中国旅游文化的一部分，课程内容严重缺失，很不健全。
一、课程教学模式探讨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结构框架和程序。近年来我院在进行《文化旅游学》课程教学改革时，主要尝试以下几种教学方式创新：
1．问题启发式
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有计划、有准备地组织学生运用已有知识，结合教学材料通过思考、探讨、交流(分析与争辩)来解决问题，从而完成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模式。讨论式常见的方式有同桌讨论、前后(4人)讨论、小组讨论和全班讨论(或派代表发言)等多种方式，既可以单一使用，也可以多种方式并用。更可以和其他教学方式交叉使用，例如讨论式可以是探究式教学或问题(课题)式教学中的一个环节。Www.133229.cOM
在讨论式教学中，教学材料应是广义的，它包括教材、资料、图表、录像、课件、采访、野外观察中获得的信息。在讨论中师生共同依据系列问题，为解决问题而研究有关信息，在研究、思考与交流中又会受到启发，提出新问题，或将问题引向深入或师生共同得出某种结论、解决某个问题的最佳方案或重要规律。讨论式教学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运用讨论式教学时，需避免放任自流与偏离主题的局面，从而影响课堂教学效率，影响教学进度，其关键在于教师的主导。首先是讨论题的质量，讨论题要富于思考性、前瞻性、难易适中、切中要害、不能是无关紧要或漫无边际。其来源可以是教师拟定；或根据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师生共同拟定。其次，要让学生充分准备，最好提前布置课题，在各自有一定见解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以保证学生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三是发扬民主，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错误的观点、方法。教师参与讨论，但不要过早做出结论，而是适时引导捕捉有利于深入解决间题的沦点，启发学生进一步探讨，最后师生共同归纳得出正确结论。
2．案例讨论式
管理案例教学于20世纪20年代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摸索，哈佛商学院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完整案例教学和管理系统。到上世纪20年代世界旅游发达的国家已将案例教学引入了旅游教育与培训中，并且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我国的旅游教育培训中，有的院校在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饭店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课程的教学中已经引用了案例教学方法，但是，在《旅游文化学》课程中尚未得到普及推广，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到的案例数量也远远不够。许多旅游院校的《旅游文化学》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课堂授课的灌输方式，教材的编写仍然未能很好的利用系统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对于《旅游文化学》这一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传统的教学方式，无疑有较大的局限性，使得我们的学生适应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较差。《旅游文化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型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要求教学能够与实践相结合。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许多专业院校都没有现场模拟教学基地，学生对旅游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课本及教师，而旅游文化学的案例是实践经验的浓缩，是大量典型事例的概括和提炼。案例经过教师的精心挑选，引导学生分析讨论，加深了学生对旅游文化的感性认识，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获得自己的观点和经验，丰富了学生的实践知识，提高实务技能。
3．参与式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能主动地积极投到学习的各个环节中，真正参与到学习的全过程中，学生的这种学习方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主动性和参与性上，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能根据学习内容，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学的即时情景，给学生创设场合渲染气氛，使学生很快进入角色之中，参与到学习的各种环节中去，这样不仅能使学生学习获得知识，而且能在这样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要充分利用丰富的学习资源，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参与式教学方法的特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开放的教学内容；提问式的讲；无标准答案的习题和论文形式的考试。如果学生上第一堂课，老师介绍课程内容时，只讲课程体系和内容如何系统和严密，这样实际上把学生定位在只能被动学习的位置上。但是，如果老师能告诉同学，这门学科并不是"天衣无缝"的，还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在课程教学内容中也包括一些正在进行科研的部分，从而可以激发学生跃跃欲试、表现自己的参与潜力。所以，在课程教学中，要鼓励学生提问。"学问"起源于"学习、问难"，知识的掌握不是靠"教"而是靠"问"出来的。同时还要积极引入一些包括解题的方法和解题的结论没有标准答案的习题，这样有利于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寻找新的解题方法，探索更好的答案。这些习题，有时则在课堂上讨论。不同答案的讨论和争辩，使得同学思想更为活跃，掌握知识更深入。
二、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估
这门专业选修课，从开设之日起，一直以新的教育理念，采用最新的教学手段，力争以直观的方式解读中国旅游文化。教学内容既规范又新颖，信息量大且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教学方法灵活，且极具启发性和互动性；能以散而不乱技法，娴熟、轻巧地驾驭着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制作精美的课件，文字、图像、声音、动态和谐、统一，能使抽象的旅游文化现象，演绎得直观、生动；条分缕析的图标设计，使纷繁的旅游文化现象变得简约而条理分明；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注重学生专业素养的提高；已经摆脱了传统的一个老师满堂灌的做法，比较注重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和新资料；形象而深刻的语言艺术追求，激发学生在美的陶冶中产生对知识的渴求，从而能主动的学习。
《旅游文化学》课程的内容、方法和作用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为更好地总结经验，建立可行、有效的旅游文化教育教学模式，笔者对今后课程改进的建议如下：(1)申请增加课时，将教学内容进一步细化，增加景区、旅行社的实训内容，将《旅游文化学》课程直接搬到景区讲授，真正做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零距离”，使学生首先对该专业有一个整体的、感性的认识；(2)开展小班教学，每班最好20人左右，保证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参加相关的教学实践活动；(3)增加参与式教学方法的使用，如案例分析、小组讨论，鼓励学生广泛参与；(4)更好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增加影像资料的播放；(5)邀请一些专家做旅游文化专题演讲。
参考文献
[1]沈祖祥.旅游文化概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1课程群的内涵
在课程教学体系中，关联度较大的诸多课程内容一般存在较多的重叠或重复。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任何一门单独的课程教改，是无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几门课程又达不到专业教学“宏观”层面的全课程、全方位教学目的。①课程群是从“中观”层面提出的教学改革，一般是指由3门以上内容相关或相近的单门课程组成的连环式的课程群体，它不只是将几门课程简单地凑合在一起的“掺合体”，而是将内容密切相关、相承、渗透、互补的几门课程组成一个有机整体，②并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和师资团队等方面进行重新规划、设计，③按大课程框架进行课程建设。
1.2旅游文化课程群
旅游人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必须具备较好的旅游文化理论与知识，层次越高要求就越系统、越全面。为适应现代旅游人才培养，旅游文化课程要打破以传授知识或理论研究为中心的模式，建立旅游文化课程群，理顺学科的理论体系，贯通技能之间的关联，形成深度不同的课程层次，以适应层次不同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群教学的层次性、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根据旅游文化内容庞大和复杂的特点，各层次教学所涉及到课程名称相当多，旅游文化课程群最少应选择五门课程纳入其中，包括为旅游从业人员学习掌握最基本文化知识的导游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理论论述，更重要的是旅游文化知识的系统全面介绍的中国旅游地理、中国旅游文化和中国旅游客源国概况等课程；研究旅游文化基本理论，适宜更高层次教育的旅游文化学。
2当前旅游文化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
旅游文化类课程根据专业和层次不同，其教学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事实知识为主体，为学生获取旅游文化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以原理性知识为主体，使学生掌握旅游文化知识体系，以适应旅游发展对知识的更新；三是以研究探索为主体，培养学生旅游文化研究能力。由于旅游文化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当前的这类课程存在理论薄弱、内容重叠或重复多、表达枯燥等问题。
2.1结构体系不完善
旅游文化类课程的内容以旅游主体文化、客体文化、介体文化为主线，基本停留在旅游客体文化的介绍上。旅游主体、旅游介体的内容都少有涉及，中西文化比较和跨文化交流的内容更是缺少。这与现代旅游业的跨文化交流日益常态化发展是很不相适宜的。旅游文化类课程内容应随着旅游业发展态势变化，吸收新的旅游文化研究成果，诸如消费文化、经营文化、审美文化、服务文化、外国文化、中外比较文化、跨文化交流等，完善课程内容的结构体系。
2.2理论贯通性不强
在对现有有关旅游文化类课程内容研读中，可以看出都还是从其从属的学科角度，对旅游文化事项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作为独立的各门课程论述是精辟深入的，但多凭借研究的直觉，缺少从旅游文化学科体系的系统分析。主要表现为：一是现有的旅游文化类课程都强调资源方面的文化，多是资料分析和直觉的成分，没有深入的田野调查，理论薄弱，造成了课程内容的许多重复，表达枯燥等问题，课程间理论贯通性不强。二是理论与实践断层，要么只有理论的阐述，没有实际案例，或者引用其他案例；要么只是各种文化现象的综合，缺少理论的系统化，课程内缺少理论贯通性。
2.3课程内容雷同重复
目前，旅游专业开设的旅游文化类课程较多，这些课程在内容编排上有许多交叉，导致了课程内容的很多重叠和教学内容的重复。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将旅游文化课程内容等同于文化旅游资源，只是对旅游景区景点涉及的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对其本质和规律探究不够深入；二是将旅游文化课程内容等同于导游文化基础，导致诸多课程很多的内容与导游基础知识重复。
2.4教学内容封闭僵硬
旅游文化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现有课程内容封闭，启发性和探讨性不足，缺少文化现象的深刻描述、案例。现有考核以考试为主，条条框框的“标准”答案，也导致内容封闭呆板。课程间缺乏横向交叉与沟通，不可避免出现重复现象，课程的低效率重复，导致学生兴趣丧失。
3旅游文化类课程群建设与优化的方式
3.1整合课程内容，实现知识贯通
旅游文化内容是一个庞大而复杂，课程内容就要透过现象提炼本质和精华，既要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又要梳理各类文化使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导游基础知识涉及旅游文化的方方面面，既包括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地理、中国旅游客源国概况等课程的内容，还包括旅游其他学科和地方旅游文化内容。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地理分别从传统文化和地理资源视角，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的系统梳理。旅游文化学应该是对旅游文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课程，理论性比较强，要以丰富的旅游文化知识为基础。各类旅游文化通过梳理后以专题形式进入课程群平台，作为各门课程内容的拓展和补充。通过课程群的建设，明确界定各课程之间的边界，重新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剔除各课程中不必要的重复内容。课程群的建设要对群内课程进行分解，区分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实现对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目标。课程群内五门课程各有分工：导游基础知识课程为旅游从业人员必需掌握的、最基本的文化知识，还服务于导游考证，无疑是核心课程；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地理、中国旅游客源国概况等为拓展类课程，都是导游基础知识课程内容的拓展，有理论论述，更是旅游文化知识的系统全面介绍；旅游文化学课程研究旅游文化的基本理论，是高层次教育的核心课程，也可作为低层次教育的拓展课程。
3.2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大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是高等教育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旅游文化课程群应确立以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培养为目的的教学方式，将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表现作为成绩的一部分，改变传统的以期末一张试卷定成绩、定优劣的教学评价体系。结合课程群平台建立的各项文化专题，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拓展学习，考核引进平时考核、口试、实际操作、课程论文等方式，提升自学能力，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旅游应用型人才培养，重在“应用”二字。应用型人才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职业胜任能力，突出实践动手能力。旅游文化课程群的课堂教学中，要重视地方旅游文化引进教学中，在对地方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提升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3.3重视实践教学，搭建课程群平台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通过课程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旅游文化课程群教学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课程群网站要以精品课程建设模式，建立健全的与课程群教学有关的素材，包括课件、教学大纲、教案、参考书、教学录像等课程资源。同时，利用课程群网站制作专题资料、汇编案例，进行教学交流互动，使课堂教学有效延伸到课外。充分利用旅游文化课程群教学网络平台，以多媒体的形式给学生观看相关内容，既生动又直观，对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有很大帮助；通过多种合作，选择有建设代表性的文化旅游景区建立观摩基地，供学生实地观摩学习与分析研究，深化学生对旅游文化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
3.4加强跨文化研究，组建特色教学团队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从旅游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旅游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旅游对的影响,并指出由旅游引起的文化交流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态势——旅游文化,剖析了湖北省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湖北省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旅游文化具有继承性、创造性、服务性和时空差异性;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在旅游、旅游和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巨大作用。
1.文化和旅游的概念
文化是什么?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家、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的生活方式。着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法则、、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它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一诗:“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从沈诗中看,旅游在当时已含有外出旅行游览的意思了。从字面上理解,旅游是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地他乡去旅行游览。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争取最佳生存空间,采取了种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旅游。人们在崇拜远方的的驱使下,怀着对异地的憧憬,不知不觉迈出了旅游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近现代意义的旅游,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此,人类的旅游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旅游业逐渐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旅游和文化的关系
2.1民族文化关系着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
2.2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3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旅游管、旅游心理学、旅游、旅游、旅游地学、旅游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和专业,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如主要体现在行、吃、住、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中的特色
。对者来说,旅行游览、食宿、服务、旅游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活动。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因此,旅游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3.湖北省旅游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旅游文化性竞争日益激烈,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繁荣,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人文资源的开发上面明显不足。
3.1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与开发错位。
湖北省自然风景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但是,从资源开发的现状来看,全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赋存状况存在着错位现象,一是在资源开发种类方面,各地更注重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二是在资源及其开发的匹配方面,全省旅游行业与资源开发的匹配现状不理想。湖北省目前的旅游行业开发层次主要是基本层次,提高层次的开发薄弱,专业层次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
3.2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
从总体上看,全省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与开发方向把握不够,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
4.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4.1充分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全省各地要深入研究,大力加强对旅游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内涵;要特别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整体旅游形象不够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2加强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作为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
4.3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
当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在由观光型向文化型、型和生态型等方面转化。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今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个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武汉城市圈,三峡与神农架、武当山,武当山与三国、钟祥明显陵,以及鄂东地区,或以都市度假旅游为概念,或以一江两山(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为标榜,或以世界遗产、红色旅游为主题,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要下功夫打造一批旅游精品,重点开发有关生态文化、健康娱乐、度假休闲、会务和商务型旅游产品,以及独具楚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4.4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
旅游业是一项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船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文化、装潢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楼同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加大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着.顾建光,高云霞译.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关键词】旅游展演艺术；研究现状；艺术人类学
【作 者】魏美仙，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92-005
Research on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Wei Meixian
Abstract：Born in the tourism industry，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the toke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in every type of local cultural tourism. Now academe mainly explains it with the view of the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Ethnic Culture. Whethe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s viewed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of the invention，or is expressed in ideology and local self-identity，authenticity and mutual negotiation couldn’t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other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specific association with the local cultural life. It’s no doubt that the mental method of Behavior Study and double unscrambling of Art or Culture on Back to Life of Art Anthropology has provided study view with great explanation for the 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Key words：Art of tourism performance；Actuality of study；Art Anthropology
在各种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艺术被作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类别而呈现，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艺术”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统称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主要在两个视阈中――以民族文化为焦点的文化变迁视野和立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旅游人类学视野，前者以文化传统和创新关系为主要论题，后者在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关系视角中展开研究，论题和取向多样化。
在民族文化变迁视野中，在切入角度、关注点、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现中学者对文化展演进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确或暗含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化作为实体的传统文化取向。此类研究以全球背景下传统文化变迁为语境，集中关注展演文化的传统性。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进行不同向度的探讨，以“传统”作为基本支点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或对展演中文化成为“伪文化”、“伪民俗”的警惕与批判，或“合理”开发利用，或“创造性”地发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审视中心的解读方式，是对“传统”“能否变化”以及“怎样变化”这个焦点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不再是“传统”，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开发利用”中新价值的创造，文化展演活动就是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利手段等。此类研究大多是全球化冲击下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民族文化的实际生存境遇激发起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对民族平等团结、文化多样、民族发展等现实需要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重复性描述，理论阐释的深度还有待于开掘。其中无论对个案描述还是理论阐释，大多并未把艺术展演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只是在研究视角和阐述的脉络中隐约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表演性存在的关注。
另一种是文化建构取向。此类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对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动中的建构进行阐释，超越了第一种对文化事象静态罗列的表述方式，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展演对地方人群的意义，对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为主的传统、保护、传承等话题，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兴”、“重构”，在传统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文化艺术展演的生成性成为主要关注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延伸性探讨，对传统“复兴”与特定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发展中不同侧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关注市场、政治权力、民间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使“开发”与“产业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话语。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场域，旅游人类学在其对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中对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传统地方性社会，讨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当地艺术传统的复兴问题。①国内研究集中于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运用相关理论对国内旅游文化表演进行个案研究。旅游人类学对文化艺术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对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的真实性探讨从客源地大众与旅游地人群的关系视角出发，关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实再现和游客他者的感受两方面，内含了文化展演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舞台真实”概念的提出。②对旅游展演“真实性”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者在游客与旅游地关系互动中对“真实”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区分，指出“真实”的感受不仅与旅游地文化的再现和游客的建构有关，而且游客也非同质化的，不同的个体对旅游展演“真实”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对此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述，同时，在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晖的《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对集中地对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认同。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被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织着地方人群的文化认同。“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对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③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运动时，认为认同策略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呈现而是全球位置的问题，旅游业的生产和展示已经变成了阿依努人认同的有意识重构中的核心过程，其整个旅游节目是文化认同的更大构成过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种展示。④玛格丽特・萨克西安围绕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对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本迪克丝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以瑞士旅游胜地的个案为例说明传统发明与展演为当地人身份认同提供了手段。苏珊・露丝也以菲律宾个案为例说明村寨旅游展演对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⑥相对来说，国内对旅游展演中文化认同的研究无论是个案还是理论阐释都显得较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呈现，其中充满了不同文化权力关系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密切相连的是其意识形态性。霍尔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西方都市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类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⑦民族志博物馆的功效之一就是将“高级”艺术形式和“低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永久化。⑧金光亿认为，不同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民族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艺术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⑨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呈现了后殖民国家的旅游展演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组织者参与其中是对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点超越了地方空间而成为国家的战场，意义被争论，认同被协商。⑩在国内，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史丹利、萧竞聪在《再现中国文化――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述评》中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刘晓春认为少数民族的展演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中的被动被看，具有内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务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是现代性话语对民间、边缘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12]在“被看”的命运中，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适合主流世界的修改，从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坏和异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动协商性。以文化建构论为出发点，很多学者把旅游场域各种关系互动作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关系网络，关注其互动协商中的建构。旅游文化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参与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协商，在协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认同、身份等得以建构。[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团体、学者、旅游机构、当地人等各种主体力量的参与互动。社会学家科恩对东南亚各国发展“民族旅游”的两难和此过程中少数族群、旅游机构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索，[14]周星通过对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旅游个案研究对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为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关注了建构中主客双方的互动。[15]马炜从多种文化互动视角阐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构，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16]
对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动中建构进行阐述时，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化和文化再生产，如对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模式、措施手段等问题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个案为基础考察了文化表演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7]宗晓莲对旅游中文化变迁作为再生产的研究；[18]方李莉以个案资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当代构成与生产状况，指出西部民族艺术通过“文化”“重构文化”的再生产图景，其中具体阐述了以地方性文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以国家、市场、学界、民间的各种“力”为动力的生产过程，并分析了各种“力”作用的具体方式。[19]以此为基点，学者对旅游展演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对艺术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艺术品的发展变迁即艺术品涵化的生产过程与传统生产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肯尼亚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场中进行着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生产。同时，他还对艺术品生产的特点、功能、前景等进行了论述。[20]戴琦就旅游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旅游不仅未对旅游地艺术和工艺品制造产生破坏，反而促进了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21]李蕾蕾等人在对旅游表演的生产机制进行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演艺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对艺术性表演与旅游演艺作了十九项差异划分，其中旅游艺术展演体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表演内容的“混杂的文化主题、将文化碎片拼贴”，演员的“不强调核心演员，关注集体表演的场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场地”，道具的“人工制作与自然实物”，观众座位的开放、不设座位并多与景区融合，观众参与体验多以视觉和感官的身体体验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识体验。[22]徐赣丽以个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构手法和原则，认为表演歌舞不属于一种文化复制，而是主要按市场规则和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其中很多传统文化要素发生了功能性转变，[23]同时她对表演的内涵、形式特征、影响等作了初步论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与取向从问题探寻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现状进行简略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对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旅游人类学视野都是聚焦于当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变迁及其中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国外已进行了个案考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对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论关注点。国内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现时间较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作为民族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并初步运用于解释国内旅游文化展演实践。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个案研究中人类学整体观的落实。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艺术是一种文化，其实践、功能、结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应该作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与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联，只有践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开放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旅游文化展演连接着大众消费和地方性文化，是两种文化边界中的关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不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体，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当代各种权力关系的整体。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文化书写的基础，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对广西南宁民歌节的研究这样突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及其运用于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对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的浅层描述上，很多研究虽然关注个案，或称为个案研究，但仍限于对地方特色“材料”的运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题，在理论和田野之间进行着一种倒转性研究，即个案不是研究的基础和事实，而成为论述或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体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从而影响了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展演差异的整体性把握及其不同运作逻辑的揭示。因此，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体观中的个案研究，在扎实的个案支撑中构建相应的理论阐释，整体观的贯通与落实成为实实在在地面向现实生活、回到具体人群鲜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在当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确地以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总总、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或要素，而在对旅游文化展演的专门研究中，不论是集中论述还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对其中的展演主体部分――艺术展演――单独进行考察，展演艺术总是被作为文化展演的局部进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对艺术展演的关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势，但总是被放置于笼而统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对问题探讨的实际向度又内在地以艺术为对象和参照，艺术展演成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终不断的暗藏主线，却总是掩盖在“文化”中。在人类学语境中，不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展演都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并呈现两种生存形态――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须对文本符号与其实践方式即作为“文本”的艺术与作为行为“过程”的艺术双重解读，方能揭示展演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
艺术展演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对艺术本体自身与一般文化符号不同特性的忽略，这种忽略又决定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来对待，艺术生存的两个层面上的统一性完整性被人为地割离开来，对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展演艺术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关注，如对工艺品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而很多对旅游开发中民族艺术的研究又专注于艺术本体，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单纯作为艺术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为文化的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在艺术本体和文化解读之间顾此失彼。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视野的转换，注重对艺术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艺术”特性的完整性阐述，如此，倡导“回到生活”和“行为研究”以及“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艺术人类学无疑为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25]
最后还要关注展演艺术的建构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艺术，是在旅游场域中建构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性决定了其建构过程的地方性运作，也生成了展演艺术自身的特性。做为一种特殊场域生成的文化，对艺术展演的相关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结果中，对其探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其生成过程，这样才能对其建构与发展变迁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述，学界目前对旅游展演进行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化、保护传承、文化互动生产、文化产业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必须放在该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实践逻辑中。目前研究中的“过程、再生产、建构、表演理论、当代构成、阐释、变迁”等关键词的提出表明学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艺术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动态研究，但总体上仍以展演艺术作为既定的文化事实存在为研究起点展开对其特点、功能、意义等探究，研究者往往从客位观点出发对已然呈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对对象静止考察的基础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艺术是一个行为实践过程，所作阐述与旅游艺术展演自身生存实际有着相当的疏离，从而导致理论判断的片面或是武断。
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中，对展演艺术生成逻辑的考察就是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具体层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艺术的行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艺术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艺术的主体，它关联着艺术行为和艺术情景。旅游展演与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关，是地方社区“现实的”、“活”的文化，对艺术展演主体及其生活的关注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关注游客对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变迁中对当地人与表演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涉及到了“过程”研究。但总体上学者对展演生成过程关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当成静态的客体性存在，而不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它与地方人群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阐述，使展演对具体人群的有关价值、意义、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描述上。有学者认为，乡民艺术在当代逐渐从民族国家意识导引下的抽象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政治价值开掘中走向乡民生活语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显被遮蔽的乡民自身主体意识。[27]主体意识是理解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的关键，对艺术展演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关系思考无疑成为人类学回到“主位”视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对展演艺术生存的生活语境的关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为理解的基础，把展演艺术当作生活过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与地方文化互动生成的关系阐述中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运作逻辑，得出趋近对象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中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甚至“艺术之旅”已成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28]民族旅游中对异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异文化’的审美意象。”[29]而审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产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艺术展演为中心，“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用具象化的形式，着意恢复和重新创造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阐释文化遗产，并进而以此作为谋求更重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艺术正在作为表达政治意愿、展现族群性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族群更娴熟地加以运用。”[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转换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实践过程，关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运作逻辑，既是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的践行，也能兼顾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艺术”特性，从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实际的解释。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提上日程，所以对外汉语已经由之前的一种教学活动，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上升为一项事业，一项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社会、增进中外友谊和文化交流、培养热爱中国文化的国际友人的民族事业。因此，汉语以及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凸显了其重要意义。且这一观点得到了更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他们共同呼吁在进行汉语教学的同时，必须加大介绍中国文化的比重，并主动把中国文化的精华推广出去，既要让外国人学到汉语言知识，还要学到中华文化的传统。因此汉语国际推广不只是语言的推广，更是文化的推广，是我国当前文化发展的方针。在这样一种汉文化国际推广的形势下，文化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必须。
但中华文化浩如烟海，哪些才应该是列入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内容，或者说文化因素的内涵包含什么，在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文化教学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近十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文化教学的定性、定量研究。即文化教学要有“度”，要受语言教学总目标的指导和制约;构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体系十分必要，直接关系到文化大纲的建立;文化学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理论基石;要从新世纪的高度审视对外汉语教学，正视其与汉学的关系，这是多元文化构架下的汉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2．文化因素研究。一是探究文化因素的内涵，二是探讨文化因素的表现形式。有关文化因素研究的论文数量比较多，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之一，它使得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由“虚”向“实”迈进。3．跨文化交际研究。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研究跨文化交际，必然会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关于文化差异研究，和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相比，略显薄弱。4．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研究。应该如何将二者结合，看法不一。无论是“语言教学为本位的文化教学构想”，还是“结构、功能、文化”三结合的原则，或是“多维面的语言文化学习模式”，都是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理性思考成果，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将继续发展。5．文化教学实践。文化教学一般来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语言课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一种是独立于语言课之外的文化课教学。当前语言课中的文化教学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内容也分散，而且研究也不是很成熟。文化课教学的研究也只是起步阶段，只是一些教师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的看法，在教材方面也缺乏一定的研究，微观研究更为很少涉及。
从以上研究现状来看，学界目前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合点来将语言和文化融为一体，纳入教学过程。现有的教材、著作都只有文字内容，基本上都是纯理论性的东西，没有具体的实物或分析对象，没有配套的音像资料，这样单纯用文字讲述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对初级阶段的外国留学生来说，很难真正激发他们学习汉语并热爱中国文化的兴趣，而且青少年的想法以及观念的形成，总是凭借直接的观察和体验，而不是一味地说教灌输。所以不能突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特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力度不够。目前，国内尚没有以将地域特色和地方历史文化结合到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教材或著作。文献调研也表明，把对外汉语文化传播与地方文化经济结合起来的应用研究目前几乎是空白。
陕西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有着非常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都独具特色，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层面还是从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这些文化资源都并没有得到一定的开发与利用。并且在过去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习惯对大文化教学予以高度重视，却往往忽视了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弘扬和传播。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对外辐射面其实是非常广阔的，应该说是传播地域文化的主要阵地，甚至可以说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与纽带。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利用独有的地方资源即能代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陕西省各旅游景点为点面，将旅游、文化和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虚与实有效地结合起来，寻求与研究地方旅游经济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和汉语有效教学的最佳结合点。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着手研究:(1)研究陕西省各旅游景点所折射出来的典型性中国文化;(2)在此基础上根据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规律和留学生的实际需求梳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讲授点。(3)研究如何通过具体的旅游活动推广中华文化和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笔者认为通过对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把陕西省旅游景点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为可见可感的实物。且对外汉语文化传播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原因在于其范围、定位、和抽象性。而此研究可以通过将旅游景点具化后的中国文化与对外汉语文化传播结合起来，克服了以上问题。另外，在当前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大形势下，充分利用陕西这一旅游文化大省的独特资源，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宣传陕西省，提升陕西省在国内外的地位与形象，而这反过来又加大了来华来陕留学生的数量，继而增大陕西省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突显陕西文化在中华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吴莉 单位：咸阳师范学院 国际交流学院
关键词:地方高校;旅游管理;实践教学模式
近五年来,湖南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招生、就业的调研结果显示,湖南省共约50所高校开设有旅游管理专业,虽然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在85%以上,但毕业三年内,对口就业流失率也在85%以上,这就是说,旅游的大学生毕业三年后留在旅游企业工作的不到10%。主要通病是缺乏职业意识、专业能力,眼高手低,不愿意从基层做起,而学生到旅游景区去实习,时间长达半年,但多数学生只能在景区售票,对这个行业缺乏全面的实践把握,这种情况也降低了毕业生就业的热情。据初步估计,目前中国实际需要旅游专业人才达800万人,每年缺口至少200万,今后每年还将以20万的速度递增[1],因此,培养新型的专业人才是高校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工学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核心内容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核心内容是以职业经理人为目标导向,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载体,兼顾理论教育有先进性和产业实践的创新性,培养符合现代旅游产业发展需要的、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和人文精神、具有必备的管理意识、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后能直接进入管理岗位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它区别于高职的技能型定位,也不同于旅游硕士的研究型定位,也就是说在应用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育层次上,将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从“理论型”学者变成“实用型”专家,通过我们的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运行机制,把在校学生“催熟”成为一个“具有责任心、专业性,具有管理能力及职业精神”的“准职业经理人。”这些内容的最终落着点是培养旅游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其中:(1)旅游管理专业酒店管理专业方向:培养酒店中、基层管理者;(2)旅游管理专业旅行社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旅行社经理、优秀导游员;(3)旅游管理专业景区规划与管理专业方向:培养景区中、基层管理者和规划专业人才[2]。
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达到一个目标:即实现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目标。通过校企合作,能进一步扩大并加强旅游院校与各地旅游企业的合作,真正做到“双需、双赢、互动”,共同发展。旅游企业为学校提供实训条件,为毕业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实训结束后,全面评估考核每个学生的实践技能及工作表现,并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提出期望目标。学校结合实训指导教师的意见及学生的自我评估调整培养方案,做到因材施教。对在实训过程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则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改革教学计划来解决。同时学校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聘请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的管理专家对教学改革与建设提出意见并直接参与学校专业课程设置及专业教学改革。学校为旅游企业培训员工,提供管理咨询,帮助企业开展市场调研,共同开发新产品等。此外,旅游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计划地向旅游院校提出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课题可以包括不同的层次:一是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二是企业根据对市场的分析提出的对旅游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三是为了保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而需要的前沿性研究课题。
二、旅游管理专业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实施对策
1.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双需双赢”实践教学模式建设方案,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旅游产业背景下,业态表现是多元的。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如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车船公司、休闲娱乐公司等,有其不同的经营特点和管理规律,它们在经营和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用“旅游管理”这一专业的知识结构培养和塑造的旅游专业学生,难以达到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专业管理人才能力的需要。为此,我们细分为酒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和景区规划与管理三个专业方向,分别与不同类型的旅游企业建立工学结合教学实习基地,以培养适应旅游业不同类型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目前旅游管理专业在衡阳市有八个挂牌的实习基地,学生的大部分实习能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同时在珠海、桂林、长沙和张家界各建立了一个实习基地。
2.工学结合、校企联姻,加速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是聘请企业著名高管或旅游局领导为专业老师,讲授专业课。近年来我们已经聘请了谢儒生(耒阳市主管理旅游的市委正县级干部)、黎才发(常宁市主管理旅游的副市长)、尹同君(衡阳市物价局局长)、彭幼平(衡阳市旅游局局长)、危小明(衡阳市旅游局副局长)、邓衡午(雁城宾馆总经理)和李清河(蔡伦竹海风景区管理委会主任)作我们的专业课教师。二是试行大学生导师制,外聘企业精英当职业导师,如2009年我们就聘请了谭曦(园林工程师,衡阳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雁峰区桂竹山庄总经理)、邓衡午(高级经济师,雁城宾馆总经理)、陈冬平(副研究员,鸟类专家,江口鸟洲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等旅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学生毕业论文的副导师,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为此,我们进行了旅游管理毕业论文的改革。针对目前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重理论、重企业日常业务和管理实践操作,而忽视了旅游产品的营销管理和营销策划的现状,我院首先在2006级毕业生中启动了毕业设计这一教改创新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参照理工科院校的毕业设计思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提出的创新式实践教学活动。它主要是利用本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外聘导师与优秀学生组成策划团队,结合旅游专业特点,与某一旅游企业合作,通过市场调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针对旅游企业及市场现状,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产品营销方案,为旅游企业开展旅游产品营销活动提供思路和决策依据。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已不仅仅是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较强的动手和创造能力,尤其对企业而言,迫切需要那些能够直接参与或较快适应企业经营活动的高素质人才。旅游管理专业要想满足社会对这种应用型旅游职业经理人的需求,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是难以完成的,所以毕业设计作为一种重要方式被引入旅游专业的毕业实习过程,其作用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毕业设计恰恰是针对旅游管理专业的特点所提出的一项将社会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的活动,既可以使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使旅游学生更好地具备了旅游企业发展所需求的素质。
3.在校企合作办学的目的上实现学校、企业、学生三羸的目标。为了与签约企业建立紧密良好的实质性合作关系,开展深度合作项目,我们坚持“边合作、边总结、边完善”的原则,发挥教师积极性,要求教师与企业挂钩,实行“一教师一基地”实训基地建设模式,深入挖掘校企合作潜力,寻求校企合作结合点,设计学校、学生、企业三赢的合作模式,并且定期开展校外实习基地建设水平的评比工作,对合作层次较高、合作内容较深、合作成绩突出的基地,奖励基地建设教师。通过教师与基地挂钩、基地建设与教师奖励挂钩等制度,激发了教师参与工学结合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校外实训基地建设水平,拓宽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4.教学(或学习)+科研+实践的模式。对学生而言,实行“学习+科研+实践”模式,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产学研结合的目的。为此,应积极推进学生学研结合、学社结合,鼓励学生加强研究性学习,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充实和提高技能。具体做法: 一是学研结合建设旅游素质拓展中心。二是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三是成立公关旅游协会、组织社团,开展各种旨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活动。对教师而言,实行“教学+科研+实践”模式。具体做法: 一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充实教学内容。三是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提高科研质量,为教学服务。
5.建立旅游专业学生素质拓展中心。这对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十分重要。为此,湖南工学院旅游专业专门成立了旅游专业素质拓展中心。该中心制定了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和管理措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相对稳定的院外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将知识、能力、技能有机结合,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这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又适应了旅游行业对人才的需要。
6.改革教师培养和使用机制,打造“双师型”队伍。2006—2010年共引进博士教师4名;派出专任教师到相关企业挂职者9名。在继续注重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职业性特色,增强适应性,提高质量效益。
7.围绕实践课程内容改革,加强教材建设。近年来,我院教师主编了六部旅游管理学教材,其中《旅游政策法规划》教材已入选十一五高校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原理》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我院陈国生教授承担教育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旅游文化学》和教育部首批旅游专业硕士生教材《旅游社会学》的主编任务。
8.紧扣职业经理人培养目标,以“合作共建”思路创新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基地的优势,是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所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水平高,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形成专业优势和特色,为此,湖南工学院以“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建设了衡阳地球村旅游规划与设计公司、好运来旅行社、神州之行旅行社等控股型基地;桂竹景区(省级现代生态农业示范点)、耒阳市蔡伦竹海风景区和耒阳大皮江生态旅游山庄等合作共建基地;神龙大酒店、雁城宾馆、珠海昌安酒店集团等实践教学基地。如桂竹景区是湖南工学院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建的基地,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建设桂竹景区,景区将负责硬件设施开发、建设等方面,院校将参与规划、管理、营销、服务培训等软件建设。这种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在湖南尚属首例。
参考文献:
【关键词】 SWOT分析 民俗文化 旅游产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在休闲方式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新增长点，而民俗文化旅游由于其与生俱来的雅俗共赏的特点，业已成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新模式。由于民俗文化资源的地域性等特征，原生民俗文化旅游已经不能满足各地区游客越来越多样化的旅游需求。自上世界末深圳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文化村等大获成功，掀起一阵人造文化景观游热潮以来，各地区纷纷效仿，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建造民俗村、主题公园等，以求克服本土旅游资源的不足，促进产业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一种在实践上新兴发展、在理论上尚不成熟的产业，其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从管理学的视角，基于SWOT分析模型，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劣势、面临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优势（strengths）
一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新奇性。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它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活动成果，相对于原生民俗文化旅游，更能激发游客的猎奇心理。游客不会知道开发者在其主题园里移植了什么，整合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景区内的一切对游客而言都是未知而充满新奇感的。此外，该类旅游的创造性也更为中青年一代接受，是一种时尚的体现，对追求个性时尚的现代人来说，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二是移植整合的优势。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最大特点在于其对原生民俗的加工整合，这不仅保持了民俗文化的大众性、亲和性，也使游客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空间范围内享受最大的民俗文化盛宴。这种“集约化”的开发，同样节约了旅游成本，并且能满足游客多种需求，包括不同角度的审美需求、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以及不同感受的娱乐需求等。以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为例，景区以1∶1的比例将22个民族的25个村寨呈现在世界各地游客面前，并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定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等多种方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使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了最大的民俗文化旅游体验。三是经济、社会效益。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重大优势之一在于其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首先，带动经济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其他旅游业的一般特性。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景区的开发直接提供了诸多就业机会，是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其次，提升了旅游景区所在地的知名度。成功发展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无疑将成为所在地的名片，有利于提升当地知名度，提高当地居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最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也是对民俗文化的弘扬。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归根到底是借助文化的魅力来发展旅游业。在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景区，对民俗文化进行了移植、整合、创造并进行集中展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民俗文化加以细细品味，甚至亲身体验民俗活动，学习民俗文化知识，感受民俗文化熏陶。旅游的过程，即是领略民俗文化魅力的过程，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是对民俗文化很好的弘扬。
二、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劣势（weaknesses）
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顾名思义，是民俗文化的人为再现，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制品”。在其开发过程中，许多开发者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复制、移植与创造、创新的关系，多为对原生民俗的单纯复制，既失去了原生民俗的本真性，又不能引起游客的文化共鸣。
就其属性而言，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短促。关于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探讨，山东师范大学邵玲在其硕士论文《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中借鉴了加拿大旅游学家R.W.Butler的理论，形成了特色的分析图（图1）。
如图1所示，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主题园年游客人数在开业头几年达到某一峰值后就很难再次超越，并逐渐走上下坡路。我国有相当数量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其园区内参与性娱乐项目少，游客看过一次后大多不愿重复游览，因此重游率较低，景区的旺盛期较短。所以延长生命周期是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必须要逾越的难关。
三、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行机遇（opportunities）
一是经济的发展繁荣。无论何种旅游产品都并非生活必需品，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世界旅游组织研究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大众型观光旅游需求就将急剧膨胀；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旅游将获得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需求出现爆发性需求，旅游形态出现以度假游为主时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步入成熟的度假旅游经济，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并出现多元化趋势。二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对文化旅游的追求。随着现代人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升，节假日互相吃请的风气已经转变，更多的人愿意出外旅游。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除对自然风景区的持续关注外，人文历史景区、民俗风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青睐。三是国家政策方针等的支持。这首先体现在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推动旅游业特色化发展和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全面推动生态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深度开发文化旅游，其重点无疑是以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核心。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是国家政策支持的方向。其次在具体的政策法规中国家也对文化旅游产业给予了支持。以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例提出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发展具体方面有：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开展各具特色的农业观光和体验性旅游活动；依托国家级文化、自然遗产地，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景区；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引导城市周边休闲度假带建设，有序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规范发展高尔夫球场、大型主题公园等；继续发展红色旅游。丰富旅游文化内涵强调：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和旅游业发展全过程；旅游开发建设要加强自然文化遗产保护，深挖文化内涵，普及科学知识；旅游商品要提高文化创意水平，旅游餐饮要突出文化特色，旅游经营服务要体现人文特质；要发挥文化资源优势，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演艺、节庆等文化旅游产品；充分利用博物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旅游活动。由此，必须集中力量塑造中国国家旅游整体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面临挑战（threats）
一方面，全国各地盲目开发、规划不合理，导致许多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质量不高。有很大一部分呈现移植性民俗文化的主题园，只是把表现民俗文化的某些有特色的东西东挪西搬，再简单地排列拼凑，无所谓创造，也毫无文化魅力。这种缺乏文化内涵积淀的充分挖掘，必定流于表面和肤浅，呈现给游客的不过是一些毫无内涵意义的文化符号。加之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的以移植文化为特色的人造景观开发热潮下，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无锡、苏州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京津以及大连、烟台、济南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三大区域的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布局集中、重复建设、杂乱无章现象，削弱了彼此的景区独特吸引力，景观的客源市场随之缩小，退化为地区级或是更低级景观，对于旅游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和旅游市场的经营管理，都极为有害。
另一方面，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其他类型旅游方式的冲击与挑战，例如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在现代都市人眼中有着独特的吸引力，游客愿意寻求返璞归真之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身心的彻底放松。在财力、物力、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旅游方式之间必然地存在竞争，其他旅游方式就成为乐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替代品。因此，发展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也应该将本地区所有类型的旅游资源纳入整个系统加以考虑。
五、总结建议
首先，把握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特质。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其在旅游大行业的发展必须有其区别于其他的、能够激发旅游需求、产生旅游效益的特质。该产业的相关实践人员及研究人员都应明确把握这一点。由于景观的模拟性、可复制性，使得开发者能够将不同的旅游资源整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呈现给游客最大的旅游享受，可以在科学的市场调研后，开发更为游客喜闻乐见的旅游内容。同时要注意克服其产品周期的短暂性。其次，进行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选址和定位。移植性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特质对旅游景点的宏观规划等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此类景区的选址，在城市印象上尽量避免刻板固定印象深厚的地区，最佳的选址既要有便捷的交通、多级规模较大的客源市场，又要有较为便宜的土地资源可供开发。移植性民俗文化内涵广泛，景区的特色定位应综合考虑各种客观条件，走出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最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作为一项产业，高质量的经营管理是其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要求保证景区良好运营，从各个层面满足游客需求，做到从人员层面及物质层面的全面提高。一方面是对人的管理。产业从业人员必须加强自身队伍管理，不仅注意专业知识和素养的提高，同时关注服务意识和态度的提高。作为产业运营的公司，可以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在绩效考核中参考顾客满意度因素，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另一方面，提高对景点的管理水平。充分挖掘移植性民俗文化景区的景点文化内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完善景区内旅游路线图、增加景区休息场所、加快安全设施建设；延长产业链，加快饮食、住宿、购物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以民俗文化为核心的复合式开发管理。
（注：本文属于安徽师范大学2011年创新性实验计划（编号cxsy11021）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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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并针对教学团队的建设任务，提出了发展建设途径。
关键词：旅游管理 教学 团队建设
一、基本情况概述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与国家林业局共建的“211工程”国家重点大学。该校园林学院是我国建立早、规模大、师资力量强的园林教育基地。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的前身为创始于1994年的森林旅游专业，1999年教育部学科专业调整为旅游管理专业，2002年获得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予权，2010年成为首批获得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截至2010年，为国家培养旅游管理本科毕业生600名、硕士40余名，并对全国各地高校和景区的进修教师、管理技术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围绕人才培养建议重组旅游师资团队，突破以往的教育理念与机构设置框架的束缚，整合院内或校内乃至校外各种旅游教育和人才资源优势，构建面向旅游景区的“六项全能”(满足食、宿、行、游、购、娱需求)分类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北林大旅游管理专门人才培养特色，提升北林大旅游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档次。在培养人才的环节上树立“以教学为基础，以技能培训为推动环节，以科研为发展导向”的大旅游教育观，按照“产— 学—研”一体化的思路，构建教学—实训—科研一体化的开放式、拓展型旅游人才培养新模式；实行旅游景区与院校结合的管理运作模式，配合旅游景区的运营，成立相应的培训机构，为旅游人才培养铺路架桥，保证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达到理论功底深厚、实践技能熟练的标准；在办学方式上以合作办学、联合培养、教师互访、学术交流等形式，积极开展和加强国内外横向联系，实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质量向国内高水平看齐、与国际接轨。依托所在的园林学院，面向旅游规划、旅游景区的管理与建设，培植专业特色。应特别关注生态旅游景区的规划、管理与建设，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农村生态景观、湿地公园、地质公园、郊野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
二、团队建设任务
1、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
完善教学团队的梯队建设，形成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的组合模式，重点在学科创新与发展方面下功夫，在整体上提升旅游管理学科的学术统一性，加速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
2、平衡教学团队的专业结构
现有教师的专业背景集中在风景园林学、地理学、林学、外国语等方面，这与旅游管理学科的跨学科特点还有一定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影响教学计划的有效实施与教学改革的力度与广度。旅游管理学科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其研究多基于地理学、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伦理学、人类学、美学、风景园林学和林学等多学科。在不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学科的优势力量，打造北京林业大学旅游管理学科特色。
3、构建教学团队的教学与科研平台
目前学科没有教学科研载体，学科团队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之外，鲜有机会参加专业相关课题以及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造成社会影响力与学科知名度与国内同学科相较差距逐渐扩大，使得学科在专业前沿探求等方面机会少、后劲不足，从以往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明显发现，目前学科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体验、旅游影响、统计方法等方面，尽管这些研究对于夯实学科发展基础具有重要作用，但却较少涉及学科核心的旅游管理技术与方法、旅游规划技术、生态旅游核心技术等的相关应用性的研究，这与目前硕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应用研究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由于没有教学科研载体作为学科团队交流的平台，学科师资之间学术交流较少，出现研究方向与课题的重叠，无法更好地发挥学科交叉互初具优势，研究生导师指导研究生论文课题方向较为集中，也无法体现目前学科所具有的生态旅游、旅游地管理、旅游规划和旅游文化四个研究方向。
三、团队建设途径
1、研究与建设
(1)团队特色
①旅游管理学科团队由从事旅游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10名教师组成,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5人；拥有博士学位者6人，另有3人博士在读。此外，多为教师具有在美国、日本、英国、芬兰等国的海外留学和访学经历，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②团队教育背景多元，由园林、林学、地理、管理等组成，学术结构交叉性好、互补性强，学科发展比较平衡。
③团队以青年教师为主体，思想活跃、乐于进取，有较强的团队凝聚力，勇于探索多样化教学方法和前沿化的科研思路。
关键词：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理论课程
一、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现状
旅游管理专业在我国发展至今已经二十余年，已成为管理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目前教育部的要求来看，旅游管理专业旨在培养适应新形势旅游企事业单位需要的一线服务与管理类专门人才，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基础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储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与能力，能够胜任各类旅游管理部门的行政与规划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旅游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掌握旅游行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行为规范，并具有一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从目前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可以发现，在普通高等院校中，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呈现以理论课程为主、实践课程为辅的课程管理结构，考核方式以笔试为主。这表明在普通高等院校中，旅游管理专业的定位与应用型本科、民办高校及中职和高职的发展定位是具有一定差异性，这也直接导致前者更注重理论课程而后者更侧重实践课程。然而旅游管理专业是一个具有较强实践性特征的专业，这就要求在普通高校内其课程设置必然要涉及实践教学的内容，因此，理论课程本身的实践定位，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相互契合，就成为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改革的关键。
二、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基础课程设置不足
旅游管理专业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为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级旅游管理人才，其培养的学生首先需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综合的协调管理能力。因此，旅游管理专业课程需要学生具有广泛的知识，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地理、心理等均应该设置相应的课程，其他如社会学、人类学也应该在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范畴内。然而纵观国内旅游管理专业，在系统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方面的课程设置多有缺失，很多学校在本科课程中也未能设置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程，这导致学生在旅游基础知识的构建方面存在缺失，很难完成旅游管理专业实践工作的基本要求。
（二）理论课程与管理实践相脱节
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是很多实践性较强的专业理论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源于课程自身，二是在于教材选择。一方面，理论课程相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对学生的理解力、思辨能力、领悟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同时还受到学生个人兴趣的影响，因此，在接受程度不均衡的现实情况下，旅游管理专业理论课程的实践性就是一个难题，即理论不能明确地指导实践。另一方面，目前由于旅游管理专业理论课程的抽象性，其教材通常选用带有“旅游”字样的相应理论课程教材，这样无形之中就打乱了原有的经典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人为地剥夺了学生自主建立与旅游管理实践间的关系，导致学生专业基础理论信息获取的不健全及其引发的理论到实践多重路径的缺失。
（三）实践课程定位偏差
在实践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技能、礼仪、实务领域占有的比重偏低，必选课多于选修课。这些课程以公共礼仪、导游实务和客房技能为代表，由于其定位较低端，社会普遍认同度较低，因此学生对该类课程存在逆反心理，直接导致该类课程的课堂教学存在输入较高但输出较低的现象。加之这类课程的讲授与考核方式的传统、僵化，使得本应该提升个人修养与品位的课程反而使学生产生压力，造成了学习效率的低下。尤其是校外的实习课程，由于存在工资收入低、住宿条件差及歧视等问题，尽管学生参与了实践/实训活动，但已经丧失了对该专业的兴趣，导致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存在极强的专业抛弃性。目前，国内旅游管理专业实践课程的定位主要在于专业技能的培养，然而专业技能的培养并非普通高等院校的长处，中高职、应用型大学相比之下更具有优势。因此，相对这类课程后者院校的学生接受程度比前者要高出很多。加之目前很多的实践/实训课程的考核方式单一，授课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的主动参与性较低，考试方式以笔试为主，因此对于知识的吸收效率相对较低。而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高端管理人才，旅游行业中涉及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工作活动才是旅游管理专业实践课程中需要学生参与的训练内容，然而在现实中，关于旅游管理领域的实践课程却鲜有出现。
三、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改革的路径
（一）彰显社会文化特征的理论课程设置
Inui等认为旅游高等教育需要培养学生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思考[2]。Holden、Wickens等人也主张旅游高等教育应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等理论[3]，以便于培养学生思考的能力，激励智力好奇心及审视和改进知识[4]。基于此，本文认为普通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需要打破传统以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理论课程体系，增设中外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课程，以理论带动实践，旨在引发学生通过对各个理论的思考及自身的反思，从根本上指导其在今后的旅游管理活动中的行为活动。除此之外，为了能够保证和更为有效地考核理论课程，除了进行常规的理论课程考试外，学院可以考虑将导游资格证考试作为该专业学生毕业的标准。这主要是由于导游资格证考试涵盖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和政策与法律法规，这三大类内容对于学生掌握丰富的旅游文化知识、了解行业的政策法规及熟悉业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将理论课程与导游资格证考试统一起来，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理论课程的内容，也便于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二）经典理论教材的选取
鼓励将理论课程中的经典教材作为首选教材，以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经典教材为范本，教师个人则参考旅游领域相关教材的知识，在课堂上融会贯通，力求使学生在学习“原汁原味”的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去品读相关知识在旅游管理领域的运用，使学生在教师的解读下自发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思维模式的形成，最终产生影响其终生的旅游管理思维范式。而这一过程需要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与广泛的阅读量，能够融合理论课程的不同视角与观点，同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寓教于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各个学科理论精髓。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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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体演文化’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编号：2015jyxm521），主持人：强晓华。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8-0066-04
旅游管理专业是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的专业之一，培养的人才主要面向酒店、餐饮企业、旅行社、旅游景区等旅游企事业单位。在当前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还应具有国际的视野，面向世界，要注重跨文化知识的教学。体演文化教学法的引介，为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体演文化教学法融入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的必然要求，能够有效推进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一、体演文化教学法及其引介
（一）吴伟克和他的体演文化教学法
吴伟克（Galal Walker）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中文博士，生于1945年，现任美国全美东亚语文资源中心主任，吴伟克是当今美国唯一能授予中文语言教学法博士学位的导师，他指导的博士论文《中国近古阅读史（1000-1800）》获2002-2003年度全美文科优秀论文奖，吴伟克本人也于2003年荣我国教育部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以表彰他对推广汉语的巨大贡献，吴伟克也是全英语世界获此荣誉的第一人。吴伟克一生致力于汉语言的教学与研究，30多年来他培养了近3000名美国的中文大学生，平均每个月，他就可以让近10名美国学生能够开口说汉语。在多年的教学研究实践中，吴伟克提出了“体演”和“体演文化”的概念，并创立了体演文化教学法。
体演（performance）是体演文化教学法中的主要概念，意为可以重复、经过练习，并要遵守一定文化规范的行为，同时还要有特定的时间、地点、观众或听众、脚本等。performance在翻译成中文时比较困难，中文里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词，翻译成“表演”的话，太狭窄，翻译成“行为”，又太宽泛，最终选择翻译成“体演”，可以把体验与演练结合在一起，包括“表演、运用、实践、体会、体验、演出”等多层含义[1]。语言学习者经历体验某一文化场景中的语言行为，经过反复练习（体验）后，当同类文化场景再次出现时，可以表现出遵守一定文化规范的行为（表演）。在实际教学中，体演的理念体现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吴伟克教授所提出的“体演文化”（Performed Culture），大大超出了我们所熟知的表述体系中的“文化表演”，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对人类文化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外语教育学和表现理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Performed包含了体会、体验、表演、演出等意。学习者在说外语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替换使用另一套语言密码。要进行成功地跨语际文化交流，学习者需要“表演”相应的外国文化，而这种表演是建立在对这种文化的切身体验之上的。这一术语的后半部分“文化”，不仅仅是唐诗宋词这些“成就文化”，更多的指向那些直接影响交流方式、进程以及结果的“行为文化”。在行为文化中，语言的意义来自于文化情境，与文化情境不可分割，语言即文化行为，学习语言就是演练目标文化。可见，体演文化教学法是指通过为学习者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真实的语境，使个体真实地融入到情境中去，亲身体验其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积累有关目的文化的知识[2]。
（二）体演文化教学法的引介
吴伟克在多年的汉语教学中，把“体演文化”的概念引入到各种外语习得中，探索并创立了体演文化教学法，现已在全美推广，很受美国学生的欢迎。“体演文化”有效地启发了建构、重演和分析行为与文化的过程。吴伟克看来，“体演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帮助构建了关于如何在特定文化中做具体事情的记忆，因为有关文化的体演通常都是可见的行为，且会成为目的语群体中真实行为的范例，而且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体演，通过他们，外语学习者就可以积累一定数量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他在目的语文化中可以胜任的。假以时日，反复的演练就帮助形成了记忆的积累，使学生记住了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处理问题。对于中文初学者，体演文化教学法就是要让学习者学习特定文化情景下的对话。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用最简捷的方法把文化情境设置出来，让学生在此情境中练习新的语法点和功能点。在课堂里，教师身兼导演、演员、道具数职，不但要知道学生正确练习，及时给出反馈，也要扮演不同的角色给学生作示范，还要合理有效地安排道具、设置场景、引导学生使用新的语言点[3]。体演文化教学法不仅在口语教学中强调体演，在阅读写作中也可以实行这个理念。
吴伟克主编的《体演文化教学法》，于2010年6月被翻译成汉语在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国内较早介绍体演文化教学法的是虞莉，她在《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年第4期上发表了《体验文化教学法学习手记：Performance》，对吴伟克的“体演”概念和教学法进行了介绍。后来周百?x在2010年7月19日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吴伟克和他的“体演文化”教学法》，曲抒浩和潘泰在《教育评论》2010年第5期上发表了《美国“体演文化”教学法简论》，对吴伟克和他的“体演文化”教学法做了介绍。最近几年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体演文化教学法，发表了多篇有关的硕士论文，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体演文化对于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中的运用价值。
二、体演文化教学法融入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一）体演文化教学法符合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方向
尽管我国现代旅游业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的发展十分迅猛，近十年来国内游客人数每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旅游经济运行分析和2016年发展预测》显示：2015年中国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超过4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4万亿元，比2014年分别增长10%和12%[4]。我国现代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大批的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特别是对应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不断增加。尽管，近些年高职院校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但由于很多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还很落后，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要。高职院校旅游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不相匹配已成为制约两者发展的突出矛盾，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供应侧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由于体演文化教学法不仅强调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而且注重学生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参与，通过构建情景模式和运用案例模式，让学生更多地在实践活动中去“体会”和“演练”，最终提高学生的文化能力和实践能力。体演文化教学法在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的运用，符合现代旅游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契合当前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改革的方向。
（二）体演文化教学法可以提升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实效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入境旅游的人数也在逐年递增，2015年我国接待入境旅游就达到1.33亿人次。每年大批国外游客的入境游，对旅游管理人才提出新的要求，这需要高职院校所培养的旅游人才还应具备一定的外语交流能力，特别是对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相对而言，传统的旅游管理人才的教学因为理论知识的传授相对较多，而且教学方法也较为陈旧，以致学生的实践技能水平较低，特别是人际交往能力较弱，对于旅游管理专业人才来说，这很难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需要。体演文化教学法的运用，在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有效地将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强调学生的实践与“体演”，在做中学，通过为学生创设实践的情境，要求学生体验异地文化或异国文化，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体演机会，使得学生不仅在语言表达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得到提高，而且也加强了学生的语言习得能力和文化实践能力，可以有效契合现代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三）体演文化教学法能够促进高职旅游管理类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永恒目标，教师专业化也是高职院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主线。高职院校在加强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中要建立教师教育体系，完善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加强校企合作，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强化教师的专业态度，激励优秀教师脱颖而出[5]。对于高职院校旅游管理类教师来说，体演文化教学法既是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在体演文化教学法中，教师既是教学情境的创设者，又是学生实践活动和角色扮演的参与者，同时教师还是学生体演中的导演，教师可以进一步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富文化特色的体演活动，并以目的文化中成员的身份对学生的表演做出反应。这种教学法的运用，要求教师需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既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要不断积累和具备丰富的实践知识。而且，体演文化教学法对于高职院校教师来说，要求教师必须“走出去”，学习旅游文化、企业文化和教学文化，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能力。体演文化教学法还能够通过师生的互动，在文化体演中感受学生的发展，让教师有效养成专业态度，形成专业自觉，激励教师爱生乐教。
三、基于体演文化教学法的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一）实践主导：创新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理念
当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的系统性、职业性和实践性，而实践性更为突出。所谓的实践性，就是高职院校要紧密结合人才培养目标，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切入点，把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高职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高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游离于课堂教学之外，也不是通过简单的课外活动或课外实践能够解决好的，或者通过增加实践教学课的比例来达到的。高职学生实践能力应围绕专业实践活动能力的培养，首先应创新理念，将传统的先理论后实践的育人理念改为实践主导型的育人模式，创建实践共同体，依托实践育人基地，在真实情境下开展师生共同实践，把实践育人贯穿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6]。体演文化教学法中最核心的就是学习者借助体验或者演练来提升专业知识的领悟能力，学生的活动或者创设的情境都是为了便于学生体验或者演练而设置的[7]。对于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体演文化教学法在运用中始终突出学生的实践，学生知识的学习离不开体验和演练，这正体现了实践主导的育人理念。认识源自实践，实践包含着认识，体演文化教学法通过先实践，促使情景再现，学生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通过教师的指导，将知识融会贯通，有助于突破理论知识的限制，培养高职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知识的应用能力。在体演文化教学法中，师生共同建构教学活动，实现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间的转化，以及从继承性教学向发展性教学、从维持性学习向创新性教学的转变，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也在此过程中得以提高。
（二）为学而存：创新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课堂教学模式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是为学存在、为学服务的。高职院校各专业的教学，不管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教学，都必须服从于学生更好地习得知识和养成技能，就是要求教法服从学法，其实质就是“为学而存”，构建主体性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模式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乔伊斯和韦尔提出，“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实践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是学校教学活动中构成课程主体的教学内容与形式、课业、选择教材、提示教师教学活动并以特有形式表达出来的一种范型或理论”[8]。高职院校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必须遵循现代职业教育的规律，最大限度地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努力发挥高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生定教”，帮助、指导和激励学生学习。吴伟克的体演文化教学法认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该起积极的导向作用，为学生提供汉语学习的文化氛围，做好中国文化生活的示范者；学生应该是处在目的语言文化氛围中的语言践行者[9]。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扮演的是一??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帮助，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塑造和设计学生演练的情景，而不是一个运动场上的裁判。体演文化教学法在高职旅游管理专业的旅游英语、旅游文化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中能够很好地体现“为学而存”的原则，将教学方法由原来的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传统方式向项目教学、案例教学、仿真教学和角色扮演等方法转换，这样可以充分发挥高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一、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
旅游管理本科所培养出的学生应该具有以下主要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坚实的旅游管理专业理论基础知识，掌握旅行社、涉外星级酒店、国际会展与商务旅游等旅游企业实际操作能力，具有丰富的中外旅游文化基础知识和浓厚的现代经营管理意识，具备一专多能的业务素质，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办公自动化技术，能够独立从事旅游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毕业生可在各级旅游管理部门、旅行社、星级酒店、旅游景区（点）、涉外部门、休闲运动管理机构、国际会展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经营、管理、开发、策划、营销等工作。由此可见，旅游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交叉和相关的知识和课程很多，培养出的应该是各方面综合能力较强，知识面非常广的全方位人才。
二、内蒙古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建设当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科定位不明确
旅游学科的历史相对来说较短，还很不成熟，缺乏统一的研究对象和鲜明的学科特色，在学科目录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由于旅游理论基础研究薄弱，学科交叉性很强，相关联的学科也很多，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一般都是结合了其他学科，缺少独立性。由于旅游学科涉及的内容很宽泛，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地理学、历史学、心理学、市场学等学科，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很难形成体系，学科界限不够分明。这些，都大大削弱了旅游学科的学科特色，失去了作为学科的现实存在意义。
（二）缺乏办学特色无法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许多学校的旅游专业是分别依托于如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学等专业背景下来办学和招生，受所依托的专业影响很多，很多课程均按照依托专业来设置，旅游管理方面的课程零零散散，没有体系，完全是为了应付毕业学分的需要。如有些旅游管理专业是在工商管理学科大类下招生，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必须开设相对比重的管理类的课程，此外才是旅游管理方面的课程。由于前者占用了学生将近两年的时间，也就是学生要在两年的时间内既要学习旅游管理的课程又要开展旅游管理实践，还要完成毕业论文。这样的办学方式完全体现不出专业特色。
由于内蒙古旅游业的飞速发展，当地的旅游院校的数量也剧增。但是很多院校缺乏旅游专业的办学经验，没有认真地分析市场需求，盲目地开设专业，完全是照抄照搬其他院校的课程体系，由此导致办学目标不明确，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由于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导致这些旅游院校的专业没有体现出民族特色，学生在校期间也没有详细研究关于当地少数民族的特色资源，这样的培养模式导致很多毕业生基础知识不扎实，专业以及自身能力不强，就业困难，即使走上工作岗位也无法独立工作。
（三）课程结构需要优化整合
旅游管理专业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学生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比较多，但是不能单纯地将所有涉及到的课程都罗列进去。有些旅游管理专业院校要以所依托的专业为主，学校的公共课以及经济管理类专业必修课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剩余时间可安排的旅游管理类课程较少。此外，旅游管理专业更多地强调的是实践性，这更要求在课程设置上要以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为主，但是由于种种的限制导致，大部分旅游院校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其次，很多院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只是单纯地罗列，没有突出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没有针对旅游管理课程的性质进行课程的整合，很多课程重复的内容过多，浪费了很多时间。
（四）专业教材需要更新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教材，一门课程的教材也有多种选择。但是仔细研究这些教材就会发现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首先这些教材虽然表面上感觉各不相同，其实里面内容都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有些教材基本上就雷同，只是封面和出版社不同。其次，教材的内容非常陈旧，没有任何的修订和更新，对于强调时效的旅游业来说很多数据都是去了参考价值，学生也无法从教材当中学习到有效的内容。此外，市场上比较缺乏关于内蒙古地区旅游管理专业的教材，大部分教材内容脱离当地实际，不符合当地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无法作为学生的参考书。
（五）缺乏辅助教学设备
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学很多时候需要借助一些辅助的教学设备，如多媒体、管理软件等。但是相当一部分旅游院校没有意识到辅助设备的重要性，只是单纯地组织课堂理论教学，导致授课内容非常枯燥，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学习效果非常不理想。
三、旅游管理学科建设的改革与建议
（一）完善课程体系
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教育既要有一般高等教育的共性，又要结合旅游行业的实际，形成自身的特色。内蒙古地区在旅游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要考虑旅游行业相关的基础理论，还要考虑旅游专业理论的实用性。旅游院校就是要让学生通过本科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能够在未来的在旅游工作岗位上学有所用，用有所得。
（二）校企合作突出专业实践
旅游业是不断发展的行业，随着发展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内蒙古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旅游企业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数量比较少，因此学校一定要注重构建学生的实践平台，从学校的层面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并行。这样的培养模式以学生为主体，使得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在不同的旅游企业实习，从而才能真正做到在实践当中检验自己所学知识和理论的扎实程度，还可以提高工作技能，便于找出不足，补充缺失的知识。
（三）整合教学资源，减少重复内容
旅游管理专业很多课程都有交叉点，重复的内容比较多，因此如果能够很好地减少重复内容，无形当中就节省了很多时间。这就要求旅游院校充分利用师资，将各门课程整合优化，不同的教师讲授不同的模块内容，同样的内容不再重复出现，教师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讲授更多实质性的案例内容，使学生更容易理解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增强课程的吸引力
旅游管理的有些专业课程可以选择情景教学即角色扮演的方式来进行。教师可以设计出一定的场景，让学生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将知识融于不同的情景当中，使课程内容生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有些专业课程中，如导游业务这门课程中导游整个接待程序以及特殊情况地处理等可以都可以运用案例法进行教学，学生可以从案例中掌握更多的课外知识，为未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此外，还可以借助一些多媒体的手段，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学生播放一些英文旅游观光片以及旅游影片，这种方式生动直观，既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五）强化教材建设，提高师资水平
针对旅游管理专业很多教材内容陈旧，内容雷同的现象，各个旅游院校应该组织教师团队，编写教材，即使更新教材的内容和数据，让教材真正起到参考书的作用。由于内蒙古大部分旅游院校的师资水平还不高，有些教师甚至是半路出家的，要提高师资水平就需要应该增加教师进修和培训的机会，提高师资水平，让教师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储备，不断地将新的观点和信息传递给学生，让学生能够及时地把握行业动态以及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