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3 20:51: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哲学分析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形而上学；深层关怀；人文主义
当西方古典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以它的鸿篇巨制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伟大基业，西方哲学向何处去?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否从此中断?这是摆在每一个西方哲学思想家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西方哲学的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分成了两股巨流：一股是科学主义，一股是人本主义。但是无论是现代科学哲学，还是现代人本主义，它们都是以反形而上学起家的。似乎“形而上学”从此就应当终结。哲学的历史应当翻开一页又一页的反形而上学的篇章。
本文作者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开进去的一种巨大的荒漠，它导引出了当代西方哲学最深刻的危机。正如赵敦华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新编》一书中所说：“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形容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282页)我以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思想根源，其根本点还是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疯狂地拒斥《形而上学》的结果，为此想在本文中对这种现象作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辨析，以就教于哲学界的诸多同仁。
一．问题的指出
我以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它们之所以高举反“形而上学”的大旗，原因在于它们都没有弄清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是什么?由于历史发展的诸多原因以及人类思维的诸种层面，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在古典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中，它始终被重重的迷雾遮蔽着。一提起“形而上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哲人往往都把它与亚里士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这些哲学巨匠的纯粹思辨联系起来，认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就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远离现实人生的一种“纯粹玄想”。于是他们或者要“还原”，或者要“揭蔽”，或者要“展布”，以敞开现实生活为宗旨，以倡导个人幸福为目的，纷纷构筑他们的反《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这些反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成或许有某种合理性，但从理论发展的视域看，他们又各自陷入了不同的误区，其共通的缺陷就是在于他们都没有窥见到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他们总是无的放矢，或者言不中的。
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我以为这是一个判断形而上学生死存亡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古代西方哲学相互联结的枢纽问题。不正确理解这一问题，也就无法正确理解西方古代哲学的本质和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从而也就无法把西方古代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机械地把古代西方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分割开来，不是片面的肯定一方就是片面地否定一方。
例如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将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就是这种机械主义者的典型，他之所以在他构筑的《权力意志》的哲学体系中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就是因为他片面地否定了古代西方形而上学的全部理论意义，用“虚无主义”来取代人类的一切哲学文化。［2］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枭雄罗蒂在他那本闻名全世界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提出了一种极端地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哲学思想，也是根源于这种机械论观念。似乎传统与现代没有任何联系，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完全是一种空谷来音。对传统的西方哲学的断裂、破碎、捣毁、异质是他们的哲学呼喊。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打着回到生活世界、把握现实的人、回到经验直观的“以现实境况为起点”的旗号，疯狂的反对形而上学。但是，他们对古典西方哲学的反叛，对形而上学的拒斥，都是瞎子模象，误读了形而上学的深层本质和深层关怀。为了驳倒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怪论，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古典西方哲学，即传统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上笼罩着的重重思辨的浓雾中究竟隐藏着什么?
二．在思辨《形而上学》的宏伟体系中黑格尔暗筑一条通往现代哲学之路。
的确黑格尔哲学不愧为思辨哲学的顶峰，他完成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这是历史给予他的伟大使命。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决不只是对过去哲学的回顾和总结。因为，他有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以为黑格尔决不会真正糊涂到认为历史上一切哲学都凝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哲学因此就终结了。虽然黑格尔常常自己也自我夸耀，他的哲学是以往一切哲学的总结，但辩证的思想却使黑格在他完成了的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暗筑了一条通达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之路，仅管这条思想之路在黑格尔那里是不自觉的，朦胧的。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的确劲吹了一股现代哲学的思想之风，这是不以黑格尔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做出的精彩的解剖就导出了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的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177页)
不谋而合，列宁在读黑格尔《逻辑学》时也摘录了这样一段话：
“在这里，……应当把概念看做不是自我意识的悟性的活动，不是主观的悟性，而是既构成自然阶段又构成精神阶段的自在和自为的概念。概念出现在生命或有机界这一自然阶段上。”列宁在旁边批注：《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4］(179页)
虽然黑格尔是以他的《逻辑学》涵括一切哲学意识，但是黑格尔把人的生命也包涵在他的《逻辑学》中。列宁就此写道：“把生命包括在逻辑中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天才的……”［4］(216页)往后列宁还指出黑格尔“客观(尤其是绝对)唯心主义转弯抹角地(而且还翻筋斗式地)紧密地接近了唯物主义，甚至部分地变成了唯物主义。”［4］(30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和列宁所说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把生命包括在逻辑学中)就是深刻隐藏在黑格尔思辩的哲学体系中的现代哲学精神。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甚至可以说终结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是不会中断的，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辩中传出了现代哲学的跫音。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沿着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踏上了现代哲学之路。这是为什么?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人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描述的那样完全脱离了人的具体生活，是一种纯粹抽象的实体。恰恰相反，黑格尔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百科全书式的巨著阐明了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生存，这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一书中在比较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人学思想时所说：“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5］(232页)
只要我们认真地全面地研究黑格尔哲学，我们会发现黑格尔对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描述，远远超过了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的自我吹嘘。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黑格尔的描述是宏大的，整体的，历史具体的；而后现代主义“大师”们的描述却是琐碎的、孤立的、卑微的，片面的；他们所说的“现实性”才是真正的“非现实”。仅管某些后现代主义大师打出了反对“宏大叙事”的旗帜来反对古典形而上学，但是离开了宏大叙事，那么哲学就只有去追求薄弱，日常的、简单的“语言游戏”了。这样必然把哲学变成一种和工具，根本丧失了哲学的真实内涵。不过在这里我们还应当把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生活与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所说的现实生活严格地区分开来，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以人类的劳动为生存条件的具体历史的生存。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存过程。”［6］(131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说的“现实”却是一种人无法
把握的“生存游戏”，是人无法摆脱的烦恼、孤独、恶心和死亡的世界，人的现实生活的世界和人对现实的认知，对人说来只是一种幻想，有如后现代主义大师雅克·拉康的魔镜。关于这一点褚孝泉先生在“穿越拉康的魔境”一文中已经指出：“人的自我既然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虚幻基础上的，那么，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种虚假认同的结构必定同时主宰了人对普遍知识的认知。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包括科学——的根源是一个幻像。”［7］(168页)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大师却打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大喊大叫“回到生活中去”，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欺欺人么?其实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一切后现代主义哲学所望尘莫及的，这正如黑格尔在评价康德《批判哲学》时所说：通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终于使人类登上了一座哲学高峰”。“哲学家论证了人的尊严，人民将会享有这种尊严，将不再只有受践踏的权利，而是通过自身去争取人的权利。”［8］黑格尔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9］(26页)“自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在黑格尔思辨形而上学的浓雾中深藏着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
三．回到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追本溯源，在古希腊那里，我们找到了亚里士多德。因为正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完成了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建构。今天我们读到的《形而上学》这本书，就是集古希腊哲学之大成，是古希腊哲学的一部百科全书。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见到的这一部书亚里士多德在其中集中全力地探索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产生的本源和根据以及它赖以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实体”和认识世界的范畴体系，等等。但是作为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深层本质是什么?它的深层关怀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如果孤立起来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完全可以把亚里士多德认定为一，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10］
我以为苗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思辨哲学”的方法具有极强的独创性，他不是孤立地考察亚氏的《形而上学》”而是把亚氏的《形而上学》与他的《物理学》和《人事哲学》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考察方法必然展示出亚氏《形而上学》所张扬的思辨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精神。理解“思辨”就必须把握“toauto”这一核心，那么形而上学的思辨必然从外界反观自身，从客体回到主体，回到“人”这个自身。《形而上学》的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就在“toanto”中锋芒毕露。“存在之所以为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研究对象的原初规定，离开了“人自身”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之所以”是人对“存在”的追向。其实《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本来意义就是“物理学之后”，后来衍生为智慧之学，或第一智慧。然而，正如苗先生所指出的：“智慧这个词，据说来自光(phoos)，它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获得了更高的神圣。然而在希腊哲学文献里还是十分通俗化，人们把最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最精确的科学都称之为智慧，拥有这样德性的人称为智者。”［10］然而古希腊的智者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难道这不是一种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吗?其实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论述到“爱智”时指的并不是一种为目的的求知，而是一种对知识的自由的探索。他说：“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的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1］(31页)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指的最自由的科学就是《形而上学》。它深深地浸透在亚氏的全部哲学之中，这也是正是亚氏《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
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大声疾呼：思辨哲学应当解构，形而上学本体论无用，因为哲学应当关注人生，关注现实人的最大幸福。然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苗先生说：
“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辩是最大的幸福(eudaimonestatos)。思辨是理智的德性，理智是人的最高贵部分，是主宰和向导，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思辩就是这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
“哲学以其纯洁而经久，而有惊人的快乐。”［10］
这无疑是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诸种流派一记响亮的耳光。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思辩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最经久的愉快。
四．康德哲学的启示
其实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批判并不是某些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明和专利，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有形而上学产生起就有对它的反抗。古代希腊的高尔吉亚就不说了，就是在近代哲学中，休谟首先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在休谟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依曼努尔·康德又给了《形而上学》致命的一击。但说来又很奇怪，康德这一致命之击的结果却使康德在欧洲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可与黑格尔哲学体系比美的庞大的“批判形而上学体系”。这的确是一种怪圈，但也显示了形而上学的强大生命力。以致康德在他最后一本著作《实用人类学》中，道出了《形而上学》的科学人类学本质。
今天，让我们来回顾康德的《三大批判》，与其说康德的功绩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了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不如说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完成了人类道律自律的先天律令，正如康德所说：“自由”乃是他“思辨理性体系整个建筑的拱顶石”。康德的哲学革命可以归结为他对自然与自由，科学与道德进行的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之所以可能是在人类文艺复兴时代崛起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卢梭和洛克等哲人的启蒙思想深刻影响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这种探索的结果，使康德得出了哲学就是最自由的学问的结论，正如谢林所说：“朝霞伴随着康德升起”，“自由贯彻全部哲学而始终。”［12］但是康德的探索也并不是空谷来音，它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历史延续。康德批判哲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矗立在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上的是一干永远飘扬的人文主义大旗：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深层关怀由此显露毕竟，以致康德自己认为他的整个先验哲学体系都在着力回答下面几个问题。
1．我所能知者为何?
2．我所应为者为何?
3．我所可期望者为何?［13］(549?/FONT>550页)
在康德生命的晚年、他又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乃是统摄所有其它哲学问题的核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说，人是追求幸福的有理性的动物，因为“幸福乃满足吾人所有一切愿望之谓，就愿望之杂多而言，扩大的满足之，就愿望之程度而言，则增强的满足之，就愿望之延续而言，则历久的满足之。自幸福动机而来之实践的法则，我名之为实用的(处世规律)，其除“以其行为足值幸福之动机”以外别无其他动机之法则——设有此一种法则——我则名之为道德的(道德律)。前者以“吾人如欲到达幸福则应为何事”劝告吾人；后者则以“吾人为具有享此幸福之价值起见，必须如何行动”命令吾人。前者根据经验的原理；盖仅借经验，我始能知有何渴求满足之愿望，以及所能满足此等愿望之自然原因为何。后者则置愿望及满足愿望之自然方策等等不顾，仅考虑普泛所谓理性的存在者之自由，及此种自由所唯一由以能与幸福分配(此乃依据原理而分配者)相和谐之必然的条件。故此后一法则，能根据纯粹理性之纯然理念而先天的知之。”［13］(550?/FONT>551页)
康德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上不仅是一种对人性深刻的追问，而且又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大圆圈运动，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自我陈述式“认识你自己”，到近代哲学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思想，以及现代哲学帕斯卡等人“我是谁?”的忧思，完成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人类学之梦。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反叛，其哲学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我想用姚大志先生在《现代之后》一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准确地表述它，姚先生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终结关于人的神话，就是祓除启蒙思想中人类学之梦。但是没有主体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的人的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主观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14］(8页)然而在哲学主体性死之之后，哲学所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因为后现代的作品没有了寄托的主体，所以它们都是平淡的、轻飘飘的、没有个人情感的。正如詹姆森所说，每一首古典乐曲(现代音乐)都是独特的，并令人耳目一新，而所有的流行音乐(后现代音乐)都是雷同的，并似曾相识。”14］(9页)这样的情况与赵敦华先生陈述的当代哲学的危机是多么相像啊!然而，哲学作为对人的存在的自我意识是永远不会在历史文化中消失的。从古代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追问发展到现代哲学对人的存在的追问，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一种在变化发展中把握人的生存状态，在事实上，它仍然是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思。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上的真理是存在者的状态，情景。因此，它用“此在”(Dasein)这个范畴来构筑它的形而上学宏大篇章。詹姆森则认为“主体性为现代文化提供了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特征”。［14］(8页)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只能奏响它向人性本质的深层探索，向人的主体性的深层探索，而决不会消灭“形而上学思辩”本身。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某些大师想斩断形而上学的历史传统，但是，有一名著名的美国学者杜维明却说：“传统对现代性并非只是起着抑制作用。恰恰相反，它们既是束缚力，又是加强力，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勾画出现代性的特有轮廊。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的进程时，把传统弃置为无用的残余范畴，这在思想上是幼稚的，在方法上是错误的。确实，现代化是一个极为不同的文化现象，而不是一个同质的、全面西化的过程。为了懂得这一点，我们有必要研究现代性中的传统。”［15］我以为要真正使当代哲学沿着健康道路的发展，哲学的任务不是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是研究、探索、继承发扬光大传统的形而上学中所包孕的现代性哲学因素，正如人们把自由理解为现代哲学的基本要求一样，但自由又有各种各样的区分，例如有法治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等等，而西方古代经典形而上学大多数都是以哲学的本源存在或本体存在的方式来追问和探索人类的自由，其实这才是一种真正自由，是从根基发展出来的自由，是自由的终极本质。一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自由观，都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因此，无论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西方哲学派别如何五花八门，观点如何分歧别类，其实他们都离不开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康德批判形而上学体系所留给后世哲学的哲学话语语景。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参见：姚定一.理性的殒落——论尼采的《权力意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第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马克思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重写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黑格尔书信集》德文版.译文转引自《读书》1982年第5期：《在合理为现实之间》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0］《哲学研究》.1998第12期.
［11］《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关键词：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国际比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这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升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欧洲和美国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哲学专业人才培养国际发展趋势、国内大学哲学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进而通过有针对性的改革，努力缩小差距、弥补不足，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世界一流哲学系的人才培养理念与举措
在此次国际比较研究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收集、分析了欧洲、北美和东亚十余所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培养方案，重点是欧美6个世界一流哲学系：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剑桥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哲学系以及哈佛大学哲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这6个哲学系所拥有的哲学传统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们在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和举措方面却高度趋同。
1. 不过分强调哲学的专业性，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
牛津大学哲学系明确指出，“在本科生层次上，把哲学作为唯一的学位对象进行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没有同样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个哲学系都认同这一理念，并结合自身的传统与实际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鼓励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复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学科竞争力。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单独的哲学专业之外，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设立若干哲学辅修专业。在这个方面，牛津大学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PPE）项目、哈佛大学的“心脑与行为轨迹”（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项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则坚持德语世界的悠久传统，要求本科生必须选修两个专业，其中哲学专业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过75%。虽然剑桥大学哲学系明确不提供类似的辅修专业，但它要求哲学专业本科生在第三学年选做古典学专业或神学专业的论文，从而在事实上进行了学科交叉。
2.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重视论文写作
以重要的哲学问题及其答案为主体的哲学知识，当然是哲学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不过，与系统完整的知识掌握相比，这6个哲学系显然更加看重学生能力的养成和提高。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学著作和复杂现实问题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学传统的分析能力和论证能力;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作为注重能力培养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们都高度重视（学位）论文写作：都有辅导论文写作的制度安排，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主要依靠导师辅导，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有专门的写作与论证课程;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把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或竞赛获奖论文作为以优等生毕业的必要条件，而德语世界的2个哲学系则为学士学位论文赋予更高的学分，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修哲学毕业需修满12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0学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需修满180学分，学士学位论文计12学分。
3. 以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鼓励哲学专业本科生进行跨专业的交叉复合培养，必然导致学生学习需求的多样化。那么，如何在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课程资源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呢？这6个哲学系的共同选择是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即将部分或者全部专业课程划分为若干课程群模块，每个课程群模块包含1门或多门相关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学业规划进行模块选择。柏林洪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将所有专业课程都划分进特定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其中选修模块主要根据研究方向（相当于国内的一个二级学科或若干相近二级学科）进行设计;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特定的课程形式和考试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块而非课程进行总体考核。英语世界的4个哲学系则主要是对高年级的选修课程进行模块化设计。
4. 以高强度的课程研讨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
就课堂教学的形式而言，这6个哲学系的专业课程都分为两类：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讲座课（Lecture/Vorlesung）和研讨课（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国，后者还会细分为初级研讨课（Proseminar）和专业研讨课（Hauptseminar）。两类课程的分布规律是：研讨课多于讲座课;越到高年级，研讨课的比例越高。不仅如此，6个哲学系都对研讨课作出了非常完整细致的安排，学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课前准备和后续工作（其所用学习时间通常是上课时间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课程进度，进而修完课程，获得学分。因此，尽管6个哲学系对学生的专业学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国内哲学系要求），但学生的学习压力却很高，课堂表现也更积极主动，其学习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激发。
5. 完善的导学机制助力学生成长
由于对学生入学不设置任何专业门槛，所以，这6个哲学系都设立了完善的导学机制，帮助学生尽快进入专业学习状态。低年级的导论课、高年级的辅导课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是它们的共同选择。一提到导师制，人们就会想起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似乎只有它们才有导师制。其实，除了实行学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学哲学系外，其他3个哲学系也都实行某种形式的导师制，安排专门的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和人生指导。此外，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还把参加专业学术俱乐部作为导学机制的一个补充部分。
6. 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引导学生提升能力
培养目标决定考核方式。这6个哲学系都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均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的能力掌握与提升。传统的闭卷考试依旧存在，但主要是写小论文，以考察学生对特定哲学问题的理解、分析和论证能力。在德语世界，这主要用于模块结业考试;在剑桥大学哲学系，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学年（阶段）结业（升级）考试。对于大多数课程，6个哲学系采取的都是综合评价方式，即对平时表现（出勤率和课堂发言情况）、课程报告、作业或课程论文等分别赋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终分数，以对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综合评价。在综合评价中，一个学生要想获得高分，就必须全程参与、积极思考、主动表现。
二、国内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哲学系即开始新一轮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哲学系已经基本实现“破旧立新”：“破旧”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前苏联模式对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消极影响;“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为主要参考对象，初步确立了新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一致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此次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尽管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国内一流哲学系与世界一流哲学系之间依旧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破而未除
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国内哲学系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十分明确的专业观念，即强调哲学是一个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学说体系，因此，在实际的培养模式设计中，总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在哲学与其他专业之间树立起了一道人为的、难以逾越的“藩篱”。此前几十年走的弯路已经充分说明，哲学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业，但它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思想知识体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经过近20年的反思，这种僵化封闭的哲学专业观念已经被打破，但并未被彻底根除，其突出表现是：哲学至多愿意与文学、历史学这两个相关学科进行有限的交叉融合，这连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没有超过！就更不用说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生物医学、认识科学等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了。而与后两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实处
任何好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的的。这就要求人才培养模式不仅要把学生发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实处。国内哲学系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无疑都承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重要性，但关键在于落实不够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认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够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为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提供保障;对论文写作在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未能为学生的论文写作提供专门的帮助与辅导;教学方式依旧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研讨性、互动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导学机制，为学生的学业发展和人生发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帮助，等等。
3. 课程设计的观念依旧落后，课程体系落后于教学改革和学生发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学系更多地是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模块化的课程群设计。相比之下，国内哲学系的课程设计考虑更多的还是教师教学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养的需要，更多还停留在单一课程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课程群的高度。如此设计出来的课程体系，自然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以及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距离。
4. 考核评价方式还比较传统单一
近年来，国内哲学系也在积极引进、推行综合评价方式，但往往因为教师缺乏足够的培训，未能熟练有效地运用这种评价方式，或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或导致评价不够客观准确，引发学生不满，其结果要么是无法继续推行，要么是变成形式主义。因此，国内哲学系目前的考核评价方式还是以传统的闭卷考试为主。于是，学生的学业情况还是依赖期末的几张试卷进行评价，而占据学分成绩榜首的也还是那些善于记忆的学生（特别是女生）。这显然与哲学学习评价的实际不相符合。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国内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顺应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大势，比学赶超世界一流哲学系，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特将这些经验与思考简要汇报如下，以供国内同行参考。
第一，只有在学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的条件下，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对于具体的哲学系而言，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是相应学校总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哲学专业中的体现。对它的改革必将涉及到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实上，如果南京大学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提出要彻底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启动的;即使我们有非常强烈的改革意愿，自发强行启动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彻底。
第二，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基本理念的改变入手。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专业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看，除了专业的哲学研究工作者外，哲学专业还应当培养那些具有较高理论思维能力、能够从事复杂现实问题分析或理论宣传工作的交叉复合型人才。一旦在这种基本理念上实现彻底改变，纲举目张，我们就能在顺利实现一系列重要观念的调整，把交叉复合人才的培养、学生的能力培养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
第三，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把新型课程建设作为主要抓手。近年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新生研讨课等一系列新型课程形态被陆续引入国内，在教师和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客观上激发出了改革热情。在南京大学整体推进这些新型课程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积极引导、推动教师进行新型课程建设。通过推出一批新课程，淘汰了一批老旧课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稳定地实现了课程体系的优化和升级。
[关键词]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选题；写作；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 G6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3?0103?06
“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大学生课余科技文化活动中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示范性和权威性的全国性的竞赛活动，被誉为中国大学生学术科技“奥林匹克”。“挑战杯”竞赛活动在较高层次上展示了我国各高校的育人成果，推动了高校与社会间的交流，已作为学校学生课余科技文化活动中的一项主导性活动，成为高校与社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窗口、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有效方式以及培养高素质跨世纪人才的重要途径。大连海洋大学作为应用型高校，在定位自身与职业类院校和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差异时，格外重视“挑战杯”竞赛活动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日前举办的校级第九届赛事为例：2012年12月，大连海洋大学校团委开始组织学生申报课外科技立项项目，全校共申报213项，1000余名学生参与了立项工作，2013年3月，作品开始进入评审阶段。作为立项项目指导教师与项目成果评审教师，笔者参与了该校级赛事的整个过程，拟以社科类学术作品参加该赛事的态度、行为等过程情况及提交参赛作品和评审结果为研究对象，对如何提高学生实际科研训练能力做一些实证性系统探索，以窥“挑战杯”竞赛活动意义之一斑。
既往对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的研究，可分理论探讨和实践调研两大类。从理论验证性文章来看，对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或科技活动宏观概述性分析较多，涉及微观具体问题和细节性问题分析较少；宣讲本学院或本校开展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工作开展状况论文较多，对比分析高校间相关论文工作较少；笼统阐释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的意义论文较多，针对高校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做出类型区分相关论文较少。实践调研类论文又可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涉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整体运作情况的聚类分析。另一类是以作者所在高校为中心进行的科技作品竞赛或活动的宣传性介绍，这一类论文典型特征是自我宣讲或表彰，对竞赛或活动自身存在的问题鲜有涉及。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来看，以微观性的某类具体作品为切入点，并结合某具体高校实践性竞赛活动为分析载体进行探究性研讨实有必要，且能为竞赛或活动的质量提升起到动力推动作用，此点亦是本文写作的重要逻辑原点。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因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所涉问题过多，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无非有三：一是对于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选题的探究；二是如何做好作品写作的过程控
制；三是如何科学合理评价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质量。
一、对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的选题
选题决定了课外学术作品的科研方向和水平，决定着科研的成败。有论者指出合适的选题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科研能力，促进大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对于推动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提高大学生信心和作品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从大连海洋大学第九届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哲学社会科学类专项为例，所有62项作品涵盖学科包含了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竞赛哲学社科类专项要求的所有类别。具体而言，62项作品里，哲学类作品3个，占所有类别作品的4.8%；法律类作品6个，占所有类别作品的9.7%；经济类作品4个，占所有类作品的6.5%；管理类作品11个，占所有类作品的17.7%；教育类作品14个，占所有类作品的22.6%；社会类作品24个，占所有类作品的38.7%。详细作品信息如表1所示。
从学生申报的作品来看，以下问题明显：选题过大，内容宽泛，框架面面俱到，总有完备答案，不会从实际调查和观察中独立自主地形成新分析、新观点。如，《家长的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调查研究报告》、《新时期企业发展新思路》、《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探究》、《论网络人际交往的道德与智慧》、《关于目前中国房价问题的调查研究》、《浅析中国海洋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国的海洋情结》、《论社会发展对就业的影响》、《法律无情与法律有情》等题目的选取明显偏差于学生自身能力，由所选题目可作出的预判是：学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知识背景下完成如此宏大题目。[1]
由此所引发的思考是何谓合适的选题，何谓好的选题，何谓面向特定对象科学的选题？不少论者认为价值性原则、创新型原则、可行性原则、有利性原则、具体性原则等方面阐释大学生应如何选择合适的课题参加各类科技作品竞赛[2]。诚然思辨性理论对大学生选题有一定指导作用，但如何更直观细致地寻求选题的优势化选择是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时间较近、更具权威的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科技作品竞赛哲学社会科学类特等奖获奖作品，总结更具指导意义的科学选题标准。表2为特等奖论文具体信息。
获特等奖作品选题有两个特点：一是题目小，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学校自身所处区位；二是研究视角较为独特，即使没有限定在一定的区位，对所选主题研究也不是大而全的；三是没有形而上的思辨论文，而是立足于学生自身实际，形而下地进行走访调查研究，应用性成果占据主导地位。由上可初步总结出大学生进行选题遵循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小、新、实。
所谓小，从认知规律看，先具体，后一般，用所学理论指导，去调查研究和分析具体事物，然后得出深化和改变甚至创新原来的一般理论。小意味着要选择以小见大的题目，需要智慧，创新和知识。比如，我们要研究调整结构和增长方式转型。你就可以调查几个地方、几个小微企业，在后危机时代如何改变和创新经营模式的实践。所谓新，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东西：新事物，新经验，新问题，新趋向。如：① 新农村建设中渔政渔港建设，动植物保护，农村饮水、公路、供电、安居、清洁、土地整治、海域使用等调研分析；② 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发展课题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等调研分析；③ 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修复中的退耕还林还草、重点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情况、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保护等进行调查研究；④ 教育发展课题中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农村学前教育、职业教育基础能力、民族教育发展、教育信息化建设；⑤ 改善民生计划中扩大城乡就业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国有资本收益中的民生支出等调研分析。所谓实，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衡量：一是踏实细致的进行实践调研；二是所作出的结论或建议具有可执行性，能为社会、地区相关问题应对提供可资借鉴的实用对策。如针对我国矿难高发。湖南师范大学10名大学生历时两年多，走访了30多个煤矿，完成两万多字的《湖南煤矿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调查报告，所提出来的三级矿难防控体系，引起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高度重视。
二、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写作的过程控制
选题确定后需要系统科学地寻求科研路线，即需要以研究主题所确定的概念为中心，量化变量并提出假说，并确立相关研究方法证实或证伪假说。对于初涉科研的大学生来说特别需要考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建构层面；二是科学方法层面；三是具体写作层面。第一个问题所涉两个子问题，一是选题中以关键词为核心的文献检索和综述；二是选题所依存理论的一个系统学习。前者研究过程可以概括为问题形成、数据搜集或文献检索、数据评估、分析和解释及表述研究结果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承载着一项与原始研究相似的功能。例如，在原始研究和研究综述中，“问题形成阶段”包括界定我们感兴趣的变量，“分析解释阶段”涉及决定哪种结果是显著的。对于选题所依存学科的基础理论，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学科或专业原理。以经济类论文或研究报告为例，至少在建构作品时应当至少掌握以下三个方面原理：① 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② 选择行为是经济学分析的对象；③ 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分析的中心目标，其主要任务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持续地开发出人类所需求的商品并将商品在人们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对于科学方法层面，应该从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引导。社会调查主要任务是根据调查方案中确定的调查方法，以及调查设计的具体要求，采用各种方法收集调查对象的有关材料，全面掌握总体及总体单位各方面的基本状况。在社会调查中一是要注意调查方式方法多样性：综合运用问卷、访谈、实地考察、讨论、案例以及文献查阅等。有的竞赛作品图省事，怕麻烦，只搞问卷一种。所以东西很浅。甚至结论不符合实际。二是要注意调查的深入实际，深入调查要求不怕苦、不怕累，要下真功夫。比如，东南大学几位学生去农村调查融资问题，不但坐硬板，还住农民家里，所以成果很实在，很具体，获得特等奖。通过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审核，整理与汇总后，还需要系统的分析，才能揭示出资料所包含的众多信息，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依据资料的性质，可以将资料分为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方法主要借助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体现。要强调的是定量研究方法，调研可能涉及单变量或多变量的统计分析，因此方差分析、聚类分析、因子分析与典型相关分析等成为要了解和初步掌握的科研方法。
写作是收获的季节，把调查研究的成果、事实、材料和资料用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梳理、分析和提炼出你的新结论，新认识。就是有实践价值和学术含量，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 和内在逻辑，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对策等。首先，要聚焦出鲜明的主题和创新点。作为论文的核心部分，应当充分而又简明的阐述为解决所提出问题而使用的新的思路或新的方法，以及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其次，作品语言力求精炼、生动、有个性、有锋芒。先求通顺后波澜。尽量用平常的语言，阐明深刻的道理。
三、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的科学评价
对于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社科类项别评价指标的确定，我们综合了国家挑战杯及地方省市挑战杯的评审标准，确定将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创新性等作为大连海洋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哲学社会科学类（以下简称哲社类）专项的评审标准，通过走访刚刚在大连理工大学举办的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哲社类评审专家，结合举办的前八届校“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了评审标准中各个子维度相关指标，详见图1。
在制定科学严谨的评价指标后，通过匿名方式征询了10名相关专家的意见，在对专家意见进行统计、处理、分析和归纳后，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对指标中大量难以采用技术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经过多轮意见征询、反馈和调整后，对因素价值和价值可实现程度进行了相关分析。具体操作为，对评价指标中各因素的进行相应分级，系统将各因素分为一到五级，并赋值为0-1分不等，同时按照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给与不同的权重，即对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做区别对待，依照公式： 进行了加权评价，得到最后的评价结果。
四、结语
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之间的有机互动可有效促进双方更为良性地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以及关联活动存在诸多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注重培养学生科研素养，锤炼学生科学化思维。这种思维的锤炼应当具有体系性知识建构特征，如课题申报与结题、科技文献检索与获取、试验设计与数据分析能力、科技论文写作方法与发表流程、毕业设计（论文）等内容。
（2）高校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基地，学生科研能力的提升需要和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有机融合。具体做法是，大一大二需要安排科研思维训练、文献检索等相关课程；大三大四期间需要安排专业前沿理论研讨等相关课程。
（3）注重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将校、省（市）、全国“挑战杯”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视为人才培养过程中训练学生科研思维、科研技能的重要载体，尽可能安排学生参与比赛，遴选优秀指导教师并给予充足基金支配。
（4）成立直属于校直属下大学生科技创新（业）中心，专门负责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实行本科生学分制与导师制相结合的学生管理模式，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尽早开展科研活动。鼓励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尊重学生知识产权，并给予相应资助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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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解释学 科学哲学 科学解释学 研究成果 发展意义
科学诠释学作为专门的课题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它从20世纪70年代萌芽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它的出现是为寻求科学发展造成的困境的解决方案的必然，是诠释学本身拓展的需要，也是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科学哲学的诠释学对话的结果。美国学者帕尔默就曾经预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中，由于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对话，诠释学有可能出现在科学哲学中。”[1]]现在他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虽然短短的30年，科学诠释学还是年轻的生命，理论还需很大的完善和建构，但大家的热情和理论探索的勇气，让这个小生命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一定的价值研究成果。
一、科学解释学兴起的理论背景
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科学诠释学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科学诠释学的发展渊源看，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都对科学诠释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因此科学诠释学可以看作是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从内在发展逻辑上看，科学诠释学作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思考绝非某个哲学家一时即兴而为。它是实证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诠释学理论向自然科学领域渗透、诠释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科学哲学引入诠释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再创造的产物。
在诠释学方面，海德格尔第一个站在本体论诠释学的立场，立足于“此在”，认为理解是“能在的存在”，是“此在本身的本已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2]这样，海氏就赋予了理解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使得诠释学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开启了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可能性图景。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海氏的思想，直面自然科学中的“理解”，揭示出自然科学中的理解也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同时指出诠释学是不排斥自然科学的，“在构成意识的活动中所完成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由解释学的反思来完成。正因为如此，它就能够并且必须把自己展示在一切现代知识之中，尤其在科学之中。”[3]伽达默尔的普遍诠释学为科学诠释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但遗憾的是，海氏和伽氏虽然表明了解释学涉及人类与世界有交往的全部领域，但是面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他们还是有点妥协——他们的解释学仍然是人文性质的，而对自然科学诠释学并没有进行细致深刻的探讨和专门研究。
在科学哲学方面， 亨普尔为科学解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科学诠释学的诞生迈出了模范的一步，他把自己的科学解释的哲学分析推广至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认为理解是一种启发手段，从属于科学解释。这样，他以解释为主的方法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偏颇引发了科学历史主义对他的纠正：科学解释本质上具有历史相对性、对概念框架的依赖性，概念框架凸显了科学解释的语境和态势。库恩的范式、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性和汉森的概念模式概念都反应了科学解释的历史相对性，这为推动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合流、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诞生开了一个好头。科学诠释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源于两大学科的共同滋润是无疑的。正是在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最终催生了科学诠释学。
二、我国的科学诠释学研究成果
科学诠释学是在西方哲学界产生的，我国学者对其诞生无缘于直接贡献，但我国学者对科学诠释学在我国及国际科学诠释学界的发展上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总的来看，我国学者的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学者完成了科学解释学从西方哲学界的引进和向国内的推介。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诠释学的同时引进科学诠释学的，之后相继翻译了一些国外相关论文和论著，如伯恩斯坦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基西尔的《一种自然科学的诠释?——最新争论》和科克尔曼斯的《 现代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本质》等。1984年、1987年和1999年，我国著名哲学期刊《哲学译丛》，先后三次组织国内学者集中翻译西方科学诠释学的有关学术著作和论文，为我国科学诠释学的健康发展和开放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国内科学诠释学研究能够始终与国际科学诠释学研究保持同步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台。
其次，发表了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成果，初步发展和建立起我国的科学解释学事业。在从西方引进科学诠释学的同时，我国哲学界对科学解释学的研究也开始逐渐走向深入。一些理论专著先后发表，如施雁飞的《科学解释学》、吴琳的《理解之维：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研究》、曹志平的《理解与科学解释》、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同时还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论文，如李章印的《探照灯与数学因素》、《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高靖生的《论科学理解的合法性》、《科学理解中的个人知识与判断力》、《科学理解中的形成机制》、《科学理解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科学理解的认识论前提》，吴炜的《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叶泽雄的《论自然科学的理解和人文社会现象的说明》，殷杰的《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胡丹的《浅谈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李金辉的《科学解释学的三重维度》，袁航和曾国屏的《关注科学理解》，方鸿志的《科学合理性的现代意蕴》，任平的《论语言符号系统在广义认识论中的地位》，方珣的《科学解释述评》，刘高岑和郭富春的《科学解释的语境：意向模型》，石丽琴的《从解释学的观点看拉卡托斯的科学编史学》，任玉凤的《劳斯的科学实践解释学思想解读》，等等。
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撰写学位论文是培养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是研究生养成创新精神、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撰写学位论文的严谨训练，研究生科学研究的素养和独立工作能力会得到较大提升［1］。研究生如何在入学伊始，就抓紧先机，优化知识结构，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写作意识，对今后的工作和学习都十分重要。
1医学研究生加强论文写作培训的必要性
随着高校研究生招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亟待提高。各高校都要求研究生毕业时要在相关杂志，但是现实表明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普遍不高，其原因有：①由于研究生指导教师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招生人数的增长速度［2］，扩招后研究生师生比严重失调，有的导师兼职太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写作。②研究生学习心态不正确：学生忙于医学专业课，只关心计算机考试和英语考级，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文水平如何没人重视，很少有人下工夫学习中文，或学术研究心态浮躁，简单重复、模仿别人，导致学术论文质量问题很多。③研究生应用写作基本功差：一些人缺乏文科基础，文学、艺术修养及文字的基本功较差，语言文字表达欠佳，在论文写作时表现为论点不明，语句不通，逻辑混乱，错别字多，人文素质亟待提高。
2医学研究生提高论文写作意识的途径
2．1广泛阅读写作和阅读是紧密相连的。书籍和杂志中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贮存着人类宝贵的人生经验。阅读是通向科学圣殿的阶梯，可以使人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感悟人生道理，了解时代信息。古人云：“厚积而薄发”，持之以恒的阅读，必能集腋成裘，积沙成塔。阅读也是研究生积累写作素材的一个重要途径，对科技写作能力的提高很有必要。尤其是阅读与自己写作有关的本专业的文章和书籍，从其选题、取材、论证等方面认真学习、思考，分析其文章好在何处，有何特点，有何规律，可以使自己在业务能力和写作水平上快速提高。如果是初学者不知如何下笔，还可参考其格式，写入自己的材料、观点，逐步规范整理成文。很多人并没有接受过专业写作培训却能将文章写得很好，即源于平时的广泛阅读。
2．2建议院校开设论文写作及相关课程建议有条件的院校应开设科技论文写作课，通过理论教学和写作训练开启学生的学术思维，针对研究生论文出现的情况，教师从论文的体裁、结构、语言、文字等方面予以指导，并适当介绍国家标准和编辑常识，为研究生正式进入课题研究和发表学术论文打好基础。实践证明，知识结构决定了一个人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为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可以结合医学专业，增设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课程，开设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等选修课程，并在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规定必须修满的学分。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中，还可以推荐一些人文类经典书目，供研究生参考阅读［3］。
2．3营造科研氛围在读研究生应积极参加学术交流。如参加研究生科研组织或社团，定期开展学术活动；参加以实验室或科室为单位的小型专题研讨会，培养自己的主动思考和探索研究的能力；主动参加学术报告会，如：某疾病的研究现状、怎样申报科研课题等讲座。在学校网站上开设论坛，采用网上讨论这一更加自由的形式吸引更多人参与学术讨论，多渠道提高论文写作水平。
2．4勤练笔“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论文写作是一个积累、感悟和融会贯通的过程。研究生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应注意以札记、随笔、团队活动后的实践报告等形式，将平时的生活素材转化成文字，锻炼自己的文字写作功底。在工作和学习中多观察、勤练笔，培养自己对科学研究的自信心和严谨的科研态度，为今后科研打下牢固基础。
[关键词]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本科课程设置 核心课程
[中图分类号]G12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7-0224-02
一、课程设置的框架
我国高校本科课程设置一般分为公共基础课、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五大类别。公共基础课包括“两课”、大学外语、大学计算机、体育和军事理论。这几门课程是大学本科学生任何专业都要学习的基础课。公共基础课的学分和课时占本科生毕业所需学分和课时的四分之一左右。通识课是为了使大学生广泛地涉猎本专业以外的知识，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培养综合素质而开设的限选课。一般学分设置在10学分左右，课时数在150～200课时左右。实践课包括军训、公益劳动、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通识课和实践课的学时学分占总学时学分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是本科课程设置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不同本科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不同专业的本科学生学习不同知识的重要体现。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时学分一定会占到总学时学分的一半以上。在一些院校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区分的比较明显，专业基础课是指专业所在一级学科的基础课程或者所在学院的平台课；专业课是指本专业所特有的，明显与其他专业不同的专业课。而有些院校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区分并不明显，而统称为专业课。
有些学者认为现在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杂乱无章，在专业课方面需要开什么课、开多少门课、每门课教授多少学时，课程之间的层次和先后顺序都没有统一的认识，更缺乏严密的论证。大多数高校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也是仓促上马，课程的设置多是依据所在院系原有的师资情况而定。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不一定需要全国一致的课程设置，可以从开办高校自身的特色出发，通过实践得到不同特色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办学的经验，这能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管理学科。目前，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院校大致可以分为艺术类院校、财经类院校、政法类院校以及综合院校、理工院校和师范院校。其中，艺术类院校多以经纪人、艺术管理和院团管理为其特色；财经类院校多以文化产业经济、金融管理为其特色；政法类院校多以政策与法律问题和版权法为其特色。后三类院校的情况较为近似，特色不足的问题也比较一致。但总的看来，如果课程设置差异性太大是不利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发展的。从教师的角度来讲，如果课程设置完全不同，无论科研项目的涵盖范围，学术评价的标准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如果所学内容没有共通性，社会对于该专业的认同度会大为下降，学生就业也就成了问题，跨学校考研升学也会有障碍。所以，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课程设置必须有几门必开的核心课程：如文化产业概论、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管理学、文化经济学、文化资源学、文化产业法规与政策、文化市场营销和传播学。无论哪一类的院校都应该在这八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二、课程设置实例
如同济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学安排。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相关的课程被分为了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特色课三个部分。
学科基础课包括中国文学经典、中国文化史、外国文学经典、世界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经典、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经典、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这是同济大学以文化批评为基础设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体现，着重加强学生的文学和文化的基础知识，强调对哲学史、思想史的学习。
专业基础课包括文化产业学、创意学概论、文化研究导论、文化产业管理、文化资源概论、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品与营销、文化产业政策与法规、文化产业投融资与财务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案例分析、知识产权专题、市场调查与策划。除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开设在专业特色课中，基本上涵盖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必开的核心课程。
专业特色课包括文化发展规划专题、创意设计概论、新媒体经营与管理、互联网文化概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专题、文化创意项目管理、新媒体策划与写作、城市文化专题、艺术市场与文化消费、文化艺术策展实务、互联网传播专题、新媒体广告。体现其开创性的办学思路，着重于文化产业的创意性、新媒体和城市文化三个角度。
再如长春大学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教学安排。其专业课分为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学科基础课包括文化产业概论、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法规与政策、文化市场营销、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文化产业理论专题、文艺学 、美学、大众传播学。已经包括了专业必开的核心课程。
专业必修课包括文化经纪人概论、中国古代美学、民俗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公共关系、实用文体写作等课程。这种侧重于文学课的设置并不是因为其专业开办于文学班底的院系，而是因为文学修养给予人的文化鉴赏能力和对于内容的敏感性，使其成为了文化产业从业者必备的基础能力。文学成为了进入“内容为王”的文化产业的一个路径，给出了综合院校、理工院校和师范院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一个特色化办学的思路。
专业选修课包括艺术品鉴赏与拍卖、会展产业实务、广告创意与文案、出版产业实务、旅游产业实务、影视艺术概论、通俗文学专题、知识产权法、文化品牌研究等课程。可以看出其开设的专业选修课多是产业实务课程，这也符合地方普通高校服务地方，培养文化产业项目执行层面人才的办学目标和层次。
三、课程设置的思路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主要是指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专业课，实践环节中的社会调查、社会见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的设置。其核心内容在于上哪几门专业课、每门专业课讲授多少学时、课程的先后顺序，使其成为有机的课程体系。使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后，对于文化产业管理的知识体系有一定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科研和自我学习能力，能够从事相应的社会工作。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专业课应该分为三个层次：文化基础课、文化产业基础课、文化产业实务课。每个层次的学时学分数量应该是相近的。
文化基础课就如同济大学的学科基础课，长春大学的文学类课程，是教授学生必要的文化素养，在其学习文化产业专业课程之前，对文史哲这样的传统人文学科的知识有一个必要、基础性的积累。有了文化底蕴才可能产生文化创意，才能不违背文化规律做事情，才能避免用产业来危害文化。文化基础课可以选择历史、文学、文化史或者哲学思想史等角度来进行教授。如果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角度就要包含其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不应碎片化。
文化产业基础课应该包含文化产业概论、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管理学、文化经济学、文化资源学、文化产业法规与政策、文化市场营销和传播学八门必修课，这八门课程组成了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最为核心的知识体系。目前，我国招考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高校所出的专业科目，也基本没有超出这八门课范围的。
文化产业实务课如同济大学的专业特色课，长春大学的专业选修课，是在八门文化产业基础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文化产业管理的产业实际或者细分的知识体系。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规划文化产业实务课的内容，最好是形成几个不同的方向，每一个方向有三至五门成体系的课程打包选修，防止学生盲目选课而使知识体系不完整。
这三个层次的课程应该首先教授文化基础课，之后教授文化产业基础课，在高年级再教授文化产业实务课，使学生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单世联.文化产业学概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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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洪叶.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学科定位研究[D].中南大学，2012.
[4]陈立萍.在文化产业管理学科中设置文学类课程的探索[A].近30年中国文化产业理论、实践与学科建设——第六届全国高校文化管类学科建设联席会议论文集[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8-10.
关键词：高职院校；阅读；写作；综合素质；
一、高职学生培养综合素质的意义
（一）拓宽就业，助于成长
就业方面，综合素质越强的学生，其就业的选择面就越宽。高职毕业生在面对人才市场的竞争时，学历竞争力相比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学历的竞争对手，是弱势的。因此，为了保证就业，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如今已经基本是基于市场对高职毕业生的定位而开展的，那就是专业的技能型人才，多数都是技工岗位或者基层技术岗位。针对这种市场定位而专门培养的高职毕业生在初次就业时的就业率能够有效提高，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由于其他方面素质的欠缺导致可塑性与成长性受到了限制。
在成长方面，越是高层的管理岗位对一个职场人士的综合素质的要求越多，除了业务能力，还需要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甚至外观气质与修养都非常重要。而能够有效提高学生沟通、交流、文化修养的就是人文素质。
（二）推动发学院自身发展
科研成果需要优秀的科研团队，而这样的团队要由专家级的教师与能力出色的学生来组成。科研事实上不仅要求较好的技能水平与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样也需要人文素质等综合素质的配合。一课题，通过试验获得了足够的数据，但是要将其整理成优秀的论文，往往学生都要千锤百炼。而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毅力，更是获得成果之前漫长的枯燥时间里对学生素质的最大要求。
另一方面，一个学校在社会上的口碑与影响力，不是在校生而是毕业生的所作所为产生的。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助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走上社会的中上层，反过来也会推动学校的发展。
二、 高职人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时受限
在高职教学中，每个学生总的学分是一定的，限制了学生课程的总课时。在高职学生的课程课时安排中，技能、技术与业务类的课程占了80%以上，语文、艺术赏析等通常作为选修课，学分通常只有15个左右。在教学资源方面，这些选修性质的课程，基本上难以获得大型多功能多媒体教室等设施，课堂狭小、教学形式中一，多以赏析为主。
（二）学生缺乏兴趣
除了影视赏析类，其他人文、历史、哲学类的课程，学生则缺乏兴趣。很多学生选修文化素质类课程，仅仅为了凑学分，使得这此课程原本有限的课时里学生的旷课、逃课现象还十分严重。这种现象反过来又对授课教师造成负面影响。
（三）师资力量及教学资源有限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教学中首要的就是要保证专业课程的各种教育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师资力量。因此，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在专业课程上，校方会投入大部分资源引进优秀的数量较多的专业课教师。但是在人文类、思想政治类课程上，教师的引进数量十分有限，高水平的人文类专业的高端人才更难以吸引进入学校。更多的高职院校在人文类课程上，甚至由专业类课程教师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兴趣兼职开设，其效果更是低下。
三、通过开展阅读与写作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一）情景阅读与写作的培养
情景教学是以生动的图文形象激发学生情感共鸣的一种教学方式，能对学生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具有很强的教学效果。
情景阅读可以借学生们感兴趣的影视与图文幻灯片的形式，激发其兴趣。同时情景阅读应该与情景写作相结合应用，情景阅读的取材应有明确的教学目的与意义，要包含较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并兼具流行元素，使学生产生代入感。而情景写作则是学生在这样的代入感下，充分思考后的产物，能够让教师了解到学生内心所思所想，并在下一步的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正确的引导。
（二）培养应用写作
学生步入社会后，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也需要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与能力。以职业或者生活模板进行应用写作的培训，对于学生口后的生活工作有重大的帮助。比如，较为简单的工作总结或学结，这几乎是所有职场人士都必然要写作的。还有需要整理数据、分析数据，并且得出结论的实验报告也是技术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写作技巧。此外，在生活工作中，可能还会遇到拟定合同文本、各类协议、文书等。这些都可以作为应用写作的教学资料，锻炼学生掌握这些必要的写作技能。
（三）开放性的读书论坛
兴趣是最能够促进沟通的一种内在动力，以兴趣也最容易形成一个氛围活跃的交流平台。因此，或以网站或以课下活动的形式建设一个开放性的读书论坛，能够给学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沟通交流的空间。
四、结语
当前，面对社会愈加激烈的竞争，已经必将普及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高职院校的学生要提高自身的职场竞争力，高职院校要提升学校的社会竞争力与影响力，都要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水平上着手，挖掘学生潜能，增强学生的职场竞争力。目前针对市场的专业化技能教育不能放弃，但是人文、哲学、思想甚至艺术方面都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与资源投入。这样学生们才能成为有技能、有文化、有修养的高素质人才，来对母校的社会回馈也才能更好。阅读与写作作为人文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是语文、历史、艺术、哲学等多种人文类教学的常用方法。以情景阅读与写作、应用写作和开放性的读书论坛等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们的写作表达与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助于其人文素质的提升。
参考文献：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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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技术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圆圈形运动”。第一个圆圈是：“主体一手段一客体”的技术的客观演化过程。主体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发动和控制物质手段，使其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主体指挥下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使客体获得改造，从而符合了主体的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第二个圆圈是：“目的一手段一结果”的技术的主观演化过程。目的是主观愿望，结果是目的的实现。这个从目的到目的的实现的运动，既是手段又是中介。两个圆圈从主客两方面描述了技术的辩证运动的逻辑。
选择伦理道德论文这一类题目，须对伦理道德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写作经验。对于毕业论文来讲，限于条件，选择这类题目要十分慎重。以下是伦理道德题目的参考。
1.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状况及其精神哲学分析
2.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规律
3.当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轨迹”及其精神形态
4.《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
5.青少年生态伦理道德意识的培育探究
6.伦理道德,因何期待“精神哲学”
7.改革开放三十年行政伦理道德法制化问题研究述论
8.旅游伦理道德判断与结构性分析
9.科技伦理道德论析
10.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研究
11.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12.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深层阐释
13.中小企业伦理道德体系建设——基于儒学伦理分析
14.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15.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与大众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战略”
16.网络时代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考
17.科技与伦理道德冲突的四种类型
18.论青少年生命伦理道德教育之必要性
19.乔治·艾略特伦理道德观的艺术表现
20.后奥运时代下对体育伦理道德发展的研究
21.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问题探索
22.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
2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特征透析
24.“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25.伦理道德,为何“精神”?
26.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重构
27.乡规民约与新农村伦理道德建设
28.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变
29.哥特小说中的伦理道德因素——以《修道士》为例
30.新时期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途径探析
31.会通与更新:基督宗教伦理道德观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关系
32.价值定位:公务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前提思考
33.服务型政府视域下的公务员伦理道德建设
34.伦理道德与美国外交——兼论伦理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35.何谓“父亲”?为什么要反对“父亲”?
36.企业伦理视角的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障碍与路径探讨
37.新形势下加强医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意义的调查分析
38.马克思的伦理道德观及其现实意义
39.医学期刊编辑与伦理道德应对
40.论菲利普·罗斯小说的伦理道德指向
41.我国乡村伦理道德的历史演变
42.从谚语看维吾尔族的伦理道德观
43.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影响与疏解
44.关于新时期大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探讨
45.关于信息技术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
46.中国金融稳定的实现:金融伦理道德的实验分析
47.论教育制度的伦理道德之维
48.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思想政治教育
49.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对现代文明建设的积极影响
50.浙江省中小企业伦理道德状况调查报告
51.药害事件引发的伦理道德教育
52.文化自信心与中华优秀伦理道德教育
5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民俗中的嬗变
54.伦理道德的西方精神哲学范式
55.试论伊斯兰教伦理道德思想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56.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教育的法治化思考
57.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阅微草堂笔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
58.运用伦理道德理念进行护理管理的研究
59.伊迪丝·华顿伦理道德观的“相对论”——小说《元旦》的伦理道德思想研究
60.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青年德育的启示
61.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探析
62.加强企业伦理道德建设的思考
63.网络社会人际关系与伦理道德探究
64.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的构建探析
65.论网络出版的伦理道德问题
66.浅议新闻摄影图片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67.试论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
68.试论和谐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意蕴
69.儒教与基督教对中西方社会伦理道德之影响研究
70.我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71.传统伦理道德现实价值研究
72.食品加工企业伦理道德建设对策研究
73.原罪与赎罪——纪录片拍摄中的伦理道德
74.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探析
75.大学生家庭伦理道德的现状与构建途径——基于武汉高校的调查
76.护生伦理道德行为的相关因素研究
77.论佛教伦理道德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78.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型与重构
79.中国伦理道德传统述要
80.论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特征及其对现代体育道德重建的价值
81.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
82.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内在的伦理—道德悖论
83.网络社会伦理道德的特征
84.旅游伦理道德建设探析
85.浅议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伦理道德之区别
86.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价值
87.伦理道德:现代科学人才观的应有之义
88.浅谈大学生的网络伦理道德问题
89.网络伦理道德失范问题探讨
90.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危机及原因探究
91.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转型与重构
92.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高校伦理道德教育
93.试论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伦理道德教育
94.的家庭伦理道德
95.论伊斯兰伦理道德的社会应用
96.关于环境伦理道德教育地位的再认识
97.论壮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在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融入
98.我国农村伦理道德问题及研究对策
关键词:生态责任；合作博弈；旅游
从国际方面说，不管是《寂静的春天》公开出版，还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出现 “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但在此之前的环境污染（如伦敦烟雾事件等）已经对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不管怎样，生态危机的出现，已经严重的影响人民的生活，当然随之出现的种种迹象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美国社会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Brown）先生也郑重地指出：“我们花很多时间为经济赤字而烦恼，但是威胁我们经济长远前景的是生态赤字。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于子孙后代”贾中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写作的初衷正是来源于此。当然作为当今经济增长热点的旅游业，其生态责任的研究便成为重点。
一、合作博弈的评述
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s）又被称为联盟博弈(coalitional games)。其主要是指在博弈中，若协议、承诺或威胁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且可以强制执行的，合作利益将大于内部成员各自单独经营时的收益之和，同时对于联合体内部应存在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也就是说合作博弈是针对结果而言，是把合作视为先验条件或者前提而对联盟收益分配的处理，且所有局中人接受与其他局中人甚至竞争对手共同努力争取更多收益。其大致可分为可传递效用博弈（联盟成员的效用可以叠加）与非传递效用博弈（效用不具有编辑支付性质）。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Collective Rationality)，强调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以及公(Equality)。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才会有出现“双赢”的可能，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与效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生态责任的国内外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提出生态责任的概念，但是其同样关注政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其更注重的是生活中的生态问题。但是，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在生态问题方面的责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不太重视基本原理，范畴和科学体系的探讨，而比较重视对人类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和所谓的“全球问题”的研究，他们较早的认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中国起步早些。
国内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并不是很早，谢菊（2007）在论生态责任中提出生态危机已向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政府、企业和普通公众等生态责任主体必须切实履行各自的生态责任：政府应该倡导正确的生态观，完善政府生态制度，推进生态和谐的法制建设；企业从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企业间的生态和谐入手来从而达到个体、社会、生态的三赢效果；公众应尊重并崇尚自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另外通过环境NGO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李外禾（2007）在论政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责任中提出在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有关责任政府的相关理论，为建立新型的政府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它着重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出发，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定位为“政府调控行为，科技能力建设和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系统复杂工程，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系统观的相关理论。李晶（2009）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的生态责任研究中分析了政府生态责任缺失的原因以及在建设生态文明中政府应具备的责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保护；其次，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营造生态文化与道德体系，再次，健全政府生态制度；另外，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最后，强化生态国际合作，注意保护国家的生态资源不被掠夺，警惕各种掠夺生态资源的形式，防止国家的流失，维护国家的环境权和发掌权。毕铁居，吴绍琪（2006）在和谐社会与政府生态责任体系的构架中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介绍了和谐社会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构架制度化的生态责任政府，首先政府树立新的生态观念，倡导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矫正错误的自然观念，坚持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与自然公平的辨证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辨证统一；其次，建立生态责任政府，完善政府生态责任，，明确资源产权关系，建立广泛的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等张存良（2007）在和谐社会中政府的生态责任中，提出政府实现领导者生态责任问责制和丰富政府生态责任履行方式等措施冯清（2007）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生态责任研究中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政府、生态责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政府生态责任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生态问题及其原因，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生态责任的培育应做好以下工作:加快相应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走生态管理制度化的道路;在实现旅游资源“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加大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抓住时机，大力推进生态旅游等措施宋宝莉.揭r纹.窦玉凯（2007）在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中，运用企业生态责任战略地图模式，分析之处企业承担生态责任从长期看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探讨了应如何增强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贾成中（2009）在企业生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中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的直接执行者――企业的行为是直接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只有改变企业的行为模式，通过制度性约束改变企业的经营理念，变原来的“经济人”为“社会人”，再向“生态人”过度，从思想上彻底改变，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并据此得出结论：企业变“经济人”为“生态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的一种责任体现。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引导将是企业生态责任实现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限制性政策也会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其次，产业政策、区域性政策以及行业协会管理等中观经济环境的完善和发展，是政府宏观政策制度作用于企业微观行为的“中介”传递功能实现的保证；最后，企业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是实现企业生态责任的内生决定因素，企业生态化建设是企业生态责任的实现路径，同时，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绿色选择等外生变量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姚海静（2006）在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就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人性的视角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指出企业本质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人性实现的场所。人性是企业责任的哲学基础，人性的生态本质决定了企业必须对自然界承担道德责任。从四部分来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首先，企业生态责任的提出;其次，从企业本质着手寻求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再次，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缺失的根源;最后，论述人性限度内的企业生态责任。
（二）博弈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博弈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者运用博弈论来研究旅游现象和问题，博弈的经济模型的方法也被引人了旅游研究中(以经济管理和应用数学专业为最多)。由于经济模型能更为全面、更为便捷的反应研究对象的特性.因此，简单的博弈经济模型的在旅游研究上的运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相关博弈模型研究主要以有限博弈和纯策略博弈为主(局中人具体明确了一个非随机性的行动计划，即选择一个策略的机率为100%，其它则为0，其中田喜洲、王渤(2003)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旅行社与消费者对产品选择的博弈模型，运用成本理论和博弈树(序贯博弈)进行分析得出提高旅游市场效率的最佳策略选择以及齐子鹏、黄昆(2003)建立旅行社间的价格竞争博弈模型并进行需求分析得出纳什均衡策略集合，用以解释旅行社业发生价格竞争的原因和价格联盟终遭解体的原因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到了2004年以后，博弈模型的建立又向前迈近了一步。2004年以后的研究由有限博弈向重复博弈发展，同时由原来的纯策略博弈向混合策略博弈(局中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概率，随机地从纯策略集合中选择一种纯策略作为实际行动，即选择一种策略的机率为0.4的条件下，选择其它策略的机率相加为0.6发展。如:田喜洲(2004)通过建立旅游市场监督人员与旅行社，运用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静态博弈分析后，得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策略，来解决旅游市场效率低的问题而梁艺桦，杨新军(2005)通过合作博弈与竞争博弈的优劣对比，运用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对旅游企业产品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用合作博弈对旅游企业模型研究，提出单纯的合作战略或竞争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区域旅游活动，合作竞争战略才是新阶段我国区域旅游活动开展的首选策略春宇，黄振方，舒小林（2009）在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中对现今旅游地利益主体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论为指导,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性、演示其关系的演化轨迹与逻辑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理论研究框架,促使旅游地利益博弈达到一种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的动态均衡状态。
三、结论
伴随着旅游业飞速发展，旅游景区的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研究的重点，生态责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几年的热点，但是当前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基本上归属于纯理论学科领域，还没有构架起通向实践领域、指导生态保护实践的桥梁，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政府或者企业或者社区居民或者旅游者单个生态责任研究，并没有就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四者之间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体系，对旅游景区的长远和谐的发展和解决当代民生问题的实践并没有搭建一个明晰的生态平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野中，如何确保生态和谐，如何构建生态和谐的责任体系，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应该承担哪些生态责任，怎样实现其责任及其这四者之间的应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来确保生态和谐等等问题，都是现阶段旅游景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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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宝莉.揭r纹.窦玉凯.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J]生态经济.2006-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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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齐子肠，黄昆.从价格竟争到价格联盟:旅行社业存在的一个博弈均衡解〔J].数t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6):112一114.】
[15]【田喜洲.旅游市场监督博弈分析【J】经济经纬，2004-03-040】
[16]梁艺桦、杨新军.区域旅游竟合博弈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02-023】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基础理论 被引频次 论文
[分类号] G250
1 引言
1.1 从基础理论说起
基础理论是任何一门学科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要遇到和讨论的问题，图书馆学亦是如此。在我国图书馆学界，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图书馆学作为舶来品被引入我国时所承袭的美国图书馆学的经验实用主义作风，还是近20年来不绝于耳的对于理论研究的抨击声，都不能掩盖基础理论研究的光芒，更无法抹煞基础理论研究对于图书馆整体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无论我们正视与否，基础理论始终是伴随图书馆学研究左右的。
根据《辞海》的解释，“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起点或根本。“理论”则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既由社会实践决定，又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1349。“基础理论(basic theory)”就是支撑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原理体系。参照这一阐释，我们可以理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涵义。黄宗忠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再探讨》一文中定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就是图书馆学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图书馆学的起点与根本，是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主体思想、宏观理论，是人们在图书馆的长期实践中对所观察到的图书馆现象、过程与外部关系所做出的基本的系统的解释，是历代人们对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图书馆知识的系统性结论，是图书馆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表述显得较为冗长，我们可以简练地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理解为支撑和决定图书馆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从人们对图书馆本质的主观认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和从观察实践过程中归纳、概括得出的原理构成的，是主观与客观在哲学层次上的高度统一。
1.2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的界定
由于图书馆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而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往往也囿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每当有所突破时，伴随而来的必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即便是像经济学那样成熟的学科也不例外，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然而，这种变化更多是集中体现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上的，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虽然时有变化，但其核心还是可以探知一二的。
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目前在图书馆学教学中使用较多的教科书主要有：《图书馆学概论(修订版)》(吴慰慈、董焱，2002)、《图书馆学基础》(吴慰慈，2004)、《现代图书馆学理论》(徐引篪、霍国庆，1999)、《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王子舟，2003)、《图书馆学导论》(于良芝，2003)。从这些教材的编排体系内容来看，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最为集中的是图书馆学基本概念、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以及图书馆学发展趋势这六大方面。其次，从比较早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中，如《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1985)、《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1985)、《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苟昌荣，1986)、《图书馆学原理》(宓浩，1988)、《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1988)、《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1989)、《现代图书馆学教程》(郭星寿，1992)等，也可以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但是应当注意到近20年来信息技术的异军突起给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带来的变革。变革改变了传统的操作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人们的自由意识和创新精神被极大地激发。特别是新世纪10年，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行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建。图书馆职业精神、图书馆权利、图书馆制度、图书馆延伸服务等新名词被引入或提出，一方面扩充了原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为基础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研究的重心。所以，在研究新世纪10年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时，不仅要重视研究范畴内那些对传统基础理论问题的新讨论，更要注重范畴内新问题的阐释。
1.3 关于高被引论文的选择
现代科技革命无疑加快了人们的步伐，科学研究也不例外，从每年在呈几何速度增长的学术论文的发表就可以看出。如何发掘和梳理这些学术结晶并体现其价值成为了问题。当然，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如综述、索引、目录、汇编等。但笔者认为，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尝试，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已经发表了的学术论文就成为了一种固态的历史沉淀，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选取新世纪10年来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点，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篇论文，加以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凸显其中要点，还可以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研究的整体脉络和发展态势。
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其被引频次往往也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时效范围内的高影响力。笔者主要通过深入了解和掌握近10年基础理论领域的发展动态，在客观上以CNKI学术文献总库为基础，对前文中在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时提炼出的关键词短语进行检索，选择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后遴选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文章予以论述。
2 1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高频被引论文述要
继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低谷及90年代的重振以来，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艰难重建的同时走上了一条呼唤权利时代和人文关怀的道路。按照研究内容及特点可以将10年分为三个阶段，分别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高被引论文，管中窥豹，回顾总结10年的发展历程。
2.1 2000―2003年：传统研究推陈出新，自由人文精神萌动
这一阶段被引频次较高的两篇论文是2000年初王子舟先后发表的《知识集合初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探索》和《知识集合再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分别为88次和40次。这两篇文章吹响了新世纪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的号角，“知识集合论”由此诞生。文章认为人的知识主要来自客观知识世界，知识集合是把客观知识按一定原则
有序组合起来的集成体，是人类获取知识的重要媒介，所以图书馆的实质就是知识集合。知识集合的观点蕴含着很强的哲学思辨，体现出了强烈的创新意识。张广钦的《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被引24次)一文，从“图书馆哲学的定位、图书馆哲学内涵的层次、图书馆哲学与其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图书馆哲学的意义4个角度和层次对图书馆哲学进行了分析。文中作者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哲学’，不是狭义的哲学，而是一种理论，一种知识体系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的表述”；“图书馆哲学可以分为3个层次，低层次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层次为建立在低层次基础上的更深一步的研究；高层次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目前尚未全面展开的图书馆学专门哲学研究。”同时还指出研究图书馆学哲学的两点意义：理论研究的缺失和学科发展的要求。这些观点新颖独到，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黄宗忠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被引22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体系就是图书馆学内容分类、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图书馆学各个门类、分支学科、低层次学科、知识单元、知识元素构成的整体，是理论(原理)与应用(技术)的有机结合。黄宗忠通过对不同人物在不同时期建立的图书馆学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厘清了现代图书馆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在随后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沿革与重构(下)》中，他又探讨了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的必要性、依据与原则，并重构图书馆学体系――由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两个门类组成的新图书馆学体系。该体系的建立表明黄宗忠摒弃了他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所构建的三分法体系，而将技术图书馆学纳入到应用图书馆学分支中。这一调整使体系更加符合逻辑，也体现出作者大胆创新的意识。但该文并没有对学科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有所缺憾。
范并思在《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被引33次)一文中，提出公共图书馆研究虽然始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焦点，但在我国研究得还远远不够。通过深入探究，他指出这是由于图书馆学的基础薄弱和公共图书馆研究人才欠缺而引起的，因此呼吁图书馆界应在新时期加强开展相关问题研究。这篇文章列举并引用了大量的文献事实，对此后公共图书馆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文章中对如何加强这一领域问题的研究只作了宏观层面的探讨，并没有深入分析研究的具体内容和方法。蒋永福2001年发表的《人文图书馆学论纲》一文被引高达95次，文章将图书馆学置于新的研究视角之下，从宏观上将图书馆学理论分为“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两大系别，指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长期处于“见物不见人”的状态，缺乏人性关怀。“人文图书馆学”赋予了图书馆更多的人性关怀与和谐氛围，在越来越重视人本位的时代，两大系别只有平衡发展，才能体现图书馆的完整性，因此“加强人文图书馆学的研究”这一观点是与时俱进又切合实际的。2002年初，李国新发表《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被引81次)一文，对他本人在2000年首次提出的“图书馆自由”概念进行了又一次审视和阐释。作者认为“起源于西方的‘图书馆自由’的核心精神，就图书馆来说，是强调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对利用者来说，是强调从图书馆获得资料和信息的自由”。图书馆自由’观念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权理论中的‘思想自由’的原则”。…自由’总是与对自由的限制相伴而行”。可以看出，作者关于“图书馆自由”的观点有着一套完善的理论支撑和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也大概是此观点一出就得到了较广泛的关注和赞同，并随即成为理论研究热点问题的原因所在。
2.2 2004―2007年：探讨研究对象，倡导职业精神
熊伟在《图书馆广义本体论导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的重建》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存在及运动的广义本体论研究可能是传统图书馆学向当代图书馆学体系转换的一种解决方案。以广义本体论为基础，可以构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进而可以揭示当代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结构。作者这种以广义本体论的大视野来观察图书馆本质的方法新颖大胆，颇具挑战性。柯平、王平在《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被引37次)一文中，将知识资源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基点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表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三层结构：第一层是理论研究溯源，第二层是基点、原理和哲学，第三层才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内容。知识资源论的观点同样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学，并沿着知识论一知识基础论一知识社会论一知识交流论一知识组织论一知识集合论一知识管理论这一脉络演化形成的，是在演化过程中对其他观点分析优劣、吸取精华得出的。2007年初，马恒通在《知识传播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一文中以知识传播为基础，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传播这一观点。作者以这一观点为核心，分析了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阐述了“知识传播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指出了未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向。观点一出，就如同前些年作者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等观点时一样，遭到了同行的质疑和反驳。从某种程度上说，“馆藏知识传播论”只是在“知识说”的基础上加入了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微观层面的考察，理论体系缺乏严密性，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所以不可能成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终结。
随着图书馆学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图书馆精神再一次成为研究的热点，作为图书馆精神的一贯倡导者，范并思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一文被引频次最高，达229次。文章从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历史演变谈起，总结了公共图书馆基本理念形成的三个阶段，提出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内涵、所面临的挑战和时代意义，着重指出公共图书馆精神在我国当前已经成为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我国公共图书馆界须补上公共图书馆精神这一课，与国际流行的理念接轨，使公共图书馆真正成为保障社会信息公平的机构。程焕文、周旭毓的《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被引123次)一文，系统论述了“图书馆的重要价值、体系结构及其作用，图书馆事业精神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如何继承和弘扬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的发展已经开始从技术主导阶段上升到人本主导阶段的环境下，对图书馆精神的重视和倡导势在必行。2005年，于良芝发表《未完成的现代性：谈信息时代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96次)，畅谈图书馆职业精神和核心能力。在此之前，图书馆职业精神这一理念最早见诸于作者在200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一书中，但未有独立发表的论文对其进行表述。图书馆职业精神所包括的崇尚理性和知识、维护个人获取知识的平等权利、追求知识资源的最大利用等内容在信息时代虽然受到了一些挑战，但当今的图书馆人需要用勇气和智慧来维护这种职业
精神，促进职业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李超平的《建立什么样的图书馆职业精神》(被引65次)一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图书馆职业精神的核心内容，即“以图书馆职业为从业的价值标准，在理解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获得对职业的认同感，以崇尚科学的精神来理解图书馆职业的责任意识，用职业道德规范来实践图书馆职业精神。较之发达国家，我们的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这种职业精神并非仅仅停留在以往所宣传的“爱岗敬业”层面，而应该是以公众利益为基准的专业的、完备的职业精神体系。
2.3 2008年以来：主动反思热点，积极创新理论
在图书馆权利的讨论和研究经过热议阶段进入沉淀和反思阶段后，蒋永福在《论图书馆员伦理――基于责任伦理和为他责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针对图书馆员个体的“图书馆员伦理”问题。虽然图书馆员伦理这一提法早已出现在理论界，但将其与图书馆权利看作“一体二维”的关系来讨论却尚属首次。文章认为两者都是图书馆对社会的一种“誓约”，只不过图书馆员伦理是图书馆员对个人职责和行为准则的宣明，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行业对自身社会责任的宣明，前者表现为个体责任，后者表现为集体责任。目前我们正处于重视人文和强调个人权利的时代，所以二者的研究不应偏废。2010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权利的界定》一文，针对目前图书馆界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对“图书馆权利”的定义，即民众权利论、图书馆员权力论、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在对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权利法案》内容、美国图书馆协会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使命和有关智识自由的定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将图书馆权利界定为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作者从多角度论证和阐释，观点颇有说服力。
2008年，吴慰慈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走向》一文中适时地指出了目前及今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四个走向，即拓展研究范畴，探寻学科新的知识生长点，促进理论与技术融合，调整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这些对走向的分析概括是建立在作者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调研基础之上的，清晰而准确，为处于调整变革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叶鹰的《书理学论纲》一文，是继作者2005年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表述及其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以“一个轴心、三条原则、五种模型”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分析内核观点之后在“一个轴心、三条原则”问题上深入研究的成果。作者将“一个轴心、三条原则”倒置为前提或公理，构成理论内核，用抽象分析方法建构出图书馆系统的基础理论并称之为书理学。书理学将图书馆研究内容分解为书的研究、人的研究和用的研究三部分，既有图书馆学的分析性基础理论，也有理解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结构的R范式、H范式和s范式，前后呼应，自成一体。这种较抽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秉承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在观点的表述和提炼上都力求体现一种凝练的逻辑表达。虽然许多人并不同意甚至不能读懂叶鹰的这种抽象论点，但正如蒋永福所说，我们应当给这种新尝试、新思路以“茁壮成长”的宽容氛围，这种尝试和思路在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是完全正确和值得提倡的，这种从不同角度的探索也有助于拓展我们的学术思索范畴和视野。
3 特点和结论
以上论述虽然有限，但从中可以大致看出新世纪1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及态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特征从以前的广布式研究转为现今阶段性较强的热点式研究，且研究的主体从实体图书馆扩大到了抽象意义的图书馆及图书馆所涉及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图书馆自由、图书馆精神和图书馆职业精神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被引频次较高的论文大多涉及这些主题。
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讨论仍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在其界定上出现了多家争鸣的情况，但观点主要是从知识角度研究图书馆的“知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