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7 02:45: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医疗保障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在城市中，正式部门的雇员和退休人员能够获得社会医疗保障，其他非正式部门的城镇居民因个人收入水平的差距，获得医疗保障和服务的水平存在着差异。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仍存在困难。在农村，新农合的筹资总额和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医疗服务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政府投入不足，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没有足额落实，不仅筹资能力差，而且统筹层次偏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因此，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部分人口还没有正式被医疗保障制度覆盖。
2保障统筹层次不高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在统筹层次上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国统筹，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期尚远。目前，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不同，比如新农合的统筹层次要低于城镇基本医保;而同一基本医保制度在不同的地区统筹层次也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统筹层次要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获得医疗服务的自主选择性，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互助共济的程度较低，不同地区获得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较大。
3保障公平性较差
一个公平的卫生筹资系统应具备以下特点:首先，具有相同卫生保健需求的人能获得相同的卫生保健服务;其次，人们支付的医疗卫生费用取决于他们的支付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实现风险分摊，充分发挥医疗保障制度社会互助共济的功能。但在我国卫生服务体系中不公平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卫生筹资结构不合理
我国的卫生筹资渠道分为三种: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三种筹资渠道公平性逐级递减。新医改启动以来，随着政府卫生投入的增加，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保障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8年的40.4%降至2011年的34.8%;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重显著提高，由2008年的24.7%上升至2011年的30.6%(见下页表)，但与政府卫生支出比重一般占40%～60%的国际水平相比较尚有一定差距。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和社会医疗保障支出属于公共筹资，具有较强的风险分担功能，世界卫生组织在《亚太地区卫生筹资战略(2010—2015)》中指出，公共筹资占GDP比重达到5%的国家通常可以实现全民覆盖。虽然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保障投入增长较快，但其比重仍然较低，2011年公共筹资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55.9%，占GDP比重为2.9%，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标准尚有一定差距。
3.2医疗保险缴费不公平
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保障制度之间的缴费水平不同，经济状况相同，缴费却不相同;同一保障制度，经济状况不同，缴费相同，再加上收入信息的扭曲，就造成了筹资的累退性。比如: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很难用工资标准衡量，而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性收入却往往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中，采用固定缴费制，不与收入水平相联系。而且，政府对这三种保障制度的补助政策也各不相同，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缴纳没有任何政府补助。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尽管有一定程度的政府补助，但力度不够。由此可见，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大政府卫生投入，提高政府对医疗保障的补助水平，降低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加强社保基金的公平性和风险保护的作用。
4保障运行效率不高
效率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包括有效的化解参保者的疾病风险、提高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效率和生产效率，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新医改启动以来，卫生总费用增长迅速。2009—2011年卫生总费用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8.8%，高于2001—2011年(16.5%)的平均增长速度。然而，人们的医疗服务质量却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突出。由于实行医疗保障机构第三方付费，医疗服务提供者诱导需求，而且代表患者利益的第三方购买者谈判能力不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对供方的支付机制存在缺陷，因此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攀升。从卫生总费用的机构配置看，2011年城市医院费用占卫生总费用比重39.7%，县医院占卫生总费用比重13.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卫生总费用比重3.2%，乡镇/中心卫生院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5.8%，根据2012年2月2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51.3%，这个城市化率是按照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计算得到的，如果按照城镇非农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的话城市化率应该要低于51.3%，通过卫生总费用的机构配置和我国人口构成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医疗服务的利用和消费向城市大医疗机构集中，造成大医院的拥挤，导致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下降，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仍存在人员业务水平不高、设备落后等问题，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5医保组织管理体制没有理顺
目前我国的医保管理体制还存在着一些弊端。就目前全国的情况看，各统筹区域内履行医保经办职能的部门组织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有的统筹地区将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新农合、离休干部医保等纳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属下的医保经办机构统一管理，有的则分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管理，多头管理、多重标准导致统筹区域内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一、国外对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回顾
西方经济思想史有关社会保障的论述，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经济研究很少论及农民社会保障，提及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内容都是针对产业工人而言的，其论述的经济增长其实也是指工业驱动的经济增长，其原因是：第一，工业能够更大范围内容纳社会分工，是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也是理论关注的焦点和重点;第二，工人较农民承担的风险更大，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在社会上的“声音”更大;第三，当时农民的数量还较为庞大，工业所占的比重比较低，还不具有反哺农业的能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工业国家的农民数量已经减少，工业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福利主义盛行一时，“福利国家”开始出现，西方经济学开始探讨如何把农民纳入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能够覆盖整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从工业扩展到农业、从城市延展到农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后的必然产物，但是由于国外鲜有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对立的现象，且多从制度的顶层设计上就已将农民纳入全民医疗保健中，因此较难找到西方学界专门研究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相关文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二、国内对统筹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研究的现状
纵观当前学术界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其逐步从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三项制度的独立研究，向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统筹研究转变。
(一）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存问题
朱俊生（2009）将其概括为“医保孤岛现象”，即三项医疗保障制度间的相互割裂，表现在城乡户籍制度的身份界限、业务经办资源的分散、待遇的差异和管理的分割。仇雨临、袁绍果和郝佳（2011）将其总结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多元分割和碎片化现象，包括户籍标准上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分、就业标准上有从业者与居民之分、行业部门标准上有公职人员和普通劳动者之分;并体现在制度定位上的城乡二元和人群分立、制度设计上的就业关联和待遇悬殊、制度运行上的业务竞争和服务相似、制度治理上的多头管理和统筹分割以及制度绩效上的功能互补和效应趋同。张翠娥、杨政怡（2013）则从公平和效率视角分别对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现存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中，医疗保险保障能力、医疗卫生费用投入、医疗资源和待遇水平不符合公平的要求；违背效率原则的问题为制度分割导致社会互济程度降低和两条线管理造成资源的浪费。对于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界观点较为一致，尽管论述的脉络不尽相同，但提炼出的问题确实都毋庸置疑。
（二）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王保真、徐宁和孙菊（2009）认为：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制度设计和具体管理服务等方面都十分复杂，随着城镇居民医保试点的逐步扩大和新农合的全面推进,有必要对现有城乡医保体系进行系统评估和研究；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得参保人员的身份经常在城镇职工、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发生转换,但医保关系跨地区和跨制度之间的转移与衔接困难诸多,成为制约劳动力流动的瓶颈之一，有必要从城乡统筹和一体化的新视角加以解决；另外，异地养老人员逐步增多,三项制度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人员之间,迫切需要制度整合和政策衔接；最后，近年来江苏、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在建立城乡一体、多层次的医保体系方面已取得了明显进展与成效。王姣姣、夏敬哲（2010）认为这是对“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响应，也是正确处理城乡发展关系下公共选择的结果，还是节省管理成本、促进资本市场整合发展的经济要求。于建华（2011）探析了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并归纳如下：是有效发挥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制度要求，提高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效率的有效手段，提高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外在需求，增强医疗保障基金风险承担能力的内在需要，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规范医疗服务市场的必要环节和有效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
（三）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郭淑华（2011）认为我国不论是从经济基础、政策基础，还是实践基础方面，都具备了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张翠娥、杨政怡（2013）认为：首先我国完全有财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其次，人社部、卫生部、财政部于2009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的《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自2010年7月1日起，职工医疗保险、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人员在流动就业时，能够连续参保，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能够顺畅接续，这样又从政策层面上消除了基本医疗保障异地转接以及城乡转续的制度障碍，推动医疗保障城乡统筹顺利展开；最后，民众对医疗保险制度的认可是基础，目前，三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得到居民的一定认可，并希望更公平地参加和享受医疗保险制度。关于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分析，发现多是在宏观视域下进行的大背景环境分析，如政府有财力且出台了相关政策、民众支持拥护以及个别省市的成功尝试，稍显空泛，缺少具体操作层面可行性的细化分析。
（四）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路径探索
刘建新、刘彦超（2007）提出管理机构一体化、医疗资源一体化和保障资金一体化的三个一体化，一体化的路线可按管理机构、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资金的顺序分阶段一体化，按东、中、西部地区实现分区域一体化。侯明喜（2008）总结重庆市的初步实践，得出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要做到健全城乡医疗保险体系，完善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制度活力与张力，提高统筹层次，完善医疗保险转移续接办法，构建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公共契约模式，协同推进医疗保障体制、医疗卫生服务体制、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缩小城乡之间医疗保障水平差距。朱俊生（2009）将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按目标实现的时间标准分为：短期内，实现制度全覆盖，重点是针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中期内，实现制度的整合与衔接，重点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长期内，实现制度的转型发展。其中，实现城镇职工医保的方面，根本的出路是降低缴费型医疗保障制度门槛，保证底线公平，同时还要建立普惠式非缴费型医保制度并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以发挥最后安全网的功能和作用。之所以选择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二者的率先并轨，是因为：第一，二者筹资水平接近；第二，新农合为县级统筹，城镇居民医保为地市级统筹，二者的统筹层次也较为接近；第三，这两项制度的并轨适应了户籍制度变革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缩小其在整体上与城镇职工医保的差距。仇雨临、袁绍果和郝佳（2011）则从筹资、管理、支付、服务及环境等五个环节论述了统筹城乡医保制度的实现路径。如在筹资环节上，我国东部地区可试行三项并轨，中部地区可先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型农村合作医保先行并轨，西部地区可先将管理体制统一，使三项制度纳入一个体系，分层运行；在管理环节上，做到信息网络的平台化和管理体制一体化，以使跨制度和跨地区的医保转移接续不再成为问题；在支付环节上，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首先在大病统筹上实现衔接整合,然后逐步向门诊统筹延伸；通过补偿结构的调整和转变,使三项制度的预防保健功能得以进一步加强,实现基金整合的制度诉求；在服务环节上，逐步统一的三项制度的目录体系，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起城乡居民健康的“守门人”职责，实现“小病到社区、大病到医院”以及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的制度愿景；在环境环节上，及时跟进配套措施，营造良好的制度实施环境。张翠娥、杨政怡（2013）认为应分“四步走”实现统筹医疗保障制度的目标：第一步，统筹制度运行模式；第二步，将新农合与居民医保并轨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三步，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医保并轨整合为国民基本医疗保险；第四步，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同时辅之以以财政、管理、人力资源和技术的保障。
（五）国内外经验的总结
经验的价值在于其来源于实践，因而可以推广以指导新的实践，为实践服务。通过分析比较各地统筹城乡医疗保险的实践经验和具体做法，其中一些共通的原则和做法值得借鉴。
1.对国外城乡统筹的医疗保险模式的借鉴研究。张再生等（2009）梳理分析英、美、德、日、丹麦等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后认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政府在城乡统筹中承担的责任应与其制度理念相融和；城乡统筹中医疗经费的来源及支付范围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城乡统筹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法律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统筹城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要使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适应，要明确政府职责，要建立城乡一体化、保障有力的医疗保障体系，要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的法律保证。王德平（2011）通过对荷兰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英国基于税收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的考察，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险进程，做到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加快资源整合和提高统筹层次。
2.国内部分地区的实践经验总结。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地方政府一般采取了两种解决方式。一是自主选择，规定城镇居民(包括参合农民)可自主选择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但不能重复参加，浙江省采用此种方式；二是按居住地划定覆盖人群，规定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县城以上城区内的城镇人口，新农合覆盖县城以下的非农人口，江苏省采用了这种方式。此外，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较好和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已无户籍划分的地区，部分地方政府进行了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城乡合作医疗的探索和实践。广东省积极探索推进以城乡统筹、门诊统筹和地级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医疗保险“三项统筹”制度，向医疗保险服务均等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目前已在珠三角较发达地区的深圳、珠海、佛山、中山和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的湛江等七个地级市率先建立起了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在城乡统筹方面的主要做法是：（1）分两步整合城乡医保制度，第一步打破城乡户籍界限，整合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上述地区建立统一的筹资标准、参保补助和待遇水平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系；第二步打破有无职业的界限，进一步整合职工医保和城乡医保两大体系，做到“制度、标准、管理和基金”等方面的“四统一”。（2）加大财政投入，实现城乡医保补助相一致。（3）按需求设置档次，适应城市不同的需要。（4）整合管理资源，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成都市根据不同群体医疗保险的不同需求，探索实施了七种医疗保险制度，提出“不管你在哪里干、医疗保险不间断”。成都市的经验可总结为一条正确的发展思路，五大难点的突破。一条正确的发展思路是，围绕人人享有医疗保障做文章，着力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束缚，在制度构架上实现城乡之间的统筹，在经办操作上实现城乡一致，在待遇标准上实现城乡衔接，在机构设置上实现城乡统一，在绩效考核上实现城乡同步的思路。五大难点的突破是，“破”身份界限，统一城乡医保制度构架；“破”资源分散，整合城乡医疗保障经办工作；“破”待遇差异，统一缩小和提高城乡医保待遇标准；“破”既定体制，统一城乡医保机构的设置；“破”分头推进，统一城乡医保绩效考核。
三、简评
1新加坡医疗保障制度的特点
新加坡医疗保障制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适合本国国情。20世纪80年代初起，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加坡从实际出发，在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形成由个人、社会、政府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模式，确保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二是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原则。采取统一筹资比例，统一支付标准，统一医疗服务项目，保证了社会公平。以职工薪金为基数，更高的报酬可以积累更多的医疗保健储蓄，从而得到更优越的医疗待遇，又体现了效率。三是筹资机制多元化。新加坡吸取西方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与教训，创立了个人保健储蓄、社会医疗保险和政府医疗津贴的医疗融资途径，由个人、社会和政府共同分担医疗保障费用。这一融资模式，不仅扩大了医疗融资的财源，而且大大提高了医疗保障资金的效率。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建立医患双方的制约机制，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遏制浪费。四是注重医疗保障资源配置。政府一方面开设公立医院、政府综合诊所，提供具有政府津贴的基本医疗服务，同时也允许开设私人医院和诊所，让患者有医疗的选择权。另一方面，政府允许医院设立不同等级的病床，让患者可以按自己的经济能力与需求，选择病房的等级。
2两国总体卫生状况及特点
比较新加坡是经济发达国家，虽然人口少，国土面积少，但其医疗卫生水平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两国总体卫生状况及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比较，一是总体卫生状况，世界卫生组织（WHO）和2010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表明，新加坡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百分比和中国虽然相近，但人均卫生总支出高于中国；另外男／女出生期望寿命明显高于中国，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1000活产儿）则低于中国［1，3］。以上数据表明新加坡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指数都优于中国，这不仅说明新加坡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存环境，也与其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是医疗资源分析，新加坡虽然医院总数和医护人员总数较少，但是按总人口均分后，与中国几乎相似。另外，新加坡医院设施较好，人员素质较高，有效利用率高。三是筹集资金渠道，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救助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集资金渠道对应于新加坡的保健储蓄、健保双全、保健基金，两国基本相似，均分别由政府、单位、个人三方承担。
3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制度的经验及对我国医改的启示
3．1新加坡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一是卫生政策目标明确。最终目标是为公民提供广泛、现代化与高效率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国民获得优质并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二是新加坡的卫生服务体系由公立和私立双重系统组成。二者分工明确，初级保健多数医疗机构都可提供，而住院服务则主要由公立医院提供。三是高效的医院管理模式。公立医院实现了所有权（国家所有）和经营权（私人有限公司）分离。医院的管理权，由政府转交于有限公司，由各方代表组成公司董事会。医院拥有对员工定期晋级、加薪、辞退，财务收支，医院业务，行政管理等自。同时引用了商业会计制度，能提供更精确的运营费用并逐渐渗透更多的财务原则和责任。公立医院接受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补助，政府按病例进行补贴，类似于非营利医院。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助约占医院总支出的58％。
3．2对我国医改的启示：两国虽都在亚洲，文化背景也极为相似，但是两国在经济实力、发展水平、社会体制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新加坡医疗卫生服务体制的建设不能完全生搬硬套。我们应汲取有益的经验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长期的、逐步实施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笔者认为，目前对我国医改的启示主要有四点：一是学习新加坡高效的医院管理模式。以省级为单位，对公立医院进行重组改革，实行国有民营、公司化管理。逐步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政府补贴，使医院逐步发展成真正的非营利性医院，为民众提供优质、价廉的医疗服务。转变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卫生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只从宏观上、法律法规上进行调控，不过问具体事务。二是改善并逐步完善中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我国的医疗保险完全由政府支付13亿人口的医疗费用是不现实的，而是应该由商业保险等社会资金共同参与则可完成“全民医保”。在卫生总费用中，笔者认为政府拨款35％（现为27．5％［3］），城镇医疗保险支出约25％，个人负担30％（新加坡为60％以上）是比较合理的，其余10％则可以采用多种形式筹集社会资金，以补填资金缺口；建立重大病救助基金，用于特困的重病病人。同时要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的建设，提高筹资水平，逐步提高报销比例。三是加强初级保健服务机构的建设。加大全科医生的培训力度，提高基层医生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提高初级保健机构就医者的补贴水平（新加坡为50％，儿童、老人为70％）。争取用十年时间在全国建成能承担起预防保健，常见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服务，群众信得过的初级卫生服务网络，逐步提高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在初级保健机构的比例。实行双向转诊，病人合理分流。既方便群众又减少有限卫生资源的浪费。四是逐步扩大国家垄断采购药品的方法。干预药品市场，抑制药品价格虚高，帮助患者减轻药费负担。
4结论
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新加坡的三重医疗保障制度和多元医疗筹资模式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我国和新加坡国情有别，不能完全生搬硬套，而是要汲取有益的经验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长期的，逐步实施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走出中国人自己的特色，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障制度，逐步形成由个人、社会、政府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模式，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奋斗目标。
作者:钱晓勤 单位: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众所周知，老龄人口是医疗服务的最大需求者，有关研究指出：60岁以上年龄人口的医疗费用是60岁以下年龄人口医疗费用的3～5倍。在此背景下实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能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医疗保障的覆盖能否全面，老龄人口的医疗需要能否得得到满足，医疗保障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当前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和发展趋势对我国现有的医疗保障体系提出巨大的挑战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
1.医疗保险基金供给减少
我国现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方式主要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缴费,离退休人员不用缴纳医疗保险费,但离退休人员与在职职工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险待遇。问题在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有程度和发展趋势，使得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例持续上升。也就意味着，基本医疗保险金的缴款人口比例越来越低，而不缴款却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在职参保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远低于参保退休人员的增长速度。
2.医疗费用支出增加
以中国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为考量，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将会持续上升，然而老年人口又是疾病发生率和医疗资源使用率最高的人群，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支出将会成为我国医疗保障事业中的重点。同时，医疗保险基金供给的减少又必将导致入不敷出的医疗保险资金窘境。
3.医疗保障覆盖面不广
改革中的医疗保险制度仅覆盖了城镇在职人口,而其家属并未包括在内,广大农村人口更是被排除在制度之外。城市中大量在非正式部门中工作的人员、从非正式部门退休的老人,都无法获得社会医疗保障,而这些人恰恰正需要医疗保障制度的帮助。此外，农村老年人口占整个老年人口的2/3左右, 由于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较窄, 他们基本上不享受公费医疗, 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基本上是自费。
4.老年人口医疗需求的变化
人类的“疾病谱”在近100 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以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为主的疾病谱,已经被以慢性病以及与人们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疾病为主的疾病谱所替代。疾病谱的改变所带来的是老年人口对医疗需求由以前一味的直接治疗转向以防为主、放置结合的新型医疗模式，因此，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服务机构以及医疗保险基金的安排都面临新的变化。
二、应对老龄化对医疗保障挑战的对策分析
1.改革医疗保险基金缴费模式
由于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险基金存在着供给减少和支出增加的矛盾，退休老龄人口在不继续缴纳医疗保险金的情况下仍享受医疗服务，但在职人员的缴费数额已越来越难以负担日趋增加的医疗保险基金代际差额。因此，有必要将已退休人员重新纳入缴费对象中，适当收取比例不高的缴费额，并提高享受医疗保险基金的条件，设置一定的最低缴费年限。
2.发展社区医疗
社区医疗与医院医疗相比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便利和廉价，并且疾病中的百分之八十都属于常见性的疾病，在社区医疗机构就能得到诊治，而且可以大幅节约医疗费用和医疗资源。社区医疗在发展和建设中要做到机构数量的合理设置和有效布置，同时找准定位，将社区医疗的关注点放在普通疾病和保健预防上，对于社区居民要加大宣传，扩大社区医疗的接受度，并且发挥社区医疗的便捷优势，提供诸如免费体检、无病咨询、健康宣传和上门问诊等服务，丰富医疗保障的渠道，加强医疗保障的力度。
3.扩大医疗保障范围
大数法则说明,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保险基金就越充足,风险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得到分解。因此，应该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以提高医疗保险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我国医疗保险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覆盖面较为狭窄，应该将参保对象拓展到城镇所有从业人员，积极吸引各类各行业就业人员的参与，尤其是年轻人员参加医疗保险,以平衡缴费与负担比。并通过降低参保条件和实行优惠政策,鼓励从业人员早日参保，以充分体现医疗保险互助共济的特点。
4.发展商业医疗保险
商业医疗保险制度是由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和个人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补偿高额医疗费用的补充医疗保险。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的医疗保障需求，也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相符。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对基本医疗保险的一项重要补充，可以大幅减轻政府在医疗保障资金和政策问题上的压力，并且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活力，对医疗保障和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三、结语
1.农民工普遍参保意愿不强，个人缴费能力差
调查结果显示，共有128人（占被调查者23％）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许多农民工的最大愿望是“打工赚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想法单纯、对眼前的物质利益比较看重、对市场经济的风险认识不够是农民工参保缴费意识较弱的原因之一。农民工群体大多生活在贫困地区，技能单一，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加上微薄的收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立的起点比较高，为了保证生活不可能有多余的钱购买医疗保险。而且大医院的收费较高，多数农民工难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很多民工群体中的成员往往依仗着年轻、体质好硬挺过来，有的甚至带病上工。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并不高，月收入最高是2500元，折合为年平均收人是30000元，占12.5％；月收入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在1000元—2000元，折合为年平均收人12000元—24000元，46.3％；月收入最低是在800元—1000元，折合为年平均收入是9600元—12000元，占41.2％。农民工年平均支出：年平均支出最高是30000以上，占6.3％；年平均支出最低是5000元以下，占4.8％；年平均支出占比例最大是5000元—15000元，占88.9％；在农民工这种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加上药品和医疗价格不断攀升，根本没有“闲钱”买医疗保险。另外，农民工变换工作地点就得退保，这不利于他们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连续性，也打击了他们变换工作地点后续保的主动性。
2.农民工缺乏平等获得医疗保障的权益
目前农民工群体基本上属于自费医疗范畴。根据宪法规定的公平原则，每个公民都应享受基本的国民权益保障，不应该从政策和制度上根据出身、生源地和职业等区别对待每个公民，这样的体制不但有悖于公平的人权理念，对进一步加快企业改革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仍未覆盖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保障的对象，对农民工医疗保障权的保护机制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使农民工处于权利保护的真空地带。
3.农民工缺乏自我维权意识
许多农民工对法律法规不了解、不熟悉，有些人甚至认为自己是临时工，用人方不需要对他们履行义务和职责。事实上，不管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用人方都要负担职业病的诊断治疗费用及为农民工购买医疗保险的责任。
二、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
面临的主要挑战近年来本省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以解决农民工住院、大病医疗保障问题为重点，坚持“低费率、保大病”的原则，制定符合实际的参保政策，积极探索完善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衔接办法和政策，但相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农民工的需求，本省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仍面临不少挑战。
1.在意识上存在的误区
在农村医保制度与城市医保制度不能接轨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内缴纳的医疗保险，不能带回户籍所在地，也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对于回到户籍地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社保，农民工退保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下的“理性”选择。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反映了出针对农民工长远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积极设计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制度，才是解决困扰农民工退保问题的根本所在。
2.加强政府职能作用
近年来，虽然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政府部门也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但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农民工医疗保障方面的权利难以得到落实，农民工生产和生活条件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政策层面来看，农民工权益保护都与政府的角色密切相关。建议政府应建立相应的机构来解决农民工问题，加强劳动保障方面的执法力度。3.报销医疗费手续复杂按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规定，参保人员有病就医要先到户口所在地的村镇医院就医，村镇医院认为需要并同意，才能到上一级医院(县、市、省)就医。否则，看病的医药费不能报销。农民工很多时候因为手续繁琐且成本太高，不愿享受这一保险。因此，即使有近一半的受访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他们在异地城镇工作中实际很难享受到许多应有的医保待遇。另外，有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如果转换工作单位或转移工作地时，已参加的医疗保险不可以跟着转移；63%农民工的流动性高，在现有医保制度缺乏可携带性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变成只交费而不能受益。
三、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议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规模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进城后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住房、子女教育、养老、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问题，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具有重要意义。笔者特提出以下建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农民工医疗保障机制的建设。
1.抓好地方性法规的建设，鼓励与提倡各地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方法
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资金的投入。运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在这一方面所应承担的相应责任。依法管理农民工医疗保险基金，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商业保险试点工作，以此来增加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
2.从实际出发，解决比较突出的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
调查中发现，很少有受访者表示愿意加入城镇职工医保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不适应收入低和流动性大的农民工。从现实出发，优先解决突出的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障或是与其相关的问题。首先，应该建立与城镇职工同等性质的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工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承受能力差，因此，他们一旦遇到疾病，就很有可能因此而失业。如果一旦失业，后果将难以预料。轻者可能导致其基本生活难以维持，重者则可能危及其生命安全。政府应将其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并以立法形式确立农民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3.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农民工自我的保护意识
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全面素质。进行健康宣教以提高农民工的卫生保健意识。做好农村务工人员的宣传和引导工作，让他们理解社会保障的政策和规定，提高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保意识。适当组织医院、医务工作者直接进入农民工密集区域，免费为农民工义诊，发放药品，传授基本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受伤后自救和互救的有关技巧。针对农民工中存在的重大健康与疾病问题，以满足农民工基本健康为重点，普及基本卫生知识，提高农民工自我保健的意识和能力。
4.建立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信息库
论文关键词：全民医疗保障，医疗改革，城乡一体化
一、珠海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
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指在将城市和农村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制度设计安排，通过提供保险、救助等形式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一项医疗保障制度。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也呈现出二元化、碎片化的特征，在城市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农村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加上不完善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基本上实现了“全民享有医保”这个基本目标，但二元医疗保障体制的弊端已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构建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实现全体居民公平、有效的享受医疗保障已成为了当务之急。
珠海由于改革开放，已由一座海滨小县城发展为如今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在改革发展过中没有像深圳一样大量引进外来人口医疗改革，再加上珠海政府对珠海的城市形象定位，珠海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及较少的人口总量。珠海没有体制包袱、人口少、经济发展相对均衡，被选为医疗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珠海于1998年启动医疗保险改革，经历十几年的发展，珠海医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观其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其概述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初步建立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1998年，珠海作为医疗改革试点城市为响应国家号召，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了医疗保险缴费由国家、单位及职工个人三方共同承担，以及基本医疗费由个人、社保医疗统筹基金共同分担的新型医疗保险方式。2000年，珠海作为贯彻医改试点城市，率先把外来工大病统筹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制定了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办法。同时还把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及下岗特困工也纳入了医疗范畴。
（二）第二阶段：建立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2003年，珠海正式启动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截止到2007年全市新农合参保率为93%，形成了严密的农村医疗保障网，让广大的农民享受到医疗保障的福利核心期刊。该制度在2008年随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出台而被正式废除。
（三）第三阶段：建立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2006年，珠海率先出台了未成年医疗保险办法，打破户籍限制，外来人口的子女与本市未成年享有同等医疗待遇。
2007年12月推出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城乡居民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畴，以家庭为单位缴费和政府补贴的方式建立医保统筹基金，对住院医疗以及部分门诊病种（目前为32种）进行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医疗改革，其中参保人缴费250元，财政补贴150元。参保人住院核准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1]根据持续缴费时间确定的参保人医保待遇限额。
2007年12月5日珠海市政府又《关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推进健康城市工程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而后相继颁布了《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疗免费”实施试点方案》、《珠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及《珠海市实施城乡医疗救助试行办法》等三个配套文件。标志着珠海进入了“大病统筹救助，中病医疗保险，小病治疗免费”的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新时期。
二、珠海市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的现状
（一） 珠海市医疗保障概述
珠海市人口（包括外来人口）总计145万，其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已达120万人，其中基本职工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均达95%以上。全民医保目标在珠海得到了实现。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推行“大病统筹救助、中病进入保险、小病治疗免费”的全民医保的三角架构模式，涵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基本医疗救助制度。目前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与未成年设立了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此外还推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覆盖更多的困难群体。形成了“四基本一救助”模式。
1、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四基本”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费及待遇标准如下列表所示：
表1：珠海市各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
险种
缴费方式
缴费比例
备注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按月（每人）
按缴费基数：
单位6%，个人2%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个人账户50元
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
按月（每人）
按缴费基数：
单位2%，个人不缴费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安排100元，个人不缴费
城乡居民医疗
按年（以家庭为单位）
一般居民：参保人每人每年250元，政府补贴150元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财政补贴25元+个人缴费25元
“特殊人群”：参保人每人每年25元，政府补贴375元
参加门诊统筹：
个人不缴费，由财政补贴
未成年人医疗保险
按年（每人）
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60元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财政补贴25元+个人缴费25元
[论文摘要]农民工是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个庞大的新型阶层，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游离于医疗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民工的医疗保障体系，为农民工提供一道医疗保障“安全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2亿至1.4亿,占我国总人口数的10%。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大多数还游离于医疗保障体系之外。因此，透析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显得十分必要。
一、农民工医疗保障的现状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城镇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在试行中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但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他们大多数还游离于医疗保障体系之外。
1.农民工很少参加城市所提供医疗保障在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医疗保障政策往往忽略了农民工群体具有极强流动性这个特征，把农民工当成可长期在同一个城市居住的人来对待，因而显得很不合理。从实施的效果来看，上海的参保率极低，即使他最早推出外来劳力综合保险，目前参保的只占外来劳力总数的五分之一，参保率极低。截至2003年11月底,江苏省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估计为80万,占总数的15%；到2003年9月底,深圳市非深圳户籍员工参加住院医疗保险80.36万人,参保率为28%；成都市2004年农民工综合保险的参保率为34%。因此，总体来看，该项政策不能算是成功的。
2.农民工不愿参加农村所提供的合作医疗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建国初期为农民提供的医疗保障已不复存在，现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兴未艾。据卫生部统计，截止到2004年10月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333个县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约覆盖10691.09万农业人口。在新型合作医疗的国家级试点地区湖北公安、省级试点地区山东泰安，当地政府出台了有关新型合作医疗实施的办法都明确表示，受益对象包括具有当地户籍的外出打工农民。而且两地的试行办法均规定，农民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时要做到一家一户为单位参加合作医疗，家庭成员必须全部参加，要“户不漏人”。然而，两地同时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几乎所有的农户在参加合作医疗的报名之初，都没将家中在外打工的成员姓名写入“合作医疗证”。也就是说，出外打工者实际上根本没有参加合作医疗。
二、农民工医疗保障缺失的原因
尽管我国目前出台了一些关于农民工医疗保障的试行条例。但总的来说，实际效果并不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二元医疗保障体制的影响建国后，我国以户籍为标准，在全国分别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是集体保障为主，国家适当扶持，城市实行的是国家——单位负责制。由于国家在城乡医疗保障中承担的责任不同，加之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些年来，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城乡之间、农民工与市民之间二元割裂的状态。因此，尽管全国很多地方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并没有真正改变农民工因传统体制造成的医疗保障缺失问题。
2.医疗环境问题严重我国的三医问题极为严重。所谓“三医”问题是指医疗（卫生）问题、医药问题和医疗保障问题。医疗问题又可进一步分为医疗卫生体制、医疗费用、医院管理和服务等问题。其一，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其二，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其三，医院收费高，服务和管理水平不尽人意；其四，药品价格“虚高”久攻不下；其五，城镇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87.4%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由此可见，“三医”问题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障自然会产生直接影响。
3.医疗保险制度显失公平根据2004年12月零点调查和指标数据网与哈佛有关机构合作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卫生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不仅仅体现在医疗保险覆盖率上，在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也是存在的。城镇内部不同群体占有的卫生资源是不一样的。大量的医疗补贴给了少数富人而不是城市中的贫民。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在规则设计上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使得利益分配、成本分摊、风险负担等方面都欠缺公平性，资源分配极不合理。这就使得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失去了作为财富再分配的最重要方式与手段的作用，甚至还成了分配不公平的放大器。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而言，当然无法以平等主体的身份享受医疗保障权益。
4.农民工医疗保障观念相对滞后在我国，医疗保障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近十年的历史。目前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在以家庭保障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保障体制下成长，有的对城市没有归属感，不信任城市的医疗保障政策；有的由于少数官员经常挪用医疗保障费用，对政府倡导的政策冷漠视之；有的因流动性强，在异地生病得不到及时的回报，不愿参加医疗保障。因此，农民工并没有在心目中及时确立现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观念。这是造成农民工医疗保障缺失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的主要途径
构建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而且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是体现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需要。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应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要与经济承受能力，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其主要途径如下：
1.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如果将农民工进一步细化，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长期在城镇居住的农民工；第二层次是短期在城镇生活，到一定年龄返回农村的农民工；第三层次是农闲时在城镇打工，农忙时又回到农村务农的农民工。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工，应建立内容完整而层次不同的医疗保障。第一层次的农民工在身份上已较接近城镇居民，应将他们的医疗保障与城镇市民的医疗保障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管理；第三层次的农民工，重心仍在农村，其医疗保障的内容应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一致；而第二层次的农民工，他们的情况与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农民工不同，所以他们的医疗保障既不能套用城镇市民的医疗保障，又不能套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要建立一整套介于两者之间的、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总之，面对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必须建立多层次的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
2.扩大基金来源渠道，设立个人账户并保值增值资金是医疗保障体系运行的“血液”，没有充裕的资金，医疗保障制度就无法运行。但目前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基金来源要想全靠政府财政支出也不现实，这就要求农民工自己筹建以个人资金为主、国家财政为辅的医疗保障制度。按照平等性、统一性的原则，针对城市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要实行社会保障统筹账户的全国统筹，以利于社会保障关系的全国性转接。为增加资金可考虑：一是个人缴纳；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三是发行福利彩票；四是社会慈善机构的捐款等。此外，在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还可以去购买政府债券、公司股票、投资农业或存入银行等，以保证资金的保值增值。
3.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由于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宏观上归入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因此首先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的农民工医疗保障管理机构。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立法工作。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已经不是一些临时性的、地方性的办法和措施所能解决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我们要着眼于医疗保障事业的长远发展,并针对目前农民工流动性强、工资水平低等特点,制定规范、合理的社会保障法规,明确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的责任,惩治那些消极对待或逃避为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主,强制用人单位和相关的业务主管部门协同作业,确保农民工医疗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论文关键词 弱势群体 医疗保障 法律保障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的分化速度加快，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了建立一个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权益法律保障制度的构想，以期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和生存压力，构建和谐社会。探究弱势群体医疗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法律层面剖析解决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对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现行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
（一）被保障的主体范围不明确
弱势群体的定义没有明确的范围，国际上认为弱势群体就是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会的人群，在社会生活中出于不利地位。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弱势群体并没有聚集在一起，而是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社会上弱势群体仅是概念上的定义。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阶段都有弱势群体的存在，这是社会不可避免的现状，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由于国家发展经济的程度不同和法律健全水平不同，对于弱势群体的定义不同。一般来说，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弱势群体的定义也就相对高一些。
有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的对象为残疾人、未成年人、妇女和贫困老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多元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弱势群体的范围已经不再仅限于社会公认的主体范围。比如生活贫困的农民、失业与转岗的城市贫困者以及流入城市额农民工和高校中的贫困大学生等都应该属于弱势群体的范围。但是由于法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目前还没有将这些主体纳入到弱势群体的范围内。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的关注，并不只是社会公众道德上的同情，或者是社会组织的偶尔救济上，弱势群体需要的社会全方位的帮助，包括经济和法律上的帮助。
（二）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
我国弱势群体组成结构复杂，在城市和城镇具有大量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组成有交叉项，也有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特点。下面就以城镇为例，说明我国城镇地区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
1.下岗和失业人员。这些下岗和失业人员是城镇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六百万人，但是依据权威部门的调查发现，真正没有工作的人已经达到了将近两亿，远高于登记在册的人数。大量的失业和下岗员工等待着社会工作岗位，在失业期间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生活状况十分困难，无法承受重大的医疗灾难，只能依靠社会的救助。
2.进程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由于缺乏知识水平，在城市建设中只能干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的重体力劳动，他们辛苦工作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在城市建设中处于最下等劳动力，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进城农民工数量重多，导致了农民工之间竞争压力大，根本没有办法应对重大的医疗事故。
3.残疾人或者是老年人。我国老龄化严重，老年人一般依靠着子女和退休金生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一般面临着老无所养的局面。子女们给父母的生活补助很少，很难满足日常的生活开支。而很多老年人根本没有退休金保障，无法支付巨额的医疗资金。残疾人生活能力很差，工作能力也很差，很少有残疾人能够得到日常生活保障。残疾人在社会生活出处于弱势地位，重大疾病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很差。
4.提前退休的职工。为了推进改革，不少单位采取了让员工提前退休的做法，这些提前退休的职工很多时候无法拿到退休金，也不能享受相应的社会医疗保险，对于生活有很大的难度。
（三）没有有效的建立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制度体系
1.缺少统筹性的法律导致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混乱。目前我国的有关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大多是单行法规，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使他们能够更加容易的融入到社会群体当中。但是由于缺少一部统筹性的法律对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了混乱。我国法律规定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概念也仅仅是弱势群体生存的基本要求，但是无法保证弱势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并且，由于弱势群体概念上的模糊，导致弱势群体很难进行划分，这也就使得很多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群体的人根本无法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不能健康进行。
2.指导思想和调整手段的缺失。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关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国家立法，而是过分的依靠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行政法规等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这样既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也不利于我国加入WTO时承诺的法制义务。在实践中相关的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政策过多，容易形成空泛和不透明，不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国家在弱势群体上的医疗救助资金很多，但是只有少数部分能够真正的运用到弱势群体的保护上面，造成了医疗表面上的保护，其实弱势群体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所以为了顺应民心，应该将有关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
3.医疗保障制度没有有效的建立。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导致我国的医疗保障处于不规范的状态。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的城市建立了医疗救助保障制度，建立的医疗保障制度也仅限于城市的部分地区。总体来说，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小和水平较低，很多地区是没有相关的医疗服务的。哪怕是建立了医疗保障的地区，也仅限于保障最低生活标准，谈不上真正实施了医疗保障制度。
（四）社会医疗救助难以及时有效的实施
实施社会医疗救助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将社会力量动员起来，积极的参与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医疗救助行为。其主要针对一些收入极低，无经济能力进行诊疗的群体，以期增强自我保障和生存能力。但是医疗救助对那些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大量边缘贫困人员的关注不够，社会医疗救助难以及时有效的实施。
二、导致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不健全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不健全的历史原因包括下面几方面：
1.对弱势群体群益法律保障意识缺失。在国内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群益保障的意识，大多数人认为弱势群体就是要低人一等，长期形成了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超越法律存在的特权。但是当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其法律意识缺乏，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2.人治思想的长期存在。受我国传统的人治思想的影响，司法体制的转型期没有及时的跟进，司法部门存在部分司法人员存在观念陈旧和官僚作风盛行的现象。出现了司法人员的腐败，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医疗救助成本的提高或者是巨额成本无法扭转的局面，从而使弱势群体的医疗权益得不到保障。
3.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受传统的封建社会特权和等级观念的影响，多数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影响时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缺乏抗争的意识；另一方面由于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利的中心，对社会政治信息掌握的较少，社会关系的资源也较少等等使其处于不利的地位，医疗权益得不到保障。
（二）现实原因
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存在问题的现实原因主要体现在下面几方面：
1.经济体制造成的冲击。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但是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因素的影响。一旦失去了社会政策的屏障，就会导致社会主要群体出现弱化的情形进而引发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为此经济体制的转变对弱势群体医疗权益保障造成了冲击。
2.弱势群体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不足。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弱势群体主要的特征是：生活贫困，收入水平低，年龄偏大，身体较弱，文化程度较低等。所以当他们受到权益侵害时，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
3.现行法律援助制度没有充分的发挥作用。法律援助是国家为了使公民平等的享受法律援助而依法建立的司法保障制度，属于国家司法公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这种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对公民应尽的一种义务。但是在当前的社会中却存在着一些的错误认识，认为法律援助是一种慈善事业，应该交给国家去办；属于一种法律援助，应该交给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去办，但是法律援助不应该属于律师的义务。既然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依靠法律手段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
三、提高医疗保障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法律，提高医疗保障制度
我国政府在弱势群体医疗保障方面做出了重大的改革，不但增加了弱势群体医疗保障的力度，还建立很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服务点，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国弱势群体分散广布，需要全民医疗。政府应该健全法律，增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们的社会地位提升了，在社会活动中才能更有话语权。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医疗保障的力度，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还是不够，资金的保障是基础，全方位的保障是关键。尽量实施免费为社会群体定期检查制度，发现问题政府有专项资金救助。并且，政府还应该及时发放弱势群体生活保障金和生活保障物品，甚至可以为弱势群体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来帮助弱势群体减轻生活的负担。
（二）提高医疗保障范围，帮助走出生活困境
重大疾病一般与社会地位呈现相反的关系，即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群，发生重大疾病造成的费用概率越大。弱势群体就处在这样危险的位置，由于生活条件所迫，缺少日常的疾病护理，很容易积少成多造成巨大的疾病事故。一旦发生重大疾病，他们还因为没有钱看病，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政府要提高他们的医疗保障范围，争取能够做到医疗保障的预防，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弱势群体遇到重大疾病，政府要及时给与经济上的帮助，帮助他们早日解脱身体上的折磨，享受健康的生活。
【论文文章摘要】现代医保制度对城乡居民在医疗保障品种、待遇等方面存在着二元对待，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同其他公民一样，农民为国家建设、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却难以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不具备公民的地位，至少无法与城市公民相提并论。这与现代社会盛行的人权精神及公民的平等宪法权利是格格不入的。笔者在前期学者研；基础上，提出从现代医疗保障角度论证．平等权，并在平等权框架内重新构筑现行医保制度，提倡“以制度促进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行医保制度进行了法学思考
一、关于现代医疗保障制度的讨论
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增加农民福利，保障公民权益意义重大。然而鉴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现代医保制度却显示出其缺陷的一面，即对城镇、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对待反映了当下中国农民平等权的实现依然差强人意。这与中央的惠农政策、和谐社会理念是极不相符的。笔者本着“以制度促进平等，以平等改良制度”的理念，提议实现城乡平等，减少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以保障农民权益，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农民的实有权利与宪法法律规定极不相符。农民平等权需要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概念加以提出。在中国，农民是大多数，只有维护大多数者利益的政府才是宪法上的合法政府，因而政府首先要维护农民阶层的平等权。因此，对于政府，需要转变执政理念，更加重视宪法法律，更加重视实现农民平等权，这样才能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在社会保障领域，需要本着实现农民平等权的原则对现行医保制度进行改革，着重体现对农民阶层的社会关怀，彰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理念。
二、农民平等权的法学思考
(一)法理之维
在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平等的权利意识并不强烈。生活在相对封闭和传统环境中的农民，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尤为缺乏。农民阶层权利意识淡薄，其不会主动主张权利，往往在支撑不下去时会爆发其力量。农民平等意识缺乏和权利意识缺损，却使农民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一没有提出异议的意识、渠道和法律依据。这为农民不平等提供了巨大的存在空间，并给予了农民不平等顽固的生命力，这是农民问题最根本的原因，也是解决农民问题最大的障碍，它使得国家和社会在解决农民问题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获得医疗保障，是公民对政府的权利；增强平等观念、提高权利意识则应当是公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公民(尤其是农民)权利平等观念的增强，对于增进自身福利，保障自身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平等权是人权的三大支柱权利之一，是一种基本人权，是人之为人的人权意识内要求类的平等的一种社会关系。人权作为一切个人享有的权利，是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的。这种人权的普遍性实质上体现的就是平等权，它要求反对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反对歧视。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平等权体现了人权的原理和精神，是人类追求幸福和要求全面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权利。只有从人权的角度认识平等权，我们的认识才有理论的深度和政治的高度。
(二)宪法分析
权利平等是宪法的重要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条是我国宪法对平等权的一般规定，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平等。
平等权既然作为一种权利，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上的设立，意味着国家负有保障与救济的义务，当平等权利受到侵害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实现时，采取保护措施则是国家的应尽之责。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有没有平等权的确立和平等保护条款的设立，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享有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和文明的程度。没有平等，则法治失去灵魂；没有平等权，人民也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也难以得到国家的平等保护。所以，作为保障人权的国家法律，必须体现平等、保护平等，即立法上要平等。特别对于弱势群体，更要关注其平等权，在法律上更要强调其平等权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我国衣民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权利最易受到侵害，毫无疑问属于弱势群体，其权利实现和保护理应受到国家立法的倾斜。在宪法和有关的法律中应予以优先体现和保护农民的平等权，而不应给予广大农民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三)历史根源
现实生活中农民的不平等状况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并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从医保制度的架构看，既有平等观念的缺失，又有制度建立的失衡，具体表现在：“挖农补工”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不公正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客观上抑制了农民自由、平等发展的可能，而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又在主观上消减了农民维护利益、争取公正的机会。最根本的，农民平等观念缺乏和法定平等权利缺损，为农民不平等提供了产生和发展空间，并使之获得顽固的生命力，阻碍农民问题的破解。一言以概之，不平等是农民问题的根源。正确地解释农民问题的根源，能增进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而且将有利于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
论文关键词 服刑人员 医疗保障 保外就医
本文所称的“服刑人员”，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剥夺自由并交付监狱执行刑罚的人员。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应有的人身权利容易受到侵害，其权利主张不容易受到重视和有效保护。服刑人员医疗保障，作为其重要人身权利，直接关系到服刑人员的健康状况。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服刑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不容乐观，相关制度尚未有效建立。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全面施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原则如何在服刑人员身上得到具体体现，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服刑人员医疗状况介绍
近年来，“躲猫猫”、“喝水死”、“做梦死”等新闻事件的先后发生使得刑事羁押场所备受关注，服刑人员非正常死亡成为事件焦点，暴露出我国监狱、看守所等服刑、羁押场所所存在的严重安全隐患，然而很少有人将服刑人员作为弱势群体看待，服刑人员的人身权益并没有因为上述事件的发生而得到有效改善。
1.服刑人员医保水平整体低下。目前，每个监狱均设有相应的医疗机构和生活、卫生设施，但是普遍存在药品低廉、医疗设施落后、医务人员水平不高等问题，导致实践中服刑人员的很多疾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则束手无策的现象屡见不鲜。
2.监狱管理者对服刑人员的权利保障意识普遍淡薄。服刑人员因其犯罪记录，被依法剥夺人身自由，作为被强制改造的对象。大多数监管人员往往不把服刑人员当成正常的人来看待，对其权利的剥夺认为理所当然。同时，监管人员的素质不高，对服刑人员应当受到保障的权利尚缺乏鉴别能力，更谈不上去具体实施合法有效的保障措施。
3.保外就医制度并不能解决大多数服刑人员的医疗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可以依法申请保外就医。作为程序要件，须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就是说，保外就医作为一种特殊情况，只适用于患有严重疾病的特定服刑人员，不能作为一种普适的手段，绝大多数服刑人员不能享受保外就医，仍然只能依靠监狱现有的医疗资源。此外，近年来我国罪犯保外就医制度暴露出不少问题。据统计，2001年1月至2004年10月，全国保外就医罪犯25371人，平均每年保外就医创加人，其中违法办理的3708人，平均每年近930人，占保外就总数的14.6%。由于保外就医往往具有指标限制，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服刑人员占用了保外就医资料，对原本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服刑人员造成不公，使相当一部分服刑罪犯病情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却因为多种原因没能保外就医。
二、服刑人员医保制度陷入困境的原因
1.医疗经费严重不足。目前除个别正在试点医疗费用改革的监狱外，全国绝大部分监狱仍实行的是服刑人员免费医疗制，即由国家财政拨款和监狱企业收入来共同负担服刑人员医疗费用，这种医疗费用体制的弊端从以下的数据中可见一斑：服刑人员的医疗费全国监狱系统长期以来维持在平均每人每月在9元左右，有些地区还不到3元。就四川监狱而言，从2004年到2007年，罪犯医疗费一直维持在96元/犯的年标准。②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等因素，医疗成本增大，医疗费用不断攀升，不少药品出现了成倍增长，服刑人员医疗费用缺口越来越大。
2.服刑人员医疗保障立法滞后，保障水平低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基本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监狱法》等法律为主体、以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服刑人员权利保障法律体系。但是，立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规定，使得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服刑人员医疗条件迟迟得不到有效改善。
3.法律监督存在空白。从目前立法的情况来看，检察机关监所检察的范围往往限于对罪犯劳动、学习、生活“三大场所”的监督，而这种监督也仅限于个别、偶尔抽查的方式，不可能每天进行巡视检察，无法掌握每个罪犯的具体情况。在监狱这种环境中，罪犯想要反映自己的诉求是非常困难的，检察人员很难接收到这种诉求。
4.保外就医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保外就医作为一种特殊的监外执行形态，极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利用。在极大的利益面前，不少狱政人员不惜铤而走险。保外就医看似审批严格、程序严谨，但只要拿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的病情证明文件，通过审查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我们知道，一纸证明文件很容易人为捏造。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的监督力度有限。《罪犯保外就医办法》中只规定负责罪犯保外就医的监管单位应将决定保外就医手续送达检察机关、将决定收监执行或者延长保外就医时间通知检察机关，没有明确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监督内容及监督步骤。虽然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有关保外就医检察监督的相关规定，但对执行刑罚机关缺少约束力，在实践中监督起来较为吃力。
三、服刑人员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服刑人员医保制度
近年来，随着服刑人员诉求的不断增长，服刑人员费实行国家供给制所存在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不少地方开始探索服刑人员医疗保障的改革之路。2011年5月，四川省监狱管理局下发了《四川监狱系统服刑人员大病统筹管理试行办法》。《办法》规定，服刑人员大病统筹有省财政专项资金、省监狱管理局统筹资金、监狱筹措资金、服刑人员个人劳动报酬提留等4种方式，为患大病的服刑人员建立服刑人员大病统筹专项资金，实行分类管理和使用，由监狱系统的两所中心医院及10所片区监狱医院分别建账，并设立起付线和报销比例，按规定的程序和大病统筹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大病住院医疗费给予报销。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在全国首创服刑人员“大病统筹”，率先拉开解决服刑人员医疗保障问题的序幕。2012年，黑龙江省黑河市检察院辖区内四个监狱的服刑人员医疗救助问题纳入社会医疗保险工作取得重大突破，7000多名服刑人员已全部纳入地方社会医疗保险。襄州区医保局将襄北监狱服刑人员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范围。襄北监狱服刑人员按照每人每年150元的标准参加襄州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费用由襄北监狱负担，享受待遇和普通参保居民同等标准。住院待遇方面，服刑人员医疗采取就近住院，起付标准300元，政策范围内统筹基金报销70%。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可达9万元。
上述3地的改革措施代表了服刑人员医保制度的两种模式：一是初级模式，即在将服刑人员全部纳入社会医疗保险存在困难的地区，可以首先建立大病统筹医疗保障模式；二是高级模式，即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应当将服刑人员全部纳入地方社会医疗保险。笔者认为，这应当是解决我国服刑人员医保保障问题的两条切实可行出路，只有将服刑人员均纳入全民医疗保障范围，使其具有制度上的保障，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公民健康权。
（二）建立老、弱、病犯健康状况监控制度
目前，监狱应在接收服刑人员时，一般会对服刑人员进行体检，掌握服刑人员健康状况，同时建立个人档案。但是，没有建立专门的服刑人员健康档案，无法准确掌握服刑人员的健康动态。因此，有必要对老、弱、病、残等特殊服刑人员建立起专门健康档案，内容除健康状况外还应包含既往病史及用药情况、家庭特定联系人、联系方式等。对此类人员要定期体检，并定期主动与其亲属取得联系，让其亲属了解该犯的健康状况。
（三）建立服刑人员病情危重告知制度
实践中，一旦罪犯被剥夺人身自由，进入服刑阶段，基本上与外界断绝联系，家属要求会见是比较困难的，不可能经常对服刑人员进行探望。除了家信，家属很难了解服刑人员的具体情况。由于监狱管理人员没有向家属通报情况的义务，如果服刑人员发生紧急情况，家属一般很难及时掌握。为了加强信息沟通，确保家属能够及时掌握服刑人员病情，应当建立起服刑人员病情危重告知制度。一旦发现服刑人员身体出现严重不适或者其他病变，应当及时将病情通知服刑人员的家属。通过制度化的规定，明确对哪些患病的罪犯要在何时让其亲属知晓，一方面可以争取罪犯亲属对患病罪犯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稳定患病罪犯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患病罪犯亲属对罪犯身患疾病有心理准备。
（四）建立重病犯病情诊断及医治情况向派驻检察室报告制度
凡属保外就医疾病范围内的，在将病犯送出就医之前，监狱有关部门应将病犯的基本情况、病情、家庭情况、改造情况告知派驻检察人员，以便检察机关对该部分人的保外就医进行监督。同时，对危重病犯要向派驻检察室通报病情及治疗情况，便于检察人员掌握相关情况。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澳大利亚医疗保障体系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澳大利亚政府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三次政策调整做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全民医保背景下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与发展思路。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实行社会福利制度最早、最好的国家之一，1910年开始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目前一个相当完善的社会福利网络已覆盖全国各地，社会福利种类多样而且齐全，公民从出生到死亡都可以享受名目繁多的福利津贴。在医疗福利方面，澳大利亚实行全民医疗保健制度，所有公民都必须参加医疗保险。并可免费在公立医疗机构获得基本医疗服务。这样高的医疗保障福利并没有阻碍澳大利亚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有44，9％的澳大利亚人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当前我国正在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即“全民医保”，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进行定位并促进其健康发展?澳大利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澳大利亚的医疗保障制度简介
澳大利亚的医疗系统是由联邦政府健康保险委员会、卫生和老龄部、州和地方政府医疗卫生部门，以及私立健康机构和私人医疗卫生从业者共同组成。
澳大利亚实行的是全民医疗保险制度．1973年颁布的《健康保险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同等机会的医疗保险．每个居民都必须参加医疗保险，所有居民均可免费在公立医院得到基本医疗服务。澳大利亚于1984年2月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险制度(Medicare)，通过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各州的医疗卫生计戈0，全体澳大利亚公民均可享受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服务和全科医生服务。全民健康保险基金一部分来源于1，5％收入税，占20％，其余80％来源于．政府的拨款。目前个人收入税比例为：年收入在5万元澳币以内为1．5％；年收入在5万元澳币以上的为2．5％(不参加私立保险者)；收入低于一定标准者免征健康保险收入税。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富者多出”和“尽力而为”。国家为病人支付的费用包括：在公立医院的看病费、手术费、住院(包括药品和饮食)费，不包括的费用有：牙科、理疗和按摩治疗、救护车服务等等。结账方式通常情况是，开业医生和医院与政府管理的全民保险基金统一结账。参加全民健康保险的公民可以获得一张保险证(MedicareCard)，病人只需刷卡而不需要付现金。根据澳大利亚有关法律规定．医院和诊所不能向病人卖药，因此，同时实行“药品补贴计划”(PBS)，政府每年公布一次PBS的药品目录，凡退休者和领取社会救济者(包括子女)在购PBS范围内药品时，不管药品实际价格多少，每张处方付费2．6澳元．当年支出超过135．2澳元时，可领取一张免费卡，凭卡在当年免费购药。对其余人(包括不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每处方付费16澳元，不足16澳元按实际药价支付，当年药费支出超过312．3澳元时可申请优惠卡，当年购药时每处方只付2．6澳元。此外，全民健康保险还担负着在医院外进行治疗的大部分医疗费用，如看全科医生和专家门诊。全民健康保险负责负担这些费用的85％。
私人健康保险是全民健康保险的重要补充。虽然澳大利亚实行全民医疗保险，但由于《健康保险法》明文规定，在公立医院就诊时病人无权选择医生和病房，也不享受优先住院和治疗。因此，在澳大利亚，大约有44．9％的居民同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私人保险形式有两种：一是单人保险；一是家庭保险。私人医疗保险只提供医院服务，既可去私立医院看病，也可到公立医院以自费病人身份就医，但可选择医生和优先住院，政府负责支付75％的费用。其余由私人健康保险负责。澳大利亚私立医院的床位约占所有医院床位的四分之一。私立医院的开业医生为患者提供大多数无须住院的治疗，他们与领薪医生一道，为患者提供多种医疗服务。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澳大利亚人除了可以报销投保人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医疗费，还偿付投保人接受的一系列非医疗服务的费用，如进行理疗、看牙科以及购买眼镜的费用等全民健康保险不予报销的项目。如一年未使用私立健康保险基金者，还可获得奖励。联邦政府鼓励人们在使用医疗保健作为主要保障的同时也参加私人医疗保险，以更好地平衡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在整个卫生系统中的作用。
二、澳大利亚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与政策扶持
伴随着澳大利亚全民医疗保健政策的逐步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商业健康保险制度也正逐步得到发展。作为全民医疗保健政策的必要补充，其辅助作用也日益得到体现。澳大利亚的商业健康保险起步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1997年到2001年，澳大利亚商业健康保险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私人健康保险激励方案(ThePrivateHealthInsuranceIncentivesScheme，以下简称PHIIS)、私人健康保险激励法案(ThePrivateHealthInsuranceIn，cen~vesAct，以下简称PHIIA)和终生健康保险计划(LifeTime]tealthCover，以下简称LTHC)。改革之前，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人1：3和比例都不是很高，在1997年只有占全部人口的29．7％参加商业健康保险。政策改革提高了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四年之后，也就是2001年，参保人数增加了400万，参保率达到了45％。在这三个改革阶段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主要原因。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激励措施与政策，并根据实施情况即时进行政策调整，促进了澳大利亚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在第一个改革阶段，即1997年7月份到1999年1月份实施的私人健康保险激励方案(PHIIS)，国家制定了三项具体的激励措施。该政策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分别采取不同的规定：人均年收入在3．5万澳元或者家庭年收入在7万澳元以下的个人，政府会每年给予25～125澳元不等的补贴，用以支付私人健康保险费用；人均年收入在3．55万澳元或者家庭年收入在7万澳元以上的个人，政府不再给予补贴；人均年收入在5万澳元以上或者家庭年收入在l0万澳元以上的个人，如果不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则对其征收1％的医疗附加税。
在第二个改革阶段，即1999年1月份到2000年7月份实施的私人健康保险激励法案(PHIIA)，国家制定了两项具体的激励措施。不管收人为多少，政府每年给予30％的补贴来支付私人健康保险费用；对高收人群体，即人均年收入在5万澳元以上或者家庭年收入在10万澳元以上的个人，国家仍然收取1％的医疗附加税。
在第三个改革阶段，即2000年7月份开始实施的终生健康保险计划(LTHC)，用来提高私人健康保险的参保率。为了改善风险曲线，确保成员参保的连续性，国家制定了四项具体的激励措施。30岁之前或者在1999年7月到2000年7月期间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的个人，政府终生给予低额健康保险津贴；在2000年7月，年龄为30岁或者以上的个人国家每年补贴2％的保费，直到补贴至保费的70％这个最高值为止；个人一旦参加了终生健康保险计划(LTHC)，将有24个月的停交医疗附加税期，24个月之后该人之前交纳的医疗附加税将以每年2％的额度逐年累积到该人的家庭津贴里；1934年7月之前出生的人可以免除医疗附加税，政府还增加了对澳大利亚老年人的保费补贴：65岁以上的老人可获得35％补贴，70岁以上的为40％。之前参加私人健康保险激励法案(PHIIA)的人仍然按照原有规定实施。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改革措施与相关的政策扶持，澳大利亚的商业健康保险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参加私人健康保险的人数、比例的增加以及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的优化。
首先，参加私人健康保险的人数、比例有了明显增加。据澳大利亚私人健康保险管理委员会(PHIAC)和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数据，在改革之前的1997年约有776万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约占总人口的29．7％，到2001年这一数字达到1176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约为45％，增长了15．3％。在政策实施的短短四年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其次，参保者的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例得到了优化。根据澳大利亚私人健康保险管理委员会(PHIAC)和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不完全统计，55岁以下的参保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增长了16．6％；55—64岁男性女性均增长了14％；65—74岁男性增长了7％，女性增长了5％；75岁及以上男性增长了1．4％，女性增长了2．2％。
澳大利亚居民愿意参加私人健康保险的原因：一是政府给补贴，提高了个人缴费的使用效率，激励个人缴费；二是认为参加了健康保险更有安全感，可以解除很多后顾之忧。特别是老年人，其身体状况决定了承担医疗费用的应急成本会很高；三是认为参加了健康保险可以自由选择医生、避免等候期、服务质量好。但是也有一部分居民至今还没参加，他们不参加的原因：一是认为参加健康保险的费用高；二是认为制度没有统一，改革频繁，没有信誉保证；三是认为已经有公共医疗保障，没必要参加私人健康保险；四是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身体很好．没必要参加。
三、“全民医保”背景下的商业健康保险定位
澳大利亚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将所有人纳入一个体系中，在这个体系内没有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分，没有公务人员与非公务人员之分，更没有公务人员之间的等级之分。在这个体系外，也没有一个由国家公共医疗资源建立的，为特殊群体服务的医疗保障体系。全体人民都在同一个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内，享受统一标准的医疗服务及同等的医疗保障待遇。在经历两年多的反复研讨和论证后，我国的新医改方案即将浮出水面。尽管医改方案的设计达十个版本之多，但在医疗保障制度构建上有一项基本原则是达成共识的，即政府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努力打造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在此指导思想下，截至2007年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1．7亿人，7．3亿多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针对城镇非从业人员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试点也从今年开始在317个城市全面铺开。澳大利亚与我国国情及经济基础不一样，因此所实施的医保模式也不完全一样。澳大利亚人口少，经济基础好，实行的是全民统一的健康保险，而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富裕，实行的是针对不同群体分别设计的医疗保险，但是也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所以全民医保是我们改革的价值取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和澳大利亚有相似之处。因此，澳大利亚在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下的商业健康保险定位和政策对我们全民医保模式下的商业健康保险政策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在一个成熟的保险市场，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占人身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一般为30％左右。2006年我国的这一占比为8．81％；2005年我国医疗费用支出7400多亿元，同年商业保险支出仅18多亿元，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约5800亿元，医疗费用缺口为78．37％；同年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医疗费用支出仅占全国医疗费用支出的3％，个人自付部分的6％。现实表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制度创新是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必由之路。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的障碍。首先，在整个医疗保障体中，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长期以来处于辅助、附属的地位，从制度层面来看，商业健康保险只是作为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没有成为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推行全民医保之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是作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补充来设计的，但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建立，使得商业健康保险的空间逐步缩小。其次，政府未能统筹考虑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协调发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定位不清，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商业健康保险可操作的市场空间小，难以充分满足保险经营大数法则的要求，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对象看，它基本囊括了城市居民中最优质的投保人资源，他们有相当的固定收入，年龄结构也比较理想，而商业保险公司只能做一些补充险或是面向没有固定工作的人群，风险明显偏高。第三，社保机构强制推出企业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失去了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本应由商业健康保险来经营的补充医疗保险。
因此，需要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进行重新定位。国务院《关于促进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对商业健康保险定位的基础。作为医疗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应当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基本定位。为此，．整合管理医疗保障制度，最大化发挥医疗保障制度的积极保护作用，最大化改善全体国民身心健康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来寻求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政策思路。
四、促进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政策措施
澳大利亚在社会医疗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商业健康保险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合理定位和政策扶持。政府在建立全民健康保险的同时，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同时，及时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通过政策激励，使商业健康保险得到了快速发展，参保率不断上高。政府鼓励人们在使用社会医疗保险作为主要保障的同时也参加商业健康保险，以更好地平衡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在整个卫生系统中的作用。我国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采取以下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政策措施：
1．在现有医院体系框架内建立差异化的医疗服务层级。需求方面差异化的医疗保险和保障体系必须同时反映在供给方。政府可以考虑加大初级医疗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重新分配目前医院财政补贴的流向。商业健康保险覆盖的中高收入人群的医疗需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由市场力量解决，政府应该调整干预方向，保证现有的医院能够为受保障人群提供充足的医疗服务的同时，发展高水平的私立医院。公立医院主要负责基本医疗，费用由社会医疗保险资金支付。私立医院的费用由商业健康保险支付。
2．促进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协调发展，有效处理公平与效率问题。国家提供的社会医疗保险要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主要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需求，重点体现社会公平，努力使各类人群享受相同程度的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以外的需求，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灵活多样的商业健康保险予以解决，充分体现不同经济收入水平参保者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效率问题。政府可以将大额医疗保险强制从社保机构剥离，交给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来经营，同时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对基本医疗保险拾遗补缺的作用，理论上讲，可以用商业健康保险报销基本医疗保险起付线以下、封顶线以上和介于两者之间需要参保人个人负担的比例。但是为了避免基本医疗保险的共付机制遭到破坏，对于基本医疗保险中需要个人负担的部分，商业健康保险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提供额外保障。
挥别2008，这个给国人留下太多深刻印象的年度，有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也有“5・12”汶川地震的沉重。但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急诊医学工作者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出色地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奉献；《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也及时地进行了事件记载，完成了学术交流的任务，这些都让我们有更强的自信迎接2009年的曙光。
2008年，我们全心全意地履行着急诊医学担当的学术使命，记载发生在我国的重要的急诊医学事件。为保障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圆满召开，《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从2007年就开始为北京奥运会急救医疗保障服务研究开辟学术交流平台，以集全国急诊医疗队伍的智慧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医疗保障服务；在2008年的春天，当漫天冻雪阻拦迫切归家的脚步，春运期间大量旅客滞留在交通站点时，我们及时报道了湖南、广东等重灾区急救工作者如何克服恶劣天气，针对大量旅客滞留在拥挤的交通站点，我们的急诊医务工作者如何圆满完成急救医疗服务；在安徽阜阳发生手足口病疫情的时候，我们与疫情发生地的医疗人员、国家医疗指导组成员及时联络，刊登多篇指导性论文，并跟踪危重患儿治疗的深化研究；在令人痛心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们在第一时间联系上参与地震灾区医疗救援的编委、医疗专家、可能参与灾区医疗救援的各省医疗队，达成组稿意向，从第6期杂志起连续刊出灾害医学的专栏，以突破传统医疗救援的视角，从伤病员创伤疾病的救治到心理健康的及时干预，从被困人员的救援到千万伤病员千里大转运，从单纯地考量灾区伤病员的救治效果到救灾人员的发病心理等多角度及时进行总结、探索。三聚氰胺奶粉致小儿尿路结石事件发生后，我们组织了5篇相关论文刊出，不仅有国内顶尖儿科专家(卫生部婴幼儿泌尿系结石诊疗专家组组长、北京儿童医院的沈颖副院长和湖南省儿童医院的祝益民院长)从儿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内科规范治疗的角度对三聚氰胺奶粉致小儿尿路结石进行理论指导，也有儿科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从临床救治经验、特殊病例情况与国内急诊医学工作者进行交流。
有了广大读者、作者、编委的支持，编辑部同仁亦奋发努力，2008年，我刊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稳步上升。为了满足急诊医学学术交流的需求，我刊在连续多年扩充版面的同时，维持了发行价格不变，在编辑部内部充分发掘潜力，既满足了读者、作者的对杂志大信息量的要求，也极大地提高了期刊的编辑校对质量。为了提高审稿的效率，编辑部改善升级了“在线投稿、审稿系统”，将稿件的前期处理周期缩短了40％；中华急诊网(省略.cn)也在不断地充实、不断地更新，我们努力将其打造成为学术的殿堂、医生的社区――一个集合了新闻、学术交流、继续教育、情感纽带的综合平台。在打造国内一流期刊的同时，我们也努力为急诊医学工作者搭建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为此，我们特别加强了的中文摘要撰写和英文摘要的翻译，努力将最好、最全面的我国急诊医学新技术、新发展展现在世界急救医学大舞台上。
时光飞逝，在广大读者、作者、专家的厚爱下，《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一步一个脚印地稳健发展着。有了大家的厚爱与支持，我们有信心，并有能力将杂志打造成国内医学期刊中的精品，将杂志营造成为热爱急诊医学的工作者的学习交流平台。我们殷切地希望，在2009年《中华急诊医学杂志》依然能够得到广大专家、同仁、读者更多的关注、支持与帮助。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业有成；祝我们的学科、学会，与期刊蓬勃发展，成就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