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5: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律师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为了更加科学、准确地评定我区律师专业人员的专业技术资格，根据《律师职务试行条例》的规定，并结合全区律师队伍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评审条件。
(二)本评审条件适用于经自治区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律师工作机构中具有律师资格、从事律师业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评审二级律师资格。
(三)按照本《评审条件》评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名称为：二级律师。
(四)申报人在符合本《评审条件》中规定的“申报条件”的前提下，还应同时具备“专业理论水平”、“工作能力与实践经验”以及“业绩成果”的要求，方能评定技术资格。
二、申报条件
申报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本职工作，实事求是，依法执业，遵守工作纪律，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获得法学或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取得三级律师资格二年以上；
(二)获得法学或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取得三级律师资格四年以上；
(三)获得法学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取得三级律师资格五年以上；
(四)获得法学或相近专业大专学历,取得三级律师资格七年以上：并在本科院校修完本专业本科主要课程取得结业证书；
(五)任观职以来所承办的法律事务中，有一件以上被评为全国优秀案例，或两件以上被评为全区优秀案例；
(六)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
(七)经国家或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三、专业理论水平
申报人，应当具有较高的法学专业理论水平和系统的律师业务知识，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了解国内外法学学术动态，能组织和开展律师业务研究工作，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撰写过法律或律师业务方面的专著并已公开出版(与他人合作撰写的，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两万字)；
(二)在自治区级以上公开发行的学术、理论刊物上发表过两篇论文或在自治区级法律专业学术会议上提交过三篇以上有价值的论文、调查报告等；
(三)在国际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过有价值的论文。
四、实践经验与工作能力
申报人应当具有下列实践经验与工作能力：
(一)具有丰富的律师业务实践经验，能够处理律师业务中的疑难问题；
(二)具有指导三级以下律师工作和业务进修的能力和经历；
(三)每年至少应承办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三十五件；
(四)连续三年累计担任国家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常年法律顾问十二家，续聘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五)掌握一门外语，并按规定参加全区统一组织的外语考试合格。
五、业绩成果
申报人须具备下列业绩成果之一：
(一)出色地办理过一件以上在国内外或三件以上在自治区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事务，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好评；
(二)参加过两个以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或重大涉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谈判，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连续三年担任旗县以上人民政府常年法律顾问，提出过有效的法律建议，被政府或业务主管部门采纳，在实践中取得较好效果；
(四)主持完成自治区有关部门下达的法律专业方面的科研课题并获自治区三等奖。
六、附则
一、本《评审条件》中要求报送的专著、论文、案卷等是指取得三级律师资格期间的材料。
今年广州市律师高级、三级律师、三级公证员资格评审工作全面采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并通过该系统实行“在线评审”。请申报人及各有关单位登录广州考试信息网（）或中国广州人事网（），点击“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审核和生成有关用表，并上传“证书、证明材料”。
二、受理材料时间、地点
受理材料时间为：2010年8月31日至2010年9月4日（办公时间：上午下午）。请各单位务必在上述时间内按照申报材料要求（见附件1）将材料报送至广州市专业技术资格评价中心（地址：广州市小北路266号北秀大厦8楼810室）。
三、评审专业范围
（一）广州市律师高级资格评审委员会不设专业组
（二）广州市三级律师资格评审委员会不设专业组
（三）广州市三级公证员资格评审委员会不设专业组
四、申报评审条件和有关政策
（一）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学历、资历条件，职称外语条件，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两个系列的专业技术资格，市外来穗人员申报评审，公示要求等有关政策，依照《转发省人事厅关于做好2010年度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穗人发〔82号）文件执行。
（二）根据文件要求，实行行业准入或上岗资格的专业，申报人须提交相应的从业、职业（执业）资格证或上岗证。因此，申报律师资格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申报公证员资格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员执业证。各有关政策文件可在网址的“职改文件”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栏目查找。
五、论文鉴定
今年在律师高级资格评审委员会中开展论文鉴定工作，申报人须挑选两篇论文（著作）为代表作，并填写《论文鉴定申请表》（见附件2，可登录广州考试信息网（）“职称评审”专栏“表格下载”专区下载）。
六、申报及审核要求
（一）申报人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位情况，对照省的职称政策和相应专业资格条件要求，认真、客观、如实申报，并按规定一次性向所在单位提交符合要求的申报材料，之后一律不得对材料进行调整和补充。凡未如实申报和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并核实，取消今年申报（或评审通过）的资格，并从下一年度起3年内不得申报，视情在全市范围进行通报批评。
（二）申报人所在单位应从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时效性等方面认真审查申报材料，同时还应登录“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核对申报人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是否与网上录入及上传的资料相一致，并在评审系统及纸质材料的相应栏目中加具意见。
（三）申报人所属主管部门应从材料的数量、程序、条件等方面认真审核申报材料，同时还应登录“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进行审核，并在评审系统及纸质材料的相应栏目中加具意见。纸质评审材料统一由主管部门密封后加盖骑缝章。
七、评审收费
评审费用按广东省人事厅《关于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的通知》（粤人发〔〕35号）规定收取。
（一）高级评审费，每人780元（含论文鉴定费200元）；
（二）中级评审费，每人450元。
附件：
关键词:律师业;会计核算;收入;费用;成本费用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0)09-0061-02
我国1970年恢复律师制度,并于1996年5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经过近50年的恢复和发展,律师业在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律师事务所规模不大、竞争力差,但也有一部分正在成长为大型事务所。在它们的成长中,会计核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随着国外大型律师事务所纷纷涌入中国,改善我国律师业的会计环境很迫切。良好的会计环境将使律师行业的发展更具竞争力。
律师业的会计问题主要集中在会计制度的针对性不强、合理划分收入和费用困难等方面,这些问题也进一步造成了税收征管的困难。
一、律师业会计核算的法律规范
律师业恢复的初期,我国律师业没有专门针对律师行业的会计制度,多实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而当时许多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实行收付实现基础的核算体系,因此早期的律师事务所以收付实现制确认收入、费用。
1993年我国划分并建立了13个行业会计制度,明确了服务企业会计制度。作为中介机构的律师业虽然属于服务业,但它的收入、费用确认比较困难,因此使用服务业会计制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2000年,我国实行除个别行业外的统一会计制度,但中介机构会计制度仍未实现统一,因此,律师业的会计核算仍然比较混乱,表现如下:
1.会计制度无法统一,有的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有的执行商业会计制度,有的按照司法部的讨论稿执行。
2.会计制度执行方面,由于部分律师事务所规模较小,核算较简单,会计人员多为兼职,有些甚至未经过系统财务会计培训,因此,许多律师事务所达不到会计法律规定的基本要求,没有能力准确反映收入、费用,导致律师业的收入分配和纳税基础不明确。
3.律师事务所会计账户设置过于简单、随意。2000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国发办(1999)92号)和《司法部关于下发的通知》(司法通〈2000〉100号)的规定,我国的多数律师事务所进行了组织形式改革,脱钩后的律师事务改制为合伙事务所或合作事务所。由于会计水平的限制和运作模式不同,多数律师事务所仍沿用旧会计核算方法。
2001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出台后,财政部 2001年11月29日颁布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核算办法》》(财会[2001]61号),2002年正式实施,律师事务所参照执行此核算办法。
虽然(财会[2001]61号)是历年来最有针对性地法律,比如增加了“职业风险基金”、“管理费用”科目下设置“职业责任保险费”明细科目、“其他应付款”科目下设置“业务协作费”明细科目、“盈余公积”科目下设置“共同基金”明细科目,但由于律师事务所的特殊性未考虑很多,还是不能彻底解决会计核算的问题。
一些地区出台了地方法规来解决一些问题,1995年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律师业财务会计制度》、1999年青岛出台了《青岛市律师事务所会计核算办法》、2003年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律师事务所财务会计核算管理办法(试行)》。为此司法部于2006年4月11日出台了《关于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工作的意见》(司发[2006]5号),要求健全落实管理的规章制度,制定律师流动管理办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会计核算办法等规章。但该行业需要一部针对性的会计核算办法。
二、律师业的收入费用确认和划分的主要问题
(一)收入确认和划分中的主要问题
只有合理划分收入及其所在期间,律师业的应税所得才能得到合理确认。律师事务收入包括服务收入,无形资产转移收入和租赁的收入等,来自于法律服务收入是最主要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除风险的事中或事后交费、法律援助的无偿等情况外,一般是收费在先,即收取法律服务费后法律服务才正式开始。
1.如何合理确定法律服务的总收入。实际工作中,多数案件要跨月、跨年度结案,这就产生了收入确认时点的问题。与之相比,注册会计师可以比较主动的确定服务期限。因此,在权责发生制下,划分聘用律师各期的收入和事务所与合伙人跨年收入会有一定的难度,这直接影响到当期净收益的确认,影响合伙律师所得税和事务所营业税的征收管理。
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可能导致额外工作时间,也可能增加总的法律服务收入,如果按照完成进度估算当期收入,将造成会计利润的虚高或虚减。实务中,现金通常在服务开始时收取,然后按提供劳务完工百分比结转收入,但法律服务时间的不确定性和收入总额可能增加的不确定性使收入的确认和划分存在一定难度。律师所如果简单地实施通用的《企业会计制度》,就无法合理划个会计期的营业收入。
2.如何合理划分律师间的合作收入。律师行业普遍存在着律师间合作办案和共同取得收入的行为。如何科学合理地划分律师间、律师与律师事务所间、律师事务所间的大量共同业务收入是会计收入确认的另一个难点。
3.如何合理划分律师收入和客户资产。事务所与客户间存在代收代支款项,税务机关有时并不认同该业务,要求对该笔业务纳税,迫使律师在承接业务时不得不放弃部分业务,或让当事人自已处理这些中间业务。律师在执业中也常常会持有委托人资金或者财产,称为信托业务,会计人员也需要划分信托业务和律师业务收入。
(二)成本费用的确认和划分的主要问题
律师事务所的成本是指律师事务所及其工作人员在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所支出的,与办理当事人相关法律事务有直接关系的工资性支出,办公费等。律师事务所的费用是指为了维护律师事务所的正常运作的管理、宣传、水电等支出。
1.律师事务所某些费用数额巨大且难以确认。律师办案费用因服务事项等而不同;可能导致高额差旅费用、通讯费用等支出。会计人员在确定支出是否确实用于事务所业务开支时比较困难,这直接导致了律师事务所费用确认时的困难。
2.某些项目的用途具有不确定性。实务中,当事人在委托开始时预支款项给律师事务所时,很难确定哪一部分是办案费、哪一部分是律师服务费。其实际的成本开支及律师的服务费用需要等到案件结束后才能确定。而根据《关于律师事务所办案费收入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1995]479号)的规定:律师事务所在办案过程中向委托人收取的一切费用,包括办案费等,无论其收费的名称如何,也不论财务会计如何核算,均应并入营业额中计算应纳税额。而司法部2006年4月13日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和查档费,不属于律师服务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这也增加了合理划分费用的难度。
3.对中间业务的代收款、代保管资金管理的管理。在律师事务所业务中存在代为收取、支付保证金、鉴定费、评估费等中间业务,法律尚未明确相应办法,没有设立相应的委托人账户对该部分资金进行专门管理,该部分款项与事务所的收入、费用等容易混淆。
4.在成本、费用具体的扣除标准上,国税发[2000]149号通知中专门就办案费用的扣除作了规定。律师事务所提成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产生的办案费用在律师事务所报销的,在计算其收入时不得再扣除其收入30%以内的办理案件支出费用;律师的办案费用不在律师事务所报销的,其办案费用的扣除标准在律师当月分成收入的30%比例内确定。当然,也可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强化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的通知》(国税发[2002]123)号规定:对作为律师事务所雇员的律师,其办案费用或其他个人费用在律师事务所报销的,在计算其收入时不得再扣除国税发[2000]149号第5条第2款规定的其收入30%以内的办理案件支出费用。一旦选用了其中一种方法就不能随意变更,而实际上费用的变化是不确定的,这就不能适应律服务类型的多样性。
三、对策
(一)合理设定律师费用的费用扣除率
使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不甚合理,容易造成实际的扣除数额部合理。对于调查过程中费用较大,而且收费通常较低的刑事、行政诉讼案件费用可制定较高的扣除率。而民事诉讼案件、非诉讼类案件可制定较低的扣除率。而对于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费用,尤其是教育培训费和业务招待费用灵活地确定适当的扣除率。由于其他行业都没有成本费用扣除的限制,对律师行业是否也能按实际情况扣除。
(二)尽快建立律师业的会计制度
建立律师业会计制度体现了法律对律师服务的特殊性的重视及对律师行业发展的支持,从而促进行业内各类型律师事务所的均衡发展,提升我国高端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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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专业 法律文化节 优质就业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12-0142-02
当前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法律人才已经成为我国提高法学教育质量、提升法学应届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方向和重点。根据教育界对创新型人才培养文化环境作用的研究，重视大学校园文化的功能，对于培养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的法律人才至关重要。由于大学就业文化往往不是当代大学校园文化中的主流，所以就业文化往往不受高校重视。其实，加强校园就业文化建设，创新就业文化形式，是推动我国法学教育发展、提高法学教育质量、提升法科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校园就业文化的内涵
校园就业文化是高校大学生在校园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积极追寻自身价值、正确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校园就业理念总和。就业文化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就业文化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高校和社会的一座桥梁，对大学生就业和择业有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高品位的校园就业文化体现着一种尊重科学、追求真知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长期感染和熏陶下，校园就业文化能够使大学应届毕业生淡泊名利，响应国家“先就业、后择业”的政策。高校校园文化还具有导向功能，可以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一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使在校大学生向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使之符合学校所确定的目标。因此，推动高校就业文化建设，是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形成科学的职业价值观，发挥就业导向作用的重要载体，是促进高校应届毕业生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有效形式。
二、“法律文化节”的功能分析
（一）“法律文化节”有利于法科学生提高综合素质
法律职业从某种程度上说属于“精英职业”。因此，需要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培养出高素质的精英式法律人才。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和培养过程中，重智商、轻德育，重知识传授、轻能力与素质培养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改变。高等院校中法学院系沦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培训班”，绝大多数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将本科生的司法考试通过率作为判断高校法学专业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在追求司法考试通过率的当代，法科学生的综合素质被普遍忽视。事实上，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只有全面提高法科学生的综合素质，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才会提升。
“法律文化节”作为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展示学生才华的重要校园文化活动，对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法律文化节”等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可以丰富法科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还可以培养法科学生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使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努力成为具有过硬法律知识和技能背景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法律人才。
（二）“法律文化节”有利于法科学生形成职业价值观
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是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应当形成和确立的。因此，引导法学专业学生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职业价值观，就成为高校法学院系就业指导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作为就业指导重要载体的“法律文化节”活动，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
从文化价值的导向来看，“法律文化节”是指通过举办一些带有法律职业因素的节目和活动使高校法学院系的法科学生无形中在思想观念、心理素质、行动方式、价值取向等各方面对自己将来从事法律职业产生一种认同，进而实现对法科学生的精神、心灵和性格全面塑造的目的。因此，构建良好的法律职业文化氛围，对法科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使他们在大学期间就能理智地确立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三）“法律文化节”有利于法科学生增强就业信心
法学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充足的就业信心则是法科学生顺利就业的重要前提。作为就业指导的重要载体，“法律文化节”可以在增强学生就业信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校园文化具有渗透性强、影响持久、形象生动、直观易懂等特点，能活化就业指导的内容，使就业指导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就业指导更有活力，更有吸引力，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教育，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通过“法律文化节”这一校园文化活动，可以让法科学生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前就能提前体验法律职业，让学生感受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魅力，从而使他们尽早做好从事法律职业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律文化节”让法科学生对未来的法律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还激发了他们为这一职业奋斗的热情，从而增强了他们从事法律职业的信心。
三、“法律文化节”的内容构建
本文认为“法律文化节”的内容构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模拟法庭审判赛
通过模拟法庭审判活动，可以让法科学生在未进入社会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就能用法律人的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使法科学生能深刻体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所在。通过模拟法庭审判活动，法科学生可以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职业性质。
具体而言，高校法学院系的模拟法庭审判赛可以选择程序较为完善的刑事案件进行模拟审判。模拟法庭审判赛可以是某个法学院中几个班级之间的模拟法庭审判比赛，也可以是多个法学院法科学生之间的模拟法庭审判比赛。
（二）法科学生演讲赛
卓越的法科学生应当具有一流的口才，而演讲比赛是培养法科学生口才能力的最佳途径。“法律文化节”的内容中，应当包含法科学生的演讲比赛。通过演讲比赛，可以培养和锻炼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演讲能力的法科学生，通过演讲比赛，可以为法科学生毕业以后从事律师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法科学生演讲赛的形式可以是采取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比赛形式，也可以是法学专业的学生与同一高校中其他院系学生之间的比赛。培养法科学生演讲的才能，不仅应当鼓励法科学生参加不同高校法学院系之间的演讲比赛，而且应当鼓励学生参与英语类演讲比赛。因为，卓越的法律人才必须具备国际视野和熟练掌握英语听说读写的能力，所以“法律文化节”演讲比赛中可以设置法科学生的英语类演讲比赛。
（三）法科学生辩论赛
2007年，麦可思研究院在《中国企事业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技能需求报告》中将“有效的口头沟通”排在毕业生五大能力之首。因此，大学生口才能力的培养关系到他们对未来的把握和职业发展。善辩是优秀律师必须具备的能力。自古以来，律师就有“讼师”名号。在现代社会，律师行业也有“铁嘴铜牙”的职业形象。“法律文化节”中应当有辩论赛这一活动内容。
一般而言，法科学生辩论赛应该以社会中的热点法律问题为辩题。辩论赛可以采取法科学生对赛法科学生模式，也可以采取法科学生对赛非法科学生模式。为了促进地区高校之间法学院系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采取大学高教园区内法学院系之间的法科学生辩论赛模式。
（四）法学论文写作赛
想要成为一名卓越的法律人才，除了具备演讲和辩论能力之外，还应当具备较好的写作能力。目前，很多法学应届本科毕业生（甚至是研究生）的写作水平不高，因此很多应届毕业生在求职应聘时往往失去较好的工作机会。
为了培养法科学生的写作能力，“法律文化节”的内容中应当包含法学论文写作比赛。在文化节举办期间，可以由法学专业老师担任评委，对学生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奖。法科学生在校期间，通过文化节期间的论文比赛以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和课程论文的训练，在他们毕业时就掌握了较好的写作能力。通过论文写作经验的积累，法科学生在参加各类企事业招聘时就能从容应对。
[ 参 考 文 献 ]
[1] 郑文堂，李谏，孙宗瑞.大学生就业文化探析[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6）：75.
[2] 蒋毅.高校校园文化和大学生就业[J].理论月刊，2005，（12）：180.
[3] 郑纯，凌辉剑.加强就业文化建设 提升就业竞争力[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2，（1）：116.
关键词：双导师制；法律硕士；培养
一、双导师制的提出与意义
所谓“双导师制”，顾名思义，就是为一名法律硕士研究生配备校内和校外两类导师，以校内导师为主，以校外导师为辅，共同开展并完成对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工作的一种导师制度。作为培养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一种特殊方式，实行双导师制的根本宗旨是解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让校外导师参与到实践项目、实践课程教学、论文写作等环节，加强对法律硕士的实践指导工作。究其实质，双导师制倡导校内理论与校外实践的结合，强调教学与培养中的应用实践成分，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弥补校内导师纯理论教学与培养的不足。因此，双导师制中的“双”确切地讲是指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双向”或“两部分”或“两类”，并不是仅限定为“两名”，条件许可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情况下，培养单位完全可以为一名研究生配备两名以上的校内导师和两名以上的校外导师。
环顾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基本不外乎是以研究为方向的学术型研究生和以实践为方向的应用型研究生之分，两者各有所长，各依其重。法科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实务操作的专业教育，但中国传统的法科教育却过分偏重于理论学习，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归法科教育之本质，法科教育正悄然由过去以法学理论教育为主转向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技巧并重的综合型实务教育；法学教育的理念也正逐步实现从传统法学教育遵循的“法条－法理－法哲学”的教学程序向“法条－法理－法实践”的程序转变。基于此，国家在逐渐减少学术型法学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同时，适当增加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专业在内的应用型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这种政策性转变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体现。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还要指导实践，失去实践的理论将是虚无的、没有价值的理论。在研究与问题的关系上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离开了问题，研究将会迷失方向。法律硕士的培养更是如此。然而，目标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凸显，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师资绝大多数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缺乏实践经验，难以或根本不能对法律硕士研究生开展应用型的指导，培养的学生虽能毕业但难以被社会承认和接受。所以，双导师制正是在这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产生的，对于国家、培养单位、学生和老师，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制定的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中国目前的法律硕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入学前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非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非法学)，另一类是入学前为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法学)。在目标定位上两者是基本相同的。但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复合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的专业复合，即法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简单形态的专业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入学之前已经完成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一定程度的学习或已经取得非法学学位。经过法律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学生还要掌握法学一级学科的相关知识。因此，这种学科的复合是法律硕士(非法学)将法学学科知识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二是思维方式和技能的复杂形态的能力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既要拥有法律职业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基本技能，又要拥有一类或一类以上其他职业人群所具有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技能，而且，还要能将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维方式和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此外，其在强调坚实、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素养的同时，着重于宽广的法律实务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学位获得者具备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所需要的综合知识、实际工作能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一个实务性的学位、实用性的学位。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决定了国家和培养单位在制订培养方案时，必须加大对法律硕士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知识、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训练，要更加重视法律实务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分量，配备有实务经验的老师开展教学与培养。没有校外实务部门导师的参与，仅凭满腹经纶的研究型导师闭门造车，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实务型法律人才，即使能培养，也可能不符合成本与效益之经济原则。
二是有助于弥补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之不足。什么样的师资才能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需要呢?有法学博士学位?是教授?事实上，学历、学位和职称重在反映教师的受教育程度和教学科研水平或经历，并不一定代表具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的教师就能胜任法律硕士的教学，就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比较理想的教师是既通晓学理，又熟谙实务的法律人，但只是凤毛麟角。因为在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支撑教学的教师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一毕业就开始教学生涯，虽熟悉图书馆，娴于查阅文献资料，擅长写理论文章，但缺乏法律实务经验甚至必要的社会历练。虽能应付讲授法学原理之任，却难以担当训练学生法律实务能力之责。有的教师虽从事一些兼职法律顾问或律师工作，但因兼职之局限，其专业化执业水平也较难适应培养高级实务人才的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培养单位对法律谈判技巧、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职业伦理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干脆不开或随便应付。因此，建立双导师制，吸纳法律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律顾问、律师等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人士与大学专职教师共同承担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既可以弥补培养单位师资力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缺陷，又可以让每个学生同时获得校内理论和校外实务导师的双重指导；不仅可以克服学理和实务脱离的难题，还能充分利用实务部门的资源优势，借鉴实务导师的宝贵经验，拓宽培养单位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增加法律硕士的就业渠道。
二、双导师制的实践与问题
目前培养单位采取的导师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单一导师制，即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名固定的导师。在法律硕士试点初期，多数培养单位在前两个学年不为学生分配导师，直到第三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或第二学年下半学期结束时才按照撰写论文的方向分配论文指导教师。由于配备导师太晚，学生在前两学年像“没娘孩儿”一样没有归属感，容易涣散，导师像“后娘”仅在第三学年才接手对学生的指导工作，难以结合学生的专长和兴趣进行应有的及时跟踪指导，学生与导师之间的配合往往缺乏默契。近年来，为克服上述缺点，不少培养单位都把配备导师的时间前移，有的提前到第二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有的甚至提前到学生一入学就为其配备导师。第二种，导师组集体指导制，即培养单位按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进行导师分组
和学生分组，学生没有固定的导师，导师也没有固定的学生。在这种模式下，因为导师组里的导师往往没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且许多导师还有法学硕士或法学博士要指导，再加上其他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实践中容易导致导师组的培养方式流于形式，结果是“人人皆有导师，人人皆无导师”，“人人皆是导师，人人皆不是导师”。第三种，双导师制，即由校内专职指导教师和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对同一名学生共同指导培养。在配备导师的时间上，有早有晚；在配备方式上，有培养单位单方面指定的，也有以导师与学生双向选择为原则，由培养单位最后协调为学生确定导师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为学生配备有校内校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双料导师。校内导师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专业教师，校外导师则是从事法律实务、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专家。在教学和培养过程中，各位导师各司其职，协同指导。校内导师侧重在课堂内的理论教学和论文指导，校外导师侧重学生在课堂内和课堂外的实践教学和应用能力培养，关注学生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协调沟通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训练。
事实上，在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文件之前，有些培养单位就已经实行了双导师制。有的实行“全员全程双导师制”，由培养单位统一聘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国家行政机关、企业、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资深法律实务专家作为校外导师，在入学之初就为学生配备一名校内专家、一名校外专家作为导师，导师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有的实行“全员半程双导师制”，校外导师仅在实践阶段或论文指导阶段参与指导培养；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仅参与指导，一般不承担课堂教学；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应用实践、论文写作、就业规划等，还要承担实务课教学。
毋庸讳言，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培养中还处在探索阶段，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一是主管层面缺乏关于双导师制的制度规范。虽然国家主管部门在相关文件中提出要实行双导师制，但并没有制订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例如，双导师制是对培养单位的必备要件还是提倡性要求?校外导师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对校外导师支付报酬?校外导师指导学生的基本要求和规程是什么?等等。这些制度规范的缺失导致了实践中较大的随意性。二是校外导师资源渠道不畅，于法无据。校外导师资源主要集中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职业中，但《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参与高校法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当这些符合条件的实务人士被邀请担任校外导师时，尤其是法官、检察官和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有不愿意担任的，有个人愿意担任但单位不同意的，也有一个人担任多个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徒有虚名、疲于应付的。三是培养单位对双导师制没有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有的培养单位根本就没有关于双导师制的考虑，有的形式上有规定但缺乏实际行动，有的关于校外导师资格、校外与校内导师职责、学生与校外导师关系、校外导师的奖惩等混乱模糊，也有比较好的培养单位制订了双导师制的相关规定，但囿于传统的观念，只想让校外的“牛”到学校“拉犁”，不想让这些牛“吃草”，甚至连一个与校外导师相称的“校外导师”、“校外讲师”、“兼职教授”、“兼职副教授”等荣誉称号也不想给，从而挫伤了一些校外导师的积极性。除上述三种主要表现外，个别校外导师自身素质和修养不高，定位不准，责权利不清，工作繁忙，精力不济，缺乏经验，与校内导师配合不好；个别学生不会正确处理与校外导师的关系，缺乏积极主动性等，都是双导师实践中常见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双导师制作用的发挥。
三、双导师制的完善与推广
虽然双导师制实践中存在问题，但瑕不掩瑜，推广双导师制不仅有利于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也可为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硕士等其他专业学位的教学和培养所借鉴，因此，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 推动立法，调动法律职业共同体联合育人的积极性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作为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的职能机构，首先，应积极参与《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与法律人共同体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制订和修改，呼吁将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人士参与法律硕士培养作为义务性规范或倡导性规范，写入相关法律法规，并作为考评和奖励的一项指标。其次，应该积极协调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等法律职业协会形成一种联合培养法律硕士的有效机制，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积蓄力量。再次，要把有关文件中关于“双导师制”的规定明确为强制性规定，各培养单位必须做到至少为一名法律硕士配备一名兼职校外导师，凡达不到要求的，应相应减少下年法律硕士招生人数。为使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中真正发挥作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制订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双导师指导规范或细则，供各培养单位遵照使用或参考执行。
2 严格选拔，提高校外导师的质量和水平
选拔校外导师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校外导师具备的条件。一般讲，法律硕士的校外导师应当是在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一定年限，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在某一法律领域取得一定成就，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和理论素养的法律专家。不宜一味地盯着法律专家的头衔、职务等，因为有些专家由于头衔多、职位高等，自身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对法律硕士进行实际的指导，会让学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虽然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但培养单位也绝对不宜要求校外导师一定要出版专著、编写教材、主持科研项目、发表文章，因为校外导师毕竟不是也不必都是理论专家；更不能把选择校外导师作为利益交换，要求校外导师尤其是律师必须向培养单位提供一定的捐助。一旦作为利益交换，校外导师就可能被滥任，法律职业道德就有可能被玷污。其二，校外导师认定的程序。科学合理的程序有助于保证校外导师的质量。一般应按如下顺序进行选拔认定：(1)培养单位制订并在相关媒介上公布校外导师任职管理规定；(2)校外法律实务人士向培养单位提出书面申请；(3)培养单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审查确定合格人选；(4)培养单位与校外导师签订聘用正式协议；(5)学生与校外导师进行双向选择。有些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由各教研中心或教研室甚至教师个人自行聘请，程序混乱，缺乏严肃性，聘请的校外导师水平参差不齐，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培养，而且给培养单位造成不少管理上的麻烦。
3 提高待遇，物质与精神鼓励并重
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是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主要经费由国家拨款，对在职教师是按事业单位的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管理，定编定岗定责定待遇。校外导师一
般都是兼职，不纳入培养单位的人事管理体系，无法享受导师的相应待遇。有的校外导师连正常的交通、用餐等补助都享受不了，有的甚至还要自己贴钱，从而挫伤了部分校外导师的积极性。校外导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协助培养单位开展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必然会付出时间和精力，应该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适当按劳取酬，或由培养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除此之外，许多校外导师可能更看重名分给自己带来的社会认可，培养单位应当理解他们的诉求，给他们适当的名分，如“法律硕士校外导师”、“法律硕士校外讲师”、“法律硕士校外副教授”、“法律硕士校外教授”等，让校外导师出师有名，千万不能只向校外导师索取，不给他们任何待遇。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对校外导师的考评机制，做到赏罚分明，优胜劣汰，防止个别校外导师“挂羊头卖狗肉”，沽名钓誉。
4 人尽其才，拓展校外导师指导环节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因此，校外导师应发挥优势，侧重实践，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结合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特点，参与制定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实践部分设计，对研究生实践实行全程管理、服务和质量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2)承担法律实务课程的教学，参加到法律实践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法律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法律谈判技巧、模拟法庭训练等实务课程。让学生从中获取实务理论并锻炼实务技能，把各种知识融合到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的综合素养之中，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需的素质；(3)定期对被指导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实践指导和检查(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并适时接受和回复被指导学生的电话、电邮、短信等，也可以通过实践专题讲座、共同讨论等形式进行。较好的做法是，校外导师能够接纳其指导的学生到自己工作的单位开展法律实践活动；(4)指导和检查被指导学生在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实践性问题，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对论文的构思、成文和修改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5)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参加被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6)协助校内导师做好对被指导学生实践能力的毕业鉴定工作，对毕业生的业务能力做出评价；(7)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协助培养单位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推荐工作。
当然，校内外导师之间的默契配合，双导师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不可偏颇。校内导师应积极负责与校外导师的日常工作联系，帮助校外导师协调共同培养的相关事宜。
5 以学生为中心，合理分配校外与校内导师
就目前各培养单位反映的情况看，双导师制受到了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普遍欢迎，而且大多数培养单位都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导师。但是，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在学生选择导师阶段，往往因为导师数量、专业、职称、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学生选导师相对集中在少数甚至是某几位校外或校内导师的现象；在导师选学生阶段，因每位导师所带学生的名额限制，最后会让大部分学生失望，而被动接受培养单位为其分配的其他导师。因此，建议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受学生欢迎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其有最多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可不为其配备或少配备校外导师，但可以为其配备校内没有实践经验的年轻老师做助手；对实践经验较少或没有实践经验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纯理论专业导师，按第二级别分配学生名额，可根据情况有选择性地为其配备校外导师；对于既没有实践经验又属纯理论专业的导师，原则上可以不分配指导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如果分配名额，则一定要为其配备校外导师。此外，为确保导师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对学生进行指导，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导师，每位导师每级指导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应控制不超过5人。
参考文献：
[1]付子堂，建立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法律实务教育体系[N]，光明日报，2007-12-25
论文关键词：律师 坚守诚信 执业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品味大家妙语，击节感叹之余，内心忽有所悟：不仅治学如此，作为以法为业、以律为师的执业律师，在当前社会缺失诚信、法治有待完善的大环境下，追求自我发展的“人之道”操守、弘扬法治“化育天下”的职责、服务大局行“天之道”的使命，决定该群体对此三种境界应有执着的追求。
一、“人之道”决定“思诚”应成为律师执业的第一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作为治学第一境界，语出晏殊的《蝶恋花》。依王国维之解，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明确目标与方向。这自然是借题发挥，以小见大。
律师执业有如做学问、成大事业。当下社会诚信缺失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西风凋碧树”这样缺失诚信的社会大环境，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及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决定其在执业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以其一言一行赢得被人的信任，同时，还要兼顾自身诚信形象吸引潜在服务对象的社会影响力，这客观上决定了律师执业应有“治学第一境界”这样基本的境界追求，从自身做起，努力践行“思诚”的执业操守。
从法理上来说，律师是以维护法律正义和法律权威为已任的特殊职业群体，律师职业本质特质要求其必须用法律思维思考法律问题、处理法律事务；必须遵循合乎职业身份、在大众道德和职业利益之间保持良性张力的职业伦理；必须在多元化的哲学取向和宗教信仰基础上，信奉诚信、法治和法律。从现实来说，社会对这个行业的素质和诚信也有着特别的要求。从律师个体来说，尽管律师也是社会人，有自我发展和个人生存利益的追求，但是，“思诚者，人之道也”，无论是作为社会人，还是作为特殊的社会职业角色，都决定了律师必须“思诚”，遵循以诚为本的“人之道”原则，从而赢得被人的信任和社会的信任。
因为诚信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以及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核心。随着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和推进，诚信不断被赋予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应该说，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今后，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资源。作为律师个体，缺失讲诚守信的品行，势必难以担当对当事人的委托责任；缺失为人应有的道义，势必游离为人准则；品行、道义的瑕疵，势必丧失荣誉和人脉资源，使得案源的拓展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诚信是律师生存的根本和自我发展的关键。“正其心，诚其意”，追求执业境界，在缺失诚信的社会大环境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独善其身”的前提下“兼善天下”，做“思诚”的表率，这是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二、特定的职业内涵决定“化育天下”应成为律师执业的第二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治学第二境界，语出北宋柳永的《蝶恋花》。王国维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由于社会大环境缺失诚信，作为律师来说，仅做到自身“思诚”、独善其身这一境界是远远不够的。律师承载着法治社会的特殊使命，其观念和行为本身具有社会性和影响力，有形无形中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对诚信的认同、对法治理念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以及感情认同，进而增强全社会诚信信念和法治意识。从这一层面来说，治学第二境界所倡导的孜孜以求的精神显然应成为律师更高的执业追求，以自身行为影响和教化天下。
德国法学家莱因斯坦曾这样精辟论述：“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表现为何种样式，取决于艺术家。”挪威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易卜生也曾有过这样的名言：“每个人对于属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端他也有一份。”当前，我国社会并没有建立里起普遍的诚信体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律师在接受当事人之托、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过程中，客观上同时也肩负和发挥着宣传、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职责，引导社会的诚信意识和法治意识。
因为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法律人的人格和品德；同时，法治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静止”的法律转化成“动态”的法律来实现其功能。从法律语言来讲，法律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观念和意识中的法律；二是文条中的法律；三是法官口中说的话，或曰法院判决书，法律是通过职业人员实现其功能的。律师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法律解释学范畴，律师肩负着宣传、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职责；同时，律师又是法律的翻译工作者，负责将社会关系翻译为特有的法律关系，使感性上升为理性，使社会任意行为转化为规范行为，使矛盾冲动进入秩序状态。因此，律师事业和职业本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行为规范。
纵观西方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法律职业即人的因素是西方走上法治社会的决定性之一，而律师队伍建设客观上也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基础和起点。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因在法律事务中具有某些特殊功能而在维护秩序方面具有特定职责的人，一般包括法官、律师、法律顾问、法学教师和学者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利明认为：法律职业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的法律人。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一员，承载着法治社会的特殊使命，律师观念和行为的社会性和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为“法律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律己之师”的律师队伍，作为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律师自身，若淡薄维护正义的信念和服务诚信的意识，不能坚守诚信，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造成自身职业道德缺失，损害律师职业形象，同时也势必导致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丧失对社会公正、法律权威的信任预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律师应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更高的执业追求和境界，以自身行为影响和教化天下。
三、“天之道”决定服务大局应成为律师执业的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为治学的第三境界，语出南宋辛弃疾《青玉案》一词。王国维以此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意在阐明做学问、成大事业者，必须有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
“诚者，天之道也”。基于基本国情和法治传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作为我国的执业律师，客观上肩负着服务发展、维护稳定、建设法治、弘扬诚信的重任，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和做学问、成大事业者一样，律师必须有专注的精神，洞明国情世情，服务大局，发挥好国之大器的作用，事实上，这也理应成为律师执业追求的最高境界。
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律师不当执业，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不良现象。一些律师在生存压力之下，为了招揽案源，不当许诺，以致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也有些律师违背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拉关系”、办“关系案”、“金钱案”；更有甚者缺乏大局意识，不适当参与在敏感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以致增加政府部门的调处难度，这些都导致了不应有的社会负面影响。
[论文摘要]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依法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场所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正当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现代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逮捕制度予以明文规定，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以及羁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逮捕制度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对基本人权的消极影响。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批准权或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要求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批准权。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及审查中，认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有权自行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中，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决定权；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有权决定逮捕。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都必须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
逮捕是在刑事诉讼中适用于特定对象的预防性措施，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自杀、逃跑、串供、隐匿或毁灭罪证、阻碍证人作证等方法逃避侦查、和审判，防止其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行为，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根据逮捕的这一基本功能，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侦查、、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行为，就应当采取逮捕措施，而不应考虑其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2.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了重重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该条规定是人权保护理念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然而在实践中，会见律师的规定普遍执行得不够好。
3.超期羁押屡禁不止
超期羁押现象在我国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根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截至2003年10月底，全国各看守所共存在超期羁押案件近5000例。造成这一现象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执法方面的原因。
二、我国逮捕制度的完善
1.批捕权应归人民法院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人民检察院是唯一的公诉机关，不但承担着控诉职能，在其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中还承担着侦查职能，且公诉案件审前阶段的审查、批准逮捕权也归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的双重身份使得逮捕制度中的监督程a序形同虚设，逮捕程序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以捕代侦”现象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完全保障。由审判机关行使批捕权，不仅符合以审判机关为中心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保障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实现。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将批捕权赋予具有中立地位的法庭或法官。对于必须逮捕的，追诉机关只能向中立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庭或法官决定是否逮捕。我国也应当修改相关法律，将批捕权赋予人民法院，以防止出现因控诉机关职权过于强大而导致诉讼结构严重失衡所带来的司法不公。
2.实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逮捕与羁押一体的制度，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捕，就意味着羁押，而羁押的场所一般为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职能，而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关押场所是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这样办案人员就等于“间接控制”了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时间长短可以不受限制，讯问的次数也可以不受限制，侦查人员可以“随时随地”“对付”犯罪嫌疑人，直到得到适合自己的口供，因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现代刑事诉讼崇尚审判中立、控辩平衡，这不仅表现在审判阶段，还应当贯穿于审前程序之中。在侦查阶段，为了保持侦辩平衡，逮捕与羁押决定应当分两次作出：逮捕应当由法官根据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申请作出，而对于逮捕后是否需要予以羁押，应当在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及办案方的意见后再行作出决定。同时还要实行捕、押分离制度，将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关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所内，受到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应关押在司法行政机关控制下的监狱中。
3.在侦查程序中赋予律师辩护人的资格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是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的最早时间。但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后聘请的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的资格，无法独立参与诉讼程序，其权利受到了多重限制，因而难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实质、有效的法律帮助。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往往就是在和审判程序中担任其辩护人的律师，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行使辩护权，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故而，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诉讼理念，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人的资格，以加大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障的力度。
4.真正树立无罪推定、保障人权的观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得到彻底贯彻
在诉讼活动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一些司法机关实际上采取了“宁枉勿纵”的态度。这一点在适用逮捕措施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即宁肯“充分”运用法律的各种规定延长羁押期限，也不愿意放人。不彻底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必然导致错捕、滥捕、超期羁押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影响公民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因此要完善我国的逮捕制度必须首先树立保护人权的观念，并把保护人权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应加强羁押中的司法审查，弱化行政权力的影响，并对羁押期限制度进行改革，从各个方面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合法权利，从而建立相对平衡、稳定的刑事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一、司法一元化的提出及学术观点
近年来，为解决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的意识冲突，有学者在探讨解决之道时启用了司法一元化的语汇，但是，如何界定司法一元化的涵义，学界并无统一的认识。目前，对司法一元化这一概念，学界往往是在以下三个层面上使用：一是在司法文化一元化的层面上使用，即提及司法一元化时是指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具有相同的法律文化知识背景或者相同的司法理念；二是指法律职业资格取得的路径一元，即从事法律职业的人通过相同的路径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三是在司法一元化的结果或者称为效应层面上使用司法一元化的语汇，认为司法一元化应包含法律职业者知识结构一元化、司法目标一元化和伦理结构一元化[1]，而这些内容应该是司法一元化实施的结果。
应当说，在上述三种层面上使用司法一元化时，人们并未对司法一元化的基本含义进行必要的界定。这种必要界定的缺失，无疑会影响人们对司法一元化的理解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对司法一元化的基本含义进行界定，实际上是对实施司法一元化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和对实现司法一元化具体制度进行设计的基础。
首先，应当明确司法一元化并非一个特定的法律术词，它表达的是一种理念，是一种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方法，是运用哲学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把与司法改革相关的法学教育制度、法律职业资格准人制度、司法人事制度、司法财务制度、司法审判制度、司法检察制度及律师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相关问题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中，以人的因素为主线，去审视现行司法状况的诸多问题，将与司法改革关系最密切的三大利益集团-法官、检察官、律师视为一个专业化的职业共同体，在此理念基础上去构筑相关制度。因此，司法一元化首先表达的是一种理念。
其次，司法一元化又必然指向一定的制度，或者说司法一元化的理念必然由一系列相关制度去体现，如以法律职业要求为核心的统一的法学教育制度；一元化标准的法律职业资格准人制度和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统一规划、相互协调、由统一机构承担法官、检察官、律师继续教育任务的法律职业继续教育制度；由一个部门对法官、检察官、律师进行统一监督与控制，实行纵向综合管理和三者之间角色相互转换的法律职业人事制度；保证法院、检察院经费开支，保证经一元化标准选拔的法官、检察官享有相应物质待遇的法律职业物质保障制度等等。在一元化理念之下建立的这一系列制度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司法公正、独立和法制统一的目标，所以，司法一元化是以一元化为理念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是一个制度的集合。
再次，司法一元化又是一个实践过程，需要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妥善协调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各职业群体的利益关系，调动各方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它必然表现为一个在一元化理念之下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的过程。因为法制统一和法治秩序的建立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司法公正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和永恒目标，司法一元化是为实现之服务的。对此，美国著名法官霍姆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2]因此，司法一元化将是一个不断的实践过程，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
由此，笔者认为，司法一元化中的一元就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具有和应该具有一些共同特性和共同的司法信念。法官、检察官、律师虽然社会分工不同、具体的社会职能不同，但是，作为专业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它们应该具有如下共性：一是有基础相同的法学修养和运用法律的艺术；二是有共同的语言特点、思维模式、仪表风范和行为气度；三是有利益相同的归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意识。这三种特性的形成要依赖制度的保障，基础相同的法学修养、运用法律艺术和共同的语言特点、思维模式依赖于一元化理念之下建立的法学教育制度；一元化的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又保证三者的共同特性和一元司法理念得以维系；而同一社会阶层意识的形成不仅依赖于上述制度，更依赖于一元法律职业人事制度和相应的物质保障制度。这些制度使法官、检察官、律师三个职业群体不仅仅从社会精英的知识背景，更从政治地位、经济收入方面感到归属同一社会阶层，从而形成一个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尽管在这个职业法律家共同体内有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对抗活动（如检察官与律师），但是，共同的知识背景和共同的法理语言使之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这种按照统一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建立的解释共同体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抵制外界的非正当干扰，同时，在该共同体内部形成一种互相约束的局面，以规章制度中固有的认识模式去抑制个别人的恣意[3].法律职业者的这些共性使得他们可以毫无障碍的互相交流和相互约束[4].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追求公正的信念，都具有对社会负责的信念。公正是法律的根本出发点，不仅法官、检察官应追求公正，律师也应该具有追求公正的理念。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都应将追求社会公正作为职业目标，忠于《宪法》和法律，对法的权威具有无比崇高的信仰。
二、对国外司法一元化制度的考察
对于司法一元化的上述认识，并非笔者空穴来风的热情，而是通过对国外司法制度的比较研究得到的启示。在法律制度较发达的国家，如日、德、英、美等国，无论是否使用司法一元化这样的话语，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司法一元化的制度或做法。
日本是实行司法一元化制度比较彻底的国家，但是，日本现代司法体制的形成经历了明治维新时期对唐律的学习、二战前对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仿效和二战后的司法改革三个时期[5]，因此，其司法一元化制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
在二战前，日本法官、检察官的资格同律师是有区别的，当时所说的法曹培养，主要是法官和检察官的培养，对于律师，不要求必须经过业务学习，只要是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毕业或是律师考试合格就可以。二战后，高等考试全部废止[6]，取而代之的是将三曹培养合一的严格的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制度，规定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必须经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其考试的严格程度可以从一系列数字中反映出来，如：司法考试分为二次，第一次是笔试，第二次包括笔试和口试，其内容包括7个学科、14个小时论文笔试和20到30分钟的围绕论文的口试，及格率只有2％，且长期限定在500人左右，参加司法考试一次即及格者极少。90年代以来，日本为了扩充法曹数量，对司法考试的难度和司法研修的时间进行了调整。就是这样，到1999年度也才有1038人通过论文考试，这是日本战后唯一次有千人以上的考生在论文考试中合格。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司法考试之后，还必须统一在隶属于日本最高法院的司法研修所进行为期二年（1999年开始改为一年六个月）的专门培训，学员经过严格的训练，最后通过毕业考试后，方能根据个人意愿选择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工作[7].其中有10—15％加入法官行列，另有10—15％成为检察官，其余都当律师[8].通过统一的、严格的、为期数年的司法考试和培训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时，三种法律职业者就已形成了一元的知识结构、司法能力和司法理念。不仅如此，日本还规定，无论简易法院的法官，还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从检察官、律师中任命，一级检察官可以从法官和律师中任命[9].这种三种职业的互相转换制度又进一步保障了司法的一元。尤其是日本二战后所进行的三次司法改革，从将三曹培养的合而为一，到1962年明确提出实现法曹一元的设想，至1999年开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10]，司法一元的理念不断加强，保障司法一元的制度也不断完善。日本通过三曹的统一司法考试、统一培养和三种职业角色的互相转换等制度，保障了法官、检察官、律师一元的司法理念，使各法律职业者之间相互了解，互相体会法律职业的共同使命。
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法律职业者整体的品质得以保证，这就为司法的公正与独立提供了人才基础。这些制度实施的必然结果是职业法律家在社会中的威望和人们对法律信仰的逐步形成和提高。在日本进行的一次职业威信评分调查中，法官的得分居各行业之首[11].因此，可以说，日本基于司法一元的理念而实施的相关制度向社会昭示着法律职业的神圣和法律的神圣，这无疑对法治秩序的建立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许是日本的诉讼率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一个原因“[12].美国的司法一元状况与其高度发达的律师业密切相关。美国不存在官办的国立法学院，在其200多所法学院中，经美国律师协会核准的有176所，因此，美国律师协会（简称ABA）在法学院资格审核、法律职业继续教育、职业道德培养及法律改革和法官选任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13].美国的法律教育是以培养合格的律师为主要目的，因此，法律教育往往自觉自愿地接受律师业的规范，各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培养方向、技能训练及考试实习等也都可谓惟ABA的马首是瞻，这使得美国的法学教育成为美国各学科中最为统一化、规范化、全国性的学科[14].所以，尽管各个法学院课程设置及教学实践方面存在差异，但是，这种体制使各法律职业者在知识结构、法学修养、司法理念等方面具有很多共性，可以说，由于美国律师协会的影响，法律职业者所受的学历教育是一元的。其次，美国律师协会对法律职业继续教育也有影响，如法官训练和教育的常设机构-全国州级初审法官学院是隶属于美国律师协会的全国初审法官联合会设立的[15].再次，在法官的选任方面，美国律师和美国律师协会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如对于美国联邦法官的选任，由美国律师协会的常设联邦司法委员会对司法部拟出的供总统选择的法官候选人进行司法能力的调查，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的人几乎全部都做过律师[16].所以，在美国，对于法官资格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对法官的任命已形成惯例，担任州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和具有普通管辖权的初审法院的法官，一般也须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J.D学位，经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并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17].可见，美国通过其律师协会对法学院及法官培训的影响和从优秀律师中产生法官的惯例，实质上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司法一元化的状况。
英国实行的也是从律师中选拔法官的制度，还有德国。德国十八世纪后期，为了消除律师与法官在学识上的差别，对律师和法官试行大体相同的资格考试制度。进入十九世纪以后，又将基本相同，然而分别进行的资格考试合并为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实行了司法从业资格的一元化[18].在奥地利，大学毕业后要成为律师，要分别在法院、律师事务所、行政机关实习共五年。律师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资格。考试在高级法院进行，高级法院院长可以决定取舍，通过考试的人，一半做律师，一半做法官[19].通过上述考察可见，虽然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官任用制度方面有所差别，但对法律职业都规定了统一的、严格的资格条件，都可以保证法官、检察官、律师三个典型法律职业在知识背景、思维模式等方面的统一。
三、我国司法一元化制度设计及其意义
我国目前司法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机能上的也有结构上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上的），而很多机能上的表现实质都与结构上的问题有关。针对中国司法当前的突出问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系统分别制订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司法部则在1993年就提出并报国务院批准了《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但是，这些问题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绝不是仅仅依靠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甚或司法行政系统各自进行改革所能解决的，如法院、检察院系统制定的从优秀律师或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改革措施受到人事制度的阻碍，而主审法官制和主诉检察官制的实施效果也因行政化人事管理制度而大打折扣，由于法院、检察院人事权受制于地方政府和缺少流动性，法官、检察官资格标准实际上难以统一等等，因此，对于司法改革的目标及实现途经必须由一个机构统一规划、调研、提出方案并监督实施。这一点已超出本文的写作意图，本文只意在为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途径进行宏观的考虑和制度设计，并对这些制度实施的意义进行探讨。
（一）应建立与司法一元化要求相适应的统一的法学教育制度
现在谈论司法改革，很少有人提到法学教育的问题。而事实上，法学教育培养出的人才状况直接影响司法的状况。我国目前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要求严重脱节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薄弱。如何改变这一状况，我认为，首先要确定法学教育的目标。法学教育不仅要使法律职业者形成相同的知识背景、语言习惯、思维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法律职业者追求社会正义和为社会法制完善作贡献的司法理念。从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学生应该是能够促进社会长远进步的人才，而不仅仅是运用法律的技师。一元化之下建立的统一的法学教育制度，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应以法律职业的共同要求为核心对现有课程进行重构，设置统一的必修课，推荐大量的包括经济、人文、社会学在内的选修课，对于选修哪些课程不做硬性规定，通过规定各类选修课必须达到的学分标准引导学生努力开阔视野；其次，在教学内容上，为保证法律职业者一元的司法理念，要把德育贯穿到各个学科中，加强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还要有高尚的品格，要有浓厚的法律职业道德意识；再次，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应该统一，只设置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法学教育，取消法律专业中专、大专的学历教育。
（二）实现司法一元化，要求在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资格标准上采用同一标准，建立法律职业资格一元准入制度和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
一元化理念之下建立的法律职业资格准人制度要求对所有符合报考条件的有志于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实行统一的考试，统一通过的标准。通过考试后，还要对其进行统一的培训和能力锻炼与考核，再根据情况向法院、检察院、律师系统流动。这就要求建立统一的考试组织部门，组成大学教授、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参加的全国司法考试委员会，由其负责组织统一司法考试，制定统一的通过标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同时，也为实行司法一元化奠定了一项制度基础。对于通过司法考试之后的统一研修问题，也要尽快建立相应的制度，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其研修期间的培训和能力考核。
（三）实现司法一元化，要求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继续教育制度，由同一机构承担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继续教育任务，对其继续教育内容进行统一规划
法律职业继续教育是指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进入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后的教育，它不是学历教育，不应成为学历教育的补充。前些年，法院、检察院迫于其法官、检察官队伍学历层次普遍较低的状况，纷纷成立业大、学院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已使其系统内的大部分人获得了法律大专文凭。现在，应适时转变法院、检察院各自教育机构的性能，使其真正成为法官、检察官的继续教育基地，为此，应成立统一的国家、省二级的司法学院，统一承担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继续教育任务。在这样的司法学院中，以继续教育而非学历教育为内容，注重国内外立法动态的介绍、注重法律实践的研讨，师资由优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学者共同组成，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继续教育进行统一规划，其继续教育的内容可以各有侧重，但应相互协调，避免目前由于三者教育机构多元、继续教育内容各异导致的沟通障碍，避免由于继续教育内容的差异而加剧各法律职业者之间的意识冲突。
（四）实现司法一元化，要求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事管理制度，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由一个部门进行纵向统一管理，统一监督和考核
上文谈到中国司法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司法结构性的问题在制度上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司法的行政化，二是司法的多元化。司法的行政化可以概括为司法机构相互关系的行政化、业务运作方式的行政化和人事管理的行政化及司法财政的行政化。司法的多元化表现为多头领导、从业资格标准多元和司法理念多元。而要想改变这些状况，就要首先找出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现行司法人事制度的设计不合理。现行的人事制度不仅法官、检察官的进出受制于地方政府，而且对法官和检察官按国家行政干部进行管理，抹杀了法官、检察官职业的专业化特点。同时，律师的执业前提是辞去公职，档案进入人才交流中心，而成为公务员或法官、检察官又是以有公职为前提，这种人事制度割裂了律师职业与法官、检察官职业的联系，阻塞了律师向其他政治机构、司法机构法律职业角色转换的途经，这不仅造成工作中的不协调甚至对立，而且，也是律师整体上缺乏政治热情而出现商业化倾向的重要原因。虽然，《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中也将从律师或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或选调检察官作为深化法院、检察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措施之一，但实际上这种措施尚缺乏相应制度保障。由于律师已辞去公职，没有编制，没有工资，要使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与法官、检察官进行资格的一元化及角色互换，必然涉及现行人事制度、现存行业利益及行政管理权力等诸多禁区，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关于统一的法律职业人事管理制度，可以借鉴法国的人事管理经验，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司法人事工作，对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司法行政人员进行统一监督与控制，打破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人事管理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从优秀律师、高级法律人才中选聘法官、检察官的渠道畅通，有助于保障法官、检察官后备资源的品质。
实行司法一元化所建立的人事制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按照一元标准对现有法官、检察官队伍进行精简，使选拔出的法官、检察官真正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精英。现在法院、检察院只是对新人的进入进行考试，对已经进入法院、检察院的人员则未实行这一措施。这实际上不利于主审法官制和主诉检察官制的推行。如果不对现有法官、检察官队伍进行优化精简，有些制度难免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对法官、检察官按一元标准精简后，才有可能实现与律师由一个部门统一纵向管理，也才具有现实意义。
（五）实现司法一元化，还要建立使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归属同一社会阶层的物质保障制度，并在中央预算中设立专项司法经费，保证法院、检察院的经费开支
论文摘要：律师的信义义务是律师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与其形成的信赖关系中，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被委托人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是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律师在作为辩护人、人或进行法律援助时，其信义义务有所不同。律师信义义务是需要通过保持律师的经济自由和完善律师公共服务中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予以保障的。
依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信义义务就是一方为另一方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另一方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源于罗马法上的“信托遗嘱”制度，是早期衡平法院在裁决关于“信任”的事务中为了保护授信人的利益而发展出来的，后来逐渐演化成为信托法上的一个制度，现在在合伙法、法、信托法、公司法以及合同法、侵权法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通常认为，信义义务基于特定的信义关系而建立，而信义关系是具体的事实关系，受托人具有专业知识，受益人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受托人受到职业准则的约束，不能滥用此种信任。作为一个特定的职业，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也是一种特定的信义关系，其也应具有信义义务。就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律师信义义务的产生：律师职业的双重性
在十七、八世纪，西方国家掀起一种自由化运动(Liberalisierung)的思潮，像律师、医师、教师、注册会计师和新闻记者等一些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专门人员逐渐从国家职能中独立出来而成为自由职业，这些所谓的“自由职业者”原本是属于公务员性质的专业人员，在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们从公务员队伍中剥离而逐渐成为事业单位中一员。之所以说律师为“自由职业者”是因为，一方面律师执业的自由性，其工作方式不受地域、时间和办公场所等的限制；另一方面，律师职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只要具备法定的资质，律师个人可以不受国家、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律师事务所和法院的指使、干涉和限制提供法律服务，独立执业。在这里，“独立”也是“自由”的同义词。但是，“独立”、“自由”不等于放任，而是指“从国家中解放”(Frei vom Staat)之谓。这也就很好的反映了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其职业特点的公益与私益之双重性特点：(1)公益性。无论是古代的雄辩家还是现代的律师，其所提供的法律救助、法律援助甚至是具有商业性的法律服务，都是以扶弱济贫、提供社会服务，弘扬公平、正义为最终目的。律师具有为公众服务的精神，其职业道德的内容尤其强调利他主义和伦理性。这是律师制度起源之初便存在的最根本的价值，正如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顾问雷蒙德所言：“法律实务是一项公众事业。”(2)私益性。无论律师事务所还是律师，都是社员经济利益及个人生活改善的团体或个人，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需要保持经济独立性，提供有偿法律服务，以使其永续发展，这是律师作为一种法律职业的外在商业属性。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和《律师执业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律师行为规范”)将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但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性质进行界定，而是对执业准入条件和行为规范进行了限制。如我国律师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辩护或。”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行为规范第七条规定“律师的职责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等。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仍然能从法条背后窥见立法的真谛，即无论是从事刑事辩护、民事或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作为受托人的律师在执行职务时，除需要考虑委托人的利益外，还要考虑社会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若没有公益性和商业性，律师的职业便无从开展。因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决于律师所提供的有效的法律服务。而有效的法律服务需要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建立信义关系，这样，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因为信义关系而产生了信义义务。
二、律师信义义务的存在基础——委托关系
公元3世纪，罗马皇帝以诏令的形式确认法学家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同时诏令允许委托人参加诉讼。于是，从法学家中分化出一部分专门从事解答法律咨询、诉讼及法律文书、参加诉讼的“代言人”、“人”。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代言人”、“人”制度逐渐规范和完善。为了区别于专门从事著书立说、阐释法律的法学家，法律特别规定，将那些专门以代言人、人工作为职业的法学家叫“律师”。可见，律师和律师职业是从古罗马“人”和“代言人”发展来的。在刑事辩护中的委托人和律师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监护人式和人式的辩护观，但无论如何，在辩护方针上基本遵行应该由委托人自己(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的宗旨。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形式辩护还是民事，其地位实际上相当于人。关于律师作为人的法律地位，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委托关系和信义关系。
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观点分析，律师与其当事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律师服务来自于当事人的授权，不无疑问。因为当事人聘请律师从事法律活动，首先要签订委托合同，明确权限，只有当事人授权给律师，律师才能在授权范围内开展法律活动。在这里，当事人是委托人，律师是受托人，二者形成委托关系。而在委托合同中，双方地位平等，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而签订，并充分体现律师服务的商品属性，即有偿服务。若当事人不按约付费，律师就可以依据合同法要求当事人履行义务；反之亦然，若律师不提供约定的法律服务，当事人也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
从英美法系判例法的规定来看，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有高于一般委托合同上的信义关系。传统的信义关系主要是受托人依照信托协议，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掌管信托财产，它是既南你我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比如，你们同意由我替你管理你的财产)，也可能是我应第三者(比如，遗嘱人)的要求，为你的利益去管理一笔财产而产生的。后来，普通法系衡平法院在裁决关于“信任”事务中，为了保护授信人的利益而被用来指代所有类似于信托关系，为了他人的利益履行职责因而要求更高的行为标准的那些法律关系，如本人——人、董事——公司、以及合伙——共同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特殊的信任关系中，有许多人都可以定义为被信任者，正如英国一位信托法学者指出，信托法中的“被信任者”是一个扩张性的名词，如果在两个人关系中，其中一个人有权期待另一个人会忠诚地为他的利益，或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行事，并且排除后者的利益，那么衡平法就认为是负有信义义务的人。
我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行为规范第一条规定：“律师的法律权利源自法律的规定和委托人的授权。”这些立法条文表明，律师的法律地位源于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授权。因此，我们认为，基于其特殊的职业和法律的规定，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既是委托关系，也是高于一般委托关系的信义关系。律师作为受托人，要服务于两个主人，即律师的合伙人和律师的委托人。这意味着律师对其他合伙人律师有着合伙法上的信义义务，对委托人有着法、信托法上的信义义务。
三、律师信义义务的具体内涵——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
在现代社会，信义义务是人们对社会诚信、个人诚信所要求的保护信任关系的回应，体现了最高的忠诚与谨慎，是诚实信用原则所衍生出来的新义务。由于信义义务是被信任者责任体系的组成内容，是由判例法发展而来的，是散见在众多案例中具体规则的概括，因而，各国立法和学术界对受信人所应承担的信义义务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常见的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之说。前者认为信义义务包括谨慎和忠实义务，后者则包括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及善意义务。我们认为，信义义务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所谓注意义务，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行为人必须以一个谨慎人管理自己的财产时所应具有的注意程度去管理他人或公司的财产。他首先应适用关于“委任”的法律规定。但是，有偿委任与无偿委任的注意程度不同，有偿委任的注意程度比无偿委任更高。其判断标准通常有两种：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其中，主观标准要根据管理者拥有的实际经验和知识在相同条件下的注意程度来判断；而客观标准则强调应然的注意义务——完全重置于法律假定的一个处于相同或类似地位的普通谨慎之人在相同或类似环境下所应尽到的注意程度(及要求律师应尽“专家”的注意程度)；所谓忠实义务，英美法强调受托人遵守事先的道德上和伦理上的义务。大陆法系则依据委托关系，仅仅规定受任人对于委任人负有善意义务，并且，人们通常认为善意义务包含于注意义务和或忠实义务之中。
关于律师的信义义务，我国律师法并没有这个语词，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专门规定。实际上，我国有关律师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律师信义义务的规定，这可以从200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章“律师的权利与义务”和2004年《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二章“律师的职业道德、执业职责”、第五章“委托关系的建立”对律师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义务窥见一斑。概言之，我国律师信义义务的对象主要为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和政府，律师信义义务的内容仍然包括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委托人信义义务。律师应当谨慎保管委托人提供的证据和其它法律文件，保证其不遭灭失；律师应当谨慎、诚实、客观地告知委托人拟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律师必须诚实守信，勤勉敬责，不得向委托人就某一案件的判决结果作出承诺；律师应该保守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律师应该有利益冲突回避的义务，等等。除此之外，在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还具有保守被告人尚未被国家司法机关所掌握或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证据的职业保密义务。因为这些秘密之所以会为辩护律师知晓，一般是出于对律师的充分信任。
(二)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义义务。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费用、额外报酬、财物或可能产生的其他利益；律师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律师不得同在二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三)对政府的信义义务。律师必须忠于宪法与法律；律师加强公众对法律权威的信服与遵守；律师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律师必须要有法律援助义务：律师必须尊重同行、公平竞争、同业竞争等等。
四、律师法律援助义务——律师信义义务的独立类型
作为受托人，律师在作辩护人、人和法律援助中其信义义务的内容是有所不同的。关于律师作辩护人和人的信义义务不再赘述。而律师存法律援助制度下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目前主要有种观点：律师的权利、律师的义务和政府的责任。英、美等困家立法规定．有意参加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可将其名单报于法律社团会，或某些大的律师事务所自由资助法律援助活动，而南律师自由参加。即律师得自由决定是否参加法律援助工作，此为律师之权利。而部分欧美等国规定，律师并非当然负有法律援助义务。其中，法围、德国等国家则明文规定律师有法律援助义务，美国则仅规定律师要服一定期间的法律援助“劳务”，否则由律师自由参与。在我国，法律援助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如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六条规定：律师应当依照律师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的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务。”政府责任论者认为，律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如我罔《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我们认为，律帅法律援助义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法律援助是既是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也是政府的责任
法律援助反映了公权的对私权的介入，即国家可甭依公共利益为Fb，限制律师职业自由。我们认为，若法律援助[作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则律师当然应该有：[作的自由。若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并非政府的责任，那要么为律师的权利，要么为律师的义务，此时，如果为律师的权利，则可由律师任意、自由选择参加法律援助工作。如果其为律师的义务，那么，是什么性质义务，政府是否有权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从我国的立法的实践来看，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律师的义务。只是政府与律师分别从宏观或微观方面在法律援助领域中承担着责任或义务。对政府而言，保障人权，积极推动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其责任。对律师而青，侧重于个案服务，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是其义务。正因律师有此援助义务，在律师法和法律援助条例中才强调要求律师参与该项工作。
(二)法律援助义务是律师信义义务的独立类型
在西方，律师法律援助基本上也经历了相同的路径：律师个人的慈善行为——由律师协会管理的法律援助计划——国家支持的法律援助计划。在我国，律师基于权利与义务二种状态从事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权利，律师基于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作为是律师的义务，律师基于对政府的责任，被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但不管是何种状态，律师都是基于委托从事法律服务。只是委托人可以是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基于法律的规定．由政府委托。既然法律援助中委托人与律师之间是委托而建立信义关系关系，那么法律援助义务也是一种信义义务，只是这种义务并不完全是基于委托，而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义务。具体来说，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律师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尤其是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案件中。这包括私人律师事务所派律师到法律援助中心轮流值班，提供咨询、代书等简单的法律服务，以及社会律师承办由法律援助中心或法院指派的案件。二是律师还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履行它的法律援助义务。除了直接参与法律援助以外，他可以向法律援助中心捐赠资金，以代偿他们必须义务承办的一定数量案件的成本。
(三)律师法律援助义务是法定义务
现在，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律师种类多元化的趋势。除了在律师事务所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律师和已经存在的军队律师外，所有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大型企业已经开始了设置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的试点。此外还存在类似律师职业性质的法律专业人员，如(民间)公证人(Notar)、专业调解人(Mediator)和各种公益性社团成员等。而我国律师法并没有对律师的类型界定，若不对在律师事务所供职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以外的其他法律专业人员课以法律援助义务，似有违平等原则。实际上，从我国《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及司法部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办法》的精神及相关规定看，在我国，律师与其他公益性社团成员都有法律援助义务，只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性质不同，前者是法定义务，由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后者则为非强制性义务，基于委托而生的义务，并非法律、法规强制，而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至于政府是否有权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国家与律师在法律援助中的博弈。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潜藏着国家与律师的可能冲突，因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法律援助财政拨款的到位；而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强制性法律援助义务的规定，又与律师法律服务的市场调节机制不符，因此冲突必然显现。实际上，政府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义务成为政府责任转嫁和律师的消极义务。在本人看来，法律援助为律师之义务，不应为政府课以律师法律援助之义务，而应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和当事人的委托授权而生的义务。因为法律援助是以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弱势群体与受任律师间能否形成所谓之“信赖关系”，意即律师能否完满法律援助工作，除考虑律师专业领域之特长外，也应该考虑该律师的意愿和本身立场，而不是仅仅符合形式条件。
论文关键词 律师 辩护制度 完善
刑事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自行行使辩护权,也可以委托或经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进行辩护。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辩护而言,律师辩护更能有效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做无罪辩护。”针对现行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设计不合理,导致律师辩护只能不能充分发挥的现状。因此,完善律师辩护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一、重新定位辩护人责任
辩护人的职责定位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辩护人只有明确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维护辩护的效果。现行刑诉法第35条将辩护人的责任定位在两个方面:第一,实体辩护,即通过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涉及诸如超期羁押、非法证据排除正程序性辩护;第二,要求辩护人承担了本来应该由公诉人承担的举证责任,即要求辩护律师提出证据证明犯罪嫌疑、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证据材料。该条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无视、轻视辩护人辩护意见的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法治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终极目标。程序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刑事辩护中,律师界业已确立既要进行实体辩护,又要开展程序辩护的理念。对此,新刑诉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该条规定从两个方面对辩护人的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其一,删除“证明”二字,取消了辩护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其二,体现了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并重的精神,突出强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此相适应,新刑诉法新增加许多程序辩护制度,如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辩护人可以要求审判人员、公诉人等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辩护人可以申请复议;开庭前,辩护律师可以就回避、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名单、开庭时间等程序性问题发表意见。
二、确立审判前律师辩护制度
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律师辩护以审判为中心。首先,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现行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具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申诉和控告、提起取保候审申请、了解涉嫌罪名和有关案件情况。律师在侦查阶段不能调查取证、阅卷,更不能发表辩护意见。其次,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权是不完整的。现行刑诉法虽然规定公诉案件自审查起诉之日,犯罪嫌疑人不仅可以委托辩护人,而且辩护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但是,现行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不仅如此,辩护律师由于只能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资料,导致辩护律师不能了解全部案件事实,不能为法庭辩护做出充分的准备。最后,辩护律师辩护集中体现在审判阶段。由于现行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和查阅全部案件材料的权利,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查阅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才能了解全部案情,才能进行辩护准备。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集中在举证质证以及发表辩护意见方面。由此可见,现行刑诉法的规定不利于辩护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利的维护,难以体现司法公正。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新刑诉法结束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律师辩护制度,走向审判前和审判并重的全方位的律师辩护制度。其一,为侦查阶段律师“正名”。新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有权委托辩护人,且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其二,确立双重阅卷权。即辩护律师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检察院全案移送法院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全部卷宗材料。从而破解了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阅卷难的问题。其三,确立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制度。新刑诉法突破现行刑诉法的局限,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有提出辩护意见的权利,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仅应当听取,还应当记录在案。对于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侦查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还应当付卷。新刑诉法的上述规定,使律师辩护制度从以审判为中心,走向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并重的全方位的辩护,律师辩护职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
三、确立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障碍会见权
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才可以为辩护进行充分准备。如果不能保证会见的及时、畅通,则势必会影响他们充分、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是刑事辩护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普遍做法。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就明确规定被追诉人“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此处的“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包括了与辩护律师通信、会见的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身体受到拘束的被告人或者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与辩护人或者受可以选任辩护人的人委托而将要成为辩护人的人会见,或者授受文书或物品。”但是,会见难在当今中国被视为辩护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三难”之首。究其原因在于现行刑诉法为辩护律师会见设置了重重障碍,如现象刑诉法第96条第2款规定,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在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派员在场。对涉及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只有经过侦查机关批准后才能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国家秘密没有明确界定以及侦查机关是否需要派员在场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一律必须侦查机关批准。否则,看守所会以不知侦查机关是否需要派员在场为由拒绝会见。不仅如此,少数侦查机关以案件未侦查终结为由,视所有案件均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会见一律派员在场。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能够及时,顺畅,新刑诉法与国际惯例接轨,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持“三证”即可以无障碍会见。其一,除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会见无需批准。新刑诉法第37条第2、3款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等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侦查机关许可外,其他案件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只需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及时安排会见。其二,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辩护律师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实现的基础。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必须做到在会见中不被监听。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禁侦查人员只能在听不见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声的距离之外以目光监视。该内容也已被《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国际条约确认,成为国际司法准则的一部分。如《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明确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以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会见权往往会因为被监听而非常尴尬。为了保障辩护律师会见权的实现,新刑诉法第37条第4款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包括不在现场监听和采用技术手段监听。
四、有效防止辩护律师遭职业报复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WWW.133229.cOm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 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
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 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论文摘要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修正后的刑诉法和律师法中规定的，属于我国刑诉史上的首创。但是程序法其他诉讼制度相比，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任然是不完整和不健全的，法律援助的许多问题都无人探讨。本文以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和性质为出发点，将国内与国外的法律援助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论述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其改革的方面。
论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 实现模式 援助范围 改革发展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规定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这在我国属于一次首创。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使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保护，从而实现了司法的公正，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誉。为此我们要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刑法法律援助制度
对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义各个时期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是大体上规定的情形就是为那些经济困难而无法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的帮助。比如在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当发生刑事案件中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时，当事人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聘请律师的，法院应该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其免费提供辩护律师的一种做法；在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特指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经济困难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者在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派专门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帮助的一种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公民承担相同的义务，享受同样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公民资源的占有直接影响他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资源占有多的公民可以顺畅的进入到司法程序并且处于有利地位。经济条件好的公民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聘用优秀的律师辩护，能够有力的帮助自己得到法律上的优先权利。而地位低下的公平往往不能应对高昂的律师费，面对司法问题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接受法律判定的结果。这种地位决定法律结果的行为，严重的阻碍我国法律的公平正义，失去了公平公正，使得法律成为有钱人的法律。基于这种条件，刑事法律援救就非常有必要。刑事法律援救能够有效的弥补刑事司法的缺陷，采用救济性制度实现公平正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性质
法律援助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最早出现这一规定的是在苏格兰，国家创设了穷人登记册，只要在登记册中的人提起诉讼就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者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项制度逐渐的被推广。但是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各国在设立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比如在英美国家，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在保证司法公正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的，所以为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属于对司法公正审判的一种保障。而且在英国全国的法律经费都是有国家负责的，属于唯一一项“不封顶”的开放型预算。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会为被告人指派公设律师，而且是在不顾被告人的意愿的前提下，这种强制指派辩护的制度并不是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的权利，而是为了更快的实现刑事实体的真实还原。尽管存在着许多观念上的差异，但是各国的法律援助制度都是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人权的内容。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和改革方向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的法律制度之一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各国之间存在着普遍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各国的法律制度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经过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创设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其主要特征如下：
1.主体审定的专一性。能够提供法律援助的程序包括诉讼法律援助和非诉讼法律援助两种形式。在非诉讼法律援助中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是否提供援助；在诉讼法律援助，法院只有依据特定情形或者是申请人的申请才会决定是否提供法律援助。这种主体审定的专一性体现在在制定辩护律师时，法院拥有专属的审定全；只有当被告人出现经济困难没有辩护律师时，法院才会酌情考虑是否提供法律援助。
2.受援阶段的有限性。新修订后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只有在法庭的审判阶段才能得到法律援助，而在审判前的侦查和起诉或者是法院审查公诉阶段是没有权利要求获得法律援助的。
3.受援对象的特定性。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案件中规定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仅限于在公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和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是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
4.援助形式的单一性。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的过程主要是参与刑事辩护，为受援对象出庭辩护活动或者是提供诉讼程序以外的某些帮助，比如法律咨询和申请取保候审等诉讼活动。由于受援对象的特定与受援阶段的有限性导致了我国法律援助受援的形式单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方向
1.完善立法。由于新修订的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相关法律只是对刑事法律援助的内容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等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细化。因此需要加快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为法律援助机构和司法行政机关解决问题提供相关的依据。
《律师法》中对于刑事援助作了规定，被告人若是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无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派遣已经答应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为其辩护。若是被告人是聋、哑、盲和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应该为他们指定承担援助的律师，使得他们有辩护律师进行辩护。被告人若是因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辩护律师的，人民法院也应该为他们指定辩护律师进行辩护。
这些规定都是原则上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难题很大，有很多的漏洞，并不能切实的实行。我国应该尽快建立健全法律，完善《法律援助法》。英国在1967年就已经有了《法律援助法》，加拿大1966年也实行《法律援助法》，他们在法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理由充分能够进行诉讼，但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允许不能支付律师诉讼费的人，都有权利获得法院的帮助，免费诉讼。这样的法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法律的运用，帮助更多的人实现公平正义。
2.建立运转有序的刑事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使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够真正的落实到实处，应当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有主管法律服务行业的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在管理的过程中既要遵循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又不能脱离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原则，有应该遵循开展援助工作的有效性原则，真正的使法律援助机构发挥作用。
3.规范资金来源。根据我国的国情，完全有国家承担法律援助的费用是不科学的，在我国应该建立由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多渠道筹资体制，解决法律援助的费用问题。比如，各级政府的拨款；法律援助机构接受社会的捐赠或者由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等措施来弥补法律援助资金的不足。
4.援助对象广泛性。我国刑事案件诉讼中，有三种人能够享受法律援助，第一是家庭条件困难的辩护人，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二是聋哑盲和未成年没有辩护律师的。第三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被判处了死刑，所以没有辩护律师的。我国规定的这三种人群范围狭窄，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现代社会主张人权，公民强烈呼吁保障人权，所以刑法应该扩大援助对象的范围，使得被害人都能够获得法律辩护。
美国在1975年做出了规定，未聘请辩护律师的，有可能判刑的被告人，都有权利申请辩护律师。奥地利在1973年规定，如果被害人承担律师费会影响他本身的生活或者他抚养的亲人的生活，那么被害人就有权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联合国在1985年就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在法律诉讼过程中，受害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法律援助。而且司法、警察、社会服务和相关人员都要培训，提高他们的意识，体会到受害人的心情，能够采取迅速的法律援助。
5.受援阶段无限性。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不能在审判之前的侦查、起诉、公诉阶段获得法律援助，只能在法院的审判阶段获得援助。这种规定极大的限制了被害人的权益，不能让被害人得到最好的法律援助。全球各国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集中在法院审判阶段，但是并没有规定只能在审判阶段获得援助，在侦查、起诉、上诉的时期，也可以进行法律援助。联合国确立所有被告人都能够享受权利选择一名律师帮助保护他，确认他的权利，并且在法院的各个阶段获得辩护。联合国大会规定被捕以后应该及时告知他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并且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在英国，犯罪嫌疑人享有在警察局咨询的权利。在德国，处于侦查阶段案件，被告人可以获得指定的辩护律师。各个国家确立的法律援助，一般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获得，这样能够让辩护律师及时了解被害人的情况，尽快做出决策，还可以让辩护律师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被告人，能够减少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典型法律，完善自己的法律，尽快为被害人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
6.律师享有援助费。我国刑法规定，提供援助的律师有义务提供援助，法院指定的律师要无偿性的服务，为被告人提供诉讼上的帮助。法院应该在援助律师提供援助服务的同时，给他们提供资金援助。在法国，援助律师在案件终结以后，提供援助的证明，即可获得国家的报酬。在日本，国选律师的律师费由国家提供，值班律师的律师费由律师协会提供。在加拿大，律师费主要是政府提供。在美国，国家财政负责律师开支。我国的律师援助费主要是国家承担，律师在进行服务的同时，有权利获得律师费来经营自身的发展。不能因为是义务劳动就免费进行援助，这对他们也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