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26:03
关键词：协同论;无锡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发展措施
图1.1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架构
历史文化街区保存着丰富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遗存，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了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它是一个城市历史的见证，并延续着城市的历史。同时它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品格，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旅游发展中自然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代表，甚至是城市旅游形象的代表。
根据吴必虎的旅游系统模式图，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特征，将历史文化街区的协同发展研究架构在三个系统中，即：城市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系统和历史文化街区系统。其中城市旅游系统氛围客源市场系统、支持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旅游资源系统包含旅游资源、设施与服务、客源系统。历史文化街区系统包含景点、设施与服务、客源系统。模式图将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来，便于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研究。
一、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客源市场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无锡城市旅游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在国内旅游中都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历史文化街区要扩大客源市场，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两种手段来进行。
两种形式：
一是与城市旅游相结合对外宣传。依托城市旅游的影响力，以城市文化代表的身份参与城市旅游宣传，提高知名度，扩大客源市场。
二是以独立形态吸引城市内客源市场。在城市旅游中与其他旅游资源展开竞争，以自身的特点，无法替代性，赢得城市旅游中客源，使得城市旅游资源之间产生良性竞争，促进各方健康发展。
两种手段：
一是传统手段。采用电视、广播、杂志、期刊等传统形式开展宣传。利用城市旅游宣传的手段，借助城市旅游宣传平台，即是宣传了自己，也是宣传了城市;即扩大了城市旅游客源市场，有扩大了自身的客源市场。
二是现代化手段。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宣传。旅游电子商务平台运营成本低，运作效率高，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协同发展。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通过城市旅游宣传平台对外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丰富了城市旅游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信息平台，宣传城市旅游，宣传街区特色，提高区域营销效果，最终达到城市旅游的统一拓展和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
二、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支持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城市旅游系统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需要城市和历史文化街区双方从整体上协同构建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其中城市高层领导的正确决策是前提，职能部门的有效管理是保障，地方产业与企业的成功对接是关键。宏观决策、中观管理和微观操作构成了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的三个层面。
宏观决策层面：由无锡市政府牵头，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所在南长区政府组成“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营造良好的旅游协同发展环境、确定历史文化街区发展重点与协同发展战略、协调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制定有关发展的配套政策、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决定重大建设项目等。
中观管理层面：由无锡市旅游局牵头，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主管部门组织“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开展重大问题决策的前期调研、制定协同发展年度工作计划、落实有关政策、组织实施重大项目、搭建产业和企业对接平台、沟通协同发展的进展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等。
微观操作层面：无锡市旅游各职能部门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运营企业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的总体规划，结合自身发展的需求和实际，以部门与企业间彼此达成合作契约为依据，采取协同营销、联合开发、委托经营、共建实体、服务提升、人才培养等多种形式，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互补互利，实现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客源市场、旅游资源、旅游设施与旅游出行系统的优化组合，从微观层面上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总体目标的全面实现。
图1.2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支持系统
此外， 由于无锡市旅游成熟度高，还可以利用无锡旅游协会作为一个自律性组织，弥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无法起到的作用和职能，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的有益补充。通过其相应的自身组织协调功能，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组织协调机制，进而推动协同发展。
三、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出行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一）交通协同发展措施。
1.建立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节点的公交枢纽。整合现有交通线路，开通以交通枢纽（无锡硕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南站、无锡火车站北站、无锡火车站东站、无锡汽车客运站）为起始点，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终点的双向旅游公交专线。
2.开辟城市交通旅游专线。公交是外地游客与城市居民共有资源，而旅游专线的开通可以使游客与城市居民出行分离，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二）旅游目的地营销协同发展措施
确立民族工商业文化为无锡城市旅游形象，作为主推旅游项目之一，使无锡在华东地区有其独一无二的城市个性标志，并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上加以推广，使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能与无锡城市旅游紧密相连，使城市旅游营销与历史文化街区营销同为一体，即城市旅游营销的同时也是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营销。
（三）旅游信息和信息服务协同发展措施
旅游信息是指反映旅游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各种消息、情报、数据、指令的总称。包括旅游景区景点信息、旅游饭店信息、旅游交通信息、休闲娱乐信息、旅游商品信息等。旅游信息服务则是通过媒体，为游客提供关有关旅游信息。无论是城市还是历史文化街区在旅游信息时都是一个共同体，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旅游的一部分，在提供城市旅游信息时自然要将历史文化街区包含在内，而历史文化街区在提供游客信息时要能体现城市的独特性。
无锡作为一个新兴旅游城市，从上个世纪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然山水风光――鼋头渚风景区为代表的风光游;第二阶段是以唐城、欧洲城、三国城、水浒城为代表的主题公园游;第三阶段是以灵山胜境为代表的宗教祈福游;第四阶段则是以历史文化街区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旅游。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无锡工商业文化的代表，其本身就成为了无锡城市旅游的代表之一。在开展无锡城市旅游信息宣传时，可以将无锡各阶段的旅游资源信息整合，使旅游信息相互协同，共同进行城市旅游宣传。
四、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目的地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一）设施与服务协同发展措施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展现无锡城市历史、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应弱化现有的商业功能，强化旅游资源功能，将商业功能还给无锡城市旅游购物的中心地带中山路与人民路，减少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面积，将发展重点放在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的保护和修复中，开发文化展示项目，采用不同的手段丰富旅游资源的展现方法，形成水路、行步道、街区特种交通三线游览路线，开放故居旧址、厂址遗址，举办各类参与性活动，延长游客在历史文化街区的逗留时间，为城市旅游其他功能区提供客源，做到街区功能上的协同发展。
（二）旅游资源协同发展措施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因与京杭大运河连通，是贯通中国南北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其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是中国吴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古运河畔江南人家的原生态风貌地以及运河申遗的重要示范地。街区现存有少量明、清古民居，绝大部分历史建筑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建，建筑有着浓厚的运河江南人家特点，既有院落式、竹筒式、独立式的枕河人家，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商贾别墅。 可以看出，无锡城市旅游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中应凸显“民族工商业”元素，用多种手段将最具无锡地方特色的文化展现出来，还可以将街区与无锡城市旅游打包，形成城市旅游形象之一。
五、结论
无锡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古运河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无锡历史的传承见证。只有科学的规划和利用，才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系统论、协同论在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上的使用则可以使旅游资源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WilliamH.Whyte.The Social LifeofSmall Urban Spaces[M].Washington，D.C.：TheConservationFoundation，1980
[2]吴必虎等.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阮仪三、王景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1.传播学与校史研究相互渗透，水融。传播学和校史研究的构建都或多或少地源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史学、哲学、管理学、档案学等众多相关学科对它的哺育和催动，二者都属边缘学科。在理论观点和研究对象上相互学习借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重叠或交叉现象比比皆是。例如，传播学家巧妙运用“历史思维能力”解决传播中遇到的历史难题，学习史学家“以史为据”追根溯源精神论证传播观点，借鉴校史“资政”功能服务于传播学“协调社会”功能的实现等。同样，校史研究工作者在工作中也时常借用传播学者麦克卢汉首创的“媒介”、“地球村”、“信息时代”等概念，成功引用传播学5w模式、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大众传播三功能说等观点创新校史研究理论，丰富和拓展校史研究对象和范围。
2.传播学和校史研究“各有千秋”，侧重点不同。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是人与社会，重点研究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过程、手段、媒介；传递速度与效度，目的与控制，也包括如何凭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而校史研究的侧重点是多角度多方位地回顾学校的发展历程以及期间所发生的人和事，找寻校史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和文化内涵，并“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学校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增强师生“知校”“爱校”“兴校”“荣校”的历史使命感和感恩反哺精神，传承优秀文化，创建特色文化，培养“愿得此身常报国”的高素质人才，其研究范围相对狭窄。
二、传播学与校史研究的互动发展
1．传播学推动校史研究的发展
（1）传播学是校史研究的媒介平台。所谓媒介平台是指连接传播主体和受众维系二者之间关系并保持信息流通顺畅的工具和展示手段。校史文化的传播“既要在空间领域实现共时性传播，又要在时间范围内实现历时性遗传”，这一特性使得校史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在时空中进行传递交换和共享，从而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育人功能。传播学无疑就是这种媒介。传播学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公众传播、内向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多种渠道宣传校史文化，丰富和拓展校史文化形式，扩大校史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其向深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校史文化的积累、沉淀、凝聚和宣传都离不开传播学对它的推动和促进。校史研究正是借助电视、网络、广播、微博、微信等众多传播渠道的推进和宣传才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各类校史专著、校史画册、校史汇编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体现校史研究浓缩和精华的校史馆也相继问世，校史研究进入空前的活跃期。
（2）传播学“歪打正着”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传播学与校史研究都属于边缘学科的范畴，二者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有时“不谋而合”，有时大同小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或功能与校史研究对象或功能重叠或交叉时，传播学在实现“协调社会”、“文化传承”以及娱乐宣传等功能时“歪打正着”也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这种现象尤以传播学以历史或文化题材为研究对象时为甚。口述历史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属于人际传播的范围，是口述者与访谈者共同参与的传播活动；从校史研究的角度看口述历史是个人化的历史，也是“活历史”，是校史研究工作者借助口头、录音等传播手段，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
（3）传播学独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校史研究大有裨益。传播学既源于众多社会和自然科学学科，又明显区别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中“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的全景式论述和“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重要概念对于指引校史研究工作者正确看待历史环境和历史舆论对当今校史研究的作用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选择校史研究题材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另外，校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充分借鉴传播学5w传播模式的理论分析方法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运用实证分析和实验方法等论证自己的观点，促使校史研究横向和纵向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
2.校史研究促进了传播学的发展
（1）校史研究丰富了传播学的素材。校史研究立足于丰富的档案资源，同时借助档案刊物、校史馆以及网络等传播渠道宣传校史文化，潜移默化之中纯净人的灵魂，陶冶高尚的情操。校史专题展、校史名人展、校史图片展等校史课题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都是极佳的传播素材，通过对它们的报道，可以扩大传播学的影响力，推进传播学的发展进步。201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这一事件，就是校史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典型案例。
（2）“传播”是校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校史研究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属于专业性的文化传播，受众范围相对狭小。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宣传渠道不仅很好地宣传了档案和校史文化，而且增生了传播素材，引起受众对传播学的关注和了解，拓宽了受众的视野，激发了他们对传播学的研究兴趣。3D网上校史馆琳琅满目的展览既是校史成果的展示平台，又是大众传播的良好渠道，是校史研究和传播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融合体。
三、总结
关键词：“五阿哥” “小燕子” 教学模式
在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本，并且趋向于强烈的人文关怀现代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历史教学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五阿哥”式的历史教学模式有利于解放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教学稳定、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展现多元文化的教育观。
一、“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
“五阿哥”式的教学模式是一种通过全面剖析“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心理特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各种教学方法相互借鉴，比较、竞争，具有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的特点，并且通过不断精细化，实用化和丰富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的教学模式体系。
二、“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实践操作手段
（一）信息传递教学模式变革
传统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指教师灌输现成历史理论和结论，让学生机械地、被动地接受某种历史解释。“五阿哥”式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教师事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组织，指导学生掌握系统历史基础知识，基本历史学习技能和技巧，从而提高认识能力。教师作为一个教育者和组织者，要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出发点，落实历史教学的方向，目标，安排历史教学的内容，控制历史教学的活动进程，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积极的学习态度，灵活的学习方法。
教师要认真钻研通史、专题史等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形成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把握好历史教学内容的难与易，深与浅的同时，让学生独立地进行发现问题，收集与处理信息，分析与论证等探索活动。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生动的教学语言，注意引发学生的猜测、质疑等心理活动，以启发性讲授方式为主要手段，传递历史信息，充分展现历史教学的问题性，参与性，开放性。
（二）对抗式讨论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讨论前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历史主题，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讨论之前每个学生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交给老师审核，教师进行批示与修改后，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四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辩论得失。
这种讨论法的竞争机制，趣味盎然，可激发学习动机，为了驳倒对方，将促使学生积极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并对自己未知的事物进行探索，使学习不断深入。对抗式讨论法，讲求学生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着重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强调把典型教学内容清晰地、重点地展示给学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教师通过讨论进行观察，及时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诊断和反馈。
（三）感知历史的过程――历史情境或场景模拟法
“在教学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对新的事物和现象的感知过程，都意味着研究的客体在学生意识中的反映和关于这些客体的正确的表象和概念的形成”[1]学生学习历史的的过程是从感觉和知觉开始的，历史教学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是间接性的，为了让学生尽可能的对历史过程进行正确的联想和想象，教师需要借助特殊且形象教学手段，将历史情境、场景以及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复现”“再造”“模拟”“角色扮演”。可通过“原始的文字材料、真实的实物材料、形象的图像材料、动感的音像材料等，能使学生感知到“鲜活”的历史。”[2]实际上就是创设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情景复现的“设计者”和“表现者”，通过学生学习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的相互作用，激发学生想象力和表现力，引导学生在历史场景的角色扮演中，知识的迁移和转化中，感受和体验中进行思考和判断。
三、“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的功能
（一）活跃历史课堂的同时进行有效历史教学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主动学习的精神，历史的主体不再是时事造出来的英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触手可及的与社会现实和个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往事，学生通过了解人类共同情感和面对共同问题，把历史学习作为完善自我的内在需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充满激情和诗意。学生的灵感，悟性和冲动在这个时候被调动起来了，培养“小燕子”类的中学生探索历史，热爱历史的心境，使得历史课堂独具特色，旋律和内涵，通过活跃的历史课堂达到非凡的教学效果。
（二）培养现代社会“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我国自古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同样强调“小燕子”类中学生的知与行的结合，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也是时代必然。这种教学模式摒弃了“死记硬背”，采取讨论、辩论、演讲、写作，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将所学历史知识及有关理论、观点和方法，用于对历史和社会的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正确处理史与论，古与今，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加强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燕子”类初中生不失灵性的状态下，培养他们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三）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纽带
“五阿哥”历史教学模式，使学生在享受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历史，得到满足及快乐的同时激发、助长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可充分挖掘教材的人性美，让学生感受生活美，培养审美情趣。“激发学生在认知层面的‘流畅力’‘开放性’‘变通力’‘独创力’‘精进力’上的增进，培养学生在情意层面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与‘挑战性’。”[3]渗透着娱乐精神的历史教学活动中，教师也能享受到快乐、充实与成就感。历史所展示的是一幅感人而又多彩的生命画卷，“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在课堂学习中将历史的真实活力展现出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受到更加令人震撼的心灵冲击，教师可以走近学生心灵，在充满爱的环境下学习历史。沟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灵桥梁。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符合新课改培养目标，对“小燕子”类初中生的历史学习颇具针对性，有利于贯彻落实新教育理念，促进历史教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甫全,王本陆.现代教学论学程[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47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意识；高中历史学习；培养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重要部分，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学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教材知识结构，要增加学习的批判性，避免将思维定势、盲从书本，通过现有的历史信息，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从而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意识。
1.历史学习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性
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通过推理、判断、概念等形式，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大脑的认知，判断观点中的真实性、准确性。具有批判性思维意识就是不盲从，善于质疑问题，突破局限，大胆地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能独立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历史学习和学习的过程中，批判性思维意识主要体现在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及历史基本知识，发表对历史观点、规律、结论的观点，并形成新的观点。
1.1历史学科的内在需要
历史见证了过去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且无法改变，作为记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的资料，历史教材渗透了编撰者和研究学家的主体意识，虽然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发展过程，但由于受到本身方法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在记述历史教材时，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认知程度会存有片面性、主观性[1]。因此，如何判断历史信息的真实性，选择有效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主客观矛盾，致使历史教材存有不确定性，但也为开展质疑批判提供了空间。
1.2传统历史课堂模式的困扰
在目前的历史学习中，传统的课堂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大多数历史教师片面地去理解历史，习惯性地先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再讲述本节课的内容。由于评价体系的压力，教师提炼出课本中具有事实性的东西，使学生不通过大脑思考就能回答，长久以往，学生就会产生依赖心理。传统历史课堂模式阻碍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生被动地掌握、接受历史知识，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高中生，如果不能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养成敢于质疑、勤于思考的习惯，历史学习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2]。
2.历史学习中批判性思维养成的途径
2.1开展立体式的历史学习
（1）撰写历史论文。撰写历史小论文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撰写历史论文的过程中，应该将课本中的现有的历史材料收集起来，以此为基础查阅更多的史料，发提炼出自己的见解，批判性地吸收历史知识。例如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为题撰写论文，就需要对近代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并与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横向对比，并梳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各种战争、倾销、文化传播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得出自己的结论。（2）历史问题辩论。历史史实虽然不能更改，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从而得出不同的见解。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应该体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学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可以分组合作的方式，收集资料、提炼观点，并开展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辩论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观点中获得启发，不断的批判和自省，完成批判性思维意识的培养过程。
2.2创造积极的历史学习文化
（1）倡导合作、和谐的课堂风气。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要使观点交流的方式具有开放性，就要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课堂讨论，在此过程中养成采纳别人不同观点的好习惯，并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相互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要善于倾听别人观点的习惯，吸收别人核心观点[3]。（2）利用批判范例,进行“学术争鸣”。新教材中引入了各种学术观点,没有明确的定论,就是为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为特定的结论所干扰,不被思维定势所束缚,敢于提出质疑,发表自己的观点。随着信息媒体渠道的不断扩展,学生能接触了解到的历史信息也更加纷繁多样。但也需要学生善于利用各种史料及信息途径,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批判范例,鼓励学术争鸣。比如对教材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结合背景材料,同学之间积极地探讨,通过自主地分析材料分析，将材料重点进行综合与评价,并结合教材中的观点、理论,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讨论、演讲、辩论等形式，学生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样一种学习氛围中,学生在历史学习活动中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自我表现能力得到增强,更能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和批判热情。
3.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历史学习过于强调学生的知识而忽视思维能力的培养，采用传统填鸭式学习，忽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因此，在高中历史学习中，学生不仅要注重培养自身的批判性精神，也要提高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批判性思维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更是当前历史学习课程改革的趋势走向，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自身的创新意识及能力的基础。
作者:商灵艳 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明德中学
参考文献：
[1]崔旭升.高中历史学习中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浅析[J].网络导报：在线教育，2012（03）.
1 文献定义综论
1．1文献简释。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这是国家标准局颁布的文献的概念。文献不但包括现代图书馆的全部馆藏，也包括了档案馆、博物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1）
“文献”二字的最初出处：《论语·八俏》载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全部的分歧是从理解孔子的“文献”二字的不同含义而形成的。
1. 2认为文献分别指典籍和贤人。
何晏《论语集解》郑玄注说：“献犹贤也，我不以成礼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文谓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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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杨燕起、高国杭，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书面文献出版社，1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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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大。”近人刘师培则说：“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在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①按刘说与郑说有小异，即贤指习行礼仪之贤人，但与郑说尚可基本代表一类。
1．3认为文指典籍，贤指贤人之言论，文献分别指较为正规的历史材料和时人的论证材料。
这以马端临《文献通考》为代表，并且后来很长时期人们一直沿用。《文献通考·总序》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说之书，信而有征者得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进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各派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证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氏的观点实际是对前说的拓展，也比较符合当时实际。古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因此事与言都是文献。不过，“言”记录下来即成了文字，马端临的“文献”实际包括了在他看来确实有价值的文字材料，只是他将这些材料分了两个类别，即文——古人流传刊刻的著作，献——元（他编此书时）以前或当时流行较广、或尚未刊布的有裨经邦治国的文字，是近乎文书档案、案牍掌故的范畴。
1．4将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不仅指图书而且指文物。
此说以新《辞海》、新《辞源》为代表。
《辞海》（1979年版）文献：“原指典籍与宿贤。《论语·八佾》……今专指具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②而《辞源》（修订本）则认为：“文献：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多指熟悉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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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书面文献出版社。1989．9
②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7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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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论语·八佾》……后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1）两本权威性的大型工具书都把文物包括在文献之内，其概念的内涵就要丰富得多了。其实，文献的概念不如此扩充，就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并且中国先秦时文字载体有青铜、甲骨、石头、竹简、木犊，所谓“书于竹帛，镂之金石”，这些古物既是文物亦是文献，把文物别开于文献是欠妥的。
1. 5文献确解：文献即是上献的文章典籍。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试图要把“献”字与“文”字作为并列词组来诠释，以致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实际则是：献字最古是名词，意为肥犬，《说文》曰：“献，宗庙名羹献，犬肥者以献。”用“肥犬”来祭杞。后来由此引申出“荐进”之意，遂成为动词。（2）《尔稚·释诂》说“献，享献也。”《疏》：“致物于尊者曰献。”古代有所谓“羹献”、‘膳献”、“贡献”，后来有所谓“芹献”，“文献”一词的结构与之相同，其意亦明白得很，故“文献”实即“献文”——进献文章典籍。（3）
1．6“文献”概念的随时演变。
单就文献载体而言，除传统的印刷型文献外，还出现了音像型、缩微型、机读型文献，且日益与印刷型文献相抗衡，这是引起文献观念演变的主要原因。今天结合时代的需要，特别是从整序文献、利用文献的角度去把握文献的一些基本要素和特点，是特别重要的。朱建亮先生广泛研究了文献概念的历史变化，认为：“信息时代的文献定义是：文献是以文字、声象符号等等为信号编码的，以便于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的物体为信号或载体的人类精神信息的固态品……文献是人类精神信息和一定的物体的结合。”（4）这即是结合了时代特征，对文献的内涵进行了分解和新诠。《图书馆学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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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广东、广西、湖南辞海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海（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
（2）：聂中庆.文献新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1
（3）: 邵胜定.说文献.文献，1986．1
（4）: 朱建亮.文献信息学引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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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全书》的解释更为简明和全面：认为文献指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它由4个要素组成：1 所记录的知识和信息，即文献的内容。2 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符号。3 用于记录知识和信息的物质载体。4 记录的方式和手段。这就将文献概念及其要素阐释较完整了。
2 地方文献的定义和内容
2，1依于“文献”定义而定的定义。
这个定义可定为：记录有关于某地区的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显然，这个定义所规定的范围极为广泛的，虽是直接套用，但我们既然在上述对“文献”的概念进行了纵向的考察，了解了人们对“文献”的歧义和“文献”概念本身逐渐扩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可以肯定上述“地方文献”概念的顺理成章。只是这一定义广则广矣，未免空泛，因此对其进行具体的限定很有必要，特别是联系到图书馆工作的具体实际则尤属必要。
2．2广义概念的形成。
对地方文献最早重视并开展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是图书馆界的先驱者杜定友先生。早在1941年抗战期间，广东省立图书馆在韶关复馆，杜定友任馆长，它就提出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的办馆方针，，并呼吁社会给予广泛的支持和注意。他第一次提出了被后来广泛引用、运用和称之为“广义”的地方文献的定义。（1） 他说：“地方文献是有关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等等。”具体地，他认为地方文献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个组成部分。
杜先生所说的史料所指范围极广，敝见以为可以理解为“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资料”或“有可以传世行远参考价值的资料”，非仅指旧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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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黄明.地方文献工作管见，1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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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经成为了历史的资料。有的研究者误解杜先生的见解，将其范围凭空缩小，是错误的。
杜定友所指人物即指地方人士的著述，包括文集、专著、
论文、诗歌、信札、日记、奏折、照片以及纪念、卜告、哀思录等，不仅指土生土长的本土人，还包括对于本地方建设有重要贡献者即所谓“寓贤”。从出版来说，杜定友认为可从本地方出版物看本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以反映本地的思想倾向。联系到广东在清道咸以来学海堂、广雅书局、粤雅堂、五桂堂的刻书兴盛从而导致广东开全国之风气，可知出版对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2．3狭义概念的提出。
上述杜定友提出广义概念碰到的困难主要是：欲以一个省图书馆馆长办一个省长方能办到的事，其难处可想而知。也就是说，将本省、本地区的史料的、人物的、出版的地方文献资料收集完整或最大限度地收集完整，这实际只能由成立全省地方文献委员会、由省长挂帅才能可望取得理想的效果。从图书馆发展史来看，只有最初周王室图书馆才能靠着全国独一无二的文献收集权方可保证收齐，今天则因社会环境主要是文献信息的储存和整存机构的日益增多使得图书馆只能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自己的事。
狭义的地方文献概念正是针对着广义概念的弊端而提出来的，是为了使省馆更好地集中精力、更好地集中地方文献典藏，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而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以出版物的内容是否具有地方特点为划分地方文献的唯一标准，因此，这里所说的地方文献是指：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一切出版物（无论出版形式、出版地和出版物的载体如何），只要是反映本地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物产资源、碑贴、谱牒、墨迹、学术论文、学术报告等等，即使是零张散页，也在收藏之列。而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无地方特色的，均不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1）
这种理解把相当一部分内容和工作划出去了，便于省图书馆更好地进行典藏、加工和利用，确实精练和实用得多。甘肃省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是这样做的，其地方文献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而湖南图书馆按此原则开展工作和研究。取得的成绩更是值得肯定的。
3 地方文献学的提出及其学科属性
3．1地方文献学的提出。
最近十余年来，省馆地方文献工作逐渐被人重视，认为应该作为省馆工作的重点，这是十分好的趋势。同时正因为工作的开展，在实际中碰到不少问题：省馆应如何集中地方文献典籍，甚至要不要基本的地方文献书库；应如何保证最大限度地收集本地的地方文献，应如何整理开发地方文献，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目前的研究大部分尚停留在对地方文献工作的粗犷的描述上，而没有深入一层，作较精深的研讨。
地方文献工作肯定是地方文献学赖以存在和研讨的基础，但须注意分别“学”和“术”的关系问题。每门学科有“术”又有“学”，无“术”即无“学”，无“学”则“术”难以有突破的进展。地方文献工作即是“术”，是关于地方文献有关问题的技术，地方文献学是研究地方文献征集、整序和开发利用规律的一门科学，这是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3．2地方文献学的学科属性。
地方文献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上位类学科是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学是1983年全国图书馆基础理论研讨会（杭州）提出来的，至今己有十三年，其分支学科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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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邹华享.切实加强地方文献工作——我馆地方文献工作管见.
湖南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暨新馆开馆十周年论文集，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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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学、文献学、文书学（文秘学）、文献信息符号学、图书发行学、文献信息控制论、文献信息摄取学等。
本来，按理地方文献学应归之于文献学的门下，这里主要是考虑到文献学更多地把重点放在文献及文献发展规律的研究上，且古时称之为图书学，而苏联有称为书志学者；又因文献学更多地是一门传统的古老的科学，而地方文献学则是一门新的更注重时代特色的科学，研究这门科学应该更注意现代文献处理、整序方法，更应该注重开发和利用，所以将其上位类确定为文献信息学比文献学更加合理。
3. 3地方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3. 3. 1与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内容包括文献的特点、功能、类型、生产和分布、发展规律、文献整理方法等。历史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历史文献的形成发展、整理利用及规律的科学。这两门科学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科学。虽然正式称之为学，还是最近半个世纪的事，但因为中国悠久的文明史和典籍的丰富，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南宋郑樵著《通志·校雠略》、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纂修方志，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校雠通义》，二千年来积累了先进、丰富的整理文献的方法和理论，是今天整理、研究、利用文献取之不尽的宝库。作为地方文献学，无论其工作方法、学科内容、结构、理论基础和理论观点都与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有着交互、重合的关系。
3. 3. 2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
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发地方文献情报资源以服务于地方两个文明建设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虽然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但对文献的典藏、研究和情报开发是当代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在信息时代图书馆的文献交流日益频繁和重要。图书馆学中的文献编目、藏书建设、读者工作、文献检索、图书馆自动化等都将直接地运用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学的研讨。情报学作为从图书馆学基础上分立出来的一门科学，其提供服务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更强。地方文献学从情报学中吸收有用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必将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
3．3．3与目录学、书目控制论和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的关系。
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它从具体的考定篇目着手，最后写成提要，分析此书版本、作者及著述大旨等，它是治一切中国古学的钥匙。但随着西方目录学的引进，中国传统目录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以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控制论或文献控制论。地方文献学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既要研究古代的地方文献资料，又要探讨现代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问题，因此对于目录学的古与今、中与外的理论和方法都在采撷、吸取、借鉴之列。地方文献工作除了有个基本的地方文献藏书库以外，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即是书目工作，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目录学及其书目编制的理论和方法，编纂大量的有实用价值的地方文献书目；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对地方文献进行深层次的揭示，揭示其内部的知识单元以及相关内容之间的关系，从而便于地方文献利用者获得详尽的有用的信息。
3．3．4与历史学和方志学的关系。
史学是通过史料来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及其规律的科学。地方文献资料中载有丰富的关于本地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史料，是探索本地区的山川地理、历史文化名人、学术学风特点的第一手资料，地方文献学在这里是要直接地取法于史学的方法和理论的。在方志学方面则更是关系密切。地方文献是后来才出现的一个名词，而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今日所谓的地方文献古而其主要功用——在当时章学诚看来的所谓实用——是整理和保存一方文献。章学诚提出方志立三书即志、掌故、文征，其内容实含地方志与地方史的所有内容，这样，方志到清中叶时确实几乎等同于今日之地方文献了。今天所说的地方性的年鉴、手册、
百科全书、省情资料都是从方志中分立出来的，是旨在更专、更速地反映本地情况的工具书。所以，方志学与地方文献学有着互相重合的部分，丰富的方志学理论和方法，独具特色的方志编纂学的理论和体系，为地方文献学提供了众多的借鉴材料，值得充分地融化和吸取。参考文献：
[1］图书馆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图书馆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8
[2] 麦群忠、李锡初.怎样撰写图书馆学论文.广西图书馆学会.1988.1
[3] 白寿彝，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7
[4] 章学诚，文史通义（下）.中华书局.1985.5
[5] 雷树德，目录学源于史学考论.江苏图书馆学报.1996（1）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史学研究；知识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4）03-0020-03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必然选择。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当前，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高等教育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一、教育信息化与教育发展的重构
1.对信息化本质与内涵的认识
教育信息化是信息化的拓展和外延，理解教育信息化的内涵，应首先客观认识信息化的产生发展与其本质。信息化最初概念是在六十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七十年代后期经英译后传播到西方，信息化的概念才被西方社会普遍使用。关于信息化的表述，在国内学术界曾有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其基本定义角度主要有从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层面的概括、有基于信息演变过程的总结、有从信息资源共享层面的构建等。九十年代召开的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信息化的要素和含义，并认为信息化是依托信息技术，且处于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因而，信息化本质上是对各种有效资源的集成，是对以人为个体的生产力的解放。随着信息化在社会范围内的迅速扩展，以及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场深刻变革。
2.信息化实现教育开放式发展
自信息技术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已在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数字化教学等，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资源的开放程度与普及效应。经过近十余年来的发展，教育信息化已然在国内高等教育界掀起了教育变革的浪潮，典型实例就是“慕课”带来的冲击。“慕课”是从英文MOOCs音译过来的，学界冠之以“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英文简称，其始于2011年秋天，发端于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时称这一事件为“慕课元年”。慕课现象在国内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出现，对大学已有教育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与挑战，主要体现在对教学价值取向的影响和教学模式的冲击、对照本宣科和满堂灌等被动教学方式的挑战、对现行的教学评价方式的撼动、对高校人才交流与竞争的刺激更为频繁激烈、以及对推动大学加快教育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更为迫切等。[1]面对慕课的出现，有学者指出：“慕课带来的变化和冲击会越来越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2]因此，教育信息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3.信息化重构高等教育的发展
课堂教学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现阶段，国内教育基本上仍停留在“黑板加粉笔”、照本宣科、满堂灌式的时代。纵观国内教育，往往是教师主动地教，而学生被动地接受学习的过程，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并没有被很好地发挥。在这样的课堂教学机制下，知识传授效果欠佳，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更无从谈及。由国外优质课程资源整合而成的“慕课”，对国内高等教育既是挑战，又是整装待发的良好时机。在很多教育研究者看来，这是继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领域最大的革新与改革，代表着未来教育的方向。一定程度上，MOOCs将重构教育发展的蓝图。从更为广域的视角出发，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教育信息化正引领和推动着高等教育的重塑，并必将在教育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方法、学术课题研究、教学资源配置、教学管理体制等方面产生剧烈的变革。
二、基于教育信息化的史学研究与路径探索
信息化进程对教育发展的重构作用，体现在大学教学与学术的各个方面，对教学模式等的改革亦最为显著，对此学界多有讨论，并已初步形成共识，在此不作过多赘述。近年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信息化平台，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研究成果。客观来讲，由于信息化的介入，使学术研究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有了更多的途径取向，并取得了更加有效的研究成果。而作为基础的史学研究，是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主要阵地，在信息化背景下却具有范式壁垒的限制，需要进行大胆突破和革新。
1.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式和现状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和认识历史，传统的史学研究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基本的方法是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傅斯年先生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料就是史学家还原历史的原料，谁占有新史料，谁就容易出成果。史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依据，是历史学家“重现”历史的基础。一般说来，搜集史料，要力求广泛、丰富；运用史料，必须经过考订鉴别，以确认它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因此，在确定研究方向后，搜集史料、考订鉴别，进而运用史料即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种范式经而久之便固化在教学者与研究者的思维中，难以改变。从科学的史学研究角度看，只有掌握足够丰富详实的文献资料，并确定好适当的选题，方能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史学研究者必须花费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穷究经史，通过量的积累而实现质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主观式的选题判断具有经验主义的深刻烙印，往往会因方向性的错误而事倍功半或前功尽弃。目前，在国内全科式的教育模式和有限的学习时限下，史学研究要取得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有一定困难的。
2.基于信息化环境的史学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史学遗存和积淀亦博大精深。在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背景下，逐步推进史学研究与信息化科学地融合，对新时期的史学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信息化本质上是对各种有效资源的集成，是对以人为个体的生产力的解放，能够实现教育开放式发展，并最终推动高等教育的重塑。基于此，我们提出信息化环境下的史学研究路径：架构信息平台――检索相关信息――确定研究方向――形成研究成果。其中，架构信息平台是关键；检索相关信息是基础；确定研究方向是核心；形成研究成果是最终目的。在浩瀚的史学文献中，做好信息数据平台建设是巨大而又系统性的工作，鉴别与考订史料的一系列工作均要在这一环节完成，因而需要加强具有组织行为的顶层设计。同时，目录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根据，是信息数据平台建设的重中之重。正如清代学者张之洞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3]正是依托信息平台的支撑，在开放式的资源共享环境中，将研究者的时间和精力解放出来，从而实现史学研究路径的“翻转”和“重塑”。
三、以宋代的《汉书》研究实证研究路径
信息化环境下的史学研究路径，与传统史学研究的方式似乎有所背离，实则殊途同归。下面通过宋代的《汉书》研究实证此研究路径。
经历唐末五季的文献残毁凋敝之后，宋代开创的崇文风尚为宋代史学的繁荣和复兴提供了滋润的土壤。《宋史・艺文志》载：“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4]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零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由此可见，宋代科教文化兴盛，历史文献典籍浩瀚，且宋人尤为嗜爱《汉书》。《资治通鉴外纪 序》载：“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烦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针对这一文化现象，若要纯粹依靠翻寻和查阅书籍资料完成宋代的《汉书》研究，即使经年累月用功于此，亦恐惶惶而不知终日。
按照信息化环境下的史学研究路径要求，这一研究的关键环节就是构建信息平台。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依托的信息平台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及书同文计算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办制作。这一信息平台囊括了宋代统治期间宋人关于《汉书》的全部文献资料；二是由方建新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及信息检索平台，搜集了20世纪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公开发表出版的宋史研究论文与著作目录，截止时间为2000年底；三是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建立的中国知网（CNKI）数字出版平台，提供了新世纪以来公开发表出版的宋史研究论文与学术著作。如上所述均是具有较高标准和质量的信息平台，以此为基础，经过对检索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宋代的《汉书》研究具有较为完备的资料基础和可行性，通过后期的凝练与提升，即能形成依据扎实且内容丰富详实的史学研究成果。
四、对教育信息化与知识创新的认识
信息化引领了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变革，使大学步入了教育信息化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发展，逐步重塑了史学研究的路径，然其实质上是推动了知识的传承创新。
1.教育信息化是战略性选择
教育信息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路，已处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近年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网络教育的方式冲击着国内教育市场，抢占课堂教学，抢夺优质生源。面对教育竞争的危机，要从国家教育战略出发，做好进行长期竞争的准备，并通过教育信息化的实施，逐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
2.教育信息化推动知识创新
创新是为了发展的需要，运用已知的信息，不断突破常规，发现或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新事物、新思想的活动。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教育信息化通过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现了知识的集成、开放与共享，促进了知识积累向知识创新的转化，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助推器。
3.教育信息化需要规范标准
教育信息化深刻影响着教育改革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的个性化培养。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信息化教育的每个环节都以规范标准的要求设计，并通过学习者的自由组合实现培养目标。学术研究的信息平台建设亦应严格规范，在国家统一标准的指导下，加强基础数据信息化建设，引领学术研究健康发展。通过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实现，为“未来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杜杨.“慕课”对高校体制的五大挑战[N].光明日报，2013年8月21日，14版.
[2]姜泓冰.“慕课”来了，大学是“危”还是“机”？[N].人民网，2013年8月28日.
关键词：微信 历史 创新 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6-0141-02
经济学家、哲学家穆勒曾经说过：“现在一切美好的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现在和未来文明的真正财富，正越来越表现为人的创造性。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施创新教育，已成为每个教育工作者面临的迫切课题。
微信，是我国腾讯公司推出的通过智能手机发送文字、图
片、语音、视频，支持多人群聊的新兴实时通讯软件。它以其传播便捷性、交流灵活性、内容简洁性等特点而深受年轻一代的热烈追捧。作为一名初中历史教师，如何抓住微信给历史学科带来的新机遇，开拓创新教学的新渠道，“微历”结合，寓教于“新”，成为了近期历史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本文拟就微信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谈几点浅见。
1 “微历”结合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重要作用
1.1微信是激发初中生创新学习兴趣的新渠道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生活在信息时代，对各类电子产品和软件有着天生的亲近感。微信对他们来说，丰富的图文音、视频以及多人群聊功能远比单一的课堂教学更具吸引力。感性直观的微信内容一开始就能让学生提起浓厚的学习兴趣；非面对面的宽松环境，让内向的学生也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简单便捷的即时交流十分符合青少年的生活习惯，吸引着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乐在其中。总之，微信契合了青少年学生渴望交流、乐于自我展示的价值需要，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促进了其自主和协作学习能力的提高，充分发挥出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初中的创新教学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新渠道。
1.2历史是探讨人类创新历程的大平台
“读史使人明智”。古往今来，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发展进步的本质就是创新。在茫茫历史长河中，改革和创新的人物事迹不胜枚举，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哥伦布的“新大陆”；从中国的四大发明，到瓦特的改良蒸汽机、莱特兄弟的飞机……创新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始终，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的创新史。上下五千年，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形象和事例，怎能不深深地打动学生的心，促其形成强烈的创新意识？因此，历史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决定了历史教学是一个非常理想地用于探讨人类创新发展历程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大平台。
总之，微信和历史学科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如二者强强联手，进一步融合，那么初中的创新教育模式必将锦上添花，“微历”无边。
2 “微历”结合的初中创新教育模式探讨
罗杰斯提出：“有利于创造活动的一般条件是心理的安全和心理的自由。”一个宽松自由的教学环境能使学生的心理和思维得到充分的解放，而微信则可担此重任。首先，教师可在个人智能手机的微信平台上根据班级的通讯录逐个邀请家长或学生加老师为微信好友。然后，通过微信的群聊功能，创建一个专门用于交流学习的“微班级”，教师是这个群的管理者、参与者和领航者。至此，一个能有效拓展教学时间和空间，贯穿课前、课中、课后的所有环节，有助于学生积极主动探求历史知识，发挥创造性的教学新平台创建成型。
2.1精心设计的“微导入”，激发多思善问的创新意识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对于历史学科来说，原来的课前预习环节，因现实多重因素的限制真正能够做到和做好的非常少，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压力，影响了总体的学习效果。如今，我们可利用微信上传图片、声音、视频的功能，精心设计好课前“微导入”，提前在“微班级”中发送与新课相关的各类直观素材，然后通知家长及时提醒和指导孩子登陆观看，这样学生就可以随时随地、见缝插针地开始新课程的预习了。
这些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历史素材“微导入”，往往一下子能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吸引学生的眼球，抓住学生的内心，激发他们对历史的探究动力和创新意识。例如：在讲授七年级下册第17课“君主集权的强化”这一课时，教师可先把大臣从坐着、到站着、再到跪着的三张图片发到“微班级”上。看到这些再现历史的图片，学生肯定会充满了好奇。接着，教师可以在“微班级”上广发“英雄帖”：“童鞋们，看看谁能最快回答出以下三个问题，答得好的大家点“赞”！（1）这三幅图片分别代表了哪些朝代的君臣关系？（2）你能从这些变化中看出点什么吗？
（3）你认为这种制度的加强是好还是坏呢？”一石激起千层浪，以这种方式导入新课，学生们会饶有兴致地以最快的速度通过网上搜素、课本查找等多种方式寻求答案，并争先恐后地在“微班级”上发帖讨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思考所得。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把前几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复习了一遍；还通过搜集资料、分析比较等方式把新课自主预习了一遍；如碰到问题，还可通过微信私聊请教老师，或在群里求助同学，潜移默化中增进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情感沟通；学生在群里的互动讨论，既便于提前介入解决本课教学的难点，又培养了学生对历史资源的进一步探究和创新的动力。总之，通过“微导入”，能充分抓住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出他们的创新意识，促使他们迫切希望得到解答和肯定，上课就会更认真地听讲，更深入地探讨，对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
2.2“微”实结合的课堂教学，培养合作探究的创新能力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我们同样以训练学生创新能力为目的，改变过去的“灌输式”向“主体式”教育的转变，让教师由掌舵人变为领航者，变为主持、听众、或合作伙伴，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自己能主动地去学习知识和培养创新能力。
在课前三分钟，教师可先以多媒体形式展示一下同学们在“微班级”里的各种文字、语音留言，以及点“赞”记录。然后根据大家的建议，或当场邀请几位被点“赞”最多、观点最独特的同学上台发表演讲；或以不同观点分类，先分组准备，后集体讨论，锻炼他们的合作沟通和集体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不要让有的同学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细心把握，确保调动起每个学生创新潜能。如对于第一、二个问题，可让平时不善言谈或者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回答，其他同学补充，最终达成共识：“（1）在秦汉时期，君臣都坐着议事，皇帝会起来请丞相坐。从北宋宋太祖后，大臣必须站着。从明朝明太祖后大臣就跪下了，清朝下跪的时间最长。（2）这种变化意味皇权的不断加强。”这样既锻炼了沟通能力，又让同学们从中找到学习的自信心；而对于标新立异的见解，千万不要轻易否定，哪怕只有一点新意和合理性，都要充分肯定。如第三个问题，大家通过辩论和老师的引导，最终都认可了对方的观点：“（3）这种模式的演变有利也有弊，好处是：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社会安定、封建经济文化发展和繁荣，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政治保障；弊处在于：导致皇权的极度膨胀，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这样，学生通过“微”实结合的课堂教学，学到的不仅是知识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能力和愉悦情感。
2.3“微历”无边的课后拓展，提升举一反三的创新思维
爱因斯坦认为：“所谓教学，应在于学生在学校知识全部忘记后，留下的那部分东西。”对历史来说，“那部分东西”就是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通过对历史的本质分析培养学生“鉴古知今”、 “鉴往知来”的创新思维，这才是历史教给学生的真谛所在。而创新思维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工程，加之历史具有的范围广、头绪杂、内容多的学科特点，仅靠课堂教学是远不够的。而微信恰好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合的新渠道，它不仅适用于课前和课中，还能在课后为学生探究历史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拓展教学内容的延展性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当今的学生已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一代学子，因此在课后“微班级”的聊天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饶有兴致地谈论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热门话题，如等。这时，教师就可以不失时机地在“微班级”里参与交流，引导同学们把和《美国南北战争》问题对比一下，看谁能最先说出两者间的相似之处，并对美国、台湾和中国政府发表一下自己的建议。相信大家一定会用图文音，视频等最喜爱的方式热烈讨论、集思广益，最终得出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内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用自己的方式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应尊重他国的和领土完整。另外，老师还可在“微班级”里启发大家思考：我们能为早日解决做些什么？“微班级”里的短短几分钟，学生的思维一下子就从十九世纪下半期的美国回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从学习历史知识转到思考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通过在“微班级”里不断创设发散性问题情境，点燃学生创造思维的火花，举一反三，循序渐进，从而最终实现“微历”无边、创新无穷的理想效果。
3 微信在初中历史教学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3.1分清主次，强调课堂教学的主体性
将微信交流平台引入初中历史教学，给创新教育带来了新优势，但需适可而止，分清主次。形式上的创新，无法完全代替有内涵，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形式之万变，不可过度崇拜“工具性迷信”，更不可离“传道授业解惑”之根本；否则，再新颖的教学形式，再先进的教学工具，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2适时疏导，对学生使用微信做好正确的引导
微信作为创新教学平台，其具有的娱乐游戏功能，对学生来说也很有吸引力。有部分学生会沉迷其中，二忘记了学习的本质。我们不能为此而因噎废食，一堵了之，关键在于疏导。教师和家长可以共同努力，承担起对学生微信的日常使用和管理任务，在适当约束、规范学生的微信运用的同时，不断增强微信教学平台自身的吸引力，让学生乐在其中，真正把微信打造成为创新学习、情感交流的理想平台。
3.3与时俱进，提升教师自身的创新素养
创新教育离不开创造型的教师。当今社会知识和技术的更新越来越快。新的教育技术（如微博、微信、自媒体等）需要教师迅速地掌握，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也需要教师及时地学习、领会和实践。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素质，具有宽广厚实的业务知识和终身学习的自觉性，才能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做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陶行之先生曾经说过：“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即时通讯的迅猛发展给创新教育带来了新的广阔前景。微信和历史的有机融合，不仅促进了初中历史的弹性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而且拓展了创新教育模式，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以及创新学习的能力，让历史“育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让初中的创新教育“微历”无边，创新无穷。
参考文献：
[1]叶成林.移动学习研究综述[J].电化教育研究，2004.3.
一、开放性原则及其意义写作论文
传统的史料搜索只能从某个侧面适应史料的现实存在的复杂性。相比之下,网络作品则是一个全民参与、空前开放的空间,也因此成为一个海量信息空间。这种开放性为史料依存提供了容量支持,并从几个层面上扩大了史料搜索空间。
首先,各类综合网站、科研教育机构与政府的官方网站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已有史料的存目、编辑、整理及下载,彼此间史料的互换互建也为大型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有利于史料在网络作品中以严肃规范的面目为人所浏览利用。其次,民营或个人网站为史料的民间搜集收藏提供了发布传播的渠道,为史料的目的搜索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再次,网络作品的开放程度已渐渐延伸到整个人类世界,全球化特征十分鲜明,史料工作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搜索渠道与展示空间,史料搜索效率大大提高。最后,网络空间的扩大促进了现实空间的扩展,也大大增加了珍稀史料的保存力度。因此,可以根据史料利用程度高低的不同,设计史料的网络分级调阅,达到既充分利用史料,又实现史料保护,还可以大量节省人力物力的目的。wwW.133229.cOM目前,我国互联网环境取得了长足进步,网络作品与更广阔的人群结合,已成为全社会最具前景的未来文化载体。
二、选择性原则及其信息的优化
因为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性,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通过网络发布信息,缺乏必要的过滤、质量控制和管理机制,正式出版物与非正式出版物交织在一起,学术信息、商业信息以及个人信息混为一体,导致了网络信息资源在异常丰富的同时又存在着无序性。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为用户选择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谓信息选择,是对大量原始信息以及经过加工的信息材料进行筛选和判别,选取所需要的内容。现代网络传播,改变了以前获取信息的方式,成为一个自由的信息交流空间。面对巨大的信息流量,无论是信息生产者、传播媒体还是受众,都必须有所选择。信息选择即筛选有用信息,淘汰无效信息,使信息得以优化和有序化。
首先,对网络信息的选择要统筹规划,制定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虽然从形式上看,网络信息的获取和下载是畅通无阻的,但在实际上重要而有价值的信息却都有严格的限制,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只有科学统筹和规划,才能建立高效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其次,针对自己或所在机构的主要任务进行信息的选择,既要在主题的切入角度、内容的组织筛选等方面有的放矢,又要将那些过于肤浅的、过于深奥晦涩的、普及型的、趣味性的等等不适合需求的信息排除在外。再次,网络技术方面的软件工具很多,涉及信息系统管理、信息下载与获取、网络互联、信息利用等各个层面。因此,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在现代高科技技术的基础上,选择质量高的网络资源。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意味着它已经过质量控制的加工,已经得到组织并以一种系统而统一的方式存储,在一个可靠的、用户友好的检索系统中提供对它们的存取。最后,由于网络的动态性,对已选择的资源要注意维护,还要不断增加新的资源。网络资源包含大量的有用信息,也有很多信息噪音和信息垃圾,各种网站、网页开放的时间、更新的速度及信息的质量处在无序而不均衡的状态中。因此,必须有目的地跟踪网络信息的出版发布情况。海量网络信息资源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使人们对网址的记忆有限,搜索引擎不但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并用一些著名的搜索引擎对网站进行评估。一般来说,站点被用户访问的次数越多,说明该网站上的信息越有价值,而一个网站被链接的数量越多,也可以断定该网站的内容比较重要。某特定主题的词汇在一个网站出现的频率高低可以反映该网站的专业化程度。这样,将有关网站的访问次数、下载情况、链接数量等进行整理排序,就可以对网站影响力、站点所提供信息的水平和可信度等做出评判,进而造出常用站点、热门网站。但有时搜索引擎的评估可能会受到广告、网站免费服务、浏览器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所得结果难免偏颇。另外,搜索引擎不能鉴别网络信息资源的质量高低,其输出的检索结果一般只以检索词的相关性大小排序,并不按照信息资源的相关质量标准排序,不仅没有解决信息质量的评价问题,更增加了用户判断信息相关性的难度。因此,搜索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只充当网络资源发现的辅助工具。专业信息资源指南系统能克服这一弱点。它通过对网上某一领域信息资源的挖掘、采集、加工、整理和有序化重建,形成一个为专门用户服务的信息资源指南。与搜索引擎不同的是,它集中了各种搜索引擎中的专业信息资源,并对信息资源进行重组、二次开发,使信息资源的检索更为系统和有序,用户可以节省网上漫游或在搜索引擎间来回穿梭的时间。专业指引库类似于网上专业搜索引擎,它将internet上有关某主题的相关站点集中,以用户熟悉的方法组织,用于指引用户到特定的地址获取所需的信息。它可以弥补internet本身检索工具的不足,从被动使用到主动创造,更适应用户的需求。目前主要的研究策略是参照搜索引擎的robot建立自动跟踪程序。
三、交互性原则及其信息共享
网络提供的是一个完全不介意地理位置与交通是否便利、不同于报纸与电视的媒体。各种新闻、专业知识库、文化资料等大量的共享信息资源,满足着各个专业领域的各种层次的用户的需求。它通过提供许多交流的平台,使“传者”和“受者”实现彼此之间及时互动性交流。交互性是网络的特色和优势。因此,网络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交互式文化。以博客为例,巨大的数量已改变博客作为网络日志的本质。博客其形式本身有可能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可纳入文化研究视野的动态网络史料范畴中,重点在于,博客为史料的传播、交流、分享重新提供了一条自我功能增强的网络渠道。它为未来的文学创作开辟出了一种网络形象化、个人化的可能。随着加密技术的进展与网络权益立法的规范,现有的许多公开性的博客必将转为重现个人隐私空间的隐秘表达。作为传播渠道的博客,同样也是史料收藏者、研究者对史料搜求、研究、发布的一种渠道,与其它形式的网络传播渠道形异而质同。在学术界,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撰写成论文并在某一期刊上发表,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种状况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此,博客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该问题,从而促进学术繁荣。
史料处于不间断的流动变化中。网络内部充满了互动,网络与现实间也充满了互动。这种互动使网络“动态史料”作用于现场复原的意识中。以2006年度畅销人文书籍《八十年代访谈录》为例。该书的出版可视为新世纪文化研究的一种史料存在,具备泛文化的跨学科文化史气味,但是这一史料却激发出更多可暂名之为“二重史料”的网络表达。天涯社区于该书出版后,迅即有网友写作观点对立的主帖发布,引发数量众多的网络跟帖,并长期居于天涯主页版面的推荐热帖中,在网民中引发一种“八十年代”文化与社会讨论热潮。这个实例说明了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时代的文学或称大文化讨论正以相当数量的规模转移到新的技术平台下。二是由于网络平台的虚拟性,使评论中的个人色彩大大增加,专门意义上的专业讨论水准降低。三是它之所以成为热点,一方面表现出该书所具备的大众文化热点性质,另一方面也同样表达了精英话语与学院派态度不足以涵盖网络作品的话语空间,而仅仅只能在这个远比想象中广大的空间内以一种强势话语的面目出现,甚至更鲜明地凸现了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在当代文化中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
四、建设性原则及其安全保护
首先是建立网络史料信息库。“在超文本的海洋里,恐怕很难游出一位能够进行宏大构思、总体把握的巨儒硕师。超文本的世界中只有维护一个个节点的‘工程师’。知识的进步变成了节点的新增、嵌入、蔓延和复制。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随着网络环境技术的进步与空间的拓展,相关专业的网络史料大型数据库共建共享的可能已然存在。毫无疑问,一些大型的光盘数据库的成功建立已为大型史料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先行的经验。诸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专题目录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等光盘数据库已实现一种大型数据库的成功模式。另一些较小的报刊数据库,如《南方周末十年1989-1999》、《读书》杂志光盘合订本等报刊史料的制作模式也为一些特殊类别史料的小型数据库建设提供了范例。但是就不同专业所面临的研究目标相比,它们都具有类型相对单一,网络呈现相对简单等问题,不符合史料本身形态多样化、种类繁多的特点。因此,网络史料集成作为网络作品的重要信息服务部分,一是需要确立核心,通过集中开发,共建共享,实现史料的大整理与空前集中。目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历史档案室正在将一百个大众认可的、各知识领域的专家及名人的博客辈份存档,从而丰富网络史料资源,据报道,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理局的最终目标是在2010年前,对在新加坡注册的所有博客进行存档。二是需要推进索引手段,加强开发各类网络导航系统,实现史料信息的准确分类与便于搜索。三是需要培养适应现代信息技术与兼备史料知识、史感意识的人才,这是网络史料搜集与利用进一步专业化、正规化的迫切需要。其次是重视网络史料原貌。史料的原始形态是史料真实性与准确性的保证。无论文献史料还是实物史料,它们的数字化过程与网络传播都必须在保证最大限度地体现史料原始形态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利用网络作品开展对于史料的利用,必然要依照史料的原始面貌开展史料的网络活动。最大程度地追求史料的原真性,使用最逼近史料“原始形态”(处于“史感”观照下的史料)的网络史料,是网络史料利用的重要准则。史料利用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对于部分“动态史料”,如构成社会文化现象的网络争论、博客互动等网络作品行为的“原始形态”的史料采撷。我们应尽可能地复原当时当地的网络作品气氛,还原文化心态,是这种“动态史料”“原始形态”体现的又一重要准则。最后是加强网络史料的保存。动态网络史料具有巨大的流失可能。如果对于“动态网络史料”的外延与内涵认识已渐清晰,不难发现,它与其它类型的史料一样,其流失与保存所构成的矛盾对立是一种共性。但是,由于在网络环境下复杂的多样化因素,许多可作为文化史料的网络资源流失之快,远过于传统史料。导致这种流失的两大主因,一是自然生发的网络技术因素,二是主观环境下的人为因素。就网络技术而言,承担主机的计算机硬件设备故障或损坏与各种流行病毒的侵袭等因素,都会对动态网络史料所依附的网络资源构成风险,间接地也就对史料的要求与网络存在构成风险。另外,旧有网址的撤换,一些综合性网站出于经营原因或不可知因素而造成的大规模的数据库更新,也会造成动态网络史料的流失。由于网络传播的速度高于其他传播方式,如果出现检索工具与方式也不完善的状况,就有可能使上一刻还处于稳固存在状态的动态网络史料消失。就人为因素而言,传统文化史料发掘的现实问题同样被出现在网络环境下。许多文化史料的当事人与相关人往往出于各种原因,会销毁、损害、改变、隐藏一些一手史料。同样,网络语言或态度的过于激烈,前后观点的不一致,网络文本的随意与粗糙,都有可能是改变或销毁史料原生态的人为因素。保存网络史料,需要高度发展的数字技术,涉及到格式、媒体的转换以及随技术更新对保存的史料进行迁移等问题。因此,建立一个数字信息归档系统以安全保存网络史料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网络已经成为一个空前巨大的史料宝藏库,并拥有更为巨大的开拓空间。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一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这个“此时代之新潮流”,就包容了每个时代中所有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因素。网络正处在从技术层面向着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渗透的时代,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此时代之新潮流”。它的存在与发展,如果说是为网络文化中史料的发掘、收集、修缮、整理、利用、交流、研究、保存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法的统一与技术的支持的话,那么,这种看法还仅仅着眼于它作为史料的技术工具本身,即史料的数字处理与传播渠道作用。它的另一重作用在于,众多网络文化现象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网络世界将继续成长为文化活动与文化现象的新表现空间。因此,网络传播对于一切史料的现实功能指向作用,是史料存在与利用方式变革彼此间不能不与之合流的重要时代关键。
参考文献:
[1]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欧阳友权等.网络文学论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曲青山：党的十以来，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一系列重要讲话，站在时展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有这样一种观点说：人类在世界上有两样东西留存得最长久，甚至是永恒，一个是思想，一个是科学技术。对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讨论，不过我是赞同这个观点的。马克思在《导言》一文中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也就是说，科学的思想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改造人，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同志1920年11月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时，给新民学会会员写信时也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对我们具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对拥有8500多万名党员、42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在中国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政党来说，靠什么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靠什么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行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靠伟大的旗帜，靠正确的思想，靠科学的精神。所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尤其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好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就有了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讲，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曲青山：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从政治意义上讲，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根本前提；第二，从理论意义上讲，这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进一步推进全党理论武装的根本要求；第三，从实践意义上讲，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第四，从方法论意义上讲，这是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和领导能力的重要途径；第五，从精神激励意义上讲，这是焕发全党全国人民奋勇前进和创造热情的强大动力。
记者：党的十以来，党报党刊发表的在不同场合的重要讲话有百余篇，而且每篇讲话都蕴涵丰富，思想深刻。那么，在学习时应主要学习和把握哪些方面的内容？
曲青山：系列重要讲话登高望远，意境深邃，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我们要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着力领会讲话精神的基本内涵，要抓要点，抓要义，抓灵魂，抓精髓，抓核心，抓本质，抓根本，要着重领会讲话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体说，有以下九个方面。
（一）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讲话中说：“党的十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要通过学习，深化理解和认识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坚定“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二）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后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中国梦一提出，就获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广泛赞同和热烈响应，也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好评。我们要通过学习，掌握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并阐释和解说好中国梦的内涵及其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三）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后出行的第一站就是广东和深圳，这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方，是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强调，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过去我们的发展靠的改革，靠改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新路。我们要走向未来，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要靠改革。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不改革不行，改革慢了不行，激进改革也不行。要改革就是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就要解放思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通过学习，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全面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优先顺序、主攻方向、主要任务、推进机制和各项政策等，从而积极理解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推动改革。
（四）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后多次强调，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扎实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尽管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仍然是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总体实力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发展质量还有不少问题。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我们要通过学习，坚定不移抓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五）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党的十后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多次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指明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的前进方向，意义十分重大。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现代化？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重大原则，沿着什么方向前进。司法体制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这些都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我们要通过学习，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六）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等“四个多样化”，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在讲话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我们要通过学习，充分认识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敢于担当，勇于亮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的思想基础。
（七）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国际关系和我国外交战略的重要论述。党的十以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在外交布局上采取的一招一式和应对具体问题所提出的方针政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许，“中国梦”也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友好人士的正确解读，这一切都加强了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理解和认同，为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赢得了主动。我们要通过学习，结合新的外交实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决维护我国的、领土及政治经济利益。
（八）要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在系列重要讲话中对党的建设，从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到加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从反对“”，到扎牢制度笼子，老虎苍蝇一起打，以及打铁还需自身硬等作了系统论述。我们要通过学习深入领会讲话精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九）要深入学习和领会关于党史工作的重要论述。党的历史是党的生命，党的历史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了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科学对待党的历史，重视学习党的历史，善于运用党的历史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们要通过学习，坚定历史自信，反对，反对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自觉地担当起党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努力尽职尽责、尽心尽力搞好党史研究，做好党史工作。
记者：我们经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那么学习系列重要讲话如何解决好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曲青山：立场问题、观点问题、方法问题这三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党从以来就一直强调的问题，如果这三个重要问题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可以说我们就是在做无用之功或是在做无效劳动。在此方面，学习系列重要讲话，我这里重点强调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要深刻把握好讲话贯穿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鲜明政治立场，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核心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学习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了解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深，但他们学习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应用，而是为了反对。因此，立场的问题是第一重要的问题，它与政治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是要深刻把握好讲话贯穿的历史担当意识，增强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进取意识，解决好历史责任问题。历史给了我们机遇，也给了我们责任，并向我们提出挑战。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链条中的一个节和一个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现在在记载着历史、评价着历史，历史也将记载我们、评价我们。我们要学习讲话中“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襟，埋头干好我们应该干、有条件干、能够干的事。不辜负历史，不辜负党，不辜负人民。
三是要深刻把握好讲话贯穿的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根本立场，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利益的再调整，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奶酪”，我们要着眼于最广大、最基本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尽最大努力获取社会共识，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推动改革和发展。
四是要深刻把握好讲话贯穿的务实思想作风，切实认识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解决好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问题。系列重要讲话文风简约、朴实，反映和体现了我们党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学习讲话，我们要多做接地气、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的事，反对和摈弃“”，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踏实做事，本份做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五是要深刻把握好讲话贯穿的科学思想方法，在工作中坚持科学全面、唯物辩证、历史具体的观点和方法，解决好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问题。以战略的眼光观察形势，以辩证的方法分析事物，以前瞻的意识思考问题，以系统的观念谋划全局。真正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凡事先做于小、先做于易、先做于细，最后再干于难，再干于大，再干于巨。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以至千里。
记者：就党史部门实际而言，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具有怎样的特殊重要意义？
曲青山：对于党史部门而言，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确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这种特殊的重要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党史姓党”决定了系列重要讲话对我们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党史部门是为党修史立传的，按有的同志的话说，是修党的“红色家谱”的。党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党史工作者如何立信史，存真史？党史部门如何按照中央和各级党委的要求编写好党史，发挥好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这就需要解决好几个相关的重大政治问题，比如理想信念问题、政治立场问题、发展思路问题、目标任务问题、前进方向问题等等。系列重要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给了我们这些问题以全面系统、科学正确的回答。
其二，讲话体现的历史观，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研究党史所要学习和掌握的科学方法。我们经常比喻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这是因为它是科学，是真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工具。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只有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出了科学的揭示和回答。如何研究党史？世界观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至关重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研究历史形成的基本观点，就是科学的历史观。学习系列重要讲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首先坚持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比如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他运用这些科学的思维方法去认识和分析问题，去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他在阐述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时，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将历史和人物放在当时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条件下去对待去把握。他的讲话连贯了历史、现实和将来，以坚定的信仰看历史，以人民的情怀看历史，以历史的发展看历史，以责任的担当看历史，以民族的使命看历史，以未来的前景看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讲历史时，是那么自然，那么契合，那么有说服力，那么有冲击力，那么有震撼力，那么发人深省、令人深思。道理就在这里，奥妙也在这里。学习掌握了科学的方法，研究党史就会事半功倍。
其三，讲话对党史重大问题、重要历史人物所作出的结论、所提出的新的科学论断，为我们党史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党史提供了新的基本遵循。研究编写党史我们有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作基本遵循，还有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央全会的决定，党的其他重要会议的决议以及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等。从党的历史看，我们党已经走过90多年的光辉历程，党史的基本著作已经编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时间从1921年至1978年。1978年以后党史第三卷的编写现在已经启动。随着社会的前进，历史的发展，形势的变化，研究的深入，对党史问题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在不断深入和不断发生变化。系列重要讲话中，对现实和历史上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新的表述，这种新表述、新评价、新结论、新论断是很多的。比如，他在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讲到了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这个说法以前在中央的文件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就是党的十以来我们党对同志的又一个新评价。这为我们研究编写党史、修订党史提供了新的基本遵循。
其四，讲话强调党史应积极发挥其功能作用的问题，对党史工作者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在分管党史工作时，就党史工作的重要性曾作出许多重要指示和讲话。党的十后，他的系列重要讲话许多内容又直接涉及党史和党史工作。这些内容许多我们耳熟能详，尤其是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出和强调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发挥好党史工作的重要作用的论述，在党内和社会上影响很大，反响热烈，大家印象深刻。比如，他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些论述，向党史工作和党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学习党史，才能言党，言党才能爱党，爱党才能忧党，忧党才能兴党。党员干部能否在党言党、忧党、兴党，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知党，就要学习党史，我们就要宣传党史。要发挥好党史工作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要及时跟进历史步伐，真实、客观、准确地记载历史，接通好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文脉，接续接力好党的伟大事业，对全党、全社会来讲，我们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都有着义不容辞的崇高职责和使命担当。
记者：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党史工作部门来说，您对“怎么学”这个问题有何具体的理解和要求？
曲青山：对我们全党来说，对我们每个党员来说，理论的武装和理论的学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甚至可以说是终身的任务。这里，我就怎么学的问题强调以下四点：
一是要在学习原文、精心研读上下功夫，做到真学。要系统地学习讲话原文，逐字逐句逐篇认真阅读，还应交叉阅读、比较阅读，精读细研，努力把讲话的要义学深学透。
二是要在全面准确、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做到真懂。要把讲话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来把握，在学习原文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学习、专题研究、深入思考，努力把零散变为系统、把孤立变为联系、把粗浅变为精深、把感性变为理性，更加准确地把握讲话中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理解讲话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重大意义。
一 “素心”说的提出及其史学含义
（一）“素心”说的提出与确认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介乎汉、唐两大盛世之间的分裂时期。政权更迭、民族融合、儒学中衰、玄学大倡，成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在以上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与推动下，史学走上了迅速、多途发展的轨道，形成了“蔚为大国”[1]]][1[[[[[[[[[[[ 的繁盛局面。史学著作数量激增、史书著述形式和体裁的多样化、修史制度正规化、民族史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私人修史发达，均构成史学“蔚为大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导致了史学在学术思想及目录学中的地位得到确认。然而，与此同时，学术与政治、求真致用、文辞与内容等各种关系，亦由于受时代影响而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矛盾，史学发展面临新的问题。
史学的兴盛与其同时存在的诸多弊端，为史家主体修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课题与发展契机。如张辅的《班马优劣论》、干宝的《史议》及范晔的评司马迁、班固，裴松之论评价史事，是从才与识方面出发立论，而时人对华峤的评论“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2]，则重在从学与识的角度论史家修养。在史家著史态度方面，最突出的论点莫过于要求史家恢复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直书”已不仅是对某一个史家的赞语，而是成为评论史家优劣的基本标准。这反映了这一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发展又是同史学领域中两种作史态度的对立、斗争相联系的。北魏太武帝诏崔浩国实史，令其“务从实录”；崔鸿私撰《十六国春秋》，自称要将旧史“删正差谬，定为实录”[3]；常璩在撰《华阳国志》的过程中，对旧史记载中多怪异传说的虚妄做法，予以尖锐的批评等等，都反映了史家对于史学客观性的自觉意识。
在社会历史与学术环境影响之下，刘勰撰成《文心雕龙·史传》篇就不是偶然的了。加上他所具备的“博通经论”、“长于佛理”[4]的自身条件，使其长于从理论角度分析、归纳前人成果，也使得他的“素心”说具有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史传》篇勾勒了从文字产生到《尚书》，再到当时的近代史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因此，被人们认为是一部小型的史学发展史。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刘勰所论至少具备了这样几方面的价值：首先，他认为，史书是备载前言往事、令后人“居今识古”的重要媒介。没有它，人们对“岁纪绵邈”的自身历史就无法确切了解和认识。这一认识包含着对历史与史籍（史学）加以区分的思想，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以《尚书》、《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古史著作，除了真实可信之外，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乃在于它们“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5]的伦理教化功能和贻鉴后世的政治功用。也就是说，史书不仅要求其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体现、阐扬一定的政治伦理标准，即“理”。这事实上已经点明了我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两个基本标准，同时，也为他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论述确立了正确、全面的着眼点；再次，他不仅运用这两条标准对战国以来的史职、史家、史著演变情况作了条分缕析的评价，而且就其“偏驳不伦”、“疏谬少信”的原因作了分析，即“追述远代，代远多伪”，“俗皆爱奇，莫顾实理”，“记编同时，时同多诡”。在这几方面认识基础上，刘勰提出，为了恢复古代史学的面貌，必须提出与时弊根本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加强史家主体思想修养：“析理居正，唯素心乎！”只有具备了“素心”，史家才能避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修出符合古史之意的著作来。
这里，在对“素心”进行理论分析之前，必须说明的是：当前流行的各家注本中，关于《史传》篇有不同主张，关于其“素心”一词，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金毓黻先生、陶侃如先生为代表，认为“析理居正，唯素心乎！”的“素心”当依清代黄叔琳的辑注本，改为“素臣”，指左丘明[6]；一种以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赵仲邑等诸位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们均沿袭纪昀对黄注的评论，认为原本中的“素心”文意通顺，可不必改为“素臣”[7]。由于黄注属推测之言，并无他本做为旁证，而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中，亦有“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之语，用法与《史传》篇非常相似，含义亦与后者相同。前后对照，笔者认为，原本中的“素心”一词没有修改的必要，故本文论述，均以范、杨、周诸位先生的注本为依据展开。
（二）“素心”的史学含义 所谓“素心”，范文澜先生认为，“素心，犹言公心耳”[8]，周振甫先生亦把它释为“犹公心，言心无偏私”[9]，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公正之心。它要求史家在著史时，具备一种无偏私的心态，不受个人情感和时风势利等主、客条件的影响。以达到“析理居正”的目的。那么，何谓析理居正？金毓黻先生有很精到的解释，他引用《史传》篇中的原文说：所谓“析理”，指的就是“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所谓“居正”，即指“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依照金先生的解释，再联系《史传》篇中所贯穿的思想内核，是否可以认为，“素心”在理论上的内涵，包括据“理”与据“事”直书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即要具备“素心”，就既要有道德伦理的精粹修养，做到严格依“理”修史，同时又以“文直事核”作为判断其是否具备良史之材的标准。这里的据“事”直书，表现为史家服从史实，据“理”直书则表现为史家在理性分析基础上，对史实的超越与驾驭。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有了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抽象演绎出合理的主观结论；而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是保证史家真正做到直书的前提条件。关于它们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分析：
首先，关于史学批评的标准。史学批评，尤其是在评论史家应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去提炼、总结、解释史料，反映客观历史时，运用什么标准去实施这种评论，是一个关于史家修养的重要理论问题。在此问题的探讨进程中，刘勰的“理”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关于史家的主体修养问题，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关论述。他盛赞南史、董狐的直书精神，即属此范围之内的议论。然而，这里的“直书”并不仅仅是要求史家据“事”直书，同时更包括了据“理”直书的内涵。被孔子称为“良大夫”的赵宣子，只因逃亡未来得及出境，就不得不为与己无干的弑君事件负责。虽然很可惋惜，但在史学真实性与礼制产生矛盾时，孔子认为，宁肯牺牲前者，也要保证后者的最高权威及其连贯性。由此可见，笼罩在史家“直书”精神上的伦理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孔子以后的历代史家在经学逐渐走向独尊的政治、学术背景下，无不以“圣人之旨”，即孔子自称为“窃取”的“义”为指导品评、撰述史著。史著是否有益于风化名教，逐渐成为判断其价值高下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政治伦理性的“理”做为一条评判史家的具体标准，从中国史学产生起就一直存在着。但是，与此同时，它却从未被从抽象理论的高度，作为与史家主体相对应的客观标准来讨论过。而刘勰敏锐地从“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现实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儒家之“理”，作为品评史家的根本原则，即在“析理居正”中，揭示了史家主观上达到“居正”的客观标准是“理”。这意味着，刘勰已经注意到了史书著作过程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已意识到作为史学著作的撰写者，史家的才学、见识及其他素养，都会影响到反映客观历史时的客观性，并进而影响史著的真实性和思想性。因为“爱奇之心，古今一也”，所以必须有一个客观标准来对史家主体活动加以约束与衡评，以保证史书的质量，使其成为“万代一准”的传世之作。这正是刘勰提出“析理居正”的认识思路。一千多年以前，刘勰顺此思路，提出以“理”为客观标准，以“素心”为主观制约，试图从理论上对主客观之间的矛盾予以解决，应当说是超出前人与时人的卓越见识。当然，把主观上的“理”作为客观标准来约束、指导史家主体的撰史活动，在史学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它为古代史学以唯心史观为指导，以及其中大量存在的曲笔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其次，与据“理”直书的原则指导性相较，据“事”直书侧重于从著史态度与史学实践方面对史家提出要求。它要求史家在编撰史书过程中，尽可能地趋近于客观事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排除来自主、客观两方面的干扰。即在面对史料缺讹、时风势利时，史家要以客观、冷静的头脑和不畏强御、不流于俗的独立精神，去进行史著的取材与撰述工作，努力做到“信”与“真”的要求。史书求“信”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是史家在选取史料方面应有的态度。从孔子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10]开始，我国古代史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着这一原则。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亦提出，“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11]，明确地把真实而简要做为史著的基本特征。他认为，要达到“信史”的标准，就必须首先摒弃“俗皆爱奇，莫顾实理”的错误心理与做法，以严肃审慎的态度“追述远代”。他多次提到孔子的“多闻阙疑”的观点，认为这是史家著史应有的基本态度，“史之阙文，圣人所慎”[12]，“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强调“疑则传疑”的传统性，更强调这种留诸后人之求实做法的必要性。另外，史家还要做到“多闻”，博学广闻是“信史”存在的另一必要前提。这样，才有可能“诠评昭整，苛滥不作”。总之，史家既要博学广闻以保证史书征而有信，又要善于辨别、去取史料，发现问题并认真对待。这是“信史”问题的两个方面。认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客观处理撰史过程中的史料问题，显然十分有益。这样全面地从史学工作角度提出“多闻阙疑”的撰史态度与原则，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尚属首次。
史书求“真”是据“事”直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对史家处理外部人为干扰因素时所持态度的要求。孔子的“书法无隐”是在称赞个别史家时提出来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直笔”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史家作风的观念。刘勰认为，当时之史多诬矫不实，“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而造成这种是非颠倒的状况的原因，在于史家与史书撰述对象之间往往存在某种利害关系，即“世情利害”的现实。因此，史家不避强御、直书史事的精神就更应加以提倡与赞扬。惟其如此，才能使史书具有“万代一准”、贻鉴后来的重大功用。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刘勰提出：“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13]把“奸慝惩戒”的伦理教化功能做为“良史之直笔”的根本表现与重要内涵，这一方面反映了伦理尺度对刘勰史学观点的深刻影响，反映了据“理”直书与据“事”直书的内在必然联系；另一方面，用“农夫见莠”和“万代一准”来说明“良史之直笔”于史学发展的根本意义，则突出反映了刘勰从理论角度对此问题的深刻理解与高度重视。
刘勰之贵信、求真，与其据“理”直书的要求一样，是建立在对史学活动中主客观关系认识基础上的。这就使他有可能从理论角度较为全面地考虑史家主体著史态度的调整问题，从而把“信”的要求溶入对据“事”直书的理解中，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传统的“直书”说，同时也使他的“素心”说作为对史家主体的要求，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层次、内涵。
二 “素心”说与刘知几的“直书”论
《史传》篇产生以后，对后世史学界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产生了很大影响。事实上，刘知几在《史通·自叙》篇中就曾指出：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是其最为重视的六部著作，“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对此，从胡应麟、黄叔琳到范文澜、金毓黻、傅振伦、蒋祖怡等诸位先生均有论及。他们认为，刘氏之《史通》，无论在结构、思路，还是在具体观点上，都与刘勰之《史传》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笔者认为，从思想发展脉络角度来看，同为不苟于世俗的理论家，刘勰关于史学的分析与归纳，必然会给刘知几以种种启示。《史传》篇对《史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在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方面，二者之内在联系尤为突出。
（一）对史学社会功用的重视 在对史家“直笔”的重要性认识方面，刘知几与刘勰的探讨，都是以对史学社会功用深刻的见解为基础的。刘知几认为，从个人角度而言，史学可以给人以启发、教育，懂得“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从国家角度而言，史学可以起到“劝善惩恶”、激浊扬清的思想教育作用和社会效果。所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4]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史家直书的著述态度以极高的评价。在《史官建置》篇中，他把史家分为三个等级：“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之史为上等；“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者为中等；“高才博学，各重一时”者为下等。由此可见，“直书”在他的论述中，乃是一名史家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道德。而刘勰则在强调史学“奸慝惩戒”的伦理教化作用之外，侧重于从“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的历史垂鉴观出发，去认识史学“万代一准”的深远意蕴。这种区别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社会、学术环境的不同造成的。但是，从重视直笔、实录之于史学的根本意义这一角度来说，二者又是一致的。
（二）对名教的重视 如上所述，刘勰“素心”说之重要特征是据“理”直书，儒家名教思想是其直笔论的根本原则，在“理”与“事”有所抵触、矛盾时，后者无疑当服从前者的需要。这一点在《史通》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体现与阐发。《直书》、《曲笔》篇中，刘知几对直书精神与直述史事的史家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种“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精神，“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15]。与此相对应，对那些“持谄媚以偷荣”者，刘知几则给予了无情的鞭笞，认为此乃“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6]可见他赞成实录、主张直笔的态度之明确与坚定。然而，对维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的曲笔，他却表示了相当的保留：“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这与刘勰“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17]的态度相较，其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显而易见。刘知几还认为，“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⑥，把史家的直、曲笔直接与其人格高下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的上述两段论议，都分别置于其《曲笔》、《直书》篇的开首。由此似可进一步说明，“名教”观念不仅在刘勰、刘知几那里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是不断被强化的。
（三）“直书”论的理论进展 刘知几之“直书”论与刘勰 “素心”说相较，其在理论上的发展之处在于，前者在罗列直书、曲笔的现象及分析其产生原因时，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层次上都进一步具体与丰富了。如他认为史书曲直与史家品格高下、正邪密不可分，与“可为”、“不可为”之时代环境有关，与“事涉君亲”的现实相联等观点，即是直书论具体化的明确表现。尤为可贵的是，刘知几还把“直书”论纳入到史家主体修养理论框架之中，从而使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与提高，并使其理论地位得到确认。在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的谈话中，刘知几首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家修养理论，而其中“识”的内
涵主要即指直书精神，“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如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18]；在《史通》中，直书、曲笔问题被专列单篇加以讨论，本身就表明了对此问题认识的深刻与重视。另外，在分析曲笔著史的各种表现时，除了对历史上较为明显的曲笔加以贬斥以外，刘知几还认为，“史之不古，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19]。他通过对《后汉书·更始传》及《三国志·刘后主传》等史书记载的具体分析，认为这些不易发现的曲笔，更应引起后人的充分注意。这种把曲笔作史区分为两种情况的做法，不仅丰富了其理论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传递了这样一个思路：所谓直书、曲笔，可能贯穿于史家著史的各个环节，后人应通过分析与辨别，进行认真研究。将这一思路与章学诚“史德”论把文章撰述全过程纳入考察范围的做法相较，不难发现其中亦有相通之处。但刘氏之论仍主要集中于据“事”、据“理”直书的层面上，与“素心”说在本?上属同一范畴，而章氏之说则以更为具体与理论化的形式出现，其识见更高出前者一筹。
三 “素心”说与章学诚的“史德”论
作为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方面，做了许多总结、提高、创新的工作，“史德”即是其中关于史家思想修养的重要概念。而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与阐发，一方面是受到刘知几“史才三长”说的启示，另一方面又与刘勰“素心”说在理论上颇有关联。关于前者，论述已多，此不赘述。关于后者，笔者认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史家思想修养的理论探索 章氏之“史德”论与刘勰之“素心”说，均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史家思想修养理论的总结与探讨。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吸收了自孔子以来所倡导的“书法无隐”的精神内核与实质，然后从理论上提出普遍著史原则。刘勰是从当时史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详尽分析了虚妄之风产生的原因、现象，进而提出史家当养“素心”以修史；章氏则主要针对埋头考据、不求学问经世的偏颇学风而发论，他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三者兼备，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史学，决不可偏于一端。但同时，三者之间有些因素又是“似之而非”、“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20]的。因此，“著书者之心术”不可不考，“史德”乃为构建史家基本素养与人格的重要方面。所以，章学诚之“史德”与刘勰之“素心”，背景、内涵虽不尽相同，出发点与思想本质却是一致的，即史家著史的心术修养与著史态度，均应在理论上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他们共有的卓识。
（二）传统名教的思想指导 “史德”论与“素心”说之共同点还在于，二者都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其指导思想与显著特征。如前所述，据“理”直书是刘勰“素心”说的主要内容；章学诚则认为：“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我们认为，此处之“天”的概念，具有客观历史、历史发展规律的特征，是接近近代科学精神的进步因素，是章学诚对前人的发展与推进。但同时，他又把“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21]引入史家心术的修养途径之中，认为封建伦理与史学客观性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通观《文史通义》，这一结论可说是来源于两点认识：其一，史传作为一种文体，源于六经。章学诚提出，后世文体于战国时皆已具备，而“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 [22]；其二，从“六经皆史”的理论观点出发，六经都是史，且是最高规格的史，那么，后世史家就应当从中汲取各种认识上与方法上的营养，而学习前人，把握其思想精髓与思维方式至为重要。这样，通达“六艺比兴之旨”，而后才可以、才能够讲“春王正月”之书，就同时兼备了学术上与逻辑上的合理性。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史德”论的历史局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在为史家主体活动找寻客观标准方面，所作的可贵探讨与努力。《史德》篇中，章学诚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极力辩明《史记》和《离骚》的符合名教，其目的无非在于向人们证实，前代流传下来文史名篇，尤其是具备了撰述圆通之义的《史记》，是不可能、也不会“怨诽及于君父，且以是邀千古之名”的。否则，不仅著作者本人属愚不可及、异想天开，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而且缺乏名教伦理为其思想内核的史著，是没有资格流传后世的，“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好善恶恶之心，懼其似之而非”，简单的褒直贬曲不足为史家心术，能够辩明那种于六艺精深之处的“似之而非”的是非，才可称得上是真正史家的心术。
（三）关于影响史著客观性的因素。章学诚引用了文章撰述论中“气”、“情”的概念，从具体操作时的状态入手，探讨不同的气质、风格及情感对史著公正性的影响。作为一个文论家，文章之“气”、“情”是刘勰在《文心》中探讨的重要问题。而章学诚则把气情之说引入史学著作论中，从而使其论述更为深入与全面。“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文章的外在气势及引人程度，均取决于史家个人内在气情真挚与否。然而，正是这种气与情，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史著的客观性。“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之”。这就把史家的气质才力与史学的客观性、公正性结合在一起：“气”是著文的必要前提，有了一定的情感才能够进行写作，而言辞又是沟通客观历史与史学之间的桥梁。因此，言辞和决定言辞面貌的“气情”，就对史学客观性产生了影响。如果这种“气”合于理的要求，与其相应的言辞就会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反之，史家的主观成分就会增多，史著的客观性必然要受影响。所以，“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激则溺，情失则偏……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这说明气情的平静于史之公道大义的重要性，它们于不知不觉中“害义而违道”，史家应当慎而又慎之。这种结论与刘勰之“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的感叹，其根本点与落脚点都是相同的，即气情之发为文辞，都不能违失两条客观标准——名教与事实。
当然，章学诚的“史德”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刘勰之“素心”说有相通之处，但二者无论在内容的全面广泛，还是在论述的深度与层次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后世史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文心雕龙》仍属主要论文章创作的著作，“素心”只是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提出，故而缺乏更进一步的论述，因此很难说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章学诚却充分认识到了史家思想修养在著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史德》篇在《文史通义》中是作为专篇出现的，章氏亦是从一个史家的角度去探讨史家“心术”的。这样，他在理论上就能发前人所未发，成其一家之言。大而言之，“史德”论是与章学诚针对空谈义理、埋头考据的学风而发论的根本出发点相关，又是与其史义论、道器论、六经皆史论等其他史论观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小而言之，它包含了史学专业素质、历史哲学、文章撰述等方面的内容，而与此相关的“天人”、“公私”、“气情”等概念都相为发明，密切联系，统一于“史家心术”的命题之下，从而构成了“史德”论综论文、史、道的理论框架。而每一个单个问题与概念的论述，也因此而具有了理论上的全面性与层次性。以对“气”的理论阐释为例，章学诚明确地把它引进史学著作的过程论中，系统、条理地阐明了它是如何影响史著的客观性，又是如何影响到史书文辞，进而影响文质关系的正确体现，然后把熟习儒家经典作为适当把握“气”之分寸的关键途径，从而把气——文——史——道有机地联系起来，有效地为其“史德”论提供依据。这既是二者在立论角度上的区别，也是二者在理论论述上的高下之分。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 《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
[3] 《魏书》卷六七《崔光传附崔鸿传》。
[4]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刘勰传》。
[5] 《文心雕龙·史传》。
[6] 参见：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陶侃如《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
[7] 参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8]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论语·为政》。
[11] 《文心雕龙·定势》。
[12] 《文心雕龙·练字》。
[13] 以上俱见《文心雕龙·史传》。
[14] 《史通·史官建置》。
[15] 《史通·直书》。
[16] 《史通·曲笔》。
[17] 《文心雕龙·史传》。
[18] 《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
[19] 《史通·曲笔》。
一、开放性原则及其意义
传统的史料搜索只能从某个侧面适应史料的现实存在的复杂性。相比之下,网络作品则是一个全民参与、空前开放的空间,也因此成为一个海量信息空间。这种开放性为史料依存提供了容量支持,并从几个层面上扩大了史料搜索空间。
首先,各类综合网站、科研教育机构与政府的官方网站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已有史料的存目、编辑、整理及下载,彼此间史料的互换互建也为大型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有利于史料在网络作品中以严肃规范的面目为人所浏览利用。其次,民营或个人网站为史料的民间搜集收藏提供了发布传播的渠道,为史料的目的搜索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再次,网络作品的开放程度已渐渐延伸到整个人类世界,全球化特征十分鲜明,史料工作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搜索渠道与展示空间,史料搜索效率大大提高。最后,网络空间的扩大促进了现实空间的扩展,也大大增加了珍稀史料的保存力度。因此,可以根据史料利用程度高低的不同,设计史料的网络分级调阅,达到既充分利用史料,又实现史料保护,还可以大量节省人力物力的目的。目前,我国互联网环境取得了长足进步,网络作品与更广阔的人群结合,已成为全社会最具前景的未来文化载体。
二、选择性原则及其信息的优化
因为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性,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通过网络发布信息,缺乏必要的过滤、质量控制和管理机制,正式出版物与非正式出版物交织在一起,学术信息、商业信息以及个人信息混为一体,导致了网络信息资源在异常丰富的同时又存在着无序性。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为用户选择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所谓信息选择,是对大量原始信息以及经过加工的信息材料进行筛选和判别,选取所需要的内容。现代网络传播,改变了以前获取信息的方式,成为一个自由的信息交流空间。面对巨大的信息流量,无论是信息生产者、传播媒体还是受众,都必须有所选择。信息选择即筛选有用信息,淘汰无效信息,使信息得以优化和有序化。
首先,对网络信息的选择要统筹规划,制定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虽然从形式上看,网络信息的获取和下载是畅通无阻的,但在实际上重要而有价值的信息却都有严格的限制,必须投入大量的经费。只有科学统筹和规划,才能建立高效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其次,针对自己或所在机构的主要任务进行信息的选择,既要在主题的切入角度、内容的组织筛选等方面有的放矢,又要将那些过于肤浅的、过于深奥晦涩的、普及型的、趣味性的等等不适合需求的信息排除在外。再次,网络技术方面的软件工具很多,涉及信息系统管理、信息下载与获取、网络互联、信息利用等各个层面。因此,网络信息资源的选择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在现代高科技技术的基础上,选择质量高的网络资源。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意味着它已经过质量控制的加工,已经得到组织并以一种系统而统一的方式存储,在一个可靠的、用户友好的检索系统中提供对它们的存取。最后,由于网络的动态性,对已选择的资源要注意维护,还要不断增加新的资源。网络资源包含大量的有用信息,也有很多信息噪音和信息垃圾,各种网站、网页开放的时间、更新的速度及信息的质量处在无序而不均衡的状态中。因此,必须有目的地跟踪网络信息的出版发布情况。海量网络信息资源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使人们对网址的记忆有限,搜索引擎不但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并用一些著名的搜索引擎对网站进行评估。一般来说,站点被用户访问的次数越多,说明该网站上的信息越有价值,而一个网站被链接的数量越多,也可以断定该网站的内容比较重要。某特定主题的词汇在一个网站出现的频率高低可以反映该网站的专业化程度。这样,将有关网站的访问次数、下载情况、链接数量等进行整理排序,就可以对网站影响力、站点所提供信息的水平和可信度等做出评判,进而造出常用站点、热门网站。但有时搜索引擎的评估可能会受到广告、网站免费服务、浏览器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所得结果难免偏颇。另外,搜索引擎不能鉴别网络信息资源的质量高低,其输出的检索结果一般只以检索词的相关性大小排序,并不按照信息资源的相关质量标准排序,不仅没有解决信息质量的评价问题,更增加了用户判断信息相关性的难度。因此,搜索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只充当网络资源发现的辅助工具。专业信息资源指南系统能克服这一弱点。它通过对网上某一领域信息资源的挖掘、采集、加工、整理和有序化重建,形成一个为专门用户服务的信息资源指南。与搜索引擎不同的是,它集中了各种搜索引擎中的专业信息资源,并对信息资源进行重组、二次开发,使信息资源的检索更为系统和有序,用户可以节省网上漫游或在搜索引擎间来回穿梭的时间。专业指引库类似于网上专业搜索引擎,它将internet上有关某主题的相关站点集中,以用户熟悉的方法组织,用于指引用户到特定的地址获取所需的信息。它可以弥补internet本身检索工具的不足,从被动使用到主动创造,更适应用户的需求。目前主要的研究策略是参照搜索引擎的robot建立自动跟踪程序。
三、交互性原则及其信息共享
网络提供的是一个完全不介意地理位置与交通是否便利、不同于报纸与电视的媒体。各种新闻、专业知识库、文化资料等大量的共享信息资源,满足着各个专业领域的各种层次的用户的需求。它通过提供许多交流的平台,使“传者”和“受者”实现彼此之间及时互动性交流。交互性是网络的特色和优势。因此,网络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交互式文化。以博客为例,巨大的数量已改变博客作为网络日志的本质。博客其形式本身有可能或者说已经成为一种可纳入文化研究视野的动态网络史料范畴中,重点在于,博客为史料的传播、交流、分享重新提供了一条自我功能增强的网络渠道。它为未来的文学创作开辟出了一种网络形象化、个人化的可能。随着加密技术的进展与网络权益立法的规范,现有的许多公开性的博客必将转为重现个人隐私空间的隐秘表达。作为传播渠道的博客,同样也是史料收藏者、研究者对史料搜求、研究、发布的一种渠道,与其它形式的网络传播渠道形异而质同。在学术界,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撰写成论文并在某一期刊上发表,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这种状况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此,博客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该问题,从而促进学术繁荣。
史料处于不间断的流动变化中。网络内部充满了互动,网络与现实间也充满了互动。这种互动使网络“动态史料”作用于现场复原的意识中。以2006年度畅销人文书籍《八十年代访谈录》为例。该书的出版可视为新世纪文化研究的一种史料存在,具备泛文化的跨学科文化史气味,但是这一史料却激发出更多可暂名之为“二重史料”的网络表达。天涯社区于该书出版后,迅即有网友写作观点对立的主帖发布,引发数量众多的网络跟帖,并长期居于天涯主页版面的推荐热帖中,在网民中引发一种“八十年代”文化与社会讨论热潮。这个实例说明了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时代的文学或称大文化讨论正以相当数量的规模转移到新的技术平台下。二是由于网络平台的虚拟性,使评论中的个人色彩大大增加,专门意义上的专业讨论水准降低。三是它之所以成为热点,一方面表现出该书所具备的大众文化热点性质,另一方面也同样表达了精英话语与学院派态度不足以涵盖网络作品的话语空间,而仅仅只能在这个远比想象中广大的空间内以一种强势话语的面目出现,甚至更鲜明地凸现了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在当代文化中客观存在的二元对立。
四、建设性原则及其安全保护
首先是建立网络史料信息库。“在超文本的海洋里,恐怕很难游出一位能够进行宏大构思、总体把握的巨儒硕师。超文本的世界中只有维护一个个节点的‘工程师’。知识的进步变成了节点的新增、嵌入、蔓延和复制。知识体系变成了网络数据库。”随着网络环境技术的进步与空间的拓展,相关专业的网络史料大型数据库共建共享的可能已然存在。毫无疑问,一些大型的光盘数据库的成功建立已为大型史料数据库的建立提供了先行的经验。诸如《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专题目录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等光盘数据库已实现一种大型数据库的成功模式。另一些较小的报刊数据库,如《南方周末十年1989-1999》、《读书》杂志光盘合订本等报刊史料的制作模式也为一些特殊类别史料的小型数据库建设提供了范例。但是就不同专业所面临的研究目标相比,它们都具有类型相对单一,网络呈现相对简单等问题,不符合史料本身形态多样化、种类繁多的特点。因此,网络史料集成作为网络作品的重要信息服务部分,一是需要确立核心,通过集中开发,共建共享,实现史料的大整理与空前集中。目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历史档案室正在将一百个大众认可的、各知识领域的专家及名人的博客辈份存档,从而丰富网络史料资源,据报道,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理局的最终目标是在2010年前,对在新加坡注册的所有博客进行存档。二是需要推进索引手段,加强开发各类网络导航系统,实现史料信息的准确分类与便于搜索。三是需要培养适应现代信息技术与兼备史料知识、史感意识的人才,这是网络史料搜集与利用进一步专业化、正规化的迫切需要。其次是重视网络史料原貌。史料的原始形态是史料真实性与准确性的保证。无论文献史料还是实物史料,它们的数字化过程与网络传播都必须在保证最大限度地体现史料原始形态的前提下进行。因此,利用网络作品开展对于史料的利用,必然要依照史料的原始面貌开展史料的网络活动。最大程度地追求史料的原真性,使用最逼近史料“原始形态”(处于“史感”观照下的史料)的网络史料,是网络史料利用的重要准则。史料利用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对于部分“动态史料”,如构成社会文化现象的网络争论、博客互动等网络作品行为的“原始形态”的史料采撷。我们应尽可能地复原当时当地的网络作品气氛,还原文化心态,是这种“动态史料”“原始形态”体现的又一重要准则。最后是加强网络史料的保存。动态网络史料具有巨大的流失可能。如果对于“动态网络史料”的外延与内涵认识已渐清晰,不难发现,它与其它类型的史料一样,其流失与保存所构成的矛盾对立是一种共性。但是,由于在网络环境下复杂的多样化因素,许多可作为文化史料的网络资源流失之快,远过于传统史料。导致这种流失的两大主因,一是自然生发的网络技术因素,二是主观环境下的人为因素。就网络技术而言,承担主机的计算机硬件设备故障或损坏与各种流行病毒的侵袭等因素,都会对动态网络史料所依附的网络资源构成风险,间接地也就对史料的要求与网络存在构成风险。另外,旧有网址的撤换,一些综合性网站出于经营原因或不可知因素而造成的大规模的数据库更新,也会造成动态网络史料的流失。由于网络传播的速度高于其他传播方式,如果出现检索工具与方式也不完善的状况,就有可能使上一刻还处于稳固存在状态的动态网络史料消失。就人为因素而言,传统文化史料发掘的现实问题同样被出现在网络环境下。许多文化史料的当事人与相关人往往出于各种原因,会销毁、损害、改变、隐藏一些一手史料。同样,网络语言或态度的过于激烈,前后观点的不一致,网络文本的随意与粗糙,都有可能是改变或销毁史料原生态的人为因素。保存网络史料,需要高度发展的数字技术,涉及到格式、媒体的转换以及随技术更新对保存的史料进行迁移等问题。因此,建立一个数字信息归档系统以安全保存网络史料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网络已经成为一个空前巨大的史料宝藏库,并拥有更为巨大的开拓空间。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一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这个“此时代之新潮流”,就包容了每个时代中所有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因素。网络正处在从技术层面向着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渗透的时代,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此时代之新潮流”。它的存在与发展,如果说是为网络文化中史料的发掘、收集、修缮、整理、利用、交流、研究、保存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法的统一与技术的支持的话,那么,这种看法还仅仅着眼于它作为史料的技术工具本身,即史料的数字处理与传播渠道作用。它的另一重作用在于,众多网络文化现象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网络世界将继续成长为文化活动与文化现象的新表现空间。因此,网络传播对于一切史料的现实功能指向作用,是史料存在与利用方式变革彼此间不能不与之合流的重要时代关键。
参考文献:
[1]彭兰.网络传播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欧阳友权等.网络文学论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 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