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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敦煌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04-0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学术会呈现日益繁盛之势。2016年内在国内各地举办了大批有关敦煌学的学术会议，其中在敦煌也举办了一系列有关敦煌学研究的学术会。
（一）长安与敦煌学术研讨会
2016年5月12―16日，敦煌研究院联合陕西历史博物馆共同筹备主办了“长安与敦煌学术研讨会”。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有90余人，收到论文52篇。
（二）汉传佛经传译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6月14―19日，“汉传佛经传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敦煌研究院、中国文化院和美国木鱼基金会联合主办，研讨会荟萃了来自国内外120余位知名学者和汉传佛学教授、佛教界知名法师。会议针对在佛教国际化过程中，汉传佛典翻译成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现状、译经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翻译后的佛典的使用和传播的方式，及未来走向等一系列议题展开研讨，旨在弘扬中国传统佛学文化，让汉传佛经变成外国语言走出去，让国际顶尖学者走进来，促进东西方学术和文化交流，发挥汉传佛教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正能量。
（三）2016敦煌论坛：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8月19―23日，“2016敦煌论坛：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高窟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76位学者参会。会议共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论文109篇。
研讨会围绕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文献研究、敦煌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敦煌艺术及其与当代艺术创作研究五大议题，追溯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艺术在莫高窟千余年来不断地交融与创新，以及其对现代世界文化、艺术发展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四）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专项论坛五――敦煌文化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
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敦煌研究院承办的“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专项论坛五――敦煌文化的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9月20日在敦煌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2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本次会议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发展、实现共赢构建了重要平台。通过深化交流互鉴提升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力，促进了各国文化交流、碰撞和相互借鉴。
2014年金秋，97岁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荣获“全球华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
组委会在给饶宗颐先生的颁奖词中称，“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则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饶宗颐先生是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他的学术成就为海内外同知共仰，他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永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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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曾以“辛苦待舂锄”来评价他的学术生涯，谦虚地把自己比作文化田园里的农耕夫。
他虽然出身富裕之家，却丝毫未染纨绔子弟的浮夸气，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庞大财产与大批书籍之间，毅然选择了专志于学。
3岁读杜甫《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6岁开始练书法、学国画；9岁已能阅读《通鉴纲目》等古籍；10岁便能诵《史记》篇什，历阅佛典经史和古代诗词曲赋；16岁已经出口成诗……
饶宗颐先生就是这样，怀着对中华文化的敬重和热爱，青灯黄卷，皓首穷经。
他的治学领域包括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宗教学、历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州学、目录学、艺术学、文学、诗词学、楚辞学14个门类。在时间跨度上，从史前上古到明清；规模格局之宏大，在近百年学术史上都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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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说：在治学上我主张用“忍”的工夫，忍是要靠耐力去支持，能够忍受一切困难，才能作持久战。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没有“澄心”，便不能凝神向学。有些人问我如何去做学问，何以对治学能坚韧不拔？我谨以上述数句作为回答。
饶宗颐先生的学问自成体系，不仅求精、求大、求正，而且长于开风气、出奇兵，在许多陌生的领域开荒播种，在许多新鲜的材料中着人先鞭。
他率先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率先研究楚辞新资料《唐勒赋》；率先把印度河谷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率先编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他首次辑《全明词》；首次研究敦煌白画；首次提出六祖出生地（新州）；首次将《图》的年代推到东汉；首次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源自唐代；首次提出“楚文化”“吴越文化”作为学科名；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之概念……
他是研究《日书》之第一人；研究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之第一人；利用《太清金液神丹经》讲南海地理之第一人；利用中国文献补缅甸史之第一人；讲词与画关系之第一人；讲中国艺术史上墨竹刻石之第一人；讲《太平经》与《说文解字》关系之第一人……
饶宗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开拓成果，已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界的一个奇观和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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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通晓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而饶宗颐先生是一个学方块字的中国人，却能通乎异国“天书”。
他游学四海，先后到日本、法国、德国、印度等地研究讲学，足迹所至，五洲历其四。
1962年，因饶宗颐先生在甲骨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法国法兰西学院授予他“儒莲奖”。这个奖项在汉学界非常有名，被称为“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1963年，饶宗颐先生受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之聘，考察印度南北，归途游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寻幽搜秘，有诗集《佛国集》记其游踪。
1968年，饶宗颐先生被新加坡大学聘为首位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历时5年。期间他曾到美国耶鲁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讲学。
饶宗颐先生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在他看来，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没有裂罅。在21世纪的“东学西渐”史中，他是开风气的宗师，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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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中秋，饶宗颐先生举家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饶宗颐先生退休后并未离开教席，继续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东亚大学担任荣誉教职，并培养研究生。即使是在古稀之年，他仍在诸多领域中不断地开拓创新，孜孜不倦。其学术活动更加恣肆，所涉各个领域更加挥洒自如。
1990年，年过70的饶宗颐先生出版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及《敦煌琵琶谱》3部著作。尤其是最后一部，汇集了他自1987年以后所作的《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等10篇重要论文，是他在敦煌学研究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
1991年，饶宗颐先生又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论集《文辙》，收入了他研究楚辞、战国文学、汉赋、文心雕龙及唐诗、宋词的论文共60篇。
饶宗颐先生还特别关注汉字发展的历史，《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是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书中利用考古发现的陶符和图形文，融会民族学的若干数据，从多角度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提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成为比较古文字学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
饶宗颐先生为了甲骨文研究的便利，早年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晚年又主持编撰了《甲骨文通检》。该书是一部大型的甲骨文分类索引，他于每册均撰有长篇的“前言”，阐述与各分册相关的甲骨学问题，每类几乎都有新的发现和研究心得。
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饶宗颐先生也有许多独专成果，除研究敦煌道教文献的开创之作《老子想尔注校笺》与填补了敦煌画研究中重视壁画、绢画而忽略遗书纸画缺陷的《敦煌白画》等外，尚有研究敦煌曲子词和敦煌乐谱的先驱之作《敦煌曲》与《敦煌琵琶谱读记》；研究敦煌写卷书法最为完整系统的著作《敦煌书法丛刊》等。
饶宗颐先生还以自己渊博的国学知识，对于国内出土的各种文献材料进行释读，且总能有所创见。他根据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和相关历史记载，撰写了《西南文化创世纪：殷代龙蜀部族地理三星堆、金沙文化》一书，将“人方”释为“夷方”，定位在现今陕西及西南一带，大大地超出以往研究的地理范围，这不但极大地扩大了殷商时代的版图，而且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年代和文明程度也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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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先生毕生“舂锄”不言休，成就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奇迹。
他的主要学术论著已整理结集成14卷20大册，于2009年9月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为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是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
“我的心曾乘着风啊，自由穿行梦想里啊，我沉默的祈祷啊，感受着你的光芒……”当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敦煌》时，我被片头空灵而深远的歌声久久地吸引了，那时，正值我硕士论文开题结束，而我要研究的主题正是敦煌莫高窟壁画服饰。
关于敦煌，直至当时，对我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北女子而言，却是从未涉及的。因而，这方神秘的土地让我既觉得陌生却更多的是向往了。随着纪录片的播出，一直到2010年暑假，我亲自来到敦煌莫高窟。当站在洞窟里的一瞬间，我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也没有扭捏矜持之姿，展现在面前的，是充满朝气、令人振奋的服饰款形。其色彩也非常浓艳，各种鲜丽的颜色争相媲美，不甘疏落寂寞。这些奇思妙想的构思，充分反映了古人的高度智慧。对我们今天的服饰工艺美术研究和服装设计，无疑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敦煌莫高窟是从南北朝十六国时即公元4世纪中期开始营造的，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回纥、西夏等各个朝代，一直到元代，即公元14世纪，延续了1000余年，敦煌艺术中的衣冠服饰资料也同样延续了1000余年，可以说形成了一个1000余年的漫长的衣冠服饰画廊，这是其他地方的服饰资料所无法比拟的。
我在想，服装之于人类，不仅仅是用来保暖和蔽体的，它更是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的体现、传承。文化与审美传统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建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时装上。时装并不只是社会歌舞升平的点缀，它也是社会风貌的同步表现，还是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承受者。而敦煌服饰所展现的，正是我们祖先历代服饰文化变革无比珍贵的缩影。
于我而言，时尚本身就是一直跑在生活前沿的勇敢梦想，时装是时间性的产物，它只在某个时空有效和有趣，一个季度过去，就会有“过季、过气”之嫌，忙不迭地抛掷脑后，绝口不提。跟所有的美好事物一样，时尚最好的境界莫过于彰显个性，胆大妄为且又恰到好处。而敦煌壁画中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人物服饰的款型，正演绎了一个古老国度里曾经繁华的时尚轨迹。 当我看到敦煌壁画历朝历代款式各异的服饰时，就如同穿越了千年时空，站到了远古繁华城邦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这些服装，想必在当时，都是最典型和最具时代性的时尚潮流吧。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服装陪伴着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历经轮回，它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化。服装的灵魂正是穿梭于历史的精灵，或是把人们带回过去，亦或是携手共至未来。
让人感慨的是，敦煌壁画服饰中除了宗教人物服饰，如佛、菩萨、天王、力士等之外，还有许多世俗人物服饰，如故事画中的人物，特别是供养人像都是有名、有姓的现实人物的写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敦煌壁画中的服饰资料还保存了历史官方《舆服志》和其他文献中所不载或少见的平民百姓的服饰。可以说，敦煌服饰具有很强的平民性。壁画中人物的衣冠服饰，不仅有现实依据，而且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几百座洞窟中，几乎找不到两幅画完全相同的壁画。至于时代特征就更明显。这一切从根本上体现了设计艺术“变”的原则、内容和意义。我们看到，古人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在他们的服饰中或多或少都运用了这些原理，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使其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里，西方世界主掌着全球经济命脉的同时，也掌控着时尚潮流的主动权，作为拥有千年文化古国的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与国际一线品牌相提并论的时装品牌，这不禁让人深思。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扬创新。尤其对于拥有5000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来说，怎样运用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财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独树一帜，是当今中国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如何创新？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课题。
从北京服装学院学习归来以后，我们开设了服装设计选修课，在近几年的服装设计课程教学中，从一开始的纸质材料概念服装设计到目前所采用的真材实料的制作，对每位没有正规学习过穿着打扮的学生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服装设计本身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是艺术构思和艺术表达的统一体。设计师一般先要有一个构思和设想，然后收集资料，确定设计方案。我在指导2012届学生毕业设计作业的过程中，初步尝试并象征性地应用了甘肃文化符号彩陶元素、青铜纹样和敦煌壁画色彩，通过和服装的结合，让我体会到了设计思维空间的无限延展性，我在想，我们有如此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而与之相对应的一些研究领域，有很多空白点有待重视和探索，我希望在将来的服装设计教学中带领学生拓宽眼界，打开视野，敢于尝试不同题材和材料的应用，并能结合地域文化特色，继承创新，创作出更加出色的作品，走出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服饰时尚潮流。尤其是在服装文化领域，敦煌莫高窟壁画服饰带给我们的启发，将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敦煌属于中国，也是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文化反映了不同的历史特征、传统风貌和人的审美意识。其服饰更是体现了一种高度综合、高度理想的美学观念，具有和谐圆润的东方美学魅力。我想我们应该始终把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作为自己光荣的责任。
2010年末，当我顺利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我知道探索敦煌服饰文化、继承和发扬敦煌服饰文化的路，才是刚刚起步。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四部分类法不能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宗教文献、官私文书及胡语文献,这些文献需要另外分类。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收录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子部62种,集部33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四部分类法,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补。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著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经典类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
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
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陆德明《礼记释文》以及佚名《月令节义》和《礼记音》等。春秋类,包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魏征《群书治要·左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梁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和《春秋梁经传解释》等。论语类,主要有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摘抄》和《论语音》等。孝经类,主要有白文《孝经》、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及《孝经疏》等。尔雅类,主要有白文《尔雅》和郭璞《尔雅注》等。
历史类敦煌文献中与儒家有关的正史、编年、儒家人物传记,以及包含有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道德内容的一些图谱、族志、地理、诏令、奏议、刑律等都属于此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刑律文书基本属于唐代,内容丰富,涉及到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有关文书就包含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敦煌儒家文献,因而把它们在历史类中列出。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著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由S.2506、P.2810、P.4073、P.2830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S.5693、P.3721“瓜沙事迹纪”、S.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著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文献,是对家族传承历史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蒙训类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发展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教育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录。
汪泛舟先生《敦煌的蒙童读物》一文,按写卷的内容、性质,分为识字、教育、运用三类。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一书,则把敦煌遗书中的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与德行类三大类。这两种分类法都有可取之处。我们参照采取的分类法是,把蒙训类分为蒙书、家训两类,其中蒙书类再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德行类三类。杂著类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杂抄性质的写卷,内容庞杂,很难适当归类,但其内容又或多或少包含有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表现出儒家思想的色彩。暂将其列入杂著类,以待进一步梳理研究。
杂著类可再细分为书仪、占卜、儒论、杂抄四类。书仪是敦煌典籍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是书信的程序与范本。书信又有尺牍、书疏、笔札、刀札之类的多种名称。魏晋以降,书信已逐渐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或体裁,谓之尺牍之学,并成为世族所具有的“仪表”之一,也是士人立身所必备的一门学问。敦煌书仪写本包括朋友书仪、综合性的吉凶书仪,以及属于官牍性质的表状笺启书仪三大类。对于占卜,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①一书中对敦煌占卜文献所作的分类,主要有:卜法、式法、占候、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它等13类。儒论,主要收录敦煌儒家文献中的儒家理论著作。杂抄,抄录的其他儒家类文献。
论文摘要：中国五千年文明就像是人类的大舞台，一朝一代走着过场，每朝每代都给人类留下丰富的文化。敦煌石窟就像一个小舞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文化，衬托出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无数的能工巧匠，善男信女，无论高低贵贱，共同演奏着一曲赞美神的交响乐，融贯东西，气势磅礴，历经千年，为人类留下神传的文化。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的交汇点，南枕祁连山，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北塞山，东峙三危山。敦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要地，在河西走廓的西端，为一面积不大的绿洲，四面戈壁、沙漠环绕。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很大。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很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与中原古老的半神文化交汇、融合，产生出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
1建筑艺术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造像主要是泥塑，因均施彩绘，故称彩塑。颜料取之于天然矿石，色泽艳丽，颜色长久不变。彩塑是洞窟的主体，一般位于正厅中间，主要塑佛像或菩萨像，四壁和顶上才是壁画，早期的洞窟，壁画只是作为装饰和陪衬出现的。壁画一律彩绘，不论是何朝何代，内容大体一致，最为普遍的有佛像画，佛经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飞天壁画。
早期的洞窟形式(十六国，北朝时期，304-581)主要是禅窟和中心塔柱窟，起源于印度。禅窟是供僧人坐禅修行的洞窟。如285窟主室为方形，正壁开龛塑像，供修行者观像之用，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供修行者坐禅修行。中心塔柱窟，又称中心柱窟，塔庙窟。窟内中央设立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柱塔，柱的四壁开龛塑像，以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之后不断融入中国式的建筑风格，至隋唐时期(581-907)，洞窟形式已完全转变成中国传统的殿堂形式，主室平面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洞窟的其余三壁均绘有壁画，窟顶为覆斗形或人字披形。殿堂式的洞窟已经成了世俗礼佛的场地。
2雕塑和壁画艺术
从彩塑和壁画的艺术风格发展来看，可以分三个时期。隋唐以前的发展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历时一百八十年。隋唐时期的顶盛时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多年。隋唐以后的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鹘、元几个时代，历时四百六十多年。
2.1发展期
早期彩塑多以弥勒为主尊，带有印度造像的特点。塑像体格高大，额头宽阔，脸形方正，直鼻，眼窝深，发髻为波浪形，衣纹贴身。印度的造像手法是古希腊式的，这是印度佛教之前的信佛时期留下来的。所以传说敦煌的名字与古希腊人有关，不是不无道理。
公元525年，中原出现“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莫高窟的石窟造像。塑像面容清瘦，褒衣博带，飘逸自得，宁静超脱。
北朝时期的壁画多是佛经故事画。最著名的有尸毗王割肉救鸽的故事，最精彩的当属“尸毗王本生”，还有九色鹿本生故事画，五百强盗(得眼林)故事画等。
北魏时期的的天宫伎乐壁画还带有西域特征，舞者肩披长长巾帛似今印度妇女披的纱丽，舞姿也颇富印度风韵。
从北魏晚期到西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作为统治者的鲜卑族开始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迁都洛阳后，更加速了汉族文化的传播。这时的壁画中出现了一些中国的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西域的绘画风格仍然保存着。
2.2顶盛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塑像造型由北魏秀骨清像转为雍容华贵，色彩丰富。
隋代塑像体壮丰满，鼻低耳大，衣着富丽。姿态也更丰富生动，形象更加中国化了。塑像敦厚恬静的仪容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这是佛教从寺院走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过渡时期。
“盛唐”时期，百姓生活富足，中原文化空前繁荣，佛教在中原大地普及。很多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经卷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敦煌石窟艺术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规模形式、塑像和壁画的内容都发生了变革。
唐代是一个营造巨型大佛的时代。唐代初年，武则天下令僧人造《大云经疏》，该经称武则天为弥勒下世，全国各地兴起塑造弥勒的热潮，莫高窟最大的塑像，北大像高35.5米，气势宏伟，庄重沉稳。开元年间，高26米的南大像也被塑造出来。再加上榆林窟的大像，三座大佛窟，供奉的都是倚坐的弥勒，都是在唐代开凿的。
此外还有中唐释迦牟尼涅槃卧像，长15.8米，右胁而卧，四周配有壁画，以造像与壁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菩萨，弟子，护法，国王，大臣肃穆举哀的大型场面，衬托出人们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
唐朝的壁画色调最为丰富多彩，富丽而灿烂，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的局面。壁画内容可分为五类：即佛像画；大型佛经画；佛教历史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
莫高窟的装饰图案，千姿百态，绚丽多彩，既是连接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的纽带，同时又是独立存在的图案。以藻井图案为代表的隋唐装饰图案，是莫高窟的装饰图案的高峰。如第329窟窟顶藻井和第159窟西壁窟顶图案，繁缛多样，花纹缜密，这些图案多出现在窟顶中心，寓意苍穹深远莫测，宇宙无限之大。
唐朝“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富裕，佛教家喻户晓，而且是多佛的信仰。家家供佛，人们向往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的弥勒世界，相信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苦难皆可解救，倡导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往生西方净土。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在信仰的世界里，得到充分地发挥，他们把人间荣华富贵搬上墙壁，又把天国的富丽堂皇展示人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真是天人合一的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半神文化。
2.3衰落期
隋唐以后，敦煌石窟艺术走向衰落期。
公元1036年，西夏统治了敦煌，佛教成为西夏国教，西夏君主从迎来藏传佛，使敦煌石窟艺术融入藏族文化。
1227年，成吉思汗的铁骑踏进沙州，在敦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把传来的密宗文化推向。此时期人物形象描绘准确，生动，线描细腻，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为敦煌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又添了几分色彩。
3雕塑与壁画的内容
中国是个信神的民族，包括古时历代的帝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后，很快被华夏民族接受，并发扬光大。佛教中有许多故事都是教人向善，因果报应，生命轮回，做好事，乐善好施会得善果，做坏事会得到惩罚，人们信神会得到神的保护，修道者会升往天堂。这些理念几乎都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中，还有许多赞美神佛的大型雕塑和壁画。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信仰与追求。
雕塑造像主要有：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菩萨像，包括观音、文殊、普贤及供养菩萨等；弟子像，包括迦叶、阿难；尊神像，包括天王、力士、罗汉等，另外还有一些鬼神、神兽等动物塑像。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壁画在石窟中虽然对建筑起装饰和美化作用，对雕塑起补充和陪衬作用，但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艺术技巧最精湛，内容最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古人不同时期的文化生活，表现神及天、地、人、动物、环境的方式，表现友谊与恩的方式。丰富多彩，井然有序。
佛像画，指佛陀、菩萨、护佛神等供奉的各种神灵形象，是壁画的主要部分。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画，指北魏晚期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道家神仙的内容题材。经变画，利用连环画的形式，把整个一部佛经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佛传故事，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本生故事画，是指描绘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转生中的各种善行，如“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因缘故事画，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故事。佛教史迹故事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敦煌的石窟虽历经千年岁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今人仍可以从石窟的雕塑、壁画内容，寻找到先人们对佛法的虔诚，对佛的无比敬仰。或许这也是先人们留给今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吧。
参考文献
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活动频繁
本年8月，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由苏州大学承办的以“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这也是社会史学会的第七届年会。我所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积极参与了此次年会的筹备，并有七人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其讨论热点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时社会大众心态也逐渐脱离了以往泛泛而论而开始以具体的史料为根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会史作为专史，由于其涉及面广且需十分具体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断代为基础；年会的召开，为各断代的同行进行纵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地域性的认识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将史料视作全国情况而导致的对历史理解的误区。
11月，以“人口行为与人口环境”和“婚姻与家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收到论文共十多篇。此次会议规模虽小，但论文质量较高，讨论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们过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现象，如节育及其措施问题（李伯重《绝育、避孕与堕胎：清代前期江南节育方法的运用》，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出生率与溺婴》）；或者进一步证实了过去未经史料严密论证的问题，如婚龄（郭松义《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在研究中能根据新史料（如很少为人利用过的档案及社会调查）将问题细化，以期于能解决问题（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庄《盛京内务府粮庄、棉庄丁及鱼丁、蜜丁的婚姻与家庭》、梁洪生《从“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变——江西近50年乡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通婚研究》）。同时，学者们在对专题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也在努力突破了专题史的局限，以便把专题史置于整个历史中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对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单纯的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考察而重视“人口行为”，在对人口行为的考察中，又特别重视“人口环境”，这种突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学术会议的举办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即小型的学术研究讨会，并在事前收集论文，更可以保证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学术研究讨会所难以做到的。
二、社会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的编篡受到重视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书的编纂以及研究回顾与述评等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会越便利。但近来颇不为人重视，甚至将其视作末流，似乎可有可无。对此，本年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综述和目录，如冯佐哲的《中国贱民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侯旭东《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爽的《近年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赶刊于《社会史研究通讯》第二期，陈爽文删节后又刊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张经《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期）从“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权制、妇女社会地位及社会活动、妇女的婚嫁、先秦文献典籍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及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的研究状况。
宗族一直是学界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成果较多且水平较高的一个专题。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谱，但家谱分藏各地，检寻极为不便，对这一史料的整体情况更不易掌握，这无疑会对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此书以1949年以前的现存家谱为限，包括未刊、抄本、单行本、丛书文集所载的大陆四百余家收藏单位及个人所藏，共14719条。这是继同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家谱目录》（共收2565条，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收录最多的家谱目录。
江苏州地区保存了许多关于社会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继《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195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1981）之后，在王国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苏州大学又编辑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商贾、熟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其它，另有邹氏、赵氏二家族及长吴北京会馆）、社会会生活与社会合作（包括宗族生活与互济、行会生活与互济、公共生活与公益事业、其它）、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神祗、先贤祠祀、祖先崇拜、行业神灵、劝世劝善、其它）、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包括社会问题、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个子目，虽其中分类有不尽妥当处，但还是为我们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书后附一索引，并能进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1997）对已经公布的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民间结社的文书分社条、社司转帜、社历、社文、社状牒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尽可能将文书考订了年代，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为我们研究敦煌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有以论文形式公布的较小规模的史料整理或目录介绍，如谢生保的《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绪初年哥老会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8年3期）等。
三、关于理论问题的争鸣与研究
理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个先验的理论模式再用史料去证实，但不可否认，理论对我们的具体研究会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关于社会史研究本身的理论问题，近年一直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主要是围绕社会史是专史还是研究视角分作两种意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2期）主张社会史是专史，并且对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及其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赵世瑜的反对，他在《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中强调了社会史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史观，并且用具体的事例对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在争论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识，但一方面这一争论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具体研究的进行，但也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对社会史研究的选题、视角等方面会有裨益。
更具意义的理论论争是围绕农民及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展开的讨论。对以往的中国基层社会认识提出质疑的主要是秦晖。继与苏力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力辟所谓“租佃关系决定论”后，他又发表了《“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乡土和谐论”，即认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体” 的自治与和谐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虽对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大都对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论”虽似严密，但却缺乏史实根据——认为自秦到清，除魏晋一个时期外，都是以国家为主的“大共同体本位”。秦晖以史实为依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辩驳，可谓有理有据。此文因属纵论，自难一一落实，且其将此理论归于法家传统也不无可议，但这一讨论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至少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其讲稿由冯尔康、常建华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出版（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冯尔康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中提出了“多层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指出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平民佃农、佃仆、国农佃户、农业佣工、农业奴隶、富裕农民、平民地主九种；从生产劳动角度讲，主要成分是属于平民身份的自耕农（含半自耕农）和平民佃农，其次是依附农（佃仆、佣工）。从影响社会变化的视角看，自耕农、平民地主和佃农最重要，并进而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纠正了过于注重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偏向。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进一步指出导致小农兴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认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对经济规律的愚昧干预，使广农民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以社会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溃，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综论性的二文之后，朱凤翰、蔡美彪、郭松义三位先生分别对先秦、宋元、18·19世纪的农民进行了断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农民的情况。最后，陈振江《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与农民群体意识》、魏宏运《华北农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体活动》二文，对华北地区的农民进行了类似于个案与专题的讲述。这一讲座，虽然其中有些断代尚有缺失，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的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同时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认识。十分遗憾的是该书错误比比皆是，几至不能容忍，读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
当然，对农民的认识离不开对地主的认识。对地主经济的讨论，如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虽属经济史范畴，且主要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着眼，但值得我们注意。
四、社会生活史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在本世纪初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重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而这其中又特别垂青风俗习惯。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研究在当时也是颇具新意的，这从人们对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1938）等的重视中可见一斑。此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一度处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盛以及国外社会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别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视，历史博物馆主持的《中国历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孙机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即其中之一种）是其典型；同时也描述了许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现象，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长处。但是，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研究流于琐碎的现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颇为欠缺，学术份量略显单薄。本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项目的陆续问世，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系统性。零碎的隔离的现象的描述，不易对我们认识历史产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将这些本来就很零碎的社会生活现象汇集起来，就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而且在系统的叙述中，也容易产生一个整体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项目将社会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从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视两头，对中间这一千年的研究颇为不足。这三部书分别从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节假日、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几个大的方面对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勾勒和研究。对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这彻底改变了从前的研究状况，这也正是上述“系统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诗文集、笔记小说、墓志、类书，特别是对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这使叙述更为直观、真实和准确。过去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罗列现象，但社会生活的活动主体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尽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说某时代有什么样的生活而已，仍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三部书对“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注意到了同时代的地域性，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为具体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晋南北朝食、住的阶层之别，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会性”，辽宋西夏金食、行的阶级性；再如在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还尽可能进行了分析，如魏晋南北朝影响婚丧的因素，崇拜信仰、节日的社会文化心态等；不同时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现，如唐人重礼，而书中单列了“礼仪”一节，宋代的家族组织大不同于此前，故书别讲到了“民间的家族组织”等。这些方面都说明了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之处，如体例似欠完善——婚丧嫁娶中已有风俗，而此外又单列风俗，致使二者从内涵上似有重复，虽然从叙述上可以不重复。这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界定之异和在具体编写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时间或以人为线索来叙述或可发现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单列“少数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帻巾”中也谈到了鲜卑的辫发传统，致使在叙述上重复。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中都单列了“妇女”的章节。全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线，某些方面的叙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饰，但单列章节后并不仅限于其生活，还详述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作用等情况，与全书体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标明版本，特别是一些尚未点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况也多有歧异；有的引用诗文而不标明出自何书，这都使检核颇为不易，规范与否尚属其次。倘若书后能附一参考书目似可避免此类问题。又如对学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叙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详尽、确实。又如三部书均以断代为限，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有较大的沉淀性，断代为史，不易溯源索变，以致不能在明其流变的基础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叙述仍嫌过于简略，似属点到为止。较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勾勒虽则很具体统，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当中，以探求其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问题，加深理解和认识。总之，这一项目的完成，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现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统纂述的跃进，但怎样由收集考订史料、罗列或描述现象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领域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还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勾勒，改变了过去我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丰富了我们对僧尼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我们可以本书所讨论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研究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补空白之作，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此外，书中对其所依据敦煌文书的录文、考释也颇具功力。
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为人所重视，如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综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丧葬制度（陵寝）、习俗（火葬、土葬）、丧葬观、丧葬风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民国的有关丧葬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论唐宋上品茶的观念》（《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从采茶时间、加工工艺勾勒出了时人的上品茶观念。杨琳《古代“社主”的类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罗列了社主有木、树、石、土、尸（祀时为神所附体的人）等。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满文逃人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史院满文档》等史料描述了满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过“抱膝接面”式的礼节以及行此礼的身份性。《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启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画和文书。
本世纪初民俗学引起学者重视，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人都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与此同时，社会风俗史成为社会生活中与衣食住行用等同样为人所注重的一个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对较多，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1990）等，可说是具有综合性、全方位的两部书，其它各种地方风俗志所出更多。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分岁时、胜景风景、市廛、饮食、艺苑风烟等几外方面叙述了燕京一地的风俗，但时限是以晚清民国为主。风俗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对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不无裨益，但风俗史的编写多具掌故性质，且以描述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进一步努力。当然，目前的学人中有用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当代，如何将民俗史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还需待以时日。
彭卫将其有关汉代精神世界、自杀现象、复仇风尚、体貌观念、行为语言、交际语言、汉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论文汇为《汉代社会风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五、结语
家纺行业的品牌盛宴
国内家纺行业的知名品牌在本届展会悉数登场,给观众带来一场品牌盛宴。强大的阵容涵盖了床品、毛巾、家具用装饰布和窗帘用布等各个领域,例如床品类的水星、恐龙、富安娜、雅芳婷、博洋、维科、梦兰、罗莱、愉悦、莎鲨等;毛巾类的洁丽雅、棉田、孚日、亚光、喜盈门、豪盛、康乃馨、双灯等;窗帘布艺类的达利、众华、吕华、华尔泰、东立、裕隆等。
随着家纺行业品牌意识的日益增强,尤其是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具有浓郁特色的家纺产业集群,近年来迸发出了更加蓬勃向上、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在本届展会上南通、绍兴、余杭、海宁、高阳、桐乡、建德、浦江、洲泉等家纺产业集群,以组团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家纺集群的雄厚实力与独特魅力。
如今家纺展已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及全球第二大的家纺贸易平台,自然引起了海外参展企业的极大关注。本届展会上奥地利的Lenzing(兰精)、英国的Diane Harrison设计公司、印度领先的装饰布生产商Dicitex Decor Exports、丹麦的DyKon A/S、美国的Richloom等国际知名品牌的到来,为展会带来了来自国际的最新看点。此外,展会的“设计师沙龙专区”展示了来自法国、意大利、英国、日本、韩国等地的 23家设计公司带来的最新家纺设计、印花和图案。该专区的意大利Antonio Alois&Figli公司代表Michele Alois先生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这展会就是进入该地区最适合的贸易平台。欧洲设计在中国消费者中广受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展会能与更多中国买家建立合作关系”。
彰显中国传统文化
2009年家纺展首次推出了中国家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年家纺展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更加强调了文化与产业的结合,在去年 14 家参展品类的基础上,优化和精选出云锦、蓝印花布、侗锦、沈绣、手工土布、鲁绣等品类以更好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展会主办方帮助参展商在产品展示、设计开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寻求突破,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产业化、商业化转化。
以“中国新纹饰,从敦煌飞天”为主题的敦煌纹饰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的一个亮点。由敦煌文化基金会组织挑选出 10 款敦煌原纹样,进行二度设计后,评选出 10 个最美纹饰,在展会现场展出。展会主办方专门从众多敦煌石窟中搜寻与家纺文化有关的元素,致力于长期的研究和挖掘,力图使传统元素与产业化结合起来,希望能够借此让观众了解到中国文化在家纺业中的传承和发展。
中国家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会长杨兆华谈到:“这次在展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拿出 200 多平方米免费提供给有关方面做文化概念,就是想引导中国的家纺设计逐渐向着民族特色设计的方向发展,形成自主的中国风格的家纺设计。哪怕需要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有足够的耐心去坚持,因为这是未来中国家纺屹立于国际市场的根基所在。我们这代人要打牢这个根基。”
绿色低碳大行其道
针对近些年来展位装修追求高大、攀比奢华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材料浪费现象,今年展会主办方向各位参展商发出了“绿色环保装修倡议”,提倡创意务实的展示风格,突出产品内涵与品牌文化,尽可能循环利用展台搭建材料;提倡使用绿色建材、环保型涂料及辅料,采用环保轻型材料装饰、装修。
在环保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的社会大背景下,各个家纺品牌企业纷纷响应号召,在展台装修上以创意设计为重点,采用简约环保的设计方案,在绿色低碳方面做足文章。同时众多品牌和公司推出了体现绿色低碳理念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例如棉田的“无印工坊”产品、莎鲨的“魅惑”系列产品、兰精的“天丝地毯”等等。
在江苏梦兰的展台上,“兰若汀香”系列纯天然亚麻面料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吸湿性,以高端织造技术与手工兰花绘绣,呈现出健康与时尚、传统与现代的和谐统一,“煦沐蓝湾”系列以 100% 桑蚕丝缔造出光泽柔润的完美手感;“欧风咖韵”、“甜蜜花园”系列及立体网纱式羽绒被等多种产品、芯类、面料的展示,将自然环保的健康家居理念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会长杜钰洲在参观了梦兰展台后,对产品注重引领环保低碳给予了高度评价。
跨界合作:深度诠释“大家纺”
今年的家纺展不但规模扩大了,参展的企业和品类也更加齐全,从床品、巾类制品、装饰布、地毯等传统家纺产品到非纺织窗帘配件及五金件、墙纸、各种室内配件等家具家饰产品,“大家纺”的概念得到了更好的诠释与延伸。
家纺与家具、家饰的无缝对接,软装饰与硬装潢的完美融合,对于深化“大家纺”概念、丰富家纺产品设计风格、拓宽家纺行业营销渠道、整合行业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观众呈现了一种新型的家居生活理念,这种理念打破了以往家纺与家具分开销售的形式,它将家纺、家饰、家具汇聚在一起,实现生活场景的再现,使消费者在购买家居用品时,可以根据个人的风格喜好和房间的大小格局,将一整套的家居产品搬回家。
活动精彩纷呈
展会期间,在产品展示和商贸洽谈的同时,中国家用纺织品发展论坛、2010 ― 2011年国际/国内家用纺织品流行趋势、中国家用纺织品设计大赛、中外销售渠道买家见面会等相关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继续引领中国家用纺织品产业的发展。
8月24日,展会主办方在“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设计大赛新闻会”上揭晓了“张謇”杯・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产品设计大赛,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创意设计、论文大赛以及2010年中国国际家用纺织品网上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潘辽洲和宋苑源作品“羌魂”获得产品设计奖金奖,江苏蓝丝羽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作品“凯撒王朝”获得品牌产品设计风格金奖,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蔡雅霜、朱丹的作品“烟花泠”和“醉花阴”获得创意设计金奖,南京御祥云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罗茜尹的《相见相识 ―― 文化遗产保护之愿望》获得论文大赛金奖。国际流行趋势应用设计奖金奖空缺,银奖由南通三威家纺科技有限公司的“回”味、张家港市大唐纺织制品有限公司的“魅力东方”和来自韩国的拼布作品“十二棵树的故事”获得。
1敦煌艺术概况
敦煌,地处北纬40度,东经92度,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丝绸之路之重要地标,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敦煌东接河西走廊,西通葱岭西域,控扼着玉门关、阳关,正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敦煌最重要的价值,是那黄沙淹没不住的敦煌石窟群。莫高窟又名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群体的代表窟群。从公元4世纪开始,随着佛教东传与兴盛,敦煌连续开窟造像,千年不断,鳞次栉比的佛窟分布于高15至30多米的断崖上,形成南北长1680米的石窟群。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宝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艺术宝库。
2敦煌艺术对德化瓷塑艺术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以瓷塑人”为特色的德化窑,深受敦煌艺术的影响。尤其是作为敦煌艺术典范的莫高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敦煌莫高窟的造像艺术,佛像动态自然、表情丰富、形象逼真,突出表现了人物的形象和气质,其优美的艺术造型以及蕴藏在造像身上的审美理想,具有深沉宏美的特点,对德化瓷塑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1宗教文化的影响
明代中晚期,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民间信仰的逐渐兴盛,以宗教为题材的德化石刻、木雕、泥塑、瓷塑与绘画艺术也随之绽放缤纷异彩。德化窑明代瓷塑艺术深受敦煌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德化瓷塑艺术作品,多以敦煌艺术中观音、如来、达摩、罗汉等艺术形象居多。正如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明代嘉靖年间,德化地区就有著名的庙宇十多座,出现了一批绘画大师和雕塑名匠,如《德化县志》载:“明,纪廷圣,西关外人,工书法,善画佛,写大士影妙相庄严,曲肖慈悲三昧,远近争宝之。”各种宗教活动盛行,各类绘制工艺融合贯通,使德化明代瓷雕技法日臻成熟,并形成许多优秀的艺术流派。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德化民间艺人,世代相传,不断涌现出许多陶瓷名家和佳作,以何朝宗、张寿山、林希宗、陈伟为代表的陶瓷雕塑艺术大师,从根植于民间艺术的土壤中汲取创作营养,塑造出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诸如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等造像,把德化瓷塑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峰。
2.2雕塑手法的影响
其次,在瓷塑作品的艺术处理上,充分发挥了敦煌艺术的“传神写意”的雕塑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深深地烙上了敦煌艺术的印记。
众所周知,敦煌飞天形象,有持花的、托花的、散花的,有手持箜篌、琵琶、横笛、竖琴等乐器的,有单飞的、群飞的、上飞的、下飞的、逆风飞的、顺风飞的……每一个形象都十分丰满圆润,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腰姿柔软,绰约多姿势如飞鹤,鲜花飘香、姿势优美,动感特强,达到了艺术的顶峰。飞天不仅画在藻并、佛龛、四披上,还画在经变画中。佛陀在极乐世界正中说法,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那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媚动人。那克服了地心引力的飞动旋律,融杂技、舞蹈、武术等艺术的精华于一身,身体飘荡的带纹,佛陀背后的火焰似的慧光,足下波浪似的莲座,表现出了万物含生、浩荡不竭、生机无限的光辉灿烂的世界。
而以明代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一大批瓷塑艺术大师,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充分发挥了敦煌艺术的“传神写意”的雕塑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着意人物外表衣纹的刻划修饰,线条深秀洗练、柔媚流畅、圆劲有力,衣裙飘带随风舒展,由上而下,徐徐飘落,具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等衣纹雕塑处理特点,充分展示出了人体之美。尤其是瓷圣何朝宗,在继承吸收泥塑、木雕、石刻等各种流派的创作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捏、塑、雕、镂、贴、接、推、修的八字技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何派”艺术。他所塑造的观音大士形象,造型工巧,仪态宛然俏丽,形神兼备,既是神,又是人们理想中善与美的化身,达到了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整体塑造与细部刻画的完美结合,被称为“何来观音”,享有“东方艺术”的精品、“天下共宝之”的盛誉。如泉州海交馆珍藏的何朝宗瓷雕作品渡海观音,其造型仪态宛然,面目娴雅秀丽,表情平静安详,双目低垂凝思,被列入最高级的国家艺术珍品。
再者,德化瓷土质地十分优良,洁白温润、细腻柔软,揉、捏、塑、雕,可塑性强,用这种瓷土雕塑的瓷塑艺术形象具有内敛、雍容的艺术特性。德化瓷塑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讲究的是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的气韵,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这一点,与敦煌艺术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敦煌的壁画中,端庄、秀丽、慈祥、静穆的佛陀,以宽容的仁慈,洞察的智慧和抚爱的善情使人们敬仰,看佛像的微笑,嘴角含而不露、高深莫测,如同脸庞的湖面中两团喜悦的漩涡,以一种藐视一切人间烦忧、苦难、不幸的淡漠、镇静和飘逸,使人们的内心平静下来,从充满悲伤、惨痛、恐怖、牺牲的人世追求走向内在世界的灵魂洗礼。而德化瓷塑艺术大师以瓷泥为媒介,“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瓷塑艺术作品,生动地表现出神仙佛像以及历史人物等的风度神韵。
3 结 语
山花陶瓷自创办以来,就高举敦煌艺术旗帜,汲取敦煌艺术精华,从敦煌艺术宝库中汲取创作灵感,传承瓷圣何朝宗雕塑风格,将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融入到古朴雅致的陶瓷雕塑中,融哲学、艺术、人生等于一体,以超凡脱俗的陶瓷艺术,感悟真知、感悟真善、感悟大美,把德化瓷塑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断谱写瓷塑艺术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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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位于祖国西部地区，黄河纵穿南北，古丝绸之路横贯东西，境内分布着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和人文景观，还有众多的古城、关隘、石窟等文物古迹，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2处，全省A级旅游景区达到220家，其中5A级景区4家，4A级景区73家，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是我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古迹之一。
“十二五”期间，甘肃省的旅客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都有了质的飞跃。这期间，甘肃省累计旅游接待人数52046.5万人次，比“十一五”增长266.4%，年均增长29.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80.5亿元，比“十一五”增长316.6%，年均增长32.7%。旅游人数和综合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实现了“五年翻两番”，增速连续5年排在全国前5位。本论文将探讨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的甘肃省，通过何种传播策略逐步提升旅游形象的知名度和影响度。
一、媒介传播策略
媒介传播是指以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新媒介等传播媒介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方式。旅游形象的媒介传播即指传播者（以城市政府为主）用各种传播媒介作为载体，通过各种媒介形式，采取各种媒介手段，使用各种媒介方法与城市的内外公众进行旅游形象相关信息的传递、接受和反馈活动的过程。甘肃旅游发展的媒介传播主要是运用新媒介载体，其中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移动媒体是传播中常用的新媒体形式。
自2011年来，甘肃省共投入旅游宣传资金二亿多元，制作高质量的旅游形象广告片，在国内外重点媒介平台上投放。先后重点选择中央电视台、《读者》杂志、甘肃卫视、中国旅游报、甘肃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中川机场、铁路北京站、北京西客站、上海虹桥站、东航、国航机舱电视、广州高铁南站、韩国首尔地铁站、上海虹桥地铁站、天安门广场、香港铜锣湾、纽约时代广场LED屏幕等20个主要客源市场影响大、覆盖面广、性价比高的广告宣传平台进行长期连续宣传。其次加强省内联动宣传，开展全省各市州电视媒体互换互播旅游形象宣传片工作，积极推进省内各市州之间旅游宣传资源互换互播，建立起全省旅游联合宣传推广模式，加大省内各地新兴旅游目的地、重大旅游节会活动、重大旅游投资项目和旅游线路产品的宣传推广，协调各市州在本地电视台提供旅游宣传资源，在每天播出午间新闻、晚间新闻和晚间剧场的前后各提供30秒的广告时段，每天总计提供广告时长为3分钟。再次重视网络媒体宣传效应，在社交网站facebook及乐途旅游网、腾讯旅游网、艺龙旅行网、人民网旅游板块、乐视网、携程网开展甘肃旅游形象宣传，完善携程网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深化与优质媒体资源的合作。完善甘肃省旅游局官方网站，创新微信公众媒介，全省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旅游企业强化微信、微博、旅游QQ群等自有宣传平台建设。
在主动投放宣传广告的同时，利用媒介平台积极与公众互动，增强传播效果。通过调查研究游客出行的旅游信息收集习惯，利用网站、微信、微博、手机APP、二维码、数字终端平台等新兴媒体手段，以及在机场、车站、三星级以上旅游星级饭店设置智慧旅游宣传查询终端，向来甘肃省的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同时组织策划甘肃旅游精品宣传口号征集、甘肃旅游美文网络大赛、导游大赛、饭店服务技能大赛、旅游网上博览会等网络主题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甘肃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节会宣传策略
Ritchie提出了大型活动（Mega-event）的定义：从长远或短期目的出发、一次性或重复举办的、延续时间较短、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外界对于旅游目的地的认同、增加其引力、提高其经济收入的活动。要使其获得成功，主要依赖其独特性、地位、具有创造公众兴趣并吸引人们注意的时代意义。
“丝绸之路”是甘肃的特色旅游品牌，为实现“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促发展”的目的，通过打造特色品牌节会来提升甘肃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自2011年起，国家旅游局和甘肃省政府每年举办一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重点打造“精品丝路・绚丽甘肃”的整体旅游形象和对外开放的国际形象，拓展入境游市场。节会规模和影响度不断扩大，在7月20日落下帷幕的第六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中，更加突出国际性和实效性，共有700余名国内外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其中国外嘉宾超过300名，参会人数以及旅行商参会规模均创历届之最，全省各地推出了70余项重点旅游活动，涵盖了旅游展览、旅游合作交流、体育赛事、精品剧目演出、形象大使选拔等多种类型，全面展示了甘肃各地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了强有力的旅游宣传效应，节会期间全省共接待游客23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3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4.1%和26.5%。通过举办和参与节会的宣传策略，很好的提升了甘肃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区域旅游协作传播策略
甘肃省成立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通过强化区域旅游协作，传播甘肃旅游形象。甘肃联合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山东、山西、河南省旅游局（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局，成立了“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制作了联盟形象宣传片。与山西省旅游局、台湾观光协会签署加强旅游交流合作的协议，参加了中国长城旅游市场推广联盟、中国黄河旅游推广联盟、青藏铁路旅游推广联盟、中国世界遗产旅游推广联盟和沿黄九省区黄河之旅旅游联盟。通过西北旅游协作区和川陕甘旅游协作会议，积极与兄弟省区加强区域合作力度，将优质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进行旅游推广宣传，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促进甘肃旅游产业发展。
四、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整合营销传播主张把一切企业的营销和传播活动，如广告、促销、公关、新闻、直销、CI、包装、产品开发进行一元化的整合重组让消费者从不同的信息渠道获得对某一品牌的意志信息，以增强品牌诉求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甘肃省通过构建形象宣传、产品推介和客源招徕三位一体的现代旅游营销体系，努力实现旅游促销向旅游营销的转变。通过开展旅行社客源市场调查工作，制定出台了《甘肃省旅游局关于鼓励旅行社“引客入甘”旅游的补贴办法》，这项市场激励措施受到海内外旅行商的普遍欢迎。同时不断创新营销方式，通过印制“敦煌卡”、《丝绸之路自驾车旅游护照》和《境外留学生甘肃旅游优惠手册》吸引游客，并四次更新拍摄甘肃旅游宣传片，改进《甘肃旅游指南》和宣传画册，组稿刊发《人民画报・甘肃大景区特刊》，扩大宣传效果。
[关键词]藏文古籍文献 ；藏文馆藏；藏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3；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6—0054—05
前言
一千多年来，藏族先辈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古籍文献资料，这些文献版本种类多、数量庞大、分类繁杂，〖HJ56x〗内容涵盖广泛，保存着周边各民族翻译过来的大量知识信息，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现在这些古籍文献分布在中国、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外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国内藏文古籍文献分布在北京和五省藏区的各大图书馆、科研所、各大民族高校的图书馆、藏区各大寺庙。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民族古籍的整理保护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1984年7月，国务院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设办公室，开始进行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抢救、收集、整理、出版、研究等工作。2005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列入《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2006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2008年国家民委、文化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的实施意见》。藏文古籍文献工作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HJ〗家在五省区成立古籍办公室，及时保护抢救藏文古籍文献，对藏区的寺庙、印经院进行维修，加大对寺庙文物和古籍文献的保护抢救工作的力度。各地大力组织人力对民间文学、诗歌进行收集整理，对残缺和属于孤本的古籍文献进行整理出版发行。各地民族出版社每年均出版藏文古籍整理书籍。各地民族高校图书馆、各地民族研究所、民族博物馆纷纷建立藏文古籍文献的图书室，收集整理藏文古籍文献。藏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大量研究藏文古籍文献，形成的学术期刊、论文、专著不计其数。藏文古籍文献不仅成为藏族人们了解历史和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工具，也成为研究青藏高原历史、人文、宗教等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现阶段无论是现代藏族文化教育，还是在藏学研究、传承传统文化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藏文古籍文献载体的多样化
〖JP2〗藏文古籍文献的载体种类很多，有刻在岩石、动物骨头、印章、钱币、钟鼎、石碑、木刻等上的，有用金汁、银汁、朱砂等许多矿物质调制写成的，还用藏香调制写成的。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藏文古籍文献载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木刻版、手抄体的古籍文献通过电脑输入进行翻新出版，纸张的质地、封面的设计、文字的清晰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现阶段还运用现代科技技术，出现了运用录音、照片、扫描、输入等现代技术制作新型电子藏文古籍文献。如：西南民族大学藏学文献馆通过图片形式制成的电子藏文经典文献有2000函，录入移动硬盘的藏文古籍文献有3000函。有的通过影印方式出版藏文古籍文献，如：西北民族大学、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敦煌藏文古籍文献》。同时国内藏文古籍文献数字信息化的建设工作也不断进行，国内各民族高校都在积极投入这项工作。西南民族大学申请的国家民委科研项目，民族语言文字数据库建设，于2002年投入工作。到目前已输入三百多万字的藏文文献，内容包括藏族文学、历史、诗歌、医学等十一种学科的内容，可在网上直接查阅。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藏文古籍文献载体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体现了美观、快捷的时代特征。
二、藏文古籍文献馆藏形式的多样化
在以前，藏区各大寺庙保存了大量的藏文古籍文献，还有部分文献收藏在有经济条件的土司官寨和民间收藏人手里。随着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藏文古籍文献馆藏形式，现在除了寺庙有藏文图书馆以外，各地也纷纷建立了不同类型的藏文图书馆。有科研单位建立了藏文图书馆，如：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图书馆、中国藏研中心图书馆等。有学校建立了藏文图书馆，如：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等。也有博物馆馆藏古籍文献，如：自治区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目前国内藏区各地寺院、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各大院校的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藏文古籍文献。同时藏文古籍文献的馆藏形式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出现了多样化。有的把藏文图书馆与当地的旅游业相结合，如：阿坝州若尔盖县达扎寺藏文图书馆。藏文图书馆不仅是人们学习的场所，同时也是宣传藏族传统文化的景点。有的把文献的收集和保护、整理目录、研究出版为中心工作的，如：西南民族大学藏学文献馆。也有把文献作为文物古籍进行考古研究和收藏工作的，如自治区博物馆。随着国内这些博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等机构的建立，人们不仅认识到古籍文献的重要性，也加强了古籍文献的保护工作。
三、藏文古籍文献分类的系统化
藏文古籍文献数量浩如烟海、内容繁杂，其分类方式也是多样的。按宗教教派分为苯教古籍文献和佛教古籍文献，如：苯教的《甘珠尔》、《丹珠尔》，佛教的《甘珠尔》、《丹珠尔》；按学术标准分为学术性著作和非学术性著作，如：涉及藏族十大学科的古籍文献均属于学术性著作，而故事、谚语、民间歌词等不属于学术性著作；按古籍文献的类型分为：甘珠尔类、丹珠尔类、从书类、文集类、甘珠尔单行本类、零散类。随着国内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国内藏文书籍不断增多，学科不断完善，传统藏文古籍文献的分类也走向科学化。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乃在《藏文古籍文献目录学》中把藏文古籍文献分为19种，即：甘珠尔类、丹珠尔类、语言学类、建筑学类、医学类、诗学类、词藻类、韵律类、天文星算类、音乐文艺类、历史类、文献目录类、哲学类、教派文献类、程次修心类、后弘期密乗文献、前弘期密乗文献、个人文集类、零散文献类；①[1]这充分体现了传统藏文古籍文献向系统化、学科化分类方面改进。大学图书馆的桑丹、达琼、央宗等人出版的《藏文图书分类法》，将藏族传统学科分类同现代国内图书分类法结合在一起；并运用现代图书馆管理方法，对藏文古籍文献和现代藏文图书目录分类作了较为详细的分类，为现在的藏文图书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2]
与此同时，各地从事文献研究的单位整理出版了大量的藏文古籍文献目录工具书，不仅对馆藏的藏文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目，而且为今后查阅藏文古籍文献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如：北京民族图书馆整理的《藏文典籍目录》共三册，汇集了180多位藏族学者的文集类子目录；[3]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汉对照德格印经院藏版总目录》，汇集了德格印经院的所有文献；[4]还有百慈藏文古籍办公室整理出版的《哲邦寺藏文古籍文献目录》整理了哲邦寺馆藏的所有文献。
四、再生藏文古籍文献成绩突出
再生文献是对原生文献整理、校对、复制成新版文献的过程，当然再生文献不完全局限于对原生文献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转抄、选录、汇编、翻译、校勘、编撰等多种整理方式进行文献的再传承。[5]现阶段政府机构、各大民族院校、民间组织机构等积极投入这项工作。国家先后成立的各地区民族古籍办、民族出版社等单位进行整理和出版藏文古籍文献。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每年均在出版藏文古籍文献。据不完全统计，这七家民族出版社每年出版的藏文古籍文献有500多本。还有从事藏学研究的单位组织人力对藏文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如：中国藏研中心组织校勘的中华藏文版《大藏经》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藏文古籍文献整理项目，这项藏文版《大藏经》的校对、整理、出版工作不仅时间长，而且参与工作的藏文专家多，最突出的贡献是对藏文《大藏经》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找出异同加以注解，《甘珠尔》用了八个不同的版本、《丹珠尔》用了四个不同的版本，经过校对出版了十六开版本的书籍《甘珠尔》108本，《丹珠尔》124本。各地民委古籍办也出版了古籍文献，如：四川省民委古籍办整理的《 古译宝藏 》，甘肃省民委藏文古籍目录调研组编辑出版的《古藏文苯教文献》。还有各大民族院校组织藏文专业的教师对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的整理、翻译、出版，如：西南民族大学藏学文献馆整理出版的《文集丛书》和《目录编撰史》的两套丛书系列，还有民间机构百慈藏文古籍办整理出版的《噶当派文集》。各古籍文献单位组织人力通过整理、校对，对原文进行注解，补充编撰史等方法再版的藏文古籍文献，不仅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且提高了再生文献的质量。
五、海外藏文古籍文献的收集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量的藏文古籍文献原件流失到了国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十分重视这部分藏文古籍文献的收集和再生文献工作，全国各大民族学院、各地图书馆都在做这项工作。从2004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西北民族大学联合与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取得联系，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双方通过协商，2007年由西北民族大学、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古籍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古籍文献》在国内发行，两套丛书共有四十多本，通过影印的形式出版，这项工作填补了国内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空白。西南民族大学藏学文献馆与美国藏传佛教文献中心积极联系，2007年11月双方正式签订了文献捐赠意向性协议书，美国藏传佛教文献中心将一万多函藏文古籍文献捐献给西南民族大学藏学文献馆②。这部分藏文古籍文献内容包括宗教、医学、历算、文学等多种学科，其中有些文献在国内失传，属孤本文献，具有一定的文献研究价值，这项文献捐赠工作已在逐步落实。这些文献的回归，不仅增加了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数量，而且填补了国内藏文古籍文献某些版本的空缺。
六、藏文古籍文献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
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藏文古籍文献在藏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大量整理藏文古籍文献外，藏文古籍文献研究领域也日趋成熟。首先，出现了一批翻译和研究藏文古籍文献的藏、汉专家，在藏文古籍文献领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王尧老师研究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和发表了有关敦煌古藏文文献方面的大量学术成果。刘立千老师在藏族历史文献研究方面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东嘎·洛桑赤乃老师研究藏文古籍文献目录学、版本学等内容，对现阶段藏文古籍的编目和研究总结了具体的方法；巴桑旺堆老师对藏文古籍文献的鉴定、古藏文碑文对堪均有研究成果；西热桑布老师参与自治区图书馆、哲蚌寺、色拉寺、夏鲁寺等古籍编目工作，编撰《哲蚌寺古籍目录》，并对早期手抄体文献进行研究形成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次，藏文古籍文献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有苯教文献研究、有吐蕃时期文献研究、有伏藏文献研究、有文献版本研究、有文献目录研究、有某文献特点研究等。研究内容也涉及多种学科，有宗教、历史、文学、人物、哲学等。藏文古籍研究方法也不断成熟，有的运用古籍文献原文来论证说明；有的利用汉文古籍文献、藏文古籍文献、外文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来证明，也有通过文献资料的记载和实地考古来研究论证，也有借鉴国外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古籍文献的版本、类型等进行研究的。
七、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和利用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国内对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工作越来越重视，很多机构组织人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大部分藏文古籍文献得到了合理保护，而且这些文献走进大学校园、科研机构，被少数民族民族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生、博士生充分利用，在藏学科研领域和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其文献的价值。藏文古籍文献中可开发利用资源的工作也循序渐进，如：随着藏区各地藏医院的建立，藏医古籍文献在藏医界发挥积极的作用。祖辈留下的藏族绘画艺术、藏族建筑艺术等工艺技术与现代的科技结合不断更新。藏族生活日用品服饰、藏香、器具等制作方法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与时俱进。藏族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藏族音乐、藏族文学在现代视频技术的处理下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影视作品。但藏文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包含内容繁杂，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保护和利用等工作任务仍然艰巨，这些工作不仅需要专业的人才，还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现阶段还需要逐步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藏文古籍文献统计、分类、目录的工作
通过对藏文古籍文献这几方面的调查，发现国内各大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寺庙等馆藏单位大部分没有目录和统计数。所以给藏文古籍文献的统计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藏文古籍文献分类方面的问题。藏文古籍文献载体种类多、内容繁杂，这些文献进入各大馆藏单位，大部分单位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分类；二是大部分馆藏单位缺少专业人才，整理不出馆藏的目录；三是由于没有区分现代藏文书籍和藏文古籍文献，所以统计数据相差很大；四是藏文古籍文献数量单位非常混乱。现在藏文古籍文献的统计工作中有的用函、有的用册、有的用卷、有的用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传统藏文古籍文献有一套统一的统计单位，但翻译成汉文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对应单位，量词的不统一给藏文古籍文献的统计工作带来不便；五是藏文古籍文献本身的不便统计。由于藏文古籍馆藏地多且分散，文献形成的时间长，现阶段藏区各地不断发现古籍文献，所以藏文古籍文献的统计工作相当难。对这些情况，现阶段藏文古籍文献工作应完善以下的几方面工作：
1-做好藏文古籍文献的分类工作
传统藏文古籍文献载体种类多。随着科技的发展文献，载体还会呈现多样化，古籍文献的分类首先要从文献的载体分类，对馆藏文献按纸制文献、刊刻文献、电子文献、影像文献等进行分类，纸制文献还可分为特制文献和手抄体文献，载体类型分完后要按藏文古籍文献和现代出版古籍书籍进行分类，不能把现代出版古籍书籍与古籍文献一起统计。现阶段有的馆藏单位按照甘孜州德格印经院的分类方法，把古籍文献分为五大类型。有的馆藏单位按照东嘎洛桑赤乃先生的19种分类法分类。由于各馆藏单位馆藏的古籍文献的类型、数量、馆藏的条件等不同，所以藏馆单位均可按自己的馆藏条件进行布局和分类。
2-统一藏文古籍文献的统计单位
结合传统藏文古籍文献的数量单位，从藏、汉两方面对数量单位进行统一，从函到章节，每个单位都要从藏、汉两方面明确规定。如：藏文中的是“pod”汉文对应就是“函”，藏文古籍文献的每个数量单位，汉文规定对应翻译词，以后就约定俗成，比如：苯教的《甘珠尔》178函，《五世达赖喇嘛的文集》25函，只要版本相同，无论用藏、汉哪种语言统计，无论馆藏在那个图书馆，它的函数和叶数永远都相同。
3-加强整理藏文古籍文献的目录工作。有了统一的单位和明确的分类，目录可分为总目录表和细目录表。总目录表反映整个馆藏文献的具体情况，介绍该单位馆藏古籍文献数量、名称、版本、函数等问题。细目录表反映更细、更全面的文献信息：文献名称、作者、形成的年代、文献内容、版本说明、文献的缘起、叶数等包括二十几种内容。做好系统的分类、统一的单位，细致的目录工作，各馆藏单位的古籍文献统计数据就准确无误，并且从目录表中反映该馆的大量信息。
〖JP3〗第二，进一步加强藏文古籍文献保护的工作
〖JP2〗藏文古籍文献的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这方面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建立藏文古籍文献鉴定机构，配备相应的藏文古籍文献学专家，对国内的藏文古籍文献进行统一的鉴定，分出特制本、孤本、善本等加以妥善保护；加大藏文古籍文献保护经费的投入，完善各馆藏单位的馆藏设施，配备专业文献研究员和管理人员，制定严格的保护管理措施，做好馆藏单位的文献保护和管理等基础工作；在各大民族院校开设藏文古籍文献学专业课程，完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大力培养藏文古籍文献学的专业人才，积极为藏区各地寺庙、各地藏文古籍图书馆、古籍办公室等机构输送文献学专业人才，及时发现藏区各地藏文古籍文献，做好藏文古籍文献的各项工作。
〖JP3〗第三，国内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工作
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建设不仅及时为社会各界提供方便快捷的文献信息，同时对一些孤本、善本的古籍文献起到了保护作用。但藏文的语言文字、词语结构、文献类型等均有自己的特点，并且藏文古籍文献数量大、载体多样、分类繁杂，建立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正如陶晓辉在《藏文古籍文献的开发和利用》中认为，必须要有一套适合藏文古籍文献特点的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检索统一平台，在此基础上，确保数字化产品的通用性、标准化和资源共享的要求，促进藏文古籍文献信息资料在国内网络上进行交流。[6]现阶段国内各大民族高校研究所、民间古籍整理组织机构均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成效仍不显著。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应建立一个职能部门，统一规划国内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具体工作，建立统一的计算机软件系统，整合国内各馆藏单位的古籍文献资源，调配专业的古籍文献人才，统一安排，具体分工，逐步实现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数据库建设。
总之，保护“昨天的文明”就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各项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收集、整理、出版、数据库建设等工作不仅是对藏文古籍文献保护的基础工作，也是研究和传承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现阶段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需要该领域的专家、工作人员充分发挥积极性，献计献策、共同努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团队协作精神，国内藏文古籍文献的各项工作才能逐步完善。
注释：
①东嘎·洛桑赤乃先生著的《藏文古籍文献目录学》31页，对藏文古籍文献分类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并结合藏文古籍文献的特点对古籍文献进行了19种分类。
②国外第一个藏传佛教文献中心是著名文献学家金·史密斯先生创建的，他通过四十多年的收集和整理，现收集的1万多函藏文古籍文献，同时也在做藏文古籍文献数据库建设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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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岩画，体育项目，体育史
1. 新疆岩画概述
岩画是画在或刻在岩石、洞穴上的画面，具有形象化、图案化的特点。据考证新疆岩画已有上万年的历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目前仍然保存完好而且数量多、内容丰富,不仅有生活的记录，也有原始体育的记载。
新疆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麓、天山、昆仑山以及三山环抱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丘陵山地。上述地区的自然条件优越，有丰盛的牧草，自古以来就是各族人民狩猎、放牧的理想天地。狩猎和游牧曾长期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因而也就成为新疆古代岩画最广泛、最大量和延续时间最长期的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新疆岩画是游牧先民凿刻或彩绘在岩石上的形象性“史书”。新疆岩画反映了自然界中的飞禽走兽等动物形象、狩猎与放牧的场面、舞蹈、杂技、征战以及对人类祖先、图腾等崇拜的画面。内容极其丰富多彩，表现出当时人们各种各样的生产和生活的场面，也记录了当时游牧民族的体育文化娱乐及少数民族体育的内容。胡小明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体育呼唤人文精神》一文中说:“通过研究民族体育,可以探索人类与体育的潜意识的心路历程研究处于原始混沌状态的民族体育,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岩画作为早期游牧人的艺术语言，蕴涵了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原始社会居民用独特的方式对历史的纪录，是刻绘在岩石上的史书，是对文字资料的补充。新疆广大草原是狩猎和游牧民族生息之地，没有正史记载，岩画是研究那时文明的宝贵资料。同时岩画中一批表现原始体育活动的形象，为我们探索体育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和证据。
2.新疆岩画与体育史
2.1新疆岩画与射箭
古代先民们为了猎取动物以求得生存，千方百计地创造和改造猎具。纵观新疆各地岩画，最常见的狩猎工具还是弓箭，因为弓箭射程远、速度快、杀伤力强，不论步猎或骑猎都离不开它。在尼勒克县红十月乡的夏牧场，有一幅凿刻着1人引弓射鹿，3只狗追捕的岩画，猎人居高临下，双脚叉开，弓满月，箭待发，3只猎犬追赶，其中两只正在迅猛奔跑，准备从侧面包围鹿(图1)。它给人的印象是：鹿已无处可逃，猎人胸有成竹，一射即可得手。其它各地的岩画也有许多使用弓箭捕猎的画面，如木垒的骑射图，坐骑似牛非牛，骑者坐而开弓，已将箭射出(图2)。巴里坤的围猎图，这是一幅反映骑马者和徒步者相配合进行围猎的岩画(图3)，画面上既有徒步射箭手，也有手操弓箭和挥舞手中长矛的骑士，堪称巴里坤岩画中一颗璀灿的星。
2.2新疆岩画与武术
在裕民县境内哈拉布拉镇的一块岩石上(图4)，凿刻着一个牧人和一只大山羊赤手搏斗的场面。牧人位于画面左边，双腿开立为弓步，两手平举，大山羊站在牧人的斜对面，头上两角特别粗壮，向两把利剑伸向尾部，看起来角比身体长，它的颈短、体肥，四肢雄健有力，有攻击猎人的倾向。这是远古人赤手与动物搏斗的场景，新疆裕民县境内哈拉布拉镇岩画在另外一块岩石上(图5)，凿刻着一个牧人和一个牧童在练习对打，旁边有一只大鹿和一只大山羊。从图上可以推断出，牧人与牧童是在放牧之余练习对打。论文参考。其练习对打的目的可能有以下三点：一是，展现了早期教育的形式，即给牧童传授捕捉动物的生存与生活技能，锻炼和提高牧童抵御动物攻击的能力；二是，展现了最早的体育健身方式，即通过对打和对练健身、强体，增强牧童的体质，提高家族整体的身体素质；三是，展现了远古时期的娱乐方式，即牧童在放牧之余以对打、对练、作为嬉戏、娱乐以及消磨时间的方式，即展现童趣、实现放松、又达到身心满足的目的。在远古时期，兽多人少，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严酷斗争中，人们自然产生了拳打脚踢、指抓掌击、跳跃翻滚一类的初级攻防手段。在长期劳动及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古人摸索和领悟出了生存的格斗本领，搏斗捕杀技能，武术在此种环境下演进而成，并且日益成熟精博，这便是武术的萌芽。拳在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23年)被称为“角抵”，后来演变成武舞，大致有权舞、剑舞、矛舞、“破阵乐”舞、“大面”舞、狮舞等。甚至任何一种兵器或者徒手，都可以编排成美妙的武舞。此时，武舞的花样繁多，出现了一些技艺非凡的武舞高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唐代，一些技击意味更重的、被创编者有意识地区别于传统的武舞套路形式开始出现。这就为后来武术套路地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明代武术套路趋于成熟通过当时已制定的较为详尽的武术对练套路即“舞对”的竞赛规则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一详尽的规则，对对练者的力度、速度、击法、配合等方面均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
图4
图5
2.3新疆岩画与摔跤
摔跤,古代称角抵、角力、角跤,是古代强身健体的军事训练项目。其主要特点是通过游戏者力量上的竞争和较量来分出胜负,以此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在多个少数民族中都有摔跤项目如且里西(维吾尔族式摔跤),哈萨克族摔跤,格(彝族式摔跤),北嘎(藏族式摔跤),绊脚(满族、回族式摔跤),博克(蒙古族式摔跤)。角力型游戏与人的基本生理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的机体要求不断运动的促使下,人便会通过一种能量的发泄来满足这种需求,于是便产生了角力。在裕民县巴尔达库尔山岩画中有表现紧握拳头伸出单双手,似乎在比试体力,锻炼身体的画面（图6）。
图6
2.4新疆岩画与投掷
新疆岩画中的重要题材之一是狩猎的活动。狩猎者使用的工具主要是弓箭，其次是石球，石球是比弓箭更为古老的一种狩猎工具。根据民族学的资料，石球在当时作为一种狩猎工具，主要分为原始的以手投掷的和用绊兽索、飞石索投掷。在乌鲁木齐县阿克苏乡一幅岩画表现了一个有尾饰的伪装猎人，手持石球击打鹿的场面(图7)。在托里有一幅手持木棒掷打马的画面(图8)；另外温宿小库孜巴衣的一幅岩画表现了手臂直接投掷石球行猎的场面，狩猎者双脚分开，上体微倾，目视前方大角羊，双臂一前一后做投掷姿势(图9)。右前方脚下凿刻有一颗滚圆的石球，前方的一只大角羊腿下也凿刻有三颗石球。在新疆的出土文物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石球，石质多为变质砂岩或戈壁砾石,一般石球约500~1 000克。据新疆考古资料测定，已知使用石球的最早年代，距今约3700年左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前进，弓箭等先进技艺的发明，人们猎取野兽的能力逐渐提高，石球的武器功能使逐渐消失。于是石球的功能便开始向娱乐的方面转化，逐渐变成一种人们手中或脚下的玩物，用以互相抛玩、踢弄、嬉戏，同时作为锻炼臂力，增强体质和技巧技能的一种方式被保留了下来。
图7图8图9
2.5新疆岩画与杂技
在阿勒泰岩画中有一幅杂技图，主演者站在一头大角羊的角弓上，双臂弧形伸开，各吊着一个小人，而其头上则骑跨着另一个双手叉腰的表演者。该人做出一种平衡动作的姿态。大角羊的头低垂着，似乎在憋足了劲撑着头上的几位表演者。论文参考。这幅杂技图凿刻在岩石之顶端，用以衬托杂技的惊险和表演者的高超技艺，可谓是匠心独运，意境深远，这是不能不令人惊叹的(图10)。又如库鲁克山兴地有一幅一人在另一人的头顶倒立的岩画(图11),表演者动作娴熟灵巧，生动体现了当时杂技的高度技巧。尤其是运用分腿来帮助控制身体在单臂支撑下
的身体重心，达到静止平衡。这反映了古人已基本掌握身体重心的移位与支撑点的关系等倒立技术原理和运动力学知识。另外在昆仑山有表现马上倒立技巧的画面(图12),这幅画用写
实的手法再现了古代的马技形态。新疆岩画上所显示的马上文化，反映了古代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驯马、骑马生涯中，对马的习性有了很深的了解，才产生了表现马和马上文化的造型艺术。
图10图11图12
3．结论
总之，以上这些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体育发展历程的认识。新疆岩画对中国体育史研究方法影响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改变了我们对现存有关体育文献的认识。过去，学术界往往对古代文献持信古或疑古的两种态度。他们对古代体育的解释所依靠的主要是现存古文献。而新疆所发现的岩画是过去从未闻知的新材料，它们正好填补现存文献的不足而留下来的历史空白。可以说，新疆岩画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体育史料，而且启示着我们对旧有的体育史料去重新思考，思考其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幸存下来的珍贵性。总之，我们应该做到不能轻易否定古书上没有得到充分证明的事情，相反，现存的有关体育文献中有疑之处，在没有发现铁证可以否定它之前，我们暂时认定其真实为好。这应该是体育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以使我们对体育史研究的论证更为稳妥。随着体育史研究的深入，也有些研究者曾大量推荐西方的新方法，注重跨学科研究，在很大程度出现了体育史学融合其他学科的趋势。体育史学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综合其他各门学科的“人文科学”。众所周知，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探求未知，发现真理，服务于现实。每一门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曲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学科内在原因的制约，但是对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需要,那么该学科肯定要走向困境。论文参考。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研究的对象，对于研究对象的把握，是从事研究的基础，而方法只不过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体育史研究者必须重视对新疆岩画的把握和认识。
新疆岩画为中国体育史的重写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就射箭、摔跤、武术、马术、杂技等均有许多新材料。体育史本是人们凭借有关史料、根据一定的体育观和体育史学观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对体育史全面系统的研究和体育史作为体育院校课程仅仅只有数十年，但半个世纪来，一部中国体育史就有许多学者重写了不少遍。这说明它需要而且能够不断补充，不断修正，不断重新组织，不断有新的表述，从而逐渐去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对新疆岩画的认真研究，不仅会使我们对体育史料的认识发生种种变化，而且也有助于体育史研究者学术素养的提高和体育史研究界学风的匡正，从而产生更多更新的优秀新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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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正藏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对校 俗字
《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是由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于日本大正13年（1924年）出版的，因其校勘精细，校记周详而著称于世，是目前学术界应用最广并且比较完备的版本。然而《大正藏》校订不全错漏之处也相当多，且其编纂者对异文的态度是只校异而不校误，这就大大影响读者对经文的理解。
敦煌藏经洞保留了大量的写本文献，有些写卷抄写年代距离译经年代比较近，内容上更接近原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共7册，有明确纪年的写卷最早是梁普通三年（522年）的《大般涅盘经》卷第四，其中隋唐时期写卷居多。本文以《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有明确纪年的写卷对校《大正藏》所收佛经，参考其他传世版本，比勘异文，以求教于方家。
为行文简便，文中《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简称作“津艺”，藏卷编号依原出版物所定。如“津艺007（58・5・656）（9-1）”其中（9-1）即原卷共9幅图，本句在第一幅。其余类推。
1.《大般涅盘经》卷第三十“我於此娑入大寂定。大寂定者名大涅。”津艺007（58・5・656）（9-1）
《大正藏》作“我于此婆下入大寂定”，据《大正藏》校计，宋本、元本、明本、宫本均同敦煌卷，“婆”作“娑”。
按：“娑”与佛教中有名的故事佛涅盘有着密切的关系，佛经故事中佛在拘尸那城阿利罗跋提河边，四方各二株双生的娑罗树中间入灭，故佛之入灭处谓之娑罗林，而曰娑罗树间。又云牛角娑罗林。牛角者表双树。婆罗则是指职位，维那之别名，译曰次第，司僧中次第顺序者。婆罗用在此处于语义不符。除此之外，P.2263《佛说大辩邪正经》写卷中也出现将“娑”写成“婆”的情况：“於後遇逢大世尊。在耶城中五山下婆功德林中。我略法要。”试探究误用原因，“婆娑”二字经常连用，一般用来形容跳舞的样子，二字在字形上也比较相似，故在佛经传抄过程中出现混用的情况。
2.《大般涅盘经》卷第三十“若有比丘益生故不利。修集通三昧行空行。”津艺007（58・5・656）（9-4）
《大正藏》“修集”二字为“修”。
按：“修”一词《汉语大词典》释为：“修行。”“修集”一词未收。然佛经中经常用到“修集”一词。如《大正藏》中《杂阿含经》卷第十一：“是名善男子陀.後夜精勤修集。”《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得手足柔。修集善法不知足。”其中的“修集”对校《大正藏》的其余版本均作“修”。由此可知，“修习”和“修集”用法及意义都相同，当为一对同义词。中古汉语从、邪二母相混，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江浙一带的南人方音“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南方方言里，从母的“钱、贱”与邪母的“涎、羡”是不分的。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朱翱的反切都有以邪切从、以从切邪的例子，说明在唐初和五代的南唐长安音里也有这种混用的现象。①因此敦煌写卷中因为音同而将“修习”写成“修集”也就不足为怪了。
3.《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一“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目楗。摩拘。”津艺009（58・5・668）（14-1）
“摩目楗”，《大正藏》作“摩目乾”，宋本、原本、明本作“摩目犍”。
按：《佛学大辞典》：“（人名）梵文Mahā-maudgalyāyana，比丘名。法华经作大目犍连。阿弥陀经作摩诃目犍连，略曰目犍连，又曰目连。新称曰摩诃没特伽罗，没特伽罗子。姓也。译曰大赞诵，大莱茯根，大胡豆，大采菽等。佛十大弟子之一人。称为神通第一者。”“犍”字有两个读音，《广韵》一为居言切，一为渠焉切。因此“摩诃目犍连”在流传中便有了两种读音，今据译经过程中梵汉对译情况来看，梵语g应与见组里的群纽相对应，“犍”当译为渠焉切。②即现代汉语读作qián。译经时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常常是音译而来，那么一个词用同音字表示的情况便很多了，《大正藏》中“摩目”“摩目乾”也屡见不鲜。“犍”与同读qián音的“乾”“”混用，均为其证。又敦煌写卷中“扌”“木”二旁常常混用，故又写作“摩目楗”。
4.《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第一“不能心肝脾胃。爪生筋脉。”津艺009（58・5・668）（14-4）
《大正藏》作“爪生筋”。
按：《汉语大词典》：“，古代祭社用的生肉。一说，泛指祭社用的肉。后以“受”指奉命帅师出征。”《谷梁传・定公十四年》：“者，何也？俎实也，祭肉也。生曰，熟曰。”《周易衍义》：“以之礼亲兄弟之国，以庆贺之礼亲异姓之国。”“”在此处于语义不通，此处当为“脉”字。“脉”为“”的俗字。“”和“筋”相对应。之所以会误作“”字，是因为“辰”和“”右半部份字形相似，书写者改不常见偏旁为常见偏旁，将“”写作“”。“筋”这一用法《大正藏》及传世文献中再无二例。
5.《大楼炭经》卷第四“忉利天。焰天。兜率天。尼摩天。”津艺021（60・5・1696）（13-8）
《大正藏》作“尼摩大”
按：此处当为“尼摩天”。《佛学大辞典》：“（界名）Nirmānarati，天名。玄应音义三曰：‘尼摩罗天，或云须密陀天，此云化乐天，亦云乐变化天也。’六欲天之第五天也。”写经时常出现将“天”“大”二字写混的情况，津艺071《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子吼法。三千天千世界六震。”此句中“天千世界”当为“大千世界”。
6.《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三“汝等集行二事，若法，若默然。”津艺071（77・5・4412）（23-6）
《大正藏》将“集”误作“集曾”。
按：“集”乃为佛教弟子聚集会合讲论经法，商议佛事，《大正藏》中习见。《佛说长阿含经》卷第二：“佛告阿，汝跋人相集。正事不。”《大般涅盘经》卷上：“一者和如水乳。二者常共集法。三者持禁戒。”“曾”《说文解字》：“词之舒也。从八从曰， 声。昨棱切”字形写法上与“”字十分相近，传抄中稍不注意便出现讹误。
7.《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四“流勒迦世天王。即偈言。”津艺071（77・5・4412）（23-21）
《大正藏》“流勒迦”作“勒迦”。
按：《说文解字》：“楼，重屋也。从木娄声。洛切。”“楼”字属来母侯韵，“流”力求切，属来母尤韵。周祖谟先生根据当时北方一些诗人作品的押韵和变文及其他民间文学作品的押韵进行归纳，将唐五代八九世纪实际语音韵部分为二十三个，其中尤侯幽三韵唇音以外的字同属尤部③，由此可知在唐五代北方实际语音中尤侯是不分的。宋本、元本、明本、宫本“楼”作“留”，亦为同理。下文“流婆叉天王”《大正藏》作“婆叉天王”当为又一例证。
8.《大般涅盘经》卷第十七“菩若若若嗅若若若知悉。”津艺243（77・5・4582）（27-20）
《大正藏》作“菩若若若。若若若知悉。”
按：根据经义及与其他本《大般涅盘经》对照，“轻”字当为“嗅”字的讹误，且《大正藏》断句有误，应为“菩若若若嗅若若若知悉。”
9.《大般涅盘经》卷第三十一“我往昔以一食施。八劫中不三。”津艺331（13716）（20-11）
《大正藏》作“八劫中不三”。
按：《大正藏》无误，三恶是三恶道之略。一，地狱道，成上品十恶业者趣之。二，饿鬼道，成中品十恶业者趣之。三，畜生道，成下品十恶业者趣之。《法华经方便品》曰：“以欲因三道。”写卷将“”写成“”大概是因为两字在字形上相似，抄写中将“”字下半部份“土”误看作“辶”。津艺071（77・5・4412）《思益梵天所问经》（23-15）：“又。云何修道。答言。不 有。不 。亦不分是有是。如是者名修道。”其中的“”字下方“土”的写法和走之底有些相似。津艺331《大般涅盘经卷第三十一》（20-19）：“譬如二人俱涉路。一有目一盲瞽。有目之人直患。盲者隧落深坑。”“隧落”二字，《大正藏》中作“落”，同为“辶”“土”相混。
10.《大般涅盘经》卷第三十一“或不有多人手牟捎遮捉持不令得前。”津艺331（13716）（20-14）
《大正藏》“牟捎”作“矛槊”。
按：《汉语大词典》：“矛槊，尤矛。简单兵器。”《东观余论・铜戈辩》：“援形正横而郑氏以为直刃，礼图从而绘之若矛槊然，误矣。盖戈击兵也。”《北梦琐言》：“裴郑等皆罹大辟，始具兵卫四围，矛槊森然。”可见矛槊是古代一种十分常见的兵器，敦煌写卷中作“牟捎”“矛”作“牟”是因为音同换用而来，《广韵》“矛”“牟”同为莫浮切。“槊”写作“捎”大概是从“”变异偏旁所得。“槊”与“”音义相同，抄写经卷的人所据经卷或许就是写作“矛”，又“”与“捎”字形相似，因而误将“矛”旁写成“扌”旁。
注释：
①王力.王力文集・第十八卷・中古音.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13-114，238-239.
②《十六国译经的梵汉对音（声母部分）》发表与《汉语音韵学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国际音韵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香港文化教育出版有限公司，2000.
③周祖谟.周祖谟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参考文献：
[1][日]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新修大藏经[M].台湾：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
[2]上海古籍出版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景盛轩.《大般涅盘经》异文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