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27: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可持续农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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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可持续发展，传统农业，调整
1. 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的调整
1.1 调整的原因
（1）我国农业化组织程度较低，没有或者很少存在很强的开拓市场、组织生产及综合服务功能的龙头企业；
（2）关于农业的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管理上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
（3）我国的产业结构划分不够明确，因而会出现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对症下药”的情况，会导致“错诊”、“乱诊”；
（4）受传统农业的发展的模式的影响，在技术上的投入还远远不及国外。
1.2 调整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的对策
1.2.1加速培育和完善农业市场体系，建立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龙头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一个产业运营的好坏，主要是由市场所调节和控制的。所以努力加速培育和完善农业市场体系是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在建立起市场体系的同时，还要确立农业领域的“带头老大”，那就是农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就如同该行业的一个航标，任何小的方面的发展，都必须由该龙头企业的引导和支持。
1.2.2建立数字化平台，促进农业信息化发展。
“知讯者生存”，信息对于现代社会是很重要的，较早地知道信息就能掌握整个市场的规律，因而也就能立足于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的各个因素都需要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农业也不例外。及时地提供农业信息，可以准确地掌握市场变化的规律，这样就能弄清供求关系，适时地、合理地发展农业，以使农业朝着市场需要的方向发展，即使其完全以市场为导向。
1.2.3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
我国幅员辽阔，疆域面积大就会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农业体系。如在我国的北方，天气较干燥、冬天温度很低，根据这一区域特点，这些区域就适合种植小麦，而在南方，则适合种植水稻。这个例子充分地说明了区域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农作物，因而农业的结构体系也不尽相同。只有充分发挥区域优势，才会产生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
2.坚持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
2.1我国坚持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
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不造成影响的发展。。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也必须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可以这样说，可持续农业是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针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通过重视可更新资源的利用,更多地依赖生物措施减少化学资源的投入,在发展的同时,保护资源、改善环境和提高食物质量,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可以使农业的发展不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可以对农业资源的最大化、最优化利用，可以真正地达到“农业的生态性、市场性”。
2.2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2.2.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些都是人类盲目地追求经济利益而造成的，如过度放牧和乱砍滥伐。对于那些生态脆弱的区域，一旦遭到破坏，恢复起来那就相当地困难了，所以必须避免以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生态破坏的行为，这就要求人们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弄懂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以及破坏生态对农业发展影响的严重性。
2.2.2加强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把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金收益率作为主要目标,强化农牧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坚持普及技术与引进和研究技术相结合,传统农业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促进区域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产业链,即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重新建立农业基础结构和科技结构。要根据农业科技工作长期性、地域性、综合性和以社会效益为主的特点,制定农业科研机构增强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吸收科技人才,促进合理流动的政策;提高科研效率,多出成果、快出人才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2.2.3加强环境保护，减少农业生产的污染
环境，作为以人为中心的外部世界，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影响重大，保护环境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任务。在农业生产中可能会产生对环境的污染，如农药、化肥等的使用，致使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污染。那么，我们就要利用技术，不断地探究减少农业生产的方式及途径。如在肥料的使用上，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有机肥。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千万不要有“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而是首先要考虑将污染降低到最小。
3.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得出我国需要走一条“调整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我国才可以加快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才可以使我国的农业朝着科学、稳健、和谐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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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白发藓，灰藓，种子萌发
苔藓植物是一类绿色多细胞、无维管束的高等植物，它们分布广泛，适应性很强，被生态学者誉为大自然的拓荒者。从近几十年来苔藓植物化学研究的结果表明是潜在的天然活性产物的宝库。从苔藓植物体中已经分离到的次生代谢产物主要有有萜类、甾椁、芳香族化合物及脂类等，而在其它高等植物中广泛存在的生物碱，苔藓植物几乎完全缺乏[[1]]。在日益强调环境保护、提倡发展可持续农业的今天，天然产物愈来愈受到重视生物论文，值得注意的是苔藓植物中含有的一些特殊的活性成分，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更多的学者研究苔藓植物对其它植物生长的影响。如杜桂森利用羊角藓、山羽藓、塔藓、细叶金发藓和温带光萼苔5种苔藓植物配子体的水提液对小麦、玉米、大豆、落花生、菜豆5种作物进行种子萌发研究，发现4种藓类对作物种子萌发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而苔类则对作物种子的萌发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认为可能是藓类与苔类配子体的主要次生代谢产物或内源激素不同[[2]]。刘莹等研究发现灰藓、北地扭口藓的配子体水提液对作物种子萌发均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对农作物的胚根促进作用显著，提高了种子的萌发质量，认为藓类配子体的主要次生代谢产物或内源激素具有生物活性[[3]]。但是在他们的实验过程中，并没有设置浓度梯度，因此不能反映苔藓植物体不同浓度条件下对受试作物种子的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
白发藓和大灰藓在我国各地有广泛的分布，并常常在局部区域形成单优势种，很有可能在植物体内存在着影响其它植物生长的一些活性物质，研究它们对作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可以为更好地开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本试验以绿豆、萝卜、甜椒、油菜、玉米5种作物种子为材料，测定白发藓和大灰藓水提取液对5种作物种子萌发的发芽率、胚根长、胚根重，幼苗鲜重等指标生物论文，以期得出两种藓类对作物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潜力，评估两种藓类利用的前景。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白发藓Leucobryum javense采自浙江丽水白云山景区石面，大灰藓Hypnum plumaeforme采自浙江南明山景区石面免费论文。绿豆、萝卜、甜椒、油菜、玉米5种作物种子均购自种子商店。
1.2方法
1.2.1苔藓植物水提取液
苔藓植物配子体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去掉杂质，再用蒸馏水冲洗干净，晾干。准确称取两种苔藓植物干样各5g，分别放入500ml三角烧瓶中（内有200ml蒸馏水并已中预热半小时），并继续于70℃恒温水浴中5h，取出冷却后减压抽滤，所得溶液为苔藓植物水提原液，浓度为25g·L-1。取50mL原液稀释至250mL，得到中等浓度稀释液，浓度为5g·L-1。取50mL中等浓度稀释液，稀释至250mL，得到低浓度稀释液生物论文，浓度为0.5 g·L-1。
1.2.2种子萌发试验
将5种作物种子经自来水冲洗干净，在相应浓度提取液中浸泡2h取出用滤纸吸干表面。在每个培养皿中放入两层滤纸，经高温高压灭菌后加8mL不同浓度苔藓水提取液，以蒸馏水为对照。均匀地放入50粒作物种子。用保鲜膜覆盖培养皿以防止水分蒸发。25℃下黑暗培养6天。第3天后补加2mL水提液以弥补液体流失。每24h在相同的时间段记录作物种子每天的发芽粒数，以连续两天发芽数不再增加视为萌发结束。等萌发实验结束时用直尺测量种子胚芽胚根的长，用FA1004型电子天平称胚根、幼苗的鲜重。在此基础上计算发芽率。
绿豆在第4天萌发结束。萝卜在第5天萌发结束。油菜、玉米在第6天萌发结束。而甜椒则因为萌发较慢，从第7天开始记录有萌发，一直持续6天萌发结束。
1.2.3 数据统计
所有实验处理均设3次重复，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用SPSS16.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多重比较检验各处理组间的差异显著性水平。
2 结果和分析
2.1 白发藓和大灰藓水提取液对绿豆种子萌发的影响
表1 白发藓和大灰藓水提液对绿豆、萝卜、甜椒、油菜和玉米种子萌发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s of aqueous extraction ofLeucobryum javense and Hypnum plumaeforme on germination onseedling of Vigna radiate,Raphanus sativus,Capsicum annuum，Brassica campestris and Zea mays.
测量
指标
Indices
苔藓植物的水提取液浓度
Aqueus extraction concentration of Bryphytes(g·L-1)
作物 Crop species
绿豆
V.radiata
萝卜
R.sativus
甜椒
C.annuum
油菜
B.campestris
玉米
Z.mays
发芽率
Germinating rate
对照
1±0a
0.94±0.02a
3.57±0.2a
0.58±0.11a
0.85±0.03a
白发藓
25
0.99±0.01a
0.82±0.06b
4.07±0.03a
0.25±0.02b
0.83±0.02a
5
0.99±0.01a
0.85±0.06ab
3.37±0.07ab
0.44±0.06a
0.85±0.01a
0.5
1±0.02a
0.93±0.02ab
3.9±0.21a
0.42±0.07ab
0.88±0.02a
大灰藓
25
0.99±0.01a
0.84±0.03ab
3.57±0.17a
0.57±0.01a
0.75±0.05b
5
0.99±0.01a
0.94±0.01a
3.9±0.2a
0.53±0.06a
0.82±0.02ab
0.5
0.99±0.01a
0.88±0.04ab
3.63±0.29a
0.46±0.03a
0.79±0.01abc
平均胚根鲜重
Fresh radical weight
(mg·株-1)
对照
34.51±4.01a
6.33±1.54a
8.49±0.88a
0.97±0.42a
49.26±6.92a
白发藓
25
32.55±1.8a
5.68±1.11a
7.9±0.98a
1.15±0.19a
43.86±4.33a
5
28.21±2.89a
9.3±0.77ab
9.07±0.51a
1.64±0.06a
38.8±4.63a
0.5
34.82±1.99a
6.47±0.65a
8.38±0.72a
2.22±0.32ab
50.46±5.06a
大灰藓
25
35.11±1.68a
5.47±0.65ac
8.14±0.4a
2.28±0.11ab
48.67±4.36a
5
25.6±2.88ab
6.94±0.75a
9.92±1.33a
2.37±0.36ab
48.08±3.4a
0.5
37.41±2.93ac
8.04±1.59a
9.16±0.73a
2.89±0.24b
52.96±0.71ab
幼苗鲜重
Fresh seedling weight
(mg·株-1)
对照
161.73±1.39a
65.68±2.21a
25.73±1.04a
12.98±3.05a
425.69±15.56a
白发藓
25
149.21±2.45b
44.21±3.86b
28.36±1.66a
9.89±0.25a
416.79±4.31ab
5
157.23±2.94ab
62.77±1.16a
26.34±0.32a
13.6±1.05a
386.43±4.66b
0.5
152.81±3.25ab
61.47±2.42a
26.97±0.92a
17.33±1.82ab
395.05±15.75a
大灰藓
25
156.48±6.26ab
60.27±1.49a
31.22±3.03a
16.03±0.15ab
421.4±18.65a
5
150.67±2.56b
60.79±2.5a
31.62±3.93a
15.93±1.6ab
404.19±10.08a
0.5
163.47±3.33a
70.27±3.51ac
28.11±1.44a
17.07±1.35ab
424.9±8.59a
胚根长
Root length
(mm)
对照
33.45±2.66a
35.17±3.19a
9.18±0.17a
11.3±1.63 a
48.63±5.84a
白发藓
25
27.02±2.16b
12.99±5.44b
5.21±0.29b
6.97±1.3ab
43.56±4.86a
5
32.57±2.32ab
29.92±1.95a
9.87±0.7a
9.05±1.05a
40.23±4.06a
0.5
27.71±2.66ab
34.44±1.44a
7.63±0.75ad
13.18±1.42ad
49.74±4.18a
大灰藓
25
38.49±2.2ac
31.3±0.96a
7.92±0.92ad
12.09±0.25a
43.15±4.84a
5
36.41±0.83ac
32.63±1.75a
10.91±0.11abc
19.42±1.14bc
51.53±4.43a
0.5
37.59±0.95ac
48.16±4.12bc
6.89±0.5bd
拓展知识边界并推进新技术开发利用是英国产业战略的核心，是英国长期增长和创造新市场机遇的前提。创新还会增进健康与福祉，并帮助应对清洁能源、食品安全、人口变化等重要社会挑战。英国政府积极促进创新，以应对市场失灵，并增进创新体系的协调、合作、互联和良性竞争。
一、保护科学预算和重点研发投资
英国研发支出居全球第七，研发支出占GDP比重2011年为1.8%，落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但在经济危机期间保持稳定。自2010年以来，英国政府保护科学预算，且公共研发支出优先用于着眼长远的基础设施项目和其他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英国政府还致力于破除创新障碍，在政府干预最能产生影响的11个产业制定了产业战略，与产业界共同作出长远安排，增强企业投资和增长的信心。英国政府还向8项重大新兴技术投入6亿英镑，并于2013年底宣布向量子技术投入2.7亿英镑资金，以加强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二、进一步增强令人倾羡的知识优势
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基础。在世界前10强大学中，英国有4所大学位列其中。知识生产是英国创新体系的重要优势。英国仅以全球3.2%的研发支出、4.1%的研究人员产出了全球6.4%的科研论文，而且英国科研质量十分突出，英国占全球论文被引用次数的11.6%，占全球高被引论文量的15.9%。英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大人才和研究支持，重点关注科技教育、开放获取、产学合作、科研卓越和未来的战略方向。为加强产学合作，英国研究伙伴投资基金为大学的大型长期资本项目提供资金，头两轮已资助3亿英镑，并调动了8.35亿英镑的私营投资。通过开放获取政策，英国政府确保用户免费获取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以促进合作，使中小企业获取更多优质研究成果。
三、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创新
英国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方便企业获取创新基础设施，帮助企业把触角伸至新兴市场，并加强地方创新。
一方面，积极鼓励创新基础设施和企业加强合作。主要目的是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和新兴技术开发，并且更利于引导中小企业发展，例如，扩大创新券计划的规模和范围，促进中小企业获取知识产权咨询、设计咨询等更多的信息服务。目前，英国设计委员会正在扩大小企业辅导项目。英国知识产权局启动了知识产权企业法庭小额诉讼程序以降低诉讼成本，并帮助高增长中小企业实现专利价值。英国政府还向议会提交了旨在全面改善知识产权体系的法案，并与各界合作回应知识产权融资问题。在标准制定方面，英国的近期行动重点是促进技术发展并扩大新兴市场准入，包括：帮助影响国际石墨烯标准制定，在合成生物学、细胞疗法、海洋可再生能源和辅助生活领域开始实施标准制定计划，颁布了《智慧城市标准战略》和第一阶段标准。
另一方面，通过地方主导和参与的方式推动地方创新。英国政府正在与39个“地方企业伙伴关系”平台合作，通过“企业增长中心”项目和地方战略提高地方创新体系的效能。在推动地方创新体系建设中，将加强大学在驱动增长中的作用，并采用欧盟“智慧专业化”的方法确定各地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
四、着力释放企业创新的巨大潜力
创新是驱动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英国在一些国际创新效绩指数上的排名较好，但是有些地方值得改进，包括英国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比例低。为此，英国政府采取多项行动，旨在克服创新障碍，释放英国的全部潜能。
一是释放并激励创新投资
英国政府成立英国商业银行，整合支持企业融资的现有政府计划，其目标是5年内为小企业释放100亿英镑资金。为培育富有活力的股权文化，该行正在通过“投资天使共投基金”项目促进企业融资，并运行15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投入5亿英镑创业投资的“企业资本基金”。英国具有吸引企业开展研发的税收环境，享受研发税收抵免政策的中小企业比例正在不断上升。鉴于知识产权对于创新日益重要，英国政府自2013年推出专利收入税收优惠制度。
二是支持复杂系统创新
在涉及系统及供应链复杂、参与主体多元且颠覆性变革正在创造全球机遇的领域，英国加强协调性的支持。在低碳汽车、辅助生活、低碳影响建筑、传染原检测与识别、分层医学和可持续农业领域，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建立了技术平台，把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聚集起来。为满足基础设施需求，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建立“弹射中心”网络，为创新想法和创新技术商业化提供获取专业能力和专业知识的途径。目前，在高价值制造、细胞疗法、海上风能、卫星应用、互联数字经济、未来城市、交通系统等优势领域，首批7个弹射中心已经开始运营。在能源系统和精准医学领域，两个新的弹射中心将于2015年运营。英国11个产业战略均注重如何最有效地推动创新。英国汽车产业战略承诺未来10年政府和产业界共同投入10亿英镑建立先进推进中心。源于生命科学产业战略的新型计划――“催化基金”旨在联合运用英国研究理事会和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投资，目前在其他产业如海上风能产业和农业也得到应用。
三是支持新兴技术商业化
新兴技术具有许多新的、令人振奋的特性和潜在应用，会创造全新的价值主张，并可能颠覆现有市场。2012年底，英国财政大臣宣布向大数据和高能效计算、卫星及空间商业应用、机器人和自治系统、基因组学及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农业科技、先进材料及纳米技术、能源与存储等英国能够领先世界的8项重大技术增加6亿英镑投资，以加快前沿研究商业化。英国政府还正在加强这些技术与产业界的联系，以解决监管、投资、人才等影响技术商业化的因素。
四是支持有高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Smart计划”资助有创新想法和高增长潜力的早期小企业，扩大此类项目投入使更多小企业受益是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的一项要务。此外，小企业研究计划支持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开发新产品和新服务。
五、围绕国家重点开展国际创新
英国创新体系高度国际化，其创新、监管、税收和知识环境很有吸引力。英国研究人员发表的学术论文一半以上为国际合著论文。英国是外国优秀研究人员的理想目的地，其26%的学术研究人员为非英国公民。2011年英国吸引的海外研发资金相当于加拿大、芬兰、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的总和，英国企业研发投资中来自海外的比例超过20%，约一半的英国企业研发投资是由外国公司子公司执行的。
英国政府日益注重使国际合作服务于国家产业战略和8项重大技术。英国继续维持与欧美传统同盟国的有力合作，而金砖国家科研能力和商业化水平提高为英国企业提供了机遇。
第一，鼓励英国机构携手合作。
英国加强战略性、协调性合作，在关键伙伴国实施目标导向型宣传活动和合作项目，并积极响应当地机遇。英国科学与创新网络正在加强对创新合作的支持。英国外交部通过“繁荣议程”推进科学与创新。非政府团体通过全球科学与创新论坛等机制与英国政府紧密合作。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与英国贸易投资总署达成了合作协议，将共同制定国际战略，共同举办旗舰活动。
第二，推动英国成为关键伙伴。
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将于2014年新设一个创新组织，负责宣传英国创新体系的领先优势，吸引国际基金和跨国公司的科研与创新投资，并支持英国企业国际化。
第三，打造有影响力的海外关系。
与中国质检总局签订了中英标准互认协议。与美国达成了加强合成生物学标准合作的意向。还将启动8000万英镑的全球空间合作计划，与新兴空间技术大国加强联系。
第四，支持新合作并探索新模式。
关键词：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外部性
1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发展有机农业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化肥、农药等人工化学品的过量使用所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现代农业生态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绿色革命”以来，以石油农业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负外部性影响。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富兰克林•金访问了东亚中日朝三国，认为东方农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农业，并著成《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1]，认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保持土壤的肥沃，东方农耕的核心技术是豆科绿肥、人畜粪便还田和多熟种植等。东方农耕类似于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生产系统强调生物动力驱动而非人工物质与能量，在实现环境保护、动物福利、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资源可持续利用、社会公信目标时，有机农业是解决农业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途径[2]。虽然有机农业的理念重新出现在20世纪初期，但直到80年代才受到各国重视。仅靠消费者的青睐和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它主要还是依赖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引导。欧盟理事会1991年EC法规第20929/1号首次在欧洲确立了有机生产、有机产品标识和检测的大体法律框架[3]。受益于得力的政策，欧洲的有机农业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率超过了75%。美国农业部1980年编写并了《关于有机农业的报告与建议》，1985年农业法案制订农地保护计划，1990年明确发展有机农业和认证制度。日本民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实践有机农业，并在“产消合作（提携）”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但90年展起来的种植标准和农产品认证却没有欧美严格[4]。20世纪90年代，现代有机农业开始引入中国[5]，但常规农业化学投入品仍居高不下，2010年全国的化肥施用量达到了5460万吨，而农药的施用量平均每年140多万吨，其中主要是化学农药，占世界施用总量的1/3。2015年，国家农业部公布了“一控两减三基本”政策，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两个“零增长”。现代农业生态化转型是中国实施绿色经济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生态敏感区发展有机农业并对其进行生态补偿，解决生态敏感区的负外部性问题尤为重要。徐留福等[6]提出了农田、水源地、海岸带、河岸带、城镇5种主要生态敏感区类型。对于水源生态敏感区的水质保护而言，减少或改变农业化学品投入是核心。同时，有机农业发展与水源生态敏感区的生态安全维护息息相关，科学合理地对有机农业进行生态补偿，是促进水源地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7]。以南水北调沿线水源区为例，为保证一江清水北上，2014年出台的《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提出了“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库区主要有两类水污染：一为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排放；二为化肥农药使用、畜禽养殖和农村居民生活污水排放[8-9]。前者是点源污染，易于发现和监控；后者是面源污染，难以防治。按照《河南省淮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区域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工作方案》，南阳市从2005年开始就对淅川、桐柏、镇平、方城、邓州、宛城、卧龙、西峡8个县的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畜禽养殖废弃物、农村生活废弃物和水产养殖废弃物等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了调查，并逐步在水源区开展了有机农业示范工程[10-11]。2015年的《丹江口水库（河南辖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规定了陶岔取水口至上游中线距离10千米为一级保护区水域，还分别规定了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的水域和陆域，湖北省也制订了相应规划和保护方案。2016年河南省南水北调水源区的淅川县、西峡县、内乡县和卢氏县被划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把发展有机农业作为重点方向，但水源生态敏感区的有机农业生态补偿才刚刚起步。
2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生态补偿在国际上又称作生态系统／环境服务付费（PES），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济手段，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如何补偿是其核心问题。Wunder[12]认为PES应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种自愿的交易行为；能够很好地被定义的生态系统／环境服务（ES）；至少有一个ES的购买者；至少有一个ES的提供者；确保ES的提供。2007年，关于流域生态补偿的贝拉吉奥会谈[13]达成一致意见，即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下游服务使用者从上游土地利用实践中获益，这会确保诸如土壤免受侵蚀和河流稳定性等服务的供给。Pigou提出政府干预是解决经济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比如税收和补贴金。Coase[14]认为外部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双方产权界定不清，出现了行为权力和利益边界不确定的现象。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必须明确产权。在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的研究著作中，Landell-Mills&Porras[15]对PES做了分类，同时强调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互相依赖并合作的关系。其先驱性工作对之后的研究有着极大影响和借鉴。补偿主体不仅是政府，还有供水公司、基金会、非政府组织以及用水户，而受偿主体有上游种植户，包括村委会、社区，还有地方政府。要实现诸如好的水质和健康的环境等正外部性，避免市场失灵，当实际行为不可盈利的情形下，政府需出面以逐步达成双赢状态。多元化的项目发起人和中间“人”也是有力保障。在流域生态补偿领域，特别是关于南水北调水源区的生态补偿，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多。王金南等[16]指出，狭义而言，生态补偿指国际上生态服务付费的行为，或者增加污染者付费和受益者补偿的内容；广义而言，指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不仅包括对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手段，也包括与自然地域环境相关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俞海和任勇[17]认为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界定或权利的初始分配不同，造成了流域上下游发展权利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就需要一种补偿来弥补这种权利的失衡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生的正外部性。朱桂香[18]阐述了生态补偿主体的范畴，包括对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对生态保护做出贡献者给予补偿、对在生态破坏中的受损者进行补偿、对减少生态破坏者给予补偿和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等。俞海和任勇[17]指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下游沿线享受生态服务的中央、地方政府应当是提供补偿的主体，而上游水源涵养区的地方政府、企业法人与社区居民等是接受补偿的主体。生态补偿的范围包括生态建设和保护的额外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等。如何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内容。Brouwer等[19]对世界47个案例的分析表明，服务提供者的选择、社区参与、量化目标的监督和中间“人”的数目使得项目参与期限和条件达成的环境目标效果显著。曹明德和王凤远[20]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自然资源作为资源性资产，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是所有权人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方式；二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并付出代价者理应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因为生态功能是具有价值的。邵毅[21]基于博弈论和前景理论的视角，将南水北调工程的水源区和受水区看作两个“个体理性人”，当两者陷入“理性陷阱”.缺乏主动合作的行动时，中央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变得十分必要；当“集体理性”得以实现时，双方会主动寻求合作，监督惩罚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小。李平[22]指出建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与水资源补偿机制的条件已趋于成熟，输水地区经济落后，为水资源保护付出代价大，流域用水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大等。而解决水源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难处境的突破口就在于建立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的利益补偿机制[23]。乔旭宁等[24]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诸如补偿主体和对象的界定、补偿标准的确定等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流域多种生态要素、多元主体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框架。李雪松和李婷婷[25]强调建立真正的生态补偿机制，关键问题是如何分配和使用补偿资金，谁来征收，谁来使用，分配到何处，如何监督和评价政策或机制的效果。因此国家需要建立责权利统一的生态补偿行政责任机制。外部性的生态补偿量很难直接货币化，往往要从成本弥补的角度来考虑。不仅要考虑生态建设和保护的直接成本，还要考虑损失的发展机会成本和政策投入等[26]。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包括机会成本法、费用分析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水资源价值法等，条件价值评估法更是被广泛用于生态补偿实践[27-28]。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种，即核算法和协商法[18]。近年来，各位学者对南水北调受水区的各个省市应该给予水源区的各个省市的生态补偿量做了标准计量。李怀恩等[29]、史淑娟等[30]以陕西水源区水土保持补偿量为着眼点，对各种补偿量模型进行了估算，表明基于保护水源所付出成本的水源区生态服务补偿支付较为可行。周晨等[31-32]运用CVM方法对农户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进行了估算。Li等[33]、Wei等[34]分别采用了生命周期评价和水足迹的方法对受水区的水资源和作物进行了考察。李亦秋[35]、韩德梁[36]利用3S技术及数理统计方法，对丹江口库区和上游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了分析和估算。胡仪元[37]对汉水流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历史变迁、生态保护与生态补偿的现状及未来对策进行了考察和调研。谭秋成[8]认为为保护丹江口水库水质，减少氮、磷流入水体，可考虑以生态补偿方式鼓励农民将部分土地休耕或退耕，并估算种植小麦须补偿259.69元/亩（1亩=1/15公顷，下同），玉米须补偿331.64元/亩，水稻须补偿567.31元/亩等。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基于不同方法对不同地域甚至相同地域的标准估算值还存在着一定差异，其标准的实际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商酌。总体上看，国内外关于水源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
3水源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实践
国内外流域及水源区有机农业与生态补偿积累了一些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通过对其补偿机制进行分析和比较，可以为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尤其是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有机农业发展与生态补偿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3.1国际案例
在欧洲，1987—1992年对有机农业转换的财政资助包括了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瑞士、奥地利和德国。欧洲经验表明，转换补贴可以促进有机农业份额的增长[38]。欧盟通过欧洲农业保障基金补贴到各国。2000年，欧洲各国政府签署了水框架指令（EEC/60），有强制义务在2015年达成优质地表和地下水的目标。2004年，欧盟出台《欧洲有机食物和农业行动计划》，这一计划表明了有机农业在欧洲农业政策下的相关性，指出了有机农业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和受到消费者关注的双重社会角色，但发展目标没有设定清楚。2007年，CE834定义了“转换（conversion）”为从常规农业向生态（有机）农业的转变，包括在一段时期内有机生产的供应。该文件还明确了一年作物的转换期为两年。欧盟除转换期补贴外，还有维持补贴、认证补贴、农业环境补贴等多种有机农业补贴形式。新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2014—2020年）保留了市场支持和直接补贴、农村发展这两个支柱，更加注重政策的统筹协调，兼顾公平和效率，注重促进有机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罗马尼亚西北部的Satu-Mare县有450公顷农场，主要生产小麦、玉米、向日葵和大豆等作物。2010年罗马尼亚政府759号决议规定，如果农场在有机农业系统中注册并且处于转换期，其种养业生产将受到特别资助，具体补助金额为5公顷以下补偿540欧元，5～20公顷补偿611.43欧元，20公顷以上补偿510欧元。有机农业的面积从2006年的4.56万公顷增加到2012年的17.46万公顷，增长了3.8倍。相关研究表明，在罗马尼亚有机作物的经济效率要略高于常规作物[39]。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行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为辅的复合型补偿机制[40]，包括直接补贴、生态转型补贴等。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南部的Mangfalltal流域下游有130万住户，年需供水1亿立方米左右，供水公司发现由于上游农业和畜牧业活动导致水质逐步恶化，他们决定采取用水保护措施。1992年，公司与三个有机农业联合会一起在该流域发起了一个有机农业项目，旨在减少水中的硝酸盐和农药含量并改善水质。至2010年，流域上游150户签约，他们需要加入其中一个有机农业联合会来获得认证从而得到现金补偿。在该项目中，受益者是慕尼黑的用水户，他们缴纳税金享受供水。供水公司作为中间“人”代表了用水户的利益，他们负责项目的准备、签约，而监管则属于有机农业联合会。2008年，大约有2500公顷土地转向了有机农业。1992—1998年，有机农业补助为281欧元/(公顷•年)，1998—2010年为230欧元/(公顷•年)，2011年以后补偿分为三个区，每年最多补偿380欧元[41-42]。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另一城市Augsburg南部有30万居民，2011年接受供水1680万立方米，上游流域是农牧混合区。当地90个农户中有60个签约了有机补偿计划，1991—2009年，若不用农药补助175欧元/(公顷•年)，不用农药、化肥补助250欧元/(公顷•年)，若通过有机农业认证则补助400欧元/(公顷•年)。控制硝酸盐分三个标准给予0～100欧元的生态补偿资金，2009年以后分11个标准，以上补偿标准每5年更新一次[42]。法国是欧洲第一农业生产大国，其农业产值占欧盟农业总产值的1/5，农产品出口长期位居欧洲首位。法国1990年以后开始发展生态（有机）农业。Lons-le-Saunier市西北的Villevieux地区有2.5万人，2011年接受供水180万立方米。Vallière流域有75个农户，65%的耕地种植小麦和玉米，30%为永久牧场，5%为葡萄园。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流域开始为控制硝酸盐和农药污染按面积分区进行补偿。1993—2006年，若减少使用20%的化肥和农药，则给租地户补助170欧元/(公顷•年)，农场主补助260欧元/(公顷•年)，补偿标准每3年更新一次。2006—2009年，共计对1500公顷农地给予了生态补偿[42]。在哥伦比亚，20世纪90年代甘蔗种植的扩张直接面临着缺水问题，用水户自己成立了一些联合组织来节约用水，Asobolo就是这样的中间组织之一，创立于1993年。该案例的ES目标是水流调节和水量，提供者是上游Bolo河流域的农户，他们通过社会和农业环境发展项目接受实物补偿。受益者是下游的用水户，他们自愿支付税金来实施补偿。Asobolo作为一个中间“人”，负责项目的准备、签约和运行，他们也希望能够改善农户的生活质量[41]。美国的有机农业生态补偿也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随着美国环境质量激励计划的出台，1997年，爱荷华州成为首个实践有机农产品质量激励计划的州。2002年出台的农业法案规定，农业部通过实施生态保护补贴计划，以现金补贴或计划援助等方式，把资金直接分发到农户手中或用于各种生态保护补贴项目。2003—2007年，美国每年拨付300万美元用于资助有机农业研究[43]。非政府组织（NGO）在生态补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机农业的发展是以政府的直接政策为依托，但同时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是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之一，1972年在法国成立，成立之初仅有英国、瑞典、南非、美国、法国5个会员国，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700多个集体会员的国际有机农业组织，通过定期召开有机大会将世界各地的有机农业从事者们联合在一起，并且制定了基本的有机生产规范[44]。IFOAM是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重要力量之一，建立政府、市场等多方联动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实施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根本发展趋势。
3.2国内案例
关于水源地生态敏感区有机农业生态补偿的实践，国内相关研究还不多见。以下以北京市密云水库退稻还旱项目、云南省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云南省哈尼梯田受偿意愿、云南省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农业发展模式、辽宁省大伙房水源保护等生态补偿项目为例进行总结分析。2001年5月公布的《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在北京市密云水库上游的潮河、白河、黑河流域实施了退稻还旱工程，以改善水质与来水量。2003年开始试行，涉及北京市与河北省多个县市。2006年，在张家口赤城县黑河流域成功实施了1.74万亩稻改旱试点项目。2007年正式在赤城县和承德丰宁、滦平两县开始实施稻改旱的项目。北京市每年补贴5665万元支持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共实施了10.3万亩稻改旱，其中，承德市两县7.1万亩，张家口赤城县全县境内3.2万亩水稻全部退出耕种，改种节水型大田作物。补偿金额也从补贴450元/(亩•年)到2008年以后提高到550元/(亩•年)。云南大理州洱海流域2003—2009年累计推广“控氮、减磷增施有机肥，隔年隔季施肥”的农业生态补偿实践20.78万公顷，每亩农田每年补贴100元，全部用于购买肥料，由大理州政府在栽种前以实物的形式发放到农户。项目实施后，平均每亩减少施用纯N2.49千克，P2O52.23千克，增施K2O2.14千克，粮食平均每亩增产4.5%。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开展“一池三改”工作，即改厕、改厨、改厩，建设三位一体沼气池，累计建成沼气池8984口，发展种养结合型生态农业模式，不仅减少了畜禽粪便的污染，而且为农产品生产提供优质肥料。其次，实施稻田养鱼，每亩产水稻619.1千克，较普通农田增产1.71%，鱼成活率80%，亩产65千克，平均增重2.6倍，每亩稻鱼新增纯收入240元；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平均每亩减少使用除草剂100克，尿素18千克，普钙40千克，既节约了成本又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工作以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为重点，实施以绿色食品为先导，以有机食品、地理标志认证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监管模式。洱海流域目前生态补偿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一是国家各部委行业单项补偿资金；二是州、县市视财力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三是征收洱海水费、风景名胜资金费等[45]。在云南哈尼梯田的案例研究中，刘某承等[46]以受偿意愿问卷调查为基础对补偿标准进行了探讨，分别估算了在农药化肥各自减半为零、同时减半或同时为零的情形下，哈尼梯田稻田养鱼户接受的政府直接补贴形式的生态补偿意愿值为3727～8732元/(公顷•年)，与人工化学品投入限制标准成正相关。从生态补偿的收益来看，以高收益的化肥用量减半农药禁用情况为例，当1千克稻米价格提高1元时，如果每公顷补贴7112元，政府投入盈余为335元。昆明市政府对松华坝水源保护区实施了“全面禁牧、禁渔业、禁花限菜、限制规模化养殖”等环境保护政策，加强了对城市水源地的保护力度。储博程[47]在充分考虑水源保护区政策、资源、市场、技术、农户意愿五大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种水源地农业发展模式，包括核桃间种、林药模式、有机野生菌和人工食用菌结合。
4生态补偿机制分析
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生态系统/环境服务目标、补偿主体、受偿主体、中间组织等。通过对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其异同点.从生态/环境目标看，在国外案例中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目标都是为了控制硝酸盐、减少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以及改善水质，并保障下游地区的正常用水，与我国基本一致；从生态补偿发起人和生态补偿主体来看，国外既有政府、也有公司和中间组织，而我国的生态补偿项目多是以政府为主导开展生态补偿。国外项目在由谁发起的问题上更为灵活，多为市场主导，也有以政府为主导。法国案例表明在当地政府和用水公司之间有竞争关系；而在德国，用水公司则从属于市政，运作更有效。补偿主体在我国是由政府出面来对上游农户进行补偿，法国同样是政府出面，而德国则通过供水公司和用水户，哥伦比亚通过用水户联合会。参与项目的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四类任务：分配水资源、通过运作项目改善水质、资助项目和技术支持。德国的供水公司虽然属于私有性质，但也从属于市政部门，同时具有分配水资源、运作和资助项目的作用和职能。不同项目有着不同的中间“人”，生态补偿协议的签署也取决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达成协议的过渡期会比较长。罗马尼亚Satu-Mare项目由政府发起和主导，为了保证农产品质量，政府规定如果农场处于转换期其有机产品生产会得到补助，但限制最大面积为20公顷，而农场的收入还是要依赖市场需求，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进行补偿。通常情况下，生态补偿是按区给予的，在德国，分区决定基于一个标准——雨水向井水的转变时期，在法国，是根据水文学、实践经验和限度的社会认可程度[42]。但德国Augsburg和法国Lons-le-Saunier的案例并不成功，当地农户渴望一种更有效的用水种植模式。Lampkin&Padel[38]所指出的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即尽管社会认可和公共支持度在增加，但乡村社区对大范围转向有机农业生产仍有抵触情绪。我国的生态补偿需要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企业、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补偿主体，实践经验表明，生态补偿只有政策支持还远远不够，还要跨过技术和经济这两大门槛。
5结论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