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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左翼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新左派”思潮；“新启蒙”思潮；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617.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5-0291-02
一、“新左派”思潮概述
“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为基础思想理论，以平等与公平为价值核心的理论思潮，它认为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贫富分化、社会失范等问题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体现，“新左派”认为平均主义应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基本选择[1]。在上世纪末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新左派”逐渐引起人们关注，但目前这一概念却未得到普遍认可，却已被普遍使用。“新左派”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制度创新”的道路，应该从传统社会主义中汲取经验。汪晖是被公认的“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汪辉，韩毓海、李陀、崔之元、陈燕谷、刘康以及美国人德里克皆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新左派”认为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想对传统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的批判造成了社会专制，“新左派”认为启蒙主义虽然将“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目标，却忽视了对社会平等问题的关注。“新左派”文学史观指的是以“反现代的现代性”、“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等新提法重新理解革命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主导地位并对这种文学持高度肯定态度的一种文学史叙述观念。[2]“新左派”文学史观将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及左翼文学、包括50―70年代文学定义为“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借用了后现论、后殖民理论以及西方理论对革命文学进行了重新包装，毫无疑问，这包装是理想化了的，这使“新左派”文学史观有了相对开阔的理论视野。“新左派”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也存在着必然的历史局限性。
二、“新左派”思潮的意义
（一）对“新启蒙”思潮的有力反省
众所周知，“新启蒙主义”思想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霸权话语”，压抑着其他文学批评话语。“新左派”批判性地审视和质疑了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这使得80年代文学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启蒙话语得到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在“新左派”那里，“新启蒙主义”存在的问题有：启蒙话语中的知识者和大众的关系问题，主流启蒙话语和其他话语的关系问题，启蒙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等[3]。此外，“新左派”还关注中国文化和学术如何建构的问题，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在80年代被遮蔽、未曾进入学术视野的诸多问题，在“新左派”的反思中被再一次问题化。
（二）对当下问题的高度重视
“新左派”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改良态度，希望关注和改良弱势群体状况。“新左派”的如是主张是对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高度重视，“新左派”敏感地意识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城乡差别扩大问题、贫富分化日益严重问题，也正是看到现代化带来的这一系列现实问题使得“新左派”对现代化意识形态进行了反省和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使“新左派”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者。其对市场经济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底层大众的关怀，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新左派”思潮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但从人道角度去审视它，它能关注现实、彰显人文精神，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三、“新左派”思潮的局限性――对50―70年代历史的过度肯定
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直接借鉴了西方的现代化道路，而避开了“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内容。“新左派”则重新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那段历史，重新看待和审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意义。这无疑有其值得肯定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是“”以来，人们第一次用非厌恶的态度看待50―70年代的历史，用非厌恶的态度谈论“左派思想”，而用相对中立的态度看待时代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在对50―70年代这段历史的态度评价上，“新左派”表现出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但同时，也显示了过度肯定的局限。
正如上文提及，“新左派”对当前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的问题即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因而，一些“新左派”人物对晚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加以肯定和赞扬，他们认为，晚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心是真正地“平等”，进而认为，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在当时意义非凡，也可以为后来的改革提供借鉴。这种对历史的片面肯定存在的问题便是，由于政策决策失误，人们在建国初和“”期间所遭受的灾难被轻轻地抹掉了。郑润良在《“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一文中，这样表述和批评“新左派”对50―70年代文学过度肯定的问题：一些学者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还原历史文化和文学语境，而远离了十七年文学和“”文学的具体文化语境，这种远离的陌生感在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新鲜和刺激”的同时，却使他们在定位中国当代文学史时，采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简单的逻辑，他们试图用一种公允的态度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但却又一次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潭。[4]这一批评可谓鞭辟入里，很好地呈现了“新左派”批评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
回顾“新左派”思想及文学批评，我们能感觉到“新左派”对历史、对“”、对启蒙的反思已不再单单是一种反思的态度，更多地表现出对“制度创新”资源的找寻，时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某些要素被他们重视，诸如所谓的“平等”、“独立”及反抗殖民侵略，这些要素被他们发现并作为理论资源用于当下社会批评，但问题是他们在过分重视这些“平等独立”要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彼时由专制主义导致的更大的社会问题，这种简单的单向度的反思甚至倒退到了“新左派”自己一再批评的80年代“新启蒙”思想的思维方式之中。“新左派”试图用本国社会主义资源对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其中蕴含着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倾向[5]。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复杂性，对待历史也应有科学的、辩证的、认真的反思态度，不可否认，“”历史给有些人留下了伤痛记忆，所以在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就应更为警惕和小心。但对这一历史的简单肯定无疑会避重就轻，它不应是同情当下弱势群体、批判现实所依据的反面例证。虽然“新左派”所持的对现实不妥协的批判立场值得肯定，但其对历史反思的主观性态度，不是科学的学术态度。
参考文献：
[1]萧功秦.新左派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A].公羊编.思潮：中国的“新左派”及其影响[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4]郑润良.“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3][5]赵黎波.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69，106.
作者简介：
[关键词] 汉学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出版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现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卜立德、蓝诗玲等，美国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仪慈、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叶维廉等，法国的杜特莱、安妮、居里安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实克等，加拿大的杜迈克、梁丽芳等，瑞典的陈安娜、马悦然等，澳大利亚的杜博妮、雷金庆等，荷兰的佛克马、柯雷等，俄罗斯的李福清、谢曼诺夫、费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仅从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如下一些问题：他们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关影响因素有哪些？有怎样的视角与维度？特点与意义是什么？
2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
汉学家群体中既有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不容忽视。比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涉及萧军等中国现代作家，同样是美国历史学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论及萧军；美国神学家陶普义，在《论老舍对中国基督教会和“三自”原则的贡献》中，从神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他还出版了专著《老舍，中国讲故事大师》。这些海外非文学专业的汉学家大大扩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空间，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远非简单的中文与外文之间的语码转换，它涉及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与思维习惯等传统翻译学之外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应该从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译介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视角加以考察。由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是传统翻译学很难解决的难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使得汉学家除了独自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还采取种种合作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学家与汉学家之间的合作。汉学家组织合作团队来翻译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比如，铃木择郎等日本汉学家集体翻译《四世同堂》，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刮起了一阵“老舍旋风”。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为畅销书，是因为这部以为背景的小说，“触动人们心灵的隐痛，加深了人们的忏悔”[1]。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与他的波兰学生斯乌普什基合作翻译《老舍短篇小说集》。
第二，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罗伯特与白英和袁嘉华及中国学者杨周翰等编译《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鲁迅、老舍、沈从文、杨振声、张天翼、施蛰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说[2]。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成就卓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在翻译中的合作。他们一起创办外文版《中国文学》，向海外推出《熊猫丛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西游记》时，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国学者汤伯文核定。美国汉学家沙博理也是在汤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浒传》的翻译出版。美国汉学家罗穆士对《三国演义》的翻译也得到中国学者任家桢的帮助。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之称的葛浩文与他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使该作获得2010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第三，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萧红著称的葛浩文，对萧军也颇多关注，两人多次互访、通信。葛浩文还从萧军处获得了一些原始文献，在著述中多次谈到萧军的创作。他翻译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王际真曾写信向沈从文讨教，以便更好地翻译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是老舍与浦爱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老舍亲自念给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听[4]。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小说时，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见，甚至还到小说中描写的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德国汉学家顾彬与北岛、欧阳江河、杨炼、西川、王家新、张枣等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过从甚密，他们的诗很多是由顾彬译成德语，传播到德语国家。除了与被翻译的中国作家合作外，汉学家还请中国作家推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1932年日本汉学家田增涉为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国文学部分，请鲁迅推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稀松的爱情故事》和《皮带》。1933年，朝鲜的金湛然想编译一部“世界文学”，请鲁迅推荐张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鲁迅和茅盾与美国汉学家伊罗生共同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角》推荐具体的选目。
第四，汉学家、中国作家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如赛珍珠夫妇在美国创办的公司出版了林语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们之间的合作为这两位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声名远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译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机构通常会选择合适的汉学家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葛浩文是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成功的翻译家。他为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当前，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机构策划发行、由汉学家进行翻译的。在英语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蓝诗玲等汉学家也积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5]。一些在法国取得较大反响的中国作家大多与法国汉学家及出版机构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池莉、余华与何碧玉以及南方书编出版社合作，莫言与尚德兰、杜特莱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与傅玉霜以及中国蓝出版社合作。
第五，汉学家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苏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经常邀请海外知名汉学家来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翻译工程”，向海外汉学家提供资助。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汉学家。
3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质和渠道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介质和渠道有外文网站、期刊、专集、图书馆、高校等公共空间。外文网站有港书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国的《中国文学》《天下》，美国的《东西方评论》《亚洲》《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当代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哈佛亚洲学报》《东西方文学》和《20世纪中国》，日本的《北斗》《热风》《中国文学》《鲁迅研究》《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野草》《未名》《飚风》和《猫头鹰》，英国的《生活与文学》，法国的《欧罗巴》等。英文专辑有斯诺1936年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王际真1944年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袁家骅、白英1946年合编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赵景深1946年编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米尔顿、克里夫德1961年合编的《亚洲现代小说宝库》，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编的《中国文学宝库：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说和戏剧》，夏志清1971年编选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白之197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编译的《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杜博妮、罗宾逊1979年编译的《遗腹子》，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1979年合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编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刘绍铭、葛浩文1995年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沙博理2002年编译的《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以及王德威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等。海外图书馆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图书馆等。国外很多高校设立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学等，日本和韩国也有些大学设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机构。汉学家还经常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到国外去讲学、朗诵，进行文学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会馆和图书馆等艺术氛围浓厚的公共空间，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
4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选题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左右汉学家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劳哈尔于199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是指接受者倾向于接受与本地文化接近的传播内容，外来媒体内容若要被本地受众接受，就应该贴近或符合当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员，长期共享汉文化成果。中国与这些国家同文同种，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化根基相同，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较多。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产生了相似的文学现象，韩国汉学家倾向于翻译“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译到法国并成为畅销书，是因为法国有着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传统，法国人同中国人一样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浓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读者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惯常视角。在二战后“冷战”思维影响下，西方与东方长期思想对立，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这些无疑都形成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视角。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要符合他所属国家的政治需要。《狼图腾》在海外出版时，出版商为了迎合某些西方读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强化意识形态色彩，着力渲染作者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里敏感“时间节点”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凡是在中国大陆有争议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李晓的《门规》等，诚如葛浩文所说：“美国人对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7]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写作动机竟然是“”。这部书以政治敌对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这样的解放区或左翼作家大加攻击，充满了政治的偏见。李欧梵、王德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充满了政治视角。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文学补救的作用。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被重新发现及其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确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劳。但同时这西方世界与中国政治对立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是审美习惯。西方读者偏爱某些中国作家作品，这与他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他们喜欢苏童的小说。在苏童题材多样的小说中，法国读者青睐其女性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如《红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译者考虑到法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对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都进行了改写：将原著中没有加引号的对话都加上引号；用感叹号来代替对话结束处的句号；将一些长段改成短段。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改，删去了小说中的按语和议论部分，对小说进行了改写，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使译本更接近英语小说的结构，便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葛浩文深知西方读者爱看连贯的故事，这种改写式的翻译，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5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
因立场、观点、学术背景和客观现实等方面的不同，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把本体论、公共空间、主体性、民族国家等哲学思想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研究向纵深掘进。如，普实克研究了鲁迅小说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认为主体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8]。韩国汉学家李福熙从哲学层面探讨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认为萧红的悲剧精神极具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越封建礼教、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红尘之类的层次，表现为一种生命意识，这使她的小说跨越了人与动物、生与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都主张用“日常生活叙事”解构左翼叙事和五四叙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与五四，把中国现代文学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9]。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发，重新厘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叙事、新左派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学史书写路向。
二是美学维度。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判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复杂流变。夏志清历来主张发现优美的文学作品，擅长用新批评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审美意蕴。他肯定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优美情境的表现，赞赏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美学价值，如月亮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赋予朦胧、伤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种含义。夏志清褒奖钱钟书善用象征事物，能够将审美剖析与道德批评有机结合起来。李欧梵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早期，着力探求中国作家的浪漫质素。他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如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萧军、蒋光慈等。后来，他的美学观转向了颓废美学。在他看来，上海促使施蛰存这类作家生成“怪诞”体验，颓废美构成了上海现代小说的审美特质，“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叶灵风的小说表现了都市中的浮纨颓废，张爱玲把人生、历史和艺术对立，其小说被视为“颓废艺术”。王德威的美学视域则表现为抒情美学与怪诞美学的融合，他不仅着力挖掘小说中的怪诞美，还将怪诞美学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结合起来。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他们的小说美学观自探求优美美学伊始，经数次转变后回归于追求抒情美学，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批评也相应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然后又回归传统的发展轨迹。
三是传记维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教授传记文学的柳无忌，以《萧红评传》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76年，这篇论文在美国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从传记角度研究萧红的著作。此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胡志德的《钱钟书》、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等。
四是跨文化维度。有的属于性别文化研究。如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探究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经典主题是不断变化着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在文学中得以再现。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从大众文化、电影等多个视角，对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心理分析、广义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构建。有的属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文化研究和现代性视角对“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化”进行观照。史美书的《现代的诱惑》研究了中国“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双重视野之中，检讨出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联。
6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对象的经典性。汉学家一般选择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来进行翻译与研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萧红、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丁玲、赵树理、老舍、王蒙、张洁、莫言、北岛、苏童、残雪、余华等。二是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除了前面讲到的思想视角、美学视角、传记视角和跨文化视角外，还有其他视角，如哲学视角、史学视角、文本视角等。三是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有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一个对象，如竹内好长期研究鲁迅，葛浩文是萧红研究专家，梅仪慈以研究沈从文见长。有的汉学家对某一命题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阐发，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这一经典主题的创见，张英进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普实克的《抒情与史诗》、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等。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内地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观念和视野，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7 结 语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还使中国文学研究在内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在海外却能继续下去。此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能够对国内的研究起到补救与纠偏的作用，可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迪，与国内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力推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
注 释
[1]孟泽人. 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迹：老舍在日本的地位[J]. 新文学史料， 1982（1）：215-224
[2]王建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传播及研究方法刍议[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15-22
[3]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f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翻译模式[J]. 小说评论，2011（5）：4-12
[4]乔志高.老舍和朋友们[M].上海：三联书店， 1991：9-12
[5]吴S，顾忆青.困境与出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探讨[J]. 中国外语，2012（5）：91
[6]何明星，妮. 文化接近性下的传播典型：中国网络文学在越南的翻译与出版[J].中国出版，2015（12）： 56-60
[7]罗屿. 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J].新世纪周刊，2008（10）：120-122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文学理论批评观点的创新离不开埘作品精细阅读。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使‘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鉴赏的基础上结合叙事学——文本细读，提出一些富于创新、独到精辟的见解。书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点缀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关注着墨最多的一颗星。
解读丁玲作品，作者于细微处见精深，做出了较精辟的论述：“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觉和成熟，女性意识的凸显和嬗变，对男性中心的狙击和解构，女性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反抗，以及在强权政治千预下的最终消沉和消隐。”
如学界代表性的点：“足以放弃女性为特点、为牺牲的。从一个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变成一个左翼的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者。”著者通过对丁玲《韦护》《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细读，指出：“这个见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创作对主流意识形态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趋从，却没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没有蜕尽的莎菲之气的不自觉坚持。”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个性化立场和真诚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和张力。著者把丁玲创作文本的丰富性称为“意图迷误”。玛丽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论证了这一见解，提出耐人寻味的文本现象：离弃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玛丽形象描绘为耀日娉婷典雅高贵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册，如剥竹笋般层层剥出，玛丽形象的意义是承继了“五四”以来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独立、不依附不盲从的个性特点，表现了丁玲的一贯女性意识立场。“《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在演绎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理论时，又难以释怀为革命做出‘身体奉献’的女性身体在传统道德面前无法得到革命庇护的现实问题，……并深表同情，深为忧虑，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护为革命牺牲‘身体’和的贞贞，革命也不去庇护曾经与丈夫出生入死过的‘落后’妇女(《“三八节”有感》)，革命也无法挽救革命干部何华明老婆因为年老色衰，随时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换旧符’的命运(《夜》)。”对文本的精细阅读是进行文学研究的前途和基础，只有养成著者着眼于文本的细读的习惯才能在学术界收获到颗颗硕果。
三、生活的感悟与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学批评
“底层写作”文学现象产生的背景
“底层写作”的出现，首先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倾向在不断敲响警钟，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引起了关于民生问题的广泛思考。1996年，《读书》刊发了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报道了包括艾滋村在内的农村贫困问题，此后还有若干后续报道。2002年春，陆学艺等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引起了很大震动。此后，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出版)以及续编《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出版)中指出我国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差距扩大化和阶层固定化的严重问题，引起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向哪个方向解决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为“底层写作”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契机。2003年，党和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宣传口号，明确表现出救济贫困阶层的努力。跟着这种形势，文学创作合流了“底层关怀”主张，以“三农”、“民生”问题为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并引起关注，很多权威性的文学杂志都有意识地开始刊登这种倾向的文学作品，其间一些著名小说家的多部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意识，其民间关怀的书写策略迅速得到认同与响应，由“底层写作”而生的“底层文学”的渐成潮流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必然。
其次，除了这种社会现实危机在文学作品中的直接投射，“底层写作”现象的出现还有其更深层次的文学背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小说的创作慢慢地远离了大众的视野，占据主流地位的“纯文学”创作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而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这一潮流下的文学作品中，“底层”或者完全缺失，或者是模糊的概念，或者完全沦为承担某种象喻或者宣传功能的符号。文学作品中被一厢情愿的作家符号化了的百姓与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一个”之间的巨大差距是难以隐藏的，人们对“纯文学”文学意义的反思由此产生。2001年，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发表《漫说“纯文学”》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的追求志向进行反思，并提倡要高扬现实批判意识。“反思纯文学”由此不断深入，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要重新回到表现并挖掘现实的起点上，建立起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真正体恤百姓的喜怒哀乐，真正贴近时代情境下的民生疾苦，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底层写作”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承担这种功能的“应运而生”。从文学创作的实绩来看，“底层文学”的这种“历史性”的出现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底层写作”的文学成就及意义
当前，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意义的文学现象，已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一个最重要的群落，关于它在理论、批评与创作方面的讨论也逐渐深入。“底层”概念因其笼统和象征性契合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在文学批评中被广泛征用。
回顾一下这一文学叙事形式迅速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底层写作”的成功可以说是得益于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2004年，以曹征路的小说《那儿》为代表，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刘继明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胡学文的《命案高悬》、《行走在土里的鱼》，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变脸》等。此外如“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写作现象，专门对当前社会中“打工”群体的生活与命运进行全面的揭示与思考。这些创作使人们关注到了以往视而不见的社会群体，同时也以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再将文学当做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思想探索上看，底层文学注重对现实不公的反映，更注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力图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心理；以面向社会、面向当下的审视态度进行创作。如小说《那儿》，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他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①它不仅揭示了重大的现实问题，还提出了“通向自由和富庶的道路应该如何走”的社会问题，以现实主义的冷峻笔法书写了一曲时代悲歌。
从艺术性的追求上看，底层写作立足于中国当下现实，摒弃“纯文学”无病的流弊，同时远离“商业化文学”的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在叙事模式、表现方法的扩展上都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这里仅以罗伟章的小说《变脸》为例，它书写底层与苦难，但并没有陷入到城乡、贫富等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试图以一种更加复杂的视角来把握现实的丰富性。在作品中，陈太学是一个小包工头，面对城市里更大的“头儿”，他献媚、送礼，而面对同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兄弟，他却克扣工资、拖账赖账，但作家并没有对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画出了他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心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写照，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
当前“底层写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底层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特征的底层写作虽然以对社会底层群体进行真实解读为根本出发点，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思想界、中国现实的讨论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写作形式在主流化进程中也面临严峻的问题，如，思想资源的匮乏、“精英意识”的限制、受众对象的局限等，这些缺陷极大地制约了其发展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底层写作”已经成为“主流性写作”之时，因不同叙述主体对这种创作内涵的“异化”，“底层写作”有时被衍变成为“残酷叙述”、“仇恨叙述”，以及追求政治正确的“功利叙述”，这种异化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令人对整个底层写作的正当性产生怀疑”。②近时期，“底层”一词带给人们的多是悲凉与困扰，附庸苦难成为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表现，苦难和正义甚至画上了等号――文本内的主人公因为苦难而不被追究行为的合理性，有些作品甚至只停留在叙述或者宣泄的层面上。这种仅止于苦难的创作必然带来大量的模式化的叙述方式，使其在艺术表现上捉襟见肘。还有一些人利用“底层”这个热点，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个商品化的一个卖点。这一切无疑会使底层写作偏离底层关怀的积极取向，使底层文学失去了应有的社会价值。
“底层写作”前进的方向
由“底层写作”所构建的“底层文学”的崛起，极大地扭转了“先锋文学”以来中国文学不关心现实、社会的情况，然而当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令很多人对“底层文学”提出了质疑，有的说它是“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有的说它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的从艺术的角度来否定，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包括赞同者，都认为底层只是“现实主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低级的，等等。应该说其中一些问题在“底层文学”中确实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对底层写作、“底层文学”进行全盘否定。这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出发点，我们可借此对底层写作进行一次清醒的审视，找到其前进的艺术方向。
首先，从创作思想上看，不能将“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底层写作”是有意义的，南帆认为，“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底层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正是文学对社会尽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文学不能缺乏良知，文学也不能缺乏思想。这是底层写作在发展进程中必须坚守的。所以，如果在写作中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以其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认为只要写了底层就是具备了“底层关怀”，在粗糙的叙述中失去对“人性之谜”的挖掘和深思，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
其次，从艺术追求上看，不能认为底层文学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底层叙事”应该具有革命性、开创性，应该更新锐，更有想象力，成为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当我们将‘底层写作’视为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的时候，并不是要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对‘纯文学’的一种发展或‘扬弃’。”③虽然二者在精神追求上有不同的路向，但“底层写作”不能完全忽视“纯文学”所进行的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因为探索与创新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应有之意，而不限于“纯文学”。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能以独特的视角发现生活中的秘密，并以独到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对文学作品的肯定，人们是从美学与历史两方面进行的。“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应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因而，“底层写作”在进行公正、平等和正义的思想追求时，绝不能降低在美学上的追求。
再次，从“文学如何底层”的层面上看，“底层写作”要克服思想上的狭隘意识，使自己的思考为“底层”接受。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已在对底层写作的思想与艺术的追求向度中进行了解答。就目前底层写作中所出现的创作者与受众对象局限性的状况来看，“文学如何底层”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它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描写对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二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服务对象，这个层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即前文提到的“受众对象受限”的问题：当前很多底层文学作品的预期读者仍是知识分子、批评家或(海外)市场，并没有真正通向底层，为底层所阅读、欣赏、认同。因而，进行“底层写作”的创作者们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意识、理论资源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将真实的底层生活经验以恰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底层文学”能够真正为底层民众认可、接受，能对自身的处境和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改变自身。如此才能发挥“底层文学”应有的社会意义，也改变着“文学”的面貌。(本论文为河南工业大学校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7XSK060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李云雷：《评曹征路中篇》，《北大评刊》，2004年。
②邵燕君：《“底层”如何文学?》，“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网站，2006年2月6日。
③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10)。
关键词：文字；文学流派；地位；变迁
中图分类号：I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0-0070-02
文字，自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在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人们用它来传播信息、记载历史、表情达意等，自文学出现以来，文字又多了一项审美娱乐的功能。但传统文化中，因为文字距离性、间接性、含混性等缺陷，人们普遍认为文字不能忠实地传达言语的声音，因而，文字的作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增加，文字的力量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卷帙浩繁、若星辰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文字以崭新的面貌呈现，被异彩纷呈的各文学流派以不同形式展示，文字的功能被发挥至极。
一
最先让文字的地位引起重视的流派当属象征主义。象征主义是欧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艺流派，它最早流行于19世纪70-90年代的法国，而后期象征主义则波及整个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文流。阿瑟・西蒙斯说：“没有象征主义就不可能有文学”，由此象征主义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象征主义以它的象征性、内心描写、以丑为美和通感契合等特征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它在重视文字方面的贡献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象征主义对文字的重视，与其着重表达心灵内部的复杂和通感契合的原理是分不开的。区别于以往小说对现实生活及社会题材的广泛关注，象征主义把目光转向人物内心的感受，着重人物细微的感觉，而这些必须在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于是，作家们不得不借助象征、暗示、隐喻等修辞方法，并赋予文字以音乐性，凭借各种途径来最大限度地给予暗示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和幻觉，从而理解作家所要表达的内心深处的世界及与宇宙间的契合。兰波在他的著名诗篇《母音》（1871）中，给五个法语母音赋予了色彩：黑A，白E，红I，绿U，蓝O，并通过具体描绘，将字母与形状、颜色、气味、声音、动态等联系在一起，使得简单的字母变成灵动的精灵，直接与人的感官交汇，给人以无尽的遐想及审美体验的满足。在《地狱一季》的《字的炼金术》中，他说，“我发明了母音的色彩……我把每个子音的形状和运动安排定当，我以创造了一切官能都能感知的诗歌语音而自豪。当初这是一种实验。”[1]（P105）兰波对母音赋予色彩的尝试，何尝不是对文字表达能力的一种革新。那种所谓根据著作来“判断天才”无异于“根据尸体画像”[2]（P22）的观点似乎过于偏激，因为只有“天才”的作家笔下，才能生出有灵魂的文字。
各派作家在创作方法上的不断转换是他们探索从迥异的文字表达方式上实现写作目的的不懈努力。未来主义是继象征主义后风行于意大利的文学流派，他们紧随物质社会的高度发展，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竞争等，否定传统文化，向往未来。未来主义对文学中语言文字的使用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实验，在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文学技巧宣言》中，他宣称“迫切要求解放语言，把它们从拉句式的牢笼中拯救出来！”[3]（P51）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使用规则来约束文字的使用。他规定必须毁弃句法，将名词以不固定的方式任意罗列；应当使用动词的不定式，使之灵活地与名词搭配；应当消灭形容词和副词；每一个名词都应当是成双重叠，也就是说一个名词后面应当紧跟着另一个名词而不须使用连接词；还应当消灭标点符号，为了强调某些运动和标明它们的方向，将采用数学符号：＋－×÷＝＜＞以及音乐符号。[3]（P51-52）未来主义尝试一种全新的规则去开发文字的潜力，尽管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的时间短暂，却给后世文学流派在文字表述方面以及大启发。
二
意象派是兴起于英美的颇具影响的文艺流派之一，他们高举意象的旗帜，通过精练的语言表达诗人内心的感受。意象派在文字表达上的要求不尽相同，总体来说，他们提倡尽力使用凝练的词语，运用日常口语，用音乐性短句替代冗长的反复节拍，讲求明朗、清晰、凝练。寄此创作方法，意象派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而意象明确的诗句，如庞德著名的诗《在地铁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短短两行却是意象主义不朽的丰碑。
表现主义者侧重表达丑恶现实下人的悲哀、忧郁和异化。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反映在文字上表现为一种冷漠和平静的态度。他们极少使用描述性或修辞性语言，用以展示客观世界的冷漠，而电报式语言和强烈的语气则是他们愤怒干脆的表现。他们有时甚至破坏传统语法的规则，任意使用新奇的语言、随意的倒装、省略定冠词、重复词语、扭曲句子结构等方式表达一种紧张而急促的节奏，突显人物内心的不安情绪和涌动的狂躁。人类的灾难感和孤独感在表现主义者们笔下显得异常冷峻严酷，而人在社会泅渡挣扎的画面也随文字激越流淌。
意识流小说打破传统小说间接叙述描写人物心理的手法转向作者撤离小说，让文字直接再现人物本真的复杂感情，让读者感受裸混乱人物的心理变化，体验到人物内心最真实的意识流动过程。为最大限度展示人物内心活动，意识流作家在文字选择和使用上颇具匠心，李维屏曾阐述意识流语体的特点与功能，以此证明意识流作家在文字方面的努力和卓越贡献及对作品自身的意义。他根据三部经典意识流作品的语言特征，将现代意识流小说的语体变异归纳为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语域变异四种，充分表达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为后世作品在文字表述方面开拓了新路。
超现实主义与政治结合紧密，反对传统及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异化，崇尚梦幻和无意识，妄图通过个人的精神解放来解放全人类。超现实主义通过心理学上的一种治疗方法“下意识书写”或“自动写作”来支撑他们的艺术创作方法。他们视文字为神灵，崇尚不假思索的意识里流淌出的随意语言，展示文字自身的强大组合力，给人以无法预料的意义。他们颠覆了以往一切以理性创作为基础的文学活动规律，崇尚个人意识直接不假思索的表述，为文字的使用掀起一阵狂潮。一切固定的主题、形式、意义在这里土崩瓦解，甚至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也被冲垮。然而，自动写作在创造非凡和惊讶的同时，也产生出大量不知所云的东西，本身不追求意义的东西也很难寻求到意义。
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于第三世界的拉美地区，但同样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魔幻现实主义基于魔幻二字但同样是对现实的反映，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拉美社会真实的反映。拉美长期落后封闭，传统的印第安文化，人们的魔幻意识、神话传说在拉美人眼里是客观存在的真实。魔幻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受超现实主义影响较大，但超现实主义强调脱离现实，而魔幻现实主义基于拉美人们生活的客观现实。平铺直叙的自然主义写实手法无法表达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生与死、真与幻、过去与未来杂糅，拉美复杂的社会生活、政治历史、人民的磨难与痛苦在这种杂糅中以奇异的方式呈现，让人们在离奇甚至难以置信的另类世界里感受更加真切直观的冷酷社会现实。魔幻现实主义在表达人物内心世界时，隐去了传统叙事艺术中叙述者的前置语，直接将心理描写的文字呈现在上下文中，反映真实的语言环境，达到一种更接近现实的逼真效果。艺术家根据自己的原则，寻找适合的文字表达方式营造魔幻气氛。
三
文字从隐匿于文章主旨、思想、情节的幕后跳出，成为展现作者意图的直接武器。作为作者与读者的唯一媒介，文字的力量无与伦比。而后结构主义者德理达更是从传统语言学着手，颠覆了西方一直以来遵循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即言语中心主义。逻格斯主张“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5]（P190）亚里斯多德在《解释篇》中认为“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5]（P190）因此言语作为第一符号的创造者，它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传统的二元对立认知方式也认为在言语与文字的二元对立中，言语要优于文字。而德里达认为，言语并不是清澈透明地达于真理的，而被索绪尔所贬抑的文字的距离性、说话者不在场、易于曲解等特征也正是语言的特征，因为要说到颠倒是非、混淆视听，言语并不逊于文字。德里达通过考察言语与文字在众多文本中的体现，处心积虑为文字，其目的在于避免重建 “在场”形而上学等级结构、避免重新出现新的中心，通过提高文字的地位，对语言重新进行界说，使言语与文字各得其所，从而真正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6]（P424-425）
当然，由于时代的发展，商业社会讯息变化飞速，文学逐渐走向边缘。文学的这一边缘性地位及文学研究的自我封闭性使得文学陷入空前的困境。[7](P281)鉴于信息社会的技术支持，都市社会的现代情绪和市场社会的商业原则等原因图像风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读图时代”的来临。[7](P284-285) “读图时代”的来临给我们显示了阅读风尚的新走向。图像的出现和风行使得它从以往的装饰性地位一下子跻身到与文字平行，甚至超越文字的地位，考察当代图像兴起的原因，图像所起的作用和图像的内涵显得尤为重要。[7]（P284）
参考文献：
[1] 袁可嘉. 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2] (法)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 柳鸣九主编．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 李维屏. 意识流语体的变异与表意功能[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4）: 63-69.
[5]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从早期的日本学习中国，到二十世纪初的中日文化逆交流，英语、汉语、日语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结构。据此，主要探究这些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同时提出汉语借词新的定义法。经过研究发现，相比于直接来源英文的外来词，这一类日语借词同化现象更为明显，对现代汉语具有极强的塑造性。在文化心态上，地理相近、文字相通且早经欧化的日本成为了绝佳的缓冲地带，并进而成为欧洲现代文明大量而轻易地输入中国的重要端口。
关键词：
借词；日语借词；英语外来词；语言欧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0.080
1 文章综述
1.1 研究背景
语言的发展从来就不独立存在于语言本身，语言的交流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相交融。借词，作为文化交流强有力的证据，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同于大多数语言中的直接借词，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不容置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语言交流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本文将主要探究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的文化心态。
1.2 研究价值
前人已经对汉语外来词做过一定的整理、分类、编纂的工作，对汉语外来词的性质、规律、来源历史和其同化情况做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同样在汉英借词以及汉日借词方面做过相当的研究。然而，从经由日语传入的角度去分析汉英借词的则仍属少数，这一类借词基本只在专门研究汉英借词或汉日借词的专著或文章中略有提及，也鲜有学者将这三点连成线。笔者认为，这一借词过程应该是三角形结构：日语借助汉语翻译英语中的概念，后来，当汉语寻求欧化时，就直接使用了日语中已完成的词汇。而无论是日语借助汉语，还是汉语借助日语，从根本上讲，这两种语言都在通过翻译英语来完成自身语言的欧化，从而为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全面欧化奠定基础。
2 借词
2.1 借词的定义研究及其新定义
2.1.1 中西方学者对词汇借用的研究
词汇借用，作为人类语言中广泛存在的语言现象，理应有一套统一而普遍适用的分类模式和术语体系。然而，从既有文献上看，中国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往往缺乏系统的术语。而在西方语言学中，已有的分类和术语尽管颇具系统系和连贯性，囿于其过分偏重印欧语言的事实，也无法做到普遍适用。
比如，早在1920年，Hermann Paul（1920：392f.）首次粗略的将借词分为两类，即“直接引入”（importation）和“术语替换”（substitution）；后来，Haugen（1950：214f.）进一步将这些借词分为：loanwords（直接借词），loanblends（替换借词），loanshifts（转换借词）。然而，这都是以字母文字为基础的定义，因为汉语既不能直接借用英语，也不能通过替换或字符转换完成借用。因此，这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中的借词定义。
中国的学者，王力（2000：507-528），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将借词分为“借词”和“译词”。以日语借词为例，他认为音译词就是借词，比如“gas”译为“瓦斯”；意译词为译词，比如“economy”译为“经济”。然而，王力先生认为，只有音译词才属于外来语，日语翻译西欧词语的汉字词在汉语中不是外来词，“日本创造了一些新词来表达西洋传到日本的那些新概念，我们只是利用日本现成的翻译，省的另起炉灶罢了”。那么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的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因为他们明明来源于异域，在当时普遍使用的汉语中，又具有极高的异化性，却因为使用了汉字就没有可以归入的类别。孙常叙（2006：304-311）在《汉语词汇》将这一类词归入了“借词”，比如，日语译词“主Q”（日语发音为shukan），引入汉语中成为“主观”（汉语发音为zhuguan）。
虽然中外学者做出了卓越的研究，却可以体现出大多数学者始终将定义规定在发音或是翻译的问题上，我们需要一个更普遍的定义法。
2.1.2 汉语词汇借用的特殊性及借词新定义
不同于拉丁语系的字母拼写形式，汉语中存在着特殊的借词现象。正因如此，很多时候，意译词不被归入外来词的范畴。然而，有些意译词外来成分明显，这类词在现代汉语的日常使用以及形成过程中都有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根据更多的因素综合考虑并扩充统一所谓外来词的概念，给它下加新的定义。笔者认为，凡是本语言中从前未有的概念，无论用哪种方式，造成新词或借用旧词以代译其他语言之词汇或某具体义项，均应视为外来词。
2.2 借词现象体现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内涵
借词现象是文化交流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通过借词的种类和借用方法来了解一定时期社会变化的核心和重点。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在汉语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塑造性的角色，从而又进一步对中国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过程和影响，笔者将会在下一章详细论述。
3 中日语言文化交流及日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3.1 中日语言文化交流
3.1.1 日本引进汉语的开端
日语与汉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汉语是日语形成的基础。日语分为假名和真名。假名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表音文字，真名是源自中国的汉字或是模仿中国的汉字。
日本本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日本是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正如平安初期学者斋部广成在《古语拾遗》卷首所写的：“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宋茜，2013：7）。日本最先使用的是汉字（叶渭渠等，2004）。有学者指出，日本向中国借汉字作为语言始于公元5世纪左右（朴旭兰，2015：137），也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学者的时期。然而早在那之前，中国汉代前后，随着中日的交往，日本人已经开始接触汉字。据日本史书《古事记（こじき）》所载，晋武帝太康五年（即公元285年），百济（今朝鲜）的儒学者阿直岐、王仁携带着中文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等儒家典籍东渡日本，讲授儒家学说（宋茜，2013：7）。这是日语中汉字借形词的开端，也是日本开始系统学习汉语的开端。
3.1.2 遣唐使
说起中日文化交往，没有人会忽略遣唐使这一段历史。作为日本向中国，尤其是发展最为鼎盛的唐朝学习的集中体现，遣唐使在日本古代政治、文化，尤其是日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遣唐使的派遣是中日历史交往有的一项“外交政策”（刘秋红，2011：251），这项制度是结合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而产生的一项特殊制度。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日本为富国强民，迫切需要与经济文化发达的邻邦，也就是中国学习。根据宋茜（2010：7）所说，当时中国的商人、渔民和僧侣等带着先进的技术、文化与思想东渡日本，汉文、汉字也随之不断传入日本。同时，日本也开始通过向东晋、南朝等朝代派遣使者朝贡等方式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这一时期是汉字、汉字词大量进入日本的突出时期，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被日本广泛吸收并发展。这一时期的日语产生了大量的汉字借形词，也就是用汉字的形态来表达本土的含义，这也为十九世纪末日本全面欧化时，大量使用汉字词翻译英语词汇奠定了基础。
3.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研究
3.2.1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简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古老的东方大国纷纷陨落，人们对东方文明的崇拜逐渐被西方文明所取代。不同于在东方文明发展史中一路领先的中国，日本率先开始了改革。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学习欧洲近代文明时，大量翻译了西方的科技、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日本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全面欧化，随之而来的是国富民强，一片欣欣向荣。
日本的成功极大的刺激了中国，为求富强，中国知识分子大量留学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在此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开始了逆向交流，一大批日语词汇通过大量的翻译融入到现代汉语中，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这些词或是利用汉字创造新词，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闫志章（2008：33）指出，这类词涉及到各个领域，大大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统计，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共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有459个，来自英语547个，法语78个。
3.2.2 汉语中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分类
（1）按造词法/译词法
日语在翻译英语之时，采取了多种方法。通过整理《汉语外来语词典》（岑麒祥，1990）中的日语外来词，我们可以将这一类词简单地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译结合和生造词等，举例如表1。
值得注意的是，上表举例中，例如“左翼”、“组织”这样的词是日语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但是却用这个词来表达与原来意思相近却不完全一致的含义。比如，“左翼”本意为“左侧部队”，翻译时用来表示“左派”；又比如，“组织”本意为“织布、构辞”，翻译时用来表示“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机构”。
如前文所说，王力先生等学者认为，这些日语词是直接借用了汉语的固有词，所以这一类词不该被当作外来词。然而，经过上表的举例和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使用这些译词的时候，词汇本身的古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弃之不用，或是增加了完全陌生、来自于外语的含义。这就好比别人家的小孩穿了自家的衣服，或许相貌还有几分相似，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这个小孩是自家的。
（2）按词源。
按照汉语中日语借词的来源，我们可以将这些词分为“汉源词”和“日源词”两类。“汉源词”指的是日语在翻译英语过程中，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汉字词来表达相应的概念，或是用汉语的固有词延伸出新的含义来表达英语中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左翼”“组织”等词）。“日源词”则是日语在翻译英语的过程中，利用汉字组合生造出来的词，属于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文字组合。除去“榻榻米”、“料理”、“三味线”这类表达日本特有风俗的词汇，有些汉语日源词已经完全融入汉语，让人难以分辨。以下举例说明。
汉语汉源词。明治时期的日本西学译者大多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在翻译西方学术用语时，借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词汇，形成了新的术语。比如，“文化”来自于《说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投机”来自于《唐书》：投机之会，间不容u；“文明”来自于《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闫志章，2008：33）；“阶级”来自于《三国史》：高下有差，阶级逾邈；“经济”来自于《晋书》：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
汉语日源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告”一词。《汉语外来语词典》对于该词的解释：一种宣传方式，通过报纸、电视、无线电广播等介绍产品或服务性事业等。意译英语advertisement（陈雪，2010：17）。“广告”可表达一个偏正短语，有广而告之的含义。汉语在借用日语创造的这个词时，完全采用了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形成了一个汉语中从未有过的、新的词汇，并以此来表达一个新的含义，因此是一个日源词。类似的词还有“肯定（affirmation）”，“蜜月（honeymoon）”，“对象（object）”，“实业（industry，business）”等（陈雪，2010：17-22）。
3.2.3 翻译自英语的日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通过整理，我们不难发现，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主要涉及到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名词术语等领域，更是遍及政治、经济、娱乐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十九世纪末正是现代汉语形成之际，因此，这些日语借词实际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是中国西学东渐的门户，经由日语传入，是英语深刻影响汉语的重要途径。这些词汇在现代汉语尤其是学术范围内的书面语中使用频繁、广泛，对汉语现代性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塑造性的影响。此外，很多人会知道“麦当劳”是翻译自英语的“Mcdonald”一词，却很少有人知道“经济”“社会”这样的日语借词也是外来词。因此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
4 借鉴日本欧化经验的文化心态和启示
缘起是中国开化晚于日本明治维新，而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维新派主张直接效仿日本而不是直接学习欧美。近代赴日考察的相关人员、留日学生和旅日文人是传播的主力。康梁首发其端，而鲁迅用功最著。
首先，日本在中英文化接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西学东渐之时，地理相近，文字相通却早经欧化的日本，无论是在文化心态上，还是在地理优势上，都足以成为绝佳的缓冲地带，成为欧洲现代文明大量而轻易地输入中国的重要端口。
其次，这揭示了隐含的日、汉、英三语之间的联系。这一过程为汉语欧化的研究进而为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启示，同时揭示了汉语向日语借词的过程实质上是转而向英语借词的过程。实际上，在这个三角形结构中，日语、汉语都依靠大量向英语借词完成其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两种语言又都借助了对方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借词的过程：日语依靠汉字的表意性，而汉语则转而依靠日语已经完成的工作。在语言上，无论是日语借助汉字构造新词来翻译英语，还是汉语直接借用成型的日译词，实质上都是向英语借词的过程；而文化上，中国向日本学习，实际上是要更快地、更方便地向西方学习。
最后，文化心态方面尤为重要，日本欧化而崛起的成功，击碎了中国新知识分子最后的固执和卫道情节，给予中国新知识分子极大的希望，使他们认为，中国可以欧化，而且非欧化不可，中国欧化即可文明，这也大力促进了激进欧化的势头。日本成功欧化，还表现在它已经成功将欧洲模式移植到东方国家，使其成为一种适合东方文化土壤的日本模式，中国学习欧美最快最好的途径，无外乎全面借鉴这种日本模式。正是这种文化心态，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宣扬要以这种模式塑造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证明了经由日语传入汉语的英语外来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塑造性。
5 结语
借词，在一个民族语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量引入了日语借词，而这些日语借词又是翻译英语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通过日语引入了大量英语外来词，从而努力实现语言的欧化、现代化。这一类借词在现代汉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正视其外来词的地位并以此扩充外来词的定义。
通过举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由日语传入的英语外来词，因其使用了汉字词作为翻译手段，与直接传入的英语外来词相比，这类词同化程度更高，更抽象，更接近语言的深层次，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塑造性。日本作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缓冲地带，使欧化更加容易进行，也更加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Haugen，E.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M].Language，26（2），1950：211231.
[2]Hermann，P.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M].Tübingen：Niemeyer，1920.
[3]岑麒祥.汉语外来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陈雪.对《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汉语日来词的研究[D].西安：未发表硕士论文，2010.
[5]刘秋红.试论遣唐使对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及影响[J].求索，2011：251253.
[6]朴旭兰.中日语言特点及文化表现对比研究[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6）：137138.
[7]宋茜.日语“汉字借形词”的源流与现状研究[D].兰州：未发表硕士论文，2013.
[8]孙常叙.汉语词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 历史科学 内史 外史
广义的历史是所有人的生活历程。科学探索和技术创造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产生，才使人类的生活和其它动物的生活产生了质的区别。技术的历史反映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变化轨迹；科学的历史同人类精神、思想和世界观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科学技术史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自然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较晚。但是，由于科学理性的巨大力量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社会前进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人类文化史、社会发展史别引人注目的内容。
1 科学技术史与历史科学
科学技术史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描述的是科学和技术从生产到发展的史实，是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历史。它是历史学领域中发展较晚、具有特殊性质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位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接壤位置的边缘学科。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SONTON.1884-1956）曾经指出，历史学发展中最早的领域是政治史、军事史，以后才是经济史，最后才是文化史。在文化的历史研究中，宗教史是最早出现的，然后是艺术史，出现最晚的则是对科学的历史研究。出现这样的研究顺序是很正常的，这是因为系统的观察、实验与严密的逻辑体系相结合的近代科学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17世纪。在这之前，历史的其他分支早已有人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了。经过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技术机械化、19世纪欧美国家实现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理论化之后，从经济在市场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带动下获得飞速发展的史实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对科学技术历史的考察，才明确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又经历了为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日益发挥了关键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日渐深化的认识，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才逐渐被置于它应有的位置。
历史学家之所以拒科学史于门外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家首先注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其实，历史学研究的深人，要求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的范围内跳出去，向文学、艺术、宗教、经济等领域延伸，把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也包括进去。这种新的历史观就必然会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当然，科学史的发展也是其中。科学史的发展不仅从内容上是对历史学的重要补充，而且它将人们的历史观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能动作用等更广阔的领域。
第二，研究内容的差异。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科学史家常需阅读的是一些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则往往专业语言很强，对于多数只是在中学阶段接触过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就很难看懂。这样一代传一代，造成一些历史学家对科学史越来越生疏。
事实上，科学技术史，从它的内容来看，从事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较熟悉；若从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看，他更倾向于社会科学。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者，还是社会科学的学者，研究科学技术史都有自己的某种局限，这正是科学技术史作为边缘学科的一个特点。
2 科学技术史研究中的内史与外史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所谓外史（external 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
内史外史问题，也不免要牵涉到上面所谈到的三种科学史研究方法。其实传统的编年史方法正是以前作纯内史研究的不二法门，国内以往大量的科学史论著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真正的深湛之作，却也不能不适度引入思想史方法），而成功的外史研究则无论如何不能不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
从内史到外史，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就纯粹的内史而言，是将科学史看成科学自身的历史（至少就国内以往的情况看来基本是如此）；而外史研究要求将科学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置于不同的背景之中，它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也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可以简单归纳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第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第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第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
3 科学史的三种研究方法
科学史研究，与其它学术活动一样，是一种智力活动，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按照学术规则运作，这就是科学史研究应有的方法，同时也就使科学史研究具有了意义。而比较有成效的方法，至少已经有3种。
第一种是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形态的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在目前国内科学史界则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中国，这种方法与当年乾嘉诸老的考据之法有一脉相承之处。编年史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此法的优点，首先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其弊则在于有时难免流于琐碎，或是将研究变成“成就年表”的编制而缺乏深刻的思想。
第二种是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使用，大体到20世纪初才出现。这种方法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体现这种方法的科学史著作，较著名的有1939年柯瓦雷（A.Koyre）的《伽利略研究》和1949年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的《近代科学的起源》等。巴特菲尔德反对将科学史研究变成编制“成就年表”的工作，认为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事实已经证明，了解早期科学家们遭受的失败和他们提出的错误的假说，考察在特定时期中看来是不可逾越的特殊的知识障碍。甚至研究虽已陷入盲谷，但总的来说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
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以及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科学史界影响很小。至于国内近年亦有标举为“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则属于另外一种路数——国内似乎通常将“科学思想史”理解为科学史下面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种指导科学史研究的方法。
与上述两种方法并列的，是20世纪的第三种方法，即社会学的方法。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这种方法此后得到一些左翼科学史家的追随，1939年贝尔纳（J.D.Bernal）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而几乎与此同时，默顿（R.K.Merton）的名著《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也问世了（1938年），成为科学社会学方面开创性的著作，这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更重要的派别。
以上三种方法，从本质上说未必有优劣高下之分，在使用时也很难截然分开。至于思想史和社会学这两种方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以有如下的认识：
思想史和社会史方法作为科学发展的两种解释，有它们各自独到的地方，但也都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虽已被广泛而且深入地讨论过，但是一种新的对内史和外史的更高层次的综合尚未出现，也许，以新的综合取代它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也许在理解科学的发展方面，它们都享有基础地位，唯有两者的互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科学史。
总之，科学技术史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对它的描述常常可以有许多侧面或采用多种方法。取向侧重的不同，其描述就会有不同的面貌和内涵。假若几个取向都能兼顾到，这当然很好，是较全面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是几个取向难以兼顾，有时甚至连一个取向也难以做好。对于科学技术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3.
[2]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2.
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年，长命的伽达默尔先生也已经仙逝，但这场被称为“德法之争”的曾在的争论依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依然有重演、回复的必要。
我们先把争论过程和文本情况简介如下：
伽达默尔首先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文本与阐释”的主题报告。该报告经会后增扩，长达31页，译成中文大约有3万字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可以把它视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总结性文本（该文后来也被收入伽达默尔：《文集》第二卷，即《真理与方法》第二卷）。在次日的圆桌讨论中，德里达向伽达默尔提出了三个问题，作为他对伽氏报告的反应；而伽达默尔也作了答复。之后，德里达在会上作“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的报告，不算短，印刷页码约有16页，其中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尼采这个“名字”；“整体性”概念。
以上文本为伽达默尔－德里达这次争论的全部材料。完整文本首先于1984年在慕尼黑出版德文本，题为《文本与解释：德法之争》。五年以后有英文版（纽约1989年）。我们依照德、英文版的办法，把争论文本辑为“巴黎对话”。
事后几年里，伽达默尔对他与德里达的这次巴黎论战一直念念不已，又相继作了“致达梅尔的信”（1984年）、“解析与解构”（1985年）和“解释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1986年）三篇文章，意在重梳他与德里达的异同，进一步回应来自德里达的对解释学哲学的解构论挑战。不过，在德里达方面，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此事件有进一步的反应。尽管这两位思想家之间还有过第二次“交锋”，即1988年2月由德国海德堡大学法语系组织的会议，但这次会议设定的主题是“海德格尔与政治”，应该比较热闹，而对于“解释学与解构论”这个课题并未形成更深入的探讨。
关于伽氏－德氏巴黎论战，有多个国家的各路哲学家进行了评论（英文版收集了有关评论文章共计15篇）。主流的意见大抵是：这是一场“不可能的对话”。我们在此只能选译两篇文章，一是英文版《对话与解构》一书的编者米歇尔菲尔德（Diane P.Michelfelder）和帕尔默（Richard E.Palmer）为该书撰写的“导论”，其中对“伽氏－德氏之争”以及学界代表性观点作了一番简明扼要的介绍；二是德国波恩大学哲学教授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的“求理解的善良意志与强力意志——评一次‘不可能的争论’”一文。它们与上述伽达默尔的三篇后续文章一起，构成本书第二部分，我们立题为“不可能的对话？”
作为战后欧洲大陆哲学的两大主流思潮，解释学与解构论有着许多共性，特别是在对现代性危机的体认，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主体主义的批判上，两者是有一致之处的。按照德国哲学家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的总结，解释学与解构论之间有五个重要的“共同因素”：一是作为一种理论基础的“语言学转向”；二是“贯穿于现代思想的危机批判”；三是对一种“绝对精神”或无时间性的自我在场的拒绝以及一种对有限性的确认；四是两者都回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诊断及其终结这一论题上；五是两者都强调审美现象的原初意义，特别是文学与文艺批评。
于是我们要问：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共同点，为什么人们还能把伽达默尔－德里达的这次巴黎对话称为“不可能的对话”？
实际上，如果把伽达默尔的理解要求彻底化，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求理解的善良意志是自然的。人只要加入对话，为的就是理解和被理解。你德里达既然与我坐在一起了，而且也参与了讨论，而且也向我提出了问题，回应了我的演讲，当然就已经服从了求理解的善良意志。对话中理解的善意与被理解的愿望本身就构成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在两人的辩论中，伽达默尔总是以“善良意志”勾引着德里达，偏偏这位德里达是一个“刺青”，不领伽达默尔的情，时刻保持着一个解构论者的警觉。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与德里达的解构警觉之间，构成巨大的张力。 转贴于
看起来，伽达默尔的辩证法式的“狡猾”可能是有一点点讨厌：喏，你只要和我坐在一起，哪怕是一声不吭，跟我翻着白眼，也已经落入我的“善良意志”的同一性圈套中了！不过，正是这样一种稀松平常的诘难触着了德里达解构论的一大“软肋”：主张非同一性和差异化的解构论如何反身面对自己，如何要求自己的主张？非同一性的诉求本身是不是一种要求理解和认同的同一性诉求？伽达默尔不无刻薄地指出：德里达对自己“不公”。
事情的关键在于同一性形而上学及其批判。因此两人的讨论势必演变成一场哲学史的论辩。伽达默尔认为他与德里达都是以海德格尔思想为出发点的，并且把自己和德里达称为“海德格尔原创思想的两个完全独立的发展者”。德里达大概也会同意这个说法。德里达在会上的专题报告显然也是有备而来，题曰：“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
战后欧洲大陆哲学各路向可以说都带上了海德格尔的“签名”。海德格尔思想在法国知识界获得了某种激进化的推进和发扬，而在其本土德国则似乎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美国哲学家约翰?卡普托（John D.Caputo）认为，德里达的解构论构成“海德格尔主义”的“左翼”，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成为“海德格尔主义”的“右翼”（参看《对话与解构》，第258页以下）。这个意见虽然过于简单化，也容易被简单化，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说伽达默尔强化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向心”方面，那么，德里达则发展了海德格尔思想的“离心”方面。
伽达默尔自以为得了海德格尔的真传，而且特别强调自己是以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为主要背景的。这话似乎不可全信。无论就思想高度还是就课题范围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话解释学、辩证解释学）未能超越前期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充其量还是对后者的一种内在化拓展，也就是说，伽达默尔并未真正跟随海德格尔实施思想的“转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伽达默尔“延续了海德格尔解释学的中断”（中文研究可参看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1992年，第118页）。
德里达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观点或明或暗地承继着海德格尔。他的基本词语，诸如“解构”、“涂抹”、“踪迹”、“分延”、“游戏”等，多半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发挥出来的。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说就是对海德格尔的“解析”（Destruktion）思想的一个发展。海德格尔在前期哲学中提出了对传统存在学（本体论）进行“现象学的解析”的任务，其目的却是积极的，是要标明存在学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即“标明存在学传统的限度”（《存在与时间》，第23页）。尽管海德格尔后来也讲“克服”和“经受”形而上学，但他讲的“克服”（überwinden）或者“经受”（Verwinden）也不是纯粹消极的、否定性的，而倒是一种“原始的居有”。
与海德格尔的“解析”、“克服”或“经受”相比较，德里达的“解构”似乎更为激进、更带有“暴力”性质。在德里达那里，所谓“解构”首先是一种“策略”，意在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等级制度，摧毁“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虽然德里达对海德格尔多有承继，但他仍指责后者在形而上学批判上的不彻底性。在德里达看来，不仅前期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心的“基础存在学”奠基，而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后期著作中海德格尔对人道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都仍然是“一种对人的本质和尊严的重估或重获”。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存在的真理之思，虽则名义上是对人道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但依然脱不了是一种“人之思”（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第128页）。德里达还以“声音中心主义”来攻击海德格尔，认为后者的语言观仍然是强调“说”（声音）而贬抑“写”的。尤其是，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所思的“亲密的区分”和“二重性”的“本有”（Ereignis）都还有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具有本源意义的“终极能指”的危险，而他自己的“分延”（difference）则是“非完满的、非单一的，有结构的和区分化的差异之源。因此‘本源’这个名字就不再适合于它了”（《哲学的边缘》，第11页）。
德里达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解构论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基本分歧也在于形而上学批判，而就形而上学批判来说，焦点恰恰在于尼采和海德格尔，更具体地讲，在于海德格尔在战乱中集十年之功形成的尼采阐释。正因为这样，德里达才把自己的报告题目设定为“对签名的阐释（尼采／海德格尔）”。该报告表面看来犹如空穴来风，与会议主题毫不相干，实则不然。温柔敦厚的伽达默尔屡屡声明，他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持毫无保留的信服态度，与之相反，德里达则认为这种阐释是大成问题的。德里达的思路可谓清清楚楚，直击两点：“名字”（专名）与“整体性”。
德里达认为，虽然海德格尔试图摆脱人们对尼采的心理学－传记式的误读，但他坚持尼采哲学的系统性，为尼采加上了一个人名的统一性，努力把“尼采这个名字或者‘谁是尼采？’的问题还原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其实就是还原为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极顶上的一种边界境况的惟一性”。德里达这个责难尖锐有力。这个尼采，这个惟一的尼采“专名”，被海德格尔树立在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完成（终结）点上，成为“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而在德里达看来，尼采实在要比海德格尔更具解构性，更不形而上学。德里达问：“难道尼采不是除基尔凯郭尔之外少数几位把自己的名字多重化，并且玩弄签名、身份和面具的大思想家中的一员吗？难道他不是那个多次、并且以多名来命名自己的人吗？”（参看《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68－72页）。非形而上学的尼采不是单数的“尼采”（Nietzsche），而是复数的“尼采们”（Nietzsches）。
进一步，德里达关于“整体性”问题的讨论触及到了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乃至于海德格尔在《尼采》书中阐发出来的整个形而上学观的核心。海德格尔认为，“本质”（Essentia）与“实存”（Existentia）是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本质”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什么”问题，“实存”回答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如何”（实存方式）问题。而“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是尼采提供出来的关于“本质”和“实存”的形而上学规定。德里达分析了海德格尔引用过的两段尼采原文，表明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并不像海德格尔所主张的那样，是关于“存在者整体”之实存方式的规定。由此，德里达得出结论：海德格尔“把尼采搞成一个形而上学家，哪怕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也许就过于匆忙了”（《文本与阐释》，德文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