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33: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价值哲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题目：现代语境下自觉消解类人学本质的第一人――论施蒂纳哲学及其重要价值 毕业论文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术期刊在狠抓质量的同时，作为编辑还应该研究期刊评价指标体系，寻找规律，利用规律，有的放矢。综观《总览》(2014级)10项指标，《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被索量方面，所刊文章基本都被索引；在被摘量、被摘率方面，通过努力基本上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论文基金比达到90 %以上；在期刊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中的两项中占1项；影响因子也逐年提高。但在被引量、他引量、他引影响因子等3个方面明显不足。从《总览》(2014版)各项评价指标来看，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从10项指标来看，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占据绝对量，两项之和53%(他引量25 %，他引影响因子28 % )。期刊评价指数如果想得到有效提升必须在这两项上下功夫。他引量指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包括期刊他引量、博士论文被引量、会议论文被引量。他引影响因子就是该刊前2年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的论文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2年的总数。其实这两项在内涵上有着一致性，如果他引量上去了，他引影响因子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被引量也与他引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被引量是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因此，在整个中文核心期刊评价中“他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项上急需提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组织高质量的稿源上下功夫。这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须发表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论文。作者写论文，最喜欢引用具有学科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论文。读者对专家的观点最为关注。二是编辑树立自觉意识。编辑不仅要有学术素养，而且还应有编辑素养，主动地研究期刊相关评价指标，总结期刊发展规律，合理、恰当地加以利用，提高编辑工作的针对性。
其次，被摘量和被摘率两项之和是10%。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被摘的检索工具包括4种二次文献刊物:}4)《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3}《新华文摘》，}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其实这两项指标是一个数据两个角度。如果被摘量大了，那么被摘率肯定就高。二次文献的复印转载既是论文学术反响的重要体现，也是评价刊物重量高低的一项指标。因此，论文被复印转载是作者、编辑共同期待的事情。编辑、作者一道关注具有热点、焦点的学术问题，共同打造出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以期引起二次文献机构的关注。同时还应积极向二次文献机构推荐所刊发的好论文，以便提高工作的主动性。
再次，影响因子占比14%，所谓影响因子就是该刊前2年在统计当年被某学科的论文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2年的总数。其实影响因子是他因影响因子的延伸与扩大，影响因子包括自引和他引两部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影响因子上，一直在低位徘徊，难以突破。由于影响因子与他引量有着紧密联系，这项工作与他引量所做工作一样。张建合先生利用中国期刊网对《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年间发表的论文进行被引分析，结果表明:" 1981-2011年共4 076篇，被引率为48.3 %，较少的高被引论文拥有较多的被引频次，论文被引高峰出现在发表后的4-8年间。前200篇高被引论文中，高被引学科为教育、汉语、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法律、政治和经济，有5篇论文的作者为陈伟琳和徐大真。前100篇高被引论文的引证文献中，学位论文引用较多，期刊论文引用次之，且引用的期刊多为一般期刊。由此可见，论文被引是有规律可循的，作为编辑应该充分研究相关规律、利用规律。
另外，所有指标都与刊文量有关，如果一个期刊刊文量过多，分母就大，所得百分比率就小。评价指标对周期短、发文量大的期刊起着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如果一个期刊周期太长、发文量太少被摘被引的概率也相应较低。因此学术期刊为双月刊、发文量每期在35篇左右较为合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为双月刊，年发文量190篇左右，每期发文量在犯篇左右，处在较为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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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折衷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融和19 世纪末，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激烈论战正酣，难分伯仲。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也日益猖獗，这使得在国内要有坚强的后盾做支撑。
【关键词】折衷主义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融和19 世纪末 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激烈论战正酣
【本页关键词】 期刊征稿 论文投稿 省级期刊征稿
【正文】二、折衷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融和19 世纪末，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激烈论战正酣，难分伯仲。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也日益猖獗，这使得在国内要有坚强的后盾做支撑。显然，这要求国家要有绝对的权威，要形成统一的国家集权。作为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工具的刑法理论，国家当然不容许长期存在的对立状态，于是就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的办法，使学派之间的激烈对立调和统一起来，以便更好地为帝国主义的对外疯狂侵略和对内高压统治服务。于是，到20 世纪20 － 30 年代，两派开始有了缓和的迹象。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论战双方也都逐渐注意到了自身理论的缺点和对方的优点。20 世纪40 － 50 年代，开始了影响深远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自然科学向着深度和广度两个方向飞速发展。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方法的出现，带来了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革命，对哲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巨大。在刑法学领域，系统论和信息论迅速地取代了传统的哲学方法而一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这无疑有利地推动了学派之争的调和理论的形成。到50 年代以后，学派之争开始消停，折衷主义走向兴盛。两大阵营彼此站在各自的立场之上，吸收对方的合理因素来发展和充实自己的理论。就意志自由问题，折衷主义形成了相对意志自由论的观点。一方面承认人的意志是被素质、环境等因素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完全被动和无能为力的，它具有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具体情况下，如果行为人有选择的自由意志，即既可为犯罪行为，又可不为犯罪行为，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犯罪行为，那理所当然应受刑法谴责；但如果行为时缺乏自由选择的意志，即只能实施犯罪行为而不能选择其他，此时，刑法则没有谴责该行为的理由。“从理论脉络出发，相对意志自由论可以视为意志自由论和意志决定论的折衷和调和，它一方面摆脱了意志决定论的固有缺陷，跳出了机械因果决定链条的理论樊篱，另一方面又吸纳了意志自由论的理论养分， 得到了道义伦理的有力支撑， 可以说相对意志自由理论发展到今已经成为这一哲学领域最为有力的学说。”折衷主义就犯罪的认定标准及责任问题，提出了诸多思想，形成了多种学说，但具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后期旧派（后期古典学派）的规范责任论和新派的人格责任论和新社会防卫论。（一）后期旧派：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由德国学者麦耶首先提及，自20 世纪20年代由德国学者Frank首创，后经Goldschmidt、Freudenthal加以发展，目前在德国、日本居于支配地位的责任理论。该论的形成肇始于19 世纪末新康德主义法学①对后期旧派的影响。新康德主义以价值和事实的严格区分为前提，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不同的、独具特色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它与实证主义的因果的、机械的考察方法相反，通过导入价值、评价、规范等考察方法，以图恢复人文科学的人的、文化的本来特征。后期旧派以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为基础，将价值评判纳入法律体系，认为法律规范是社会公意和价值观念的体现，是制约和评判人们行为的准绳。而后又立于道义责任论的立场之上，并对其进行了修正，提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违反了法律根据普通理性人设立的基本规范要求，即法规范对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合理期待。因此，只有行为人违反遵守法律规范的义务，在具有避免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作出相反的意思决定而实施了违法行为，这才具备了应受责任的充足条件。可见在责任的三要素（心理事实、规范评价和期待可能性）中，真正决定责任界限的是期待可能性这一规范要素。这有利于限制责任的扩张，间接地制约了犯罪与刑事处罚的界限和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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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现代商业》 论我国金融改革及其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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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药学期刊 载文量 下载频次 统计分析
药学期刊载文量与下载情况统计分析可为各药学期刊编辑部了解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提供动态的观察数据；也为各学科期刊之间的比较与评价提供客观、公正的数据参考，有助于促进我国药学学术期刊整体的繁荣和发展。通过对个刊的统计分析，有利于期刊编辑部追踪学术研究热点，预测学术发展趋势，指导栏目策划选题；有利于发现高水平的作者、专家队伍，有针对性地选择约稿对象和审稿专家等，促进刊物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基于此，本文对药学期刊近5年载文量与下载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1.资料来源
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与“中国引文数据库”，以及CNKI中国期刊网中心网站的日志记录。数据统计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统计分析平台》。主要统计内容包括：①中国正式出版的58种药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献量及其下载量；②CNKI中心网站访问量及分IP地址统计表。上述内容以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的统计数据为基数。
2.期刊统计分析
2.1载文量统计 载文量是指某一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所刊载的相关学科的论文数量[1]。载文量是反映一份期刊信息含量的重要指标，期刊载文量多，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这种期刊信息丰富，因而也较为重要。相反，载文量少的期刊信息量较少，重要性稍次。根据中国知网的文献统计评价数据，我国2005年1月至2009年12月药学期刊载文量排名前十的杂志分别为：《中国医院药学杂志》、《中国药业》、《医药导报》、《海峡药学》、《中国药房》、《国际药学研究杂志》、《首都医药》、《中国现代药物应用》、《中国药学杂志》、《药学学报》。
2.2 下载量统计分析 下载量就是下载的数量和次数，某个刊物在网络中下载量大，说明该刊被关注的程度较高，也说明刊物登载的论文比较被人关注，在本学科领域内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也说明其具有一定的理论专业性，能代表本学科领域的先进理念，具有较强的传递情报的能力[2]。“文献下载量分区段分布”提供文献按被下载次数归类后的文献分布情况，帮助了解刊物所发表文献中最受用户关注的文献情况，访问数量高则说明此类文献具有较强的出版价值，较高的被引用可能[3]。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种药学期刊中排名前十的下载量分区段分布下载量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中国药业》、《中国医院药学杂志》、《中国药学杂志》、《海峡药学》、《中国药房》、《药学学报》、《中国新药杂志》、《中国药理学通报》、《医药导报》、《首都医药》。
2.3 下载频次统计分析 下载频次能在第一时间对文献的使用情况做出反映。这一独特的揭示功能使其在网络时代可以作为审视学科发展以及科学评价的指标之一。期刊网络下载频次可测度上网期刊的扩散速率，是研究期刊在网络环境下传播效率的一个新指标[4]。文章的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存在正相关关系。普遍认为，文章被阅读的次数越多，被引用的可能性越大。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种药学期刊中下载频次排名前十的下载频次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中国药物经济学》、《中国药学杂志》、《中国抗生素杂志》、《中国药物化学杂志》、《中南药学》、《药品评价》、《药学学报》、《中国药理学通报》、《药学学报》、《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2.4 下载频次分区段统计分析 下载频次分区段统计分析提供文献按下载次数多少归类后的文献分布情况，可区分低下载频次和高下载频次文献[3]。利用文献计量学规律确定高下载量论文，了解高下载量论文的期刊分布、机构分布、主题分布等，正确评价期刊和论文的文献情报价值，从而为医学期刊编辑组稿、约稿、确定选题方向等提供重要的分析方法。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种药学期刊中排名前十的低下载频次(1-50次)排名情况见表1。
2005年1月-2009年12月58种药学期刊中排名前十的高下载频次(>50次)排名情况见表2。
3.讨论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已经把论文下载量作为评价核心期刊的重要指标。因此，对论文下载量的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论文的下载频次是其被阅读频次的反映。有时候读者对于所下载的论文进行了使用，但在最终成果中并未引用，所以仅仅利用论文的被引频次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价显得有些片面[5]。作者引用的文献往往仅占其在研究工作中所阅读过的文献的一部分，那么其中未被引用的文献的价值该如何去体现，或者说对其中未被引用文献的实质使用行为并未能反映在对该类文献的引用次数上，从而造成被引次数对未引用文献学术价值反映的缺失。再者，考虑到从读者对论文进行下载，然后阅读，并在长时间的理解消化掌握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引用，使得用论文被引频次作为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于网络能开放式地获取文献信息资源，论文的下载频次成为了论文价值的快速反映[6]。拥有高下载频次的论文，一般情况下能够说明该论文受到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从而能够从侧面体现学科目前的热点甚至是发展方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期刊的载文量大，一般其下载量也相应较大，在低下载频次区段的下载量也较大，期刊的排名也靠前。但在高下载频次区段，其排名与载文量关系不大，而且总的来的高下载频次区段的下载频次是非常低的。这说明我国目前的药学期刊的质量整体被阅读或引起的次数不多，与我国当前药学发展相对迟滞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药学期刊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项目基金：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NO 11C1172）。
参考文献：
[1] 赵东方.2000-2008年《图书情报工作》学术影响力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0,(23):165-167.
[2] 王泽武,马淑坤,王志国.《现代情报》的学术影响力分析[J].图书馆学刊,2010 ,(5): 109-111.
[3] 张志转,朱永和.38个综合性农业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的网络传播情况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9,(34):16736,17297.
[4] 王佳佳.竞争情报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比较研究[J].情报探索, 2011,(9):16-18.
[5] 周燕子,平静波,胡德华.2005~2009年图书情报核心期刊文献下载频次与被引频次的计量分析.情报探索,2011(2):40-43.
[6] 霍丽,陈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006年引用及网络传播分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8(2):148-153.
作者简介：
关键词：理论性 理论文著 价值特性
一、引言 理论、理论性的经验把握与“精神垃圾”泛滥
对“理论”的通常理解为“概括地反映现实世界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它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的结果”[1]，“理论是对事物本质及其的认识，是由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原理组成的观点体系”[2]。对“理论”含义的理解似乎没有太大的分歧，不过是措辞上带来的理解角度的差异。然而，从“理论”到“理论性”则不象望文生义的理解那样简单。“理论性”一词借用一种源于文学的表达形式，可以称得上“熟悉”的“陌生词”，初看起来感觉似乎是再熟悉不过的“理论”具有的特性罢了。但稍一细究，就会觉得要具体、准确地说明其含义倒也颇费周折。
一般辞典或资料无法找到“理论性”的具体解释。事实上，由于从模糊把握的理论相关性状印象来看，应当与文章有着密切关联。毕竟在较为规范的文字出现以前，即便存在以口头形式呈现的某种理论性的思维，对较为准确意义下的理论性含义没有实质性，从而可以忽略。这样，直觉地看待理论性的文本含义，应当是针对以文字为依托的文章而言的，尤其是文章中以涉及各种理论探讨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文章、著作（以下简称理论文著），换言之，要获得对理论性含义的深入理解、探究，需先行对文章进而对理论文著进行解析，是符合逻辑的。
一般辞典对文章的解释为“统称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显然这是广义的文章涵义。按照《文章学史》的编撰观点，“所谓文章，大体上包括古文、骈文、辞赋，不包括诗歌小说、戏剧”[3]。这里的文章已经是狭义的文章了。本文的理论文著，泛指文章中涉及各类学科偏重理论阐述，而非实用说明、指导或者评说事理的漫谈、随笔，以及直接针对具体世界进行虚构、描摹的各种文艺性文本。
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精华的展示、传播，最主要的渠道仍然是理论文著形式。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几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理论文著在刊登、出版，但除了就学科领域进行分类外，无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言，理论文著有具体哪些类别，尤其是如何认识其理论价值——亦或关于理论性，并没有公认的规范定论。换言之，刊登、出版理论文著的选择、录用过程——及其理论性判别，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经验化的模糊把握。这样，在风气存在欠缺、出版发行体制存在漏洞的境况下，各种人情关系、权钱交易等等不正之风，难免乘虚而入。
于是，低级重复、粗制滥造、毫无理论价值甚至漏洞百出的所谓“理论文著”，充斥、泛滥于书架、报刊。或拍马屁，以愉悦上司、师长、亲朋；或塞职责，以应对上级布置、科研项目要求；或装门面，以捞取职称、学位；如此等等，或骗名或捞利，林林总总比比皆是。正所谓“在论义的评价中，各种各样的丑恶思想和精神垃圾也是存在的。例如有的利用论文评价搞‘关系学’，弄虚作假；有的出于门户之见及妒忌之心，倚势压人；有的在与奖励中摘‘平衡’，送入情……”。[4]
当然，对于理论文著及其价值判断缺乏应有的评判标准而缺乏充分认识，应当是主要原因。客观地说，充斥、泛滥毫无理论价值甚至误导、贻害的“理论文著”，既严重浪费社会资财，也严重耗费甚至毒害读者脑力，“精神垃圾”也确乎是其最恰当的称谓。
不难想见，精神垃圾的产生与一定社会风气下的学术品德缺失有巨大干系，但根本原因似应归于对理论文著本身缺乏相应的甄别规范。本文试图对理论文著内涵、一般类型及其价值特性做出初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理论性的含义进行新的探索。
二、关于理论文著的认识缺憾
在中国古代关于文章写作的宏观认识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专门论述，当推墨子“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5]，意即立言、著文要本于上古圣王，察于百姓耳目，用于国家民众。其“察之”、“用之”的境界，至今仍然难以逾越，但过于迂腐的“本之”即便行文形式上在引用各种“语录”、“指示”、“讲话”作为指导方针，但思想上将其遵从为“凡是”的已经成为。
清人来裕恂《汉文典》中关于文章写作的观点，已经显得更为现代、更为宽泛、更为深刻: “盖文也者，有陶情淑性之功用，有移风易俗之功用，有爱国新民之功用者也”[6]。如果再补充思想创新方面的内容，则已经基本涵盖了古今文章的精微要旨。
至于对纯理论文著进行系统分析基本上源于现代。在“文章”理论有一定代表性的现代著述有赵建中编著的《文章体裁学》（南京大学出版社），张会恩、曾祥芹主编的《文章学教程》（上海出版社），夏绍臣著的《文章原理》（人民日报出版社）等书。在上述主要是就广义的文章理论进行论述的书中，难得以“理论文著”为专门论题的，只有赵建中编著的《文章体裁学》。
按照《文章体裁学》的观点，论著文体涉及“文学评论、报告文章、毕业论文、实验性论文”[7]，并归结了若干主要特征“论文专著要求对各自领域中的某些问题进行科学的和探讨，其共有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独创性、系统性、专门性和客观性”[8]。细究之下，上述观点在逻辑划分严谨性方面，明显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毕业论文”完全可能是“文学评论”或者“实验性论文”，“文学评论”也很难一概而论地标称“科学性”[9]或者“客观性”。
类似值得商榷的代表性观点还有：
论文的共同特性有：探索性、论理性、鲜明性、科学性、实用性；[10]
论文类型“按任务和持点分：专题论文、综述式论文、驳论式论文、工作研究式论文、杂文式论文、体会式论文、书信式论文、资料式论文、科普式论文、学年论文、学位论文、小品式论文、要论式论文、述评式论文、论证报告式论、散文式论文、故事式论文、对话式论文、日记式论文、“六性”式论文、科幻式论文、毕业论文、寓言式论文”；[11]
“论文‘六性’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创新性、理论性、可读性、实用性、精粹性、科学性”。[12]
“学术论文有着自己特殊的写作要求，这些要求表现在科学性、创见性和平易性这三个方面。”[13]
上述引文及同类论著，对理论文著的认识，除了在划分、定性的逻辑性上存在明显值得商榷之处，最根本的缺憾则是，这些认识基本上都属于从外延层面对理论文著分类及其特点进行的论述。探求理论文著外延性正确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偏重于外在形式的区别仍实现对其本质的深层认识。
三、理论文著内涵性辨析
考察各种理论文著的构成内容方面的属性，可以将其概括为创新、补益两大类。创新类，是指通过文本形式，在理论、方面提出全新或重要补充性观点，包括新论创立、方略建言及实验论析三种；补益类，是指通过文本形式，对既有理论、方法的观点给出证明、驳斥、考证、评述、释疑等，包括猜想证考、综说辨疑及事理评鉴。[14]
1、新论创立
新论创立，是指在某一领域提出以一系列新的概念、原理为依托的理论、推测。根据提出新理论原创程度，新论创立存在三种情形：或者全新创立新的理论、推测；或者对已经存在的理论、推测，提出实质性变更加以补充、完善，但仍然属于原有理论框架；或者对业已存在的理论、推测，重新组合、归纳而获得实质性差异的理论价值。
第一种情形的例子，在“地心”说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哥白尼系统地提出“日心”理论，全面改观了人类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在牛顿的“绝对时空”力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年代，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理论，全面改观了人类对物理世界的认识。
第二种情形的例子，“克罗齐（B.Croce 1866-1952）不仅时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首要代表，也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影响最大的家之一”[15]，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仅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也和黑格尔的历史观有很大差异”，但他“并不是否定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指责黑格尔的容忍历史规律的存在”[16]。
第三种情形的例子，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抛弃了其唯心主义的外壳；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的“基本内核”，抛弃了它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宗教伦理杂质，创立了和过去一切哲学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鉴于创立理论过程的历史继承性，有时三种情形难以明确划分。尽管提出纯粹原创的理论固然富含独创精神，但补充、完善乃至重新组合而获得新的内涵页同样功不可没。
2、方略建言
方略建言，是指针对理论、实践活动存在的欠缺、谬误提出新的运作模式、途径、理念等理论策略指导性方式、方法。这里的方略建言是狭义地作为理论文著性的，以着重于理论阐述，而非技术指导为要义的。纯技术指导性文章、著作，相当于说明书的功能，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文著，如《电影演员表演入门》、《街舞基本技巧》一类书籍。而理论阐述性文著，更侧重于在思想意识层面进行引导、分析，如《论电影演员的修养》、《论街舞文化》等等。
一如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存在相互融合难分泾渭的现象，一般理论、技术方法以及理论文著、纯技术文章、书籍有时也难以完全区别。
3、实验论析
实验论析，是指在较为规范的实验、调查统计等相关手段获得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分析结论、猜想或经验公式，以形成归纳性理论。最通常的实验论析形式是物、化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实验报告，以及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的调研、统计报告。按照实验报告、调研报告、统计报告的一般要求，应当对所涉及内容在实验、调研、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进行成因分析，这些内容是其自身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实验论析性文章、著作之所以成为理论文著的根本原因。
论文摘要:哲学课作为“两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墓劝，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学教学的实效性这一主题，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教师的地位与作为的关系问题，哲学教学的内容、方法的改革问题进行了思考。
“两课。教学如何走出困境，真正发挥“两课”的作用，使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为，无疑是每个从事“两课，教学的教师乃至高校党委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且认真对待的间题。本文试对哲学课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是整个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增强哲学教学的实效性对于整个理论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学教学的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个认识和实践的问题。就认识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哲学教学的定位问题。哲学学科的性质是教学定位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来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古希腊一些哲人就把哲学定义为“智慧之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国的先哲说，作为“爱智，的哲学就是“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陈述，而是要启发人的思维。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哲学思维代表民族发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对于个人而言，哲学水平体现着人的素质，境界和思维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无不具有很高的哲学思维水平。爱因斯坦曾对人说:“与其说我是物理学家，侧不如说我是哲学家’。既然哲学是一种智慧，能够塑造人的整体思维素质。因此哲学教育应当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从哲学的功能看。主要表现为教育和应用。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人是哲学教育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在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下，人们才有可能从本质而不是现象上形成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树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理想，并内化为信念。当它最终凝聚成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时，哲学教育也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是哲学应用功能的显著特征。真正的哲学既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说教，也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一种教给人们如何面对现实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创新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栓脸疑团。如果我们的哲学教学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与学生的对话、交流，让他们经受哲学思维的训练，无疑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增长其悟性和创新意识。
在哲学教学定位的问题上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的认识问题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作为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质和功能。哲学在人的整体思维素质的训练中，注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创新正是拼证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新世纪社会需要的首先是一种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大t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才有强大的竞争力，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有26次提到创新，教育部在《21世纪教育行动目标》中明确地把提高人的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作为教育行动目标。就此而言，哲学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哲学的目标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关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显然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次。因此简单地把哲学与政治、哲学课与政怡课等同起来，必然会影响哲学教学的效果，甚至在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会严重破坏哲学的声誉。当然消除把哲学课与政课简单等同起来的认识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认二者的有机联系。事实上在哲学为政治理论思想形成和实施政治行为提供指导作用的同时，政治也会以自身的方式影响着哲学。
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表明，在哲学教学中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的，应该是作为智惫的哲学，而不是一些抽象的关于哲学的名词和术语的堆砌；需要培养学生的，应该是哲学的思维能力，一种批判的、富有创造力的创新精神，而不是仅仅作为政治的淦释或教条化的说教。这就是对哲学教学的定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探索哲学教学的手段、方法和途径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学课教师对自身的地位与作为的正确认识。哲学课教师担负着与其他教师同等重要甚至更艰巨的教育任务，理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实上存在着对‘两课’的不重视和‘两课’教师地位不高的状况。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从客观上说，一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直接的经济效益，偏重实务应用而轻视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其地位与哲学形成的鲜明反差；二是传统的哲学理论本身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相适应，因而有时还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围上成为政治让释的工具。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的声誉，也必然影响到哲学教学的地位。从主观上说，一是教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于理论失去现实的支撑变成空洞乏力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不断的追踪社会发展的轨迹，才能使教学内容具有时代的气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环境的影响使越来越多的教师“转轨。，选择更有“前途。的职业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师资队伍的不稳定对哲学教学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地位’与“作为。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关键在内因，在于教师主体性的觉醒，在于对自己所选择事业的追求与执着。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哲学教师就无法摆脱‘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有所作为才能东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们需要在两块阵地上充分发挥作用:一是教学阵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努力体现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点，从而增强哲学课的吸引力；二是学术阵地，通过学术研究将成果引人教学之中，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最需要重视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们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自信心，坚持改革与探索，坚持对现实社会诸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思考，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哲学教学的现状，我们的努力首先会得到学生的承认，进而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时也就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可见，对于哲学教师本身而言，·作为’是“地位’的前提条件，“地位’是“作为’的必然结果。当然，从外部环境看，‘两课’教师同样需要得到学术乃至全社会、学术界的支持和关心，这种关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头、形式上，而应名实相符。
提高哲学课的有效性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如何使哲学教学植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现实之中，如何引导学生用辩证的思维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训练学生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是一个重大实践性课题，需要在哲学教学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学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从现状看，哲学教材相对滞后。改革开放2f?多年来，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存在，而将它们引人哲学教科书和哲学教学的程度和层次则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师个体之间的学术水准和教学能力差异，又有所不同。这些情况必然制约哲学教学。重视哲学教科书及教学内容的更新，重视教师知识结构调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学教学的重要基础。二是注重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纵观哲学发展史，任何哲学理论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实践的变革，哲学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些原理，而应该是方法；还要回到现实社会，用唯物辩证方法对现实社会问翅进行分析，用理性来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质，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认识。这样。理论就不会是抽象的教条，而具有实际的内容；对实际间翅的认识也不是就攀论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学中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可以采取专尼化亦即‘问理化翔的形式教学，这些间翅包括学生的思想实际和杜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间翅。这种教学可以改变传统的按章。节、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学方法。克服教学中普遭存在的“脱节’现象。增强现实感和针对性。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是很多的:，如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城市职工分流下岗的间瓜以及社会贫富差距问胭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妙及经济伦理道裕、精神生产力可持续发展间翅等；联系政治体韶改革，涉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脸教训，还有中国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带来的各种“设租’。‘寻租”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特权导致的两极分化等:联系哲学的发展，涉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如何进一步实现哲学本土化、中国化等。对上述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间翅分析得透彻，且有理有据，必然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学的总学时。对哲学授课学时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学理论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又要体现其与现实结合的时代性。我们尝试着用总学时的70%作为哲学墓本原理的理论教学,30%的学时用于专皿化教学。在进行理论教学时。既要避免与中学政治课教学的重复性，又要适应大学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学考试的摇要，对现行的教材进行恰当处理。在进行专瓜化教学时，注惫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让学生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让学生将哲学智慧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理性认识人生的目的和惫义，以理性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让学生认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改革与发雇的本质以及自身的地位与贵任等。
其次是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规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笔试，其中包括大的死记硬背的成份。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创造性，是使教学过程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考核方式进行积极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欢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实践中我们采取了小组论文和小组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具体过程为:教师设计论翅。学生以4--5人为一组选择论题；小组成员枪索资料；通过小组集体讨论拟出论文提纲；教师逐一听取每个小组的代表对论文所作的思考并进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论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参考资料、文献‘小组论文答辩；综合小组成员的课堂表现、论文写作态度、论文的质里和答辨的情况给出成绩；选择优秀论文由学生自行排版设计成册。
一、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詹姆士实用主义的思想根源
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深受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洛克、贝克莱、休谟、穆勒等人的思想都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詹姆士也自称是他们的继承者。在《实用主义》这一哲学著作的献词“纪念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中，詹姆士就开宗明义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穆勒的赞赏之意：“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实用主义的思想；要是他现在还在世的话，我极愿把他作为我们的领导者。”[2]2詹姆士甚至直接强调，实用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而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是从十六七世纪开始的，其开创者是英国实用主义者培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从培根开始发展到后来的洛克，都是唯物主义经验论，都承认感性经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人类知识的来源。到18世纪，贝克莱和休谟屏弃了经验的客观内容，走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经验论以及不可知论的道路。他们从根本否认外界事物是感性经验的源泉，或拒绝回答外界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认为经验是纯主观的东西，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否定理性认识。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的经验主义曾经一度受到唯理主义潮流的极大冲击。但在19世纪以来，随着实证经验科学（穆勒、斯宾塞等人）的蓬勃发展，经验主义又卷土重来在英国占领统治地位。穆勒、斯宾塞以祟尚科学的实证主义形式维护经验论。实证主义的经验论强调感性经验，主张面对经验事实，反对抽象纳思辨哲学；注重实用和功利，反对脱离实际的玄思冥想；提倡自由探索，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事物运动变化的多样性、偶然性和机遇性，反对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英国的经验主义（特别是穆勒的实证主义）对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产生巨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穆勒的实证主义是詹姆士实用主义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
詹姆士像英国经验主义者一样把哲学、科学以及人类的全部认识局限到经验和现象范围，詹姆士说，“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十分熟悉的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2]31詹姆士继承英国经验主义，但他又指出由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原子主义观念论，导致英国经验主义陷入怀疑主义和联想主义的困境。在英国经验主义者那里，直接的经验无疑是分离的，经验就像是孤零零的原子，事物的观念和关系的观念是分离的。从洛克、贝克莱到休谟，他们的观念都是孤立的和原子式的。每个观念都是界限分明的，不存在彼此之间的过渡或连接。以休谟为例，在休谟看来全部自然中没有一个联系是可感知的，“一切事件似乎都是完全松散和分离的。尽管一件事情接着另一件事情发生但我们从不能在它们之间看到任何关系。它们似乎是‘被联合’（conjoined）在一起的而不是‘被连接’（connected）在一起的。由于任何不显现于我们的外部感官或内部感觉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对它有任何观念，所以必然的结论似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连接获力的观念，这些词绝对没有任何意义。”[3]而詹姆士却反对这一观点，在他的眼中，我们的意识或思想是连续的、复合的并且不可切割的流。
在上文中，我们特别提到了詹姆士对穆勒热情洋溢的献词，这不仅仅在于詹姆士对于穆勒经验主义的传承，也在于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不可多得的影响，当然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也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人是自利的，人的一切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而能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东西无外乎就是利益。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实用，只要能够给人带来利益（无论是个人便利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便利），就是好的。
二、皮尔士实用主义——詹姆士实用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
皮尔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非常富有哲学头脑和独创性的思想家，也是美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位享誉国际的哲学家。但是他在世之时，不受人们所重视和注意，直到1898年詹姆士把他的哲学冠以“实用主义”之名大加推广，才唤起了人们对皮尔士的注意，奠定了其实用主义鼻祖的地位。詹姆士为皮尔士正名，皮尔士的实用主义理论也成了詹姆士实用主义理论的直接源头。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1871年，皮尔士组织了美国马萨诸塞州那里的一些青年学者成立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一起讨论有关科学和哲学的问题，詹姆士也是其吸纳的成员之一。次年，皮尔士把形而上学俱乐部经常讨论的一些问题以及他本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整理出来，做了一次长篇讲演。1877年，皮尔士对讲演稿加工整理，写成了《信仰的确定》（1877年11月号）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1878年1月号）两篇论文，刊载于《通俗科学月刊》上。这两篇论文奠定了皮尔士实用主义的理论基调。
皮尔士把实用主义定性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他用这种方法来分析观念的意义、真理等。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以澄清概念、命题的意义为起始点进行探索，皮尔士认为一个概念是否清楚明白，是否有意义，要看它能否引起实际效果。明确概念命题意义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效果之时，也是真理确 立之时。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方法论是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詹姆士说：“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2]31根据皮尔士强调信念的可设想的实际效果的行为准则，表明詹姆士彻底贯彻了实际效果原则，通观詹姆士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詹姆士认为任何事物不管是科学、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管是真理还是宗教只要能达到目的实现效果都能成为人们行动的根据，只要能产生实际效果都可以加以运用。
其次，皮尔士真理观是以探索理论为基础，意义理论为手段，最后获得满足的效果，进而确定信念，获得真理，但是皮尔士在探索事实的同时却把价值撇到了一边，忽略了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真理与价值的脱节；而詹姆士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架设了一座桥梁把真理与价值彼此相连。他认为真理应该建立在事实之上，而价值来自于事实的价值渗透。詹姆士认为真理的价值在于真理能使人得到满足，给个人带来某种好处，或者使人获得成功。他说：“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具体时刻所体验的真理，总是在该时刻他所感到满意的。”[2]106虽然观念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是否符合人的利益和期待成为真理的价值先决条件，但是真理的效果是由人确定的，由人的先前经验标准的主观意识来确认。詹姆士对于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分析虽然显得有些粗糙，但是作为把价值与事实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他的影响更远更深，为后来的实用主义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如果说皮尔士初步确立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和真理观，那么詹姆士在继承这种方法论和真理观的同时，把实用主义上升到了一个人本主义的高度，这也可以说是詹姆士实用主义理论的一大高明之处。詹姆士说：“哲学家总是在暗中摸索，而那些正在生活和正在感觉的人却知道真理。”[2]19作为实用主义的杰出代表，研究人的问题是詹姆士哲学的首要价值定位所在，詹姆士的哲学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人间的，它的哲学着眼于讨论生活和行动的意义，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
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对詹姆士实用主义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突破：确立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还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这一系列的科学发现对当时的科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促进了当时哲学的发展。其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间接刺激了詹姆士实用主义理论的发展。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此书揭示了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以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选择理论论断。早期的实用主义者，包括詹姆士在内，几乎都一致把进化论当作自己哲学发展一个必不可少的根据，他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人只是长期进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一种高级生物，它在竞争中适应了环境和条件。因此，如何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人心、人的认识、人的自我和人的道德，这构成了早期实用主义最重要的问题。
进化论强调适者生存，也就意味着一个生物要获得生存，就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整个大自然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之内的激烈竞争，否则就会被淘汰。詹姆士继承了达尔文的这一理论，认为知识（包括观念和思想）就是适应环境求得生存的重要工具。在詹姆士的观点里，一种思想或观念之所以具有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这种思想和观念能帮助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起到指导，并让人更好地适应环境，达到个人的人生目的。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说，“任何观念，只要有助于我们在理智上或在实际上处理实在或附属于实在的事物；只要不使我们的前进受到挫折，只要使我们的生活在实际上配合并适应实在的整个环境，这种观念也就足够符合和满足我们的要求了。这种观念也就对那个实在有效。”[2]109归根结底，詹姆士把达尔文的基本观点视为哲学信条，并把观念（知识真理）看成是人适应环境，获得效用以及成功的工具。如果说达尔文的观点为“适者生存”，那么詹姆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适者即有用”、“适者即真理”。
总之，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皮尔士实用主义思想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构成了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的哲学道统，这也是我们研究詹姆士实用主义不可避开的理论源泉。
参考文献：
.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45.
[2]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David Hume . An Enquiries Concering Human Under standi-
有无中国哲学,这一问题在近代西方学术东渐中凸显。在西方强势背景下,有的人怀疑、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判断中国有无哲学,就看哲学如何定义和确定哲学的标准是什么。中西哲学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不可因为不能完全对应、符合,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客观存在和独特价值。牟宗三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
西方著名学者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对其独特价值进行了赞扬和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史华慈和安乐哲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西方之智慧》就暗含了对东方中国哲学的肯定。史华慈认为中国的哲学智慧价值很大,“中国儒家、道家和墨家兴起,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以及出现了新的积极的视野和通见’”。史华慈在他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说:“和古希腊的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并没有对古代文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单一的回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安乐哲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他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谈到:“儒学对于人类经验有其独立的视野,儒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西方伦理学传统之外的另一选择。西方绝大部分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儒学中的‘个人’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的关系性、共生性。这个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图景”。
当代美国学者承认中国哲学并出版了大批研究著作,例如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孟旦的《早期中国“人”的观念》、郝大维和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牟复礼的《中国思想之渊源》、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安乐哲的《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境》等,积极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如果中国人不承认有中国哲学,是奴性和败类的表现。由于中国近代长期作为殖民地,西方哲学有霸道的话语权,使一些人产生了自卑和崇洋心理,丧失了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甚至自甘堕落,失去了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牟宗三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时至今日,东西方都应互相尊重平视,藉以调整、充实、并滋润其文化生命……中国人少数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爱重,那只可说是其买办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贱,这只是中国之败类。”
二、中西哲学的差异
中国哲学的学术(学问)有自己关注的话题、重点、体系、内在标准、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衡量。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服务对象差别很大。西方哲学是在古希腊上层贵族大雅之堂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家则面向社会大众,试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芸芸众生;西方哲学强调严格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掌握和领悟,中国哲学则强调日常生活,关注世俗层面的接人待物、“洒扫应对”的感悟和智慧运用,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语)、“满街都是圣人”(朱熹、王阳明、王艮都有此说法)。例如,惠能从舂米、种菜、扫地等打杂事务中脱颖而出成为禅宗六祖,就是典型代表。在谈到中西哲学的差异时,梁启超说得好:“所谓西洋哲学,那才真是贵族的、少数人爱智娱乐的工具。研究宇宙来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数贵族,才能领悟得到。晚近虽力求普遍,渐变平常,但是终未做到。儒家道术,因为笼罩力大,一般民众的心理风俗习惯,无不受其影响。所以研究儒家道术,不单看大学者的著述及其理论,并且要看政治上社会上所受他的影响。”[5]18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侧重点差异明显。西方哲学讲究知识论、逻辑学、真理观,中国哲学强调人生观、为人之道、处世哲学。中国哲学面向人生和社会,希望能够指点迷津、安心立命,西方主流哲学则在逻辑上十分讲究,强调纯粹知识的推演,不甚干预世俗的生活。梁启超考察西洋文化,对此有深刻认识:“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5]4对中西哲学的差别,不同角度的概括一直持续,各有千秋。
李艳辉认为:“西方人讲‘用脑’,中国人讲‘用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重理性和逻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观和体悟;西方人讲天人二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等等。”[6]中国哲学的三大派别儒释道都关注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哲学差异的又一个方面。中国哲学历来一直主张“生民为本”,《周易》强调“生生之为大德”。儒家提倡君子之道在于利于苍生,墨家主张兼爱之道在于利天下,道家探讨自然之道希望人生自在、浪漫、逍遥,都着眼于生生不息。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1]3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不同点甚多。梁启超和傅斯年认为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并且移植、界定“中国哲学”,是简单地将西方学问搬到中国,缺乏对应的内容,实在不妥,值得反思。傅斯年1928年所作《战国子家叙论》略云:“‘斐洛苏非(philosophy)’,译言爱智之义……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论,诸子以及宋明理学是有的;像柏拉图所举的问题,中土至多不过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竟全没有……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此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格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7]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侧重点等差异,要求我们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采取独特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用中国语言,突出中国风格,讲究中国习惯。例如,中国古代的书信、游记、对话、会谈等,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现在看来仍然属于珍贵的学术成果,起码是重要的学术线索,按照今天西方严格的学术论文、著作规范要求,它们肯定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往往固定化、“八股化”,例如:论文要求有“引论———正文———结论”,排除了“文无定法”的独特的、多样化风格;哲学硕士论文一般要求在2万字以上,即使言之无物也要拼凑达标。
仅以字数标准,古代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仅仅五千言,现在很难符合本科毕业论文字数要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但却忽视、取消了学术生态的多样化,更奢谈中国特色了。假如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也严格按照这样的统一规范衡量对待,更无所谓“百花齐放”,也许就没有读者和观众了。目前学术刊物的发行危机和读者的流失,不能说与此无关。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告诉人们,不应该与西方哲学简单比附或者生搬硬套,更不应该唯西方哲学和学术规范为尊。石峻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他评论黄子通的《儒道两家哲学系统》一书,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词的时候,切不可用外国的概念或者外国的名词来比附……用西洋的套子去套,或者把中西绝对不同的名词,活剥生吞地等同起来,于是乎对于中国哲学生了许多误解”[8]。
余纪元认为:“通常当我们说不要把西方的哲学概念强加于中国的古典思想时,其实是指不要把西方的某种哲学概念(一般是指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做框架。……中国哲学的自身理性虽然与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悖,却与后现代诸多流派的视角相吻合。”[9]34-35其实,西方学者承认、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强调“中国式”了,他们进行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尊重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了。例如,美国的“君子”一词的翻译就有10多种,争论不休,常见的gentleman的翻译以西方“绅士”为参照,方便了理解,但这是以西方来解读中国,有不少不恰当的地方,例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纯粹是以道德情操作为衡量标准的,不是以“绅士”的地位、爵位衡量的;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君子”讲究男女有别,不像西方“绅士”那样要为女士献殷勤、做奴仆。为还原中国哲学并进行地道的表达,避免歧义,现在流行的一种翻译,就是按照“君子”一词的汉语发音翻译成junzi或者Chun-tsze。近年来,西方“汉学”到“中国学”的概念演变,也表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研究方法的转变,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平等地进行研究和交流。柯文认为,“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必然导致对儒学的歪曲,应该从“西方中心论”转变到“中国中心论”,这样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的确是研究主题、对象与方法的需要。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0]53针对这种弊端,他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上述三种儒学观的“中国中心观”。对于这种新的研究模式,柯文指出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柯文解释道:“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件。”
三、中西哲学的共性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应该也必须交流与对话,从而才能推进中西哲学的互动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哲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这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承认差异,同时寻找共同点,是东西哲学沟通的需要。我们不能因为学术上存在差异和学术生态的多样性,而放弃比较研究和相互沟通、交流。不同的学术生态的呈现是正常现象的反映,显示了不同国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和魅力。近代西方的学科分门别类,强调分析,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大趋势。即用近代学科观念来看待中国经学、史学及诸子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近代的阐释:“是故《书》为历史学,《春秋》为政治学,《礼》为伦理学,《乐》为美术学,《诗》亦美术学。而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赅心理、伦理及理学,皆道学专科也。《易》如今之纯正哲学,则通科也。”[11]应该将中西哲学的共性和个性加以分别,进行综合、贯通研究,避免过分极端、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的做法。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如果过于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不主动与西方哲学交流,就容易孤芳自赏,中西哲学对话就可能出现障碍,西方主流分析哲学就会更有理由不把中国哲学当作真正的哲学看待。德国的中国学家罗哲海指出,中国哲学具有重要价值,需要在现代西方进行整合,加以思想的中西贯通、重建和利用,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对中国人或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国的伦理学并非只是文献学上的课题,而是一个与伦理学本身关系重大的议题。这样一种议题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可以称做‘重构’”[12]。对待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中西学者殊途同归,已经成为共识。学界大多数人主张应该一方面切实地按照中国文献的经典进行诠释,认真对待原始文本,另一方面需要站在当代的理论高度进行审视,挖掘、发现其现实价值和问题,加以合理运用。刘笑敢在《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注释、诠释,还是创构?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是“以中释中”还是“以西释中”?值得深入反思[13]。依据经典进行认真研究,挖掘其价值,是应有的正确路径。
美国学者郝大维和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中指出,客观地再现孔子哲学的真实情况,才能发现儒家的重要价值,促进世界哲学研究的活跃:“我们希望,通过展现孔子思想最具活力的那些层面,我们的工作会推动某种思想过程的形成,该过程不仅对于孔子思想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重新体认哲学活动本质与功能这两个层面的价值也将会有所贡献”[14]。中西哲学的互动,其路径可以由西到东,也可以由东到西。即是说,可以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儒家思想,或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分析西方思想,从而发现两者的相似、相同之处。例如,分析哲学家赫尔伯特•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可谓其中的代表,他用西方哲学来解读孔子;而用东方儒家思想来反思西方哲学,从而发现两者的差异的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就是这一方法的典范。他们的目的,都是在中西哲学之间架通桥梁。仅仅从单一的、固定的西方维度看待中国哲学,是片面的和危险的。在西方哲学强势的情况下,中国哲学目前在世界上显得弱势,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浓缩的中国精神对复兴中华文化有独特的意义,应该得到比较多的关照,特别是方法上应该更新,尤其是打破“西方主宰论”。刘笑敢认为机械地照搬西方哲学体系和方法,甚至全盘西化来研究中国哲学,是生搬硬套,会带来很多问题,即“借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术语所难以避免的枘凿不合的现象”[15]。中国文化背景和文本,需要还原其真实的场景才能再现鲜活的内涵,儒的含义理解就应该这样。美国学者齐思敏在其《物质道德:古代中国的伦理和身体》一书中指出,要认识中国哲学思想,文本应该回到中国场景,运用中国语言,才能真正明白。例如,就“儒”来说,用“Ru”来指称先秦的儒,比用“Confucian”更加准确。在他看来,先秦时期“儒”指的是一群以使用古代礼仪文化知识为生的人,孔子虽然是这群人的最杰出代表,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直接追随者,不同的儒生有着不同的礼仪传统,所以才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16]。中西文化需要认识差别、、加强对话沟通。作为哲学,中西都有共性,强调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探讨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引导人类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形上学的途径,也就是哲学的途径”[17]。方东美指出:“中国哲人乃自辟畦径,独创典型,孕育出别具一格之形上学体系。”[18]西方哲学传统在于二分法,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我的两极对立,进行分析、细化、解剖,不适合中国哲学的境界。“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19]。这样的见解,不仅仅适合于我们认识中外哲学的差异,而且也是我们寻求中外哲学联通的妙计。
关键词：异化，美国梦的幻灭，消费主义
美国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发表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在艺术水平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堪称20年代“美国梦”破灭的一首绝唱。小说以盖茨比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黛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并通过严谨的结构布局和崭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爵士时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认为，作品最动人心弦的力量还在于，小说中揭示了三种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反映出菲兹杰拉德对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关注。
一、异化
关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旧约》，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认为其源于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等等[1]。本文探讨的异化是在近论框架下所产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现在通译成“异化”(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它的本意是“转让”或者“出卖”。
近代，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是卢梭。，卢梭将异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状态，即依附。而德文的“异化”被黑格尔运用于其哲学之中才获得了深刻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黑格尔认为，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裂出他的对立面的客体，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2]。
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相异的诠释。卢梭以“社会契约学说”视之，叔本华以“唯意志论”视之，尼采以“超人哲学”视之，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论”视之。异化观独得其要，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异化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其异化理论阐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4] 在哲学视野下，这一理论亦可归化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逐步成为贯穿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一些现当代严肃作家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凄凉画面。本文正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对《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从三个方面，既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从人的异化到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梦”源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本杰明·弗兰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国梦的本质特征。“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获取财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经济繁荣，许多投机者一夜暴富，成了众人的榜样，因而也赋予了美国梦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主义盛行，财富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荒凉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了盖茨比梦想的幻灭。
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盖茨比梦想的异化。年轻时的盖茨比怀着最为传统的美国梦，以富兰克林为榜样，试图通过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响，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上流社会富有而美丽的女子黛西的出现使盖茨比的美国梦有了具体的化身。为了赢回初恋情人黛西的爱，盖茨比通过非法贩卖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过财富使自己重拾过去的好时光，运用物质手段去实现精神梦想正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腐败。而“声音中充满着金钱”[5]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美国梦的化身，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虚荣、世故的代表，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硕士论文，消费主义。当他揭开了“梦”的面纱后，才发现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虚幻，生命和爱情的失去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人与社会的异化体现为：盖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会渗透，但是上流社会文化决定了盖茨比最终的失败。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硕士论文，消费主义。《伟大的盖茨》涉及了“美国梦”主题，美国梦，简而言之就是对成功的追求。硕士论文，消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获得财富和名声，而“到达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便可同时抓住这两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着跳脱原有的阶层、跻身于上流社会。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盖茨比显示了他对上流社会文化的模仿和对自身修养的自卑，而以汤姆为代表的贵族们利用其在教育、教养、审美方面的优势，对欠缺文化修养的暴发户们进行排挤和打击。在当时那个充斥着物质享乐，肤浅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经壮志凌云追逐梦想的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盖茨比以各种手段炫耀财富，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爱情，买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钱而本身没有实际价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给盖茨比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他建议用金钱来酬谢尼克为他和黛西安排了约会，却对默特尔的惨死无动于衷。而他身边的人更为残酷：黛西，如此“纯洁”、“美丽”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无视盖茨比的命运，而去与丈夫度假；汤姆在谈笑间就借威尔逊之手除掉情敌盖茨比，毫无道德准则可言。
三、异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些扭曲灵魂的描写，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于异化状态的担忧。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状态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人成为物的奴隶。消费主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能力。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仅应当追求物质的富足，而且应当追求精神的富有。虽然没有物质的满足，人则无以生存，但没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则无疑是异化的存在。
消费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眼前的消费和物欲的满足，而没有对未来的长远筹划，更没有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割断了自身同未来的肯定性关系，“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人及时行乐的境地”。[6]一旦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则必然是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虽然“我是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独、冷漠和人类灵魂的失落，却无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似乎成了人们自我价值确证的惟一形式。硕士论文，消费主义。
总结
综上所述，异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痛苦经历，人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和信仰等缺失。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树立了虚妄的爱情理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物质成功来赢得爱情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当时那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充物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并且产生了三种异化：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使天真浪漫的梦想家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铸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超级秘书网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颜佳华教授作为一名淡定而宁静的思想舞者,在行政哲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潜心研究近二十年,耕耘在这重要但并不是很多人耐得住寂寞的研究领域,体现的是一个学者的品味和信念。颜佳华教授新著《行政哲学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是他在行政哲学领域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学者文集,《行政哲学研究》不是简单的论文堆砌,而是按照体系构建、内容探讨、应用拓展的逻辑结构将他从1995年到2008年的研究成果梳理而成的。该书将行政哲学的理论之美和实践之美较好的展现出来,"行政哲学通过对行政生活进行哲学反思,探索行政之真,追求行政之善,塑造行政之美,建构关于行政生活的真的理念、美的理念和善的理念,驱使行政生活达到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可以说,《行政哲学研究》正是作者在探求行政生活的真、善、美的过程中的智慧结晶。
以开阔的视域展现行政哲学丰富的内涵。《行政哲学研究》的研究视域开阔:一是以纵向的时间发展为线索,展现了作者在批判与反思行政生活与行政实践过程中的基本理路。颜佳华教授1995年发表的《行政哲学论》、《行政哲学建构的基础和根据》,是我国行政哲学界较早的理论研究成果,2000年发表的《行政哲学:一个亟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2004年发表的《我国行政哲学研究概况与相关问题再探讨》,2007年发表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述评》等一些列论文,体现了作者对行政哲学丰富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升华的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行政哲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二是通过对不同部门哲学领域之间的比较和借鉴,通过分析政治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法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管理哲学与行政哲学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来阐释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三是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视角,进行行政学科发展史为角度的行政哲学建构路径探讨,进行行政思想史视域为角度的行政哲学探讨。这些多视域的研究展现了行政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丰富了行政哲学的内涵。
以创新的思维建构行政哲学研究的框架。《行政哲学研究》的研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其生命力就在于创新,是一部具有丰硕创新成果的力作:首先,《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行政生活,这是对于行政哲学研究对象的一种更为终极性的、根本性的理解。其次,《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凝练为行政活动,从研究的起点即坚持了行政哲学的实践性。再次,《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基本功能概括为对于行政主体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这样一种对于行政哲学功能的表述具有高度的思辨性和逻辑性。最后,《行政哲学研究》将行政哲学的的研究内容具体化为生活与行政、人性假设与行政、公共利益与行政、知识与行政、理性与行政、民主与行政、效率与行政、公正与行政、真善美与行政等研究领域,构建了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以实践的需要拓展行政哲学应用的空间。单纯的理论研究缺乏生命的活力,任何知识、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行政哲学的研究最终的目的在于服务于行政活动实践的需要。颜教授始终保持着对行政哲学及相关领域理论最新进展的敏感和对公共行政实践的密切关注。因此,《行政哲学研究》的特色之一就在于根据实践的需要探讨了行政哲学的应用拓展,在著作中探讨了行政哲学视野中的政府决策,非理性因素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与观念转型,善治理论在我国地方公共管理中的适用性等实践性很强的选题。
读完颜佳华教授的《行政哲学研究》之后,一是感动于他执着于行政哲学研究二十年而从不放弃,甘于为之而奉献,是学者的魅力;二是感激其书中的真知灼见给予读者在学术和生活中的较大的启发,担当起了学者的责任。这些相对于本书所蕴含的内容和价值来说,可能只触及皮毛,加之我理论上的浅薄,很难将本书的精妙之处如数家珍般道来,更因学术之著作需用心研读,敬请用心研读以示对学者和学术品格的尊敬。只有这样,学术之花常开,学术之园长香!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助理研究员、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总体结构特征
从总体结构而言，王国维的接受具有明显的单一性，而朱光潜则几乎一开始就表现出折衷综合的倾向。所谓单一性是指王国维对叔本华、康德及其他西方哲学家的接受中，没有刻意融合不同的理论以形成自己的综合性体系。而所谓综合性，是指朱光潜在接受过程中有不完全自觉地融合各家美学观念于一体的倾向。王国维的时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引介正处于初始阶段，接受的方式比较简单，一般都只是以西方某一家为介绍或评述对象，报纸杂志上频繁出现的标题是“某某的学说”如《卢骚之学说》、《卢骚之政治学说》之类，即使是这样简单的标题下介绍的内容也往往是道听途说，极不准确。王国维在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理解和研究上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但在接受方式上，仍然停留在单一性接受的水平，从他的各篇论文标题上即可看出，如《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书叔本华遗传书后》、《汗德之哲学说》、《尼采氏之教育观》等等。在进一步的具体运用中，他一般也只取叔本华一家之说，如《红楼梦评论》、境界说，单纯性特征非常明确。《叔本华和尼采》虽涉及叔、尼两家，但他是在进行比较研究，并无意综合两家形成自己的理论，只有《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在形式论上，略有贯穿几家，自树一帜的倾向，但这几家具有明显的内在一致性，所以并没有显出融合的倾向。事实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主要来自叔本华，至于康德、尼采、席勒等，他所选择的基本上是与叔本华一致的观念。接受的单纯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时代性的局限，但就接受过程而言，也自有其优势，那就是更容易准确地把握接受对象，不致因为要融化各种观念而产生牵强比附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综合性接受中经常出现的。
过程特征的差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美学和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从内在逻辑来看，其接受过程颇为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的性格、心智和学术追求。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是带着激情的，他初读叔本华哲学的片断文字，即为其倾倒，及直接读到叔本华主要著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叔本华的天才论和悲观主义气质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其认识论尤使他心折，而“搜源去欲，倾海量仁”的同情伦理学，使他甚至想“奉以终身”。3这就简直有点宗教的虔诚了。王国维最初接受叔本华哲学是全面的，甚至包括其教育学、遗传学，他虽也注意却并未注重其美学，即使文学评论如《红楼梦评论》，主要的理论框架并非叔本华的美学，而是其伦理学，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美学是次要因素，当王国维在对叔本华进一步研究时，他觉察到叔氏本体论和伦理学的内在矛盾，这时他渴望能够在哲学上有所创造，因为他自视极高，不愿只停留在对别人的研究上。可是，对西方哲学史的了解既激起他的雄心，又淹没了他的信心，想在哲学上独创一格谈何容易，而人生的痛苦与其他感情需要发泄，他于是致力于词创作，甚至还想搞曲创作。但要作诗人，他又自觉理性太强，美学既能充分运用其理性，而又直接与文学发生关系，于是他对叔本华的接受由面到点，叔本华哲学的矛盾得以消解，而尤可注意者，王国维以词话的方式和捉摸不定的境界概念来表述叔本华美学的核心观念——理念，使有可能针对叔氏美学提出的尖锐批评都找不到落脚点，境界也就和美本身一样即迷人而又难以确切把握，恐怕正是这样才如此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出长久的魅力。这样王国维从全面接受叔氏哲学到集中接受其美学，最后把叔氏美学化入传统背景和审美经验，在接受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少在已完成的文学批评史或美学史上是如此。
朱光潜接受克罗齐先以美学为主，实际上很大程度并非朱光潜与克罗齐有什么深刻的契合，而是因为克罗齐美学当时风靡欧洲，朱光潜多少有些被动地卷了进去。克罗齐美学与其哲学关系密切，他把精神当作一个整体，美学只是对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的研究，把握其哲学对理解其美学相当重要，所以当朱光潜发现自己没能准确领会其美学时就转向整个哲学，甚至克罗齐哲学的渊源，使接受达到一个新层次，最后又由对哲学的理解和批评转向集中批判其美学，这样走过了与王国维接受叔本华完全不同的历程，朱光潜最初接受克罗齐时也非常佩服，但从来没有达到充满激情的程度，所以他既不象王国维那样能马上深入接受对象，也不象他那样，激情一退，就转向另外的方向。朱光潜的接受过程是韧性的持久过程，这对于他最后在整理西方美学史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必不可少的。学者各人禀赋不同，寻求最适于自己的学问方式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取得成就至关重要。不过就接受克罗齐和其他西方美学家而言，朱光潜一直存在着纯粹学术以外的动机，也就承受着不利于学术的压力，这成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碍。
接受中的转化
王国维和朱光潜的接受方式有一个相似的特征，那就是缩小了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的范围，并把抽象性转化为具体性。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于以具体的例证表达抽象的观念。就传统文论而言，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鉴赏中表达文学观念，诗话词话这样的体例就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典型的文体方式；这是西方所没有的。即使是《文心雕龙》，也多在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论述中显示作者的观念，极少有人抽象地去探寻美的意义和本质，更不会把对美的探索当成哲学探讨。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都是在最广义的范围中探讨美的本质的。叔本华的美在理念论是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他的美学一直探讨的不只是文艺形式，而是对一切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哲学把握，文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且理念这一概念并非为了美学而提出来的，而是为他的本体论提出来，构成意志本体和现象之间的中介，来解释本体意志的单一性与现象世界的杂多性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解释并不成功，4但足以说明他的理念论所覆盖范围之广泛，而美学即对理念的研究也就几乎无所不包了。克罗齐的美学是对直觉的研究，直觉是认识的最基本方式，不限于对文艺作品的论述——不过克罗齐的艺术也和直觉等同，远远超出一般艺术的范围——这样，使他的美学实质上相当于一种哲学认识论，而且他确实是把美学当作对认识而不是对美的研究，尤其不是对普通意义上的文艺之美的研究。王国维除了对叔本华的纯粹介绍外，他所接受的叔本华美学思想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极少抽象地谈论美，即使《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带有抽象性，他也是着眼于文艺，古雅之美的提出则完全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总结，因此可以说他对叔氏美学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具体化和集中化过程。朱光潜对美的抽象探讨相对多一些，但他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那就是美学应该以研究文艺为主。事实上，除了对克罗齐的直接介绍和批评，即使在对美进行理论论述的时，也不断地以文学和艺术为例证，并不象克罗齐那样作哲学认识论探讨。不过有段例外的时期，那是五十年代的美学论争时期，美学作为哲学在争论，他自己后来为此而看轻当时的论争。总的来说，他的美学也落在文学艺术作品上，明显地缩减了克罗齐美学所指的范围。而朱光潜试图以经验心理学来阐释克罗齐的思辩性美学，也可以看作接受中的具体化过程的另一种表现。
传统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一个越来越引起注意的论题是现代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待传统的态度，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具体继承和突破。现代学者的成就一方面体现在以西方学术方式和具体观念对文化材料进行整理和阐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自身对整个文化传统的深厚素养。我们曾涉及王国维和朱光潜与传统的关系，这里再从他们接受叔本华和克罗齐的方式上探讨这一问题。
王国维和朱光潜在对待传统价值观的态度上，即使在最亲近西方文化的时候，批评也是相当温和的。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前，都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功底，尤其伦理价值观，他们在传统的薰陶中几已定型。尽管王国维在一些文章中曾发泄过“天才的愤懑”，显示出对环境的强烈不满，甚至在崇信叔本华时期还以西方价值标准对国民及传统审美趣味进行了贬斥，但他从来没有对作为理想的儒家价值观这一文化核心进行过批评。朱光潜除了五十年代以后出于压力批评过传统价值观——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言，仍非常温和——以外，一直很少表现出对传统的批评态度。但是在刚接触西方学术的时候，他们都对传统学术方式给予了相当低的评估。而且试图以西方学术改造传统。王国维《哲学辨惑》中认为西方学术优于中国传统：“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孰优孰劣，因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5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他自己在对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对康德、叔本华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后，确实致力于以西方学术的眼光来整理评价中国哲学史，最著名的是他以性、理、命这三个哲学范畴为线索研究哲学史的《论性》、《释理》、《原命》三文，他以叔本华、康德的哲学对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再对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见解进行评价。从几年前发掘的一些佚文看，王国维还用系统方法对从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开始)一直到清代的戴震、阮元的哲学进行了研究，这些论文大都概念清楚，条理分明，与传统哲学大为不同。在接受叔本华时期，他还从学术心态和治学方式方面对传统进行了否定。《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认为中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过于注重实用，而不重视纯粹的真和美的研究，他在论及孔子这样的哲学家，杜甫这样的诗人都想当政治家，而国人的观念也不允许独立的哲学家和诗人存在后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6
王国维从思维方式上对传统学术的批评无疑几乎达到了全盘否定的程度，他认为中国学术尚未进入自觉阶段：“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辨(按：当为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之地位也。”7
我们在这里探讨王国维与传统的关系对接受叔本华的影响，却论及他在接受叔本华后对传统的评价，似乎有些离题了，实则不然，这种评价虽然形成于接触叔本华以后，却又反过来对接受方式产生影响，因为接受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时间断面。这种影响既表明也使他对西方的接受不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着力于学术方式的接受，其中包括叔本华的论证方式和抽象分析的方式。尽管王国维疏离叔本华以后的史学、小学研究，很大程度得益于乾嘉学派的具体成果和治学方式，也得益于西方汉学家如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但如果注意他论证问题的思路和总体把握对象的能力，确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而“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8因此可以说对传统学术的深刻批判助成了对西方的深刻接受，最后成就了国故研究的功业。
如果说王国维的时代，接受叔本华多少要克服一些阻力，那么朱光潜的时代要想不接受西方文化，那得承受更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是引起的。事实上，王国维主动地投入西方学术和叔本华哲学的怀抱，而朱光潜是相当被动地接受了的洗礼的。他曾自述对待“”的认识问题。“那时我是处在怎样一个局面呢？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的攻击目标。……你想我心服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按：当为王敬轩)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但是我那时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科学训练使我看出是必需的，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受了它的洗礼。”9 王国维对叔本华的接受进入怀疑阶段后，主要还在从事西方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和翻译，但从美学观念上看，古雅说显露出向传统趣味靠近的趋势。尽管我们已论述了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的关系，但表现方式的改变确也显示着接受中的变形与创造，既意味着与叔氏的疏远，也意味着与传统的亲近。《宋元戏曲考》本身是接受叔本华的结果，因为叔本华看重叙事文学，王国维自承受其影响，而对悲剧的高度评价也要归根于叔氏美学，但《宋元戏曲考》中对文学传统的评价与深受叔氏影响的时候相比已发生极大改变。1906年的《文学小言》中说：“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也)，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10而《宋元戏曲考》中却截然不同：“(元曲)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1对戏曲价值评价的陡转反映了文化心态的急变，后来更进一步，对西方文化在总体上予以了否定评价。其拟上退位的宣统帝《论政学疏》草稿云：“原西学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厌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于心术者一也。……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12
王国维对西学的最后评价既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也显示其根源于文化的偏颇，说明他于西方文化之精神了解并不透彻，更不用说彻底接受，也正说明王国维受传统浸润极深，他对传统的疏远只是出于青年时期的激情，而生活在痛苦的环境与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传统总给人以幻美——人们难以悟透这种虚妄，即使是王国维这样相当深刻地理解了叔本华的人——不，或许最终王国维已经真正悟透了？只是悟透之后，仍然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
注释：
1．蒋红等编《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10版。 3．《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2版，172页。
4．参看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0版，378页。 6．《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02页。
7．《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98页。
8．《王国维遗书•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
9．《朱光潜全集》，第3卷，444页。 11．《王国维遗书•宋元戏曲考》，73－74页。
12．《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罗振玉《王忠悫公别传》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