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发展史论文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机械发展史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摘 要：莎翁悲剧巨制《哈姆莱特》是在世界上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文学艺术经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时期该剧传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与广泛影响。作为西方文艺复兴转型时期的一部人文主义名作，该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既有与世界各国一样接受人类文学艺术瑰宝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然而时至今日，国内学界虽然在“翻译史”、“批评史”、“演出史”、“教学史”的分立研究上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果，但路径互动与整合的系统性研究尚比较初步。本文尝试研讨如何改变分立研究的传统模式，对《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研究的路径整合提出基本构想，并研讨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HTK]戏剧艺术；《哈姆莱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中国接受史；路径整合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最近，《光明日报》（2013年9月20日）辟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哈姆雷特：一个永恒的孤独者》。作为一个莎学学者，自然为此十分兴奋。但捧读之下，既为作者的斑斓文采所折服，为作者关于“生命的孤独者”的多维思考所触动，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无奈。作者是以老舍研究见长的当代中国戏剧文学史研究者，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译者，同时也译有《观察中国》等书。如此良好的背景，在其演讲中却看不到《哈姆莱特》批评在中国近三十余年历史进展的信息。比如，作者斩钉截铁地断言：“莎士比亚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把老旧的哈姆雷特从具有北欧海盗或中世纪色彩的复仇英雄，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文艺复兴时代温文尔雅的、高贵的人文主义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富于理性和启蒙的人性光辉，直到今天，还在熠熠闪烁。”“《哈姆雷特》的悲剧力量恰恰在于，莎士比亚要让所有这一切的爱，都因为那个最邪恶的人形魔鬼——国王克劳迪斯，被毁灭、埋葬。”这种绝对化二元对立式解读，使我们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证诸目前的许多涉《哈》文章和读物，这种恍若隔世的论述仍俯拾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莎学界的演化，这些作者或者不曾了解，或者置若罔闻，难寻学术积累之痕迹，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林的一大奇观。当然，这种二元对立解读的生存权利自然不应被剥夺，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我国莎评中的根本性转型可以不做任何回应和讨论而仍可在讲坛学坛畅行，显然是一种颇为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我认为，我国莎学在总体上尚缺乏明确的“接受史意识”，更缺乏莎剧接受路径互动与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或许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毋庸置疑，《哈姆莱特》是在世界上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文学艺术经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时期该剧传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与广泛影响。该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既有与世界各国一样接受人类文学艺术瑰宝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及其作用与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因此，莎剧中国接受史研究，当以系统研究《哈姆莱特》的中国接受史为重中之重。但是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在这种研究上虽有一定成绩但尚属初步，多维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尤其如此。鉴于戏剧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一部戏剧在非同种语言之异域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史，涉及翻译、批评（含阐释、解读）、演出（含改编性演出及影视作品）、教学等诸多方面。传播者首先是接受者，而这些特殊的接受者又同时处于与广大受众的多层面互动之中。与此同时，上述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又呈现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是戏剧接受史的系统研究难度较大的客观原因。就《哈姆莱特》来说，我国大陆学界在该剧的中国“批评史”研究方面比较着力，比如孟宪强《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等著作中对此有所总结；在“翻译史”研究方面，我国港台学界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体现在周兆祥著《汉译〈哈姆雷特〉研究》（1981）、彭镜禧著《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2004）等著作之中；在“演出史”研究方面有曹树钧、孙福良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1989）、李茹茹著《莎士比亚：莎剧在中国舞台上》（2003）等著作；“教学史”方面，除了一些零星的成果外，尚无系统性成果问世。而在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也有所涉及，加之一些戏剧家（如、、焦菊隐、林兆华等）有一些经验之谈。近年李伟民教授“多管齐下”的全景式努力尤为值得称道，这集中体现在其《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2002）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2012）两部著作之中。但真正的路径互动意义上的“接受史”研究的总体局面还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我国有关学界长期缺乏这种“接受史”研究视角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学科、界别机械划分限制了这种跨学科、跨界别研究课题的展开。“接受史”研究视角与总体构想的引入，可以为上述诸方面互动研究的系统开展提供贯通性枢纽。这种研究的系统展开，可通过对《哈姆莱特》这部文学艺术瑰宝在我国（含台港）多层面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反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这部经典巨制的多方面现实功能提供启发与借鉴。

二 依据笔者的初步研究，中国《哈姆莱特》接受史可大致分为如下五个历史时期：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二、20年代至40年代；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四、“”十年；五、“”结束至今。其港学界的接受史分期又可相对独立。研究应以《哈姆莱特》在中国的“翻译史”、“批评史”、“演出史”、“教学史”研究为基础，改变将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分立研究的传统模式，着力考察该剧传入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历史发展与相互作用。在研究的总体路径上，可主要运用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采当代接受理论、历史情境分析及其他各种研究方法之长。可首先考察并确定各个历史时期的《哈姆莱特》之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继而围绕这些事件展开实证研究，揭示该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的特点及发展趋向，说明其在中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既通过深入分析把握各个阶段的特殊性，又在国外文学艺术之中国接受方面获得一些一般性结论。显然，这种研究的重心，当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多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互动研究，但这种互动研究以进一步深入进行各种分立研究为前提，故需要进一步深入把握学界以往各种分立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史论两方面将研究推向前进。而目前研究难点在于学界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演出史”、“教学史”方面，需要组织力量展开规模较大的实际考察与系统分析。就戏剧文学与艺术接受史而言，局限于翻译史与批评史研究是具有片面性的，“演出史”（包括舞台演出与影视作品）和“教学史”在接受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下大气力改变在这两方面研究上的薄弱局面，从而为全面把握《哈姆莱特》接受史奠定扎实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应着力阐明我国各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与我国各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层关联，揭示其在我国各时期产生独特影响的历史根据，充分展示出这部世界经典悲剧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与特殊机理。不过，这种研究不应对各个时期的接受史研究平均使用力量，而应在考察前四个时期《哈姆莱特》接受史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多元认知背景逐渐形成的条件下对这部名作之接受史的多层面、多角度考察方面，力求加以立体、动态、整体性把握。除《哈姆莱特》本剧的接受史之外，同时亦应对其当代的一些衍生作品的中国接受史加以探讨，如后现代戏剧《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司吞死了》，《哈姆莱特》剧情延伸小说《葛楚德与克劳狄斯》等，因为这些作品代表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哈》剧的新理解，它们传入中国之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研究《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所不应忽视的。作为一部悲剧文学巨制，《哈姆莱特》在中国的接受史既有其作为大悲剧的一般作用机理，即通过揭示人类在抗争各种生存灾难与不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境况，使作品受众于震撼灵魂的悲剧中得到情感净化与心灵升华；同时，作为西方文艺复兴转型时期的一部人文主义名作，《哈》剧的传播与接受又适应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发挥了其独特功能。我们应在对这种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功能转变给出有说服力的实然考察的基础上，加强应然视角的深入、系统探讨，为在“以人为本”已成为时代强音的新时期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这部人文主义名作及其他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的现实作用，为推动我国戏剧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提供有益的借鉴。以“以人为本”为内核的广义人文主义理念，我曾概括为如下两个基本点：一、以人（而非神、物）为核心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二、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普适性肯定。而《哈姆莱特》的价值绝不是由于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而是由于通过对一系列圆形人物的精心刻画，最为集中、最为经典地体现了这样的人文主义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我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极为重要与根本的弘扬价值。这是笔者长期致力于《哈姆莱特》研究系列工作①的主要思想诉求，也是提出《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研究构想的基本思想背景。

三 系统开展《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研究，不仅有如上所阐明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有其现实可行性。尽管这是一项长程研究构想，非少数人短期内可以完成。但在目前的信息时代，资料搜集与实证研究均有着以往不可比拟的有利条件，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迫切性也已成为国家意志与社会共识，关键是学界能否就这种研究达成共识，真正能够展开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攻关。从研究基础与研究主旨看，可在四个方面同时着力：一是展开关于接受史研究方法论及其他接受史研究实践的研讨交流活动，特别是在国际交流中增加这一独特视角，形成浓厚的研究氛围。二是各路径分立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如利用各种条件展开演出史与教学史研究，继续鼓励批评史、翻译史的深化与争鸣，并在研究中注意与其他方面的深度关联研究。换言之，这是立足于某一路径展开互动研究，这是研究之初期阶段的方便法门。三是真正展开各历史时期的互动研究，不断积累这种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在汲取以往历史时期之经验的基础上，着重做好近三十余年多路径互动方面实然的实证研究和应然的理论研究。四是通过研究成果逐步获得国内各方面支持，特别是各种跨学科、跨界别研究机构和各层面文化建设基金项目的大力支持，这不仅需要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努力，而且需要大力争取相关文化界的通力合作。五是通过推动学术交流不断把研究成果特别是实证研究成果推向国际，从而获得国际学界的关注与支持。就国外学界而言，对《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的了解仅限于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对国内成果的少量介绍，且多有被误读的现象出现。若这种研究能够系统展开并加强国际交流，将有益于国际学界对莎士比亚这部名作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正确认识与深入了解，从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最后谈谈本项研究的一个辅助构想，即对《哈姆莱特》在我国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在近年我国教育部新颁普通中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哈姆莱特》已被列入学生必读书目之中，这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众多人文主义名作唯一入选作品，也是国外戏剧文学经典中的唯一入选作品；与此同时，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也把《哈姆莱特》列为“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有些出版社也据此将之列入“大学生必读丛书”，从而使之成为我国青年一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汲取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然而，从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类辅导读物来看，国内学界在对《哈姆莱特》的把握上还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受极端化“斗争哲学”影响的简单化的“两大阵营”解读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使剧中一系列圆形艺术典型仍被作为脸谱化的扁平形象而接受；另一方面，对“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相对主义理解亦日渐流行，从而扭曲了人们对这部人文主义戏剧名作的理解，限制了其应有作用的发挥。故在《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的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应深入考察我国中学生与大学生对《哈姆莱特》的接受现状，从而为进一步发挥这部文学艺术经典在青年一代人文素质培养中的作用提供有益的意见与建议。这也是我国莎学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音乐上的“复调”是指由若干相对独立的旋律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出现，协调地流动、展开，彼此形成和声关系的多声部整体，由此比喻莎士比亚接受史研究的多路径整合研究的目标是最为恰当的，因而本研究构想可称为“一个复调的接受史论纲”。（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这些系列工作体现在如下公开发表的论文之中：《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1989），《论〈哈姆莱特〉中的“愚忠”形象》（1991），《哈姆莱特国王形象新论》（1994），《相映生辉的悲剧性格塑造：〈哈姆莱特〉与〈窦娥冤〉比较研究新探》（1997），《再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2001）、《扬弃“哈姆莱特主义”——评孟宪强〈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