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46: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语言哲学观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2.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
3.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4.认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 李宇明
5.《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和外语教学理念
6.大数据时代语言生态研究
7.小学语文教学语言特点新探
8.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之路——语言哲学理论建构之一
9.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
10.GIS作为新一代地理学语言的特征
11.“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
12.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13.关于我国语言战略问题的几点思考
14.语言符号观的认知视角研究
15.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
16.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
17.近10年来国外多语言信息组织与检索研究进展与启示
18.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语言输出过程
19.语言竞争试说
20.语言服务的概念界定
21.语言类型学视野与语言对比研究
22.语言模因观初探
23.语言模因的主体性与语境化
24.第二语言教育的教师自主性研究
25.中国语境下英语教师语言意识实证研究
26.社会文化理论与生态语言教学观
27.领域语言规划试论
28.大学英语学习和教学中的语言学习策略问题
29.教师语言的语用分析
30.“语言特区”的性质与类型
31.语言也是“硬实力”
32.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
33.语言的维度与翻译的限度及标准
34.语言接触中语言演变的连续体模式
35.西方语言哲学批判——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七
36.元语言意识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及其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
37.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
38.论元语言与外语教师的话语行为
39.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迁移研究
40.语言规范试说
41.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
42.内容要创造 语言要模仿——有效外语教学和学习的基本思路
43.城市语言景观研究进展及展望
44.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
45.语言与思维关系再认识——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解读
46.人·语言·存在——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
47.二语课程中的语言输出与二语发展——香港高校本科生课程英语写作的个案研究
48.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中非加工语言的自动激活
49.国外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的进展
50.外语教学中语言意识形成路径研究
51.海德格尔此在时间性思想与语言研究
52.国际学术交流领域的语言规划研究:问题与方法
53.口语教学与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
54.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观及其对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
55.语言模因及其修辞效应
56.音乐和语言神经基础的重合与分离——基于脑成像研究元分析的比较
57.关于外语教师语言属性的思考
58.语言产业的基本概念及要素分析
59.英语专业硕士毕业论文的语言错误分析研究
60.语言理解中的动作知觉: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
61.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例
62.语言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研究
63.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及其思考
64.语言网络:隐喻,还是利器?
65.商务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与方法
66.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为语言哲学之延续——二十九论语言的体认性
67.中国英语学习者公式化语言加工心理机制研究
68.汉语网络语言研究的回顾、问题与展望
69.语言景观的分析维度与理论构建
70.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思考与实践
71.语言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72.语言语境与新闻理解——英语硬新闻语篇评价策略解读
73.“一带一路”与语言互通
74.有关语言经济的七个问题
75.语言能力的多样性和语言教育的多样化
76.语势、家庭学习模式与语言传承——从语言自然接触说起
77.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视角下的语言服务研究
78.国际化和英语化——语言政策是一种选择
79.法律语言学、法律语言——兼谈法律英语的特点
80.现代语言教学的十大原则
81.指向语言教师专业发展的课堂观察——美国“语言教师效能反馈工具”述评
82.语言规划的国际化趋势:一个语言传播与竞争的新领域
83.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
84.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程式语研究
85.二语习得研究与语言类型学
86.汉外语言接触研究近百年:回顾与展望
87.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语言衰亡
88.学前语言教育的新取向:重视儿童学业语言的发展
89.“语言体验”的教育学理论研究
90.语言经济学视角下商务英语的生态位思考
91.《马氏文通》前西人的汉语量词研究——以《语言自迩集》为核心
92.从语言处理的复杂性与高效性看联结主义
93.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以概念与语言形式重合度不同的隐喻句为例
94.语言学习中的元认知研究述评
95.情绪与语言加工的相互作用
96.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
97.网络用语与语言规范
98.口译过程的两阶段解读——以一般语言理解和产出为参照
99.学术会议英语演讲语篇多模式语言符号意义构建
100.情感因素与第二语言习得
101.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
102.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
103.语言竞争与语言和谐
104.语言和音乐: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视角
105.论语言态度的三种表现
106.语言的定义
107.网络语言是一种社会方言
108.基于动态系统理论的二语习得模式研究——环境、学习者与语言的互动
109.双语者语言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加工机制
110.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语言服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111.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几个问题
112.英语口语能力描述语因子分析及能力等级划分——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证研究
113.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114.网络语言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115.论“任意性原则”对语言系统的多维度诠释——索绪尔语言本体论研究
116.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
迈克尔?达米特于1925年6月出生于伦敦，从大学开始就在牛津大学修习哲学与逻辑学，随后留校任教，直到1979年，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都与牛津连在了一起，这是考察达米特学术思想的起点与基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达米特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与著作，终其一生有在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以及弗雷格研究方面都有大量论文和专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析哲学的起源》、《直觉主义的成分》、《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数学的逻辑基础》、《语言的海洋》、《弗雷格哲学的解释》、《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弗雷格：数学哲学》等等。
达米特在早期是从逻辑学入手的，而后转入到语言哲学，在此基础上进入对弗雷格的研究，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达米特的学术生命最终紧紧与弗雷格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当然渊源自其本人所受的学术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切入点是十分相似的，这在第二部分会有专门的探讨。达米特介入意义论之争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他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专门探讨关于意义论的概念，研究范畴，研究对象，方法论等问题，这基本上奠定了他在意义论领域内的大致研究框架，并且树立了以弗雷格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思路。这里有必要大致梳理一下上个世纪的意义论之争。
现当代哲学诸多问题中，“意义”一直是一个难以界定与令人困惑的概念，长久以来，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有见解，但迄今为止，连“意义”是什么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当然，这些涉及到根本性的概念本身就难以有确切的定义，这也是争论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意义理论牵涉到的命题十分广泛，包括知识、理解、本体论、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逻辑的形态、逻辑定律的选择、真理……等等。
在上世纪后半段，意义理论曾经是哲学界各种讨论汇焦的一个核心领域，是分析哲学、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相交叉的一个研究领域，这就导致了这一理论（到后期它足够成为了一个学科）的众说纷纭和定义混乱。
二十世纪的哲学界大概最早进行意义理论研究的要算刘易斯了，他把意义归结于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旨在为某个符号系统中的语词和句子指派语义内容”，简而言之就是“表达式的意义是什么”，另一方面“旨在解释某人或某群体是如何赋予语言中的符号以其应有的意义”，即“如何根据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心智状态和语言环境来解释被使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
此后更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维特根斯坦，他的意义理论构建于语言、思想和世界的逻辑同构关系中，这是《逻辑哲学论》所表达的关于意义的主要观点。当然，这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到了后期，他的意义论则转向语言共同体的建构上，这在他的《哲学研究》中有清晰的表述。
意义论在20世纪还有其他的争论焦点，最为显著的例如发端于美国的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是龙菲尔德，他强调客观环境对于语言及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达米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当然，以上的梳理并不全面，不过也大致可以看到达米特在意义论上所处的时代背景。意义理论是哲学领域里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由此，达米特的意义研究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他不光确立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向，更是明确了它的中心任务。
二、弗雷格的学术理路
达米特的意义理论明显是受弗雷格的影响，或者说他是有意将弗雷格的理论进行进一步阐发，在或者说，他很有可能是受弗雷格的影响而踏足意义论领域的。弗雷格在学术生命上比达米特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在哲学谱系上与维特根斯坦同时。他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也是公认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与达米特的类似之处是，他也是从逻辑学入手来奠定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并在后期进入了语言学，这是两人的契合之处也是达米特最终能够传承弗雷格衣钵的主要原因，从而形成从逻辑学与语言分析之路发展当代哲学的特色分析方法与思想体系。
弗雷格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理论，这其中有许多是达米特思想，他的意义论的渊薮，至少不乏启发意义。弗雷格首先区分了逻辑和心理，客观和主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真理、概念、关系等等。其次，弗雷格探讨了语词与语境的关系。另外，弗雷格还特别情调概念和对象的区分，以及含义与指称的区分。这些主要的命题和观点，在达米特的意义理论中多有解释和阐发。
弗雷格关于意义论的探讨较为集中的是指称论，而指称论的核心则是“真”和“真值”的讨论，他的逻辑起点是句子，认为句子是意义最为基础的单位，而句子的指称就是真值。在此基础上，弗雷格将思想分为“真”和“假”，而在思维和思想中间有一个跳跃。如果非要进行一个概括的话，弗雷格的意义论或者指称论可以说是从语言到世界的一种模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弗雷格那里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的影子，在意义论上来说就是弗雷格对后者在意义和理解上的论述做了相当的阐释与发挥，并用以作为自身的描述对象。当然，弗雷格的理论发表后也受到过全面的批判，代表人物是蒯因，他的思想基础是认为弗雷格混淆了指称论与意义论。不可置疑的是，弗雷格被公认为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以及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对于逻辑学的发展，对于当代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有极大的助力。
三、达米特及他的“后弗雷格”时代
达米特对于弗雷格的研究大概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在1973年他发表了相关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从语言学的视角进入意义理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弗雷格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分别在1981年（《弗雷格哲学的解释》）、1991年（《弗雷格和其他哲学家》）、1991年（《弗雷格的数学哲学》）相继发表了弗雷格研究的系列专著，从此达米特与弗雷格的名字便紧紧联系起来，并使他成为了20世纪反实在论和数学哲学中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当然，这期间他也没有中断对逻辑学与分析哲学的研究，在1988年发表了《分析哲学的起源》，1991年发表了《数学的逻辑基础》，不过从这些研究明显已经烙上了意义理论与弗雷格的影子，成为了达米特哲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在学界将达米特的哲学理念称为“后弗雷格哲学”。
达米特对于意义理论的表述最早见于他对弗雷格思想的研究和辩驳中，以他在70年表的两篇论文《什么是意义论》中有最为集中的阐释，其中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最为典型的表达是他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这是他意义理论的基础。当然，在他构建于完善理论的过程中向来不隐晦对于弗雷格的认同。
达米特把意义理论作为其哲学的基础，作为现代哲学的基础，或者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想体系要涉及到许多难有定论的命题，这是其构建意义论的关键，也是日后批判的指向与讨论的焦点。首先是其意义论所采取的形式，他明显受到了系统论与分子论的影响，并把它们作为逻辑推理与理论构建的工具。另外，在达氏意义论体系中的一个难点是所谓的“隐含知识”，这必然要涉及到显形性的争论。最后，在传统哲学中关于实在论的争论在意义论的讨论中又重新复苏了。达米特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在提出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在这些争议中不断修正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些争论的焦点也大多集中于此。
我们来看达米特构建意义理论的方式，概括俩说，他首先探讨了意义、知识、理解这组概念之间的关系，阐发了隐含知识及其显示性等问题。这是弗雷格真理、概念的另一种变体，在逻辑上则更为完善了。达米特接通过语言与实践、涵义与语力几组概念的分析来阐发他的反实在主义的意义论，从而对弗雷格语境的概念做了更为清晰与理性的诠释。
约翰・冯・诺依曼，美籍匈牙利人，数学家、计算机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发明家，新时代数学的倡导者，“现代电子计算机之父”。
冯・诺依曼从小聪颖过人，兴趣广泛，6岁时，他就能心算做八位数乘除法，8岁时掌握微积分，12岁就读懂领会了波莱尔的大作《函数论》要义。
冯・诺依曼的记忆力惊人，读书过目不忘。他对读过的书籍和论文，能很快一句不差地将内容复述出来。
冯・诺依曼一生掌握了7种语言，最擅德语，他在用德语思考种种设想时，又能快速译成英语。据说，6岁时他就能用古希腊语同父亲闲谈。
在计算机领域，他被誉为“计算机之父”。在经济学领域，他被誉为“博弈论之父”。在物理领域，冯・诺依曼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化学方面他也有相当的造诣，曾获苏黎世高等技术学院化学系大学学位。 30岁时，冯・诺依曼已经是纯粹数学学者中的巨人；45岁时，他被全球公认为20世纪最具世界性、最多才多艺、最才思敏捷的数学家。从遍历定理的第一个有力证明到天气控制方法，从原子弹的聚爆装置到博弈论，从一种用于研究量子物理学的新代数学到带有预先储存程序的计算机的装配，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设想。他在格论、连续几何、理论物理、动力学、连续介质力学、气象计算、原子能和经济学等领域都做过重要的工作，被称为上世纪“最伟大的全才之一”。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他创办了俄国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由于他渊博的学识，他也被普希金赞誉为“俄罗斯的第一所大学”；他是“俄国科学史上的彼得大帝”，俄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在俄国的地位，有如伽利略在意大利、牛顿在英国、笛卡儿在法国、莱布尼兹在德国和富兰克林在美国的地位。
为了躲避继母的责骂、争取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19岁的他带着两本启蒙书――《斯拉夫语法》和《算术》，凭着借来的3个卢布，离开家乡、踏上了漫长的求学之路。他冒充教会执事的儿子进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用1年时间掌握了拉丁文，并自修了希腊文，用5年时间修完了8年的课程，被选派到彼得堡国家科学院大学深造。半年后，又被派往德国学习采矿和冶金。1736年秋，他进入马尔堡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期间精通了德语、法语，后又到弗赖堡学习矿业和冶金学。在克・伏尔夫教授的手下，他学习了数学、哲学、物理学，又选学了化学、力学、矿山测量、水利工程学课程。
他在物理、化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历史、天文、地质、矿物、航海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文学者，在历史学、语言学、哲学方面都有研究，被誉为“俄罗斯现代语言之父”，著有《修辞学》《俄语语法》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等。
他在观测金星凌日时第一个发现了金星上存在着大气；他创立了热动力学说，指出热是物质本身内部的运动，从本质上解释了热的现象；他提出了气体分子运动论，认为空气微粒对容器器壁的撞击是空气产生压力的结果；他对气体压强给以正确解释，即是空气质点对器壁撞击的结果；1741年，他创立了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学说，为俄国的物理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用实验证明化学反应前后物质的质量相等，这一发现比拉瓦锡发现物质不灭定律早18年；他是最早应用天平来测量化学反应重量关系的化学家。
他是俄罗斯的“全能才子”，是俄国“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莱布尼茨，德国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遍及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外交学等等，他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他还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而他的职业，是一名律师。
莱布尼茨在数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数学上，他和牛顿先后独立发明了微积分。有人认为，莱布尼茨最大的贡献不是发明微积分，而是发明了微积分中使用的数学符号，他也因此被称为“符号大师”。莱布尼茨还对二进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哲学上，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最为著名，例如他认为“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他和笛卡尔、巴鲁赫・斯宾诺莎被认为是17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
莱布尼茨对物理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提出了一些后来涉及广泛（包括生物学、医学、地质学、概率论、心理学、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的概念。莱布尼茨在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神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诸多方向都留下了著作。他的著书，约四成为拉丁文，约三成为法文，约一点五成为德文。
莱布尼茨的求学经历也堪称传奇。
15岁，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 一进校便跟上了大学二年级标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期间他还抓紧时间学习哲学和科学。
17岁，他以《论个体原则方面的形而上学争论》一文获学士学位。
18岁，莱布尼茨完成了论文《论法学之艰难》，获哲学硕士学位。
19岁，莱布尼茨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论身份》。次年，审查委员会以他太年轻为由而拒绝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他对此很气愤，于是毅然离开莱比锡，前往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多夫大学并立即向学校提交了早已准备好的那篇博士论文。
21岁，阿尔特多夫大学授予莱布尼茨法学博士学位，还聘请他为法学教授。
据称，经当代智商测试研究，莱布尼兹的智商高达205，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天才。
托马斯・杨Thomas Young
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是个奇才，同学们都称他为“奇人杨”。上帝在造人方面从来都不是公平的，托马斯・杨就是个例子。表面上，他的身份是医生、物理学家，但这仅仅只是他的社会角色而已。他涉猎的广泛程度让人瞠目，他的才华横溢让人吃惊。
他在光波学、声波学、流体动力学、造船工程、潮汐理论、毛细作用、虹的理论、力学、数学、光学、声学、语言学、动物学、埃及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还对艺术颇有兴趣，他热爱美术、音乐，几乎会演奏当时的所有乐器。他会制造天文器材，还研究了保险经济问题。他擅长骑马，并且会耍杂技走钢丝。
小时候的托马斯是个神童，2岁会阅读，4岁能将英国诗人的佳作和拉丁文诗歌背得滚瓜烂熟；不到6岁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看过两遍，还学会用拉丁文造句；9岁掌握车工工艺，能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物理仪器；几年后他学会微积分和制作显微镜与望远镜；14岁之前，他已经掌握10多门语言，包括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等等，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还能用这些语言做读书笔记；之后，他又把学习领域扩大到了东方语言――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在中学时期，就已经读完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瓦锡的《化学纲要》以及其他一些科学著作，才智超群。托马斯26岁时，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被发现。石碑上刻了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首先阐释这些象形文字的人是法国人商博良，但托马斯却是把碑文的译文发表成书的第一人。
托马斯在物理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在光学观察上，特别是光的波动性质的研究。1801年他进行了著名的杨氏双缝实验，证明光以波动形式存在，而不是牛顿所想象的光颗粒（Corpuscles），该实验被评为“物理最美实验”之一。
关键词：现象学；实践哲学；话语体系
一、现象学本科教学的国内外现状概述
关于现象学本科教学的国外主要现状：目前，德国Humboldt-University （洪堡大学）哲学系在讲授现象学时，明显侧重于从格式塔心理W的角度去讲，注重对感知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际上是侧重于胡塞尔早期的“描述现象学”。这种侧重与近年来在德国本土以及英美流行的关于认知科学的前沿话题有关。这种讲授优势在于它可以通过强调描述，使学生切身地感受到现象学分析的精致性。德国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y München（慕尼黑大学）大学的Guillemo E rosadohaddock主讲“The old Husserl and the Young Carnap”，侧重从胡塞尔现象学与卡尔纳普语言哲学对比的角度讲授现象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Wheaton college（威顿学院）的 ArthurF.Holmes，长期主讲“Husserl and Heidegger”（“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其讲授侧重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对比中阐释现象学的经典方法。
英国University of Glasgow（格拉斯哥大学）的Gianni vattimo，主讲“The end of reality”（“实在的终结”），侧重对胡塞尔后期先验现象学以及发生现象学的讲授。
丹麦Kbenhavns Universitet（哥本哈根大学）的D.zahavi长期主讲有关胡塞尔现象学的课程，其讲授一方面侧重于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文本解读，一方面又同时侧重于与当代语言哲学、认知科学的结合。
概而言之，国外近几年来在现象学教学方面逐渐转向与语言哲学、认知科学密切相关的路向，即在讲授现象学时，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从认识论维度去讲，而从本体论、伦理学等维度出发去讲授现象学，则相对少一些国内主要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各高校哲学院系逐渐开始开设有关现象学的课程。
北京大学哲学系靳希平教授长期主讲胡塞尔代表作《逻辑研究》。靳希平老师在讲授以及课堂讨论时，使用的是德文原著，学生使用的也是德文原著，其讲授侧重于对重点的概念进行解析，讨论时则更自由一些。概括而言，靳希平老师讲授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使用德文原著，“原汁原味”；二是侧重概念解析。这种讲授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使学生十分扎实、准确地掌握现象学基本概念，值得学习。
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也长期主讲有关现象学的课程，并于2003年出版了《面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一书。该书是张祥龙老师关于现象学课程讲课内容的集结，并包括课堂讨论部分。该书主要讲解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逻辑研究》（选讲）、《经验与判断》（选讲）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选讲）、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选讲）以及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选讲）。其讲授侧重于把现象学同多个哲学流派进行对比，以突显现象学理论、方法的某些优势，同时也强调了现象学同其他哲学流派融合的可能及其原因，另外也对一些重点概念进行了着重讲解。
概括而言，张祥龙老师讲授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对重点概念进行了深入而生动的讲解，做到了深入浅出；二是善于把现象学与其他哲学流派进行对比，在“对话”中使现象学理论、方法的优势显现得更加清晰。这都是值得认真吸取的宝贵的教学经验。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孙利天教授长期主讲《现象学的观念》《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吉林大学哲学专业有一个传统，就是注重哲学史，提倡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孙利天老师的讲授就侧重从整个哲学史出发来把握现象学精神，在这个基础上强调使用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来打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哲学。概括而言，孙利天老师的讲授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哲学史背景；二是强调对现象学方法的哲学实践，即用现象学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这是十分具有启发意义的。 另外，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的年轻教师龙晶也长期主讲有关现象学的课程。其所讲授的主要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为一位具有德国留学经历并与海德格尔有着学术血缘关系的年轻教师，其讲授侧重于原汁原味，对思想的梳理非常清晰。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张廷国教授长期主讲《现象学的观念》。张廷国老师德语非常出色，翻译过多本现象学著作。其讲授往往一语中的，简洁明快。张廷国老师善于从词源学的角度对现象学的重要概念进行解析，这一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效果明显，是十分值得学习的。另外，已故的高秉江教授善于从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出发阐发现象学精神，这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目前各高校哲学院系已陆续开设关于现象学的课程，并已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优长。这都是值得借鉴和吸取的。
二、对现象学本科教学的实践哲学反思的必要性与应用前景
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肇始于20世纪初的德国。现象学出现之后，不仅在欧陆哲学中占据了主流甚至是支配性的地位，而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渗透到英美哲学，成了一门“显学”，以至于当今的哲学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现象学的理论、方法，以此为基础来表达自己。
现象学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关注范围，并迅速成为关注热点。这一方面体现在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教学领域。在研究领域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原著的翻译工作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关于现象学的著作、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每年大量涌现，根据《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的统计，关于现象学的译著、专著每年不少于十数种，论文不少于几百篇。
在教学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哲学院系开始开设有关现象学的课程，这些课程不仅面向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而且也面向本科生。另外，@些课程也不仅限于外国哲学专业，很多哲学院系的哲学教研室也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专门开设了有关现象学的课程。例如吉林大学的哲学教研室就为其博士研究生专门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由孙利天老师长期担任主讲教师，主讲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以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由此可见，有关现象学的教学工作，已逐渐成为高校哲学院系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象学的教学工作当中，对本科生的现象学教学工作，是最值得反思的一个环节。本科阶段是奠基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效果。
对现象学本科教学工作的反思，相应地也成了哲学院系教师、特别是外国哲学教研室教师的一项必要的任务。黑龙江大学的哲学学科，有其自身的特色与优长以“实践哲学”见长。
因此，当我们对现象学本科教学工作做出反思时，有必要结合实践哲学的视角，以此为出发点，提高现象学本科教学实践的质量。
由于越来越多的高校哲学院系开始开设有关现象学的课程、有关现象学的课程已逐渐成为高校哲学院系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反思现象学本科教学工作、提高现象学本科教学实践的质量，就显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可以为学生在未来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学生能够进入当代哲学话语体系打下必要的基础。前一方面表现为使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能够掌握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使用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前沿问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日后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能够独立探索问题、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乃至思想奠定了基础。后一方面则表现为由于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学习和掌握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甚至一定程度上学会使用现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前沿问题，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将来考入其他高校的哲学院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乃至博士研究生学位时，能够适应其他高校哲学院系的课程讲授、与其他高校哲学院系的话语体系相融合奠定了基础。
三、结语
关键词：转述动词 及物性分析 评价分析
一、引言
转述动词（Reporting Verbs）作为转述语（citation）的一个重要信号，是指论文作者引用或论及前人所做研究时使用的动词（Swales，1990）。学术论文文献综述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作者转述或概括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行评价，在实现这一交际目的中，作者往往通过转述动词表明对被转述人或被转述信息的态度，从而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转述动词是学术论文中最清晰的评价手段之一。Hunston（1993）认为转述动词的恰当选择有助于学者清晰地表述所研究的主体，并表明所引用的内容能否得到认可。
关于转述动词，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研究。首先研究了转述动词的分类，不同时期的学者尝试对转述动词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了分类。Thompson&Ye（1991）根据学术话语中英语涉及的行为把转述动词分为语篇动词、心理动词和研究动词；Hyland（2000）对此分类进行了进一步修正，提出了研究动词、认知动词和语篇动词三类转述动词；贺灿文（2001）等仿照Thompson的分类方法，把转述动词分为现实类、语篇类、思维类和状态类四大类；唐青叶（2004）把转述动词区分为表示作者转述行为和被转述者言语行为，又根据评价潜势将其分为表作者立场和被引述者立场；张荣建（2007）通过话语和思维性质的分析将转述动词分成转述话语和引述思想两大类。此外，还有关于中外英语硕士生转述动词的时态和语态的对比研究。在转述动词时态方面，中国学生的论文中一般现在时占绝对统治地位，关于转述动词语态方面，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所作的文献综述中被动语态使用的频率明显高于中国学生。王慧（2011）通过语料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学生相比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还不能熟练和灵活地使用转述动词，表现在他们使用的转述动词数量较少、动词类别不够丰富、时态惯例和知识匮乏、对被动语态的功能认识不足等方面。中国学者使用转述语缺乏对他人研究的批判性评价。近些年来还有关于转述动词的认知语用研究：姚毅（2012）认为转述动词是认知思维与言语行为的融合，隐藏着作者对转述内容和观点的态度。英语书面文体语篇的转述既是一种言语行为，又是作者行为，是认知主体意向性的扩散和统一。
转述动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研究对象主要是英语转述动词以及中外英语硕士生英语转述动词的对比研究，缺少对汉语转述动词的研究以及汉语转述动词和英语转述动词的对比研究。对于转述动词的分类研究成果是最丰富的，但大多都是基于Hyland（2000）的转述动词的框架进行的定量分析，研究的结果大都是中国学习者在英语转述动词方面的使用情况以及不足之处。Thompson（1991）、贾中恒（2000）和张荣建（2007）指出，论文作者在综述过程中不是原封不动地复制他人的话语，而是转述其总体含义，在转述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了论文作者对他人话语及可能意图的理解，因此不可避免地加进了综述作者本人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即对综述内容作出一定的评价。根据Thompson等（1991）的定义，评价性是指综述作者对引述内容正确性、肯定性、可能性等方面的理解。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主要采用语料库和定量研究方法，收集了中国知网（CNKI）期刊上近十年（2005～2015）在知名外语期刊上的10篇中国学者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类论文，对转述动词进行及物性过程分析。本文所研究的转述动词是指论文作者引用或论及前人研究时使用的动词，如“认为、指出、发现”等，不包括自我转述动词。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是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理论。韩礼德把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成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三种。其中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及物性（transitivity）是表示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在于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见闻和作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这三者构成及物系统中有意义的语法单位“小句”（clause）。及物系统包括六个过程（王寅，2010）：物质过程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心理过程表示“感觉”“反应”“认知”心理活动的过程；关系过程表示“是”和“属于”关系过程的何种关系；行为过程指诸如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笑等生理活动过程，是典型的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行为，介于物质和心理过程之间，具有物质和心理过程的特点；言语过程指一类广义上“说”的信息交流过程；存在过程表示某物存在的过程。
按照Hyland的评价法，将转述动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表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其中第三类转述动词可以分为四小类：（1）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2）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3）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4）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者的立场和态度，对汉语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分析所表现的倾向进行分析，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作者的观点，提高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
三、语料分析
本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学者的汉语转述动词使用情况，包括汉语转述动词使用的频率、汉语转述动词的及物性分析以及汉语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分析所表现出的评价倾向等三个方面。
本研究对10篇高水平学术型文章中的汉语转述动词做了统计，在10篇中国学者的文章中，从表1可以看出共有312个转述动词，平均每篇有31次使用转述动词，这说明高水平的中国学者有较高的引用意识，善于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从表1还可以看出中国学者使用的转述动词大多表示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物质过程和关系过程较少，这说明中国学者的思维习惯，往往喜欢用一种迂回和间接的方式来表述思想或评价，而心理动词正好可以帮助达到这一目的，委婉地表述观点而不用直接承担责任。（胡志清、蒋岳春，2007）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中使用转述动词的数量和类别比较丰富，表心理过程的转述动词有41个，表言语过程的转述动词有34个。其中汉语转述动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六位分别是：认为（67）、指出（36）、提出（23）、分析（18）、探讨（12）、发现（10）。转述人的转述行为是一种重复，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原著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转述动词是转述语的核心，通过转述动词导入被转述人的声音，被转述的内容被思维化或言语化。这表明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并且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可以“投射”，由转述动词所引领的分句可以转述被引者的话语。因此，转述动词多表现为及物性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这些转述动词不仅反映了转述者对被转述者的认知评判，而且具有预示和支配语篇意义的语用功能。
由表3可以看出：引者更倾向于使用表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的转述动词来表明被引者以肯定或中立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相比于表示不接受态度的转述动词中国学者更多地使用表示肯定态度的转述动词，更多地通过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说明就汉语转述动词的语义分类，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使用中立的的转述动词转引他人的论述，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倾向于选择温和的语气，这样能给自己留下足够的余地（张军民，2012）。本文认为这种倾向不仅源于中国学者的中庸思想，而且表明了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
四、结语
本文从汉语转述动词入手，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和转述动词及物性过程评价倾向分析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汉语转述动词大多表示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中国学者的转述意识比较强；中国学者善于利用转述动词建立自己的研究空间，倾向于使用他人的观点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术篇进行分析，未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未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对英语转述动词进行及物性以及评价倾向的分析，笔者将在后续文章中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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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
1、教师招考教育写作类型
议论文、记叙文、夹叙夹议文，以议论文为主
2、议论文的分类
（1） 证明文
（2） 阐明文
3、证明文的结构
（1） 基本方法：是什么（引论，提出问题）----为什么（本论，分析问题）---怎么办（可以
是本论部分，可以是结论部分---解决问题）----结论
（2） 基本结构：列举法、总分法、纵深开掘法、正反对比法。
4、阐明文的结构
明确主题------解说主题------收束主题
5、证明文的论点提炼
（1） 题目要先声夺人
（2） 概述性语言来摆明观点
（3） 关注热点
（4） 哲学的思维
（5） 教育学心理学基本理论
6、阐明文的分论点设置
并列式，层递式
7、语言锤炼
8、记叙文的写法
（1）切题（2）线索明（3）语言美（4）关键句（5）叙述动人
9、夹叙夹议文的写法
（1）比例，以叙为主，以议为辅
（2）叙述要精练不同于记叙文的生动详实
（3）议论要精辟，不同于议论文的长论
（4）主题要鲜明，观点要明确
教育写作小技巧
教育写作考前练习题目：
1.新时期学雷锋2.师爱，师生关系3.素质教育4.德育
5.教师专业发展6.宽容7.教学（如生成性，民主）
8.培养学生的好奇心9.慢慢做教育10.快乐学习
11.教师的终身学习12.爱与尊重，赏识教育
如何拟题
一．比喻式：赏识，教育的阳光（洒向学生心灵的阳光)
宽容，教育的底色
二．倡导呼吁式
把自由还给孩子
让爱渗透教育
让雷锋精神永驻校园
构建富有生命活力的课堂
呵护学生智慧的火花
找回失落的好奇心
三．关系式：论终身学习与教师职业发展
四．化用名言、俗语式
“高能”方得高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爱之深，请宽容
长善救失，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让学习“随心所欲”
写作技巧
1.事例后，一定要归纳，点论点，做到有放有收
2.在每段之前最好点名段意，尤其是写“为什么”时，令文章的结构更加清晰。
3.可以适当进行反面论证或正反辩证地看待问题。
南朝时期以注重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根源于当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发的对语言价值的探索，玄学和佛教哲学的建构都倚重于语言策略（经典再诠释、清谈、译经、梵呗唱导等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所谓“形式主义”?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认为，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导致新的文学本体论形成的哲学、语言学背景。玄学
的勃兴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导致了哲学家从经典语言再诠释入手的对此前儒家哲学的颠覆。汉译佛经，重建经典，清谈玄理，梵呗唱导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视语言。“文”、“笔”之辩，“四声”的理
论概括在创作中运用等现象，标志着经学的载道、史学的叙述等功能从文学语言中分离出去，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的本体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学为“言之业”的观念。这必然以理念和经验的方式去影
响当时和后来，促成诗、赋、文的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形式美学传统。
一 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
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
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
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
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
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
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
“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
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
，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
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
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
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
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
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 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 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
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
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
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
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
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
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
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
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
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
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
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
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
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 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
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
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
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
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
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
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
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
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
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
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
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
“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
》），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
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
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
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
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
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
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
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
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
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
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
”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
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
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
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
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47逯钦立《说文笔》，收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页。
关键词：选择题，解题思路，解题方法
任何一门考试都有规律可循，政治也不例外，政治在整个文综考试中占100分，其难度相对于那两门来说，难度较小，政治取得一个高分并不难，也会为整个文综考试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打下好的基础。文综政治分的选择题，也就是客观题，共12个题48分，占整个文综选择题的34.29%，下面我们就重点常用的九种破题分析一下政治选择题的解题方法技巧。
一 添枝加叶
“添枝加叶”原来是形容叙述事情或转述别人的话时，为了夸张渲染，添上原来没有的内容。在政治高考选择题中，是指命题者在题干或题肢中增加一些修饰，限制成分，使观点趋向绝对化。
例一．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对“公有制为主
体”的正确理解是（ ）
A． 公有制在各个经济领域中必须占支配地位
B． 在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成分必须保持在50%以上
C． 公有制在各个地方都必须保持量和质的优势
D．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v
破题：该题A、C项题制肢设置，命题者通过增加修饰、限制的词----“各个”，使观点趋向绝对化，就运用了“添枝加叶”的干扰方式。正确答案：D
启示：解答这类题目，考生首先要抓住题干或题肢中的关键词，一定要仔细推销、慎重选择。
二 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原意是好像对，实际上并不对。在政治高考选择中，命题者一般以相关、相似、相近或相反的知识组成陷阱题肢。
例二．节约是传统美德。经济学家凯恩斯侧提出了借鉴悖论，认为节约对个人、家庭来说是美德，而对社会来说则意味着支出减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造成失业增加，收入减少。这启示我们（）
A． 个人应该坚持节约，社会应该扩大消费
B．消费决定生产，政府应适当刺激消费
C． 金融危机要求我们大力扩大内需，增加消费
D． 应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影响，积极引导消费
破题：部分考生肯能会选A或B，犯了“似是而非”的毛病。A项是对“借鉴悖论”认同，不符合题意的主旨。B错误，生产决定了消费，消费对生产起到反作用，但不能决定生产。故排除A、B。C项与题干无关。只能选择D 。
启示：解答这类题目，一定要根据所学知识和题干的主旨，对相关题肢逐一辨析，谨防被似是而非的题肢所干扰。
三 答非所问
“答非所问”原意是回答的不是所问的问题。在政治选择题中，命题者常常有意设置一些说法正确、但和题干无关的题肢作干扰，考生如果不对照题干仔细辨析，就会误选。
例三歌德的一首小诗：“少年，我爱你的美貌；壮年，我爱你的言谈；老年，我爱你的德行。”这首诗蕴含的哲理是（ ）
A 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
B 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各有特点
C 矛盾的普通性和特殊性事统一的
D 同一事物在发展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
破题：根据题意，考生对C不选应该没有异议。但对于其他三项，则要费些思量。矛盾特殊性的三种情形，其侧重点不同。由于歌德小诗说明的是人生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故正确选择D。A、B说法虽然正确，但和题干无关，纯属答非所问，故不选。
启示：解答这类题目，只能选择那些与题干之间存在联系，且意思一致的题肢。对那些和题干无关，或没有直接联系的题肢，即使其本身的说法再正确也不能选。
四 张冠李戴
“张冠李戴”原来是比喻弄错了对象或事实。在政治选择题中，往往以相关或相近、易混的知识做干扰，考生如果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好，或审题不仔细，很难发现其错误之处而误选。
例四 “几十年的经验是我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下列观点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的上述感悟相一致的是（ ）
A 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基础
B 哲学是人类对某一具体领域规律的概括
C 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D 哲学具有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破题：题干的主旨强调的是哲学的价值。A错误，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B错误，哲学研究对象不是某一具体领域。C错误，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也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只能选D。
启示：在平时的复习中，考生必须对一些相关的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整理，要尽肯能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防止混乱不清。
五正逆颠倒
逆向选择，也是高考政治常见的一种题型。论文写作，解题思路。论文写作，解题思路。命题者在试卷的中间部分，一改正向思维的模式，插入一道逆向思维的试题，常常导致一些考生失误。论文写作，解题思路。论文写作，解题思路。
例五下列关于商业保险的认识，不正确的是（）
A 商业保险一般可以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
B 商业保险是用以补偿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损失的一项措施
C 商业保险是参与保险者个人及单位意志体现
D 商业保险是一种针对风险本身的投资方式
破题：本体考查对商业保险的认识。论文写作，解题思路。由于商业保险是参保个人意愿的体现，故C项错误。其余正确。由于本题为逆向选择，故正确选择C。
启示：解答这类选择题，关键在于注意题干的选择方向，在确认题目是逆向选择题的前提下，只要将原来正确的题肢舍去即可。
六舍本求末
“舍本求末”原意是抛弃根本的、主要的，而去追求枝节的、次要的。比喻不抓根本环节，而只在直接问题上下功夫。在政治选择题中。这类试题以现象或假象否定本质和规律，以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东西来代替根本的、主要的东西。
例六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越来越多地运用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经济杠杆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的恩本原因在于，它们（ ）
A 是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的
B 直接关系着市场主体的利益
C 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D 能够熨平经济发展中的波动
破题：政府利用经济杠杆调节，属于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是通过影响市场主体经济利益来实现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故正确选择B。A错误，经济手段不具有强制力。C、D属于作用，非根本原因
启示：解答这类试题，考生必须把“现象只看作是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自觉地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才能排除干扰，否则就会舍求末，导致失误
七主次颠倒
这类题目常常将相关知识的主次关系颠倒，设问方式通常为“主要目的”、“主要作用”等。如果不明确相关知识的地位，盲目选择就会出现错误。
例七新一轮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谈判没能按原计划达成协议，主要原因在于欧美成员国希望发展中成员国在非农产品出口实行巨额补贴的政策。欧美成员国不对等的谈判方案引起了发展中成员国的强烈不满，谈判由此陷入僵局。论文写作，解题思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作用是（ ）
A 取消成员国进口关税
B 维持国际经济的稳定
C 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D 平衡成员国国际贸易逆差
破题：A错误，削减关税不等于取消关税。B、C、D三项从不同程度体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但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故正确选C。
启示：解答这类题目，要注意对应知识间的主次关系，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前者决定后者。
八因果倒置
在这类题目中，命题者将原因和结果倒置，以混淆视线，主要考查考生是否准备和透彻的理解所学知识，把握各种现象之间、现象与本质间固有的因果关系。
例八城市居民自来水的价格一般为3.5—4.0元/吨，而市场上销售的瓶装矿泉水价格约为1元/瓶（约200毫升），折合约2000元/吨。矿泉水比自来水价格调质原因是（ ）
A． 矿泉水比自来水更有营养价值
B． 人们对矿泉水的需求比对自来水的需求更少
C． 矿泉水比自来水更稀有
D．加工矿泉水比加工自来水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
破题：加工矿泉水比加工自来水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是导致矿泉水比较贵的原因，答案D，许多考生在答该题时误选A项。
启示：解答这类题目，一要看是因果型试题还是果因型试题;二是看题干和题肢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是因果型试题，要注意题干和题肢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是因果型试题，尤其要注意检查题肢所述原因与题干是不是同义反复，有没有因果倒置。
九 偷梁换柱
这类题目通常是在题肢中偷换概念或转换论题，考生稍不注意就会误选。
例九某市政府规定，“凡是市政府或经市政府同意以部门名义印发的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文件，均需进行解读”。强调解读文件“要使用人民群众读得懂、听得明的语言”。这一措施（）
A 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管理权和监督权
B 体现了政府审慎用权、民主及、民主决策的工作态度
C 能使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府决策
D 有利于人民群众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
破题：强调解读文件“要使人民群众读得懂、听得明的语言”，是为了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正确选择D。A错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由法律规定的。B不体现。C错误，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民主决策，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而不能直接参与政府决策。
启示：解答这类题目，一定要将题干所涉及的概念和题肢的概念作对照，看其内涵和外延是否一致，若不一致则不可选。
解题方法只是一种技巧，其前提是基础知识很扎实，教材内容非常熟悉。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要想答好选择题，首先要在平时的学习中注意准确把握概念和原理，以扎实充足的知识为基础。一方面，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力求全面而有序，使相关知识系统化、条理化。另一方面，对重点知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记忆之上，一定要在广度和深度上加深理解，尤其要弄清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弄清相关知识的异同，力求融会贯通，既能在理解中加深记忆，又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运用。第二，培养良好的逻辑思维的习惯和好的做题习惯。好的思维是锻炼出来的，凡事要多思考勤动脑，同时，有必要建立错题集，对反复出错的题进行重点分析，不断总结选择题的解答方法。
选择题的具体形式还有很多，高考试卷中的能力要求也较高，命题者常在一道试题中同时采用几种“迷惑”方式，同学们除了遵循上述方法外，在平时的练习中还要细心观察，反复体会，熟练掌握各类题目的解题技巧，努力提高解题的正确率。
总之一句话“表述有错者不选，肢干不符者不选，肢干双重者不选，因果相悖者不选，正误相混者不选，间接联系者不选，范围不符者不选，反向选择者不正选，第一选择不轻动。”
论文关键词：命题，命题表述，翻译
1. “命题”的概念
“命题”(proposition)是一个与意义有关的抽象概念，在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领域中研究，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命题”一词较多的出现在语言学的文献中，是60年代以来的事，较早的一些时候，它主要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逻辑学上对“命题”的研究的重点是命题真值（propositionsare truth-bearers, that is, they are either true or false）。六十年代初，随着结构语言学影响的减退，人们开始注意到语言中的语义问题。语义表达（Semantic representation）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命题”这一概念随之被引入到语言学领域中，并且在众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由于“命题”研究的广泛性，其定义和理解也各异。在此作者借用的是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学家L. Larson的观点，将“命题”视为一个语义单位，是用来交际的最小的概念组合。( a proposition is a grouping of conceptsinto a unit which communicates ).比如：玛丽在听歌就是一个命题。
根据命题中心概念的类型可以将“命题”划分为两类：动作命题和状态命题。动作命题以一个动作，过程或经历作为中心意义。状态命题由一个事物和修饰语构成。两者关系可以是所有，身份，位置，描述等关系。见表1：
表1： 命题的分类及定义
命题
种类
举例
定义
动作命题
表示行为
The boy laughed（男孩笑了）
The girl ate the apple（女孩吃苹果）.
动作命题以一个动作，过程或经历作为中心意义。
表示过程
The milk soured
（牛奶变酸了）
His face turned red （他的脸变红了）
表示思想经历
Mary knew little.
（玛丽所知甚少）
状态命题
表示所有权
The book is mine
（这本书是我的）
状态命题由一个事物和修饰语构成。两者关系可以是所有，身份，位置，描述等关系。
表示身份
The manager is Mrs. Jones
（经理是琼斯夫人）
表示方位
The hotel i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旅馆在山脚下）
表示描述
The film is boring.
(这场电影很无聊)
关键词： 文论 气 文气说 范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范畴多至难以计数，梳理起来障碍重重。然而这些范畴并非无章可循，它们之所以数量众多，是因为它们往往是由为数不多的元范畴衍生出若干子范畴，子范畴又进一步交融衍生出更多的范畴。例如：“气”、“味”、“韵”、“象”等元范畴经过交融形成“气味”、“气韵”、“气象”、“韵味”等子范畴，在“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意境”。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标志着“气”正式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第一个范畴，因此“气”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具有西方哲学中“始基”的意义。然而后世学者对于曹丕的“文气说”却人言人殊，为此我们将追根溯源探讨“气”是如何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并深入曹丕《典论・论文》的文本，探究“文气说”的真实内涵。
一、“气”作为文论范畴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气”一直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处于不停的演进之中。
（一）“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如：
《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①
《老子》提到的“一”即是“元气”，“阴”、“阳”即是“阴气”、“阳气”。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中一般认为宇宙诞生于混沌的“元气”，然后分化成“阴气”与“阳气”，“阳气”上升为天，“阴气”下降为地，天地交泰化育万物，于是万物就遗传了阴阳二气的基因，只有万物之中的阴阳二气相互和谐才能存在、发展，否则就走向毁灭②。
（二）“气”作为人的生命之源泉，如：
《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③
《管子・枢言篇》：“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④
“气”既然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作为万物灵长的人自然也离不开“气”。上面的几段话虽出处不同，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人普遍认为“气”为生命之本，人为精气凝聚而生，精气一旦散失，生命就随即逝去。
（三）“气”作为道德意义的“正气”，如：
《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⑤
古人认为人秉“气”而生，“气”自然也会影响到人的精神，于是孟子“浩然之气”的提出自然不是意外。虽然郭沫若在《宋尹文遗著考》中认为孟子的“养气说”源于《管子・内热篇》的“灵气说”⑥，但孟子的“养气说”毕竟是改造了春秋以来关于“气”的学说并赋予了儒家道德含义，成了具有道德人格含义的浩然正气。这不仅影响了后世以人物品藻为代表的对人格精神的审美，而且催生了韩愈的“气盛言宜说”，并对古代文论探索作家创作的心理机制也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四）“气”作为人进行精神活动的原因，如：
《淮南子・原道训》：“今人之所以……察能分白黑、视丑美，而知能别同异、明是非者，何也・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⑦
班固《汉书・礼乐志》：“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⑧
通过上面的两段话可以看到，到了汉代人们认为人之所以能产生情绪、情感，乃至更高的审美活动、认知活动，都在于“气”的作用。这可以说是“气”由孟子的可以外溢于天地的道德人格之“气”向人类精神的进一步深入。
（五）“气”作为人的个性、气质，如：
王充《论衡・命义》：“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⑨
刘邵《人物志》：“静燥之决在于气。”⑩
汉末魏晋时期的战乱及儒学的势微，造成人们感慨于生命短暂、人生无常，促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个体气质、才情、风度的体察和追求成为社会风尚，于是人物品藻盛行，以“气”论人的现象在社会上弥漫开来。人物品藻对于人的禀性、气质、才能、情性的辨识逐渐影响了文论家对作家气质、个性及才情的认识，因而“气”、“神”、“韵”、“风”、“骨”等用于人物品藻的品鉴标准，在随后的文论著作中都一一转化成了文论范畴。
二、曹丕《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
“气”经历了从自然有形的云雾水气到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气”，再从生命存在的本源到具有道德意义的“浩然之气”，最后才由支配人精神活动的“气”及作为个性、气质的“气”转化为作为文论范畴的“气”，于是就有了《典论・论文》的“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11}。
然而对于曹丕“文气说”的“气”的解释，后人却众说纷纭：
黄侃认为：“文帝所称气，皆气性之气。”{12}
罗根泽认为，“文以气为主”、“徐质庇衅肫”、“公钟幸萜”的“气”，指文章的声调而言，“气之清浊有体”及“孔融体气高妙”的“气”，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13}。
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气’，是指作者的气质在作品中形成的特色。”{14}
叶朗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气”，就是指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5}。
罗宗强认为：“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是指作者的气质情性而言的”{16}。
袁济喜认为：“曹丕‘文气说’的‘气’的确切含义是指作家独特的气质个性，包括作家的才能在内，它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品的风格特点。”{17}
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涵义。总起来说，它是文学家的气质、个性、才能和文学家所要表现的情感的统一，这四者在文学家的创作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当它形成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表现于文学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所得的作品中时，它就是中国古代美学常说的‘气势’。” {18}
可见“文气说”的“气”在后世阐释者那里显示出多义性与含混性，这些解释涵盖了作者的先天禀赋及主体精神、作品的风格、作品的语言等诸多方面。为了正本清源，深入理解《典论・论文》中“气”的含义，我们不妨返回文本逐句探究“气”的理论来源及确切含义。
（一）“气”为“文”之本
如前文所述，“文以气为主”的提法是由在先秦两汉时期作为宇宙万物本源的哲学范畴――“气”纳入文论中的产物，因此有理由说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最早是文学本体论。
（二）“气”分“清浊”
先秦时期气分阴阳，阴阳化为天地的观念是普遍流行的，有时候“阴阳”又会表述为“清浊”，例如《淮南子・天文训》：“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19}后来“清浊”又用来指称道德品行的好坏，如王充《论衡・骨相》：“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20}这些观点促成了曹丕“气之清浊有体”的提法，在这里“清浊”究竟所指为何？在曹丕稍后的袁准在《才性论》中作了解答：“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美？浊气之所生也。”{21}
（三）“气”由心生
曹丕以音乐比文章，这明显受到音乐理论的影响。《礼记・乐记》就有这样的论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22}这段话主要阐述了乐由心生、不可以伪的观点，特别是提到了要将情、气、神调节到和顺的地步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音乐不只是曲调、节奏等技术问题，这与“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是同一个意思――气由心生。
（四）“气”作为作家的先天禀赋
曹丕所说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就是说人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这种才气、个性是由自然禀赋而得，不是后天努力可以达到的，并且接着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即是说这种先天之“气”是不能传授给他人。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曹丕通过对人先天禀赋中清浊的划分，深入到对作家的才气、个性的认识，而这一观点正是在吸收《论衡・率性》中“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的基础上提出的“天才论”。叶朗先生所说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其实就是作家的天赋或天才。
（五）“气”作为风格
正因为每个作家的才气、个性是有差别的，所以文章中就会自然流露出作家本人的才气和个性，从而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所以曹丕举例说：“徐质庇衅肫……应炀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之妙，有过人者……”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才有了“文如其人”的说法。
（六）“气”作为风俗
值得注意的是《典论・论文》中提到“徐质庇衅肫”，李善在《文选》注释中解释道：“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忠嘤兴估邸！币簿褪撬敌稚长于齐地，他的文风受到齐地风俗的影响，体现出一股齐地特有的习气――舒缓之气。可见，曹丕不仅认识到作家的才气、个性对形成文风有关系，而且认识到作家的生活环境会影响到文风的形成。
（七）“气”并非语气
陈寅恪先生在《四声三问》中论述了佛经翻译对汉语声调的影响，并考证了真正将汉语声调自觉应用到文学创作已是南朝的事了{23}，因此罗根泽先生将“齐气”、“逸气”解释为文章声调是有失偏颇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含义。由于中国古人向来注重感悟而不重概念分析，因此使用概念、范畴时不做清晰界定，致使后人对于进行曹丕“文气说”阐释时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而且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气说”的阐述只有区区几十字，是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理论系统，这又为后人进行过度发挥留下了巨大余地。
综上所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是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的，具有广泛的理论来源，因此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必须在其“文气说”系统的意义上把握，否则就会以点带面从而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地步。要把握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气”的确切含义就应该以文本为依据并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进行解读，否则便会陷入过度阐释的泥淖。
注释：
①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4.
②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135-136.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559.
④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241.
⑤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62.
⑥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研究（外二种）・青铜时代・宋尹文遗著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42.
⑦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40.
⑧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435.
⑨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75.
⑩刘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24.
{11}蔡印明，邓承奇.古文论选粹[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18.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3.
{1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68.
{14}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379.
{1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219.
{1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30.
{17}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2.
{18}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5.
{1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79.
{20}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72.
{21}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
摘 要：《文心雕龙》中的“道”的意义一直为龙学所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书中的“道”包含思想之道、美学之道和文章学之道，刘勰从儒家、道家思想入手，通过中国古典美学思想来描述了如何创作文章。
关键词：道；文心雕龙·原道 ；文心雕龙·征圣；文心雕龙·宗经
一、文心雕龙简介篇
《文心雕龙》为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佛两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 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在文中被其称之为“道”，何为道，本文从《文心雕龙》之枢纽进行一一论述。
二、文心雕龙·原道篇
《原道》篇在《文心雕龙》中，位居“文之枢纽”之首，专门论述“文”的本原问题，使之作为“言为文之用心”的理论基础，突出地表现了刘勰论文的最根本的观点和主张，可谓《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核心，一向为文心学者所重。《原道》的道，似应从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去把握。在哲学的层次上，道包括相互对立的两重涵义：一是指“自然之道”，一是指“神理”。前者是唯物的，后者是唯心的，而作者却同时把它们用作自己论证的哲学前提。这反映了刘勰世界观的矛盾和复杂性。这个层次意义上的道，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研究者、注释者们所说的“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以及“自然之道”等等，大都是就这个层次意义上的道而言的。
《文心雕龙·序志》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是说写作《文心雕龙》要以道为根本、为指导思想，故而有《原道》之作；而《原道》之作显然是为了把这个道推出来，把这个指导思想确立起来。“原道”者，推原文道之谓也。因此，我以为阅读《原道》决不能忽略这个意义上的道，篇名《原道》的道更是专指这个层次的道而言。清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在《与陈鉴亭论学书》中写道：“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他根据自己对道的理解以及对三家《原道》的比较，明确指出刘勰《原道》之作是专门论文的要旨的，这要旨是作者潜心治文、“以所见为至”而做出的最高理论概括，也就是他所要推原的道。章氏之说，我深表赞同，道出了《原道》主旨所在，是颇有见地的。不言而喻，对于这个层次上的道，是不能归结为“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以及“自然之道”等等的，因为这些个道，按一般的理解，分别属于哲学、政治伦理学、宗教学的范畴，而并不具有文章学、文艺学的意义。
三、文心雕龙·征圣篇
刘勰在《原道》篇中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论断，在这个“道——圣——文”的公式中，“圣”是“道”与“文”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作家、作者，所以《征圣》篇可视为作家论或作者论之纲，其观点贯穿于全书。
“道沿圣以垂文”。道因圣人才能体现、表现于文章之中。圣人要写出这种反映自然之道即客观规律的文章，必须先认识自然之道，即了解客观事物。所以要像圣人那样“识道”，是“师乎圣”的根本。
“圣因文而明道”。圣人通过文章以阐明自然之道。“识道”是“明道”的前提，先要有所“识”，才说得上有所“明”。圣人识了道只是装在肚子里而不明之于口、明之于文，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样圣人也就不成其为圣人了。
总之，《征圣》篇所揭示的三条写作原理和规律，是《征圣》篇的理论精华所在，是刘勰对先秦至魏晋以来中国古作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是刘勰对中国文章写作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三条写作原理和规律，对于我们当今进行各种写作实践活动，无论是文学创作或是一般的文章写作，也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正验证了《征圣》总结性赞语的最后两句“百龄影徂，千载心在。”（百岁圣人虽然如影逝去，千载之后精神依然存在）这是赞颂圣人的精神随其留下的文章永垂不朽的。圣人不朽，圣文不朽；圣文不朽，圣人不朽。人或文能否不朽，主要是看是否能代表、反映时代，经得起历史考验，否则均只能昙花一现。
四、文心雕龙·宗经篇
《宗经》篇是“文之枢纽”的第三篇，按刘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思想逻辑，《宗经》乃是《原道》和《征圣》的结穴。“按经验纬”的《正纬》篇和依经辨骚的《辨骚》篇，则是以经典为坐标、从反面立论，对《宗经》篇的补充。《宗经》处于《原道》、《征圣》之后，属于论文叙笔的文论体，这样的安排刘勰是深有用心的。其思路框架大体是“道沿圣以重义，圣因文而明道"。故《宗经》篇在“文之枢纽”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
“辞约旨丰，事近而喻远”说明经书是“衔华佩实”的，强调经书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刘勰在此充满激情地陈说经书的价值，经书虽然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但是它们的意味却是常新的。无论前人还是后人，凡是为文立言都会受到影响。刘勰把五经当作永恒的文学经典，强调其“立言不朽”的价值，是很有道理的。经乃“道心”的杰作；经亦为“道之文”人间的杰出代表；经的“立言不朽”意味着“文学”乃“立言不朽”之物。他们皆为时空的产物，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反复考验、被反复选择和确认的产物，反过来又超越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具有不朽的性格，是永恒的。
因此，刘勰篇末点题，提出为文“宗经”的主张，而且分析为文“宗经”的六种具体好处，即“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宗经》）当然刘勰还指出了他为文“宗经”的直接意图，“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时人作者写作立言之时如果能够“宗经”，就能够纠正“楚艳汉侈”的流弊，回归文章写作的正道，从而立言不朽。
五、结语
《文心雕龙》这部理论巨著中，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同时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这个“道”或“神”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最终的依据。
在文章学、文艺学的层次上，“道”是指文质兼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规律或客观必然性。它在文中表现为结论、为论证的结果。这个层次意义上的道，往往为研究者、注释者所忽视，有人虽然注意到了，但也并不视之为道。其实，它也是道，是文道，即属于文章学、文艺学范畴的道。作者请来“自然之道”、“神理”一类哲学范畴的道，正是为了推导出这个文章学、文艺学范畴的道。（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同时，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等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布龙菲尔德、华生等人早在20一30年代也曾提及言语行为。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与西方哲学的发展孤立起来考察，古希腊到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中心论题可以宏观概括为主个阶段模式:本体论—认识论—语言。柏拉图的本体论为人们确立了知识对象和客体;到了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从本体论变成了认识论;本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学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摩尔、罗素及维特根斯坦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的分析，语言学转向后的哲学称为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一是从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者到蒯因和美国哲学家戴维森。主要是讨论意义和真理的关系，讨论一个话语的真值条件是什么。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是传达可能为真或假的东西。另一个方向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等为主要代表，他们更多的是讨论语言的使用问题，把语言看做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他们所探讨的不是意义和真理的关系问题，而是意义和使用的关系或意义和说话人说出话语意图的关系问题。塞尔认为:“把语言哲学中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加以改造而铸进关于一般人类行为的讨论这个更广大的背景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行为语言学派开始考察说话时的语境，说话人的意图和目的，受话人的信念等语用因素。
现代语言哲学意义上的言语行为的概念却是奥斯汀最先提出的。1957年，约翰·奥斯汀应邀到哈佛大学作了《如何，以言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act)的讲座，他认为所有的语句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 )，随着研究的深入，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为显性施为句(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和隐性施为句(不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其后，他又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奥斯汀从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中抽象出三种行为，分别称为言中行为(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俗地说，言中行为指说出合乎语言习惯的、有意义的话语;言外行为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赋予有意义的话语一种语力(即说话人的用意);言后行为指言中或言后行为在听者身上产生的某种效果。
在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塞尔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言语行为的分类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概念的提出。塞尔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社会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人类交际和交往的最小单位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单词或句子等语言单位，而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意义就是句子意义的功能。在塞尔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对言语行为理论普遍关注，言语行为成为了西方哲学、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
一、言语行为理论是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一直追踪并详细研究了与交往理论有关的各家各派关于语言的见解，积极参与学术界引发的各种争论，接受和改造了言语行为理论，并以此作为通向他的规范语用学的出发点。
规范语用学本质上就是把有能力主体之实践地被掌握.的前理论的直觉知识(know一how)转换成一种客体的和精确的知识(know一what)的重建过程。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叙述句(constative)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叙述句有真假，施为句无真假，只有恰当与不恰当。哈贝马斯接受奥斯汀关于表述性言语行为(以言表意行为)和施为性言语行为(以言行事行为)的划分。但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有言语行为都具有这两种行为，而且两者不可分离;哈贝马斯更注重以言行事部分，强调语言的应用主要就是为了以言行事，这比语言的认识功能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把关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主要对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即集中关注人际关系，因此它把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不过，哈贝马斯的规范语用学所着重研究的不是言语的规范结构，而是言语的过程，即言语行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只能对语言进行规范分析，而不能对言语进行规范分析。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他看来，“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活动中对句子的使用—也可以进行规范分析的。”哈贝马斯赞同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的这种划分，但他强调言语不仅具有陈述功能，而且具有启动行为的功能。哈贝马斯不仅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而且认为言语行为本身就是理解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理解主要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中，言语成为人们活动的条件，理解成为人们活动的目的。
哈贝马斯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基础，想通过克服传统语言哲学的片面性，以推动言语行为的研究。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哈贝马斯对言语的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言说的适当性等有效性主张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哈贝马斯试图将运行于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行为统一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这三个把语言作为普遍中介物的世界中。以上种种研究促使学术界从对语言的可理解性的研究深化到语言行为的可理解性的研究，进而认识到言语行为具有规范性和规范可分析性，从而使对言语行为的经验研究进入对言语行为的理论研究。
语用学与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再现密不可分，译者策略的选择也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诸多语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为语用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发展必然对翻译研究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言语行为理论为翻译学构建提供了语言学基础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死后，他的学生巴利和塞歇根据其笔记整理出版的《普通语言学》体现了他的语言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对结构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以结构主义为理论根基，使用语言分析、结构分析的方法。结构主义翻译观的前提是任何文本都有一个终极意义，即原文的“结构”。结构主义给翻译带来了科学的理性，使人们摆脱了语文学之下的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破除了原来语文学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翻译研究方法。但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自身不足，如静止性、封闭性和自足性，难于适用翻译中语言实际使用灵活多变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翻译观把整个翻译过程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译者的任务只是按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由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显然，结构主义语言学不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结构主义静止、封闭性的翻译研究被解构主义的多元翻译研究模式打破。人们开始关注如文化、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等语言结构外的因素。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同时带来了许多困惑与混乱。解构主义语言观从语言本体论的立场看待语言，认为语言不是一种外在于言说主体的工具，而是人的存在形式。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之圣殿，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的本质既非意味所能穷尽，语言也决不是某种符号和密码。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着的。”这样，语言被不断神话、虚化，成了没有固定所指的符号，没有确定意义。海德格尔举过这样的例子，“命名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回答说:‘命名’意指赋予某物以一个名称。那么，一个名称是什么呢?是一种给某物提供一个声音或文字符号亦即一个密码的标记。但一个符号又是什么呢?……”这种语言观以语言自身为反思的对象，是一种元语言的语言观，会形成一种元语言的追问，与现实没有任何联系，不指向经验世界的事物，与现实世界脱离，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这种哲学会对翻译研究本身“解构”，使人们只关注翻译活动的某一方面而忽略其它方面，甚或把翻译研究变成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等研究的附庸。因此，它不可能作为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哈贝马斯根据奥斯汀关于三种言语行为区分的理论，提出言语的双重结构理论:施为性结构和表述性结构。表述性结构是语言的正确性问题，指的是语言构成性规则(constructive rules)，它保证了所说的话语在语义和语法上是正确的。施为性结构把人引导向人际关系的层面，在人际交往中要遵守第二套规则，即语用性规则(pragmatic rules ) ，它是协调性的规则与规范(regulative rules )，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它可以使说出的话得体，即恰当。没有构成性规则一语言系统无法存在，也就无语用规则而言;同样，无语用性规则，人们之间的交往会变的不得体、混乱，或者引起交往的失败。从方法论上讲，哈贝马斯借助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阐述，提出交往能力的观点，即言语行为主体是否具有“交往能力”是使得交往能否在各种语境下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完成交往行为的前提‘言语行为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合理人际关系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哈贝马斯理性重建新模式的出发点。译者在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所直接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语言或是文献作品中的语言，那译者在从译文生成过程中同样必须遵守构成性规则和语用性规则。这样，言语行为理论克服了结构主义只强调构成性规则的片面性，又使解构主义非理性的批判回归理性道路之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语言学基础。
三、言语行为理论的有效性主张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者必须遵守一些基本预设，这样交往才能得以成功。为此，他提出了有效性主张:(1)表达的可理解性，即讲话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理解的表达，以便讲话者能够与听者从语言结构中获得正确的理解;(2)命题的真理性，即讲话者提供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讲话者的知识;(3)意向的真诚性，即讲话表达自身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必须满足以导致听者对讲话者的信任;(4)言说的适当性，讲话者选用的言说必须是适当的，应当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这样一来，讲话者和听者也就在有效性主张的基础上有了可以依赖的普遍的理性基础—交往理性，依此做出接受、拒绝等各种行为。它克服了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中心”的偏见，并在实践之上的理论首要性中重新思考了传统哲学信念。传统上，西方哲学一直固守于命题的真理性这一有效性的单一论之中。哈贝马斯把它的交往理性看作不仅包含了命题的真理性，而且包括表述的恰当性和交往的真诚性。这种交往理性的多域论就要求有更多的话语，从而有效克服了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既避免了系统和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有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作为原文的听者和译文讲话者的译者，如何在翻译活动中遵守这些有效性主张，克服单一话语所导致的极端性和统治性，使得译文既准确又恰当，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把“Coffee ， please”这个句子译成“咖啡，请!”，这个译文虽然完全表达原文意思，但译文不太好理解，虽不至于令人费解，至少会使听者觉得唐突，如果为主体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鲜活的语境基础，加上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
(1)(如果在酒吧，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请来一杯咖啡!
(2)(如果在商场，顾客对营业员说的话)可译为:我要一瓶咖啡!
(3)(如果在家，主人对客人说的话)可译为:请喝咖啡!
这样，译文真实传达原文的内容，条理性清晰，言说恰当，可理解性强。
哈贝马斯认为具有交往行为能力的行为主体能根据言说对象的年龄、地位以及交往的环境、场合和其它有关环境方面的限制等条件来选择最为适当的表达形式。翻译中所处理的各种语言表达也应该根据不同的语境基础准确地表达语言层面内容、语气和语调。如“您下车吗?”、“你下车吗?”、“下车吗?”三句都是用来表达一个非言要旨，即“你是否下车?”但其表达的语气依次渐强。如果把这三句均译成:“Are you getting off?”也未尝不可。但仅此一种译文无法体现原文汉语中敬称“您”改为一般性称谓“你”以及再改为一般性问句的变化。交往理性的多域论要求有更多的话语，我们可以把以上三句依次译为“You are getting off， area’ t you？”，“Are you getting off?”，“Getting off or not？”这样就体现出原文语旨由弱到强的变化。
再者，从有效性主张出发，原文是讲话者(作者)对某一陈述言，通过真诚的意向，选择一个听者可以理解的表达，选用符合公认的言说交流背景从而使听者认可的适当性言说。要对原文理解听话者(译者)需要遵循原文的有效性主张，倘若要对所听的话进行转述(翻译)，讲话者(译者)必须遵循讲话者(译者)自身的有效性主张。如此一来，原讲话者(作者)的有效性主张和既充当听话者又充当讲话者(译者)的有效性主张在表达的可理解性、命题的真理性、意向的真诚性和言说的适当性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样也就解释了在文言文盛行的年代，林琴南翻译西方小说为什么使用文言文，后人重译时相继使用欧化文体和白话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听话者和讲话者有效性主张的具体内容在具体时间和具体环境下有所不同，导致不同的讲话者(译者)选择的话语会有所不一。因此，言语行为理论在为“重译”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同时，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重译”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