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5 12:24: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论文化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文化研究学派；文化社会学；符号学；民族志；电视文化
Abstract:paringwithtraditionalempiricalresearch,itre-exploredthecomprehensiverelationandfeasibilityintelevisionproductionandconsumingprocesswithmanysocialfactorasatechniqueandacultureproductionwhichbearsofspecialsignificancewiththeaxesofculture.Inthecultureresearchschool,theresearchesofWilliams,Hall,MorleyandFiskearecomedowninonecontinuouslinebutalsowithnewideasandmadetheprosperousphaseoftelevisioncultureresearchtogether.
Keywords:CultureResearchSchool,CultureSociology,Semeiology,Ethnography,TelevisionCulture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出现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影响了他们的休闲活动及对其他媒介的使用。政府、广告商、受众对电视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影响力充满好奇，于是学者们依循北美功能理论之传统，开始对电视的效果进行实证和量化的科学研究。他们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测量电视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如电视如何影响政治竞选活动，它所展示的暴力内容会不会影响观众的日常行为，它对儿童与青少年会有什么负面影响，等等。这构成了电视研究早期的经验主义传统，也成了美国电视研究的主流范式。
但是，作为一个必要起点的经验主义传统却并没有穷尽电视研究的全部任务。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的量化方法在分析电视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显得无能为力。从研究意图来看，它更多地从维系现存社会秩序的立场出发，来寻求说服及控制大众的手段。这些局限性使得该类研究往往从表面探讨电视现象，回避了更为深入的意识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与之相较，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文化研究学派则选取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詹姆斯·凯里指出：“文化研究没有试图预测人类的行为，而是试图诊断人类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它试图绕过行为研究那种比较抽象的经验主义以及正规理论那些飘忽不定的建构，从而更深地进入经验世界。”[1]为此，它将电视技术的发明、电视节目的制作及受众的收视行为都放在一种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语境中来考察，引入了符号学、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及民族志等诸多理论资源及研究方法，在电视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依据文化研究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在该学派中选取了先后从事电视研究的四位代表人物，阐释其对电视研究的主要贡献，并由此展示文化研究学派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现今电视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雷蒙德·威廉斯：电视技术的文化社会学
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多为新左派成员，深受西方的影响，习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考察文化现象，关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威廉斯认为，作为日常意义与价值的文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表现的一部分；因此，文化理论要定义为对一种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2]这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贯穿于他的电视研究中，突出表现为他对科技、社会制度及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把大众传播当作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来研究，并认为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不但与先进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密切相关，而且同科技发明产生及应用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同社会制度、文化惯例、人类社会变动的政治经济力量、人们使用科技发明的社会意向等紧密相连。[3]这一点，在他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将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加以分析，并且在这一批评维度中审视它的发展、体制、形式与后果。有学者指出，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技术作为了一种研究电视的范畴，并且认为在技术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批判性的探究。[4]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有影响力的及原创性的，标志着英国电视研究一种新类型的开端。[5]
长期以来，对于电视技术，存在两种传统的论调。第一种观点认为电视技术与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是偶然被发明的，随即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除了技术的严格内在的发展，没有理由可以解释任何一种发明的产生。因此，在这种视野下，技术是原因，它导致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观点隐含了技术决定论的因素。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一些技术被发明的偶然性。与之不同，另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技术并不一定能导致社会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如果一种技术不被社会接纳并运用，那么这种技术并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的运用，而不是简单用技术发明就可以解释一切。技术为什么会被接纳和运用，这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因素，因此，这些被运用并产生影响的技术在此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用威廉斯的话来说，任何特定的技术都可以算是由某个其他方面所决定的社会过程的副产品。[6]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观点要少了一些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它把技术边缘化了，技术是一种在边缘被发现的东西，随后被接纳和运用。然而，在威廉斯看来，无论是前者的技术决定论还是后者对技术的边缘化处理，都已经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把研究和发展设想为自我生成的。他认为，发明本身并不能带来文化的变化；要理解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技术，我们必须将其历史化，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秩序内与那些具体的利益形式的接合。[7]因此，威廉斯试图对电视勾画一种不同的阐释，使我们不仅看到它的历史，而且更具体地看到它的运用。他认为，这样一种阐释将不同于那种强调偶然性的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技术应被视为由于一些已在意料中的目的和实践而被寻求和发展的东西。同时，在这种阐释中，对于那些作为已知社会需要的目的和实践而言，技术不是边缘，它就是中心。[8]这样，威廉斯就从两个方面——作为一种技术的电视的社会史和电视技术的运用的社会史——来分析电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剖析社会力量与技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电视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电学、电报、摄影、电影及无线电方面的发明和发展的复合体。这些先行技术本身往往早已被人们发现、发明，但其发展的可能性却总是要等待某一个必要时刻才能被整合进社会系统中。这个时刻就成了技术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动因。电视技术的实现有赖于这些原本着眼于其他目的、回应其他社会需要所获得的发明。于是，威廉斯断言，绝对不是传播系统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或新的社会状态，而传播系统，包括电视都是后者内在的结果。
另一方面，电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运用，也不是说一旦有了某种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就会被找到并发展起来。威廉斯认为，关于技术对需要的反应的问题，主要不在于需要自身，而在于它在现存社会构成中的地位。[9]电视技术的运用针对的是现代城市工业化生活，一种既流动又以住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对于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扩张了的军事和商业运作等重要刺激，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在电视还是一种远不及电影的劣等视觉媒介时，人们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态度偏爱它，全力支持它的扩张。
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关系到社会意向的问题。它是否与决策集团的考虑相一致，是否恰当的回应了社会生活趋势，都决定了它能否得到官方许可与赞助，人们的接受与拥护，从而保证其顺利诞生及发展。对电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是威廉斯最具见地的论述。在有关电视技术社会效果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与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划清了界限。他指出，如果媒介——不管是印媒介还是电视——是原因，那么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的事物就立刻变成了效果。同样，与媒介直接的生理及心理效果相比，那些在其他地方被视为效果，并要接受社会、文化、心理及道德探究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不相关的而被排除在外。[10]由此，经验主义效果研究的局限性一目了然。
此外，在技术的基础上威廉斯还探讨广播体制、电视文化形式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由技术所带来的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威廉斯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流”(flow)的概念。传统的文学与视觉艺术文本往往是单一的、不连续的，而电视节目的播放所形成的“流”则完全不同，它是由节目、广告以及节目预告等组成的一种混合体。在那儿，一个由不太相关的单元构成的流动系列取代了由定时、有序的单元构成的节目系列，在这其中时间安排尽管存在却不公开，真正的内在结构是公开结构之外的一些东西。[11]在电视节目“流”所展现的世界中，各种事件旋生旋灭,即来即去，充满了变化与杂糅。这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体验，展示了电视作为通俗文化载体的特有形式，并且也与今天学者们所关注的后现代性一脉相通。
有学者提出，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讨论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是可取的。第一，他将电视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复杂而不连续的过程。第二，他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内容之间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将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发展为对霸权和具有破裂形式的意识的研究。[12]文化研究学派的另一位主将霍尔就深受其影响，坚持把电视放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社会语境中来考察，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电视节目的编码解码分析。
二、斯图尔特·霍尔：电视的符号学与文化霸权
霍尔是当代从文化研究视角研究大众传播及通俗文化的大师级人物。他针对隐藏于量化或实证研究方法背后关于社会运行、个人行为的理论假设来批判主流传播研究，主张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传播现象。他曾指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描绘，从“主流”到“批判”视角的变动，就是从“行为的”到“意识形态的”视角的转变。[13]因此，他的诠释框架以马克思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并借鉴了阿尔图塞、葛兰西等人对传统的修正，以及民族志、语言学、符号学等多种研究方法。
具体来看，一方面，根据语言学、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具有某种物质实在性（如词语、手势、图像等），可以通过感官来体验，但是其魅力并不在于符号本身，而在于它的意义。由于作为一个“物”的符号同时具有其自身之外的隐喻意义，因此可被用来产生一个由相互关联的意义构成的系统。[14]也就是说，符号可以与意义形成共鸣。霍尔因此认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存在这么一些表征系统，通过概念和符号构成了意义。意义生产依靠于诠释的实践，而诠释又靠我们积极使用符码——编码，将事物编入符码——以及靠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15]于是，他将电视视为整个表征系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播实践的“客体”则是意义与讯息，其形式为特定类型的符号载体，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中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16]
另一方面，受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对于传媒，霍尔又从了解社会统治秩序、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理解其角色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霸权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并非通简单地通过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高压政策来维系权力的统治地位，他们还会努力制造一些有利于其统治的共识，建立自身的文化霸权。在文化分析中，这一概念就被用来说明日常意义、表征以及行为是如何被组织及理解，借此使得统治集团的利益成为一种似乎自然的、无可争辩的普遍利益，并宣称是为了所有人。[17]宗教、教育、大众传播、文学艺术、娱乐、工会等都是争取这样一种共识的工具。因此，电视也就不仅仅是在传递信息与娱乐，而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它一边生产并强化着主流意识形态，一边收编其他群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就是要解构电视媒体如何塑造“有利于统治权力结构”的共识及价值体系，比如现行的政治体制、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种族歧视等等。
霍尔对这两种理论资源的吸收完美地结合于其《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一文中，它详尽地分析了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过程，以及在解读环节中受众与主导意义结构争夺霸权的实践。
符号和符号被组成符码或语言的方式，是任何传播研究的基础。[18]霍尔由此进行分析，在电视话语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电视符号。在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看来，某个符号或符号系统对现实进行意指时，包括了两个意指序列（ordersofsignification）：直接意指（denotation）序列，指符号与其所指对象间的简单关系；引申意指（connotation）与神话（myth）序列，此时符号的引申意义用来代表文化或文化使用者的价值系统。因此，电视制作的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也会涉及到两个层次的意义，即明确的意义层次——它再现事件现场的种种影像和音响，以及隐含的意义层次——传媒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等等。引申意义与神话得以协调地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了某种潜在的、微妙的组织原则——意识形态的存在。因此，在电视符号隐含的意义层次，往往也就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主流文化的“文化霸权”隐而不彰地附着其中，期待借此温和的方式得到被统治阶级、集团的“自由赞同”。如此一来，行为主义之传媒信息是社会现实的记录的命题就受到了认为传媒过程具有意识形态转化的特性这一重新定义的挑战。[19]
如果说揭示出电视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本质展示了文化研究学派的锐利与深刻，那么把电视机构生产出来的产品当作一个意义开放的文本，研究其在流通、消费阶段的诸种可能，则显示了文化研究学派视野的开阔及对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由于各种事物——世上的物、人、事——本身并没有任何固定的、最终的或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在社会中，在人类文化中——使事物有意义，对其指意，因而从一个文化或时期到另一个文化或时期，意义常常会发生变化。[20]也就是说，这个意义从来就不只是关于其自身的，而且是涉及到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每一个符号都加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意义之网。电视文本的流通过程就不再是“发送者——信息——接收者”这种线性模式可以解释的。电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同一，整个流通过程由于符号身后文化规则的介入而各环节相对独立，上一环节不能完全保证下一环节的情况。如果受众的文化规则与电视文本制作者相对应，意义的流通则得以圆满完成。若双方文化规则不对应，则受众不仅会对符号的明确意义层次产生误读，甚至有可能对其隐含的意义层次产生对抗解读。因此编码与解码的文化规则不仅仅是理解符号表面意义的能力问题，而且牵涉到了文化惯例、社会背景、当前利益等诸多方面。
霍尔由此意识到，无论制作者如何精心，解码始终是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于是，他提出了三种受众解读立场：倾向式解读，受众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协商式解读，受众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对抗式解读，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引申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21]其中后两种解读方式的提出无疑显示了文化研究在力图摆脱阿尔图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开始导入葛兰西霸权理论。他们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接收的结果，而是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受众成为不断抗争的积极主体。
符号学与文化霸权理论贯穿于霍尔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的始终，它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信息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认为意义不是传者“传递”的，而是受众“生产”的。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且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22]从此受众研究不能仅仅关注于观众消费节目的情况，还要说明观众是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的，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这其中，又以戴维·莫利的《〈全国〉观众》和《家庭电视》研究最为典型。
三、戴维·莫利：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
莫利之前的文化研究学派学者包括霍尔在内对电视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对电视文本结构的分析，媒介掌控受众的力量得到强调。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受三种解读方式的启发，考虑将分析的重点从文本转向受众。他指出，“文本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考察，然后想一想，它接触了哪些其他话语，并再评量，这些接触又会如何重新结构该文本的意义，以及那些话语的意义。”这样，“受众具有哪些话语能力（知识、偏见、抵抗等等），他或她又如何运用这些能力理解文本，决定了文本意义的建构方式。”[23]由此，他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发展出一种分析模式，它能将对理解收视实践的关注与对理解在具体语境中解读特定节目素材的关注结合起来。[24]莫利不仅有这样的构想，而且身体力行，在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全国〉观众》与《家庭电视》，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将霍尔的受众解读模式应用于经验性研究。
民族志原本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学者们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环境中了解并描述某一文化或族群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在1957年著述《识字的用途》时，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就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后继者们纷纷效法将之运用于研究特殊群体文化，民族志的传统因此在文化研究学派中沿袭下来。之所以要将其移植到传媒研究，是因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希望突破经验学派传统的以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化调查，发展出一种更为有效的质化研究方法，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有效地弥补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文本主导意义的高估及对受众解读的忽视。我们知道，传统量化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这些调查统计尽管可以做到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对于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状况的把握是不全面的。比如，我们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在看一个电视节目，但事实上这些人对同样的内容的反应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这一点比抽象的人数更为重要。而且民族志研究也已经展示，文化形式有着联系的原则，反对对一个业已建构的理论的样本，仅仅努力去挖掘一些在方法上不加思考的数据。[25]此外，文化研究中曾一度盛行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它关注传播中意义的建构方式，认为有可能直接从受众的社会位置推论出他可能的解读方式，这种想法会导致忽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其他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受众对文本意义的解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独特的实践活动，必须通过深入接触才能把握，而这方面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难以替代的长处，因此，有学者早已指出，“民族志研究方法最主要的好处在于它超越文本来理解受众做出了何种解读”。[26]它主张以“深描”来掌握社会群体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把受众的解读活动从文本结构的小范围还原到社会历史的大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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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利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对BBC晚间新闻节目《全国》的观众进行研究时，它是在一种团体的情境下进行的重点访谈，主要想了解不同观众接触节目文本时所拥有的诠释符码将如何决定观众的解读。民族志方法摈弃了问卷式的封闭式提问，研究者们并不在乎花上几个小时与采访对象东拉西扯，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罗嗦冗长的交谈中，才能真正了解受众复杂的解读情况，才能了解受众到底会使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的收视或阅读感觉，而通过分析受众使用的这些话语，哪怕只是“呀”、“哦”这样的语气词，往往也能追根到它们背后的社会权力因素。因此，莫利的这项研究在最初几个阶段的访问中并没有预设方向，而是先通过交谈了解受众对一个节目评价的参照物是什么，通常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此后才开始有关于《全国》的话题。最后，参考其根据各个不同层面的因素所做的事先设计，结合访谈记录，莫利得出结论：首先，客观的社会人口学变项——年龄、性别、种族以及阶级，“文化架构与认同”的程度（即个人所处的社会部门以及所从属的不同的亚文化，使得他对某些特定的语言和规则的熟悉程度不同，对某些话语把握的深浅程度也不同），还有较难设计却十分明显的个人特质都会影响到受众的解读。其次，不能简单的将社会变项当作决定解码的因素。“问题总是社会位置加上特定的话语位置，然后才会造成特殊的解读方式”。[27]话语是理解一个重要的社会经验区域的社会性的定位方式。[28]人们分别拥有着自身的话语，他们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融合其中，告诉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社会经验。在观看节目时，人们是根据其话语来理解文本，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而不同。
除了特定的话语，受众接受文本时的情境对于其解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全国〉观众》之后，莫利的《家庭电视》就转向了这一领域。哈默斯利和阿特金森曾对民族志方法有过经典描述，“研究者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观看发生了什么，聆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并就问题提问。”[29]莫利的这项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前行的。它强调自然环境中受众的电视收视实践。在这次研究中，莫利继续采用民族志方法。相对于前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被认为是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重点考察家庭生活中权力的运作（尤其是性别）对电视收视实践的影响。在该项研究中，莫利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对象既包括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男女在家庭中的社会角色是不同的。家庭对于男性来说是休闲场所，对于女性来说则是工作场所。正是有了这种由性别关系所建构的家庭环境，才产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收视经验。这也正如特纳所指出，莫利的研究引导我们关注那些生产出受众的社会力量，有效地让我们离开对文本及受众的审视，走向一个更为宽广的对日常生活的实践及话语的研究。[30]
由上观之，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正是凭借民族志方法有效地发掘了受众解读文本的复杂性和创造性，开创了考察电视观众主动性的新格局。而在关于受众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文化研究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似乎走得更远。
四、约翰·费斯克：走向的电视文化理论
约翰•费斯克深受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又吸纳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创建了丰富的电视文化理论，他提出的许多观点乃至术语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比如，他以传统的凯尔特人社会中的吟游诗人作比，提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吟游功能（bardicfunction）。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传统的媒介反映社会的观念，它不仅坚持把媒介的角色定义为语言的操纵者，而且强调其积极的中介角色。它不是简单地复制其所有者的观点或其观众的“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吟游的”媒介从它们所表现的社会中获取表意的“原材料”，把它们加工成独特的形式，这些形式看起来是“真实的”或“忠实于生活”，但这并不因为它们果真如此，而是因为吟游诗人的专业声望，以及我们业已与吟游演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熟悉与。[31]这一概念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电视的理解，今天已广为接纳。
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费斯克沿袭了文化研究学派传统的对符号学的青睐，他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电视文本有三种不同的表意层次。在第一个层次，符号是独立自足的，影像即代表了实物，比如一辆汽车的照片就代表着这辆汽车。到了表意的第二个层次，原本简单的意义就被提升到文化的层次上，符号的意义不再单纯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来自社会使用及评价能指与所指的方式，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汽车代表着自由，而一部豪华车往往还代表着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层次，费斯克强调了巴特著名的“神话”概念以及引申意指。我们知道，汽车的基本意指或直接意指主要是交通工具，当它被引申为自由或财富的象征时，这些引申意指便构建了一个“神话”。而电视在制造引申意指时其手法与电影类似，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如镜头的角度、灯光、背景音乐、切入切出的频率都可以构建引申的意义。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各种神话组合起来，构成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引申意指及“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受制于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人们所共享的，比如认为汽车代表着自由或财富也必须大多数人都这么看才行。这时，文化便成了面对、解释、组织外在现实时所采用的大原则，而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威力。[32]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斯克借助于符号学分析工具，把电视文本的解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对神话及意识形态的强调也使其理论具有了批判的锋芒。
不过，在费斯克众多的电视文化理论中，最富创见也最有争议的莫过于他对受众从电视文本获取的论述。与以前的文化研究学者不同，费斯克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统治者操纵意识形态实践的阴谋，而在于分析受众的创造力与生产力。他曾说过想发展一种关于的社会主义理论，它将其定位在支配结构中，但却是在从属者一边。[33]费斯克显然认为，只有诉诸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美学的概念，才足以确立抵抗性/创造性阅读的地位，才有可能抗衡来自主导意识形态操控的“”和文化工业资本积累的“”。[34]这样一种论，扎根于符号学，受惠于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并与大众文化的平民主义一脉相通。
根据符号学原理，任何讯息都是多义的，所能产生的意义或诠释总是在一个以上。因此，电视文本的意义应该是开放的，其效果也不是根据刺激—反应模式来发生，而是要通过受众在解读过程中与文本意义进行协商来产生的。费斯克将这样一种观点推至顶峰，认为受众可以自行从文本中建构意义，并从中得到。一个电视文本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能被不同的受众应用于不同的社会经验，满足不同的心理需求。此时的受众被赋予能力，成为“主动的参与者”，享受到了“语义民主”。[35]他进而还借用巴特的观点——作品只有在被阅读时才成为文本——认为文本根本就是不确定存在的东西，主张“我们可以发展一种符号学民族志，在这里没有文本，没有观众，只有关于生产与传播意义及的过程的事例。”[36]与此同时，受德塞图抵制理论的启发，费斯克认为大众能够用游击战术对抗强势者的战略，偷袭强势者的文本或结构，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行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社会中，没有权力的人对有权阶级的抵制，无非是两种方式，一是符号的，一是社会的。前者与意义、和社会认同有关，后者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有关。[37]而大众对主导意义的对抗，正是由所驱动的发生在符号领域中的一种反抗。
费斯克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躲避式的，它们围绕着身体，而且在社会的意义上，倾向于引发冒犯与中伤；另一种是生产诸种意义时所带来的，它们围绕的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关系，并通过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而在社会的意义上运作。[38]对前一种的认识常见于对电视娱乐综艺节目的分析中，比如针对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观众的智力竞赛节目，就有一种强烈的狂欢性质。节目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他们不被认可的知识、劳动和智力的机会，观众为参赛者的成功喝彩，现场充满欢呼与嘈杂。这种狂欢一方面有对平时被压制的技巧的公开喝彩，另一方面公开的喧闹也使观众得以逃避常规社会秩序所限定的身份和角色，释放自身被压制的情绪。后一种是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层面运作的结果。同样一个电视节目，当文本被受众读出与自己更为相关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传播者想传播的意义时，他们是有的，而且是一种生产者的。
费斯克关于电视文化的理论与他所主张的电视的两种经济理论密不可分。费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在演播室被生产出来，然后作为商品被卖给经销商；此后，在电视节目被播出时，它又由商品转变为生产者，生产出观众，并把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电视的金融经济。而在电视的文化经济中，观众则从商品转变为生产者，为自己生产出属于自己社会经验的意义和，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成了电视文化经济的核心。
费斯克强调的电视文化理论固然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它也受到了多方面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他对观众的能动性过于强调，从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定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主导阶层与从属阶层在争夺话语权时所拥有的力量是不同的，民众被欺骗、纵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自己解放自己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费斯克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强大的意识形态权力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以及对从属群体创造力的肯定，确实使文化研究有效的脱离了精英主义对民众能力潜在的贬抑，在电视文化理论中另辟了一方新天地。
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电视理论构建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既生产也传播文化经验，文化在受众与荧屏互动时获得意义，但是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语境却存在于荧屏之外。[39]这几位学者虽然理论侧重点各异，但他们都持有一种整体的、文化的研究视角，并对其他各种理论与方法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文化研究思潮目前还处于迅猛发展的过程中，相信它还会给我们的电视研究带来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学术话语。
注释：
[1]JamesW.Carey,CommunicationasCulture,Routledge,1992,P56。
[2]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39。
[3]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4]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9。
[5]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7。
[6]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7]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9。
[8]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9]雷蒙德·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陈越译，《世界电影》2000年第二期。
[1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Routledge,1998,P58—59。
[11]JohnCorner,CriticalIdeasinTelevisionStudies,ClarendonPress,1999,P63。
[12]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46页。
[13]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inMichaelGurevitch,TonyBennett,JamesCurranandJanetWoollacott(ed),Cul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thuen&Co.Ltd,1982,P56。
[14]萧俊明：《文化与符号——当代符号性探究探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15]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SagePublicatons,2002,P62。
[16]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Routledge,1999,P508。
[17]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Routledge,2002,P99。
[18]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19]ChrisRojec,StuartHall,Polity,2003,P93。
[20]StuartHall(ed),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P61。
[21]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inSimon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P515—517。
[22]单波：《评西方受众理论》，《国外社会科学》二00二年第一期。
[23]DavidMorley著《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4页。
[24]DavidMorley,ChangingParadigmsinAudienceStudies,EllenSeiter,HansBorchers,GabrieleKreutzner,andEva-MariaWarth,RemoteControl:Television,Audience,andCulturalPower,Routledge,1989,P25。
[25]RogerGrimshaw,DorothyHobson,PaulWillis,IntroductiontoEthnographyattheCenter,inStuartHall,DorothyHobson,AndrewLoweandPaulWillis(ed),Culture,Media,Language,HutchinsonGroupLtd,1981,P74。
[26]NickLacey,MediaInstitutionsAndAudiences:KeyConceptsinMediaStudies,2002,Palgrave,P174。
[27]DavidMorley著冯建三译《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84页。
[28]约翰·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和电视》，见罗伯特·C·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29]ChrisBarker,CulturalStudies:TheoryandPractice,SagePublications,2000.P27。
[30]GrameTurner,BritishCulturalStudies:AnIntroduction,P138。
[31]JohnHartley,Communication,CulturalandMediaStudies:TheKeyConcepts,P16—17。
[32]JohnFiskeandJohnHartley,ReadingTelevision,Methuen,1984,P41—46。
[33]约翰·费斯克：《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34]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5]张锦华：《媒介文化、意识形态与女性——理论与实例》，正中书局，1994年，第32页。
[36]IoanDavies,CulturalStudiesandBeyond:FragmentsofEmpire,Routledge,1995,P123。
[37]陆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19页。
关键词： 文化学概念 教学实践 多媒体 第二课堂 阅读书目
文化学是探讨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规律的人文社会学科，是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开设的一门旨在培养大学生文化意识的专业基础课。鉴于文化的概念大而模糊，范围广而无涯。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怎么学好文化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刚从高中升入大学的学生。下面我就结合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谈一些感想，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利用多媒体增加课堂信息量，充实课堂内容。
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文化学者致力于研究这些文化体系的相似性与多样性，以探寻人类存在的本质。要让学生理解各民族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只有运用世界各地异彩纷呈的多民族文化及具体事例，去充实课堂内容，才会使学生耳目一新，充分理解教材的深刻内涵。而多媒体具有充分发挥计算机对文字、图像、动画、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综合处理的优势，在教学中能极大地活跃课堂气氛，充实和丰富课堂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的求知欲，并能使学生注意力更加集中，对概念、原理的理解更加深刻，记忆更加牢固。以往需要大量时间难以掌握的知识点，通过多媒体的展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易于巩固，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率。计算机调用资料的速度快，随意性强，能加快教学节奏，加大课堂教学密度，节省教学时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我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展示所讲文化内容，增加课堂教学密度。这样，能使每节课的内容比传统教学内容多一倍多。教学内容量的增大，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宽学生的思路，增加学生的知识量，使学生加深对文化学原理的理解，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更多的知识，这对文化学教学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播放相关的文化学视频。
影视是文字作品外另一种文化表述手段，文字与影像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就决定了这两种文化展示方法的独立性、互补性及其存在的价值。影视是用电影或电视片的拍摄与制作为手段以表现文化学原理，从而展示和解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建立比较文化的工作。有时，一幅画面的含义一万句话也说不尽，同样，一句话的寓意可能超过一万幅画面，即文字和影像以不同的符号系统传达与交流信息，是不可比拟的。［1］所以，除讲授课本知识外，也尝试给同学们播放文化类电影。如：国外弗来费提拍摄的关于爱斯基摩人的《北方的纳努克》，关于爱尔兰西海岸线外阿兰群岛的《阿兰的男子汉》；贝特森和米德拍摄的《三种文化的育儿方式》；珍·陆克等拍摄的《夏日纪事》；马歇尔的《猎人》；希拉里·哈里斯的《努尔人》；加德纳的《沙的河流》，等等。国内主要是上世纪50—60年代拍摄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这些影片反映了少数民族当时的生活方式，因今天已经消失而弥足珍贵。例如：《苦聪人》《佤族》《黎族》等。也有现代拍摄的一些影视，如庄孔韶拍摄的《虎日》及一些当代文化学者拍摄的《六搬村》《最后的山神》《暴雨将至》《撞车》等人类学、文化学视频，通过播放这些影视，促进了学生对异文化的理解，极大地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开辟第二课堂，注重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基本的方法，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它通过研究者直接考察研究对象，从而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文化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强调采用田野调查方法。对学习文化学的学生来说，进行科学的田野调查训练与实践，在参与特定的文化社区的生活过程中，观察和记录文化现象，感受特定的文化心理体验是必需的。尤其是对某一文化团体、一种文化现象的考察，通过调查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未经任何人加工修饰过的原始资料，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基础。这种基础上的研究更具有可靠性和权威性。
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一些文化学家就先后深入到一些还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人群中，对其文化现象进行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而写出了文化学的经典研究著作。学生虽不能像早期职业文化学者那样进行专门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但这并不妨碍学生日常生活中对各种文化现象留心观察和思考。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文化之中，但常常意识不到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生活与心理的影响，就像鱼在水中生活，却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和品味各种异文化，反思自己的文化，并将文化学的一般理论应用于观察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这对激活我们的思想大有好处。［2］在组织同学进行田野调查的教学实践时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田野调查活动的规划和指导上面。具体说来，教师要负责制订田野调查计划，选择调查内容，还要对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指导和培训。如每年的寒暑假期间，在对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培训后，都组织学生在家乡进行实地调研，有时亲自带领学生到文化生态保护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开辟第二课堂，学生在直观的现实生活和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加深对文化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四、推荐经典文化学阅读书目，提高自学效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1972年提出的报告中提出，教育应该较少地致力于传递和储存知识，更努力寻求获得知识的方法。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看他学到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学会如何学习。所谓“学会如何学习”实质上就是掌握和运用有效的学习策略，也就是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提高自学能力的途径有很多，对于文化学而言，给学生推荐合适的文化学阅读书目，让学生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以增进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也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在学生阅读过这些文化学著作后，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申请研究课题等。在研究性实践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如文化学的入门书籍有：（1）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本书目的在于向学生全面介绍文化人类学，书中介绍了文化人类学及各分支学科的关键概念和术语，同时引入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相关材料。此外，本书还简要引入了人类学各思想流派的研究成果和理念，编排简明扼要，引人注目，有感染力。（2）埃里克森著，董薇译，《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出版，它展示人类学家如何从村庄或城镇的微观研究，揭示认同、全球化、性别和宗教等复杂问题。（3）詹姆斯皮科克著，汪丽华译，《人类学透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本书作者将其近半个世纪的与人类学打交道的亲身经历、生活中的趣闻轶事及学科重点融合到一起，简洁生动地讲述了人类学的核心概念、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的哲学底蕴，以及人类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5）巴利（Barley，N.）著，何颖怡译，《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诙谐地描述了作者在喀麦隆田野调查的经历，讨论了田野调查中的无聊、被敌视和危险，作者透露自己作为一个田野考察者是如何去融入当地部落社群，遇到何种艰苦才取得这些考察资料的。（6）列维·施特劳斯著，《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0年出版，此书记载了列维·施特劳斯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书中独特、科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精炼雅致的抒情语言表达，发自内心地对发现的激情都无疑给文化学的研究开阔了新的视野和指明了独特的方法。（7）李亦园著，《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出版。是一部综合了作者对中国文化与人类学理论深邃理解的论著，分析深入浅出，行文行云流水，引人入胜。（8）周大鸣主编，《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概述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原理，使学习者能够对文化人类学有全面理解，并领会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整体观、参与观察等理论与方法；努力在学习者心中播下文化意识的种子，并促使他们积极地面向田野和实际，以消解文化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等给人类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9）乔健著，《漂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作者的田野笔记选集，作者用生动而富有感彩的笔调记录了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的喜怒哀乐及研究人类学是研究文化的学科。（10）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本书着重介绍文化概念及其解释，重新整理了以往中外人类学著作中常见的理论，并探求人类理论的时空轨迹及在今日社会变迁条件下的研究途径，从而阐明了人类学的理论架构及其内涵。
五、撰写学术论文，提高学生的思维。
文化学不仅需要了解丰富的知识材料，更需要严密的思维，可以说，思维水平直接决定文化学学习的效果。因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文化学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撰写学术论文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学术论文的撰写是学生思维和知识的结晶，也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这是学生自己能够看到的、直接感知到的东西。而且，撰写学术论文可大大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课堂上，老师一般都会讲解有关论文的观点、介绍各种类型的学术性论文，但老师的讲解一般主要集中于论文观点的分析评价。学生掌握了学术论文写作的技能后，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老师的讲解，也能够更好掌握文化学学术研究的发展。此外，学术论文撰写也有利于学生的论文写作水平和文字表述能力、信息检索和信息组织能力、语言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2.法律素质缺乏，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众所周知，法学论文应当是学术性的论文。［2］既然强调其学术性，那么作者就必须具备较高法律素质来综合运用各种有关法学理论。但遗憾的是，从目前许多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的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来看，不少文章都折射出作者法律素质的缺乏。诚然，正常情况下非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法律素质跟着眼于培养法律人才的法学专业有天壤之别，但倘若缺乏法律素质，撰写法学论文又从何谈起？如某些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与跨国公司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自己毕业论文，可文中竟连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规定都仅一知半解，这样他们又焉能交出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
法律素质缺乏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毕业论文丧失实用性。从逻辑上说，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要写出优秀的法学毕业论文应当结合自己专业特点从实用性出发。因为其法学理论功底大多不如法学本科生，若不结合自身专业实用特点而一味追求理论之深奥，那断难同后者相提并论。可吊诡的是，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这类毕业论文大多却偏偏丧失了实用性。归根结底，便在于他们法律素质缺乏，导致许多基本法律常识均无从理清并加以灵活运用。为防止文章内出现严重错误，写作过程中自然喜好坐而论道泛泛空谈。这么一来，对自身原有专业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活动都难以开展，其实用性便丧失殆尽。
3.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强任何学术论文的研究，“从论题的提出、资料的整理、观点的确立以及结论的得出，其实都离不开我们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3］
故此，所有研究者在从事论文写作前均必须广泛查阅前人大量文献资料。但可惜的是，现今许多研究人员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些学术论文写作初学者，往往忽略了此问题。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又属一类跨学科交叉研究，他们对法学文献了解甚少，愈发暴露出参考文献陈旧、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来。
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自身法学理论功底欠缺，很难把握住国内外最新法学思潮及司法动态，那么在引用借鉴前人资料上便往往不知所措，导致了毕业论文中参考文献的陈旧。许多学生甚至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参考的文献究竟乃紧贴时代具备学术争鸣性的前沿探讨，还是属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通说理论，或者为早被淘汰之陈词滥调。到最后，文末草草列出几本或若干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旧过时的法学书籍和文章应付完事也就见怪不怪了。④另一方面，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还存在引证说服力不高的毛病。应该说，参考文献陈旧必然会带来引证说服力的低下，毕竟过时跟不上现代脉络的引证很难令人信服。但是，最根本原因仍需归咎于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学理论功底不高。引证是“理解他人的过程，是与他人对话的过程”，［4］若无相当的法学理论底蕴做铺垫，如何能理解他人并同他人对话？更如何能采用那些可信有力的引文作为自己论据和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主要问题之根治由前述可知，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虽为一种可喜现象，但同时亦暴露出不少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尽快获得解决，对其长远发展必定非常不利。笔者认为，通过对主要问题一一对症下药，加以时日，我们还是完全有希望根治它们的。总的来说，我们不妨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
1.宏观层面：推行非法学本科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归根到底还在于现阶段我们非法学本科专业的法学教育有很大不足。若非法学专业本科生能有一定法学理论功底，具备相当法律素质，那这些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但我们知道，非法学本科专业受自身人才培养体系限制，是绝无可能像法学本科专业那般设置一整套严密完备的法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如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四年学习过程中只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宪法学》、《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四门与法学有关的必修课，不少高校电子商务本科专业更仅是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经济法与电子商务法》两门同法学相关的必修课程。［5］
盲目扩充法学课程所占份额只会既冲淡了非法学本科专业自身培养目标，又加重了学生负担，如此一来，唯一现实可行的路径便是在现有法学课程教学框架之内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因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学教育乃一类传授法学基础理论，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为培养合格的本专业人才服务的教育活动。［6］
而法律文化学教育就是为学生法学理论功底增强、法律素质的形成提供更加丰富多彩、深刻广泛的知识养分，帮助他们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以致在外部影响力和改造力督迫下，完成由书本上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向法律素养再到法律素质的内化。我们要在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前提下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他们法律素质，就必须借助现有非法学本科专业法学课程教学渗透法律文化学教育，以教与学互动的双向认知过程，令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得到扩展，法律价值观念加以重构，法律人格结构获得重组，塑造起系统地对周边世界之法律理解力。
具体而言，要推行这种法律文化学教育，以便强化学生法学理论，提高法律素质主要可通过运用法律文化比较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法律应用能力来实现。如课堂教学中把抽象的法规、法条或法学理论放到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讲授，让学生能从不同的视角聚焦思考同一种法律现象，或者从同一视角去看待不同法律现象。虽然此等粗线条的勾勒方式不大可能使其获得类似法学本科生那样系统详尽的法学知识，但起码大体轮廓上的运用他们还是知晓了。那么毕业论文选题自然就会变得深入起来，主题也开始鲜明了。同样，文中便不再会缺乏法律素质，丧失实用性，在引证上亦会了解哪些参考文献是最新颖前沿的，最有说服力的。
2.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除了宏观层面推行法律文化学教育外，笔者认为，在微观层面建立一套较完备的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也是非常重要之措施。毕竟对他们论文的具体规划和指导，还需依靠一系列现实管理机制来完成。况且，学生撰写跨学科的本科毕业论文正逐渐演变为各专业普遍存在现象，我们进行此类法学毕业论文写作管理机制的设置试点，很明显对其他专业及学科同类情况亦是颇有裨益的。具体来说，设置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管理机制可主要包容如下两方面：
第一，我们应当设立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
非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属于跨学科交叉研究，即一种“边缘处思考”。（梁治平语）但此类“边缘处思考”在现行毕业论文管理机制下难免会造成诸多不便。因为高校各院系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照惯例都是由本专业进行管理，无论具体撰写时间分配、指导教师安排或者最终答辩均莫不如是。而跨学科交叉研究所耗费时间往往要高于纯粹本专业研究，仅单独使用非法学专业教师指导这些学生或参与他们的答辩也较难保证其毕业论文质量。所以为尽量减少在撰写过程中的不便之处，我们不妨于每年毕业论文写作时间段内设置一个临时性跨院系的横向统一组织机构。它既包括本院系，又涵盖法学院系（或负责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文社科系），由二者来横向统一具体规划整个毕业论文撰写过程（如统一设置妥当的论文撰写时间、合理确定指导教师供师生进行双向选择等）。那么不便就会大为减少，毕业论文质量也随之会得以提高。
第二，我们应对此类毕业论文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本专业教师虽然精通自己专业理论知识，但在这种跨学科的法学毕业论文写作上，由于牵涉更多法学理论，他们未必能给予学生最满意的指导。譬如哲学专业本科生打算撰写法哲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一位仅精通中国或西方哲学的教师很可能无法对其所有法律问题做出圆满回答。而学生自己法学理论功底、法律素质又难令人称许，毕业论文暴露出的问题自一发不可收拾。“选择的指导教师须熟悉本专业的研究领域，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较容易为学生研究的选题找到突破口，才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才能为他们解决更多的难题。”［7］
所以，我们在这些毕业论文撰写上需采用本专业和法学专业教师共同指导、共同参与答辩的管理模式，甚至其中法学专业教师还应起主导作用（毕竟它们仍是法学论文）。⑤如此一来，学生毕业论文中的选题问题、法律素质缺乏、参考文献陈旧等都能一一及时获得纠正，缺陷就自然少了许多。
xx，男，1990年9月生，河南省西峡人，历史文化学院xx级文化产业管理班学生。曾任班级学习委员、校学生会新闻部技术员、历史文化学院学生会网络部副部长、文化创意社社长。
大学四年来，从一项科研项目的专业实践、六篇大小论文的陆续完成、“挑战杯”省赛的再三探索、国家级创新创业计划的反复完善，到多次竞聘、任职外企的“触电”经验，到独自一人跨洋过海远赴台湾参加学术论坛，再到遭遇家庭变故、举步维艰时的担当不妥协，这一路的磨砺，一路的劫数，让他思考，更让他成长成熟。
初入大学时，他被选为班级学习委员，同时开始创办《修远报》这份集结专业前沿动态、承载班级丰富文化的班报，虽然只发行了三期便告停，但它教会了创刊人兼总编的他和他的团队一种思考的能力。
在担任文化创意社社长期间，他就思考怎样结合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把最新的创意理念和实践运用到社团活动的举办中。于是，他引进英国伦敦的“i-mart创意市集”，在河南省高校中率先举办了“大学生创意市集”系列活动。活动获得了校精品社团活动立项和广大同学的大力支持，人民网、中广网、中新网等二十多家媒体竞相报道，而他也被评为校第五届“明星社长”。活动结束后，他写了一万两千多字的总结报告上交给学校团委，进行分析和思考。他又对“大学生创意市集”的价值进行了深度挖掘，和老师一起探讨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实践问题，最终写下了一万多字的学术论文，给自己的专业学习指明了方向。
他说，很多时候一个人选择了行走，仅仅是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高中毕业那年，他南下去了广州，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执着，被一家外资企业聘为助理。“高四”复读后的那个暑假他再抵广州，应职另一家外企的出口部助理。在此期间，他不仅接触了前沿的国际电子商务和跨国公司的贸易往来，更深层次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有了相关的经验铺路，大一暑假离校前，他有针对性地在智联招聘、课堂作文网等网站投放了简历，筛选好职位邀请后便又直奔广州。通过重重考核，一家港资企业张开怀抱接纳了这个充满朝气和才气的本科生。大二暑期不期而至，信阳一家整形医院聘请他去市场部开疆辟土。那个夏天，为了扩充医院的客户资料，他跑遍了信阳的八县二区，其中那份辛苦不必多说，坚持得来的战果自然也不在话下。结合多次的工作经历，他把内心沉淀的感悟归纳为“四识一势”，即意识、知识、见识和胆识和洞察社会发展趋势。
xx年，他有幸获得了宝贵的赴台交流机会，参加台湾几所大学联合主办的“东亚青年儒家论坛暨研习营”学术交流活动。期间，他耳濡目染了台湾的儒学氛围和人文关怀，并以专业的视角潜心观察台湾的文化产业状况。他将自己的见闻带回学校，让身边的同学加深了对台湾现状的认知。
毕业论文 摘 要
流行音乐是1种特殊音乐形式，它的节奏明快富有动感、旋律优美容易记忆、内容通俗易懂、具有时代感。在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当中流行音乐已经被大学生所青睐。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本论文借鉴音乐美学、音乐文化学、心理学对流行音乐与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流行音乐；校园文化；大学生
ABSTRACT
Music is a special form of popular music, its rhythm ensemble exciting, beautiful melodies easily memory, content user, a sense of the time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campus culturel life of pop music has been favored by university students. Its existence depends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al life. The papers on music aesthetics, music and culture, psychology and pop music to the culturel life of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campus analysis and research.
Keywords : pop music; campus culturel; university students
绪论
流行音乐是当今大众的音乐，它与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认识流行音乐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认为流行音乐是1种低俗的音乐，往往只会联想到流行音乐给社会带来的诸多的副面影响，而忽视了它们在校园文化生活中产生的积极影响。以至于很多人干脆全盘否定流行音乐的重要性，或者在课堂教学中把流行音乐拒之门外等等。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求人们改变1些陈旧的观点，正确认识流行音乐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上教师主动更新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从心理素质上不断提高，加强对流行音乐的引导。在评论流行音乐的时候，本文试图从流行音乐的文化特征以及流行音乐对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之间的影响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加强对流行音乐的引导这1措施。让大学生尽可能正确规范地、完善地去判断流行音乐，从而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以真正提高大学生对流行音乐的认识。
（1）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有多种定义。威廉斯认为流行音乐“1）意味着为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2）处在高级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比较之中。3）用于描述一种人们自身自定的文化。4）意味着大众媒介通过商业利益对人们的强力”。《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在于“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综合以上界定，我们认为流行音乐，专指那些在我们当今生活中广泛流传、内容通俗、贴近生活，主要为青年人所喜欢，且伴有较强商业目的的音乐作品。（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指的是吸收、借鉴和利用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具有意境美、语言美特点，高雅含蓄的流行音乐歌词。
2新时期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
（1）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产生与发展。古典美歌词是伴随着流行歌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新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较早的有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个人专辑《淡淡幽情》（1983），收录的12首歌曲的歌词全部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里的名作。此外，还有香港的词作家黄霑的作品《沧海一声笑》和《梁祝》等。20世纪90年代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和黄安作的词作《新鸳鸯蝴蝶梦》等。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21世纪的词作家方文山、陶喆、王力宏等新一代音乐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具有古典美的歌词，如《千里之外》《东风破》《青花瓷》等。最近又出现了霍尊的《卷珠帘》，被刘欢誉为“具备大家闺秀风范的中国风”。（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特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长处，语言考究化、意象精致化、意境整体化、人文精神大众化，给人带来独特的美感享受。与很多流行音乐的歌词毫无意义，创作低俗、浮躁、无病、没有逻辑、无聊烦琐，意义表达模糊、感情表达直白低下，缺乏意境美形成鲜明对比。（3）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形式。在流行音乐歌词的创作中，不少词作者尝试着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运用于歌词的创作中，不仅提高了歌曲的艺术欣赏价值，也从侧面间接地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有以下三种形式：1）直接运用古典文学诗词。这类形式以邓丽君为代表，如《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独上西楼》的歌词出自《相见欢》等。在这之后，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歌曲，如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诗词谱写的歌曲。这些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散发着浓厚的古典文学的清雅意境，最终成为经典歌曲而广为流传。2）化用古典文学诗句。作词家在创作中，将古典文学中的美词妙句穿插其中，使得歌曲意境优美，更符合时代特点。例如，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借用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化用了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3）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或意境。词作家直接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意境进行创作，把中国文学含蓄、委婉的特点，巧妙地用于现代的白话文中，增加了歌曲的意境美。例如，由黄霑作词的《沧海一声笑》《上海滩》等，都模仿了古典文学的形式与意境；此外如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词，《发如雪》《千里之外》《台》《青花瓷》《东风破》等。这类歌词通过词中的意境或情境，体现了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所在。
3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研究现状
根据掌握的文献，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丽君的歌曲和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曲上。由于研究点处于文学和音乐的交叉领域，研究者们有从音乐学角度出发，有从文学角度出发，还有从文化学或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研究的。而对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文学角度来加以研究。对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章分类后，可以得到关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曲的研究现状。对于邓丽君歌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音乐方面的研究，如杨艳丽《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黄金蝉、揭冰《邓丽君音乐形象的建构与塑造探析——以古典专辑<淡淡幽情>为例》、陈奕虹《邓丽君音乐中的美学研究》、彭英姿的硕士论文《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等。二是文学方面的研究，如陈湘辉《淡淡幽情声律兼美——邓丽君与张晓农古典诗词歌曲专辑演唱风格之比较研究》、庄宏道《一缕芬芳，几丝情愁——聆听<邓丽君歌曲精选80首>的随想》等。具有古典美的“中国风”歌曲的研究性论文，有以下几类：（1）音乐学研究。例如，潘存奎《“中国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遇》和李娜娜《“流行歌坛中国风”歌曲的民族化研究》。（2）文学研究。例如，宋秋敏《试论周杰伦专辑中歌词意象的古典化倾向》、赵澜涛《日月潭洗青瓷——浅析周杰伦歌词对古典诗歌的传承》、罗涵的《从文学与语言的角度分析周杰伦成功的原因》、段丽的《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艺术质感》等文章从古典诗词出发，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对以“中国风”为代表的现代流行音乐歌词创作的影响，以及“中国风”歌词如何继承古典诗词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3）文化学研究。例如，黄彩萍《返回古典与文化乡愁——方文山歌词的文化阐释》、曹军英《论方文山歌词中的文化意蕴》等论文认为方文山创作“中国风”歌曲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4）社会学研究。例如，马珺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赵[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 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dylw.net]朴的《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等论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和文化环境、传媒、明星影响力、听众的审美趣味、创作者的观念以及音乐方面分析“中国风”产生和流行的原因。
综合以上，从文学角度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文献还很缺乏，尚存在较多的研究空间。参考文献：
雷蒙·威廉斯.文化社会的词汇山.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35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蔡音颖.略论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的古典文学元素.艺术评论，2007（7）.
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刘芳智.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研究.湘潭大学，2011.
论文摘要:通过对国内外服饰文化文献现状的调研，指出了目前服饰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分析了服饰文化信息建设的必要性，提出了图书馆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思路。
1.服饰文化文献研究的现状
我国服饰文化研究从开始迄今也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得到一定的重视也就是近几年，虽然服饰文化的学科建设有了显著的成就，但存在着的问题也摆在我们的面前。笔者根据调研得出结论如下:
(1)服饰文化理论研究文献较少，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活动。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产业要数服饰产业，但对服饰文化理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像对服饰本身那样重视，与某些增长很快的研究领域相比，这一专业学科研究明显处于“冷门”状态，基础理论数量暖乏，缺乏系统研究成果，发表的成果自然也很少。理论研究与整个社会服饰产业兴旺发展的景象极不协调，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服饰产业自身的蓬勃发展。
通过对“服饰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检索为“零”的结果来看，图书馆情报界对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也没得到应有的重视。也间接地说明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在此专业学科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促进服饰文化学科的级别、完善学科专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研究方法粗糙，比较性研究较少。在对服饰文化文献检索以及服饰文化研究主题内容的调研时发现，此学科研究领域的视野狭窄、局限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粗糙，导致了大多数服饰文化研究的文献都是对传统民族服饰形式进行描述性的研究，内容较单一，创新点不多。再就是，缺乏横向比较性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都有待扩展和改进。
2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的必要性
2.1服饰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
近些年，服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当今世界的重要产业，也是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成为我国外汇创汇的主要产业。服饰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我们对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必要性的论述。
2.1.1服饰文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服饰文化在中国有着5 000年的悠久历史，从人类原始生活开始就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服饰的产生最原始最基木的作用表现在御寒和审美方面，那时服饰的实用价值体现其真正的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它以文化的方式传承于今的时候，当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中独立为一种门类的时候，它的意义不同反响。
服饰文化可以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和心里的精神诉求，显现个人的审美情趣，还具有鲜明的文化表征，可以折射出社会经济、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对时尚的不同追求，寄托着人们追随流行的情感动态。服饰文化对大众生活的影响，不论是从古至今，还是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很大的。
2.1.2服饰文化在网络时代的全球化
服饰的国际化是整个世界不争的事实，西方国际服饰设计师在作品中不断导人中国服饰文化元素，带有中国独特标志的设计理念开始受到推崇。最显现中国标志的就是“中国红”和中国各民族传统的刺绣，使中国元素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人感受到了中国元素更深的魅力。而对应的是18世纪风靡欧洲的洛可可风格服饰，也对东方的服饰产业有着较大的冲击。由此表明，在现今信息传播迅猛的网络时代，服饰产业也正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
2.2服饰文化学科建设发展的需求
学科的快速发展需要科研成果的支持，提高科研的效率就要学科信息资源的帮助。在服饰文化学科建设中，信息资源建设是其中重要的支持和保障因素，或者说是服饰文化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学科能够从众多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重点学科，关键就是看其是否有明确的研究方向、结构梯次合理、学术层次较高的学科队伍。我国科技论文产量很大，而获得公共信息资源的渠道口前并不是很畅通，从而影响了学科的科技创新和发展。学术科研水平和信息资源建设的优劣自然就成为衡量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
(1)图书馆服饰文化信息资源需要系统化。具有信息资源系统性，才能反映学科信息资源的历史、学科的发展状况、学科的特点及规律，从而保证所收集资源具有较大的使用价值。数字信息资源应在图书馆的指导下持续不断地补充、长期积累，保持学科信息资源的连贯性、系统性，并研究这些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边缘交错、相互渗透情况，准确反映出这些学科间相互关联、互为条件的客观规律，从而保证信息资源的实用价值。
图书馆信息资源涵盖各个学科的内容，而服饰文化信息资源是图书馆信息资源整体化、系统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服饰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又、渗透促进各个学科的共同发展。在《21世纪服饰文化研究》一文中，华梅提出如何研究服饰文化的问题，并再次重申“服饰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认为需要从历史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民俗学、艺术学和美学的角度，运用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对服饰文化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和思路无疑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利于人们更好地概括和探索服饰文化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关系，从更高层次把握服饰文化的研究方向。
2.3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建设的需求
服饰文化的信息资源不仅具有其他学科信息资源的普遍特点，还有其鲜明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新颖性、时效性土。
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能够把图书馆特色馆藏推上新的高度。建设具有再创造性、新颖性、时效性、多样性、广泛性、层次性和复杂性等特点的、高质量的服饰文化特色信息资源，不仅能丰富和突出图书馆的馆藏特色，而且能提高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使图书馆成为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中心，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增强图书馆在文献信息服务市场竞争中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3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建设
(1)完善图书馆馆藏，有效开发馆藏，建立特色数据库。完善图书馆馆藏，有效开发馆藏，建立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进行信息资源建设卓有成效的工作。馆藏资源的丰富是图书馆开展信息资源建设的有力保障。因此，图书馆首先要扎扎实实地做好馆藏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采访、收集工作，尤其是做好网络信息资源的收集工作，这部分信息资料既补充了馆藏信息资源的不足，又蕴藏着丰富的服饰文化学科发展前沿性的信息资源。同时，努力做好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中的工作，与有相关服饰文化学科的高校或其他情报单位，以互惠互利的原则建立起一个收集、收藏与使用的共建共享关系，建立完备的服饰文化信息资源体系，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以达到较高的服饰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使用率。
设立特色数据库，开发深层次信息资源服务，利用先进的计算机、通信技术，实现学科专业信息资源的传输网络化。此项举措不仅能突出图书馆的服务特色和馆藏，而且可以为特色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设立现代化的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更完善的、更便捷的、更多元的检索系统，充分提高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率和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率，并为实现资源共享工作的有效开展打下基础。
(2)发挥网络优势，实现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强网络环境下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文献信息的共建共享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图书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可以弥补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不足，可以有效地避免信息资源的购置重复。服饰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工作就是要充分挖掘馆藏资源，注重收集和提供服饰文化相关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要及时主动地掌握产业的经济发展、学科科研最新动向、服饰潮流动态等信息，并借鉴其他学科信息资源建设的成功经验。
当今世界，知识信息总量的急剧增加，信息载体日益多样化，用户的信息需求量也处于迅猛增加的态势，任何一个图书馆都无法只靠自身的力量完整地收集各种知识信息载体。因此，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也成为人们的迫切需求。建设服饰文化信息资源，除了充分利用图书馆自身的馆藏信息资源，还要通过使用网络环境，加强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开发和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实现情报机构资源共享，不仅是对图书馆特色馆藏文献的有效补充，也是深化服务层次的重要前提。
(3)开展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做好专题咨询服务。了解学科发展的动态，随时获取与掌握学科的最新知识，并具有科学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将文献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评述，使它转化为二次、三次文献，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优质的二次、三次文献服务，可以解决好馆藏大量价值较高的专业文献无人问津与读者为查不到资料的焦虑而抱怨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服饰文化方面的图书、期刊价格昂贵，复本量少，加之此专业用户在获取信息资源时，常常需要粘贴图片，图书、期刊很易损坏，由此，就会出现“藏与用”的问题，服饰文化信息资源数字化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同时也提高了文献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信息资源开发的人员应经常走访学科科研一线的骨干，及时把握学科的建设状况、学术队伍的构成状况、文献的需求状况以及本学科发展的特色与倾向，对学科发展做好学科信息资源的保障工作。另外，还要做好专题咨询服务，使特色服务提升到一定得档次，如对服饰文化的图书可以做书目、索引、文摘、题录;也可以做专题述评、动态综述、学科报告、学科总结报告等;也可编写工具书文献，如手册、指南、年鉴、百科等。
旅游文化学应是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其对该专业今后的发展甚至是中国整个旅游业的发展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旅游文化学课程存在课程定位边缘化、课程内容拼凑化、授课及考核方式固定化的问题。文章指出，整合与优化旅游文化学课程是教学改革的大势所趋，提出了整合与优化的实施前提及具体内涵。
［关键词］
整合;优化;旅游文化课程;改革
虽然当前学界对旅游文化定义的内涵与外延还未达成共识，但旅游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是必要的、紧迫的却是大家的共识。因此，作为培养较高层次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的大学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大都设置了旅游文化学课程。但事实证明，旅游文化学的学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师授课无激情，学生学习无兴趣;课程考试都通过，实践过程不会用。这完全背离了此门课程的实质。其实作为综合性较强、知识面较广、文化素养较为丰富的旅游文化课程，不仅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有关联，并与愈来愈常态化的旅游息息相关，所以其对提升学生文化知识及素养，夯实他们的专业文化底蕴皆不无益处。因此，探讨旅游文化学课程的改革就显得极其必要且意义深远。
一、旅游文化学课程现存问题
(一)课程定位边缘化由于旅游最先被重视在于其经济属性，在于其产生的巨大经济利润，在于其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所以其一直被冠以经济活动的主要属性并作为一种经济产业而广受关注。而其文化性是在后期的发展中才为人们所提出，并且在当下现实中绝大多数时候也是服务于其经济属性的。两者在现实中的这种差距性及从属性，无疑导致了在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中旅游文化课程处于边缘化的定位。“目前我国的旅游文化学发展正方兴未艾。但相对于文化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四大旅游主潮之一的实践，旅游文化学理论的建设却相当滞后，许多旅游院校尚未将旅游文化学作为主干课程，部分院校甚至没有开设旅游文化学课程，文化旅游人才缺乏，与蓬勃发展的文化旅游不相适应。”［1］而这一点在财经类院校的旅游管理专业中尤为明显:要么在其培养方案中根本就不开设旅游文化类的课程;要么就将其设置在专业选修课中，无形中就对学生产生了导向作用，学生大多会选择一些旅游经济管理类“经世致用”的课程。笔者曾就此问题对旅游管理专业418名学生进行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回收有效问卷412份，有效率为98%。在“如果旅游经济学与旅游文化学放在一起选课，你会选择那门课”选项中，有92%的学生选择旅游经济学课程;选课原因的选项中，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财经院校，就业因素”。而学校及学生的此种选择，无疑也影响了从事旅游文化学课程教学的老师的教学理念及态度:不再去专研此门学科的相关研究前沿，不再用心去设计课程内容，不再有激情去教授课堂内容。学校、教师、学生三者间如此的恶性循环，最终无疑使旅游文化学课程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消失，这从当下小范围来看，只是消解了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特别是财经类高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但从长远范围来看，这其实是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致命一击，如果整个行业从业人员旅游文化素养欠缺，又何谈有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旅游业。因此，旅游文化学者早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旅游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是由旅游及其相关事象的特殊文化属性决定的。现代旅游愈发达，旅游业的发展速度愈快，旅游地的规模愈大，旅游的影响愈广，旅游文化及其作用和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就愈大。”［2］有学者更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提出应设立旅游文化学学科:“中国旅游发展实践、旅游学科理论研究和旅游教育建设，推动学界努力尝试构建旅游文化学学科体系，无论是对旅游业健康发展，还是从学科分类的角度上都应设立旅游文化学科。”［3］
(二)课程内容拼凑化目前，由于学术界对旅游文化定义的内涵及外延还未达成共识，因而旅游文化学课程内容也没有较为明确、统一化的标准，所以旅游文化学教材内容存在随意性、拼凑化的问题。笔者曾在当当、亚马逊、卓越等主要图书网络销售网站上，搜索到不下40本旅游文化学方面的专著及教材，发现它们的内容体系并不具有相同性而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旅游文化学教材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著作或传统文化及艺术门类的照抄照搬，缺少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的结合点，而是将历史文化完全等同于旅游文化加以拼凑。“有高达42%的教材将旅游文化学的内容简单的等同于旅游对象物的文化。这种情况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紧紧在山水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宗教文化、茶文化等前面简单的加上‘旅游’，另一种就是直接对山水文化、建筑文化、园林文化等的详细的介绍。”［4］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旅游文化不等于历史文化，这似乎是一个谁也不怀疑的否定式的性质判断。但现实中不少人却有意无意又将二者等同起来了，在著述中对这两种文化的关系论述也大多语焉不详，更有混为一谈的。”［5］如此一来，就导致在旅游文化学的教学中，学生感受不到该门课程的专业属性，由于专业背景的隔膜对历史文化产生了排斥感;有些此类著作或教材是作者在根据自己对旅游文化的定义及理解的基础上编排的内容体系，也许这从作者本身的研究视角而言，这样的内容体系安排是合乎逻辑的，但作为教材却是有待商榷的;还有部分教材从旅游消费的角度阐释旅游文化时，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完全抛之脑后，而将西方消费文化的内容完全套在旅游文化学中，一方面也存在拼凑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脱离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同时也存在中国旅游的境域性问题。“这说明，旅游文化学的招牌虽然已经亮出，但一种体系完整、逻辑严密、阐述准确且为各方基本认可的概念框架和学科体系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这对旅游教学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6］
(三)课程教学及考核固定化一方面，因为旅游文化学课程地位的边缘化，所以旅游文化学方面的专业老师相对较少，针对这门课程所进行的学科特色的教改研讨课题及论文就更少，这从中国期刊数据库中能检索到的论文数量便可佐证;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文化学内容的广博性，如何将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下旅游进行无缝链接，如何将抽象的旅游文化理论知识与具体的旅游发展样态进行生动的讲解，如何将大而化之的旅游文化理念与具体而微的地方文化旅游发展相结合，如何将西方消费文化与当下中国的旅游消费进行内在转化……，总之，如何结合当下的旅游，以生动的方式讲解，让旅游文化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生喜闻乐见的、学有所获的、有自己无可取代的学科地位与特色的课程，这是旅游文化学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目前，由于课程专业教师的缺乏及教师对旅游文化学教改的较少关注，老师仅依靠一本教材、一支粉笔的“填鸭式”教学依然是主要教学方式。随着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不断普及，已经有许多老师通过图片展示及视频播放等较为形象的方式进行教学。但由于对旅游文化学当下研究发展现状及趋势的不关注及自我边缘化的放逐，仅仅依靠一本教材、一些图片及视频的展示播放来授课，缺乏引导学生对图片及视频的深度分析与思考，而将旅游文化学变成了一般的鉴赏课。另外，对学生的考核大多采用期末一考定分数的方式，虽然也看平时成绩，但由于平时成绩占比较小且基本上是与考勤有关，如此固定化的考核方式难以调动学生平时学习的主动性与自觉性。
二、整合与优化:旅游文化学课程的改革趋势
由上述可见，当前的旅游文化学课程必须进行改革，如何改?整合与优化应是旅游文化学课程改革的趋势。
(一)整合与优化的前提:明确课程定位应将旅游文化学课程定位成旅游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方面，相关旅游文化理论的讲解与探究，对现实旅游实践发展文化视角的关注与审视，不仅能培养、引导学生正价值的、健康的审美趣味及旅游价值取向，而且还能规避当前及今后旅游研究与发展过于重视经济利润而导致旅游发展中的“伪文化”，以及为了经济利润不惜牺牲旅游文化的种种弊端及不当之举。另一方面，尽管当前对旅游文化的定义各有侧重，但在旅游文化的教学中会涉及一定的历史文化的讲授。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当然，这里并不是将历史文化完全等同于旅游文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确与旅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旅游文化学相关的素养，才能将前者中的部分融入、契合到旅游文化中)，不仅能丰富学生的传统知识素养，还能避免在当下的旅游实践发展和创新(如景区规划及旅游产品策划)中丧失其应有的文化底蕴，不致于使其仅仅变成一种吸引眼球而毫无旅游体验的营销噱头。其实旅游文化课程不仅能丰富学生的知识，开拓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健康的、正确的审美价值取向，还能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的方式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有明确了旅游文化课程的定位，才能保证专业建设高品位地发展，进而推动我国旅游教育事业健康发展［7］。因此，改变当前旅游文化学边缘化的学科地位，将之设置为旅游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必要的也是正当其时的。“从旅游的本质属性(文化性)来看，旅游文化学应是旅游学科的主要支撑(核心)学科。在旅游学科构建中，相对于基础层次和应用层次的学科来说，旅游文化学属于哲理层次的重要分支学科”［8］。
关键词：感受；观察；体现；面具文化；案例
青少年时期，正是学生思想从认识走向形成的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确立的阶段，引导学生感受、观察、体验面具脸谱文化，在案例背景指导下，通过理论指导、教学方式、面具文化，结合教材分析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实践达到自己预想的效果，通过专家的评课和自己的案例反思总结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改正。
一、案例背景
在案例的背景下，《角色的游戏》这节课将改变传统的技法学习，从理论指导到教学方式以及面具文化进行调整，让学生感受、观察、体验面具脸谱文化。
理论指导：新的美术课程标准强调美术学习应当从单纯的技能技巧学习提高到美术文化学习的层面。美术教学要创设一定的文化情景，增加文化含量，使学生通过美术学习，加深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加深对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培养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文化涵养及人文精神。新的课程标准主要是要打破传统的训练，增加更多的文化内涵，培养学生的文化内涵精神。
二、教材分析
本课的设置，改变了以往课程中只侧重于面具的制作技术，而忽视对美术文化的学习，引导学生关注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面具的由来、演变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了解不同国家、地域、民族对面具的理解以及出于这种理解的不同的情感、态度和审美习惯。本课与中国传统瑰宝脸谱紧密联系起来。了解脸谱的造型特点、脸谱表现三国时人物形象特征和性格特征的常用手法，通过体验脸谱的色彩和造型，进一步认识、理解脸谱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
《角色的游戏》一课，安排了面具的由来、发展、功能等内容，让学生了解面具的文化、历史，同时让学生了解现代生活中面具的主要功能、面具的特点及面具的制作方法，让学生在活动中体现脸谱的功能以及脸谱给学生带来的乐趣。
教学目标：
（1）通过对面具艺术的欣赏，培养学生丰富情感的表达方式和审美习惯，认识面具的演变、发展过程，了解面具与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文化、民族、宗教等多角度认识面具艺术，从而进一步了解面具的文化内涵。
（2）通过对京剧脸谱面具艺术的欣赏，分析脸谱面具的造型、色彩，了解面具的设计特点和造型方法，了解面具在表现人物外形特征和性格特征上常用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3）初步学会脸谱面具的设计与制作。选用恰当的材料，运用彩绘等技法，设计制作平面或立体的面具。在与同学合作完成作业中，锻炼协作能力，培养互助精神。
（4）通过京剧自编自演面具表演活动，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使学生体验脸谱面具带给自己的乐趣，培养学生的丰富情感，感受脸谱面具独特的艺术魅力。京剧脸谱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艺术，已经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
（5）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培养学生爱国思想、自我规划、组织的能力。
三、教法分析
教学过程分为三个部分：
1.感受做先导
2.观察为铺垫
3.了解面具
四、反思
这是一节教学展示课，通过认真的反思，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京剧脸谱文化博大精深，如何和学生的表演切入点进行完美的对接是我苦思冥想的问题。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和音乐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我认真揣摩人物形象如何用肢体语言更加生动表现出来。其次，学生活动设计过程，也发现一旦想法变成现实时，一切应该想得更加细致，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发生后如何更快、更好地解决，而不会影响我们的本意和想达到的目的。
通过各位专家老师对我的指导评价及自己对教学视频的反思和对教学案例的研究，我觉得自己还有不少不足的地方。我会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多向各位老师、专家请教，多看一些教学上面的论文杂志等资料，大量拓展自己的知识，拓展自己的思维，多实践、多总结，使自己得到更大的锻炼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宋金华.面具的设计与制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何俊.中学美术体验性教学的探究.福建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3］焦艳.京剧进课堂的实践与体会［J］.青海教育，2011（2）.
［4］黄雪飞.以高中美术欣赏课为平台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能力［J］.青少年日记：教育教学研究，2011（11）.
从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达通知，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24所研究生培养单位开展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随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又相继于2009年、2010年批准其他58所高校新增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2所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
北京大学
作为无数学子向往的国内顶尖名牌大学，北京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不会让想做对外汉语教师的你失望。北大学子刻苦努力的学习精神，几乎每天都有8节课的学习生活，学校提供大量的实习机会，会让你对汉语国际教育有全面地了解，在两年的学习时间里学到扎实的对外汉语专业知识。作为一所师资力量强大的大学，在校期间，你还可以目睹那些平时在语言学课本上出现的语言学专家，拥有许多优质的出国进行汉语教学的机会，甚至可以以各种方式参与很多重大的对外汉语相关活动，比如国外汉语教师教材培训、中青年学者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在课程设置里，中华才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管你是新手上路，还是半路出家，你都可以在课程结束之后，掌握你喜欢的中华才艺，比如编中国结、剪纸、画中国画等。北京大学地处首都的优势，也让你可以在课余时间找到非常多的对外汉语机构兼职工作，在工作实践中了解对外汉语这一行业的发展现状，做好就业之前的行业研究。
2012年北京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计划招生30人（其中计划接收推荐免试生10人，如名额未用完，剩余名额将返还到全国统考招生名额中）。学习年限为两年（其中课程学习1年，实习及毕业论文1年）。本项目不设立学业奖学金、助学金名额，学生需交纳学费，学费为3.2万人民币，分两年交清。上课地点在北京大学本部，全日制脱产学习。研究生入学后可申请入住万柳学生公寓，并按规定缴纳住宿费，费用自理。
复试时间一般在当年3月底，主要考查考生的专业技能及教师素质、外语能力等。专业技能及教师素质考核主要内容包括汉语教学基本技能、心理素质、教师潜质、普通话，考核形式为面试。外语能力考核形式及主要内容包括：笔试，侧重专业阅读、写作能力的考查；面试，重在应用能力、教学及沟通能力的考查。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是最早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之一，目前已形成包括汉语长短期进修生、预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多层次留学生教育体系。
在选择就读哪所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时候，该学校是否有汉语推广工作的相关组织，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有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简称“汉推所”），它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办共同建设，是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和对策研究以及过程监测和评估的重要平台。汉推所编辑出版《世界汉学》等4种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和《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等大型丛书，定期举办“季度论坛”“国际讲坛”和“世界汉学大会”。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计划招收100 人，其中接收推荐免试生60人。学生以全日制的方式学习两年，学习培养和日常生活都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师范类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氛围，优秀而全面的师资会让你在学习中找到做对外汉语教师的感觉。师资队伍中，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文化学院院长许嘉璐先生，有主持和参与多个国家汉办项目的张和生教授，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艺术系书法教师马世华老师。无论是汉语本体知识、汉语教学技巧，还是中华文化、中华才艺，北京师范大学的师资力量一定可以让你在就读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是在原“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建立，在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已有近40年的经验。汉语文化学院担负着培养前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各国留学生（包括本科生和长期、短期语言生）以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两个专业的中外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同时还担负着培训国内外汉语教学师资以及有关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学术研究的任务。汉语文化学院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实体，每年在学院学习的各类型留学生千余名，这种各国留学生一起学习的“小联合国”式学习环境，对于学习国际汉语教育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计划招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50人，约30%名额接收推荐免试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录取后，以全日制方式学习3年。第一年为课程学习阶段，主要进行专业课及选修课的学习。第二年为教学实习阶段，教学实习分两类：推荐参加国家汉办组织的赴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遴选或参加北京师范大学校际交流项目外派实习教师遴选，被选中者赴国外进行一年的汉语教学实习；其余在国内相关单位实习一年。第三年继续修读课程并撰写学位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含推荐免试生）学费总计4万元（不包括食宿费及海外实习有关费用），分学年平均缴纳。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不参加学校培养机制改革，不享受学校设立的研究生基本奖助学金。非定向学生在校期间按照北京市有关管理规定，统一办理医疗保险。非定向学生家庭确实困难的，入学后可向银行申请不超过每年6000元的助学贷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含推荐免试生）录取类别分两类：人事档案转入北师大的非定向培养和人事档案不转入北师大的定向培养。全日制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在学期间入住大运村学生公寓，住宿费约每学年2300元。北京地区定向学生不解决住宿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对外汉语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提出建构主义外语教学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外汉语教学论，并编写出版了汉语教材。198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凭借第二语言教学优势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并着手培养外汉师资。199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组建了以对外汉语系与留学生部为基础的新型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对外汉语教师都持有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并具有丰富的海外执教经验。上海外国语大学一直大力发展留学生汉语教学，从长、短期的汉语进修班到留学生的学历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汉语教学模式。学校和日本法政大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澳大利亚模纳士大学、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了培养留学生的合作关系，这些为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环境增加了有利因素。
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全日制学制两年，学费共计2万元，接受跨专业报考。2012年计划招收35人，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录取比例不低于招生限额的20%。学生在完成大部分课程学习（一般为一年）以后，可在学校的安排下进行教学实习。全日制学生和非全日制学生的单位同意其脱产的，可以推荐参加赴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遴选，以汉语教师志愿者身份到国外进行为期一年的汉语教学实习。回国后完成学位论文，如有需要可顺延半年。
华东师范大学
同样位于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也有着同样的区位优势。作为首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之一，华东师范大学逐步形成了实践性、国际化、复合型、高规格的办学特色。2009年国家汉办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使其高水平的应用型国际汉语教师培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成立于2002年8月，由原来人文学院对外汉语系、原国际中国文化学院和原对外汉语远程教学中心组建而成，既培养中国学生，又培养外国留学生。学院既是国家汉办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又是国务院侨办华文教学基地的二级学院，并成为全国最大的HSK考点之一。学院每年培训海外汉语教师近370 人，培训国外短期留学生近350人。近年来，对外汉语学院编写、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和重点教材，承担了多项科研项目，总研究经费达500万元，还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专家学者和有关教学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在美国和意大利建有5所孔子学院。这些都给学生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人数为50名（含推荐免试生18人），学费每年10000元。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者学习期限一般为2～3年；在职攻读学位者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其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少于1学年。
在日常学习中，华东师范大学采取导师指导与集体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参加汉语教学或辅助教学工作，以加强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课程学习与汉语国际教育实践实现紧密结合。实习是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过程的重要环节，通过实习实践，学生们可以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完成创造条件。实习活动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采用学生在岗实习、学生自荐、学校推荐等方式，实习时间不低于40学时。学校要求学生的实习单位是与汉语国际推广密切相关的单位，主要包括国内各类学校、教育机构、企事业单位等。部分优秀学生可获推荐参加国家汉办志愿者项目选拔，合格者派往国外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实习。
华中师范大学
作为中部的师范类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虽然中部地区的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不如沿海城市发展完备，往往缺乏生源，导致规模无法扩大，但师范类院校的对外汉语教育还是不缺乏生源。华中师范大学密集的讲课实践和评课活动能让你高效率地提高教学技巧，地处学风浓郁的大学聚集地，让你能够在桂子花香中静心学习专业知识。华中师范大学重点招收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外语专业毕业的在职人员、回国的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学费总计30000元，其中课程阶段学费 （含教学实习费）20000元，论文阶段学费10000元。
暨南大学
作为国内最大的“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有着显著的侨校特色与多元文化特色：来自全球五大洲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总数超过1万人，占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高居全国高校第一；来自境外的研究生占全国所有高校总数的四分之一。良好的多元文化和国际化特色，使学生具有开放的视野，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校园文化背景。
暨南大学在培养人才方面注重两个特点，一是重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个是重视现代科学的精华培养。暨南大学长期致力于汉语国际教育，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文教育基地”，被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校。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师资力量雄厚，该专业教学、科研人员长期致力于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教材编写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由贾益民教授主编的《中文》教材，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700多万套，是海外中文学校广泛选用的教材。这些为暨南大学在海外创造了良好的知名度，对于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的海外就业非常有帮助。
暨南大学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培养方式的一大特色是其实习方案。在海外实习中，除了可以推荐学生参加“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暨南大学还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在海外设立了广泛的教学点，在五大洲与70余所大学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办学关系，并开展了汉语师资及汉语学习的学历和非学历面授、函授教育等。其中，与新加坡华夏管理学院、美国加州中国语言教学研究中心合作培养兼读制研究生。此外，学校还和海外华人社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暨南大学与印尼万隆福清同乡基金会等海外华人社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其合作在印尼设立函授培训点的成功模式已成为对外合作办学的品牌。最可贵的是，拥有如此多优势的暨南大学特别重视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工作，在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制定出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暨南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方案》，并开设全面系统、操作性强的课程。
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者学习年限一般为2～3年，在职攻读学位者学习年限一般为3年，其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少于1学年。学习费用总计3万元。课程阶段2年，每年收费1 万元，两年共计2万元（不含教材、资料费）。论文完成阶段收取论文指导费1万元。在读期间，学生一切关系留原工作单位，其工资、生活福利及补助、医疗费等均由原单位负责，学校公共资源向学生开放。修满培养方案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或毕业专业报告、毕业设计）答辩的研究生，经暨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授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颁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印制的硕士学位证书。同时，按教育部颁布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认定办法》（教育部令第19号）为获得专业学位的毕业生颁发《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证书（高级）》。
由于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时间不长，2007年是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招生考试的第一年，2008年2月第一批MTCSOL已经顺利入学，三年后我国首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完成学业。因此，搜集往届的考研真题成为一大难题。在往届考研真题缺乏的情况下，过来人建议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考研真题也可以为考研提供一些帮助。
几乎在每一个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介绍中，都提到可以给在读者提供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机会，但能否得到这种机会，个人的综合素质非常关键。
在很多学校的招生简章里也会提到这样一个关键词：教学实习。根据每个学校各自的特色，并不是所有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学校都能给大部分人提供海外教学实习的机会。相对来说，海外教学实习的机会一般较少。而对外汉语教学从国内走向国外，对于增强学生未来在国际汉语教学领域中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你想在读研期间有较大的概率获得较好的海外实习机会，在选择报考学校的时候，除了关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还可以关注该校是否在海外设立广泛的教学点，是否有外派教学实习的其他机会等。如果只想在国内进行教学实习，可以关注学校的校园文化背景，关注其是否有较多的留学生就读。
是否有汉语推广相关组织也是学校学习环境和实力的体现，在选择就读学校的时候，关注学校承办的汉语推广相关组织是必要的。以下是部分学校具有的汉语推广相关组织。
基地名称 承办单位
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
汉语国际推广新师资培养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北京大学
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基地 北京语言大学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体验基地 山东大学
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 厦门大学
国际汉语教师研修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推广少林武术基地 河南省教育厅
汉语国际推广中亚基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
汉语国际推广教学资源研究与开发基地 武汉大学
跨文化交流研究与培训基地 南开大学
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 中山大学
东南亚汉语推广师资培训基地 海南师范大学
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大连基地 大连外国语学院
汉语国际推广东北基地 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
国际汉语传播湖南基地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广播电视台
论文摘要：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的关注。然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它由哪些要素构成?又该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是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都要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技能和文化敏感性。
一、建构主义理论定义
建构主义也被称为结构主义，最早可追溯到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他坚持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个体的认知发展。他认为个体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在众多的教学理论如行为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客观主义理论中，唯有建构主义理论成为当代信息化教育过程中检验信息化教育活动的一个标准。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出发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含义以及如何培养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上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技能和跨文化意识能力。这种建构不是简单地将外部世界知识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周围环境“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这两个基本过程来建构新的理解。建构主义理论有四要素: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准确性，既涉及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又包括文化知识。WWw.133229.COm因此，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就要把外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在交际环境中亲身体验。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突破我国传统外语教学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中国当代大学生具备国际思维、世界眼光的必然要求。多年来，我国各高校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已取得较大的成绩，值得好好总结。
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对培养大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跨越文化交流障碍进行交流的技巧和能力，而交际能力的核心是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建构就是认知个体(学习者)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图式即知识结构(schema)。但首先要给个体提供一个“情境”，然后，认知个体通过“协作”与“会话”，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谈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即充分发挥“情境”的交互作用与周围教师、同伴各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合作”，最后达到“意义”建构，所谓“意义”，就是在教学上一定要使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发生量的或质的变化，只有使学习者的schema(认知图式)发生了变化，教学才会发生“意义”，否则，就是“无意义”教学。交际能力的指导意义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教学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话题近年来倍受外语界专家们的关注。学习者在直接传授获得了有关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客观知识后，当他面临具体的、客观的跨文化交际情境时，那些固定的、概念化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特征、行为规范等往往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导致交际失败。因为学习者所面临的跨文化交际情境要复杂得多，他不仅仅是刻板地知晓、记忆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而且还要去感知和应对现实的文化情境，这就是跨文化潜藏的、隐现的、主观的、个人的一面，即思维能力、意识能力的一面，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跨文化意识。然而，到底什么是跨文化交际能力?它包括哪些要素?如何培养这种能力?国内专家们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似乎主要有这样的看法:外语学习者应具有目的语文化的知识，因此，外语教学应加强对这些知识的传授或导入。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即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却是主观的，知识不可能仅仅由外部传授而获得，人们应以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去建构现实和理解现实，从而形成知识，学习者的这种建构不仅涉及结构性的知识(即客观的成分)，也涉及大量非结构性的知识(即主观的成分)。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综合的、多向度的概念，除知识向度以外，还有思维向度、行为向度、乃至情感和个性向度。具体来讲，跨文化交际能力除人们常指的行为能力，一种人与人交往的能力以外，还包括了目的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意识。首先，在外语学习中，由于跨越了文化和语种，使得本族语人与目标语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形成了障碍，这就要求学习者有外语语言能力，这是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语言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跨越文化障碍，缩小本族语与目标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达到交际文化、升华本族文化的目的。
三、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看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方法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及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在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来看，学生是认知的主体，是教学的中心，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可选择已有的教学材料，如《走遍美国》、《洪恩英语》等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人物对话，还可创设一些活泼自然，充满生趣的文化情景，然后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模仿表演等课堂活动，让学生亲历文化境况、遭遇文化尴尬和文化冲击，与文化发生互动，以培养学生自己进行文化探究的能力，使他们在复杂多变的跨文化境遇中获得具体的交际技能。学习情景只是促进学习者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外部条件，是一种“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设计理想的文化学习情景是为促进学习者自主学习最终完成意义建构服务。除了培养学生的交际技能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一种主观的、无形的、隐藏的跨文化的特质和文化敏感性，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所学的语言材料中所表达的思想主题及其现实文化意义的理解、感悟能力，在学生理解了表层信息之后，教师还应引导学生理解深层的含义，去感受推知、判断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课文内容与自己的本族文化环境有何相关的实际意义等。在此过程中，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的创造对于学习个体的意义建构也很重要，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教师还应该创造一些良好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异国语言和文化的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举办外语文化节、英文歌曲比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知识比赛、英文诗歌朗诵和英文电影欣赏等。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真实的文化问题背景，以此为支撑物启动教学，使学生产生学习的需要，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驱动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从而达到主动建构文化知识意义的目的。breen&candlin曾指出:跨文化交际不仅关系到遵从某种规范，而且也关系到主观解释这些规范本身，它既是遵守规范的活动，又是创造规范的过程。因此，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应摈弃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重新调整教材、教师、学生和各种教学手段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应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进行。那么，要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根据建构主义教学理论，首先应该创设一种文化学习情景以培养学生具体的、客观的、显现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交际能力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了解和掌握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化事实、文化知识或某些跨文化交际的规约的能力，这是与语言学习相关的较为系统的文化学习，如目的语民族的历史发展、社会制度、一般习俗、价值观念、礼仪、禁忌等。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除教师在外语语言课上注重跨文化教学进行文化导入以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如“英美概况”、“英/美国文化”、“跨文化交际学”、“异国风情介绍”、“英语学习背景知识”等。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外籍教师资源优势，为学生开设一系列讲座等，这些知识都是跨文化交际能力重要的一部分，它们为学生以后自己进行文化探索提供了基本的知识框架，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将已掌握的文化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即交际个体的行为能力，即一种与目的语人交往的技能。比如善于识别交际对方身份和交际意图的能力、与对方沟通的能力、善于消除交际障碍、解除交际尴尬的协商能力等。由于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情境创设”和“协作学习”，因此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应该利用各种教学因素，创设一种文化学习环境以支持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诱发学习者的问题并利用它们刺激学习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培养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对目的语文化具有领悟能力和思考能力，如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吸收、取舍、宽容以及尊重差异等，以适应不同文化的冲击，减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苦恼和挫败感。
参考文献:
[1]杜瑾.论跨文化交际中信息编解码冲撞的不同类别[a].重庆工程图学学会第十四届图学研讨会交流暨第二届cad应用、cai软件演示交流大会论文集[c]，2004.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3]gopaul-mcnico，lsharon-anngopaul-mcnico，janetbrice-
baker.cross-culturalpractice:assessment，treatment，andtraining.johnwileyandsons.1998.
[论文摘要]高校美术新生冈有其特别的性格行为，美术生辅导员在进行新生教育时要根据美术生的性格行为特点，有针对性地对新生进行以规划意识教育，自律意识教育，集体意识培养，文化学习意识教育为重点的新牛养成教育。
新牛教育是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环，应该根据新，丰类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美术新生是高校新生别的个群体，但是有关他们的教育研究目前并不多见。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加深对新生教育的研究深度，提高高校教育工作者对新生教育的认识。
要做好美术新生教育，首先要分析他们的性格行为特点及管理难点。
美术新生，对大学存在理想化的认识，充满好奇与迷茫；但也有着鲜明独特的性格和行为方式。
1．充满理想，具体目标缺失
美术新生充满艺术家情结，喜欢理想，常常会梦想将来拥有自己的设计室和作品集。可是他们进入大学，脱离老师手把手的指导后却不会自己设定目标，从具体的行动中实现理想。于是，不知如何规划生活条理和学习进度困扰了大部分的美术新生，令他们未能有效地安排学习生活。这一种情形在美术新生中较为普遍，并持续较长时间，直到下学期中断才有所好转。
美术新生充满理想却不会规划不会行动，这给辅导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既不能伤害学生的理想或伤害他们的积极性，也要让学生懂得具体目标的重要性，让学生养成规划的习惯。
2．个性随意，纪律意识淡薄
美术生创作讲究灵感，生活随意，想创作的时候就立即记录下来，没有灵感的时候就睡个够；学习本着及格就行的态度，行动lz不紧不慢，纪律意识淡薄。但大一生活讲究纪律，他们不但要参加军训，要早读，要按时上课，要考试，还要参加社团活动，参加会议等等，而这些活动都有纪律要求。美术新生不…‘定认同这些规章制度，有时还产生抵触情绪，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美术新生忽视纪律的情形是新生管理的一个工作难点：管得太-严，学生不买老师的账；太松没有效果。这就要讲究一个度和方法，要学会激发他们创作热情的同时保证他们按时上课。
3．自我意识强烈，班集体观念淡薄
美术新生个人意识强烈，重视个人价值，在要求自己有个人风格的同时，也要求别人能认同自己的看法。这些特点郜使他们在与人交往中要求特别严苛、缺少宽容、难以与人合作，不容易融入集体生活、缺乏班集体观念。大学生活离不开集体，集体就是一个小社会。美术新生必须在这个小社会中学会各种生存规范，各种相处之道。
美术新生班集体观念淡薄是新生管理工作的难点：既不能打击他们的个人意识，但也不能让个人意识影响了班集体的团结。所以，美术生辅导员要做到这两点并不简单。
4．文化基础薄弱
由于历史原因，美术新生学习习惯差、稳定性差、情绪化、功利心态明显、随大流、缺乏个人主见。这些问题造成美术新生成绩不理想、补考人数多。如一个二十多人班级竟然有半数在文化课考试中高挂红灯。而且，薄弱的文化根基导致美术生在表达能力上稍逊。新生在文字表达、口头表达或者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语言浅薄，逻辑不清，错别字多，主题不明等问题。
因此，帮助新生营造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形成文化学习习惯，提高个人表达能力是美术辅导员必要的工作，不可轻视。
根据以上提到的美术新生的特点，美术生管理者要有的放矢地开展新生教育才能起到良好效果。
1．明就业形势，促规划意识的养成。
针对美术生喜爱沉浸理想、漠视现实的特点，新生辅导员要让美术新生明了当前就业形势，培养学生的规划意识，促进学生脚踏实地地开展大学生活。
在数据中了解就业形势。具体的就业数据能让美术生明白现实、重视现实。从开学初就要让学生知道最新的就业状况，给学生列举各种有用的数据，如全国美术专业就业人数，单位用人需求量，各类美术院校最近的就业率，各美术专业的工作满意度……各种的数据对初来大学、不理会现实的美术新生来说都是一个刺激，刺激着他们奋发的神经。
明了就业工作技能。美术新生不仅要知道就业数据，还要知道从事美术专业所需的技能。技能范围非常广泛，有基本的绘画技能，平面设计技能，环境设计技能，广告设计技能，还有文化素质的培养，创作思维的培养等等。要熟练掌握这些技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有目的地去规划。而以所做的无非是要新生主动地尽快地调整心态，珍惜时间，学会规划大学的每一步。
根据形势，根据技能要求，根据个人特点，辅导员可以按照目标管理的方式培养学生养成规划习惯。如长短规划结合：指导学生为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都定下学习任务：进而设定四年的规划，如大一要积淀文化根基，打好绘画基础，掌握各种画法的技巧，开始接触基本的软件操作；大二要在软件设计上有所深化，设计成型作品，并渐渐塑造个人绘画或设计风格；大三要重点突破，根据个人兴趣和能力，深入钻研一个项目并有所突破；大四要积极实习，锻炼求职技巧，为就业作最后的准备。2．软硬兼施管纪律，促纪律意识的养成
美术生随意和自尊心强的性格特点令纪律意识的养成成为教育美术新生最令人头痛的一环。要有效地促成自律意识的养成就要软硬兼施。
软：以理服生，以情动生，以榜样领生。首先，教育者要从课程价值和纪律要求等说理方面给学生打下预防针，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让学生树立起按时学习和遵守纪律的观念；其次，在“感恩教育”中打动学生的情绪，让他们懂得通过努力学习和找份好工作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懂得通过“惜取少年时”来为理想奋斗；最后，在“榜样教育”中引领新生的行动，让班干部成为遵守纪律的榜样。只要充分调动班干部，让每一个班干部都带领一群同学遵守纪律，按时上课，那么自觉遵守纪律就会蔚然成风，达到预期目标。“软”工作的实施就是希望能最大程度上调动美术生的自觉性，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目的，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硬：“违章必究”，不手软。由于美术新生的自律意识波动性大，思维片面，范围较狭窄，所以要通过相应的处罚措施来警戒不遵守纪律的学生。既然之前已经和新生声明了规章制度，那么考勤就要严格执行，落到实处。一旦知道考勤只是做做模样，美术生是有可能一个都不来的。如何做到“违章必究”就要依靠教师和学生干部的共同努力。教师平时就要处处留心学生上课的出勤状况，特别注意旷课迟到的“积极分子”；学生干部要及时向老师反映出勤状况以及同学学习状态等等，让老师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或个别辅导，或全体教育。
良好的学风依靠良好的纪律意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软硬并行”，必定能培养美术新生遵守纪律的习惯。
3．多种活动增感情，促集体意识的养成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团结友爱活跃的班集体能培养出个性完善的学生。而根据美术新生以个人为中心的特点，教育者就要通过创设多种合作活动，加深学生间的感情，培养学牛的集体意识，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这些活动包括：军训，创建工作室，组织校外活动，充分发挥班干部的协调作用等等。
首先，军训是锻炼合作精神的大好时机。军训中的集体活动可以迅速融合一个班集体，共同为取得军训的好成绩而携手努力，培养彼此间的信任和感情，消除交往中的芥蒂。
其次，通过创建设计工作室加深学生间的了解，培养新生的合作精神，生活交流的技巧；再次，组织校外各种类型的活动既能活跃身心，开阔眼界，还能培养学生的互助互爱精神，加强班集体凝聚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建设好二个班集体，班干部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班干部在美术班上的作用要大于其他的学院，因为随性自我的美术生更容易接受一个有能量的榜样，一个有威信的领军人物。因而，教育者一定要找出能力强威信高的学生担任班干部，带领同学共同组建一个优秀班集体。
4．兴趣添信心，促文化学习意识的养成
美术新生由于对文化学习一向重视不够，才造成根基浅薄，信心不足。因此要促成美术新生的文化学习意识的养成，就必定从增强他们对文化学习的重视程度和信心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