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47: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史研究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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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历史上城与市的关系 赵德馨
(13)民众食粮水准、农业劳动效率与产业分工关系的量化辨析——近代长三角与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的比较 郭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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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经君健选集》出版 无
计量经济史研究
(24)对1887－1909年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估计 陈昭 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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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方显廷文集》第1卷出版 无
计量经济史研究
(31)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 赵留彦 隋福民
(44)1978-2008年中国隐性失业人口估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柏培文
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研究笔谈（续）
(53)历史gdp估算中的计价问题刍议 彭凯翔
(61)浅议近代中国gdp核算中调查资料的使用问题 关永强
农业史研究
(69)再论敦煌农业雇工契中的雇佣关系 乜小红
(76)明朝北直隶“达官军”的土地占有及其影响 周松
(85)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耕地面积再估计 史志宏
共和国经济史研究
(98)再论中国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于产权变革视角的考察 赵学军
(107)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地区和平协商研究 常明明
读史札记
(117)“更田”“更地”辨析清代宁波契约文书研究之一 唐智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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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巴蜀移民群体研究》出版 无
读史札记
(124)以为视角观察清代京官的经济生活 张宏杰
青年论坛
(131)也谈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近代旅京冀州商帮所营之万和成及其联号五金商铺账簿为中心 卢忠民
(141)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的电费调整及监管分析：1930-1942 樊果
(156)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刁莉 梁松 刘捷
动态
(169)首届国际经济史论坛综述 曲韵
(171)2011年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孙建国
(173)《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总目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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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中国经济史研究》稿约 无
博士论文博士后工作报告摘要
(f0002)国家、制度、要素市场与发展——中国近世租佃制度研究 彭波
列入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进文教授所著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201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近代中国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思想的开创性著作，其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现代经济学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中“内生”出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近代留学生群体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界缺乏对近代留学生群体经济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留学生经济学学术成就迄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该书以中同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为切入点研究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思想，重点研究留学生博士论文对经济学的贡献。作者论述了留学生博士论文在理论经济学、财政理论、金融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工商管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经济史和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贡献，是一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著作，开拓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
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三、提出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观点
以往学术界认为中国近代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没有理论创见，不应该纳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该书从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全面阐述了中同近代留学生经济学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认为许多成果不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些成果甚至对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如在货币理论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崛起，货币政策成为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实行货币政策首先必须明确货币的定义及确定货币供应量，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定期存款不是货币。中国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十193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第27卷第1期发表了两篇论文，全面阐述了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观点，其结论后来成为货币理论的定论。该书许多见解或首次提出，或厘清、修正前人成说，填补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空白，如该书第一次考证了中国首位在欧洲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留学生的生平及其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
（责任辑：孙艳）
偶然看到走廊处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为所上的通识课程开的阅读书目。
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荐2～4本书。
推荐人：孙庆伟教授
所授课程：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孙庆伟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早年参与了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来多年在周原遗址奋战。孙老师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报告――李济先生撰写的《安阳》，此书在外研社曾经出版中英文对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国最早的上古史课程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此书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顾颉刚先生为首的疑古学派最初开宗明义的讲义，有着诸多的开创意义。
我个人认为，孙庆伟先生撰写的《追迹三代》一书，系统论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与学术史的历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国考古学术史著作之一。
推荐人：吴国武副教授
所授课程：国学经典讲论
吴国武老师是古籍文献研究的专家，他推荐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应为中华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来源，吴老师推荐的楼宇烈的注本是对传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书老子校注》是对出土文献中老子文献的诠释。楼宇烈与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处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读的方式，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潮流。
吴国武老师推荐的另外两本书的配图与原书并不匹配，或许这也是中国古籍的一个常见问题，当我们阅读古代经典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分隔，造成了语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释版本来阅读。像吴老师推荐的《韩愈集》在别的出版社出过单行本，但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马其昶先生校注、马茂元整理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这个版本最为经典。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学习古汉语的学生入门必读书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字典。现在，《说文解字》最权威的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影印本，最近中华书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页码发生变化。岳麓书社曾经按照中华书局的版本重新修订，以同样的页码注音，非常实用。
推荐人：邓小南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作为北大历史系出品的精品课程，由阎步克与邓小南两位权威学者讲授，可见北大对于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确是尽心尽力的。邓小南先生的父亲是现当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邓广铭先生，父女先后担任宋史研究会的会长。邓小南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领域。此处的推荐书目，她却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荐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见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祝总斌先生的书。祝总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调的学者，一辈子的学术成就都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虽然本书绝版多年，但无论是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研究，还是中古时期任何政治史领域的研究，都无法逾越祝先生的“这座大山”。在北大诸位魏晋史研究的学者阎步克、罗新、陈苏镇，或是叶炜的课堂上，你都能听到他们讲祝先生与田余庆先生之间有趣的掌故。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是北大历史系荣新江教授有关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论文合集，荣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国唐史研究领域数一数二的学者，其学术着眼点主要在丝绸之路唐代中亚、西域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今，这无疑与“一带一路”的治国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国与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联书店再版，值得一读。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时，话说当年余英时应邀为台湾一位宋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写序，一不小心序言写了18万字，后来干脆扩充，成了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个思想家，应对其身后的历史世界有详实的理解，才能对其思想成就有着明确的认知。
推荐人：孙玉文教授
所授课程：大学国文
北大中文系古汉语方向现有的一批老师是出身于湖北大学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孙玉文先生，以古汉语语法词例见长，他推荐了三本书。钦立先生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是以一己之力编写的，可以媲美《全唐诗》《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书籍是中国上古、中古时期文学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参考必备书目，研究汉乐府、魏晋文学、玄学研究等都是必读书目。不过，逯钦立先生此套书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读，在此我推荐两部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黄节注汉魏六朝诗六种》，另一本是黄节先生的学生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语言问题》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如今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一层大厅摆放的钢琴，就是赵元任先生的女儿捐赠的赵先生生前珍爱的钢琴）本书是作者1950年代在台湾的讲座合集。赵元任先生是语言天才，在美国读了博士之后，回国结合中外语言特点，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知识难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来上海中西书局推出《中西学术名篇精读系列》的第2卷《赵元任、李方桂卷》，选取了赵元任先生的经典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详细解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阅读，入门赵先生精深的学术要义。
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畅销近半个世纪，也是今天《论语》研究最为经典的入门读本。大家仍以初学入门读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深入研究读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为治学法门。
推荐人：阎步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
阎步克教授是当今两汉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学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官阶制度两个层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课程，场场爆满，我当年也听过全程，经常看到两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着听完全程的同学。
先生推荐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汉代官僚政治结构的三大著作《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乐师与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来，“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这门课程的讲义被编辑出版为《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
阎步克先生推荐的另一本书是北大魏晋文学研究宗师级人物――王瑶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学史论》，以此足见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晋史学研究，对于魏晋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必须有所了解。
推荐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课程：现代中国的建立――制度、思潮与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近年来有诸多著作问世，自己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荐的萧公权先生的这本《康有为思想研究》，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干春松老师的思想着眼点之所在。
李剑农先生也是一名学术成就卓越的学者，其在政治史领域与经济史研究领域均有极其丰硕的开创性成就，《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繁复多变的风云际会必读书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任何一个断代部分的必读参考。
汪晖教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其被再版过无数次的代表作，该书以中外对比的角度，看待中国近现代思想萌发和转变的背景与历史。汪晖老师早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本书是其核心思想的阐发。
推荐人：刘勇强教授
所授课程：古代小说名著导读
刘勇强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说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这里推荐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内外名家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其少有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山之作，是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短暂的教书生涯中的课程讲义。
《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是前两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汉学领域研究中国小说的扛鼎级人物，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无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读经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之一。
《中国小说研究论集》的作者吴组缃先生是刘勇强教授的导师，也是明清小说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自己有诸多的小说作品创作，作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视角。以经典文本出发，以写作经验入手，独具匠心。
推荐人：张帆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古代史（下）
张帆教授是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是国内元史研究领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荐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讲授的这一阶段历史。北大的中国古代史课程分为上、下两部分讲授，上从上古讲到唐代，是阎步克先生讲授，下便是由张帆教授授课了。
蒙思明先生是经史名家蒙文通的长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部的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纪文库”系列曾经再版收录，本书载誉史坛七十载，值得阅读。
《辽金史论》是前两年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刘浦江教授是辽金史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的去世给辽金史学界带来了巨大打击。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邓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读书。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难有人企及，其学术研究从两汉一直贯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问题，至今仍旧是中国法制研究反复探讨的议题。
推荐人：吴晓东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
吴晓东教授是当今中外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授课态度之认真，授课内容之详实为北大学子称道，这从其有关西方文论研究的讲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就可见一斑。
近年来，吴晓东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有造诣，此份书单当中的《围城》与《野草》两部，基本上是所有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耳熟能详的必读书目。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传》，应该是其近年来在北大讲授沈从文研究课程时的重点参考书目。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也是可与鲁迅先生的《野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等并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而沈从文先生非凡经历的一生，更值得学者去研究。
这份书单的第一本书却是独具匠心，亦如之前点评阎步克、邓小南时指出的那样，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一般所涉猎的书目都不仅限于自己研究的领域。理查德罗蒂的《筑就我们的国家》是探讨美国经典研读意义的著作。
推荐人：朱孝远教授
所授课程：文艺复兴经典名著选读
朱孝远先生是当代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名家。《欧洲文艺复兴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学术领域的研究性通论，便于学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书单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鲍斯玛（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远先生的恩师，近年来鲍斯玛先生的诸多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或许朱先生希望借此机会推荐不为人知的好书，传承学术精神。
丹纳的《艺术哲学》是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早年我在北大艺术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剑青教授的课上都曾被要求必须阅读，丹纳的著作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在艺术理论与哲学文化层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读过朱孝远先生编著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它是国内少有的系统介绍入门世界史的书目。该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远老师在推荐西方学术经典的同时，推荐了许多中国历史研究的经典书目。所谓学贯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荐人：吴国盛教授
所授课程：科学通史
吴国盛教授是当代科技哲学领域的学术名家。其代表作《科学的历程》是国内畅销多年的科学史入门书目，也是清华大学本科生精品课程《学术之道》的推荐必读书。
在这份书单中，《技术与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研究、考古类型学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其有关技术与文化的讨论是研究传统文化与技术革新的冲突与发展的必读书目。
优秀的学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见的好书，善于打破固有的学术偏见。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是科学的黑暗，但是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让人更加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科学技术的变革。
吴国盛先生推荐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科术革命》。“牛津通识读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面对大学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欧美名家写作的通识读本系列，在国内由外研社和译林社先后出版过一部分，广受好评，中文版兼有中英对照，对于学子入门西方学术，可以一窥门径。
推荐人：姚洋教授
所授课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申汇；研究综述；究意义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难点
1、相关著作
解放前的资料极度匮乏。近代申汇问题在近代中国的金融史上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因此申汇商业史中影响也十分巨大，但是资料十分缺乏，不仅记载很少而且很分散。申汇市场分散在各地，因此从全国范围内研究申汇的记述文章无可查找，并且对于申汇这种金融工具也找不到相关的系统的档案文献。最早对申汇进行进行了系统的描述介绍的是洪蕸管、张继凤编著的《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出版的。该书从史料出发介绍了申汇并论述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汇兑网的形成，强调了申汇在内汇市场中的作用，介绍了天津、汉口的申汇市场，并在在“申汇的独特作用与其广泛影响”一节中指出申汇既是信用工具也是汇兑制度。i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历史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市编的《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是中国金融出版社也是在1989年出版的。在此书中对各地的申汇市场进行了描述，该书指出各地申汇市场是上海内汇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申汇以其强大的经济基础发挥的独特作用并引起了广泛的影响。ii
2、学术论文
李一翔在《论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中论证了后长江沿岸一些主要城市陆续开埠国内外贸易发展迅速，申汇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功能，并且指出可金融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一是以银行为主体的近代金融业交叉发展；二是以上海为枢纽的城市金融网络渐次形成；三是以资金流动为内核的金融往来渐趋繁复。”iii该文章从区域金融联系以及区域金融互动的视角研究申汇，资料丰富极有见地。
石涛的《汇兑、结算与投机—近代申汇问题探索》从申汇具体含义出发，说明了全国各地形成了买卖申汇的市场，由于申汇是一种重要的埠际资金汇兑方式，以申汇为纽带的资金网络使全国各地金融连为一体。在申汇的作用中，石涛指出“申汇作为一种通用的信用工具， 在近代货币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iv
马建华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汇兑层级体系》说明了申汇是集汇兑、结算、信贷为一体的埠际资金调拨方式，通过论证国内汇兑网络的具体构造。得出了“以上海为中心，以天津、汉口等一级区域汇兑中心为焦点，连接次级商埠并逐步形成立体型的金融网络，使商埠间款项划拨畅通无阻。” v的基本观点，其新颖的视角开辟了另外一种思路，给研究者新的启发。
李一翔在《申汇市场与国内商品流通》一文中围绕申汇市场本身展开分析，较为系统的极少了申汇的基本内涵以及具体的市场操作运转环节，从微观层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该文从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空间背景中，对申汇的价格变动趋势做了探讨，并对影响申汇价格变动的因素做了分析，其研究与商品流通网络结合起来，从宏观也对申汇进行了探讨。vi
除了以上学术论文以外，李一翔还在《1922-1931年重庆申汇市场的变动趋势》中研究了重庆地区的申汇市场。vii综上所述，我们梳理近代申汇问题的研究文献，整体数量并不多，但是观点比较深入，并且已经从不同的视角对申汇进行了探索。
二、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问题提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上海既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转口贸易中心，也是全国的商业中心。金融是经济的血液，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学界内普遍认同的观点，作为全国最大的商货集散地，大量的来往款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工具来支撑。这个金融工具须集结算信贷汇兑于一体，这个金融工具就是申汇，而学界对于申汇的研究并不深入往往都是研究到申汇的基本常识和重大作用之后便停止了。各个商埠之间大量的货物往来伴随着大量的资金调拨，上海的国内汇兑业务需求十分旺盛，“申汇”应运而生，在近代中国，汉口、天津、青岛、重庆、宁波等地都有申汇市场。申汇又可称作“上海头寸”，其意是指在其最终结算地是在上海。viii
2、研究意义。首先以申汇为主的汇兑是近代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为工业经济发展商埠之间的货物往来提供服务的，这是近代金融机构所使用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取代流通中的现金，在涉及到大量现金的交易市，商品的流通通过申汇来进行。一方面来讲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现金及处理，能有效的克服资金不足；从另一方面来讲，申汇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流通，加快了现金循环，并通过信贷不断刺激不断扩展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贸易活动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和申汇相关的问题，应该是经济史上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金融史。ix
其次上海既是近代中国第一大商埠，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因此要研究中国金融近代化的演化趋势，就得研究因为上海强大的经济实力衍生出的申汇等等金融工具。上海的金融变化直接反应了全国的金融变化，本文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探讨以上海为汇兑终极核心以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为次级汇兑中心的汇兑网络的构成。汇兑中心不仅反映金融市场圈的建立，更直观的反应出近代全国商业网络的形成。
再次申汇的价格变动以及影响申汇价格变动的因素对于现代中国金融业能够提供有效的借鉴。我们的整个金融系统还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的，而申汇在近代作为金融发展到一定层面衍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具有很多的特点。其价格的变动不仅体现出“看不见的手”自发的调整，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政治社会因素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中国具体国情产生的具体的申汇制度，对于现代金融业的制度建设也能提供一定的借鉴。尤其是债务结算，申汇是典型代表，通过申汇，大量的借贷产生，并且可以相互抵消，信用能充当现金，这对于现金的需求来讲可以有效的减少。同时申汇作为结算系统中的一部分，是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
最后研究申汇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然而这其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在类似于自由市场的近代商业社会中，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遇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政府既要让金融市场充分发挥看不见的这只手，又要加强管制用看得见的手防止投机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上海在近代就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当代更是积极准备充当世界级的金融中心，2013年9月29日，上海市自贸区正式挂牌。研究近代上海金融发展衍生出来的申汇对于上海今天的金融市场有借鉴意义，对于金融工具的开发更能直接提供借鉴，对于民间金融的放开无疑更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i 洪蕸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13-121，271-274.
ii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历史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市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M].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31-35，63-64，102-123.
iii 李一翔.论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1）.
iv 石涛.汇兑、结算与投机—近代申汇问题探索[J].社会科学辑刊，2008（3）.
v 马建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内汇兑层级体系[J].上海经济研究，2013（3）.
vi 李一翔.申汇市场与国内商品流通[A].张忠民等.近代中国的企业、政府与社会[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vii 李一翔.1922-1931年重庆申汇市场的变动趋势[A].张仲礼等.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一、有关家族研究的历史回顾
古代学者对于家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宗法》篇，首次对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释。清代学者毛奇龄的《大宗小宗通释》、万斯大的《宗法论》、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侯度的《宗法考》等，对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据。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展开，近代学者开始对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34年）、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门第》（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专著。
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家族问题。郭沫若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在全面探讨先秦社会制度外，还特别重点研究了当时的家庭和家族问题。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系统阐释了中国原始婚姻和家庭的发展过程，也详尽介绍了父家长制家族制度的产生过程。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从40年代开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贤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族产制考》（岩波书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书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和《中国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除个别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结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发表了部分对族权的研究论文，关于家族史的学术论文较少。其间代表性的论文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随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史学界得以复兴。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家族与宗族问题开始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近年来家族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多部从社会角度研究古代家族问题的论著。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将古代家族区分为“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周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组织”四种家族形态。该书属通论性的学术著作，时间跨度较大，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内容编排井然有序，毫无空泛之感。
冯尔康、常建华等编著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社会史丛书”，1994年）是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宗族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把中国传统宗族形态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时代；（2）汉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时代；（3）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时代；（4）明清绅缙富人宗族制时代；（5）近现代宗族异变时代。作者从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谱、族田等具体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态特征、等级结构、社会功能等问题。
朱凤瀚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古代文资料，结合现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成果，将商周家族划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中国历史早期的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出了具体的分析比较，深入探讨了家族对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
徐扬杰的另一部专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立足于横向的开掘，涉及家族结构、家族规模、家族生产、家族财产、家族伦理、家族观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谱牒、家族械斗、家族防卫、家训族规等。作者认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尽管在形态结构上继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点，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家族制度，这种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基本特征，与古代家族制度有显著的区别。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谱是维系家族的主要纽带，族田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该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征引书目达500多种，包括大量家谱、方志、家训、族规和乡约。
郑振满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2年）从家庭与宗族组织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把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认为：宗族组织作为一种直接构建于家庭者上的社会组织，家庭形成的各种关系，如婚姻、血缘、收养、过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继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宗族组织的构成及演变趋势。作者肯定了传统研究中对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区分，并由此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类：即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连接纽带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关系为连结纽带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不完整家庭）经过结婚生育，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为地缘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也就相应地演变成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这一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87年）对清代宗族法的内容、制定与执行、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由美国学者李中清、中国学者郭松义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论文，针对清代皇族这一特定的家族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该书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档案文书，运用计算机手段和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各种数据和文字资料进行量化分析，体现了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余年间，学术界发表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论文近百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家族形态以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一、关于西周宗法制问题：李衡眉连续发表了《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关系论略》（《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庙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针对学术界关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项内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内容有别，昭穆制度体现在墓葬、宗庙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却体现的继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杨希枚的《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单系亲属集团；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庶民所组成的王朝。
二、关于春秋战国的家族状况：韩国学者尹在硕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室”的结构与战国末期的家族类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认为：通过《日书》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内容，能够推导出可以旁证当时民间生活形态的社会史资料。《日书》把“室”作为每个人活动的最小空间，并叙述了“室”内可能发生的一切活动，对研究中国古代家庭史很有价值，《日书》中所记载的“室”的建筑结构或“室”内成员的规模及血缘结构，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普遍形态，因此，对《日书》所载“室”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阐明战国秦汉末民间一般家族之形态，还可作为小型家庭论之依据。
三、关于两汉家族组织：张泉鹤《东汉宗族组织形式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围绕东汉宗族的构成特点、族内的赈恤活动、族人的法律连带责任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东汉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组织瓦解后，适应东汉社会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家族共同体。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权，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独立的，族人的相互联系仅表现在救济和赈恤上。
四、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个案研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个案研究本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已经成为海外学者的一个通例。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佩霞的专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被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魏晋南北朝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族大姓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在。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有关论文达数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刘驰的《从崔卢二氏的婚姻缔结看南北士族的地位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魏晋南北朝坞堡累壁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要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两种，两者的居民构成和组织方式具有很大差别，汉族坞堡大多为流民所建。坞堡主身分复杂，有流民帅、乞活帅等，只有少数坞堡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时代“家族共同体”的理论，近年来也被全面介绍到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近年来直接涉及“家族共同体” 问题的论文在大陆尚不多见。
五、关于唐代的家族问题：与魏晋南北朝家族个案研究的热潮相比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无论是通论还是个案研究都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收录了《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从士族籍贯的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权的兰陵萧氏》、《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分析》等多篇论文，通过大量正史与碑志材料的汇总与分析，重点探讨了山东大族在唐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六、关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剑《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为通论性文章。这一阶段的个案研究有漆侠的《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七、关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论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华安的《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尔康《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等。
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和整理，以徽州文书为线索探讨明清宗族结构，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过对徽州族谱的统计、分析和比较，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兴起，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明清徽州的家庭结构与西欧、中欧的家庭结构有相同之处，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欧与中欧的小家庭是完全独立的，而徽州的小宗族之上还有个大宗族。这一差异使得同为小家庭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后者家庭结构的集约化是与欧洲近代化趋势相一致，而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却以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强化了封建的统治秩序。陈柯云的《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针对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宗族关系日趋松弛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从未中断，不过从明中叶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众存族产和祠产交叉并行、一消一长的局面。由于族产在在明清徽州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宗族关系。朴元浩（韩国）《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宗族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同时与区域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组织成为风靡清朝乡村社会的前提。高寿仙《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通过对徽州文书中族长朱胜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长不一定由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亦可，朱胜右甚至只是佃户。这种情况在明初徽州地区具有代表性。
关于清代家族问题，常建华连续发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认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实行的族正制度虽然起到了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但它是独立与宗族房长之外的，清政府实行宗正制还有遏制宗族势力发展的一面，不能简单地视为族权与政权的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中，家族问题的研究与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关联，相辅相成。近年来，史学界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举。
三、关于家族研究中若干问题反思
近年来学术界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家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视野，也在史学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结构功能论证代表了当前家族史研究的几个主要趋向。
在肯定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研究中缺陷和不足。
一、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求索，确立严格的学术规范
由于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史学界缺乏对现代社会学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这两个母体学科均驾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社会史学界对于理论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活跃，在社会史的内涵、学科体系等出现过许多争论的热点。近年来，这些讨论逐渐趋于沉寂，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宏观理论研究的薄弱导致微观研究的困境，具体到家族问题的研究，便是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以个案研究为例，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文章并不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汇编。
理论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另一种倾向是概念不明或滥用概念，现代社会学关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一家庭”、“复合家庭”、“扩大家庭”等概念的严格界定。个别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们简单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导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畴的使用方面，西方学者曾有过深刻的教训，西方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引入了许多其它学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这些方法和概念间缺乏学科的内在联系，不仅难以驾构社会史学的理论框架，反而使社会史研究日趋琐碎化，背离了总体社会史的展示社会历史全貌的初衷，这一点应充分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重视“新史料”的开掘，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是史学研究在观念的上的变革，同时也是一种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烟海的墓志、族谱、方志和其它档案材料，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也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个人之力，用传统的研究手段，很难吸收和消化如此众多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海外学界的研究经验，以团队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史料进行集约化整理，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现阶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个缺憾是对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重视不够。中国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复杂多样，素来被称为历史发展形态的“活化石”。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和地方史学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家族史内容，涉及到家族结构、遗产继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家族的演进过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现代考古学的众多田野发掘报告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进行了精确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专业的隔膜，这两方面的材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活动频繁
本年8月，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由苏州大学承办的以“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这也是社会史学会的第七届年会。我所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积极参与了此次年会的筹备，并有七人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其讨论热点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时社会大众心态也逐渐脱离了以往泛泛而论而开始以具体的史料为根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会史作为专史，由于其涉及面广且需十分具体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断代为基础；年会的召开，为各断代的同行进行纵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地域性的认识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将史料视作全国情况而导致的对历史理解的误区。
11月，以“人口行为与人口环境”和“婚姻与家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收到论文共十多篇。此次会议规模虽小，但论文质量较高，讨论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们过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现象，如节育及其措施问题（李伯重《绝育、避孕与堕胎：清代前期江南节育方法的运用》，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出生率与溺婴》）；或者进一步证实了过去未经史料严密论证的问题，如婚龄（郭松义《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在研究中能根据新史料（如很少为人利用过的档案及社会调查）将问题细化，以期于能解决问题（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庄《盛京内务府粮庄、棉庄丁及鱼丁、蜜丁的婚姻与家庭》、梁洪生《从“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变——江西近50年乡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通婚研究》）。同时，学者们在对专题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也在努力突破了专题史的局限，以便把专题史置于整个历史中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对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单纯的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考察而重视“人口行为”，在对人口行为的考察中，又特别重视“人口环境”，这种突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学术会议的举办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即小型的学术研究讨会，并在事前收集论文，更可以保证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学术研究讨会所难以做到的。
二、社会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的编篡受到重视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书的编纂以及研究回顾与述评等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会越便利。但近来颇不为人重视，甚至将其视作末流，似乎可有可无。对此，本年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综述和目录，如冯佐哲的《中国贱民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侯旭东《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爽的《近年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赶刊于《社会史研究通讯》第二期，陈爽文删节后又刊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张经《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期）从“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权制、妇女社会地位及社会活动、妇女的婚嫁、先秦文献典籍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及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的研究状况。
宗族一直是学界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成果较多且水平较高的一个专题。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谱，但家谱分藏各地，检寻极为不便，对这一史料的整体情况更不易掌握，这无疑会对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此书以1949年以前的现存家谱为限，包括未刊、抄本、单行本、丛书文集所载的大陆四百余家收藏单位及个人所藏，共14719条。这是继同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家谱目录》（共收2565条，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收录最多的家谱目录。
江苏州地区保存了许多关于社会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继《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195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1981）之后，在王国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苏州大学又编辑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商贾、熟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其它，另有邹氏、赵氏二家族及长吴北京会馆）、社会会生活与社会合作（包括宗族生活与互济、行会生活与互济、公共生活与公益事业、其它）、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神祗、先贤祠祀、祖先崇拜、行业神灵、劝世劝善、其它）、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包括社会问题、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个子目，虽其中分类有不尽妥当处，但还是为我们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书后附一索引，并能进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1997）对已经公布的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民间结社的文书分社条、社司转帜、社历、社文、社状牒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尽可能将文书考订了年代，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为我们研究敦煌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有以论文形式公布的较小规模的史料整理或目录介绍，如谢生保的《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绪初年哥老会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8年3期）等。
三、关于理论问题的争鸣与研究
理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个先验的理论模式再用史料去证实，但不可否认，理论对我们的具体研究会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关于社会史研究本身的理论问题，近年一直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主要是围绕社会史是专史还是研究视角分作两种意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2期）主张社会史是专史，并且对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及其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赵世瑜的反对，他在《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中强调了社会史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史观，并且用具体的事例对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在争论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识，但一方面这一争论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具体研究的进行，但也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对社会史研究的选题、视角等方面会有裨益。
更具意义的理论论争是围绕农民及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展开的讨论。对以往的中国基层社会认识提出质疑的主要是秦晖。继与苏力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力辟所谓“租佃关系决定论”后，他又发表了《“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乡土和谐论”，即认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体” 的自治与和谐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虽对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大都对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论”虽似严密，但却缺乏史实根据——认为自秦到清，除魏晋一个时期外，都是以国家为主的“大共同体本位”。秦晖以史实为依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辩驳，可谓有理有据。此文因属纵论，自难一一落实，且其将此理论归于法家传统也不无可议，但这一讨论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至少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其讲稿由冯尔康、常建华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出版（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冯尔康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中提出了“多层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指出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平民佃农、佃仆、国农佃户、农业佣工、农业奴隶、富裕农民、平民地主九种；从生产劳动角度讲，主要成分是属于平民身份的自耕农（含半自耕农）和平民佃农，其次是依附农（佃仆、佣工）。从影响社会变化的视角看，自耕农、平民地主和佃农最重要，并进而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纠正了过于注重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偏向。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进一步指出导致小农兴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认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对经济规律的愚昧干预，使广农民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以社会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溃，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综论性的二文之后，朱凤翰、蔡美彪、郭松义三位先生分别对先秦、宋元、18·19世纪的农民进行了断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农民的情况。最后，陈振江《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与农民群体意识》、魏宏运《华北农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体活动》二文，对华北地区的农民进行了类似于个案与专题的讲述。这一讲座，虽然其中有些断代尚有缺失，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的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同时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认识。十分遗憾的是该书错误比比皆是，几至不能容忍，读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
当然，对农民的认识离不开对地主的认识。对地主经济的讨论，如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虽属经济史范畴，且主要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着眼，但值得我们注意。
四、社会生活史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在本世纪初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重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而这其中又特别垂青风俗习惯。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研究在当时也是颇具新意的，这从人们对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1938）等的重视中可见一斑。此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一度处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盛以及国外社会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别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视，历史博物馆主持的《中国历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孙机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即其中之一种）是其典型；同时也描述了许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现象，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长处。但是，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研究流于琐碎的现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颇为欠缺，学术份量略显单薄。本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项目的陆续问世，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系统性。零碎的隔离的现象的描述，不易对我们认识历史产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将这些本来就很零碎的社会生活现象汇集起来，就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而且在系统的叙述中，也容易产生一个整体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项目将社会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从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视两头，对中间这一千年的研究颇为不足。这三部书分别从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节假日、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几个大的方面对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勾勒和研究。对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这彻底改变了从前的研究状况，这也正是上述“系统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诗文集、笔记小说、墓志、类书，特别是对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这使叙述更为直观、真实和准确。过去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罗列现象，但社会生活的活动主体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尽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说某时代有什么样的生活而已，仍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三部书对“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注意到了同时代的地域性，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为具体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晋南北朝食、住的阶层之别，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会性”，辽宋西夏金食、行的阶级性；再如在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还尽可能进行了分析，如魏晋南北朝影响婚丧的因素，崇拜信仰、节日的社会文化心态等；不同时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现，如唐人重礼，而书中单列了“礼仪”一节，宋代的家族组织大不同于此前，故书别讲到了“民间的家族组织”等。这些方面都说明了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之处，如体例似欠完善——婚丧嫁娶中已有风俗，而此外又单列风俗，致使二者从内涵上似有重复，虽然从叙述上可以不重复。这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界定之异和在具体编写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时间或以人为线索来叙述或可发现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单列“少数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帻巾”中也谈到了鲜卑的辫发传统，致使在叙述上重复。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中都单列了“妇女”的章节。全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线，某些方面的叙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饰，但单列章节后并不仅限于其生活，还详述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作用等情况，与全书体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标明版本，特别是一些尚未点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况也多有歧异；有的引用诗文而不标明出自何书，这都使检核颇为不易，规范与否尚属其次。倘若书后能附一参考书目似可避免此类问题。又如对学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叙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详尽、确实。又如三部书均以断代为限，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有较大的沉淀性，断代为史，不易溯源索变，以致不能在明其流变的基础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叙述仍嫌过于简略，似属点到为止。较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勾勒虽则很具体统，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当中，以探求其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问题，加深理解和认识。总之，这一项目的完成，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现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统纂述的跃进，但怎样由收集考订史料、罗列或描述现象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领域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还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勾勒，改变了过去我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丰富了我们对僧尼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我们可以本书所讨论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研究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补空白之作，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此外，书中对其所依据敦煌文书的录文、考释也颇具功力。
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为人所重视，如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综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丧葬制度（陵寝）、习俗（火葬、土葬）、丧葬观、丧葬风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民国的有关丧葬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论唐宋上品茶的观念》（《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从采茶时间、加工工艺勾勒出了时人的上品茶观念。杨琳《古代“社主”的类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罗列了社主有木、树、石、土、尸（祀时为神所附体的人）等。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满文逃人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史院满文档》等史料描述了满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过“抱膝接面”式的礼节以及行此礼的身份性。《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启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画和文书。
本世纪初民俗学引起学者重视，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人都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与此同时，社会风俗史成为社会生活中与衣食住行用等同样为人所注重的一个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对较多，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1990）等，可说是具有综合性、全方位的两部书，其它各种地方风俗志所出更多。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分岁时、胜景风景、市廛、饮食、艺苑风烟等几外方面叙述了燕京一地的风俗，但时限是以晚清民国为主。风俗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对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不无裨益，但风俗史的编写多具掌故性质，且以描述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进一步努力。当然，目前的学人中有用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当代，如何将民俗史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还需待以时日。
彭卫将其有关汉代精神世界、自杀现象、复仇风尚、体貌观念、行为语言、交际语言、汉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论文汇为《汉代社会风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五、结语
(一)对日本社会史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众所周知，社会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史强调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综合性，是社会整体的历史，包括构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狭义的社会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并立的专史，注重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注重从传统历史学所无视或忽视的领域中挖掘有意义的史实，自下而上地描绘社会的整体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一书无疑属于后者。
社会史通常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历史上的人和人群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相互间的结构和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涉及人口、家庭、宗族、社区、职业、阶层、社团、教派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近现代社会史》一书由社会结构、家族制度、妇女问题、劳资关系、户籍制度与人口五个专题组成，对近现代日本社会发展历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客观的审视。五个专题各成体系，又有内在联系，拓展了以往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对象，不仅将研究聚焦于社会史研究的最小单位――家庭，还将研究扩大到性别集团、社会集团，研究对象包括天皇、华族、武士、家长、长子、家庭主妇、职业女性、商家、雇佣劳动者等。这些研究对象大都为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所疏漏，在通史的叙述中也很难得到深入展开和挖掘。作者通过对上述不同个人和社会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地位高低变化、力量此消彼长的剖析，精细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日本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
(二)对日本近代化问题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
该著是作为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就意味着该著是从社会史介入现代化(近代化)问题的。作者认为，“谈近代化，仅强调工业化和经济近代化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近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近代人格、近代品质，就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近代化国家的行列。”作者就是带着这一鲜明的问题意识着手展开研究和思考的。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与战后民主化改革是日本近现代历史两次重大的变革，前者毁灭了旧的封建秩序，开创了新时代，是一场对日本经济、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重建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革。后者作为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司法等领域的民主主义改革，使日本由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者在对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在这两大变革前后，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意识、社会习惯、人际关系，探讨了其对近现代日本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身份制度、等级制度、家族制度、户籍制度既是推动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因素，也是制约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因素。作者通过对大量史实的研究分析，对日本近现代的历史做出了重要阐释：“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既有辉煌的成功，也有悲惨的失败。其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近代化与社会的近代化没有同步进行。”她认为，日本尽管在明治维新后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都渐渐实行了近代化，但在社会方面的近代化却远远落在后面，社会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作者这一鲜明的主题意识贯穿于该著作之中，为日本近代化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考。
(三)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观点
作者在研究明治维新时，没有将研究焦点对准一系列富国强兵政治经济变革，而是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手，将研究目标锁定于幕藩体制下封建身份等级制度的废除以及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作者认为，明治维新打破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实现了四民平等，赋予人们机遇和机会，创造了社会流动的基本条件。特别是武士作为一个阶级彻底瓦解，但相当一部分武士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运用原有的特长、知识与教养服务于新社会、乃至成为社会精英，从而顺利实现社会转型。这使得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作者同时也指出，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延误了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在近现代日本社会中，天皇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明治的国家体制保存了天皇制度，“日本的国民不是近代国家的国民，而是天皇的儿女与子民，没有真正的自由与民主”。这成为导致日本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日本真正的近代化是经过战后民主改革才逐渐完成的。
作者考察了日本家族制度从前近代到战后的演变历程，认为“家族制度不仅是封建时代幕府统治的支柱，而且是近代以来日本国民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的基本纽结”。作者系统总结了家族制度、家族伦理在日本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肯定了家族制度及家族伦理对日本近代化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日本的家族制度保留了浓厚的封建色彩，长期束缚日本人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随着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抬头，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的观念，借助国家权力不断增强，并逐渐渗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成家族国家观。统治阶级运用家族关系的模拟方法，将天皇统治正当化，大力宣传“君臣一家”与强烈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念蒙骗和愚弄群众，家族国家观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毒瘤，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失败告终。
作者历史性地考察了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她认为，在古代社会，日本妇女在经济上享有与男子较为平等的权利，而家制度的成立使日本妇女逐渐被置于无权的地位。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文明开化”的浪潮席卷日本，明治初年由一批知识分子推动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强烈冲击了家族制度与男尊女卑的观念。自由民权运动中，男女平等、女性权利得到主张。然而1898年实施的新民法(也称“明治民法”)将男尊女卑的不合理性合法化，造成了妇女在家庭中与其他成员的不平等，体现出日本社会近代化的滞后性。作者充分论述了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理念――良妻贤母主义。认为早期的良妻贤母主义提倡对女子的教育、女子在家庭中的作用，具有一定
的进步性，但随着日本走向侵略道路，对妇女的要求也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战争体制下，良妻贤母主义逐渐染上了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成为服务于战争体制的帮凶。二战后，日本国宪法保障了男女平等大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政治生活、教育、就业和家庭关系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同时，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现象也相当程度存在于当今日本社会，导致日本妇女地位与国际社会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
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近代以来劳资关系演变的研究却略显不足。《日本近现代社会史》充实和弥补了这一领域的不足。该著将日本近代劳资关系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05年日俄战争，这一阶段劳资之间呈现裸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第二阶段从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至1937年战时体制形成之前，是家族主义经营下的雇佣制度；第三阶段从1937年战时体制形成之后至日本战败，是国家权力统制型的劳资关系。在劳资关系的这一历史性的演变过程中，以终身雇佣为核心的“日本式经营”逐渐形成，并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年间，日本少子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当今日本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成为日本发展的制约因素。那么，近代以来日本的人口状况及户籍制度是怎样一种状态?历史上日本的人口政策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该著通过翔实的统计数字以及对历史性文献的考察，为读者解答了如上问题，让读者对明治维新和战后日本户籍制度的变化、近代以来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殖民地移民政策、战时人口政策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促使读者对当今少子老龄化现象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
(四)史学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
作为史学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社会史研究，该著主要采用跨学科以社会为视角认识历史的方法，强调从下向上看历史的立场。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上要求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的学科理论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史研究得以深化而富有特色。该著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以独特的视角拓展了史学研究对象和领域，还在于大量占有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对历史事件有较为客观、准确和全面的观察和描述。作者将那些人们习见的材料纳入到社会史的视野中重新解读，并赋予它们以新的解释，如不仅运用了《明治天皇纪》、《原敬日记》、《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教育时论》等著名史籍，同时还挖掘了不少新鲜史料，如一些近代家族企业的家训、社训等，有些资料尚未以中文的形式面世，因此极具史料价值。作者对这些大量史实进行了有条不紊的翻译、叙述、剪裁、整理，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庭问题、性别问题、社会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统计、分析，为日后同一题目的深入研究与相关研究题目的拓展性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农村集市网
【正文】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的研究，日本学者致力较早。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将中心地理论引入区域市场研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施坚雅（G.W.Skinner）教授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可以说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主要论著有：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3papersJournalofAsianStudies，24，1—3（中译本《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中译本《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MarketingSystemsandRegionnalEconomy:TheirStructureandDevelopment”，1980年北京中美学术讨论会论文等。）。80年代迄今，海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各省区的市场发展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地区至少涉及江浙、安徽、四川、湖广、江西、闽广、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区。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我们诸多教益与启迪。目前已有可能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全国市场做一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文仅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比较而言，近年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中对农村集市的关注较多，对商业城镇的研究相对较少。施坚雅教授提出的1843年区域城市等级分布模式（注：施坚雅：《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中译本。），包含有较多的理论推衍，与清代中叶中国城镇的实际布局有较大的出入。然而，对宏观区域做实证性的研究是一项十分巨大的工程，个人的力量实在极为有限，笔者花费十余年的时间陆续对七八个省区的40余个城镇做了个案研究，但距离这一课题的最终完成仍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目前已有可能对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及其整体布局的变化描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就市场层次而言，明清时期形成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可区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大层级（注：施坚雅教授将城市和市场等级划分为全国性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区域性城市、中等城市、地方级城市、中心集镇、中等集镇、一般性集镇8个等级（前引书第158页），这在理论上并无不妥。不过笔者感觉在做实证分析时，等级划分过细实际上很难操作，特别是在对较大的区域做宏观分析时尤为困难。笔者的划分主要是从市场的实际运行考虑，对其功能和作用做最简单的区分，以便于城、乡市场网络的宏观分析。若作微观考察，对这三大层级亦可再做细分。笔者对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的取舍，注重的主要是它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该城的行政建制等级，这是与施氏划分的又一区别。）。其中，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所谓中等商业城镇，这里主要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而作为基层市场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则与小农的关系最为密切，正是由于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下面我们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的考察即按这三个层次分别进行。
一、流通枢纽城市的分布与变化
流通枢纽城市的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在交通工具落后的传统时代，水路运输是最便捷、低廉的运输方式，故流通枢纽城市多分布在主要水道沿线。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宏观布局最重要的变化，即从运河流通为主转向以沿海、长江流通为主。明代禁海，南北物资交流主要依赖京杭大运河，流通枢纽城市也多集中在运河沿线；清代，随着海禁的开放和长江中上游诸省的经济发展，沿海、长江航运渐取代运河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沿海、沿江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长江、沿海、运河三条水道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经确立，而长江、沿海航运的后来居上之势正方兴未艾。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既是全国性经济布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组成部分，也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二文。）
流通格局的上述变化，在榷关设置和税收方面均有所反映。在明代，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商品流通的主干，全国钞关有七个设在运河沿线，从北至南依次为：崇文门（北京）、河西务（清代移往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苏州城北）、北新（杭州）。万历年间运河七关商税共计31万余两，天启年间为42万余两，约占钞关税收总额的90％（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清初运河七关全部保留下来，并大体沿袭了明代的税额。其后随着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清政府又在沿海和长江沿岸新设立了一批税关，清代中叶全国性税关已达20余个。
表1是清代前期运河、沿海及长江诸关关税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其中，运河诸关包括崇文门、天津、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等；沿海诸关包括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关；不过天津既是运河税关，也是沿海贸易的重要港口，故这里将该关税收以各1／2的比例分别计入运河和沿海。长江诸关包括夔关、武昌厂、九江关、芜湖关、龙江西新关（南京）等。这三条水道合计，税额占全国关税总额的80％—90％，是全国最主要的流通干线。从康熙至嘉庆的一百数十年间，运河诸关税收总额虽有增长，但它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清初的50％降至30％左右；而沿海诸关所占比重则从15％上升到37％，税收额更是大幅度增长，为清初的9.2倍；长江各关税收额增长了2.6倍，所占比重则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30％上下；沿海与长江合计，税收额达310余万两，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65％。
表1.清代前期运河、沿海、长江诸关关税及其在全国关税总额中所占比例
分类康熙25年雍正2年乾隆18年嘉庆17年
全国关税总额122.0万两151.5万两459.6万两481.0万两
运河诸关税额61.6万两61.4万两150.5万两140.0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50.5%40.6%32.8%29.1%
沿海诸关税额18.2万两20.3万两103.2万两177.5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14.9%13.4%22.5%36.9%
长江诸关税额37.3万两48.7万两114.6万两134.7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30.6%32.1%24.9%28.0%
三者合计117.1万两130.4万两368.3万两452.2万两
占全国关税总额%96.0%86.1%80.2%94.0%
资料来源：据康熙《大清会典》、雍正《大清会典》、乾隆《户部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及《史料旬刊》第27—30期所载各关税额统计。
下面，我们对这三条水道沿线的流通枢纽城市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做些具体考察。
先看运河沿线。从明代到清代，运河在全国商品流通中的地位虽有下降，但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实际上仍在不断扩大，商税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运河七关的总体态势。不过具体到每一个城市，从明代到清代的发展则不尽相同。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国都，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这里聚集了大量皇室贵族、满汉官员以及为之服务的各类人等，是最大的政治统治中心和消费城市。不过，清代北京城的经济功能也大大加强了。明代崇文门税关税额仅2万两，清代乾隆年间该关关税定额为10万两，每年实征则为20—30余万两，在全国20余个户关中居第五或第六位（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北京市场上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输入的，其中较大宗的主要有粮食、绸缎、布匹、纸张、茶叶、糖、瓷器、洋广杂货以及毛皮、牲畜等等。这些输入的商品除满足本城居民的消费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转销华北和西北，特别是西北的新疆、内外蒙古与俄国。清代中叶，北京实际上已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成为对西北诸省及俄国贸易的中心。
临清和淮安是位于运河中部的两大商城，清代由于沿海贸易的发展而渐趋衰落。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北界直隶，西近河南，又扼据运河与卫河交汇之处，明代中叶借运河流通之便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征商税达83000余两，居全国钞关之首。明代临清是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清代转为粮食贸易中心，粮食的年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以上，是冀鲁豫三省的粮食调剂中心。清代前期临清的地位已远不如明代，该关税收大体保持在5—6万两，在全国20余个税关中居于中等地位。乾隆中叶以降，该关税收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注：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对临清的考察。）。淮安位于江苏北部，北枕黄河，西濒洪泽湖，运河绕城而过，明清两代均为重要的漕运码头。该城位居江南、华北两大经济区交界之处，故南北商货中转贸易十分繁盛。万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税银2万余两，是全国钞关之一。清代前期淮安商业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淮安关每年征收关税在30—40万两，仅次于浒墅关，在运河七关中位居第二。经由淮安关流通的商品以粮食为最大宗，每年连樯而下贩往江南“不下数百万石”，其中又以大豆为最。其他较大宗的商品还有北方的枣梨、棉花、烟草，南方的棉布绸缎、纸、糖等等。淮安作为运河商城的衰落晚于临清，主要是在清末运河淤塞以后。
位于运河南部的苏州、杭州两城当属工商业并重的城市。明代苏、杭丝织业即已十分发达，清代更有进一步的发展，为全国的丝织生产、销售中心，其产品不仅销往华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且远销东南亚、欧美和俄国。苏州又是棉布加工业的中心。各地客商云集苏州采买丝、棉纺织品，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物产，集中在苏之阊门、胥门一带贸易。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乾隆年间该关每年征收商税高达五六十万两，位居运河七关之首（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税档案（以下简称档案）统计。）。杭州位于京杭运河的最南端，北上可抵苏松、江淮、山东、京津，南下由钱塘水系及海路可连接江西、闽广。明代杭州北新关即为运河七关之一；清代杭州设有北新、南新二关，北新关征收杂货税，其税课来源“上赖江西、闽广，下赖苏、杭、常、镇等商货”（注：雍正《北新关志》卷三《禁令》。）；南新关征收竹木税，竹木主要产自浙西山区的金华、严州、衢州等府，顺钱塘江上游各支流抵杭，转运江南各地。
沿海港口城市是在清代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起来的。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作为沿海贸易的主要口岸，关署分别设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其中，以上海、广州发展最为迅速。此外，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也由明代的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沿海港口城市。
上海，元代置县，明清两代均属松江府所辖。上海东临黄海，北依长江，又位居南北洋航线之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位置使之在清代海禁开放之后很快成为南北洋贸易的重要枢纽。上海从东北、山东输入大豆、杂粮，从闽粤输入蔗糖、南果及进口洋货；输出则以江南所产棉花、棉布、丝绸为主；江西、湖广等省的稻米、纸张、茶叶、瓷器等商品也大量运抵上海，在此转口，北上京津、关东，南下闽广。嘉道年间每年进出上海港的南北海船合计在4000艘左右，总吨位约为50—70万吨，货物年吞吐量约计为170余万吨，是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5—16辑。）。
广州是南部沿海最大的港口，明代即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独口通商”政策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更赋予其特殊优越地位。清代前期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湖丝、绸缎等为大宗，仅茶叶、生丝及丝织品两项每年即达一千数百万元，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则主要产自江浙，每年经由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洋船进口货物则以哔叽、羽毛、纱缎、棉花、檀香、胡椒、黑铅等项为大宗，其中绝大部分也是从广州经陆路、海路转销全国各地。进出口货物的云集使粤海关税收额大幅度增大。雍正初年粤海关关税定额仅为4万余两，乾隆初增至20余万两，嘉道年间再增至89万余两，而实征税额则远超过这一定额，往往高达一百数十万两。“独口通商”政策使广州一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并得以独占鳌头几达百年之久（注：许檀：《清代前期流通格局的变化》，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
厦门，明代属泉州府同安县，清初置厦门厅。明末厦门已取代月港成为福建与日本、东南亚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重要港口（注：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第四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一节。）。清代康熙年间在厦门设闽海关，额定关税73000余两，乾隆初年增至20万两。厦门港的贸易范围，北至宁波、上海、山东、天津、关东，南至台湾、广东，“一岁往来数次”；对外则与东南亚的吕宋、苏禄、葛喇巴等国贸易，“冬去夏回，一年一次”。“独口通商”之后，闽海关仍准许“吕宋等夷船入易，故货物聚集，关税充盈”；嘉庆元年厦门有“洋行八家，大小商行三十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注：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卷五《船政略》。）。
位于渤海湾内的天津，原为运河漕运码头。清代随着海运的发展，天津与东南沿海诸省以及东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均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港口。天津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从南方江浙、闽广输入的商品有糖、茶、纸张、瓷器、药材、苏木、胡椒、果品、洋广杂货等。这些商品除供天津本地消费外，绝大部分转运北京，也有一部分沿运河南下销往直隶各府。道光年间天津已发展为一个有2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经商人口所占比例高达50％以上（注：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载《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
长江沿线的流通枢纽。明代长江沿线的商品流通主要集中在中下游地区，清代随着两湖、四川等省开发的不断深化，整个长江流域各省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流通规模大大增长，长江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和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长江沿线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如重庆、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在此与长江交汇，历史上向为军事重镇，经济开发相对较晚。清代随着四川盆地的开发和长江航运的发展，该城迅速崛起，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流通枢纽城市，其流通所及不仅可达四川本省各府以及相邻的湘鄂陕豫、云贵、等省，而且远及江浙闽广。汇集于重庆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有山货、广货、粮食、药材、染料、竹木、棉花布匹、瓷器、铁锅、烟草、糖、酒、丝、麻、绸缎等等。其中，粮食、药材、染料、木竹及“山货”等项是从四川输出的主要商品，而瓷器、棉花、铁锅以及“广货”则为输入商品之大宗（注：许檀：《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重庆商业》，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汉口，位于长江中游汉水入江口，通过长江可沟通洞庭水系的湘、沅等水，沿江而下可直达江西、安徽、江苏诸省，溯江而上可入四川盆地；溯汉水则可抵河南、陕西。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为汉口的兴起提供了契机，而其大规模的发展则是在清代。康熙年间刘献庭记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焉转输”，大体反映出汉口在长江航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到乾隆年间，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鹾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宝货珍奇之所聚”（注：刘献庭：《广阳杂记》卷四；范锴：《汉口丛谈》卷三。），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城市。粮食、木材、食盐、绸缎、布匹、药材、铜铅等都是汉口转输的大宗商品。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至苏杭，又是赣江水系与长江的交汇点，是长江中游又一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九江在明代即已设关，是钞关中惟一设在长江上的。万历年间其税额为25000两，天启时为57500两。至清代，随着长江沿线流通规模的迅速扩大，九江关税额也大幅度增加，康熙年间额定为153000余两，乾隆时增至350000余两，嘉道间再增至539000两，是清代前期长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粮食和木材是经由九江关东下的最大宗的商品，主要销往江南。此外，淮盐、江浙绸缎布匹溯长江至中上游地区，洋广杂货由大庾岭商道入鄱阳湖转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输往汉口、重庆等地均需经由九江转输（注：许檀：《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
南京在明初曾是明王朝的国都，永乐迁都之后降为陪都，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皇室和政权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在清代，南京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城市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一个工商并重的城市。南京的民营丝织业在清代迅速发展，丝织品销行全国，成为堪与苏、杭并称的三大丝织城市之一。凭借长江水运之便，南京也成为南北、东西商品转运的枢纽。清代户、工二部均在此设关，西新关征百货税，龙江关征收竹木税。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安徽、江西、山陕、江苏、崇明、洞庭、浙江、湖州、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两湖商人都在南京建有会馆，总计达30余所（注：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略论》、《清代前期南京经济略论》，均见《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总之，从明代到清代，全国商品流通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河作为一条以漕运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水道，其航运价值自然无法与海洋相比，因而清代海禁开放之后，逐渐为海运所取代即成必然之势；另一方面，随着长江沿线经济的发展，长江这条全国最长、水量最丰的天然水道，其航运价值日益被开发利用，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随着流通格局的变化，一批新的流通枢纽城市迅速兴起。实际上，近代重要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厦门、天津、汉口、重庆等都是在清代前期崛起的。
二、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
除上述较大的商业城市和流通枢纽之外，明清时期因商业、手工业发展而兴起的中小城镇数量更多。它们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或为某种商品的加工、集散中心。对此类商业城镇的考察，除江南地区已有较多的成果外，其他地区的研究还较薄弱。地区一级的商业中心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商业规模如何？这些商业城镇的分布状况如何？还几乎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课题。笔者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陆续对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等省的30多个城镇进行了一些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资料进行个案考察。本节仅以山东、江西两省为例对其内部中等商业城镇的规模及其分布做些具体考察，目的是通过中观层面的考察，对地区内部的市场分布及其特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所谓中等商业城镇，主要是指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在商品流通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些。
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的地理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京杭大运河循山东西境穿鲁西平原而过，是西部商品流通的干线；东部山东半岛有绵延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贸易往来也十分方便；而中部的沂蒙山区则因群山环抱，交通阻隔，流通不畅。这一地理条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东商业城镇的分布特点：西、东两端繁盛而中部较差。在明代，运河是山东最主要的流通干线，故而山东商业城镇最早兴起于运河沿线；清代海禁开放之后，沿海贸易发展迅速，乾隆以降原由运河北上的商品渐转而利用更为便利、低廉的运输手段由海路北上，运河商税开始出现征不足额的现象。而东部的胶州、黄县以及烟台等后起的商业城镇则日渐繁荣，贸易量不断增长；随着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山东经济重心逐渐东移，东西两部之间的联系增强，内陆商业城镇也逐渐崛起。山东商业城镇布局的变化又是与山东经济发展轨迹与特点密切相关的（注：关于明清时期山东商业城镇的发展，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明清时期山东较具规模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作为全国性流通枢纽的临清之外，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计有：济宁、聊城、张秋、德州、胶州、莱阳、黄县、益都、潍县、周村、泰安、博山等；此外，烟台是清中叶前后兴起的港口城镇。其中，聊城、益都、泰安为府城，济宁、德州、胶州为州城，莱阳、黄县、潍县、博山为县城，而张秋、周村、烟台三者在建制上不过是一个村或镇。下面择要述之。
位于运河沿线的济宁是鲁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明代中叶已十分繁荣，清代进一步发展。乾隆年间，该城有大小布店25家，绸缎店21家，杂货店35家，竹木店14家等等，每年征收商税7900余两。主要从江南输入绸缎布匹、竹木、杂货分销兖州、曹州二府各州县，又汇集二府所产粮食、大豆、棉花、烟草、干鲜果品等输往江南、直隶和北部的东昌府。
聊城是鲁西北地区的商业中心，或许是因离临清较近的缘故，其发展似略晚于其他运河商城，主要是在清代。嘉道年间该城仅山陕商人开设的店铺即有三四百家之多，主要从外地贩运铁货、板材、茶叶等商品赴山东售卖，同时大规模收购本地所产棉布、皮毛、毡货等运销西北、口外，其中年经营额在万两以上的大商号就有四五十家。聊城还是山东熏枣最主要的加工集散中心，东昌府所产果品很大一部分系在此装船南下。嘉道年间，聊城的商业店铺作坊总计至少在500—600家，年经营额在300万两以上。
位于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东部沿海兴起较早的港口城镇，明代隆、万年间已是山东大豆、海产输往江南的重要码头。清代康熙年间海禁开放之后，其贸易范围很快扩大到闽广台湾，贸易量也迅速增长。雍正年间重定船税，胶州每年征银7540两，这一数字相当于清初山东沿海18州县、卫所船税总额786两的9.6倍，胶州海贸发展之速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发展和东北的开发，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开始兴起，它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道光年间渐取代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港口城镇。民国《福山县志稿》卷五《商埠志》记载：
（烟台）明为海防，设奇山所驻防军。东通宁海卫，西由福山中前所以达登州卫，设墩台狼烟以资警备。其始不过一渔寮耳。渐而帆船有停泊者，其入口不过粮石，出口不过盐鱼而已，时商号仅三二十家。继而帆船渐多，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
短短的几行文字实际上概括了烟台从明初至清代“道光之末”数百年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烟台作为港口城镇是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明初，烟台为登州卫所属地，为军事目的在此设立墩台，“以资警备”，烟台即以此得名。此时的烟台不过是一个渔村。乾隆以降随着北洋贸易的大规模发展，位居渤海湾口的烟台遂成为商船往来出入的必经之地，各帮商人多来此贸易，帆船停泊渐多，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港口城镇。
表2所列是咸丰九年（1859年）山东沿海14州县征收的税银。这是山东巡抚文煜为协助郭嵩焘筹办山东厘局从各州县汇总的数字，这些税银绝大部分是从各州县的海口征收的。此时烟台尚未开埠，故税额反映的状况应是百余年来山东沿海帆船贸易自然发展形成的分布格局。
表2.咸丰九年山东沿海福山等州县税收一览
州县税额(两)占总额%
福山县12123.59628.67%
即墨县8736.55220.66%
胶州6071.46914.36%
掖县3602.238.52%
海丰县2025.37354.79%
利津县2018.044.77%
黄县2011.4054.76%
荣成县2004.2194.74%
蓬莱县1503.1083.56%
文登县904.232.14%
诸城县502.691.19%
海阳县402.440.95%
宁海州304.310.72%
日照县71.0280.17%
总计42280.69100.0%
资料来源：据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附录二［附表1］改制。
表2可见，在山东沿海诸县中福山、胶州、即墨三者税额较高，而以福山为最。此时的福山已取代清代前期的胶州成为山东半岛最重要的口岸，这显然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咸丰九年郭嵩焘的报告称，“烟台为南北之冲，海船经过收泊较多于他处，故以此一口（收税）为较盛”（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英国驻烟台领事馆在《1865年烟台贸易报告》中也写道：“在《》签定之前，烟台的贸易已表明它是一个重要之地”，“将近三十年来，它和渤海湾的其他几个港口一起成为欧洲与中国商品的巨大贸易中心”（注：档案，转见丁抒明主编《烟台港史》，第22页。）。也就是说，最迟在道光中叶，烟台已成为西方商品输入华北的重要转运码头。第二次后，烟台在山东诸口中首先被外国侵略者看中选为通商口岸，显然是由于当时它在山东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而绝非侵略者的拓荒之举。
明清时期江西商业城镇的发展多与大庾岭商道密切相关。位于江西南部赣粤边界的大庾岭，又称梅岭。自江西越大庾岭而南，至广东南雄入浈水，沿北江可直抵广州；江西一侧，在大庾岭脚下的大庾县即可入赣江水系，顺流而下抵鄱阳湖经长江转大运河，可达京师。故大庾岭是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运河等主要水道的重要枢纽，自古即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明代禁海，清代乾隆年间的“独口通商”政策限定江浙闽诸省所产丝、茶等货必须由内陆经大庾岭商道运往广州出口，不许绕走海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大庾岭商道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干线，江西也因此成为全国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并从而形成了一批繁荣的商业城镇，除前述位于长江沿线的九江为全国性流通枢纽之外，省内重要的商业城镇则有赣州、大庾、樟树、吴城、河口、玉山、景德镇等。其中，赣州、大庾为府城，玉山为县城，樟树、吴城、河口、景德镇为镇城。除景德镇以瓷器烧造著称于世外，其余六个商镇主要都是因大庾岭商道而兴盛的，近代以降随着社会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变迁，这些商镇也都不同程度地衰落了，但仍是地方性的商业中心（注：详见许檀《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赣州是江西南部最重要的商城，章、贡二水在此合流为赣江，自南而北纵贯全省，直下鄱阳湖，是江西最重要的通航河道。户部在赣州设有榷关，乾隆二十二年实行“独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的80余年是大庾岭商道贸易最盛的时期，赣关每年征收税银8—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经由赣州流通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以茶叶、生丝绸缎、洋广杂货为大宗。由赣关输往广东的商品以茶叶、生丝为最大宗，茶叶来自福建、安徽、浙江，丝及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由广东输往江西的商货主要有广东所产蔗糖、果品及进口洋货，江西本地产品输出者则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粮食等。
大庾县（亦即南安府城）位于江西最南端，隔大庾岭与广东南雄州接壤。从县城至大庾岭仅25里，北来之货由赣州溯章水至此起旱，陆路挑运过岭；南来货物过岭至县，入章水可直下赣江。这里是大庾岭商道江西境内的第一站，是赣粤两省商货的过载码头。
清江县樟树镇、新建县吴城镇是赣江中游最重要的商业城镇和集散中心。五口通商之初洋货输入，但江轮未兴，河南襄阳、湖北汉口、荆州等地需用洋货仍仰给广东，其输出输入仍取道江西。“樟树、吴城帆樯蔽江，人货辐辏，几于日夜不绝。故咸丰以前江西商务可谓极盛时代。惟彼时省会，转视两埠弗若焉。”（注：傅春官：《江西商务说略》。）此外，樟树镇又以药材加工集散享誉全国，有“药码头之号”；吴城则以木材转运贸易为最盛。
赣东北铅山县河口镇是一个以转运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在河口镇集散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及丝织品、纸张、棉布、杂货、粮食等等，而尤以茶叶为最。武夷茶从福建至江西在河口镇入信江转销南北，其输出路线分为南北东三条：南路即运往广州交十三行出口的茶叶；北路主要销往俄国，其转运路程达万里之遥；东路则由信江上溯至玉山县，翻越怀玉山脉入浙江至上海。19世纪上半叶中国出口东印度公司和俄国的茶叶主要就是在河口加工集散的。
其他各省此类中等商业城镇的发展与山东、江西大体相同，少则数个，多者可达十数个。如河南的开封、洛阳、朱仙镇、北午渡、周口等，湖南的湘潭、衡阳、郴州等等。
三、农村集市网的形成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中国农村集市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秦汉时代。不过，农村集市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中叶以后。明末清初的战乱天灾在相当大范围内造成人口流失，经济衰退，农村集市也遭到很大破坏，康熙、雍正年间逐渐恢复，乾隆—道光年间农村集市的发展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增长阶段，全国大多数省区集市数量均较清初有显著增长，其中直隶、山东增长在20％以上，广东、湖北超过50％，四川、江西的数字更是翻了一番还多。清中叶以后，绝大多数省区仍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此外，新开发地区如东北等地的集市也在发展。笔者曾依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过总体估算：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一万上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有22000—25000个，清末可能超过30000个（注：关于集市的各项数据，详见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随着集市数量的大幅度增大，集市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统计数字显示，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则在100平方公里以上；至于每集交易半径，平原多为3—5公里，山区多为5—7公里，平均约在4—6公里之间。也就是说，小农赴集贸易一般只需1—2小时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山区距离稍远，一日也可从容往返；河网区由于水路交通之便，实际耗时则要少得多。
集市开市频率是反映其发展水平的又一指标。在既定的集市密度下，开市频率越高，市场的实际效率也就越大。与集市密度相比，集市开市频率的多寡更明显地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商品化程度的差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市场发育早于其他诸省，明代中叶基本上已是每日开市，每旬开市数次的定期市已十分罕见。广东的墟市“大率三日一市”，以每旬三次最为常见，但在沿海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州县因“商贾辐辏无虚日”改为“逐日市”。如乾隆《潮州府志》所列该府九县109个墟市中“逐日市”者即有60个，占总数的55％；每旬三市者39个，占35.8％；每旬两市者8个，占7.3％；而海阳、澄海两县的墟市已全部为“逐日市”了。江西的墟市一般以每旬三次较为普遍，但在赣东北、赣东南山区也有不少每旬开市两次者；赣江中游的吉安、临江等府则出现了每旬四次、五次的墟期；至于“四时贸易如一”的常日市只有在南昌府、九江府才能见到。华北平原的集市以每旬开市两次最为普遍，清代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的集市有增长趋势，在运河沿线还可见到“日日集”的集镇，但不多见；大多数州县系以每旬开市两次的集市为主，其中间有一二个或三五个集市每旬开市三次、四次等等。
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全国大多数省区已陆续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形成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通过这一流通网，几乎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都可与其他省区进行经济联系。
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最基本的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村集市虽然历史久远，但它的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这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每一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不过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其作用远远不只于此，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农村集市网是大规模、长距离商品流通的基础。中国历史上长距离贩运由来已久。不过，贩运的商品主要是奢侈品，消费对象多是王公贵族、豪门巨富；贩运路线是从城市—城市，小农、乡村是被排除在外的。明清时期这种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小农既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与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乃至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2.农村集市网是保障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已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小农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的出售，其生产资料、手工业原料乃至口粮的购买都离不开集市；小农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越高，对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
3.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使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流通实现经济布局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大规模的、经常性的商品流通，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换言之，商品流通使地区之间重新分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在这一点上，作为流通基础的农村集市网的形成和正常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明清时期这一商品流通网已在相当程度上开始发挥其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一个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即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的流通基础上的。再如，珠江三角洲正在形成中的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虽然是由政策因素所促成，但也是建立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网作为基础，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注：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特色，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笔者特别强调农村集市网形成的重要意义。农村集市网是明清时期全国规模的商品流通网中一个极为重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乃是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正是由于这一集市网的形成，才使得城、乡市场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四、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形成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水平？中国的传统经济还有没有内在的发展动力？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论争的焦点之一。其中较为重要的如：80年代初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讨论，近年来关于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讨论，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论争，关于传统经济近代化和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从不同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不过以往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今天，当我们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进程，重新审视明清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市场机制的建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主要是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
笔者以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所阐述的，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注：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
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这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各区域自身的发展使之对市场的依赖不断增加，区域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又使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收益。换言之，因地制宜的地区发展有赖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优势互补；而商品流通的发展，又有赖于一个畅通的、有相当规模的市场网络；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过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产物。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渐进过程。其中，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变化，对商品流通的宏观布局影响最著；农村集市网的形成也是历经曲折反复，乾隆以降才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从明代到清代，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禁止放任清理整顿，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一变化过程从另一个方面对市场网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对牙行、税收制度以及吏治的一系列治理、整顿，对市场网络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到清代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沿海、沿江贸易的发展逐渐取代运河成为最重要的流通干线，在沿海和长江沿线一批重要的流通枢纽城市相继崛起，这些港口城镇大多成为后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而在广大农村，最迟在乾隆—道光年间，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集市网已经形成，这一基层集市网与处于流通干线上的商业城、镇相联系，沟通城、乡市场，使商品流通几乎可以覆盖全国的每一州县，甚至每一村落，从而将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各经济区域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使地区之间分工互补，调整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成为可能。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内在的动力与活力，主要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
（2）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非创建了一个新的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后，帝国主义列强选择的通商口岸都是原来重要的流通枢纽；侵略者的洋货倾销和原料掠夺也都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市场网络——从城市直至农村集市。
关键词：虚拟人物；趣味性；课堂效率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3-303-02
岳麓版教材必修Ⅱ《经济成历程》已经快讲完一单元了，学生纷纷表示比政治文明历程更加枯燥，因此产生了畏惧心理，有学生甚至表示开始对历史失去兴趣和信心。
如何让学生快乐地学习历史一直是我的教学目标。针对学生反映的经济史枯燥无味的问题，加上之前已经有了将“帕帕提”引入课堂的成功经验，于是我准备引入新的虚拟人物“大毛”和“贾三”，以第6课《.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为例，开始探索如何使学生对经济史产生兴趣，进而达到提高历史教学水平的目标。
所以一上课，我就宣布今天将有一位新朋友认识，学生们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催我赶紧介绍一下：
大毛，明清史研究的爱好者，最近正致力于编写《康乾盛世历史报告》。
今天将由大毛带领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去感受体验那段逝去的历史。
接着展示图片和材料：
穿越时空隧道，大毛回到明朝中期，来到江南的贾余县，一路上，看见如下情景（高产水稻、玉米、甘薯、棉花图片）：
并提出问题：1、这反映了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什么特点？
2、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会给明清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学生结合教材得出结论：农业方面，技术世界领先，高产作物引进推广，产量大幅增长，衣食结构改变。
展示图片和材料：
大毛又来到了隔壁的松江县，他看到如下情形：“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
“乡村纺织，尤尚精致。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 ――嘉庆《松江府志》
紧接着，大毛又到景德镇考察瓷器，他收集到如下资料：明初，官窑58座，民窑不过20座； 明末，民窑二三百座，窑身比官窑大三四倍。清代御窑仅6座，而民窑的规模和产量都远胜官窑，工匠达10余万人。
学生结合教材得出结论：手工业方面，私营手工业发展迅速，占主导地位。
展示图片和材料：《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描绘明中晚期南京城市商业繁荣的景象，反映了明朝南方经济的繁荣和市民生活。清代乾隆年间的名画《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表现了当时阊门至枫桥的十里长街，万商云集的盛况。当时这里各种店铺多达数万家，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各省会馆纷列期间。
大毛在南京结识了来自松江的贾三，并跟着他来到上海：
（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 ――清・叶梦珠《阅世编》
学生结合教材得出结论：商业、城市方面，商业资本活跃，白银大量流通；工商业市镇兴起。
参观完这些地方，大毛总结（学生得出结论）：近代前夜，农耕经济的高度发展
本课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属于难点，概念性，学生难以理解。通过虚拟人物加以故事情节，学生更容易接受、理解教材内容。
新编故事：贾三本来是个庄稼人，后来，精明的他看到村里种植棉花的机遇，就率先买了织布机，和老婆、女儿织布。遇到行情大好，他赚了不少银子。于是，他抓住机遇，又买了几台织布机。到现在，贾三已经是拥有二十余张织机的贾老板了。
贾三：每张织机至少需要两三人同时操作，最多时需要雇佣五六十人。每次需要增加人手，我就会去玄妙观。
问题：贾三是什么人？玄妙观又是什么地方？这说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什么新的关系？
通过贾三的叙述，学生很容易就能了解当时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是指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但是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还不全面。于是需要继续补充材料。
通过贾三，大毛很快收集了如下资料：
材料一：
……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蒋以化《西台漫记》
材料二：
明万历苏民无集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 ──《苏州府志》
材料三：
（清前期）苏城机户类多雇人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 ――《永禁机匠叫歇碑》
根据考察，大毛得出了如下结论（要求学生结合材料与教材填空）：
通过表格的填写，学生基本上掌握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本课的难点之二是理解在近代前夜，有哪些因素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为此，我续写了贾三的故事。
【大毛的疑问】贾三家的工场还会扩大规模吗？
他的工场会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吗？
贾三想扩大经营规模，多赚点银子回家买块地。他听闻海外棉布需求甚巨，欲海上行走，官衙闻讯，竞诬陷其结交海盗，强行入狱，严刑逼供，夹毙船户十二人，拖延五年不结案。贾三散尽家财，打通关节，才得以出狱。
贾三对此非常后悔，说：我就不该走海上这条路，就在陆上好好发展，我必将飞黄腾达！
同时展示图片：男耕女织、官府剥削：征收重税、极度贫困的农民。
提问：贾三的工场真的能发展壮大吗，他可能还会遇到哪些不利因素的阻碍呢？
学生分组讨论，得出结论。
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
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书重见天日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 整理、刊布、研究，经历了百年沧桑。先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6年从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地收买了大批经卷（有人估计在15000 卷左右），其后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弄走大约6000多卷遗书。到清朝学部1910年下令把敦煌遗书运回北京，还有大约一万多卷。接踵而至的还有日本人、俄国人，又收集到一批散落在民间的卷子。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在千佛洞土地庙新发现一批文书，丰富了敦煌文献的内容。目前估计敦煌遗书写本总数达五万卷之多，还有少量木刻本。它们大多数为汉文文献，也有其他西域文字，内容除了大量佛经外，还有许多世俗文书，如契约户籍、儒道经典、诗词曲赋、医术方志之类。它们是研究四至十一世纪中古社会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敦煌学是史料学，当今学科分类中，敦煌学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敦煌资料从敦煌学专家到历史学者手中，依赖于敦煌文献整理的进展。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成绩斐然。无论是目录的编制，还是录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最初，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人只能把从伯希和那里抄写的文书或者伯氏寄赠的卷子照片编辑公布于世。罗福葆《沙州文录补》（1924）、刘复《敦煌掇琐》（1925）不仅主动辑录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书，而且开始跳出四部书的范围，注重收录社会文书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陈垣的《敦煌劫余录》（1931）编辑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从北图藏品中辑录出社会史、文学史和语言史资料，为世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文献提供了便利。
从三十年代的《食货》杂志刊登《唐代户籍薄》辑丛，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六十年代编写的《敦煌资料》第一辑，汇集社会经济史专题性内容的敦煌文书日益受到重视。日本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的录文更加精审，范围也有扩大。而目前最实用的录文本则是唐耕耦、陆宏基合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986—1990），收录内容更为广博。分类编辑的则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有关于天文历法、社邑、书仪、契约等专题出版。利用缩微胶卷影印出版敦煌文书的有台湾黄永武的《敦煌宝藏》，可惜其图版不甚清晰。影印本的上乘之作乃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法藏、俄藏和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地所藏的文书。此外还有许多带有研究性质的专题录文，如台北新文丰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丛刊》和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汇编录文等。总之，不仅当年英国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弄走的敦煌文书早已经有缩微胶卷供世人使用，还有高清晰度的影印本可供翻检，更有高水平的录文本能够为一般学者使用。经过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已经逐步从少数学者的“专利”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财富。
百年来敦煌社会史研究
研究中古历史，其资料无疑较上古秦汉为丰富，然而较之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宋元明清以来的近世却相形见绌，因此或谓治中古史乃以不多不少之资料研究不今不古之学问。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民间社会，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帝王将相”的荣辱兴衰。所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特别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敦煌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中外学术界都有许多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中古社会的著作。日本《讲座敦煌》有《敦煌的社会》（1980）一卷，分社会构成与发展、生产与流通、寺院与生活三个部分，是研究敦煌中古社会的奠基之作。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992）就礼仪、氏族、学校与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个方面概略地论述了敦煌文书中所展现的中古社会风貌。台北学者的《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1974）从敦煌通俗文学作品中搜集有关社会风俗的资料归纳为十四大类，即饮食、衣饰、建筑、行旅、家族与奴婢（附妇女之家庭生活）、婚姻、丧纪、教育（附生育、养育）、信仰、经济、娱乐、社交礼仪、俗谚俗典、狱讼。日本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1972）研究了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和布道方式。法国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译本1987）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寺院教团及僧尼税务、财产、土地经营与商业借贷方面的问题。高国藩《敦煌民俗学》（1989）、《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1989）、《敦煌俗文化学》（1999）等系列著作，集中研究了敦煌地区的社会风俗史。转贴于
就敦煌社会史的专题研究而言，以对基层社会群体如寺院的研究最有特色。如所周知，中古佛教寺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寺院里的僧尼和各种依附人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姜伯勤《敦煌的寺户制度》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寺观依附人户及其身份地位的变化做了总结性的研究。郝春文《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除了以很小的篇幅叙述敦煌僧尼的宗教活动外，着力勾勒出了敦煌僧尼世俗活动的诸面象。敦煌文献中展示的工匠职业类别就有石匠、铁匠、木匠、索匠、瓮匠、皮匠、鞋匠、金银匠、玉匠、泥匠、灰匠、塑匠、鞍匠、弓匠、箭匠、胡禄匠、画匠、纸匠、笔匠、染布匠、毡匠、帽子匠等等。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开了一个好头。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农民问题的研究简化为农民战争研究的不足，敦煌文献中关于农民的资料十分丰富，但迄今仅仅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1963年）等少数论文专门论述到这个问题，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古敦煌地区农民的生活与生产状况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家庭及家族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古时代尤其是中古前期，世家大族的势力举足轻重。敦煌文书中有丰富的反映地方豪门大族的资料。北京图书馆藏位字79号文书“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是贞观八年高士廉向太宗条举氏族的抄件，足以弥补传世文献的缺失。《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了九道九十一郡七百七十七个姓氏和郡望，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氏族郡望的新变化，可以与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相互补充和印证。杨际平、郭锋、张和平搜集了公元5 世纪至10世纪敦煌户籍资料中的126户相对比较完整的家庭资料， 详细讨论了这一百多个家庭形态、人口结构和婚姻状况，是敦煌地域家庭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妇女与婚姻是家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历来研究古代婚姻礼俗的资料都以《礼记》中的有关章节为依凭。敦煌文书S1725 号记载了初唐时代官方的婚礼范式，婚礼基本遵行六礼。先是纳征。男家给女家送去“雁、羊、酒、黄白米、玄楞、束帛”等六种财礼，如果女方收纳，则婚姻成矣。接着就是迎亲。婚礼分通婚和成礼两个阶段。赵守俨曾经依据《下女夫词》讨论了“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遂就妇家成礼”的婚姻习俗。周一良也依据敦煌文献对婚姻礼俗作了精湛的研究。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一书首先搜集了敦煌壁画与文献中的婚姻资料，然后概述了婚姻制度、形态和礼仪。《邓家财礼目》列举了亲家送的彩礼清单。《荣亲客目》是阴家举行婚礼时宴请宾客的一份详细名单。多份《放妻书》表现了当时民间男女和离的情况。《太公家教》、《崔夫人训女词》等透露了中古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研究其时大众心态与民间意识的重要资料。
敦煌学的未来：总体史与地域史
百年敦煌，成果斐然！面对未来，除文献整理与刊布的进一步完善之外，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课题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是关于敦煌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即从整体史到局部史的研究。敦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汇集之地，自古以来即胡汉杂居，汉族、吐蕃、突厥、大食及中亚昭武九姓等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共同体。它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民族大融合的缩影，又构成了有别于内地的一个独特的地域社会。研究敦煌地域社会史就是要充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古时期敦煌这一独特的社会的历史，不仅是要个别地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和社会生活，而且要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去从总体上把握这一特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历史形态。
其次是从敦煌地域社会史看中古社会史，即从局部史到整体史的研究。如上所述，敦煌虽然是偏于一隅的边民社会，但是它毕竟属于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了解敦煌地域社会史对于认识中古社会历史的整体仍然具有一斑窥豹的意义。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均田制度是研究内地均田制度的重要材料。敦煌地区的租佃关系是理解内地租佃关系的一个线索。敦煌文书《下女夫词》里的婚姻礼俗有助于解读唐人传奇《游仙窟》的故事内容。
敦煌地域史的研究与中古总体史的研究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例如，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组织在强大的专制主义权力压迫下总体说来呈现萎缩状态。但是中古时代的社邑却是一个例外。唐宋笔记中都记载了中原内地的佛社组织，房山石经中也有社邑的活动，但是都很简略，不足以了解其全貌；而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丰富的社邑资料，各种社条、社司转帖、社历、社文、社人状帖等展现其时忙碌的社邑活动和多采的民间结社形态。社邑组织具有提供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慈善事业等功能。研究社邑组织的内部形态，进而探讨它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古时代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征收赋役的关系，正史、政书里不乏人口资料，一些学者的人口统计和人口研究都主要依赖于正史文献。墓志中也有一些人口的资料，依据墓志讨论唐代人口年寿问题已经有专著出版。但是，敦煌文书中的人口资料则提供了对西北农村青年、妇女、儿童和老人等不同人口类别进行分类研究的可能性。以僧尼这类特殊人口为例，敦煌地区有相当的僧尼是与家人住在一起的，他们参与分家析产，甚至还有子女侍侧。北京《房山石经题记》中也有高级僧官有妻儿的记载，两相印证，为我们了解中古僧尼的生活实态提供了新线索。
敦煌发现的若干“房基帐”或“地基帐”类文书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独一无二的材料。墓志里有阴宅墓地的尺寸记录，但这里则是人们实际居住地的记录。它不仅显示了房屋地基的方位与尺寸，而且也记载了诸如堂舍、厨舍、院落、庑舍、东房、西房、入门曲子、外门曲、内门道、暖房子等建筑部位的名称，为我们考察中古人们的住宅状况与居室结构提供了依据。敦煌分家文书（如S5647、S4374）和遗嘱文书中的析产遗嘱揭示了其时的家庭财产分割关系，可以与唐代法律文献记载相互发明与补正。
摘要：江南地区历经长期的积累与沉淀，从宋代以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作为我国最为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江南地区多为专家学者所关注。刘石吉先生此书是根据其论文《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等汇编而成。本书总的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以及运动后市镇的继续发展，最后对明清时代江南的市镇数量做了分析。
关键词：明清；江南经济；市镇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与标志。广义的说，农村市镇也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且现在的江南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有像沪宁杭、苏锡常等许多大中城市，小城镇的经济也极为发达。因此，关于中国历史上市镇的研究，尤其是关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镇的研究，目前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史学家注意。刘先生在此基础上开始着力于对小城镇的研究。他广泛搜集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各种方志、笔记、文集、碑刻等类资料，通过查阅台湾图书馆的地方志，尤其二十余种市镇志，例举江南著名的市镇在明清时代包括运动前后的形成和兴衰消长，来一步步论证江南市镇的发展。虽然由于一些资料条件的限制，作者也未能进入到江南地区去实地调查访问，难免造成了一些史实上的失误，但就其所在的条件下搜集到如此丰厚的史料，并做了科学的分析和系统的研究，刘先生之深厚功力可见一斑。
第一部分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
刘先生在引言部分引出了“江南”的概念，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近世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无疑居于最显著的地位，无论就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甚至人文政治的发展，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清末的江南地区人口压力和赋税负担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重，再加上商业利润的刺激与经济诱因，使得江南农民在作物品种选取及农业经营方式上发生了转变，从而导致了商业性农业为主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棉作的普及与专业棉织市镇。江南木棉的种植，从宋元以来即已盛行，尤其是在松江府及太仓沿海各地。明代已有“棉布衣被天下”的记载。直到清末民初，棉花的种植与棉纺织业的发达，一直是构成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尤其列出了太仓最繁华的鹤王棉市。
其次，蚕桑的发展及专业蚕桑丝织市镇。明清时代的江南，蚕桑业成为太湖流域及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的专业性商品作物。现存的浙西三府明清两代的地方志，绝大多数列有蚕桑专卷，而其他论述蚕桑的书籍也极为详备，这在全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清政府还在江南的江宁、苏州、杭州分别设立织造局，从事官方的丝织业经营，其规模已类近手工工场。刘先生由太湖沿边及浙西各蚕丝专业市镇从明末以来发展而成巨镇的例子，推知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实际源于商业机能的扩张，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最大的动力。而这种专业性商业市镇的兴起，其重要性均超过了传统行政中心的县城甚至府城。
最后，刘先生通过苏州米粮贸易中心的衰落来说明苏州商业机能的消长与转变。18C的中国米粮贸易主要以苏州为中心，到了20C初年，历史上这样繁盛的米粮市镇，却几乎变成了一个寒村。20C初年以后无锡的繁荣，却正是以往苏州最好的写照。商业机能凌驾行政机能的转变现象，正可说明中国近代都市化过程中“城”与“镇”的逐次分化，以及“非行政机能”的渐次强化。
刘先生认为江南地区农民从事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是“利润的动机”，否定了它作为谋生手段的存在性，甚至认为传统的家庭手工副业已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有失偏颇。但是这一讲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刘先生不是孤立地研究江南市镇，而是将江南市镇的发展与整个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进行研究，并将江南市镇结构与整个江南地区的区域经济体系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进行研究，以而开拓了市镇研究的新方向。
第二部分讲了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
运动对晚清经济及区域发展之影响具有重大意义。舍其破坏性外，它的出现可说部分解决了江南地区自18C以来沉重的人口压力问题，它不仅使江南减少了近两千万的人口，而且由此因此所导致的人口流动的现象，间接缓和了人口的压力。
运动对于商品贸易的严重破坏，殆为不争之事实。但就19C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言，如果的革命运动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意义的话，其意义不只限于这十五年的扰乱期间，仍能在其占领区的部分市镇中维持相当的商业秩序而已。其积极意义更在于战后江南地区蚕桑事业的推广与丝织贸易市场的扩大。运动前，江南蚕桑业仅限于太湖周边及附近之湖州、嘉兴、杭州府，战后则渐推广至江宁、镇江、常州及苏州各属。就江南的方志观察，在运动后新生的市镇中，有许多均是“乱后城市”，“乱后更盛”的。显然战争期间的人口移动及战后商品贸易的发达，配合通商口岸近代海港交通与铁路的影响，盛殖了它的经济潜力，是这些市镇形成的充分条件及主要机能特征，为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消极影响也很显著。根据方志所统计清代江南千户以上之市镇的分布情形考察，可以发现将近五十个千户以上的江南大镇中，没有一个在江宁府与镇江府（府城、县城不计），而常州府只有一个（华墅镇）。但是刘先生的建功之处就在于他一反片面强调破坏性影响的陈旧传统看法，并据此进一步肯定了对江南商品经济的积极影响。
第三部分讲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
宋代，由于城市中坊市制度的破坏，以及邻近乡村地区懋迁的方便，原有的定期市逐渐演变成商业性的聚落，作为固定地名，具有固定居处的“市”于焉形成。另一方面，原有以行政及军事技能为主的城镇，也渐次蜕变转化为商业及贸易的重要据点。直到明清时代，传统的市镇均脱离了它的原始含义。
关键词: 赫伊津哈 均衡论 游戏论
“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但是,还不止于此,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合格的历史学家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家。……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害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绝不是历史。”[1]这段经典之语是荷兰著名的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英国的巴勒克拉夫更是在其著作《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论述,可见他对赫伊津哈推崇之至。赫伊津哈最重要的成就是他有力推动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史研究,为现代史学摆脱传统、最终形成新的体系作出了贡献。有学者认为赫伊津哈是迄今为止唯一可与布克哈特相提并论的文化史大家。对于这位卓越的荷兰大史家,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内学术界知道此人的学者寥寥无几,国外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也远远比不上对布克哈特、斯宾格勒、汤因比,甚至是对马克斯・韦伯的关注。但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赫伊津哈的诸多著作,如《中世纪的衰落》、《游戏的人》、《伊斯拉谟传》等先后被翻译成中文,通过这些中译本的著作国人对赫伊津哈及其史学思想有了大概的了解。笔者在此对赫伊津哈其人及其史学思想加以简要的概述,以期让更多人对这位荷兰的文化史学家有初步的了解。
一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年),二十世纪荷兰显赫一时的文化史大家。1872年12月7日出生在荷兰格罗宁根一个世代相承的牧师家庭。受十九世纪科学主义的影响,他的父亲很早就放弃了牧师的神职,成为一名医生。当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格罗宁根大学的一位生理学教授。赫伊津哈继承了其父对科学的执著追求,从小就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感兴趣,这种兴趣也伴随其一生。但他没有像自己的父亲和兄长一样,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而是选择社会科学作为发展道路。[1](P610)1891―1896年,他在格罗宁根大学攻读哲学。此后又入莱比锡大学学习一年。在此期间他对梵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专注于印度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于1897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在哈莱姆市的高中做了七年的中学历史老师,其间他的两篇关于哈莱姆市起源问题的论文,奠定了他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3](P57)1905年赫伊津哈发表了他的第一本历史著述――《哈莱姆的起源》,凭借这本著作及其大学时代的老师、荷兰历史学家P.J.布洛克的极力推荐,他回到母校格罗宁根大学任教。从1915年至1942年,他被荷兰的最高学府莱顿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并于1933年出任该校校长。在莱顿大学的27年中,赫伊津哈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中世纪的衰落》(1919)、《伊斯拉谟传》(1924)、《十七世纪荷兰文明》(1933)、《明天即将来临》(1935)、《游戏的人》(1938)等。1940年荷兰被德国法西斯占领,1942年莱顿大学被德国占领当局强行关闭。由于坚持学术自由和要求正当的民利,赫伊津哈与许多荷兰的知名人士遭到逮捕,被关进布拉班特附近的圣米歇尔格斯泰集中营。幸运的是,他的牢狱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健康状况不佳,他很快被释放,与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和小女儿一起被流放、软禁在莱茵河畔阿纳姆城外一个叫德斯泰赫的小村庄。在疾病的折磨下,他耗尽最后的时光继续研究所处的那个时代。1945年盟军解放荷兰前夕,赫伊津哈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二
从赫伊津哈的生平介绍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极为普通寻常,但他却成为了二十世纪闻名于世的史学大师,与亨利・皮朗、马克・布洛赫乃至阿诺德・汤因比等人比肩齐名。原因就在于他与众不同的史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文化史思想。
首先,他提出了文化“均衡论”。“一个社会,当其物质、道德和精神领域的支配力量允许一种比现存状态更高级、更完善的状态存在时,当这种存在状态进而被赋予一种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和谐均衡的特性时,以及为一种决定该社会各种行为的理想所引导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处于文化状态中”。[4](P284)这是赫伊津哈对文化内涵所做的归纳,也是其文化均衡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赫伊津哈看来,文化需要具备诸多要素,其中之一就是物质和精神应保持和谐、均衡的状态,如果两者之间失衡就会导致社会危机。简而言之,文化的均衡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技术工艺等迅速发展的同时,该社会的思想、道德、伦理等精神层面的力量也随之发展,物质和精神领域实现持久的平衡。罗马帝国的繁荣得益于“正当而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币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以及帝国内外广泛的贸易等”。[5](P236)同时也得益于罗马人节俭、勤劳、坚毅的美德,得益于文学、艺术、哲学和法律诸领域的全面发展。而罗马的衰亡不仅仅是由于农业凋敝、币制混乱、技术停滞以及蛮族入侵,最根本的是罗马人道德沦丧,对一切社会准则冷漠无视。赫伊津哈的文化均衡论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社会兴衰更替的全新解释。正是基于这一理论,他对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世界的和谐局面已被打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工业生产直线下降,人民大量失业,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要求强权,摈弃法律、道德;德、日、意加速了法西斯化的进程,战争的阴霾弥布于世界上空。面对着失衡的世界,赫伊津哈寄希望于道德的回归,他期望人类能够重新认识道德的价值,抑制文化中的野蛮因素,拯救自身的灵魂,使西方文化恢复均衡与和谐。
其次,他提出了“游戏论”。在提出文化“均衡论”之后,赫伊津哈继续探寻历史的深层动因,在《游戏的人》一书中提出了“游戏”的概念。在这本著作中,他阐述了游戏的性质、定义、功能和意义,阐述了游戏与神话、仪式、法律、战争、学识、诗歌、艺术、哲学等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用游戏来分析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认为游戏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衰退是导致危机的根源。那么到底“游戏”是什么呢?不同学科对游戏有不同的定义,赫伊津哈所说的游戏是文化层面的,而非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他在《游戏的人》的第一章就指明:“我们面对的游戏问题是指作为文化的一种适当功能的游戏,而非表现在动物或儿童生活中的游戏,我们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停止处起步。”[6](P4)对于游戏,赫伊津哈给出如是定义:“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准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6](P30)这个定义是非常宽泛的,实际上已经将人类的诸多文化活动囊括其中。随后,赫伊津哈又详细论述了游戏与这些文化活动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某种贯穿文化历程的游戏因素是极其活跃的,它产生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动力,游戏式的竞争精神比文化本身更为古老并且像货真价实的发酵剂一样渗透在整个生活中。宗教仪式从神圣的游戏中发展而来,诗歌诞生于游戏并得到游戏的滋养,音乐和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从宗教争执中派生出来的词语和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形式,战争规则、贵族生活的习俗也建立在游戏类型之上。因此,我们必须归结起来,文明在其最初的阶段是一场游戏。但它并不像婴儿脱离母胎一样从游戏中分离,它作为游戏在游戏中升起,并永远不离开游戏的母胎。”[6](P193)
总之,赫伊津哈认为游戏的因素始终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它是文化中最活跃的成分,关系着整个文明的兴衰。基于这一认识,对于自己的时代,赫伊津哈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之文明不再游戏,即使它看似游戏,也是虚假的游戏――我几乎要说它在玩假。”[6](P230)“现代战争就其自身而言,已与游戏毫无关联。自命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已不再是礼仪之邦,竟不知羞耻地宣称‘不必遵守规则’。这样做,他们就摧毁了国际法体系中所固有的游戏规则。”[6](P234)显然,在赫伊津哈看来,游戏成分在现代文化中的衰退,是导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是将人类再次拖入战火的罪魁祸首。
“均衡论”、“游戏论”是赫伊津哈文化史思想的核心,他的史学研究、文化批评也都是围绕这两点所展开的。除此之外,他对“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问题的回答,对历史与文化关系的认识,对历史研究中人类心理状态的重视和分析,都是其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三
文化史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赫伊津哈作为一位文化史大师,对文化史学的推崇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看来文化史是对一个社会宗教、艺术、技术、哲学等方方面面的整体研究,正因为文化史强调从整体结构上把握社会,触及了社会嬗变的深层原因,所以比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更为重要(后者往往关注的是具体的人物、事件)。但他似乎忘记了,人类从诞生以来首要的追求是经济生活。财富,人类对此从来没有嫌多过。在发财致富后,随之而来的是对权力的渴望。为了拥有更多的财富,为了能支配更广阔的领土、人口,战争爆发了。而战争破坏了经济、破坏了秩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因此人们转而反对战争、渴求和平。但当人类从战争的伤痛中恢复过来,对财富、权力的贪求会再次占据上风,战争也就再次爆发。人类的历史实际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试问在此过程中,文化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文化只不过是这一循环中,人类为了装扮自己所增加的点缀罢了。伦理、道德真的能够约束人对财富、权力的过度追求吗?有人说律法可以。对此我必须指出,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律法更多的是从属于强权,是强者支配弱者的工具。律法之所以比伦理、道德显得更有约束力,是因为律法背后拥有暴力支持。我们还是应该多关注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在这些纷乱复杂的现象背后,才真正地隐藏着人类社会变动的根本原因。每个人都应该从这些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毕竟历史是用来教育后人的。
战争其实并无规则可言。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推崇中国古代的战争礼仪和中世纪战争中的“骑士风度”,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荣誉的礼法被违拒,比赛规则弃置一旁,国际法遭践踏,而古代的那种战争与典仪、宗教的关联均消散不见”。[6](P234)可是,他是否考虑过战争是没有规则的。战争本身就是人类最血腥、最野蛮的活动,在战争中没有道德,没有伦理,也没有法律,甚至没有正义与邪恶的分别。战争到最后有的只是战胜者和战败者,战胜者主宰一切,战败者任人宰割,正所谓“胜王,败寇”。因此,争取胜利才是战争双方最需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能够获胜,采用诡计欺骗对手、使用可怕的武器最大程度地杀伤对手,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在法西斯肆虐的欧洲,赫伊津哈竟然希望战争应该遵循所谓的国际法准则,这显然非常幼稚。他也许还不知道“法西斯只认识暴力”。如果说战争一定要讲规则的话,那就是没有规则。
总之,赫伊津哈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文化史大家。“均衡论”、“游戏论”都是他对文化史的独到见解,是其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在西方文化史的史册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约翰・赫伊津哈的名字。诚然,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是完美的,赫伊津哈的思想也存在着缺陷。文化史仅仅是解释历史的方法之一,它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全部,复杂的人类历史也不可能只靠解读文化现象就能说得清楚。
参考文献:
[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扉页.
[2]R.L.Colie.Johan Huizinga and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64,4,VOL.69,NO.3.
[3]A.J.Barnouw.Johan Huizinga,1872―1945.College Art Journal,1946,VOL.6,NO.1.
[4]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