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49: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域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印度古代的醫師形象與醫患關係
智慧禮讚——藏漢文蟻穿九曲珠的故事
《法顯傳》與《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日本大和文華館藏摩尼教《冥王聖幀》溯源
近年吐峪溝石窟考古收穫與認識述略
突厥第二汗国建国考
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
楚瓦什民族起源的研究状况与思考
安史乱前唐代营州民族人口探析
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
青铜鍑在欧亚大陆的初传
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
汉晋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
Hun人的鲜卑—通古斯族源
隋文帝抗击突厥的内政因素
西夏亲属称谓与服制研究
十三世纪畏兀儿蒙速速家族供养图考
清代东北“三庄”名称辨析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再考释
20世纪中国琐罗亚斯德教研究述评
评余太山关于塞种渊源的论文
四十七使浩罕·霍罕路程·浩罕界
中国东北地区的青铜器、铁器文化与朝鲜、濊貊
马镫起源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传播新论
翻唇神兽:东方的“格里芬”
汉代长鼻胡人图像初探
虞弘墓祭火图像宗教属性辨析
新罗、唐战争与新罗、日本关系
从阔阔出被杀看蒙古统一背景下汗权与巫权的统合
忽必烈与高丽世子倎的会见及高丽还旧都
明嘉靖初期朋党之争与置哈密不问
试析16-17世纪中亚各国与俄国的政治统治
论尼雅遗址遗物和简牍与建筑遗迹的关系
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
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地望
从唐、日本及新罗典籍中有关称谓看三国对渤海的认识
辽与漠北诸部——胡母思山蕃与阻卜
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文献在中国的遗存
十世纪于阗国的天寿年号及其相关问题
《元史·释老传》藏汉译名证补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祅神崇拜
摩尼教文献所见“船”与“船主”考释
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
辛静志博士的佛教汉语研究述评
烏禪幕東遷蒙古高原考——兼論匈奴文化對漢代藝術之影響
南西伯利亞早期遊牧王國王族墓地的景觀、布局和形制
清代东北地区锡伯、卦尔察“新满洲”编设及迁徙探析
“丝绸之路”这一称谓语出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 Von Richthofent)的《中国》(1877年出版)一书。书中“将公元前114一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谓Seidenstra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译成‘丝绸之路”。其实，早在汉代，张赛“凿空”西域，又称“开通西域道”。
可以说张赛是中国外交家、探险家第一人。《史记·大宛传第六十三》载:“赛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说明张赛坚强勇武、宽厚待人，是张赛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开辟出通往西域之路的一个因素。《汉书·张赛李广利传第三十一》载:u凿空，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说明张赛的外交风范和人格魅力在出使西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至此以后，汉代设立都护府，东至玉门关、阳关，西达葱岭，南抵昆仑山，北到天山的城郭诸国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新疆的南疆地区，从唐、宋至明、清，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格局堪称中西方物质供应和文化交往诸多的交汇点，且具有传播的恒常性和频繁性。众所周知，新疆的葡萄、哈密瓜、首藉等源源不断进人内地redlw.com。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域外交流的交通网络，它包括商业、文化与民族迁徙交融三大功能，由西北和西南两个陆地网络，陆海相衔的东北网络与海洋网络四部分组成。值得注意的是，在丝绸之路历史背景格局中，民俗文化诸如剪纸、泥塑、高跷、社火等非物质文化传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地理环境形成了明显的民俗文化的继承意识，是当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redlw.com。其中，剪纸包括剪纸与刻纸两大类别，北方剪纸以剪为主，以刻为辅;南方剪纸则以刻为主，以剪为辅，通常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喜庆节日祈福避祸、表达生活情趣和美好情怀的实用品和装饰物。
泥塑主要分布于我国北方地区，在地理上指的是东部季风区的北部，主要是秦岭一淮河以北、大兴安岭、乌鞘岭以东的地区，东临黄、渤海，包括东北三省、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的全部或大部分，以及甘肃东南部，内蒙古、江苏和安徽北部。高跷是流传已久的民间体育娱乐活动，至今已有2 500年的历史。
高跷是由表演者踩木跷表演，由于表演者踩跷比一般人高，观众需要仰起头来或站在高处观看，所以也有人把高跷成为“高瞧戏”。社火是主要流传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辽宁、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地区民间的一种节日庆典民俗活动redlw.com。
针对上述的非物质文化活动，刘师培说“大抵北之地，水厚土深，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或为言之志，抒情之体”，可见刘师培深谙北方风土人情，观察细致人微。另外，社火传播影响广泛，如新疆地区举行社火民俗传播活动，“巴里坤多年举办社火活动不仅汉族群众喜闻乐见，也影响到本地的少数民族，在社火的表演中，哈萨克族和蒙古族是参加人数最多的民族”网。社火传播融人新疆redlw.com。秦腔也是如此。乌鲁木齐晚报记者李晓青报道，博湖县塔温觉肯乡哈尔恩格村吾拉木江·力提甫，师承农家戏院台柱子姚炳江，模仿《宝莲灯—劈山救母》《三点血》等片段实情演唱，惟妙惟肖，使观众开怀大笑。吾拉木江·力提甫说“文化融情让我们各族群众心贴得更近”，“通过多民族多元化的文化融合，村民们之间关系也越来越好”门，说明民俗传播也深人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redlw.com 咨询客服。）
英文名称：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主办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9245
国内刊号：65-1039/G4
邮发代号：58-8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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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20世纪初叶，斯坦因在西域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发现了尼雅等古代遗址，并对它们进行了考古发掘。由于斯坦因运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从而遭到我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谴责。本文首先简述了西域的文化特色。其次，根据斯坦因的考古研究报告及学术著作，介绍了他在西域的重要考古工作及研究成果。最后，依据中国学者对他的评价展开论述。本文试图证明：斯坦因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考古学家，他为西域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他的考古成就不容被掩盖。斯坦因运走了大量的文物，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理应受到指责。但是，面对文物的流失，我们还应该进行自责，因为是我们自己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
关键词：斯坦因 西域 考古学
引言
20世纪初，斯坦因在西域进行探险和考古活动，发掘了大量古代遗址。他的考古报告及学术著作对研究西域文化极具价值，也揭开了西方研究西域文化的热潮。由于斯坦因运走了许多珍贵文物，侵犯了中国主权，因而中国学者对他的考古活动争议颇多。
本文试图说明，斯坦因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运走文物，侵犯了中国主权，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掩盖他的学术成就。面对文物的流失，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检讨自身，而不是推卸责任。
浅评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一 概述
在距今2500年前，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境内，然后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向西行，可以到达中亚、南亚以及地中海和欧洲各国。这条漫长的道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众多国家，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仿佛是一条生命与文明的链条，将东西方紧紧相连。在这片广袤沙漠的绿洲中，生活着不同民族的人们。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丝路文明。自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8世纪，曾经有塞克、粟特、吐火罗、匈奴、拓跋、蒙古、印度、汉等民族在此地生活。这些民族的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文字，拥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共同生活，相互影响，让不同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艺术风格同时存在，共同发展。中国自汉武帝时设立河西四郡，将西域正式纳入了国家版图，在此地拥有了最高的行政统治权。然而，丝绸之路的文化却不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而是兼容并包了当地各民族的文化和风俗，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正是丝路文化曾有的多姿多彩，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正因为它的美丽已被沙漠掩埋，才使丝路文化变得神秘。揭开它的面纱，寻找失落的文明，是众多中外学者的心愿。
20世纪初叶，许多西方探险家来到西域，走进了这片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探险和考古活动。在他们当中，英国的斯坦因影响较大。他的考古报告及学术著作对西域文化研究极具价值，揭开了西方研究西域文化的热潮。同时，他也是我国学者争议较多的人物。
本文将介绍斯坦因在西域的重点考古活动，以及国内学者对他的评价，以求客观地认识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二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及研究成果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英籍匈牙利人，曾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专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1887年至印度工作，在旁遮普担任学监，并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曾在当地做过大量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
1898年，斯坦因向印度政府呈交了一份去西域考古探险的建议书。他在建议书中说：“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古代印度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因此，我计划中旅行的目标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和阗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进行考察，寻找能够揭示其历史的资料，收集货真价实的古代遗物。”1经过多次申请，在印度和英国政府的批准及支持下，斯坦因开始了他在西域长达15年之久的考古探险活动。
斯坦因在西域的大规模考察活动共有3次：1900年至1901年在塔里木盆地南缘进行考察；1906年至1908年在中亚各地考察，包括印度、西藏、和阗、克里雅、米兰、敦煌等地；1913年至1915年，经丝绸南路至敦煌、吐鲁番等地。他探险和考察的区域，东西长约1500里，所包含的考古地带有：和阗、拉瓦克、喀达里克、尼雅、米兰、楼兰、敦煌、吐鲁番、库车等地。
其中，尼雅、楼兰、米兰和敦煌是斯坦因考察及研究的重点，本文将对斯坦因在这四个地点的考察活动进行详细介绍。
（一）发现及考察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汉晋时代遗址，位于新疆和阗地区民丰县城以北，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尼雅王国在汉代被称为精绝国，纪元初年曾十分繁荣，大约在3世纪末年被居民放弃。这片已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因斯坦因的发现而再次受到世人瞩目。
1901年1月27日，斯坦因到达尼雅南部边缘，首次发现了尼雅遗址。他在此地工作了16天，将尼雅遗址一一编号，发现了彼此孤立地散布在沙丘中的房屋、佛塔、庭院等遗迹，共发掘12所房屋，出土了大量的写本、家具、罐子、残破地毯、毛织物、玻璃器皿、金属器皿等物品。
在这些文物中，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用佉卢文字书写着印度俗语的木椟。佉卢文字起源于印度河上游古代犍陀罗等处，曾流行于中亚的广大地区。这种文字多写在毛皮或木版上，它可证明古代和阗国中有不少印度居民。从内容上看，这些佉卢文书大多是往来的公函之类，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它使我们发现，在早期西域历史上，那些几乎已经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的生活和文化方面的情况：东西方文化如此和谐地交汇在一起。斯坦因为这伟大的发现兴奋不已，他将上千件佉卢文书带回了英国进行研究。
除了发现这些珍贵的佉卢文木椟外，斯坦因还对尼雅的房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得到许多具有中亚风格的艺术品。比如做函封用的封泥，它们有两面，大多是一面为中文篆书，另一面为希腊神像。例如雅典娜执盾与雷电像、或坐或立的伊洛斯像、赫拉克里斯像等等，皆与希腊或罗马作品的风格极其相似。它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广阔的历史画卷：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没有排斥，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1906年10月19日，斯坦因第2次来到尼雅，发现并确认了“回”字形佛塔，并以这个佛塔为中心，向北、向西进行了发掘。这次他共发掘遗址41处，获得许多保存完好的印度文书、佉卢木板上的封泥印、家具、小型木制物、雕刻了花纹的屋架等物品。
1930年，斯坦因第3次到达尼雅，但这次发现甚少，与前两次相比没有什么重大收获。
斯坦因3次对尼雅遗址的考察和发掘，初步揭示了古代尼雅王国的面貌。尼雅的许多建筑物和遗物都带有希腊和犍陀罗的艺术风格，可见希腊与印度文化在此地的影响十分深远。
（二） 考察楼兰遗址
在尼雅遗址的东面，还有一处被沙漠掩埋了千年之久的人类文明遗迹，那就是古代楼兰王国的遗址，它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古城”。
楼兰王国建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公元前77年改称为鄯善，是丝路上的重要王国之一，一度极为繁华，但在公元630年后突然神秘地消亡。楼兰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
斯坦因曾4次到达楼兰，他所考察的楼兰古城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约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2。古城的总面积约为100824平方米，城垣为不规则的方形，有一南一北两条河流绕城而过，一条极深的运河将古城分为两部分：城北是佛塔、寺院，城西南是官署和居民区
。
斯坦因1901年初次到达时，便将这个遗址编号为LA，并于1904年、1906年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揭开了古楼兰文明的全貌。他最早提出河流流量减少，土地沙漠化，从而导致楼兰古城废弃的“自然环境变化学说”。
1906年12月17日，斯坦因第2次到达楼兰。他首先进一步调查发掘了LA遗址，随后以LA遗址为中心，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进行了系统考察，相继发现该城址周围的十几座城址、寺院、住宅和房基地，编号LB至LM、LQ、LR3。在其中6座遗址和1处墓地中，斯坦因发现了一些汉代的木简和古钱，还有同尼雅一样的佉卢文木板，一张色彩鲜艳的毛毯残片，一卷黄绢等物品。家具与雕刻用的木料甚多，同尼雅遗址一样，这些物品的艺术风格深受印度与希腊文化的影响。在楼兰古墓中，斯坦因发现了许多织品残片，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也有古希腊罗马风格的。在一座小寺院中，他发现了大量具有明显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卷形花纹装饰物。
1914年，斯坦因第3次到达楼兰，在主要遗迹的东北方，发现了一座汉代坟园，其中有不少棺木。他在这里发现了青铜镜、木制兵器模型、镶金织物的残片等物。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了两具楼兰成年男子的头骨。经英国人类学家基恩（A．Keith）研究，认为他们代表了单一的种族：既有蒙古人种特征，又有欧洲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基恩认为，这种类型可称为“楼兰型”，因为这并非是自由混杂形成的，而是自然进化的过程4。
楼兰，这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王国突然消失了，一种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文明失落了。它已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沉睡了1500年，斯坦因将它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使这已失落了的文明重现于世。
（三）考察米兰遗址
米兰又称磨朗、密远、小鄯善等，是楼兰王国改称鄯善王国之后的都城，也是著名的东汉伊循屯垦古城遗址。大约建于公元3世纪，废弃于公元5世纪中末叶。米兰遗址由古城、3座佛寺、8处佛塔、汉代屯田水利设施组成。斯坦因于1907年1月到达米兰，开始进行长达18天的发掘工作。
在米兰的古堡内堆积着大量的垃圾，斯坦因对其进行小心清理，发现了一些写在柽柳木札和纸上的西藏文字、一种用古体字写的突厥语写本、织物残片、加漆皮革制作的甲胄残片、木制器皿、陶器、军装等物品。这些突厥文字后来经过欧洲学者研究翻译，被认为大多是人名，这些突厥语写本大概是发给突厥士兵的护照或通行证之类。据史料记载，在隋、唐之际，突厥势力遍及新疆南北，突厥人曾占领米兰，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士兵也多为突厥人。这一点与斯坦因发现大量的突厥文书不谋而合。
在古城东北大约2公里处的米兰大寺内，斯坦因发现了一群已毁坏的佛像。这些佛像的头部雕刻及衣褶的配置完全是希腊式的，座像的底部有用婆罗谜文字写的梵文贝叶书。其他的木雕装饰品，雕刻十分精美，几乎全是古罗马、希腊式的艺术风格。斯坦因从中运走了一个高约1米的完整的大佛头。
在编号为M3的佛塔中，斯坦因发现了一片片艳丽的壁画。他揭走了有浓郁犍陀罗艺术风格的“有翼天使”壁画、用佉卢文题记的“维莎达罗王子本生故事”壁画，以及一组青年男女群像壁画。斯坦因特别为发现“有翼天使”壁画而激动，他说：“这真是伟大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安琪儿在这里找到了。她们大概在2000年前就飞到中国来了。壁画整个的构思和眼睛的表现完全是西方式的！”5佛塔内的壁画内容多是佛教的，以小乘教派为主体，但绘画的艺术风格大体显现出印度、希腊成分。
米兰往日的繁华早已不在，所剩的只是一片片废墟，无声地矗立在沙漠中，人们也早已将她美丽的名字遗忘。正是斯坦因的发现，使米兰轰动了欧洲的考古界和文化界，让世人都想一睹她迷人的风采。
（四） 在敦煌的活动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尤以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
在丝路文化的影响下，敦煌文化不仅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而且表现得更为灿烂。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这四种在世界具有深广影响的文化都可以在这里被找到，它们在这里交汇，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敦煌藏经洞于1900年被发现，洞窟内堆满了经卷文书，约是从魏晋十六国到北宋时的遗物，保存完好。由于甘肃藩台不愿花五、六千两银子做运费，便下令将这批稀世珍宝就地封存。
1907年春，斯坦因到达敦煌并得知了藏经洞的情况。当他看到莫高窟中精美的壁画，以及藏经洞中一件保存完好的15米长的经卷后，斯坦因被深深吸引了，经卷的精美程度使他震惊不已。
更让斯坦因震惊的是，藏经洞的看管人竟是王圆箓，一个近乎文盲的湖北农民！王圆箓是一个有着愚昧而狂热宗教热情的人，对他来说，封存经卷的命令如同虚设，他需要用经卷换成的金钱，去清理洞窟中的流沙，去修建寺窟。当他得知斯坦因是玄奘的忠实崇拜者后，便将藏经洞的门敞开了。斯坦因从中运走了24箱文书，5箱绘画和刺绣精品。每件都是珍品，而这些珍品的代价只是40块马蹄银。4个月后，斯坦因重返敦煌，又得到了200捆手稿。这批珍贵文物在运出中国时，没有遭到阻拦，只花了130英磅的税款，便到达了英国博物馆6。
经卷在王圆箓手中变成了金钱，他用这些钱开凿了石窟间的内廊式通道，免去了人们爬梯登窟之苦7。王圆箓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呢！而对斯坦因而言，从王圆箓手中得到这批文物，才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斯坦因看来，如此珍贵的文物怎能让王圆箓保管？只有英国博物馆才有资格保存和研究。
国家的衰弱使我们忘记了古老的文化，忘记了历史。但历史没有忘记我们，它将耻辱深深地，永远地烙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五） 研究成果及学术影响
由于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发现，使他在考古界名扬四海。他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发现者金质勋章”，得到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英国官方还授予他“印度帝国骑士”称号。
斯坦因结束了西域的考古工作后，便在伦敦博物馆进行资料的整理工作，并陆续出版了3部著作：《去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沙漠埋藏的和阗废墟——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的旅行记实》、《古代和阗——中国突厥斯坦考古探察的详细报告》8，对和阗地区古城的消失、沙漠绿洲的变迁等问题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他的考古报告让西方人再次注目于东方，注目于中国，因为在西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隐藏着如此灿烂的文化。
因为斯坦因本人没有研究汉文文书的能力，所以他将所得到的汉文文书交给学生沙畹考释。王国维、罗振玉等人为沙畹审定书稿，编印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和《流沙坠简》等书。1953年，沙畹的学生马伯乐的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在伦敦出版。英国博物馆东方刊本部的翟里斯，用了38年，对斯坦因所获的汉文文书进行编目工作，于1957年出版《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一书9。斯坦因所带走的大量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深入的研究。
三分析中国学者对斯坦因的评价
中国学者对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争议颇多，焦点在于斯坦因掠夺、破坏了文物，到西域考察的目的不纯，有为英国政府充当间谍的嫌疑。本文将针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以求客观地认识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
（一） 对斯坦因掠夺文物的分析
斯坦因在西域考察的过程中，将他所得到的大量文物带回了英国，其中包括在敦煌藏经洞得到的无价珍宝。外国学者通常把斯坦因对敦煌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抹煞了中国学者研究敦煌的功绩，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10不仅如此，文物的大量丧失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也是莫大的耻辱。斯坦因所书写的这笔历史公案，永远无法抹去。
当我们因此而指责斯坦因的时候，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会无视中国的主权而带走文物？为什么中国政府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活动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帮助，当地官员为他提供了劳工、向导和供给，使斯坦因得以顺利工作11。当地的人们对斯坦因是否运走文物也并不在意，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自身的温饱更为重要了。
当时的中国政府集内忧外患于一身，风雨飘零的帝国已无暇顾及文化是否丧失。而斯坦因是一个已跨进现代文明社会的西方人，他将东方人已淡忘了的古代文明视为珍宝，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沙漠腹地，不顾一切地追寻这已失落了的西域文明。
在敦煌，斯坦因以极少的金钱买到了29箱珍贵文物，这些经卷、佛画大多陈列在伦敦博物馆。敦煌学从此被世界承认，由敦煌学引来的耻辱也因此由中国学者承担。当我们必须从英国博物馆购买敦煌经卷的微缩胶片来进行研究时，不由得指责斯坦因，以花言巧语蒙骗王圆箓，以不光彩的手段骗取文物。
但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斯坦因，还有我们自己。为什么把敦煌交给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道士看管？为什么中国的官员对此事视若无睹？为什么当时就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整理和保护这些文物？
当时的中国是穷，但绝没穷到拿不出五、六千两白银运费的地步。偌大的中国，无人也无力留住这些珍贵的文物吗？让斯坦因只花了130英磅，便将敦煌经卷运到了大洋彼岸。
文物被运走了，留下的是无法抹去的耻辱，而这耻辱正是我们自己印在身上的。国家的落后、官吏的腐败、知识分子的懦弱、人民的愚昧，正是这耻辱的由来；一味地指责别人、推卸责任，将是这耻辱的加深。
（二） 对斯坦因破坏文物的分析
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对壁画进行了剥取，对大批遗址进行了盗掘式的发掘，破坏了文物。他的许多学术观点掺杂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主观臆断，有不合理的成分。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考古学虽然由来已久，但田野考古学却是20世纪初叶才发展起来的。斯坦因所处的时代，正是田野考古学初步兴起，考古水平普遍不高的时期。因此，他不可能有超越那个时代的、科学的考古水平，对文物的保护也只能达到那个时期的水平。揭取壁画确实不利于文物的整体保护，但当时的考古学者基本都是这样做的。
斯坦因1901年在新疆洛浦县西北的热瓦克遗址考察时，对热瓦克大佛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为了加快进度，他雇佣了许多劳力，挥动铁铲不停地挖掘。在今天看来，这种挖掘方法与盗掘没有区别。而对于斯坦因来说，时间的限制、持续的大风、地下水的渗透、考古水平的限制，使他没有别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出土的雕像过于巨大而无法运走，斯坦因便将它们拍照、临摹、记录，重新埋回地下。他将一些小型的塑像带走，这些文物没有被换成金钱装进斯坦因的口袋，它们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而那些被埋回地下的文物，后来被当地的寻宝者砸得粉碎。40年后，热瓦克的官员发掘了热瓦克佛寺，展出了文物，而这些文物最后下落不明。两者相比，后者对文物的破坏不是更为可耻吗？
谈到破坏文物，就不得不再次谈到敦煌。当藏经洞的经卷终于得以运往京城时，灾难却再一次降临。用草席草草捆扎的经卷，被沿路的官员不断偷窃。到达京城后，又被主管的官员大量窃取。更为可耻的是，为了怕因经卷的件数缺少而暴露此事，他们将较长的经卷一撕为二来充数12。
同是对文物的窃取，斯坦因所看中的是文物自身的历史及精神价值，他将敦煌文物放在了英国博物馆保存；而中国的这些官员，知道这些文物价值连城，是一种变相的黄金，要不失时机地捞一把。至于文物的精神价值、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护文化遗产等等，他们从没想过。
文物被自己国家的人毁坏了，却没人指责他们的愚昧和贪婪，而只是把满腔怒火向斯坦因发泄。不自责而去指责他人，除了说明我们缺乏责任感之外，还能说明什么？
此外，斯坦因的学术观点中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他是站在西方人
的立场上看待东方文化的，难免出现偏差。对于不正确的观点，理应进行批驳。尽管如此，斯坦因的探险精神与科学研究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颂的。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坐在书房里从事史料的考据工作时，斯坦因正在漫漫的黄沙中行进。如果没有斯坦因这样的探险家，尼雅可能会在沙漠中继续沉睡下去。以生命为代价来追求科学，不应该受到指责。
（三）对斯坦因充当英国间谍的分析
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拥有高度统治权，并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优势地位。英国的马继业和俄国的彼得罗夫斯基，分别是驻喀什的领事，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日以继夜地明争暗斗。斯坦因与马继业的关系十分亲密，他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马继业的大力支持。因此，使人不得不怀疑他西域之行的目的。
从主观上看，斯坦因所代表的确实是英国的利益。在他眼中，英国是伟大的“日不落帝国”，是文明而先进的；东方却是愚昧和落后的。英国政府支持他的考察活动，为英国服务也是他应尽的职责。然而，斯坦因到西域进行考察是由他首先提出申请的，并不是英国政府的派遣。他考察的理由与目的前文已有引述，他的考古成果也足以证明他考察的目的，绝非到西域来收集情报、充当英国的间谍。
从客观上看，当时的俄国已派出了学者对西域进行考察，英国也决不会甘心落后。在英俄两国角逐的这种形式下，斯坦因的考察活动，确实属于英国扩张势力活动中重要的一项，他为英国政府的扩张扩大了影响。此外，考古工作者绘制的地图，无疑是军事上宝贵的资料，英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然而，考古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绘制地图是考古工作者必做的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斯坦因的考古活动和他画的地图被英国官方利用，就把斯坦因也列入间谍的行列。
四 结论
综上所述，斯坦因是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他为了研究古代西域文化而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并考察了许多古代遗迹，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在西域的考古成就让人们大开眼界，原来在这片荒凉的沙漠中，竟然埋藏着如此灿烂的文化。正是因为有斯坦因这样的人，丝路文化才能重现于世。作为一名孜孜不倦、奋斗终身的学者，斯坦因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斯坦因运走了大量文物，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历史无法更改，不容忘记，这份耻辱更是无法抹煞。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抹煞斯坦因在学术上的成就。我们应该做的，也不仅是一味指责斯坦因不道德的行为，还应该反省自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度，应该如何向世界证实，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文物，有能力研究我们的祖先遗留的文明。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奋发图强来洗刷耻辱。向世界证明：我们有能力保护丝路文化，既然敦煌在中国，那么敦煌学就一定在中国！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属于中国的，丝绸之路也是属于中国的，而丝路文化却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欢迎所有热爱丝路文化的人来保护它、研究它，但决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塔克拉玛干沙漠曾是人类共有的家园，丝路文化是人类曾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又被遗忘了的文化。斯坦因等考古学家让这已消逝的文化重现于世，让人类有机会重新解读丝路文化，了解这神秘而美丽的道路上曾有的辉煌。
注释
1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第3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2 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3 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1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4 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第37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 王嵘：《无声的塔克拉玛干》第21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
6 胡戟、傅枚：《敦煌史话》第117页，中华书局，1995年。
7 冯骥才：《人类的敦煌》第1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8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第2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9 胡戟、傅枚：《敦煌史话》第209页，中华书局，1995年。
10 胡戟、傅枚：《敦煌史话》第6页，中华书局，1995年。
11 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第9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12 冯骥才：《人类的敦煌》第21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参考文献
1．郭鲁柏（法）：《西域考古记举要》，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
2．冯承钧：《西域地名》，陆峻岭增订，中华书局1980年增订第二版。
3．黄文弼：《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穆舜英、张平：《楼兰文化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斯坦因：《沙埋和阗废墟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6．王嵘：《无声的塔克拉玛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7．大谷光瑞（日）：《丝路探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克林凯特（德）：《丝绸古道上的文化》，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
版社1994年版。
9．胡戟、傅玫：《敦煌史话》，中华书局1995年版。
10．冯骥才：《人类的敦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论文摘要：中国五千年文明就像是人类的大舞台，一朝一代走着过场，每朝每代都给人类留下丰富的文化。敦煌石窟就像一个小舞台，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服饰，不同的文化，衬托出共同的信仰与追求，无数的能工巧匠，善男信女，无论高低贵贱，共同演奏着一曲赞美神的交响乐，融贯东西，气势磅礴，历经千年，为人类留下神传的文化。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的交汇点，南枕祁连山，西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北塞山，东峙三危山。敦煌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要地，在河西走廓的西端，为一面积不大的绿洲，四面戈壁、沙漠环绕。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可见西域的文化对敦煌的影响很大。一千多年前，佛教在西域诸国很盛行，建塔造寺、开窟筑像的佛教艺术也随之传入敦煌，与中原古老的半神文化交汇、融合，产生出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
1 建筑艺术
敦煌莫高窟的石窟造像主要是泥塑，因均施彩绘，故称彩塑。颜料取之于天然矿石，色泽艳丽，颜色长久不变。彩塑是洞窟的主体，一般位于正厅中间，主要塑佛像或菩萨像，四壁和顶上才是壁画，早期的洞窟，壁画只是作为装饰和陪衬出现的。壁画一律彩绘，不论是何朝何代，内容大体一致，最为普遍的有佛像画，佛经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飞天壁画。
早期的洞窟形式(十六国，北朝时期，304-581)主要是禅窟和中心塔柱窟，起源于印度。禅窟是供僧人坐禅修行的洞窟。如285窟主室为方形，正壁开龛塑像，供修行者观像之用，左右两侧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供修行者坐禅修行。中心塔柱窟，又称中心柱窟，塔庙窟。窟内中央设立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柱塔，柱的四壁开龛塑像，以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之后不断融入中国式的建筑风格，至隋唐时期(581-907)，洞窟形式已完全转变成中国传统的殿堂形式，主室平面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洞窟的其余三壁均绘有壁画，窟顶为覆斗形或人字披形。殿堂式的洞窟已经成了世俗礼佛的场地。
2 雕塑和壁画艺术
从彩塑和壁画的艺术风格发展来看，可以分三个时期。隋唐以前的发展期，包括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时代，历时一百八十年。隋唐时期的顶盛时期，包括隋唐两个时代，历时三百多年。隋唐以后的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鹘、元几个时代，历时四百六十多年。
2.1 发展期
早期彩塑多以弥勒为主尊，带有印度造像的特点。塑像体格高大，额头宽阔，脸形方正，直鼻，眼窝深，发髻为波浪形，衣纹贴身。印度的造像手法是古希腊式的，这是印度佛教之前的信佛时期留下来的。所以传说敦煌的名字与古希腊人有关，不是不无道理。
公元525年，中原出现“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莫高窟的石窟造像。塑像面容清瘦，褒衣博带，飘逸自得，宁静超脱。
北朝时期的壁画多是佛经故事画。最著名的有尸毗王割肉救鸽的故事，最精彩的当属 “尸毗王本生”，还有九色鹿本生故事画，五百强盗(得眼林)故事画等。
北魏时期的的天宫伎乐壁画还带有西域特征，舞者肩披长长巾帛似今印度妇女披的纱丽，舞姿也颇富印度风韵。
从北魏晚期到西魏，由于孝文帝的改革，作为统治者的鲜卑族开始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迁都洛阳后，更加速了汉族文化的传播。这时的壁画中出现了一些中国的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如西王母，东王公，伏羲女娲等。西域的绘画风格仍然保存着。
2.2 顶盛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塑像造型由北魏秀骨清像转为雍容华贵，色彩丰富。
隋代塑像体壮丰满，鼻低耳大，衣着富丽。姿态也更丰富生动，形象更加中国化了。塑像敦厚恬静的仪容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这是佛教从寺院走向现实生活的重要过渡时期。
“盛唐”时期，百姓生活富足，中原文化空前繁荣，佛教在中原大地普及。很多高僧从内地前来弘法，经卷不断从长安、洛阳传入，敦煌石窟艺术受到内地佛教文化的影响，建筑风格、规模形式、塑像和壁画的内容都发生了变革。
唐代是一个营造巨型大佛的时代。唐代初年，武则天下令僧人造《大云经疏》，该经称武则天为弥勒下世，全国各地兴起塑造弥勒的热潮，莫高窟最大的塑像，北大像高 35.5米，气势宏伟，庄重沉稳。开元年间，高26米的南大像也被塑造出来。再加上榆林窟的大像，三座大佛窟，供奉的都是倚坐的弥勒，都是在唐代开凿的。
此外还有中唐释迦牟尼涅槃卧像，长15.8米，右胁而卧，四周配有壁画，以造像与壁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菩萨，弟子，护法，国王，大臣肃穆举哀的大型场面，衬托出人们对佛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
唐朝的壁画色调最为丰富多彩，富丽而灿烂，呈现出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的局面。壁画内容可分为五类：即佛像画；大型佛经画；佛教历史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
莫高窟的装饰图案，千姿百态，绚丽多彩，既是连接洞窟建筑，塑像和壁画的纽带，同时又是独立存在的图案。以藻井图案为代表的隋唐装饰图案，是莫高窟的装饰图案的高峰。如第329窟窟顶藻井和第159窟西壁窟顶图案，繁缛多样，花纹缜密，这些图案多出现在窟顶中心，寓意苍穹深远莫测，宇宙无限之大。
唐朝“太平盛世”，人民生活富裕，佛教家喻户晓，而且是多佛的信仰。家家供佛，人们向往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的弥勒世界，相信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苦难皆可解救，倡导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往生西方净土。艺术家们的创作才能在信仰的世界里，得到充分地发挥，他们把人间荣华富贵搬上墙壁，又把天国的富丽堂皇展示人间，天上人间，人间天上，真是天人合一的时代，充分显示了中国的半神文化。
2.3 衰落期
隋唐以后，敦煌石窟艺术走向衰落期。
公元1036年，西夏统治了敦煌，佛教成为西夏国教，西夏君主从西藏迎来藏传佛，使敦煌石窟艺术融入藏族文化。
1227年，成吉思汗的铁骑踏进沙州，在敦煌，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把西藏传来的密宗文化推向。此时期人物形象描绘准确，生动，线描细腻，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独特风格，为敦煌石窟艺术最后的辉煌又添了几分色彩。
3 雕塑与壁画的内容
中国是个信神的民族，包括古时历代的帝王。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土后，很快被华夏民族接受，并发扬光大。佛教中有许多故事都是教人向善，因果报应，生命轮回，做好事，乐善好施会得善果，做坏事会得到惩罚，人们信神会得到神的保护，修道者会升往天堂。这些理念几乎都出现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中，还有许多赞美神佛的大型雕塑和壁画。无不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信仰与追求。
雕塑造像主要有：佛像，包括释迦、弥勒、药师、阿弥陀以及三世佛、七世佛；菩萨像，包括观音、文殊、普贤及供养菩萨等；弟子像，包括迦叶、阿难；尊神像，包括天王、力士、罗汉等，另外还有一些鬼神、神兽等动物塑像。
塑像是石窟的主体，壁画在石窟中虽然对建筑起装饰和美化作用，对雕塑起补充和陪衬作用，但其数量最多，规模最大，艺术技巧最精湛，内容最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面面俱到，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古人不同时期的文化生活，表现神及天、地、人、动物、环境的方式，表现友谊与恩的方式。丰富多彩，井然有序。
佛像画，指佛陀、菩萨、护佛神等供奉的各种神灵形象，是壁画的主要部分。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画，指北魏晚期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道家神仙的内容题材。经变画，利用连环画的形式，把整个一部佛经用通俗易懂的故事形式表现出来。佛传故事，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本生故事画，是指描绘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转生中的各种善行，如 “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因缘故事画，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故事。佛教史迹故事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供养人画像，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敦煌的石窟虽历经千年岁月洗刷，甚至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但仍有一些石窟保留了原貌，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艺术博物馆。今人仍可以从石窟的雕塑、壁画内容，寻找到先人们对佛法的虔诚，对佛的无比敬仰。或许这也是先人们留给今人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吧。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李白、碎叶、西域、考证
一、关于碎叶
碎叶是安西四镇之一，历史上唐代政府就在碎叶设镇，推行政令到伊赛克湖以西，怛逻斯地区。它也有过繁荣历史，同时也是东亚与西亚间相互往来的交通要冲，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起着巨大作用。碎叶也与唐代大诗人李白及其家世有关，极有可能是李白的出生地和其先祖活动的场所。
（一）两个碎叶的疑问
关于唐代碎叶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疑问。首先是在唐代设置的安西四镇中，碎叶时有时无，存在着碎叶与焉耆互相交替的情况。唐人苏冕在编纂《唐会要》时就提出：
"咸亨元年（607）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693）十一月，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1]。
与这个问题相因而生了另一个疑问：碎叶究竟是位于热海以西，抑或在焉耆另有一个碎叶。著名学者郭沫若赞成存在两个碎叶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不妨先分析一下文献考证。
（二）文献考证
在所有提到碎叶的历史文献中，就今所知，以唐代玄奘留下的记述为最早。他指出
"自热海西行五百里至碎叶（水）城。碎叶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百五十里至怛逻斯城[2]。
玄奘这里指的是热海碎叶。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杜还著《经行纪》，被杜佑采入《通典》若干条，其中述及碎叶情况，也指出：
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碎叶川，其川东头有热海，西头有城名怛逻斯，碎叶川有碎叶城。[3]
唐代地理学家德宗贞元间宰相贾耽（730-805）的记载保存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贾耽所记自安西西行路程：
"又三十里至碎叶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逻将军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4]
显然以上关于碎叶的记述是一致的。所指的碎叶均是"热海碎叶"。
除了汉文献外，"穆斯林"地理文献也有关于碎叶的记载。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德贝赫撰《道理与诸国志》，[5]库达玛・伊本・贾法尔撰《税册》[6]；波斯佚名作家撰《世界境域志》[7]；波斯作家加尔迪撰《记述的装饰》[8]都记述了从怛逻斯到碎叶的城镇道路。我国新疆喀什噶尔人马合木・喀什噶里撰《突厥语词汇》[9]中的有关条目，上述穆斯林文献可与玄奘、杜环、贾耽记载的自碎叶西行的道路互相印证。
（三）遗址的考证
发掘的废墟遗址做为碎叶城，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其故址应求之于十一世纪前存在的诸大废墟中。其次唐代碎叶水流域的交通要道在近代大道的南侧，碎叶城故址亦不能偏离唐代中西交通古道甚远。根据上述情况，从前苏联发表近十年这一地区考古资料中查找，合乎上述条件的中古大型废墟有两座，一为"阿克贝西姆"废墟城，一为"布拉纳"废墟城。究竟哪一坐是碎叶城呢？针对这个疑问，一九六一年英国突厥语言学家克劳森发表了《阿克・贝西姆即碎叶》一文，他所根据的是科兹拉索夫一九五八年发表的发掘报告。[10]法国蒙古学家韩百诗也推断阿克・贝西姆相当于文献中著名的碎叶。[11]可惜两位考古学家都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们的结论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我们不妨先假设"不拉纳"为碎叶。苏联"吉尔吉斯考古队"先后发掘出的三座陵墓、及出土文物，分析得出结论：遗址布拉纳属于十二至十三世纪。尤其是出土了回历四二四-四四七年（公元1032-1055）虎思翰尔朵铸币。[12]"虎思翰尔朵"在突厥语词汇中即"八剌沙衮"。可以得出"布拉纳"不是碎叶，而是另一座城市-八剌沙衮。八剌沙衮也是一座历史名城。十世纪末由葛逻禄等部建立黑汉王朝，以八剌沙衮为都城之一。契丹建立西王朝，以八剌沙衮为都城。八剌沙衮兴起，碎叶渐渐湮没了。
既然布拉纳不是碎叶，不妨假定阿克・贝西姆是碎叶城。阿克・贝西姆除了符合上述两条件外，《唐会要》卷七十三关于碎叶有这样一段记载：
"调露元年九月，安西都护王方翼筑城碎叶，四面十二门，作屈曲隐伏之状，五旬而毕。"
再来分析一下阿克・贝西姆城垣的特点。阿克・贝西姆中央废墟由东西两城组成。其西城建立在丘岗之上，是全城的要害部位，它北临楚河的陡峭南岸。东侧是一条直抵楚河的堑壕，堑壕深达五米，构成城外防卫设施之一。北墙，南墙均抵堑壕与之相接而止。城垣的形制完全符合王方翼的"屈曲隐伏"之状。
除了阿克・贝西姆的城垣外，碎叶城内的大寺的位置在碎叶宫堡之旁一百米处。大寺既本于武则天的政治意图而建立，其显著特征就是奉祀弥勒。这些情况与杜环留下的"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处建大寺犹存"的记述相合。
（四）"杜怀保造像题铭基座"的发现
1982年，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的阿克・别（贝）西姆古城遗址附近当地农民发现一件镌刻有汉文题铭的造像碑基座，红色花岗岩质，呈八角形，厚约11厘米，宽约32.6厘米，高约13.5厘米，下有础柱头。题铭全文补为
"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 十姓使 上柱国杜怀宝，上为天子下为考妣见使法界众生，普愿平安，获其瞑福，敬造一佛二菩萨。"
杜怀保造像题铭基座出土，使碎叶问题变得更加清晰。"杜怀保造像题铭基座"出土于阿克・别（贝）西姆附近，且题铭中明记"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驻守碎叶。此乃阿克・贝西姆古城就是唐代碎叶的铁证。从而使所有推测得到最有力的证据，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
其次"基座"的出土还可以告诉我们：调露元年碎叶列为安西四镇之一后，唐朝曾暂时设置"碎叶镇压十姓使"一职，由安西副都护兼任，驻守碎叶。碎叶曾为安西都护府治所的结论，因杜怀保造像题铭发现而成立。
综上所述，碎叶城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西姆城。其位置大约为东经75度，北纬42度处。
二、李白出生地的文献记载及研究成果
李白出生于碎叶，其文献出处见于范传正撰写的碑文和李阳冰的李白《草堂集序》。范传正撰此碑文时，时局李白之死已五十五年，范传正得到的是李白孙女搜于箱箧中，由李白亡子李伯禽遗下的手疏。"该手疏十数，纸坏字缺，不能详备，只能约而计之"。"手疏"的内容也很模糊。我们不妨将两处文献出处作以比较：
"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埋名。"（"范正传碑文"）
"中叶非罪，谪居条之，易姓于名。（"李阳冰的李白《草堂集序》"）
比较这两个碑文，都讲李白的先祖被迫流窜于西域。时间上自凉武昭王李至李白为九世，中叶应指第五世左右，具体时间也相当于隋末。"隋末"与"中叶"相对应。再分析一下"条支"与"碎叶"，据考证碎叶，热海一带与被称为条支的大食地是紧密相接的。"条支"即是"碎叶"及其西之地而言，碎叶也是指之东及相邻之地；二者相同，只是说法有别。两条碑文反映的内容其本质上是一致的。
早在1926年5月10日李宜琛先生在《晨报副刊》上撰文，首先提出了李白出生于西域（碎叶或条支）的说法。1935年1月，陈寅恪先生在《清华月报》上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他认为李太白"生于西域"，"其本人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13]
之后，又有冯承钧先生的《唐代华北蕃胡考》。冯氏认为，"条支即大食"，并以此断定李太白"其人不生于蜀，实生于大食也"。[14]稍后，1936年3月，又有胡怀琛先生撰文《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该文认为"李白是生于怛逻斯城，在他五岁时，由他的父亲带他回巴西来的"。[15]俞平伯先生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一文发表。俞先生认为"他（李白）久住西域，大概在碎叶附近，若确切指出恐亦难信。"[16]
1971年郭沫若先生出版了新著《李白与杜甫》。该书认为"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17]
三、李白诗歌考证
纵观李白诗歌，虽然没有明显出现"碎叶"，"热海"一类的词语。但是他的诗中也出现与西域有关的词语，对这些信息做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其中与"碎叶"的内在联系。其中《战城南》算是间接提到"热海"这个地名。
战城南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这首诗中"去年"应系于天宝元年或天宝二年。因为在桑干河处平定怒皆的战争天宝元年爆发，持续了两年。到底是哪一年要参照"今年"。"今年"要与"去年"相接，应该在"葱河道"打过仗。与之相应的是"天宝三载，盖嘉运功碎叶城，擒吐火仙的事。"天宝三载五月和八月的战事，先后发生在热海，夷播海之间一带。而这一带的夏天和秋天，天气炎热，干燥、少雨，因此洗兵只能用"海上波"。这里的海到底是"热海"还是"夷播海"，要对战事进行具体分析。盖嘉运攻碎叶城，其战役进攻的路线是正面攻击，其军必走北岸入碎叶城道路，也只有走此路，才能从南面攻击怛逻斯城。"海上坡"的海应指热海。
《寄远十二首》一诗是对自己思乡之情的描述，诗中一些词语流露出的信息，直接反应出李白与西域的密切联系。
寄远十二首
鲁缟如玉霜，笔题月支书。
寄书白鹦鹉，西海慰离居。
行数虽不多，字字有委曲。
天未如见之，开缄泪相续。
泪尽恨转深，千里同此心。
相思千万里，一书直千斤。
诗第一句中提到"雪白的鲁缟"说明李白写此诗时，应该住在鲁东。"笔题月支书"可以看出李白懂得"月支语"，并熟练地运用"月支文字"来书写书信。而使用"月支语"的人很可能生活在新疆阿克苏柯坪县一带。那里保留着最古老的月支语言。而柯坪县的位置位于经温宿奔勃达岭，并且越该岭可去热海。这很可能是李白先祖去热海的途经地。另外还有一事例与"月支语"相对应。据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确定为天宝二年至天宝三载（743～744）。就在这段时间内，渤海国国王的弟弟大蕃作为使者曾到唐都长安朝拜过。渤海国使臣上书用的是"蕃文"，而李白恰好知晓"月支语"，将渤海国君主的政治军事讹诈，用外交辞令给予无情的回击，从而避免了一场遍地战争。李白因为懂得"月支语"，为粉碎这一阴谋立下了不朽功勋。诗人并没有用"鸿雁""青鸟"等常用鸟意象，而选择"白鹦鹉"替自己传书。而"白鹦鹉"是西域的特产，因"精识辩慧""善于应答"常作为贡品进献。纵观全诗，这是一封诗人写给自己散落在西域的亲人或有人的书信，用白鹦鹉稍书带给西海的朋友，表现出诗人缅怀故乡的情意。
《江西送友人罗浮》中最直接提到了自己的故乡是在西域。
江西送友人罗浮
桂水分五岭，衡山朝九疑。
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
素色愁明湖，秋渚晦寒姿。
畴昔紫芳意，已过黄发期。
尔去志罗浮，我还憩峨眉。
"乡关眇安西"可以看出安西是他的故乡，这个故乡非常遥远。而安西都护管辖地包括碎叶。李白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四川度过的，所以他对蜀地非常眷恋。而"峨眉"仅是一个休憩地，不是他的故乡。
李白诗中还提到与西域有关的事物，可以间接告诉我们他与西域的密切联系。如《赠崔咨议》中"绿骥本天马，素非伏枥驹。长嘶向清风，攸忽凌九区，何言西北至，却走东南隅。与此诗相应的还有《天马歌》中"天马自出月支窟，背为虎文尤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天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
以上两首诗都提到了天马，将二者联系来看，诗人以出自西域的天马自况。而《天马歌》中指出了李白自比的"天马"来自"月支窟"。所谓"月支窟"，即月支国的故地月窟。是指月亮在西边降落的地方，泛指遥远的西部。另外《史记・大宛列传》中"神马当从西北来"的句子，也说明了李白的相关，应在大宛或大宛附近。碎叶在怛逻斯之东，而大宛都督府则在怛逻斯西南。李白以出自大宛的天马自比，更隐喻出自己出生于西域碎叶或条支等地。
此外李白的一些诗中也出现了一些与西域有关的名词。比如《幽州胡马客歌》"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塞下曲六首》"愿将要下剑，直为斩楼兰。"中都提到了西域的名城"楼兰"。
因为李白对自己的出生地诉说一直处于一种举起不定的矛盾心理。我们也很难找到李白本人关于自己出生地的详细说明，以及诗歌中对出生地的直接告白。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证和对与西域有关的诗歌深层探究，我们可以验证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结论：李白的先祖隋末流窜到了碎叶，李白在碎叶出生，长到五岁时又举家迁到了蜀地。李白的出生地位于西域的碎叶。
注释：
【1】王溥《唐会要》卷七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
【2】玄英《大唐西域记》卷一"碎叶水城"条。
【3】杜佑《通典》卷一九三。
【4】《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5】伊本・胡尔达得贝赫，约生于回历205/公元820年或回历211年/公元825年，卒于回历300年公元911年。
【6】库达玛，全名库达玛・本・贾法尔。所撰《税册》，成书当在回历316/公元928年以后。
【7】波斯佚名作家的《世界境域志》是写于回历372年/公元982年-983年的一部波斯文地理著作。
【8】加尔迪齐的波斯文著作《记述的装饰》写成于1050年。
【9】马合木・喀什葛里生当十一世纪。所编《突厥语词汇》成书于十一世纪七十年代。
【10】克劳森《阿克・贝西姆即碎叶》（《英国王家亚洲学会杂志》，一九六一年四月号，第四页）。
【11】别列尼茨基、本托维奇、勃里沙可夫上引著作，第一二页。
【12】《在布拉纳的第六个工作季度》（苏联考古研究所编《一九七四年的考古发现》，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第五七八页）。
【13】陈寅恪 《李白氏族之疑问》，载《清华学报》1935年十卷一期，第153页～155页。
【14】冯承钧 《唐代华北蕃胡考》，载1930年9月号《东方杂志》。
【15】胡怀琛 《李太白的国籍问题》， 载1936年《逸经》第一期，第3页。
【16】俞平伯《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问题》，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二期，第40～46页。
【17】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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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魏晋名士是传统社会的明星，是传统美学的承载者，后现代明星则体现了后现代美学的若千文化意蕴，当将二者并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可以探究到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许多差异。二者都对自身形象表现出了极大关注，前者具有形而上追求，后者却只有功利目的;前者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后者却是瞬时的、速朽的。这体现了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不同。
魏晋名士指的是中国历史上魏晋之际风姿绝秀、特立独行的士人群体。在通常的学术描述中，这一群体大体包括以三国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名士，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名士，以釉康、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以石崇、潘岳为首的西晋名士，以王导、谢安为首的东晋名士。名士之名，一方面在于作为知识阶层一的他们或者出身于士家大族，或者依附于政治权威，门阀政治与庄园经济保证了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话语权的绝对占有;另一方面，他们对自我形象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又常以其高言异行与主流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形成对抗，这些行为很容易为他们博得令誉与重名。这两个方面很自然地使他们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成为传统社会的明星。
何谓后现代明星?其内涵及外延则要模糊得多，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后现代”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实性。回视已有的对“后现代”的界定，可谓花团锦簇，后工业时代(贝尔)、消费社会(波德里亚)、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杰姆逊)等等关于后现代的语义群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概念景观。这些表述的内蕴不一，甚或相互姐龋，但可以确知的是，后现代绝不仅是一个时间段的简单划分，对其形形的描述，实则反映了我们处身于其间的生存世界相对先前社会的迁离变动，这些变动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结构、交往方式、消费手段、休闲方式、视觉形象、哲学思考等等领域，社会的变迁重塑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比如，生活于大都市的人们常常对中国古典诗词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世界感到隔膜，渐觉疏远，而渐已习惯了高楼大厦、影视网络和街道上扑天盖地的张贴广告与鳞次栉比的购物商场。后现代明星正是这一社会的产物，或者说，它是“消费社会”“第二媒介时代”“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在我们的视野里，主要将后现代明星界定为依托当代传媒成为人们关注对象的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文体明星，尤其是前者。这些明星凭靠影视、网络、广告等多层面狂轰乱炸般的传播媒介，迅速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构成了生存于当代社会的人们一种无法摆脱的生活经验。
魏晋名士是传统社会的明星。在朝廷、士人、民间为骨架建构的传统美学中，士人美学构成主干，可以说，魏晋名士是传统美学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而后现代明星则是后现代社会的明星，是大众文化构成后现代美学的重要内容。后现代明星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同时也就成为后现代美学的体现者。当将魏晋名士与后现代明星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便构成了十分有意思的景观。他们存在着些许相似，他们更有着太大区别，从对两类明星的对视中能够见出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几多差异。
一、两者对外在形象的关注及其文化意组
对自我外在形象的极大关注，是魏晋名士与后现代明星共有的特征。
二者对外在形象的关注，最集中的体现于服饰上面。就魏晋名士的服饰而论，可举数例得知:
植初得浮，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署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祖，胡舞五推锻，跳丸击剑，诵排优小说数千言。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寡头散发，裸祖其踞。其后贵游子弟暗、王澄、谢鱿、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情，脱衣服，寡五态，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由以上两例可知，魏晋名士的服饰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着意修饰装扮自己，甚至涂脂抹粉，这演变成魏晋的傅粉之风;另一种是粗头乱服，不事雕琢，更有甚者是脱衣裸形，这成为魏晋的裸程之风。两种服饰之风在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不过，其背后却都表明了魏晋名士对自我形象的关注。
相比魏晋名士，后现代明星对外在形象的关注当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亦举两例:
以“赫本Hepburn”为主的服装，流行至今仍颇受时尚一族的欢迎。在她的着装中，主要以减少裸露，掐腰设计，七分或九分长度的褶裙为主。世界顶级品牌商Ferragamo为她量身定做，名为“Flat-shoes”鞋子，使她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尊崇，优美柔和的粉红色丝带装饰在她的着装打扮中也不可忽略，加之鞋子的外观，采用精致细腻的设计，与众多珠宝饰品的点缀，使之带来了更加美妙绝伦的视觉效果。
外表平平的周杰伦，人前亮相时也总是松松垮垮，天天都是牛仔裤、篮球鞋、鸭舌帽。他说:“通常因为一些活动必须穿些有造型的衣服，其实在私底下我是很喜欢穿很舒服、平常的一些牛仔服。”周杰伦的形象包装正是当今国际上最为流行HIP-HOP文化的典型，他的音乐和生活方式使这种新的流行文化成功地在中国找到了生存土壤。很难说是周杰伦创造了流行，还是流行成就了周杰伦。
这两个例子显然同样表明了后现代明星注重从服饰上凸显自己，以塑造独特的自我形象来吸引眼球。
两类明星似乎都在追求知名度，但是在其关注外在形象的现象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此种差异在“谓得大道之本”与“量身定做”、“形象包装”这样的字眼中暴露无遗。
魏晋名士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对个人名声的追求，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相关联。一方面，人物品藻的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促动了人们对外在形象进行品评赏鉴。另一方面，魏晋社会混乱不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分崩离析，“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成为魏晋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楼头残梦。这个时候，名声本身已经成为独立的价值追求，魏晋士人对名声的追求就具有了独特的形而上意义。这种形而上意义突出表现在阮瞻等人脱衣裸形而“谓得大道之本”，他们关注外在形象博取声名的目的是追求“大道”，渴慕“通”、“达”，而“通”、“达”正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最高的价值追求。
后现代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大众文化以娱乐大众为目标，在后现代社会，“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阎。大众文化构成十分重要的商品，商品的特点决定了大众文化工业的生产者无不以威利为目的，衡量的标准是以具体的阿拉伯数字昭示的票房、收视率、纯利润。基于此，后现代明星构成了文化商品中的一环，明星同样可以明码标价。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后现代社会，作为商品的后现代明星为了卖个好价，更需要关注外在形象，需要文化工业的生产者们对其进行“包装”。这时，作为活生生的人的明星被物化了，它成了冷冰冰的商品，以商品面目出现的后现代明星对自身形象的关注，可以说只是出于“庸俗”的目的—赚钱。它没有也不需要形而上意义的追求。
二、两者的生命力及其文化差异魏晋名士追求着独特之个性，独立之人格:
“桓公少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种“宁作我”的独立精神之追求体现了魏晋名士的主体自觉。同时，魏晋士人在其文艺活动中自觉寻求着永恒之意义: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网
他们认为写诗作文具有超越生死的形上价值。古典文艺活动的严肃性与形上意义寻求，构成了传统美学的一大特点。也正基于此，魏晋名士成就了身后名，他们与其“不朽之盛事”的诗文一样，着永久的生命力，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而后现代明星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是的，在琳琅满目的传媒画面里，他们张扬着自我之独特形象，然而，这种追求却带着虚假的矫饰，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虚像”。它经过了包装，经过了处理，它已非“他”。对后现代明星来说，“主体已死”，他们对自我形象的追求，是非自觉的，是受制于外物的。
君可见，好莱坞在批量复制着一个又一个明星，作为硬汉形象的，千人一面。在中国乐坛，一个刀郎红极一时，紧跟着，当歌手“刀郎”红火一时并忙着蒙面出席《十面埋伏》首映式之际，另一位歌手竟抢先一步注册了“西域刀郎”这个名称，并推出了一张名为《西域刀郎·寻找玛依拉》的专辑，也因此引发了一场“刀郎”之名争夺战。刀郎经理人指责对方“恶意竞争”，西域刀郎唱片发行公司老总则声明:“刀郎只是种文化，我们是合法的。”而网上一些关于此事的评论也铺天盖地而来—“正牌公司推出‘歪’刀郎”、“刀郎对‘西域刀郎’感无奈”、“假刀郎大张旗鼓杀进新疆，刀郎经理人称其行为卑劣”……《刀郎只是种丈化几个“刀郎”抢饭碗?》娱乐网)
我们知道，还有第三个刀郎，或许还会出现第四个、第五个……这就是后现代明星的生产方式，美国学者杰姆逊将其称为“盗袭”剿窃式的复制，构成后现代文化的一大特点。
20世纪初，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木头沟、胜金口等地发现《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残叶，分藏于梅因茨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共六个抄本，600余件残片，称“吐鲁番本”。1959年4月某天，哈密地区伊吾县天山乡脱米尔提村农民牙合亚热依木劳作间隙在古代废墟旁休息时，意外从用土坯垒成的地洞里发现一摞写满字的纸。他把这些纸张上缴公社办公室，再转至县文化馆。此本残，共293叶686面，每叶高22厘米，长44厘米，左边第七至九行间画有黑色圆圈，中有一小孔，用以穿绳，是“梵夹装”装帧形式。这部作品就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剧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写本，是为“哈密本”，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2们2年，哈密伊吾县新发现约200件文本残片，可为“哈密本”的重要补充。
此外，还发现两个吐火罗文写本：其一，德国考古队在焉耆舒尔楚克获得，现存德国，因写本残破，至今未完全刊布：其二，1974年冬天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一个灰坑内发现，共44叶88面，双面书写婆罗米字母，被火烧过，残损严重，大多数残页上仅剩几个字，纸色发黄，页序混乱，给整理、解读造成很大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把这批写本、照片转交季羡林先生，请他解读。季先生很快辨认出这是用甲种吐火罗文（rocharian A）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应为上述回鹘文写本的母本。季先生考察了古代西域弥勒信仰，并且翻译了与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内容相关的于阗语文献。
目前，相对最完整的是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回鹘文为m aitrism it又名《弥勒三弥底经》、《弥勒下生经》，是目前所存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回鹘文佛典。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27幕，描述弥勒菩萨上兜率天及在弥勒净土的各种趣事、见闻的古代大型佛教剧本，每幕标有地点、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每幕前还用红墨标写出演出该幕的场景、人物神情、动作等，堪称中国最完整的早期剧本。第一幕是序幕，是佛教教义的说教、宣讲。第二至二十六幕为正文，主要描写未来佛弥勒不平凡的一生：年逾120岁的婆罗门僧婆婆离，在梦中受天神的启示，想去拜访释迦牟尼如来佛，但自己老态龙钟，不能亲自前往，便派弟子弥勒等16人，代表他去谒佛致敬，恰好弥勒也在其中受到天神同样的启示，便欣然应允。婆婆离告诉弥勒等人，如来佛身上有32个人像，只要看到这些人像，那就是如来佛，就可以把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如来佛。弥勒等人奉师命来到如来佛身边，果然看到32个人像，提出大道青天、凡物人间等几十个问题请教32个人像，32个人像分别回答凡人提问，答辞明晓易懂，道理深刻，弥勒受益入佛道而自称弥勒佛。
《弥勒会见记》语言古朴典雅，对话具有个性特征，塑造了释迦牟尼、弥勒、跋多利婆罗门、王阿那律、摩诃罗倪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剧本安排紧凑，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作为一部早期戏剧作品，《弥勒会见记》在维吾尔族文学史和中国戏剧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回鹘由回纥改名而来，文字也由原来使用的突厥文改变为回鹘文：一种用栗特字母拼写回鹘语的拼音文字，直至16世纪中后期还在吐鲁番地区使用。9世纪中叶，有一支回鹘人迁至吐鲁番盆地后建立高昌王国，原来信奉的摩尼教依然存在，一部分人接受景教，但佛教最盛行。据考证，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一个名叫依塔思・依干的都督为了自己死后能够见到弥勒佛成道而请人抄写的。根据跋语可知《弥勒会见记》最早由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文，再由智护法师译为回鹘文。该写本具体抄写时间为8～11世纪，学术界意见不一。1959年和1961年，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6A.v.6 abah）教授影印、刊布分藏两处的“吐鲁番本”。葛玛丽认为《弥勒会见记》是在回鹘人所谓的新日（每年的弥勒节日）时向佛教信徒们演唱的剧本。汉堡大学华裔学者刘茂才教授在著作《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库车与中国的关系》中记载：“新年时举行七天斗兽游戏……此外日夜举行名叫苏幕遮的表演，演员们头戴动物面具，唱歌跳舞……”回鹘摩尼教徒中很早久有庆祝“伟大新日”的传统。茨木（P.Zieme）刊布的摩尼教文献中谈到信仰摩尼教的回鹘统治者与贵族们都参加此活动。因此，葛玛丽认为《弥勒会见记》吐火罗文本“根据印度语本制成”的说法为假托，其实是当地产物。无论如何，这天佛教信徒将观赏或听赏带有挂图或表演的关于弥勒的说唱故事，当然，这就需要说唱弥勒故事的本子，于是《弥勒会见记》就产生了。它虽然基本为小乘作品，但已见大乘影响。信徒们追求的不仅是阿罗汉，而且也是菩萨理想，希望将来弥勒下生到人世时，能聆听其教导，会见未来佛，从而成道并得到解救。如果是说成立，那么，苏巴什佛寺出土舍利盒上的乐舞图像与《弥勒会见记》应该表现的是同一个主题。而玄奘在龟兹驻留期间，很可能参加过这个活动。
季羡林先生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吐鲁番写本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个文献最长的手稿残叶”，尽管回鹘文写本的题跋中说明这部文献最早译自印度语，但没有说明是指梵语还是其他印度语。《弥勒会见记》基本属于小乘佛教，但不论梵文佛经还是汉文大藏经中都不见其所本的踪影，其来源仍是一个谜。季先生前期发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成果大多用中文写成，后来考虑到这门学科的国际性，最终决定用英语发表全部转写、翻译和注释。由季先生转写、翻译和注释，德、法两国吐火罗语学者W.W enler和J.-J.P nault协助完成的《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1998年由总部分别设在柏林和纽约的跨国出版公司出版。
国际知名突厥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于1961年就开始研究此写本，他用一年时间完成全部写本拉丁字母转写和部分翻译工作，发表多篇论文，有专著《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他认为《弥勒会见记》至少由三位抄经人写于1067年，似为一种看画讲说故事并可能伴有某种表演的原始戏剧，近似于藏戏，与现代戏剧不能等同。中外大多数学者认为哈密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和吐鲁番吐火罗文本《弥勒会见记》文本大约在唐朝突厥牟羽可汗时期就已形成。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西库尔・买买提敏研究认为《弥勒会见记》的最早版本在公元初几世纪就已高度成熟，随着西域歌舞东传，深刻影响到中原文化并对中国戏剧（元代戏神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弥勒会见记》的印度文字写本（有学者推测可能是梵文）
目前尚未发现，因此，两件龟兹文母本显得尤其重要。
由于在语言学分类上，吐火罗语与其近邻――印欧语的主要东方分支SaLem语族的印度一伊朗语（1ndo-Iran ian）距离较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Cenlum语族的拉丁一凯尔特语与日尔曼语有较近关系，因此，在印欧语分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龟兹成为古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地之一。20世纪以来，在新疆发现几种灭绝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以吐火罗文最难解读，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而发现的地点却在印欧语系各种语言分布区域的最东端，不少词汇早已变形或消失。相对于同时出土的死文字于阗文、栗特文材料，吐火罗文资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数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其巨大的文献价值。尽管近百年来因为出土材料稀少，还有很多龟兹文问题没有解决，但通过对《弥勒会见记》龟兹文残卷的研究，可以增加可辨识的吐火罗语词汇，弄清一些吐火罗语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式，积累吐火罗语语法形式，进而讨论、检验前人关于印欧语系诸语言关系的研究问题，最终，还将引发对印欧人起源问题的深度讨论。此前，学者对龟兹文化的认识主要通过汉文史料和僧人传记获得，而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却是较为完整的龟兹古代佛教著作，通过它可研究龟兹佛教渊源、小乘佛教在龟兹的流行、龟兹译经水平等问题。同时，吐火罗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作为吐鲁番、哈密地区出土回鹘文写本的母本，其本身就是研究西域戏剧形式、内容及传播途径的珍贵材料。法国汉学家列维在《所谓吐火罗语B即龟兹语考》一文中指出，据中国最早2世纪佛经译本中佛教用语“沙门”、“沙弥”不能对比梵文stalll ana、siamenera，但与龟兹文sam ane、sanm ir接近，断定中国2世纪佛经从原始龟兹文翻译而来，大约公元1世纪，龟兹文作为谋介将佛经传入中国。伯希和认为“Tokharoi吐火罗”有强送气声，但“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都不存在这类强送气声，他主张废除“吐火罗语”称呼，用方言A残简出土地之一的卡拉沙尔为名，改称“吐火罗语A”为“卡拉沙尔语”
（Qarasahr是焉耆的维吾尔文称呼）。吐火罗语A残卷中有“arsi”一字，英国学者贝列（H.W.Bailey）认为arsi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Agni（阿耆启，他最早称吐火罗语A为焉耆语，但不赞成称“卡拉沙尔语”，因为“卡拉沙尔”与焉耆虽然是同地异名，但毕竟是较晚的维吾尔语，不如焉耆恰当。
论文关键词：功能类型，新疆旅游资料，语言功能，文化信息，预期目的
引言
凯瑟琳娜·莱斯在其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中，提出功能类型的翻译概念，建立了一个以语言功能为基础，同时又兼顾诸多非语言因素和其他主观因素的翻译批评理论[1]。笔者将从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学出发，探讨新疆旅游资料文本的特征、功能及其有效的翻译方法。
一．莱斯的功能类型学
功能派的创始人莱斯在1971提出文本的功能类型学，通过研究原文和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评定译者的翻译行为。莱斯认为，文本的功能类型分类有助于译者更深刻把握交际功能的语言标记和功能翻译单位。根据她的功能类型学，文本大致可以分为信息型、表达型和操作型。信息型文本的主要功能和特点是让读者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传达信息、知识、观点等，交际的重点是内容或话题；表达型文本注重文本的艺术形式和美感，多数文学文本都属于表达型文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破坏原文本的美感，译文要有与原文本类似的艺术形式；操作型文本的目的是诱导读者某种行为反应，感染读者并使其产生行动，该文本类型的目的是要达到某种言外效果，而文本的内容和文体都是为这一明确目的服务的[2]。
二．旅游资料文本分析及新疆旅游资料的特点
大部分文本都是以某种功能为主，而又兼具其他两种功能，很少有纯信息、纯表达或是纯操作功能的。因而，译者首先应该明确拟译文本的主要功能及辅助功能预期目的，然后再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旅游文本是一种应用文体，形式多样、摘要目的是希望能感染读者，引发其行动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因而，可以说旅游资料属于操作型文本，读者是核心，诱导读者旅游是目的。
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共有47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回族除外）均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并保留着自己的饮食生活习惯小论文。新疆旅游资料丰富，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很多地名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例如，吐鲁番（Turpan）、库尔勒 (Korla) 、喀什 (Kashgar) 、克拉玛依（Karamay）等地名都来自维吾尔语，而乌鲁木齐Urumqi, 博尔塔拉Bortala，巴音郭楞Bayingoleng则是源于蒙古语。新疆旅游资料文化信息密集，译者不仅要熟知新疆各民族风俗习惯，还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才能有效传递旅游信息。
三．新疆旅游资料的功能翻译策略
旅游翻译具有浓厚的跨文化交际性质，其功能也非常明确，即关键词累赘、语义啰嗦是一种忌讳。这样，在旅游翻译中，译者就不得不注意这样的语言形式差异，根据语言文本的特点及功能，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与方式，以信息传播为焦点，以强调交际效果为目的，尽可能地突出译文的语言性、社会性、文化性及时空性等诸多元素。
3.1．借词音译+释义
新疆旅游资料中含有大量的文化词。文化词是指在某一特定文化中具有的事物和概念，在另一文化中没有，从而在翻译中形成一种词汇空缺[4]。比如，维吾尔民族特有的民间舞蹈纳孜库姆舞和麦西来甫，以及少数民族食品烤包子、油馓子、油塔子、薄皮包子、拉条子等，都会在翻译时造成词汇意义的不对等，甚至是空缺。因而，在翻译此类文化词时，可用借词音译的办法，即借用该词少数民族语中的发音，拼写成英文单词。如少数民族食物“抓饭”则借用维吾尔语的发音，音译成pilaf。在借词音译给目的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时，译者应适当解释该类文化词的意思，添加一些相关知识和背景资料，易于读者理解并增添兴趣。例如：
当暮色降临， 夜市便像变戏法似的在街道两旁涌现预期目的，香喷喷的味道在华灯晚风下阵阵飘来，叫人口水直流。一路走去，只见羊肉串、烤包子、抓饭、凉皮子，还有炸鱼、炒螺丝??各式小吃都独具特色[5]。
At dusk, when night markets emerge magically on the bothsides of a street，scented smell wafts with gentle breeze，making one’s mouth watery．A great variety of foodare served here ranging from Shish Kebab，samsar(Uygur baked dumpling)，pilaf and cooled glutennoodle to fried fish.
(fromTour Around Xinjiang)
译文中，译者在翻译“烤包子”借助维吾尔语的发音，将其音译为“samsar”并补充说明了它的含义，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少数民族的特色食物。
3.2修辞性删减
如上所述，汉语的旅游文本多使用四字结构和华丽辞藻来渲染景区怡人的景色，或引用诗词以营造诗情画意的氛围。而英语的旅游文本力求语言朴实、自然以忠实再现景物。由于汉英的旅游文本的风格差异和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翻译新疆旅游文本时适当删减某些词句也是必要的。
至唐代在乌鲁木齐一带设置了轮台县，隶属于庭州，建成了西域重镇轮台县城，其遗址很有可能就是陆游诗“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中的轮台城，即今乌市市郊的乌拉泊故城遗址。
Governmentof Tang Dynasty（618-907） establishedLuntai County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ingzhou prefecture and its site isprobably present day’s Ulabo Ancient City Ruins mentioned as Luntai Town inLuyou’s poem．(from Tour Around Xinjiang)
译者若是按照原文直译的话，译文反而会显得拖沓，不易接受。删减了陆游的诗句，留下主要信息，译文更简洁而流畅，实现中西旅游文本的功能对等。
再看一个例子：
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火焰山中。在浓荫密织，绿叶葱茏的葡萄架下坐定， 只见串串晶莹剔透、青翠欲滴， 尽情地品尝着清爽可口、甘甜昧美果汁，顿觉暑气全消小论文。
The Grape Valleyis located at the foot of the Flaming Mountains，the northeast part of Turpan-City．Settling yourselves underthe grape trellis overgrown with green leaves．you will catch sight of greenpearl—like grapes bunches after bunches．As you
enjoyeating such refreshing honey fruit juice, you’ll relieve yourselves from heat．
汉语原文文学性强，讲究对偶，四字结构的使用产生好的修辞效果。然而，翻译不当，这些华丽的四字成语便成了赘词。例文的英译没有受原文修辞的限制，读起来流畅自然。
3.3类比或转译
为了让外国读者能对陌生的旅游地点产生亲近感，拉近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距离，我们常常使用类比或转译的方法，即把汉语旅游资料中的有关内容转化为外国游客熟悉的同类内容。比如，向外国游客介绍含盐量很高的盐湖时，可以将其译为“Chinese Dead Sea”；介绍新疆的喀纳斯时，不少导游形容它为“Switzerland in Xinjiang”。另外预期目的，在介绍新疆时，很多资料都提到“新疆面积166万多平方公里”，并将其译为“The area of Xinjiang isover 1.6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笔者认为，读者对这个巨大的数字没有直观的概念，导游在介绍该信息时，不妨灵活地添一句“almost the same as Alaska”或“three times larger thanFrance”等，以便给外国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四．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中无论是目的论，还是文本功能分类说，其都强调着译文的交际效果，以及翻译策略要变通的理念。为了达到目的，单一的策略明显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文本，采用的翻译策略也固然是不同的，这就很好的吻合了旅游翻译中强调译文召唤功能与旅游翻译资料中资料内容跨学科、跨文化、跨心理的综合性需求，这是译者所要直面的难度[6]。要跨越这个难度，译者除了在英汉双语表达上必须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对中外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外，求助于翻译理论，尤其是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是十分必要的。译者只有以翻译理论为指导，灵活、变通地认真实践，译文的形式多样性、表意忠实性及可接受的广泛性才会出现，译文的功能才会得以产生。旅游翻译应该是灵活，是在追求旅游资源文化传播最大化的目的下的一个动态顺应翻译。
参考文献
[1].KatharinaReiss. 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白蓝.从功能翻译论视角谈张家界资料英译[J]. 中国科技翻译，2010(3):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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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420.
[5]玫影.新疆游[M].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0:27.
[6]陈宏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94.
[论文摘要]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服饰妆靥文化的鼎盛时期，它为华夏文化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章分析唐代服饰妆靥繁华的基础条件，梳理唐代服装、头部装饰的种类、特点，从艺术方面窥见盛唐大国风范。
人类最初赤身地在森林里穿行，后来学会用树叶、兽皮做衣服保暖，随着征服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萌生了审美意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越来越精致的衣服及其丰富的装饰物反映出社会进步和人类的审美时尚，这在唐代服饰妆靥文化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一、唐代服饰妆靥繁华的基础条件
唐代被称为一个“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朝，我们仅从唐代丝绸的生产和消费能力就可以了解服饰奢华的物质基础。赵丰在《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一文中研究唐朝官方贡赋，发现丝织品产量是空前的，人均消费量也很高。仅天宝某年官方的庸调丝绸收入量就达740余万匹，而当时仅课丁户的产丝量即为8484吨，人均耗丝量0.16公斤。[1]而且所用的产品不乏“齐纨鲁缟，蜀锦楚练，越罗吴绫”等各地的优秀丝绸。关于衣服成品，唐诗中多有描写服装华丽宽大和修长的句子，如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襭紫蒲萄，袴花红石竹。”[2]元稹《叙诗寄乐天书》:“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髻，衣服修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3]根据现存的唐代墓室壁画和敦煌壁画，初唐至盛唐早期的服饰，无论民间还是宫廷服饰都较为窄小简朴，从盛唐中期至晚唐服饰愈加宽大，头饰、配饰愈加繁复。综合起来看，唐朝一代面料织造精巧，造价昂贵；面料使用铺张，服装宽大；首饰珠宝繁多。
二、华丽宽大的服装
唐代妇女服饰花样繁多，五光十色，具有艳丽、华美、自由、潇洒的艺术风格。通过这些服饰展现女性秀美丰满的姿韵，洋溢着积极健康、雍容华美的气息。
女性裙装袒露，展示人体美，被当时诗人称之为“时世妆”，后世将它视为唐代服饰文化的主流。这种袒胸大袖衫襦是贵族妇女在庭院散步、采花、捉蝶、戏犬时常穿的服装式样。该服装袒露半胸，大袖，对襟衫，长裙，肩披批帛，饰有织纹和绣纹。裙腰高度接近乳部，以大带系结，大胆地夸张了女子的胸部，犹如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裙，上短下长，面料一般是纱罗织品。所谓唐代妇女服饰“绮罗纤缕见肌肤”，即仅以轻纱蔽体，这种装束体现了唐代文化开放的特点。裙子的色彩多以绯、紫、黄、青等色彩为主。据说杨贵妃最爱穿一种郁金香草染成的黄裙，色泽鲜艳，且发出馥郁的清香。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这种黄裙逐渐在宫室嫔妃、官宦贵族女子中流行。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折腰多舞郁金裙”就说明了这一点。普通女子的裙装也腰高至胸部，半袒化，裙长可拖地，并且造型瘦俏。从现存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到女子穿裙衫时亭亭玉立的秀美形象。
在唐代绘画或陶俑等艺术遗存物中都可以见到妇女穿着窄袖的衣服，袒着胸口，露出半只臂膊，系着束到乳房以上的长裙。在她们的肩背上还披着一条长长的披巾，它就是“帔帛”。敦煌莫高窟许多唐代女供养人形象上都有帔帛，除此之外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壁画及石椁线刻画宫女图，周昉所作《簪花仕女图》、张萱所作《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人的《宫乐图》也画出了帔帛的各种花色和披戴的方式。帔帛两端垂在臂旁，有些一头垂得长些，一头垂得短些。有时把帔帛两头用手捧在胸前，长度可垂至膝下。有时把右边一头固定束在裙子系带上，左边一头由前胸绕过肩背，搭着左臂下垂。有时把披在两肩膀的垂端凑在胸前，好像穿着一件马甲。从战国秦汉到东晋，妇女服装常常做成长袖或飞动的带饰，用来美化妇女柔美轻盈的身姿。帔帛正是发展了传统服饰艺术以虚代实、以动育静的艺术法则，吸入西域服饰的特点为我所用，使汉民族服饰更加丰富。
女着男装，胡服盛行，这是唐代服饰的一个奇观。盛唐时期，来自西域服饰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和数量巨大的异域人士留居中国有关。代宗时，“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4]“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女子喜着男装，主要是男子常服戎装与半臂，戎装即头戴软脚幞头，身穿翻领或圆领胯袍，腰间系蹀躞带，下穿小口裤，脚穿黑、红皮革靴或锦履。半臂，即半袖短身衣。女着男装大概受胡服的启发，因胡人本就男女同装，而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则离不开大唐经济富足、国家极度昌盛而衍生出的宽厚与开放。此时胡服的领、袖和下摆处有锦边装饰，硬边衬襟，折领式圆领窄袖，头戴高顶毡帽，系束带且其上有多种饰物，下身穿戴精细的小口裤，脚穿考究的鞋子。
唐代男子除政府官员按制度穿用规定花色的官服之外，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服装的图案花式很少受到限制，概括起来大体有联珠团窠纹 、宝相花纹、瑞锦纹、散点式小簇花、小朵花、穿枝花、鸟衔花草纹、狩猎纹、几何纹等几大类。加之布料、图案的色彩变化多端，可谓异彩纷呈。
三、丰富的头部装饰
从艺术效果来看，服装必须与头部的装饰造型相协调才能产生总体格调，因此唐时妇女对头部的装饰十分重视。西安开元六年（公元718年）韦顼墓和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画，西安武氏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独孤思贞墓女俑，咸阳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薛氏墓壁画，西安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杨思勖墓女俑，敦煌130窟唐开元五年至十四年（公元746年至755年）壁画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像，西安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鲜于庭诲墓女俑，还有唐代绘画如《簪花仕女图》、《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宫乐图》等，都保留了大量唐代妇女发型的形象资料。流传至今的诸多文献资料也记载了唐髻众多式样，有倭堕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惊鹄髻、双鬟望仙髻、抛家髻、乌蛮髻、盘桓髻、同心髻、交心髻、拔丛髻、回鹘髻、归顺髻、闹扫妆髻、反绾乐游髻、丛梳百叶髻、高髻、低髻、凤髻、小髻、侧髻、囚髻、偏髻、花髻、云髻、双髻、宝髻、飞髻等。在各种发式上插戴簪、钗、金叶、银篦、珠玉、宝石及鲜花，簪、钗质地有玳瑁、牙质、玉、翡翠、翠羽、金、银、铜等，既承袭前代遗风，又有锐意创新，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时代的活力。
唐代妇女面部化妆，一般是敷铅粉、抹胭脂、涂鹅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靥、贴花钿。铅粉古称粉锡或铅华，夏商时已经出现，为我国古老的化妆品。汉以前胭脂主要产于河西走廊焉支山，主要原料为红蓝花。汉武帝击败匈奴后，红蓝花开始在内地大量种植。唐代妇女用青黑色颜料将眉毛画浓，叫做黛眉，描成细而长的叫蛾眉，粗而宽的叫广眉。面靥原是用来掩饰面颊上的斑痕的，后和贴花钿都作为妇女面部的装饰。
总的说来，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服饰妆靥文化的鼎盛时期，它上承历史冠服制度的源头，下启后世冠服制的径道，为华夏文化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衣料质地考究、造型雍容华贵、装扮配饰富丽堂皇等特点充分展现了大唐平等容物、广收博采、青春自由的大国风范。
参考文献
[1]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M]，陕西，三秦出版社，1992
[2]林德保.详注全唐诗[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
四、域外市场与对外贸易的拓展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域外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周时代，就与邻近的方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些方国间的贸易还不具备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域外贸易，它仍然属“华夏”境内贸易的范畴。准确地说，域外贸易当始于秦，而兴于汉。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地域上也已大致上形成了今天国家的轮廓，汉是秦的继续。秦汉时期，随着水陆商道的开辟，扩大了与域外市场的交往，国际间的商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1、中国与东邻国家的贸易。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之民，常常有人迁往朝鲜半岛。到
论文分类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行业经济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国债研究发展战略税收理论税务研讨财政税收财政政策财税法规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证券金融证券投资债务市场地方战略银行管理公司研究经济学理论保险学西方经济经济贸易保险信托计量经济财务分析期货市场
四、域外市场与对外贸易的拓展
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
（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
域外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周时代，就与邻近的方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些方国间的贸易还不具备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域外贸易，它仍然属“华夏”境内贸易的范畴。准确地说，域外贸易当始于秦，而兴于汉。
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地域上也已大致上形成了今天国家的轮廓，汉是秦的继续。秦汉时期，随着水陆商道的开辟，扩大了与域外市场的交往，国际间的商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
1、中国与东邻国家的贸易。
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之民，常常有人迁往朝鲜半岛。到了汉代，武帝曾在燕人卫满所统治的朝鲜半岛西北部，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莬四郡。于是，那里与汉朝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如今，在朝鲜半岛出土了不少汉代文物就是例证之一。西汉时，乐浪是朝鲜的贸易中心，当时中原通往朝鲜的交通有水、陆两路：陆路以燕（蓟）为起点，史称：“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1]。这是燕（蓟）与朝鲜、秽貉、真番之间的交通干线；水路乃从齐（今山东）的之罘出发，浮海直达朝鲜半岛。当时中原内郡商贾去的不少，朝鲜的特产和西汉的漆器、丝织品等，是相互交换的主要内容。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始于秦代，传说，秦始皇时曾派徐巿下海求灵药到了日本。西汉时中、日交往增多。据记载：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来献见云。[2]
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3]
日本（倭人）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进行的，日本商人一般先浮海至乐浪，再舍舟经辽东而入。到了东汉，中、日联系日趋频繁。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4]。光武帝绶予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已在日本出土，这标志着中、日两国政府关系的正式建立。两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献见”、“朝贺”带有官方易货的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取得了中国的铁器、铜器和珍贵的丝织品等，使中国的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2、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贸易。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贸易主要动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后，中国汉朝曾多次派遣使者出使大宛、大月支、大夏、安息、奄蔡、條枝、黎轩等国，中西贸易日趋频繁。如据《史记·大宛传》及《汉书·张骞传》的记载：
（西汉王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條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西汉同这些国家加强交往，主要是为了断匈奴右臂，“分匈奴西方之援国”，遏制匈奴势力；但同时也有与各国开展经济交流，寻找新的市场，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西汉时，随着生产力提高，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许多手工业品，特别是丝绸等，需要在域外市场上打开销路，换取“殊方异物”。而中亚、西亚诸国与汉通使，也多出于经济上的目的。在那些地区或国家本来就不乏擅长经商、逐利者。如大夏“善贾市……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5]。安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6]。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史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7]。各国来汉的使节，很多是“贵汉财物”的变相商人。利之所在，中外商人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各国之间进行贸易。西汉方面，一年出使十余批的人中，去中亚、西亚各国的“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外出经商的时间很长。
东汉时期，为进一步打通对西方市场的商贸联系，曾经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故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旅途之艰险，成为东西方商贸交流的严重障碍，未能到达大秦。《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具体地点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指古代罗马帝国，或指古代东罗马帝国，包括今地中海东岸土耳其、叙利亚及埃及一带。也有以为专指叙利亚者。当时罗马帝国国力强大，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显为活跃。到东汉桓帝时，中国乃开始与罗马帝国正式接触。据《后汉书·西域传》载：
（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罗马皇帝安敦究竟是何人？待考。但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后，中国与罗马帝国有了正式交往当属实事。
两汉时期，从东西方交换的商品来看，当时中国对中亚、西亚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漆器、玉器、铁器、纺织品等，其中尤以丝和丝织品占突出地位。而中亚、西亚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则主要是毛皮织物和奢侈品等。
3、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西南的“滇缅道”、“蜀布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是通往今缅甸（掸国）、印度（身毒或天竺）、越南（林邑）等地的商贸要道。缅甸是中国近邻，两国人民早有往来，东汉明帝时派人去印度取经途经缅甸。同时它又是东汉与大秦之间的桥梁。《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和帝至安帝时，“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这说明大秦也通过缅甸与中国发生过联系。在缅甸之南的印度，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后汉书·西域传》说：“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土出象、犀、瑇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自西汉武帝经营西南夷道后，中、印联系增多。蜀布、邛杖等蜀郡土产，可“市之身毒”[8]。蜀地商人不顾当时政府禁令，“或窃出商贾”，以走私方式前往该地区从事贸易[9]。东汉和帝时，印度对中国“数遣使贡献”[10]。至于山水相连的越南，自秦以后，因受经济文化的影响，货物交流不断。
自从南越设郡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也随之得到发展。当时海上交通初具规模，在沿海已出现了可供船舶停靠和出船的港口。番禺（今广州）是南海最大的港口，已成为国际性商贸海港。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其中有不少绮丽器物，估计来自东南亚地区，表明番禺至迟在南越王时期已与海外有贸易交往。此外，徐闻、合浦也是当时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材料在航海史上极为重要。其中所记录的地名，中外学者多有考证和研究。大都认为：黄支国应在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邦的康普腊姆；皮宗国即今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岛；已程不国即狮子国也就是今之斯里兰卡。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的具置，学者虽然意见不一，但就大的范围而言，都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乃可肯定。为何西汉商使的海船只到达东南亚的黄支国而不继续向西至印度洋？有人认为其原因有多种。“或者因为到了黄支国已满足了要求，不必继续向西远航；或者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利用信风，横渡印度洋；或者因为怕被马六甲海峡西岸、安达曼群岛和尼科马群岛的海盗或野人所剽掠杀”[11]。
至东汉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中国与印度（天竺）、罗马（大秦）已有频繁的海上往来。他们的船舶利用信风，横渡孟加拉湾或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经越南沿海而达番禺（广州）。通过这条交通线，更有利于与东南亚及西方各国人民互通有无和商贸的发展。
两汉时期，中国在对南亚、东南亚的贸易中，出口的商品主要是“杂缯”或“缯帛”，还有漆器、铜器、陶器等。“杂缯”或“缯帛”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包括缟、素、绢、练、纱、绮、锦多种。中国的这些特产，产量多，质量好，深受东南亚人民的喜爱，所以销路极广。进口商品主要是琉璃、果布、犀牛、琥珀、玛瑙。还有象牙、翡翠、玳瑁、水晶、珊瑚等。大多数是供统治阶级用的奢侈品。
》卷116《西南夷列传》。
[10]《后汉书》卷88《西域传》。
[11]周连宪、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9辑。
（二）对外贸易中出使兼通商合一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当时的官营贸易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有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出使兼通商，外交与外贸的合一。
随着秦汉****主义中央集权的确立和发展，在外贸政策上，通常也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延伸。当时的外交联系与商务活动往往结合在一起。外贸并非纯粹的商业活动，而是多以某种政治目的为先导，政治指导外交，外贸要服从外交。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就是为了“截断匈奴右臂”，使汉之“威德遍於四海”[1]。同时，也有与中亚各国开展经济交流、进行贸易往来的用意在内。当“丝绸之路”打通后，汉廷去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者，同样肩负着外交和外贸的双重任务。如《汉书·张骞传》记载：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师古注：以天子意指晓告之），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支、大夏。乌孙发译道送骞，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又《汉书·西域传》载：
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大）宛善马，……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
张骞出使中亚各国，率领随员三百人，携带黄金、丝帛数千钜万，牛羊以万数抵达乌孙，还派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康居、月支、大夏等国。通过使团的活动，不仅在外交上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也有商贸往来，将带去的大批金帛，买回了汉廷需要的物资。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扩大与南方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开展对外贸易，汉廷时常派出庞大的使团到各国活动。这些使团由官府出面组织，其成员中，有的是皇帝的亲信、黄门属吏；有的是为谋取厚利的商人。他们不单是为了耀威海外；也有进行贸易的目的，将带去的大量黄金、缯帛与沿途各国交换珍宝异物。而海外来中国的使者，其人员构成往往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中国从事贸易的商人；另一种是官方使团以“献见”或“贡献”的名义而来。史称：“奉献者皆行贾，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2]。这都说明，当时的对外贸易和外交是结合在一起的。汉廷对外国的“奉献”，要报以“回赏”，这实际上是一种贡纳贸易，是以“贡献”与“回赏”形式的商品交换。
东汉时期，随着中国与周边各国联系的加强，贡纳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据《后汉书·西域传》：
（安息国）于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條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天竺国)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永宁元年，撣国王雍由调復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以上列举的只是安息、天竺、掸国的“献见”。此类事例还有许多。大凡外国使团或使者的朝贺、贡献，中国皇帝一般都会对其回赠、“厚遗”，并给予盛情款待。史称：西汉武帝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会外国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3]。东汉时期，对外国使团来献，同样是岁餐四夷之客，热情接待，并赏赐“金银、綵缯”。外交与外贸的合一，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个问题，对后世历朝有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的域外贸易，虽然多为政府行为，大部分是政府组织的贡纳贸易，而民间私营的域外贸易往往受到限制。但它仍有历史进步性和重要意义。
首先，它增进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例如：西汉时，罽宾国“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后来，通过交往接触，乃经常“遣使奉献”。康居国开初也因“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由于汉使的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终于使中、康关系得到改善[4]。东汉时甘英出使大秦，已抵條支，临大海，到了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正式与中国交通，建立了友好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为款待外国使者和商人，汉廷设立邸舍供应沿途食宿，甚至还派人对他们护送回国。总的来说，自武帝后，中亚、西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 佛教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0-025-03
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西域佛教文化圈覆盖的中心地域就是现今位于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遗存的寺庙遗址、石窟、佛教文物散布于新疆各地。佛教在新疆至今仍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宗教，民众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自然及人为因素的破坏，使得目前对新疆佛教文化遗产的抢救迫在眉睫。
一、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概况
（一）佛寺遗址
塔里木盆地散布着许多佛教建筑遗址，如喀什的莫尔佛寺遗址、托格拉塔格佛寺遗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楼兰故城佛教遗址、米兰佛寺遗址、七个星佛寺遗址;库车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和田的布盖乌于来克佛寺遗址、尼雅遗址、达玛沟佛教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等。2014年6月，始建于公元3世纪，废弃于10世纪的晋唐时期龟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等六处丝绸之路新疆段文物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库车县苏巴什佛寺遗址曾经出土由日本大谷探险队和法国伯希和盗掘的绘有乐舞图像的舍利盒，如今仅剩佛塔、庙宇、僧房等遗址。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是佛塔、佛殿和石窟并存的佛教建筑群遗址，现有殿堂、僧房、佛塔等残存建筑近百处。曾出土了吐火罗文书写的纸质文书《弥勒会见记》，1905―1907年德国探险队在这里发现的造像具有犍陀罗风格。
（二）石窟
石窟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带，主要有喀什的三仙洞，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温巴什石窟、台台尔石窟，库车县的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佰赫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阿艾石窟，新和县的托乎拉克艾肯石窟，焉耆县锡克沁石窟。龟兹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纪末，8世纪至9世纪开始走向衰落，在龟兹石窟中规模最大，保存壁画最多，现有编号的洞窟269个。焉耆县锡克沁石窟营造时间为西晋至晚唐，是仿石窟形制的木结构建筑，称明屋。
（三）佛塔
塔里木盆地遗存的佛塔主要有洛浦县的热瓦克佛塔、民丰县的尼雅佛塔和安迪尔佛塔、疏附县的莫尔佛塔、库车的苏巴什佛塔、伽师县的喀勒乎其佛塔、新和县的莫腊吐尔佛塔、若羌县的楼兰佛塔等。建造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国的热瓦克佛寺有两座残存佛塔，“上圆下方中空”的佛塔接近印度寺塔犍陀罗风格。巴州若羌县楼兰古城遗址东部的佛塔，残高为10.4米，外形近似于古印度的“@堵波”，塔顶圆形，塔基方形，塔身为八角形，用土坯夹木料垒砌，中间填土。历经千年风吹雨蚀，现存古佛塔多毁损严重，如和田民丰县的安迪尔古城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廷姆佛塔，佛塔的主要病害有风蚀、水蚀、裂隙发育、坍塌和盗洞扩张等。
二、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保护存在的问题
塔里木盆地散布的佛寺遗址、石窟、佛塔等历史遗迹数量多、价值高，但这些古迹的保护现状却令人担忧。佛教文物盗掘现象时有发生，自然、人为因素的破坏，使一些佛教文化遗迹逐渐消失，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然因素
1.地震。佛寺遗址和石窟、佛塔等历史遗迹经历千百年的风吹雨打日晒以及病害，抗震的能力减弱，地震会造成佛教文化遗址的严重破坏。塔里木盆地位于亚欧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地壳活跃，阶梯状复杂的地形易引起浅表地层变动，地震活动强烈且多发。1999年克孜尔千佛洞周边地区发生地震时，第126、第127、第128三个石窟大部分窟体倒塌;2006年10月，库车发生3.8级地震，使得龟兹石窟部分岩体坍塌，壁画脱落。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克孜尔千佛洞以及克孜尔尕哈石窟的前室基本上都倒塌了，主要原因还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克孜尔千佛洞第32窟为中心柱窟，主室的佛龛受地震破坏严重。在突发的地震面前，如果能够尽快展开预防和抢救，会使文化遗产的损害尽量降低。很多遗址已开展岩体的加固工作，科学分析和估计未来地震荷载大小，对于提高遗址和石窟保护质量和抗御未来地震的破坏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加强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址的地震安全性评价和石窟崖体与附属建筑物抗震稳定性方面的考虑。
2.风吹雨蚀。风沙和降雨对土遗址和石窟的吹蚀和冲刷作用不可避免。塔里木盆地平时干旱少雨，但夏季多会发生集中式强降雨，雨水冲刷形成的冲沟以及雨蚀剥离是影响佛寺遗址和石窟安全的重要因素。暴雨在石窟的山体上会形成冲沟，并逐渐扩大，严重影响到整个洞窟所依附的岩体的安全。雨季来临时，山体集聚的雨水汇聚形成洪水，洪水携带泥土、沙石，侵蚀石窟的根基。对于地面建筑土遗址，降雨产生的地面径流对土遗址表面造成侵蚀破坏，雨水积聚后渗入墙体，造成遗址墙体倒塌。另外，当降雨较大时，雨滴下落的速度很快，对遗址的冲击力很大。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心，春季多风，平均每月大风4～5次。大风可将土遗址表面的疏松的土尘吸到空中，风中的沙石、土粒在土体的裂隙或表面坑洼处形成强烈的旋转运动，使土遗址的表层松动形成风蚀;对于石窟，大风对松散的岩体构成风蚀破坏，形成风蚀凹槽，风沙还会填充进裂隙当中，促进裂隙进一步发育，威胁洞窟岩体的保存。
3.生物病害。生物病害是由于植物生长、动物和微生物的活动对石窟、土遗址造成的破坏。微生物导致石窟壁画霉变，以及土遗址表面结构疏松。石窟中壁画常被燕子、飞蛾粪便污染，并且飞蛾和蜘蛛在石窟墙角处结茧生卵，污染壁画的同时，引起颜料褪色、变色。虫、蚂蚁、蛇、老鼠等小型动物在土遗址根基部筑巢、打洞，造成遗址的破坏。另外，植物在土遗址上生长，不仅影响土遗址外观，在生长过程中还会分泌有机酸，其发达根系会深入夯土层中，破坏遗址内部结构，促进裂隙发育，增加雨水的渗入，从而产生植物病害。石窟壁画主要有空鼓和脱落、酥碱、起甲粉化等病害：酥碱是指在水分参与下，洞窟围岩及地仗层中的矿物盐分在洞窟产生表聚作用而形成;起甲病害是壁画白粉层及其上的颜料层发生龟裂，进而呈片状卷起、脱落，粉化病害是由于壁画颜料层中含胶量较低，颜料颗粒失去粘结，逐渐粉化脱落。
（二）人为因素
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佛教寺院、石窟基本上都毁于战火。现在在龟兹石窟群的壁画上可以看到，能够得着的人物的眼睛和嘴巴基本上都被人为凿挖。另一场劫难是外国探险家对佛教遗址、石窟文物的盗掘、抢掠。
1.盗掘。20世纪初，一些国家曾派遣探险队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盗割石窟壁画、盗掘佛教遗址，不少佛教文物被运往国外。近年来，盗掘文物的巨大利益让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塔里木盆地佛教遗址频遭盗挖。2006年，龟兹石窟之库木吐拉石窟有一尊佛像被盗走;2011年11月和田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被盗掘;罗布泊地区人迹罕至，盗墓者肆意在楼兰遗址、米兰遗址、营盘遗址盗掘。以往自然因素是罗布泊地区佛教遗址最主要的破坏力量，如今人祸大于天祸。
2.游客参观。龟兹石窟洞壁上有明显的烟熏痕迹，这些石窟是在无人监管期间，被牧羊人在洞窟内做饭、取暖、照明烧火生烟熏黑的。石窟对游客开放后，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石窟空间封闭狭小，游客参观带来的声音震动、温度与湿度的改变，对脆弱的壁画也是一种刺激，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影响壁画的品质，参观人员的触摸、磕碰，甚至乱刻乱画，都在有意无意间对壁画造成了损害。在地面土建筑内游客的活动以及上香，多少会对遗址产生破坏的作用。因此，旅游开发对佛教文化遗址保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收入可用作古遗址的修缮，另一方面，许多价值很高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为旅游景区，从而使历史文化古迹失去了原来相对封闭性保护的环境，造成许多历史遗迹的不可逆破坏。
3.工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古遗址区域内进行油气工程建设，可能导致遗址的破坏。2012年5月新疆库车县某石油公司在铺设输油气管线时，直接从汉唐时期大故城古遗址北部穿越城墙，破坏了城墙和遗址的原貌。工业企业排出的废气对周围的佛寺遗址、石窟壁画产生极大的侵蚀作用。由于耕地有限，文物保护意识观念淡薄，一些古遗址被整成耕地或在遗址内兴建水利设施，如：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有农垦兵团在遗址内修引水渠，使部分建筑基地完全破坏，遗址内有废弃的现代房屋，说明曾有人在遗址内频繁活动，并可能造成遗址的破坏。基础设施建设也可能对附近的遗址造成影响，罗布泊地区人迹罕至，营盘遗址因为新修218国道方便盗墓者的盗掘，几乎造成了遗址毁灭性的破坏。七个星佛寺遗址旁的公路车流量大，车辆行驶带来的灰尘和震动对也对遗址的保护存在负面的影响。目前城市经济大发展过程中，重建设、轻文物的现象普遍存在，如2012年新疆昌吉市三屯河流域努尔加水库项目建设为赶工期，擅自施工，强行填埋、损毁汉、唐时期的45座古墓葬和一个游牧民族遗址。
三、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保护对策
近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对丝绸之路佛教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保护。如2013年国家投资1000多万元对七个星佛寺遗址进行防坍塌、防雨蚀、防裂缝的加固，重点修建围栏、防洪堤、土地平整、遗址除险加固等工程建设。对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保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对策：
首先，加强文物保护立法。文物保护可能与工程项目建设、文物使用之间存在利益的博弈，但文物法律法规赋予的文物行政执法权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只规定文物执法部门有行政处罚权，而没有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文物行政执法力度严重不足，因此应当强化文物保护法中文物行政执法权，加强对野外文物的保护，增加法人违反文物保护法构成犯罪的定罪与处罚。
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址屡遭盗掘，如近年来大规模被盗掘的有和田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遗址、营盘遗址、米兰遗址等，龟兹石窟群也偶有被盗事件的发生。新疆天气恶劣，昼夜温差大，文物保护区域面积大，而文物保护部门缺乏人员和资金，交通工具以及文物保护设施简陋，往往是盗掘发生后才发现。《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没有达到珍贵文物和情节严重的标准的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应当加强文物保护的相关立法。目前新疆关于文物保护的地方立法有1999年6月9日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千佛洞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保护管理条例》;2008年1月开始施行的《新疆苏巴什佛寺遗址保护管理暂行办法》;2013年5月20日实施的《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遗址保护条例》。塔里木盆地是西域佛教文化的核心地带，对这些佛教文化遗址我们应当“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控制游客数量、考古调查、拍摄影片等行为，加大对盗掘的打击力度，确保遗址文化遗产价值，建议制定针对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的保护管理条例。
其次，强化文物保护部门的自身建设和管理职能。塔里木盆地文物保护部门建设滞后，存在资金和人员缺乏、交通工具和设备落后等问题。在龟兹石窟群这样重要的佛教遗址，除克孜尔千佛洞等旅游开放的石窟外，基本上一个石窟遗址只有一个文物巡护员。文物保护费用极为缺乏，连策勒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难以配备适于在沙漠中行走的越野车。由于众多文物散布在戈壁沙漠中，而文物保护站人员少，交通工具简陋，达玛沟所有遗址巡查一遍需要15天，常常是看了这边，那边就被盗挖了。楼兰遗址盗墓猖獗，楼兰文物保护站驻守人员生活艰苦而无文物保护专门经费，每天生活必须的水、粮、蔬菜都要从几百公里的地方运来。因此，要加强新疆文物保护部门建设，政府应当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并对不可移动佛教文物的修缮、保养给予经费补助;增加文物保护专职人员编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志愿服务，吸引社会民众参与文保工作;加强文物保护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和人才的引进。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很多政府部门和各行各业，需要政府牵头，统筹协调规划、建设、国土、房管、公安、工商、水务、交通、科技信息化等部门的文物保护职责。新疆全区文物执法队伍应组成一个体系，并与公安、建设、国土、海关、工商等部门形成联动。
第三，处理好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旅游对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的保护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旅游的收入可以补充遗址的修缮费用，另一方面，游客的活动可能带来遗址不同程度的损坏。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防止遗产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利用。20世纪70年代，国际遗产保护组织开始关注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并提出要审慎发展旅游业，《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第十五条提出，涉及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旅游发展计划的制订应审慎进行，以便不影响该遗产的内在特征和重要性，并应采取步骤在有关部门间建立适当的联系。佛教文化遗存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须在遗产保护等原则的指导下，采用相应的旅游开发模式并进行产品设计，使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达到双赢。在工农业开发和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农业开发中灌溉引水要注意不要破坏文物遗迹，避免为了增加耕地面积而毁损遗址现象的发生。为了减少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对佛教遗址的侵蚀，当地政府要关停一些高污染的化工企业，厂址建设规划应远离文物遗迹所在地。在工程建设中，要配合文物保护部门，切实履行先对历史遗迹进行勘察、发掘，然后工程建设才开工的规定。城镇化过程中，不要为了追求现代化而破坏历史古迹，保留城市的文化底蕴，更能促进城市的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疆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调查研究（14BZJ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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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思政部 浙江绍兴 31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