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52:0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历史博士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物质观；辩证实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75-02
一般而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秉承着德国浪漫主义的诸多精神气质与语言风格。然，这仅是确认了一个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倘我们将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重要文本的话，那么对博士论文是否也该发探出成熟马克思的理论渊源呢？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博士论文是否对德国浪漫主义有所超越？这是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至为深层次的问题。就理论而言，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本学的问题。
一、超越意识革命：走出自闭的意识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始终将自我置于崇高的位置上，他们 “力图想治愈世界的荒凉――它面临世界的无序，设法用意志重新让世界恢复宇宙秩序；它想调和对立的两面，想整合美学”。而马克思《博士论文》对自由的崇尚明显有着德国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意味，反映了当时德国浪漫主义共同的现实诉求，即，德意志帝国及其步履蹒跚的资本主义，在一个被更古老、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所支配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自我意识作为批判的武器响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他的批判更为彻底，更具颠覆性，更有实践指向，显示了突破德国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的端倪。
伊壁鸠鲁以能动自我意识为武器，寻求的是心灵的宁静与自由，这也往往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主张。他们借人生的诗化以实现内在自由，从而超越现实。然而马克思借此谋求的却是现实自由，自我意识正是哲学要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武器。换言之，哲学自身的自由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面向尘世的现实世界。当哲学变成能吞噬一切外界的火焰时，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如果权威在一个领域内受到质疑并遭到否弃的话，接下来必不可免的一步，将导致在所有领域内对权威的拒绝。”整个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都是要摆脱受外在统治的关系，形成自我规定的新关系，即“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为马克思反对思想压制提供了契机――把自我意识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精神迫害的人们。
二、新型物质观：关系哲学的萌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将原子和感性自然置于自我意识及其对象化的理论境域，原子与自我意识是可等量齐观，而自我意识又象征着人的自由与力量， 而人的自由与力量又不应当是抽象个人的，而是社会中人的自由与力量，社会这一主体间生活方式使得人有足够的勇气拒绝一切超出人及其产物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地方。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产生关系之时人才摆脱自然的压制而获得自由。自我意识只有在与别的自我意识的交涉中，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以及自身无所依凭的虚无状态。“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这一段对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关系的白描，是对原子关系的生动刻画。每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之间处于既排斥又聚集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因具有自我意识而具有了质，而现实社会就是这些质的聚集。
“夸夸其谈”的德国浪漫主义由自我意识的角度来浪漫化沉睡的经验世界，开启通往理想世界的生命之路。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我意识在现实中的异化，但只将之理解为意识自身的矛盾，因此便将这种解决仅仅归之于意识和思维本身。然对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的这种矛盾，以及自我意识的这种异化，只有在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自我不仅在意识中二重化，也在现实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现实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识二重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多少带有意识第二性的意思。
马克思将人与人的关系设置为世界的中心，在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相互映照与承认中确立人的存在。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压制的人们。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倾向与关系哲学思想。
三、辩证实践的端倪：超越感性直观
德国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说，囿于私有制的狭隘本性，看不到整体的经济景象，看不到资本作为统摄一切的力量而必然招来的自我否定。在其意识中，现实，始终保持着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资本主义的意识的物化使人既过分个体化又机械地对象化”。
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其目的也在于要使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能动原则得到合理的论证，并昭示着克服感性直观局限的理论可能。
原子的物质性和形式性决定了直线下坠和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具有同样的“本原性”。“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是原子“胸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是原子内在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正是偏斜运动的介入，才构成了原子的物质和形式、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的外化，形成现象世界众多原子的排斥和碰撞。马克思断言，这些都传达了一种辩证法的精神。“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来源于辩证运动。如果没有之，就不可能有原子的偏斜，也就没有原子的冲击和碰撞，世界便无法创造出来。“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原子偏斜的辩证运动打破了必然，为自我意识的自由和解放铺平了道路，由此凸显的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突破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为马克思最终确立自己的辩证法学说奠定了基础，并表明了其将历史发展放回到人与人交往的现实运动之中的倾向。而这种辩证实践的思想恰恰能克服感性直观的弊病，不再将世界当做孤立的静止的存在，而是蕴籍着生机的不断运动的过程，因而要改变世界改变现实，必须要从运动的视角来揭示规律和利用规律。
当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与现实结合，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能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且在实践上可能爆发出革命的激情。这已由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新生力量得以展示。马克思坚信，掌握了技艺的新人必定能够从压迫中解放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
四、结语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信奉的依然是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哲学，高举着浪漫主义的大旗，正如其高声呐喊的那样：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然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越浪漫主义。尽管德国浪漫主义同样是疾呼自我意识，主张人的诗化来抵御庸俗无品的冷酷世界的侵袭，然而这类思想毕竟是德国贫瘠现实的隐晦表达，带有一切唯心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内在弊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沿袭了浪漫主义的思想与写作特点，更值得让人注意的是，他也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了超越之的理论姿态与思想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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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里森，《爱》，苏珊·S·兰瑟，女性主义叙事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近年来对莫里森的研究已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中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对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其中《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爵士乐》以及《宠儿》受到的关注和评论是最多的，同时也为莫里森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对于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叙事研究在国外一直处于零星状态，在国内的研究者也寥寥无几。本文将结合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莫里森2003年发表的作品《爱》中女性主义叙事特色进行探讨，研究黑人女性话语权威的建立。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
1．“虚构的权威”——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构建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建构者——苏珊·兰瑟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兰瑟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女性主义叙事学“将社会身份和叙事形式联系起来了。由此假定：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的结合是产生某一声音或文本作者权威的源泉”(兰瑟 2002：5)，并定义了“话语权威”——“由作品、作家、叙述者、人物或文本行为申明的或被授予的知识名誉、意识形态地位以及美学价值”(兰瑟 2002:5)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作家写小说并寻求出版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这是一种为了获得听众，赢得尊敬和赞同，并建立影响的企求。兰瑟认为，“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争取过来的读者群体产生权威”(兰瑟2002：6)。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试图在作品中实现的这种叙述声音的权威，即是苏珊所称的“虚构的权威”。为了实现“虚构的权威”，作者通常采用三种叙事模式：作者的(authorial)、个人的(personal)和集体的(communal)叙述声音模式。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规则，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类型的叙事意识。莫里森在其小说《爱》中，不仅娴熟地使用了传统的叙事模式——作者型声音和个人型声音，还大胆引入了较为现代的集体型叙述声音。各种叙事模式相对独立，同时其他模式又与之兼收并蓄，使莫里森成功地为非裔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2．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 voice)
作者型叙述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heterodiegetic)、集体的并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兰瑟，2002：17)。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它取代了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提法。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作者型的叙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具有可信度。而莫里森在她的小说中也运用了这种传统的叙事模式，在《爱》中，叙述人L(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是一个具有自传性特征的人物。她曾是科西酒店的厨娘，在柯西家族工作了几十年，见证了这个家族的兴衰荣辱。通过不断化解柯西家族中女人们的冲突，L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整个家族。所以，在小说的故事情节方面，由于L与科西家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她具有了连接各个故事片断的作用。其理性的声音不仅出现在文本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一个叙述框架，而且还在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结尾部分直接插入故事的叙述之中，控制着整个叙述及其叙述行为的发展。通过作者型声音，莫里森树立了一个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地讲述者的形象，而这位讲述者正是一名非裔女作家。因而，莫里森不仅为她自己实现了“话语权威”，也为非裔女性作家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3．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 voice)
个人型叙述声音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叙述者。这个术语仅仅指热奈特所谓的“自身故事”(autodiegetic)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I”)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兰瑟，2002：20)。因为个人型叙述无法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也无法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从而使得女性权威的确立异常艰难。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但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从而使得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又往往名正言顺。所以，虽然女性的个人型声音直到19世纪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但到近代，个人型叙述声音已为女性作家们广泛采用。而莫里森更是在其小说《爱》中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个人型声音。在小说最后两章，随着时态由过去时变为现在时，希德和克里斯蒂自我叙述的声音变得更加明晰。两位老人回忆起童年时的友情和多年来二人之间冷酷的战争，彼此间的仇恨和误会也逐渐消融。此时她们才明白，真正给她们的一生造成伤害的不是彼此，而是如同幻影般存在的柯西。由于他造成的荒唐婚姻，导致两位亲密伙伴在童年时就成为憎恨对方一生的敌人。“我们原本应该携手共度我们的人生，而不应该四处寻找大人物的保护”(Morrison 2003:189)。博士论文，苏珊·S·兰瑟。通过对男性权威的瓦解，个人型叙述声音让小说中的女性建立起了“话语权威”。
4．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 voice)
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或某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兰瑟将集体型声音分为三种可能：某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singular)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simultaneous)形式和群体中的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sequential)形式(兰瑟，2002：23)。集体型声音被边缘群体和被压制的群体所用，从而实现了整个群体的“话语权威”。通过集体型的叙述，莫里森一方面成功地达到了结构上的平衡和统一，另一方面通过对黑人群体中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和夫妻关系的探讨，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的黑人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莫里森的小说《爱》，我们不难发现：莫里森通过多种叙述方式--作者型声音、个人型声音、集体型声音--只为了实现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得女性、尤其是美国黑人女性获得叙述话语的权威，让她们建构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历史，从而焕发出黑人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光彩。
参 考 书 目
[1] Toni Morrison.Love [M].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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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的具体做法谈精品课程的理念。提出高年级精品课程应当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主；方法论上应是教学与讨论相结合；评价上不能根据学生的打分，而应该看和这门课相关的研究人才培养了多少；效果上应看学生的研究能力能否实现。高年级精品课程设计和建设，应该紧紧围绕“能力先于知识”这一基本理念展开。
关键词：大学教学；精品课程；课程理念；研究能力
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课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讲人为石安石教授。主要目的是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以及语义学、音系学、音韵学、汉语史、方言调查、结构语言学、索绪尔研究等课程训练的基础上，系统整合学生的语言学知识结构，尤其是基本的理论语言学概念、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90年代初开始由徐通锵教授任主讲人，并辅以索振羽教授主讲的结构语言学、索绪尔研究作为核心支持课程。9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语言学先后由陈保亚、王洪君、汪锋任主讲教师，李娟为核心支持课程“结构语言学”、“索绪尔研究”主讲教师。本世纪，课程建设内容扩展到研究生课程。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围绕理论语言学主干基础课程的建设展开，以“能力先于知识”的理念建设高年级精品课程，得到学校教务部两次主干基础课立项资助，研究生院一次立项资助，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次资助，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一次资助。
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数量、质量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这门课程不仅有本科生听课，也有大量研究生、中外进修教师、访问学者听课，辐射范围广。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得益于“能力先于知识”的精品课程理念。具体来说，高年级精品课程的宗旨应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为主，方法论上应是教学与讨论相结合，课程评价上不能根据学生的打分，而应该看和这门课程相关的研究人才培养了多少，课程教学效果上应看学生的研究能力能否实现。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的设计和建设，紧紧围绕“能力先于知识”这一基本理念展开。
一、塔式结构：以能力为取向的层级系列课程
过去国内开设理论语言学课程很少，即使有也缺乏系统性。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在建设之初，总结了国际上的成功经验，结合汉语研究，对系列课程由博到专的结构进行了认真的设计，课程前后衔接，内容循序渐进，涵盖了国内外主要理论模型。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共分前后紧密联系的三个层次：本科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硕士研究生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博士研究生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
（1）本科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在本科生修完“语言学概论”等基础语言课程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研究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先是原著阅读课程，包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两门课。这两门课程要求学生精读原著，准确弄清楚原著的含义，把握住结构语言学的基本思想，并对其优劣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开始进入“理论语言学”必修课程。该课程让学生阅读一系列在方法上有突破的汉语研究文献和比较基础的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功能语言学经典文献。老师从汉语实际出发，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系统归纳理论语言学模型，评价各种理论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得失，让学生能够用基本的模型去分析材料，发现语言规则，并尽可能逐渐养成通过材料的观察和分析归纳出新的方法和原则的习惯。
（2）硕士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这是在本科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的基础上对理论语言学进一步专门化。先开设必修课“当代语言学”，主要是阅读原著、分析原著、结合汉语研究原著，内容包括后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的几个主要模型、系统功能语法、有序异质论、语言结构协合论、语法化理论、叠置式音变论、语言单位论、语言接触论等几个方面。该课程同样要求学生精读原著，准确弄清楚原著的含义，把握住语言学主要模型的基本思想。为了推进对结构语言学以后各种理论语言学模型的深入研究，还专门开设了必修课“历史语言学”、 “语言学方法论”、“外国语言学史”和选修课“系统功能语法”、“生成音系学”、“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语言接触”、“语义学”、“历史句法学”等原著阅读课程。在此基础上开设必修课“语言学讨论班”，要求学生在深入分析汉语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些模型的优劣作出评价，争取写出自己在研究方法上有突破的论文。
（3）博士研究生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包括“语言学前沿问题讲座”和“汉语语言学理论研究”。这是在本科、硕士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的基础上对理论语言学进一步专门化。“语言学前沿问题讲座”重点讨论近二十年来语言学理论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老师布置当前国内外有分量的论著，包括未发表的研究报告、博士论文。学生认真阅读原著，结合自己博士论文选题重点作阅读和研究相结合的报告，老师带领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同时还邀请近期国内外工作做得很出色的一些学者来课堂上作报告，学生和老师展开讨论。博士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对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有系统的了解，对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的理论研究背景有深入的把握。“汉语语言学理论研究” 重点讨论怎样从汉语材料中分析归纳理论模型。学生在以往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训练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材料，独立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然后在课堂上作报告，老师引导学生进行论证，评价学生研究的得失，肯定其合理性，指出哪些研究可以继续深入展开，甚至发展成博士论文选题。
北京大学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内容上以理论语言学为核心，由博到专，由浅入深，形成本科、硕士、博士前后紧密关联的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课程宗旨是把汉语研究和西方理论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全面分析、研究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有代表性的语言学理论模型，系统培养学生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能力。以汉语中的语言学问题为对象，结合讲授、讨论、习题、调查研究等各种方式来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的兴趣，并促使学生从学习型向研究型转变，树立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观念。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前后紧密衔接，口径逐渐缩小，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外校考入的研究生如果缺乏本科或硕士理论语言学系列课程，需要补课，以保证完整的知识结构。这种由博到专的塔式结构，便于培养出不同层次的理论语言学人才。低层次可继续深造或找工作，高层次则有扎实的基础。
开卷有益
“二人台”这个称呼，在当代中国音乐学界已经是无人不知的了。“东有二人转，西有二人台”，都是泥土芬芳十分浓郁，民族风格十分鲜艳，透露着往昔底层老百姓心态情致的独特表演艺术品种。东边的，山东、河北百姓跑关东；西边的，山西百姓走西口，陕北百姓走北草地。在为生计拼搏的漫长岁月里，两边不约而同地创造了集歌舞、器乐、曲艺、戏曲与口头文学于一身的表演艺术品种。
可是，有谁能够把“二人台”置于历史与地理纵横交织的宏伟坐标中，确认它为三大文化板块地缘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经济文化生活的结晶，对它进行高视角的观照和细致入微的透视？有谁能够深入到当代二人台班社里，跟演员和演奏员们三番五次不辞辛劳重走西口路，亲身体验那表演小组和观赏群体在山沟僻壤间鱼水相依、互动相激的鲜活场景，那充溢生机的民俗文化氛围？有谁能够把乡间土屋墙上用红纸张贴的账单――把演出若干场的出资人姓名和款项尽行公示的红榜一幅幅拍摄下来，作为当代文化生态的活见证搜集保存起来，统计梳理出来，进行音乐社会学和音乐文化学的研究？除了杨红，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人。
杨红专著《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近日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200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的学位论文。这篇博士论文的方法论采纳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所倡导的“参与客化法”（王铭铭译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这方法的特点在于：不仅强调研究者对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亲身参与，而且要求把“局外”与“局内”沟通融合，充分“对象化”，达到高度客观性的认知。可贵的是，杨红不仅从理论上准确地把握了这一方法，而且身体力行，把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实践，去采录，去询问，去统计，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广泛阅读的大量文献资料就从纸面上活跃起来了，成为“客观性认知”的历史支撑和地理铺垫，共同还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实的本来面貌。
关于二人台在当代的生存际遇，有必要再度重视“路文化”这一概念。在近几百年间，二人台艺术是在“西口路”的经济文化独特生态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它的表演场景是“西口路”上一个个“点”的乡镇市集，给它注人经济与文化养分的是这些“点”上的底层老百姓。近几十年来，二人台的不少剧团开始登上大城市的国营剧场，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标志着二人台艺术“登大雅之堂”的“辉煌”时期。杨红的田野调查展示了三类文化生态的对比：（1）国营编制的剧团剧场，(2)都市娱乐场所的火爆炒作，（3)民间班社在乡间的流动演出。我们能从对比中看出，保持着二人台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类文化生态。那么，第三类文化生态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脱离传统音乐文化的沃土，它满足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广大地域的许许多多“点”上吸纳又播洒民族文化资源。这三项文化优势，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们不妨大胆地断言，二人台在新世纪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机，必须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路文化”概念的建立，让我们能从“二人台”这一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文化事象上升到概括化的文化定性，转而寻访各种“文化流”的生命力。
这篇博士论文能达到如此的学术高度，当然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导师们的精心指导。在香港有条件读到更多欧美学者的原文论著，从中受到启迪。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在这篇论文的背后，有着大量不为人知、不嫌卑贱的含辛茹苦，来保证文化底蕴的厚重。
这样的精神，正是当代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值得后学者诚恳效法。
【关键词】鸡公山；中外关系
在鸡公山的相关研究中，姜传高长期从事鸡公山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创办了《鸡公山文史研究》期刊（1-7期），通过对史书、案卷、文稿和在山居留过的老人的回忆加以归纳整理，将鸡公山走过的漫长历程趣味性的再现给广大读者。姜老经常在博客中译介近代在鸡公山避暑西人的回忆录，更新关于鸡公山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姜老的研究侧重于对史料的挖掘。
笔者通过对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进行搜集整理，发现三个规律：第一、在一些有分量的专著中涉及鸡公山，界定鸡公山的性质，涉及“鸡公山德产处理”问题，另外在一些传教士的回忆录中间有论述；第二、将四大避暑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从宏观角度探寻避暑地的开辟、发展、经济效益等各方面的问题；第三、从各种不同侧面来探索鸡公山的情况，比如说文化、经济、旅游、建筑、生物学、外交等角度研究鸡公山。具体表现如下：
一、总体性研究
在总体性研究中，如费成康主编的《中国租界史》，该书是国内较早一本对“避暑地”进行定义的学术专著，详细论述了“避暑地”与“租界”在风貌、开辟、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在其他关于租界史研究的几本专著中都多少涉及了一点关于鸡公山的内容。日本学者川岛真在《近代中国外交的形成》一书相关章节中提到了“鸡公山案”，作者的侧重点是在分析“一战”结束后在德国避暑房屋分配过程中交涉署的作用，以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交涉员与中央的微妙关系；此外，鸡公山的开发与西方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生活在鸡公山的美国路德宗传教士回国后保存了关于鸡公山的部分档案，另有一部分传教士在回忆录中也有关于鸡公山的相关记载。研究美国文化的齐小新的《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书中专门一章论及鸡公山，通过在鸡公山生活过的传教士的亲口叙述，使我们对鸡公山的那段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综合比较研究
此方面多将鸡公山和其他三个避暑地结合起来研究。浙江大学李南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建筑活动研究》一文从建筑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鸡公山等四大避暑地的开辟过程以及不同时期的建筑活动；苏州大学吕晓玲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避暑度假研究（1895一1937年）》该文侧重在旅游史和社会史方面，全面勾勒了近代避暑度假的概貌，论述了四大避暑胜地的概况，分析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效应，进一步论述了四大避暑胜地的收回过程；最值得一提的是张慧真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避暑地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以“避暑地”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主要从中外关系、社会史、旅游史的角度考察了近代中国避暑地的历史，相关章节论述到了鸡公山的开辟、收回交涉过程，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其在台湾地区，其所运用的资料多为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外交档案，然而，近代地方交涉的部分档案多保存在大陆地区，像湖北档案管里面保存了许多关于鸡公山、湖北交涉署的档案资料。由于她无法取得，所以缺乏档案资料的相互印证，得出论点难免有点偏颇。以上论文均把四大避暑胜地结合起来研究，在论述避暑地的形成过程中对鸡公山租地交涉都多少涉及，且所引资料基本相似，除了张慧真在行文所引资料中运用了部分外交档案，其他均未涉及。此外还有几篇硕士学位论文，例如，浙江大学自然地理学院李灿的《四大避暑圣地比较研究》等等，在此不在一一列举。除了学位论文之外，还有一些期刊论文，介绍四大避暑地，这方面的论文也有许多。
三、专题性研究
鸡公山的专题性研究，起步于1985年，相关的专著有《鸡公山志》、《鸡公山》、《到鸡公山看老别墅》、《鸡公山史海拾贝》等一系列著作，但目前我们通常把它们列入资料范围。
除上述专著外，还有相当部分学位论文，有代表性的是张明瑜的硕士论文《论鸡公山避暑地的形成与影响》从历史学和社会史角度论述了鸡公山的开发与鸡公山对于当地社会发展变迁以及近代化的影响；有从旅游学的角度论述，宋晨的《山地度假旅游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以鸡公山为例》本文应用文献分析和案例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山地度假旅游开发的发展概况和存在的问题。还有从建筑学角度来研究鸡公山的；在期刊论文方面，陈越的《鸡公山的历史沿革与风景特色》则主要从历史沿革、风景特色方面评述了鸡公山近代在风景园林、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方面的概况；有从建筑学角度研究的，姜传高的《鸡公山近代西洋建筑》一文综述和回顾了避暑地的开辟简史、历史分期、别墅分区、建筑风格、审美价值等内容。万传琅撰写的《鸡公山近代别墅建筑》从发展简史、别墅分区、特点等方面展开总述；有从生物学方面研究鸡公山的，鸡公山风景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适宜各类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中外植物学界高度重视，对鸡公山的自然科学研究迄今仍绵延不绝；也有从文化方面研究鸡公山的，以周继伟为主的作家试图从文学的角度解读鸡公山，其作品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1.系统的阐述人的生命文化哲学
西方的文化哲学在19世纪呈现了诸多的派别，但是我们将这些文化哲学派别进行归纳，可以发现，所有的文化哲学都有两个路径，一个路径是沿着历史主义的发展路径，去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另一条路径是沿着逻辑主义的路径，去研究文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马克思在接受了“自我意识”后，并在这一矛盾意识中开始了对人生命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这种对文化哲学的研究虽然与历史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这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的。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创造了实践的文化哲学。我们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可以发现实践文化哲学的基本架构。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系统的阐述了偶然性是实践的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的这一概念。从本质上来说，马克思这一理论其实就是对黑格尔精神的一种颠覆。与黑格尔派不同，的实践的文化哲学是从批判思维方式入手的，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的理清和阐述了哲学史上的偶然性，将一种全新的哲学研究范式建立起来，并从认识的范畴中将人的精神抽离出来，将人的“自我意识”逐步向“人的文化生命”转变。
2.文化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子
马克思有一部重要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遵循其在博士论文中对文化哲学的论述思路，并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去考察“实践”的重要性，将人的生命的历史主义原则确认了下来，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主义原则。马克思在考察“实践”的相关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论断，这种论断就是人类的特性就是人们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所谓的人类特性，马克思认为是一种的整体特性、一种的类特性，人们生命创造的能动性系统的阐述了出来。在马克思的意识里，自由意识活动主要包含以下两种含义，下面笔者就系统的阐述一下二者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将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逐步转变为自己的意识对象或是自己的意志。人们通过这种活动，将自己的精神进行了二重化，第一重是生命的意识，另一种就是生命本身。从本质上来说，精神的二重化其实就人们意识的分离和人们抽象能力的实现，而人们对文化进行创造的前提就是对能力进行抽象和分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能力。人们创造文化的前提条件就是人对思维的分散和抽象的能力。由于人在生理上具有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恰恰是创造文化的本能，这就使人在一定程度具有了创造文化和具有文化的存在特性，这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马克思区分对人的生命活动和动物生命活动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的生命活动逐步发展成为我们自己的意志或是自己的意识的对象。一定程度上来说，肯定人们的文化创造能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认为人的天赋包括人的文化创造能力。二是人通过实践来实现对象世界的创造，对无机界的改造，以此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对世界、对无机界的改造其实就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对象化活动其实就是人与对象的分离与抽象的活动。人类现实的、能动的二重化其实就是将人自身的和超自身的自然存在区分开来。马克思将人的超自身自然的存在通过对比动物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的差别概括为诸多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在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能力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能力等等。这些能力被马克思统称为人的生命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人的文化活动。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论断，就是“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性特征通过异化劳动的形式”得到了证实。实质上来说，马克思将人的特性等同于人的抽象和分离能力的时候，其内涵中就一定包含了一种异化劳动的思想，异化劳动和分离与抽象之间并没有特别的不同，这两者除了范围不同，其他都是相一致的。前者是从动态的角度对人们的生命特性进行说明的，后者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说明的。与抽象的、分离的理论相比，异化劳动还有一定的不同之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系统的强调了人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分离和自身自然的分离中逐步完成了异化劳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道人类的本质就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个体性。与博士论文不同的是，马克思开始强调异化的实现。
3.文化的发展规律
资本主义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理论中，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生产方式的形式进行了揭示。而马克思在东方的社会理论中，马克思却开始关注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开始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殊规律进行探究。马克思在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途径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否定生产方式对民族发展的意义，在其看来，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其实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以及其独特的风貌展现出来的不同形式。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东方民族的发展趋势归根结底就是世界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已。从马克思的角度去看文化规律，我们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意识当中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共同构成了文化规律的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这两个方面显得非常的重要。这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使得马克思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础，对东方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揭示。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碰撞和交融，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实现文化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亚非国家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西欧的资本主义传入东方的方式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对东方传统公式制度的改造，另一种是东方社会在现代化压力下，被迫学习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在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两种形式给社会、给民族带来的效果并不是一致的。对东方社会来说，西欧殖民主义者的行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发现，不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社会进步的基础一直以来都是生产。消费只有与生产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消费没有实现与生产的对等，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处于萎靡的状态。
1861年，俄国的改革使农业生产逐步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并在转变的过程中逐步演化出一种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正因如此，俄国资本主义在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具备了一定的生产性特点，并将新的活力注入到俄国文化当中，这种形态对俄国文化的更新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西欧资本主义在敲响了东方大门之后，推动了东方社会逐步向私有化道路方向迈进，由此可见，在这种模式下，东方社会或早或晚的都会逐步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东方社会是不会因为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变得发达起来，就变得进步起来，东方社会只有将资本主义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吸收过来，并从实际出发，建立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生产方式，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进步。与之相对应的是，如果东方社会将西方资本主义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吸纳进来，那么势必也会给东方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进行选择。那么什么是文化选择呢？其实就是人们根据已有的价值系统，选择适合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文化选择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具有内容的特殊性，即东方社会应当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选择，而是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探讨东方社会应当运用怎样的方式，去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来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对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观点，在他认为，东方社会应当通过一种革命、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解决掉，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种社会形态看成了社会现代化的两种方式。他们认为，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相比，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显然要比其高很多，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是社会主义这种现代化的模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现存的问题解决掉，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是一种文化选择。马克思认为，理性的创造活动和价值的创造活动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人的活动，这两种活动在人的活动中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离开了哪一种活动，人的活动都难以继续。人的活动如果丧失了理性的创造活动，那么人类的历史必将成为无根之木，丧失了物质基础。反之，如果人的活动没有了价值创造活动，那么人类活动就会丧失掉生命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活动离不来上述两个创造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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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
近年来，随着电网运行水平的提高，各级调度中心要求更多的信息，以便及时掌握电网及变电站的运行情况，提高变电站的可控性，进而要求更多地采用远方集中控制、操作、反事故措施等，即采用无人值班的管理模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人为误操作的可能，提高运行的可靠性。基于上述原因，变电站自动化由“热门话题”已转向了实用化阶段，电力行业各有关部门把变电站自动化做为一项新技术革新手段应用于电力系统运行中来，各大专业厂家亦把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做为重点开发项目，不断地完善和改进相应地推出各具特色的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以满足电力系统中的要求。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应能实现的功能
1．微机保护。是对站内所有的电气设备进行保护，包括线路保护，变压器保护，母线保护，电容器保护及备自投，低频减载等安全自动装置。
2．数据采集。包括状态数据，模拟数据和脉冲数据。
3．事件记录和故障录波测距。事件记录应包含保护动作序列记录，开关跳台记录。其SOE分辨率一般在1～10ms之间，以满足不同电压等级对SOE的要求。
变电站故障录波可根据需要采用两种方式实现，一是集中式配置专用故障录波器，并能与监控系统通信。另一种是分散型，即由微机保护装置兼作记录及测距计算，再将数字化的波型及测距结果送监控系统由监控系统存储和分析。
4．控制和操作闭锁。操作人员可通过CRT屏幕对断路器、隔离开关、变压器分接头、电容器组投切进行远方操作。为了防止系统故障时无法操作被控设备，在系统设计时应保留人工直接跳合闸手段。
5．周期检测和同期合闸。该功能可以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方式实现。可选择独立的同期设备实现，也可以由微机保护软件模块实现。
6．电压和无功的就地控制。无功和电压控制一般采用调整变压器分接头，投切电容器组，电抗器组，同步调相机等方式实现。操作方式可手动可自动，人工操作可就地控制或远方控制。无功控制可由专门的无功控制设备实现，也可由监控系统根据保护装置测量的电压，无功和变压器抽头信号通过专用软件实现。
7．数据处理和记录。历史数据的形成和存储是数据处理的主要内容，它包括上一级调度中心，变电管理和保护专业要求的数据。
8．人机联系。
9．系统的自诊断功能。系统内各插件应具有自诊断功能，自诊断信息也象被采集的数据一样周期性地送往后台机和远方调度中心或操作控制中心。
10．与远方控制中心的通信。本功能在常规远动‘四遥’的基础上增加了远方修改整定保护定值、故障录波与测距信号的远传等，其信息量远大于传统的远动系统。
根据现场的要求，系统应具有通信通道的备用及切换功能，保证通信的可靠性，同时应具备同多个调度中心不同方式的通信接口，且各通信口及MO-DEM应相互独立。保护和故障录波信息可采用独立的通信与调度中心连接，通信规约应适应调度中心的要求，符合国标及IEC标准。
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应具有同调度中心对时，统一时钟的功能，还应具有当地运行维护功能。
11．防火、保安系统。从设计原则而言，无人值班变电站应具有防火、保安措施。
几个问题的认识及探讨
1．变电站自动化的基本概念。变电站自动化是指应用自动控制技术、信息处理和传输技术，通过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或自动装置代替人工进行各种运行作业，提高变电站运行、管理水平的一种自动化系统。变电站自动化的范畴包括综合自动化技术；变电站综合自动化是指将二次设备(包括控制、保护、测量、信号、自动装置和远动装置)利用微机技术经过功能的重新组合和优化设计，对变电站执行自动监视、测量、控制和协调的一种综合性的自动化系统，它是自动化和计算机、通信技术在变电站领域的综合应用。博士论文，变电站。其具有以下特征：
(1)功能综合化。是按变电站自动化系统的运行要求，将二次系统的功能综合考虑，在整个的系统设计方案指导下，进行优化组合设计，以达到协调一致的继电保护及监控系统。博士论文，变电站。博士论文，变电站。“综合”(INTEGRATED)并非指将变电站所要求的功能以“拼凑”的方式组合，而是指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达到整个系统性能指标的最优化。博士论文，变电站。
(2)系统构成的数字化及模块化。博士论文，变电站。保护、控制、测量装置的数字化(即采用微机实现，并具有数字化通信能力)，利于把各功能模块通过通信网络连接起来，便于接口功能模块的扩充及信息的共享。
(3)操作监视屏幕化。当变电站有人值班时，人机联系在当地监控系统的后台机(或主机)上进行，当变电站无人值班时，人机联系功能在远方的调度中心或操作控制中心的主机或工作站上进行，不管那种方式，操作维护人员面对的都是CRT屏幕，操作的工具都是键盘或鼠标。
(4)运行管理智能化。体现在无人值班、人机对话及操作的屏幕化、制表、打印、越限监视和系统信息管理、建立实时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开关操作及防误操作闭销等方面，能够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及人无法做到的工作。
2．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站内通信网络的建立。变电站内传送或交换的基本信息有：测量及状态信息；操作信息；参数信息。根据信息传送的性能要求，大致可分两类考虑，一类要求实时响应较高的信息，如事故的检出、告警、事件顺序记录和用于保护动作的信息，要求传送速度较高；另一类是对时间响应要求不高的信息，如用于录波、记录及故障分析的信息，可允许较长的传送时间。对于不同的数据亦有不同的安全性要求，站内通信网联系站内各个智能单元、后台监控及远方通信装置，是整个系统的关键。
3．实际工程设计的考虑。为了使实际工程工作可靠，维护方便，扩展灵活，易于用户操作和管理，在系统不同的层次，需解决不同的问题。
(1)前置智能单元。前置智能单元是系统的基层，执行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如保护、测量、控制等。我们希望这些基层模块尽量不受网络状态的影响，特别是继电保护装置，要求在无网络的状态下能完成保护的基本功能，因此在设计基层装置时，尽量采用自成—体的办法。
为了提高基层功能模块的质量，尽量采用通用化的模块，因此硬件平台的模块化设计，在基层尤为重要。本着这种思想设计出有限品种的模块，拼装成不同的功能装置，这对模块设计成本的降低、生产的组织等均具有好处。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减少基层模块软件对工程的依赖性(即工程有关部分的软件)，一种办法将与工程有关的软件改成系统配置文件存于可擦写的存储器内，另一种办法是将与工程有关的(例如通信规约)软件用一个独立的模块来实现。
(2)网络通信层。为了保证网络层的完好，应该注意对网络层的监视，这可以从后台和前置两个层次来实现，在硬件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采取两个独立通讯网络工作，或同时工作，或者互为备用。博士论文，变电站。
(3)后台监控。后台监控的操作、管理、维护是系统中用户最关心的问题，为了减少用户对厂家的依赖，在后台软件的设计别要注意人机界面的友善性，操作要方便、易学、易懂，功能的开放性，当系统中功能模块的增加和减少或具有不同通信协议规约的设备加入，后台监控系统应能方便的增加及删除，操作也简单明了，不至于遇到上述问题时要修改后台软件。
例如，其中有一题是：法国的Parlement的性质是什么？
何答：Parlement很难译成英文，它绝不是英国式的议会。它是一种所谓的“法院”（sovereign court or council）。
导师问：何谓“法院”？
何答：“”是无可再上诉之意。
导师问：它的性质是纯司法的吗？
何答：不是。它的最重要的职责是接受国王的诏令而予以正式登记。登记之后须向全国宣布诏令的内容。既然有权同意和接受国王的诏令，就暗示有权拒绝或者故意拖延登记。例如亨利四世登基不久，急需增税扩军，巴黎的“法院”就有意拒绝接受诏令，使得他不得不亲自去百般解释劝诱，表面上却极力维持国王下令的尊严，最后诏令几经修改才得到登记。
上述这番问答，一举说出了西方“法制”的实质，也说出了“三权分立”的实质。
所谓“三权分立”，实质上就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博弈。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国王的命令，必须经过贵族院（即法院）登记，然后再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如此方才有效。而贵族院则有权驳回、修改乃至拒绝登记国王的命令，这就是所谓“法制”及其程序，这也就是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的运作。
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读过何先生那么多的书，见过他所见的世面，不过，倘当年我参加考试，或许会补充说明如下一点：实际上，这种“三权分立”之法制Parlement，就是中国唐代的“三省”制度――即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互相制衡的官僚制度。
其中，尚书省是行政中枢，中书省是司法机构，它负责把皇帝的诏令登记在案，然后起草为敕令，而门下省则是立法机构，负责对中书省的敕书、敕令加以修改、匡正，不能通过门下省者，则予以驳回，此谓之“涂归”。
唐代，实堪称人类历史上官制最为完备的时代，它既是前代官制的集大成者，又是后世官制的开启者，它不仅是日本、朝鲜等官制的蓝本，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官僚制的样板。
我们今天讲“制度自信”，这不是空谈，当然也不应沦为空谈，而是需有历史事实为证。今天强调“读点历史”，就是为了避免空谈误国。
《资治通鉴・唐纪八》记曰：
上（太宗）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各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这就是说：皇帝本人也必须受到制度的监督，李世民把这一点提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去认识，而且，他绝非仅是唱唱高调，而是身体力行。如下便是一例。
按唐府兵之制，18岁的“中男”有当兵之义务，封德彝建议说，由于贞观时代以来生活条件改善，青少年身体健壮者多，故中男身体壮大者，即使尚未年满18，也可以当兵。太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太宗的命令被中书省顶了回去，如此凡4次，其中带头的就是谏议大夫魏征。
《资治通鉴・唐纪八》记曰：
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未满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健壮，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
关键词：法国；学位；文凭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8-0015-02
法国在《帝国大学法》颁布后，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在其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追求大学自治与民主的声音不绝于耳，依然未能改变中央集权的教育制度。所以在今天的法国，文凭分为国家文凭和校级文凭。国家文凭由政府授权的单位颁发，遵照“全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审议会”制定的章程行事，校级文凭由学校自行颁发，只需按照学校的规定行事。其中，校级文凭不享有国家文凭所享有的权利。本文侧重对国家文凭进行梳理，在梳理时按被授权的主体分别进行说明。文章分为学位制度与文凭制度的涵义、 现有的文凭与学位两个部分。
一、学位制度与文凭制度的涵义
所谓学位制度是指“当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一种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度，是关于各种学位的构成，各级学位代表的学力以及学位授予资格的系统规定。”[1]借鉴学位制度的涵义，可将文凭制度理解为：文凭制度是指关于文凭的构成，各级文凭代表的学力以及文凭授予资格的系统规定。之所以将学位与文凭分别进行说明，是因为有些学校不能授予学位，只能颁发文凭。
二、法国现行文凭与学位制度
根据被授权的主体，本文将法国文凭发放单位分为：高级中学、大学技术学院、高级技术员班、大学校和综合大学。每个单位发放的文凭或学位都可用于工作或在相应的学校继续深造。
（一）高中颁发的文凭
法国中学毕业会考文凭被列为一级高等教育国家文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业士文凭。将其列为一级高等教育国家文凭，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法国的中学学制为7年（初中4年，高中3年）比大多数国家的中学时间都长，毕业会考非常严格和统一；第二，中学毕业会考文凭曾同时是大学法律和神学专业的初级学位，也被视为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的学习合格凭据。”[2]
（二）大学技术学院颁发的文凭
大学技术学院是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两年培养的短期高等技术教育机构，其目标在于培养高级技术员和高级技工。“教学形式有大课，指导课，车间实习和2年年末的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教学内容分为普通文化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3]“每学年32周，每周32课时，两年共约2000学时。其中理论课，指导课，实践课分别占总课时的20%，35%，和45%。大学技术学院不实行学分制，注重平时成绩的考查，考查和实习合格，取得大学技术文凭。”[4]
（三）高级技术员班颁发的文凭
高级技术员班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旨在为各行各业培养高级技工，一般设立于职业高中之中。其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上注重应用性和灵活性，强调专业知识。与大学技术学院相似，高级技术员班学生的成绩也由期终考试评定，成绩合格者，授予高级技术员证书。
（四）大学校颁发的文凭和学位
1.各种证书。大学校是法国高等教育独特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工程师学校、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农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校的学制各不相同，除了2年预备班（CPGE）的学习，工程师学院和商业学院一般为3年，高等师范院校为4年，其他1到3年不等。”[5]大学校是法国的精英教育，其目标在于为法国培养高级行政官员、学者、企业管理人才及工程师。大学校主要招收大学校预备班结业的学生和持有高中毕业会考证书的高中毕业生。学生在大学校修完相应的课程，考试合格分别授予工程师、建筑师等证书。
2.工程师博士学位。1973年7月27日颁布的法令，对大学三个阶段的文凭和学位进行了统一和调整，新设的“博士―工程师文凭”改变了大学校不授予学位的传统。“工程博士学位是为工科院校的毕业生更好地从事应用研究所设置的一种学位，学制3至4年。”[6]第一年攻读深入学习文凭，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方法训练，参加有关的研讨班；后2到3年博士候选人到实验室实习并从事研究，进一步加深与工程师职业相关的学科知识，学习严格的推理，撰写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授予博士―工程师文凭。
（五）综合大学颁发的文凭
法国的大学系统分为三个相互独立又前后衔接的学习阶段，各个阶段的学生只要修完相应的学分并考试通过（有的需要论文答辩通过）就可取得相应的学位或文凭。前两个阶段为本科教育阶段，第三阶段为博士生教育阶段。在法国没有研究生教育阶段，它的研究生教育阶段相当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本科生教育阶段。
1.第一阶段：普通学业文凭。本阶段为基础教学阶段，学制2年。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得到并加深基础学科知识，使其多样化，以便他们能进入一个范围较广的工作领域；学会工作方法，取得对科学的敏感度”。[7]“本阶段不分专业，只设下列主修方向：法律、经济与社会行政、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应用数学、科学、神学、体育运动科学技术。教学分为理论课、指导课和实践课三种。”[8]“第一阶段学习结束，通过考试，可以获得大学普通学习文凭。第一阶段允许留级一次。”[9]
2.第二阶段：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本阶段为专业学习阶段，教学目的是“组织不同程度的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特别要考虑到针对某种或某类职业做准备；同时，使学生进一步完善其知识，加深文化修养，引导他们从事相应的科学研究”。[10]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一样，学制2年，这两年具有相对独立性，第一年获得学士学位，第二年获得硕士学位。
3.第三阶段：博士教育阶段。学制一般3―4年，是一种“研究性培养和通过研究进行的培养，包括实施个人或集体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和不断进行科技革新的专业培养。”[11]1984年《萨瓦里法》对法国第三阶段的学位与文凭进行了改革，取消第三阶段博士和国家博士学位，改设新博士学位，新增指导科研工作能力证书和LMD学制。
（1）深入学习文凭。深入学习文凭在第三阶段第一年授予，要求选修与博士论文相关的课程，并参加研讨班，撰写小论文。考试合格，小论文通过即获得深入学习文凭。它是一种研究型文凭，为进行研究工作做准备，其间的小论文一般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雏形。
（2）高级专业学习文凭。与深入学习文凭为研究做准备不同，高级专业学习文凭是一种为就业做准备的高级资格，不可用于申请博士学位。“这种文凭专业性和应用性较强，主要通过研究班，进行高度专业化的应用性培养，训练从事某种专门职业活动的技能，教学注重实际知识的传授，实习占较大的比重。”[12]
（3）新博士学位。1984年的《萨瓦里法》对原有的学位制度进行了改革，规定：“为更好适应国际通用的学位制度，取消大学第三阶段博士，改设博士学位，并冠以颁发学位的高校名，学制作适当延长，同时取消原有的国家博士学位”。[13]这种博士学位被称为“新博士学位”。“新博士学位的学制一般比原第三阶段博士多一年左右，即：（硕士）或（工程师文凭）+（深入学习文凭）+3至4年研究工作。新博士学位候选者，可以是大学博士文凭或第三阶段博士文凭的获得者；也可是高等专业学习或深入学习文凭的持有者；还可是没有经过正规大学培养的人。”[14]“新博士学位获得者，必须系统深入地掌握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并独立取得科学成就，必须提出高水平纯理论性博士学位论文。”[15]
（4）指导科研资格。指导科研资格是在取消国家博士学位后设立的，由于它一般要求申请者取得博士学位后工作几年并取得一定的学术水平，“指导研究资格并不是、也不应被视为申请人的第二个博士文凭，就其学术水平和价值而言，它高于博士文凭”[16]，所以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法国的博士后文凭。
（5）LMD学制。随着欧盟的建设，为进一步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于1998年开始尝试统一欧洲学制，LMD学制便是其中重要的措施之一。所谓LMD学制，即是“学生在大学三年级毕业时获得‘学士’学位，五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八年后获得‘博士’学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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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向远大 视野开阔, 学风严谨
──在清华大学2009级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09年9月4日）
校长 顾秉林
同学们：
在国庆60周年前夕，2009级研究生新同学从四面八方走进清华园。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对各位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
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我校每年招收研究生的规模已大大超过本科生。今年我校共录取各类研究生4700余人，包括硕士生近3400人、博士生1300余人，比上周入学的3300多名本科新生多出40％，覆盖了工学、理学、医学、哲学等十大学科门类,其中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人数达到500多名。这是我校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不断迈进的生动写照。
同学们开始研究生学习的时刻，正值我校发展的关键时期。再过两年，清华就将迎来百年华诞，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是全体清华人肩负的光荣使命。近年来，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奋发努力，学校各方面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整体水平排在全国第一的一级学科数、一级学科中全国重点学科数、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数、科研经费数、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数、被ei和istp收录的论文数、sci论文被引用篇数等，连年保持全国高校首位；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艺术设计项目，也在国内外评比中获奖或取得显著的社会影响。在许多重要办学指标上，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逐步缩小，例如与美国研究型大学联合会（aau）所属高校相比，清华总体上已经明显好于其平均水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全校sci论文中，一半以上的第一作者为研究生；在11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我校累计获奖88篇，总数保持全国高校榜首。广大研究生为我校培养高质量人才、开展高水平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在座的每位新同学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将汇入到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事业中来。大家将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人生新的征程？我想谈以下三点与大家共勉。
第一，志向远大。清华建校近百年来，培养了大批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之才，一代代的清华人自觉地承担起历史重任，
关键词 宁王朱权 研究 综述
朱权（1378- 1448），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十一年（1391年）封于大宁，此时少年封藩、驰骋沙场，封号“宁王”；靖难之役，遭遇燕王朱棣劫持，骗其功后“中分天下”；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南昌，此后中年韬晦、托志举谥号“献王”，世称“宁献王”。贵胄的出生、传奇的经历虽然让人惊叹，但却难以令其名垂青史。他的一生以著述为务，或亲自撰写，或精心组织，编撰的著作多达一百三十多种，涉及的范围囊括历史、宗教、文学、艺术、戏剧、医学、农学、兵法、历算、杂艺等方方面面。其著述之丰、涉及之广，不仅当为明代藩王之冠，亦可当为历代文人之绝，清初大家钱谦益“古今著述之富，无逾王者”之言，四百年之前毫不为奇，四百年之后亦不为过。故而，关于明代藩王文化的研究，朱权自当是绝无绕开之可能，关于明清私家著述的研究，朱权也应是其中之重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于朱权之研究，专著已有两部，论文已有50余篇，虽不能言之甚多，但也为数不少。
一、关于朱权的基本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朱权的基本研究主要是史事的考证和著述的考据两类。
有关朱权史事的考证，程明、刘茜的《朱权事迹及宁王家族统治》依据出土的《宁王圹志》与存世的地上文献之比较研究，考察了朱权的王子序位、生平事迹，介绍了朱权后代的统治概况[1]；于默颖、薄音湖的《明永乐时期瓦剌三王及和宁王的册封》考察了宁王封号的来源及其与瓦剌三王的关系[2]。
有关于朱权著述的考据，杜泽逊的《明宁献王朱权刻本及其他》对朱权刻本《文章欧冶》的“序”和存世版本进行了详细考证[3]；冯燕群的《成书年份及两个相关问题》对《太和正音谱》的成书年份进行了细致考证，并对朱权鄙弃佛家、忽视朱有墩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4]；叶明花、蒋力生的《宁王朱权著述考》[5]、《宁王朱权著作分类述录》[6]对朱权所有编纂著作的基本概况、数量、存世版本及馆藏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类。
二、关于朱权的戏剧学研究
在众多研究朱权的学者之中，最有成就者当推姚品文，《朱权研究》和《宁王朱权》即是他的大作，也是的有的两部关于朱权研究的专著，还有与此相关的多篇论文。《朱权研究》1993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实为朱权研究的开山之作；十年之后，姚品文以该书为基础，广泛收罗资料，详细加以修订，易名为《宁王朱权》，成为目前朱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为“朱权评传”，对朱权一生的主要事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论述；第二卷为“朱权著作述录”，对朱权的曲学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评述；第三卷为“史料资料辑录”，包括朱权生平史料、朱权著作述录和朱权作品选录三个部分。此书对于朱权虽已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全书的灵魂实为第二卷“”，全书的重点是在朱权的戏剧成就，对于朱权的评价亦从戏剧学或文学的角度出发[7]。
正因如此，自姚品文《宁王朱权》出世之后，朱权的戏剧学成就得到学界许多学者的肯定和呼应。在这之前，姚品文说：“发现数百年来学界对他的情况关注的人不多，文章只有夏写时先生的《朱权评传》、洛地先生的《写作年代疑》等有限的几篇”[8]；在这之后，关于朱权戏剧成就、戏剧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如雨后春笙般迸发，如万伟成的《朱权的戏剧学体系及其评价》[9]、《继承与新构：朱权的元曲学贡献》[10]，敬晓庆的《朱权“良家子弟”戏统绪史料钩沉》[11]，闵永军的《论朱权的曲学观》[12]，徐子方的《戏曲与古琴的生命互动――论朱权及其“二谱”》[13]等等，或是探讨了朱权的戏剧理论，或是分析了朱权的戏剧观念形成之因，或是评价了朱权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东南大学徐冠华的硕士论文《初探》，虽然也是从戏剧学、音乐史的角度对朱权的《神奇秘谱》进行分析和阐释，但他从《神奇秘谱》的曲目内容着手，分析了占极大篇幅的道家题材的琴曲思想，揭示了其中暗含的隐居与道游之主题，进而重点阐述了道家思想对朱权古琴音乐的影响和渗透。换而言之，他已然注意到朱权的戏剧与道教之关系，对于朱权道教成就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关于朱权的医药学研究
对于朱权的研究，除了在戏剧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之外，在中医学方面亦是有所进展。北京中医药大学叶明花的博士论文《朱权医药养生文献研究》，在姚品文关于朱权生平和著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医学角度出发，对朱权存世的医药养生著作（《活人心法》、《寿域神方》、《乾坤生意》、《神隐》、《救命索》）、刊刻的医药著作（《神应经》、《十药神书》、《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和散佚医药著作（《运化玄枢》、《庚辛玉册》、《乾坤生意秘锡》）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对朱权的养生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并对朱权的医药著作、养生思想与朱权的崇道之关系进行了重点阐述，可谓是现今关于朱权的中医方面最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与此相关，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医药养生著作考述》[14]、《朱权刊刻考辨》[15]、《朱权考辨》[16]，或是总体考辨了朱权所著十四种医药养生著作的成书年代、主要内容、版本流传及存世情况，或是分别考辩了朱权的两本主要医药养生著作――《神应经》、《庚辛玉册》；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神隐养生观阐论》[17]、《朱权中和养生观阐论》[18]分别探讨了朱权养生思想中的神隐养生观和中和养生观，这些论文实为叶明华博士论文的补充和说明。另外，早年华蓓苓的《博而有统的中医卫生学专著》指出考证了该书确为朱权所作，探讨了该书所蕴含的养生思想，指出其主要来源于老庄道家[19]。道教与中医，自其起源之初与发展之中就有不可割裂之关系，因此，以上这些研究虽是从中医学角度出发，但实已牵涉道教之研究。
四、关于朱权成就的其他研究
除以上从戏剧学和医药学角度对宁王朱权展开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虽非全面而周到，但也各有独特之处，此类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宁王之事迹及成就展开探讨，对于开展宁王的深入研究及其相关的拓展研究具有不可或缺之借鉴作用。
对于朱权道教成就的研究，目前，真正意义上从宗教学角度出发的只有四篇论文。一是何丙郁的《：中国炼丹术在历史上的最后一部巨著》，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朱权的生平概况，第二部分考证了《庚辛玉册》的源流、分部、卷数、品数和他书引录等情况，第三部分载录了从《本草纲目》等著作中辑复的33个药物片段，第四部分探讨了《庚辛玉册》的药物分类法、涉及到的药物自然变化和将药物作为金属元素含量的指示器和作为探矿的标志。[20]二是曾召南的《试论明宁献王朱权的道教思想》，作者认为建文元年之朱棣袭取其封国大宁、建文四年之改封南昌和永乐元年之被告诽谤巫蛊三事，是促成朱权信仰道教的根本动因，并对朱权道教思想中的道论、摄养论和隐逸论作了详细剖析[21]。三是魏佐国的《朱权崇道刍议》论述了朱权崇道的表现―― 热衷玄修、著述道书、生前建坟， 分析了朱权崇道的原因――明代道教政策的驱使、地理环境的影响、避祸自保的需要、道教理论的诱惑，探讨了朱权崇道的特点――正一道与净明道共崇、潜心修道与道教理论并进、迷恋道教与人世追求同在[22]。四是叶明花、蒋力生的《朱权内丹思想初探》，该文考证了《救命索》的版本情况；概括了《救命索》的主要内容，即人身造化、丹道宗源、初阶小乘、性宗、命宗大乘、实跻圣地、炼己七个部分；探讨了《救命索》内丹思想的特点，主要是天人一物、体与道合，性命兼备、形神俱妙，初阶小乘、循序渐进。[23]
还有关于朱权茶道的研究。周文棠的《日本茶道溯源―朱权茶道》通过对日本茶道和朱权茶道的比较研究，认为日本茶道是朱权茶道的简化与继承[24]；陈挥的《“朱权茶道”述评》认为朱权茶道的精神实质实为一种以强烈的债世嫉俗为主调的遁世托道之孤芳自赏[25]；朱海燕、王秀萍、刘仲华的《朱权的“清逸”审美思想》认为朱权《茶谱》中所蕴含的“清逸”的审美思想是对“魏晋风度”的传承与弘扬，所描写的茶事活动倾注了文人雅士在逆境中以茶道体悟生命意义的人生智慧[26]；袁名泽的《朱权农学思想考论》更是将对对朱权的医学研究、茶道研究扩展以至农学研究[27]。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朱权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可喜成果：在朱权的戏剧学研究方面，相关论文多达20余篇，论文数量几近占据整个朱权研究的一半之多，如姚品文潜心十年，先后两部巨著、多篇论文，不仅对朱权戏剧学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对开展朱权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朱权的戏剧学研究方面，相关论文虽然不多，研究学者也是甚少，但是不乏精品之作，叶明花的《朱权医药养生文献研究》资料之翔实、考证之充分在众多博士论文实属少见；另外，还有一些论文角度独特、思维广阔，颇有启发意义。但是，从总体而言，有关朱权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朱权其人的研究不可不谓已多、已深，而对于其世的研究却是至今尚无。例如目前成就最大的《宁王朱权》，该书作者对于“生存状态”的理解仅仅停留于“生平经历”而已，而对于更为深层的历史环境没有涉及。对于朱权的研究，不仅要知其人，而且要论其世，要深入朱权当时的环境，使读者仿佛置身其间，见其种种议论，看其种种活动，如此，才不会是高悬理论、空谈思想。
第二，研究重点的偏离。无论是自《明史・诸王传》《献征录・宁献王权传》、《罪惟录・宁献王权》等史籍对于朱权尤好道术的定位来看，还是从朱权的过半崇道人生和众多道教著述而言，道教信仰才是朱权人生的主旨和归宿，戏剧只是他日常闲暇的娱乐，医药只是其道教养生的衍生。现今，对于朱权的研究，从戏剧学角度出发的已占大半，从中医学角度思考的亦有不少，然而真正意义上从宗教学角度出发的只有寥寥几篇，只是片面论断、浅尝辄止，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深层背景、文本解读、原因探讨、思想内容、特点阐述、历史地位等等。
第三，研究视野的狭隘。对于朱权的研究，仅仅停留于朱权本人及在世，没有扩展到其他藩王和道人，没能联系到之生前及逝后。明代皇帝、藩王好道之甚，何至朱权一人，可以明代皇室与道教之关系作一类型分析；明代藩王戏剧等文学之作甚多，然而宁王却有独特之点，可将朱权与其他典型藩王作一比较研究；明代道教进入衰落阶段，道教世俗化倾向甚深，可将朱权之道教信仰、道教著述与前代道人作一比较分析。
第四，研究方法的欠缺。深入研究朱权的本质，既可采取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可借鉴马克思・韦伯的阶层分析学说，既可展开朱权文本如何构建思想的精英化解读，也可进行朱权文本如何影响大众的世俗化分析，还可借鉴西方流行的各种批判理论。目前研究朱权的不少论著，或是，或是，明显缺乏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导致理论拓展不深、学术价值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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