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7: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手工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考工记》诞生的时代背景及性质
齐国自建国始，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便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姜太公没有固守“以农为本”的传统理念，而是根据齐国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其山、海之利，坚持“本末并举”，全面发展。具体说来，一方面重视发展农业经济；另一方面又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积极发展地方经济。同时，鼓励百姓大力发展制陶、冶炼、贩运等工商业。冶炼业的发展，使铁制工具被大量使用，因而推动了齐国手工业的发展。随着手工业者经验的不断积累，其行业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手工制作技术也越来越规范化和科学化，到了春秋末战国初，中国最早记述手工业生产技术规范的著作《考工记》便在齐国诞生了。
关于《考工记》的性质和成书年代，郭沫若先生曾考证其是一部反映齐国手工业技术的官书（即齐国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今天所见的《考工记》，是《周礼》的一部分，所以《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或《周礼?冬官考工记》）。作者应该为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该书的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用现在的科技词汇来概括，《考工记》就是齐国的手工业科技规范汇编。《考功记》是我国两千多年前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手工业技术的唯一专著。该书作为我国第一部手工业工艺技术典籍，包含了大量的手工制作技术、工艺过程及丰富的科技思想，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人、科学考古的开展，《考工记》的研究进入了_一个新阶段。研究者利用科学的先进手段和思维方法及考古实物和模拟实验资料，对《考工记》所涉及的古代技术、科学知识以及社会科学中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使《考工记》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
二、《考工记》的主要科学价值
《考工记》篇幅不长，但科技信息含量却相当大，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炼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正因为如此，历代有关《考工记》的注释和研究层出不穷。已故科学家钱宝宗先生曾指出，“研究我国科技史应该上抓《考工记》，下抓《天工开物》。”可见其在我国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及举足轻重的科学价值。
《考工记》最大的科学价值在于在总结前人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制造精工产品的四大要素，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考工记?国有六职》）大意即天有寒温之时，地有刚柔之气，材质有优良，工艺有精巧。《考工记》记载了六大手工业工艺技术类别中的30多个工种，涉及运输与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皮革、杂色、建筑等项目，每一项目又涉及若干分工更细的专业工种。如木工工艺7个工种：轮（制作车轮、车盖）、舆（制作车厢）、弓（制作弓架）、庐（制作戈、戟类兵器手柄）、匠（打造城郭、宫室、修筑水利设施）、车（制作大车、农具）、梓（制作乐器悬架、饮器和箭靶），金属工艺6个工种：筑（制作书刀）、冶（制作箭镞、戈、戟）、凫（铸造钟、乐器）、栗（铸造量器）、段（制作金属农具）、桃（铸造剑），皮革工艺5个工种：函（制作护身披甲）、鲍（鞣制皮革）、辑（制作鼓）、韦（制作祭服蔽膝之衣）、裘（制作皮衣），绘画染织工艺5个工种：画（绘或绣制五彩文饰）、缋（同画）、钟（染治羽毛）、筐（染织布帛）、幌（练丝、练帛），玉器工艺5个工种：玉（琢磨礼用玉器）、榔（制作梳子）、雕（制作骨质用器）、矢（制作箭）、磬（制作石质打击乐器），制陶工艺2个工种：陶（制作饮食用陶器）、?耄ㄖ谱魇⒆笆澄镉锰掌鳎?。以上6种技术门类、30余项工种几乎涵盖了我国古代手工业设计的所有门类。
用现代的学术名称，把《考工记》称之为“古代的《材料工艺学》”是恰当的。因为从材料学看，古代人们对大自然中原材料的充分利用，对加工制作技术的掌握以及在生产模式的精细化、标准化和加工工艺规范的制定上.不仅表现出形象思维方面的伟大建树，而且在理性思维方面也有不凡的智慧。这些工艺在当时世界材料加工业中都是先进的，所以千百年来被人们沿用不衰。因此可以说《考工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总汇。
三、《考工记》对科技档案的贡献
从档案学角度来看，称《考工记》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手工业科技档案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其既是科技档案种类之一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档案，又是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的集中体现。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无不先从其人手。正如有学者所说，“现在我们要想打开先秦科技的门户，了解东方巨龙腾飞的历史背景，进而把握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来龙去脉，《考工记》就是一本相当合适的‘指南’”。可以从科技档案三大功能理论探讨《考工记》对我国科技档案的贡献。
一是知识储备和依据凭证功能。《考工记》作为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科学技术文献，从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等方面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技术、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标志着中国古代手工业科技档案进入了记录详细、管理完善、制度规范的时代。这些档案的学术价值，使我们可以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人手，深入、具体地解剖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实态，探讨中国古代手工业管理的一些规律性问题。《考工记》是我国手工业技术的唯一专著，为手工业科技工作者提供了最早的科研和设计规范。作为一种指导性工具书，《考工记》对后世的工业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后人进行对外科技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充分的谈判依据。
二是情报功能。《考工记》作为古代手工业档案，是珍贵的科技资源，是国家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对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价值。在古代社会，手工业档案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重要科技资源。而对于现代，手工业档案直接记录和保存了我国古代手工业技术的原始信息，对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有着重要的情报价值。一位系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中国等文明区的科学注入，近代科学及工业革命便无从谈起。”由此而知，《考工记》对中国乃至世界工业革命的贡献巨大。
另外，《考工记》的出现，还为我国古代许多科技巨著的诞生和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后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管子》《齐民要术》等，尤其是《管子》，深受《考工记》的影响，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哲学、科技等诸多领域，成为历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基本涵义及其决定因素的观点，并分析了科斯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通过对科斯和马克思理论的比较分析，指出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它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现实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或者说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看作是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它当作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从整体上看，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比科斯的企业理论更深刻、丰富，也有更强的科学解释力和生命力。
关键词：企业 产生 比较 科斯 马克思
科斯的企业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经济系统中的基本生产单位。企业在价格机制的协调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的产出规模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停止―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就是产品的市场价格）。由于企业的产出规模通常与企业的规模存在技术上的比例关系，因此，利润最大时的企业产出规模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经济体系中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企业的存在是外生给定的，有效率的企业规模也由价格机制决定。
但是，科斯1937年发表的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却提出了不同于上述观点的看法。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有二：第一，企业与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在企业外部是价格机制指导资源的流向，在企业内部是行政命令引导资源流动；第二，企业与市场在“组织”生产时，前者会产生“组织成本”，后者会产生“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如果企业的“组织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则生产由企业“组织”；反之，则由市场“组织”。如果“组织成本”与“交易成本”相等，由企业“组织”生产和由市场“组织”生产是等价的，这时的交易成本或组织成本就决定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因而，科斯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对价格机制的取代”，在一个专业化的经济中企业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
那么，市场的“交易成本”和企业的“组织成本”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在科斯的论述中，“交易成本”有以下几类：第一，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成本是发现有关价格的成本；第二，为市场上进行的每一笔交易谈判和达成一份独立合同也要花费成本；第三，使用价格机制还有其他不利之处或成本，比如，在某些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中，短期合同不利于规避风险，而且订立多份短期合同的成本也较大，等等。正因为“市场的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某一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约某些成本”，所以企业才会产生。但是，企业指导资源配置也会产生“组织成本”：首先，随着企业规模变大，在企业主的职能上，可能存在着收益递减，就是说，在企业内组织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其次，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加，企业可能无法把生产要素安置在其价值最大的用途上；最后，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应价格可能上升，因为一个小企业的“其他优势”要超过一个大企业。因此，企业的规模将一直扩张，“直到在企业内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的交换方式进行同一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企业内组织它的成本”。
科斯提出企业（也就是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生产的方式，这是他对经济分析做出的有益贡献。“交易成本”的概念不失为经济学的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确实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但是通读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仍然感到有许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之处。
首先，他在文章开头就说“不仅有必要明确定义‘企业’一词，而且还应该明确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之间的区别”，但是他始终没有做到他认为有必要做的事。在他的论述中，他时而把企业等同于“企业主”的功能，时而又等同于“一体化”，有时又把企业看作是签订合同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签订的是长期雇佣合同。他对“市场”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当他说“市场”代替“企业”组织生产时，他实际上是在说其产品在“投入―产出”的技术上有联系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市场交易。因此，当他认为是“市场”取代“企业”时，“企业”仍然是存在的。
事实上，科斯所说的“企业”，乃是钱德勒意义上的“现代工商企业”。这种企业包含许多不同的经营单位，每个单位由专职的经理所管理，它们经营于不同的地点，进行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处理不同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单位的活动和它们之间的交易因而被内部化，它们是由支薪雇员而非市场机制所控制并协调”，“此种企业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是靠设立或购进一些在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转的经营单位而来，换句话说，就是把以前由几个经营单位进行的活动及其相互交易内部化”。这种内部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可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使用的设备和人员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此，“交易成本”最多只能部分地解释多单位的现代工商企业的产生，而不能解释单一单位的古典企业的产生。
其次，科斯有时说市场的“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有时又说它是企业范围的原因，或者说它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原因。但任何人都明白“企业产生的原因”与“企业扩大的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说明企业的“发生学”，后者说明企业的“演化学”，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事实上，“交易成本”既不能说明企业的产生，也不能完全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科斯认为企业规模的变动取决于一项交易的“市场成本”和“组织成本”大小的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企业”取代“市场”；反之，则“市场”取代“企业”。这个结论只有当规模报酬不变时才是正确的。假设一项交易，或者某一生产活动，如果由企业组织生产和由市场组织生产时，需要投入相同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要素，并且有相同数量和质量的产出，在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由市场外生决定的条件下，“市场成本”和“组织成本”的大小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科斯也只能说“交易成本”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原因。如果某一生产活动由企业组织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则“交易成本”对企业规模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这时需要比较规模报酬递增的幅度、市场成本、组织成本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比如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时其报酬为π1，“市场成本”为C1，如果由企业来组织，其报酬为π2，“组织成本”为C2，同时假定在两种情况下所花费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费用相同，均为C。科斯断定如果C2＞C1，则交易就会由市场来组织；反之，则由企业来组织。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是由于他假定π1与π2相等。但是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就是说π2＞π1，即使C2＞C1，交易也有可能由企业来组织。具体地说，如果π2-π1＞C2-C1，交易也会由企业来组织；如果π2-π1＜C2-C1，则由市场来组织。
可见，规模报酬不变对科斯的结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规模报酬不变并不被许多经济学家认同。斯密、李嘉图、西尼尔、J.S.穆勒等人都曾宣称制造业生产是由收益递增规律支配着的，西尼尔甚至认为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认为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并不等于其分部功能之和，而是大于各分部功能的简单相加，企业就是这样一个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的有机体。也就是说，他把企业看作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组织。
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在《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一文中论述了市场范围与劳动分工，或者说与产业规模、企业规模的关系后，要求“那些认为在厂商之间进行的相互交易会付出很高的成本，而在企业内部进行交易便不必付出的人（这类人实在是不胜枚举），最好还是研究一下英国这一鼎盛时期（指19世纪）的工业组织”，因为当时英国金属工业的中心伯明翰，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正是斯密的“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定理。那么为什么市场范围的扩大导致的是劳动分工的细化，或者导致的是厂商间交易（市场交易）的增加，而不是“垂直一体化”呢？斯蒂格勒的答案是，在各个产业的成长阶段，典型的发展趋势应当是垂直分解的，即劳动分工的程度应当加深，厂商间的交易也会增加，而逐渐衰落的产业的发展趋势才是垂直一体化。
科斯的论文虽然导致了新制度经济这一新经济学流派的产生，但是他以“交易费用”的概念为分析工具来说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却是不太成功的。以“交易费用”来分析企业的理论被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它基本上可分为两个分支，一个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以科斯、威廉姆森、张五常为代表，另一个则研究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以詹森、梅克林、德姆塞茨为代表。在两个研究分支中，以后一个分支的研究文献为多，即使是前一个分支，人们更多地是分析“垂直一体化”，并且把“垂直一体化”的原因归结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用“交易费用”来说明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多少文章可做。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
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提出“企业”产生原因的问题，也没有提出过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理论。但是他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在说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研究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如何导致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在分析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时研究了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产生、发展和趋势。在这些研究中，马克思论述了许多现代企业理论关心的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与现代企业理论相似，但是二者对企业的本质的看法却存在根本的分歧。
首先，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发展运动的结果。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而企业形式则是生产关系的载体和集中体现。因而，说资本主义企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是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一个必然结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一直在从事着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也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才产生的。在中世纪，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家庭生产，工业和手工业的组织形式则是封建行会制度。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凝结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小规模的组织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了。随着封建的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它必然要被新的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所代替，即被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所取代。
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呢？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以货币转化为资本为前提。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贪得无厌的追求必然要求进行资本积累，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持续，而剩余价值的存在又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因此，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必然有一种原始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但是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没有这种分离，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农民、行会师傅和独立小手工业者的剥夺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剥夺，它一方面使一些人手中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另一方面使另一些人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别无谋生之路。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和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也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式的企业。
其次，马克思认为在企业的组织形式的演化过程中，技术进步始终起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后，资本家为了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必然会采用在当时相对先进的技术，这种技术既体现在生产工具上，又体现在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初期，其采用的技术基本上是简单的手工工具，组织形式是个体劳动的简单协作。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劳动分工的细化，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就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在一种手工业中引入了分工，同时又把各种分开的不同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因此，它既使劳动者成为局部劳动者，又把局部劳动者结合为集体劳动者。一旦局部劳动成为专门职能后，局部劳动的方法，或者说局部劳动的生产工具也就完善起来，发展起了最适合于劳动过程中不同操作的专门工具，工具越来越细分为不同的种类，而且只有在专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工场手工业最初是无意识的产物，但是由于它能使劳动产生社会生产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所以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形式。
“但是，一旦工场手工业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它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也就是说它的技术已不能满足资本家追求最大剩余价值的要求，需要有更先进的技术来代替，这样就产生了采用复杂机械的专门生产机械装置的工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力和机器生产中的劳动资料是工业革命的起点”，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在工场手工业中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当大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与自己的由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提供机器生产的基础发生冲突，它必须自己生产机器，这时它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从最初的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度演变过程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技术上的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再次，马克思强调了因劳动协作而产生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者说规模报酬递增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组织形式中的作用。他指出，“当许多劳动者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而一起劳动时，他们的劳动就采取协作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协作劳动比独立的分散的个体劳动有更大的劳动生产力。他说：“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工人的机械力量的总和，与这些单个工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升高重物、转绞车、清除障碍物等）所发挥的机械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些场合，共同劳动的结果是个人劳动不可能达到的，或者只是在很长的时间或只能是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通过协作创造了一种只是作为集体力执行职能的新生产力。”
协作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协作，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段的进程加快了，“因此，劳动对象经过一定空间的时间缩短了”，“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协作者，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让他们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产品所必要的时间”。其次，“只要协作者同时从各个方面在他们的劳动对象上工作，那么尽管他们做的是同一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者的结合”，“这样产品被空间分开的各个不同部分会在同时间内完成”。再次，协作不仅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而且在发展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可以缩小劳动过程进行的空间。
最后，与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内部是命令和权威引导资源的流向，在企业外部是价格机制指引资源流向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在企业内部是资本家的权威在指导集体劳动时间的分配，而在其外部则是价值规律调节社会总劳动时间在不同的部门的配置。但是科斯用“交易成本”来说明其原因，而马克思则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解释其原因。马克思在分析工场手工业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劳动分工，即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劳动分工。社会分工是指社会生产中可分为工业、农业等部门以及这些大生产部门分为种和亚种的劳动分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是指在手工工场内部，一个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不同操作或工艺分离开来，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特殊工人，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并列地进行。
马克思认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是二者有本质的区别。第一，社会内部的不同种的独立劳动的成果是商品；而在工场内部，局部劳动者不生产商品，每个局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只是最终商品的一个部分，变成商品的只是他们的集体的产品，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工场的生产就是“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第二，社会内部的独立劳动的媒介是它们产品的买和卖，不同部门的劳动分工生产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商品的所有者为了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他们之间就会发生商品交换，而在工场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发生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以及资本家把它们作为集体劳动来使用为条件。第三，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不同的商品生产者手中为前提。第四，在工场手工业内部，生产的协调性由资本家的权威来保证；而在社会分工中，价值规律调节着劳动时间在不同部门的配置，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而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正是科斯关心的“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市场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而企业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物，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结论
现代企业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它把资本主义经济中现实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关系，或者说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看作是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把它当作历史发展的结果。比如，有人在分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时，假定存在两种人，一种是天生就具有经营管理天赋的劳动者，另一种是天生就拥有生产资料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并把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当作是自由、平等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认为市场交易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起点。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交易，或者说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确实是以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为前提的，但是这种分离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发展的产物。在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中，马克思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在企业与市场产生的原因上，马克思强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意义。因而，从整体上看，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远比科斯的企业理论深刻、丰富，也有更强的科学解释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企业的经济性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7
[论文摘要] 本文第一次以区域市场变迁的动力作为研究的主题，指出区域市场变迁是由于两种动力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现代技术变革及运用的外在动力作用的结果，旨在弥补现存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与空白。
区域市场是由若干个地方市场经济一体化而形成的，又是全国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完善区域市场应当成为现阶段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重点之一。因此，研究区域市场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但目前学术界有关区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市场与统一市场的关系及怎样完善区域市场等方面，而关于区域市场变迁的动力问题很少有所涉及，本文试图以区域市场变迁的动力作为研究的主题，旨在弥补现存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与空白。
一、区域市场变迁的内在动力：商品经济发展与贸易繁荣
区域市场发育的过程表明，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市场发育水平越高，越是地区经济同质性高、市场流通范围小的地区，越容易形成统一市场。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商品流通突破了地方市场的局限，扩及毗邻地区，从而开拓了新的市场空间，进而波及远方市场。同时，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满足商品生产规模扩大的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着区域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正是区域市场结构变迁的动力。各地区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稀缺程度和分布组合特征一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现出优劣并存、长短互见，彼此都有所求的特征。这种资源需求与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的不对称现象，是推动区域间相互依赖、互相补充的内在动力和制定区域协作和联合政策的重要基础。在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起步阶段，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在共同发展基础上相对差距扩大。
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分工的结果。地域分工、专业分工为区域市场形成的必备条件，通常来说，区域市场是以专业分工为原则向专业化市场方向发展。关于这一点，建立在市场发育基础上的“斯密动力”理论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如果区域农业条件优越、粮食产品丰富，那么当地就可能形成粮食区域市场；有色金属资源丰富的区域，则可能形成有色金属交易市场等。
贸易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产生了刺激，极大地带动了商品市场的发育。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所论述的那样：我们先假定有这样一个团体，贸易已在其中获得某种社会价值；而最容易发展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东西的是对外贸易。因为有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原来囿于生产地或地方性市场交易的农副产品突破了过去的交易圈，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和工业原料流向城市集散市场或口岸市场。同样，由于多边贸易的兴起，原来进口商品仅限流通于口岸市场或城市市场，现在能够沿着商路网进入内地，悄然影响、改变内地市场的流通与消费。
二、区域市场变迁的外在动力：工业技术变革与交通技术革命及运用
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及运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同早期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一样,促进了商品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市场结构的变迁。一个地区的工业化意味着制造业的发展是为了一个比特定地理区域更大的市场。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在于，在商品生产和服务中引进了机械力以代替人力和畜力，大多数使用现代机器生产，生产设备比较先进，生产技术含量高。先进机器设备与现代技术一旦进入生产领域，就导致了商品和服务生产的迅速增长。原因在于先进机器设备与现代技术加速了制造的过程，比过去任何时候多得多的工业品被生产出来了，技术效率极大地提高了。正如洛克伍德所强调的那样，1868年以后日本丝绸工业的市场组织和质量控制——以较少的现代技术内容——在经济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而广泛的效果。在此，我们还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当现代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传统手工业经济同样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原因在于传统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潜能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现代化不是简单地用现代生产力去替代传统生产力，而是在培育现代生产力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生产力中有价值的东西及其对现代生产力的互补作用，才可以避免既有生产能力受到破坏，才能使现代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
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变革及运用对区域市场产生的影响与对欧洲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不某而合。欧洲经济所有主要的历史性变迁，都是伴随着（或首先是由于）运输与通信基础设施的革命而实现的，欧洲13世纪至20世纪的经济发展状态的变迁归结为四项运输与通信的革命：13世纪内河水运与城市的兴起；16世纪期间的海运与东印度及西印度间的贸易；19世纪中叶由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铁路等新运输方式引致了工业革命和市场范围的扩大；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产生了及时生产系统（JITS）等高效的生产与分配系统。
由于投入到交换活动中的资源和投入到生产活动的资源是同样的资源，因此，将资源投入到交换活动抑或生产活动，取决于两种活动的边际生产率谁高谁低。当交换活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其他的生产活动的边际生产率时，资源继续投入到交换活动中。在生产活动的生产率既定的情况下，交换活动的空间范围取决于交换活动的单位费用。因此，交换的空间扩张的历史，就是单位交换费用不断降低的过程。当然，交换活动的空间范围不可能无限地扩张，是因为存在着正的（或不为零）的交换费用。或者说既定的单位交换费用决定了既定的交换边界。交通运输技术的创新，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加速了商品流通速度，极大地便利了地方市场的货物流通，使分割的市场联结起来，由此引起市场范围的扩张，提高市场的整合程度，进而形成区域市场。云贵区域市场形成与急剧变迁时期，正好是该区域现代交通运输大建设、交通技术大运用的时期。
参考文献：
[1]所谓斯密动力是指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2][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6—37页
一、儒家道德伦理概述
中国古代设计伦理思想根植于自身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对于设计伦理的研究，又以孔子所倡导的“仁爱”的儒家伦理思想观为基础，而后发展成由众多道德范畴、社会道德规范等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规范着古代社会的运行，成为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和指导。
“仁者爱人”的“仁”被认为是儒家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处于主导的地位，“仁者爱人”成为孔子的重要伦理思想，体现了孔子提倡用“仁”的手段来处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化解各方面矛盾的观点。孔子对“仁”的论述的基础是“孝亲爱人”，这一观点在孔子提出“仁”之前就已经存在。正如《三字经》中所言，“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百善孝为先”，人们应该孝亲、敬兄、爱弟，在自己的家庭范围内通过“仁”制造出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然后才能推广到家庭亲缘以外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对象是由人这一个体而引发到社会的层面，一个人如果不“孝悌”，那么怎么能让整个社会都遵守“仁”这一伦理道德呢？正是以“孝悌”作为“仁”推广的根基，而进一步上升到社会、国家的伦理道德层次。而当时的社会活动和人们的造物行为也无疑是以“仁爱”的道德标准来进行的。
二、春秋时期设计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最早的设计思想源于《周易》，周易中提出了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而其中提到的“见乃谓之器，形乃谓之象”则被认为体现了一种“制器尚象”的观点，主张把有形之器与卦象一样作为一种抽象符号来理解，即造物活动中对具体器形的塑造应该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模拟、类比和象征，以表现更深层次的“意”。
春秋时期，在社会制度的动荡与变革中，人们也迎来了思想意识的变革，当时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为诸子百家的“著书立说”提供了土壤，这些活动在整个社会掀起了新的浪潮，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论格局。其中，也不乏理论家对一些主题的热烈讨论，其中的一个讨论主题则是与造物活动、造物精神相关的，即关于“用与美”“文与质”的讨论。“文与质”的关系也成为传统中国造物历史中的一对设计伦理的主要矛盾，自春秋起源到后世的很多造物理论也都是以“文与质”为原点进行讨论的。
对应造物活动来讲，那么这句话实际是在说审视一件产品的基本观点，产品只有功能而缺乏美感难免流于粗俗、平庸；过分注重装饰而忽略功能，则又显得花哨，不实用，一件好的产品必然是要兼具外在美与功能美的。可见，人们当时已经具备了对人与物、人与环境、物与环境等因素的初步认知与思考。
三、考工记与春秋时期伦理设计思想特点
春秋末期的《考工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工艺学理论文献，其内容记述了齐国关于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
“天、地、材、工”被认为是造物活动的四个重要因素，“天有时”指的是造物活动的季节时间环境，“地有气”指的是造物活动的空间环境；“材有美”对应的是对材料特性的掌握；“工有巧”指的是工匠的制作工艺和技能等。一件产品应该是“天时、地利、材美、工巧”等四方面综合因素的结合体。也可以说，这四点是春秋r期的伦理设计思想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顺应环境。造物活动应该顺应季节时间条件，这表明古人已经开始对自然物的性质、规律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懂得一件好的产品，从选料到制作都要依据自然规律。这也体现了顺应自然的伦理观念。只有顺应天气、季节的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南北地域不同，其水土等自然条件有很大差异，不仅影响动植物的生长，也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从而形成了南北迥然不同的风格。
（2）材料因素。造物活动应该要考虑材料因素。不同材料的性能不同、质地不同，因而影响材料的特性，造物活动中要对材料特性有所掌握。
（3）工艺水平。强调手工艺人应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准，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材质进行工艺上的创新。
四、结语
关键词：早期会展活动，历史价值，商品经济
追溯人类文明，我们可以发现，会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是伴随着人类物质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而产生发展的。封建社会的农耕文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的约束下，以商品交换的会展活动形式发展非常缓慢。但是，任何先进的文明形式都会逐渐占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如原始社会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换，逐渐被社会大分工产生的集市所取代一样，这种传统形式的会展形式，促进了商品数量的丰富和货币经济的产生发展。
一、原始社会的社会分工引发的会展萌芽
原始社会的诸多因素，如资源分布的不均匀、人口或是部落的差异、生产技术的低下都导致交换的必然产生，人们需要获取自身无法得到的生活物资，开始寻找可行性的方法。论文参考网。于是，部落的边界上，简单的物物交换的弊端制约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种边界上的临时的、非固定的交换给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换带来了很多麻烦，于是集市应运而生了。
尽管早期的集市相当于现在我们见到的小地摊，而且商品种类十分有限，但是这种简单集市的出现，已经证明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道扬镳。当人们学会了青铜器的铸造时，青铜工具（主要是农具、狩猎工具和手工业中的简单工具）被大量生产并搬到集市上进行交换，会展的雏形产生了，因为有的青铜器并不是用来交换的，而是作为纯粹的陈列品摆放出来给人们看，这相当于我们现在会展上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展览或是试用阶段，并不用来进行订单的签订和生意的成交。
二、集市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出现
集市，作为展会的早期雏形，最早出现于两千多年前，但是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高度发达时期，后来流行的庙会和墟场也是这种交换形式的不同形态。论文参考网。直到现在，我国的许多农村还流行着赶集的传统，即使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集市仍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生存空间。
古代的城池中，集市一般被称为“市”，而农村则称之为“草市”。南宋陆游的诗句“草市寒沽酒”，苏轼的诗句“春江围草市”形象地描绘了作为交换市场的“市”的繁荣景象。值得一提的是，市的发展促进了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又因为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将自身的地位提到一个更加醒目的位置。宋朝的时候，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间市的控制，市的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在城市的繁华地段形成了商业区，商业区中从事零售和批发的店铺也逐渐有了固定的场所，但是流动的摊贩仍然大量存在，使得市的概念进一步丰满。
说到“市”不得不说道集，商周时期就出现的“集”，在唐朝后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相对于市，集的主要构成人群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不是纯粹意义的商人，他们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流通者，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集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会展。
再说庙会。庙会与集和市的区别在于它是定期举行的，城乡都有，流行于唐朝，盛行于明清的庙会有着深厚的民间文化基础。这种形式的商品集会因宗教而生，当初宗教的节日吸引了贩卖香火和供品的商贩来到庙会场所，后来这种形式的集会被扩大化，逐渐形成百货云集的大市场。庙会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规模更大，它以宗教和寺庙为依托，也促进了宗教文化的发展，因为庙会产生的年代是宗教盛行的时期，它将城乡的许多民众吸引过来，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历史价值。
相对于“集”、“市”、“庙会”，后来人们组织的展览活动也曾经出现在我国历史上。比如说：隋炀帝曾举办西域各国的“万国博览会”，唐代陕郡太守韦坚广集各地特产供皇帝观看，元代人们纪念黄道婆而汇集其生前用过的各种纺织器械，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博物馆。
三、近代中国开放眼界参加世界博览会所收获的成就
2010年是我国骄傲的一年，上海世博会让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国。然而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期，人们对世界博览会的渴望则是被动的，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国人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为了抵御外敌的入侵，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都是因为我国技不如人，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世博会成为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最好窗口。从1840年到1926年，我们国家分别以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身份参加过多次世博会，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在世界博览会上多次夺魁，而铜器、漆器、银器等也非常受欢迎。1878年和1900年，清政府代表着中国参加了两次巴黎世博会，将万里长城、孔庙、北京城等中国著名的建筑展现给了世界。1915年，这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我国共获得1218个奖项，特别是国酒茅台和张裕酒厂的可雅白兰地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世界开始慢慢注意中国这个神秘古老的国度。
四、会展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所体现的历史价值
2005年7月10日，在郑州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会展文化节”中第一次提出了“会展文化”这一概念。人们开始深入思考会展这个命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讨论，纵观我国早期会展的发展历史，我们一直将其置于经济的范畴内进行思考，新的概念赋予了会展活动新的生命力和内涵。
我国早期的会展活动，不断受到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各种变迁带来的深刻影响，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意义，它是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体。我们今天常说的世界博览会，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盛会，不仅仅是商品的集合展览地，而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深深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
总结我国早期会展活动的历史价值我们可以归纳为几点：
早期的会展活动是具有物质实体的事物，它构成了创造文化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通过会展来认知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程度，它深刻的反映了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并给文化的传承赋予了可延续的物质实体，引导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
人们通过早期的会展活动，逐渐形成具有民风民俗的各种会展文化形式。无论是集市还是庙会，它们无一不深刻揭示着经济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们在早期会展活动这样的平台上展示民风民俗，并彰显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这给现代会展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早期会展还深刻影响了人们构建各种规范和制度的方法和准则。论文参考网。无论是大型的庙会还是近代的展会，每一个会展都需要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每一个进入到会展体系中的个体，都必须遵循相同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同时，每一个会展中都凝结着合作和互惠互赢的精神财富。
结论
会展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它涵盖着物质、精神和制度等多种文化内容，并影响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准则、竞争意识，良好的会展文化环境，是会展活动生命力延伸的条件，在当今我国倡导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早期会展活动将被挖掘出更深刻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泽炎.会展文化概念辨析[J].中国会展，2005
[2]赵春霞.会展概论[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3]马勇 冯玮.会展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十四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在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社会由中世纪转向了近代社会。其中两个世界的发现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特点，它们是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一下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实现就显得是那么的必要了，而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专业化保证了独立个人的出现
十四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上半期在西欧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社会由中世纪转向了近代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文主义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文主义"来自于拉丁语，是受世俗教育人的含义。它注重人的尊严，赞扬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作用。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古典文本和视觉艺术品的恢复，这就像丹尼斯.哈伊在他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中论证过的那样：文艺复兴在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政治体制、宗教观念、战争与外交、以及法学、史学、世俗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两个世界的发现是这个时代的本质。布克哈特发展了米什勒的观点，他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于人性的发现主要特点和本质特征是个人主义，个人的发展使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成为可能。
在经济条件比较匮乏的中世纪，人们的心灵和思想就难于从相互依赖中独立出来。"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和半睡眠状况。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①中世纪的人大部分是作为某某的封臣、封君，以及谁的农奴和谁的领主存在的。对于大多数的农奴来说，除了满足自己的衣食起居之外，剩余的精力只有投向被教会牢牢控制的基督。一个资料可见一斑："关于交换杜兰的儿子巴夫德里克.李儒等人。受神宠爱的巴黎主教威廉向所有看到本文的人们并通知---已故杜兰的儿子巴夫德里克.李儒：属僧侣会的人身依附人，和巴夫伦提亚的女儿伊萨伯拉，属我们的人身依附女子，结婚。而胡格的儿子奥里克，属我们的人身依附人；愿和杜兰的女儿康士坦楚娅，属僧侣会的依附女子，结婚。因此-------我们和上述的僧侣会取得协议：所说的巴夫德里克和伊萨伯拉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子孙孙作为我们的人身依附人------奥里克和康士坦楚娅以及他们的所有的子子孙孙作为我们的人身依附人------"②
十到十一世纪欧洲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使手工业更容易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起来，它不仅起到为封建领主提供手工艺品、消费品、武器装备的作用，而且也为农奴、自由民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城市里过上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获得自由。同时在"波隆尼（1256年颁布了农奴赎买的法律，1282年又重新颁布一次）、佛罗伦萨（1289年颁布了禁止出卖农奴的法令和以解放为目的购买农奴为权利）"③以及其他许多城市都颁过这种解放法令。这种法令的出台为农奴实现自身自由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平台。城市的发展又是与乡村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乡村的粮食、手工业源料支撑着城市发展的基础。"城乡之间劳动和交换分工以及农业品的输出，破坏了领地生产的自然经济和农奴制组织的旧形式，提出了改变采邑的经济政策的要求，因为在采邑面前已出现了新的经济活动范围。城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改变生产关系的形式，改变剥削农民的形式。"④经济层面的变动，必定能在意识层面找到相应的变化。随着城市与农乡的互动，农奴、半农奴的依附关系开始松动。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发生了变化，摈弃了庄园、农奴主而采用自我来思考问题。
私人自我观念的意识经历了一个传动的过程。从经济地位附属关系的逐渐独立，扩展到思维方式改变。中世纪的农奴、自由民、半自由民，在封建的经济体制下，集中在以庄园为中心的劳动范畴内。一定意义上他们是作为庄园封建主的附属品，换句话讲是他们的存在是以封建领主的存在为前提的，他们不过是作为庄园组成的一个有机部分的形式存在。
中世纪末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法律层面上存在两个空间，一个是公共空间，一个是私人空间。"''''公共''''和''''私人''''的意义在十九世纪的法语和拉丁文里都是相同的：''''公共''''的最基本的意思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占有。''''私人''''一词的两个派生意义一个表示不为大家共同使用的意义，另一个表示家庭内部生活--某个人及与之亲近的人组成的圈子--的意义。"⑤在这两个空间上，存在着相对扩大与缩小。在分工越来越专门化，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交流的层面上讲，人们开始作为一个利益整体--行会--来与外界竞争。行会在整个经济体中是以私人空间的形式存在的，而在行会内部每个参与者又把行会看作了公共空间。在乡村的农奴境遇逐渐改变，货币地租的流行使领主对农奴的束敷越来越小。农奴以家庭作为经济单位来与市场发生关系。
在宗教领域里，中世纪教会那种繁琐模式，逐渐成为了一种桎梏。宗教的那种禁欲的，强调呆板的生活亦不能满足人们自身的需求。他们要求一种积极的肯定个人能力的宗教，扔掉那种约束性极强的说教。正如菲利普.阿利埃斯指出的那样正当雕像的脸部日趋世俗化时，一个引发激烈争论的新观念在圣经学者中兴起。救赎被认为不再仅仅通过被动的绵羊般温顺地参加宗教仪式而获救，它可以由个人努力修行得来。而这也是从个人角度上涉及到的宗教改革，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政治层面的原因有所不同。
自我的实现更直接的是从世俗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中世纪教会严格掌控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从宗教领域也从世俗领域进行干涉。教会所奉行的禁欲主义严格束缚着人们身心，然而教会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又使人们对它厌恶至极。罗马教会所关心的永远是教众的金钱，正如所谓的"赎罪券"。认清教会的实质，要求从意识形态上去革新教会，就要求从现实生活上去实现个人自我。世俗生活包罗万象，就取其一点做以下表述。从服装的变化这一侧面来作一下论证。从中世纪末到文艺复兴时期服装穿着有逐渐打破阶级限制的趋势。"豪华的服装不再是贵族的权利，这是在那些试图用法律规定来允许和禁止人们着装的城市和国家那里，用法律条款明显表现出来的事实。"⑥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使服装的种类和款式急剧丰富。有了钱的各个阶层为了满足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就直接体现在对服装的热衷，商人、手工作坊主、富裕手工业者乃至各级神职人员有了穿着豪华服装的资本。
文艺复兴作为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这段时期内社会各个方面都在改变，而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创造者，是这些转变的核心。从中世纪个人的忽视，神的突显，逐渐转变成突出人的世界，个人的现世。人被强调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在人的历史上十分重要。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布克哈特,著.何香,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P125.
[2]耿淡如,黄瑞章.《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1:23.
[论文摘要]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适应乡村工业的发展其经济结构和他所体现的经济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因循守旧的行会城市落伍衰败了，另一些传统城市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复苏了，而许多新兴城市则拔地而起，成为新的经济和工业中心。工业区位也由东部和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转移。逐渐形成了近代城市网络体系。
15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传统农耕世界向近代工业世界转变的时期。西方史学界把这一时期称为“前工业化时期”或“原始工业化时期”。英国率先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由农耕世界向工业世界的过渡。这一过渡始于农村圈地运动带来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影响了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转型。反过来又促进了乡村变革的深化。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大为增强，成为各地经济的中心，城乡之间的互相作用日益明显，城乡经济一体化初显端倪，到前工业化晚期，乡村非农业化和城市化略具规模。研究这一时期城市转型特点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转变
我们可根据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是否新生把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城市，另一类是新兴的城市，即自由工商业城市。传统城市指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这类城市中，有些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衰落下去。如林肯城是中世纪英国的名城，但巧世纪初却走向衰落，它的毛纺织业一级不振，港口也不断淤塞。另一部分传统城市由于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适应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便从衰落中复苏，并有长足的发展。如诺里奇和其他中世纪城市一样，尽管有过危机，但它仍然维持其主要呢绒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工业首先是因为荷兰与瓦隆的移民们引进了新呢绒生产技术而复兴，至1580一1620年间趋向繁荣昌盛，1660年以后又有更大规模的发展，以满足国内正在兴起的对新呢绒的需要。诺里奇作为纺织工业的地位能持续下来，原因有三:一是俄兰与瓦隆移民带来了毛呢纺织新技术;二是城市贸易结构在17世纪相当开放;三是它处于主要商业和集散中心地位，有开发国内所需的特殊经济部门的职能。〔’〕
新兴工商城镇的异军突起是英国在前工业化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自由工商业城镇兴起是乡村工业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一般都会出现在重要的乡村工业地区。它们的经济以某项或某几项手工业长足的，专门的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周围的乡村工业初级产品进行最后的加工。所以、新兴工业城镇是沟通乡村经济和如市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不少新兴小工业城镇逐渐成为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它们有两种发展过程:一是从农村村落到工业村庄，再发展到工业城市;另一种是从乡镇发展到工业城市。在近代英国工业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著名城市，许多是由乡镇成长起来的。如托特内斯、蒂弗顿、陶顿、利兹、设菲尔德、哈利法斯、威克菲尔德、布雷德福、曼彻斯特、普雷斯顿、波尔顿和伯明翰等。新型工商城镇的兴起，既然是乡村工业发展的产物，那么必然是与其周围的乡村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圈，中小城镇作为乡村经济的核心，使得它能够率领这个经济圈尽快脱去农业社会的性质，成为早期英国商品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基本成员，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新兴工业中心。总之，乡村工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大大改变了英国城市的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城市的区位分布。
在英格兰，有一座城市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并且越来越使其他城市相形见细，这就是伦敦。伦敦既是传统城市，又具有我们所说的新兴工业城市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在谈英国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转变时把它单独列出来考察。它的规模在亨利八氏时期是诺里奇的5倍，到1600年时，其规模已经是诺里奇的12-14倍了。16世纪20年代初期，伦敦的人口是7万左右。但是到1600年时，它的人口超过了20万。在1600至1650年间，全国人口没有什么增长，而伦敦的人口却增加了一倍，总数达ao万人。在17世纪初的时候，每20个英国人当中就有i个人住在伦敦，而到该世纪末，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那里。伦敦，除1665年和1666年发生“大瘟疫”和“大火灾”时出现过极为短暂的停滞外，其发展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据统计，1334年，伦敦世俗财富占全国世俗财富的2%.1515年则上升为8.9%,}Zl在1543-1544年的补助税征收中.伦敦所交税额30倍于诺里奇，40倍于布里斯托尔，[3]等于所有城镇所交补助税的总和。[4]伦敦的发辰是与其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调整相联系的。巧世纪以前，伦敦的经济和职能与地方城市一样，也是工商并举。14世纪伦敦的档案上，曾记载有180个不同的行业。【”]但州巧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工商并举的局面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伦敦由工商并重的城市向贸易占优势的商业如市转化。伦敦的贸易活动和伦敦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活动在全国占绝对统治地位。有人估计，1700年伦敦的再出口商品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达86%0[6]当然，伦敦的手工业在前工业化时期也大有发展，只不过没有其商业发展那么在全国举足轻重罢了。伦敦随着周边乡村工业的发展，及时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主要生产面向全国市场，甚至海外市场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其丝织、刀剑、造船、家具、钟表、金银首饰、兵器、丝线、火药、炼铜等手工业部门大都在英国居于重要地位。f]由此可见，在前工业化时期，伦敦作为英国民族经济的核心，由于及时调整了经济结构，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被广泛分布的乡村工业所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总之，前工业化时期，无论是传统城市的盛衰，还是自由工商城市的兴起，都与此时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业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以适应乡村工业发展需要的城市就迅速发展、繁荣昌盛，否则就衰落下去。
二、城市区位的变化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发生重大调整，而且由于乡村工业自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引起了城市区位重心的转移。城市区位转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沿海城市发展超过内地城市;二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三是工业中心逐渐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
沿海城市的发展是与海道大通后世界航路重心转向大西洋相适应的.也与英国大力发展海上殖民、海上贸易的政策有关，当然与其周围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更有直接的联系。这时较大的港口城市有: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大雅茅斯、赫尔、达拉姆、奇切斯特、伊普斯威治、利物浦等。这些港口城市的发展，适应了乡村工业区的外向交往的需要。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一些地方港口城市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00年至1715年间，埃克塞特哗叽呢对海外和沿海贸易额每年总值约为50万至55万英镑，对内贸易额约为15。万英镑。因此，每年在埃克塞特市场上成交的呢绒.总值当在200万英镑以上。埃克塞特的进口贸易也很发达，从这里入境的有红酒、亚麻、烟草和糖料等商品。fsl如此巨额的毛呢出口量，证明了埃克塞特及其周围毛纺业的发达。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沉寂之后，布理斯托尔在17世纪后期复兴起来，称雄于大西洋贸易和爱尔兰贸易.分发这些进口贸易货物的布里斯托尔城的圣詹姆斯和圣保罗集市，吸引着整个西南地区和南威尔士的消费者。[9]这说明布里斯托尔不仅成为周围地区乡村工业品出口基地，而且周围地区也成为布里斯托尔城进口商品的主要消费地区。布里斯托尔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可见一斑。它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
正当港口城市日益兴旺发达之时，许多地处内陆的中世纪名城却急剧衰落下去。1500年索尔兹伯里和考文垂已是相当大和相当富裕的了，但二者在16世纪其工业日渐衰落，人口日渐下降。【’“〕这是由两个城市地处内陆，手工业行会控制较严，城市工匠纷纷离开城市所致。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内陆城市日渐衰落，两者发展的趋势当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超过内地城市。
英国城市区位变化第二方面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以毛纺织工业区位转移为例，东部的东盎格里亚及其附近的剑桥、埃塞克斯郡的部分地区，在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是英国毛织业最重要的地区，但到18世纪时，后期的西北部地区的约克郡西区的毛纺业却取而代之，约克郡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毛纺工业区。【川曼彻斯特城由中世纪的一个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前工业化时期的棉纺中心，并形成为一条5至10英里宽的棉麻混纺地带。当然，我们所指城市区位重心由东南转向西北部，只是指工业区位分布的变化，并不是指英国经济中心也转移到西北部，因为作为英国经济中心的伦敦在东南部，其经济核心地位在前工业化时期不但没有被消弱，而且得到了加强。
城市区位变化的第三个方面是工业重心逐渐偏离老城市，而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16,17世纪，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兴工业城镇的起源一般与三种地区类型有关:一是城市或港口所在地，利兹、利物浦等就是因此而兴起的。二是水源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水利漂洗坊往往设立与此，形成许多纺织中心，如肯达尔、利兹华尔德、比斯利等等一三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采矿、冶金等行业在这里发展也促使一批工业城市的产生，伯明翰、设菲尔德均属此类当然划分以上三种类型只是为了突出各自特点.实际上每个工业城市都可能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情况。总之，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兴起都与其周围乡村工业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大都是本地区的工业中心。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是英国17世纪经济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
三、近代城市网络体系的初步形成
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日益商品化、专门化、外向化.城市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强化.便初步形成了以伦敦为核心，以地方大都市为骨干以中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网络体系。无论是伦敦，还是大中城市.或中小城市，都是这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5至18世纪，伦敦与地方城镇之间的关系中，一直是伦敦占主导地位。在巧世纪以前，城市的经济结构和职能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与周围乡村构成略呈封闭性的经济活动圈，因此，城市之间的交往就不那么频繁，也不那么重要。伦敦虽然是全国的首都、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但它的经济辐射能力尚不足以影响全国，更谈不上全面控制地方城市和地方经济。15,16世纪海道大通、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之时，伦敦得天时地利，急剧膨胀，伦敦商人无孔不人，不仪在国外商贸中大显身手，而且在国内经济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伦敦商人牢牢控制着各地方城市的工商业和市场二不过从17世纪后期起.随着地方城市的复兴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崛起，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的支配能力逐渐下降.它们之间的平等联系与交往增多。地方城市对伦敦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独立性日益加强。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不像以前那样受伦敦的控制，另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仍属于以伦敦为核心的近代城市网络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地方城市“独立性’加强，说明前工业化时期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上升。新晨
伦敦对地方城市的控制首先表现在伦敦商人资本对地方城市工业活动的制约，以及各地手工业产品对伦敦市场的依附。如伦敦商人直接支配着约克城和约克郡的毛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Liz]西南部毛纺区的呢绒产品也多运往伦敦。17世纪早期，单格罗斯特郡就有两百来个’‘呢绒制造商”专门将本地所产呢绒送到伦敦。[13]兰开夏纺织业的原料棉花，17世纪基本上依赖伦敦商人进口，其产品也主要运往伦敦。
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控制是与伦敦在国内贸易中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和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如17世纪30年代，切尔姆斯福德城申诉:“伦敦的杂货零售商出没于靠近伦敦的各个市场，扫光了运到市场上的各种谷物。”[’引伦敦商人常年穿梭于地方市场上。不仅在国内贸易中如此，在海外贸易中，伦敦商人最先是极力排斥地方商人，后来则力图控制地方出口商。16世纪中期时，伦敦商人就取得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17世纪以后，地方城市虽然重获出口权，但仍难以摆脱伦敦商人和伦敦商人集团在地方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至许多地方商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移居伦敦，与伦敦商人合流。1480至1660年间，伦敦的172任市长中，只有14人生于伦敦;403个“大商人”中，出生伦敦的不到10%;813个号服公会商人中，只有75人((9%),389个店主和零售商中还不到4%是伦敦原籍人。Us1因此，地方城市工商业资本和优秀人才进人伦敦工商界的现象，可视为伦敦对各地控制的另一个方而的反映。伦敦对地方工商业的控制正值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经济的形成时期，因此，有利于英国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英国经济的振兴。
英国在初步形成城市网络体系之时，作为这种网络体系一环的各地城镇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加强。我们知道，中世纪城市与其附近乡村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各地经济联系较少，为了保护本城工商业者的利益，纷纷从国王和领主手中争取垄断本地商业活动特权的特许状，不允许外地商人到本城经营各种商业。随着15.16世纪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各地方城市逐渐突破封闭的经济圈。地方城市越来越感觉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城市兴旺的重要性。这样，便有一些城市成双结队，互订协议，组成经济与贸易伙伴，允许双方商人自由来往，并在税收上予以优惠01265年，温切斯特和南安普顿最先订立了这种协定。但令人往目的，要数诺丁汉、考文垂和林肯所订立的“三方协定”。到巧世纪后期，整个英格兰己到处覆盖着由城市之间的各种双边或多边协定所构成的商业贸易联系网络。
[论文摘要]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适应乡村工业的发展其经济结构和他所体现的经济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因循守旧的行会城市落伍衰败了，另一些传统城市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复苏了，而许多新兴城市则拔地而起，成为新的经济和工业中心。工业区位也由东部和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转移。逐渐形成了近代城市网络体系。
15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 会过渡，从传统农耕世界向近代工业世界转变的时期。西 方史学界把这一时期称为“前工业化时期”或“原始工业化 时期”。英国率先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由农 耕世界向工业世界的过渡。这一过渡始于农村圈地运动 带来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影 响了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转型。反过来又促进了 乡村变革的深化。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大为增强，成为各地经济的中心，城乡之间的互相作用日益明显，城乡经济一体化初显端倪，到前工业化晚期，乡村非农业化和城市化略具规模。研究这一时期城市转型特点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转变
我们可根据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是否新生把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城市，另一类是新兴的城市，即自由工商业城市。传统城市指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这类城市中，有些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衰落下去。如林肯城是中世纪英国的名城，但巧世纪初却走向衰落，它的毛纺织业一级不振，港口也不断淤塞。另一部分传统城市由于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适应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便从衰落中复苏，并有长足的发展。如诺里奇和其他中世纪城市一样，尽管有过危机，但它仍然维持其主要呢绒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工业首先是因为荷兰与瓦隆的移民们引进了新呢绒生产技术而复兴，至1580一1620年间趋向繁荣昌盛，1660年以后又有更大规模的发展，以满足国内正在兴起的对新呢绒的需要。诺里奇作为纺织工业的地位能持续下来，原因有三:一是俄兰与瓦隆移民带来了毛呢纺织新技术;二是城市贸易结构在17世纪相当开放;三是它处于主要商业和集散中心地位，有开发国内所需的特殊经济部门的职能。〔’〕
新兴工商城镇的异军突起是英国在前工业化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自由工商业城镇兴起是乡村工业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一般都会出现在重要的乡 村工业地区。它们的经济以某项或某几项手工业长足的， 专门的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周围的乡村工业初级产品进 行最后的加工。所以、新兴工业城镇是沟通乡村经济和如 市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基础上， 不少新兴小工业城镇逐渐成为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它们有 两种发展过程:一是从农村村落到工业村庄，再发展到工业城市;另一种是从乡镇发展到工业城市。在近代英国工业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着名城市，许多是由乡镇成长起来的。如托特内斯、蒂弗顿、陶顿、利兹、设菲尔德、哈利法斯、威克菲尔德、布雷德福、曼彻斯特、普雷斯顿、波尔顿和伯明翰等。新型工商城镇的兴起，既然是乡村工业发展的产物，那么必然是与其周围的乡村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圈，中小城镇作为乡村经济的核心，使得它能够率领这个经济圈尽快脱去农业社会的性质，成为早期英国商品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基本成员，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新兴工业中心。总之，乡村工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大大改变了英国城市的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城市的区位分布。
在英格兰，有一座城市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并且越来越使其他城市相形见细，这就是伦敦。伦敦既是传统城市，又具有我们所说的新兴工业城市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在谈英国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转变时把它单独列出来考察。它的规模在亨利八氏时期是诺里奇的5倍，到1600年时，其规模已经是诺里奇的12-14倍了。16世纪20年代初期，伦敦的人口是7万左右。但是到1600年时，它的人口超过了20万。在1600至1650年间，全国人口没有什么增长，而伦敦的人口却增加了一倍，总数达ao万人。在17世纪初的时候，每20个英国人当中就有i个人住在伦敦，而到该世纪末，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那里。伦敦，除1665年和1666年发生“大瘟疫”和“大火灾”时出现过极为短暂的停滞外，其发展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据统计，1334年，伦敦世俗财富占全国世俗财富的2 % .1515年则上升为8. 9%, }zl在1543-1544年的补助税征收中.伦敦所交税额30倍于诺里奇，40倍于布里斯 托尔，等于所有城镇所交补助税的总和。伦敦的发辰 是与其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调整相联系的。巧世纪以前， 伦敦的经济和职能与地方城市一样，也是工商并举。14 世纪伦敦的档案上，曾记载有180个不同的行业。【”]但州 巧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工商并举的局面便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伦敦由工商并重的城市向贸易占优势的商业如 市转化。伦敦的贸易活动和伦敦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活 动在全国占绝对统治地位。有人估计，1700年伦敦的再 出口商品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达86%0[6]当然，伦敦的手工 业在前工业化时期也大有发展，只不过没有其商业发展那 么在全国举足轻重罢了。伦敦随着周边乡村工业的发展， 及时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主要生产面向全国市场，甚至 海外市场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其 丝织、刀剑、造船、家具、钟表、金银首饰、兵器、丝线、火药、 炼铜等手工业部门大都在英国居于重要地位。f]由此可 见，在前工业化时期，伦敦作为英国民族经济的核心，由于 及时调整了经济结构，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被广 泛分布的乡村工业所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总之，前工业化时期，无论是传统城市的盛衰，还是自 由工商城市的兴起，都与此时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息息相 关。业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以适应乡村 工业发展需要的城市就迅速发展、繁荣昌盛，否则就衰落 下去。
二、城市区位的变化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发生 重大调整，而且由于乡村工业自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引起 了城市区位重心的转移。城市区位转移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沿海城市发展超过内地城市;二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三是工业中心逐渐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
沿海城市的发展是与海道大通后世界航路重心转向大西洋相适应的.也与英国大力发展海上殖民、海上贸易的政策有关，当然与其周围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更有直接的联系。这时较大的港口城市有: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大雅茅斯、赫尔、达拉姆、奇切斯特、伊普斯威治、利物浦等。这些港口城市的发展，适应了乡村工业区的外向交往的需要。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一些地方港口城市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00年至1715年间，埃克塞特哗叽呢对海外和沿海贸易额每年总值约为50万至55万英镑，对内贸易额约为15。万英镑。因此，每年在埃克塞特市场上成交的呢绒.总值当在200万英镑以上。埃克塞特的进口贸易也很发达，从这里入境的有红酒、亚麻、烟草和糖料等商品。fsl如此巨额的毛呢出口量，证明了埃克塞特及其周围毛纺业的发达。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沉寂之后，布理斯托尔在17世纪后期复兴起来，称雄于大西洋贸易和爱尔兰贸易.分发这些进口贸易货物的布里斯托尔城的圣詹姆斯和圣保罗集市，吸引着整个西南地区和南威尔士的消费者。[9]这说明布里斯托尔不仅成为周围地区乡村工业品出口基地，而且周围地区也成为布里斯托尔城进口商品的主要消费地区。布里斯托尔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可见一斑。它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
正当港口城市日益兴旺发达之时，许多地处内陆的中世纪名城却急剧衰落下去。1500年索尔兹伯里和考文垂已是相当大和相当富裕的了，但二者在16世纪其工业日渐衰落，人口日渐下降。【’“〕这是由两个城市地处内陆，手工业行会控制较严，城市工匠纷纷离开城市所致。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内陆城市日渐衰落，两者发展的趋势当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超过内地城市。
英国城市区位变化第二方面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 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以毛纺织工业区位转移为例，东部的 东盎格里亚及其附近的剑桥、埃塞克斯郡的部分地区，在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是英国毛织业最重要的地区， 但到18世纪时，后期的西北部地区的约克郡西区的毛纺 业却取而代之，约克郡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毛纺工业 区。【川曼彻斯特城由中世纪的一个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前 工业化时期的棉纺中心，并形成为一条5至10英里宽的 棉麻混纺地带。当然，我们所指城市区位重心由东南转向 西北部，只是指工业区位分布的变化，并不是指英国经济 中心也转移到西北部，因为作为英国经济中心的伦敦在东 南部，其经济核心地位在前工业化时期不但没有被消弱， 而且得到了加强。
城市区位变化的第三个方面是工业重心逐渐偏离老 城市，而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16,17世 纪，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兴工 业城镇的起源一般与三种地区类型有关:一是城市或港口 所在地，利兹、利物浦等就是因此而兴起的。二是水源充 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水利漂洗坊往往设立与此，形成 许多纺织中心，如肯达尔、利兹华尔德、比斯利等等一三是 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采矿、冶金等行业在这里发展也促 使一批工业城市的产生，伯明翰、设菲尔德均属此类当 然划分以上三种类型只是为了突出各自特点.实际上每个工业城市都可能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情况。总之，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兴起都与其周围乡村工业的发达有很大 的关系。他们大都是本地区的工业中心。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是英国17世纪经济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
三、近代城市网络体系的初步形成
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日益商品化、专门化、外向化.城市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强化.便初步形成了以伦敦为核心，以地方大都市为骨干以中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网络体系。无论是伦敦，还是大中城市.或中小城市，都是这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5至18世纪，伦敦与地方城镇之间的关系中，一直是伦敦占主导地位。在巧世纪以前，城市的经济结构和职能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与周围乡村构成略呈封闭性的经济活动圈，因此，城市之间的交往就不那么频繁，也不那么重要。伦敦虽然是全国的首都、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但它的经济辐射能力尚不足以影响全国，更谈不上全面控制地方城市和地方经济。15,16世纪海道大通、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之时，伦敦得天时地利，急剧膨胀，伦敦商人无孔不人，不仪在国外商贸中大显身手，而且在国内经济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伦敦商人牢牢控制着各地方城市的工商业和市场二不过从17世纪后期起.随着地方城市的复兴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崛起，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的支配能力逐渐下降.它们之间的平等联系与交往增多。地方城市对伦敦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独立性日益加强。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不像以前那样受伦敦的控制，另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仍属于以伦敦为核心的近代城市网络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地方城市“独立性’加强，说明前工业化时期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上升。
伦敦对地方城市的控制首先表现在伦敦商人资本对地方城市工业活动的制约，以及各地手工业产品对伦敦市场的依附。如伦敦商人直接支配着约克城和约克郡的毛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liz]西南部毛纺区的呢绒产品也多运往伦敦。17世纪早期，单格罗斯特郡就有两百来个’‘呢绒制造商”专门将本地所产呢绒送到伦敦。[13]兰开夏纺织业的原料棉花，17世纪基本上依赖伦敦商人进口，其产品也主要运往伦敦。
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控制是与伦敦在国内贸易中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和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如17世纪30年代，切尔姆斯福德城申诉:“伦敦的杂货零售商出没于靠近伦敦的各个市场，扫光了运到市场上的各种谷物。”[’引伦敦商人常年穿梭于地方市场上。不仅在国内贸易中如此，在海外贸易中，伦敦商人最先是极力排斥地方商人，后来则力图控制地方出口商。16世纪中期时，伦敦商人就取得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17世纪以后，地方城市虽然重获出口权，但仍难以摆脱伦敦商人和伦敦商人集团在地方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至许多地方商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移居伦敦，与伦敦商人合流。1480至1660年间，伦敦的172任市长中，只有14人生于伦敦;403个“大商人”中，出生伦敦的不到10 % ; 813个号服公会商人中，只有75人((9% ), 389个店主和零售商中还不到4%是伦敦原籍人。u s1因此，地方城市工商业资本和优秀人才进人伦敦工商界的现象，可视为伦敦对各地控制的另一个方而的反映。伦敦对地方工商业的控制正值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经济的形成时期，因此，有利于英国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英国经济的振兴。
英国在初步形成城市网络体系之时，作为这种网络体系一环的各地城镇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加强。我们知道，中世纪城市与其附近乡村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各地经济联系较少，为了保护本城工商业者的利益，纷纷从国王和领主手中争取垄断本地商业活动特权的特许状，不允许外地商人到本城经营各种商业。随着15.16世纪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各地方城市逐渐突破封闭的经济圈。地方城市越来越感觉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城市兴旺的重要性。这样，便有一些城市成双结队，互订协议，组成经济与贸易伙伴，允许双方商人自由来往，并在税收上予以优惠0 1265年，温切斯特和南安普顿最先订立了这种协定。但令人往目的，要数诺丁汉、考文垂和林肯所订立的“三方协定”。到巧世纪后期，整个英格兰己到处覆盖着由城市之间的各种双边或多边协定所构成的商业贸易联系网络。
关于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外贸中的作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晚清台湾对外贸易受到西方资本的控制，其代表学者包括东嘉生、周宪文、黄富三、李祖基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台湾开埠具有积极影响，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主要是林满红。
晚清台湾对外贸易的“殖民主义论”
学者东嘉生最早对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东嘉生认为晚清台湾对外贸易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控制。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必然要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在晚清台湾则表现为“英美商业资本支配”，并称这一时期为“英美商业资本支配的时代”。
东嘉生在《台湾经济史概说》中详细考察台湾的行郊组织，他认为该组织虽然已经缓慢地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因此西方资本才能“……比较迅速而容易地把自己的体系，移植于这种中世纪的封建经济社会。”台湾开埠后，西方资本主要通过贷款方式控制台湾茶业。最初洋行直接借给茶馆，但后来为方便而采取“买办制度”放贷。“买办须向洋行缴纳身分保证金，为洋行拉拢雇主，而得到一定额的报酬。”这里所谓的“买办”，又称“妈振馆”。洋行的钱则来自于外国银行，这就形成了以外国银行为最终控制者的链条，“茶的生产者，既由妈振馆借款，所制的茶，不得自由出卖，而必须卖给妈振馆，妈振馆所收的茶，也卖给洋行，因此洋行可以操纵茶价，而垄断其利益。”西方资本对茶业的控制，是台湾各产业中最典型的，当时台湾的主要出口品还有樟脑和糖，输入品则主要是鸦片和工业品。西方资本对樟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武力打破清政府的专卖制度。“樟脑的生产额，因专卖制度的废止而急增，外商的购入价格当然反而日益低落，由以前的十六元降至九元，一时甚至降至七元八角。”总的来说，东嘉生认为西方资本此时大肆掠夺台湾经济，“一方面向台湾输入鸦片及工业品，一方面廉价输出台湾的茶、糖、樟脑等土产，而利用一部分的本地商人为买办，以达其掠夺和剥削的目的。”东嘉生之后，周宪文基本上继承东嘉生的观点。周宪文对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对外贸易中作用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著作《台湾经济史》中。台湾被迫开埠后，台湾的经济逐渐殖民地化，关于这一点，周宪文很明确的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台湾开埠后“台湾商权遂完全为外国商人所夺占；台湾乃在经济商沦为殖民地的地位。”
台湾开埠后，西方资本的确处于台湾外贸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链条的最高端，但也并非毫无风险，关于这一点，黄富三进行了考察。黄富三在1980年到1984年间，分三期在《台湾风物》发表《清代台湾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下）、（续补）。在《清代台湾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一文《导言》中，黄富三申明了西方资本在晚清台湾外贸中的地位：“东嘉生氏称此时期为英美商业资本支配时代，颇为允当，虽稍嫌夸大。”可以看出黄富三对外商控制晚清台湾外贸的观点基本同意，但他认为东嘉生把西方资本的支配性稍微夸大了点。从美利士洋行倒闭这点来看，黄富三认为“可见外商在台湾经商也非易事”，但黄并未和否定外商控制台湾贸易的论点。
大陆学者李祖基对西方在晚清台湾外贸支配性做了详细考察，这在其《近代台湾地方对外贸易》得到了充分阐述。李祖基在论文中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是淡水、打狗海关税务司所编的贸易报告与贸易统计《TradeReports》和《TradeRetuins》、英国驻台湾领事商务报告《CommercialReports》、各种有关档案、方志以及笔记文集等。文中，李祖基认为，“近代台湾对外贸易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外商对外贸易的垄断，各种主要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几乎无一不是操诸外商之手。”他认为“在出口贸易方面，外商利用买办，事先贷款预购、控制出口货源等手段，逐步控制了台湾地方的整个出口贸易。”在进口贸易中，“……基本上也为外商所控制”。外商控制的进口商品除了鸦片外，“纺织品和杂货的进口贸易最初也为外商所独占”。
总之，东嘉生、周宪文、李祖基等人都认为晚清台湾外贸被西方资本实际所操控，即晚清台湾外贸具有殖民地性，黄富三并未否定殖民地性的观点，并补充了洋行的投资风险这一环节。与上述学者观点相左的，是林满红的“现代化论”。
林满红的“现代化论”
1976年林满红从台大历史所毕业，其硕士毕业论文题为《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的经济社会变迁（1860~1895）》。两年后该文公开出版，后被编入《台湾研究丛刊》（第115种）。该书考察的时间段是从同治七年（1868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属于晚清台湾开埠之后。该书所引用的主要资料来自海关报告、领事报告、日本殖民政府据台之初所作的调查报告、清代所修地方志等，“其中尤以海关报告与领事报告引用最多。”
文中，林满红也注意到“汇丰银行洋行妈振馆茶馆”这样的关系，但她对当时台湾本地资本在茶业中扮演的角色相当自信，并不认为妈振馆是买办资本。她认为从“汇丰银行洋行妈振馆茶馆”这样的关系只持续到1875年，1875年之后不断有华商加入茶业的经营。根据这些考察，她在第三篇中总结了台湾开埠后的“好处”如“：创造就业，扶养人口”、“可赚取外汇，增加收入”“、促进城镇之繁兴”等。
继《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的经济社会变迁（1860~1895）》出版后，林满红又于1980年在《台湾研究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贸易与清末台湾社会经济的变迁》（1860~1895年）一文，该文专门批驳了“殖民主义论”。该文《前言》中，林满红列出了晚清台湾贸易的两种史观：反方观点和正方观点，其实质“反方观点”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而所谓的“正方观点”就是“现代化论”。林满红反驳了传统的“帝国主义侵略论”，认为因台湾原来“手工业并不发达”，因此“几乎没有手工业被破坏的问题”；台湾的进出口商品中，茶、糖、樟脑的价格都上升了，而非下降了，作为主要进口品的鸦片，价格变动却不大（请注意，在这里，林满红将鸦片视作“普通商品”）；在鸦片贸易中，林满红使用冰冷的“客观”语气进行探讨，认为“鸦片虽不是先进地区示范使用的消费品，确实先进地区推广的消费品，而这项消费品的使用的确是减少了台湾的储蓄。”出口所换取的外汇，她认为“茶农、茶商、糖商、脑商获利最多，蔗农、脑丁所得较少。”为此她解释为：“根据马若孟（R.Myers）统计，一个拥有两亩地的茶农，其全部收入几乎都吃掉，故茶农的储蓄倾向不高。”而茶农作为半殖民地资本链条的最末端，“储蓄倾向不高”的根本原因恐怕是无钱可储。文中，林满红对“汇丰银行洋行妈振馆茶馆”的资本链条不再提起。
林满红并不认为西方资本完全控制控制了晚清台湾外贸，她对妈振馆的独立性和其资本力量的估计都远远高于东嘉生和周宪文，她还认为台湾被迫开埠给当地带来繁荣、增加了收入。
晚清开埠与改革开放背景的比较
林满红的“现代化论”似乎跟大陆改革开放理论相同，如外资的引进可以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换取外汇等。事实上，晚清台湾开埠与改革开放的背景完全不同：
第一，晚清西方资本凭借坚船利炮，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中国丧失领土、司法、海关等的情况下，政府无法系统地实施扶植民族资本的政策或措施。大陆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在辖境内行使完全的，因此可实施有利于本国的产业政策，外商的投资和贸易基本上是利大于弊。
第二，晚清西方资本进入中国时，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更无完整的工业体系。而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具有了跟外商竞争的能力，在与外商的竞争过程中，吸收了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此时中国还可根据本国经济实力调整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以保护和扶植本地产业发展。
【论文摘 要】在传统中国，民间信仰始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活动对社会民生又有怎样的影响等问题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即打算以清末民初的苏州地区部分庙会和神社分析，阐述它的积极意义。
一、庙会神社的组织者多为巫婆神道
民间信仰从本质上而言是体现了民众的一种心理需求，一个神灵越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自然也就越能得到人们的崇奉。那么，神灵如何取得人们的信任呢？这就必然涉及到巫婆神道（这里的道，不定指道士，泛称作法事的人）的群体作用。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苏州地区有着许多巫婆神道。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仅是神灵的创造者，更是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神灵的心理认同。早在明初曾任苏州知府的著名文人高启便有《里巫行》一诗，描写本地民众信巫之风：“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勿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
巫婆神道之作法，其程序一般是去他们指定的某一庙宇，安放筵席、排列神码之后，开始请神、接神、唱书等程序，最后以送神结尾。
再如，《清诗铎》里有清代吴江人袁棠的一首诗，诗里他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庙会期间一个女巫的形象及其作法的过程： 男和女，杂沓来。焚香各就座，老巫语琐琐。言未绝，倏僵蹶，面死灰，口流沫，阴风飒然来，灯火翳欲灭。鬼声隐隐人声寂，满堂兀立森毛发，有妇长跪哀老巫，狂夫无知望悯恤，侬愿享神连夜宰猪羊。月米香金不敢缺。
老巫一笑回阳春，我且不爱钱，神岂贪华筵，止因善男子善女人，借此神前结善缘，慈悲安忍相弃捐。
庙会神社之风至清代为最盛，如张紫琳在《红兰逸乘》中介绍嘉道年间的情形时说道： 吴俗敬鬼神而尚巫觋，故庙宇无不崇焕。
苏州城有城隍正神，一年有三出，为清明、中元、及烧衣节。旧规至虎丘祭孤魂，府县官必来成礼。开始仅有府城隍出，后各县城隍也出。未几，各乡土地尽出。
清顾禄《清嘉录》有记载，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二郎神生日，患疡者拜祷于葑门内之庙，祀之必以白雄鸡。”
有读明人钱希言《狯园》第十二“祀”《二郎庙》一则，记述苏州葑门内二郎庙的风俗：“传六月二十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昼夜不绝，尤多。明日即醵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一进庙门，便阑入珠翠丛中，双拜双起，日以为常，神亦不以为异。”也有祖师可拜，真是开了眼界了。
昆山、太仓地区有东岳会、杨老爷、方老爷等庙会，并有男女自愿服务此事。家有红白喜事，亦有请讲“宣卷”的习俗。
二、庙会神社对民生的积极意义
民间赛会活动的举行，不仅仅关乎信仰，其实在另一面更关乎一些人的生计。如此类活动中的轿役、乐工等，他们实际上正是通过赛会活动来谋求其生计。 转贴于
如常熟的“周孝子出会”，由女乞丐扮装忤逆媳妇，梳牡丹头，穿桃红布高底鞋，插旗背梆，男乞丐出力抬轿喝道。
苏州东山，每年农历六月廿四有“出猛将”庙会。来自新潦、潦里等村的数万民众，分别从陆路及水路进行了“出猛将”等祈福的民俗文化活动，有打船拳、荡荷船、舞龙、扭秧歌。最后，集中于龙头山葑山寺进香，并举办庙会活动。这些“出猛将”活动，一般都有地方富裕大户出钱，由各行工匠打制活动需要之器物，以收取工钱。而庙会活动的差役，也可从中获利。这也许既是他们为求自身福祉，或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是与其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是相适应的。
清代苏州人袁学澜便认为，民间赛会虽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
顾公燮也说：“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也。”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如乾隆年间，苏抚陈宏谋曾禁妇女入寺烧香，但在实行不久之后，却因“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而导致“物议哗然，由是弛禁”。
农历六月廿四既是二郎神的生日，又是苏州人的民俗节日——“观荷节”。苏州人爱花，对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更是情有独钟。农历六月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是日上午，城东乡人必于二郎庙中卖萤灯（细篾为架再糊白绵纸或用牛角薄片相胶内贮萤虫）、荷花、泥婴，游人甚伙。可见，扎灯匠、捏泥人等手工业者都能从中获得生计。
再如，苏州虎丘山塘每年三次的城隍出会。每届出会，山塘一带观者如云。并由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山塘街上茶楼酒肆林立，而山塘街的舟船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意。据说每当诸神赛会之前，画船歌舫便已“不可复得，盖一月前多已预订，虽倍许其价，亦不能致至，此外小舟亦皆以受雇辞”。
再又如，昆山胜浦宣卷执业者。“宣卷”起源于唐代僧侣们的“俗讲”。它是采用民间说唱的方式，让听的人为故事里的人物而悲、而喜、而爱、而恨。在苏州的农村庙会和农家的红白喜事、寿诞、新居的落成、婴儿剃头活动当中，一般都喜欢请宣卷人来热闹一下，以求祈福禳灾。宣卷执业者之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的生计。其实也可以讲，庙会神社的活动稳定了社会。
庙会神社的兴旺还带动了其他的商业活动，如苏州城里的纸马香烛铺、锡箔手工业（据统计，刚解放时仅我市区仍有锡箔业者近千人）的发展、乡村的喜乐班，甚至也影响到了民族乐器制造业的发展。
总之，清末民初的庙会、神社活动，在客观上解决了许多人的生计、就业问题，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统治，其积极的社会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参考文献:
[1] 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 M ]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
[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关键词: 工业设计; 艺术; 科学
0 引言
作为物资生产第一步的设计，从古代的兵器、乐器、食具到现代的家具、电器、文具、火车、飞机、太空船等等，无不在满足实用功能设计的基础上追求其外形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从而形成了人类今天灿烂的物质文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空间的扩大及审美领域的延伸，给传统的设计理念注入新的内涵。以现代大工业化为生产方式的“现代设计艺术”———工业设计，在艺术与技术的双重变奏和融合中，怎样体现自身的时代性质与特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将艺术于科学技术相结合作为现代设计的基石，对当今艺术设计定位及未来设计领域的拓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关于工业设计
1. 1 设计定义
工业设计( IndustrialDesign)是近百年来在国际上广泛兴起的一门学科，工业设计这一名词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不同的国家对此称呼不一，英国称之为设计(Design) 。19 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成为现代设计诞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农业文明时期的设计是以手工业设计为主的个性化设计，称之为“手工艺”、“工艺美术”，设计、生产和消费往往是融为一体的。工业革命之后，设计不仅获得了技术方面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获得了适合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蒸汽机、火车等一系列工业机械化成果的引入，使社会由封闭的小生产方式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系列化、批量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工业生产特征由此显现，设计与工业化生产紧密相联。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物品需求量的日益增大，促使工业设计迅速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到“包豪斯”时期，工业设计已发展成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教育体系的学科，并明确地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作为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 1 ] 。
围绕工业设计的概念及定义，国际上各专业机构和学者一直争论不休。1959 年6 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性工业设计机构———国际工业设计联合会( ICSID) 。1980年联合会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十一次联会，对工业设计概念作了修改，定义如下“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籍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形态、色彩、表面加指的是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工业化产品设计，以及为这些产品而进行的辅设计———视觉传达广告、包装、装饰等设计。国际现代工业设计运动的短短的一百多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设计的含义及范围也在不断的补充和延伸，事实证明工业设计已成为带动各国经济、文化发展、改善国民生活质量必不可少的内容，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1. 2 艺术与设计
人类最初的设计只是一种对物象的摆弄和布局，其目的是满足人们本能的心理和生理需要。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生产资料的增多，设计成为对事物和物象有条理、有计划的安排和设想，达到人们对事物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条理、计划是人类对事物审美的一次飞跃，也是艺术形式美的最基本法则，设计从其开始就与美的活动紧密相联，每一次艺术的变革都会对当代设计产生影响。现代设计的美学原理，正是以19世纪初艺术运动思想为基础的，充分体现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将设计称之一门艺术，设计的过程自始至终都渗透着艺术的存在，而设计是用艺术的眼光去设计，因此“艺术设计”、“设计艺术”的词语广泛出现在现代生活之中，艺术推动设计、设计演绎艺术[ 2 ] 。
设计的形态能给予人的五感极大的影响，但其中视觉和触觉影响最大，这是直观感受的反映，这个感受的结果应该是美好的、促进身心健康的。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结构与外形、美观与实用的统一。现代科学介入物质，转为某种技术和材质形态、一定的材质与技术的同构，为设计艺术意境创造提供了有利的物化条件。无论从设计或艺术发展的轨迹来看，设计与艺术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相互作用的。
1. 3 科学与设计
了解到设计与艺术难以割舍互相渗透，再注意推动设计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即设计与科学之间深刻的关系。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技术世界，机器时代的到来促使设计最终与制造业分离，成为真正独立的专业， 19世纪印刷术进一步发展，这对于印刷业、设计业、尤其是平面设计、字体设计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1839 年达盖尔发明了摄影，使视觉表现迅速扩大和普及，此外新的能源和动力不断被开发和利用，带来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如: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照明、通信、交通等工具的不断革新换代，都与时代科技发展相伴相随。事实总是这样，科学技术每一进步就创造出与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各种工艺设备，接着凭借这些工具和机械设备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方式。设计从初始的简单粗糙发展至今天的实用精美，从蒸汽机火车到当今悬磁高速列车、从人工发报机和电话到现代互联网，每一个时代的设计作品，不仅是那个时代设计师的才智体现，同时是那个时代科技文化创新的标志。 毕业论文
在今天，现代设计具有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艺术特性，如全新的材料美、精密的技术美、极限的体量美、新奇的造型美、科幻的意味美等。特别是由于当代多媒体及数码技术迅猛介入现实生活，极大地拓展了未来设计空间，丰富了设计师的艺术灵感与设计元素，深化了设计环境的意蕴显示及空间的表现，为设计提供了强劲的技术支持。
2 艺术与科学融合是工业设计发展的趋势
由于设计与艺术、设计与科学相辅相存的关系，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并为人类的未来带来无尽的福音，产品设计成功与否的审美标准、人体工程学程度的体现均在于艺术化的水平。
2. 1 艺术与科学融合的意义
古希腊人把能够凭专门知识学会的技能都叫“艺术”，音乐、雕刻、绘画、诗歌是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骑射、烹调也叫艺术。这种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统一的“艺术”观念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峰，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丢勒等不但是艺术具匠，也是科学家、工程设计师，他们创造了卓越的艺术作品，同时在科学发展、技术发明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中国古代“六艺”之内涵，还是古希腊的“艺术”概念，都深刻体现出艺术与科学技术之间曾经非常密切关系。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成就，就是艺术与科学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最佳体现。正如法国19世纪文学家福楼拜所说:“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在山顶重逢”。
随着网络科学、信息科学的发展，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密切。当今许多科学家认识到，科学的创造发明，离不开艺术的情感和艺术的思维，离不开人文关怀的精神，所以又回过头来呼唤艺术与科学的互动和融合。1999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曾发表过《网络艺术流派方兴未艾》一文，提出“缪斯也需要科学的翅膀”，揭示艺术与科学融合将带来各种艺术流派和手法的百花齐放，对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完善将起推动作用，对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 3 ] 。
论文摘要:简要阐明“造物”的概念和特性之后,深入探讨和总结了《考工记》和《天工开物》等著作中蕴含的先进设计思想。分析表明:中国传统造物观中很多先进的设计思想,如明确设计及设计者的重要作用、要求设计分工、强调设计规范、运用参数化设计方法、主张造物设计应该着重关心民生、遵循科学原则、重视“和谐”、追求实用等,它们应该被继承和光大。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设计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由此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类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在许多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与改善。但与此同时,过于商业化的现代化设计与现代机器大生产又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还包括“人异化为物质的奴仆”等。“和谐”、“可持续”成为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最强音[1]。
现代设计理论中“人本主义”的思想正日益浓厚,主张设计的目的不是为工业界提供新款式,而是关心社会,关心人类问题。产品设计的目标从单纯提供便利,向满足所有人(包括儿童、病人、残疾者)的生理和心理需要转变,设计中力求人与物的和谐配合。
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而也造就了璀璨夺目的物质文明,并形成《考工记》、《工艺六法》、《漆经》、《木经》、《天工开物》等记载古代造物思想和工艺的文献。对这些文献稍加研究就会发现,我国传统造物中蕴含着丰富而优秀的设计思想,其主旋律——和谐对现代设计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造物的含义
本文所说的“造物”,既指通过人工劳动而获得的物态化产品,同时也包括人们得到这种物态化产品的劳动过程或动作。前者可称为“人工物”,是使用一定的材料,为一定的使用目的而制成的物体和物品;后者可称为“造物活动”,是人类为生存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包含人类造物的劳动工程、方式及其意义。
人从自然的物质世界出发,利用自然所提供的材料,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通过造物活动,创建了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人造物与自然物的本质区别是其“人工性”,人工性的基本特征是:(1)经由人综合而成的;(2)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必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本质特征;(3)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4)讨论时,主要着眼于描述性和规范性。这也就是说,人造物的本质特征是人工性以及人所赋予的目的性和价值。
人类造物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造物本质上是文化性的,它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人类的造物和造物活动作为最基本的文化现象而存在,它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同步,并因为它的发生才证实文化的生成。二是人类通过造物和造物活动创造了一个属于人的物质化的文化体系和文化世界[2]。
2《考工记》中的先进设计思想
《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艺技术专著,又名《冬官考工记》,问世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又对其进行整理和编校,并作为儒家经典文籍之一,收入在《十三经》的《周礼》(即《周官》)之中。
《考工记》详细地记载了我国先秦时期许多重大科技成就和一些具体的工艺制造技术,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涉及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源流[3-4]。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古代历史上思想和文化成就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奴隶社会制度与封建社会制度相交之际的剧烈社会变革,为知识分子和工匠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自由空间,出现了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学术局面,为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更可贵的是《考工记》在总结前人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和生产实践中形成了先进的设计理论,使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和设计艺术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突出而重要的学术地位,东南大学张道一教授说:“凡是从事科学技术和设计艺术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考工记》。它不仅记录了2500年前的一些主要的造物活动,并且其中渗透着丰富的智慧,显示出一种科学与人文精神,能够给人以启迪,至今仍发出璀璨的光辉。”他归纳出《考工记》具有以下10个方面的“启示”: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智慧和经验;论述了“创物”与“造物”的关系;给出了“工艺”的完整定义;为工艺规定了设计和制作的原则;具体体现出人机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强调制造物品,要分析其机制,发挥其功能,以收到最佳的效益;体现了美学原则;具有总体规划的设计思想;记录了当时科学技术成就;是工艺技术的综合运用[5]。事实上,《考工记》就是一座丰富的宝藏,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就能挖掘出不同的珍宝。就拿“设计思想”来说,其内容也是特别深厚,下面仅以笔者的粗浅理解介绍其中的几个对现代设计仍然有价值的思想观念。
2.1强调设计及设计者的重要性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3]。这是《考工记》的开篇部分,意思是说“百工”是国家6种分工(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之一,有智慧的人设计发明、创作产品,再经“巧者述之守之”加以传承和推广的。百工的各项工作,不论是制兵器、烧陶、作车、造船等都属于“圣人之作”,都是神圣庄严的事情。它强调“百工”——传统手工艺设计者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古代社会人们不仅重视手工艺之设计创新,而且重视手工艺传统的继承和推广。设计者(“知者”)的成果(“创物”)通过“巧者”述守,使其在整个手工艺生产活动中得以传承。
2.2强调设计分工
《考工记》记载六大门类30个工种的手工艺技术,几乎涵盖了古代手工业设计的所有门类,包括木工7种、金工6种、皮革5种、染色5种、刮磨5种、陶瓷是2种。也就是说,一个具体的工艺往往就对应于一个工种,每一个工种有相应的称谓,例如:“木工”中包含了木制工艺的各项工种:制轮、造车厢(盖)、乐器、食器、弓箭、农具、建筑等,有“轮人”、“舆人”、“梓人”、“庐人”、“匠人”、“车人”等职。除上述这些专业分工外,书中还列举了各种交叉或更精细的分工;不仅有了细致分工,还有了技术协作。事实证明:分工有利于提高设计水平,有利于磨练百工的精湛的专业技能;而协作则突出了群体的智慧与力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可满足社会大批量生产需要[6]。
2.3强调设计规范,运用参数化设计方法
《考工记》对设计的“规范”思想是贯穿始终的。首先,在设计指导思想上,遵循严明的“以礼定制、尊礼用器”的礼器制度和“天人合一”的造物观,体现了对自然法则的膜拜,这使得我国传统造物从一开始就重视规范。其次,从设计和技术上来说,《考工记》本身就是作为官营手工业的技术规则和工艺规范而成书的。
《考工记》中强调“设计规范”的例子处处可见,例如:它用规范而统一的方式标示出产品及部件的名称用语;各种工艺规范里强化了标准的度量衡设计观的运用;从产品的制作生产到检验都有相应的工艺参数、要求和标准。
《考工记》还体现了中国古代运用参数思想和方法进行设计的思想。《考工记》中的实例很多,如:古钟、古车的设计制造[7-8]。《考工记》所载古代的参数设计方法,一般是选择器物的一个基本的或最重要的几何尺寸作为参数尺寸的基准。然后再按不同的比例常数确定相应的尺寸。
2.4强调“和谐”设计观[1-2,9-12]
普遍认为,《考工记》对中国造物思想的卓越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造物原则或审美价值标准,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是中国形而上的文化精神之“道”对形而下之“器”的规约,亦是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之精华的扼要表述。
所谓“天时”和“地气”,《考工记》有专门的解释,书中写道:“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桔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意思是说,天有时助万物生长,有时令万物消亡;草木有时欣欣向荣,有时凋落枯萎:水有时凝固成冰,有时又转化为泽。这些都为天时。而“地气”指的是地质、地貌、地况、植被、矿物等多种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而各地因天时地气的不同,就有了各地不同美质的各类材料,如“燕之角、荆之干、吴粤之金锡等”,这些即谓之“材美”。“天时、地气、材美”共同构成生机勃勃的自然环境。中国古人素来讲究应天之时运,承地之气养,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融合。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对造物观念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将顺应天时与地气作为造物原则的重要内容,便是受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深刻影响的造物观念。
《考工记》强调一切工艺制作都要以符合自然生态的规律和特点为先决条件,并且认为这些条件制约或决定着工艺制品质量的优劣。“材美”与“工巧”的原则,是在强调人适应于自然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出改造自然的原则。所谓“材美”,是肯定人对材料、质地品性的选择性,要求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旨趣去主动地辨认材料对象的美质。如果说“材美”的原则还包含着一定的适应于自然要求的话,那么,“工巧”则包含着一定的主体创造性的肯定。它要求造物主体对“美材”予以“巧”治,即古人常谓的“因材施艺”、“适材加工”。也就是说,人尽管不能左右大自然,但人可以在认识、协调大自然因素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制天命而用之”,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进一步说,这其中包含三层设计与造物思想:首先设计行为应遵循自然规律,这是设计的首要条件;其二,设计者应主动辨认材质之美,并在设计中做到合理地选材及用材;第三,精湛的技术也是设计成功的关键。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原则也是整体思维在传统造物中的具体体现。这四项原则中每一项都是制约整体效能的关键,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构于造物的整体观念。也就是在观察上从整体出发,在工艺技术上重视局部;在物体造型上,重视整体;而在装饰上,则注重局部的刻画。民间的建筑木作、石雕、砖雕都是采用这种表现方法的,从选择材料到制作过程,采用以大取小,以方取圆,以粗取平的原则,这种减法的设计原则对后世颇有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造物原则的4个基本要素最终都归结到“天人合一”与“和谐”的统一性基础上。“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中的“合”字,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工艺造物的最高价值准则,唯有符合“合”之要求,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造物。古代中国传统工艺品和民间工艺品无不体现着“合此四者”的原则。贯穿在《考工记》里的“和合”思想,不仅反映在传统设计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上,还反映在人与物、物与物的和谐统一上。如“车舟人为车舟”篇中,强调车舟的设计应顺木理弯曲适度而无折痕,这样才能配合人、马进退自如,保证马行驶数千里也不会伤蹄怯行,御者终年驾车驰骋也不会磨破衣裳。这则二千多年前的设计标准已体现出现代社会“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主张,反映出我国古代社会充满人文关怀的“人性化”设计风格。
3《天工开物》中的先进设计思想[13-14]
除《考工记》外,《天工开物》是反映中国传统设计领域所获得的丰硕成果的又一部巨作,作者宋应星是一位失望于科举而转向实学的普通读书人,他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于1936年撰成此书。《天工开物》共十八章,其中有十三章与造物设计有关或属于造物设计范围,大体上可分为七大类:农用工具设计;衣料染织设计;金属铸锻设计;陶瓷砖瓦设计;造纸设计;交通工具设计(舟车);珠宝琉璃设计(珠玉)。几乎涵盖了除漆器之外造物设计的各个方面。
3.1主张造物设计应该着重关心民生
《天工开物》所撰内容,主要着重于一般造物,并主张造物设计应“效用于日用之间”。全书以“农用工具设计”为首,着重于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造物,阐述了人赖以生存的水稻、小麦种植,筒车、牛车、踏车、拨车、等水利工具及耕种器具的设计及使用情况。在“衣料染织设计”篇,着重介绍各种布衣和毛皮、毛布、毛毡的设计制作。“陶瓷砖瓦设计”中首先论述民用器物;“舟车”篇也以民用杂舟实用槽舫和普通驴马大车、独辕车为主。
《天工开物》的编排和内容表达出“造物设计”应该适应商品市场和生活需求、注重实用器物的观念,体现了明代知识分子对下层社会生活民间百姓之需的理解和关注的思想。在《天工开物》记载的普通造物活动中,已看不到类似《考工记》中所表达的那种森严的伦理等级规范,所看到的主要便是设计、技术、分工、生产的发展痕迹。造物设计发展到这一时期,与文化艺术一样,越来越明显地分化为上层(为宫廷和士大夫服务)和下层民间(为普通民众服务)的两大支流。
3.2主张造物设计科学化,追求实用、和谐、适应自然《天工开物》探其一般造物规律,以普通日用物品为主,记述设计结构、数据、操作方法等,很多都有设计工艺图示,这反映出明代重实践、轻空谈,重试验观察、轻烦琐考证,重实用技术、轻神仙方术的科学精神。
《天工开物》对造物的“和谐性”与《考工记》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得到了发扬光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更加强调“天人合一”,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诠释——天工开物。这4个字本身及著作中的内容都表明:只有在人的工巧与天然物质条件相互协调适应,互相配合作用下,才能开发出适用之物。“适应自然、物尽其用”是对中国传统设计普遍要求。因为传统设计以自然材质为主要物质基础,只有适应自然才能符合客观规律。
第二,强调在设计时保证整个造物过程的系统性、协调性和规范性
不少学者在总结古代造物思想中的“和谐性”,注意了古人注意“人与自然”、“人与物”、“物与物”等多方面的协调,从《天工开物》中,还不难发现,古人造物设计时也特别强调“造物过程”的系统性和协调性。
“造物过程”系统性体现在要求各造物制作生产过程都能有效地协调各个环节要素,对每一环节具备的功能和外部资源都有详尽的类型分析。例如:无论是冶金、锻造还是制陶、造车,从原料与能源消耗、成品产率到设备构造以及器物尺寸、重量、容积比率和工艺生产所需工时、技术规范等等都有详尽的分析说明,某些关键处还给出工艺操作和结构示意图解,体现系统的设计安排。
“造物过程”的协调性和规范性体现在强调工艺的每个环节都代表着一个独立的单元,它们的完成一方面需要单元之间的协作与合作,另一方面必须按照严格细致的步骤、往复时间来操作,以保证环环相扣,确保有效性。
4结语
中国传统的造物体现了中国重视家庭和亲情,重视道德和人格培养,朴素节俭的传统人文价值观念。崇尚自然、归真返朴、天人合
一、物我相忘,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自然观念。同时也体现了传统造物重自我、以人为中心、物为我用的传统哲学思想。而这些观念也是现代产品设计中所必须和缺乏的。因此发掘传统造物观念中的精神内涵并将之融入到现代工业产品的设计之中,不仅可以使产品达到物质之美与精神之美的完美结合,同时,在全球价值体系重构的今天,摆脱对西方现代科学理性精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关系是复杂的,在现代设计中融入传统的造物思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许多许多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探索和设计人员的身体力行。但无论如何,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必将随着经济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而不断被发掘,与自然的和谐、对人性的尊重、对物品文化内涵的追求等传统造物精神必将会通过现代设计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新晨：
参考文献:
[1]潜铁宇,孟永刚.论中国传统造物思想的和谐观对当代产品设计的启示[J].包装工程,2005,26(5):276-277.
[2]唐林涛.设计理事学理论、方法与实践[D].北京:清华大学,2004.
[3]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闻人军,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3.
[4]戴吾三.考工记图说[M].济南:山东书画出版社,2003.
[5]张道一.考工记注译[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6]肖屏.《考工记》设计思想探析[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5,(7):41-44.
[7]刘克明,杨叔子.中国古代机械制造中的数理设计方法及其应用[J].机械研究与应用,2001,14(3):56-58.
[8]麦秀好,沈法.论中国古代车辆设计思想[J].包装工程,2006,27(3):165-167.
[9]胡飞.论中国古代造物的设计文化观念[J].艺术百家,2007,(4):142-144.
[10]李倍雷.试论中国传统造物观念[J].设计艺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05,(4):20-21.
[11]郑凌.论中国传统造物设计中“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7,(6):8-10.
[12]王琦.《考工记》中的和谐设计思想与现代产品设计[J].科技咨询导报,2007,(10):128-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