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8: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农业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以农村社会学视角看“三化同步”问题
2.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3.再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4.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5.半工半耕:一个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与兼业概念相比较
6.一本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农村社会学著作
7.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8.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社会学研究述评
9.农村社会学与农村
10.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11.提高农村社会学授课质量的对策研究
12.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13.中国农村社会学十年:课题与观点
14.发展与滞后的并存:中国农村建设60年——一种农村社会学的视角
15.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
16.农村、乡村概念比较的社会学意义
17.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新篇章——读《中国农村社会学》
18.学生编演教学案例小品的课堂教学模式探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19.农村社会学在中国1989——1992年
20.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21.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22.关于农村社会学教学体系的探索
23.多媒体课件的实效性研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24.刍议乡镇研究与农村社会学范式的扩展与创新
25.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社会学》课程改革探析
26.“农村社会学”教学模式改革方向浅析
27.《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28.论农村社会学的现实功能
29.乡村调查与郑杭生农村社会学思想研究——基于理论自觉的视角
30.日本农村社会学概述
31.新颖别致,透视"三农"——评刘豪兴主编的《农村社会学》
32.论农村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33.参与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实践及其效果
35.农村社会学与农民
36.农村社会学及其发展
37.农业社会学:一门新的农村社会学
38.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在我校举行
39.交互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40.印度的农村社会学
41.苏联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情况
42.四川“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3.关于农村社会学的几个问题
44.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45.“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
46.农村社会学与农业发展
47.“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8.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学专业
49.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50.国外农经和农村社会学主要检索刊物简述
51.农村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52.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
5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近20年来社会学相关研究的回顾
54.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新篇章——从梁漱溟、到辛秋水
55.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56.首届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57.农村土地货币化模式分析与效应研究——基于生态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思考
58.苏联农村社会学的客体、对象和任务
59.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60.农村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召开
61.三十年代初苏区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62.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读陆学艺农村社会学理论有感
63.农村社会学建设是科教兴农的重要基础工作
64.法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
65.生态社会学视阈中的新农村建设
66.重视农村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67.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
68.农村社会学研究初探
69.农村留守儿童发展困境的社会学分析——以文化资本为视角
70.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71.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因素研究——基于江西赣南的实证分析
72.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73.东欧七国农村社会学家在苏联会晤
74.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社会学思考
75.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市场的社会学分析
76.我国农村地区彩礼的社会学分析
77.社会学视域下农村贫困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研究
78.温州农村“会”的社会学分析
79.社会学视野下农村公路与文化变迁研究
80.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81.乔启明及其农村社会学思想
82.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83.农村男性偏好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84.农村义务教育均等化困境的社会学思考
85.社会学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大学生困境分析
86.转型期农村家庭冲突的社会学解读
87.农村丧偶妇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88.农村职业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社会学分析
89.农村邻里吃请行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9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会学分析
91.对传统农村家庭教育功能变迁的社会学思考
92.农村教师脱岗的社会学分析
93.家庭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9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解读
95.新形势下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学思考
96.农村民间组织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功能的社会学分析
97.湘西南农村婚俗的社会学分析
98.对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的法社会学分析
99.陕北农村民间信贷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10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101.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10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素质问题探析——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103.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4.新农村建设中家族问题的社会学透析
105.贪困、贪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转型——对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学思考
106.农村教师补充困境的政策与社会学考察
107.农村贫困地区民办学校师资的社会学分析
108.农村居民消费心理的社会学探析
109.困境与抉择:苏北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研究
110.关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思考
111.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路径的社会学考察
112.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探析
113.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114.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115.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择校现象的社会学审视
116.对当前农村犯罪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117.社会学视野下的近年农村土地抛荒问题浅析
118.农村教师低职业吸引力的社会学分析
[论文摘要]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从民间美术造型的隐喻象征、色彩的诱目装饰、民族文化的传承入手探讨我国民间美术的现代审美趋势。
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中国民间美术的审美方式与造型方法对现代设计无疑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民间美术审美的整体特性,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哲学理念,在高度审美效果的背后,是民族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内涵。将这种色彩理念和法则应用于现代设计之中,将会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为国人普遍认可,为世界所倾慕。
一、民间美术的呈现
民间美术与原始社会的美术是一脉承传的,它们在发生、发展和艺术的范围、特点、规律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相似性。民间美术与原始美术一样具有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民间美术的分类增多,做工也愈加细致多样了。从殷商到近代,民间美术都出现了兴旺的发展状态,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竹编、草编、蜡染、泥塑、剪纸、年画、蓝印花布、绣帐帘、兜肚,挑花头巾、皮影等等民间美术作品都是基于实用目的而创作的,但同时却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民间美术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艺术形态,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历史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二、造型的隐喻象征
中国民间美术创作中造型有其独有特点——隐喻象征。中国民间美术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中产生和传承发展的,民间习俗,传统风情是其创作的源泉。民间造型不仅表现客观的物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入创造者的主观情感和思想,使其造型特征变得更加明确、生动、有趣、典型。它是民间艺人心灵的表现和感情的释放,如我国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可见到小孩穿的“虎头鞋”,其造型稚拙、憨厚、质朴,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统的装饰风格,它以情感为纽带,以事物固有性格特征为核心,通过特定的极度夸张的外形特征,张扬事物的真、善、美,舍弃老虎的威猛凶暴,以猫温柔可爱的品格取而代之,没有了“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机、活泼、纯朴、天真,是一派生机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在这里,老虎的形象被作为寄托情感的言情物,假借老虎的某些品格,倾吐内心的情感,希望自己的孩子虎头虎脑、无病无灾、健康快乐成长,隐喻象征了母亲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和护生的民俗心态。不仅如此,细心的母亲还常在老虎尾部加上了上翘的虎尾巴,方便孩子提鞋,这又将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有机完美地融合于一体。又如流传于黄河流域各地民间剪纸的造型,突出表现为主观的表现性,造型的平面化,打破时空的自然规律。其人物造型往往头大身小,象抓髻娃娃,疗疳娃娃,扫天婆等剪纸图式中都体现了这些特点。人们用这样的形象象征祛病招魂、消灾免祸、止雨祈晴。
除了造型上的隐喻象征,色彩也具有隐喻象征的审美特性。现代设计在形式上追求“先声夺人”效果的需要,决定了设计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设置色彩,而不必拘泥于物象的自然色彩。如红色的月亮、绿色的蝴蝶等,这就使得色彩设计具有相当大的能动空间,也为充分展现、利用色彩的隐喻象征性提供了可能:“根据色彩本身的性格,使之倾向于理想化,达到一种超于形象自身的作用,从而创造一种意境”。例如,通过运用中国历史上的“皇族”色彩——黄色,表达设计产品历史绵长的隐义并传达其华贵气质。理解和把握民间色彩中所隐含的文化内容和观念形态,可使现代设计的色彩意念传达更为清晰、悠远,为观者留有回味和想象的空间。
三、色彩的诱目装饰
民间色彩是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美术作为中华民族美术传统的万川之源,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和丰富给养,更是凸显民族文化精神、深化设计语言的重要途径与手段。现代设计中民间色彩中所显现的特性倾向具有民族精神诉求和审美程式的意味。
民间美术的材质与工艺特点决定了其色彩的单纯、明快、简洁,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性效果。民间画诀“色要少,还要好,看你使得巧不巧”、“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即点明了民间美术在简洁明快基础上追求强烈刺激效果的用色原则;民间年画画诀中“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亦反映出强烈补色、高纯度色相对比的色彩造型倾向。以纯色、补色、对比色运用为主的方法,形成了民间美术夸张质朴、艳丽厚重、装饰感强的色彩特点。而这正是现代设计所追求的“诱目性”,即醒目、个性、卓尔不群的艺术效果。
四、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美术形式,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民族文化的传承通过民艺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间美术视觉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民间美术也接受了这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种特色直观视觉语言文化,因此,民间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确证。
民间美术的产生、传播、发展都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民间美术的审美也日愈引人关注。各民族的艺术都属于世界艺术榷体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色,才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浙江: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
论文摘要：就城市设计申历史又保护问题展开较为全面的阐进和探讨，广泛引用、惜鉴西方在此方面的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井提出探索我国历史文化城市中的城市设计与景观环境保护的一些相关思考和观点，以对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裳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紧迫局面有所裨益：
2O世纪8O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步人快速发展期，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带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现代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遇到了大量新的矛盾和问题，体现着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些还相当尖锐和紧迫。这其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对城市进行重构，既留住历史又开创未来。我国当前许多历史文化城市都遇到了景观环境特色危机，许多历史街区独特的空间环境和文化氯围由于房地产业的盲目建设、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过大、速度过快而遭削弱甚至丧失，它们所蕴含的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也随之消亡而不可能回复=古典的或中世纪的城市所显示的和谐、有序、整体的景观特征是现代城市缺乏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城市建设应如何同原有的城市景观环境结构相协调，从而建立起新的秩序；城市建设运作的方法和理论依据又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正困扰着我们。
1“生活的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环境保护的基本概念和社会性策略
京都大学教授西山卯三先生在《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中为“历史文化城市做了定义：“所谓历史文化城市，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并且强调了“环境景观”对城市生活所发挥的独有作用：“文化城镇就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转换的．他们将它视为自己的故土故乡。正是这种环境与生活的亲密关系，得出了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原理原则．即对历史文化城市景现环境的保护，决不能只着眼于市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而是同热爱保护地方文化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相结合，真正的创新必然是同优秀传统相调和：
城市的变化寓于生活之中，其本质带有社会属性，推动历史景观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这一事业的动力是当地居民历史文化环境保护机制的建立完善及行之有效的运转，是以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及其对地方行政的推动为原点，井提供宏观杜会背景。当前在我国随着《北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普遍认同，使人本价值观重新得以重视，“有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的观点渗透到社会公众意识中去．社会开始关注自身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一方面，居民对当地历史环境保护的关心和自觉性的高涨真正成为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事业的原动力；另方面，国际上历史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感知的城市”——对历史文化城市景观构成的逻辑分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建筑理论家Amt Rapoprt从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人类的环境感知的社会模型，在其著作《建筑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式》中提出环境不仅是物质的，人们根据意识作用于对象，亦即对象指示人们如何给社会组织和文化提供一套固定的线索，用以解释环境，从而帮助人们举止适度…并明确了环境的意义的概念．即事物的意义起源产生于社会的相互影响过程，认知人类学认为一个基本的人类需求是赋予世界以意义，办法是把世界分成适当的领域井给以命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研究人的思想心理发展上提出心理图式模型组织原则，认为图式是人脑中形成某种意象，图式的不断发展修正是认识发展的过程另外人与环境的感知还包含着平衡和适应的原则
日本学者在对本国历史文化城市的认知研究中就选择了一种日本式的社会学模式和心理学图式——“町的概念，这是由于其作为日本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物质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天日本的城市格局和发展摸式都是在町的基础上不断演化的结果。日本的“町”是从农业社会产生发展而来的，江户时代直到明治以后．一般指港口、驿站、城市等非农业的单一行业聚居地，在格局上与我国封建社会城市中的里坊、集市相似，但在社会结构和组织上有差别。通过对“町”的详尽考察，对其内在的构成有了清晰的认识。町的主要类型有港町(港口城市)、驿站町(交通性城l苻)、门前町(以寺院神社为中心)、市场町(以集市为中心)、城下町(以大名的居城为中心的多重城廓)、在乡町(乡村中的市街及各番领地城市)等。如此众多的城市类型代表着丰富多样的地区性生活文化，对这些城市环境景观构成要素的逻辑分析，可进一步深化城市环境的感知，只有获得历史文化城市系统完整的感知．才能达到对历史环境恰当的保护与管理目的。
3系统研究的方法论
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细致严谨，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分析的起始是城镇调查，不是表面肤浅地了解，而是深入到景观表象背后的状况。从主屋(建筑单体)、建筑群体布局和领接方式到街道市坊直至共同的集合体、城市及周边地区等逐层次分析，同时也强调景观实测。景观实测这一基础资料整理工作在整个景观环境保护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对某一个城市、村落进行详细实测．此图作基础进行分析说明。源于欧洲古老的历史传统，日本的相关工作受其启发．亦由民居研究水平提高到了大规模精细广泛的设计实测层次上，其工作和方法是搜集实测地区的所有建筑的平立面图、屋顶俯视图、总体布置图、局部的断面和连续立面图．从这些图面内容的分析寻找出城市景观和构成的含义，同时要调查城市与建筑的历史、使用方式、习俗、生活模式等，有时还要进行民俗学、社会学的分析：通过考察，查明整个历史文化现象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卫具备了什么价值和问题建立起历史文化城镇景观分析的基本体系。进一步的研究街道景观变化的规律胜、城市景观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景观深度、景观配置、道路形式等特件．最终得出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的形态和分类的结论。
4“意义设计的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环境保护的专业性策略
历史文化城市景现设计必须明确其景观整顿目标的思想原则，这是专业性策略的基础。第一，在保护的同时如何使之变化以适应生活模式和内弈变化的需要。第二，并不仅从景观的视点上就可随心所欲地设计还顽表现出城镇的本质特征，而确定景观容许改变的范围和幅度总是关键而困难的。这需要相应的城市管理制度做保障。从景观整顿目标的角度对景观加以归类．主要是从注意观赏对象及其与其视点的关系，为观赏景观的优美性确定相应的观赏点和活动路线。
深圳大学教授吴家骅在《景观形态学》中写道；“任何景观设计的过程一定会包含下面三个基本方面：理性的思维——逻辑：感性的思维——情感；形象的思维——形式：”形式作为媒介将逻辑和情感从概念转变成实际景观，这说明景观设计的最终结果是以形式来体现的：历史文化城市景观保护方式同城市类型一样具有多样性，如冻结保护复原保护插^协调保护等。根据实际情况可相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形式表达的具体运用要从生活环境整顿为出发点其中．历史环境中的新设计是历史文化城市保护方针的重要方面，日本逐步采取欧洲的“质朴协调形式”并在奈良、京都等的重要保护地段取得了成功。
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环境设计和控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从整体上分析城市景观．发掘城市和自然背景的结构及人们对城市的意象感知。美国建筑学家KevinL，alch通过对洛杉矶、波士顿和新泽西三个城市市民的一些体验做了深^探讨，建立了新的标准——形象性(Lnlageability)，并阐述了对城市新建和改造的潜在价值，Lvneh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城市意象的五个要素，即道路、边沿、Ⅸ域、结点和标志．井指出五要素之间相互影响而产生了印象品质的差别．同时建立，环境的可识别的印象性结掏，在此基础上考虑人们的活动需求，将存保护价值或复兴意义的地区界定出来，并确定保护对策。另外要将与自然背景有机协调的理想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描述出来如高度分区、视觉走廊、绿地、公共空间等、并制定设计对策：另一个层面足完善城市管理控制机制。日前主要是功能控制、关注土地利用的各项指标如容积率、建筑密度后退红线、绿化率等在此柱制下仍存在多种形态布局的可能。而城市景观中的核心要素表现为审美的特征，是主观感性的概念。如何用量化指标和确切的解释用语予以定义比较困难。当前美国城市景观管理的新进展是用法律语言明确定义出设计要素，如设计延续性，视觉穿透性等，并提出一套管制新开发的图式。
论文摘要： 网络背景下的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采取有效社会手段控制社会谣言，意义重大。
一
社会谣言不是针对某个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务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陈新汉，1996：53）”。社会谣言与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一样，是一种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会谣言是一种初级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虚假性以及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等。
1．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
从对社会谣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会谣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非“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这里“无关紧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种事务的“社会性”，事务如果是“无关紧要”，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事务是否“无关紧要”则有赖于社会情境（[美]戴维·波普诺，1999：606）。一项针对个人私事务的谣言，当特定的社会情境存在时，其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特定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个人事务变得“有关紧要”，获得社会性，从而完成个人谣言向社会谣言的转化，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针对所谓中国“非典”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传闻，看似个人谣言，表达的也是黄杏初个人的事务，其实质上却已经是一个社会谣言了，因为在“非典”这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认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已经不是“无关紧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会学集群与行为理论从群体共享信息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谣言，认为社会谣言是一种“非体制产物”，是一种“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维·波普诺，1999：604）。“无组织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许多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给谣言定义时也强调了谣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国的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法]卡普费雷，1991：18）。”墨菲则把谣言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的非正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谣言所传播内容来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体现。陈新汉认为“社会谣言就其内容来源来说，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来说是非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陈新汉，1996：55）。”在这里，我无意对各自有关谣言定义本身作详细评价，但是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即他们都指出了谣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虚假性
社会学将谣言与“小道消息”一起视为传闻的两种形式。谣言作为传闻的一种形式，与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谣言则总是假的。社会谣言特有的产生机制，注定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虚假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删减、强调和同化”是社会谣言流传的三个主要环节（陈新汉，1996：53）。
在“删减”环节，事件的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大大删减了。传播者或断章取义，或遗漏信息，使得整个事件变得越来越简略而失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被删减或简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排除删减者主观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学所强调的“遗忘规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强调”环节，传播者总是对那些符合自己兴趣、利益和需要的内容比较重视，印象也较为深刻，因此这些信息在再次传播中往往会被传播者重点渲染和故意扩张，客观上起到了强调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环节，此时，“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陈新汉，1996：53）。”此时，经过“删减、强调和同化”产生的“高度吻合”的统一体，与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吻合”的统一体所包含信息的虚假性也大为增加。
那么公众在传播社会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删减、强调和同化”呢？陈新汉认为“共鸣”是始作蛹者，“关于某个社会现象的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是因为它们不能引起共鸣；而某些细节在流传过程中被强调和夸张，是产生于要使别人发生共鸣从而需要加强说服力所至；而同化和产生’完善的形式’，是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共鸣，从而在受传者意识中所产生的结果（陈新汉，1996：54）。”“共鸣”，包括利益共鸣和情绪共鸣，当某种与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绪需要相一致的社会谣言出现时，人们总是抱着极度关切的态度来加以肯定性评判，这个过程本身推动了社会谣言的产生，促进了社会谣言的生长，扩大了社会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传奇”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很有道理”（[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有力”的证明，比如说“据某人亲眼所见”、“据某权威人士所言”。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由于对瘟疫，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瘟神”的一种好方法，在今天农村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驱赶“鬼神”的习俗。当“非典”疫情袭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治疗的疾病的时候，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
4．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
社会谣言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
2003年5月份，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并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们看到了吗？”回答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听朋友讲的”，“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等等。”在这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当然，在信息时代，亲友间“面对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
二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而是发展成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董娅，2006：333)”
1．新颖的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道听途说、耳语相传”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在信息时代，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3年“非典”时期，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难以统计，一时间，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如“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谢诗建等，《沈阳今报》，2003.5.1）；“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楚天金报》2003.5.1）“转发’非典’谣言短信息，一农民被拘15天”（《中华网》2003.4.27）等等。今天，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
2．瞬间的传播速度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曼纽尔·卡斯特，2001：90）”，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瞬间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同步”。如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前后仅花一天时间，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李香平，2003：15）。”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3．“全球”的传播范围
受众的全球性是第四媒体的主要属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革命性作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复制和传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跨地域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跨地域带有’时滞’。第四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地域限制，结束了这种’时滞’障碍，实现了’实时同步’，即所谓超时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体以其“多终端、超链接、跨媒体、多平台（蒋亚平，2002）”的特点，实现了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开放，只要点击鼠标，人们就可以实时获得任何连网电脑上的共享信息资源，当然也包括社会谣言。
三
社会谣言误导公众，使人们在最渴望了解某种信息的时候，却获得了虚假信息，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
1．由权威来公开权威信息
从信息角度分析为什么社会谣言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原因时，社会学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社会谣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信息是否真实；其次，公众对该类信息“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对于社会谣言的发生十分重要，如果该谣言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的传递也将受到阻碍，而正因为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众性问题，且对这个问题又缺乏权威信息，社会谣言才得以产生，并在流传中得以丰富。其中，“权威信息”尤显重要，由于社会变迁，和过去经常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社会谣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时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实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时地利用传统媒体发挥它的权威性（李香平，2003：18）。”
显然，只要我们去除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就无法生存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无法去除，那么我们就只有去除第二个条件。既然“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会谣言产生的条件，何不给予公众以足够丰富的权威信息呢？这是控制社会谣言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时期，当广东出现第二次抢购食盐和粮食风波的时候，政府（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并以“新闻会”和“主流媒体”（官方权威媒体）介入的方式，“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使社会谣言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可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兴的是，在“非典”后时期，我国政府正从机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对公众的信息制度。该项举措开辟了一条公众分享政府权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将有助于对社会谣言的控制。
2．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
谣言的生命力在于流传，社会谣言发生的本身也包含着流传，在社会谣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是对谣言内容的默认，因此及时辟谣、阻断社会谣言流传就不失为一个控制的好方法。“在谣言一出现时就进行辟谣，一旦谣言发生了效果，再来辟谣就会增加难度，就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偏见一样。有时辟谣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回忆，结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强谣言的效果（邓东蕙，1993：408）”。从发生在我国“非典”时期的几则社会谣言的有效控制来看，政府（权威）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当江苏南京郊县出现“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会谣言时，南京市收视率较高的权威媒体“南京零距离”及时辟谣，阻断流传。其它诸如对“北京封城”、“广东抢购盐米”、“某某城市又出现’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会谣言，政府也采取及时辟谣的方法，使得这些社会谣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时消除了这些社会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
3．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社会谣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情境及一个社会的信息机制等，也有公众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众的心理因素、知识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谣言多发生在“突发事件”后，如自然灾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会事件（金融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因此，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提高其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度的恐慌就尤显重要。
另外，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如“都市传奇”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他绝不会去传递“微波炉里的狗”的谣传的。而相反，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如“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只有在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为此，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
4．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制谣、传谣者
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陈新汉，1996：55），仔细分析该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首先是主观角度，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他们或为报复社会、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就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严惩。其次是客观角度，即制谣、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反社会的目的，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反权力”的，如“非典”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传谣者来说，理应受到惩罚。2003年“非典”时期，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中国新闻网》，2003.5.9）”。
参考文献：
[1]陈新汉，1996，《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思考》，《求索》第2期
[2][美]戴维·波普诺著，1999，《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法]卡普费雷，1991，《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4][美]曼纽尔·卡斯特著，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香平，2003，《信息时代：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青年研究》第3期
[6]方益波编著，2001，《网络之音：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蒋亚平，2002，《中国网络媒体现状分析和展望》，《中国记者》第5期
[8]编写组，1987，《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文摘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受性格原因和人际交往技巧方面的影响。心理障碍问题日渐突出。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分析引发其心理障碍的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对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制造的恶性事件可谓家喻户晓，社会各界对此事都表现出极大的震撼。但是，悲痛之后，为何不反思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即将大学毕业，正要开始人生之路的大学生走上这条道路?据有关报道，马家爵自幼家境贫寒，自小成绩优异，是父母眼中的孝子，是家乡第一代大学生。然而，这也造成了他孤僻，敏感，不善与人打交道的性格。这些问题一直伴随他到大学，环境的巨大变化更使心智发展不健全的他难以适应，从而引发心理危机。其实，这种种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碍在当代的贫困大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
一、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现状描述
在我国，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出现于90年代中期。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已近30%，特困生比例为10%-15%，贫困生人数将近300万，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由此看来，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是高校贫困生的主体，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引导其综合心理素质的发展，对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改善农村落后状况，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般地讲，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其他大学生相比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校大学生中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偏执以及逆反等方面，贫困生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但相同之中也有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两者之间抑郁症状差异大，这是贫困生心理间题最为严重的方面。其次，贫困生心理异常人数比例偏高。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一)自卑和消极。自卑是贫困生心理间题较严重的方面，并由此而导致自轻、自贱、自我娜视，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和情感体验，缺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郁孤僻，自我封闭;生活困难对他们心理造成了重大的挫折，面对挫折，他们往往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从而丧失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缺乏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消极地对待人生，消极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使整个人生带有浓重的灰色调。(二)心身疾病突出;对自身状况的客观认识，使他们懂得只有发奋成才才能彻底改变自身的处境。因此，他们能够为此而努力，但现实间题又时刻在困扰着他们，这些难以解决的间题使他们长时期处于心理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无法保证，饮食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能满足生理的要求。心理上的紧张和焦虑，物质生活暇乏，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们的身心受损。贫困生心理间题往往表现为综合性间题，当多种因索发生作用时，情况就更为复杂和严重。(三)人际交往困难。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是贫困生的心理特点。他们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较为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种心理特点，使贫困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四)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心理学中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如卫生、生活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心理不适应，很多贫困大学生有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有所排斥。其实，他们作为大学校园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经济贫困引发的各方面的贫困让他们更难使自身和这个社会相融合，大量的新的社会刺激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心理问题障碍发生率逐年上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从社会学角度浅析造成当今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原因
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常被用来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时期，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特指对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时期。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转型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分层体制。但从80年代中期至今，农民阶层在这个社会大变迁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相地位更低了。无疑，这个阶层和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强势阶层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相当暇乏，而这种暇乏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下一代子女的成长，以致于他们无法获得平等的教育权，无法平等地取得就业机会，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一，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导致学生难以确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竞争机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大学扩招，并且提前进入社会，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往往发现自己许多方面比不上别人，于是就产生了不平衡、不幸福感。他们的心理活动较之以前更为复杂，加上大量的新的社会刺激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从而导致过度焦虑发生率逐年上升。据心理学家分析，大学生的心理机制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同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而形成。他们正处在思想、身心定性的年龄阶段，许多变化让他们不知所措，而我们的社会本身目前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浪中，在内部与外部环境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发心理困惑的凸现是必然的。这些间题主要是经济来源无法保障。学业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就业压力太大等因家。尤其是就业问题，大学生毕业实行双向选择使得当前就业形势严峻。这里面不仅包含个人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对他们来说大学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地位。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择业遇到的困难实质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处于不利地位。并且随着他们文化层次越高，对自己期望就越高，因此不平衡感越强烈，让他们变得焦虑重重，急功近利，就越容易走极端。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调整心态，而是采取各种自虐或攻击的做法，这些都能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危机。
第二，社会经济资源的暇乏导致学生“个人资本”暇乏。个人资本包括个人资源和个人能力。个人资源指个人所拥有的网络关系以及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个人能力则包括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干、技能和资历等。但对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唯一可以证明他们能力的便是“学历资本”，而人际交往、组织、策划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明显，他们所处的这个农民阶层无法提供给他们充足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使得农村贫困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和其他阶层的大学生相比，明显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经济、社会资源上的缺乏使得他们在升学机会的获取上就开始存在不平等，他们占用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花在学习上，却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而能力素质的缺乏反而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阶段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在校内的差异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在就业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平等则明显出来。从现实情况看，市场经济对于人力资本的回报有明显的体现。因此个人择业更多的取决于他们的综合能力素质。许多用人单位逐渐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成绩的办法，提出要复合型人才，把焦点更多的放在个人的综合素质上面，除了学业成绩还有人际交往、语言表达和管理、组织能力等方面。但农村学生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大的劣势，除了先天没有培育之外，还有大学期间的缺乏锻炼，难免产生自卑消极的心理。
第三，相关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导致学生无法获得相对平等的教育权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的发展正处在调适期，经济正逐步回升，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百般“挑剔”，对大学生在知识结构、能力培养、素质锻炼方面的要求相应提高，加之社会上不良风气在就业领域的渗透，大学生们愈感四年大学生活并不轻松。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来说，还面临着另一层面的压力:由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还不完善，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消除，两种利益群体格局即“城市人”和“农村人”依然存在，两者在就业、低价物质供应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补贴等方面都有差别。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差别也受到这种不平等制度的影响，使得农村学生要付出比城市学生更大的努力。
同时，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实行了国家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并轨”，大学生必须面对交费上大学这种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实。1993年以来，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生活困难学生进行资助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部分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实行资助和学杂费减免，从而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基金、困难补助和学杂费减免(简称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高校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然而，我国是个贫困人口较多的国家，贫困地区约占全国国土的60%以上，在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办高等教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据有关部门统计，1990年至1997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年均增长在20%以上，但同期国内居民人均收入涨幅不足6%02000年，全国高校大学学费平均达到了5000元以上，而1999年我国农村人均收入为2210元。这“制造”了现在近百万的贫困大学生人群以及其中30%的特困生。这种改革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不可能不引起他们尤其是贫困生心理上的反应和波动。据有些高校调查表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很成问题，而且往往为老师所忽略，一般都以为帮助解决经济间题就万事大吉了。对于这些农村贫困大学生来讲，自我理想与社会经济现实的矛盾，由于经济上不堪重负、囊中羞涩而贬低自己、学生间的相互攀比是造成他们情绪不稳定、心理落差严重、心里失衡的主要因素。
第四，相关教育真空导致学生心理素质得不到充分发展。贫困生的人格特质也导致他们抑郁心理的产生。贫困生在人格特质上有如下特点:外表朴实内心自卑;易激怒易冲动;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理想自我与现实冲突严重;不善与人交往;攻击性倾向;缺乏应对挫折方法。尽管社会的急剧变化确实冲击着大学生的精神家园，但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有人说没有失败的学生只有失败的教育是颇有道理。大学生需要受到的教育并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还有人格教育。马加爵的悲剧最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格扭曲”。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格的完善与知识的完善至少是同等价值的，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更重要，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人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教育。反思这一问题，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目标存在严重错位。其一，重才轻德。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直至大学的专才教育，都只重视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思维开启、品质引导、人格塑造、理想激发等重要方面，学生难以形成健全的心理、完善的人格、独立判断力、以及相对深思熟虑的价值体系，缺乏一定的道德选择能力，思维的依赖性和变动性强。其二、我国在教育体系中没有将心理、人文放在应有地位，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目前来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仍是看重学生成绩是否优秀，能否，最后能否找到工作等，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还比较薄弱。有些高校由于缺乏专职人员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心理辅导形式单调，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从1982年北师大成立心理测量和咨询服务中心开始，心理健康教育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年，虽然发展迅速，但同国外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从从业人员看，美国平均每1500名学生配一名心理健康教师，每年毕业的心理辅导学硕士、博士达1500人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现有心理工作者的总数却不超过4万人，况且其中也不都是从事教育工作。在如此悬殊的质与量的差距下，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难以在短期内提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键词： 教授治校；现代大学制度；组织协调；时间
中图分类号：G40-05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2)04-0026-05
一、 从理念到真实世界的教授治校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现代大学制度是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重要试点项目，其中虽然没有出现“教授治校”这4个具体的字，但随着教育部几年前就在部分高校试点大学教授委员会的改革实践的铺开与发展，教授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已然成为中国大学体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程。
在英文文献中，西方大学被认为是学者的自主自治共同体，即便是学术领导（如系主任），也不过是平等中的首位（first among equals），或者国王中的王（king of the kings），其治理架构多由教授（主要是获得学校终身教职的正教授，兼有少量副教授或助理教授或学生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进行集体决策\[1\]。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自主作为理念与实践在西方大学的发展中都有了较好的现实基础。而在发展中国家，与其大学发展历史和政治治理架构相应的大学治理架构则多为大学管理人员（其本身可以是学者教授，也可以是专业管理者）为主，以协商民主为基础的教授治学治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2\]。
在近期的国内研究文献中，研究者对教授治校的探讨主要从历史、国际比较、概念澄清与理念3个层面上论述了各自对“教授治校”的理解。从历史而言，民国时北大与清华等大学曾经出现过的教授治校的制度与经验\[3-6\]；从国际比较看，英美等国的教授治校的具体运作与大学治理的制度（如章程）保障\[7\]；从理念上，教授治校的概念内涵有了较多探讨，例如教授治学与治校之区别\[8-12\]。
然而作为中国大学制度的一个核心治理机制或者制度的构建，除了过去与别国经验的参照启发，理念的辨析与“应然”的清晰，具体制度文本的撰写与实施以外，断然不能忽略“教授治校”作为由行动者实践出的制度（practicing institution by actors）的社会性脉络与现实基础，即什么人具体在什么样的场景中进行“教授治校”。
具体而言，作为支撑未来中国大学现代性的内部权力治理制度不仅需要考虑大学章程与相应的内部管理文件所确定在文本层面的“教授治校”之条例规定，更需要在微观社会互动层面考虑现实中哪些教授如何治理大学事务，什么社会性的现实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治校”活动，这种个体与集体的社会性活动又会对大学的治理产生什么后果？
在中国大学的学术世界里，今天的大学教授与民国学者的工作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理想的设想中，担任大学教授不论是仅被当做一项工作或职业，还是一项事业或志业，都是从事该职的人将自己的部分时间（从被要求的教书时间、坐班时间到工作时间）乃至大部分时间（不论上班日或节假日，都会花时间花精力读书想问题）也许这可以被称为永远下不了班的工作或者职业。，甚至全副身心投入的此生之生涯。他们永远被逃不完的死限所追赶；他们与拖拉在斗争；他们有时散漫有时勤勉，有时忙碌有时闲暇，有时忙碌有时闲心，有时闲暇有时却紧张。不论是寂寞还是热闹，不论是紧张还是松弛，他们需要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能自由地不断依靠自我激励创造知识、发掘智慧，跟随自己的好奇心，在有限的时间里将他们对知识与真理的热情化为自己生命时间的填充。
而今天中国大学里的教授在其工作和生活世界里普遍感到“很忙”、“疲于奔命”、“忙的都不是正事”、“没有时间做该做的事情”这由研究者刚完成的一个有关学术人员时间的质性研究中受访对象所道出。。当他们奔波于上课、开会、辅导学生、开题答辩、申请课题、研究项目合作、访学、外出讲学、费用报销等活动中，他们如此普遍而明确地感觉到时间带给他们的约束、内疚、无力与无奈。从事学术工作所必需的寂寞、自由与闲暇\[13\]这些时间性的条件正在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中被各种改革、项目、新的工作要求吞噬着。作为大学学术群体里的资深成员，教授们在有限的一天24小时中被各种工作与要求撕扯着，他们还有多少时间、精力、专注力参与“治校”？“治校”这个耗时耗力的责任对他们来说又是否是他们的大学工作的重点呢？
因此本文尝试将“教授治校”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纳入真实的人际互动场景中，从微观现实的角度结合宏观社会脉络对个体与制度的影响，尝试分析中国大学教授治校将面临的挑战，从而为这一理念与制度的落实提供一种贴近真实世界的观察与思考。
二、 时间视角的引入
（一） 对时间的无意识到有意识
时间是一种惯常性的、日用而不知的存在，就像空气于人、水于鱼一样。只有当这些必要的条件缺失的时候，它们才会被意识到。然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时间之存在是不能被实验性地去除而检验的。时间像一个无法实体化但存有边界的“容器”，是一种重要的、不易察觉的社会结构。在这个架构中，每个人的一生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过程\[14\]197。人的存在、自然进程、历史事件与现时发生的时时刻刻都是“时间性”的存在\[15\]。
社会活动不论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互动还是情景脉络，一定发生在时间与空间之中。在吉登斯\[14\]1981984年的《社会的构成》一书中，他特地用了一章专门谈到时间与空间对社会行动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系统的时空是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重要基础，而在大多数的社会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不假思索地将既有时间与空间视为给定的条件与环境，而忽略了时间与空间在社会理论建构与深化理解中的独特影响\[14\]198。早在1937年，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与默顿就发表了《社会时间：一种方法论和功能的分析》的论文\[16\]，提出拓展社会时间之概念对于社会动力学研究的意义。
在有关教育的研究中，以鲍尔等研究者\[17\]与哈格维夫斯\[18\]为代表的学者们曾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学校中的时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的理论分析。鲍尔等研究者特别指出了在教育组织中通常对时间“无意识地”忽略。在对时间的常识性理解中，教师对学校活动的组织总是存在着一种被忽略、感知到却又不被注意的一面。时间与空间都是需要被填充或者被占据的（filled or occupied）。\[18\]45
（二） 物理时间与社会时间
除了人类社会对客观天文物理过程的这种约定俗成的标记时间的方式以外，时间还是一种主观的现象学存在，与人类生活的感知与意识密切相关。贾克斯在1982年的《时间的形式》一书中就提到了人类会产生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心理经历时间，与物理客观时间不同\[19\]4-8。最早在希腊文字中，就有Chronos与Kairos的区分\[19\]16-19。前者是指客观的、线性的、同质性的、可测量的、科学与逻辑的牛顿时间，与“时钟时间”的观念相联系；后者则是非线性的、异质性的、经验主观的、周期性、社会性时间，与“存在的时间”的观念相联系\[20\]。在社会交往中，时间还能作为资源与意义的媒介影响社会互动\[21\]17。不论在组织或者制度层面，时间可以成为权力与利益的争夺焦点。时间性的基本组成要素或者结构特征主要是由同步性（synchrony）、次序(sequence)和节奏与速度(pace/speed)\[21\]5。
（三） 不同时代下的时间感
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时间不再被当成为自然顺应的一部分，而是成为技术理性基础上可操控、可利用的对象\[22\]。时间是现代性工程（project of modernity）中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一部分。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与目前的全球—信息化社会，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达使得全球时空压缩，此刻的时间是“没有时间的时间”。虽然有时区的存在，但全球化的生产、交易、运输、消费却在没有时间区隔的时间里发生。手机、电脑、短讯、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社交网络的产生极大方便了各种信息在人与人之间即时瞬间的传递。人与人之间、信息与信息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在消失，整个社会像被安上一个加速器。各种所需处理的行程日期、任务死限(deadlines)、事务、信息、沟通、对峙不再是以占据时间的数量为主，而是彼此竞争着抓住人在瞬间的注意力（attention），即对时间的优先关注(priority)。忙碌、焦虑、压力、时间不够、注意力不够、顾不过来成为了这个时代带给人们的时间性特征\[23\]。
（四） 组织与时间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生产的繁荣，从工厂到企业到其他组织，组织生活构成了现代人的主要生活经历。当一群人走在一起，为了一些相对明确的目标而被绑定在一起共事时，就出现了协调的问题。而时间则是这种人际组织协调（coordination）的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基础因素。Bluedorn & Jaussi 在2008年的《领导季刊》上所发表的回顾性文章\[24\]，从时间的内卷化（与他人时间的协调）（entrainment）、多事共时性（polychronicity）、速度与节奏（speed/pace）、准时（punctuality）、时间性深度（temporal depth）5个维度总结了领导学研究中组织领导者与跟随者的关系处理。这5个维度更细化了时间作为资源与权力在组织上下级之间显现的与未显现的冲突、控制与服从或抗拒、更好的领导与协调等议题。这对具有唯上尊权的传统文化、组织行政级别明确、权力等级化清晰的中国大学组织是有启发的。
三、 时间视角下的中国大学教授治校
基于上述以时间视角来观照中国大学的教授治校，不论是制度还是实践过程，都超越了原来只是在学术自由、学术自主与大学自治的理念基础上的讨论。在今天真实的忙碌的中国大学教授的工作与生活世界里，教授治校需要面对现代组织的协调与治理、以开会为主要形式的协商式共同决策的时间挑战。具体而言，如何从时间协调角度考虑教授治校的制度设计以及实践中各自忙碌的教授们如何才可能专注地开会商讨越来越多甚至是越来越急迫的大学事务？
（一） 教授的时间、压力与投入
参与治校的教授多是有一定资历和学术成就受到认可的大学学术人员。他们身兼的校内外学术与行政事务不等，各自忙碌程度不一。时间分配、时间使用、时间冲突、工作节奏、单事单时性/多事多时性等时间性特征是不同的。各自因为所在位置、工作分配、与他人的时间内卷化等而产生的有关时间的忙碌感、压力、焦虑亦有所区别。以学术行政双肩挑的学术领导为例，一份有关中国大学院长角色压力调查研究\[25\]显示大学院长感受到了高度的角色量负荷。根据笔者对学术行政双肩挑的学术人员小规模的访谈调研发现，这种角色压力除了工作内容的冲突以外，大学院长在大学工作的时间性压力是工作压力的重要来源。这种时间性压力包括临时性的行政安排（会议、会面）、紧急突发事件的处理（如有关学生或员工的生命）、频密的事务性的会议、各类评审活动、社交应酬等。这些事件与活动占据了日常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将他们认为作为学者应该做的教书、看书、做研究、写文章等本职工作挤到了边缘位置。这种来自强烈的学科身份与学术职业身份的时间经历会加重他们的“忙碌”与“心累”。这种身心状态会使他们以什么样的状态与投入来参加大学内部事务治理？目前暂时没有研究能揭示这一过程与影响。
（二） 教授治校的组织时间协调基础
处于中国人际文化脉络中的大学组织以行政官僚化、行政专业分工低、组织管理专业化水平低为特征。大学学术人员既要应付官僚化的权力结构，又要面对低支持的专业行政支援，还要应对越来越倾向管理主义与数目字管理的管理制度\[26\]。目前中国大学组织的时间现象中，学术人员本应该通过高效专业的常规化行政支援（秘书工作、文件处理、账目报销等）而节约时间的，却成为消耗时间和精力的部分。教授治校涉及不同层级的委员会决定的组织协调，从而使得各项决定能有一个共享的时间流程来逐层处理信息与决定。
（三） 教授治校中的人际时间协调
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提升，时间管理与时间规划成为了组织中的一项常规。时间预约（appointment）逐渐成为一种被大家接受的时间性社会实践。但是在实际大学组织工作中，临时性、紧急性的时间安排可以通过无保护的公开手机联络方式随时干扰学术人员的既有安排。尤其是来自上级的、领导的突然干扰，不论是在工作时间还是私人时间，必须在时间安排上循上而应。中国组织中的领导与跟随者关系在时间的配合上就可以看出。领导能随意支配下属的时间。当领导的时间安排因为他的领导而改变的时候，通常下属只能相应改变他的下属的时间安排。因此从大学组织里学术人员的时间内卷化、彼此的时间配合、时间安排的优先原则可以透视教授在学术组织的地位与权力，以及学术人员与学术领导或者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
四、 总结与建议
中国大学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其治理架构会逐渐转向以学术为重的教授治学与治校。目前虽然很多大学的领导来自学术人员的队伍，他们自己也是学而优则仕的教授，但治理结构与制度并不因为“教授在治校”就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的制度与实践本身是耗时耗力的，需要一群人能有一些共同的时间地点面谈协商，或者借助通讯工具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商讨与决策。
今天的中国大学从社会时代脉络到组织规模与事务上，都面临着逐渐增长的组织规模与繁杂的事务，这对大学的治理与组织协调提出更高的要求。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之核心的“教授治校”的决策机制更需要在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协调日趋忙碌与疲惫的教授的时间，使得不同层级的教授治校的基本参与机制与协商机制能顺利展开。因此，中国大学的教授治校不仅是理念与制度的问题，更是对现实的组织运作的考验。这需要在现代大学组织管理中仔细考虑组织内的行政运作分工与学术专业分工以及相互的协调，另外在教授治校的运作环节中分离出常规事务与非常规事务，安排相应的时间与行政支援方式来更好地协调组织并支持忙碌的教授们有效而负责的集体协商决策。（本文构思过程中，作者先后受惠于与陈洪捷教授、宋萑博士、卢乃桂教授、曾荣光教授、叶菊艳博士、林小英博士和林杰博士的学术讨论的启发，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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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中国 社会分层 高等教育 公平
论文摘 要: 社会公平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高等教育公平也是备受争议，本文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阶层子女在高校选择类型、专业，以及家庭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影响这三方面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发现伴随这一巨大的成就一起出现的是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差异也越来越大。中国古代有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当人们的心理落差越来越大时，就容易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动荡，于是人们再次聚焦公平的问题。高等教育充当着社会“选拔器”和“均衡器”的作用，所以高等教育的公平直接牵动着社会公平的神经。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迈进，高校扩招使得相当大一部分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高等教育正在逐渐走向公平?实则不然。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宏观上与绝对数量上增加了教育机会。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许多研究者发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增加的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上仍具有差异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表明:“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存在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之中。城乡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差距、不同社会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位、不同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以及教育质量的差异、女性较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利处境等已经严重地威胁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①
一、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的内涵
1.教育公平的内涵
瑞典教育家胡森认为教育公平应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个体的起点;第二是指中介性的阶段;第三是指最后的目标。即教育起点上的公平、教育过程中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参照1965年由美国、英国及西德等21国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在有关报告中提出的“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的内涵，高等教育公平是指:能力相同的青年，不论其性别、种族、地域，皆有相等的接受非强迫性的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不论其家庭背景、个人出身，皆有相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各阶层的青年，都有相等的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
2.社会分层的内涵
社会分层是指建立在法律或规则和结构基础上的、已经制度化的、比较持久的社会不平等体系。②社会的不平等或不公正不完全取决于阶层差异的大小，而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分配系统和平等的阶层流动机制，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把社会中的优秀人才选择到较高的阶层中。另外就是由分层所形成的阶层间的内在张力是否会成为阶层间正常流动的内在动力。
社会分层的首要前提是确立社会地位指标体系，即社会分层维度或标准，采用不同的社会地位指标体系进行分层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社会分层结构。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不同的分层中轴，即最核心的分层地位，它决定其他分层地位的获取。如农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土地，占有土地的多少决定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资本，社会成员阶层地位的高低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及其增值状况;后工业社会的分层中轴是知识信息，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极大地依赖其知识信息获得的机会和能力。③所以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多寡会直接影响他将来社会地位及经济地位的取得。接受高等教育被很多处于中下阶层的人看作是“跃龙门”，是摆脱父辈的阶层地位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捷径。高等教育的公平是决定这条路径畅通的关键。
有学者认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会影响到社会现代化的实现，甚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健康的发展。李承先认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大批产业工人称为结构性失业者，家庭经济情况恶化，负向流动成为社会下层。占全国总人口44%左右的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具备或者少具备现代生产技能，收入低下，其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难以改变。社会底层过于庞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瓶颈。”④
二、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
1.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进入学校类型的差异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城市本科生是农村的281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在2000年是17.6%，比1990年下降4.1个百分点;北京大学在1999年是16.3%，比1991年下降2.5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在2002年是22.3%，比1990年减少5.7个百分点。而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学院等非重点大学，2002年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63.3%，高于2001年7.9个百分点。袁本涛在最近的一项研究调查中发现，从1999年到2004年，清华大学在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录取新生的比率为44%—51%，县市及县级以下，包括农村的学生录取比率较小。以2004年为例，在清华大学新生中，4个直辖市新生比例占20.7%，全国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新生比例为46.2%，户籍是农村的新生为21%。⑤
据调查，出身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阶层的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子女。那些出身于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是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子女进入重点高校的15.2倍。显然，在整个社会阶层构成中，优势阶层占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对其阶层的精英维护和保持起到了重要的和稳定性的作用。重点大学，倾斜的资源配置在为一部分幸运儿铺设了一条通向社会阶层制高点的黄金通道。“重点学校的传递性，将会层层放大社会生活中的阶层差异”。⑥
2.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选择专业的差异
由于不同专业所体现的入学机会的多寡及个人预期收益的高低有所不同，不同阶层家庭对其子女在专业选择上能给予的指导性不同，各阶层子女在选择具体专业时产生了差异。
处于社会中上层阶层家庭的子女在专业选择时多倾向于选择那些切合时代特点，社会需求性大，未来就业前景看好，毕业后就业率高，发展空间大，专业性强，具有市场竞争性，入职后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热门专业，比如法律、医学、经济、管理等。而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女为了一次能够考上大学，减少考学的经济压力，因此选择那些报考人数不多，竞争不激烈，招生名额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学费偏低，对学生有优惠政策(如师范、农林、军事院校)的高校。 转贴于
3.家庭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差异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学家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在三个资本中，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最难在短时期内有质的改变。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及文化背景的总和，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文化再生产模式”指拥有较高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其子女在教育机会上享有优势。父辈的文化教育水平能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家庭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文化资本是实现文化再生产的主要机制之一，也是制约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隐性因素。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使子女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等，进而使其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有调查显示，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其子女进入优势资源高等教育类型学校的比例也在提高。早在200多年前，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就曾说:“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的手中;推动摇篮之手，正是推动世界之手。”
在形成不同阶层子女入学差异的众多影响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尤其表现在就读学校类型和专业上。自1997年全国范围内的高等学校普遍“并轨”，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行收费，教育消费支出的承受能力直接由收入决定。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对中国4万个城镇家庭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表明，占调查总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5%的财富，贫富差异问题趋于严重。高额教育补偿费用与家庭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对原有的教育制度造成了冲击，使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加剧。
父母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意味着他们有较为雄厚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充足优质的教育，使其子女在各级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均能抢占先机。
不公平的高等教育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隐患，然而更需注意的是，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最直接的结果是中国社会正常的社会分层流动的停滞，这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危险不仅仅来自社会下层的不满、社会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一个稳定流畅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不仅能缓和社会矛盾，而且能使民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丰盈的造血功能。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社会低阶层人士向上层流动，这无疑能促进社会进步，焕发社会的活力，也能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充分的交流和体现。因此，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强心剂。
注释:
①别敦荣，朱晓刚.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3).
②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③陈成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
④李承先.高等民主与中国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⑤袁本涛.调查显示:清华新生八成是城里娃[N].解放日报，2007-10-12.
⑥杨东平，黄一琨.阶层锁死——教育公平失衡之忧[N].经济观察报，2005-03-18.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朱晓刚.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上的公平问题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3).
[2]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3]陈成文.土地流转:一个农村阶层结构再构过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
[4]李承先.高等民主与中国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变[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
[5]袁本涛.调查显示:清华新生八成是城里娃[N].解放日报，2007-10-12.
【论文摘要】未来的知识社套是以人为末、以知识经济为主体、以知识管理为纽带的学习社套。知识社套的成人学习是与时惧进的学习，是普遍建立在远程开放厦网络条件基础上的学习．是伴随终生的学习．成人学习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是实现和展示人生价值的统一。
一、“知识社会”概念
20世纪中期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以来，利一学技术和知识在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引起了社会观念、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内涵的一系列变化。众多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表述及概念，例如:丹尼尔·贝尔，1973年提出“后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198b年提出“信息社会”，奈斯比特1982年提出“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社会”:90年代初c·温斯洛和W·布拉马则明确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i99s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其名为(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第一次把“知识经济”定义为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消费)为最主要因素的经济，自此人们也常把未来社会表述为知识经济的社会。
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经济虽然是社会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但经济毕竟只是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一部分.知识社会比知识经济的涵义更广泛、更丰富，可以更准确地表述未来社会的特征。时代的发展和走向已经向世人提出了建立高文化、高技术、高知识的社会，或者说高度发达、文明、进步社会形态的历史任务，这样的社会似以知识社会表述更为准确。
最早采用“知识社会”这个术语的是罗伯特，E，莱恩，他于1955在美国《社会学评沦》第?1卷第5期发表了《知识社会中政治和意识形态衰落》，通过说明科学知识日益增长的社会意义，而证实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正确的。彼得，德鲁克于1969年在毫不连续的时代》中也使用“知识社会”的术语。这本著作所展示的论点是将知识置于“我们社会的中心以及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础”的地位。他在1993年出版的毫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把“后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知识社会”，并认为人类社会的21世纪是知识社会长人并完成的一个世纪。丹尼尔·贝尔在对后工业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则交替使用“知识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贝尔的知识社会理论是建立在知识中轴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加拿大社会学家尼科·斯特尔对以往知识社会概念进行了社会学方面的批评性考察，对知识社会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全面分析，以其广阔的理论视野对知识社会概念的使用进行了综合，因而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在20世纪中期由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 EAST)和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协会(4S)联合组织的“知识社会的特征”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20世纪90年代德国对知识社会的讨论等都对知识社会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路和理论。
二、“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知识社会是坚持以人为本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
入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处于社会发展的中心，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从社会发展的整体来说，人的发展固然具有工具、条件的性质与功能，但从根本上讲，归根结底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使_人生活得更美好、幸福、文明和健康。使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更高、更好。这是_人类社会为之追求、奋斗的根本目标、根本目的。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地位和价值，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当入类社会脱离蒙昧状态，步人文明的时候，就体现了尽管是初始状态.但毕竟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人本精神。奴隶社会视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任意杀戮，践踏人性;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集权专制，以权力为本位;资本主义社会视金钱为万能，以金钱为本位，特别是法西斯专制时期，滥杀无辜，灭绝人性;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则是以高度发达、高度文明为条件和标志的，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发展个性，关爱人生，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知识社会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的、自然的发展，亦即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这一环境条件，所谓以人为本也是残缺不全的。工业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是以掠夺资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剧增、南北差距等为代价的。这种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观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后果与危害已向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以罗马俱乐部1972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为标志，说明世人对传统发展观及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觉醒。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1987年提供的咤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则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就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时候，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则进一步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特别是这次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这一未来环境与发展的行动纲领，把可持续发展变成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共识基础上的发展战略、开创了一个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知识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高度理性的社会，而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入类社会张扬理性、追求文明的历史产物，同知识社会的本质与走向是完全一致的。知识社会必然会在深刻总结提升入类社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更加科学地把握可持续发展这个充满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理念，呼唤并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促进并实现入和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而教育的实质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文化的生产与加工、保存与传递、深化与升华、发展与创新的社会功能，帮助人们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战略，既满足当代人生存、生活、发展需要，又顾及后代人长远的发展和根本利益的需要。
对此我国著名学者吴季松在他的《知识经济学》著作中，曾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方程”，用于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认为知识经济成分越高，可持续发展系数越高。可见知识社会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二)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
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经济为基础，知识社会的基础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知识社会的主体。知识经济的特征可以罗列数条，但最主要的有两条:
1.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韧识既是力量、素质和文明，又是资源、资本和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则是推动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动力。知识是首要的生产力，是创造财富的主要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的因素。“劳动创造价值”的经典理论，从本质上我们应理解为智力劳动创造价值，或者知识创造价值。日本的介屋太一认为知识价值就是“用知识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价值”。知识价值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的灵魂。自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熊彼特1912年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技术创新理论”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知识创新理论”.认为知识的源泉是科学技术研究，即著名的研究与发展(R&D)理论。他们把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这三者之间是一个环流.这个环流的形成使知识产量极大增加。从而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劳动力分布结构越来越向信息产业转移、倾斜。有资料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5 %以上，而建筑业，汽车业只分别为14% ，4%，可见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吴季松先生曾提出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和非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的概念，认为当稀缺自然资源指数e≤0.2时.这种产业就是非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亦即继一、二，三产业之后的第四产业。知识经济应是知识产业占主导的或占主要成分的经济。
新世纪初，全球高技术产业继续呈高速增长态势.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新的技术突破与融合，使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呈现三大趋势:一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结合，使信息技术产业继续保持主导地位:二是生物技术日趋成熟，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食物、健康和生存环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显现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三是纳米技术在未来的10 -- 20年中将取得重大突破，引发新的技术革命乃至产业革命.可望成为21世纪新的主导技术之一。这些趋势将进一步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通向知识社会的智力与技术支撑。
2.知识与经济一体化。一方面知识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著，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乃至决定因素，知识商品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经济愈来愈依赖知识，经济发展的知识取向、知识含量、知识作用愈来愈强烈。知识的经济化和经济的知识化的双向运行、相互渗透、交叉组合、融为一体，成为当代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知识和经济的一体化，一种必然的产物就是 知识产业化。知识产业化突出地表现在信息产业、教育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设计产业、创意产业和策划产业等一系列知识产业的兴起。这些产业既是商品、经济产业的升华与理念化。又是文化、精神、创意的物化与实体化。知识产业化是知识经济的直接成果，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知识经济的最佳模式。有的论者指出:与人类已经经历的农业、工业、服务和信息产业四次浪潮一样。建立在日趋市场化的教育、传媒、体育、旅游等领域和企业导向的媒介经济迅速演进与互动结合上的“后三产业”，将作为第五次浪潮崛起。美国新一轮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建立以知识社会和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经济结构。更加全球化、个性化和休闲化的新消费结构.着力发展信息技术、航空航夭、国防工业和生化技术工业。
(三)知识社会足以知识管理为纽带的社会
什么是知识管理，不少学者多有阐述，角度不一，理解不一。有的强调“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有的强调‘为了增强组织的绩效而创造获取和使用知识的过程”。有的则强调是“利用组织的无形资产创造价值的艺术”;有的强调有效地发现现有知识、提供知识以产生最好的效果:有的则从信息、知识和人的相互关系理解;有的从信息的获取、选择、表述和角度解释，如此等等。综合各家之见，笔者以为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强调对个人和集体的知识、智慧.对已有的显性的知识和存在于员工头脑里的知识、智慧的挖掘、整合.变成一个组织的集体财富和无形资产;二是强调知识管理的目的在于使用知识创造最好的价值。获取最大的效益。世界银行研究局提出了一个关于评价各国如何有效地运用知识促进其发展的方法论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构造了一个矩阵，它包括与知识有关的四个功能性变量，即知识的获取、创造、传播和使用，以及四个关键性的交互作用因素，即经济激励体制、制度、人力和技能、信息基础设施。笔者以为这可视为知识管理的基本内涵。
知识管理对于促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微软公司有形的固定资产很少，但其资产的市场价值达2000亿美元.而通用汽车公司作为工业时代的特大型企业。其全球设施和库存量堪称世界首位.但它资产的市场价值只有400亿美元(亦说500亿美元)，这就是知识管理不同于一般经济管理的奥妙所在:知识管理就是为组织和企业实现显性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共享寻找新的途径，取得巨大市场效益。显而易见，显性知识易于通过计算机进行整理和存储，隐性知识则储存在企业员工的脑子里，是员工的个人智慧和经验。知识管理的实施，其关键在于建立激励员工参与知识创新、知识共享的机制，把员工的个人智慧、潜在智慧变成集体的、现实的经营理念、经营决策;员工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掌握了哪些知识，而在于他们要具有不断创新和创造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员工的创新与应用知识，不仅能经营好今天的企业，而且为明天的企业研究出新的高招，因此知识管理应当特别关注员工的知识创新和集体创造力的培养。
关于知识管理的战略，据美国生产力与质量研究中心(APQC)的调查，现行知识管理的战略模式有六种:①把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经营战略;②把知识管理作为知识转移和最优实践活动;C;以客户为重点的知识战略;④建立企业员工对知识的责任感;⑤无形资产管理战略;⑥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战略。其实施方法为:①构建支持知识管理的组织体系;②加大对知识管理的资金投人;③创造有利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文化;④开发支撑知识管理的信息技术;⑤建立知识管理评估系统。
(四)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
知识社会和工业社会在教育观念、教育体系方面的本质性的区别在于:工业社会的教育把人生划分为学习和工作两个阶段，教育只管人生学习阶段，教育又只局限于学校教育，为文凭而学、为考试而学、为谋职而学的功利价值观占主导地位，而知识社会的教育则以提供灵活开放、快捷便利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环境、条件、资源、服务为宗旨，以全员、全程、全面教育为本质特征，能恰当地把功利价值观和非功利价值观加以整合处理，因此，国际社会许多远见卓识的领导与人士都把建立与未来社会相适应的学习社会(亦称学习化社会)作为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教育发展的崇高目标。
学习社会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哈钦斯在《学习社会》中提出的新概念，继而1969年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了试通向学习化社会》的报告书。我国学者张式谷指出:“所谓学习社会，就是学习意识普遍化和学习行为社会化的社会”(《人民日报》1998.7.7) 。
笔者理解，学习社会是从一个角度对未来社会形态及其本质特征所进行的一种表述和概括，学习社会是学习社会化和社会学习化双向渗透、融为一体的过程，是学习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主导或决定社会发展的社会实践主体及表征社会基本特征的要素是不一样的:农业社会重视经验，工业社会重视技术，信息社会重视信息，知识社会的核心要素则是知识。要获取知识，唯有学习，学习是获取已知知识和未知知识的基本途径。学习特别是终身学习是打开知识社会大门的一把钥匙，是知识社会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概念。对未来社会形态及基本特征的表述，学习社会与知识社会尽管角度不同，前者重在从途径、过程、活动角度进行概括，后者则更注重从本质、核心、本体角度进行概括，但在实质上都同样强调未来社会的教育化、学习化、知识化特征。在可预见的知识社会里，学习的过程终身化，学习的形式多样化，学习的态度自觉化，学习的工具智能化，学习的运行网络化，学习的行为社会化，将成为普遍的持续的社会现实。对这种社会现象该如何评价呢?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一个社会既然赋予教育这样重要的地位和这样祟高的价值，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有一个它应有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学习化社会，，”可见学习社会与知识社会本质一致，只是知识社会是对这个社会的总体描述和概括，学习社会则是从一个角度对这个社会的描述，是通向知识社会的必由之路，是知识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
三、知识社会背景下成人学习的特点
成人学习既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现实、未来的概念。知识社会背景下的成人学习，究竟有些什么特点呢?笔者以为:
1，成人学习是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征的学习。知识社会是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是信息量急增、知识陈旧与更新、知识的生产、转化、创新周期进一步加快的时代，是加快经济全球化，并促使各种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创新的时代。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学习与生活迅速融合趋于一体化的时代。成人学习历来是与社会进步、时展结合最紧密、跟进最迅速的一种学习。在知识社会背景下，成人教育比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培训比正规教育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学习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将潜在的经验类的知识转化为现实的数码化知识，将个人的知识转化为集体的智慧，转化为经营决策，运用到实践中去，并取得现实的成果与效益。成人学习还应把培养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品格作为主要内容和根本宗旨，帮助成人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创新、学会发展。成人学习这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必将成为促进知识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2.成人学习是普遍建立在远程开放及网络条件基础上的学习。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时代，不会识别符号、图像的人就是现代文盲，不会学习、不会利用网络化进行学习的人也是文盲，既难以生存，更难以发展提升。以计算机多媒体、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远程网络极大地突破了时空局限.使天涯若比邻，“地球村”成为现实，为各个地区、各个阶层和各类人员接受多样化教育和学习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因此，知识社会的学习观应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一种基于获取和处理信息的学习，一种以计算机多媒体交互的学习.一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之上的通过网络的学习。网络技术和网络学习正在改变人们的学习观念和学习方式。正象比尔·盖兹所说的那样:“国际互联网是一个浪潮。它将冲击计算机工业以及其它的工业.淹没那些在这一浪潮中还没有学会游泳的人”。有人疾呼在电子技术、国际互联网为即时和地球上几乎任何人进行通讯提供了可能。不利用网络技术进行教育学习的人，就象我们的祖先拒绝使用文字印刷术一样。可见社会成员应当学会并善于利用因特网及各种可能的现代信息网络进行个别化、终身化的学习。
一、费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一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与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样的“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人伦）”（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按费先生的说法，差序就是“伦”。那么，这种差序是怎样被决定的，亦即人们是按什么标准来分别关系的远近、亲疏从而决定相互对待的准则的？费先生没有直接作出回答，但他在书中别的地方曾提到，“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在单系的家族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标准在农民生活的一切方面是否都适用？对这一问题，费先生仍未直接给予回答，但他在“血缘和地缘”这一节中认为，“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是冲突和竞争。”之后，他进一步指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而像商业交易这样的经济活动要以“无情”的身份来进行，需要的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
教授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着重指出，这种差序格局发生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这种乡土社会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它是封闭的、人口不流动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有一定排外性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它又是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相对较薄弱的，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间自治从而给家族的长老统治留下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在家庭制度方面它也与西方现代社会有差别，它是“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即由许多家组成的族，是实行父系家族制度的。“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还有，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总之，它是一个社会变迁很少而且变迁速度很慢的社会”（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部分，第32页，“血缘与地缘”部分，“家族”与“乡土本色”两部分，三联书店，1985年。）。
教授这里所说的乡土社会，就是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他所刻画的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人们相互对待的社会行为的主要特征。“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认识和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回顾费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费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人们基本是按照男系血缘（父系家族）来决定自己和他人关系的远近和亲疏的，所谓差序格局的行为方式即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其次，血缘社会与商业活动不相容。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而血缘社会中奉行的是“人情”原则，两者是相抵触的，因此，血缘社会抑制商业活动的开展，而“理性”才是现代社会的特性。
二、80至9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姻缘关系、拟似血缘关系与利益进入差序格局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在这样的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亦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姻缘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的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
王思斌通过在河北农村所作的调查，有如下发现：（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的组织单位，农民成为商品生产者。农民家庭与他们亲属（包括由血缘及姻缘产生的亲属）的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合作是加强的，而且，这样的合作主要发生于男系家族之内。（2）工副业生产更宜于非亲属家庭之间的联合，并且，在像工副业生产这样的商品生产中，即使有亲属的联合存在，他们在生产中的合作也是以生产合作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亲属的身份出现。由于受经济利益的支配，其亲属关系变得越来越非亲属化。（3）由于生产中的合作必须考虑可靠性和有效性，有血缘与姻缘关系的亲属就成为他们视野中最可信的人。但是一旦关系最亲密的小家族（男方三代之内家庭组成的群体）中有了矛盾，则与姻亲家庭合作的比例就会大大增加。此外，空间距离，尤其是对方是否具有合作能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合作。
王思斌认为，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民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和加强，农村中的亲属关系首先出现了强化与紧密化的特点。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其次，与女系亲属家庭的广泛合作成为区别于解放前亲属家庭关系的重要特点。再次，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亲属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亲属家庭走到一起除了沟通感情以外，更主要的是为了在生产上更有效地合作，是为了经济上的互利。因此，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紧密，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亲属家庭之间相互疏远。只要农村仍执行现行政策，农村经济、社会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这种亲族性社会关系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会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注：见王思斌：《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3期。参见乔健、潘乃谷主编：《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一书中王思斌所写的《家族意识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稍后，郭于华和刘小京都撰文讨论过农村社会的亲缘关系网络。郭于华提出“亲缘关系”概念，用以表述当前社会条件下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宗族关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她认为，亲缘与宗族相比有着更大的覆盖面，在人们目前十分关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亲缘关系这一传统的社会关系范畴相对于获致性的现代社会关系，如契约关系、正式组织关系等是更为相应和匹配的。它既涵盖了按照父系继嗣形成的宗族群体，也容纳了由婚配构成的姻亲群体，而后者在我国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也有重要功能。亲缘关系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顽强存在，正是当前许多地区宗族势力东山再起的原因，同时它亦是整个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基础和模本。
但是，与王思斌的结论不同是，郭于华并不认为传统的亲缘关系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会迅速衰落下去，“从当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传统的亲缘关系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交织、融混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乡镇企业所引动的乡村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就是传统的先赋关系非但没有疏离、弱化，反而与获致性的业缘关系和正式组织关系掺混交织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带有先天的血缘和亲缘特性。”“在农村新的经济结构启动和发育过程中，亲缘关系是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也是实际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郭于华还指出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的倾向。她认为，在许多正式组织如单位、企业、机构的人际关系中，作为内容而存在的主体之间已不具有任何事实上的血缘或亲缘连带，然而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和整个网络的运作方式却相当完整地或部分地复制了传统亲缘群体的运作方式。其主要表现是：（1）在称谓上沿用类似亲属称呼的符号体系。（2）在一些正式的经济组织如乡镇企业中，人事安排和劳动分工的差序格局，表现在要职、美差、一般工作、苦累活计按照内外亲疏的差别在人群中分布；在管理方式上亦遵循特殊主义的差序规则和权威家长的领导。（3）在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上，人们通常尽量避免诉诸法律手段或正式契约去对簿公堂，而宁愿通过面对面的商议、调解或类似宗族内部关系的某种极端手段等处理方式而私了。（4）在尚无“老关系”有待开辟的领域中，可以找出关系、拉出关系，“找”和“拉”的具体方式常常是拟亲缘的……一旦成为“自己人”、“熟人”、“圈内人”，便亲近起来，各种事情的解决就可以循人情而定了，各种利益的获得也就不难了（注：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在经历了约10年的改革（城市约为6年）之后，到90年代，中国城乡经济或先或后都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9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人们之间相互对待的原则则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城乡的建立，开始了全面理性化的进程。即它将理性（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如折晓叶所言的“利、权、情”秩序的新格局，从而与“血缘、感情”一起构成了支撑人们相互对待原则的三个维度，并且在其中占有的比重也日益增大。
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书中提出了“利、权、情”秩序的新观点。所谓利益秩序，“是合作者出于获利目的而结成的合作格局，它以合作时支付的‘本钱’，如土地和资金为依据。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不允许合作利益圈子以外的任何人分沾。”所谓权力秩序，“是合作中最终以谁为行动主导和中心也即是社区资源流向哪里或由谁控制的问题。”由于现有体制下权力资源的分配倾向于村集体组织，村组织又具有作为合作主体的主动行为，因而在村庄中自然形成了以村集体为合作轴心的合作体系。所谓情义秩序，“是说合作行动不仅是出于单纯获利的目的，而且也出于人情的关照、亲族的情感和道义的责任。村庄在这种秩序中形成了相互扶助、扶贫济困、共同富裕的合作取向。”（注：折晓叶：《村庄的再造》第88～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他进一步指出，以“利、权、情”维系的合作圈子，建立在家族村落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它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而合作范围是相对封闭的。凡是“利、权、情”三种关系同时交织的，才发生合作的关系，才为合作体系所接纳，可称之为“内合作体系”，它只覆盖有“家族加村籍”身份的人。这似乎是传统乡土社会有的合作模式。但在开始了工业化进程的农村，随着村庄经济活动的日益扩展，就会发展出一种“拟似家族”的连带关系和网络，以扩大“外合作体系”。也就是说将家族连带的关系模式移植到新扩展出的非家族的合作体系中去，在其中起连带作用的仍是“利、权、情”的原则和秩序。这个拟制出的合作体系，不仅涉及到外部的行政体系和外商，也涉及到进入村公司的外聘人员群体，甚至涉及到从家族母体中分离出去的非村民成员和“空挂户”，等等（注：折晓叶：《村庄的再造》第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折晓叶通过自己的调查证实，从家庭沿父系的血缘关系向外推三代，是近亲—本家的概念。而实际中的家庭生活则极少与本家以外的人发生联系，即使在与亲属有关的重大活动中，如祭祖（此处指家庭祭祖而不是家族祭祖）、办红白喜事等也是这样。以参加者的范围而言，家庭的红白喜事往往要大于祭祖，但这还要看处于中心地位的当事人家庭势力的强弱及其经济财力的大小，扩大的范围仍沿差序格局从本家一直扩展到房乃至族。而在房族杂居的村子里，新的地缘关系和行政关系就可能取代房族的关系，其标志是该村的居民会更多的认同于地缘和行政的关系，村民的日常生活和重大活动也很少回到原来的房族中去（注：折晓叶：《村庄的再造》第214～2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因此，在已经工业化的农村社区中仍可保持差序格局的存在，尽管与乡土社会比，可能在形式与内涵上它们都有很大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折晓叶在文中已经指出了这样一点——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
我们在河北农村所作的乡镇企业的个案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的差序格局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又悄悄地发生着改变。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乡镇企业发展中出现的企业家族化现象。乡镇企业发展中出现的企业家族化现象其实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所有制背景：其一是指原集体企业由于家族成员的长期承包逐渐丧失其集体企业的特点，淡化与集体的责、权、利关系，并伴随出现集体资产流向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现象。其二是指家族成员利用家族关系调动家族资源建立起新型的个体企业和联办企业。其实质就是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企业，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家族化性质。
第一种类型的企业家族化现象普遍出现于80年代初期。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放宽使权力转化为资本有了可能性。ElementHankiss和J.Staniszkis等人提出“精英再生产理论”（theoryofelitereproduction）。他们认为在改革进程中，精英并没有发生改变，只不过从政治精英模式转变为经济精英模式。他们有机会利用权力转变自己。在我们的调查中，这一理论得到了验证。同时又由于家族关系的作用，使得这一模式产生了新的转化方式。在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干部利用权力的优势，在利益分配中向家族成员倾斜，通过让家族成员承包企业，使更多的集体财产流入家族成员的腰包，同时自己也从中得到好处。这样的承包结果必然是掏空了集体经济，而集体资产向家族成员的流失也为日后家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种类型的企业家族化，即家族性质的企业的兴起普遍出现于80年代中期以后。在第二种类型的企业中，来自家族内部的帮助对这些企业的创办和发展壮大是最具关键意义的。来自家族成员的信息往往更及时、准确、可靠；家族成员之间由于长期的交往，通常十分了解彼此的能力，内部集资能够得到最合理的使用；家族成员提供的技术和劳力有效地帮助企业压低成本和小规模高效率地运转，这些在企业创业之初都是最具实效的支持。而且，有家族关系的引荐、介绍或保证，企业在其产品的销售上也得到诸多便利，销售后款项通常能够及时收回，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村中的大姓、大家族的成员经营的企业往往在创办和发展时会顺利一些。而且由于家族比较大，在基层政权中当干部的本家人就比较多，因此更容易争取到国家的贷款等便利条件。大家族具有发展企业的优势。
总之，在目前中国农村工业基础差、资金底子薄的情况下，家族关系的运作、家族资源的调度为家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同时，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也正是在充分发挥家族关系的积极作用，避免家族关系对工业生产的消极作用的基础上取得的成绩。由此，我们也发现了家族关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弹性。我们拟用“家族关系的泛化”（注：参见侯红蕊：《中国北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族的作用及其特点》，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7年。）这一概念来表述我们关于家族关系对工业化生产所作的调适的认识。
所谓“家族关系的泛化”是指传统家族关系在改革后的农村社会中，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表现出了一些新特点：传统的家族关系始终强调的是男系一支的家族关系，而在当前的农村社会中，母、妻两方面的姻亲关系与拟血缘关系——干亲在经济领域的活跃程度并不亚于男系的家族关系，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姻亲关系在家族关系中作用的增大甚至威胁到男系家族关系的不容质疑的核心地位。另外，在企业生产中非家族关系取向日益明显，出现了传统社会中的“人情”原则与现代社会中的“理性”原则之间的冲突，表现在：（1）家族关系中的特殊主义规则——希望按亲疏远近得到特殊对待与企业的正规化管理容易发生冲突；（2）特殊主义规则的存在总使得劳动者试图打破企业生产中的业主与工人的正式关系，获得工作上的特殊待遇；（3）家族关系中的特殊主义规则与工业生产的正规管理发生冲突会破坏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因此，乡镇企业在生产环节往往回避家族成员。表现为拒绝亲戚到企业中来干活，或者对到企业中来工作的家族成员明确提出正规化管理的要求，实行非特殊主义的安排。
这样，企业的家族特征与量才录用、安排和管理雇员的理性选择由于将企业的利益置于最高地位而得到了统一。在乡镇企业中，首先，企业主与企业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共同利益。企业是企业主与管理人员共同创造出来的事业，企业的生存发展与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企业主与企业管理人员是低流动性的。其次，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具有一种从地缘和业缘关系中生长出来的情感，企业主仿佛是家族中的家长，管理人员对企业主就像家族成员对家长一样忠诚。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认同的“拟似家族情感”。因此，在中国农村家族文化的背景下，“利益＋情感”的双重整合使企业主与管理人员之间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拟似家族关系”。如前所述，这种拟似家族关系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差序格局”包容范围的扩大并波及日常生活领域，虽然这样一种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记。
三、对差序格局的再认识
在对以往和当代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的研究作了一下较为详细的回顾之后，我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些判断和假设。
本世纪40年代，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概念，并没有穷尽对中国乡土社会和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农村广大地区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人们相互对待的标准的认识，而是仍然留下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
对乡土社会（不管是未工业化的乡土社会还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当前的农村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首先是中心，这是差序格局中最初的个人或家庭（尤其是需引入姻亲关系的时候）所处的位置。接着，在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下按男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向外推出去，以上推两代（到祖父）及下推两代（到孙子）构成近亲范围的最近的同心圆；而在此范围内的亲属（或他们的家庭）则按血缘的远近分别为同心圆上的点；然后是五服（上至高祖下及玄孙）的同心圆，在此范围内的个人或其家庭亦按血缘的远近分别成为这类同心圆上的点。我们还可以再外推至房和族，此范围内的个人或其家庭亦按上述原则分别成为这样的大同心圆上的点。由于血缘关系是自然形成的，与作为中心的个人或家庭有血缘关系的个人或家庭在各自的同心圆上所处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差序格局原本是以这一位置和血缘顺序为基础而展开的。
我们还应该对“关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这两个概念作出一定的区分。所谓关系的远近，是指血缘的远近，亦即在同心圆（即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这显然是固定不变的。所谓关系的亲疏，是指往来的频度和感情上的亲密程度，血缘的远近可以成为关系亲疏的一个前提，但这不是绝对的，它也会因为双方利益的不同或其对另一方的期待不能得到满足而淡漠甚至彻底疏远。因此，可以认为原有的传统农村中的差序格局就是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关系结构：（1）关系的远近（这带有地理坐标的含义），这首先是由血缘决定，并且也是固定的。（2）关系的亲疏，这反映着差序格局中处于中心位置的个人或家庭与其他个人或家庭的互动情况以及感情的亲密程度，它是差序格局的中心和周边同心圆上各点之间的连线。这种线怎样连、原有的连线的牢固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变迁这样的连线是否会有变化，不仅取决于因血缘产生的亲情，也取决于已有的互惠格局及这种格局的变动，但这种格局决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在乡土社会中也是如此。只不过在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农村中，由于取得各种资源的可能性增大、提供资源的渠道增多及当事人原有的亲属网络不能提供新增加的对资源的需要，导致了农民的合作对象经常改变而使这种变动更为频繁，表现为现代农村社区中亲属关系的易于变动性。
在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开始了它的现代化进程之后，农村中原有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并没有消失，虽然它的内涵发生了某些重大的变化。普遍存在的企业家族化现象以及乡镇企业中家族关系网络的运作均可视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家族关系的顽强存在与有效运作的典型例证。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过程中已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家庭文化的烙印。这些事实显然与建立在西方社会发展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传统假设相悖，传统的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预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化，传统的人际关系诸如家庭、宗族、亲缘网络的功能和重要性将逐渐弱化。而在中国社会中，源于血缘和姻缘的亲缘关系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姻亲”进入差序格局包含了两层含意。第一，这意味着它进入了过去只包容血缘关系的这样的同心圆中，并且也可按与配偶的血缘远近而分出关系的远近。第二，与姻亲关系的亲疏也受这种血缘的远近和互惠原则的双重影响。很显然，当姻亲关系能进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之时，“互惠”或者利益在决定一方和另一方关系的亲疏中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当前农村中拟似家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农民对资源和合作的需求在原有的差序格局中无法得到满足为前提。但是农民将原本可通过建立契约关系这种方式达到实现合作或获得资源的目标的做法改为建立拟似家族关系，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特点。拟似家族关系从实质上看，是一种“感情＋利益”的关系（注：参见侯红蕊：《中国北方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家族的作用及其特点》，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7年。）。发展拟似家族关系的结果是原有的差序格局的扩大。它通过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来的业缘关系（正式）转换成一种类似血缘的关系（非正式），从而纳入差序格局的范围。
如上所述，“家族的泛化”对农村中原有的差序格局来说，意味着内涵的改变、范围的扩大及关系亲疏格局的变化。但是，这种范围被扩大了的差序格局在实际交往方面却被染上了更浓的利益色彩，因为就姻亲关系和拟似家族关系被纳入的动机及这两种关系实际所起的作用来看，无不与资源的取得和合作的成功相联系。如果说姻缘加上拟似家族（亲缘）关系现在进入过去只以血缘远近决定的同心圆，标志着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或家庭间距离的标准的变化，那么，利益正在成为决定关系亲疏的最大的砝码。原本紧紧地以血缘关系（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
利、权、情的动态合作秩序的建立，表明了原有乡土社会中以差序格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在该社区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所作的改变和适应，这种改变和适应表现为对代表国家及地方政府权威的村级行政机构、村集体组织（它控制着村里的主要资源）的再接纳和承认，尽管实际上村级行政组织在国家和村民之间所扮演的角色是很难明确界定的，但是村级行政组织的存在表明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深入和控制。这标志着作为乡土社会的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结构除了差序格局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维度（应该说这个维度在改革之前就存在，而且，它与差序格局可能是一个交错的关系）。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曾提到，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认为，血缘社会与商业活动是不相容的，因为乡土社会中的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而血缘社会奉行的是“人情”原则。对费先生的这一说法我们可否考虑再作这样一点拓展：农民的整个生活可以分为“礼”和“利”这两部分，商业经营活动和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在“利”的范围之内；而农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丧嫁娶等礼仪性活动及日常家庭生活与人际交往则属于“礼”的范围，通行的是由差序格局决定的、费先生所说的“人情”原则（即由亲情和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互惠构成了人们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当今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值得一提的是，当这种关系亲疏的改变出现之后，它却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在生产经营的范围之内，而是极有可能出现向农民的日常生活渗透的趋势，从而逐渐使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关系亲疏的格局。无论农民亲属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互惠是发端于他们经营的企业内部还是发端于家庭之间的联合和互惠，其最终的结果可能都会是这样——理性全面进入农民生活，从而让正式关系带上更多的人情味，同时又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并且，如果需要并存在可能，则尽量将正式关系转化为非正式关系。这就是步入现代化的中国农民对他们的人际交往和相互对待的标准的原则所作的选择。
上述在步入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中所发生的变化及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趋势，我们可以用“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来概括。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如何在保留传统形式的前提下，一点一点地改变了它原有的内涵，从而使这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能和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毫无疑问，他们这种纯自发的做法具有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这将为我们今后的社会学研究开辟出一块新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2.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历史社会地理 人群 社区 风俗 社会变迁
一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的《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有一段文字专论浙江风俗，他将全省十一府分为三个区域：“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接着，他又分析了缙绅与众庶之间的阶级关系，杭、嘉、湖“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金、衢、严、处“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宁、绍、台、温则“闾阎与缙绅相安”。在征引了前揭这段记载后，谭其骧先生认为：“这就是近世西方所谓社会地理学。”①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②这一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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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原载《纪念徐霞客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收入《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95页。
②(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的理论基础。①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②
关于社会地理学，以往曾有论著做过一些界定。譬如，英国R．J．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就指出：社会地理学是对“有关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以及支撑这些关系的空间结构的研究”③。台湾学者认为：“依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称为社会地理学。人类的社会生活，各地各有其特质，研究其特质之所以造成的理由，乃至于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是社会地理学主要课题。社会生活与人口、聚落、经济、交通乃至于政治、文化等问题相关，故社会地理学内容自与人文地理学内容难分。因此有人认为社会地理学为人文地理学之新名词，但社会地理学之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有别，将人类生活当做社会现象加以研究的倾向而言，前者较后者更强。”④《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列有“社会地理学”条，大陆学者李旭旦认为：“社会地理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研究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分析比较社会类型及其形成过程。社会集团具有不同类型，起源于特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反应。”⑤李旭旦还指出：早期的社会地理学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地理、聚落地理与城市地理等方面，除此之外，还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如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地理学后来的发展侧重于联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⑥。李润田主编的《现代人文地理学》一书列有“社会文化地理学”一章，其中有关社会地理研究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社区的地理研究；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包括社会关系的区位研究和社会问题的地理研究等)。其中所涉及的社区与环境、社区的中心与边界和社区空间结构及其影响等，实际上的内容即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这已不是当代社会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了。不过，以不同的标准划分出各类社区，以及通过对社区的对比分析，凸显不同社区的独特性，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人口地理、聚落地理和城市地理等均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⑦，社会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集团方面。对此，吴传钧认为，中国社会地理学要“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活动，地域性的行为地理，生活水平的研究与犯罪地理学”等。李剑如认为，当代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集团的空间类型、空间结构、空间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问题及其地域集中性的科学”。沈道齐、张小林认为：社会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空间地域特征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探讨中国社会地理学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社区地理研究；社会问题地域集中性的研究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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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②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③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第653页。
④石再添：《社会地理学》，载沙学浚主编《地理学》，见《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18页。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215页。
⑥1987年金其铭、董新编著的《人文地理学导论》也列有“社会地理学”，基本上承袭了上文的观点。
⑦日本广岛女子大学助教授堤正信所著《集落の社会地理》(溪水社，1985年3月版)，虽以“社会地理”为名，但实际上研究的就是聚落地理。
⑧参见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62页。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一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①，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②。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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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②(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二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历史社会地理在历史地理学中至今尚未占有一席之地③，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往就没有学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人类生活广泛受环境影响，古往今来，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记录相当不少。晚清民国时期，不少西方地理学著作被翻译、引进中国，这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其昀译有法国白吕纳(Jean Brunhes)的《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九月起，连载于《地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三卷第一期④，“人生地理学”亦即人文地理学。白吕纳是社会地理学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的弟子，根据白吕纳的看法，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各种人类生活，如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等，与自然地理学之各现象之相互的关系”⑤。人地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人地关系论自然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理论和研究的中心课题。自然对于人类是主宰?还是影响?抑或是相关?这是人文地理学家分歧的焦点。主宰说者，认为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绝对的势力，“人者地之产物耳”；影响说者，认为社会活动的演进原因多多，地理因素只是众多原因之一而已。而主张相互关系论者，则认为人类受地理环境的支配，而地理环境亦受人类的影响⑥。白吕纳虔奉其师维达尔·白兰士的地理哲学，他的主要学术思想除了揭示人力足以改变环境的具体观念外，还认为人类之适应环境，其能动性实与其他生物迥然有别。一般生物对于环境的反应完全是机械被动的，而人类对于环境的反应则相当灵活和主动，“人类具有心灵的智慧，其心理因素，亦为决定人地关系的主要条件之一”⑦。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⑧，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⑨共分三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三把刀)、堕民、九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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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关历史社会地理总体上的理论探讨，主要有：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3期，2004年5月。
④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白菱汉著、张其昀译的《人生地理学史》，收入何炳松、刘秉麟主编“社会科学小丛书”。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月世界书局出版有布鲁诺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此处的“白菱汉”、“布鲁诺”均是“白吕纳”的异译。
⑤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第46页。
⑥胡焕庸：《西洋人文地理学晚近之发展》，载《地理杂志》第2卷第3期，民国十八年(1929年)五月版。
⑦陈正祥：《现代地理学之观念与方法》七《法国地理学派及其特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1页。
⑧晚清时期有三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三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
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
张其昀除了译介白吕纳的著作外，自己也有不少相关的著述。如《江浙二省人文地理之比较》一文①，对于浙江宁波商人和江苏洞庭商帮等皆有论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张其昀出版《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一书，全书分四章，分别为“平原地带”、“丘陵地带”、“高原地带”和“高山地带”。该书“以中国之地势为经，气候、水利、人口、资源、实业、交通、都市、民族、国防等项为纬，就本国地理之基本智(知)识作系统之说明”②。其中，对于各地人群与地理环境之关系多所关注，如曰：“徽州茶叶品质最优，徽州六邑，地狭人稠，即在丰年，米粮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所得，以为挹注。徽州茶商散布全国，有‘无徽不成镇’之语。”③又如，“海滨之民习于波涛，帆影足迹交于南北两洋，宁波商人其代表也”④。张其昀对于人地关系的描述方法，与王士性对浙江的分析可谓一脉相承(只是在更大的范围上广而言之)。至于更细致的研究，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和二十五年(1936年)，张其昀就分别出版《本国地理》两种计五册，后于1957年稍加删节，总名之曰《中国区域志》甲、乙二编。其中，有不少内容与社会地理相关。张其昀认为：“区域地理(Regional geography)乃治地理学之正轨也。《礼·王制》篇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此虽陈言，而卓然为一天然区域(National region)之定义。”⑤“天然区域”是《中国区域志》的核心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大凡地理环境相同之处，其生活状况亦必大同小异，若此之地，谓之天然区域。”⑥在接受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同时，张其昀也努力发掘人文地理学的本土资源，进一步详细阐述了“天然区域”的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二大要素。先知一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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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理杂志》第2卷第5期。
②张其昀著：《中国人地关系概论》，“史地丛刊”，该书为当时的教育部委托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辑，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
③《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3—24页。
④《中国人地关系概论》第一章《丘陵地带》，第25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五辑，1958年1月，第62页。
⑥《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⑦《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中国区域志》一书，不囿于省界，而根据地形、气候、物产、人口、语言、交通、风俗和历史等种种要素，“参伍稽考，分析综合”，将中国分为黄河三角洲、大湖区域、大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区、珠江三角洲、岭南山地、海南岛、云贵高原、西南三大峡谷区、四川盆地、秦岭汉水区、陕甘盆地、黄河上流区、山西高原、海河流域、东北二大半岛、关东草原、白山黑水区、塞北草原、外蒙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西藏高原二十三个“天然区域”。在“导言”中，张其昀就以安徽省为例，说明“天然区域”及其内部的诸多要素。他认为安徽省的天然区域，明显可分为三区：北部属于淮水流域，中部属于大江流域，东南一小部分，属于浙江上流的徽港流域。地形、水利、气候各不相同，生计亦迥然有异，如“安徽之东南部，山多田少，生计艰难，故壮者多行役四方，徽州商人，到处有之”。他并且认为，“徽州之徽港，与浙江之婺港、衢港，同为浙水之上源，分隶二省，非通论也。吾人研究地理，要当注意天然形势，应分则分，应合则合，观其会通，而明其大纲，庶不至有重复割裂之烦，与源委不清之弊也!”①揆诸实际，皖南的徽州与浙江的淳安等地，不仅同属新安江流域，而且人群、方言和建筑等均大同小异，可见张其昀的说法的确颇有见地。
《中国区域志》一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六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三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一至立夏(五月六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十分之九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茶’，藉其名贵以召外人重视。徽州虽属安徽，但徽州绿茶非由芜湖出口，而由杭州运至上海出口，祁门红茶由江西九江出口，水运有关于商业，于此可见。徽州茶占全国产额四分之一，徽州六邑每年产茶四十万担，每年以最低山价之三十元计算，即有一千二百万元。上海绿茶外销市况，几视徽州产额之丰歉为转移。江浙两省，民间日用之茶，尤以徽茶为最盛行，即北平、天津、汉口、广州各大埠，茶叶店肆，类为徽州茶商所设……”②因此，徽州的风俗及民生，“因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壮者佣于四方，善识低昂，故亦有以货殖为恒产者”③，“徽州人素以善于经商见称，挟其土产茶叶，远游全国，各省商业，殆无不有徽帮者”④。尽管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茶业经营只是徽州民生所赖的一个方面，“无徽不成镇”局面的形成，亦不仅与徽商的茶业贸易有关，但《中国区域志》重视
地理环境、物产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却极富启发意义，在以往的地理学著作中，也是别开生面的。
除了徽州外，张其昀对各地其他人群的分析，亦颇耐人寻味。如对山西风俗，他指出：“俭，美德也，亦山西人最显著之风俗也。盖晋省山岳重叠，天寒地瘠，可耕之田甚少，物料须仰给于燕豫秦中，又苦于舟楫不通，是以坚忍俭啬，忧深思远，此乃环境之影响，不得不然。农夫夏秋在野，冬春在矿，商贾勤贸易，妇女勤纺织，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也。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吝啬迫隘，而好储蓄。即家钜万，亦务多积聚，淡泊自安，毫无奢华。……山西人善治生，其节财之法，往往为他处所罕见。……山西人最善经商，亦受地理环境之影响。盖土瘠民劳，每遇凶荒则负担赴外境，谓之赴熟，无安土重迁之习惯，一也。晋人善治生，多藏蓄，计较分毫，长于理财，二也。河东有盐铁之饶，贸易遍于各省，其商人‘任重而道远’，皆能忍耐，处事有恒，三也。”⑤自明代以来，山西商人闻名遐迩，成为执中国商界之牛耳的两大巨擘之一。以往虽然也有不少著作论及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从商习俗形成的关系，但此处张氏较为全面的分析仍有其独到之处。又如，对于江南风俗，张其昀认为亦深受风土之影响：
(一)郊无旷土，阡陌如绣，有古井田遗意。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地方自治，素称修明。至江浙二省人口之密，不但冠于中国，即在世界各国亦无其比。
(二)东南财赋之区，男女皆能自立，地饶多利，俗尚纷华。崇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浮侈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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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3页。
②《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06—107页。
③《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四章《东南沿海区》，第171—172页。
④《中国区域志》乙编第七章《东南沿海区》，第111页。
⑤《中国区域志》甲编第十四章《山西高原》，第349—351页。
(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颖异之材，挺生是邦，喜文艺而厌凡鄙，出自天性。布衣之士，率能摛章染翰，其格甚美。
(四)水土柔和，语音清切，春秋佳日，游侣如云。吴人善诙谐滑稽，谈言微中；又多闲情韵事，此皆交际频繁之故也。①
上述的分析，与王士性、张瀚和谢肇淛等人的记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或许我们并不满足于类似的描述，甚至有的学者可以“科学”地认为这样的描述失之“笼统”②，但由此亦不难想见学界对于社会地理的关注可谓不绝如缕，未曾间断。只是中国大陆自建国以后近30年，因人文地理长期遭受冷落③，故而对社会地理之关注亦遂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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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区域志》甲编第三章《大江三角洲》，第142—143页。
②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基于社会地理现象本身的纷繁复杂，许多情况下并无绝对明确的界限，数量统计固然“科学”，但“笼统”有时较之绝对的“科学”，或许更能大致概括和揭示社会现象的总体特征。
转贴于 三 历史社会地理学的研究内涵
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以及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等。参照当代社会地理学的框架，我以为，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
社区是包括人口、地域及社会关系的社会实体。换言之，社区既是一群居民，又是一个地理区位，同时它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社区的数量众多，其分布可以说是无所不在④。此前有关社区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社会文化人类学方面，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当代社区的现状⑤。实际上，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⑥，亦可借鉴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早在1948年，就已指出，社区研究与历史是相通的，他认为：“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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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谭其骧《历中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载《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④参见：蔡宏进著《社区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6月，第1—26页。在中国大陆，刘君德、靳润成、张俊芳编著有《中国社区地理》，“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科学出版社，2004年9月。
⑤关于这一点，参见王铭铭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第三卷，1997年4月；《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6月。
⑥历史学界对“社区”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著，如乔志强认为：“简言之，社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大类型。另外，少数民族也属于一个特定的社区。”(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125页)。张研曾发表《试论清代的社区》(《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她认为：“社区兼有社会和地理的空间概念。清代的社区可以说就是清代的区域社会。这种区域社会是清人以家庭、家族、宗族、乡族及保甲、里甲、坊厢等形式聚居其中、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产生各种互动关系而共生共存的社会地理空间。清代的社区与其他时代的社区一样，存在或重叠、或交错、或平行的多种形态，如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政治社区、经济社区、精神社区、民族社区等。多种形态的诸多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张研著《清代社会的慢变量》(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另外，卞利也有《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显然，他们有的是将“社区”当作“区域社会”的代名词，有的将之当成“地区”的代名词。不过，也有一些学者是将“社区”视作其内居民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凝聚力、范围适中的区域，以此为视角，研究社区内的人群、空间、文化、组织和认同等问题。如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阳江口平原的例证》 (载《史林》1995年第1期)、陈春声《乡村神庙系统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为例》(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725—761页)等文，虽未对“社区”下直接的定义，但其内涵大致如此。王振忠《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参见王振忠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20—157页)、《明清以来汉口的徽商与徽州人社区》(“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台湾暨南大学，2001年12月)二文，则直接而具体地将“社区”视作居民、地理区位和生活方式的结合。
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在这一层上可以说是和历史学的工作相通的。社区分析在目前虽则常以当前的社区作研究对象，但这只是为了方便的原因，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可作分析对象。”①也就是说，社区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社区还是历史时期的社区，主要看资料的情况来决定。而从资料的角度来看，在历史时期，有的地区保留下来的民间档案文书相当丰富。比如说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的徽州文书，数量就相当之多，其中就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乡村社区研究资料(我将这些资料称为村落文书)②，它的详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讲甚至不亚于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因此，运用这样的资料来研究历史时期的社区，显然是可行的。当然，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社区研究相比，历史社会地理更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和解读，特别重视对基层乡土文化的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承继积淀而形成的乡土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
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
在历史社会地理中，如果说社区研究侧重于对人类生活空间的探讨③，那么社会现象则侧重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的研究④。“生活方式是技艺的综合，是人群主动地求适应于地理环境的表现。生活方式的特殊、稳定和持久与否，大都要看地理环境之是否特殊与稳定”⑤。社会地理学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导入地理学研究，“它指的是一个人类集团的成员学习到的传统品质——即人类学者所用的术语‘文化’，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民族的制度、风俗、态度、目的以及技能的复合体。维达尔指出，同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意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⑥。生活方式的范围很广，如衣食住行、婚丧礼俗、休闲娱乐以及各类社会现象等。关于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人群研究：社会地理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特别关注社会群体类型。在历史时期，社会群体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形成，并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及行为准则的人们构成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由于他们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故而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分布类型⑦。因此，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最重要的便是人群研究。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影响。
1994年业师邹逸麟先生主编的“区域人群文化丛书”⑧，在丛书前序中，我们首次提出了“区域人群”的概念。所谓区域人群，是指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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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92页。
②参见拙文《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间日用类书为例》，“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2002年10月)论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2002年10月，待刊；《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二种为中心》，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史料馆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历史档案的多国比较研究”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近世东亚的组织与文书”)论文，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2004年11月，待刊。
③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水津一朗所著《新订社会地理学の基本问题——地域科学への试论》(大明堂，1980年6月版)，即以“生活空间”为其主要研究内容。
④日本社会地理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所编的《社会地理》杂志，英文直译即作“社会生活的地理”(Geography for Social Life)，该杂志于1947年创刊。
⑤(法)梭尔：《论生活方式》，载梭尔著、孙宕越编译《人文地理学原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四辑，1957年4月，第95页。
⑥《地理学思想史》第九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第232页。
⑦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7月，第726页。
⑧该丛书由王振忠策划并任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出版有《绍兴师爷》(王振忠著)、《徽州朝奉》(王磊著)、《山西票商》(安介生著)、《八旗子弟》(刘小萌著)、《钻天洞庭》(马学强著)、《苏州状元》(胡敏著)、《苏州梨园》(李家球著)、《香山匠人》(李家球著)、《宁波商人》(林树建著)、《两淮盐商》(韦明铧著)、《扬州瘦马》(韦明铧著)、《维扬优伶》(韦明铧著)、《秦淮粉黛》(剑奴著)和《九姓渔户》(剑奴著)等。
社会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人群，他们不仅有着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而且，其名称又是历史时期约定俗成的。如徽州朝奉、绍兴师爷、凤阳乞丐和山西票商等。有关区域人群，我们主要研究了地理环境与区域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区域社会心态、风俗习惯及其社会影响等①。
近年来，对汉族人群的研究，学界出现了不少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譬如，乔健、刘贯文、李天生所著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年9月版)，通过为时两年的田野调查，在收集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山西乐户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认为：“乐户被排除于宗族组织之外，因而在亲属关系、祖先观念及祖先崇拜上与农民迥异。同时在道德与价值观念上、人际关系上、生活习惯上、婚姻与家庭以及宗教信仰诸方面都有独特的理念与行为。”②这是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结合，研究区域人群的一个成果。这部专著相当扎实，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社会地理颇有启发③。又如，陈支平所著的《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认为：民系至少应当具备地域条件、人口因素、相对完整的社会活动体系，以及相对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这四个要素。他将福建的汉人分成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④、闽北人、客家人和龙岩人六个民系，并对各个民系的分布、各个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及福建汉民整体上的人文特征等，均做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其中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着眼，对福建汉人各民系人文性格方面的探索，有颇为独到之处，是目前所见历史学界对人群研究方面的一部力著⑤。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所著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 hai，1850—1980)⑥，“涉及中国的原籍族群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含义”，也是有关区域人群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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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区域人群”的基本概念此后似乎为学界所认可及沿用，除了笔者执笔的《历史人文地理》(邹逸麟教授主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社会文化部分之外，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八章《中国历史区域文化人群》，吴宏岐、王洪瑞合撰的《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也基本上采用了这一概念。
②《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第8页。
③与乔健等人的研究差相同时，音乐史学者项阳也著有《山西乐户研究》(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该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以乐籍制度、乐人为主脉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进行梳理”，据说，作者对山西乐户的关注也是从1994年开始，他对山西十多个县市的几十位老乐人及其后代进行了调查采访，掌握第一手的宝贵资料。但两部书的作者似乎都没有提及对方的研究，很可能是在不同的领域中分别进行的研究。
④关于闽南人，林再复著有《闽南人》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修订再版本。
⑤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著作也与人群研究有关。譬如，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这部书将汉民族的人文地理划分成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七个人文地理区，概述了各区的族群及其文化。黄淑娉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研究广东汉族的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即广府、潮汕、客家)的体质特征、文化特点、族群心理、广东语言和宗族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研究。黄淑娉、龚佩华另著有《广东世仆制度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对广东的世仆作了系统的探讨。人类学的研究，特别是国内近年来对汉族的研究，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反映各地人群社会文化风貌的通俗著作也层出叠现。如：《剖析“上海人”》，“闲话中国人系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2月；《品评“广东人》，1995年lo月；《说道“山东人”》，1995年10月；《放谈“东北人”》，1995年lo月；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北人与南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2月；余秋雨等著《东西南北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12月；方方、叶兆言等著《闲说中国人》，三联书店(香港)2002年11月。此外，还有《人文中国》、《城市季风》、“都市人丛书”和《粤人众生相》等。虽然是通俗作品，但它与历史地理学界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开展的对汉族人群的研究之学术倾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文字多出自作家之手，虽然间或不乏一定的学术水准，但也有不少是以极端的个案来揭示人群的特征和性格。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8月。
关于区域人群的研究，与社会经济史、人类学关系密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区域人群的产生、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密切相关①。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来，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应当加强对汉民族人群的研究②。当然，历史社会地理在研究各地人群的人际、群际关系时，始终应当加强对其地理背景的分析。我以为，今后应当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竹枝词、文集、笔记等资料，研究各种人群的渊源流布(包括人群由来、分布、地理环境背景)、特征(群体性格、心理差别)、经济(谋生方式)、文化(社会规则、家族家庭、衣食住行、婚丧礼俗、文化教育、宗教信仰、迷信禁忌)和语言(方言、俗谚、民间歌谣)，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研究。
(2)风俗地理：主要研究民间生活的空间形式③，也就是用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俗的形成、发展、演变、分布规律和区域特征。具体而言，诸如民俗事象的地理分布，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城市文化与时尚变迁等等，都是风俗地理研究的对象。其中，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在现代民俗地理著作中被称作是“乡间民规民俗地理”，主要是研究乡土社会中形成的诸多习俗惯例。对于这样的课题，历史民俗地理的研究，可以利用现存的大批日用类书加以探讨。譬如，徽州、绍兴、海门、湖南及上海等地都遗存下了不少日用类书，他们分别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不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环境下的产物。利用这样的资料，可以研究历史时期民事惯例的地域差异。关于风俗地理，以往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亦多有涉及④，而各种断代的风俗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也与风俗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历史社会地理并不刻意于人为的分区，更注重从人群研究的角度加以探讨。
(3)社会变迁：社会变迁是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发的各类社会变动现象，举凡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生活方式、风俗时尚等一切社会现象所发生的变动，都可以归入社会变迁的范畴。这方面的研究与社会史、社会学关系密切，只是历史社会地理的研究更偏重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加以分析。
由于此前历史社会地理尚未在历史地理学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而社会地理研究的范围又相当广阔，作为一门尚待建立的分支，上述刍议很大程度上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粗浅认识。该一分支的最终确立，需要更多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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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前苏联，社会地理学被列入社会科学系统，将它作为社会经济地理学的一部分，主要以人为主体研究人们生活和社会生产的空间过程与组织形式，包括人们的劳动、生活、休息、个性的发展与生命再生产的条件。参见左大康主编《现代地理学辞典》，第725页。日本学者奥田义雄所著《社会经济地理学论考——现代における世界像の把握》(大明堂，1969年)，第一编即包括对社会地理学本质和体系的考察。(第1—41页)。
②对于汉族人群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多方面的关注。譬如，在民族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等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此后，汉民族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华南的社会经济史学者通过与人类学者的对话和交流，逐渐发展出一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的人群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
③高曾伟主编：《中国民俗地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页。在日本，田村荣太郎所著《江户·东京风俗地理》(雄山阁，1965年1月)四卷，以丰富的史料及珍贵照片、地图，对东京的地理、历史风俗、城市发展和城市景观变迁等，均作了揭示。
④较早的如曾昭璇先生的研究，其成果最初是以讲义的形式出现，参见其后来正式出版的一些论著，如：《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此后的历史文化地理论著亦多涉及，兹不赘列。
My Humble Opinion on Historical Social Ge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