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9: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xx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xx-4000
教育经历
[20xx年9月至20xx年6月] 兰州大学 社会政治类 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xx/7--20xx/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xx/7---20xx/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xx/10--20xx/3： 爱心活动 | 长期辅助孤寡老人；组织“心灵有约”献爱心活动；策划并参与了“师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树活动
20xx/6--20xx/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xx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xx/5--20xx/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xx/6--20xx/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xx/6--20xx/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xx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xx/6--20xx/9：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xx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
20xx/11--20xx/5 自己独立设计并独立完成的兰州大学毕业生论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摘要：文章是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读后感，基于博兰对评判方法论的论述，对方法论的意义、方法论的逻辑、批判提了一些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方法论；逻辑；批判
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是一本经济学学科的方法论著作，该书很多内容是经济学领域的独有的方法论，但是，全书在与经济学领域的不同学者、不同流派的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批判的方法等却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所涉及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风笑天，2006）。方法论可视为对具体方法、技术的指导哲学层面的探讨和指导，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产生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博兰在书中就分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上两大取向：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主义经济学，前者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则和价值有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博兰还从“工具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对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进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可能出现争论和对立,比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了孔德以降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社会学，以及韦伯以降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所以，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规定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命题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兰提到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拒斥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中国社会学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每年发表的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怕是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方法论的，对具体的方法、技术的创新、改进、深化的论文也鲜有公开发表的，大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或者对西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辨析。从学科教育来看，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方法论几乎是忽视的，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不仅是学生而且大多数的导师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了解与掌握上，对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则大多轻视。中国的方法论也许都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学为指导就概括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科领域对方法论的忽视“造成了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一种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难从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们所独有的后设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刘莹，2005）
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
单就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编排来说，在正式展开他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之前，专门对方法论的逻辑进行了辨析，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博兰在书中说经济学试图成为实证的科学，社会学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试图使社会学科学化。科学的两个支柱分别是逻辑与观察，所以谈方法论，不能避开先讨论逻辑上的合法性。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李增刚，2004）。
科学研究要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两套基本的逻辑体系。归纳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往往是对立的，其实在博兰的书中，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两套逻辑的方法论的对立。
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博兰对“最大化假说”的批判、对波普尔的澄清、对新古典动态学的模型的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博兰所运用的逻辑基础就是他在本书开篇部分所讲到的“归谬推理法”与“归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通过一项结论的虚假性进行论证，以驳斥其假设的真实性这样的利用论据的方式被称为归谬推理法，反之，归真推理法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真实性。博兰通过对弗里德曼的那篇论文分析，强调了这两个逻辑的重要性，他说“明确识别论据的两种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论的批判，倘若认为能被运用于归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论据，则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归真推理法，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对合取型论据、析取型论据极其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
三、关于批判的方法论
博兰在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既成的“真理”、“事实”进行了批判，对这些似是实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刻了检讨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动态学、价值中立等，在论文第一部分甚至对“批判”进行了批判。博兰在自己的这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突出“批判”,不仅书名有批判二字,而且书中很多篇章标题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书中通过20篇强调批判的论文系统说明自己的方法论的特点。他说：“对理论采取批判的观点,是我不同于传统方法论的核心之处。”（博兰，2000）
对波普尔的评析在该书中是重头戏,不妨看看博兰是如何进行批判的。通常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然而，博兰却对这种认识和波普尔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说：“我反复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波普尔的观点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证伪主义’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他接着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因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证伪性,因而必须分清主次。博兰认为,在波普尔主义中,批判是主,证伪为次。
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据何在?换句话说，批判理论本身建立的支点是什么?它如何证明自己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偏见和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总会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质疑。（伍学军，2004）
四、关于本书的批判
博兰给本书取名为《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但是本书中给人感觉有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视角或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应用”的章节里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模型也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根本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周建成，2005），故，方法论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应该是允许有一定的界限和分离，恐怕该书开篇博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反感方法论也有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6.
[2]风笑天主编.社会学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李增刚.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
1.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3.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4.迪恩·麦肯奈尔旅游社会学思想解读——兼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
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6.旅游社会学研究初探
7.国外旅游社会学研究管窥
8.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9.旅游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流派
10.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1.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12.旅游、现代性与怀旧——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
13.建构论旅游社会学研究述评
14.旅游社会学的建构思考
15.社会学视野下的东西方跨文化旅游交互习性研究
16.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中新迪尔凯姆学说的分析与思考
17.教改: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
18.对城市旅游景点无障碍环境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19.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20.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21.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22.旅游社会学:方法、问题和研究成果
23.皮影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四种关系研究——基于社会学视角
24.基于社会学视野的黄山市汤口镇旅游城市化特征和机制研究
25.旅游社会学简论
26.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2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28.本真性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29.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30.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31.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32.旅游社会学视角下对草原人文景观开发与保护关系的探讨——以元上都遗址为例
33.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吸引物及其建构
34.中国体育旅游迅速发展的社会学思考
35.旅游社会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36.社会学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文化价值——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案例研究
37.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看旅游研究范式的确立
38.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39.西南民族地区发展体育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0.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文化现象
41.解释社会学范式:旅游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基础
42.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43.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44.城市发展事件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45.微观社会学视角下民族旅游研究方法的再审视
46.旅游学研究的新框架:对非惯常环境下消费者行为和现象的研究
47.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48.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49.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50.现代旅游与社会学的关系邹议
51.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2.现代性:社会学切入旅游研究的重要视角——兼论现代性条件下人们对旅游的情感纠葛
53.民族旅游消费不可持续性问题成因的社会学探析——来自贵州民族旅游开发地区的调查与思考
54.论建构旅游社会学的纲领性要素
55.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浅析
56.社会区隔:旅游活动的文化社会学本质——一种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解读
57.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58.旅游景观的文本化与神圣化——符号学与社会学的双重视野
59.科研:社会学视角下旅游行业的新挑战
60.民族旅游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61.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62.论旅游标准化的本质——基于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
63.南京旅游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旅游社会学的考察
64.旅游院校学生体育锻炼的动机、特征及社会学分析
65.消费社会学下我国高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研究
66.通过发展旅游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学探析——以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
67.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导游冲突问题研究
68.从社会学和旅游管理体制双角度解析旅游中的社区参与——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69.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70.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71.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72.旅游的社会效用及其机制:回归正常生活的视角
73.我国旅游消费异化的社会学分析
74.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75.生活方式型旅游小企业的特征及社会影响——以旅游消费社会学的理论为研究视角
76.人类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旅游:对话与思辨
77.明确旅游学的社会学学科定位
78.论个体化社会与体育旅游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79.阳朔旅游文化中的英语世界
80.旅游活动:社会疏离缓解的新视角
81.社会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宗教旅游开发研究——现实表现、社会成因与基本思路
82.近年来国内游客凝视理论应用的回顾与展望
83.基于社会学的旅游消费异化探究
84.社会学视觉下看民族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以贞丰县布依族为例
85.旅游本真性概念的发展
86.四川乡村旅游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城乡统筹融合理论的视角
87.发展与启示：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社会学研究综述
88.基于个体视角下的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研究——以九寨沟为例
89.乡村旅游开发的社会学思考——以贞丰县纳孔村为例
90.经验与发展: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二十年
91.社会学视域下我国旅游城市体育人口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调查个案
92.我国高端体育旅游消费群体特征分析
93.社会学视角下的宗教旅游开发与共赢理路——以中国佛教旅游开发为例
94.试论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研究体系及其对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启示
95.乡村旅游批判——基于社会学的视角
96.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97.俄罗斯来华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98.旅游发展研究院
99.中国女性旅游快速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100.大众旅游的社会学批判
101.关于旅游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
102.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探讨
103.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旅游社会学》课程设置及其体系构建
104.从旅游社会学看汉阳
105.STS视角下的旅游社会学——旅游行为的多维分析
106.近地遁世旅游社会学诠释及文化小城镇供给
107.论宗教旅游的社会学研究
108.国内体育旅游兴起动因的社会学探析
109.休闲旅游之社会学范式研究
110.从社会学角度谈旅游的概念和本质特征
111.体育旅游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112.旅游文化的社会学探讨
113.发展黑龙江省对俄旅游的社会学思考
114.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115.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出路——社会学的分析思路及解决方案
116.乐山入境旅游的社会学分析
117.古镇旅游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以朱家角为例
118.虚拟旅游产生的社会学原因分析与思考
1.1研究队伍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团队在近10年来逐渐形成，各个地域的研究团队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团队化和特色化为发展目标。从论文刊发在核心期刊上的数量来看，武术文化研究的主要单位和团队为高等院校的相关人员团队，比如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等。尽管其他综合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武术文化研究，但我们不难发现武术文化研究的主力军还是专业的体育院校，体育院校的体育资源丰富，研究人员的专业性更强，对于武术文化研究更加有优势。总的来说，我国武术文化的研究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过程中，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对于我国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2研究方法从现阶段的研究方法来看，研究人员主要采取的是研究文献资料的方式，结合一定量的实际走访调查研究，综合采取文献和走访调查获取的资料进行定性研究。因为从文献中获得的往往是间接资料信息，而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获得的是直接的、第一手的资料，这样更加有利于定性研究的分析，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武术文化的真实面目和本质化精华，研究人员通常采取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但限于资金、路途等等问题，学者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在现阶段而言还是较多采用文献法，这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重要问题。理论分析是研究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从10年的武术文化论文来看，我国研究人员对武术理论分析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对于学科广度的扩展和学科深度的挖掘，从学科广度上来讲，武术论文从过去的体育方向论文发展融合入了哲学、经济学等等学科内容。从学科深度上来讲，学者对武术文化内涵有了更加细致微观的分析，而不是像过去只停留在表面和宏观方面。
2武术文化研究的缺陷
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背景下也隐藏着不少缺陷。首先，研究结构上不平衡，据统计分析，我国近10年来武术文化研究论文中有64%的文章是研究武术文化的内涵，其方向如武术的发扬和继承、矛盾与传播等等只占28%，比例严重失衡，容易造成武术研究发展的畸形化。只有将研究的各个方向进行结构性的平衡调整才能推动武术文化整体发展。其次，研究透彻性不够，由于现阶段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从间接资料上获得的信息往往不如直接的一手资料鲜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武术文化研究的深入性，特别是有些注重实际研究的学科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必须深入到一线去获取最为新鲜的信息资料以供分析研究，如社会学和人类学。
3发展武术文化研究的建议
3.1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土化研究在不断深入研究武术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逐渐使用到多种学科的综合知识来丰富我们的分析论证，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起步较晚的情况下，这些科学理论较多采用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成果。但很多理论知识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情的前题上的，不能生搬硬套在我国武术文化研究当中，我们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所要研究的武术文化的内容摸清，再配合先进的西方知识理论进行本土化分析，避免出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谬误。
3.2理论研究多元化发展过去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学者往往找准一点进行分析论证，然而武术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不是一门学科一种方法就可以阐明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对于武术文化的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分析，融合政治、经济、历史多方面的学科背景，在分析方法上可以运用文学和哲学学科知识。理论研究的多元化有利于加强对于武术文化的全方位阐释，能够更加透彻地在新形势下解读武术文化。
3.3研究团队联合目前的武术文化研究团队大都是体育专业人士，然后由于多学科分析发展的需要，单纯地体育学科研究人员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体育专业人士应该整合高校研究人员资源优势，吸纳其他学科优秀人才进入本团队进行武术文化研究。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合，新研究人员的加入将打开武术文化理论研究新的突破口。
4结语
【论文摘要】本文考察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及其纲领、内涵、意义，分析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科学发展阶段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引入。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内涵及中国的现实谈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利弊，提出应该建设性地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
西方学术发展至今，各种学说流派的更迭步伐很快。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形形的哲学、史学、社会学理论纷纷粉墨登场，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它对科学采取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基础主义和实证主义实行拒斥，它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人们对知识和科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一段时间以来，解构科学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且这种思潮逐渐蔓延到中国。本文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和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谈一下看法。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20世纪，在西方，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迅速和广泛的进步。这些进步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借助于这种信念，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取得了惟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前苏联提出“科学，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提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1959年在布拉格举办的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0周年大会上，为表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社会功能的双重敬意，波兰学者倡议用科学方法研究科学，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逐步产生出来，人们开始对科学进行反思。同时在经过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被称为化学家之战和物理学家之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等等之后，人们对科学之剑的双刃性有了足够充分的体会，科学开始成为其它亚文化批判和怀疑的靶子。于是人们改变视角，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平台反思科学，学者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反思科学，对科学和知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构剖析，产生了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形成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新学科—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成员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故被称为爱丁堡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巴恩思和布鲁尔，他们以对科学知识生产和增长的宏观解释策略—强纲领而著称;另外，科林斯则以经验相对主义纲领而闻名;而拉图尔、伍尔加和林奇则主张对实验室的科学生产过程做微观的民族志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称科学知识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人们建构出来的，科学知识并非由科学家发现的客观事实组成，不是对外在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和合理表述，而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又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将其说成是普遍真理的局域知识，是负荷着科学家的认识和社会利益或者受到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而被塑造出来的，是一种地域的文化。象其它任何的知识一样，科学知识实际上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样就以世俗化、平民化的眼光重新展示了科学知识，让人们对科学知识从先前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等信条中解脱出来，给人们抹掉了对科学的神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元科学和社会理论的表述危机。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研究纲领
把社会建构论引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领域，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派的主要成就。此学派广泛吸取主观主义解释学及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特别是其中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立场，试图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主要纲领全面推进到自然科学领域。在他们看来，所有知识都不过是人们认为是知识的东西，是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科学知识同样如此。先前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的、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地是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这种建构论解释认为，“科学成果是在特殊背景下建构出来的，负荷着其产生过程的情境权益性和利益结构的印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条理地说知识是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将主要探究科学对象是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保存在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中。一些实验室研究甚至用文学铭写的概念，将实验室隐喻成一个专门生产论文的文学装置，暗示客观世界并不对科学起决定作用，科学是人们社会地建构和加工而成的，是人们对世界的一种信念，科学工作主要是一种文学的解释的劝服性活动，科学事实宪全是在一个人工环境中，通过对陈述的操作而被建构、被传播和被评价的。
布鲁尔指出科学知识作为自然现象的知识，它们不是真实的信念而是得到人们集体认可的信念。这些知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的和有原因的，它的内容经常发生重大的变化。知识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建立因果模型，以说明影响知识分布和变迁的各种因素。知识社会学家的目标和其他科学家并不同，他们所建立的理论也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普遍性要求。为此，他们必须把其理论既运用于真实的信念也运用于虚假的信念，并且要尽可能地在这两种情况下运用同一种类型的说明。社会学所寻求的是人们已经确立的各种信念的理论;伺时为使知识社会学不留死角，其说明模式同样适用于说明自己的信念。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意义
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任务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说明，从而达到对科学知识的消解和解构，使人们对科学知识有非权威性和社会性的认识。针对哲学家试图垄断认识论问题和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解释，或者只让社会学家插手那些其不能用合理性加以说明的剩余物的专业偏见，爱丁堡学派明确说明，所有知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数学，都应当用社会学的眼光，当作社会学需要研究的对象来对待。知识社会学完全可以插手哲学家们对科学知识本性问题的研究领域之中。知识社会学应当而且完全能够代替传统哲学为说明科学知识的本性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哲学问题域中的“有效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科学应当如何持续地接近真理知识”应该在社会学的领域内来考察。“科学家的认识群体科学家的社会群体如何设法建构象事实一样的知识?’，“科学家实际上怎样行动和互动以生产可被社会接受的知识主张?”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条理地说知识是根植于社会生活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质疑坚持逻辑和证据是科学合法性和科学家理论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科学观。试图将知识与文化及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所有知识都不过是人们认为并坚持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他们赞同后库恩科学哲学的一种观点，科学的实在性和真理性并不是因为它与实在相符合，而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地接受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宜性标签。科学知识不过是科学家对实在的集体看法，因为正是知识生产者而不是实在本身，选择了关于实在的“真理说明”和“充分描述”。实际上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相对主义在科学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蔓延，是对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观的一种建构和解构，它打破了人们对传统科学和知识的权威性认可，建立了一个批判性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新的视野。实质上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和发现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是受社会所影响的，是社会的人而不是纯研究科学的人。科学知识作为社会人的创造成果当然不可能不带上社会的因素、文化的因素，这些对科学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此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观的建构和批判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这种相对主义对建构论者的科学的社会研究事业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作为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无疑是有力的，但从长远来看，则未免是饮鸿止渴。一方面，相对主义常常从怀疑论开始，到放弃和解构“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倒向虚无主义的泥潭。这正如尼采的推理“有很多双眼睛，斯芬克斯也有双眼睛—因而就有很多真理，因而也就没有了真理”。正如史蒂芬·科尔所批评的:“建构论者在认识论上的这种相对主义立场，实际上阻碍了社会学家去理解科学家的行为，这种立场使我们去否定经验事实的重要性，把所有科学家都看成在其事业的性质上受到了哄骗。在促使社会学考虑社会因素在自然科学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方面，相对主义或许是必要的有用的，但当人们想要详细考察社会因素和认识因素究竟如何在评价一项新科学成果中交互作用时，相对主义这一起革命性作用的方法就开始起阻碍作用了。”另一方面，如果要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一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就必须把运用于研究对象身上的解构策略，对称性地运用于它自身。在此问题上，科学知识社会学要么就要彻底放弃为自己的科学地位辩护的权利，要么就得继续独断地对其诉诸的解释性资源持社会实在性的自然态度。可见这种对知识的解构是有其致命的缺陷的.它必须将哲学研究与经验研究区分开来。
四、在中国建设性地解构科学
目前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各种思潮、文化都如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许多领域也在跟踪世界的领先水平，科学技术为我们展示的力量和前景的魅力是巨大的。当前中国的高层领导大都是学理工科出身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简直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影响国家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几乎达到了统治的地步。
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解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合时宜.但是引进科学知识社会学可以更好地促进人们去反思当代的科学观，先天下之忧而优。正如库恩说的那样:“在阅读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时，首先要找到原著中的明显荒谬之处，再问问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如果你找到了一种答案，我还要说:有些段落虽然讲通了，但是你会发现还有更多重要的段落，以前你以为懂了，现在意思却全变了。”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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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赦免制度:“宽恕”在国家心理中的体现
20.司法社工职业的独特性
21.论强制辩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为中心
22.我国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立法研究综述
23.未成年人犯罪的性法学思考
24.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
25.试论青少年法制观念的培养
26.从性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看性法学研究的未来课题
27.关注弱势群体--女性主义法学的启示
28.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29.青少年犯罪预防中的“儿童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新思考
30.少年司法程序中品格证据适用的冲突与重构
31.儿童虐待的心理危害
32.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非刑罚化处理之构想--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33.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之定位
3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分析
35.论我国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之完善
36.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37.可能性与空间考量:精神障碍者的司法社工介入
38.法社会学视角下的男性自杀问题研究
39.论大学生犯罪是否从宽处罚及其完善
40.新时期重庆市青少年犯罪研判与对策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参考1、家庭暴力问题解决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2、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3、北京市社会工作事务所中社会工作者的激励状况研究
4、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城市空巢老人社区养老问题研究
5、社会工作教育对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影响
6、关于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工作融合的研究
7、灾害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一种优势视角的分析
8、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妇女社会支持网络的服务研究
9、社会工作对自闭症家庭的干预研究
10、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治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11、医务社会工作实习研究
12、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问题研究
13、整合式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流动儿童青春期性教育的研究
14、军休干部服务中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研究
15、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运行模式研究
16、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质量研究
17、社会工作机构资源动员模式研究
18、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人际交往的探讨
19、“三社联动”机制推动广州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
20、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现状分析
21、社会工作机构人力资源管理满意度调查
22、新形势下沿海地区农村社会工作问题研究
23、伤残人群社会工作中的困惑思考
24、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及前瞻思考
25、社会工作介入空巢老人居家养老的模式研究
26、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探讨
27、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28、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探析
29、增权理论视角下面向“三失”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个案帮扶途径与方法研究
30、社会治理视角下新疆社会工作示范点的发展研究
31、制度信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嵌入”公办福利机构问题研究
32、青少年厌学的社会工作个案介入研究
33、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
34、从社会工作机构的成立看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发展
35、社会工作视角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研究
36、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和整合
37、社会工作方法在改善医患关系中的运用
38、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机制探析
39、社会工作行业组织明确组织使命与发展道路方法的研究
曼海姆的学术生涯大致以政治流亡为界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893～1919),曼海姆出生于匈牙利,母亲是德国人,这一时期他受到了乔治•卢卡奇和乔治•西美尔的影响,1919年成为布达佩斯大学的教授,但随着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失败,曼海姆逃亡德国,开始了他学术生涯的中期(1919～1933),他先后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其间,1922年其以《知识理论的结构分析》一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3年纳粹解除了曼海姆的职务,他再次逃亡英国,任教于伦敦大学,一直到1947年去世。这种经历使曼海姆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
曼海姆早期研究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深受德国思辨哲学以及历史主义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学转向中,曼海姆一直以知识的本质、产生和局限为研究视角。曼海姆的社会学思想基于这样一个设定,即人类进入现代以来,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孤立被打破了,开始了相互的沟通互动,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以各种形式相互直面的世界中,而这些群体在以前都相互隔离,并将自身和自己的思想世界绝对化”。当然,沟通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并不能保证社会和谐或相互理解,②“在这个区别非常之大的世界中,不仅东方和西方,不仅西方各个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各种社会阶层(它们以往都多少有些克制)以及这些阶层中不同的职业团体和思想团体,所有这些阶层和团体现在都失去了自我满足和自认为应当得意的状态,而不得不面对异质集团的进攻而维持自身及其观念”。③曼海姆为自己确立的这一研究前提,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传播的观念,即生活在现代的人类,互相之间的沟通与传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影响着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知识生产,大到东西方文化间的跨文化传播,小到一个社会结构内部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沟通传播在其思想形成以及改变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曼海姆提出现代传播的普遍存在并将之作为自己理论分析的前提是服务于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这个核心任务的,但在客观上,这一点使他成为最早具备现代传播观念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研究的源头是芝加哥学派的约翰•杜威及其同事和后学,“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夫曼”,④杜威的传播思想集中体现于1927年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而曼海姆上述观点的提出是在192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几乎与杜威同时提出现代传播的观念。不过二人的侧重点不同,杜威与芝加哥学派的其他人类似,把传播与“社区”、“民主”等概念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曼海姆的视野更为广阔,考察传播对进入现代人类的思想、知识、观念的影响,重视知识分子、文化机构的传播功能。当然,不可否认,杜威的相关论述更为集中、具体、有针对性。曼海姆则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这也是曼海姆关于传播的观念及其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不为人注意的原因。但这一点并不影响曼海姆思想的重要性,我们仍然能够从其著作中发现关于传播的真知灼见。
比如,曼海姆在论述其知识社会学理论时,围绕着知识传播,对传播机构、传播手段、传播者都有深入的分析。《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英文译者、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对曼海姆的分析进行了总结,认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和思想在维持或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到了传播思想的机构和手段上,以及询问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是,知识社会学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存教育制度的类型以及各种类型的教育制度反映和影响它们在其中运作的社会方式。在这一点上,有关教育的论著中讨论很多的灌输问题,在知识社会学中获得了一个突出的地位。“知识社会学也对报纸、知识普及及宣传的作用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充分理解这些现象将有助于形成关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思想所起的作用,以及知识作为控制社会现实之工具的价值的更准确的概念。”⑤曼海姆敏锐地发现,在知识形成和传播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机构和传播手段,而且是一种功能强大的传播方式。后来的传播学者非常重视传播在社会中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称之为“社会遗产的代际传承”),未尝不是受到曼海姆的影响,而教育及教育机构的传播作用,后来的研究还很少。
不仅如此,曼海姆还从教育推广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其他机构,确立了知识传播活动的途径框架,他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主要责任就在于对知识活动框架内的机构组织进行系统的分析,包括对中小学、大学、研究院、学术团体、博物馆、图书馆、研究所和实验室、基金会以及出版机构等的研究。“了解这些机构的支持者和支持方式、举办活动的类型、政策、内部组织和相互关系,以及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⑥这种知识传播活动框架的确立,为后来者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行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导。⑦
在谈到知识尤其是政治知识的可传授性时,曼海姆考察了中世纪以来的知识传授,指出这是一个“传者”与“受者”接触的过程。他以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俱乐部为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知识与技能传授的恰当媒介和最重要的形式,“俱乐部便是人类联合的特殊形式,它完全无意于发展成为一种依据党派路线进行社会选择的恰当媒介,成为一个取得政治生涯和培植集团利益的基础。俱乐部独特的社会学结构,是理解直接的和非正式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最重要形式的关键”。⑧这一点不仅是线性传播模式最初的雏形,其中关于俱乐部的讨论还成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先声。曼海姆还指出,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新闻工作者必须受到良好的系统专业培训才可以胜任自己的职责。目前的世界太复杂,每一种决定,即使它不过是部分的因目前的机会使之有可能建立在知识和训练之上,也需要很多专门知识和非常广阔的视野,才可能有通过偶然的联合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最后得到满足。“对系统培训的需要,现在已经趋向于将来还会更强烈地趋向于必须给予有抱负的政治家或新闻工作者以专门的训练”。⑨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出版于1929年,当时西方仅美国有少数几所大学设有专门的新闻学专业,类似的新闻教育在欧洲还没有出现,曼海姆较早地指出了新闻工作者需要系统专门的教育这一点,并被后来欧美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所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仅如此,曼海姆还对未来政治介入专门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播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教育的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危险,即专门的训练可能忽视本质上属于政治的因素,所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问题,“对政治家的训练会不会脆交给党派学校?……因为,只要再仔细观察,我们便发现它的结果只不过是培养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和观点,而它们是受既定的社会和政治阶层的片面观点指导的。”⑩虽然曼海姆这里说的是对政治家的教育,但鉴于前面他把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并列,谈论其教育问题,所以完全可以推论出:在新闻工作者所受到的教育中,曼海姆对于党派政治的固定价值观对新闻工作者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治对新闻业的扭曲,提醒未来新闻业应为争取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努力,这种担忧后来被集权主义国家新闻业的发展证明不是多余的。
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尚未形成,所以曼海姆的传播观念具有相当大的超前性。当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发展起来之后,曼海姆的传播观念不可避免地对传播学产生了影响。传播学出现之后,以两种学术路径发展前进,以美国学术界为主的是经验――功能主义学派(又称为行政学派、实证主义学派),而以欧洲、加拿大为主的一批学者则发展起了传播批判学派(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11)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曼海姆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关键概念方面,都对传播批判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大力提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为文化研究学派提供了意识形态这个关键概念,启发了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仪式观理论的确立,对今天传播学研究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笔者将对这些影响另作专文讨论,兹不赘述。(本文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商务传播学”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52001)
注 释:
①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5页。
②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本序,第1页。
③⑧⑨⑩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5页,第185页,185页,第185～186页。
④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⑤⑥路易斯•沃思、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序言”第21、22页。
⑦英国西英格兰大学从事媒介与文化研究的高级讲师Michelle Henning就曾在2006年出版了“Museums, Media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见uwe.ac.uk/sca/staff/henning.shtml。
(11)陈力丹:《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12卷第2期。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一书主要选自《自然论文集》，本书由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三篇长文组成，它们分别阐述了韦伯方法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是韦伯方法论著作的代表作。本文主要通过深入的阅读研究韦伯的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一文，进行浅析。
在《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一文中，韦伯提出人们在大学授课时是否应当宣明他们所赞成的某种伦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观基础上的实际的价值判断这一问题。针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从纯逻辑演绎而得到的事实和经验事实为一方与以实践的、伦理的或世界观的价值判断为另一方的区分是正确的；其二是尽可能在课堂上不讲实际的价值问题。对于上面两种回答，韦伯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大学教师在一切具体情况下，甚至在面临使他的授课内容变得毫无吸引力的危险时，都会毫不犹豫地向听众，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陈述是纯粹从逻辑推理演化而来的或者对纯粹经验事实的说明，哪些陈述是实际的价值判断，并且把这一点看作自己天经地义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第一种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韦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同第二种回答，认为第二种回答只适于掩盖向听众发表的意见的实际影响，韦伯认为如果让教师放弃实际的价值判断，不能讲激情昂扬的话语，会使听众迷失于各种不同范围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讲坛上一般是否应该进行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因而它最终只能由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而对大学的任务所取的观点来决定。韦伯批评了种种不合时宜的德国教授们在大学课堂的言行，认为“如今的大学生在教室里应当向自己的教师学到的东西，首先是熟练地完成给定的任务的能力；其次，承认事实，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实，然后把关于它们的规定和自己的价值态度区别开来；第三，使自己服从职责，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个人兴趣和其他感受的冲动。”提出在每一项职责任务中，承担任务者应当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属于职责的东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爱与恨。
韦伯认为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决不指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因此关于实在的经验认识的科学必须拒绝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从而保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和中立性。科学研究者在涉及社会事实时，应当克制对它公开发表个人见解，韦伯写道：“一个职业‘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职责的话，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对时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个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动’。”韦伯深切地认识到研究者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和做学术报告时需要回避价值判断，不借科学研究来鼓吹自己的价值观；正是在这些因素之下，韦伯提出了“价值无涉”的概念。
韦伯写《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这篇论文的意图在于，批判德国的教授们利用自己不受攻击的权威在学术讲坛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点，混淆了价值判断和关于经验事实的科学知识之间的界限。在韦伯看来大学教授不能任意的发表其价值判断。即应该做到价值无涉（价值中立）。所谓价值无涉是指要求研究主体按主观愿望选择了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后，应该客观地描述关于所要研究问题的全面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不管这些资料和结论是否与研究主体、社会或者他人的价值观念相冲突、相对立。
价值无涉这一原则首先是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广为接受的标准。社会科学是否需要坚持“价值无涉”的原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争论。这两种立场在中国社会学界争论了十几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的郑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间的争辩。
李金教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价值无涉”的立场是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在《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写道：“在中国社会学界正如在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一样，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主张我们应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决拒斥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
郑杭生教授对“价值无涉”立场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回应〈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对我观点的批评》中写道：“‘价值中立’作为一种来源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在总体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会学方法论原则，是一个在国外学术界有严重分歧、毁誉参半、仍难一致的争论问题，是一个在本质上与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论命题，因此，对它极有必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把它夸大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也不能全盘否定，将它说得一无是处，连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认了。”
郑杭生教授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实事求是”的原则来代替“价值中立”。他在《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一文中写道：“总之，我与那位批评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学性，在坚持科学性上我丝毫也不亚于他；分歧在于科学性能否通过所谓‘价值中立’来达到。我认为通过所谓‘价值中立’不仅不能达到科学性，还会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来，科学性只有通过实事求是才能达到。”
在我看来，对“价值无涉”我们应该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认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彻底地抛弃。“价值无涉”原则在韦伯那里是一种原则，而非方法。是以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的，这也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态度。因此，我认为在大学教学的过程中大学教师可以适当地进行价值判断、发表其主观性的评论。以让学生能够更好的了解老师的思想，使大学课堂充满活力、学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课堂讨论，增加其知识，开阔其视野。
参考文献：
[1]李金.为“价值中立”辩护[J].社会科学研究，1994，（4）：58-63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改革是其法学兴盛的最重要背景。国人痛定思痛，终于认定以法治国乃安邦富民的必由之路。地看，从人治到法治是一种快速转变。“快速”表现在，近20年来中国的规范以前无古人的速度而滋彰，不同学历层次的法律人才和各种著述以几何增长之速在产生，瞬息间，法律在生活中已变为举手可触、不可或缺的社会存在。无疑，在这个“快速”过程中，进行于法学院系内的法学和研究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但是20年后，对与“快速”演进的中国法学相关的最基本的，实有静心体味、平和思索之必要。一为法学的目的何在？二为法学的方法如何？三是法学的规范怎样？
一、关于法学的目的
一般地说，法学是有关法律知识的学问。撇开交叉学科不言（如法学），“与法律相关”意味着有关前人法律（法律史学）和现今法律（部门法学），异域法律（外国法学）和本域法律（国内法学或地方法学）皆为法学的领域；同时，法学还要关心法律运作的本系统（司法制度学）和外在系统状况（法社会学）；除了对形而下的法律规范、司法制度和法律环境的关注外，研习法律的人还必然要探寻形而上的问题（法律）。这样，判断法学的目的便出现两种思路。一种为涵盖不同法学领域的“综合目的”或称“终极目的”；另一种为不同法学部门的“领域目的”。虽然对法学的终极目的有不同归纳，但应该说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法律被主要宣称为一种（国家统治的）工具，以此类推，法律之学也就演变为以服务国家统治为目标的一种学问，这种目标就是法学的终极目的。这样一来，会得出如下结论：1.法学代表的是一种工具性的、经世性的统治策略而非严格的知识系统；2.法学的构建要忠于以体现统治需求为宗旨的法律规范，法学是对法律规范的“正确”注释；3.以法学为职业的法学者实际上就是不断创设工具性法律规范并加以性解释的职业化群体；4.法学者的成就感来源于制定了或参与制定了多少法律规范，多少次证明自己正确地诠释了法律条文并因此而获得多少利益回报。
从世俗和实证的角度寻求法学的终级目的并无不妥。因为任何国家的法律，不管是国家制定法、地方法，还是宗教法、家族法都不应是该国存在和延续的对立物，否则就会出现国家与地方，国家与宗教，国家与家族的对抗，中世纪欧洲法律的历史即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法学者同普通人一样有着趋利的倾向，脱尘出世不可能是一项普遍要求。问题在于，将法学只理解为一种工具和经世系统，将法学的品位只定位于注释法律规范，将法学者的成就只同多多立法和正确司法相联系会带来诸多不利。以国家为中心，将知识理解为一种服务于国家需求的系统虽有一定道理，但“国家需求”本身并非衡量知识价值的绝对标准。在实践中，代表国家的主体类型是较为复杂的，不同的国家职能机关、地方机关的意志皆有可能（经过一定的程序）以“国家需求”的面貌而出现。这种程序是特定人群的意志能否合法地成为“国家需求”的关键。因此，“国家需求”本身也需要符合以理性为内核的法律要求（一般为宪法和基本法律），接受法律标准的评判。在此意义上，法学的使命不能只是盲从地迁就于“国家需求”，还应为辨明、捍卫“国家需求”的合法性（legitimacy）设计技术系统，营造精神氛围。同时应该看到，撇开信仰而言，国家在法律上只是一种拟制的主体。可以说，“国家需求”最终还是一种特定群体、特定阶层人的要求。特定人要求的正当性不是绝对的，因为，人的需求与的要求要和谐，而且在代表国家需求的人和没有代表资格的另一些人之间需要不断求得和谐，以避免优势人群处优而自利进而失去社会和谐的基础。鉴于此，从有利于国家需求的角度制定法律规范、注释法律条文只能是法学的一种目的。除此而外，法学还要为确保国家需求具有合法性而努力，同时，还应该从全体人的角度，弱势群体的角度，从自然的角度，来对它们相互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施以终极关怀。也惟有如此，法学才能够彻底且长远地捍卫国家利益。
在我国，应用法学和法学的“隔阂”由来已久。由于部门法学有着较强的应用特点，其优越感在于社会利益的直接回报率高，看一看每年法学类研究生报考比例的悬差，理论法学不得不“气短”。对比之下，倡导形而上法学的人们会讥讽部门法学者为“法律匠”、“操刀手”，务实有余而蕴涵不足。居间而论，法学的领域目的应该是个性化的，它意味着不同法学者所从事的不同领域的法律学问应该具有不同的目标侧重。部门法学的成果和人才被社会直接接纳的概率高，但是，不能因此就结论说，法学的目的就是培养“死扣”法律条文的操刀手，就是为了研究如何娴熟地诠释法律条文。法律史学的特点是注故援史、借古察今，但是，也不能说循溯脉络就是研习法律的根本任务。同理，尽管中国法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进的结果，但是，外国法学者们却不应持有洋学为先的优越感。
二、关于法学的方法
在国内，不管是法学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几乎没有法学方法论的课程，而法学专著和论文也大都没有对相关研究方法论的介绍。这至少在形式上说明研究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法学中无足轻重的地位。从原因上看，社会学科的研习方法同从业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是紧密联系的。同时，统治策略目的论和以法律规则为关注中心的学术立场，对我国法学在方法上不够繁荣的状况也有很大。先从法学教育上看，获得一张法学院的文凭同非法律课程（外语除外）的修习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关系，中国政法院校的分系方法，西方人是非常惊讶的———本科层次的法学专业，为何还要细化为经济法系、国际法系、刑事司法系等等？在许多西方国家，只能教授一种课程的人是难受法学院欢迎的。国外有位同事在其攻得法学博士后去应聘，被问：你能教什么法学课程？答：你应该问我不能教什么法学课程，结果中聘。而我国的法学教员都要属于某一个教研室（北大和清华两家法学院现无此建制），故其只能担任一个领域的授课任务，只能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否则属于“不务正业”。如此一来，纵然你原本具备多学科（multi-discipline）教研法律的能力，多年之后，也只能作专业户了。这样一来，法学者们都以特定学科而类聚，门户之见油然而生，学生就已单一的知识储备，加以专业户式的专业工作制度的提炼，再要求法学者具有丰富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能力，岂非奢谈。
受统治策略目的论的影响，法学尤其是理论法学往往会在一个超越具体社会语境的普遍前提下，用霸权的话语和概念重复演绎着脱离实际的命题。一些学者就是因为不遗余力地参与了对理论法学中某些虚命题的演绎活动而成名成家。其实，这样的“演绎”不是一种“命题-方法-求证-结论”的学术过程，因为，前提和命题是固定的，方法和求证也就失去了意义。
规则中心论是部门法学不盛的根本原因。法学固然要以法律规则为研究对象和起点，生活要实现有序，法律规则的权威必须要维护。但对法学来说，更需要认识的是：法律规则既不代表绝对正义，也不代表终极真理，更不能说法律规则是横空出世，“法律就是法律”所反映的只是一种偏狭的逻辑。在17和18世纪的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律人士之所以受人敬仰，就是因为，如果他们除法律以外没有丰厚的与文学知识，就会被当时的民众视为与技工无异的人。道理很简单，可让法官、检察官、律师、行政执法者丝毫不差地去恪守的法律规则是绝对存在的吗？法学者思考法律规则的知识与观念，适用于法律规则的逻辑与话语是纯粹法律的吗？法律规则的精神真的可以游离于、历史、条件、心理、文学、等因素而被贴切地解释吗？显然不能。而当的法律以惊人速度增加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法学者们已无暇去或没有能力去从法律规则之外寻求研究的方法，对法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种情况只会使标准化的法学制度（统一的教材、大纲和教学进度）和闭卷检测背法律条文能力的制度愈演愈烈。对法学知识整体结构的合理化来说，这是令人担忧的，它反映了法学的稚嫩。法学的方法应受到关注，方法受制于学者的素质，反过来，侧重不同的方法会塑造不同素质的法学者。法学的繁盛需要不同类别的法学者，对一个对象的研究也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或结合不同的方法来开展，因此，法学的方法也应是多元的，断无以一法统众法之理。
三、关于法学的规范
严格地说，没有规范的知识积聚和演绎不能称为学术，至少不能称为学术系统。20余年来，我国法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种负产品就是学术规范性不强。法学自身是关于规则的学问，但是，从事这种学问的活动本身却无严格规则可言。在对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资料的要求以及教材、论文和专著的写作格式等方面，不仅不存在全国性的统一学术规范，且全国法学类的学术期刊和法律类的图书出版行业同样也缺乏统一而严格的学术与编辑规范。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西方，法学包括其他社会学科，不仅具有丰厚的知识总量和资料，更重要的是记载这些知识的书面材料皆须符合形式规范的要求。一方面，这种规范保障着学术的严肃性和专业性，避免了学术投机，凸显了学术独立。法学研究必须要在充分收集研究资料并加以加工的基础上才可进行。对作者来说，遵守学术规范不单是为避免侵权，更体现着其学术人格；对学术来说，不符合规范的作品再多，也只是知识总量在形式上有了增长，而学术的品位却受到侵蚀。一部（篇）法学作品不管其研究命题在形式上多么符合国家的需求，文字上如何流光溢彩，也不管其口号上如何响亮，意蕴上如何深邃，所说明的只能是作品的应景性、作者的文学功底、宣传造诣或哲理能力，但其本身却不是严格的学术著述，更不能作为授予法学学位的凭据。有人这样讽刺我国的法学现状———研究不好中文的、外文的、历史的、的甚至是自然的学者稍作调整和努力即可成为“法学家”。对此，我们丝毫不应苛求法学以外背景出身的法学家们的不纯粹，相反，却应反思法学自身的学术系统有无专业的规范性、技术性可言。如能用修练中文和外文的艰苦，考证历史的精准和认真，冥想哲学的出世脱俗来要求、评测法学者的话，法学家队伍的扩展速度会大为减慢，法学也不再会被人说成是众人皆宜的行当。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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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参考文献]
[1][德]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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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5]劳承万. 审美的文化选择[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孙逊. 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N]. 光明日报，2005-9-13.
【关键词】网络小说 虚拟社区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参考文献：
[1]光明，张钊.略论网络小说的写作特色[J].写作，2010，（1）.
[2]谢宏娟.中国网络小说影像改变作品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3]赵秀文.“粉丝文化及其现象的解读[J].新东方，2007，（9）.
[4]张晨阳.“迷文化”：新媒介环境下的价值审视[J].中州学刊，2011，（6）.
[5]蔡鹏飞.电视迷文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
[6]邓惟佳.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