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2: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西方民族音乐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传统文化；实践
中国分类号：J6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5-161-1
一、引言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集开放性与综合性的学科，它不仅大大地扩展了音乐人的视野，而且可以促进音乐人研究音乐观念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民族音乐学的含义，深入分析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以及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实践。
二、应用民族音乐学的介绍
应用民族音乐学是从民族音乐的角度出发，管理与各个国家的传统音乐有关系的一系列活动，它的领域含有音乐节组织、展览会的展示和音乐技能的培训等。
民族音乐学汲取了社会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音乐家们不是局限在传统民族音乐套路里，而是在不断超越传统方法，利用民族音乐引进新文化理念与方法认识到文化事项的重要性。在实际中，把音乐学的一些观念切实应用在实践中时，常会出现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尤其是进行田野考察时，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常常会突现出来。最近几年，常出现的各个国家民族民间音乐节、各类民族音乐会议组织和电视台关于世界音乐节目制作等，都是应用民族音乐学主要内容。
三、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思考与分析
多元文化并不是一种全新现象，并不是世界各地文化的碰撞，多元文化很早就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孤立存在，各种文化需要相互吸收和不断消化外来文化，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应用民族音乐学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它的学科理念为中国音乐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多启示，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政策都以民族音乐学的思想作为基础。音乐教育从原来的以西方音乐作主导的状态已逐渐得到改善，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比例正在渐渐增大，民族音乐也逐渐走进学生的课堂。受民族音乐影响，国家也启动过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保护。很多音乐和民俗都被列进遗产的名录，国家相关部门设立了国家、省、市、县级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这种保护是在众多民族音乐家的呼吁下启动和进行的。民族音乐具有重要贡献。我们要学着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传统的音乐民族特色，使应用民族音乐学树立在世界的音乐之林。.不同的音乐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意义，评价任何音乐文化都应把它放在文化内部进行。民族音乐给中国音乐学子的最大启示就是任何音乐都能将西方音乐看作是唯一的标准，要使所有音乐学子彻底的树立起音乐文化的价值是相对的思想，要客观地看待不同民族的音乐，审视不同国家的文化，尤其对当今时代的中国音乐来说，这种理念的树立很不容易。
四、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工作
（一）多组织音乐学者对外交流，多参加民族节。民族音乐节之所以能成功开展是因为它可以强化民族精神与民族认同，能够增强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要保持传统民歌在民族音乐节占有一定比例，体现民族艺术的自信力，作为多种艺术混在一起的民族艺术，应适当强调当下的流行音乐，符合大众的音乐品味情趣，要保持民族音乐节的精神内涵。例如可以组织音乐老师出访或者邀请国外学者来中国讲学。
（二）多参加世界音乐周。世界音乐周提供的舞台非常真实，它在民间音乐里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对音乐学视野来说，举办世界音乐周，是地域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促进世界文化向多元化方向积极发展，学习世界的音乐是不同国家相互建立理解和尊重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参加北京现代音乐节及大学生艺术节等，作为局外人参加音乐周，作为听众参与活动，参加音乐周可以提升自身的音乐品位及学习多元的音乐文化，开拓音乐视野。尤其是参加其他国家音乐周，因为中国不仅要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音乐风格，还需要与西方文化融合，与世界各国文化相融合，从而让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走向世界。
（三）创建英文版的音乐学文集。音乐学者要在不断积累经验，并取得傲人的音乐成果时，还学习英语，把音乐的成果传达给他人，英语是国际的通行语言，也是国际学术的交流语言，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懂英语，中国学者要能用英文发表音乐论文，才能被国际学术界了解。目前，国际很多展示中国音乐成果都由外国学者建立，所以，音乐学家应该尽量地翻译中国的音乐研究，阐述思想，便于与国外音乐人展开交流。
（四）音乐家应多参加音乐学术会议。影响我国音乐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音乐学术思想的传播，要加大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和学科建设工作，多创造学习音乐的机会，尤其是感受应用民族音乐，了解什么是真正应用民族音乐学，它不仅含有详细具体的操作流程，还包括很多理论问题，例如：思考学术性音乐活动的组织，乐器展览馆内所展现的文化移动等问题。
五、结束语
人们越来越重视应用民族音乐学，应用音乐学需要音乐者将单纯理论性研究与社会实践切实联系起来，直接服务社会，实现学科的作用和价值。民族音乐学的学者，应该不仅乐于对社会的音乐现象提供自己认知和理解，也应该尝试向社会做出具体的实际的帮助，所以，应用民族音乐学给音乐学者带来了实现理想的渠道，这就让民族音乐学除了具有研究理论的作用外，也要有具体的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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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艺兵.拆除藩篱―――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后现代反思[J].中国音乐学，2010，（03）.
论文题目：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傈僳族“阿尺木刮”
一、选题背景
滇西北流域生活的傈僳族，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歌样式及种类，在人类学的视野里，滇西北傈僳族的木刮文化传统是傈僳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滇西北文化模式的集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阿尺木刮”是以傈僳族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形成的极具民族性格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民俗艺术事项。长期以来，音乐学界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音乐形态、音乐种类等方面进行的记录和调查，而“阿尺木刮”的生成环境、生成因素以及在历时与共时的交集中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作为最能真实直接表达文化个性的民间歌舞事象，是每个民族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不能脱离其生长、延续的空间、时间以及人们的音乐行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由黄凌飞老师引荐跟随着云南大学的罗梅老师，一同前往怒江参加傈僳族的阔时节活动，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阿尺木刮”这一具有傈僳族传统气息的歌舞种类，让笔者真正感悟到傈僳族歌舞所具有的完整而充满张力的文化独特性，故选择其为硕士阶段毕业论文的主题。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选题目的
1、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无论是从人最为基本的人权问题开始发生了改变，还是从学术研究上都有了质的飞跃。“阿尺木刮”是维西县特有的傈僳族传统歌舞，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社会的关注度较为广泛，将这个地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特征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这个地区各个族群之间音乐文化内在的本质。将云南滇西北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置放在音乐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背景中。笔者试图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这一歌舞生态系统的实地考察分析，运用音乐民族志的分析和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方式来呈现文本，这样对“阿尺木刮”进行专门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傈僳族“阿尺木刮”过多地运用音乐本体来分析其的音乐的特征，对于这个民族的认知方式、概念体系、音乐行为的描述很少。只有对于这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和阐释，才能够从生成机制中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该民族的音乐。
(二)研究意义
在研究对象确立的同时，尊重其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和其音乐文化的地性知识，力图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通过对“阿尺木刮”所依赖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其文化内涵、族群中的族性认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更深刻地认识傈僳族的“阿尺木刮”，预计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运用音乐民族志这样一种阐释性的理论范式；以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为理论视角，将维西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放在声音及意义的社会背景中，拓宽了艺术审美的视野与领域。人类学家赖斯先生在梅里亚姆的三维模式基础上所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和体验”整体模式的运用，体现重视共时研究与历史性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于维西地区傈僳族村落调查，以个案的形式对其进行分析，采集和收集大量的“阿尺木刮”一手资料，对“阿尺木刮”进行音乐人类学的分析和研究，期望通过理论的层面阐释“阿尺木刮”更深刻的内涵和其背后的意义，并使的维西地区傈僳族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得到多维多元的展示，使得大家能够更好的认知傈僳族的文化内涵。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论
维西傈僳族文化学者林永辉收集整理的《维西县傈僳族歌舞———阿尺目刮》文章中对于“阿尺木刮”起源有如下论述的：傈僳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氐羌部落的一支，经历了漫长的迁徙，直至怒江州、迪庆州维西县一带。“阿尺木刮”是维西地区傈僳族祖先创造且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歌舞事象，当地人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生活中，与羊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且通过模仿山羊的声音和动作形成的一种相互间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维西县文化馆非遗在中心主任和琼辉老师讲述：山羊是傈僳人的图腾，并且傈僳族人是很敬重山羊的，相传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傈僳族有一位很美丽漂亮的女孩，不小心被村子里的头人看上了，头人想要娶这位女孩为妻，但是女孩不同意这门婚事，连夜她就抱着两头小羊上山去了，为此躲避头人的婚礼。躲在深山密林里的女孩，无时无刻地觉得孤独和寂寞，因此身心如此痛苦，只有把羊当作自己的朋友，跟它们交流。她学习羊的叫声来唱歌与羊进行对话，学习羊的动作来跳舞与羊进行玩耍，久而久之就有了这种舞蹈，并且得以传承下来。在“都市时报2008~2009‘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寻踪’系列报道、十七香格里拉傈僳族“阿尺木刮”中的论述为：“傈僳族属南迁的古氐羌人，从古代移民的画卷中可以看出，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在漠北悠远的星空下南迁，为祈求族群幸福和平安，首领们会选择适当的节日祭祀，祭祀的羊儿歌舞即是起源。”
叶枝镇新洛村“阿尺木刮”国家级传承人熊自义老人告诉笔者，傈僳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里，几乎与外界不往来，天长日久都过着采集、狩猎、游牧的生活。与山羊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傈僳人每天都要将山羊放到山上，在这个孤独寂寞的过程中放牧的傈僳人与羊朝夕相处，时常观察着山羊的声音、动作和体态，观察山羊在吃草、在玩耍时候的各种习性，为了消除孤寂常常模仿它们的动作和声音。日积月累，形成了傈僳族最为原始和精彩的“阿尺木刮”。同乐村大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有关于“阿尺木刮”的美丽传说“相传同乐村在最早的时候是不叫同乐的，以前是叫“罗托腊”，在几百年前，有两个夫妻从外面私奔而来，悄悄的偷住在的大河边。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后代，只是孤独地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老的夫妻问他们“你们从来哪里”，他们回答说“我们来这里玩的，今天晚上能来你这里住吗？”回答说“好的”，之后在夜里的聊天过程中，他们就聊了彼此的来意，如他们是从哪里来到这的、他们叫什么名字等等，在这样的聊天中两对夫妻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年轻的夫妻问他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年长的夫妻说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带着一匹小骆驼，在用我们的当地话来说就是“罗托腊”也就是骆驼来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把这里叫做“罗托腊”这个名字。年长夫妻说“我们两个是因为彼此间相亲相爱才跑到这里来生活的，而你们是因为父母的不同意所以才来到这里的，我们情况都一样，要不我们就做一家人吧”，从此这四个人就一直生活在了一起。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大量的查阅相关的地方民族志、文化志、社会历史调查等文献资料，了解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相关记载与知识背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比较、收集和整理以及归纳以往研究成果，从其中探寻出自己的研究视角以及切入点。
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维西县的叶枝镇及周边村寨进行田野调查，运用主位与客位进行系的统调查，从个案入手，主要是对当地民间传承人、当地的领导部门、参与活动的群众等不同人群多方面进行采访，观摩并加入到当地群众举行“阿尺木刮”的活动，走访当地民俗生活，向当地民众研习“阿尺木刮”的方式、意义等，以便后期研究。笔者以局外人的视觉和局内人的视觉参与和观察的双重身份开始调查工作，与当地的傈僳族族群生活在一起，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傈僳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文化构成，以便深入了解其思想与行为，更好研究“阿尺木刮”。将第一手田野资料与田野资料结合，从中寻找新的发现和视角。
五、写作提纲
中文摘要3-4
Abstract4
绪论7-11
(一)选题缘起7
(二)选题目的7
(三)研究意义7-8
(四)研究现状回溯8-10
(五)研究方法10-11
1、文献搜集法10
2、田野调查法10
3、深描10
4、综合研究法10-11
第一章“阿尺木刮”发生的生态环境11-17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自然生态空间11-13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人文生态空间13-17
一、服饰、饮食和居住13-15
二、宗教信仰15-16
三、民俗风情16-17
第二章傈僳人历史记忆中的“阿尺木刮”及其展演活动17-26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历史记忆17-20
一、傈僳学者的“阿尺木刮”记忆17-18
二、传承人的“阿尺木刮”记忆18-20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展演活动20-26
一、展演活动相关概述及其活动说明20-22
二、展演活动过程22-26
第三章“阿尺木刮”构成要素26-3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构成要素26-30
一、歌词特征26-27
二、音乐形态特征27-29
三、体态特征29-30
第二节代表性艺人访谈实录30-35
一、歌者熊自义30-31
二、李碧清与“阿尺木刮”31-35
第四章“阿尺木刮”的文化解读35-4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与音乐行为35-39
一、“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35
二、“阿尺木刮”的音乐行为35-37
三、“阿尺木刮”中所传达的社会秩序37-39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生存根基39-45
一、“阿尺木刮”的历史构成39-40
二、社会群体维护中的“阿尺木刮”40-43
三、个人创造和体验中的“阿尺木刮”43-45
结语45-46
参考文献46-47
附录一47-49
附录二49-51
致谢51
六、目前已经阅读的主要文献
[1]杜亚雄：《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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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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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古代的民歌称为“风”，因此搜集民歌便称为“采风”。古代宫庭音乐机构派出的“采风之官”大多都是些“大人”或“君子”，他们深入民间采集民歌、民曲，运用其特有的知识和技能，将所“采”之“风”，进行加工、整理、改编，使之符合统治者的愿望、利益和审美标准。中国古代的“采风”活动，或许就是“田野工作”的最初萌芽，也是古代先贤留下的宝贵传统。
声乐艺术是一个社会的心声、一种文化的缩影，也是社会文化的形象注释。不同的声乐艺术种类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背景。众所周知，西方声乐艺术与我国的声乐艺术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的声乐艺术比较注重规范化、科学性和技艺性。而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则具有浓重的地域性，强调音乐的地方风格和特色，突显声乐艺术的个性和独创性，并注重语言的声韵和润腔手法。西方的声乐艺术重视生理学、声音物理学，这和西方文化注重理性、实证并崇尚技艺表现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联。中华民族的声乐艺术更倾向感觉、风格和人们自身情感的自由抒发，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声乐艺术，中西声乐艺术的不同正是源自不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审美情趣和文化传统。在当今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的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并发展具有大中华独特风格、鲜明个性的民族声乐艺术，就需要我们的民族声乐艺术的研究者，以对待民间音乐的不同态度、搜集民间音乐的不同目的和对待民间音乐资料的不同方式进行“田野工作”。这样的“田野工作者”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大人”。他们接受被采访者提供的全部资料，应当遵循“受访者永远是对的”这一原则。
二
“田野工作”是民族声乐的基本功，是对民族民间音乐原始材料的收集和体验，是第一手资料的调查，是和音乐原创者进行真诚交往的一种行为方式。它需要深入社会生活，体验原生态的各种音乐文化和歌唱艺术，在各种民族民间音乐“浸泡”中，学习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语言、发声和歌唱，捕捉不同文化背景中不同人们的情感、气质。“田野工作”的关键，是要培养田野工作者具有“局内人”的文化观和“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角色转换能力。民族声乐工作者通过“田野工作”，不仅能较好地提炼该民族文化中最本质的演唱特点，较准确地把握歌曲作品中的文化核心，而且可以从局外人的角度来把握此特殊文化外的大众文化的审美需要。
拥有灿烂文明和历史的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声乐艺术。20世纪中期，如郭兰英、王昆、黄虹、胡松华、郭颂、马玉涛、吴雁泽等歌唱家，他们经常走进农村、工厂，深入生活，接近群众，参加生产劳动，为群众演唱。他们将自身融入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深深体会到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的喜、怒、哀、乐，并能在群众中接受各种民族民间音乐的熏陶，向民歌手、向戏曲和曲艺演员虚心求教。因而他们的演唱个性突出，风格浓郁，他们的声音、演唱技巧和舞台形象，都十分的鲜明和生动。然而，在今天众多的电视、广播、剧场演出中却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千人一面，千歌一腔”的状况，许多歌手的演唱缺乏个性，风格雷同。尽管上世纪80年代，等人探索出“民美”（民族、美声）相结合的演唱风格和方法，并引来众多的追随者和模仿者，但这些追随者和模仿者们从音色、演唱技巧、感情表现到舞台形象，乃至服装等方面仍存在着较明显的雷同。当今声乐演唱家，没有到民间体验生活，缺失了民族、民间音乐滋养的土壤，“田野工作”的缺失是造成它们演唱风格雷同，丧失个性的主要原因。因而不像建国初期那样，民族声乐艺术人才辈出。实践证明，艺术家的成长和成熟，离不开群众生活，离不开在民族民间音乐中的“田野工作”。
因此，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发展要求身在象牙塔中的学者们走出琴房和校园，走向生活与民间，在广袤的田野中进行脚踏实地的“田野工作”，并以此来培养和塑造民族声乐演唱中的民族风格和神韵。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在演唱中盲目追求时尚，脱离传统、脱离群众生活而造成相互模仿、缺少创新、缺少民族风格和神韵的局面。
三
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它可以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域、一个语言的领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市、一个特定乡村，甚至是一个特定的民间艺人。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含，它可以是一种文化语境、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民俗、一种情感体验等等。
“田野工作”对我国这样一种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民族声乐艺术来说，它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民族声乐是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的肥沃土壤中直接产生和发展的。无论它怎样变化和发展，怎样学习和借鉴西洋声乐的技艺和表现，但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的根基和神韵始终是民族声乐的灵魂和精血。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者，首先应当是一个学习者，不仅要学习工作区域的语言，还要了解工作区域的历史文化，尊重民间音乐文化价值标准，在其文化背景下，参与其活动，融入其生活。除了体验与音乐有关的生活、搜集与音乐有关的资料、记录民间音乐的原本状态外，还要了解其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生活风俗习惯等。只有这样，“田野工作”者才能得到科学、准确的第一手材料。当然，这只是为民族声乐的发展与突破奠定了基础，民族声乐的“田野工作”者也应当是一个创造者。搜集资料不是田野工作唯一的目的，为了发展当代民族声乐的理论和实践才是田野工作更重要的目的。不同的地理、历史、经济、语言、风俗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歌唱。通过“田野工作”，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生活环境、心理特征，才能掌握各种不同的演唱风格、用嗓技巧。通过“田野工作”熟悉各种不同的音乐文化和歌唱艺术，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局内人”，才能以“局内人”的状态正确、完整地演绎各种文化传统中的歌唱艺术。歌唱家胡松华长期扎根在内蒙古草原上，他对草原上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他深爱着这片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们。他把这种深情化作悠长而辽阔的《赞歌》；歌唱家吴雁泽在湖北工作期间，曾走遍了全省72个县市，深入民间汲取文化精华，体验生活的丰富，积累音乐素材，因此，他演唱的歌曲极具民族风格和地域文化特色。
歌唱家李双江为了唱好《船工号子》这首歌，曾亲自到川江一带和当地的船工们一起生活、劳动，耳闻目睹船工们和狂风骇浪博斗的情景，体会船工们的喜怒哀乐，捕捉歌曲旋律表现的意境，经过这样的情感酝酿和艺术体验，他演唱的《船工号子》情感充沛、风格地道、气势恢宏，极富生活气息，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怀念战友》是李双江演唱的又一首反映血与火洗礼的军队抒情歌曲那深沉、雄浑的旋律与赤诚深情的歌声交汇，把观众带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当李双江泪流双颊用心灵唱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台下的观众有许多已是潸然泪下，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正是由于李双江长期扎根部队，对部队的战士们充满了战友之情，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深知他们的所思所想，因此，经他演唱的反映部队生活素材的歌曲，情感真挚感人，深受战士们的欢迎和喜爱，真正把歌声唱到了百姓的心里。
另一位“田野工作”者，他多年只身走在西北土地上，寻访众多的民间艺人，并录下许多珍贵的音像资料，也收集了不少第一手的民间音乐资料，他从来未进过专业音乐学院，但经过长期的“田野工作”，使他深刻理解西北文化，并使他的演唱具有粗旷、高亢、质朴，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独特风格和神采，当他在媒体上一亮相，他的名字“阿宝”几乎在一夜之间留在了许多普通百姓的心间。
我们在“田野”中徜徉，还应辅以文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阅历和修养，其中包括学习我国优秀的古典声乐论著：例如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著作。它们从多个角度继承和总结了古人的发声、共鸣、咬字、吐字、润腔、情感表达、人物表现等演唱技巧，并对探索民族声乐艺术的精神本质和文化内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田野工作”是声乐艺术绽放异彩的沃土，凡在这片沃土上努力学习辛勤耕耘过的歌唱者，都会在百姓中传为佳话，成为众人追捧的明星，更是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宝库中绚丽夺目的奇葩。“田野工作”应该成为民族声乐工作者的必修功课之一。只有深入民间，虚心学习、博采众纳丰富多彩的原生态的民族民间歌唱艺术，才会使民族声乐发展之根牢牢扎在永不干涸的沃土之中，才能使演唱者的演唱体现其民族精神与风格特点，使作品的审美创造表现形式呈现出千姿百态，民族声乐艺术的明天，才会真正迎来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艺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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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声乐 困境 多元化 改革 发展
一、中国民族声乐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中国民族声乐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民族声乐理论发展的滞后、民族声乐作品创作的雷同、民族声乐演唱风格的单一、民族声乐教学观念的陈旧等问题不断涌现，导致民族声乐的发展陷入僵局，面临着多重挑战。
（一）民族声乐理论的匮乏
中国民族声乐经历了从传统民族声乐到近现代民族声乐的过程，传统民族声乐历史悠久，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性格、生活、情感等，受制于地理环境和传播媒介，传统民族声乐的传承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地域性。自西方声乐进入我国后，传统民族声乐在吸收部分西方声乐理论及演唱方式，再结合自身特点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近现代民族声乐，出现了大量优秀民族声乐作品，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玛依拉变奏曲》等。但民族声乐理论的发展却停滞不前，再加上中国民族声乐的多样性、复杂性，声乐理论发展匮乏，难以支撑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步伐，也无法达到规律性的理论共识。
如何在把握民族声乐的民族性、艺术性、世界性的基础上，研究出中国民族声乐的教学体系和学术理论，是中国民族声乐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此，要使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跟上时展，必须打破声乐实践单方面发展的路径，建立起和西方美声理论体系并行不悖的民族声乐理论体系和教育体系，实现声乐艺术实践与理论携手并进。
（二）专业音乐院校声乐教学理念过于西化、单一
首先，专业音乐院校教学理念存在重西方的问题。在现行的声乐教育课程设置中，西方声乐教育体系依旧比较稳固，不少教师与学生难免存在“重洋轻民”的思想，表现在平时的课堂训练和考试中，有偏重美声曲目的演唱、对中国民族声乐的理论研究、艺术实践明显不足等。
其次，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模式过于单一。声乐课教学通常是教师和学生在狭小的琴房内一对一完成的，学生学习民族声乐的途径主要是对教师的简单模仿，但应当注意的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源泉是民间艺术，民歌、民谣、戏曲、曲艺才是民族声乐的根，脱离了根的艺术就是纸上谈兵。因此，单一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严重局限了创新思维模式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声乐的传承与发展。
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的逐步形成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融合，各国文化交流、交融现象日趋频繁，在多元文化格局逐步形成的背景下，切实维护推广本国文化是强国的重中之重。对于民族声乐而言亦是如此。西方多样的音乐文化，如摇滚、乡村、流行、爵士等受到大批青年人的追捧和喜爱，早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还不够，中国民族声乐也难以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
面临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只有主动参与成为格局中的主角，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技法的输入，才能在多元音乐文化的冲击下保留自己的民族性与艺术性。因此，如何引导人们重新重视传统音乐文化，保护民族声乐民族性精髓的同时，提高民族声乐对外开放力度，加强国际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是民族声乐发展不可逾越的问题。
全球化与信息化在给民族声乐带来诸多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国际方面来看，中国饮食文化、汉语文化、中医文化的持续升温表明，使海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与追求越来越高，孔子学院的成功就是典型的证明。民族声乐正逐步被西方所接受，一大批民族歌唱家也逐步被世人所熟知，例如歌唱家宋祖英等。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在强调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推动民族声乐的创新发展、多元化发展，不仅是艺术本身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的需要。
三、多元文化视野下中国民族声乐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民族声乐是声乐演唱的重要组成部分，沿袭了我国各民族和各地区的音乐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艺术。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深入，西方先进的音乐文化给中国民族声乐带来更多的音乐风格和文化特色，也为中国民族声乐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纷繁的文化融合中，要想实现中国民族音乐的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探索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多元化”，消除传统的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影响，大胆吸收各个地区、民族的文化特色和音乐元素。同时，多元化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分析问题，不断创新和改革，加强理论研究的创新及教学实践的创新，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探索走向世界的路径。
（一）理论研究的创新
加强多元化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首先应加强理论研究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声乐理论的完善
目前，民族声乐的教学实践发展较快，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理论建设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声乐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在目前的声乐理论研究中，多数局限于“继承”与“借鉴”，“学院派”与“原声态”之争。如廖昌永教授在“第五届全国民族声乐论坛系列学术报告”中指出，民族声乐理论研究应当包括地域性民歌特点及风格研究、民族声乐教学方法研究、民族声乐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声乐教学和表演个案研究，其中，地域性民歌特点及风格研究是进一步进行理论升华的重要手段；民族声乐教学方法研究是整理实践，提升实践的概括性、普遍适用性的重要路径；民族声乐学科建设的理论探讨是以全局观引领整个学科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声乐教学和表演个案研究是具体实践的理论概括，具有启发和导向的作用。
然而，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已不限于地域、民族和国家，中国民族声乐理论的完善还应包括对世界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及民族声乐发展创新路径研究。如今，文化交流、融合日趋频繁，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应站在世界音乐文化的视野下多元化发展，因此，需要对世界民族音乐理论进行对比研习，包括世界民族音乐的基础理论、演唱方法技巧、学科建设及教学体系、训练体系。将他国民族声乐理论与中国民族声乐理论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促进民族声乐理论的体系化。同时，民族声乐的发展是动态的、全面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民族声乐理论的完善还应包括对民族声乐发展创新路径的研究，结合国内外民族声乐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如何创新、从何处以怎样的路径创新都是民族声乐理论的一部分。
2.教学观念的革新
长久以来，民族声乐的发展主要依靠于专业音乐学院的高等教育，在一般艺术院校的声乐专业考试中，“重洋轻民”的现象依然存在。针对此现象，教师首先要革新教学观念，充分认识到民族声乐文化对国家、对世界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多演唱、学习民族声乐作品；其次，在对世界多元化音乐的学习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音乐融会贯通能力及创新能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思维，根据学生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训练，扬长补短，切忌“千人一声”达到百花齐放的效果；最后，还需强化学生的民族民间音乐意识。“民族民间演唱形式是根、是泉、是基础。民歌本来就属于原生态，只是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民族声乐”。①所以，教师应鼓励学生多走出去，到民间去吸收民族声乐的养分。
（二）教学实践体系的创新
在对民族声乐理论完善的同时，教学实践的创新也是构建多元化民族声乐不可或缺的。
1.建立多元化的民族声乐教学模式
从形式上看，传统的声乐教学模式过于单一，已跟不上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因此，应积极创建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增加民间艺术与民族声乐的交流，使高校教师和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与到民间音乐艺术中，切身感受民间文化的魅力，或者放低姿态将民间艺术家请进来，形成多元化互动，让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能获得直接的第一手民间歌曲演唱资料；也可以通过专题讲座、大师班的形式集中授课，让更多的人观摩学习；从内容上看，传统教育模式过于强调技巧训练，教师对民族声乐作品本身的风格剖析不足，淡化了作品的个性，缺乏特色的演绎注定了作品生命力的缺失，更谈不上传唱。
2.建立多元化的教学实践方法
传统的声乐教学实践主要通过举办小型音乐会或参加晚会演出来践行，这样的方式已远远不能将满足教学实践相长的需求，应建立多元化的实践方法，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一方面，要加强各高校声乐艺术实践的交流，形成艺术互访的趋势，比如通过各高校联合举办各种民族声乐大赛的方式，可促进不同高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通过与国际学校合作的形式，与国外音乐艺术院校定期互访或者互派留学生，让学生走出国门，通过对国外各种音乐艺术的观摩学习，打开学生的视野、启迪创新思维模式，为中国民族声乐注入新鲜血液；另一方面，亦可将民族声乐艺术同歌剧、舞台剧、通俗现代艺术等相结合，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受众群体的审美需要，改变传统单一的演唱方式。
3.建立统一的人才资料数据库
中国民族声乐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教学研究往往比较分散，缺乏统一沟通交流的平台，难以达成有效的共识。建立统一的人才资料数据库恰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民族声乐的教学主要以专业音乐院校为主，不同方向的民族声乐专家往往分散在不同学校任职，大有各自为政之势。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建立人才资料数据库，便于资源共享，包括国内外会议报告、专著、论文、经典代表曲目、国内外著名演唱家演唱的视频、音频资料，不仅作为文字资料存放于图书馆，还应上传至网络达到资源共享，以便随时查询，使之成为记录我国民族声乐发展史的宝贵“动态书籍”，也成为后人的文化财富。
（三）加大市场推广力度
目前，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主要依赖于高校及主流媒体的力量，受众面不广、市场推广力度不够。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文化企业参与等多种方式，共同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升民族声乐在国内、国际的市场影响力和推广力。加大市场推广，首先还需要国家政府的扶持，在政策上将民族声乐的发展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部分，鼓励民族声乐教师参加科研项目及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工作，促进民族声乐专著、论文、科研成果的出版，从经济上帮扶；在法律上加强对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次，应建立多样化的民族声乐推广体系，使民族声乐文化以多种形式进入市场，利用书籍的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电影现代媒体动态展现民族声乐的魅力，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的民族声乐艺术精品；最后，不断开拓民族声乐的海外市场，提高民族声乐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权，也是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走向世界的路径
丰富多彩的民族声乐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值得我们去学习、传承、保护、发展。
第一，培养单一、创新型人才是提高民族声乐国际影响力的关键。随着民族声乐发展的多元化，对于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培养单一创新型高素质人才，是民族声乐走向世界的基石。单一型人才是指根据演唱者的性格、声部、地域语言等特点，因材施教，演绎不同风格的民族声乐作品，不培养全才，不要求面面俱到，塑造能够体现演唱者自身个性、风格、特点的优势声乐人才，强调细而精。创新型人才是指在民族声乐文化的学习演绎中，既要抓住民族声乐“民族性”的核心，又要以开阔宽容的视野接纳不同音乐中的新鲜元素，并运用到实际演唱中，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具有多重音乐感的国际新型声乐人才。
第二，走出国门是提升民族声乐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提到民族声乐走向世界，宋祖英就是成功的先例和典范，她为中国民族声乐走向世界、发展海外市场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2002年和2003年，我国知名歌唱家宋祖英曾两次在澳大利亚成功举办音乐会； 2006年在美国举办的独唱音乐会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她演唱的《百年留声――中国百年电影歌曲经典》音乐专辑，被美国国家图书馆珍藏。宋祖英与当今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的多次成功合作，也为中国民族声乐走向世界起到积极的推广作用。
第三，现代多媒体传播是扩大民族声乐国际影响力的有力武器。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提高民族声乐在世界的话语权，将优秀的民族声乐艺术传播到更远、更多的地方。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就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不仅为国家选拔出大批优秀声乐人才，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民族声乐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四，品牌意识是增强民族声乐国际影响力的重点。树立民族声乐的品牌意识，就是要增强中国民族声乐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双向联系，不断提升中国民族声乐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的地位。因此，中国民族文化也可大胆借鉴中国其他传统文化的成功案例，将创新力度加大加快。如，美食文化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以记录日常生活的方式作为切入点，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各民族原生态歌曲的创作由来、演唱方式、语言习惯、民间歌手的生活形态等，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加强民族声乐与民族文化的关联，使中国民族声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这样才能树立起品牌意识，让民族声乐长存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综上所述，“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当今发展阶段，中国民族声乐应本着继承与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完善改进民族声乐艺术，提升中国民族声乐在世界的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锦上添花。
注释：
①冯坚.对原生态民间唱法走进高校声乐教育的思考.歌海[J]，2009（1）.
参考文献：
[1]金铁霖.金铁霖声乐教学文集[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2]蔡多奇.民族声乐的困境与未来[J].艺术百家，2011（3）.
[3]周丽娜.中国民族声乐发展现状研究[J].艺术百家，2011（8）.
[4]陈泓茹.对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思考[J].中国音乐，2006（4）.
在本次“论坛”中，来自海峡两岸音乐学术界的知名理论家、演奏家、教育家和大陆重要音乐期刊的一线编辑共近五十人，集聚一堂，对当前两岸音乐领域的热点、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于建设性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论坛围绕四个核心议题展开：20世纪两岸音乐学术发展的历史特点；两岸音乐学术的现时困局；音乐学术的“跨界”与两岸学界的协作；钢琴、声乐艺术以及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协作。四个议题所涉内容既有纯粹音乐理论的探讨，又涵盖了音乐表演、学术出版、人才培养等多个实践层面的重要问题；既立足于现时状况，又着眼于未来发展。
一、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形态、
音乐文化与两岸当代创作
11月29日上午，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项阳研究员主持，议题主要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传统音乐文化与两岸当代音乐创作。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王耀华教授首先作了题为《古今・中西・音乐与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谈》的报告。他围绕音乐学中的“古今关系”、“中西关系”、“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展开，主张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这三者。在“古今关系”中，他以《蓝花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民歌从微调式苦音音阶到羽调式花音音阶的流变为例，论述音乐形态会随着“历史进程而产生渐变”，而只有通过对各时期的形态进行纵向考察，才能寻找到其“传承变易的规律”。在“中西关系”中，他认为音乐形态的研究应当具有“比较的视野”，“既看到中国音乐形态特征规律，又要善于发现中西之间的共同性”。在“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中，又提出在研究中要避免“两段论”和“两张皮”的现象：前者是把不相干的文化背景“生搬硬套”到音乐作品中去，为音乐形态的考察“戴上文化研究的帽子”；后者则“把音乐形态研究和产生这些特征的文化研究割裂开来，毫不相干”。
中国音乐学院樊祖荫教授的发言主题为《高山族音乐研究状况》。他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始，由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等对阿美、布农等部族的音乐进行考察，发现了微分音合唱《祈祷小米丰收歌》等音乐形态。随后，旅日的台湾人吕炳川做了进一步研究，出版了《台湾土著族音乐》和《吕炳川音乐论术集》等著作。50年代后，台湾的几个学术机构对高山族的音乐做了广泛调查，当局注重民歌的传承和教育；而大陆学者对高山族音乐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有樊祖荫、孙星群、蓝雪霏、张佩吉等人的研究成果。最后，樊先生对当前此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看法：一是族称的问题，“高山族”一词似有不确之嫌；二是民族数量说法不定；三是族源研究较为缺乏。
上海音乐学院韩锺恩教授提交的论文《海峡两岸音乐创作研究课题设想并及相关问题讨论》认为，“海峡两岸”这一地理概念历史地融入了“政治内涵”，并有必要对两岸音乐创作的“艺术特征”、“文化追求”、“特性表达”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有别于西方以及个性求异的前提下，探讨海峡两岸音乐创作中存在的“文化传统同宗、艺术风格相似、审美情趣趋同”的基本情况，借此以超离“非艺术障碍”，实现文化的“共同发展”和“定位发展”。此外，韩文还论述到，两岸音乐的创作都同样面对“音乐语言贫乏”、“技法枯竭”、“个性写作与受众群体狭路相逢”等困境，也同样面临“主体与边缘”、“他律与自律”、“国情与关系”等亟须解决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教授的发言为《台湾行的启发》，以近期赴台考察北管音乐的见闻与所受的启发为主要报告内容。他从台北市中心的灵安社和淡水的城隍庙两处传统遗存，以及当地工尺谱的应用和北管的两种唱腔等文化现象人手，思考“文化的中心性”和“中国性”问题；进而提出：“在地域的边缘地带往往保留着更为传统的音乐样态，所以，对于传统音乐的原型样态来说，越是边缘的越是中心的。”同时，他认为未来研究的可行之路有二：一是跨地域的比较研究，以整合传统音乐中的“中国性”，如曲牌比较等；二是“基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土壤，演绎出新的研究和解释理论”，如“跨界”、“多元文化美学”等。
二、关于音乐人才培养与两岸学术协作
音乐人才培养与两岸音乐学术交流协作等相关的议题设置于论坛的第二单元。由张伯瑜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台南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赖锡中教授，其发言主题为《开创音乐学术与展演机能朝向“二元复合”的文教新风貌》。赖锡中认为两岸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具有不同的模式：前者“以研究论文的质量与数量作为评量指标”，后者“攸关教导与学个层面的相互维度”。他在报告中呼吁两岸音乐学术应“增进彼此连结以达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走出“教与学多仅维系知识传递”，避免“知识复制与转贴的剪黏效应”。他认为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是积极强化音乐学术与展演机能的“两相链接”，将其导向音乐教育在两个领域的“二元复合”，以致力开创“知能、技能与艺能‘学用合一’”的新风貌。此外，赖锡中还提出以“设定研究议题”、“建置交流平台”及“策办学术活动”等三项措施以加强两岸音乐学术协作。
随后，项阳研究员以《对王秋桂先生多学科互融研究理念的观察与体验》为题发言，忆述了他与在文史、戏曲、民俗、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均有建树的台湾学者王秋桂先生相识、交往及结下深厚学术友谊的经历，叙述了他们共同走向“历史的田野”所获得的学术感悟和方法论的启示，以及就治学理路、观念方面与王先生展开的探讨。在此基础上，项阳认为，利用“多层面共同性知识”、“面对一个研究对象从不同视角以行把握”，将所涉问题多方面纳入研究“方具整体性意义”。他认为，王秋桂先生的“历史人类学学术理念”对大陆音乐学界当前“停留在介绍层面”和共时的研究，转向更具“整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浙江音乐学院（筹）郑祖襄教授的发言《增强两岸学术交流，推动华夏学术进步》认为，海峡两岸的音乐学者在研究共同祖先的音乐和音乐历史时，都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迫切的寻根心情”和“热烈的情感”。因此，中国民族音乐和音乐史的研究是最具共同性，也最能相互交流的。故此，郑先生主张这两个门类应该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先行学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前两岸学术交流并不顺畅，他倡议两岸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以使中国民族音乐、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得到更大进步。
宋瑾教授以《关于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的思考》为题发言，认为音乐美学学科由欧洲传人，其“音乐的美与审美的基本规律”源于西方纯音乐的实践和思考。在全球化、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影响下，他提出“多元音乐美学建构”的倡议，并思考“多元音乐的美学”、“多元的音乐美学”等关键问题；认为在中国传统音乐实践和思想中，有感性和“超感性”两面，相应地有主体和“超主体”两面，甚至有超越“体在”的状态。以“实践哲学”为基础，可以构建中国特点的音乐美学。他主张，应该引介和研究中西之外其他民族的音乐美学思想与实践成果，纳入多元音乐美学学科之中，以此作为音乐美学教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养料。在教学上要求学生在体验、阅读、思考和写作“四大件”方面下功夫，同时处理好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思想、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的关系。
三、关于音乐的教学、学科建设、表演和两岸学术交流
对此等方面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1月29日下午的第三单元。这一单元又分为音乐理论、声乐艺术、音乐教育和钢琴艺术研讨（第一场）等四个专场研讨；另一个以音乐表演为议题的是12月1日上午的钢琴艺术研讨（第二场）。
（一）音乐理论专场
音乐理论专场研讨会主持人为《音乐研究》常务副主编、中央音乐学院陈荃有教授。台湾南华大学民族音乐学系（所）主任周纯一教授首先发言，题目为《南华大学近二十年民族音乐教学之回顾与展望》。在报告中，周纯一介绍了南华大学从建立雅乐团、民族音乐学系，到建立民族音乐、中国音乐课程系统，再到借助该教学平台推动雅乐的传承和发展。这一过程渗透着周纯一对全球化语境下台湾音乐教育的深层思考，他认为“建立台湾特色或中国特色的音乐体系”是“唯一可行之道”，“台湾文创人才突出……台湾音乐将重新崛起”。在对南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作了解读之后，周纯一阐述了该校为台湾传统音乐传承所做的贡献，以及在两岸音乐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学者大量交流”、“文化大规模的认识”、“友好民族感情的建立”等方面。
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以《追寻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开创两岸音乐学术的新篇》为题发言。他说到，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两岸音乐学术的思想基础，这一历史记忆包括了人事、物事、情事、乐事。其中，乐事是“两岸华族共具的声音记忆”，“生发出强固的联系纽带”，是两岸音乐之学术的文化基础、情感基础和思想基础。同时，音乐艺术的超越特质，映射出中华文化的“大义、大公、大智、大情”。他认为声音记忆涵摄了地方性、民族性，而中华音乐的地方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性特色和伦理意味。因其声音中有“乡土之情、家族之情，文化之情和历史之情”。他进而认为，保持和流通中华的声音，激活声音历史的记忆，并建立两岸音乐学术“活的人文情怀”，应是两岸音乐学家们共同的理想。
福建艺术研究院孙星群研究员的发言主题是《两岸音乐学交流的现时概况》。据他的考证，自1988年起两岸音乐学界就开始有了经由第三地的“间接交流”。1989年许常惠教授到福建参加“闽南语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使两岸的“直接交流”开启了新篇章。自此，以闽台为对话的两方、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其后有一系列的学术交流。孙星群对这些会议湾代表的情况做了逐一介绍。最后，他呼吁建立更多交流渠道，为学术交流提供更广阔的天地。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高拂晓副研究员以《音乐学术的跨界视野与两岸学者的思维方法》为题，从2014年剑桥大学表演研究网络第三届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表演的音乐学”（Musicology of performance）这一“跨界新视野”出发，论述了它的特征：“依托技术、转变思路”，如根据录音进行创造性实践的音乐表演研究；“个案鲜明、数据详实”，搜集数据资料、对表演进行统计分析等；“亲身实践、合作探索”，如研究者参与表演过程等；“角度多样、想象丰富”，如音乐与网络虚拟表演。高拂晓认为，这些研究的新思路可为两岸音乐表演的研究带来新启发。
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郭小利副教授以《中国音乐教育哲学述评》为题，主张“美育不能替代音乐教育哲学”。她认为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2003年，是“一个零星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北美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引荐后引发的”。期间出现了“中国音乐教育哲学观的争鸣”，如以文化音乐教育哲学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批评等。同时，她认为中国音乐教育研究目前存在几个问题，比如，“教育哲学研究完全脱离了音乐教育的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水平尚需提高”、“缺乏国际视野”、“学术研究脱离问题意识”等。她还对未来的趋势提出展望，认为“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学者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专业学术的研究团体”、“更加关注音乐教育具体问题的理论反思”等。
（二）声乐艺术专场
在声乐艺术研讨会分会场，发言者以《歌唱世界》编辑部的编辑及该刊的主笔者为主，故议题主要围绕办刊问题展开。《歌唱世界》副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副主任杨旭以主持人的身份首先作了《传承经典，躬耕前行――以〈歌唱世界〉（歌唱艺术）为例谈音乐专业杂志的出版》的主题发言，以兄弟期刊为例，分析了当前歌唱类文章的刊况；接着，她介绍了《歌唱世界》的创刊机缘，并阐述了创刊宗旨和目标、团队建设、栏目设计及办刊理念等问题。
其次发言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莫蕴慧社长。她说，在当前杂志面临严峻生存问题的情况下，还在办这本杂志是“逆流而上”、“一种使命的使然”。她认为《歌唱世界》的定位是时尚性、大众性和学术性，既要兼顾理论深度又要通俗易懂。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克俭教授认为，理论研究对声乐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他以自己在《歌唱世界》的投稿经验为例，谈到投稿首先要了解掌握当前声乐界对声乐演唱、声乐作品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再做研究。
梁茂春先生认为，要提高《歌唱世界》办刊的水平，首先要拥有一批高质量的写作队伍，尤其是年轻的写作者，而不能仅靠几位专家、学者。他还希望《歌唱世界》增加中国声乐史、中国歌唱家、中国经典歌剧作品、优秀民歌、通俗歌曲等的比重，以使杂志内容更为丰富。
（三）音乐教育专场
此专场研讨会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事长、《中国音乐教育》主编吴斌主持。参加研讨的有莫蕴慧社长、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蔡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王懿颖教授、《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编辑部的编辑以及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部分师生。
吴斌先从“新课标”的角度就国内基础音乐教育的现状、成因及未来发展趋势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结合音乐教育哲学对国内音乐课程改革的指导作用，阐释了学校音乐教育与美育的关系。他指出，之所以学校音乐教育中会有美育这一教育方针，是基于学校音乐教育在特定时期必须以一定的教育目标作为学科发展的依托。在此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的课程目标由“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三方面构成。随后，吴斌举例说明了“音乐要素”的学习、理解和运用不应停留在概念记忆和文本理解的层面，而应侧重于在真实音乐环境和活态音乐素材中的发现、感知和运用，并应将这种活态的表演和实践作为音乐知识测评的标准。
针对现场关于当前学校音乐课堂中普遍存在“喜欢流行音乐而不喜欢古典音乐”的提问，蔡梦回答说，在音乐教学中应宏观地理解音乐风格的划分，不宜僵化地设立风格之间的界限，应首先从音乐本体上进行分析，在对音乐构成元素（如音高、和声、旋律、节奏、速度和力度等）的单一结构或复杂构成有充分认识和体验的基础上，再进行风格的认知和探究，以达到立足于音乐本体的审美体验。王懿颖教授对此进一步补充认为，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之前，首先自身需要养成音乐聆听的习惯和保持音乐的感受能力，还需要对音乐本身抱有持之以恒的热爱和激情。只有平时对音乐素材的积累和聆听经验的累积，才能在音乐教学课堂中做到有的放矢和有效实施。
（四）钢琴艺术专场
本次论坛的两场钢琴艺术专场研讨均由《钢琴艺术》副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主任李航主持。第一场的议题主要有“国内外钢琴教育的比较”、“我国当前钢琴艺术发展的现状与问题”等。
钢琴演奏家、《钢琴艺术》副主编朱贤杰以其在国外旅居多年的经历对中外钢琴教育作了比较。他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钢琴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涌现出了郎朗、李云迪这样杰出的钢琴家，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也随之而来。比如，为了达到升学、出国等目的，反复练习几首乐曲，但基本功并不扎实；在业余钢琴学习中，由于偏重技术、拔高难度和以考级为目标，致使学生丧失兴趣。反观国外，比如加拿大的考级制度，每十年出一套教材，收录了从巴洛克到现代各时期不同的作品，也常把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作品纳入其中。考级内容包含了视唱练耳、视奏、乐理等方面的素养考核，并实行考级学分制，考级通过后可以获得人文学科的学分。此外，朱贤杰还认为，钢琴对中国来说是外来乐器，由此也需要更多地引入外来教材和文献。台湾出版此类文献的速度比内地快，因此他提倡引进台湾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优秀的教材和书籍。
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施忠副教授说，1989年张前教授发表了《关于开展音乐表演学的刍议》，涉及“音乐表演学”研究，然而至今我国仍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形成“音乐表演学”这一学科。他认为，当前的研究更多的是钢琴学科发展的理论研究，而钢琴表演实践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对于钢琴艺术发展的现状，施忠归纳为“几多几少”。“几多”是：比赛多、琴行艺校多、滥竽充数的老师多、出版的教材多、外国回来的硕士博士多、音乐会多、辅导的人多；“几少”是：高质量的师资少、国内外深度的交流少、高品质高质量的乐评家少、教学法研究的人少、表演艺术理论研究和引领的比较少、教材功能挖掘的少。此外，他还对“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学与科研的分离现象”和如何引领、规范巨大的音乐教育市场等方面提出了看法。
钢琴教育家、《钢琴艺术》副主编周铭孙认为，在喧嚣的社会，大众更需要安静地体会音乐，享受音乐。对于大家所关注的钢琴考级问题，他也认为功利化毁坏了孩子学琴的积极性。同时，他认为现有考级对读谱、钢琴基本功的重视程度减弱了。
第二场钢琴艺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围绕当前钢琴演奏领域的热点人物――朱晓玫为中心展开讨论。由此延伸出与演奏有关的诸多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吴迎教授从朱晓玫的个人成长经历谈起，认为她当前的成功和郎朗、陈萨、王羽佳等年轻一代不同，不以炫技取胜，而是得益于深厚的个人修为和对巴赫的深刻理解。她以“苦行僧”般的生活态度来修炼自己，在自己的音乐里找到自己。周铭孙接着谈到，朱晓玫达到了一种境界，她的音乐给听众以意境感。她以超越于一般人的虔诚和执着，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吴迎认为，巴赫是容易表现的，因为他给予人们很多的自由空间。朱晓玫把巴赫的曲子弹得很朦胧、柔和、好听，其实弹得很“中国”。
由朱晓玫的话题引申到钢琴演奏的其他方面，李民提出钢琴要花“工夫”和“功夫”，前者针对时间，后者针对技能；要有“品味”，练琴要提前做功课，多思考；要“聪明”（耳聪目明），只有多听、多看，才能如此。
有现场观众提问：“如何看待目前的业余钢琴教育被考级捆绑，专业教育与比赛搁绑的现象。”对此，李民认为就考级的问题而言有三点：考级不应该与升学及其他功利性的环节或目的捆绑；当前考级和琴行捆绑，琴行为争做考级点，使考级进入了商品化的市场竞争环节；考级本身是件好事，但目前考级的品种太多太庞杂，所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其规范化。就专业教育与比赛捆绑的现象，现在确实出现了“唯比赛论”，但问题并不于比赛本身，而在于教育，即在教学中如何看待比赛。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以赛带练”、“以赛带教”有时候是一件好事，关键取决于是否适度。吴迎回答说：比赛的出发点应该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的热爱、兴趣，而不是为了名次或其他功利性心态。
四、关于音乐基础理论、学术出版和评论
以音乐基础理论、学术出版和评论为议题的第四单元由宋瑾教授主持。叶松荣教授以《从“外位性”理论、“全球化”视野看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为题发言。叶教授认为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对于中国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在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中，“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外位的、平等对话的关系，处于“外位”立场，对理解他国文化有独特的优势。叶松荣主张将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运用到西方音乐研究的“中国视野”中，明确中国学者作为西方音乐文化的“他者”的重要性，强调异质文化的差异互补，促进学术发展走向多元开放。他进而指出，文化全球化非“文化一体化”，经济可以一体化，文化则应多样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应具备全球化视野，全球化视野涵盖国别视野，但又不等同于国别视野。“全球化视野”与“中国视野”不是对立的关系，但也不是等同的关系，而是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关系、森林与树木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应提倡“和而不同”，前提是要保持“不同”，即保持各自的话语独立，立足于各自的文化，以达成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相互关系中的协调共处之“和”，形成文化全球化。全球化对于文化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在保持各国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增进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互补，共同促进全球文化的发展。
陈荃有教授立足于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做了题为《大陆音乐学术出版的现况及未来期盼》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出版业的鼎力相助”，且随着学术的发展，出版业的作用日益凸显。他随后论述到，大陆音乐学术出版行业自20世纪80至90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后，尽管能力和品质与日俱进，但整体而言未有实质性突破；进入新世纪后，音乐出版业的市场竞争使这一领域进入“战国时代”。再加上印张的不断增长以及数字化媒介的冲击，使得当前音乐学术传播、出版正发生“颠覆性的变革”。接着，他分析了当前出版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成因。例如，学术评价体系带来的冲击、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优秀出版人才的短缺、学术领域“重理论轻规范”的现象等。在报告最后，他呼吁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出版界应正视困难和曲折，两岸同行应作更深入的交流，互惠互通、相互受益，实现双赢。
蔡梦教授以《刘天华二胡曲〈空山鸟语〉审美研究――对雷默“音乐审美”与“审美音乐教育”思想的实践性探索》为题发言。她选择从音乐作品分析与评价的角度，践行雷默“音乐审美”、“音乐体验”的音乐教育哲学核心命题，即认为音乐不是音乐其之外的东西，人们无须在音乐之外寻找音乐；“只有沉浸到作品所包含的内在品质中，才可分享到其艺术的洞察”。因此，蔡梦在对二胡曲《空山鸟语》的音乐本体作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提出“审美音乐教育的目标：音乐性内容与非音乐性内容的统一与平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到：“领域理念，大力实践，不断追求音乐艺术和音乐教育的新境界。”
陈志音的发言主题为《评论者与创作者的互动关系之我见》。她首先认为，中国音乐评论的现状在于音乐评论的“话语权力”和“话语系统”形成多极分化的新格局，从音乐家的“专利”向大众化转换。其困境是艺术的评价，只有基本标准而无统一标准，以及音乐人文环境的沙化与恶化。陈志音认为，音乐评论与生俱来的特质是个体化、个性化的主观色彩；音乐评论的原则是，以真实性为底线，以独立性为精神，同时维护评论者的尊严和应有诚意、善意。对创作者来说，“一切现代思维和现代技法，必须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创作者和评论者不是“敌我”的关系，而是诤友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保持正常状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国音乐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
五、关于治学方法和音乐表演的学术研究
本次论坛音乐理论研讨的最后一单元是关于治学方法和音乐表演的学术研究，由罗艺峰主持。
梁茂春先生《虚假是治史的大敌――略谈“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的现时困局》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即近半个世纪以来，“有许多历史著述是不够真实的，人为的弄虚作假太多了，已经让历史变得面目全非”，其根源在于“对政治史、政党史的亦步亦趋”。随后，梁茂春以一种对过去写作反思性的态度，提出两点追求真实的途径：一是“口述音乐史”的研究，二是“边角音乐史”的研究。前者有别于“官史”和“正史”，后者“关注于主流历史看不到或不重视或有意屏蔽的那一部分”。重视这二者，以让历史接近真实。最后，梁茂春认为历史会有错误，这是教训，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上能够成为新的宝贵的思想资源，成熟健康的机体不应回避错误和教训。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黄淮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综合性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是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改革战略研究试点院校，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学校位于驻马店市经济开发区，交通极为便利，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连通东西。占地2460亩，校舍面积55.3万平方米，教学科研区、体育活动区、师生生活区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已经形成了集数字化、信息化、园林化、生态化于一体的现代大学园区，是河南省高校数字化校园示范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资产总值1.53亿元，图书馆藏书256万册。设有15个教学院系，5个公共教学部，51个本科专业招生，全日制普通在校生2万多人。师资力量雄厚，教授副教授285人，博士硕士687余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省管优秀专家、省级骨干教师等专业技术拔尖人才67人，从国内外大学和科研院所聘请68名兼职教授，从行业企业聘请兼职教师180名。依托学科专业，建有26项、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和18个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研究所。
学校秉承“厚德、博学、笃行、自强”的校训，牢固树立“育人为本、质量立校、学科交融、特色取胜”的办学理念，坚持“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办学定位和“就业能称职、创业有能力、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强力实施“质量立校、人才强校、专业集群、项目带动、开放合作”五大发展战略，以“合作、发展、共赢”为宗旨，组建“黄淮学院合作发展联盟”，与国内181家大中型行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深度合作，通过“开放式办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国际化合作牵手世界知名高校”，与英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13所知名大学和台湾地区4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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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介绍
视觉传达设计(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方向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具有良好的科学与文化素养，敬业爱岗，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素质高、能力强，有一定创新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现代艺术设计观念，能够从事专业艺术设计与管理工作，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应用型人才。
核心课程：造型基础、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数码影像、图形设计、版式设计(一)、招贴设计、标志设计、版式设计(二)、广告策划、包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等。
就业方向：为专业设计机构、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提供从事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企业形象设计、书籍装祯设计、印刷品设计、网页设计等各类高级人才。
环境设计(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掌握艺术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具有人文精神、艺术与技术创新能力，熟悉设计程序和相关法律，了解中外艺术设计的发展动态，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核心课程：造型基础、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制图与透视、技法表现、室内设计原理、人机工程学、景观规划设计原理、设计与工程管理、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等。
就业方向：为新闻出版、各大建筑设计院、环境规划局、室内外装饰设计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提供从事建筑设计、房产策划、城市环境规划、展览会场设计、室内设计及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各类高级人才。
美术学(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人才培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美术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全新观念和较高审美情趣，具备美术教育、研究、应用能力的,能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核心课程：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造型基础、色彩、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装饰基础、装饰雕塑、材料工艺等。
就业方向：在中、小学校以及相关部门从事美术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也可在企事业单位、报刊、宣传媒体等从事美编、美术设计工作。
动画(动画设计与制作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熟悉动画设计、制作与传播的基本流程，掌握动画设计、制作与应用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较强的动画设计、制作与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为特色专业，外籍教师和动画企业专家参与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在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核心课程：动画概论、动画运动规律、原画设计、角色造型、场景设计、动画视听语言、动画分镜头设计、数字合成、数字特效、二维动画创作、三维动画创作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动画公司、影视公司、广告公司、游戏公司、电视台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动画设计、动画制作、影视特效、后期合成、虚拟空间表现、动画应用、动画推广等工作。
动画(游戏美术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艺术修养、扎实美术基础、熟悉游戏开发的基本流程和要求，熟练掌握游戏动画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掌握电脑游戏、手机游戏和次时代游戏风格的动画设计和制作方法，具有初步的游戏设计、制作和开发管理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本专业为特色专业，外籍教师和游戏企业专家参与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在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核心课程：游戏概论、原画设计、游戏道具与场景设计、角色设计、三维动画、特效制作、游戏美术创作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各类游戏公司、网络公司、数字娱乐提供商等企业从事游戏策划、游戏开发、游戏设计、游戏美工和游戏制作等工作。
动画(动漫文学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系统地掌握动漫文学、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具有较好的传统文化素养、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强的视觉思维想象能力，具备一定的动漫创意能力、剧本创作能力、动漫制作能力和动画导演能力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本专业为特色专业，我校是河南省文化改革发展人才(动漫文学方向)培养基地。外籍教师和行业专家参与专业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艺术修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动画剧本创作能力和导演能力，注重培养学生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
核心课程：中外文学史、视听语言、动漫文学概论、动漫文学鉴赏、动漫文学创作、动画剧本创作、二维动画创作、三维动画创作、影视编导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动漫公司、游戏公司、广告公司、影视公司、动漫杂志编辑部等从事动画创意与策划、剧本创作与导演、动漫设计与制作等工作。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面向现代动画设计及相关文化创意产业，旨在培养了解国际动画行业的业务流程和发展趋势，掌握国际主流影视动画创作的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良好的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具备较强动画项目设计与制作能力的应用型动画人才。
本专业为特色专业，由我校和英国考文垂大学共同培养，引进课程由外国专家授课，考文垂大学承认学生在我校取得的学分，符合条件，经个人申请，学生赴考文垂大学学习1-2年，可同时取得我校和考文垂大学的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动画概论、动画运动规律、原画设计、角色设计、场景设计、分镜头设计、后期制作、特效制作、动画创作、开发插画概念(Developing Illustration Concepts)、插画实践(Illustration Practice)、动画和基于时间基础的插画(Animation and Time-Based Illustration)、设计创新计划 (Creative Planning in Design)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国内外动画公司、影视制作公司、广告公司、游戏公司等从事动画创作、影视特效、后期合成、虚拟空间表现、游戏美术制作等工作。
美术学(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面向现代美术学及相关文化创意产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的美术学专业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较高审美情趣，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了解当代美术的创作现状和市场管理，具备美术研究、美术评论、美术创作、美术教育、当代视觉文化策划与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由我校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共同培养，引进课程由外国专家授课，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承认学生在我校取得的学分，符合条件，经个人申请，学生赴英国合作大学学习2年，可同时取得我校和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的学士学位。
核心课程：素描、中国画基础、造型设计基础、油画基础、传统绘画技巧，美学原理(Aesthetics)、摄影(Photography)、西方艺术史(History of Western Art)、美术学研究(Fine Art Studies I)、艺术欣赏(Art Appreciation)、美术学概(Introduction of Fine Art)、视觉基础(Basic Visual)、版画复制(Printmaking)、雕塑(Sculpture)、制陶(Ceramics)、材料方法(Materials and Technique)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新闻出版、美术馆、画廊、博物馆、网络媒体等从事美术评论、美术创作、美术教育、当代视觉文化策划与管理工作。
美术学(产品造型设计方向 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和开放的设计思维意识，掌握相关设计软件和基本的管理知识，熟悉材料和加工工艺，具备较强产品造型能力和设计实现能力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由我校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共同培养，引进课程由外国专家授课，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承认学生在我校取得的学分，符合条件，经个人申请，学生赴英国合作大学学习2年，可同时取得我校和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的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 现代设计史、工业设计概论、造型基础、视觉心理学、制图与规范、产品设计表现技法、产品设计基础、计算机辅助设计、产品设计、材料工艺、专业项目实践、用户研究方法、人机工程学、陈设品设计、家具设计、展示设计、设计战略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能在企事业单位，专门设计部门、教学科研单位从事以产品创新为重点的设计、管理、科研或教学工作，也能从事与产品设计相关的视觉传达设计、信息设计、环境设施设计或展示设计等工作。
广播电视编导(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文化与艺术修养，掌握广播电视编导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够从事策划、编导、摄录、制作和新闻采编、影视创作、广告创作、信息传播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由我校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共同培养，引进课程由外国专家授课，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承认学生在我校取得的学分，符合条件，经个人申请，学生赴英国合作大学学习2年，可同时取得我校和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的学士学位。
主要课程:广播电视概论、戏剧艺术概论、视听语言、广播电视节目编导、广播电视节目策划、摄影摄像艺术、电视编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纪录片创作、媒体研究(Studying Media)、电影研究(Studying Film )、媒体制作(Media Production Workshop )、电视制作(Television Production)、媒体粉丝学(Media Fandom)、短剧形象设计(Imagining The Short)、儿童与媒体(Children And The Media )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可以到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公司、传媒公司、文化宣传部门以及其他媒体单位从事记者、策划、节目编导、摄像、编辑、撰稿、后期制作、剪辑等工作。
音乐表演(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扎实音乐表演专业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舞台表演能力和较高审美情趣，了解当代艺术市场管理，具备音乐表演(演唱、演奏、舞蹈编导)、音乐评论、音乐创作、艺术市场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是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项目学生由黄淮学院与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共同培养，核心课程由外国专家授课，英国阿伯瑞斯特维斯大学承认学生在我校取得的学分，学生可以赴英国合作大学对接连读。
核心课程：声乐表演，钢琴表演，舞蹈编导，表演与台词，合唱指挥，文艺晚会编导，基本乐理，和声与多声部演唱(Harmany And Counterpoint)，表演分析(Analysing Performance)，合唱表演(Ensemble Performance)，独唱表演(Solo Performance)戏剧管理，经营与市场研究(Thearte Management,Administration And Marketing)，音乐及其理解(Music And Its Contests)，音乐作曲(Instrumental Composition)，表演写作(Performance Composition)，演唱角色研究(The Singing Actor)等。
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在专业文艺团体、艺术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相关部门、机构从事音乐表演、编导及教学等工作。
环境设计(城市园林艺术设计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园林行业发展及市场需求，掌握生态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具有较强的园林规划设计和园林工程施工管理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在城市建设、园林、林业和花卉等企事业相关领域从事风景区、公园、城镇各类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核心课程：艺术设计、园林设计、观赏植物学、园林设计基础(包括形态构成与表现技法)、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植物种植设计、计算机辅助园林设计、园林建筑设计。
就业方向：毕业生可在城建、园林、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城市绿地系统、各类公园、风景区、庭院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工作;也可在园林绿化、景观了设计企业、房产开发公司、建筑行业类企业、园林监理类、市政工程类、旅游规划等部门工作。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也为该专业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环境设计(建筑艺术设计方向)(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掌握环境设计学科的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获得环境设计专业训练，具备环境设计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
核心课程：建筑及环境设计基础、造型基础、构成、制图、建筑设计、建筑构造、力学与结构、人机工程学、中外建筑史、环境设计、现代景观设计学、软件基础、中外工艺美术史、建筑装饰材料、场地设计、现代建筑设计理论与分析。
就业方向：能在设计院所、环境设计机构、房地产公司从事公共建筑空间环境设计、居住空间环境设计、城市景观环境设计与社区环境设计，在高等院校从事环境设计或教学、研究工作。
音乐学(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音乐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初步对音乐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的能力，能在文化馆站、中小学、社会音乐团体、科研单位和出版、广播影视部门从事教学、研究、编辑、评论等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并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核心课程：基本乐理、视唱练耳、中国音乐简史、西方音乐简史、中国民族音乐、外国民族音乐、音乐作品分析、基础和声、音乐教学法、声乐基础、钢琴基础、中外乐器、歌曲编配与弹唱、音乐论文写作、合唱指挥、文艺晚会编导、舞台语言基础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应到大、中、小学从事音乐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也适合在政府职能部门、公共事业单位从事文艺宣传、群众文化等与音乐有关的工作。
音乐表演(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音乐表演(演唱、演奏、舞蹈编导)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专业文艺表演团体、文化馆站、中小学从事音乐表演、文艺晚会编导及教学方面的应用型人才，并为本专业的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核心课程：声乐基础、钢琴基础、声乐表演、钢琴演奏、舞蹈、舞蹈编导、中外乐器、钢琴即兴伴奏、表演与台词、合唱指挥、小乐队编配、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应用和声、中国音乐简史、西方音乐简史、文艺晚会编导、舞台表演艺术等。
就业方向：本专业毕业生适应到专业文艺团体、艺术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相关的部门、机构从事音乐表演、编导及教学等工作。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专业素质，良好的文化与艺术修养，系统的广播电视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技能，具有一定创新创意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采用学校和媒体合作培养的模式。
核心课程：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视听语言、广播电视节目编导、广播电视节目策划、摄影摄像艺术、电视编辑、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纪录片创作等。
就业方向：在地方广播电视系统、宣传和文化部门，以及其他媒体单位从事策划、编导、摄录、制作及新闻采编、影视创作、广告创作、信息传播等方面工作。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以培养具备新闻播音、节目主持、采访拍摄、编辑制作等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为目标。本专业的特色是注重一专多能的培养，不仅重视对学生播音和主持能力的培养，还培养学生采访、拍摄、编辑、制作等多种能力。
核心课程：播音与主持艺术导论、普通话语音、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新闻采访与写作、广播节目播音主持、电视节目播音主持、语言学概论、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
就业方向：在广播电台、电视台从事播音与主持、新闻报道、节目主持、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工作;在新闻网等新兴媒体行业从事播音与主持、新闻报道、节目主持、采访拍摄、编辑制作工作;在传媒公司从事商业策划、礼仪主持、拍摄制作等工作;在平面媒体从事采访、写作、编辑、策划等工作。
招生计划
我校2015年本科艺术类拟面向全国部分省、市招收新生1960人。其中包括美术类、音乐类、编导类、播音主持类等共17个专业及方向，面向河南及省外的山东、河北、山西、甘肃、江苏、湖南等省市招生计划如下表：
专业名称
学制
招生计划
招生省份
美术学
4
150
河南、山东、山西、甘肃、江苏、河北等省份招生1460人
视觉传达设计
4
150
环境设计
4
150
动画（游戏美术、动画设计与制作、动漫文学）
4
240
环境设计（建筑艺术设计方向）
4
100
环境设计（城市园林艺术设计方向）
4
150
动画（合作办学）
4
120
美术学（合作办学）
4
100
美术学（产品造型设计 合作办学）
4
100
广播电视编导（合作办学）
4
120
音乐表演（合作办学）
4
80
广播电视编导
4
200
河南、山西、甘肃、山东、河北、湖南招生320人
播音与主持艺术
4
120
音乐表演
4
100
河南、山东、河北、甘肃、湖南招生180人
音乐学
4
80
注：我校将在校考后根据各省、市自冶区的生源情况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详情届时请参阅本省、市招生办公布的我校艺术类招生计划。
考试内容和录取原则
美术类专业：(满分200分)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美术学、环境设计(建筑艺术设计方向)、环境设计(城市园林艺术设计方向)、动画(游戏美术)、动画(动画设计与制作)、动画(动漫文学)、动画(合作办学)、美术学(合作办学)、美术学(产品造型设计合作办学)专业。
一、考试科目为：素描(人物默写)、色彩(静物默写)，共计2 门。
二、考试时间分别为180 分钟。 画具考生自备。
音乐类专业(满分120分)
一、考试形式：面试，3-5分钟，满分120分。
二、考试的内容及分数分配
1、声乐、舞蹈、器乐(三项任选一项)，满分100分。
2、第二技能(副项)或才艺展示，满分20分。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满分200分)
一、考试形式：面试，满分200分。
二、考试内容与要求
1、自备文学作品朗读，满分50分，2分钟。
2、指定新闻稿件播报，满分50分，2分钟。
3、模拟主持，满分50分，2分钟。
4、即兴评述;满分50分，现场抽取材料或话题，根据要求，进行完整口语表达，3分钟以内。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满分200分)
一、考试形式：笔试，满分20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
二、考试内容与分值
1、文艺常识：50分。
2、命题编写故事：50分。
3、影片分析(提供视频作品)：100分。
结果公布
我校向合格考生签发《黄淮学院艺术专业考试成绩单》，同时，将应试考生专业成绩报送考生所在省高招主管部门，并在黄淮学院网站公布(huanghuai.edu.cn)考试成绩及各省合格线。
填报志愿
专业成绩合格，获得我校《艺术专业考试成绩通知单》的考生，在普通高校文化考试报名时间内到户口所在地的招生办公室报名，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参加美术类校考的考生可根据专业分与高考文化成绩参照录取原则综合考虑同时兼报美术学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环境设计专业、动画(游戏美术)专业、动画(动画设计与制作)专业、动画(动漫文学)专业、环境设计(建筑艺术设计方向)、环境设计(城市园林艺术设计方向)专业。由于我校多年来艺术类专业优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热忱欢迎艺术类考生填报我校第一志愿。
学费标准
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学、音乐表演、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美术学、动画(动画设计与制作)、动画(游戏美术)、动画(动漫文学)：5700元/生·年;
动画(合作办学)、美术学(合作办学)、美术学(产品造型设计合作办学)、广播电视编导(合作办学)、音乐表演(合作办学)：13000元/生·年。
录取原则
文化分达到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本科最低控制分数线，并获得我校专业合格证的考生，高考后根据文化分和专业分参照以下录取原则报考专业志愿：
(1)、环境设计、动画(游戏美术)、动画(动画设计与制作)、音乐学、音乐表演、音乐表演(合作办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按专业分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择优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