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4: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古建筑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笔者认为应该将旅游文本和建筑专业书籍中古建筑术语的英译区别对待。译文的目标受众不同，对译文必然会有着不同期待。古建筑专业书籍的译文目标受众主要为国外建筑专业人士，他们期望通过译本详尽地了解中国古建筑的特点及营造方法等，译文应尽量做到专业和详细。旅游文本则是大众化通俗读物，其译文目标受众为普通外国游客，旅游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普通游客看懂并喜闻乐见，从中获取相关的自然、地理、文化、风俗等旅游方面的知识”，从而实现其传递信息和诱导游客的交际目的。在翻译旅游文本古建筑术语时，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交际目的原则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行为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而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为预期的译文接受者。旅游文本译文的目标受众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外国游客，他们教育背景各异、知识储备不同，对景点有着不同的期待。但他们来到景点参观，都是想欣赏中国的古建筑艺术，进而学习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包括园林风貌、建筑样式、文化象征、社会历史等等。然而大部分游客并不从事建筑相关行业，在这些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多，同时亦不期待学习过于详细和专业的建筑知识。笔者认为在翻译旅游文本中的古建筑术语时，其交际目的应该是帮助外国游客了解该术语所表达的建筑特色及样式，或者该术语所表达的建筑构件的特点、形状和功能。在译文的选择上，译者应尽量避免生僻和隐晦的专业术语，而选用大部分游客能够读懂和接受的词汇，以更好地实现其交际目的。
(二)简洁明了原则
对于译文受众的外国游客而言，他们的知识结构中必然缺乏对中国文化、语言等方面知识的了解，并且由于文化差异，很多建筑样式、装饰和构件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因而要让目标受众读懂译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他们在相关背景知识上的缺失以及文化的差异，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补偿性操作，补充背景知识，进行解释说明等等。如果要做专业细致的解释说明，有时候一个术语可能需要很长的篇幅;然而由于旅游文本的时效性以及篇幅的限制，译者无法作如此详细的解释说明;同时过多、过细的建筑专业知识会对普通游客造成负担，使游客偏离重要的信息，甚至影响游客的游览兴致。对大部分的普通游客而言，对古建筑的特点、样式或装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便已经足够了。因而在涉及到对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术语进行增补性翻译时，译者应尽量做到简洁明了，缩短篇幅。
二、旅游文本中的古建筑术语英译策略
要对中国古建筑术语进行准确、生动、传神的翻译，让游客了解其特点、形状和功能，需要译者熟悉古建筑、查阅相关书籍并掌握适当的翻译策略。通过反复查证、斟酌，尽可能找出易于目标受众接受的译文，以期译文在游客读懂的前提下实现和原文等效的功能。以下是笔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研究提出的一些翻译策略。
(一)移译
移译是指借用目的语中相对应或基本对应的词语，即借用英语语言中已有的词来转译旅游文本中的古建筑术语，不失为一种“拿来主义”的翻译策略。由于文化的普遍性，一些主要的建筑技术和构架在中外建筑中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民族对这些共性或者类似的概念会用不同的语言加以描述，在翻译中如果能将他们一一对应，既能够很好地解释清楚原术语的指称含义，又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如古建筑中的承重结构“梁”和“柱”便可直接译为“beam”和“column”，虽然中国古建筑中的梁和柱均为木质结构，不同于西方传统建筑中的石材结构，形状也有所不同，但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说是一致的，因而这样的译法是可以被游客接受的，亦达到了和原文同样的交际效果。同样中国古建筑装饰中的“阴刻”和“阳刻”艺术与西方建筑装饰中的“intaglio”和“relief”在翻译中亦可以互为替代。而对于一些形状特别的古建筑构件，则可以加上适当的修饰成分以对其进行更好的解释说明，如“梭柱”、“月梁”可译为“shuttle-likecolumn”和“crescent-moon-shapedbeam”;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构件“马头墙”则可译为“horse-head-shapedwall”。
(二)音译加注解
所谓音译，即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将原语中的词语表达出来。凡是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大多宜采用汉语拼音音译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每一民族的语言都在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其中都有一些别的民族所没有的、独一无二的词汇，随着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这些词汇多会成为世界性词汇，以音译的方法为各民族所借用，如美国的爵士(jazz)，中国的饺子(jiaozi)以及日本的榻榻米(tatami)等等。音译加注解的方法是指在音译的后面加上必要的注释以传达该建筑术语的指称含义和文化内涵。纽马克认为对一些尚不为他国读者熟悉的文化专有项进行注释是对他国文化的一种尊重。由于汉语词汇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以及深厚性，再加上中国古建筑的独特性，很多古建筑术语在英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词汇，有些看似对应的译文并不能反映原术语的真实含义，如“间”和“bay”，“进”和“row”。使用音译的方法可以避免直译过程中的混乱以及不恰当的对应，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术语中的文化负载，有利于词汇和文化的传播及保真。随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日益发展，这些音译词日渐增多地曝光在外国读者面前，它们会逐渐成为合法的英文词汇，而在初始阶段，其后的注释则能够帮助游客了解原文的真正含义。现阶段，中国的古建筑对大部分外国游客而言仍较为陌生，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术语仍不为他们所了解，因而在音译的后面大多需加上注解以确保译文的可读性。需要注意的是，注解部分应解释该术语表示的建筑构件或样式的材质、功用和特点等，用词应尽量做到简单易懂，尽量避免太过专业的表达，易于目标受众接受。如“木踬”可译为“Mu-zhi(awood-enpiecebetweenthecolumnandtheplinthtopre-ventthecolumnsfrommoisture，corrosionandearth-quake)”，“斗拱”可译为“Dou-gong(interlockingwoodenbracketset)”。
(三)意译
音译加注释的方法固然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中国古建筑的独特魅力，保留原术语的文化内涵，提升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力，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翻译方法却会影响语篇的连贯性，降低译文的可读性。如在翻译“宅子有三间两进”时，如果分别对“间”和“进”加以音译再对其进行解释的话，整个句子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国内现有的很多译作则沿用了“bay”和“row”这两个词，如此译法有失偏颇。那么在翻译中应该如何处理这两个词呢?在我国明代园林建筑著作《园冶》(TheCraftofGardens)的译著中，AlisonHardie对“间”采用的是汉语拼音的零译法，后加上注解:“JianisthemeasurementofthewidthandlengthbetweenbeamsinancientChinesearchitecture…”。在学术著作中这样的译法最为严谨，它既保留了原语然而在旅游文本中如此译法过于冗长，并且对于不是建筑专家的普通游客而言，这样的译文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难以掌握主要的景点信息。而在另外一些描写中国古典建筑的英文著作，如在Keswick所著的TheChineseGarden:His-tory，ArtandArchitecture中，一些国外学者用了“beamsofwidths/length”来翻译“间”一词。这样的译文简洁明了，通过此译文和对建筑物本身的参观，游客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国古建筑中“间”的含义。对于“进”一词，辞海中的解释为“房屋分成前后几个庭院的，每个庭院成为一进”，笔者认为其译文可借用“courtyard”一词。因而在旅游文本中笔者建议可将“宅子有三间两进”译为“Theresidenceiscomposedofthreebeamsinwidthandtwocourtyardsindepth”。再则，当术语本身已经是以解释说明的方式呈现在原文读者面前的时候，对其进行音译也是没有意义的。如一些描述建筑屋顶形态的术语“重檐庑殿顶”，“单檐歇山顶”等，对他们进行音译只会降低译文的可读性，解释性的意译法是译者的首选。作为译者，我们不可能像建筑师那样精通这些建筑结构，但至少可以在动手翻译前了解清楚这些屋顶的大体形状，然后用意译的方法将其呈现在译文读者面前。如以上两种屋顶样式可分别译为“adouble-eavehippedroof”和“ahippedgableroofwithsingleeave”。
(四)图文结合
关键词：古建筑文化；现代建筑文化；融合
中国北方的传统建筑和江南别致幽静的园林等古代建筑，都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思想理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此可知，从古至今坚持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所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我们应把古代传统建筑作为现代建筑的基础与背景。在现代建筑中传承古建筑的工艺和精粹的同时，注入时代的元素和气息，让中古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在时代的进步中完美融合。
1 中国古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
1.1 古建筑中的宫殿、寺庙、桥梁
从我国的建筑历史可知，古代建筑的定型时期，是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从刚开始利用黄土、木架、草泥建筑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到商代利用夯土技术建筑宫室、宗庙和陵墓。到了西周以后出现了瓦，建筑技术又有所提高。秦汉至三国，我国的古建筑已步入了成熟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不仅修建了规模空前壮丽雄伟的阿房宫，还修建了西始临洮，东达辽东的万里长城。汉魏时期在建筑上开始吸收外来民族的文化，佛教建筑成了这一时期一大建筑特点，如北魏时建立的大同石窟寺，雕刻的样式和花纹都极具浓重的西域风情和印度情调。隋唐至辽，我国古建筑已发展到时期，隋朝时营建的长安城，开始将宫殿、衙门、寺庙、居民住宅和市场进行布局分置，对我国城市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另一个堪称世界桥梁史上首创的河北赵州桥，更是构思精巧。[1]唐时期因为大力宣扬佛道思想，因此寺庙、佛堂院落、道观遍布全国各地，最著名的有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之一的五台山佛光寺大雄殿。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古建筑的转变时期。例如，北宋时建的万安桥，采用的“筏形基础”，很好地解决了湖水冲刷的问题；金代建的卢沟桥，不仅是一座石砌连续圆拱的大桥，柱头雕刻的狮子更是生动活泼，姿态万千；元朝时闻名遐迩的白塔寺，在砖造的建筑上添加了彩色的玻璃砖瓦。明清是我国古建筑逐渐改变的一个时期，这时期最重要的建筑就属当今的北京故宫了。故宫宫殿繁多，每个宫殿又自成一体。
1.2 古建筑中的园林与民居
中国古建筑中的园林主要以崇尚自然山水为主题。西周时期的灵囿算是中国古建筑中最早的园林了。至春秋时期的姑苏台和梧桐园是江南园林的先风。汉代园林以塔和楼阁作为园林的远景，使之与园林的近景形成交相辉映、层次错落的鲜明对比，增添园林的美感。而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因为佛教之风的大肆盛行，使得寺庙遍布于大江南北。所以，在寺庙兴盛的基础上带动了寺庙园林的发展与兴盛，如东晋高僧慧远大师在香炉山瀑布旁建园。唐以后是苑囿和私家园林的大力发展时期，尤其是北宋时期的私家园林十分兴盛。到明清两代时期，不论是私家园林还是皇家园林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有名的皇家园林有明代建立的北京皇宫的西苑，清朝建立的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和万寿山的清漪园及圆明园和畅春园。私家园林的代表有上海的豫园、苏州的拙政园等。[2]这些园林成了中国建园艺术的杰出代表。
民居，是指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它属于建筑艺术史上出现最早、数量最多和分布最广的建筑。但由于我国各地不同的自然地貌和人文习俗，民居在我国古建筑艺术史上也展现出了精彩纷呈多样化的面貌。
例如，汉族地区的民居主要以中轴对称的方式布局为主，北京四合院是其典型代表。南方则以多楼房较紧凑的住宅为主，其典型的住宅以天井为中心，外部或圆形或方形，福建的永定土楼是其代表。而少数民族的居住楼也是非常多样化的，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族多以平顶、土墙，建一至三层外带院落的楼房作为住宅；则以外部为石砌内里木构的碉楼为住宅；蒙古族是可移动的蒙古包；西南少数民族则是一木构的栏杆式楼房为多，其中以云南的竹楼最为特别，还有就土家族和苗族的吊脚楼；北方黄河中上游则是以窑洞为住宅。[3]
从中国建筑的文化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古建筑文化作为一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被流传至今，它所表现的是一种巨大而宏伟的空间文化形态。不论是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恢宏璀璨的北京故宫，还是意境深远的江南园林，朴实平凡的居民建筑，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给人们以深刻的思考，诉说着属于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
2 中国古建筑文化如何立足于现代建筑文化
2.1 现代建筑中对古建筑文化的把握
我国的古建筑文化之所以能够保存延续下来，不仅经过了历史长河中时代变迁的考验，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考验。它是现代文化和未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对古建筑文化应进行传承和汲取并发扬，但在这个传承汲取的过程中应要有所把握，对古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运用，绝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不应一味地想着生搬硬套盲目复制，而是应该吸收古建筑文化中丰富的内涵。例如，让我们从永定土楼的建筑中，学习中国古建筑的包容、仁爱、和谐。从中国古建筑主要选用土、木为材料这一点，学习中国古建筑对土地森林大自然的依恋，理解那份对大地、对自然的一种血肉相连的真正依赖，在古建筑的传承和汲取中继续创造出了令人感动的东方文化。而从那些流传保存下来寺庙院落、道观，可以看出儒道释的思想对中国古建筑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2.2 将中国古建筑元素融入现代建筑中去
很多人认为现代是一个新的社会，应该有新的思想，新的表达形式，传统的东西已经成为过去式。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什么叫做传统文化？是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历经历史风霜，积淀、保存、延续下来的文化才被称为传统文化。那么，古建筑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如果现代建筑摒弃这种传统文化底蕴，完全采用新世界的新潮流来创造，这样只会沦为这个世界中平淡无奇的一类。因为它将古建筑中的文化底蕴丢失了，没有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特色和风采。所以，在现代建筑中应吸收中国古建筑的元素，将两者完美合理的融合起来，展现出古建筑与现代建筑文化风采和建筑风采。例如，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将苏州的历史文化融入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中，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标志性建筑。
3 结束语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自然环境和气候都遭到破坏，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应寻求自然与人类，自然与建筑和谐发展的道路。我们既可以从传统的文化中汲取它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可以结合现代的环境、气候、人文风俗等特点，将古建筑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添上新时代的特征，实现古文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的融合统一。
参考文献：
[1] 刘琦.中国古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的融合[A].吉林省土木建筑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 2012：4-6.
关键词：建筑营造法 龙庆忠 学术 思想 特色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3 面向社会的系统研究取向
一、诸葛八卦村的概况
诸葛八卦村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西部，原来叫高隆村，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落为诸葛亮第二十八世孙诸葛大狮于元朝末期（1350年前后）选址、设计营建的，村落布局奇巧罕见，整体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全村以“九宫八卦”的格局精心设计构建，村落以一口名为“钟池”的池塘与岸地构成的阴阳太极图为中心，8条巷道呈放射状向外延伸，村中民居自然归入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个方位，形成内八卦；而村周环抱的经堂后山、祖宅山、老鼠山、寺下山、大园山、果合山、太公山、擂鼓山8座小山，构成村落的外八卦。整个村落古建筑以“青砖小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为主体风格，极富文化内涵，是我国较为典型的明清民居古建筑群，现存有209座明清民宅建筑。
二、诸葛八卦村的旅游开发现状
诸葛八卦村的旅游开发主要依托于村落的古建筑群，其建筑宏伟，而且都是保存完好、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因此，整个村落犹如一个巨大的活文物，极具研究和观赏价值，所以当之无愧成为了中国古村庄与古民居完整保留的典范，也是我国古村落旅游开发的排头兵，其中，村落中的大公堂、民居、大经堂、古商业街、丞相祠堂、钟池、天一堂、农坊馆、百草生态园、寿春堂、雍睦堂、孔明生平展、隆丰禅院均以被开发为颇具吸引力的村落景点，每年前来瞻仰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整个村落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而在1996年11月20日，诸葛村的地位因为被国务院评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得到了一个提升，中国乃至世界的眼睛开始凝视这个世上罕见的古村落。
在诸葛八卦村的旅游开发过程中，一直秉承村落作为全国奇村的特点，奇村的表现主要是全村绝大多数村民都是1700多年前蜀国宰相诸葛亮的后代；它的布局精巧玄妙，从高空俯视，全村呈八卦形，房屋、街巷的分布走向恰好与历史上写的诸葛亮九宫八卦阵暗合；完整保存了大量元明清三代的古建筑与文物（最久远的距今700余年）。因为这三奇而使得八卦村的旅游开发更具文化价值，而村民风俗、元宵节“迎龙灯”、诸葛亮之精神这些都是诸葛八卦村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元素。但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诸葛八卦村在旅游开发依然出现了些许问题需要去完善，主要表现在：
（一）八卦村的景色较为单一，古建筑是吸引游客的一大法宝，但是单调而缺乏神秘色彩的建筑群会使得村落难以吸引更多的游客，难以可持续发展。
（二）由于八卦村主要以古建筑为领域开发点，而古建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本就有所损坏，在经过与游客的频繁“接触”以后，这些古建筑的破坏程度更是有所加大，严重影响到了古村落建筑文化价值的传承。
（三）八卦村难以与其它景区产生联系，在位置上略显孤独，难以吸引游客长时间的游览。
（四）八卦村由于建筑布局的特色，使得交通相对不够发达，影响了游客的出行游览。
（五）由于诸葛八卦村在全国的知名度加大，游览人数的上升使得村落的旅游配套设施出现了不完善的地方，在住宿、餐饮与娱乐等方面都需要得以改善。
三、诸葛八卦村的文化保护
在游客人数日益增加，八卦村的古村落文化受到严重挑战的形式下，诸葛八卦村所在政府也及时发现了在旅游开发与村落文化保护之间的发展矛盾，也根据保护文化的需要制定了一些保护措施，主要体现在：
（一）以法为据，严密保护
政府应积极进行以《文物保护法》为重点的法制教育，宣传文物保护观念，带动当地村民开展宣传讲演，以提高当地村民和导游的文物保护观念为依托来感染游客；执法部门严格执法，严厉打击损毁文物的违法行为，并对对八卦村文物保护和传统文化宣传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进行嘉奖和宣传鼓励。
（二）实施专业保护与群众保护相结合的措施
村落所在政府积极组织资金人力，成立八卦村文物保护委员会，从不同侧面全方位予以保护。其次，村落所在政府积极组织城建、国土、林业等部门对古建筑群土地使用，集镇建设，村庄建设，旅游绿化，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和维修等进行规划，严格要求村民遵守执行，形成监督制度严厉惩罚破坏祖先遗产的行为，从而进一步提高村民和游客的游览素质。通过制度和宣传教育的形式加强村落居民和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对文化保护的意识。
四、结语
上个世纪60年代，我有幸师从莫宗江先生学习研究中国古典园林。中国有句俗话：“师父领导进门，修行在个人”。莫先生就是把我领进中国古典园林大门的恩师。我在此后数十年的建筑创作中无不受到深刻的影响。他那敏锐的艺术鉴赏力、生动的传授感染力、不断探索的治学精神，感人至深，令我终生不忘。
莫先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知名教授，被公认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师。我们都知道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得力助手。梁先生带着他去寻找并发现了一座座国之瑰宝的古建筑，并教他绘制出一幅幅精美的、文献性的建筑实测图。他是全清华大学唯一不具大学学历的教授！每当莫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古代建筑史课的时候，大家都抢第一排的座位，以便看清他在黑板上飘逸的钩画和用投影仪反射出一幅幅精选的实例图片。例如，在讲苏州园林时，他曾放出一张黑白照片，高高的叠石陡山上矗立着一片雪白的粉墙。他说：“中国古典园林中有各种不同的美。你们看这一景，是不是简洁明快、对比强烈、充满了现代美？”至今这个画面还印在我的脑际，不可磨灭。
我大学毕业时被分在清华的建筑历史及理论教研组当研究生。1961年我这个研究生有幸参与教研组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考察活动。第一次是在北方考察历史遗址、古建、园林，第二次在南方，则主要是园林。两次都由莫宗江先生带队。每到一处都是莫公(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莫公”)为我们“导读”。他边走、边看、边讲，揭示了许多我们看不出或不懂的美景和典故，特别是点评规划设计的成败，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入情入理。他既要对我们这些晚辈进行教学辅导，还要围绕自己的课题抓紧深入研究、实地拍照，所以总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正值的困难时期，连香烟也要限量供应，这对劳累不堪而曾是烟不离口的莫公真是相当够呛，可他却每到一处总是神采奕奕。
这两次学术考察使我为中国古典园林倾倒，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古为今用的广阔领域。1962年在我的研究生课题定向时，我竟然没有按照梁思成先生和系里原来希望的那样选宋《营造法式》，而表示想研究中国园林。事后又为此好几天心里忐忑不安。於是我去向梁先生汇报一下我的心思。可喜的是梁先生毫无责怪之意，并尊重我的志愿。他说：“你有志于研究中国园林，这很好。这方面请老莫(即莫宗江先生)指导最合适。他对古典园林研究很深。不但造型、尺度十分精到，而且对这种东方的美有特殊的感受，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情一景都能讲出许多道理。”从此，我就正式追随莫先生学习中国皇家园林了，一学就是三年。
这时正值、自然灾害之后，全国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这是风平浪静的三年，清华园洋溢着浓浓的学术氛围。清华建筑系历史教研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有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梁思成先生宋《营造法式》研究。一个是莫宗江先生的颐和园研究。莫先生在关于清代北方十大皇家园林，特别是颐和园的来龙去脉、规划布局、景点设计、艺术特色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曾在教研组小范围内讲过几次《颐和园研究》。他到颐和园进行现场研究有时叫我随同前往。他不时会提出问题要我回答，促我思考。一次，他让我分析一下“意迟云在”、“重翠亭”和“千峰彩翠”这三个处在一条路上的建筑的景观特色。为此，我在这三处转了好几次，画了速写及平面图，后来发现在造景方面除建筑的形式、位置外，道路与建筑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我把这些图和体会向莫公汇报时，他笑着表示满意。然后，他让我接着做一个课题，把昆明湖中的龙王庙这个岛屿作为景点进行研究。对当时的我这就是个大题目了。我学着莫公的工作方法，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弄清沿革，从全园总体布局上进行分析，对岛上建筑群进行测绘并研究，摄影、画图、成文。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莫公指点。在他鼓励下，我将这篇文章送交《建筑学报》发表。
这时莫先生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研究生论文题目定为《颐和园后山西区若干风景点的园林原状、造景经验与修复改造》。莫公就是这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一步步引领我进行学术的攀登。他对我们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严格而又慈祥，高深而又浅出。他曾经说要在一场大雨之后带我们年轻人去看香山的瀑布，这是他独到的发现。可惜，时光流逝却始终未能成行。
莫先生在从事课题研究、带研究生、给同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外，还在教研组内部给教师作专题讲座。如：他在教研组内曾系统地讲《中国古代建筑法式制度》，内容丰富，分四次才讲完。有一次我和年轻教师一起带学生测绘古建筑实习之前，莫公专门给我们讲了《清官式的基本作法》。从莫先生那里得来的关于古建筑的系统知识，可以说是我受用终生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回到母校专程拜访莫先生，就唐代建筑问题向他请教。他仍像当年我在校时一样，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解传授唐代建筑之要领，对于我在西安设计新唐风建筑是莫大的鼓励与支持。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莫先生健康每况愈下。1991年7月27日上午我回清华看望莫先生，他七十五岁生日刚过，正值作完第一次癌症手术。罗森教授陪同我前往清华大学校医院探望。手术后的莫公精神很好，很想出去走走。在莫涛陪伴下我们一起在“荒岛”散步并摄影留念。最后一次见到莫先生是在1999年11月。他又一次手术后病危住在北大医院，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莫先生则还是很精神地叫师母取出他写的书稿详细提纲，很兴奋地对我说他还要写什么、补充什么。我只好忍着泪水劝他休息、待身体康复后再工作。这是最后的道别。半个月后我在西安获悉莫先生已辞世而去。莫宗江先生在中国建筑界是大师级的人物，是梁思成先生的得力助手，是清华建筑系栋梁之才，作为莫先生的弟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光荣。莫宗江恩师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作者：张锦秋，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设计大师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
以仿古中式三层阁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力学抗震分析模型．对结构整体分别施加人工波和天然波2种地震波，并进行时程分析，得到X和Y方向的层间位移．研究表明：模型X向层间位移比Y向小，说明X向侧移刚度与Y向相比较大；模型的1～3层的层间位移角远小于弹性限值1／550，结构刚度偏大；减少墙、柱竖向构件的截面面积，或减少梁柱数量，对结构力学的性能影响不大．为提高结构整体刚度，需加大Y向侧移刚度，这可以通过加大Y向截面尺寸来实现．
关键词：
仿古阁楼；地震波；层间位移
我国木结构古建筑的构造不仅在静力作用下结构的整体稳定性能良好，而且抗震性能优越．传统风格的现代建筑是这些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构造形式，其将古建筑中原本起承重作用的部件省去，加入仿古装饰配件，从而达到仿古的目的．很多的木结构古建阁楼在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甚至包括地震的破坏后，仍然能够较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足以证明其结构形式具有一定程度的抗震功能．张明［1］对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万佛塔进行了小震作用下结构的动力分析，并得到相关参数；赵武运［2］对甘肃泾川仿古塔进行结构计算，建立梁柱节点的有限元模型，并通过节点分析得到最大应力和节点的薄弱部位；王佩云等［3］对天坛祈年殿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内力分布及其抗震性能进行了研究；王昌兴等［4］对洛阳隋唐城天堂遗址保护建筑结构进行了有限元分析；李桂荣［5］根据我国古建筑在历次地震作用下的结构破坏状况，总结了古建筑结构的震害特点，并以泰安市古建筑为例进行了抗震性能分析；方东平等［6］建立了木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并将动力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到了结构的力学特性；薛建阳等［7］对古建木结构的结构构成和古建工艺进行了广泛调研，并探讨了古建木结构抗震机理．一般而言，殿堂结构从竖向分为4个层次，即梁架、铺作层、柱架和台基，研究表明，榫头和卯口可以通过摩擦挤压产生减震作用．笔者选取典型的仿古中式三层阁为研究对象，考虑内部夹层的存在，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力学分析模型，研究其抗震性能．主要方法为：对三层阁分别施加天然地震波和人工地震波，然后计算3层的层间位移角，并比较各层的变化特点，从而发现最不利的连接点及部位，为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提供依据．
1工程概况
研究对象为廊院式结构，主要组成部分有阁楼、过殿、配殿、纪念堂、角亭、山门等．从外形看，该建筑属于唐朝早期建筑形式，用了单层4角攒尖式的角亭、单层9脊殿形式的过殿、单层悬山式的配殿．该阁楼在平面布局上成方形，属于歇山式风格，建筑总高39．5m，外5层内3层．结构设计方面的基本信息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采用直径为500～600mm的混凝土圆柱，设计使用年限50年，重要性系数1．0；场地类别为Ⅲ类，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1组，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1g，特征周期值为0．45s；安全等级2级，基本风压取0．40kN／m2（50年一遇），基本雪压取0．35kN／m2，结构抗震等级2级；设防类别丙类，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
2基本假定与简化模型
仿古建筑是古建筑的外观与现代材料的有机结合，在不改变建筑外观审美的基础上，利用钢筋混凝土材料的优势，使其同时具有观赏价值与使用价值．引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模型化简方法，将梁、柱设置为钢筋混凝土材料［9］，并对结构作假设：（1）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2）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中的基本理论适用于本结构的受力变形分析；（3）框架结构的结构特性适用于本结构的特性；（4）砌体结构的抗震特性也适用于本结构；（5）风荷载计算信息符合一般计算方式；（6）地震力信息为计算水平地震作用建立模型（图1）．
3地震信息与振型组合
3．1地震信息
已有研究成果：当地震加速度的峰值为0．05g时，建筑结构基本完好；当地震加速度的峰值为0．1g时，建筑结构至多受到轻微破坏；当地震加速度的峰值为0．2g时，多数建筑结构可能会出现中等程度的破坏；当地震加速度的峰值为0．4g时，发生中等破坏与发生严重破坏的数量大致相同；当地震加速度的峰值大于0．4g时，根据场地条件选取地震波；阁楼在设防烈度、地震分组、场地类别方面与阁楼所处地理位置有关．首选北京饭店地震记录波对阁楼进行抗震性能测试，同时考虑人工地震波的情况，并对测试结果进行比对分析．由于地震波峰值一般都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因此只需输入相应时间段内的地震波就能满足要求．本研究选取12s区段内地震波作为地震数据进行输入．施加地震波时对信息进行统一规定，使其能准确而详细地反映阁楼仿古建筑的性能．天然地震波和人工地震波分别如图2—3所示．对主体结构施加不同特征周期的地震波，比较其最大的层间位移，进而研究建筑物本身的抗震性能．地震参数设计为：地震烈度为8（0．2g）；场地类别为Ⅱ，特征周期为0．35s（1．4s）；阻尼比确定方法为全阁楼统一，结构阻尼比取0．030；周期折减系数1．00；特征值分析类型为WYD－RITZ；用户定义振型数为15；抗震构造措施的抗震等级不改变；考虑偶然偏心，不考虑双向地震扭转效应；活荷重力荷载代表值组合系数取0．50；多遇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为0．160，罕遇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则为0．900；地震作用放大方法全楼统一，全楼地震力放大系数取1．00；减震、隔震附加阻尼比算法取强制解耦，最大附加阻尼比则为1∶0．25．
3．2CQC振型组合法
采用CQC振型组合法［1－2］建立模型．为提高计算精度，考虑各个振型之间的耦合和基地加速度的作用，当线性结构具有N个自由度的时候，模型的基本动力方程［8］可表示为Mx••（t）＋Cx•（t）＋Kx（t）＝MIu••（t），其中：M为N×N阶质量；C为N×N阶阻尼；K为N×N阶刚度；x和I分别为N×1阶质点位移向量和N×1阶影响向量；I对应的u••（t）方向位移自由度的元素为1，其余均为0．结构具有比例阻尼特性，若以ωi表示第i振型的自振圆频率，ξi表示第i振型的阻尼比，Yi（i＝1，…，N）表示第i振型的振型向量，且振型向量Yi满足质量归一化条件，φTiMφi＝1，则质点位移向量可以表示为x（t）＝∑Ni＝1γiφiSi，（1）其中：γi＝ΥTiMIu，为第i振型的参与系数；Si（t）由式Si（t）＋2ξωSi（t）＋ω2Si（t）＝－u••（t）求得．结构的响应向量可以由质点位移向量的线性组合表示R（t）＝qTx（t），（2）其中q为响应传递矩阵，是结构几何属性和弹性属性的函数．根据（1）式可知，在u••（t）方向结构第i振型的地震作用向量Fi为Fi＝αigγiφi＝Kδi，（3）其中αi和δi分别为第i振型的规范反应谱影响系数和结构在Fi作用下的位移向量．利用（3）式及关系式（K－ω2iM）φi＝0，可得δi＝K－1Fi＝αigγiω2iφi．（4）其中γi＝｜ci｜／max｜ci｜（αiγi／ωi2记为ci，称为第i振型的振型系数）．根据（4）式可知，位移向量δi随ωi的增加迅速减小，但两者变化幅度不同，从（2）式可知，地震作用效应完全一致．
4实验分析及结果讨论
4．1实验分析
对3层仿古中式阁楼建筑进行地震影响载荷研究，分别施加天然地震波和人工波时，各层间位移角如表1—4所示．由表1和表2可知：当X，Y向同时输入加速度峰值为0．035g的天然地震波时，X向在1～3层的层间位移角均未超过弹性位移角限值的1／550；3层的层间位移角在0．1g，0．2g，0．4g，0．8g加速度峰值下均超出弹性限值；2层在0．8g的时候超出塑性位移角限值的1／50．由表3和表4可知：在X，Y向分别施加0．035g，0．1g，0．2g，0．4g，0．8g加速度峰值的人工地震波时，X，Y向层间位移角相差不大，Y向层间位移角略大于X向，各层具有统一的规律．层间位移角呈逐渐增加的势态．总增率为：X向1层0．3％～0．5％，2层0．5％，3层0．5％～0．502％；Y向1层0．3％～0．499％，2层0．3％～0．5％，3层0．3％～0．5％．这说明结构整体规则，X，Y向刚度相近．
4．2结果讨论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假设建筑结构7度设防，对模型进行时程分析．当天然波加速度取0．2g，0．4g，0．8g时，X，Y向位移的峰值超出弹性范围，模型进入塑性变形阶段；而当人工波取0．8g的情况下，层间位移仍小于1／50．这说明此模型符合地震要求的标准．地震波考虑双向作用，在双向地震输入的情况下，研究结构的抗侧刚度更加接近实际．对X，Y方向，加速度峰值分别取0．035g，0．1g，0．2g，0．4g，0．8g时，地震记录及人工模拟加速度时程曲线呈现的层间最大位移角都是在2层．与2层相比，1层的柱子布局数量大于2层，多1圈柱，1层下端固支，抗侧抗弯刚度加大．整体考虑下，2层刚度则小于1层刚度．在层高方面，3层的层高小于1层和2层的层高．因平座层与2层楼层间隔较小，故在其中间设了1层圈梁．因平座层与3层楼层间隔较大，故外加2层圈梁．因此，2层层间位移角大于3层的层间位移角．
5结论
动力时程分析表明，所建模型符合地震要求的标准．模型简化会引起结构局部出现不安全因素，考虑斗拱为装饰构件．为使节点满足抗震设计要求，设计时宜采用型钢混凝土结构．因为国内此类研究的实验较少，所以采取了较为保守的节点设计方法，通过不同的计算方法进行核算．为确保核心区刚度，可以通过适当加大配筋，来保证结构的安全．为有效避免共振，结构不宜选择主振动频率在此自振周期的场地建造，同时建议在建筑角点与梁板的边缘处连接件要牢固，必要时可进一步加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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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达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是继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二位学科奠基人之后，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之一。陈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建筑史研究队伍的一个损失，我们后学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
陈先生是长辈学者，一生在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成果斐然，却又淡泊名利，对我们后学则平易近人，诲人不倦，令人钦敬。1978年我从干校到建筑工程公司工作10年后，回到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工作，那时陈先生已从文物出版社调到研究所里我很庆幸能与德高望重的先生一块工作，可随时求教。当时我们尊称他陈公，每天都戴着老花镜，站在高大的绘图桌前用鸭咀笔在认真绘制1/2开的图纸(今天早已不用这种老式的绘图桌和每次要添上墨水才能画的鸭咀笔绘制图纸因为用它绘图太费劲了)，先生告诉我，这是绘制《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的图版，共49幅。先生绘的图很规矩、漂亮。我想，每张图纸从起草图、描正到图面注字，这么弓腰站着绘制即使我们年纪轻的人用一个星期也完成不了，何况是60多岁的老人啊，陈公这种艰苦勤奋的工作精神，令我们后辈肃然起敬。
1980年我做布达拉宫专题时去向陈公请教，先生先给我讲他做《应县木塔》专题的经验：开始觉得资料准备得很充分了，一动笔才发现不够再去补充调查和测绘，来回几次才做好。然后说“那边是另一种做法，另一种风格，在面上要广，多看一些，点上工作要细，深入一些。”确是如此若调查疏忽，等以后发现问题再去补测，谈何容易，我以前也有此教训。于是我们在第一次认真测绘了布达拉宫并出全部图纸，还调查了各地的古建筑作比较，当做完《布达拉宫》专题后，我还能继续做《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和《中国藏族建筑》等课题，这正是得益于陈公的教诲。
当我把以前的调查资料整理成《闽南民间住宅做法》及《广东民居木尺》，并用它们的做法原则去解读民间流传的《鲁班经匠家镜》一书，觉得它们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结果写成《(鲁班经匠家镜>研究》一文，我带着题纲和一些原稿去向陈公请教，先生看后说，研究民间建筑设计与做法的方向对，像这样充分掌握资料，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分析很好现在写的深度如何并不重要，可以再研究，要能让别人在你的资料基础上去分析、提高，把问题搞清楚，这才是目的。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先生在闽南原稿中指出“檐出”是多少没有记录，这问题虽不大，但说明先生看问题深入细致，关键处不容忽略，学风严谨。一天在陈公家中遇见王世襄先生来访，时王先生刚发表《家具条款初释》，陈公即对我说王先生已做了《鲁班经》的家具研究你是做建筑和其他部分，应有王先生的家具部分才算完整。还有一次，陈公与我们在院门口遇见建工出版社的编审乔匀先生，陈先生即向乔先生介绍了我正在写《研究》，尽管当时有一些客观原因，此文稿不能出版，但从以上可看出陈公对后学的热心教诲扶掖。
陈公原来住在人大会堂后面石碑胡同一座小四合院的两间东厢房里，房屋已很有些年代了，面积也不大里屋住人，外屋是客厅兼工作室、餐室室内有桌、椅、书架、柜，布置有点紧，但简洁。东墙外地势高，东墙下半部经常是潮湿的，所以室中央秋、冬、春三季都在生着蜂窝煤炉子，以避潮气。炉子上坐着开水壶，先生笑说这好啊，随时可以沏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院在办公楼后面盖了三栋宿舍楼，陈公分到一套两室半的住宅，总面积不过70m2。先生搬过来后说：这比石碑胡同那边宽，家里有了餐室，厨房和厕所，好，够用就行，都是安居之地。在生活上先生要求不高，且从不计较，心情平静、坦然。
我们研究所与外面的一些科研单位和有建筑系的大学一直在学术上有着广泛的交流与联系，每年所里都有不少同事应邀忙于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会议，这些陈公都不参与。除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外，却对培养新生力量及为出版社出好书把关而倾注心力，如为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等院校建筑系研究生授课、评阅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筹备编写《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承担战国至北宋木结构建筑技术的撰写工作，为文物出版社主编《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丛书参与文物出版社的一些重要著作的编审工作等，先生一直脚踏实地勤劳工作，不尚虚声。
陈公离开我们已有十载，先生音容笑貌时时萦怀在我心中，抚着他送给我有他签名的《应县木塔》，《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及《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先生逝后，其夫人李淑其女士又送我有她签名的《陈明达古典建筑与雕塑史论》等这些著作而深深追思，经常学习，不断提高学识。想到先生的为人、学风极为钦敬，后学者正是会沿着先生的精神前进。
作者：陈耀东，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非常欢迎大家来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旅游观光，现在我们正行进在忻州至五台山的公路上，利用行车时间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五台山概况。
五台山是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位于山西省忻州地区东北部，风景区绝大部分坐落在以台怀镇为中心的五台县境内，有小部分跨繁峙、代县和河北阜平，周边达500余里。五台山的壮美风景在于它的东西南北中五座高峰和奔流不息的清水河，五台山的名胜精华则是它那众多佛教寺庙。
五台山这一名称是对五座山峰的共同特点的形象概况。东西南北中五座高峰的山巅都是高大的缓坡平台，所以叫五台山。五台的海拔高度多在2700米以上，最高的北台海拔达到3058米，为华北第一高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绝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而五台山例外。这里山高林深，气候凉爽，降雨较多，植被覆盖率很高，风光秀丽，景色壮观，有清凉山之称，是旅游避暑的胜地。五台山虽然山高谷深，但交通比较方便，有四关一门与外部相通。北部有华严岭鸿门岩关，通往繁峙县境，西部有峨岭关通往代县，东部有龙泉关通向河北阜平，东南有牛道岭关可通盂县、阳泉，南部有大关连通定襄、忻州和太原。
五台山主要是以佛教圣地而名扬天下的。那么五台山是如何成为佛教圣地的呢?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印度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在中国传播佛教，当他们来到五台山，见五座台顶拱围台怀腹地，其山形地貌与释迦牟尼佛的修行地灵鹫山几乎相同，返回洛阳后就奏请汉明帝去五台山修建寺院，明帝准奏颁旨，在五台山修建了大孚灵鹫寺，即今天显通寺的前身，成为与洛阳白马寺齐名的我国最早的佛寺之一，五台山也就成为佛教圣地。从此五台山的佛寺越来越多，香火日盛一日。到南北朝时，五台山已有寺庙200多处，唐代更达到360多处，有僧尼3000余人。但由于唐武宗、周世宗两次大规模灭法，全山佛寺几乎全部被毁。宋、元、明、清，五台山的佛寺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明朝时寺庙已近104处。清朝的康熙、乾隆、嘉庆诸帝均对五台山佛寺极为重视，不断投入巨资予以修建，到清末，五台山共有寺庙122处，其中青庙97处，黄庙15处，僧尼1000多人。
五台山现有寺庙50余座，尽管与历史上不能相比，但在四大佛教名山中仍然是寺庙最为集中，香火最为旺盛的。而且五台山的佛寺，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以及民国均有遗存，建筑宏伟，式样繁多，精细严整，手法典型，连续性强，本身就是一部唐代以来中国建筑史，是研究和欣赏中国古建筑的难得场所。另外，寺内佛教造像手法多样，技艺高超，泥塑、木雕、铜铸、玉雕应有尽有，同样是欣赏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演变的最佳场所。
前面这个小城叫东冶，东冶镇西北10余里便是我们这次五台之行的第一个游览点南禅寺。
南禅寺：南禅寺到了。我们从南路上五台山，首先游览这座古刹，事实上已经登上了五台山文物的最高峰。因为南禅寺内有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大佛殿。大家可能知道，山西素有地上文物博物馆的美誉，现存古建筑，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都居全国之首。国家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有35处，省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有284处。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有106处，占全国同期建筑物的70%以上。山西的古建筑以五台山地区最为集中，而五台山的古建筑又以南禅寺最为古老。
南禅寺位于五台县阳白乡李家村附近小银河一侧的河岸土崖上，庙宇坐北朝南，迎面和背面各有一道山梁，寺旁渠水环绕，林木繁茂，红墙绿树，溪水青山，极为幽静。南禅寺就是在如此美丽的环境中已经存在了1200多年。寺院并不大，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南北长印米，东西宽51米，分两个院落，共有殿堂六座，即大佛殿、东西配殿及南过门殿等。
大佛殿为寺院主体建筑，面宽和进深都是三间，而内里却是一大间，是单檐歇山顶建筑，共用十二根据柱支撑殿顶，墙身并不负重，只起间隔内外和防御风雨侵袭的作用。四周檐柱柱头微微内倾，四个角柱稍高，使得层层伸出的斗拱翘起。这样，大殿既稳固又俏丽，是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据大殿横梁上题记可知，此殿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距今已有1217年，是中国现存所有木构古建筑的老大哥。这也是南禅寺海内外闻名的主要原因。殿内的塑像都是唐代作品，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两旁是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其余为大弟子阿难和迎叶及护法天王等群像，主次分明，错落有致，营造出佛界肃穆而和谐的良好氛围，不论是结跏趺坐于正中的佛主，或者是骑狮的文殊菩萨和乘象的普贤菩萨，抑或是凝神肃立的阿难和迎叶，还是威猛雄壮的护法天王，个个神态自若，表情逼真，若动若静，栩栩如生，都是艺术精品，其风格与敦煌莫高窟彩塑如出一辙。佛坛四周嵌有砖雕70幅，是唐代砖面浮雕艺术杰作，同样颇具艺术价值。置身大佛殿内，犹如进入一座唐代艺术殿堂，不论建筑，还是塑像、砖雕均是稀世国宝。
走出大佛殿，大家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一座唐代建筑为何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答案应从三方面去找。从地势和气候上说，这里高而背风，较为干燥，有利于木构建筑物的完好保存;从所处地理位置上讲，南禅寺远离寺庙最集中的台怀闹区，藏于偏僻山乡之中，不太引人注意，所以能够躲过唐代以后历次大规模灭法和刀兵之劫;最后还要归功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精心保护，免去了可能发生的其他人为破坏。正是这几方面的原因，从而使南禅寺这座千年古刹得到完善的保存。解放后，国家对古刹极为珍视，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拨专款进行维修，进而使南禅寺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我们的南禅寺之行暂且到此，下面我带大家去欣赏与南禅寺齐名的另一处唐代古建筑佛光寺。
佛光寺：这就是在佛刹中被誉为中华瑰宝的佛光寺，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伟的佛教寺院。佛光寺东、南、北三面环山，惟西向开阔，寺因山势而建，坐东朝西，整个寺区松柏苍翠，殿宇巍峨，环境清雅;寺院布局疏朗，排列有序。寺内有北魏以来的建筑和许多文物古迹，这在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1961年，佛光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到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我们不能不提起它的发现者我国古建筑专家梁思成(近代思想家梁启超之子)先生。
1937年的夏天，梁思成先生等四位教授，兴匆匆地来到五台，在这之前，他们曾去了敦煌，在绚丽多彩的众多壁画中，有一幅五台山图，特别引起他们的注意：画面上，古刹林立，游人不绝，还有一座不曾见到过的宝塔
在佛光寺，梁思成教授找到了这座塔，与画上的一模一样，1400年的风风雨雨，依然健在!它是北魏遗物，双层六角，上实下空，绳纹切砖，有印度的束莲柱。它不仅是我国古建筑的珍品，也是中国和印度古代文化交流的纪念碑。大大出乎梁思成所料的，就是除了这祖师塔，整个佛光寺都是一个古代艺术的新大陆。通过精心研察，测量绘图，写出了论文《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荟萃一寺的魏齐唐宋四个孤例;荟萃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文章发表以后，轰动了中外建筑学界。佛光寺从此不只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有的外国学者公开称呼佛光寺为亚洲佛光。
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后来被毁。现在佛光寺的正殿为唐代所建。因其在寺内东部的制高点上，是佛光寺的大雄宝殿，故名东大殿。在五台山是首屈一指的。大殿正中的大佛坛上面有三佛和菩萨胁侍等像三十五尊。佛坛的正中间是降魔释迦像，左边是弥勒佛，右边是阿弥陀佛。释迦、弥勒都有螺发，阿弥陀佛是直发。这三尊塑像，都面颊丰满，眉毛弧弯，嘴唇端正，具有极为显著的唐风。弥勒佛和阿弥陀佛的胸部、腹部的衣裙与结带，和释迦与阿弥陀佛垂在佛座上部的衣招都非常一致，这是唐代的固定形式。菩萨立像均向前倾，腰部微微弯曲，腹部略突起，这是唐代中叶以后菩萨塑像的特性，与甘肃敦煌的塑像同出一范。
另外，供养菩萨均为一足蹲一足跪在高耸的莲座上。这种塑像除了甘肃敦煌石窟和山西大同华严寺以外，在国内还不多见。
佛坛的左梢间又有普贤菩萨骑像，两个菩萨胁侍，獠蛮牵着象，普贤像前有起陀和一个童子像。佛坛的右梢间是文殊菩萨骑狮像，拂林牵着狮子，两个菩萨胁侍。这和通常文殊居左，普贤居右的配置是不相同的。
殿内两梢间的极端前角，都立有护法金刚，形体魁伟，遥对而立;身披甲胄，手持宝剑，怒目而视。与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唐墓出土的武俑十分相似，只是比出土的武俑高大得多。
佛坛左端金刚的右侧，有一面颊丰满，袖手趺坐，大约40多岁的中年妇女塑像，形态亦宛然如生，
此外，沿着佛殿两山墙砌台上还排列着五百罗汉塑像。据东大殿前明代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十月二十三日重修佛光寺补塑罗汉碑记云，确系明代遗物。
东大殿内柱额上的几幅拱眼壁画，亦为唐代遗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右次间内柱前额上的横幅。横分三组：中间一组以佛为中心，七菩萨胁侍。左右两组以菩萨为中心，其旁边又各有菩萨、天王、飞天等。壁之两端有僧俗供养人像，北面一排是披袈裟的僧徒，南面一列是袍服大冠的文官。内有一人，好像是在权衡长短，那嘴边上的胡须飘然若动，与敦煌画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两样。壁画颜色除石绿以外，都是深暗铁青色。各画像的衣纹姿态都极其流畅，具有唐代风韵，而画脸和胡须的笔法，还含有汉画的遗风。
东大殿左右四梁下还有唐人题字，如：敕河东节度观察个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助造佛殿泽州功曹参军张公长、功德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密公遇、执笔人李行儒等字迹，清晰劲沉，实属不易多得的庸人墨迹。
我们刚才介绍的东大殿的建筑，塑像、壁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此，就是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孤例的四绝艺术。
金阁寺：我们从南路进五台山，过收费处牌楼，前行不远，这座立于路北山坡金碧辉煌的庙宇，便是台怀腹地第一大寺金阁寺。这金阁寺位于南台之北、中台之南的金阁岭上，海拔高度达到1900多米，除台顶寺庙外，金阁寺所处地势最高。该寺距台怀镇约十五公里。
金阁寺创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是由印度来的大法师不空，根据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江南高僧道义来五台山礼佛，梦幻中看见这里金阁浮空的传说，主持建造的。当时铸铜为瓦，瓦上涂金，以合金阁之圣名，整个寺庙金光灿烂，无比辉煌，从敦煌壁画中至今仍可看到当时金阁寺的盛景。而且，不空大师作为密宗的主要创立者在金阁寺开办道场，译讲密宗仪轨，所以金阁寺在国内外很有声誉，也是古代中国和印度佛教文化交流的实证。
论文关键词：地域文化精神，建筑性格，历史
现代建筑中“以人为本”已逝去，过多地去讨论功能空间人性化也已成了多余，因为这些东西在浪滔之后已经深深赋予建筑本身。中国加入世贸后，给建筑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地域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1地域文化精神
1．1地域文化的内涵
尔今，在当代建筑理论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莫过于“地域性”和“文化性”，其实简单地说这两者本身就是统一的概念，本不需要将它割裂开来分析又分析。一句话，地域差异只谈文化差异。在特定的地域气候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符合当时当地民族特性的，因此，长期以来，必然形成特定地域的特定文化，这样的结果就会产生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在生活方式、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上是不尽相同的，建筑文化也是普遍遵循这个规律的。
1．2地域文化的外延
既是文化就会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地域文化也是如此，看不见摸不着，又实实在在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本身具有抽象性，因此，人们只能去理解它，体会它。
从更深层来谈，“文化”是为人们所接受且深深影响着人们行为的，单就广泛的人群而言，建筑审美也会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为什么有些建筑是“公认”优秀的，这不仅仅靠建筑界人士就可以评判定位，最主要的还靠群众，尤其是那些每天抬头可看见或者与之密切联系的人们。
有人不禁会问：那他们对其有何标准呢?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种审美观念，一种不是与生俱来但又需要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的精神，会“指引”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另一方面，建筑是服务于群众的，因此，优秀的建筑必然需要与“人群”产生共鸣，能够在精神上引起他们的感悟，激发他们一tL，灵深处的情感。因此，优秀的建筑同样应该具备一种地域文化精神。这就是地域文化外延，既存在于人们心底，又表达在建筑中的一种精神。
2建筑性格
通常在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说他是否有性格，有怎样的性格，或腼腆或大方，或开朗或沉闷。建筑也同样具有人的这些特征，或富有情感，或冷若冰霜。
建筑性格与建筑个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建筑个性是讲求另类，构思新颖大胆，而建筑性格主要是说它内在的本质，有内涵、有品质，能够给人亲切感和深厚韵味的。然而这些正是当代身边建筑最缺乏的东西。
对于每个建筑作品，当他能够完整地实现矗立在你眼前的时候，它就可以拥有语言了，与周围的人群产生交流，是否能为人们所认可接受，那就看它的性格是否与人们的性格一致。
3地域文化精神与建筑性格
3．1感悟
中国的木构架的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在世人堪称是神化，而延续到今天，它却成了在众多建筑师看来是“落后产物”的敷生物种而妄自菲薄起来。更有些建筑师以为拼凑几个天井盖几个大屋顶就使建筑具有了民族性、地域性。这些简单、庸俗的东西，就这样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很熟悉的日本文化，它的发展多是借鉴于中国，作为代表其建筑特点的“神化”建筑，以木构架和两坡悬山为特征，具有洗练简约的优雅的洒脱；再看日本的“枯山水坪庭”，也是将中国禅宗和中国造园艺术精神揉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上海金茂大厦是美国人设计的，汲取了中国古塔的神韵，不是简单的模仿，没有玻璃瓦，没有风铃但整个建筑却十分具有中国文化的神韵。
所有这些例子，都足以使那些标榜“地域性”、“文化性”的仿古或复古建筑相形见拙。
3．2呼唤
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经济财富，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西方文化的渗透和WTO的加入，外来的建筑文化更是充斥着整个建筑市场，“国家歌剧院”、“国家电视台”、“鸟巢体育中心”，以北京为首的，本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现在竟成了国外“知名”建筑师们的试验基地与练兵场。不禁会问，我国的本土建筑师哪去了?
其实就在身边，在低头，在沉默，殊不知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文化，就是无限智慧与力量的源泉，也正是抵制这些外来不良文化的有力武器，也正是发扬光大中华优秀文化的最佳时机。然而还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只因为他们身上缺少了一样东西、一种精神——地域文化精神。
论文摘要：建筑被誉为“石头的史书”、“凝固的历史”，是包罗万象的空间艺术。透过那斑斑驳驳的一砖一石，人们能够从中解读出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中国传统建筑是华夏文明的历史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传统文化中的礼制，宗族家庭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神都影响着建筑的布局，建筑环境设计和装饰风格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
建筑，是指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它除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还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具备很独特的审美价值。建筑的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纵的方面看，建筑具有时代性的差异；从横的方面看，建筑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渊源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建筑风格的多样性。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与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构体系相比，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土木结构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是用木料做成房屋的构架，先从地面上立起木柱，在柱子上架设横向的梁枋，再在这些梁枋上铺设屋顶，所有房屋顶部的重量都由梁枋传到柱子，经过柱子传到地面。而用土、砖、石或者其他材料筑成的墙，只起到隔断的作用而不承受房屋的重量。
中国的古代建筑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表现帝王活动、生活的宫廷建筑；二是表现人民生活、活动的民居建筑。这两大类建筑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的联系，使得中国古代建筑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本文中，笔者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传统建筑中体现的传统文化。
一、“礼制”与中国传统建筑
君主专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政体形式。“礼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很重要的。所谓“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等级制度。孔子是“礼制”的忠实维护者，他的“克己复礼”等主张，都反映了礼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同样存在壁垒森严的等级，从建筑的布局、形体、结构到装饰设计，处处皆凝结着强烈的政治伦理规范，以显示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礼制。这就是建筑中的“礼”。宫殿建筑中，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为“殿”，与家人生活起居之处为“宫”。故“殿”的面积与构件都以大为美，以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来显示皇权至尊。“宫”的建筑规模则据主人的身份而定，皇帝的起居宫最大，其次为皇后及其妃嫔所居之宫。明清故宫中，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整个建筑群中最雄伟宏大的部分，居中而立，统摄全局，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后宫中皇帝起居的乾清宫规模最大，其后为皇后起居的坤宁宫，再次为妃嫔所居的东西六宫，皇室家族内部的贵贱尊卑，由此都可见一斑。
民居建筑的等级限制也是极为严密的，各朝统治者甚至以律法的形式来加以规范。各级官员的府邸建筑，都是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的。建筑装饰的伦序等级十分明显。例如：基座是中国传统建筑常用的装饰手法，一般的民居只能用普通台基，官品较高的府邸可用较高级台基，惟有皇家建筑和佛寺庙宇，才可以用“须弥座”。这种座式原为佛像底座，寓意以须弥山之高显示来佛的崇高和伟大。皇家建筑借用“须弥座”寓意皇权的至高无上。屋顶式样的不同也代表民居的不同等级，四面坡顶多为皇室和庙宇专用，歇山顶多是达官贵人的宅院，普通百姓的居室多为硬山顶。此外室内装饰中常用的天花、彩画等也分不同等级，严禁违礼僭用。
二、“宗族观念”与中国传统建筑
宗法家族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儒家所倡导的宗法伦理在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后，这种观念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中国传统建筑也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宗族观念和思想。
中国传统的居室建筑，是对宗族家庭伦理最形象、最生动的阐述。就平面布局而言，民居的分布多由若干单体建筑来组合构成庭院，再由一个个庭院组成村寨。庭院为同祖同宗家庭生活起居之处，村落为同姓同族之人交往活动之处。这种布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族群而淡化个体，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充分体现了传统家族的宗法特质。民居庭院内部的布局也内涵丰富。为了体现父尊子卑，长幼有序，一般皆将家长所居的正室安排在正上方，同时也安排有祭祀祖宗或家庭集会之地。在“堂”的两边，对称排列东西两房，归子辈居住。相对于“堂”，房为从属地位，这与居住者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吻合的。同时，由于堂为家庭居室中最尊贵的地方，代表同宗集会之地，故人们习惯上以“堂”称父系亲属；母系的亲属不是同祖同宗，故而不能算是同“堂”之后，遂以“表”称之。出于室正房偏的观念，人们称结发妻子为“正室”称妾为“偏房”。同时，为了限制和规范妇女的行动自由，妇女的居室一般被安装在幽深、封闭的院落后部，故传统社会习惯称妻为“内室”。一般情况下，妇女不能擅自步出院外，外人亦不能轻易入内院。古人将妇女之居称为“闺房。
三、“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建筑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强调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投入。中国传统建筑绐终讲究人工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建筑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和映衬，追求虚实相生，情境相映，曲折尽致，意有回境以达天人合一、浑然一体的境界。
分布在祖国各地的民居，其选址、布局、结构、色彩风格皆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与各地区自然环境相生相融。西南地区阴热潮湿，蛇虫出没，居室虚空而筑，幢幢竹楼掩隐在片片竹林丛中，拙朴雅致；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干燥少雨，黄土漫漫，其居室掘穴为窑，苍茫而古朴；江南水乡地区，湖泊纵横，星罗棋布，故居室傍水而筑，小桥流水，恬静柔美；东北平原地区，原野辽阔，寒冷干燥，故居室雕梁画栋，端庄厚重。在色彩的应用上，北方自然色彩单调，故建筑的装饰色彩浓重热烈，红墙朱门，黄瓦绿窗，色彩热烈鲜明。南方植被丰富，自然色调丰富多彩，故建筑物多采用天然原色，粉墙黛瓦，褐柱青砖，幽雅而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园林建筑，是对自然山水的再现。所谓“虽为人作，宛自天成”，指的就是园林中的建筑设计尽可能排除人工雕琢的痕迹，遵循自然山水风景的规律，效法自然，渲染野趣。为了与周围环境协调，建筑往往不得不改变某些固有的特质。如对线条的处理，建筑作为人工创造物，直线是其人力之美的象征，而自然山水风景却多为柔和、流畅的曲线。
中国传统建筑作为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那些独具匠心的建筑布局，雅致唯美的建筑装饰，缤纷绚烂的建筑色彩……无不让人感慨中国传统建筑的极致之美。同时，中国传统建筑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引发人们对历史、自然，人生的无限感悟。让人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参考文献
[1]林皎皎．中国古代建筑与传统文化[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7(1)．
[2]马齐飞．中国建筑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j]．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9（9）．
内容摘要徽州传统文化在今天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存和文献文书遗存，它们许多都得到了开发，融入了现代社会。具体开发的路径是：徽州传统物质文化的遗存直接导致了徽州人文旅游事业的发展、徽州传统非物质文化的遗存直接导致了徽州传统工艺的产业化开发、徽州古代文献文书的遗存直接促进了徽学事业的发展。这些开发都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对其已达到的开发状况，宜作合理的价值评估：徽州人文旅游事业的发展目前尚属初级阶段，由之也显示出了十足的后劲；徽州传统技艺的产业化开发目前尚属起步阶段，由之也显示出了极大的潜力；徽学的研究目前尚处在发展阶段，由之也显示出了多学科的价值有待更全面展开。
关键词 徽州文化遗存 开发路径 价值评估
作者刘伯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 情况报告员、到了极大的发展，徽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结合的目的也就不仅仅是停留在文物保护的需要了，而是要打造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帮助乡村农户脱贫致富；至21世纪，以徽州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开发内容的徽州人文旅游事业蓬勃发展，已经成教师心得体会 为了一个重要产业，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仅以黄山市来说，2009年，黄山市旅游业总接待游客2122.52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87.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68.15亿元，旅游创汇2.44亿美元。全市纳入旅游统计监测的景点有52个，共接待游客近1200万人次，门票收入6亿元。这其中，利用徽州传统文化的物质文化遗存而开发的人文旅游景点是30多处，有门票收入的景点是23处，门票总人数达410万多人次，门票收入达1.5亿多元，如果再考虑旅游的吃、住、行、购等综合因素，徽州人文旅游的实际收入还要乘上几倍。
黄山市的旅游过去一直是以黄山自然风光游为主体，自20世纪90年代徽州人文旅游大规模开发以来，徽州人文旅游的总人数，2002年，历史上第一次持平了黄山风景区；2009年，则达到了黄山风景区的1.75倍。徽州人文旅游目前已经是黄山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2．徽州传统非物质文化的遗存直接导致了徽州传统工艺的产业化开发。在林林总总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目前得到产业化开发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工艺和技艺，据笔者的调查，至2009年底止，其产业化经营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至少有27项，其中，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1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6项，它们还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徽州传统产业的技艺，其自古至今一直是获得产业化开发的，如徽墨、歙砚、万安罗盘、各种茶叶制作技艺、新安医学等。另一类是原本只是用于满足徽州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习俗和精神需要的技艺，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黄山市旅游事业的发展而得到新开发，从而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经营发展道路的，如新安画派、徽派版画等艺术和徽派传统民居建筑营造技艺、五城豆腐干制作技艺等。
这些已经开发的徽州传统技艺所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经济效益，笔者无法统计；社会效益，仅以万安罗盘为例。罗盘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的延续和发展，既能用于辨别方向又能用于风水占卜。万安罗盘是中国现存唯一以传统技艺手工制作的罗盘，因诞生、生产地为休宁县万安而得名，其制作业至迟兴于元末，明代得到发展，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期；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吴鲁衡毓记”罗盘、日晷获得了金奖；2009年12月，休宁县万安罗盘厂又成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生产商，生产的万安罗盘被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认定为2010年该会特许(文史论文)商品礼品。
3．徽州古代文献文书的遗存直接促进了徽学事业的发展。传统的徽州社会与文化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典型投影，又是典型缩影，具有“标本”的价值和地位。因此，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就有人专题研究徽州问题：30年代，黄宾虹先生正式提出了“徽学”的概念：进入80年代，一门以“徽学”命名的新兴学科广为传播，90年代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21世纪，徽学已是被学术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共识为走向世界的显学。二1j但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能够成立，大量典籍文献和文书的遗存是极为重要的支撑。特别是徽州文书，它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不多的几位传承艺人在黟县的西递、宏村、南屏等地开设了个人作坊，有了作坊式的经营；2002年以后，这项艺术的开发才真正走向产业化的道路，如在合肥市成立了安徽华韵徽雕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在雕刻上的产值达到400多万元人民币。位于黄山市屯溪区的黄山市百鸟亭古建筑构件设计制造有限公司，2004年初成立，原本还是小作坊式的、以从事小工程建筑业为主，之后才重点转向从事古建筑构件的砖雕、木雕、石雕、彩画的制作、安装、销售；现有员工20人，2009年的产值才150万元人民币，但产品销售到了上海、湖南、浙江、江西及安徽省的合肥、马鞍山等地。
其二，尚未全面开发，抢救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开发的产业只占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少一部分，并且主要集中在民间手工技艺、民间美术等方面，其他那些极富徽州地方特色、具有开发价值的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戏曲、民间杂技、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游艺、传统
体育与竞技等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有效地开发。并且，无论是目前已经开发的和尚待开发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都还存在继续抢救的任务，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挖深，特色有待于进一步强化。
其三，从业人员少，规模量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存在着濒危的问题，普遍化的程度底，传承人少，要进行产业化的开发，可从业的人员不多，生产难以上规模。特别是一些传统技艺的产品，要保证正宗和原汁原味，还必须是手工制作，由之更影响了产品的规模量。拿万安罗盘来说，“吴鲁衡涵记老店”是创办于清雍正年间的老店，其制作的罗盘，材料是选用徽州稀有的虎骨木，仅盘面制作的工序就有8道，全靠手工完成，尤其是磁针，采用的是祖传独有的天然磁石磁化工艺，具有灵敏度高、永不退磁等性能，正是有了这些限制，真正懂行和能做正宗万安罗盘的人就很少，尽管万安罗盘是属于传统产业开发的技艺，但自古至今，产品的规模一直上不去，产业难以做大。
【关键词】古镇；保护；开发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已成为我国居民生活消遣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旅游产业不再是传统观念上的无烟产业，过度开发和保护不当都会使旅游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古镇作为向现代人展现人类历史文明的一种媒介，有着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性和历史传承性，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末，以代表江南古镇特性的周庄古镇以景点形式迎来了第一批游客，由此便拉开了我国古镇旅游的序幕。现如今，古镇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热潮。但是伴随着我国向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很多历史文化古镇正面临着严重威胁。古镇里的很多古民居、古街道、古建筑和文化传统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它们或因全国上下兴起的大规模的城乡建设热潮所面临着强拆、改建；或因环境的恶化而使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面临自然的风化破坏；亦或是由于在旅游开发时遭到无序、盲目的修建。总之，不管何种原因，要想让古镇旅游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就应对古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古镇的概念研究
由于我国的古镇旅游起步较晚，对古镇旅游的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进入21世纪，古镇热潮的兴起，才引起学者们对古镇旅游的关注。从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及论文的资料看，学者们起初对古镇的关注度从单一的区域旅游资源和古镇景观构造这些方面开始研究，到现在的结合资源学，市场学，管理学等对古镇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对古镇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界定，甚至对古村落、古城、古镇、历史文化名城这几个概念都没有明确区分。周虹在《古镇映像馆/徽州》中把那些沿袭了传统文化、生活习俗，且居民建筑至今仍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村镇、古城、古镇都统称为“古镇”[1]。而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则从历史城镇的特征方面来进行界定，他认为历史城镇有别于一般的城镇，它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生产生活的见证；它具有深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在当时充当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2]。陈志华在《关于楠溪江古村落保护问题的信》中对古镇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指标，古镇必须具备悠久的历史，是通过规划设计，与自然环境相融的村落，古镇里面不仅有书院、村塾，还要有公共园林，且具有很高的科名成就[3]。而同济大学的朱晓明则认为古镇的历史应有个时间分界，他认为那些始建于民国前至今仍发挥着社会功能的村落，对民风民俗、历史建筑风貌、建筑风格、选址等都保留得较为完好的，均可以称之为古镇[4]。刘伟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结合国外古城的定义和我国古镇的由来和古镇的历史功能把古镇定义为：主要指18世纪以前已发展起来并保存当时风貌的，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有一定规模的，具有军事、行政管理、或者商业功能的人类集聚地[5]。
二、国内古镇保护研究
（一）我国历史城镇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对历史古镇的保护研究最初是从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最初的对单个建筑个体的保护，到现在的包括对整个古镇片区的保护研究，形成了多层面、多视角、系统化的保护体系。
自从1982年2月8日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首次批准了以北京为代表的2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开始，直到1986年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第一次提到了对村镇的保护，这一建设性的提议为我国保护历史村镇拉开了序幕。时隔六年后的2002年，“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首次提出，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政策，为保护历史文化村镇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据。国家建设部和文化局从2003年10月开始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行评审，并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名单。之后相继分别在2005年9月、2007年5月、2008年10月、2010年12月公布了5批次共350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历史文化名镇181个，历史文化名村169个，这些名镇名村分布在我国的大江南北。2008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一条例对保护和规划古村落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也为我国保护这些历史文化古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体系。
（二）国内古镇的相关理论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开始，至今已二十余载，但是这股热潮并没有消退。进入21世纪以来，古镇旅游仍然是旅游者所青睐的重要的旅游形式之一。尽管我国开发古镇旅游的历史并不长，但就在这短短二十年间，古镇旅游对古镇历史资源的破坏已经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虽然学者们对古镇的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有从建筑方面，也有从文化方面。但是，学者们对古镇旅游的保护和开发这方面的研究关注程度最高。
同济大学阮仪三通过对周庄古镇旅游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问题，提出了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旅游观念偏差问题、老龄问题及公共空间颓废等问题提出思考[6]。徐森在《浅谈古镇保护》一文中也提出了保护古镇要处理好古镇的保护与发展、开发的各种关系，同时要保持古镇建筑群体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关系[7]。陈炳钧等人提出在古镇保护过程中应注意：古镇保护不是静态的、单一的，所以对其进行保护就需要用动态的、多元化的视角进行有序的保护，提高当地居民及各方利益群体对古镇保护的参与性[8]。许冰镔在《中国古村落保护方式探索》文中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方式，如通过开发旅游进行利用模式、博物馆模式、集散为整的模式、及对街区、院落的保护[9]。谭宏则是从构建一定的法律法规、监察制度等保障体系方面对古镇进行保护和开发。他认为对古镇的保护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相关职能部门为监督检查机构，专家学者为咨询机构，通过相关的激励制度让居民共同参与对古镇的保护，成为古镇保护的主体；同时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让保护工作具有法律效应；对保护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引入民间资本、市场投融资的方式解决[10]。韦祖庆、陈才佳通过分析黄姚古镇旅游可能会造成古镇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即旅游开发公司要与当地居民形成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共同体，使双方实现经济共赢，并在保护古镇上承担相应的义务、职责[11]。姜龙以四川罗城古镇为例，提出了对川南传统古镇实行分级保护，重点保护的原则；对古镇功能结构要以保护历史风貌为重点，对老街部分功能进行转换，恢复传统喝茶听说书等生活方式；重视保留古镇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不仅要保护古镇的建筑，还要对古镇的地理人文环境进行保护；最后提出加强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提高公众参与度[12]。吴瑕认为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研究没有很好地运用系统化理论，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的；二是对我国偏远的民族地区的历史古城镇研究较少，且对自身的资源价值认识不到位，没有对各类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归类保护；三是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开发方面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在开发中忽略了对各个名城之间的联系[13]。从吴瑕的这篇文章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对古镇研究所出现的相类似的问题，为在今后的古镇保护工作中提供借鉴作用。
三、国外对古镇的保护研究
（一）国外对古镇保护的相关法律简介
国外很多国家在制定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古城镇的保护方面有着非常健全的法律体制。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历史古迹、古建筑、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方面制定了非常系统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这对历史城镇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西方国家对古城镇的保护也是经过漫长的摸索过程，从1933年《雅典》的问世、到1964年《威尼斯》的通过、再到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及1987年《华盛顿的》出现，这俗称“三大一个公约”的问世标志着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所做出的贡献。从只对单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地区进行保护的《雅典》的问世，到《威尼斯》里对保护的内容扩大到整个文物古迹，再到《华盛顿》将保护的对象再次扩大到历史城镇的阐述。这些都显示了从单一建筑个体到整个片区的保护，再到一个多元化、系统化的城市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
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这些国际性机构的成立，为制定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古城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国家都会出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村镇的法律，时至今日，这些政策法规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罗列一下20世纪出台的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政策：1930年法国出台了《风景名胜地保护法》、1931年颁布《关于历史遗迹修缮的雅典》、1962年法国的《马尔罗法》、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6年美国的《国家历史保护法》、1967年的《关于保护和恢复历史性或艺术性中心的决议》和英国的《城市宜人环境法》、1971年德国《城市建设促进法》、1972年通过的《把现代建筑融入古建筑军的决议》、1975年的《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布鲁日决议》及日本的《文化财产保存法》、1976年的《历史性城镇的新生》和《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8年的《关于保护历史性城镇街道尺度的决议》、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xcala宣言》、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和地区的国际》（即《华盛顿》）、1993年法国颁布的《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宣言》、1996年的《历史性城市地段重建决议》、1999年《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等。以上这些国际法规对我们如何针对历史古镇的保护和规划起到了非常好的参照作用。
（二）国外古镇保护理论研究
1997年，Peter Lovell就古镇建筑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方法。他认为：一是不能孤立地只对古建筑进行保护，而要注重对整个古镇的环境进行保护，保护好各建筑体与街道、广场的整体结构；二是在保护过程中不能破坏古镇的原真性，要注意保留古镇的原有历史信息；三是在对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的时候，注重尽量使用与原建筑形同的材料，保持建筑风格一致的方法；四是对于现代建筑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在保持古镇原有风貌不变的情况下，尽量限制现代建筑的高度，空间布局[14]。Shetawy 等学者为了保护埃及Giza的文化，避免旅游对当地文化的冲击，把Giza地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旅游区进行分区保护[15]。Laurie Kroshus Medina通过对玛雅古村的传统玛雅文化形式不受现代旅游商业文化的严重影响，进而对古镇原真性文化展开研究[16]。Naciye 则从保护与复兴的角度，对历史城镇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进行综合的分析评价[17]。
四、对古镇开发问题的研究
国外对名村古镇采取以运动和艺术这两种主要的主题开发模式。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意大利丽晖谷古镇是以开发户外运动为主题的旅游模式。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当地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村庄景象，还能体验高山滑雪，及参与各种越野自行车所带来的乐趣。欧洲以其独特的历史建筑风格和艺术魅力对历史小镇进行开发。以法国的枫丹白鹭古镇为例，其著名的宫廷建筑、古城堡、以及枫丹白露深林和巴比松画家村透露出浓郁的艺术气息，让游客慕名而来[18]。
目前我国古镇开发的主要有采取政府授权特许经营、政府承包经营、政企合作这三种方式。学术界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古镇开发提供理论支持。职晓晓从旅游扶贫角度，对那些地处贫困地区的古镇进行开发，以旅游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由政府主导、景区带动、引进民间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协作模式，建立试验区、异地安置等不同的旅游扶贫模式[19]。田喜洲在《论西部古镇旅游资源及开发》提出了主题式开发、互补式开发、保留式开发及综合式开发这四种开发模式[20]。孟明浩、余琪等人则用体验的角度对古镇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对古镇旅游产品的体验设计原则、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古镇保护主要涉及到古镇的政策法规的保护条列、对古镇建筑的保护及其针对古镇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古镇开发方面，大多数都是从游客体验方面进行开发。在实际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很多古镇在处理保护和开发这两者关系中，更多的是从开发角度进行研究。如何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我认为首先要明确这两者间的地位，即以保护为主，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古镇资源，只有这样，古镇旅游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从对比国内外对古镇的法律法规方面分析，我国对古镇保护的法律相对没有那么成熟，且对于保护古镇的法律条文比较笼统。对古镇相关的保护都是放在文物法里面的居多，只从单个历史遗迹进行保护，而没有对整个古镇保护制定系统的法规。我认为在今后，应从文物和旅游方面，制定针对我国各种历史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律。
从目前对古镇保护和开发的理论研究看，大多都是从个别古镇案例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一些关于保护或者开发的建议、措施。而这些保护开发的方法都比较笼统，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我认为以后应该先对各种不同的古镇资源进行细分，然后针对不同的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更为细致，系统的保护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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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201106LX592）；广西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1105950802M01）。
作者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