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5: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女性社会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模式也反映了一个时展的特点并且与之相适应。关于社会学的论文题目有哪些？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2021社会学毕业论文题目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优秀大学生社会学论文题目1.浅析大学生炒股的博弈心理现状
2.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行为的现状研究--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为例
3.在华韩国留学生文化智力对文化认同的内隐影响研究
4.大学艺术与礼仪教育渗透研究
5.读懂“90后”才能获取真正的生力军
6.高校学生自杀原因分析及对策
7.关于综合性大学开设礼仪课程的探索
8.信任与公平:青年社会心态的区域比较
9.浅析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
10.试论专业化.职业性社会工作推进的必要性与发展趋势分析
11.高校“公共关系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几点建议
12.民族院校家庭经济困难生社会价值人际交往发展需求研究
13.民国时期女大学生婚姻观研究
14.构建以职业能力培养为诉求的课程实训模式--以公关课程为例
15.“社区为本”的儿童保护服务本土化模式创新--以佛山市里水镇“事实孤儿”保护项目为例
16.影视作品对当代大学生婚恋观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部分高校为例
17.穗.港两地青年学生的交流与融合
18.90后男大学生穿着行为分析
19.双语教学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应用性分析
20.罗振宇:我看到的世界
21.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展
22.对高校经济统计基础知识的研究
23.统计学专业就业难问题的分析及对策研究
24.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社工大学生专业认同研究
25.新常态下社会思潮的存在逻辑与新表征
26.大学阶段数据分析师的培养研究
27.社会工作如何在精准扶贫中发挥作用
28.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现象的探讨
29.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亲环境行为探讨
30.高职院校开设礼仪课程的意义探析
31.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
32.实践性教学在女性学课程体系中的运用
3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声望排序及变迁研究
34.基层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辅导改革初探
35.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以大学生网民为例
36.“小组工作”方法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报告
37.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38.对高校礼仪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思考
39.性别意识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基于福建省五所高校的调查
40.国外青少年移动网络通讯设备使用情况研究综述
41.甘肃省大学生自杀意念与羞耻感.述情障碍.领悟社会支持的关系
42.农村大学生“诉贫伤害”的社会学分析
43.症结与解决:受怀旧风影响的大学生恋爱观
44.关于提高开放电大“统计学原理”教学效果的探讨
45.论大学生手机成瘾行为的原因
46.家庭依恋模式对杏林学院大学生网络成瘾的个案研究
47.当代女大学生性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48.大学生亲密关系暴力的相关研究评述
49.社会工作人才保障激励机制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50.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大学生“低头族”的启示
51.湖北高校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状况的实证分析
52.微信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影响的调查与分析--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
53.改进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教学方法及其意义
54.信息化环境下应用统计学实践环节教学改革的研究
55.论当前我国社会的四种非理性文化心态
56.微时代环境下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网络共同体”研究
57.信息技术女性用户对信息技术设计的影响
58.关于高校“统计学”课程的教学满意度评价
59.大学生亲子关系与朋友关系的相关研究
60.常见校园犯罪的法律说明及其预防
法律社会学论文题目选题参考1.涉罪未成年人异地社会调查制度现行做法
2.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解与完善--兼论《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4.我国少年司法之人格甄别制度引入
5.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调查的理念确立和机制构建
6.少年司法分立论
7.“打人命”:农村青年妇女自杀特殊干预的一般意义
8.校园虐童行为模式与预防对策研究
9.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
10.自由的女性与女性的自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的主张及其影响
11.中国青少年网络犯罪研究综述
12.“封存”还是“消灭”?--评新刑诉法犯罪记录封存条款
13.“罪错未成年人新闻报道的权益保护与法律规制”研讨沙龙综述
14.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机制创新研究--以玄武区检察院“协作式”办案制度为视角
15.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以A市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和预防现状为调研对象
16.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系统调查研究--以上海为例
17.我国少年司法的困境与出路
18.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性制裁机制研究
19.赦免制度:“宽恕”在国家心理中的体现
20.司法社工职业的独特性
21.论强制辩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为中心
22.我国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立法研究综述
23.未成年人犯罪的性法学思考
24.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
25.试论青少年法制观念的培养
26.从性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看性法学研究的未来课题
27.关注弱势群体--女性主义法学的启示
28.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29.青少年犯罪预防中的“儿童参与”--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新思考
30.少年司法程序中品格证据适用的冲突与重构
31.儿童虐待的心理危害
32.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非刑罚化处理之构想--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33.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之定位
3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社会调查制度的实际运用与分析
35.论我国未成年人人格调查制度之完善
36.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累犯制度释疑及完善
37.可能性与空间考量:精神障碍者的司法社工介入
38.法社会学视角下的男性自杀问题研究
39.论大学生犯罪是否从宽处罚及其完善
40.新时期重庆市青少年犯罪研判与对策
社会工作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参考1、家庭暴力问题解决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2、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性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3、北京市社会工作事务所中社会工作者的激励状况研究
4、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城市空巢老人社区养老问题研究
5、社会工作教育对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影响
6、关于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工作融合的研究
7、灾害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一种优势视角的分析
8、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妇女社会支持网络的服务研究
9、社会工作对自闭症家庭的干预研究
10、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偏差行为矫治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11、医务社会工作实习研究
12、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流失问题研究
13、整合式社会工作方法介入流动儿童青春期性教育的研究
14、军休干部服务中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研究
15、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运行模式研究
16、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质量研究
17、社会工作机构资源动员模式研究
18、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人际交往的探讨
19、“三社联动”机制推动广州城市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
20、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现状分析
21、社会工作机构人力资源管理满意度调查
22、新形势下沿海地区农村社会工作问题研究
23、伤残人群社会工作中的困惑思考
24、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认同影响因素及前瞻思考
25、社会工作介入空巢老人居家养老的模式研究
26、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探讨
27、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28、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路径探析
29、增权理论视角下面向“三失”青少年的社会工作个案帮扶途径与方法研究
30、社会治理视角下新疆社会工作示范点的发展研究
31、制度信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嵌入”公办福利机构问题研究
32、青少年厌学的社会工作个案介入研究
33、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
34、从社会工作机构的成立看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发展
35、社会工作视角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研究
36、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和整合
37、社会工作方法在改善医患关系中的运用
38、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机制探析
39、社会工作行业组织明确组织使命与发展道路方法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商标翻译，翻译方法，误区分析，翻译策略，美学体现
一、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商品交流也更加广泛。在市场化过程中，品牌总是被喻为产品的黄金名片，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除了要求品质优良之外，商标名的翻译妥当与否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标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涉及众多的学科和领域，如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法律等。与其他翻译不同的是，商标的翻译有更高的要求，它既要保留原文的精华，又要符合消费者的商标心理。因此，这就需要运用语言、营销以及美学方面的综合知识。在翻译的过程中可通过音译、直译、意译及音译结合的方法，同时结合商标音、形、义各方面的对等性，翻译出能够演绎内涵并兼顾消费者心理感受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商标名。化妆品商标的翻译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之一，其受众的美学特点决定了其产品译名的重要性。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女性对美的追求和渴望是她们购买商品的永动力，女用化妆品名的翻译应符合女性消费者追求高雅和美丽的心理。因此，本文选取了化妆品品牌作为样本进行更细致分析，从而更深入研究商标翻译策略。
二、化妆品品牌的翻译方法
笔者通过从超市实地调研、参考《昕薇》杂志（20010年10月号）所刊登的化妆品广告、及化妆品相关网页中收集到化妆品畅销品牌共50个商标翻译，通过这些品牌的翻译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化妆品品牌翻译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译法。
（一）音译法（transliteration）
1、汉语拼音法
原名
译名
品名
产地
大宝
DABAO
护肤品
广州
隆力奇
LONGLIQI
护手霜
江苏
丹姿
DANZI
防晒霜
广州
郁美净
YUMEIJING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基本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来性别教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摘 要：基于传统的弱势地位、政治性敏感地位与旅居海外等原因，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基督徒群体如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以及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现状研究或忽略、或顾忌，或鞭长莫及，出现研究单薄或者成果寥寥无几的情况。运用社会分层的理论与方法，侧重研究特殊基督徒群体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与海外华人基督徒与中国内地的全方位联系与影响，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海外华人基督徒；现状研究；述评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群体以及海外华人基督徒，或者处于传统的弱势地位而为人所忽略，或者处于政治性敏感地位而为人顾忌，或者居于海外而为人难以触及，他们成了一群特殊的基督徒群体。本文试图对此三类中国式特殊基督徒群体十年来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评述，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妇女基督徒现状研究
目前，中国大陆未见有妇女基督徒现状研究的专著。不过，相关的博士、硕士论文倒有数篇值得称道。陈玉英的博士论文《基督教信仰对妇女婚姻满意感之影响》（华东师范大学，2011）采用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妇女基督徒的婚姻满意感，发现：基督徒妇女信教年数越长婚姻满意感越高，基督教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婚姻满意感越低，基督徒妇女婚姻满意感显著高于非基督徒妇女，基督徒妇女婚姻满意感最低的相关因素是冲突处理、休闲娱乐和性关系。信教10年以上的基督徒妇女婚姻满意感却在六个维度上显著提高，包括男女角色、子女教养、姻亲关系、金钱管理、冲突处理和感受关爱，原因是妇女信教后在认知层面发生改变，或者深层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因此婚姻满意感提高。
王邦虎的硕士论文《乡村妇女的“天堂之路”》（安徽大学，2010）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安徽怀远新河地区的妇女基督徒进行了田野调查，认为妇女归信的直接诱因是疾病与家庭苦难，信教妇女在仪式中释放压力得到解脱，同时在祖先崇拜、丧葬仪式中坚持不跪拜的基督教原则，但最后又不得不参与其中，表现了基督教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折中。刘延飞的硕士论文《一个农村女性的基督教信仰研究》（中南大学，2011）通过对一个农村妇女基督徒的生活进行长期的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发现农村妇女选择基督信仰深受农村重男轻女的社会文化影响。同时，信教以后的农村妇女有着向亲戚、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传教的相当热情，这成为农村基督教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李瑾瑾的硕士论文《女性宗教认同研究》（郑州大学，2007）对郑州市佛教女信徒与基督教女信徒在宗教认同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许春燕的硕士论文《基督徒心理幸福感、宗教性、压力知觉及社会支持的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1）通过心理学的专业测量，发现男女基督徒在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基督徒的心理幸福感、社会支持、内倾宗教性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而男性基督徒的压力知觉、外倾宗教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基督徒。常薇的硕士论文《中国基督教宗教性量表的编制及其相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发现在基督徒和慕道友中，女性的宗教性总分显著高于男性，且女性在宗教性上比较趋同，而男性的个体差异较大。另外，也有学者对农村妇女信徒总体情况、某一地区的妇女基督徒的调查、残疾妇女基督徒见证叙事以及基督教关于妇女的观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花传国，易水霞，2011；赵银侠，2000；张蓬，尹宏，1988；林连华，2009；王晓春，1991；王美秀，1995）。
二、教职人员现状研究
李峰的《乡村基督教教职人员的社会阶层分析――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晋阳学刊，2006年第3期）以浙南X镇为个案，参照陆学艺教授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阶层划分的成果，考察并发现了该地教职人员的阶层分布：基本遍及乡村社会的各阶层，尤以家庭小工厂主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雇工以及私营企业管理者此五阶层为最，作者认为乡村教会存在着形式开放性和实质封闭性等特征。
刘建忠的硕士论文《论宗教教职人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新疆师范大学，2011）将教职人员与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认为宗教教职人员是沟通人神及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关系的“双重桥梁”。他们不仅支撑着宗教的生存与发展，而且通过日常的讲解经活动和自身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信教群众，从而对信教群众的思想言行、各宗教间以及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关系发生影响。宗教教职人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天然优势，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基层工作、倡导并先行对陈旧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教义教规进行改革，尤其是在协助解决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同时宗教教职人员在带领信教群众发展经济、开展国际民间交往从而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海外华人基督徒现状研究
关于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现状研究，至今大陆还未见有专著出现，仅见美籍华人杨凤岗的《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一书。该书通过对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华人教堂的田野考察，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没有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叠合认同）。在叠合认同模式之外，杨凤岗还发现另外两种不成功的或适应不良的认同模式：碎片融和、融化融合。
此外一些期刊论文具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参考借鉴，如张云《北美华人基督徒影响力分析――基于“软权力”的视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第5期）、万晓宏《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研究：以大波士顿地区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李爱慧《当代美国华人基督徒的构成》（世界民族2009年第4期）、方文《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读杨凤岗《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曹云华《对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华桦《巴黎华人留学生信仰基督教特征研究――以巴黎部分华人基督教会中的留学生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新哲《旅美华人教会活动见闻》（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2期）。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目前，一个国家的科技论文被SCI、SSCI收录的多寡已被看作衡量该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科技实力和科技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价指标，如何正确评价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也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SCI、SSCI以及CSSCI呢？
1.SSCI
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录1809种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期刊，内容覆盖包括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学等55个领域。收录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书评，专题讨论，社论，人物自传，书信等。选择收录期刊为1300多种。S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2684种（截止到2009年6月9日）社会科学期刊，同时也收录SCIE所收录的期刊当中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SSCI涉及人类学、考古学、地区研究、商业与金融、传播学、犯罪与监狱、人口统计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特殊教育、环境研究、人类工程学、种族研究、家庭研究、地理学、接待、休闲、运动与旅游、卫生政策、护理、老年医学、健康与康复、药物滥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劳资与劳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国际关系、法律、法医学、语言学、管理科学、运筹学、计划与发展、政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城市研究、运输、女性研究等。
2.SCI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收录文献的作者、题目、源期刊、摘要、关键词，不仅可以从文献引证的角度评估文章的学术价值，还可以迅速方便地组建研究课题的参考文献网络。SCI创刊于1961年，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中以SCI最为重要。经过40年的发展完善，已从开始时单一的印刷型发展成为功能强大的电子化、集成化、网络化的大型多学科、综合性检索系统。SCI以布拉德福(S.C.Bradford)文献离散律理论、以加菲尔德(E.Garfield)引文分析理论为主要基础，通过论文的被引用频次等的统计，对学术期刊和科研成果进行多方位的评价研究，从而评判一个国家、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一所高等学校、一本期刊，乃至一个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SCI收录的论文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SCI指标主要适用于评价基础研究的成果，而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的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所以，如何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也就常常简化为如何评价论文所承载的内容对科学知识进展的影响。因此，SCI是目前国际上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SCI所收录期刊的内容主要涉及数、理、化、农、林、医、生物等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选用刊物来源于40多个国家，50多种文字，其中主要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加拿大等，也收录部分中国（包括港澳台）刊物。
3.CSSCI
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国家、教育部重点研究项目，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CSSCI遵循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教育部已将CSSCI数据作为全国高校机构与基地评估、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考核指标。CSSCI索引的文献来自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指导委员会确定的选刊原则和方法遴选并报教育部批准的来源期刊。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总次数等数量指标与各学科专家意见而确定的。确定之后，每年根据期刊质量的情况，增删、调整有关期刊。CSSCI数据库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100多个单位购买使用，并将CSSCI作为地区、机构、学术、学科、职称、项目、成果评价与评审的重要依据。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
一、用什么立场及视角：婚姻研究者的“价值相涉”
相比于非主流的婚姻议题，那些符合主流规范的婚姻研究中研究者的立场与婚姻观往往更加隐蔽、更加想当然化，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价值中立”的庇护下更容易给人以纯粹客观研究的错觉。果真如此吗？以最为权威的“婚姻质量”研究为例。研究者在界定方面明确指出：“高质量的婚姻表现为当事人对配偶及其相互关系的高满意度，具有充分的感情和性的交流，夫妻冲突少及无离异意向”，并从这个认识出发来设计测量指标。在模型检验之后得出研究结论：“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和信任依然是中国夫妻关系的主流……”显然，在这个研究中，夫妻冲突以及离异意向是被作为负面因素被假定的，反之，充分的感情与性的交流是被作为正面因素出现的。该研究结论虽然是在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且研究者也考虑了诸多主客观因素，但是在研究中（尤其是定量调查中），什么样的研究假设本身就已经透露出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和世界观倾向，区别仅在于好的研究者在模型设计上考虑更多、更合理的因素，而且对其结论采取开放的态度，而差的研究者则是千方百计玩数字游戏来印证自己的假设。这篇论文虽然属于较好的一类，但是这并不能使它避免从“价值相涉”的假设出发得到具有价值倾向的结论。再以“婚姻匹配”研究为例，不管是早期关注门当户对的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典型如父亲职业），还是越来越多研究关注自致性因素（典型如个人教育），在“婚姻匹配”的分析框架中，其元假设其实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社会因素决定论”，即便是涉及个体因素，也指向个体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而非主体意愿和主观能动性。尤其是，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中那些常见的复杂性、偶然性、变动性因素也都是不可见的。
与此相类似，对于“光棍”、“剩女”等议题，除了个别“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学研究更加明显地仅仅从各类社会的“焦虑”（从群体的健康到社会的稳定）出发，而基本上不考虑主体自主性与相关人群的主体建构。更进一步看，婚姻在这里是作为人生必经之路来规范个体的，而“焦虑”则是因为个体偏离了这种社会规范。研究者的“婚姻观”显露无遗：“婚姻”更加倾向于社会设置或者想象的社会事实，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换句话说，现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着这样的痕迹：社会唯实论的范式压倒社会唯名论；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压倒后现代视角，理性压倒感性，婚姻的本质论压倒社会历史建构论及主体建构的视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论文，研究者们那种以法律与社会习俗的设置为本的立场与态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献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关注离婚，但是在“白头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离婚总是与风险并提。再如，对于事实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虽然从多样化的角度扩宽了对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立场开始出现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为框架、谴责式地论述这些婚姻的“违法”性，包括：早婚“陋习”、包办婚姻、重婚纳妾、近亲结婚、未被法律认可的私婚（事实婚姻）。尤其是事实婚姻，被认为“会造成婚姻关系混乱、家庭不稳定、人口增长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数研究者能够分析性地看待这些法律设置之外的事实婚姻形式，至少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而产生的礼治秩序与民间习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某些社会学和法学界学者对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变性婚姻权利这些方面的讨论。2000年以来，社会科学的CSSCI杂志发表了近50篇这一类主题的论文。其中较多的论述比较宽泛地涉及同性恋婚姻权益的讨论，以及对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状况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过对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的社会学分析，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的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认为这是同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个别研究者从女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婚姻压力和婚姻困境等现状出发进行分析，反思传统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对同性恋伴侣关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对于“变性婚姻”的讨论不乏正面、强调其自由与权利的宽容立场。以上这些研究从更为多样化的视角、更为宽容与尊重生活事实的立场出发，挑战了婚姻制度设置中的“异性恋”规定及婚姻主体男女二元性别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实证基础
有研究者遗憾地指出，“学术界对于复杂多样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而且“过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对婚姻家庭问题进行整体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评论上，忽略了人的主观性……”除了广泛地缺乏实地调研的泛论特点，在婚姻的实证研究中，定量问卷调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个别变量考虑到主观因素（比如对于婚姻满意度的个人主观评价），绝大部分社会学者对于婚姻质量、择偶标准、婚姻匹配、婚姻支付、离婚率等问题是以客观指标来测量的。人口学界则更是盛行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客观测量婚姻迁移、婚姻挤压与光棍问题等等。除了这些调查的质量本身之外，定量调查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特点，使得婚姻的多样性、复杂性、婚姻主体的主观性及其对于婚姻的主体建构与感受都难以呈现。相比而言，民族学、人类学对于少数民族婚姻习俗与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细致和深入。个别社会学研究者也开始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来探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农村的招婿婚姻；用访谈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经历；结合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来研究男同性恋的伴侣关系与婚姻实践、婚外包养关系中双方（尤其是被包养的女方）的生活实践与情感、相亲市场中新出现的白发相亲的现象，用网络文本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女同性恋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调查，这些研究方法更加贴近生活与具有情感性的“人”。当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冲突，仅仅在婚姻研究这一个专门领域中是难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毕竟是千姿百态的个人出于丰富多彩的需要而构建出来的婚姻生活实践，不是说问卷调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们努力地把五彩缤纷的婚姻主体性和能动性，尽可能多地纳入进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婚姻具有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为突破口，长驱直入研究方法的纵深。
三、迈向“多样化婚姻”的研究
综上所述，现有的婚姻研究所体现出来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认可（最好也得到社会认可）前提下尽可能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还偏向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定量方法。虽然有个别研究在主题方面超出了制度规范，但在立场上对这些非法或偏离社会主流规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态度的。能够正视婚姻作为生活实体、主体建构、个体之间复杂多变的结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应的，更加适用于研究新兴的、复杂动态的、贴近主体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现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结果是，尽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下，我们对于“婚姻”其实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层面提出“多样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点。第一，研究主题更加多样、态度更加宽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观测量、定量调查一统学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二，不仅仅关注制度层面的婚姻设置，更强调作为生活实体的婚姻形式，强调婚姻主体的界定与情感感受。同时强调生活实体与制度规范之间的互动及张力。第三，更具有挑战主流规范、挑战“常态”的批判性视角。被称为“婚姻”的生活实体可能超越异性恋，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别对立；可能是短暂的；人们结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样化的、仅仅由结婚主体之间商定的；人们也可以不选择婚姻而生活。多样化婚姻的研究首先关注的是生活的逻辑，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规范。
四、结语
在这种认识下，我们会更经常地反思：婚姻是什么？人们为什么、为了谁而结婚？如何自行解决相应的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异性恋婚姻制度是如何被建构的？对什么人具有什么样的合法性或非法性？研究者又是如何参与了这种建构？也只有在这种认识与反思下，婚姻研究才会更具有人文关怀，更加贴近生活现实，也更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黄盈盈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论文摘要: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从性别特征、时间特征、体育运动项目特征、重要影响人、进入体育社会化与体育经历的关系、学校体育时进入体育社会化的影响等六个方面，研究了广州市中学生进入体育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特点。
体育社会化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始于本2.0世纪60年代，是在社会学的社会化研究潮流中诞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般将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分为“进入体育的社会化”和“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两个方面。所谓“进入体育的社会化”是指人们如何涉足体育，或是怎样获得体育角色学习的过程。换言之，是指人们依靠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因素去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所谓“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是指由于参加体育运动，掌握体育的价值和规范，培养社会角色，发展身体，促进个性形成与发展的个体社会化过程。目前，各国的体育社会学者仍在沿用这一划分进行着大量实证方面的研究。本文中的体育社会化研究主要指“进人体育的社会化”部分。
本研究尝试从社会化的角度弄清广州中学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接触体育活动的，即是怎样成为体育角色的。它的意义在于:首先，具有填补广州在此方面研究空白的意义。其次，可以为政府决策部门和大众从社会学角度认识体育角色的形成提供参考，从而使社会能创造更好的、便于市民成为体育角色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环境和大众都能喜欢体育的心理状态。第三，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及体育教师培养中学生体育意识，提高教学效果，普及体育运动提供咨询参考。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初一至高三的广州中学生。根据研究任务的需要，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首先，按地域分层，分别在天河区、东山区、海珠区、越秀区和花都区各随机抽取一所中学，共计五所中学。然后，按中学所在年级的不同分为六个层，即从初一至高三，根据立意抽样原则，分别在每个学校随机抽取初三和高三各一个班，共计十个班。这十个班的479名中学生就是本文调查研究的样本。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设计了“广州中学生体育社会化调查问卷”，共发放479份，回收479份，其中有效问卷455份(男235.女220)、有效率95.0%，还有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
2、研究结果与讨论分析
2.1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性别特征
本文将体育社会化变量用喜欢并参与体育运动的程度来进行测量。从表1可知，有58.0%的广州中学生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在体育社会化过程中，他们已经进人体育，成为体育角色。采用卡方检验，X2二41. 936 > X2.0.001 (2 )= 13.815，计算结果表明，广州中学生性别与对体育的喜欢程度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男中学生对体育的喜欢程度非常显著地高于女中学生，这与其它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期望是服从、内向、含蓄、弱势、贤妻良母等，这与体育角色培养人的竞争、勇敢、自信心、攻击性等个性特征基本上是相悖的。所以女性在进入体育角色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来自社会环境和重要影响人的阻力，对她们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
2.2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时间特征
从表2可知，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比较早，86.7%的人在幼儿园和小学期间就已经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男女在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特征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很多研究都认为:儿童时候的经历和体验决定一切。从班杜拉(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分析，对于参加体育活动，即进人体育角色的个体来说，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儿童阶段，个体的身体、心理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生物基础，再加上幼儿园和学校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教师、同龄人的影响，他们是很容易喜欢并参加体育活动的。广州的教育体系比较发达完善，幼儿园和小学适龄儿童人学率分别达到80%和95%左右，教师大部分经过培训，比较重视儿童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其中包括体育教育。通过研究进人体育角色的时间特征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今后，体育行政部门、体育学者和体育教师应将体育教育的工作重点放在儿童期，幼儿园和小学是进人体育角色的关键阶段。 2.3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的项目特征
从表3可知，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角色过程中的项目选择途径是多样的，总体来看，几乎每个项目都有不少人喜欢并参与，体现了中学生年轻、活泼好动、兴趣广泛的特点。其中男生较集中于比较激烈的、对抗性强的篮球和足球项目上，女生则更倾向于对抗性弱、身体冲撞小的羽毛球和游泳项目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2.4广州中学生进入休盲社会化的形晌因宜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影响参与体育活动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个体属性(个人的身体、心理特征)、有重大影响的他人(教练、朋友、父母、运动员明星等)、和社会环境(家庭、学校、社会)。从表4可知，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角色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主要是同学、朋友伙伴、兄弟姐妹、父母和体育明星。其中，同学、朋友伙伴、兄弟姐妹可以概括为同辈群体。同辈群体年龄相近、地位相同，并具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相互之间容易形成自由、亲密的关系。他们经常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发生模仿和从众的互动，表现出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同学和伙伴的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恰当地描绘了同辈群体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父母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家庭是人社会化的最初场所，父母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情感倾向等都会通过家庭生活经常性地表现出来，子女在反复强化的过程中很容易接受父母的影响。国内学者吕树庭等的研究证实，父母对子女参与体育的态度(变量Z)是家庭(变量X)对参与体育(变量Y)的影响中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另外，体育明星通过大众传媒把精湛的技艺、潇洒的身影、人性中最辉煌的一面展示给青少年，对他们产生强大的行为示范和行为导向效应，很多人首先是体育节目的视听者，然后才成为体育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2.5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与体育经历的相关性
已有的研究证明，体育社会化受到个体过去体育经历的影响。本文将体育经历变量(Y)用是否在校运会或体育竞赛中有优胜经历来进行测量。采用Gmama定序相关测量，计算得Gmama = 0.33， Z = 3.12 > = 2.58，计算结果表明，广州中学生喜欢体育的程度(即体育社会化)与他们的优胜经历(即体育经历)之间呈非常显著性相关，体育社会化程度与体育经历之间存在相关性，可能是两者相互影响的结果。一方面，喜欢并参加体育运动的个体，通过体育实践活动使体质得到增强、运动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使他们更有可能在体育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拥有优胜的经历;另一方面，获胜的经历使个体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积极态度和参与行为。日本学者山口泰雄的研究也强调，过去曾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满足、愉快性质的人，现在也依然能坚持体育活动，通过体育比赛中获胜是体验这种情绪的重要途径。社会心理学也认为: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同时也反作用于态度。喜欢体育与优胜经历之间也是这样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2.6学校体育与广州中学生进入体育社会化
美国著名的体育社会学家凯尼恩(Kenyon)认为:体育角色的学习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接受重要的影响人并强化这种角色行为的结果。学校作为社会化机构是中学生进人体育社会化的重要社会环境，体育教师应该是重要影响人之一。但在前文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注意到，教师教练在广州中学生进人体育社会化中居于较次要的位置。从表6可知，有42.8%的广州中学生虽然喜欢体育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特别是女生表现得更加明显，体育课或者说学校体育，对中学生体育社会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而非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出在学校的体育课教学中。按照山口泰雄的研究:过去曾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满足、愉快等性质的人，现在也依然能坚持体育活动，体育社会化和体育经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启示我们，体育课应以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为主要目标。而传统的重技术重考核的体育课教学模式，使学生经常得到的情绪体验却是枯燥、厌烦、失败、沮丧。在2001年开始试行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它明确提出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是体育课程基本理念之一。
3、结论与建议
2011年7月9日～10日，羊城夏日炎炎，美丽的珠江之畔，来自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专家学者，他们与广东省学术界及妇女界代表一起共150多人，出席了“华人社会和谐家庭论坛暨第九届全国家庭问题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为：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家庭变迁、华人社会和中西家庭的比较研究、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关系的探讨。会议集中在四个方面开展讨论：一是家庭变迁，二是家庭文化，三是家庭代际，四是家庭支持。会议共收到论文69篇，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家庭文化和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关系、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不少最新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这次由家庭期刊集团、广东家庭文化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论坛与研讨会，为海峡两岸、香港以及海外华人专家学者提供了探讨中国家庭文化与展示婚姻家庭研究成果的平台，使我们能够从全球化的视野以及中西比较的跨文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家庭文化和所面临的婚姻家庭问题，从而对中国的家庭文化建设，对深化中国的婚姻家庭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经过全体与会者的交流讨论，大家就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
1 全球华人社会对中华民族悠久而优良的家庭文化传统有着高度的认同和坚定的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家和万事兴”、“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等价值观，仍然是当今华人家庭得以凝聚和兴旺的宝贵基础。
2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建设在社会建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庭也是社会组织，家庭在社会管理中扮演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已经把提升国民幸福指数作为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新目标。决定国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基本要素应当是男女老少的家庭生活的安定感、温馨感、幸福感。家庭幸福感与家庭的完整、稳定及家庭成员关系的和谐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促进我国婚姻家庭向健康文明、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是达到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这一重大目标的首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在制定各项涉及改善民生、保障人民幸福生活的有关公共政策时，决不能缺少家庭这一视角和意识。
3 我国已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的严峻现实以及实行三十多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所导致的“421”家庭关系结构，使养老保障问题十分突出。要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需要政府、社区、民间、家庭共同努力。从传统的家庭养老过渡到以居家养老为主的综合养老模式，需要一系列的政策配套和措施跟进。一方面要加强“孝敬老人”这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教育、传播与实践，充分调动家庭的潜能，使老人在物质条件、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方面能获得亲情的援助；另一方面要发挥社区邻里的互助与服务功能，开发各种有偿的和志愿无偿的照扶项目；此外，建议各级政府加大对养老事业的投入，以建立和完善部分失能老人所必需的集中养老机构。
4 开展婚姻家庭的科学教育与知识传播，在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中以及大众媒体上开设婚姻家庭方面的课程或讲座，以培训更多的合格夫妻、智慧父母，提高夫妻经营婚姻的能力、技巧，提高和改进父母抚养、教育孩子的方法，以增加幸福婚姻、降低离婚率、减少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疾病和行为问题。在这方面，有些国家已开始做出努力，例如马来西亚有政府支持的婚姻教育项目；美国有民间机构发起和各州政府资助的“健康婚姻运动”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5 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及专业社工师的队伍正在壮大，在不少地区已建立了有偿或低价的专业服务机构，政府应倡导并鼓励这一做法，采取各种优惠扶持政策，发挥、调动和保护相关人士的积极性，有针对性地疏导、化解婚姻家庭问题、老人和孩子问题，将潜在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6 加强对修改后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解释和宣传，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加强对执法者的教育培训，以保证公正有效执法，使有关婚姻家庭的各项法律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7 面临的问题有：离婚率的逐步上升，单亲家庭，尤其是以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的大幅度增加；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和越轨犯罪行为的增多；少数家庭存在着暴力、虐待及其他精神伤害等现象。呼吁大众传媒增强社会责任感，理智面对婚姻家庭问题，为引领民众，促进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发挥积极作用。
一、城市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沪剧音乐研究
“城市民族音乐学广意来讲，是指对在城市中创作出来的、演奏的、以及传播的所有音乐的研究”。①作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借鉴城市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对城市中传播的音乐品种给予田野考察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一直倡导有关城市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如汤亚汀、杜亚雄等，然而这种性质的音乐学研究个案目前仍不是很多，因此看出该著的这种研究视角对于学术界来说具有双重意义：
其一，田野考察地点不单单是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而且有可能是“‘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②研究。因为，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考察不仅仅限于偏远的乡村荒野，而现代化城市中的传统音乐文化品种也应该是亟待我们关注的重点。正如杜亚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许多品种出现了流行地域城市化、演出目的商业化、活动性质世俗化、表演曲目流行化和形式内容西方化等多方面的转变。民族音乐学界应面对客观情况，将目光投向城市，大力开展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③如美国学者韦慈朋对上海地区江南丝竹音乐的研究④，齐琨对上海南汇区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⑤，等等。所以看出，民族音乐学对城市中的传统音乐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其二，城市民族音乐学不完全是对城市中的流行音乐的考察研究，要对城市中仅存的传统音乐品种给予重点关注。因此，该著作的学术意义在于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对城市中流播的传统音乐的文化特性（或“城市性”特征）给予了深入的考察研究，改变了以往学科研究中多是对城市中的流行音乐进行考察的现状（如美国的城市民族音乐学大多是对城市中的流行音乐的考察研究⑥）。作者将沪剧音乐置于上海城市的社会、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对其音乐起源、女性艺人的表演、城市地域文化与戏曲音乐之关系、戏曲音乐与上海的政治变革等问题给予系统关照与审视，因此，此类研究更彰显一种城市人类学视野下的戏曲音乐文化的多重阐释性研究。
目前，“就城市民族音乐学本身而言，它自己从来没有形成一套独立的理论，也没有自己的教科书。”⑦因此该著是城市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的一次实践与尝试。当下，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下，城市中传播的音乐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融合的音乐特征，因此亟待加强对传播于城市中的传统音乐品种以及具有跨界特点的原创音乐组合的综合考察研究。该著运用城市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上海沪剧音乐给予纵横两维的考察研究，不仅丰富与发展了城市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一种突破性与启发性的双重学术内涵。
二、历史民族音乐学视域下的沪剧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学研究比较重视音乐文化的共时性特征的考察，尤其是对当下现存的鲜活的音乐文化事项进行的记录与分析，而对其历时性的发展变化问题关注度不够，甚至被认为那是历史音乐学家所要做的事情。英国历史民族音乐学者理查德·魏狄斯认为，历史研究也应该是民族音乐学的一部分。⑧笔者认为，在重点考察研究对象共时性特征的同时，不要忽视对其历时性变化问题的综合分析研究。可以看出，作者以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角，不但对沪剧音乐当下发展状态进行详细的考察分析，同时也十分重视对沪剧音乐从民间小曲、民谣、地方戏的演变历程给予的历时性分析研究。如在“地域与音乐：地方戏在上海，1912—1949”章节中，作者运用了很多口述文本对沪剧音乐发展变迁的三个阶段（“花鼓戏”、“本地滩簧”、“申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其次，该著作的研究是对历史民族音乐学理论中存在问题的一次实践与修正。因为，作者在关注沪剧音乐历史变迁过程的同时，也对当下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沪剧音乐的发展现状问题给予了纵横两维的探究。回避了学科研究中存在的对当下鲜活的传统音乐表演状态视而不见的问题。如作者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特别是在东亚，时常（但不是专门地）被理解为古代曲谱和相关素材的细致研究，并尝试将这些尘封的文化再现往日的异彩，且有意地忽略现存音乐传统及其今时今日的表演实践”（第229页）。可以看出，作者在基于对沪剧音乐的变迁历史进行文献考据的同时，对其当下沪剧音乐的发展现状以及表演审美特征等文化艺术属性给予了多重的关照与审视。如理查德·魏狄斯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者十分强调传统音乐的文化变迁过程的研究，同时也在不断提醒人们注意其“活着状态”的考察研究。⑨所以，我们看出，该著的这种研究方法与视角也是对历史民族音乐学中存在问题的一次理论实践与修正。
三、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一个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音乐研究的兴起，女性主义音乐研究成为热点。国外代表学者主要有：埃伦·科斯科夫⑩、贝弗莉·戴蒙德、皮尔科·莫依沙腊{11}等等。上述学者主要关注女性性别角色与社会音乐之关系以及女性角色在音乐表演中的社会地位、女性文化身份认同以及女性音乐能力等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出，该著作也涉及到对女性音乐的研究与考察，作者将沪剧女艺人角色置于上海城市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中，重点考察了女性角色对于沪剧唱腔音乐风格与表演体系、审美体系的革新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如在第二章的“1915—1950年间的女性角色与女艺人”研究中，针对女性艺人在沪剧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所做出的贡献，结合当时社会文化与政治语境进行了深入的关照与审视。如作者认为：“女性艺人的兴起极大地增进了戏曲音乐的扩展和完善，申曲在音乐上的逐渐丰满，也直接成就了艺人对女性（和男性）形象进行深刻的情感刻画。”
目前，国内学者开始触及到相关的研究，如周楷模{12}、吴凡{13}、杨采芳{14}、宋方方{15}，等等。以上研究主要是对音乐教育与表演中的“女性性别与音乐”、“女性文化身份认同”、“仪式音乐空间场域中的女性角色的扮演”等问题的研究。当下，民族音乐学家对于女性主义音乐的研究，有必要重点考察女性视角下的音乐家与民间艺人制造音乐的过程以及音乐观念、女性社会性别属性等方面的问题。尤其要加强从“音乐表演与研究领域中的女性身份认同”、“女性性别角色与音乐创作、表演、审美之关系”、“女性性别与田野工作”以及“女性主义音乐民族志撰写风格”等方面展开论述。
四、反思性特征的音乐民族志文本表述方式
民族音乐学家的田野作业不是盲目地搜集田野第一手资料，同时对于田野中遇到的问题应给予关注与思考，只有这样，民族志文本的描述与阐释才是完整与丰满的。综观施著的文本表述方式，加入了作者对于沪剧音乐田野工作的反思内容（第22—26页、第230—242页）。因为“田野工作，是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互为主体，字面上理解，不止是一个主体。”{16}田野工作中研究对象并不是单一纯粹的研究主体，而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在田野工作的互动过程中互为“主体”。所以，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不能只是对研究对象单一的描述与阐释，而是要加入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反思，通过这种互为主体的双向的研究，才能真正挖掘出研究对象的隐喻与文化表征。因为，“人类学家和他的资讯人生活在一个经文化调适过的世界，陷于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7}因此田野工作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个互为主体的建构过程。在民族音乐学的案头工作中，对于文本的写作与处理方式，不能只限于主观的描述与阐释，而是要结合与研究对象互动过程中所遇到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只有这样的民族志文本表述方式才是丰满与自足的。
五、运用申克分析法对沪剧音乐给予
解构性分析
民族音乐学研究是一种对音乐的文化与艺术属性进行双重观照的学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分析音乐的艺术特征时开始尝试运用申克音乐分析法展开相关的研究。如英国学者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人的音乐性》，运用申克分析理论分析非洲文达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及其共有的深层音乐结构之间的不同之处{18}以及该著作者对越剧、京剧音乐唱腔{19}、中国二胡音乐的解构性分析描述{20}。可以看出该著的音乐形态分析部分沿袭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思路，即结合申克音乐分析法对沪剧的三部代表性作品（《罗汉钱》、《星星之火》、《牛仔女》）音乐的旋法特征给予解构性分析。作者运用此方法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进行分析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以中国戏曲音乐的结构特征为例，很多音乐唱腔都是典型的“母”旋律为主进行重复性（或装饰性加花）变化为主的框架构成，如京剧、豫剧音乐等。正如作者认为，“申克式的简化分析方法，应是民族音乐学家研究重复变奏式音乐或研究以共同的旋律材料为基础的音乐时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工具”。{21}当下，有部分国内学者开始尝试用它来解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旋法特征，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申克分析法是西方艺术音乐发展背景中产生的一种解构性的音乐分析理论，它是对西方高度发达的多声部音乐的一种简化还原式的分析理论，是否适用于具有“线”性特征的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分析，值得商榷。
总而言之，该著作的研究方法是以田野考察为基础，运用城市民族音乐学、历史民族音乐学、民族志学、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申克音乐分析法等多重的理论视角，对上海沪剧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女性角色与女艺人、沪剧与政治变革、沪剧音乐的结构等方面给予的多重阐释。该著的最大亮点是它丰富、发展与修正了城市民族音乐学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论。正如作者所言：“希望借助对上海的传统戏剧的这项研究，来重新评估现今民族音乐学理论和实践方法的一些问题。”同时也看出该著的理论视角与方法正是目前国内外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研究热点。所以，该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推动国内的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以及拓宽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的研究思路，将会起到启示性作用。
①？眼美？演林达·福迪哀《城市民族音乐学》，王北成译，《中国音乐》1984年第3期，第78页。
②？眼美？演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31个论题与概念》，闻涵卿、王辉、刘勇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③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第4页。
④？眼美？演韦慈朋（L.Witzleben）《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⑤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⑥同①，第78页。
⑦同②，第163页。
⑧⑨Widdess？熏Richard.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In Myers？熏Helen Ethnomusicology？押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London？押 Norton，1992，p219.
{10}Koskoff，Ellen.Women and Music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York？押 Greenwood Press？熏 1987.
{11}贝弗莉·戴蒙德、皮尔科·莫依沙腊《音乐与社会性别》，谢锺浩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12}周凯模《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音乐艺术》2005年第1期。
{13}吴凡《乐班中的女性及其社会性别建构——以阳高县庙会中的乐班女性成员为例》，《天籁》2007年第3期。
{14}杨采芳《响器班的女人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15}宋方方《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露露音乐形象分析》，福建师范大学2008 年音乐学硕士论文；宋方方《对美国20世纪末西方音乐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的审视》，福建师范大学2011 年音乐学博士论文。
{16}？眼美？演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7页。
{17}同{16}，第144页。
{18}Blacking？熏John.How musical is Man .Washington？押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熏1973.
{19}？眼英？演乔·施托克《申克分析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应用》，蒲实编译，《中国音乐》1994年第1期。
{20}Stock，Jomathan P.J.Context and Creativity：The Chinese Two-Stringed Fiddle Erhu in Contemporary China.Ph.D Disser- tation：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1991.
关键词：女性 英语专业研究生 现状 原因 对策
―、女性英语研究生就业现状
随着研究生的培养规模不断扩大，女性英语专业英语研究生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其就业难的问题愈显突出。应该说，04年之前的英语专业研究生是就业市场上用人单位竞相追逐的对象。那时的研究生毕业后可以顺利进入政府、高校、国企等收入高、工作稳定的单位。然而，近年来就业市场趋于饱和，女性英语专业研究找工作可以说是过程极艰辛而满意度极低。目前，女性英语研究生对三类工作最为青睐：第一是高校和重点中学；第二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第三是国有企业和大型外企。但是，这三类工作对英语研究生的需求有限，加之毕业生对它们盲目地追逐，导致竞争异常激烈，绝大部分人只能失望收场。
二、女性英语专业研究生就业难之原因
（一）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模式滞后
外语研究生教育虽然已走过几十年的历史，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则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第一，近十年研究生大量扩招，导致导师力量不足，往往一个导师三个年级一共要二十人左右，对学生缺乏应有的指导。特别是目前新增的专业硕士方向，师资力量更是薄弱，往往都是学术方向的导师兼任该方向的导师，对学生的指导能力有限；第二，英语专业研究生的人才培养目标单一、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以及课程设置单一，这往往会导致教育模式僵化，难以因材施教，难以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第三，学生缺乏创新和实践能力教育。在现有的教育理念下，许多英语研究生常常忽略对创新能力的锻炼，误以为只要平时成绩好，多考几个证，能顺利拿到两证，就能找个好工作。
（二）就业期望值过高
与本科生相比，女性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就业期望值相对过高，存在“挑肥拣瘦”现象，缺乏对就业形势的充分了解和自我准确的定位。他们认为，研究生毕业理所当然的应该找到一个地域好、工作稳定、待遇高的工作。因此，他们大多数非大城市不留，非高校、国企和事业单位不去。由于“僧多粥少”，这些单位竞争最为残酷和激烈。这势必导致女性英语研究在求职道路上屡屡碰壁。
（三）就业市场趋于饱和
近年来我国英语研究生不断扩招，短短几年时间，招生人数将近翻了一番。特别是前几年又开始大量招收专业硕士。学习年限从先前的3年变成了目前的2年。这使得每年研究生毕业人数徒增，势必导致就业市场趋于饱和。再加之，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太乐观，失业率增高，大量人才积压，使全社会就业环境变得更加恶劣。那对于，本处于劣势的女性英语研究生更是“火上浇油”。
三、解决女性英语研究生就业难之对策
（一）出台政策，反对性别歧视
政府应加大力度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和树立女研究生的良好形象，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人心；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维护女性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用人单位对性别歧视的行为；（方斌，2006：63）政府应加大对女性员工养老、生育保险等方面扶持，从经济价值取向上解除用人单位的后顾之忧。
用人单位应该摒弃对女性的传统看法，树立男女平等思想，充分认识到女性在不同岗位、不同职业的重要性。比如，女性在工作中有着男性无法替代的优势，比如工作细心、语言表达能力强、文艺特长突出等等。
（二）加快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现如今，专注学术研究的英语研究生的单一培养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应积极改革英语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各种规格的英语复合型人才，以适应市场多样化需求。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举措：第一，明确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培养应是将专业发展的学术性和需求的职业性相结合起来的培养模式，大力培养“以英语学科为主，同时辅以新闻、外交、法律、经贸等学科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各行各业的多元化需求；第二，优化课程设置。英语研究生的课程设置要紧密联系人才培养目标，在注重研究生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更要注重其广博的人文知识和职业基本素质的培养，突出教学内容的交叉性，加强英语与多学科之间的结合；第三，加强合作，搭建实践平台。学校应积极与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展开合作，为学生深入企事业单位展开社会实践搭建良好平台；第四，积极推动英语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目前国内校与校之间的合作很多，而国内与国外大学合作联合办学还属初步阶段。（迟爽，2011：108）此时，要抓住机遇大力推进与国外知名大学合作，充分享用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而提高国内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真正实现研究生教育国际化。
（三）打造优秀的研究生团学工作服务团队，促进研究生就业工作。
研究生团学工作服务团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辅导员和就业指导老师；二是学生组织，比如学生会和社团。以往，大家一提到就业工作团队，只会想起是辅导员和就业指导老师，其实学生组织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本来就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组织。这些成员可以在优秀的组织中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的技能。这无疑会对他们未来找工作增添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另外学生组织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应是服务他人。所以，应积极发挥学生组织在促进就业工作方面的作用。
首先，以研究生会为主体，加强研究生就业工作信息收集整理与。现如今仅依靠用人单位到校内招聘的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研究生毕业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研究生会（比如学习部）每天不定期通过网络搜集就业信息，经过认真整理和处理，及时发给就业指导老师（或者辅导员），由老师认真核查后，通过研究生就业指导微博、辅导员QQ空间和研究生会网站，使研究生能够及时了解就业信息，以便抓住就业机会。
其次，以学生社团为载体，积极开展提高技能和业务水平的活动。以学生社团为载体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举办演讲大赛、笔译大赛、口译大赛、教学技能大赛、辩论大赛、论文大赛等活动，提高就业技能，积累就业经验，进而培养就业综合素质。
再次，举办经验交流会，做好经验传帮带。通过学生会，组织多场就业经验交流会，将毕业生就业的先进事迹、成功经验和建议与大家分享，以便少走弯路或者错路。
（四）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学校应在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对研究生开设对职业生涯规划选修课程，普及职业生涯规划相关知识，包括学业规划、认识自我与认识职业、就业环境认知、求职能力提升、成功素养修炼、初涉职场适应。即研究生能在导师、辅导员和就业指导老师的帮助下，能获得有正确的自我认识与对未来有合理的期望评价，进而帮助他们解决在专业学习、职业选择与定位、职业适应与发展等方面遇到的各种困惑，进而确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以及制定相应的工作、培训和教育计划， 并按照一定的时间安排， 采取必要的行动实施职业生涯目标。（杨杰文，2010：119-120）
（五）增强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女性英语研究生要自立自强，不仅学习课本知识，还要广泛涉猎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知识，特别是与自己预就职行业所需的相关知识，更要借助相关的平台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例如发表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考取口笔译资格证书、口语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增强“个人硬实力”，为将来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全面提升女性英语研究生核心竞争力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个人软实力”的打造。这部分能力在就业时往往比 “个人硬实力” 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其提高要求我们女研究生在校期间要积极参加校内外实践活动，比如加入研究生会、研究生社团，培养团队协作能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和思维能力；积极参加教师技能大赛、演讲比赛、口译比赛、辩论赛等活动，锻炼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向社会学习，磨炼自己的意志。
参考文献：
[1]迟爽.外语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浅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2011（2）：107-109
[2]方斌.女研究生就业“难”新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6.（4）：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