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5:47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在日益开放、开明的社会环境下，凭借女性特有的情感以及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她们以。创作自由为利刃，在传统的文学中开辟出一片独特的女性空间、在取得中国文坛上的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因频频触及传统社会道德的底线而备受社会的批评和争议。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只是一个经常被关注、审视和描述的对象，女性的主体意识几乎被男权社会的话语霸权所淹役。在20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女性终于转换了角色，开始在文学的舞台上肆意舞蹈。她们用极其自由的方式在作品中表达和展示自己。无论是其表现形式，还是其内在意蕴，都是空前的自由和无拘。这种自由的创作为女性文学找到了突飞猛进的释放空间，并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陈染、林白等一批大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作家从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时，就处在文学、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论战中，遭受着被非议的命运。她们空前的自由和貌似被丢弃的社会道德成为非议的焦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学环境里，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突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变革的象征。她们的创作让读者感受到了深入心灵的文学体验，但她们的创作自由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内容的颠覆，消解了一些人心中社会道德的神圣地位，也导致她们自身在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面前难以两全的悖反境地。
创作自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开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出击，在男性创作空间之外的精神领域中，寻找更大限度的自由范畴。她们对精神空间探求的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也使她们的创作在文坛占据了独特的地位。被称作“新三巫”的陈染、林白、海男，以及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徐坤、虹影等作家，她们用鲜明的文学立场表达了新时代女性的意识和观念，用一种完全主体的姿态站到了文学的立场上述说感情、经历、观点，甚至性爱。在这里，创作自由成为了她们创作的精神与灵魂。可以说，没有了自由，就没有了她们的地位，没有了她们目前在文坛上拥有的一切。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女性作为平等主体—人本质的根本自由。创作自由使女性作家真实的心声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她们在写作中寻找到了自由的快乐和满足。林白表述她关于“个人化写作”的观点是:“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林白将“个人化写作”诊释为“解放”，也就是“自由”。自由在她们笔下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名词，女性“个人化写作”依赖于这样的意义取得了它本身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日益冲击着文坛及文学人的观念、审美和评判。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也表现为表达方式的自由。仅从文字上看，这批女性作家书写的文字脱离了传统男性书写的厚重和深沉，以一种轻盈、飘逸、灵动的面貌在文坛登陆。看陈染的作品，我们会惊叹于她极度的想象力和挖掘力。其作品的题目就足以让人感叹，《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的九月》……这需要怎样纵深的遐想和冥思。王蒙曾评价陈染的作品:“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与荒谬，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坦诚得让你心跳，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而且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词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陈染放纵、自由的文字。林白等人尽管有其不同的常用语言、词汇，但她们的文字都是一种自语式的自由，显现着女性的丰富世界;她们的视角是千变万化的，从内心到内心的另一面，从女性到男性，不受拘束;她们的方式是随兴的，哪怕是缺乏逻辑到只有美丽文字的流淌。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自由还表现在对创作空间的拓宽上。她们把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张到男性作家不能触及的女性内心最隐秘的地方，把人与人之间、人自身隐性的任何感情都表现得极度唯美。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把女人内心的迷狂用跳跃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进行深刻的描绘，竭力刻画了女人的独特的体验和精神的呼唤，显示出一种孤芳自赏式的挣脱。由于是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把握，在自己的笔下转化成文字自然也就游刃有余。在描写男女情感时也表现出女性的视角，突出女性的生存与体验，突出她们对自由的向往与态度。女性作家们就是用这样一种“让世界看我”的开放式书写来展现自由。她们的敏感足以让她们感受到女性精神世界里最细微的波动，使得女性的精神和灵魂在她们的文字间游走.并将之毫不掩饰地摆在世人面前。
社会道德: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
以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个人化写作”
之所以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张扬的自由旗帜，背叛了社会道德的要求。我们认为，文学自由不是道德的终结，而是在新的时代进程中体现社会道德的一种全新形式，是一种促进文学繁荣的表达方式，社会道德则是隐含在这种方式中的理性意义。它作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隐性尺度，是女性文学可以经受历史检验，并使之得以长存的内核。
从创作风格上看，这些女作家们的作品在貌似“标新立异”、大树自由旗帜的表层，涌动着深层的社会道德取向和自我的道德判断。以陈染为代表的一批女性创作被誉为“个人化写作”，所谓的“个人化”实际上只是形式上的个人化。其中个人化的体验几乎可以从所有女性身上找到相同或相似的经验。陈染对于她的“个人化”有一种自觉:“她是‘她’，即她是‘全体’。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她又是人类全部特征的代表。她们关注自我，关注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关注变化着的社会，关注以往被遗忘在孤独一角的女性生活。个人只是她们用来借述的一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和符号所隐含的信息来传达具有人类社会普遍意义的生命意识。她们用女性的方式宜扬社会道德在时代变革中的演化和表现形式，其作品也因此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
事实上，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来看， 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的。在以道德为隐性尺度的前提下，陈染她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女性心灵的颤动，张扬了女性特有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哲学。陈染在她的《无处告别》中描写了一个鲜明的女性形象—黛二小姐，一个神经质又让人怜的女子。其中也写了黛二小姐和不同男人之间的关系，但绝不是简单的性爱关系，而是无处不在地显现着黛二小姐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在“现代文明”中的无奈和思索。“她探信女人是用情绪思索，男人是用屁股思索。在描写刻画当中，处处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具有的优越感，同时又流露出“无处告别”的无可奈何。这不仅是黛二小姐的感觉，也是很多女性共同的感觉。小说的几个部分:“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世界”也处处突出黛二小姐作为一个个体在世界中的体验和她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遍生命意识。“现代文明留不住她，移民留不住她，约翰·琼斯那充满激情的身体留不住她。她就是要表现这样一种女人独有的孤独和虚弱感。陈染的创作方式是新颖的、自由的，描写的对象是个性、个体的，出发点却着眼于整个外部世界。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所有女性曾有过的、正在感受的或即将产生的心灵轨迹。她描写人物貌似偏离道德的行为，目的却在于揭示关于女性生存的种种问题。
一种新的视角:多样性文学观下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在由白烨主编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中，“小说《沙家派》事件”、“木子美现象”成为了该报告中的“焦点事件和热点论争”。那么，在小说《沙家洪》中对传统经典意义进行消解、木子美在网上公开性爱日记都引起轩然大波的背后，则是人们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处理的又一次论争。由之引出的“什么样的文学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观是符合社会、时代观念的文学观?”等问题又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文学作为一种多样性的存在，其意义不是一个模式就可以展现的。文学所背负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不是由文学是否自由、是否开放的表现方式来判定的，他们与文学的表现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只是理解层面上的相互偏离或冲突。我们欢迎对社会责任、社会道德高度弘扬的作品，也容纳对个人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现出了多样的繁荣，才能代表我们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刻;惟有我们的文学显示出足够的雍容与大度，才能展示我们对生活的自信和骄傲。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创作自由和社会道德的宽容与超越。
提高对女性学刊的认识水平是做好女性学刊，发挥其对女性研究促进作用的前提。现对女性学刊的兴起和发展做简要概述，以梳理女性学刊的发展脉络和进一步探求其与女性研究的关系。
一、对女性学刊概念的理解
女性学刊是研究女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它具有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和女性研究带来的个性。其一般学术期刊的属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术性。学术性是指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是有系统的专门的学问［1］。女性学刊传播关于女性生存发展规律的知识，并促进其系统化、学科化。女性研究学术性论文和系统的学术信息是女性学刊的主要内容。二是传播性。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学术属性非常强的文化产品，具有交换功能。其交换目的是承载、贮存人类通过思维、思想劳动而创造出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最终扩充人类知识和学术文化容量。其刊载的学术文章往往长而复杂，进行概念的推理论证和应用专业方法研究，非专业者难以读懂。这限制了学术刊物的传播范围，造成其小众传播的特征。女性学刊也属于小众刊物，不同于大众媒介，难以适用市场运作。但它的传播对于学术交流、观点碰撞、知识交融有着重要的作用。三是周期性。学术期刊是有确定周期的连续出版物［2］。周期性是学术期刊与学术图书的重要区别。
女性学刊的个性表现为研究女性的文化定位。女性学刊承载的学术成果研究的对象是女性整体［3］。同时，对于女性群体的研究是以男性为参照物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对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女性整体的弱势和发展滞后状况有独具的人文关怀。所以，推动促进女性快速发展以实现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和谐发展的研究是女性学刊的历史使命。它虽然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具有确定的研究范畴和女性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它关照女性现实和历史的理性探讨，区别于妇女工作等刊物的非学术性期刊。女性学刊具有促进女性学学科建设、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政策研究、传播社会性别平等文化的功能。女性学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学术著作书评以及学术活动信息;其内容涉及女性学科领域的各方面。女性学刊的主办者可以是国家、地方的科研机构，包括公开出版与内部发行、期刊出版号与图书出版号的定期女性学术出版物。一些学刊的女性研究栏目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女性学刊的特性。女性学刊的外延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从刊物特征与妇女研究关系的角度广义地理解，女性学刊的类型可以粗略地分为4类:以刊登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如《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女性论坛》(书号)等;以研究学术信息为主的定期出版的女性学术年鉴，如《中国妇女研究年鉴》①;以转载或摘录女性学术论文的文献类刊物，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研究》;以刊载和交流学术活动信息、阶段研究成果为主，有一定容量、定期编辑的女性研究机构和组织主办的内部期刊，如《妇女研究动态》。从对学术创新的直接作用和期刊管理的分类角度的狭义理解，仅指具有公开发行刊号，以刊登女性研究论文为主的女性学刊、学报，目前只有《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三个期刊。
二、女性学刊的兴起
(一)女性学刊产生的时代背景
女性学刊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妇女运动已经形成声势。联合国颁布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开展了“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并召开了3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研究已经进入高校科研和教学系统，并向学科化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妇女解放和女权理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不断深化的城乡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掘了妇女经济和社会建设的潜力，解放了妇女思想;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也使妇女的权益受到多方面的侵害，新的妇女问题不断出现，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在文化改革的过程中，在妇联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妇女期刊和出版物异军突起。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问题亟需理论的阐释和指导，妇女文化的繁荣也需要从妇女理论中汲取营养。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形成了社会科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氛围，恢复和建立了社会学等一批学科。科学研究突破了原有的学科体系，涌现出了一些跨界的新学科。这为新时期下的中国妇女理论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科学环境。在对外开放的政策下，国外的新理论、新著作、新理念被引进。长期封闭所造成的中外妇女的隔膜，以及国外妇女研究的热潮，引起了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学者对妇女研究和研究中国妇女的兴趣，开始了妇女理论新的探索。
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初的时期到二三十年代，形成了我国妇女理论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引进了西方女权思想和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妇女运动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融入了民族解放的大潮。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运动为发动和组织妇女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利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保护了妇女的劳动权利和健康。在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妇女理论的研究处于低潮，主要是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阐释、应用和妇女运动历史的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范畴。改革开放后妇女的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探讨和反思。妇联系统先后成立妇女运动研究室和妇女研究所/室，组织成立了妇女研究社会团体，妇女管理干部院校成立了妇女理论教研室/组。全国妇联召开了两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并组织研讨会和理论沙龙等活动，吸引教师参与研究妇女问题。《中国妇女》杂志和《中国妇女报》等妇女报刊开展妇女专题讨论并设专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一些教师和研究人员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甚至自费和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有关的妇女问题。对外开放使妇女研究概念引入，一批妇女与两性关系的译著得以出版，这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理论视野。人口学、史学等既有学科的发展也开始关注和引进国外相关学科中妇女研究的理论成果，并开始从性别角度关注妇女问题，《夏娃的探索》等论著以及《女性学》等教材相继问世。当代女性研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条件下，继承发展了妇女解放理论，植根于中国妇女和妇女运动发展的实际，借鉴国际妇女科学，突破了原有的研究领域。#p#分页标题#e#
(二)女性学刊群的创办历程
1．初创阶段(1988～1994)，妇联系统开创兴办，以论文园地支持社会妇女研究为特点。妇女理论研究的需要催生了研究刊物的诞生。如何解决在新形势下妇女发展的问题是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中，北京市妇联转变工作观念，增强服务妇女的职能。在成立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1985年)和研究室(1988年3月)、举办妇女问题研究征文(1986年)、取得《中外妇女》办刊经验和开展“北京妇女报刊考”课题研究(1988年初)的基础上，1988年11月北京市妇联和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创办了《妇女理论与实践》双月刊(内部发行)，半年后更名为《妇女研究》，填补了面向各界专门研究妇女理论刊物的空白，打出了妇女研究的旗帜［4］。1991年全国妇联在妇女运动研究室、调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了作为直属事业单位的妇女研究所。作为专业科研机构，该所迅速开展了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需要调动各地研究力量，需要学术刊物作为学术交流和成果展示的窗口。当时北京正在申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国家对妇女工作十分重视。1992年3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创办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妇女研究论丛》季刊，使女性学刊依托科研实体，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随着妇女运动和妇女干部教育的发展，1985年在妇女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4年后创办了《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89年试刊无期号)，1991年公开发行。乘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风，该院更名中华女子学院，1995年8月《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随之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该刊从依托妇女干部学校转变为女子院校，扩大了研究领域。与此刊经历相似，1999年，《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在1987年创办的《妇女学苑》内部刊物的基础上创建，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山东女子学院主办的以妇女理论研究为主的学术刊物。该刊在地方妇女干部学校的改革中，对妇女研究最为敏感和最早介入，1995年又有了独立建制的妇女研究所的依托。从诞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主办的复印报刊资料《妇女组织与运动》(双月刊)就注重对妇女期刊的理论文章的转载，在迎接世界妇女大会的热潮中，1995年更名为《妇女研究》，筛选目标扩大到所有学术刊物，成为文献类的女性学刊。
2．初步形成阶段(1994～2003)，高校和社科系统等妇女研究中心兴办，以依托学科建设项目交流学术信息为特点。1992年之后，《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中共中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政府筹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组织和调动了高校、社科学者的妇女研究热情，妇女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由于妇女研究中心很少进入高校教研体制，缺少资源，人力分散，以及女性研究跨学科的特点，一些高校妇女研究中心编辑了内部刊物，刊载女性研究论文和学术动态文章。如: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妇女研究动态》创办于1993年，半年期，至今已编辑40多期。作为女性学学科建设牵头单位的刊物，该刊在校内外、国内外交流女性学学科建设信息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上海社科院《妇女研究通讯》(1995)是社科系统妇女研究的首份内刊。随着全国女性研究的发展，女性研究的成果和信息增多且分散，对其的梳理和研究提上日程。在《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编辑的基础上，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立项编辑《中国妇女研究年鉴》，于1996年出版了首卷本，成为5年周期的、研究女性研究信息的学术刊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促进了中外妇女研究的交流，国外基金支持的妇女研究项目增多，出现了一些服务于研究项目的阶段性内刊。如:由“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创办于2002年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通讯》，在3年的项目运行中发挥了联络和交流的作用。1999年底中国妇女研究会成立，加强了对女性研究的科研活动的组织，努力推进女性研究进入科研和教育主流。女性学科建设的进展使高校和社科系统女性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一批女性研究学者成为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其中有的在学报、学刊担任主编。同时，一些刊物也相继开辟了女性学术栏目。如:《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妇女史”(1990)和“妇女与性别研究”(1998)、《浙江学刊》的“妇女研究”(2003)、《思想战线》的“女性学视域”(2004，现更名为“社会性别研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的“妇女与社会”(2010)、《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中国女性主义研究”(2009)等。这些栏目为女性研究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也因所属刊物的本专业本地区的学术地位扩大了女性研究的学术影响。
3．扩大发展阶段(2003至今)，研究基地和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以以书代刊促进女性理论和性别文化研究传播为特点。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积极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特别是加强了与教育、科研、党校、宣传系统的合作，不仅建立了一批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还争取到了社科基金支持。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基地的建立，提高了妇女研究中心在教育和科研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有利于组织研究队伍和争取科研资源，增强科研实力。同时，女性研究在出版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一些出版社为增强竞争力寻求特色，对性别文化传播的兴趣和责任感增强，它们不满足于仅出版女性学术著作，但又得不到刊号，便有意采取以书代刊的方式出版女性研究刊物。一些女性学者抓住了这个机遇。如:荒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主义》丛刊于2004年首次面世，该刊每年出版春、秋两卷，有卷首语和栏目。2007年底，武汉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中心等主办、罗萍、俞湛明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性论坛》，以1年为周期连续辑号出版，刊载女性研究学术论文。
上述可见，女性学刊是从女性研究活动中破土而生的，并随着女性研究的发展而壮大。如果没有妇女研究，女性学刊便无法生存。女性学刊的学术性决定了女性学科建设是它的发展依托。女性学科建设的制度化进展，推进了学术成果的生产。妇女教育与出版的发展为女性学刊创办提供了条件。这些共同促进了女性学刊群的形成。经过20年的发展，女性学刊形成了妇联组织、女子院校、出版社多系统主办，学刊学报、年鉴、文献多种类型，刊号书号共用的学刊群体。女性学刊的多样化，使其各自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共同推动了女性研究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女性学刊的发展
女性学刊的发展体现在个体的成长中，表现在刊物思想的明确与成熟、数量的变化和质量的提高、管理机制的形成、影响的扩大等方面②。
(一)定位和办刊宗旨
女性学刊的定位明确。《妇女研究》在总第4期强调了“拓宽妇女研究领域”，“探索妇女研究新路”，“要有学术价值，既有可读性又有哲理性”［5］，定位从侧重于妇女运动研究和妇女干部读者转为妇女研究的整体和妇女理论研究人员及热心人士。该刊敏锐地抓住妇女研究兴起的历史时机，突破了北京地域和仅仅为妇女工作服务的局限，树立了《妇女研究》为学术发展服务的理想。该刊后来更名为《女性研究》(1992年)，但定位为“普及型妇女研究刊物”，逐步转向女性研究信息和观点的介绍，以及妇女社会问题热点的新闻调查，学术性逐步淡化。
《妇女研究论丛》在《发刊词》中定位为“学术理论刊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探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妇女解放和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促进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6］。1992年第4期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为指导，运用多学科内容，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中国妇女争取解放的理论、历史、现状、前景”［7］。1994年强调“推动妇女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跨入学术殿堂”［8］。从中可以看到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办的《妇女研究论丛》，从开始就举起马克思主义指导妇女研究的旗帜，组织和吸引全国妇女研究者，进行深层次的全方位的研究，以创建妇女学科为目标，比《妇女研究》在理论层次上提高了一个台阶，成为纯粹的学术刊物。2001年7月该刊成为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该刊依托中国妇女研究会，以推动妇女研究整体的繁荣与发展为宗旨，涉及女性学科理论和妇女发展问题研究的各个领域，关注重大妇女问题研究成果，成为妇女研究的核心刊物。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是高校学报，前身是《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其创刊时定位为研究和探讨妇女解放理论、妇女教育为主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是顺应发展妇女教育事业的时代需要而生［9］。由于对妇女管理干部教育的依托，其关注点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解决新时期妇女问题，推动妇女运动，提高妇女素质。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的热潮中，该学报随着学院进入普通高校序列而转变为女子高校学报，直接面对女大学生，作为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其办刊思想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贯彻双百方针，反映妇女理论的研究成果，交流开展妇女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妇女教育的发展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10］。随着学院本科教育升级和女性学的建立，该学报的办刊宗旨确立为“坚持‘双百’方针，立足妇女教育，站在时代前沿，突出女性特色”［11］，侧重反映女性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为促进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提供服务。其办刊思想随着主办机构性质和任务的变化而调整，由妇女管理干部教育扩展为妇女教育，由妇女教育经验到女性高等教育学术，由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并突出女性特色，从一般的妇女理论刊物发展成为以女性高等教育研究为特色的女性学刊。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地方女子院校中少有的以研究妇女理论、妇女问题和妇女教育为特色的专业性理论刊物。其前身《妇女学苑》创办于1987年，办刊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研究探讨妇女干部教育和妇女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积极为教学工作和妇女工作实践服务，为四化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12］。1991年随学校的发展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更名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随着主办单位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山东分院由成人教育机构逐步改制为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并承担全省妇女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其办刊宗旨调整为“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面向改革时代，探索妇女问题，研究妇女理论，促进妇女发展”，逐步确立了以妇女/性别研究为主体，采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辐射与女性参与相关的社会、文化、教育、法律、文学等多个领域的刊物定位，形成了融性别研究视角与时代特征为一体的办刊特色③。从上述叙述可见，女性学刊的定位由妇女运动理论和妇女问题的研究逐步转向妇女理论和学科建设，形成女性学科的核心期刊、女性教育为特色的妇女理论学报。
(二)数量变化
女性学刊的发展还体现在数量的变化，其刊期、开本、页码的变化，使刊物的容量不断扩展(见表1)。载文数量增加。如:《妇女研究论丛》从创刊时的几十篇到每年100多篇。《中华女子学院学报》每年也100余篇。女性学刊从创刊时的季刊发展到双月刊，年版面字数从四十几万字到一百多万字。稿源数量的增加。如:《妇女研究》从无到有，1992年作者只不到300人，主要以约稿为主。《妇女研究论丛》和《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从创刊时的每年几百篇到千篇以上(2008年《妇女研究论丛》已超1300多篇)。作者的结构以高校和妇联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如据统计《妇女研究论丛》(1992～2006)载文作者以高校教研人员(54%)为主，其次是妇联和社科系统的研究人员(18%和11．4%);高校教研人员增加了28个百分点，男性作者的人数由几人增加到一二十人，但所占比例仍很低④。研究项目论文增多。如:《妇女研究论丛》项目论文占论文总数的比率从1992年的10%上升到2010年的22%⑤。
(三)质量提高
1．选题的丰富。在女性刊物的选题的统计中，可以见到刊物密切联系实际，关注女性与法律权利、经济与就业、参政与地位、妇女贫困、教育、健康、传媒、女童、老年妇女、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妇女发展和现实问题，也涉及到妇女历史、女性文化、中国妇女运动、妇女组织与工作、国外女性研究等多学科的理论探索，尤其是逐渐加强了妇女理论基础理论和女性/性别学科建设方面的内容⑥。
2．好栏目的涌现。随着女性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女性学刊的选题内容不断丰富，策划意识增强，新的栏目和专题陆续出现。如:《妇女研究论丛》初期的主要栏目理论探讨、调查与思考、历史与文化、国外妇女研究、工作研究、学术动态等多着眼于研究方法、论文形态及大的内容分类，此后经过了衍变，其内容更加充实，并体现了其倡导的意识，如:理论探索与争鸣、妇运观察、史学研究与反思、国外妇女/性别研究，倡导了争鸣、反思思想，增加了性别研究的内容;同时增加了研究热点类的新栏目，特别是随着女性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设立了学科建设栏目。该刊栏目“调查与思考”(1997年前)、“研究动态”(2001)曾获得全国妇女报刊好作品栏目奖。《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充分调动在婚姻法、妇女法学等领域的学科人才资源，创办了“女性与法律”栏目，在两法的修订过程中对妇女法学界和妇女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妇女与性别研究”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当时为《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性别平等理论研究”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8)。#p#分页标题#e#
3．学术规范。女性学刊在初创时对学术规范的执行不是很严谨，经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对学术规范的执行渐趋严格。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执行评优活动中，《妇女研究论丛》《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于2003年都获得《CAJ－CD规范》首届执行优秀期刊奖。4．期刊评价。据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的统计分析，女性学刊的重要评价指标———复合影响因子变化呈现上升趋势，如《妇女研究论丛》从2001的0．1065升到2007年的0．404，2011年的0．695;2011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0．474)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0．221)的复合影响因子较前也有较大上升(见表2)。
随着编校质量的提高，女性学刊逐渐得到出版和社会科学、教育系统评价体系的肯定和认可，特别是进入了学科体系。《妇女研究论丛》从1996年起连续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妇女运动与组织\2000中国政治\2004社会学、中国政治\2008社会科学总论)，经历了从妇女、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推进，终被中国社科院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社会学，2004和2008年)。《中华女子学院学报》获北京市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002)，并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2006)。《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05、2007和2009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2008年被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期刊;2010年被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女性学刊学科地位的逐渐被认可扩大了其在学界的影响力。目前上述三种女性学刊均已国内外公开发行(《妇女研究论丛》1992;《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1;《山东女子学院学报》1999)，在进入邮发系统的同时自办发行(《山东女子学院学报》尚未邮发)。《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收入首期《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延续至今，1999年起连续被评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南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清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评价系统等的来源期刊。《妇女研究论丛》早期是《妇女研究》(原名《妇女组织与活动》)主要转载期刊，1992～1996年被全文转载的文章占《论丛》所刊论文的1/3，后来逐渐为其他学科《复印报刊资料》期刊所转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也逐渐扩大了学界影响，被选入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ASPT)、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2004)、中文电子期刊服务网(CEPS，台湾，2005)，并成为中国期刊网等来源期刊。《山东女子学院学报》是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万方)、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来源期刊。女性学刊实现了资源共享，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吸引了妇女研究学者，并为学术成果和机构评价提供依据。
(四)管理机制逐渐完善
关键词：19世纪中期 美国 女性作家 研究综述
一 引言
19世纪中期美国文坛出现了众多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广为流传，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霍桑的《红字》、梅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等等。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在文坛大放异彩，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创作了众多以家庭生活和道德成长为主的作品，不仅在当时社会广受读者欢迎，并对此后的美国社会的道德公民的道德塑造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大卫?雷诺兹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女性的文艺复兴”。
纵览美国文学历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推行“真正女性崇敬”思想，其中心主要是围绕美国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制定的，内容主要为“忠诚、服从、纯洁、持家”四项女性美德。当时美国的学者芭拉?韦尔特认为，女性只有具备了这四项美德才能被称为“真正女性”。实际上，“真正女性崇敬”思想还是以男权社会为中心，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和从属，将新女性的社会活动和运动规模限制在家庭范畴之中。当时女性作家众多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多以“真正女性”为塑造人物的标准，进而影响着当时美国读者的道德审视视角和品德塑造标准。与此同时，恰是这些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新女性形象又使得女性陷入新的道德和生活窘境。于是，19世纪中期的女性作家们在她们的作品中有感而发，真实再现了当时女性所处的种种窘境，并由此探讨了新女性在家庭、社会和道德中的出路，为其女性的成长提供了别样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女性作家及其作品有苏珊?沃纳的《广阔广阔的世界》、范妮?费恩《玛丽?李》、哈里叶特?斯托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路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等。她们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都逐步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从被动接受男权社会的标准到主动发掘个人的女性意识，从家庭的被动依附者逐步成为能立足于社会的自强自立者，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都有着较强的独立意识，最终都从被动服从男权社会标准的“真正女性”过渡到主动设计自我人生的“新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因其超越时代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性格而受到当时社会广泛的关注，并在当时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却因为不符合当时的学术评判标准而没能列入经典作品之列，在美国文学史中也不曾被提及。
20世纪上半叶，文学评论界对这些女性作品的评论还带有某种文化偏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和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这些女性作家才又重新进入评论的视野，重新写入美国文学史中。21世纪以来，该研究领域更是呈现出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体现了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到现在，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
二 早期评论带有文化偏见
20世纪上半叶，弗雷德?路易斯?帕蒂的著作《女性化的50年代》首次将目光和评论的焦点放在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上。在《女性化的50年代》中，帕蒂不仅关注作者的性别，还认为应将作品视为作者自身经历的延续。他在著作中探讨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创作目的，并认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没能反映现实问题。帕蒂认为，这些女性作品虽然表达了女性的抗争，却没有发掘重点，他认为女性不应该追求自身的权利。可以说，帕蒂的《女性化的50年代》代表了当时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公正态度。
此后，赫伯特?布朗出版了《美国的感伤小说》，在这部专著中，布朗延续了帕蒂对女性作家的态度。在其专著中，布朗认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宣扬了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逃避了时代经历和对美国理想的探索。而另一位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在其专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中，也将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简单定义为“感伤小说”，对她们及其作品均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评论都带有男性评论家的文化偏见和视角。
而女性评论家海伦?帕帕西韦里的观点则与同一时期的男性评论家截然相反。帕帕西韦里于1956年出版了《所有幸福的结局》，在这部专著中，她向此前的男性评论家提出了反驳和诘问。帕帕西韦里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颠覆了当时社会的男权社会及其文化对女性的道德标准评判。虽然她想为这些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辩论，却忽略了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的丰富内涵，同时把两性完全对立起来的评价也过于激进，因此并没有引起当时社会及评论界的关注。
三 20世纪7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
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不断高涨，由此促进了女性主义学术的研究兴起。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发展，曾经被学术界和评论界忽视的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及作品又重新进入了文学界的视野，得到了学界的重新评价。此后，有关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作品的学术专著及论文不断涌现。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著名女性评论家尼娜?贝姆于1978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女性小说》。贝姆的《女性小说》是首部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文本进行研究的著作。贝姆在这部著作中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回顾，并概括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的共同母题――女主人公在失去依靠的环境中如何克服困难，不断提升自我，最终获取成功。
1984年，评论家玛丽?凯利出版了《私人女性，公共舞台》。在这部专著中，凯利主要以12位女性作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她们在家庭领域内的家庭主妇身份以及在公共领域内的知名作家两种身份，并研究了这些女性作家因为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体验的独特经历，同时也探讨了女性进入文坛所必需的各种社会和个人的条件。专著中援引了大量的文学史料，这也使得凯利的研究超越了作品文本范围，为我们深入了解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 另外，评论家苏珊?哈里斯的《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解释策略》则选取了19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对文本的语言和结构方面的深入论述。哈里斯认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具有双重文本，在这些作品的表面文本之下还隐藏着潜在文本，表面文本讲述的是女性如何恭顺，而潜在文本却表达了女性的颠覆。
此外，伊丽莎白?安蒙斯的《相互冲突的故事》、阿尔弗雷德?哈伯格的《美国文学中的性别、幻想和现实主义》、简?汤普金斯的《情感设计》、尼娜?贝姆的《小说、读者与评论者》等专著也都从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各种期刊与评论文集也出现了大量相关的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对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及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极大拓展了这些女性作家的研究范围。
三 21世纪以后开始多元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更是得到长足发展。2001年，《剑桥文学指南：19世纪美国女性写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评论文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学理论背景、性别研究等不同方面，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论述，论述涉及种族、民族、阶级等问题，同时指出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2009年，出版了两部重要的文学史――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和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这两部文学史对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新进行了评价。其中肖瓦尔特的《她的同性陪审团》对美国女性文学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整体回顾，专著涵盖了二百多位美国女性作家，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肯定了这些女性作家巨大的文学影响力。
另外还有几部专著，如《不同寻常的女性》《超越新女性》《美国文学中的语言、性别和公民权，1789-1919》等，这些专著为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中所讨论的焦点问题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法，体现了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向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多元化发展的批评转向和研究趋势。
四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日益丰富的研究内容相比，国内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研究比较少，且主要是对单独作家的研究，至今把该时期女性作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有金莉教授的专著《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和其他几位学者的论文。其中，金莉的《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是我国学界首部也是唯一一部介绍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著作。在这部专著中，金莉教授把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依据题材分成四类，并对每一类小说的社会背景、作家创作、读者反映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同时也对每一类小说的代表文本进行了深入的评述。
此外还有几篇论文也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进行了整体研究。金莉教授的《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女权批评》对美国女权运动、女性文学的发展以及美国女权批评进行了整体回顾，进而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者对美国文化与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这篇论文使我们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研究有了比较宏观的视野。在《玛利亚的传统价值和夏娃的独立意识：19世纪中叶美国妇女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中，金莉教授则从比较微观的角度对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并总结出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兼具传统价值观及女性独立意识的双重特性。
在《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与现代社会价值建构》中，卢敏对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定义以及家庭小说兴起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小说不仅反映了当时美国的意识形态，折射出转型时期文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所能产生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宣扬的女性美德对美国现代社会的价值建构起到了修正的作用。在《经典以外的世界――19世纪美国通俗小说的文化解读》中，金衡山则从大众流行文化的角度对19世纪美国女性作品进行了详细解读。刘笑元《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的女性观和慈善观》则以两部小说为例，从独特的文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家庭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和慈善观，以及美国女性是如何通过它们寻求政治表达的捷径。除了以上几位学者的论文之外，该研究领域其他研究成果则仅涉及单独一位作家，且主要集中于斯托、奥尔科特、肖邦等，没有作整体性研究。可以说，19世纪中期美国女性作家研究领域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们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朱通伯等译：《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2] 萨克文?伯克维奇主编，史志康等译：《剑桥美国文学史?1820年-1865年》（第二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3] 金莉：《文学女性与女性文学：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家及作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版。
[4] Dale M.Bauer，Philip Gould，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关键词：女性主义；中西方；研究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105-02
女性主义是从英文“Feminism”翻译而来，最早出现在法国，后传到欧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其前期研究称为女权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研究者认为要彻底改变社会生活与人们的传统观念，实现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应将性别分析提到主要地位，因此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多用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提出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有着深层次的意义。由于中西方的社会发展、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等因素有所不同，造成了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但作为研究，都丰富了学界知识，推动了社会发展。
一、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支撑相同。法国大革命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种思潮，伴随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众多的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阐述层出不穷，其理论蕴含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广泛影响。如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那样：“提出女性主义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1]而中国经过五四时期后，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者的研究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其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的主张相同。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理论基础上，从“理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理论出发，希望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站在消灭一切剥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上，真正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公正的理想社会。由此可见，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在主张实现男女平等，消除产生两性不平等的根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究消除阶级压迫的重要性等理论主张方面是不谋而合的。
最后，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使命相同。无论是西方女性主义还是我国的女性主义都是以妇女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对妇女屈从地位的批判性解释。”[2]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者从社会的各个阶层、领域、制度等多方面探究女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力图改变原来传统的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从而达到和实现男女真正平等、全面发展的理想。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通过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际的历史、社会发展状况等，也在不断地探索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可见，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把“女性崛起、男女平等”作为其研究使命。
二、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不同之处
首先，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伴随着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反过来又促进了女性解放进程，形成了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妇女地位的真正提升导致女性主义超越单纯的政治行为，走向了理性思考，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女性主义研究的人员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理论研究成果出现后，女性主义者将理论再投入实践，进一步深化理论。因此，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没有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也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女性主义的作家和理论，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受多年封建文化的影响，淡化了对男性的批判，同时也缺乏理性反思。
其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透彻性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经过了3个世纪的发展，已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是西方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中国女性主义探索历史时间较短，其研究与发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且大多数的研究都没有理论支撑，只是从实际问题出发，又很少从哲学角度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系统，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现实的指导，常常沦为“缺啥补啥”的眼前行为[3]。其研究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的，较之西方女性主义透彻性不够。
再次，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存在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由于受其传统的个人主义文化影响，其主张是“个性解放”，把“男性”作为其反抗和对立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对待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上，以对抗形式表现其哲学思想，导致女性解放运动得不到男性支持，进而使女性运动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和谐统一”，个人命运与国家主体紧密相连，要求广大的人民群众具有全局观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爱国爱家爱人的意识，因此女性解放在受到如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女性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中，并未表现出男性是其“对立面”，而是不断争取男性的支持，因此中国男性成为了中国女性争取解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中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形成的理论认知度不同。西方女性主义从产生以来，通过不断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及理论成果，这些理论的产生对制定男女平等政策，实现男女平等都具有巨大的指导和推进作用，因此，在西方许多国家已将女性学研究纳入学术主流，男女平等意识成为社会决策和发展的主流。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我国女性主义在与西方女性主义相比，在反对性别歧视、主张男女平等的基本主张未获得像西方研究者那样卓著的成就，在世界女性主义学说之中也尚未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学科建设上与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相比也不够成熟。
三、结语
在人类社会中，女性与男性共同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者，从理论来讲是平等的，但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理论，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一些有先觉思维的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现象，因此产生了女性主义。随之一些争取女性权力的运动爆发，在实践的推动下产生了理论，出现了大批女性主义研究者，女性主义研究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还注重女性的自我价值的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改变歧视妇女的社会现象，从而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随着女性主义研究的日趋成熟，男女平等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
参考文献：
[1]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关键词］ 女性主义理论；体育电影；符号；缺乏；社会重构
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将体育运动搬上银幕，有电影本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运动能传达体育精神，起到教育和弘扬的作用。体育运动中传达了“竞争”“拼搏”“挑战”的精神，体现了人民的“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多少运动员为了国家的荣誉而拼尽全力，多少运动员为了完全谢幕拼尽一生的精力。体育精神的表达已远远超过了体育运动本身，也成为各国运动员表达本国、本民族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是我们全人类的一种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电影镜像及其特点
电影镜像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通过摄像镜头的反射和折射来呈现运动镜像的一种方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运动镜像中的人和事物。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物是电影镜像真实主体的来源，然而当把现实生活中的“我”和电影中的像联想在一起时，它们就像是一面镜子中的主体与像。这时，我们会发现电影镜像与普遍意义的镜像是有很大差距的。
（一）电影镜像的虚拟性
电影镜像的虚拟性是由电影在视觉上的暂留性决定的，镜像中的“他”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模仿，经过加工后形成的“他”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虚像，所以，电影镜像就是像中之像。
（二）电影镜像的典型性
电影镜像是一种复杂且范围广阔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一个总体概念，既包括了现实事物，也包括经济和财务等这种社会属性。电影镜像是特定时代的文化象征，它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下人类群体的共性，而人类文化价值观的典型性则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体现出来了。电影镜像是特定时代人类文化的产物，同时它又反作用于文化，促使不同文化观念的再生产。
（三）电影镜像的具象性和直捷性
通常来说，电影镜像比其他的镜像更具有具象性和直捷性，因为电影利用了现代化摄影摄像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它很容易被接受并且被观众模仿，在超越个体的基础上，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甚至文化的差异。电影镜像通过它的逼真性诱使观众短暂性地迷失自我，观众在迷醉状态中实现与电影故事情节或主人公的认同，在逐渐进入创作者营造的视觉幻象后，他们的内在激情被唤起，从而使电影镜像影响并制约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以往价值观念的选择。
（四）电影镜像的影响性
电影本身是一门综合艺术，既包括文学，也包括美术、音乐等，除具有艺术这个本质属性外，还具有比较强的视觉性、影像性。它超越了艺术与美学的领域，它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因此它也被称之为“人类文化史上最能影响观众的工具”。
二、电影与女性身份
（一）电影对女性镜像的塑造
男女两性构成了人类，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化关系，人类的文明史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缔造，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演绎出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本文通过对拉康镜像的分析以及结合主体三界说的理论来研究电影镜像中的女性镜像。在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分三六九等、男尊女卑的，在现实的生活秩序中，女性身份的获得通常是需要男性的认同才能完成的。
（二）电影对女性身份的塑造
女性主义理论中对于女性镜像的塑造只是第一步，只是电影导演和电影演员共同确认女性身份的一个过程。但这还不够，也不能准确真实地反映女性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要重回到男性角度来审视电影中女性身份的塑造。男性天生就拥有对女性的审视权、话语权，从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表达女性更准确。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完成女性形象和身份的确定和深化。
三、女性主义理论下的中国体育电影
女权主义开始是指妇女解放运动，它是女性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为基本目的的，在这场运动中，女性要求真实表达自我，她们渴望获得自由以及受到平等的待遇，这使一直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站在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看，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后天的、人为的，而非自然形成的，它是由社会的大小文化、伦理道德及造就的。女权主义的主要观察对象是作为语言意识形态载体的文学艺术，女权主义文学艺术理论以及其批评便应运而生了。
女权主义电影理论是女权运动中的一部分，它是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和批评之后一种分化和深化的结果。女权主义电影理论认为，电影是一种表象性的叙事语言，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它完整、深刻地隐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秩序。电影通过它自身的视听语言和修辞策略，使女性在视觉上的表象成为社会主体的消费对象。通过对资产阶级主流电影的批判来深刻揭露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反女性本质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目的所在。在女权主义中，吸纳了许多拉康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作为主体，是主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缔造者。而女性作为客体，是被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承担者。在电影中，男性是观看者，而女性则是被看的对象。
（一）女性典型化
著名的体育人尼采说过个人身体与国家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强大和地位是由个体来实现的。只有人人都健康、强壮才能代表国家的强大。体育竞技作为一种国家身体的象征，暗含着世界身份和地位。女性作为一个男性世界的弱势群体或作为男性世界的一种审美视线，女性的典型化有利于国家身份的确定。
1957年谢晋导演、秦怡等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彩色体育片《女篮五号》，影片围绕篮球运动员田振华坎坷的一生和林洁、林小洁母女不同的人生，从女性的角度来提示两代女性体育运动员的不同命运。整部电影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同时又倡导一种主旋律。《女篮五号》故事的背景发生在194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像国家一样欣欣升起。女性个人的身份变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女性社会地位和状态就是新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身份和角色。
（二）女性符号化
女性与男性的本质差别，就是她更能体现人的生命的献身精神，她们总是毫无怨言地献身于日常家庭事务，更易顺从于个人生活。女性总是与事物的具体性相关，关注于一点一滴的内容。女性在处理人生的悲喜交集等状态时不像男人那样逻辑化，女性更在意思想和荣誉。她们的思想被符号化了，体育电影中的女性也不能逃脱中国女性符号化的特征。在女权主义中，吸纳了许多拉康的理论，在她们看来，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作为主体，是主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缔造者。而女性作为客体，是被动的，是价值与意义的承担者。在电影中，男性是观看者，而女性则是被看的对象。体育竞技本身也要求运动员们舍弃一些东西，尤其是女性运动员。只有在个人感情克制的情况下，这种强意志力的考验发挥到体育竞技中去，变成更加现实的体育世界的成功。
《沙鸥》中的沙鸥就是符号化了的女性。沙鸥的未婚夫死后，她并没有成为其他人的女朋友或夫人。她符号化了那一代人的思想和形象，最终选择了孤独。那个时代的女性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沙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只是去承认历史剥夺了她的幸福，而不是自己去主动获取幸福。这一切都是历史和灾难造成的，是那场火灾无情地把未婚夫的性命夺去了。
（三）女性身体重构社会
世界文化都是围绕男权社会进行的，以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他们理想世界的社会模式。体育电影通过地理、时间和身份的变化重构社会的组成模式，互换社会结构。女性题材电影通过女性的身体美感、服装的华丽时尚美感和 “性”的无边魅惑改变男性社会对她们的认识。女运动员通过超短的运动衣和完美的曲线身材、身手敏捷和姿态矫健的竞技动作，释放儒家伦理中心的道德文化压力和欲望的象征性身体。在这些电影里，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共同暴露在观众的视觉之下，用体育的压制重构社会的形态，提供合法的表征和对象。
《体育皇后》既继承了好莱坞电影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同时又具有“去美国化”的创新，让女性的美展现得更成熟。女性主义电影叙事是中国化了的，具有中国的特色。在赞美女性身体美的同时，给予了女性的爱慕虚荣、都市奢侈引起高度的警惕和关注；对女性在西方文明侵蚀的过程中，可能受到的“诱惑”和“腐蚀”都给予了关注。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关注过于警惕，但这正是导演对于这种虚荣的否定，使电影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没有走入美国化的队伍。当然，《体育皇后》中对女性的过度关注或批评不够客观，甚至可以说是全盘否定。这跟当时的社会现象是相关的。当代的中国正由封建社会过渡，人民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女性足不出户的记忆里。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始，正在慢慢转变，但这种转变是不情愿的。这也就造成电影里对“摩登女性”是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没有深入辨析电影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四、结 语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继续和发扬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和立场，克服了经典叙事学中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一门比较科学、比较客观的文学评论理念，弱化了政治色彩和批评主观性。女性主义叙事具有一些经典叙事没有的特征。我国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体育电影为数不多，主要有《体育皇后》《女篮五号》《沙鸥》《冰上姐妹》《碧空银花》《女跳水队员》等，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来研究这些电影对于我国体育电影有着积极的作用。女权主义电影理论作为女权运动结果的重要分支和文学理论的性别理论之一，这种理论集话语权、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理论与批评于一体。本文认真分析中国体育电影历史上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女性题材的电影，提出女性的典型化、符号化和社会重构三个方面的女性视角。
［参考文献］
［1］ 陈惠芬.左翼电影的都市和性别叙事：以《体育皇后》为├［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
［2］ 郭学军.中国体育电影中的两朵奇葩――从《女篮五号》与《女帅男兵》的比较看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J］.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18).
［3］ 吕u,李钢兵.试论中国体育电影中“被看”的女性［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02).
［4］ 邰忠锋.论电影主题中体育意识的变迁――从《女篮五号》到《沙鸥》［J］.电影文学,2009(10).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社会政策；妇女地位
摘 要：作者认为目前中国涉及性别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有关妇女家庭状况的调查研究多，但理论阐释少；对问题的描述多，但系统分析少；关于性别的意识形态呼吁多，但把女性主义研究放到一个广泛的社会系统中研究少；在分析中，对文化规范注重得多，但与制度因素相关的理论解释少。有鉴于此，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并阐释了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性别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1―0053―06
一、引言
在中国，随着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事业的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对中国性别研究的影响力日益增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论著逐渐增多。许多学者借用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或作为意识形态因素来推进争取妇女权力的努力。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注重研究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如妇女地位、妇女权益保护等。这类研究或许会借用一些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概念，但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女权理论主要反映了西方社会的现状和价值观，对于分析中国妇女的地位意义不大。二是介绍各派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诸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等等。然而，如何把理论介绍和实践研究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要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就要探讨女性主义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并用这些方法去分析实际问题。事实上，尽管人们在性别研究中承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但由于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常常流于表面，因此其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往往被低估了。由此，本文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本文将对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作个概览，以使人们深入地理解女性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其次，本文将评估女性主义在研究性别规范和社会体制方面的理论贡献；最后，本文讨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意义。通过这些研究，本文将把握女性主义论争的焦点，帮助人们理解女性主义研究对探讨中国社会妇女、家庭、儿童等现实问题的价值。
二、女性主义的研究焦点
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和领域进行。它可以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妇女群体的社会地位，也可以从文化角度研究性别规范的内容和形成背景：在实践问题中，它可以从社会服务角度研究养老和儿童照顾问题，从社会工作领域研究性侵犯、家庭暴力等问题，也可以从社会政策领域研究母亲津贴和儿童津贴等等。面对如此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如此多样的研究方向，我们究竟该如何把握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主线和核心，进而理解女性主义的整体视野和基调呢?我们该如何把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统一起来，使理论研究对分析实践问题有益，并把实践问题的分析引申进理论研究中去呢?为此，我们将从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入手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涵盖从社会结构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分析层次，超越但也包含了女性主义各流派的争论，从而为人们了解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览。在本节中，我们将从以下5个方面来阐述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焦点。
第一，西方女性主义者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社会分工和妇女社会地位的研究，并把这一研究放到广阔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分析的框架中进行。
在经济地位方面，他们比较各国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率，认为妇女的高市场参与率与妇女的高经济地位相关。例如北欧妇女的高经济独立性与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高就业率相关，而南欧社会中妇女相对低的劳动就业率增加了她们对丈夫的经济依赖程度。在政治地位的研究中，女权学者常用妇女在政府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作为反映妇女政治地位高低的指征。例如安东尼强调，北欧国家妇女参政程度很高说明在这些社会中妇女的政治力量很强。类似的研究也体现在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比重的比较分析中。在对各国妇女经济政治地位差异的原因阐释中，一些学者把它归之为各国工业化程度的不同，也有些学者运用功能分析方法，认为工业化的发展使妇女就业成为必要。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民主制的运作增加了妇女参政的机会。还有学者指出国家的社会政策制订对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的研究
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学者常常批评传统的研究强调市场劳动的作用而贬低妇女家庭照顾和家务劳动的意义，把妇女和儿童问题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反，女性问题研究者则把关注点放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层面，倡导从家庭生活这一角度去研究国家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关系。正如森斯伯瑞所说，传统的社会分析注重国家和阶级阶层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而他们则从公民社会(社会基础)的角度出发，分析家庭作为研究市民社会的基本单位与政府、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间复杂的制度关系。由此，他们研究妇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性别角色、角色认定、角色互动等问题，进而阐释妇女的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是如何互相影响的。更进一步，他们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与男性成员的分工情况。例如与劳动力就业情况相联系，学者研究“单职工”和“双职工”模式(one／or two breadwinner model)对妇女地位和规范的影响，并探讨一定的家庭模式在该社会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他们不仅仅描述妇女在“双职工”模式中的家庭地位要比在“单职工”模式中高这一现象，而且阐释为什么这一模式能在这些社会流行，而另一模式则在另一些社会占主导地位。
第三，对福利服务的研究
因为妇女在社会人口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女权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就与老年和儿童照顾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当传统的社会研究把市场和劳动放到第一位时，女性问题研究者则把服务放到第一位，使儿童看护、老人照顾和儿童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幼儿园、医院、学校等)这些问题成为中心话题。例如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儿童的托保率和老人在养老院的看护比率，来比较不同的家庭照顾模式。而且，因为家务劳动限制了妇女的社会参与，女权学者就倡导发展公共福利服务，并把它看作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标志之一。再者，养老和托儿等方面服务的制度化水平也反映了社会对福利服务的供给机制、组织程度和国家的福利责任，从而反映出国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在北欧，福利国家为了帮助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看护儿童等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为儿童看护提供津贴，也为儿童服务提供支持，并形成了“公共父母亲”这样的观念。
第四，关于妇女社会问题的研究
女性主义研究也涉及到以妇女保护为核心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家庭暴力，对青少年离异行为的控制，家庭对离异行为的规范，以及艾滋病的预防等。在这些方面，女性主义活动家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去争取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平等，反对家庭暴力、强奸和性骚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家庭中的男女平等、家庭权利的分配模式、代际冲突、家长对青少年和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等问题。另外，在对妇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研究中，儿童照顾和儿童福利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女权学者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研究妇女问题时常涉及的内容。他们的工作对于解决具体的家庭社会问题和女性权利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五，对家庭政策的研究
女性主义理论倡导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特别是通过家庭政策的制定来保护妇女的利益。这些家庭政策包括儿童津贴、产哺假、母亲照顾儿童的津贴，也包括对儿童和老人照顾等方面的政策。这方面的研究中，卡默曼和卡恩的著作回顾了各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过程，并描述了这些国家家庭政策的晚近发展。蕾拉对各国儿童津贴的给付进行了比较研究，哈钦斯和莱塔比尔比较了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在这类研究中，米勒和沃曼的比较研究值得特别注意，他们的研究报告描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结婚离婚率、家庭政策的类型，并分析了欧洲各国的家庭规范。这些研究深化了人们对家庭妇女、儿童／青少年问题的理论探讨，强调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利益。
女性主义研究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他们从独特的视角透视社会生活，关注妇女儿童在社会中的发展。对于性别研究而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概括：第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倡导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实际政策问题的研究：第二，深入研究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和地位；第三，它强化了女权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然而，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对性别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且对社会分析和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以下章节中，我们将评估女权研究对于妇女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从而来考察如何把女权研究的观点运用到对实践问题的分析中。
三、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
女性主义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们研究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从而扩展了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并对传统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理论提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传统的社会分析注重对市场劳动和阶级进行分析，而女权学者则要求把眼光投到劳动力市场外的社会群体(如妇女儿童)的分析中。这样，他们要求把妇女研究的关注点从阶级阶层结构、政治经济权力这些问题拉向对生活方式的分析。他们认为，如果社会科学把研究的重点狭隘地放在社会生产体制上，那么它就无形中暗示了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强的社会权力，因为在生产体系中，男性占支配地位。即使女性主义者可以倡导提高妇女就业率，但这也是用男性的视野来看待女性地位，将男性的标准运用于女性。因此，女性主义者主张社会科学对女性地位的研究要放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上，强调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体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女性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她们能从中获得其独特的活动领域。只有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妇女的地位，妇女才能真正被尊重。
其次，女性主义注重发挥市民社会的权力和强调社会民主，倡导妇女的政治参与
他们支持民主政治的政策制定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可以使妇女、老人、退休者都有权力影响国家的社会政策制订过程。同时，女性主义也采用大众参与的社会行动模式，强调在社会基层进行社会互动和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主张妇女要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以便在社会生活中施加影响力。在社区活动中，他们主张妇女积极地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解决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并使妇女组织成为市民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通过对国家政策和基层社会活动两方面的影响来提升妇女的地位。
第三，女性主义研究深入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对妇女解放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女性主义者呼吁国家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来保障妇女权益，强调发展制度性的社会服务，以便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由此，他们支持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主张发展社会福利公共部门和制度化的社会服务。因为在公共福利领域(特别是在医院这些部门被雇用的大多是妇女)，妇女具有很强的制度化权力，而公共服务部门的扩张，则会使更多的妇女在这些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由此，女权研究者例如普弗拉-爱费格等人认为福利国家是一个有助于妇女进步、妇女发展的工具，但他们也批评福利国家在制度化的社会服务方面发展得还不够，并认为现有社会仍存在着性别角色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第四，女性主义研究把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例如斯姆在研究中强调，福利国家的发展使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空间融为一体。因此在考察妇女地位时不仅要考察她们在社会公共活动领域(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中所具有的地位)，也要考虑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占有的地位，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不能说明妇女的家庭地位高。只有同时关注社会和家庭两个方面，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地位。为此，许多学者采取比较的方法研究家庭类型和妇女在其中的地位。例如特罗斯特讨论家庭理论和比较社会制度，哈钦斯和莱塔比尔对家庭模式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而林卡和阮塔拉湖的研究涉及家庭政策类型与社会体制背景的相关性。通过这些研究，女性主义者把妇女问题的研究和家庭体系和对社会体系的分析联系起来，并试图寻找家庭政策制定的依据。这样，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就涉及家庭政策的分析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分析，并强调要通过国家的家庭政策制订去保护妇女儿童和支持家庭照顾。
第五，女性主义研究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
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反对父权主义的权威，批判父权主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并希望通过争取平等的性别权利来促进社会平等。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女性主义支持国家干预。她们不赞同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对家庭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这种看法，而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政策观念，因为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有助于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他们认为国家有义务为妇女儿童提供基本的保障。由此，在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普遍主义的福利观念支持了女性主义发展，而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又反过来支持了这一福利体制模式。
再者，女性主义倡导社会服务的意识形态，强调家庭政策对社会服务理念的支持。女权研究者强调公民权和妇女儿童的福利权力。例如赫内斯等人把马歇尔(Marshall)的公民的一般福利权力理论扩展 到妇女和儿童的福利权力，并进而提出了北欧“公民权国家”(citizenship state)的概念。他们也倡导儿童权力的理念，强调儿童津贴的社会意义。在她们看来，国家给儿童提供社会津贴是基于保障儿童作为未来的国家公民所具有的权力，因为儿童既不具有影响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也不是劳动力。这样，女性主义者通过研究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强调福利制度对于妇女解放所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他们这些研究所提供的视野、角度和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四、对中国性别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鉴于中国的公共福利服务体系尚不发达，妇女的家务劳动和福利照顾很少得到公共机构的支持这一情况。第一，女性主义理论向我们提出了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以便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女性主义者强调家务劳动、儿童看护、老年照顾这些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关的妇女工作的价值，认为妇女的家务工作应该得到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持。他们强调由于妇女承担了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中劳动的双重任务，因而她们付出比男人更多的劳动。国家应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家庭政策)来补偿妇女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工作。他们认为，男人在市场上劳动可以获得工资回报，而妇女却得不到社会的补偿，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这样，女性主义者要求我们从社会再生产这一角度去评估女性作用，国家也要对妇女的再生产工作予以政策上的支持。我们有必要考虑在中国发展家庭政策的可能性，尽管中国目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政策制定基本上是空白(除了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家庭政策)。
第二，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是性别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妇女问题是与国家的制度建设和体制特征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女性就业和工资水平是由党和国家的力量来保证的，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国家通过政治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妇女组织起来，并使用“低工资、广就业”政策，使中国女性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在妇女保护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实施女工保护制度和生育保障制度等。即使这样，妇女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它的政治力量仍然很弱。因此，如何发展妇女的利益群体，推动妇女参加基层社会活动，维护妇女利益，并进而影响国家的政策制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这些方面，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借鉴。这些理论论及公共领域与私权领域的关联，把市场、国家和家庭联系起来考察，并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女性主义理论为中国的性别研究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野。它引导性别研究从狭窄的妇女保护问题扩展到对国家体制和政治力量的研究。在此，女性主义的研究对中国通过政策制定提高妇女地位具有意义。
第三，女性主义者批评至今为止人们对妇女地位的认识还是从男性的视野出发，即把妇女简单地理解为劳动力，并从这个角度来界定妇女的地位。他们提出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重新评估妇女的地位和妇女家务工作的重要性。这种观点给中国的性别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即去研究中国社会再生产体系的性质、特点及其对妇女解放的限制作用。事实上，在社会再生产体系中，中国妇女地位已经得到很大的提高，但在社会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着，人们在观念上对女性的歧视仍时常显现。导致这些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社会再生产制度缺乏研究(甚至是忽视)，从而低估了妇女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把握了这个关键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在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流行过，而妇女对于争取自己的权利的努力也没有得到社会充分地评估这些现象。
第四，在意识形态上，女性主义者倡导公民权理念，支持国家干预的社会政策，主张发展普及主义的、平等的、普遍的公民权的理念。他们批评父权主义的观点，主张重设家庭与社会界限，强调公共组织对家庭干预的必要性。因此，当自由主义者批评福利国家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时，女性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屈服于市场的力量，社会政策不应该屈服于经济政策。女性主义者强调福利服务的市场化使人们依赖家庭福利和自我保护，这种观念不利于提升妇女的社会权利。因此，他们认为妇女地位提高的关键在于制度性服务的扩张以及国家家庭政策的保护。在这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影响下给女性职工提供了生育保障制度，包含女性职工的产假制度、哺乳制度，以及农村妇女的生育补助制度等等，但中国目前对非劳动群体(例如家庭主妇)的保护问题则很少关注。这反映了在中国，生育保障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妇女权利，而这一状况也反映在家庭服务方面缺乏公共服务系统的支持。在此，女性主义理论为我们发展保障妇女权益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家庭政策和服务政策，提供了思考。
五、总结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焦点。这些研究涉及到社会分工和妇女地位，社会生活和社会规范，福利服务和家庭政策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焦点问题的概述，本文揭示了女性主义的视角和研究意向。它超越了目前流行的对女性主义各流派介绍和背景分析这一层面，舍弃各流派间观点的差异和争议，而从整体上把握其核心内容和其总体意向。通过这一努力，本文进而讨论其对研究性别问题的方法论意义，也阐发了该理论对中国女权研究所提供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尽管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女性主义所分析的问题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和主张，他们对社会再生产活动、家庭中的性别合同、妇女与国家的关系这些方面的研究，仍然为中国女性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由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与女性主义的基本点相结合，如何评估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其他流派的关系，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国情相应的妇女政策和意识形态理念来指导我们的家庭政策的制定和社会服务的发展，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其性格集聚了诸多矛盾因素。多侧面的性格特征不仅赋予贾宝玉形象以复杂而独特的个性，而且赋予贾宝玉的社会性别以富有张力的“非常态”属性，贾宝玉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长廊中光彩夺目的经典形象。国内外学界的贾宝玉形象研究成果斐然。国内红学研究界较多以社会悲剧、道德文化悲剧和人生悲剧为研究视角，对该形象的认识价值作了深入探讨。相对而言，以性别研究为视角揭示该形象的复杂性格，成果尚不充分。国外《红楼梦》研究者较早进入贾宝玉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围绕贾宝玉形象的社会性别，国外学者展开了多维度的学术争议与对话，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红学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对于重构贾宝玉这一文学经典形象，丰富对该形象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女性主义立场对“贾宝玉”的单向解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始伴随着女权运动兴起，很快在文学批评界站稳脚跟并产生深远影响。它涉及现代社会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符号学、美学等诸多领域，被称为是20世纪诞生的最有影响性的理论之一。国内学界普遍以欢迎姿式接纳此理论，充分肯定其批判父权制文化、性别歧视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尊重重视其社会学知识体系架构，并着意于此理论的“中国化”。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最单纯、也是最复杂的矛盾――性别问的二元对立，即“性别政治”。女性主义者们批评男性中心主义、提倡两性平等，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家庭、教育等方面与男性同等的权利。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女性主义也在上世纪末步入中国社会科学界，并在社会学、文学、哲学等相关学科获得认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得出众多不同以往的研究成果。仅在二十年左右的短暂时间内，国内女性文论研究就取得如此进步令人欣喜。但客观地说，站在被害者的角度呐喊，相对容易做到。我们都清楚，每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单凭抨击施虐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文学评论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已经被传统文学研究定位了的男性形象，重新用女性主义眼光分析、提炼其特质，从而得到启示。本论的讨论对象贾宝玉，在性别研究的意义上说就极具价值。国内外学界如何评析、解读这个颇具争议性的男性文学形象呢？其结论相似、还是相反？从中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文本中清晰可见贾宝玉的“女性观”，著名有如“女清男浊”论、“鱼眼睛”论、“天地灵气只钟情于女儿”言论等，还有小说中所描述的众多怜香惜玉情节、深婉凄切的关目，足以令人对其是“情痴情种”深信不疑，继而将其“升华”成为女性盗取性别平等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但是，这些优美得体的叙述、女性化的造型设置都是流于表面的文字，并不能使人断言贾宝玉就是女性的“统一战线”。
首先，贾宝玉的欣赏对象问题。如前所述，贾宝玉的“女性崇拜”可以缩小范围到“处女崇拜”。令他魂荡神驰的唯有那些待嫁闺中的小姐与灵巧俊秀的丫鬟，而且一定要是形体美妙、性情温柔的可人儿。至于是否有文采、能否会理家并不在必选条件中。有则加冕，无则也罢。换言之，贾宝玉的“选美标准”是以肉体的优美为基础、精神单纯为主要衡量点而设定的，至于智慧、能力、勇气、信念、责任感等均不在列（而这些宝贵品质的缺席正说明其极为幼稚）。总之，纯良柔美的青春女性就构成了贾宝玉“意淫”的对象，或者说是其“泛爱”的投向物。显然，贾宝玉眼中“极为尊贵”的女儿不是女性整体，是其中一小部分。这部分女子被人为地理想化、审美化，抽象成为某种“精神旨趣”。于是乎贾宝玉便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无疑，这种“崇高”其实是脆弱而幼稚的。正如梅新林在《红楼梦哲学精神》中所说的那样，“女儿崇拜，就是把追求少女的童贞之美上升到了一种宗教意识”。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种“宗教”不合理、也不正常。如果有人把它作为人生追求，不是偌大的悲剧，就是荒唐的陷阱。不能仅凭借这罕见的“女儿崇拜”就自然而然地将其与男女平等思想挂起钩来。两者非但没有联系，反而谬之千里。何以见得？女儿，在此处根本没有建立起自我（ego），仅仅就是审美的客体，一个相当于物体（object）或他者（the other）的角色。而这个审美的主体、选美标准的制定者，就是作为男性的宝玉，如此鲜明的男性意识，无论其如何被“女性化”也是昭然若揭的。
其次，贾宝玉具有初步的性别平等意识吗？如果先不正面论述这个问题，我们且看大观园那些青春女性的生活实态。王蒙先生的红学批评专著《不奴隶，毋宁死》就曾批评那些“幸福的女奴们”是些宁肯放弃自由，也留恋贵族生活的被剥削者。这种观点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大观园青春故事的大背景，那些时刻可能陷入危机的人际关系、不可逾越的主奴屏障等，让我们清楚大观园其实从来都是浸淫在世俗的宗法人情和利益争夺之中的。贾宝玉不是看不到这些倾轧，相反地，这些人性的丑陋肯定是伴随他成长。正是对这种丑陋的痛恨，导致其近乎激进地维护大观园的优美。大观园里的日子，他抛弃所有的压制力量、象征秩序，并力求把“美”升华成信仰。也就是说，贾宝玉爱青春女性，因为他能够从美丽女性身上照见自己的美。他仿佛就是希腊神话中留恋自己美丽倒影而落水溺死的美少年纳克索斯，耽美、自恋、虚无、苍白。正如骆玉明先生所说，“西门庆恨不能把天下的女人都拉上自己的床，而贾宝玉的理想，则是周围的女孩在他死之前一个也不要出嫁。他们都有特别强烈的占有欲，不过西门庆是肉体方式，贾宝玉则是精神方式，两者有粗鄙与文雅之分。而对异性的占有欲不仅仅是生物本能的表达，它还是权利的表达。西门庆的自信来自金钱，他相信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那么，贾宝玉的自信来自何处？他有着超凡的灵慧和高贵，他根本就和他人不平等。”…因此说，贾宝玉不可能主观追求男女平等，更不可能先天性具备男女平等的基因。
再次，贾宝玉总是如此强烈发声的动机是什么？戴承元在《对红楼梦“性别平等”意识的质疑》中用“弃儿”一词，说明贾宝玉的处世艰难。面对与日俱增的“家”的期待，贾宝玉除了逃避似乎也无法再有任何举动。贾宝玉对女性的赞美有多激烈，就意味着正统社会文化对他的压迫有多严酷，两者成正比。可以说，推动贾宝玉对女性萌生极度的痴情与眷恋的力量，正是封建社会要求男人的严苛规范。为了对抗不可撼动的“男性模式”，身为非主流男人只能寻找一种发声管道负隅抵抗。这块维持自尊的阵地就是女性世界。这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红楼梦》中让宝玉倾慕的女性都多少带有“永恒的女性”意味，社会的正统话语也迫使贾宝玉加入“造神运动”。那些青春女性，姐姐妹妹们必须是美好的、纯真的、诗性的，她们自动地隔绝肮脏的俗世，拒绝粗粝的生活锤炼，为了维护其神祗般的“高洁”甚至不惜一死了之。黛玉与年龄不符的死亡意识、宝钗罕见的极端冷漠、妙玉的孤芳自赏均透露出曹雪芹消极的处世哲学，遥遥与宝玉的生命过程相呼应；湘云、探春、宝琴虽开朗豁达、晴雯、司棋、五儿虽刚烈，都最终难逃“热火化成灰”的结局；故事结末曹雪芹无情地结束了几乎所有青春女性的生命，她们不被允许变成“鱼眼珠子”。作为文学人物，她们的生命只能随贾宝玉的遁世而一同覆灭，似乎只有这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结尾才对得起女性的“神性”。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贾宝玉的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存在认识的极端化趋势。论者们都声称自己采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对贾宝玉进行研究，但令人不解的是各自结论不一，甚至南辕北辙。本论认为，无论是把贾宝玉看做是女性的“统一战线”还是“天然宿敌”，都不够全面客观；无论从哪一方看都是单向解读。单纯地将贾宝玉看做“护花使者”、封建社会女奴们的“救生员”，赋予他各种思想先行者的桂冠，都只能证明论者太易被文本表象、自身感情驱使，没有更深入地观察红楼故事背后的社会背景和人物各自的社会地位。须知贾宝玉虽然对青春女性们情深意重，但他在感情上的唯我独尊和真正面对父系权威时的“偷跑主义”，终归还是将其划归为“青春期的、成长着的非主流男人”这个类属较为公正。
另一方面，如果过于揭示其“男性本质”，忽略或抵牾他的“女性气质”，无疑就抹杀了贾宝玉确实存在的“情”。无论其是否真正具有“男女平等意识”，这个形象确实超过了他所处的时代和阶级。即使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也不能拿现代社会人文标准强求古人，古今不分地搞一刀切。那类抹杀或歪曲贾宝玉的真挚情感的女性主义研究，即使言之有物也是辜负了曹雪芹和续作者高鹗的一片苦心。这种研究在文本阅读阶段就是不及格的，起码她没有感悟到《红楼梦》中人性的美好和青春的可爱，呈现给我们的仅是一张咄咄逼人的刻板女性主义者的面孔，令人生厌。
由此可见，对贾宝玉的“捧杀”和“棒杀”都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单向性解读。它将人物定型为纯然性政治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施虐者和受虐者。用黑白分明的研究方法搞性别政治，未必更加接近真理。因绝大多数男女都处在不黑不白的灰色过渡段上。性别研究更应该潜入其中，辨明究竟，关照到两性中的每一个性，照顾到每个性别中的每个人物，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地看清问题。面对现实中的不平等、性歧视，女性们的反抗与争取是不容质疑的，只有了解男性、解构男性，才能进而解决女性的问题、社会全体的问题，甚至男性自身的问题。这大抵就是女性主义文论的文化使命吧。
（二）性别诗学立场对“贾宝玉”的双向解读
性别诗学源于女性主义，它扬弃了女性主义的激进与保守，采取折中方式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男女两性角色与关系。较之于女性主义“男女矛盾对立”价值观，性别诗学更注重两性平衡，试图超越两性对抗而谋求共同利益与平等。因此，性别诗学别具创新性和深刻的理论价值；可以缓冲女性主义的“反男性倾向”、“唯女性主义”，柔软灵活地看待、处置文学世界中的性别现象和人物。无疑，相对于过去的女性主义，性别诗学的研究理念和价值取向更加兼容合理，研究者也不再满眼“受难的女性”，而是有意识地将思维偏转到“两性”的角度多元立体地看待人物形象，特别是一直被冷落、痛斥的男性人物形象。
超越性别意识的“双性同体”概念屡次被先锋研究重新定义，弗吉尼亚?伍尔芙、埃莱娜?西苏、酷儿理论等都可见“双性同体”的影子。毋庸置疑，伍尔芙的双性同体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对女性主义文论的多元而纵深的发展带有巨大影响。与伍尔芙平分秋色的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作家和教育家埃莱娜?西苏，她提出了更具有针对性的“双性同体”特征。即“每个人生来都有男性和女性两种观念”。这种提法是更加多元而复杂的。如果说，伍尔芙仅仅初步勾勒了“双性同体”的话，西苏的“双性同体”则是为了消除男女两性分化的二元对立而设的概念。而后出现的酷儿理论（queer）反对社会对个体限制、反对异性恋压迫、也反对同性恋同化，总之，它反对所有定型的、僵化的模式和性角色，它包容了所有的“非主流”。显然，“双性同体”这种模式适合我们认识和评价贾宝玉。
本论认为，“雌雄同体”只是一种假说，它具有两性性别器官和优秀品质，是想象中的一种早期人类世界的“完人”。文学批评界的“双性同体”则是融合了两性性格、气质、品格的个体。其实，这“优秀个体”仍然是个假说。诚如伍尔芙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是“双性同体”的，只是后天地被社会文化规定主要表现某些气质。但现实中，这种假说仍然难以成立，难以计量每个男人的“男性气质”、每个女人“女性气质”的含量是多少。反观之，如果能够计算这样的数值，只能证明其是荒谬的伪科学。因此，我们认为，“双性同体”只是种“实验室语言”，仅能做到给某个文学人物、文学作品一个美好的定名、一个完美的向度。但它不能投射到现实中，不能拿它解释现实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因而说，性别意义的研究与其浅尝辄止，毋宁面对现实生活，以社会的、人文的、心理的、历史的眼光加以考察，才能更加深入人物的内在世界，并还原其面临的矛盾困惑、挣扎取舍。
（三）男性研究立场对“贾宝玉”的重新定位
男性研究兴起于上个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研究目的在于对工业社会急需的男性品质“勇敢”、“健康体魄”等做出科学的评估。而后伴随着女性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男性团体、男性运动渐次出现，男性研究亦在北美社会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时至今日，男性研究已形成规模，并逐渐东移至亚洲各国。我国的男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香港、沿海等地，而且其研究的触角并未太多地触及到文学领域。但内地男性研究专家方刚却做出这方面的大胆尝试，特别是其对贾宝玉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方刚先生的论文《贾宝玉：阶级与社会性别角色的双重叛逆者》提出，贾宝玉是封建时代末期的“新人”，从根本上违背了加注于其身上的社会性别角色规范，体现了“男人要解放”的新意。为了佐证这个观点，方刚举例贾宝玉爱哭、善哭的特异性格，正面论述了贾宝玉背离儒家传统的叛逆男性形象，又用贾府男人对贾宝玉的镇压、嘲讽、不解等消极态度反证传统的男性性别角色的深度内化造成了男性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即封建社会男性对自身也同为父权制受害者的事实浑然不觉。正因如此，贾宝玉形象具有超越时代的革命性和前瞻性。至此，笔者完全同意方刚先生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有几处值得商榷：
第一，方刚先生认为贾宝玉是初步带有“男性解放”思想的男性。笔者也承认这个提法颇具新意。但要坐实这个结论，则需要更加详实的论述。“男性要解放”，束缚力量来源何处，为何要解放，如何解放，解放后何去何从，能否获得解放，解放的哲学终极意义在哪里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而且要放置在《红楼梦》的大背景下做诠释，要想令人信服贾宝玉是争取男性解放的先锋，这些都是必须经过深刻讨论的。
第二，方刚先生最后将曹雪芹定义为“初步具备女性主义和男性解放主义的伟大文学家”。笔者认为《红楼梦》是否具有两性平权思想现仍很难形成定论。不容置疑，文本的确通过贾宝玉形象流露出对下层女性处境的同情，对上层贵族男性的抨击。但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多元的。例如前章节中所列各家观点都能自圆其说。况且，目前阶段的研究尚缺曹雪芹的笔录、索引考据等史料支持，因此很难界定曹雪芹个人观点中是否存在“两性平权”思想。进一步说，“女性主义思想”的提法似乎有拔高之嫌。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作者曹雪芹、乃至主人公贾宝玉，都是清前中期时代思潮、人文环境、社会风土、民族心理等因素共同酝酿的产物，即便具有类似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也一定是模糊的、稚嫩的、零碎的，无法与当代社会学理论一一对号入座。值得肯定的是，方刚先生引入社会性别角色做贾宝玉形象研究。这个研究理论本身是极具开拓性和创新性的。
方刚先生是内地较好地融合了性别角色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者，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指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在认识到目前这类研究的优点与不足的基础上，我们再次回到男性研究，定能挖掘到更多值得借鉴的社会学知识来丰富古代文学研究。
较之女性主义、女性运动广泛而深刻的发展，男性研究还显单薄。各种男性运动虽此起彼伏，但主旨分散，莫衷一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方针论调。特别是对女性主义、女性运动的态度，各派亦大相径庭。比如左倾的“女性主义取向”的男性运动与保守的“恢复男人成为一家之主”的父权团体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总体而言，男性运动关注的焦点仍停留在社会生活，还未触及文学批评领域。故对男性文学形象的评价现仍集中于女性主义文论。这也是笔者以下尝试借用男性研究领域的“男性气质”这一基本概念重新诠释“贾宝玉”形象的动因所在。
所谓“男性气质”（masculine）这一概念可谓男性研究的基石。西方学界对其进行了屡次推翻、重建的过程。关于它的经典论述来源于康奈尔《男性气质》在这部经典著作。康奈尔提出了著名的“多元男性气质”理论，即：支配性男性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共谋性男性气质、边缘性男性气质。
支配性男性气质与从属性男性气质分属矛盾关系的两极，一方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各方面权力运作的支配者；另一方则处于被支配地位，甚至被驱逐出男性群体。共谋性男性气质，是依附于支配性男性气质，从男权制社会分得性别红利，同时又能规避风险的一种绝大多数男性具备的男性气质。边缘性男性气质是最为灵活、最难以界定的。它的定义必须依靠阶级、种族、社会地位、名誉等坐标完成。比如黑色人种至今仍未能全面地享有与白色人种平等的权力，但黑人政治家、黑人明星等社会精英则游走于各种场、各种分类的交界点，呈现出边缘性色彩。
虽然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划分极具权威性，但并不是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而是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这四分类只适合康奈尔时代的西方社会。任何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性别观都是具有差异的，而且都随着社会的演进而调整、改进。笔者认为，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男性气质分类，不可能完全吻合中国男性群体。特别是在应用于古代文学作品的男性形象研究的时候，必须要以客观辩证的角度审视古代文学男性形象，灵活地实践并更新目前的男性研究，扩宽文学批评的思路。
在此认识基础上，让我们回到贾宝玉这个吊诡多姿的文学形象。众所周知，贾宝玉在贾府男人中并不合群。文本中虽然没有给出其他男性对其明朗态度，但读者从贾宝玉激进的“男浊女清”论中也能品出他们之间的疏远关系。
在此我们将贾宝玉形象对照康奈尔的“男性气质”划分试做研究。已知贾宝玉是封建社会中的非主流男人，那么就应该是属于“从属性”或“边缘性”男性气质。但仔细推敲，考虑到贾宝玉的社会身份地位的正统性，似乎又有不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定这个形象一直处于贾府男人的“边缘”和“从属”地位。跳出他的正统身份，只着意于他对主流男性的反感、对主流文化的厌恶等言论，均明确地指示出其处境的“边缘性”。这个文学人物的活动永远受到社会象征秩序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具象化就是贾政“督促学业”、“叫来问话”等家父长制的威胁；但其实质绝对不是贾政一个人的，而是包括了贾府掌权女人们在内的“主流人物”的集体恫吓，连警幻都被贾府祖上的英灵所感化才有了宝玉第五回梦游太虚幻境的种种奇遇。应该说，力图矫正贾宝玉性格的实质力量是整个社会文化传统规定了贵族男性的一生。而且这种集体无意识已经渗透进入每个男女的细胞。在它的淫威下，无论男女都必须无条件就范。正如拉康性别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性别秩序就像是一台社会机器，它无所不在。在缺乏男人的地方，掌握权力的女人也会主动承担起“阳具”的责任，如同《红楼梦》中的贾母和警幻一样的女性族长。在如此威势之下，宝玉是没有能力与之抗衡的。因此说，他的性别角色可被定义为“从属性”。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二元论；男权
Saul，Jennifer(2005)认为女性主义语言学主要是批评语言本身和语言哲学，在评论的基础上呼唤语言变化。Gorny(TracyWeanr，2002)给女性主义语言学作了定义：女性主义语言学是旨在提倡性别公正的一种语言批评。
一、女性主义语言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理论的两个哲学基础是二元论和解构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到9o年代，女性主义语言学研究是建立在性别研究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上的，这一理论暗含着男性的支配地位，即所有男性统治所有女性。其实，差异论(differencetheory)，支配论(dominancetheoyr)缺陷论(deifciencytheoyr)等女性主义理论的极端发展导致了女性主义激进派的出现。
90年代后，在女性主义语言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解构主义思想。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反对普遍化理论，原因是普遍化理论认为男性是企图维护自己的男权地位，女性则被排除和被错误地展现。普遍化理论忽视了性别的不稳定性和妇女间的差异，如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代指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和黑人女性。这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帝国主义。而且它承认太多形而上学的女性范畴，普遍化理论反而让女性掉进了男权的陷阱以致不能质疑男女二元论(Ca-meron，1992)。这一时期的主流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代表是社团实践论(communitiesofpractice)(Lave&Wenger，1991)，依据社团实践论的解释，男女在言语行为上所表现的差异与变体，首先说明他们是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体现了不同的社团关系与身份认证。社团论在解释语言性别差异的成因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将社会性别的建构视为一个社会过程，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待性别差异。另一个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是表演论(performancetheory)，其代表人物是JudithButler，她的批判跨越了多年来的陛别平等’，‘性别差异’的争论，超越了社会性别二元论，指出性别不是预定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是靠表演决定的。男性和女性在交际过程中表演着自己的性别，性别身份在表演过程中不断被协商，但永远没有终结。
二、女性主义语言学的理论途径
(一)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女性主义运用
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相同。萨丕尔曾说：“人并不是独自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也不是像平常理解的那样独自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沃尔夫认为，“背景性的语言系统，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被用来分析自己的种种印象，综合大脑中的一切东西。”90年代以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运认为，语言决定我们的思想、观点和我们的现实，那么，正如在男性社会中控制其他资源一样，男性控制了语言，并决定着语言的运用方式、语言的定义，以致最终让语言把男性奉为神圣，对女性则导致了厌恶女性的世界观。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妇女在语言运用中被置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她们就要力图用男性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就会导致其实践和观点不合真实。如果她们尽力地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缺少适合女性的语言来源，找不到恰当的女性话语。男性语言不是帮女性了解这个世界，而是一个束缚，是把女性经验放入一个不适合的范畴，正如把灰姑娘姐姐的丑陋的脚放在水晶鞋里一样(Cameron，1992)。激进女性主义者Spender(1980)认为：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的绝对论是正确的。她说：语言是我们的区分，是调整这个世界的方式，即调控我们现实的方式，意义规则一部分是语言的，非自然的……，在这关健的潜在的规则中，世界被划分为‘男性’和‘非男性’(+mlae，一male)范畴，这是男权的结构秩序，我们就降生在这个符号秩序中，成为社会的一员，进入了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中，开始帮助建构这个世界，男性由于创造了语言而控制了语言，进而由男性语言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控制了我们的现实。
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女性除了解放别无他途。但是也指出其不足：女性自己创造的女性语言L&adan如市井行话一样，只局限在很小范围内使用，根本没有政治斗争的意义，是乌托帮式的女性极权主义，而且一部分女性的模式是不同于所有女性的模式的，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群体。女性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不能与男性共用一种语言，这种乌托帮式的语言又怎能被其他女性共用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女性主义运用
女性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途径之二是运用言语行为理论。Austin(1962)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说话时不只是传递信息或描述事物，通常以言行事。根据的Austin观点，说话可以在三种事上被看成做事。第一种发话行为(10-cuifonaryact)：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移动发音器官，发出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并赋予了一定意义的声音；第二种是说话者意义：语境意义或附加意义，即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act)；第三种是涉及话语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即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act)(胡壮麟2002)。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男性话语对女性的不利方面。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话语让妇女沉默并处于隶属地位，话语本身不仅仅是话语，而是一种行为。Langton(1998)指出，猥亵语(opmogra·phy)在言外之意会使女性沉默，在取效行为上可能会导致强奸行为的发生。Langton(1998)提出了下列三种行为观点：说出有特定意义的话语(theactofutteri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meanings)；说出有特定效果的话语(theactofutteirngwordsthathaveparticulareffects)；言外之意就是说话行动本身。Langton认为，根据以上三种话语行为，面对猥亵语就有三种对应的沉默：(1)一个人如果吓得不敢说话或者不让说，那就是发话沉默；(2)如果她不能执行她在想做的行为，那就是言外沉默；(3)如果她的话没有达到她预其的效果，那就是取效沉默。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猥亵语是一种性强迫，是性别政治的实践，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组成。由此看来，猥亵语连同它介入的强奸和卖淫构成了男性对性的最高权威。Catharine MacKinnon(1997)认为，猥亵语本身就是一种性暴力行为，应该被看作现代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猥亵语引发了以下三种女性主义观点：
一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其观点是，不管有什么样的文化差异，都有不可打破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因为男性和女性有着利益冲突，是分开的的对的两个范畴，男性的利益由称做男权的资本结构表达和维持。男性通过话语和社会意象(imagesfosociety)来建构女性的性(sexuality)。法国哲学家Foucauh称这些话语和意象为“社会语篇”。即通过猥亵语，男性定义女性的性，此定义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作用。要结束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就要摧毁男权和它的社会语篇。RobinMorgan，是一个突出的反性(nati—sexfeminist)的女性主义者。她认为猥亵语就是理论，强奸就是实践(if”pornographyisthetheory，[then]rapeisthepractice)。这些女性主义者主张取消所有色情的东西，希望能把女性从性压迫中解放出来。 二是赞成性的女性主义者(Sex—positivefeminism)观点。此观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应反性运动(nati—sexmove．ment)而产生。她们认为自由的原则是：“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权力”。女性对自己身体的选择应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女性有参与和消费黄色音像制品的自由。
三是亲审查女性主义者(pro—censorshipfeminists)观点。这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猥亵语及其分支如黄色音像制品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来源。应该用美德的道德扫帚来清理那些猥亵话语的玩笑及黄色音像制品。
(三)符号学的女性主义运用
女性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途径之三是运用符号学。索绪尔创立了现代符号学。其符号学的特点是将单一符号(sign)分成能指(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意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由这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在Lacan的理论中，意义秩序(symbolicorder)就是一个符号系统(sing—system)，Lacna指出symbolicorder(symbol与signiifer／singifed的关系)是社会文化实践的总和。lacna认为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是男权制的，置身于文化中就是从属于男权制下，而意义是话语与所指物之间的关系，lacan认为意义是语境的社会结构和互动的功能，同时又是社会结构和互动的自我建构。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下在个人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而又限定了文化和主体位置(subject—opsi-tion)。主体性是意义的结果。成为社会主体性的过程就是学习语言和把自己置身于语言的过程(Cameron，1992)。女性主义理论者对lacna理论的女性主义解释为：在这个场所中，男性和女性儿童就进入了不同的意义秩序(symbolicodrer)，二者不同的原因就是菲勒斯(phallus)的关健的位置(crucialopsition)，这是控制整个order的symbol(象征符号)，也是性别差异的标志。
Lacan的这种观点启发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一个是LuceIrigary，另一个是JuliaKristeva。LuceIrigary做了一个心理分析实验，分析了在不同话语中男性和女性的实际话语，包括一些心理分析的学术研讨会的录音，她得出这样的结论：(1)女性不象男性那样使自己成为谈话主体，男性开始写句子时更多地使用代词I(je法语)开始。(2)女性很难发话(speak)，在谈话中总是不能清析地展示自己，基于此，她反对用语言性别差异中性化的方法来解决女性问题，而要在语言、文化和社会中找到两性间更好的平衡。Juliakristeva的兴趣在于改变现状，认为女性符号语言的瓦解可以带来社会变革。她认为一个人的主体位置在进入symbolicorder时，男性可以获得一个女性位置，而女性也可获得男性位置。那么JuliaKristeva就认为：女性要争取自由平等权力就得溶入这个社会秩序(symbolicorder)而不是被边缘化(Cameorn，1992)。
四、中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研究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语言学界对“性别语言”虽然有些进步，总体而言，仍进展缓慢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我国的女性主义语言学发展状况基本上还处在80年代的发展水平，即分析男女性别的差异阶段，也是二元论阶段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只是属于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方面，而没有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发展空间。还有些社会语言学者在其社会语言学专著中探讨了语言与性别问题。有的从语音、用语交谈等方面论述了男女语言表达差异，并简单地综述了国内外性别研究状况。
二是分析性别语言差异并引入西方女性主义语言学理论。杨永林(2004)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一功能，称谓，性别篇》中详细综述了西方的性别理论发展史，论述了性别差异现象在英语中的具体表现，并从社会学，话语分析，跨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男女性别差异，这些仍然是传统的性别差异模式，只是强化了人们对女性话语劣势的偏见。杨永林指出，“女性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将对子女的话语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年轻女性的话语行为有助于语言学家对于语言变化的前景的预示”。他还认为，女性应“承担着生儿育女的社会职责”反映了很大_部分社会语言学家的态度。慈丽妍在(2006)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义理论。鲁玉玲(2002)论述克莉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对父权制的男女二元对立的颠覆性意义及其女权主义的意义。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4－0071－05
2008年7月20-23日，第18届中国社会学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7月22日，由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主办、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社会学子网络承办、东北师范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协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与女性发展”论坛如期进行。先后有108人(近1/3为男性)参加本论坛。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65篇，同期举行的其他论坛里也收录了5篇与女性发展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涉及如下议题：
一、政治、经济与女性发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佟新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系进行性别反思。她在文章中提出，在中国市场化转型导致的剧烈经济变迁过程中，在特定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意识形态和家庭应对市场化变革的特定条件下，女性进入廉价劳动力市场，其劳动贡献和其边缘地位又被巨大的经济增长所掩盖。应该说，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才形成女性这样一个稳定的劳动力蓄水池。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蒋永萍的文章讨论了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家国同构制度安排，在今天的妇女中留下了怎样的历记忆，以及这些历史记忆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的性别建构的意义。她指出，国家对妇女进行“国家人”和“家庭人”的双重建构形成了“两性同样是国家人前提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性别角色建构模式。她认为，必须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的这种“家国同构”对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所发挥的积极意义，如提高女性经济自主性和独立意识等。
浙江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林仙注意到，女性创业者往往被称为“老板娘”而不是“老板”。她认为，一字之差反映的是几千年来存在的性别文化以及其对当下性别价值认同的影响，说明女性并没有因为社会劳动的参与和经济地位的提高达到总体地位的提高。林仙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对边缘群体／他者与主体、弱者的武器、语言与社会结构、语言与言语、语言的可变性与不可变性、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等问题的激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语用问题这么简单，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紧紧地跟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的。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虹在其论文中也指出了话语的社会建构性，认为话语暗含了社会的价值秩序。她研究了在广州餐馆和酒吧业中打工的农村“打工妹”的日常话语实践――包括学习词汇、积累谈资、根据语境来切换使用粤语、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语语操纵策略，揭示了在城市复杂的微观人际互动中，打工妹们在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世界，以适应城市生活及其要求时，作为社会秩序之体现的话语的裁制力量。该研究在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有益地探讨。
郑州大学蒋美华和柴丽红从职业变动过程的视角出发，探讨有过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经历的女性的职业变动状况。作者认为，商业服务业员工中的女性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限制，甚至会向下流动进入城乡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国家政策、个人人力资本和家庭因素等是影响女性商业服务业员工职业变动的相关因素。
福建省委党校的周玉通过对经验调查数据的分析，回答了“两性是否平等参与权力职业领域?”这一问题。她的结论是，性别不平等存在于权力职业领域。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权力参与中不仅在职业地位上总体较低，而且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与负荷。制度因素、个体目标预期、家庭背景、社会支持和性别意识等因素都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辽宁社会科学院徐海燕对转型期女性职工利益保障的制度选择进行研究，认为制度性歧视，或者说缺少性别视角的制度，阻碍女性职工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
广州大学方英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广州“全职太太”群体的形成进行分析，指出“全职太太”的形成是在市场经济和传统性别秩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从中折射了中国性别秩序从“”时代的“男女一个样”到市场经济作用下的变化。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马冬玲在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研究中引人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并探讨了社会学和女性学对情感劳动的女性化及商业化之后果的不同解释，以及情感劳动的理论潜力。作者认为，劳动中情感的加入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劳动者特别是女性的新的剥削形式，情感劳动作为劳动社会性别分工的一种形式，起着掩盖不平等性别关系的作用，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性别不平等的机制。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帅庆从契约的视角对男女两性在社会中权力、经济条件、就业、教育、性道德、文化差异及外部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契约以平等的形式掩盖了不平等的实质。
二、家庭、婚姻与女性生活
家庭、婚娴是女性重要的生活情境，也一直是性别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女性闲暇、身体、服饰等也开始成为研究性别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
中山大学林晓珊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了城市家庭汽车消费中的身体流动与性别不平等问题。他发现，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借助汽车而实现的身体流动存在性别上的差异：一是大多数男性总是作为驾驶者，而大多数女性总是作为乘客，并且通常是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大的汽车优先支配权；二是男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工作，而女性驾车主要是用于家务，尤其是接送小孩。从社会文化层面来分析，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汽车的性别隐喻和文化编码，另一方面在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性别界分。林晓珊的发言引起研究者关于汽车使用与家务分工的关系、汽车使用与性别地位、身体流动和社会流动的关联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傅大中以改革前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家庭生活为背景，透过家庭角色在性别边界上发生的冲突、演变，揭示社会转型与家庭生活变迁的逻辑关系。他认为，中国家庭角色性别边界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变迁，这种变迁作为社变革的内容，从制度、社会、家庭多个层面表达了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
广西民族大学甘品元对毛南族L屯改革开放以来婚姻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捕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毛南族婚姻行为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娴中介、招婿入赘、通婚圈、分家形式等，至于婚姻行为中女性传统的角色扮演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沿海地区的通婚现象也日益增多。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刘大可和祖群英分别对福建籍的“大陆新娘”进行了研究。刘大可运用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理论，就该群体在台湾经历的排斥和融合过程展开论述。祖群英则探讨了婚姻迁移对迁移地的正、负效应，认为正效应包括对对迁出地经济发展、社会观念、增进两岸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的作用，负效应包括假结婚等对法律的漠视与践踏现象、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失衡、移民心态与婚姻观的畸形化以及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挑战等。
山东济南大学李伟峰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对
明清时期妇女的宗教闲暇生活的普遍化及其特点展开研究，并分析个中缘由。他认为，这一时期妇女户外的闲暇生活存在非常频繁、与宗教密切相关、与妇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有关、一般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默认、具有反叛意识等特点。这种闲暇活动的空间来自于明清时期政府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社会和家庭的承认以及妇女外出闲暇活动部分与传统礼教的吻合。他指出，明清妇女大规模外出对妇女而言具有重要的生理和心理意义。
沈阳师范大学艾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对休闲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甚至将休闲与女性的自由和解放、自我价值的体现结合起来；女性休闲方式及内容出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女性投入休闲的时间、金钱也日益增多。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白蔚对建国以来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别建构变化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女性的身体主要被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与现代消费文化两种权力塑造：新中国初建时被建构为生产身体，时期被建构为政治身体，改革开放后女性身体被国家意识形态与现代商业资本、消费文化共同建构为消费身体。女性的消费身体具有双重意义，即现代性悖论：既自由又受制。
服饰的变迁也能反映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性别意识的变化。东北师范大学王晶和刘彦晶提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国服饰色彩的性别化特质发生了从清一色的男性装扮，到打造女性味的“粉红女郎”，再到跨越社会性别的中性服饰时尚的历史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折射了性别与服饰色彩的时代特征，更映射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复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
此外，天津社科院张宝义探讨了女性犯罪“主体”的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犯罪动机等特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周全德对“生男偏好”情结与日常生活关系的关联性进行了思考。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左雪松和夏道玉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解读了“剩女”现象。中南大学杨成胜和李颍将电视连续剧《新结婚时代》中的4位女性按社会地位划分为4种类型，并对其经济和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云南民族大学陈文超和华中师范大学陈雯研究了家庭主妇在家庭的节约、消费以及家务管理活动等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家庭式的生态行动，认为这些生态行动存在嵌入性、趋利性和实践性，有利于我们家庭以及社会的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
三、农村生活与女性发展
农村妇女始终是性别研究的重点。在本次论坛上，研究者们从权益与生存、家庭地位与满意度、社会参与等方面研究了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发展状况，涵盖了女性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河北大学汤兆云利用有关统计资料，阐述了社会性别差异对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性别差异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而缘于社会性别差异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将进一步弱化女性地位。汤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出生性别比偏高到底是男性婚姻权问题还是女性出生权问题?为什么只有当涉及到男性婚姻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才是问题?
河海大学施国庆和吴小芳基于温州3个村的调查研究，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妇女土地保障状况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使得女性群体在土地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容易遭受不公平对待，例如因“预测人口”、“测婚测嫁”等歧视性土地分配方法而受损失；另一方面，土地保障提供的是低层次的保障，而非农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造成土地的实际保障能力在虚化。这些因素都大大弱化了土地保障对于妇女的效用。
华中农业大学龚继红和钟涨宝的定量研究分析了农村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行为和家庭地位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农村妇女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有普遍直接影响，对妇女家庭的家务承担满意度和受尊重满意度有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分工权力普遍直接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生育权直接影响妇女受尊重的满意度；妇女经济贡献对妇女权力和家庭地位满意度有普遍的直接影响；夫妻教育背景对妇女家庭权力与妇女家庭满意度关系有明显的间接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过军和卢福营从浙江个案出发，探讨了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及其特点。研究发现，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明显表现出了“缺场”；在组织参与中主要扮演配角，发挥辅助功能；在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是典型的“失语”者。作者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当、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传承性和滞后性和“力治”的性别偏好等原因。
此外，浙江理工大学郅玉玲以浙西山区的个案为例，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研究，认为传统的文化观念是农村老年妇女致贫的原因之一。作者从自身鼓励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老年贫困的措施。云南民族大学武承睿思考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重要性、障碍和对策建议。
四、教育与女性发展
研究者分别从本地区妇女受教育的总体情况、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情况、农村妇女终身学习问题、青少年性别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浙江师范大学王勇对近十五年来浙江省妇女教育地位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妇女的教育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省内妇女教育地位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性别差距仍然存在；二是妇女之间差距较大，特别是乡村妇女明显落后于市镇妇女；三是比全国以及经济发达省市妇女教育地位要低。
沈阳师范大学王立波的研究发现，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校大学生总人数中的女生比例和女大学生在校人数总体上呈高升趋势，这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但是他认为，在教育机构定位、教育理念、教育目标及教育内容等方面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学科划分等这些方面走向大众化的理想还言之尚早。
广东韶关学院王丽忠认为，受文化氛围、校园环境、女性话语权空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性别歧视现象在高校以不同表现方式客观存在，同时呈现出地域性和隐蔽性特点。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李仕超探讨了影响农村女性终身学习的外部环境，认为政府支持、经济因素、社会观念舆论和空闲时间四个方面比较显著地影响着中国农村女性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
河南省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高中建和河南师范大学孟利艳认为，青少年中出现了性别角色模糊化现象，这有利于真正两性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应在媒体、社会中予以肯定。
五、女性学／性别社会学的教研实践与反思
上海市妇女干部学校周美珍女性以“孤独的‘自言自语”’来形容目前女性研究的尴尬境地：不是影响有限就是与现实的妇女距离太远；男性不愿、难以、不便参与；女性研究没有学术地位；妇女问题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导致其边缘化。
从事女性学／性别社会学教学的老师们则从自
己的教学实践中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陈晓敏认为，改变女性研究的边缘化现象，行动是关键，而教学实践就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她以自己的教学实践为例，对女性学课程建设予以解读和思考，认为女性学课程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经历研究内容从女性到社会性别、研究教学队伍从个人到团队、教学过程从知识传授到价值认同的转变。特别是她认为教学者应认同课程所蕴涵的价值理念的观念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在教学方法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丘斯迈基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教学实践，强调在教学中应打破“独白”局面，采取参与式、互动式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与参与意识，教学互长。
这种对于互动教学的强调得到了济南大学法学院梁丽霞和李伟峰的支持。她／他们以“社会性别研究”课程为例，探讨“多元一体化”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元互动模式”。该模式具有互动主体的多重性、互动过程的连续性、互动空间的拓展性几个特点，其实施包括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教学设计、课前互动教学的准备工作、课堂中互动教学的实施策略、课堂外互动教学的进一步延展和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的建构。
黑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王磊和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王晶通过对性别社会学课程学生进行问卷和访谈，发现学生中认为性别社会学这一课程名称很有吸引力和较有吸引力的、认为两性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学问都达到87％。她们认为，这与该课程所秉持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内容上的前沿性、教学过程中的赋权性和行动性分不开。
首都师范大学高永平介绍了自己开设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初衷和方法。他认为，教学既是学术兴趣，也是社会责任。他所开设的性别学课程从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多学科的角度，对学生进行性和社会性别的教育。
四川省社科院郭虹在评论中认为，女性学／性别社会学课程的增加、参与者特别是男性参与者的增加、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的创新等，预示着社会性别教学的良好发展前景。不过，如何主流化和本土化仍是今后教研实践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论文摘要：社会性别理论让人们从社会意义方面重新认识性别，而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有助于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鉴于学校教育与性别文化建构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针对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提出了在文学与文化教学中培养与形成大学生社会性别观念的途径。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悲剧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从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它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遭到歧视，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促使妇女参与决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其角度就会更广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而且，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硬把它纳人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展等欠缺作出弥补，引领先进的性别观，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