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5:48
关键词：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079-01
2007年，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具体而言：
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镇人口比重明显增加。
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
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国家今后20年内努力实践科学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为了实现这种战略布局，结合我国地方实际，我们需要实现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协调可持续发展。
因为我们需要民主政治，不要专制政治。专制政治纵贯古今横跨中外，虽形式各异却入神共愤。我们需要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不是党同伐异的“假”民主、不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不是空谈误国的“空”民主，而是权力不滥的真民主、国富民强的好民主。
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不要泡沫经济。市场经济应当是“秩序”和“效益”兼顾、公权和私意共存的经济。由于强调方向不同，市场经济有两个变种，一日自然，二日计划。前者重私意、谋效益，强调丛林法则、自由放任；后者重公权，行调控，强调政府干预、社会福利。过分强调自由放任与过分强调计划命令，都会破坏市场的长期性、稳定性，导致市场失灵、发展失度、社会失衡。一个运行良好、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应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诚实守信、乐善济施中实现长期共存、合作双赢。
我们需要法治社会，不要人治社会。社会当然是由人治理的，但不是人随心所欲可以治理的。法治社会不是扼杀、忽视、贬低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用制度来预防惩治人的避害本能与主观恶性所可能导向的危害行为及其后果。法治也不是只讲法律不讲政治、只谈法治不看德治的“”法治。法治应当是法律与政治、道德、风俗、习惯有机统一，司法与立法、执法、学法积极互动的法治。法治社会应当是惩恶扬善、公平正义、国泰民安、“合情合理又合法”的和谐社会。
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要速食文化。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经验的累积、文明的传承。速食文化则是割裂历史的文化，是夸夸其谈的无根文化，是盲目借鉴的效颦文化。传统文化一日中学，二日西学。中学传统又分两派，一是儒法并用、兼顾佛道的古典传统；二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学传统义分两派，一是希腊一罗马一基督教文明所绵延下来的欧美派，二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经典派与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派。这两大传统四大流派都是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化因子，并将在未来的发展创新中纵横折冲、取长补短。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这些文化因子取精用弘，促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为了不断促进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传统文化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文科学生至少应当通晓政治与宗教、经济与逻辑、社会与新闻、历史与哲学、法律与医学、文学与艺术这12门学问。这既是为了避免书生空谈误国，更是因为这12门学问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1)政治与宗教都是有关待人处世的学问。虽然，政治侧重现世，强调实务俗事，关注利益矛盾；宗教侧重来世，强调因果报应，关注爱与宽容。但是，爱恨相生，宽严相济；利益可投报，矛盾可相容；现世也有因果，来世终为现实。所以，政治是世俗的宗教，宗教是天堂的政治；
(2)经济与逻辑都是有关理性生存的学问。虽然，经济侧重物质，强调现实，关注市场；逻辑侧重精神，强调推理，关注规律。但是，物质精神两难分；不合理的现实将消亡，不现实的推理是虚妄；市场有规律，规律需实践。所以，经济是生存的逻辑，逻辑是理性的经济；
(3)社会与新闻都是有关社情民意的学问。虽然，社会侧重动态跟踪，强调统计分析，关注宏观分层；新闻侧重时事通讯，强调客观真实，关注个案报道。但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分层要客观真实，时事要宏观分析；统计要联系个案，报道要调查跟踪。所以，社会是流动的新闻，新闻是特写的社会；
(4)历史与哲学都是有关人类智慧的学问。虽然，历史侧重广闻博记，强调大音希声、刻画真实，关注形象素描；哲学侧重归纳概括，强调振聋发聩、普遍适用，关注抽象定义。但是，博观约取，繁简有度；厚积薄发，见微知著；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哲为鉴明事理。所以，历史是无声的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历史；
(5)法律与医学都是有关身心健康的学问。虽然，医学侧重个人健康，强调望闻问切、对症下药，关注阴阳互补；法律侧重社会秩序，强调权利义务、罪刑相当，关注思想行为。但是，无个体，则妄谈社会，无社会，则难言个体；阴阳权务互利共生，症药罪罚相生相克；所以，医学是个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医生；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课程教学 经济理论 经济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134-02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教育及教学的任务,有着极为特殊的课程及学科发展的地位。从该门课程的理论性、政治性上来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学说体系。从该门课程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功能及社会历史观的功能上来看,它又是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视角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过程及其趋势的指引器;从该门课程在当今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性、应用性方面来讲,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经济矛盾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理论知识工具。它所具有的理论性、思想性、功效性成为该门课程最具有价值的意义所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及知识结构创新的需要,对该门课程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变革的要求。在当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也越来越凸显出六个方面所应给予关注的问题:
一、传统及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中矛盾现象的分析和判断,例如,商品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内容和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矛盾性、斗争性和针对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经济关系、所固有的本质及其变动发展的历史逻辑轨迹。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然缺少了其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经济关系变革发展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的研究。
这样,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就要求将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与非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关系、经济矛盾的研究并重;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中存在的特殊形式及其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不同方式的结合融合也应成为教学研究和讲授的重要内容。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逻辑性应与现实性普遍性的要求相结合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往往重视和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对经济理论、经济范畴的系统性逻辑性历史性地讲授和研究,因而一些经济范畴、经济理论往往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内在的联系性。
在今天,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出现了新的存在方式。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的含义及所阐明的内容和范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拓展。例如,资本这一范畴的概念及其理论,包括资本的来源,资本的职能,资本的流动,资本的投资,资本利润的来源及形成和构成,资本之间的联合兼并及重组等等;再例如,一些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经济过程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又具有了一些相近的特点及变化的规律,如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些相类似的矛盾和特点等等。
对许多经济范畴及经济理论必须作出符合当今客观社会发展现实的解释和说明。没有这种继承与发展并重的结合,没有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没有这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就无法去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
三、对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研究应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的是对于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社会总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矛盾运动等本质性总体性的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不仅关心这些本质上的规定及其结论,也同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发展现实中所出现的经济理论及经济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求更好地去认识和把握我们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是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质的规定性的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客观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这些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既涉及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比较,也涉及到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和深入地解释和分析,并同时也涉及到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的手段、方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及其综合的评价。
所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也应构成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中最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注重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在课程教学内容上的交叉和互补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于理论经济学的讲授和分析,这种带有浓厚的理论经济学色彩的教学,往往以讲授和分析一般经济理论、经济过程、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为主,更多地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经济规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主要的目的是认识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中一般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及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规律产生的方式、作用及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往往除了具有制度性、一般性的特点外,往往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同时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又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汇率问题,物价指数的变动,利率水平的变动,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失业与就业问题,居民收入的变动与消费水平的变化,货币资本市场的问题与发展等一系列诸多的具体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但无法回避这一系列具体而又现实的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而且还应有意识地主动地去联系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给予正确地分析和解释。因为许多一般的、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存在及演变都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有着无法割裂的、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因而,恰如其分地借用和引入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并有机地融合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之中,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给予尽可能深入地、必要地解释和分析,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不断丰富拓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应注重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理论观点的融合和借鉴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本学科领域理论和知识的讲授和研究,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自身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虽然也十分注重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理论体系经济学理论的相互借鉴,但这几乎全都是经济学本身学科体系内部理论观点的比较借鉴和运用。
然而在今天,政治经济学所要分析和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所固有的范围,往往需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融合和借鉴、借用和引入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以综合性的分析、说明和判断。这样,通过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全面性综合性的对于现实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作出尽可能广泛性综合性的讲解和分析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也十分必要。
我们以前往往批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割裂与阻断,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割裂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凸显的特点,就是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它们都是从不同方面对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应特别注意经济学科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和观点之间交叉和融合,在课程内容上尽可能补充进去更多地广泛性、深刻性和综合性的内容。使我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分析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和全面,有效地克服和消除原有课程教学内容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
六、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把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功能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学习功能有机地相结合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有着重要和独特的宣传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和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并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全面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性、规律性和方向性。
但是,仅仅注意和单纯强调这种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介质才能加以传播和接受。否则,只能简单地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很难取得真正有效地宣传和教育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产生的历史逻辑来讲,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同情工人阶级的结果,而是通过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并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及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所得出来的对社会发展规律正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没有对哲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要崇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心,就必须用理论和知识去教育我们的学生,武装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认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建立在一般的思想宣传教育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牢固的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在掌握了科学的理论知识并懂得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才是最为可靠最为坚定的。
所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必须加强和丰富对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讲授,同时要对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经济理论、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过程及复杂的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地讲解;加强和提升该门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去解释和回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这样,思想理论教育的结果与学习知识所获得的科学能力才能同时内化为学生良好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从而真正地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目的性和作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应关注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和主要内容,而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加和赋予了该门课程新的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推动该门课程在教育教学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及内容的创新。对这六个方面问题的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会在许多方面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使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体现出更多的时代性、理论性和知识性,使我们的课程教学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好地去回答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热点和难点问题,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从而极大地提升它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美]巴里・克拉克.王询译.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高钻译.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随着经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P)思想政治教育有没有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回答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服务于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表示怀疑，自觉不自觉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建设分离开来，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不了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这正是导致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一手软、一手硬”，业务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现象的认识根源。因此，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从理论上澄清一些模糊的问题，对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经济价值的理论依据
.从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充分肯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又指出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并往往决定着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的形式。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就是说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马克思关于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P、)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现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条件、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明能动地反作用于物质文明。这种反作用不仅集中表现在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等方面，而且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直接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服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直接参与物质文明的创造，并使精神文明的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物质成果。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从综合国力的高度论述了精神力量的价值。“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P)这些精辟的论述，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无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与转化，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的。人的实践需要思想、理论的指导，正确的思想、理论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从经济与文化、道德的相互作用来看。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既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作过深入而专门的探讨，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正是在此意义上，“发展论”学者们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构成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就是最好的说明。许多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以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近著《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审察和分析，揭示了诸如诚信一类的“社会美德”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效果。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市场调节（“无形之手”）和政府调节（“有形之手”）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的配置与经济活动的效率，规范经济行为和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包括分配公平），影响社会协调发展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他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即使在市场经济中，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P)而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从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
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P)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智利知识界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深刻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当国民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封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时，就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乃至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等，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P)这充分说明了人的素质的改变是获取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功能就体现在通过“人”这一中介来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实现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经济的层次来看，可以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所谓宏观作用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能够形成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道德和经济思想，即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此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在宏观层次上作用于经济以外，还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的发展直接发挥作用。人是经济的主体，作为具有思想意识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经济生活总要受到一定思想意识的支配。在现代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激发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帮助人们确立现代观念，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面进步。(P)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
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人们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联。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实现中华腾飞的宏伟蓝图，开拓进取、奋发图强的民族自立精神，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邓小平一再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发展。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我们都很紧要。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面向新世纪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高度，告诉人们世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揭示发展经济对民族和国家的意义。从而激发人们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树立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奋发图强的信念，振兴和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富而忘本”、“小成即满”、“小富即安”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使人们从“思源”中领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富而思进”，加快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高阶段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弘扬先进的经济文化、经济伦理和经济思想，在全社会倡导进步的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倡科学合理的消费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特别要重视形成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适应与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社会心理、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过程。现代经济精神是贯穿在现代经济全过程，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具体地说，它包括经济行为合理、高尚的动机，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经济交往中的信誉，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意识，健康、文明的精神追求等。树立现代经济精神，要求在经济活动中从五个方面实现精神转变，即：必须把贪欲财富的物质冲动、单纯谋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成就感，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更高尚的动机；必须把庸俗化的重商主义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在经济交往中，必须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互惠互利观念；必须从只把自然当成劳动对象、资源对象的意识转变为人与环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树立生态伦理精神；在财富面前，必须把安逸、享乐意识转变为一种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现代经济精神形成、倡导现代经济精神方面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关 键 词】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主政治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已经形成的和以后形成的文明成果，是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文明的延续，是对人类优秀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它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保证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的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表现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领导、政治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保证。今年6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这段话明确指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全国人民初步实现小康之后，又及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凝聚了人心，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对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而具体的部署，按照这一部署去努力，去实践，就能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同时，还应看到，今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还会碰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
(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本质则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于政治制度方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而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些制度对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的复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些制度。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扩大基层民主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普遍和直接参与，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这是党领导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是我国公民实现直接民主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今后，随着基层民主的进一步扩大和与此相关的各项具体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促进这一社会的早日实现。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对社会的稳定作用表现在：一是靠法制来维护社会稳定。法律制度属于政治文明。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法律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产物，法制越健全，人们依法办事的程度越高，越能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法律制度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政党和政府行为，规范商业及其他经济行为，打击犯罪，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有序。二是通过政治民主化、公开化、法治化、科学化，树立党和政府的公正、廉洁形象，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三是通过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促进社会稳定。公民的政治素质是公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的升华，具有高政治素质的公民必然会自觉地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用诚实的劳动为社会作贡献；必然会顾大局，识大体，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必然会自觉遵守法律和制度，用它来约束行为，抑制私欲，从而确保社会稳定，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在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政治文明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备条件
党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而政治文明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备条件。
(一)政府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政治文明要求政府的政治行为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表现为政治行为要受法律、制度和程序的约束，而且表现为政府要恪守本分，不要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情。过去，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过多地插手于微观经济的管理，权力越位现象严重，这固然是时代和认识使然，但随着我国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它的不合理性日渐显露。因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要要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经济主体，为此，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增强服务功能，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和生产，减少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这样，才能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之成为真正的“四自”实体。同时，政府还要通过法律来规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学会竞争，让政府着力搞好宏观调控，各得其所。因此，没有政府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
(二)政治意识文明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政治文明具有共性，这种共性在政治意识中表现为互相尊重、自由、平等，它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互相尊重必将促进市场交换的发展。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在经济活动中，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将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利益整体，在这个利益整体中，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商品价值，同时使各方获得各自所需的利益。为此，各方都必须尊重彼此的利益，使商品交换得以实现。否则，商品不能成交，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自己的利益。
其次，市场经济是自由交换的经济，买卖双方都必须在没有外在压力下自由进行。同时，交易的管理者也必须严格执行交易规则，切实保护交易各方的自由，这样，交易才能正常，有效进行。
最后，市场经济也是平等的经济，一方面，它要求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另一方面，交易各方进入市场后，已经没有地位的高低、身份的贵贱之分；同时，在市场中，竞争的条件也是平等的，不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之大忌，谁破坏了这种平等，谁就破坏了市场经济法则。
转贴于 (三)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之所以要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
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竞争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就是由有关机构按照市场运行的客观要求制定的法律、法规。严密而系统的规则构成了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保证了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进行和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目前，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完备，不仅造成了竞争上的不平等，而且使违法犯罪分子有法律的漏洞可钻。如食品药品方面规定导致“后果严重”的才查处，制假分子用食用色素造冰红茶，对人体不造成严重后果，就无法移送司法机关。因此，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诚实经营，依法守信。良好的社会信用是建立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保证。前些年由于诚信缺失使得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偷税、骗税、骗汇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商业欺诈、逃废债务现象日益严重，财务失真、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比较普遍，建筑领域招投标弄虚作假问题相当突出，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给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而且造成投资环境恶化，败坏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的形象。因此，保证经济的良性运行，就必须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让守信者因守信获得回报，让失信者因失信而受到惩罚。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导着精神文明的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影响和决定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一)党的领导决定着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精神文明建设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就是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和支柱。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程中，党的主导作用表现在：一是为文化建设规定了总的方向和目标。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二是党把自己的指导思想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三是把党的崇高理想作为思想建设的根本，即教育人民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四是把党的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道德建设的核心。五是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定为文化建设和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凡此种种，均表明党把自己的意志贯穿于精神文明之中，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重要体现。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而逐步形成的科学理论。笔者认为，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政治成果的总和的政治文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是十分正确的。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文化建设中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科学的理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才能以正确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再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最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建设，就能以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用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推动教育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使精神文明建设结出丰硕成果。
(三)社会主义法主导着思想道德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社会更加和谐的社会，这一社会的建成，不仅需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需要加强以思想道德建设为中心环节的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又包括思想建设和道德建设两个方面。我国思想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对此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此外，社会主义法还对属于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一些重要原则也予以确认，并在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具体的法律中予以体现，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具体规定为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强化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和强制性，有助于倡导和培养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传播与权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15-03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通过对中国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大陆的发展仍停留于初级阶段。在理论本体方面局限于国外尤其是北美理论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体系。在产业研究方面，虽然提出了有别于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新范式，显示出该学派理论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问题的深度仍有待加强，且由于本土化理论框架体系的缺失，套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往往不能准确的分析出我国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发展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阶级结构、公民权利等问题的关注显示出该学派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远的价值追求，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实践性，相较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较少参与媒体改革等抗争和替代性传播实践，且学术成果对传播实践的影响力有限。
上述问题的存在主要缘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我国大陆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一直处于学术地带的边缘，研究群体和研究力量不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等条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广泛的知识积累之上，需要对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准备不足。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社会开放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传播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我们相信上述限制条件将会逐渐消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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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粹主义；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权力结构扭曲
中图分类号：D50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0-03
在最近几年中，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事件层出，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胜选都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民粹主义兴起打破了之前的社会平衡，社会秩序变得脆弱，社会主流思想被动摇。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林红（2006）将民粹主义归因于缺乏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推波助澜，刘益梅（2016）认为难民危机和政党制度的弊端导致了欧洲民粹主义迅速崛起，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社会既有结构，推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郭中军，2012）。当前对民粹主义快速发展并全球蔓延的探讨多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但是民粹主义与经济的关联尤为密切。民粹主义兴起的一大成因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变化，英国民众之所以逾半数者同意脱离欧盟，是因为脱离欧盟后英国政府能够将更多的财政储备用于本国民众生活福祉的改善，特朗普也是用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拉拢着期待更多就业机会的社会中下层白人选民。同时民粹主义下的社会选择也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英国脱欧后欧盟区的就业机会将重新分布，特朗普当选后国际贸易格局也有可能发生较为明显的改变，至少各国对贸易的预期更趋于谨慎。本文从公民个体的权力角度阐述个体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螺旋式关联，并由此解释为什么在近一阶段出现大量的民粹主义事件。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内生关联
1.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直围绕着经济人假设展开，经济人的本质是趋利的，趋利性让社会活动变得丰富，让社会组织变得复杂，让政治与经济产生并长期处于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人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社会公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表现在对不同类型利益有着不均等的偏好，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有对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向往，因此社会公民是追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同体。
首先，人追求经济利益。在人类发展初期，人的经济利益表现的简单而直接，为了解决温饱和维系生存，人们务必通过部落群居的生活方式建立协同合作的经济生产关系，共同完成狩猎、农耕等生产活动，因为他们发现合作化的生产能够跟有效的提高存活的几率，抵抗更大的自然危害带来的风险。慢慢地，人类通过在生产活动中总结经验，将智慧融入生产环节，生产工具不断革新，农耕社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发展激发了贸易往恚同时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促进社会从自给自足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催生不断膨胀的商品需求，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企业控制物质和人力成本，同时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社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人类的经济利益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不断得到满足。
其次，人追求政治利益。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来带了经济的繁荣，还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从而社会结构也慢慢变得复杂。城邦、国家这些高于社会的组织形态先后出现，政治也随之产生。政治一向都是与权力联系最为紧密的，关于权力的讨论也始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政治不仅关联着权力，还关联着利益，特别是在阶级统治的时期，权与利是同步甚至是无法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现代社会中分工越来越细化，政治与经济活动也逐渐剥离开，虽然这种剥离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形式上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分离也就意味着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离。因此政治利益是指在政治活动中利用政治权力获得的利益满足感。这种政治利益可以看做是社会个体的政治抱负、当他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的情况下而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就是他所获得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是可以完全独立于经济利益的，甚至可以与他的报酬关联度极低。
再次，人类同时还追求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内涵因“社会”概念的认识差异而不同，边沁所指社会利益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利益加总，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而产生的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此处所指的社会利益是以公众为主体的一种集体利益。个体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排他的，即相对其他个体利益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社会利益因主体的广泛性而使获利方能够共同获利。因此人类追求社会利益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
2.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
权力决定了公民获取利益的多寡。《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后简称《通论》）一书阐述了经济权力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市场活动中，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或是金融市场，经济权力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权力关系下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和货币及金融衍生品的价格都会发生改变，不同的权力关系下企业的治理结构、市场的组织结构也会发生改变，甚至整个经济制度都会被改写。平衡的经济权力体系能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广泛地取得收益，实现经济利益的共赢局面，达到一种经济帕累托均衡。除了经济权力，公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政治权力是由社会公权赋予的，并且已经普遍通过法律形式得以确定下来。社会权力通常通过社会组织契约确定权力边界。现实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行使边界与社会制度环境息息相关，在强制度约束或者强自我约束的社会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边界较为明晰，反之三者会相互影响，综合使用，形成不同领域的权力寻租。因此，社会公民的权力实际是由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构成的集合――权力束，多维度的权力束满足社会个体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通论》中影响权力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权力博弈过程中博弈方掌握的资源，资源的数量优势、稀缺性等因素能够增加博弈方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二是制度也对权力有重要影响。在短期权力博弈中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决定了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而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又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内生形成并发生演变。在政治-经济关联活动中，经济权力分布影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逻辑过程，这与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ircle）理论阐述的逻辑相吻合。概括起来就是主体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展开权力（束）博弈决定新（政治、经济）制度，新（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赋予主体在既定资源禀赋下的权力束，如此循环往复。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螺旋变化，当社会公民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后，会借助经济权力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并且借助制度或者契约巩固和增进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再利用政治权力谋求更有丰富的经济资源来提高其经济权力，并以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会出现螺旋式增进。反之，当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被削弱时，也会相应地影响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螺旋式递减。
3.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替诉求
社会阶层关系演变印证了上述权力关系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权贵阶层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资源，底层民众则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如道格拉斯・海和尼古拉斯・罗杰斯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把英国社会分为暴民和贵族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胡玲，陈祖洲，2014）。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会与当地政府之间交涉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表现为对税收制度的讨价还价。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将集中在政治权贵手中的财富和权力部分的拆解出来，社会财富出现了分散的趋势，政治也走向了民主发展的道路。工业化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分散化。以福特为代表的制造业厂商发现提高职工工资并不会带来利润的降低，不但可以提高劳动积极性，还能培育更大的消费市场，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支柱，他们是市场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过程的重要贡献者。科技发展让资本不再是新财富产生的唯一依赖，无可限量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为本处于物质资本劣势的中产阶级带来了获取新财富的筹码。
当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社会中已经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后，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开始显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样都具有利益分配的属性，政治制度更是从更基础的制度层次确立社会主体在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强弱关系。当中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分得一杯羹后，不断要求从政治领域维护他们的利益，人数规模的优势更是让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占据优势。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拥有丰富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得不让渡政治、经济利益于中产阶级而保持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是他们实现财富不断增值的必然选择。在政治资源分散的过程中，也是就是将政治权力从社会精英或者社会权威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手中，并且逐渐形成“人民对人民的权力”，这即是民主（萨托利，2009）。所以在财富分散化趋势下能够引致民主的逐步形成。
民主政治还会进一步保障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经济权力，至少中下层社会群体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能够通过手中的选票选择伸张阶层利益的人，虽然这个人通常是归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人为了保障自身的执政机会，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委托人的经济利益。
政治和经济的蛋糕被各个利益阶层切分，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虽然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实现共赢，但是政治利益总是处于有限状态，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此消彼长，政治冲突也就显得更加尖锐。最优的稳定的分配方式是政治权力在各个阶层之间实现平衡，而经济权力关系则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为宜。但是从各个社会的发展经验看，这种权力结构的平衡关系是难以实现并持续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努力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总是不断迸发。
二、经济权力扭曲与民粹主义发生的必然性
欧美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出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二战后各个国家休养生息，政治领导局面也相ξ榷ǎ社会民主秩序良好，社会阶层的法定政治权力相对均衡。这保障了政治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发展。但是在最近40余年，社会财富分配并没有持续走向分化，而是出现了一定的财富聚集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化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后，由于就业机会一度减少和社会福利的限制，一些中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从美国的收入数据看，在最近十几年美国民众遭受了收入严重下降的窘况，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却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而从世界银行的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数量来看，高收入人群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中低收入人群比例则显著增加（图2中上方三角形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变化趋势，下方星状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与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关系走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人群掌握的财富量却显著增长，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月16日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8个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36亿人）的财富总和。
相对于分散的政治权力，在最近三十余年社会财富却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主体的经济权力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失衡和扭曲，其结果是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会通过其拥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要求改善经济权力结构，从而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通过政治活动提高其个体家庭的财富量。在政党政治环境下，政党领袖为了获得执政的权利，会利用各种社会政治资源，整合各个阶层的政治力量，因此在宣传上一部分政党就会竭尽其能地宣传民粹主义的政治观点，以拉拢社会底层民众的政治选情。而底层民众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状况，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民粹主义政治宣传的诱惑下就会积极投向民粹主义的政治派别。
三、结语
本文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分析了公民个体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关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政治权力广泛分散在社会公民手中，因此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时就必然有底层社会民众借助政治权力改善经济权力结构的结果，民粹主义事件也必然地发生。可以说，正是社会长期的精英主义发展方式导致了当下民粹主义的集中爆发。
因此，社会若想避免民粹主义频发的根本办法在于调节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权力结构，避免社会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到少数经济主体手中。尤其关键的是，经济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会增加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其结果可能会迫使底层民众通过暴力方式强制改变社会权力结构，这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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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民主意识能用文字表达之前，民主的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原始社会第一次出现在今天看来是一种朴素的民主制度。虽然那时没有私有产权的原始民主是民主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度却包含了人类迄今还没有达到的最高民主形态直接民主。民主意识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的解体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希腊民主制度继承了原始社会直接民主的精神，而古罗马则第一次引入了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制。此后，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民主就演化为人们头脑中所追求的理想、信念。成为理论探讨中一种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内容。
直到伴随商品交换而产生的自由市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以私有产权为社会基本法则的代议制间接民主制才再次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从那时起，直到当今的二十世纪末叶，民主又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在当今世界上，非民主状态的国家依然占多数，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及实践无疑对当今世界上那些非民主状态国家起着一种强烈的"示范效应"，这一效应也敦促人们思考民主的政治制度在现代社会生长的原因或条件，以及成熟的民主制度得以健康地存续的社会条件，以期对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有所启发。
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的政治不是一个口号或权谋，而是一个可以落实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规则。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还缺乏从政治上寻求对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生活的必然性及其法则加以保护的自觉意识和行为的时候，如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把民主政治的价值内容作为日常生活的现实内容渗透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那么，就不会有民主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就不会有民主的社会，更不会有民主的政府。总之，就不会有民主的政治。这就是本文的思路。
鉴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情形，本文拟用结构一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民主政治生长、发育的社会环境进行粗略的考察，具体分析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及其功能，以及这些功能是如何使民主政治价值层面的内容外化为具体的现实生活过程，而这些现实过程又是如何承载着民主政治的价值内容并把它输送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去。
二、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功能的分析
关于民主政治，这是一个内容及其丰富的主题，这里无法涉及其中方方面面的内容，本文仅就与民主政治相关的社会层面的内容进行分析。下面，将着重考察和分析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民主政治的生长过程中，民主政治赖以成长的社会环境起了比民主的价值和制度规则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环境是市民社会。这是一种不同于它种社会类型的多元化、
自主性的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英文Civil Society的意译。市民社会由于其固有的结构功能，成为既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又是民主政治成长后维系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因而本文称之为"民主政治的社会载体"。我们知道，功能是由组织的结构和因素所产生和输出的，下面将从五个方面来探讨市民社会的结构一功能。在作这种探讨时，思维模式是理想状态的，因而其内容就不可避免地比较注重一般性、普遍性方面。
(一)经济生活的多元化
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罗姆认为，多元民主政治的经济制度毫无例外都是以自由市场为取向私有企业制度①。于是，他提出疑问：该如何解释民主政治对市场和私有制度的依赖这一伟大历史事实?
历史已经昭示我们，在一种非政治化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化必然要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因为市场要求经济活动遵循供求关系的规律而非行政命令。在市场经济下，绝大多数经济资源由非官方的企业所支配、组合。私人企业、私有产权制度、各种利益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经济生活的主体。这些经济生活的主体逐渐演变成市民社会基层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力量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有序化力量，而这种组织和力量又构成市民社会的微观结构和基本细胞。
这种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制度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主体同质化等局面，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活动被排除于经济活动之外，形成社会经济生活多元化、经济利益特殊化、利益主体异质化的局面②。在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生活中，由于私有产权制度被普遍公认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则，国家要加以保护，社会个体也普遍加以捍卫。这样，作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个体、社会集团从经济上获得了生存的独立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必然导致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当社会个体的生活状态处于无保障的时候，他(她)是谈不上独立、自由的，从而也就谈不上自主性。而私有产权制度则为生活于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个体提供了获得生存之坚实可靠的基础的充分机会，使社会个体由经济的独立而获得生存的自主性。
在这种经济生活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彼此排他性的利益主体有时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利益集团或合作组织，从而使这些异质性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包含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起到利益交换和功能互补的作用。这种契约性的实质在于：由于利益主体彼此的差异，因而存在着相互依存和互补的需要；而对自己利益的自主支配，又能使这种利益交换成为可能，使得彼此都可以通过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以换取他方的另一部分利益。这种基于契约的交换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又调动了另一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各方通过协调而达成共识和社会整合。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公意表决、以利益集团为后盾的各种政党之间讨价的利益平衡、妥协和各种民主法制和秩序，只不过是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和游戏法则在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表现③。
(二)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
一般来说，在经济生活多元化的市民社会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就是市民社会里各式各样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这些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性组织，如各种经济实体(企业、公司)、产业联合会、工会或企业家协会；二是政治性组织，如政党、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三是民间自愿组织，如学校、家庭、教会、沙龙(或俱乐部)、公民自发性联合体等。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制约国家政治权力的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自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
市民社会这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的存在，使市民社会成为较为有序化的稳定性的社会。在市民社会里，由私有产权制度所衍生的利益自主的社会个体在面临国家政治权力的威胁时，会自发组织各处种政治的、经济的、职业的等等之类的社会团体来抵御这种威胁，保护个体或团体自身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免除政治上、经济上的动荡。这种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的有序化，而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一是稳定性的有序化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政治权力的转移、政府的更迭等政治生活的变动都不会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产生冲击或震荡，彼皮一种有序化状态下运行。
市民社会里各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团组织既是社会政治生活多元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的执行生活多元化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中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组织和机构。在市民社会里，各种独立自主的社才组织和机构就象遍布社会的一所社会大学校，通过对其成员的动员、组织、参与等活动；通过制定组织活动的章程、规则并要求成员遵守等活动；通过组织与组织之间相互交流、合作、协商等活动，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协商、合作、参与、妥协等契约观念、法纪观念、秩序观念，使社会成员学习和掌握在一定的组织机构中担任特定行为角色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模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向成员灌输政治价值理念，传授政治操作技能。
此外，独立自主的社团组织也是国家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交流的有效渠道、是国家与社会交互作用的中介。这在市民社会的政治性组织的功能中表现得较为显著。政党、感谢力集团、各种政治组织、大众传媒等组织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利益整合、利益表达、疑聚社会共识等活动，这些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所表达的信息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表达的信息则是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反馈信息，政治性组织的这些功能为政府合理决策、为政策执行中的自我纠偏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三)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
在市民社会，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一般包括这些，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学术自由等内容。其中，制作新闻的大众传媒被认为是除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其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一般说来，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是具有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这种功能有可形象地表现为它是民主政治制度下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血液"。这种"精神血液"若发生僵化或不幸患上"败血症"或"贫血症"，那么，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也必将发生变，从而贻害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或使成熟的民主政治走向枯萎。
首先分析公共舆论的政治功能。独立自由的公共舆论是来自社会、从政治权力外部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监督的强有力的社会力量。这种监督的本质就是公开性。这各矍开性是保上使政治权力运行合法化、理性化、法制化的重要保证，这种公开性也是连结政治与道德的纽带。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一位代表贝尔戈斯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你们知道，只有通过公共舆论，你才能要求任何权力去促进公益事业，你们知道，正是通过公共舆率，人民的事业〖CD2〗曾被认为毫无希望而被放弃了那么久〖CD2〗已经兴盛起来；你们知道，只有在公共舆论面前，所有的权力才会变得沉默。所有的偏见才会消失，所有的特权利益才会被取消④。
公共舆论的另一政治功能是影响决策。社会大众通过自由讨论或传播媒介的作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的管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不入决策系统，而是广泛流布于决策系统外部，作为影响决策的压力。前者是直接影响，后者是间接影响。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决策是公共舆论作业种社会利益逻辑论。一般说来，在某种程度上，公共舆论国产为广泛地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和社会所面临的或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公共舆论影响决策其实也是社会大众政治参与的形式之一。
除政治功能外，公共舆论的另一功能是塑造社会认识结构。公共舆论在引导人们摒弃偏见、
追求真理、形成正确的认识判断、塑造健康的社会认知结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常识
告诉我们，人类把自己的个人偏见和私人利益当作一般真理的可能性太大了，而公共舆则告
诉我们应该以一种谦卑、宽容的精神来看待个人自身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因为谁也未能完全
掌握完美的真理和能够十分公正地行动。也正是从这个意主外讲，限制或取消公共舆论都必
然会带来不良后果，它会妨碍一俱或整个社会认知获得合理的判断，阻碍新思想的出现，甚
至有可能导致永久性错误。
(四)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
一般认为，政治文化是指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淀，它包
括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等内容。具体表现，比如社会
成员对于政治的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他所持的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
度、评价政府政策的价值标准、内心遵循的政治行为准则等内容。
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契约观念为基础并在其中衍化出来的妥协折中、宽容性、责任
性、权利性的政治文化，它同意识形态化的泛道德主义伦理政治文化相对立，是民主政治的
社会前提中的"软件"。市民社会的契约性政治文化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自主性的产物，
这种政治文化熏陶出自律性很强、讲求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负责任的成熟的社会公民。在市
民社会里，社会成员所持的政治理想不是乌托邦式的政治完美主义空想，而是认为通过努力
可以使社会政治生活不断迈向更好境界的现实的、合理的愿望，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情形不
是非理智的狂热或极端的冷淡，而是伴随着丰富的理性约束的热情；对公共权威遵从而不盲
从，等等。总之，是一种理性的精神渗透于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当中。
在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内容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的终极根源是以自
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生活，在这种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关乎到自身的权利与义务，牵涉
到自身利益的得失，除非自己遵守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法则、规则，否则将遭致自
身利益的损失，甚至受惩处。正是这种权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各种各样的
契约性规范、法则的不断得以遵守，才逐渐衍生出社会成员行为模式的内在规范心态。从而
衍生出市民社会的法治精神。
(五)市民社会的宗教的功能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宗教的功能有很大的差异。这里着重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兴起以
来，市民社会中的宗教的积极的功能，特别是宗都对市民社会政策生活、经济生活方面的内
在性影响。西方学者往往把宗教和法律燕列，视它们西方社会的两大秩序支柱。
关于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指出，新教
崇尚劳动的道德观念大大地激了人们无止境地创造财富的欲望，这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的"精神刺激"。正是这种精神刺激促使资本主义的车轮以惊人的速度运转。时至今日，美
国人的自立信念与奋斗精神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托克维尔在论述宗教在美国
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也认为，宗教意识和和睚由意识之间休戚相关的联系是美
国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他指出：自由认为宗教是它的斗争和胜利的伙伴、童年的摇篮和权利
神圣源泉；自由认为宗教保护着习俗，而习俗是法律的保证，是自由得以延续的保证。④
。
此外，市民社会的宗教还有如下两大社会功能：一是加强道德秩序。宗教凭超自然的力量、
界定世俗的是非等等价值观念，赋予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以道德意主成为信条，使信徒乐于接
受。二是维护社会秩序。宗教通过设想中的超自然力量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奖赏惩罚。鼓励守
法、诚实、讲信用，惩戒社会成员非规范性的偏离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把人为 监督的需
要缩小到最低限度，进而培养社会成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性，对
社会成员的良心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种氛围和途径熏陶出来的公民的人格修养和道德素质
为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即人的素质。
三、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总结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简要归纳为这样一些内容：第一，
受法律保护和国家保护、被社会成员普遍公认并捍卫的、能自由处置财产的私有产权制度和
自由市场制度，这种私有产权制度导致社会个体成为自主客体；这种自由市场制度导致社会
经济生活的多元化。第二，存在着使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稳定化的机制，使社会免于
国家干涉而获得一定的自主性，成为自主的社会。这种稳定化的的因素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包含自治组织、公共舆论影响、自由选举制度等等。第三，承认个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
个人和集团之间经常发生利益冲突的事实，市民社会自身会自发地形成调节这些冲突的机制
并使其习俗化、制度化，这主要一有现为契约性人际互动纽带，其实质，若用一句西方谚语
来说，就是"对于朋友有合作的道德，对于敌手，有竞争的道德"。第四，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社会个体有单独或与人合格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即结社、组、团的自由。这是形成
民社会强大中坚力量的方式和途径。第五，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社会个体
可以自由表达个人要求、利益、意图等信息，有试图说服他人接受自己观点的自由〖CD2〗
这主要表现为思想言论自由。第六，存在着由契约性政治文化所和熏陶出来的法治精神、宽
容精神、妥协合作精神。凡规定个人自由范围的法律适用于一切人，自由不再是一种"特权
现象"。第七，由上述特征交互作用而达成的全体社会成员在相对意义的自由平等状态。综
上所述，显然，这里探讨的市民社会范畴，已成了一个理想模式。这是从各种特殊类型的共
同内容中抽象出来的模式。因此，接下来的对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也就是
一种一般化的探讨而非具体的探讨。
当代美国政治家罗伯特·达尔曾对民主政治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
民主政治必须符合八个指标：(1)组织和参加团体的自由；2)言论自由；3)平等的投票权；4
)公民有担任公事的资格和机会；5)政治领袖有权为争取支持和选票而竞争；6)有选择性消
息来源；7)自由、公正的选举；8)具有能使政府决策取决于公民的投票以及其他方法表示的
选举的机构⑤。
把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内容同民主政治的上内容指标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确实有很多相似
或相同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二者之间就必定存在某种理论上、现实上的逻辑关系。事实
上，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治制度变的复杂性，都远非一种理论上、现实上的逻辑关系
或客观描述所能简单地涵盖得了的，我们至多只能进行较为宏观念而抽象的考察分析，只能
得出一些可能性的结桦而已。
就民主政治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说，笔者倾向于把市民社会看作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
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生态环境"。这样认为，是缘于这里把民主政治视作一个经过复杂的现
实过程而达成的现实状态。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生长的社会基础，并非意味着有了市民社会
，就一定能在呵预期的时限内生长出民主政治的局面。民主政治的实现，是一个复要的社会
系统工程和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不可能通过"人工移植"或"拔苗助长"的方式获得。
民主政治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经济层面、政治制度层面、政治行为层面、社会文化层
面、历史传统和社会心态等领域长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漫长的民主化过程中，
市民社会始终是民主化过程最坚实可靠的能量供应基地和民主化过程所赖以依托的"良性生
态环境"。市民社会不但为民主化过程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态环境"，而且也为民主
化过程提供信息、价值、精神等资源，使民主这一包容着理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的"
实心种子"健康茁壮成长，最终成长为制度果实。
不刀主政治成长为制度层面的果实后，市民社会就转而成为承载这一制度果实的社会肌体。
为了使这一制度是长盛不衰，作为这一制度生长于其中的市民社会这一"生态环境"必然不
断地与制度是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流，保持民主这一制度是的良性存续。正是从这种"长于斯
成于斯"的意义上讲，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社会载体"，而市民社会之所以有此功能，
则缘于它自身的结构及其内容。
注释：
①参见查尔斯·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
(1992年)。
②③参见《北京青年报》1993年5月13日"理论园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摘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政治文明作为独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也是我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正确理解和认识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阶级关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社会阶级关系和体现这种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形态，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进步性、民族性和兼容性五种基本特征。
当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产物，他既具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特征及本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意识.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人民团结、政府廉洁高效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小平同志曾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是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主要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等，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作用。
一、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1毛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两种制度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反映，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日益加剧，国内政治文明方面存在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权利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有物质保障但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足，体现在现实经济生活领域表现为: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在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级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总是有多种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政治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在新的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反对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并不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可有可无、完全被动的地位，甚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常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说明若不想触动政治体制，单纯就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2、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大有滋长蔓延之势，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度建设滞后，体制有缺陷。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碑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从根本上扫除腐败现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3.经济全球化浪潮必然对世界各方面各领域带来影响和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面临挑战。剧变表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开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就是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企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西化”、“分化”，就必须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这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人世之后，PTO规则对各成员方面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每一成员要享受WTO的权利，同时这些原则、协议又要求对政府部门的职能、管理法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造，增强政府改革的透明度，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5.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和探索，实际上已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到了议事日程，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文明观，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了研究和探索。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文明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优越性为出发点，以一种忠诚的精神来捍卫社会主义文明，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宝贵的}S。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休.通过历史的反思，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精神理念之中，而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以这一理论逻辑为起点，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内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文明的前进方向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了不朽功勋。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依据世界多样化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解决各种新问题过程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思想、邓小平理论，提出了社会文明应该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奋斗目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为核心内容，以制度创新为行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思考和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观，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新页。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当前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物质文明搞上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目标，体现我们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致要求，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需要，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倡导政治文明建设，是新世纪的新理念，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体现。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将最大程度地维护和巩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应该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一个新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个根本问题，从“六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十六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纳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的重要目标之一，即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所实现的小康社会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建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任务，因此把握这一根本问题在于认识、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在实践中坚持和正确贯彻并不断改进。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的地位，源于党的理论、纲领和组织上的先进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源于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历史选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志也指出:”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按照这一要求，一方面要以改革的精神深人探讨党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探讨派参政议政的形式问题，解决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权力体系并轨的问题和派参政议政在权力机构框架内进行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和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更好地统一起来增强实效，更有利于党领导和支持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党要按照宪法的规定，使自己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民主化。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体现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当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除了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必要的机制和法律保障之外，还要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逐步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范围，使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政权意识、公民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
3.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实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翅步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
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不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自划分和管理制度，健全责权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同时还要增强司法过程的透明度，让人民能够真正行使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法治、法律意识，增长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使人民掌握法律的武器，并学会运用这个武器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党和国家的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和相互作用达到更为科学合理，就必须按照同志提出的“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执政的方式继续完善，人民的权利进一步实现，法律法规不断完备，各种监督渠道畅通并发挥作用。
二是要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也是重要保证。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同时，实行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发挥舆论监督，拓宽监督的渠道，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在制度和法律上加以保障。
三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她的地位和权利范围，势必也影响着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所以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要以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进一步健全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目标，使党员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和保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
“社会转型”是社会学中的一个专业的术语，而理解“社会转型”主要从社会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进行。社会体制的转型即指我国的社会经济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社会结构变动是指社会结构由单一的发展向整体全面的发展转变;最后，社会形态的变迁是我国的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治经济科学理论不但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面，而且我们也用这一理论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理论指导。这里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包括马克思最初创建的政治经济学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包括后来由党的历代领导人和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的经济思想和理论方法，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经济学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其中所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如果脱离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轨迹，也没有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许不会这么早就诞生，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基于批判和继承以前的优秀经济理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主义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作为根本任务。经济规律指的是各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如同自然界的运动一样，都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变化的。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规律性相同，她们都具有客观实在性。第一，无论如何，客观的经济状况是经济规律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一旦客观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经济规律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而客观经济条件，指的是社会生产力的现状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第二，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既不能制定或创造经济规律，也不能改造已有的经济规律，也不能将现有的经济规律消灭或者是废除。只有在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的基础上，经济规律才会随之变化。第三，经济规律对人们经济活动的支配或制约往往带有强制性。当人们还不认识或没有完全认识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时，经济规律会作为外在的力量，强制地支配人们的经济活动;一旦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违背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社会经济运动就会受到阻碍和破坏，人们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在17世纪初开始产生的。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对流通领域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研究，并产生了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就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1575—1622年)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但是，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一种不成熟的经济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由流通过程向生产过程的时候，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才随之开始的。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尖锐化，产生了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虽然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种种美好设想，但由于它是唯心主义的，终归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认识过程中，它既不受以往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私利的局限，又不受阶级偏见的妨碍。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所以，它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马克思写下了《资本论》的科学巨著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未停止，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根据他们所处时期经济建设的具体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考和提出了创造性的理论和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时期，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理论和具体纲领，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指导下，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并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根据该阶段的时代特征，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生产力的社会发展和需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都是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经受过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发挥更好地指导作用。
(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着社会的转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和发展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理论并非是现成的教条，而是经过不断地研究提出来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可能某些个别的论断会随着时间得推移和社会的变化而显得陈旧过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所得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可能会因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过时，但是他提出的观察、分析经济现象的世界观、方法论却不会过时。其次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科学真理，而必然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也要批判地吸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合理成分，以使自身的发展不偏离世界文明的发展，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导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
中国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效，我国的经济制度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建立起了全面物质生产体系，各项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性的成就，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我国的经济转型中，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使得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缩小贫富间的差距和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这些宏伟目标具有实现的可能。此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的转型提供行动指南。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和发展性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大作用
真正科学的理论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存，是因为它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这就是它的时代性和发展性的体现。具体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论述：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样就更便于无产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任务进行科学的指导。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前人优秀的理论成果的基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论，这一学说从根本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根源，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并用其去指导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发挥着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之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学的主流。在我国的转型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社会的转型期间，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的发展，帮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如何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得以顺利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其关键之点就在于能否规范政府管理的职能。几年来，在经济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理顺，因而不能不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