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0 16:57: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管理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党和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法治保障”要求。那么，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首要方面是理念的更新，另一个是方式方法上的转变。当前社会管理的方式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性发展，即管理设备与技术越来越先进，然而管理手段却依然像过去那样粗放与粗暴，暴力执法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究其原因是，虽然社会管理设备的性能是提高了，但我们在社会管理理念上却没有与时俱进，作相应的调整与转变。如，我们早就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但是有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把法律当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某法律对自己的管理工作有利则要依法执行，如果对己不利则放置一边。他们仍然没有从最为根本的观念上进行转变，对社会管理法治理念存在诸多误区。中央已提出要用法治思维武装领导干部和管理者的头脑，要用法治方法化解社会矛盾，但由于法治理念未及时更新，尚未来得及对社会管理法治的支撑要素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及时更新，则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动力与引导，促成社会管理创新内外部动力的一种及时回应，这种回应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稳步推进。
二、法治理念更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
前已述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会管理方法与方式的转变。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理念更新是行动创新的先导，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很难想象他在解决所遭遇的社会管理问题时会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会对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与做法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法治实践效果。在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维与眼光来体察社会，认识自己，以避免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生重大偏差，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实现民主和善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①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要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其社会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必须由法律授予，在社会管理过程既不能越权、也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怠行职责;要形成“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及权力的行使由人民进行监督的意识与氛围。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如“权大于法”、“把法律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国家”、“不严格依法办事”等，将会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无法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需要
社会管理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存在着社会管理权力侵害相对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已被现实中大量实例所证明。因此需要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实规制也是一种保障。为达到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目的，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管理人员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确的法治理念能够武装其头脑，使社会管理者树立依法行使权力和注重保障相对人权利等正确的社会管理的法治观，远离与排斥超越职责范围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二是将正确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决策能够体现现代法治观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对社会管理相对人而言，具备正确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当然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时依法而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对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与理解，才能在权益被侵害时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能采用合法方式维权，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市民社会的良性成长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人们的诉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退出，逐步构建起职能范围适度、组织规模适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导、指导与服务。
五、政府职能转变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机关为主体，采用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应负责的公共职能却长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担一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说明倚重行政手段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是弊端丛生。经济市场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求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接受的单向管理方式;我们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重新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维、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参与管理，服从管理，并从中受益的格局。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权、不能滥权、更不能怠行职责。公民需要依法参与管理活动，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终，在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使社会管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的互动的活动，政府与公民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六、结语
一、“自成一体”的社会及其特性
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实体，借助某些特有的和必然的因素而形成的自成一体（suigeneris）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不是从我们的手中锻造出来的，而是一个外部世界，我们想要生存下去必须遵从于它。那么这种“自成一体”的实在是如何形成的，哪些特有的和必然的因素使社会这种实体“自成一体”的呢？为何其所具有的特性又让我们要遵从于它？在涂尔干看来，低等社会与高级社会凝聚起来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前者依靠情感纽带，后者依靠劳动分工。处于低等社会时期的集体类型相当发达，个人类型还在初生阶段，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情感和信仰组成的。“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它是作为一个整体散布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但这不妨碍它具有自身特质，也不妨碍它形成一种界限分明的实在”。然而，高等社会里的凝聚与前者不同。在高等社会中个人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社会是由一些具有特别而又不同职能的部门，通过相互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低等社会的社会结构是由彼此相似的同质环节共同构成的体系；而在高等社会形态中，分工为社会提供了凝聚力，而且也为社会确定了结构特性。他引用了生物学关于生物有机体的观点来描述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合成：各个要素和部分就像每个器官在有机体内既联系又相异，通过特有的组合方式将比较简单的有机体相互结合起来构成规模较大的团体，从而使比较复杂的有机体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必然产生出来。
社会便是由不同部分化合而成但又不同于其组成部分的特殊实体，它是“自成一体”的存在，而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的固有“存在”被称为“社会事实”。了解涂尔干对待社会及社会事实的态度，能够有助于更好理解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社会”概念。首先，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认为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象形式不同的“物”。从性质上看“物”支配着个人意识，形成于个人意识之外。虽然他并不否认个人的意愿、意图和行为对于社会进化所产生的影响，但社会事实绝非心灵的产物，与观念对立开来。另外，社会事实作为“物”不仅外在于人，而且于人而言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在于从外部对个人意识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约束力，它以社会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约束使得个人在面对管理他的力量时表现服从。
涂尔干的“社会观”影响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态度。首先，社会生活来自一种把个人的意识结合起来而加以改造从而产生新的存在形式的特殊加工，社会事实也不是各个独立事件的简单加总，而是存在于个人之外，其属性并不寓于个人之中而是外在于个人的现实，它有别于依靠个人意识而存在的心理现象。所以社会事实作为物具有不以人的精神状态或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在理解和分析它时必须摆脱事前的预判和主观判断。另一方面，社会事实作为物与观念对立，“其本性所决定了它作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唯一可靠论据”。其次，社会具有一种无形的强制力量，个人难以反抗。在人们所处的共同环境中，有某种力量使之倾向于同一个方向，这种力往往由超越于个人的社会环境中的共同思想、信仰、习惯和倾向所表现出来，它的大小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力”的意义在于承认集体的行为方式或思维方式是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个人需要适应于这种外在于人但具有约束性质的力量。在面对社会时，个人的愿望和意愿必须遵从于它。
二、让“社会”回归到社会管理研究
涂尔干的观点对于社会管理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社会事实是“物”，社会管理研究需要将各种社会现象看作是外在于个人现实的事物来进行研究，任何预先的判断和脱离社会事实的观念都是需要否定的。同时，在社会管理的研究中，虽然可以利用统计数据的规律性来表现某种外在于个人的集体倾向，但是这种倾向不是简单地由单个个体的总和，而是一种化合而成的特殊综合体，它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的总和。虽然由个人的结合而形成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则是一种具有自身属性的特殊实在，具有新的心理个性。所以当社会管理研究趋向于个人、组织或单个的社会部门及其功能时应该把握这一要点，在看待某种社会现象时要了解其产生是与孤立地出现于个人意识中的现象完全不同的新现象，它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存在于产生了它们的社会本身之中，而不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局部之中，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另外，在进行社会管理研究时应该意识到社会运行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存在着一种力量，以它支配个人的方式证明它并不是从属于个人，它以自己的运行方式而对个人施加影响。运用这种力，社会可以自发的调节个人和组织，个人所需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引入涂尔干的观点并不是为了说明个人在社会面前无能为力，而是在社会管理研究时留意社会具有的这种外在于人的独特力量，它以不依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行为方式和判断方式行事。社会管理研究中一个主要矛盾即为试图改造和管理社会的主观需要和社会作为自成一体的实在所具有客观性之间的矛盾。
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社会稳定被视为国家繁荣的保障，社会管理研究试图解决以政府或者第三部门为主体来对社会进行秩序化的管理和改造问题。社会管理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对社会生活进行手段以达到其目的。但是，无论运用何种方法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都应该将社会看作是超越个人且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研究时应当重视涂尔干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事实的描述，社会作为“自成一体”的整体不仅仅保持了外在于人的运行规律，而且自身有一种“力”，我们要想生存于其中，就必须遵循社会的运行规律，认同这种“力”对我们的影响。这有助于克服社会管理研究中过分夸大政府或第三部门对社会的调节管理能力的倾向。在研究当前社会管理中存在养老问题、社会分化问题、贫富差距、城乡社会矛盾等问题及其原因时，应该承认其作为社会事实的存在所具有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在观察社会现象时拒绝先入之见，探求其本身的性质。
总之，社会管理研究往往因为忽视社会作为一种实在及其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而将社会管理研究归结到政府对于社会生活和事务的管理上来，过分强调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管理职能的一部分，并将之视为政府工作中的一个环节，并没有将“社会”视为作为独立于人且“自成一体”的实在。正确的理解“社会”，避免因为对“社会”缺乏认识而导致社会管理研究走向主观阶段。社会管理不是政治纲领性的词汇，社会管理研究不是试图去通过简单的现象描述、数据统计就能达到其改造社会、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是应该是在尊重社会作为一种实体所具有的客观性前提下展开的。
作者：赵俊源杨津单位：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政治方面
推动了青海地区行政区划的统一的进程。虽然贵德地区很早就已经由中央王朝进行管辖，但是历代对该地区的建置多有变动。又因为西北地区的政治力量的多变性，所以到宋元明清时期在此地的建置都是军事性的或者是军事和行政并行的管理体制。一直到清朝前期时，贵德地区虽然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此地派西宁县县丞分驻，但是还是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卫所体制，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文职官员县丞的派驻也标志着贵德地区行政内地化的趋向。从雍正初年到乾隆末年河湟地区的行政建置逐步走向统一，从西宁卫到西宁府的设置，从西宁府的辖地“一所一卫二县”，到“一所三县一厅”，再到“一府三县四厅”格局的最后形成，这个过程标志着清代河湟地区行政建置的内地化过程。西宁府辖地最后一个卫所改为厅制即归（贵）德所改为贵德厅自然也就推动了青海地区地方行政区划的统一。
二、经济方面
清代贵德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而在农业的发展上则主要体现在农业耕地面积和农业水利方面。从康熙年间到道光年间贵德地区的农田耕地面积逐年增加。乾隆十一年（1746年）贵德地区在册登记的耕地面积为7522.23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9840.23亩，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耕地面积增加到13858.8亩。[1]另外，水利灌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贵德地区在清代以前没有农业灌溉水渠。乾隆六年（1741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连同知府申梦玺，所千总李滋宏捐奉创建了支干渠，根据渠道远近，定引水庄堡，并设立渠长，每年派人员对水渠进行疏通。贵德地区一共建有多道水渠，主要有：周屯渠，四十八户渠，河东渠，刘屯渠，[2]浪哇沟渠，北流河水康、杨、李三屯，尕布沟渠。当然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贵德地区农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清圣祖康熙四年，（贵德县）大稔”，“乾隆七年，八、九、十、十一年，西宁、碾伯、大通、贵德岁连熟”。
三、社会方面
在社会方面主要表现在儒学教育机构的建立和传播。首先在儒学的传播方面，儒学在贵德地区最早是随着汉族移民或屯田而逐渐传播和发展的。有明一代虽然在西宁卫设立卫儒学，但是儒学真正以国家政权体系一部分进驻贵德地区是在清朝。清代贵德地区正式的儒学教育，以杨应琚在贵德所设置义学为开端的。《西宁府新志》记载“：贵德僻处境外，诸羌环居。历来民不读书，未设学校。今升平日久，生齿渐繁。乾隆十二年，佥事杨应琚、知府刘洪续、所千总彭韫创设义学，延宁邑生员严大伦赴所训课，选俊秀子弟数十人，资以膏火，优以礼仪。举欣欣然，始知读书之荣矣。俟人文渐盛，详请照大通卫学之例，以示鼓励。”[4]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贵德所改为厅制，后又设置了儒学训导。贵德厅学额中有廪生二名，增生二名，六年一贡，岁考取文武生各四名，科考取文生四名。另外还修建了义学，至清朝末年贵德地区的义学大致有十一处。清代贵德地区除还设有书院，乾隆五十一年（1791年），贵德县丞章熙永在城内何家街创建了清代河湟著名的九大书院之一—河阴书院。义学、书院、厅儒学在贵德地区的先后建立不仅使贵德形成了完备的教育体系，而且也为儒学在贵德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所以儒学机构的设置不仅仅传播了儒家思想还培养了一批人才。关于清代贵德地区儒学人才的培养的状况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较少，只是在部分资料中得以窥见一二。其中武举有五人，贡生十八人。大量的儒生在学成后进而又为贵德地区教育的发展，人文的进步贡献了力量。清代对贵德地区设置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经济上农业的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也产生了一些负效应。这种局限性在政治方面的体现就是造成了各个民族之间尤其是蒙藏之间的矛盾和隔阂。清朝统治者把蒙藏两族控制在黄河两岸，但是随着藏族人口的增多，人地矛盾也逐渐激化。草地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资源，所以藏族对占有较多资源的蒙古族产生了仇恨。其次是贵德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也受到限制。除了严查前往贵德地区的汉回族人进行贸易以外，那彦成在整理蒙藏事务时候针对贵德地区的状况制定了《贵德番族易买茶粮章程》。《章程》规定，中将贵德厅城内商铺和城外的私歇家撤去，之后设置了四处官歇家来控制藏族民众贸易。[5]歇家的设置形成了对贸易的垄断，而且歇家凭借其通晓藏汉两种语言，对进行易换茶粮的藏族民众进行层层盘剥，使贵德地区的藏族民众深受其害。
作者：吴秀红 单位：青海民族大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愈加意识到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开科学的管理，然而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度一元化的传统体制下，社会管理并未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增多，曾经隐含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凸显，以单位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己难以为继，全社会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建设和谐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理论、模式、理念、方法等社会管理的诸多方面都需要改革创新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社会管理创新成为热议的话题。宏观上看，社会管理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管理在我国尚属于初步发展时期，从根本上讲，基础性的理论框架尚未完善，社会管理研究应首先明确下面四个问题，一是社会管理是什么，管什么?二是为什么要管理社会?三是谁来管理社会?四是怎么去管理社会?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问题，解决好这四个问题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对社会管理创新起到基础性作用。
一、社会管理在我国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进行了具有社会管理性质的工作，但并未形成与之相应的理论。解放初期，为稳定全国社会生活秩序，我国政府结合社会的发展曾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调动一切资源完成了工业化体系的建设。1979年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促使整个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形成有序的社会管理局面，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从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住房、城乡关系等领域，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管理体系。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在我国具体而言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优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的政府“全能”的一种社会管理体制，改变了以前旧中国社会分散的状况；在从业人员管理方面是以国体为单位的经济基础体制；城市人员社会管理是以街道为主体的管理体制；四基础管理体制是以单位制度、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流动管理。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为我国在非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存在固有的缺点，一是所有就业社会人员都由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所管理与控制，不利于社会的正常流动，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制度的不断变迁。二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成为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权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时，也把一切责任都集中到政府，社会自身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巨大社会变迁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广、影响之深、势头之猛，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许多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社会变化的挑战，为此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重视，社会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正在逐步的发展和完善。
二、社会管理的定义
如对于什么是“社会管理”，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学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学界对上述四个问题进行了不同解答，对社会管理概念形成了不同的定义，总体而言，国内学者主要从三个层面对社会管理做出了界定，第一种界定从国家管理角度看，有学者将社会管理定义为：国家通过自己的权力机关或授权部门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协调、调节、控制等行为，它是政府以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管理行为。第二种界定从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内涵，认为它实际上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杜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以上两种对社会管理的定义突出了国家、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地位，但从社会实践角度看，其定义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首先社会管理涉及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实施社会管理的主体也不应局限于国家和政府层面，其次在这种概念定义下国家作为唯一主体凸显的是国家、政府行政管理式的“硬”管理模式，而忽视了国家及各社会管理主体的引导作用。第三类社会管理的定义区分了广义的社会管理和狭义的社会管理，广义上，是由社会成员组成专门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事务进行的统筹管理；在狭义上仅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权力部门授权对不能划归已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公共事务进行的专门管理，较前两种定义，第三种定义中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了社会成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但与前两类定义相同的是，该类定义依然强调社会管理的管理监督方面，而忽视了社会管理中的引导、调节等“软”管理，而且广义和狭义之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实际上，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第三种定义突出价值诉求和管理目标但没有指出社会管理的内容。基于以上对社会管理概念的分析和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现状考量，我们可以把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即规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控制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平衡社会公正、对应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稳定。这七条既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现阶段社会管理所应包括的主要内容。社会管理的核心是保护、维护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这是一个价值尺度，没有社会公正，协调利益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就谈不上。没有社会公正，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就难以化解。只有在规范行为、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处理问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保持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目的。基于以上考量,我们可以把社会管理界定为：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和规章制度下，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政府、社会、企业和公众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防范社会风险，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管理活动。通过这个界定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社会管理的概念和范围，二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三是社会管理的目标。
三、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经济管理的概念区分
我国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缺乏相对独立的概念和明确的研究范围，通过上述三种社会管理的概念分析，不难看出其与公共管理的概念是十分相似的，而社会管理未来必将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甚至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这就势必应与其他相似学科进行区分，在现阶段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概念相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公共管理从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与社会管理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二者的相似性在于：（1）公共管理不仅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而且更强调社会公平，同样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也是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和谐发展。（2）公共管理的主体不只限于政府也包含了各类社会组织，同样社会管理的主体也应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各级政府、各类社会组织也应包含各类民间组织，市民团体等各类组织参与其中。
同时二者也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社会管理除了具有社会服务功能外，还应具备管理功能，社会管理的行为基础是在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下的管理过程，其次，社会管理的目的除了维护公共利益外，还具有解决社会问题防范社会风险的内容。另一个与社会管理相似的是经济管理概念，经济管理是指经济管理者为实现预定目标，对社会经济活动或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等活动。它包括两大方面：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二者相似点在于：（1）经济管理内容主要集中于社会的经济活动领域，而社会管理也包含社会经济活动管理的内容。（2）二者的行为主体都包括政府，虽然目前政府经济管理的行政手段呈递减的趋势，却仍然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社会管理与经济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的价值取向，经济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强调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为了公众利益，强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强调社会共同利益，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社会管理概念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应以社会问题和社会管理目的为导向，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对于社会管理概念的阐释有利于理清社会管理的内涵和研究边界，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我国社会管理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作者:谭少波 单位: 河北工程大学党政办公室
（一）常态化自主参与的志愿服务路径
调查显示，73.4%的调查对象曾利用业余时间，以志愿者的身份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参加到社会管理创新中来。从志愿服务内容上看，大学生参加较多的大致有6类，一是城市文明建设服务，例如开展文明礼仪宣传，参与文明执勤等；二是便民利民生活服务，例如“四点半学堂”帮助双职工家庭看管孩子，“与你同乐”陪同社区老人郊游休闲等；三是困难群体帮扶服务，例如针对学习障碍或问题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志愿帮教活动；四是新莞人融合服务，例如工业园区文艺义演和新莞人子女学业辅导等；五是青少年成长服务，例如针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关爱青少年彩虹行动；六是环保低碳生活服务，例如少用垃圾袋、自带瓶子装水、空调26度等。随着志愿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逐渐增强，注册的大学生志愿者人数稳步增长，现已达到4.3万人，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志愿服务项目也逐步向常态化、纵深化发展。
（二）寒暑假规模参与的社会实践路径
本次调查中，62.3%的调查对象表示曾通过社会实践这一平台走进社会大课堂，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这一活动的组织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居住地集体回乡开展活动。镇街团委与高校团委相互配合，假期统一组织各高校大学生集体回到本镇街，共同参与社会宣传、公益劳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等与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的活动。二是按项目自由组队开展活动。各高校将学生社会实践与教师科研课题相结合，在假期前在本校范围公开征集活动项目，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院、跨年级组队，配备指导老师，按项目要求到基层一线进行社会考察、咨询与服务、支教扶贫等。因为寒暑假期时间跨度大，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近三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人数逐年上升，2014年参加人数为2.6万人，社会实践也成为了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对接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路径
在选择参加过并且体会较为深刻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载体时，公益活动被选比例是59.1%。这些公益活动主要由高校的公益社团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近年，随着东莞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很多社会组织因为与基层联系密切，掌握较多群众需求，而且凝聚了一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越来越多地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但因为专职工作人员有限，他们也需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加项目。而东莞高校的400多个公益社团尽管社团成员众多，公益热情高，但恰恰缺乏社会服务项目。近年，东莞的公益社会组织和高校公益社团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联合起来，把校内和校外资源整合起来，初步形成了社会组织引领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大学生协助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良好格局。
（四）传递社情民意的社会调查路径
为了解公众对某些公共政策的反映、态度或评价，掌握民情趋势，政府经常组织各类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6%调查对象曾参与开展社情民意调查。他们参与的这些调查一般由党政机关或受政府委托的研究机构来组织。调查类型涉及社区服务、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等方方面面，很多是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参与社会调查的大学生以自主报名为主，也有部分高校如东莞理工学院专门组织一批素质高、功底好的大学生专门成立调查队独立承担任务。在这些社会调查中，大学生主要负责问卷的发放、回收及初步的分析。他们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政府及时了解公众的意愿和需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参政议政的网上建言及会议旁听路径
调查显示，68.5%的调查对象表示大学生应积极地参政议政，而且认为网络是首选。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和平等表达的特性，有助于公众快速获取政策信息，增强平等、独立参与的意愿[1]。近年来，“90后”东莞大学生越来越喜欢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通过“莞香花开”政务微博和微信、“微访谈”、阳光热线等问政平台，把自己的见解以及对政府的一些监督意见发表出来，有的意见还颇为深刻。部分大学生“网络达人”，更是经常在网络论坛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为城市发展建言，主动为东莞发声。调查还发现，各高校的学生干部和大学生党团员也很重视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每年都积极申请旁听地方的“两会”，申请到旁听机会的代表都能自觉针对议题提前广泛收集意见，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二、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现有路径的不足
东莞各高校在引导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以上多样化路径，既能让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兴趣和特长来选择具体的参与方式，也能让各组织方根据大学生的能力特长，贴近群众的需求做出合理安排，较好地实现了资源与需求的配置。但这些路径在实际运作中仍存在不足。
一是过于倚重组织安排，不利于大学生自主发挥。目前，直接通过网络新媒体获取社会管理创新项目的信息、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渠道仍有所欠缺，让大学生主动设计新颖活泼、实用有效的服务项目的机会不多，客观上使得大学生从信息的获取到活动的具体安排都只能倚重于组织的安排，这不利于学生主动性的发挥。
二是中间环节复杂且易变，不便于大学生自由参与。除网上建言路径较为方便快捷外，其它路径往往不是长期而且固定地让大学生直接到某一服务领域服务特定的群众，而是每次都需要各方多次协商，每项活动都要单独招募、培训、分配等。中间环节复杂而且易变，使得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不是那么“易得”。这不便于大学生自由参与，也不利于活动的专注与深入。三是参与学生分群化明显，广泛性有所不足。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基本依托各高校团学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公益社团来组织，在相应组织担任骨干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取信息，参与意愿也更强，他们身边的室友、同学受其耳濡目染，参加也会积极一点。这样造成参与各类活动时，往往是团学干部、志愿者骨干和社团成员及其好友参加的多，普通同学参加的少。四是专业联系不够紧密，系统性和长效性仍然欠缺。大多数活动仍停留在简单的服务性工作上，与大学生的专业特点结合程度不高，技能型、科技型参与项目较少，不能满足较高层次的服务需求。同时，各高校在校地对接、教师指导、时间安排、经费保障、机制建立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这使得整体工作不够系统，参与领域仍然有限，部分活动缺乏深度和连贯性。
三、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优化建议
（一）集约各方资源，形成整体合力
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志愿服务路径、社会实践路径、公益活动路径、社会调查路径、网上建言以及会议旁听路径，分别由志愿服务组织、团组织、公益社团、研究机构和党政机关来组织。这些路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相同、动员的大学生群体相近，组织的各个环节相仿，在目标群体的需求把握、大学生群体的动员聚集、项目活动的设计策划、专业服务能力培养等方面有许多工作可以联合开展。各部门、各组织合作起来，集约各方资源，共同开展活动，可以避免重复性工作，从而形成合力。
（二）创新中间环节，增强吸引力
目前，除了网上建言能让大学生直接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中外，其它都需要借助中间环节来让大学生走进基层一线参与项目、服务群众。如果将各个路径中一些平淡无奇的中间环节进行创造性设计，转变为富有吸引力的活动，也会让大学生喜欢这些路径、参与这些活动。例如在动员环节，可通过视频推介服务项目、学长分享参与收获和社会服务点体验等生动方式，吸引更多大学生参与；在运作阶段，借助网站、QQ群、微信等平台提前预告信息，公开接受报名，在线互动交流，实时展示成果，就能很好地发挥新媒体高效、开放的优势，让大学生感觉到活动的丰富和充实。此外，把大学生的特长融入到服务里面，多用关心、鼓励、赞赏的语言肯定和赞赏其参与行为，也能增强大学生温馨的感受，让活动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三）建立活动基地，促进常态发展
如果有了固定的场所，活动的开展就有了稳定的平台，这样就不至于每一次开展活动都要费时费力去联系部门，选择场地。再考虑到立足社区有利于深入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从而提供有深度的服务[2]。因此，各高校应积极主动与镇、街道联络，商讨联合建设社区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及公益活动的基地，并建立健全大学生到活动基地开展服务的考核、奖励、学分计算制度和指导教师工作量制度，引导专业教师和大学生定期深入活动基地，服务民生改善。建立相当数量和相对稳定的活动基地，既能保证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又能在发现需求、规范服务、拓展项目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发展积累。
（四）推进专业化发展，提升工作实效
一、网络财会的基本理论。
（一）网络财会的概念。
以电脑网络技术为基础，以实施电子商务为基础目标，以管理论文"target="_blank">财务管理为核心，能够提供互联网络环境下的财务核算、财务管理及其各种功能的全新的财务会计管理系统。它是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财务核算、财务管理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网络财会”这一概念是20世纪末提出并受到财务界的广泛关注，并很快被接受且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二）网络财会的特征。
网络财会相对于传统会计信息系统主要有开放性、电子化实时性、集成性、远程化等特征。
1.网络财会按照财务信息处理的要求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企事业单位的财会工作进行重新构建，与现代信息技术高度融合。
2.网络财会以电子符号代替财务数据，磁介质代替了纸介质，网络数据代替了纸页数据，网络数据成为财务信息输出的崭新方式。
3.经营业务与财务同步是网络财务最大的特征。网络财务最大限度地缩短了交易双方物理距离使一切远程交易结算、监控变得实时。因而有利于企业实时了解市场变化趋势、物价动态以及供求状况等。
（三）网络财会的功能首先，网络财会拓展了财务管理的空间，会计数据的载体由纸张变为磁介质或光介质载体，发展到网页形式。
所有的物理距离变成鼠标距离，财务管理能力能够延伸到全球任何一个结点，财会信息的传输不再受空间的限制，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众多的远程处理功能得以实现，如远程报表、远程报账、远程查账、远程审计等多种远程处理功能。
其次，网络财会提高了财务管理效率。网络财会下会计数据处理由算盘、草纸变为高速运算的计算机，并且可以进行远程计算，网络计算是网络财务的基本功能和核心动力，是网络财务软件借以实现各项功能的技术基础。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资源共享，汇集世界各地的海量数据只需瞬时，并由计算机生成所需的计算结果，网络财务系统解决了速度问题，网络财会下的会计核算将从事后的静态核算达到事中的动态核算，极大地丰富会计信息内容，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网络财会系统能够便捷产生各种反映企业经营和质量状况的动态财务报表，年报、季报、月报和日报可以即时生成。
二、网络财会系统的管理。
（一）网络财会系统实施的前提条件。
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是以节约整个企业内部的财务资源为出发点，以充分实现整个企业内部的全面及时管理及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无缝连接为目标，从而使企业实现管理信息化的电算化系统。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系统需要一个良好的、规范的经济环境与市场环境，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持。
1.由于网络化财会信息系统的强大后盾是发达的网络系统，其各自子系统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协同处理会计事项，由此形成了财务信息的共享。
2.信息要及时。在网络财会信息系统中，财会人员可以在一个开放的财务网络上处理各项财务事项。而几乎所有的财务处理工作的方式和手段都将发生根本变化，网络财务将改变过去财务人员独立和封闭的工作方式，可进行网上财务审批，在线审计，在线会计教育，在线资金调度，在线系统维护，在线咨询，在线版本升级等。
3.信息要多样。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采用在线管理和集中管理模式，能够实现企业的整体管理。网络消除了物理距离和时差概念，高效快速地收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及时处理和分析，同时实现业务协同、动态管理、及时控制、科学预测，使企业实现决策科学化，业务智能化，使企业充分利用信息，提高投资回报率，保障企业在有序的智能化状态下高速发展。
4.培养高素质人才。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实施需要管理人员具备更高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管理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网络会计系统应用的质量和效率。为此，企业应培训一批自己的软件开发和维护力量，使应用系统更加适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并使之更趋完善。
（1）强化内部控制可有效地减轻由于内部人员道德风险、系统资源风险和网络病毒所造成的危害。
（2）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加以防范。技术是保证系统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手段。
（3）采用安全协议规范关联双方的行为，促进网络财会信息系统的发展。
（二）网络财会准则。
1.环境适应原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为了适应网络技术所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满足世界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由于网络环境的产生进一步促使财会制度的一系列变革。
2.充分披露原则。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提供比传统方式更大规模的信息成为可能。以前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而没有要求披露的信息现在由于成本的降低是完全可行的3.基数统一原则。信息系统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标准并不统一。实践中，信息技术标准产生的范围很广，即使是由一个公司制定的，只要市场接受因为产权标准符合这个行业需求的其他企业，就可成为行业便准。从本质上来说，网络信息披露应该是全球化的，从长远来看，统一的标准有利于信息的交换，因此，网络财会准则应该对信息披露的技术标准进行详细的规定，力求统一，以方便使用。
4.适时更新原则。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技术标准的统一不能成为拒绝新技术的理由，一旦有更好的、更成熟的技术可以应用，网络财会准则应该适时调整，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需要。
三、网络时代财会制度的创新。
网络经济时代是争夺知识和信息的时代，基于网络环境的网络会计系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网络会计理论，同时安全问题也是每个网络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为此，我们应丢弃陈旧的观念，不断吸取新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以适应网络经济的新要求。
（一）网络会计理论的创新。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网络会计系统的发展，使会计信息实现数字化。传统的会计随着网络会计系统的实施有所创新，形成相应的网络会计理论。
1.会计目标的创新。会计目标主要明确为什么要提供会计信息，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等问题。
在网络经济时代，一方面，网络会计系统的建立使企业可以及时提供比较全面的会计信息；另一方面，会计信息需求者可以通过网络对其进行实时跟踪，及时查询该企业的详细资料，还可以进行双向交流；企业在了解会计信息需求者的需求类型后，可以针对其需要，向其提供专门的财务报告。
2、会计基本前提的创新。网络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网络化导致了许多“网络公司”的出现。对于“网络公司”，传统的会计基本前提已不再适用：其一，“网络公司”突破了地域空间的概念，处于虚拟的媒体空间中。因此，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会计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二，网络公司的外延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它的负债和现金流量按需要和效率分割成条块。因此，传统会计理论这个基本前题对“网络公司”也不再适用；其三，“网络公司”通常在短时间内完成一项交易，在完成交易后可能立即解散，因此，传统会计理论中的“会计分期”对“网络公司”也不再适用；其四，对于货币计量，在网络经济时代，连接各国的信息网络，使全球形成了统一大市场，经济活动的国内国外界限变得模糊，国际间资本的流动加快。同时“，网上银行”的出现，一致的电子货币计量单位已成为可能。
3.无形资产计量和核算的创新。在网络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资源。而企业品牌，服务品牌，营销网络，专业技术，人力资源价值，企业家价值，文化论文"target="_blank">企业文化，融资关系等都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是构成企业价值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但在现行会计条件下却无法确认和计量，也没有反映在企业的报表中，使得投资者无法正确了解和评价企业的价值内涵。有的无形资产虽然在现行会计中对其进行了处理，但由于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其核算也变得不相适应。
（二）网络财务管理创新。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财务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通过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好企业各种财务关系，有效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网络财会管理的目标不仅包括“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还包括企业“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即在追求传统股东利益的同时还要追求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必须兼顾和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确立“经济效益最大化，社会责任最优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目前，企业所依赖的经济信息中，有70%以上由财务、会计部门提供，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企业的决策和发展。而在网络财会条件下，则更是如此。因此，网络财务管理创新决定着网络财务在我国的发展规模、速度和现代化水平。
1.加速发展会计网络化。网络不仅是信息交流、传播的主要承载方式，而且也是当今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讯技术的结合与发展，不仅丰富了会计业务内容，而且也大大增加会计业务的形成。加速发展财会网络化，必须以网络系统理论及实务为基础，以企业和客户的要求为基本出发点，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开发网络财务的新功能，同时向网上用户提供及时、灵活、多样化信息服务。通过网络财务企业的资金运动就可利用信息技术在虚拟空间内完成。
一、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
公共管理主要分为两种理论，一种为传统的公共管理，另一种为新公共管理。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中，其理论的出发点是政治管理，重点内容则是将公共行政作为了一种职业，而管理者则是这个职业中的实践人。新公共管理转变了传统理论的基本思想，它追求的目标多以经济效益和效率为主，注重的是对市场价值的深入开发并利用，它既不是加强责任制又不主张以集权的方式来管理，它主张借鉴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将市场或者说是被管理者作为主要的导向，以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
传统公共管理的工作中心在于高效地投入，它忽视了实际的工作效益；新的公共管理关注了项目的成果和效益，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上也变得更加灵活，可完全适应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与此同时，新的公共管理主张了严格而放松的行政制度，对制定的绩效目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并实现了达成绩效全过程的评估，它注重了公众和私人、效益和公平的合理统一[2]。
二、当前公共管理视阈下高教行政管理的现状
（一）高教行政管理手段及管理体系的不健全
政府部门在下达行政管理政策的时候，并未考虑到实际的管理环境，例如高校当地的教育、经济、生活等现实条件对高校管理的制约。而在政策出台后，各高校为了尽早地达到政策的目标，忽视了自身实际的高教职责，这导致高教行政管理方向与实际的环境发生了偏差，这种过于遵从管理投入而不注重管理效果的行政行为存在极大弊端，使高校的管理很难真正发挥效力。除此之外，行政管理人员的整体能力也是影响管理效益的最大问题，在解决高校人事划分的工作中，分工不明、教师队伍不均衡的问题常见，如果行政管理人员在相关的工作上没有良好的决断力，就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质量，在一部分高校中，很多教师的职称划分和学历都参差不齐，高校应聘的标准并未有统一的明确规定，执教岗位人员整体素质及能力低下，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这激化了行政管理内部环境矛盾。
（二）行政管理职责划分不明确
就目前的形势来讲，我国在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工作上还有待完善，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为行政管理职责划分的问题，很多政府机关部门在指派行政管理人员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和配置，这导致部分高校中负责行政管理的人员众多，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不明确，针对某一件事情无法确定负责人，在发生行政管理问题时，无人处理无人管辖的情况时有发生，各个部门负责人都将责任推脱到他人身上，这既没解决到实质的问题，还增加了各部门的矛盾。另外，过多的行政管理人员增加了高校的管理成本，而在管理效果上并未有明显的提升，这造成了大量人力资源的浪费，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更受到了制约，管理效率迟迟不能提高，此问题是目前高教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最常见的问题[3]。
（三）市场作用效果比较低
伴随着人们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末，我国的高等院校以及其他教育规模都在迅速地扩大。新的时展促使了行政市场环境发生了转变：高等院校的办学主体变得更加丰富、毕业分配制度变为如今的双向选择机制、办学经费也有了多种来源渠道等。而高校行政管理并没有及时调整管理方法以适应这些转变。另外，高校的教育与人才市场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如今的高校教育质量与人才市场的人才需求间存在较大落差。一方面是逐年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方面是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严重缺乏。
三、公共管理视阈下的高教行政管理思路
在公共管理的视阈下，高校教育的行政管理应该从实际出发，它既要考虑到行政管理的外部环境，又要兼顾高校内部的管理环境，管理者应从高校、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出发，综合考虑所有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出现的问题，尽量从根本上找出影响行政管理的问题，然后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标准完成高教的行政管理。
（一）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管理体系
完善高教行政管理制度的关键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受传统公共管理观念的影响，许多地方政府对自身的管理职能认识不足，政府并未认识到新公共管理的意义。新的公共管理需要政府在当前的环境中改变传统集权管理的状态，促使行政管理工作向灵活多变的方向转变。具体地说，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就是实现宏观的行政管理，所谓宏观的行政管理即是在政府和高校间建立协调机构，招募社会管理精英负责高教的管理工作，这既能完成政策的下达，还能实现高教的社会化行政管理，它可以有效地削弱政府直接干预而存在的管理弊端。
政府还要协调好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各个部门的关系。行政人员的选拔应严格按照制定的标准进行，有效地控制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及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员工的培训工作。另外，高校内部的环境管理要从实际出发，对高校教师的资格和学历进行统一整合，建立高水平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的最大效益[4]。
（二）明确划分行政管理职责
在政府职能转型期间，学校管理层应该将现有的行政人员进行全面的整合，将多余的行政管理人员派遣到其他职位，摒弃传统的思想观念，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最大的行政管理价值。同时，学校管理层应对每个职位上的管理者或行政人员的工作内容做出统一的整改，从集中化集权管理转变成以社会、政府、学校统一结合的管理模式，避免因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弊端。
行政管理职责的划分应明确，学校管理层应将责任划分到每个部门，并明确到具体负责的人员身上，并制定管理者的行为准则，规定每个部门所负责的管理区域，加大高教行政管理的执行力，实现执政和管理的双项监督，确保在发生行政问题的时候能找到专门的负责人。只有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才能发挥出行政管理的作用[5]。
（三）通过市场环境的调节促使高教行政管理质量的提升
应用竞争机制做好政府的公共管理，鼓励社会中的私有企业参与到公共服务的行业中，以打破政府垄断管理的模式。多种服务主体能有效地降低政府公共管理的压力，在有效的时间中，集中化的管理可以创造出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从办学方面来讲，政府可采用融资的方式，进一步加大对民办学校的资金投入；在依法办学理念的基础上，保证其教学的质量以及师资团队的质量建设。另外，政府还要引导各个高等学校建设属于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使高校教育最大限度地运用创新理念，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使教育服务于学生、服务于教师、服务于社会，以实现高等院校的长久发展。高等院校的管理者要明确学校发展的方向和规划，使其向多元发展的方向迈进[6]。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公共管理视阈下，我国的高教行政管理论文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应该正确面对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积极主动地寻找不足，在认真贯彻政策方针的基础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高校应转变传统的集权管理模式，加快社会化管理机制的建立。高校教育的行政管理工作既关系到学校未来的建设，又关系到全校学生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在面对此问题时，要尽早做好准备，以便提升高教行政管理的质量。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学科发展; 见解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07-04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创新发展问题,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或前沿问题。以张耀灿、郑永廷、陈秉公、黄蓉生、余仰涛等专家学者为先锋代表,陆续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展开了相当深入的学术探讨,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一些中青年学者包括博士生们近年来也发表了不少有学术见地的学术论文,开创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可喜局面。本文试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六个方面问题,发表一点个人浅显的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
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四化”争论问题
1995年4月,教育部原思想政治工作司在中南大学组织召开了“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材编写暨学科建设会议”。会上,我作为中青年代表,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发展问题作了一个专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我侧重从规范化、学科化、科学化、现代化即所谓“四化”的角度,阐述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现状和前景的看法。尽管当时的发言难免存在言辞不缜密甚或偏激的地方,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的主观动机是纯洁的,愿望是良好的。那次的发言在与会者中引起不小的震撼和争论,给会议注入了新的学科发展的理念,同时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造成了一种好的风气。迄今为止,我仍然认为,我们在充分肯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继续朝着“四化”的方向迈进。
近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迅猛,欣欣向荣,在“四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十分坚实的步伐。正如张耀灿教授所描述的那样,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重视关怀下,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在全国各地深入展开,专业刊物有近百种,出版的论著上千部,几万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投入于此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工作。[1]我也非常赞同郑永廷教授的结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快速的跨越式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学科也同样经历了跨越式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经过10年,完成了由本科到硕士、由硕士到博士的发展历程,经过5年,实现了由博士点到国家重点学科的发展。这个学科的专业点、专业覆盖面、在校学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人才,以及研究成果、社会作用等方面,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中,已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2]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与我国其他相对成熟的学科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难免带有较为明显的“”的人为痕迹。借用生物界的生长规律来比喻,我们在庆幸身体快速增高之时,仍需对身体结构和营养生理供给系统保持必要且清醒的头脑。就是说,我们在充分肯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异常理智地看到,这个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光明无限,道路平坦。从“四化”的角度看,学科规范化问题并非“学士――硕士――博士”这一表象,即便是全国所有的设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高校都有了博士点授权,也未必就表明该学科的学术建制达到了规范化要求。这个学科的发展在学术建制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如本学科独有的“概念群”、“范畴群”、“原理群”并没有真正的形成(在后面的相关阐述中,我将更详细地阐发自己的这一看法)或构筑起来。
解析已有的多种研究结论,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四化”问题上的种种解题,几乎都只是涉及了学科化问题。客观公正地讲,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科化问题是解决了的,而且是解决得非常成功的。以往,这个学科不被人瞧得起、受歧视。如今,随着学科化问题的解决,这个事实已成为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范化以及科学化和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规范化、科学化和现代化问题是学术建制中的深层次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许,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四化”问题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学术风气将会更加健康宜人。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原创性”问题
我之所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规范化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这个学科的原创性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来苦心琢磨的问题。什么是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讲,规范就是一种限域,一种特殊范式,一个独立疆界。它是一个学科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学科的基本支撑体。原创的意义在于原始,在于“独有”,在于与众不同。一个独立的学科之所以能够独立,就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范式而具有自身特有的限域。进一步讲,没有了自身特有的限域,也就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疆域内的学术性“自在物”还不是很多,移植的、借用的甚或预制的材料明显要多于自在的、本原的材料。当然,作为社会科学,一种学科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材料来搭建自己的学科建筑,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移植的、预制的材料过多,学科的规范化就必然会弱化。从学科理路上讲,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独有的学术限域,也就还没有真正地从学科群中获得“独立”。
其实,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拥有相当丰富的原创性学术资源的。从概念层面上讲,诸如“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思想问题”、“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教育”、“形势教育”、“理论教育”、“精神资本”(也有学者使用“思想资本”)、“精神控制”、“精神管理”、“精神动力”、“精神优势”等,均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独立意义,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疆域的自在的知识材料;从范畴层面上讲,诸如“思想与行为”、“教育与接受”、“灌输与疏导”、“言教与身教”、“教化与感化”、“自律与他律”等,几乎都能够作出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的解释;从原理层面上讲,诸如“思想教育、改造、转化原理”、“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原理”、“外化与内化互为因果原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转换原理”、“精神动力发生原理”、“思想关系互动原理”、“人格魅力发挥原理”、“精神优势构造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最大化原理”等,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限域内不可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原理事实。但在现有的研究结论中,虽然对于这些原理的诠释不乏精辟之处,但整体上的研究仍然还很薄弱(主要在于体系元素间的逻辑关联性不足以令人信服)。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原创性并非那种凭空生造的、随心所欲的杜撰,而是真实地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疆域内的活性资源,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体资源。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些资源不仅日益活跃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疆域,而且也异常活跃于人们日常的思维和研究者的研究思维中,问题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和学术性构建。
言论至此,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需要进行大量的、艰苦的原创性探究,除了从经验层面上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和从知识层面上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相关性外,还需要从智慧层面上提炼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精华,绘制一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图景。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科属性”问题
前所论及的学术建制概念,其真实含义就是学科属性问题。换句话讲,亦即学术归属问题。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纳入更多研究者们的探究视野。因为在一些学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归属问题已经不成问题,没有研讨的价值。其实不然,前所论及的一些相关问题事实上都与此有关。这个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性问题。
目前学界的公认看法,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纳入理论一级学科领域的,属于学科现象(暂且这样界定)。但从严格意义的学科属性来讲,这种划分还是存在逻辑上的不周延的。我一直倾向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看作是政治学与教育学交叉的学科。因此,它的学科属性理所当然地应该是交叉学科。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它的政治学特征多一点,还是教育学特征多一点,似乎并不影响它实际归属于哪个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似乎是铁板钉钉子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个事实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学术文化。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知识起点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智慧落脚点问题。究竟把何种原始概念作为知识起点、把何种原理作为内生原理,其智慧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很显然,学科属性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领导的管理水平问题或某个官方文件的提法问题。学科分类实际上是精密科学。这里暂且不论现在的事实分类,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的简单公式应该是“政治学+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因此,它的基本功能实际上就是两个,即:政治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其他拓展性的功能都是源于这两个基本功能的)。无论这个学科发展的未来命运如何,只要这个学科还存在,这两个基本功能就是永恒的。
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系统”问题
知识系统问题既与学科属性相关,也不完全相关。从学术理路上讲,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术问题。搭建学科体系的支撑体可以是为数不多的血缘性学科,但一个学科内的知识系统却可以是旁征博引型的、多质体兼容的。就是说,知识系统与学科体系并不完全一致。古代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实际上包容着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知识系统。即便在现代心理学学科体系中,也存在不同的知识系统。政治心理学、政府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则是各有其核心知识要素的分支学科。
为什么要特别论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系统问题呢?其因有二: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各知识系统的核心知识要素还没有成为“结构要素”,这些要素带有明显的人为规定性,相互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联系;二是现有的知识链条缺乏实际的“链的功能”。就是说,从某个知识点整体关照该知识系统的客观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迄今为止,人们除了可以使用“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来喻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之外,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或更适合的概念做到这一点。
在我看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系统除了传统的“三个组成部分”(所谓“原理”、“史论”、“方法”)外,实际上应该包括五个序列,即教育学系统、价值学系统、接受学系统、管理学系统、技术学系统。所谓教育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规律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独有概念群、范畴群和原理群等;所谓价值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价值问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等;所谓接受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问题,包括接受机制、接受因素、接受场际等;所谓管理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管理化问题,包括社会气质效应、文化环境效应、综合管理效应等;所谓技术学系统,主要是诠释思想政治教育效率最大化问题,包括策划技术、决策技术、组织技术、领导技术等。
五、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看家本领”问题
任何一种知识的传承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记忆问题。就是说,不是为着记忆它们,把它们印记在思维的屏幕上。知识功能的发挥在于内化,即在于转化为学习者的本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以致用”。倘若一个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不会使用知识,这仅仅表明他还只是一种记忆机械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存在价值,说到底就是要能够“学以致用”。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这个学科具有独有的看家本领。
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看家本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也将会持续很久。但是,学者间形成共识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也为此潜心探究多年,形成了一些看法。依我之见,所谓看家本领,实际上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特殊职业本领或职业技能,这种看家本领是这种职业的绝活。我把这种职业本领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从事理论教育与教学;第二类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第三类是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和管理。在这三类职业本领中,每一类都有其特殊的技能要求。
在以往的研究和教学中,我们或许注重了对于知识的系统教育和思想品德的精心修炼,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职业技能的要求却缺乏现代技术学的规范。我们只是大致地了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方法和技巧,然而我们不仅缺乏系统的训练或锻炼,而且还缺乏必要的技术传授。对此,我曾在多种场合以驾船渡河为例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技术问题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船只是过河的一种方法或手段,有了船未必就能过河,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划船的技术就是一个关键性问题。会划船与不会划船,指的是懂划船技术和不懂划船技术,这在过河这个事实上的结果将是很清楚的。值得研究的现象则在于会划船但由于技术掌握不当而导致翻船,以至于最终不能过河。这就是说,要完成过河的任务,仅仅找到了船,但没有找到船夫;或者找到了船夫,而船夫的划船技术生疏了,势必要影响过河任务的完成。转换其义,解决了一般方法问题,但没有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或效率未必能够真正体现出来。所以,技术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才是真正掌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本领;只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本领熟练了,才算真正拥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绝活。
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景问题
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景,我一直是看好的,充满信心。首先,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只要政治还存在,只要教育还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就一定存在。按照的学说,政治是阶级斗争和国家的产物,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政治也会退出历史舞台。然而从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经济与政治的高度融合,政治与文化一体化发展,事实上昭示着未来政治将日益以一种价值转换的态式继续存在下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有着深厚的人类文明基础;其次,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技术将随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而不断得到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代化问题(即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不是一种历史的终结,而是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最新和最优状态。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永无止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现代化理所当然地也永无止境。换句话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永远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再次,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之路依然是综合性。随着综合性的日益加强,这个学科的知识兼容性或包容性也会越来越强。可以预言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将在大量吸收和消化其他相关和相近学科知识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强盛、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科学。
注释
①具体参见:张耀灿.改革开放30年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②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3]张耀灿,徐志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