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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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财产保险台同 保险利益 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市场也不断发展完善,人们的保险意识不断增强,保险领域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其中财产保险利益案件不断增长,这与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立法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规定并作出了修订,逐步适应我国保险行业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国财产保险利益制度,完善我国保险立法。
一、财产保险利益的基本理论
财产保险利益制度是财产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法学界和保险学界对保险利益的探讨从没有停止过,但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保险利益的规定有所差异,认清保险利益的本质和功能,有利于探讨财产保险利益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不足,完善财产保险立法规定。本文主要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对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着手进行分析。
大陆法系中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的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和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局限在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上,并以保险利益为标准区分保险和赌博两种行为,这对保险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所有权上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其逐渐被取代的重要原因。技术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分为直接保险利益和间接保险利益,并将保险区分为定额保险和损害保险,明确保险利益仅适用于损害保险中适用。该理论从民法体系中阐述保险利益,丰富了保险利益的理论,但同时该理论将保险利益局限在民法规定中,认为在规定之外就没有保险利益,不利于投保人利益保护和保险损失补偿。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突破了技术性利益的形式局限,将保险利益界定为实际的经济利益,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其缺陷主要在于仅从经济性的角度考虑保险利益,而经济利益判断标准不统一,容易被滥用。
我国大陆地区保险业起步较晚,理论界关注保险利益也较晚,早起研究成果较少,但是今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快速发展,学界和实务界对保险利益关注加强,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较多,就保险利益而言,主要有“适法利益说”、“利害关系说”和“折衷主义”三种学说。通常认为,财产保险利益的功能体现在避免赌博行为的发生、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和限制损失补偿的程度三个方面。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保险利益以适法利益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保险利盏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看我国财产保险利益主要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其主体是被保险人,标的是经济利益,该利益为法律所不禁止的,且该利益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
二、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的法律规定的进步性表现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财产保险利益主体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区分开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规定了两者各自的主体:前者的主体为投保人、后者的主体为被保险人。现行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规定为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这是最明显的进步之处,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财产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有利于实现分散分先、填补损害的保险目的,被保险人是保险标的的直接利害人,在保险标的出现约定情况时,损害的是被保险人,受益的当然也应当是被保险人,这能保障财产保险经济保障功能的充分发挥。确定保险利益主体为被保险人还能推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互助行为,拓宽保险业务范围,推进保险事业的发展。将保险利益归于被保险人,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行为和赌博行为,促进社会稳定。
二是财产保险利益时效规定的进步性。现行《保险法》对对财产保险利益时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才能主张赔偿。强调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而不是自保险合同签订时起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对于拓宽财产保险业务范围和促进财产保险发展大有裨益;这一时效规定能充分发挥财产保险分散风险和填补损害的保障功能,促进商事交易活动进行和社会经济发展。另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规定的进步性也有重要意义,保险标的转移后,保险合同的利益归为受让人,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转让权利,节约交易成本,只要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做到通知义务,保险人人在一定条件下就应当继续承保保险标的,尊重契约自由,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三、我国财产保险利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足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保险法》在财产保险利益规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不足,下文将简要进行论述。
首先,对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保险法》将财产保险利益规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该定义具有原则性和模糊性,操作性不强。何为“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同的人对此理解可能都存在差异,如果认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将使得财产保险利益过分狭窄,在社会保险业务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肯定是不适应的,经济发展将会不断产生未被我国现有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又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新利益,此种理解将使得新产生的利益不受法律规定,这显然与我国保险法的初衷违背。此外“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不是所有被法律承认的利益都是保险利益范围的,利益有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之分,只有物质上的利益才可能属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而精神利益应当不属于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法律具有先天的滞后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出现新的未被现有法律认可的利益,按此规定,新出现的利益将不受保险法规定,这样过于片面,束缚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法分散风险的功能。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仅作了概括性规定,而未作例举式等具体规定。当前国外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确定有三种立法例:利益主义原则、同意主义原则、利益主义和同意主义兼顾原则。无论何种立法例,都对财产保险利益作出了例举式规定,将实际中常遇到的利益予以明确规定,并用兜底条款进行范围周延。准确、合理地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能有效避免保险合同争议的发生,提高保险的目的性和功能发挥。
最后,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消灭规定存在不合理。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主要是保险利益享有者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消灭将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经济利益归于消灭,保险合同效力自然终止。另外如果因保险事故外的原因造成保险标的消灭,保险人的保险利益也将消灭,保险合同效力也会终止。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消灭没有做出规定,存在立法缺陷,亟需完善。
四、完善我国财产保险利益法律的建议
(一)重新界定财产保险利益
完善我国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规定,首先要改变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界定过于模糊和笼统的问题,未被具体规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根据上文关于财产保险利益界定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讲财产保险利益界定为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这一明确概念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明确规定为被保险人,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产生经济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据其与保险人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请求其赔偿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利益请求权,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在确定被保险人时法律应予以具体限制,防范道德风险发生。“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可以是已经为法律明确认可的利益,也可以是法律制定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产生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这有利于拓宽保险保障业务的范围。“可确定的经济利益”是应保险填补损害功能出现的,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时,应对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进行准确评估,确定被保险人的损失金额。这一概念简洁扼要,也能完整、准确表达财产保险利益的内涵。
(二)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
针对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规定较为笼统和财产保险利益范围未明确划定的问题,在明确财产保险利益概念的基础之上,应当增设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规定。首先必须要确认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认定原则,一般来说,确定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应遵循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等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采用概括例举式规定方式明确我国财产保险利益范围。合理的经济利益原则是基于保险标的安全产生的经济利益或者是由于保险标的毁损灭失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风险、填补损失。公平原则要求保险实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公平,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不能无所限制;公平原则要求在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确认定保险利益,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要求认定保险利益范围时应当在具体规定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违反法律的禁止规定,保险利益范围为大众所认可。在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分类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将财产保险利益分为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现有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享有的现实利益,如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期待利益是指由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险标的在合同有效期内基于现有权力而获得的未来可确定的利益,如租金、利息,期待利益产生可以是基于法律规定、可以是基于合同约定,也可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产生。
摘要：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通常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身保险不适用于损失补偿原则，因而不存在代位求偿。但在具体的立法和业务实践中，各国的具体做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关于人身保险是否存在代位求偿，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本文将对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人身保险；代位求偿权
一.代位求偿权概述
代位原则是由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所派生的，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而规定的，在各国的保险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代位在保险中是指保险人取保人的地位获得追偿权或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其中后者是指物上代位，即保险标的遭受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保险人在全额给付保险赔偿金后，代位取得对受损标的的权利和义务。而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标的在遭受责任事故造成损失，依法应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在支付赔偿金之后，在赔偿金额的限度内，相应取得该对第三方的请求赔偿权利。
我国新《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知，采取代位求偿的目的是通过置保险人于被保险人的地位来阻止被保险人的到多余其全部损失的补偿；同时还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代位求偿的使用在实践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保险人代位求偿的金额不得超过保险赔偿金额；保险人不得向特定对象行使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不得使用代位求偿权等。新《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1]
二.关于代位求偿权的争议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通常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身保险不适用于损失补偿原则，因而不存在代位求偿。但在具体的立法和业务实践中，各国的具体做法存在很大的差异。关于人身保险的问题是否有存在着代位求偿，国内外学者对此观点也有着非常大的分歧，大致的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不适用于人身保险，由于代位求偿权是由损失赔偿原则派生而来的，所以代位求偿权只适用于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该观点认为，只有财产保险合同才是损失补偿性合同，人身保险不是损失补偿性合同，在财产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一种补偿责任，而人身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给付义务。因为人的寿命的身体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属于履行合同义务，并不是补偿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损失，并且人身保险具有投资和储蓄的性质，保险金通常是事先预定的，保险金的给付并不能反映被保险人的损失情况。我国新《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由此可见，在我国，代位求偿是不适用于人身保险的，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被完全排斥在人身保险之外。
第二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它适用于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但是不适用于人寿保险，。
由于人身保险可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该观点认为，人寿保险不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但是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尤其是医疗费用补偿保险更是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故适用代位求偿制度。英国学者Jeffery W Stepmpel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与特点介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中间，保险金的给付带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因为保险代位求偿制度旨在填补损失，那么该制度也同样适用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特别以因第三者的过错行为伤害被保险人同时伴有医疗费用指出的情况出现，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样以医疗费用等费用的数额就可推断出被保险人的损失程度，继而可以确定第三者的赔偿金额。可是美国学者Kenmeth H York并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即使疾病和伤害领域的保险带有一定的补偿性，可是这种补偿性与纯粹财产性质的补偿性是不一样的的。医疗费用有固定标准，可是它不能涵盖事故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也不足以判断受害者得到的补偿是否足够或过多[2]。由此，他不赞同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领域适合代位求偿权。
第三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仅仅只适用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由于这一部分费用以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和疾病医疗费用等形式依据实际发生额来衡量，被保险人实际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即在其保险利益方面所遭受的损失，其性质上属于财产保险，故使用代位求偿权。
关于人身保险是否使用代位求偿权的争议并不只限于理论上，在各国的立法上也反映着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的不同观点。在美国，各州对代位求偿权适用险种的立法各有不同，但是通行的原则是：人寿保险不适用代位求偿权，而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原则上也无代位求偿权的适用，但当事人在这两种保险合同中约定有代位求偿权的可以使用约定代位求偿权。我国澳门《商法典》第10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作出给付后不得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生之对第三人之权利。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在第三人所造成之意外事故中被保险人承担的医疗及住院开支。”意大利《民法典》的损失保险第1916条第四款关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规定：“本条规定适用于工伤事故和偶发灾害的保险。”这里第三人所造成的意外事故和工伤事故、偶发灾害的保险是法定可以使用代位求偿权的。韩国《商法》人身保险的通则第729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因保险事故所致的保险合同人或者保险受益人对第三者的权利，但是，在签订伤害保险合同的情况下，若当事人之间约定保险人可以在不损害被保险人的权利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该项权利。”在德国的理论和实务中，一般认为保险代位权对于依照损害补偿原则为给付的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具有适用价值。从各国的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对于人寿保险一般不适用代位求偿权，对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有两种立法模式，即法定代位权（如澳门、意大利等）和约定代位权（如美国、韩国等）[3]。
三.代位求偿权与人寿保险
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对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存在很多争议，但是一个统一的认识就是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人寿保险。首先，人寿保险的受益人按照即有权从保险人那里获得给付，又有权让第三者赔偿，因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给付的保险金和被保险热的生命并不是等价物，不能认为给付的保险金完全补偿了受益人的损失[4]。因此，受益人在获得保险金给付后，仍然有权向第三者要求赔偿。事实上，不管赔偿额是多少，受益人的损失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的 补偿，所以受益人有权接受所有的赔偿额，故在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权在给付保险金后，代位受益人向第三者进行追偿，即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人寿保险。其次，寿险合同具有储蓄和投资的性质，保险人到期支付本息，保险金是实现确定的，而且保险金的给付也不是根据具体的损失额来确定的，不属于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也就没有产生代位求偿权的基础[5]。目前针对人寿保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定额给付性保险，并没有具有损失性补偿，所以它不适用代位求偿权。
四.代位求偿权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是否使用代位求偿权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死亡保险和残疾保险金是固定金额，不具有损失补偿性质，因此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在有第三者过错行为伤害了被保险人的并伴有医疗费用支出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医疗费用保险金的佩服包括意外伤害医疗费和疾病医疗费等，健康保险的保险责任是被保险恩因为意外伤害或疾病所致的医疗费用或者收入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而且目的是补偿被保险人因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6]。故医疗费用保险据哟损失补偿的性质，可以适用代为求偿权。
五.改进我国代位求偿制度的建议
我国《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人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可见，我国的《保险法》完全否定了在人身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权的适用，然而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保险人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是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因此我认为，应当对我国的《保险法》加以修订，肯定保险人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权。
1.对我国的《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进行补充，应根据第三者对被保险人造成伤残或疾病还是死亡进行分别对待。对于被保险人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伤残或疾病而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给付医疗费用保险金之日起，可以在给付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由于第三者的行为造成死亡的，保险人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受益人在获得保险金给付后，仍有权向第三者要求赔偿[7]。
2.对《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进行重新分类。我国现行的保险合同分类是按照保险标的的不同分为：人身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和财产保险合同（一般财产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然而代位求偿权适用的判断标准为保险合同是否具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因此，我认为应将保险合同按照是否具有损失补偿的性质，分为：给付型保险合同（人寿保险合同）和补偿性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一般财产保险合同、责任保险合同和保证保险合同）。对保险合同分类的细化，条款将更加的严谨，真样才能确保代位求偿权合理有效地行使，保证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参考文献：
[1]袁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及实用指南.[M]，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小罗伯特·H.杰瑞，道格拉斯·R.里士满.美国保险法精解.[M]，北京大学出版社
[3]强力，韩良.保险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4]张俊岩.保险法焦点难点指引.[M]，中国法制出版社
[5]王怀伦.保险代位求偿权.[D].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
关键词：淮河流域 洪水灾害 漫堤行洪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1-227-03
一、问题的提出：淮河“漫堤”洪水灾害执牛耳耶？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东部，位于东经111°55°～120°45°，北纬31°～36°，介于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之间，西起桐柏山和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和皖山余脉、通扬运河及如皋运河南堤与长江流域毗邻，北以黄河南堤和大汶河流域沂蒙山脉与黄河流域分界。干流东西长约700km，南北宽约400km；跨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5省、40市（地）、163个县（市）。淮河流域面积小，人口密集。流域面积27万km2，不足全国总面积的2.8％，而耕地面积近18288万亩却占了全国耕地面积的10％，耕地率是全国的4.5倍；人口约1.65亿人（2000年），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平均人口密度为615人/km2，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4.6倍，居各大流域人口之首{1}。
淮河流域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属于北亚热带至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近代灾害科学研究表明，气候过渡带、中纬度过渡带、海陆相过渡带是地球上最容易引发灾害的地区，淮河流域重叠三种过渡带，各种天气系统相互交错又相互影响，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淮河流域的降水强度大、时间长；而且时空分布不均，差异较大。汛期降水量占年降水量的70％；南部与北部年平均雨量相差400～500mm；多雨年与少雨年的年降雨量相差5倍{2}。由于复杂的气候因素影响，造成本流域洪涝灾害频繁，“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再加上淮河流域三面山丘环绕，支流众多，整个河系呈扇形羽状不对称分布，每降暴雨，众多支流很快将广大地区内的地表水汇入淮河主干道，势必造成巨大压力。同时，又由于较大落差，中下游地势平缓，河道狭窄弯道多，洪水下泄十分缓慢，极易造成严重内涝。历史上黄河曾多次侵淮，――黄河泥沙淤积了干支流河道，改变了地形地貌，堵塞了入海口，从而更加重了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决定了该地区防洪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3}。
由于黄河夺淮的祸根难于短期内彻底消除，加上不利的气候和地形因素，流域内洪涝灾害时有发生（见表1）。
可以看出，从1949年至2000年的52年中，淮河流域每年遭受洪涝灾害成灾面积在2000万hm2以上的年份有26年，占统计年数的50％；年平均成灾面积在3000万hm2、4000万hm2、5000万hm2以上的年份分别为14年、10年和6年，分别占统计年数的26.9％、19.2％和11.5％；年成灾面积超过6000万hm2的有1954年、1956年、1963年和1991年，平均每13年出现一次。52年的年平均成灾面积达2379.5万亩，平均成灾率（成灾面积与同期耕地面积的比）超过12％。
分析1949―2000年不同时期年平均成灾率和年最大水灾成灾率，见图1和图2。从图中可见，1949―2000年中60年代的成灾率最高，达15.5％，其次为1949―1960年，为13.7％，70年代的成灾率最低，为8.9％。全流域成灾率最高的年份为1963年，达50.3％。流域内四省的水灾成灾率以安徽省最高，1949―2000年的平均成灾率达15.3％，其中60年代的成灾率达19.8％，1963年达80％；其次为江苏省，1949―2000年的平均成灾率达13.1％。由此可见，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仍很严重。
二、另辟蹊径：漫堤行洪保险是工程防洪措施局限性的要求
20世纪的防洪减灾是以控制洪水为主要目标进行的大规模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在长期的防洪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完全消除洪灾的防洪目标是不现实的，而只能把洪水风险削减到适当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些观念上的重大改变，导致了世界各国防洪对策的改变。由“洪水控制”向“洪水管理”的转变成为许多国家防洪减灾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其特点是综合运用工程、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建立防洪的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密切结合的防御体系，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减少经济损失，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防洪非工程措施是指通过法令、政策、行政管理和经济手段及防洪工程措施以外的其他技术手段，尽可能减少洪水所造成的损失，如：洪泛区管理和洪水预警系统、洪水保险和救灾计划等{5}。防洪的非工程措施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广泛地实施，现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
而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防洪体系中仍存在着差距，具体可以从表2中看出。
实践证明，无论从经济、财务的合理性分析，还是从技术上分析，单纯依靠工程措施来达到完全控制洪水灾害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淮河流域主要行蓄滞洪区共计有28处，总行蓄洪面积3903.6km2，区内有耕地343.4万hm2，人口165万{6}，防洪安全难以单靠工程措施解决。据统计，从1950年到2000年，50年治淮资金总投入共计924亿元，其中河南省191亿元，安徽省149亿元，江苏省384亿元，山东省200亿元{7}。防洪工程的标准逐年提高，但洪水灾害损失并没有随之降低，反而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据规划计划专家的研究，防洪工程的投资效益并不是投资越多，效益越高。一般而言，防洪工程建设按5～20年一遇的标准，年平均效益增幅显著。按20～50年一遇的标准，则效益增幅减缓。大于50年一遇的标准，投资效益明显下降。相比之下，非工程措施在投资初期，增效并不十分显著，但随着投入的加大，减灾增效明显提高（见图3）。70年代之前，淮河流域的非工程措施由于投资少，效益很低。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非工程措施的效益逐年提高。据经济学家和业务专家统计分析，非工程措施的产出比一般为1∶4，即投入1元，可产出4元的效益，有些非工程措施的产出比可高达1∶40，甚至更高{7}。
另外，单一的工程措施还会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无疑将刺激一些地区的不合理开发，造成洪泛区和分蓄洪区的人口激增，经济无序发展，洪灾损失急剧上升。社会生态学家研究还表明，工程措施还会对社会、生态环境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8}。
国内外实践表明，把洪水保险和洪泛区管理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控制洪泛区的经济发展和降低洪灾损失，如果单纯限制洪泛区发展，实施起来阻力较大。因此，只有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有机地结合，才能构成淮河流域完整的防洪体系，才能取得最佳的防洪效果。
近年来，我国已提出把非工程措施作为整个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法》对防汛、防洪和洪泛区开发所采取的相应管理措施作了规定。1998年1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规定：“编制防洪规划，应当遵循确保重点、兼顾一般及防汛抗旱相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国务院1998年4月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提出：“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任务、总方针，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速减灾的工程和非工程建设，完善减灾运行机制，提高我国减灾工作整体水平，推行减灾事业的全面发展。”“建立灾害保险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参加灾害保险，增强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充分发挥保险对灾害损失的补偿作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力的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也是21世纪内解决淮河流域防洪安全最现实、最可行的措施。
三、淮河流域漫堤行洪保险分析：防洪体系的制度创新
自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以来，在财产保险中把洪水保险作为各种自然灾害保险中的一项，即在企业和家庭财产保险条款中规定：对洪水、海啸、冰凌、暴雨、泥石流、冰雹、雪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有赔偿责任。但由于洪灾往往涉及的范围大，投保户集中受灾，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巨大。
在1991年淮河流域特大水灾中，江苏省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33.53亿元，但保险赔款只有8.62亿元，尽管赔款只占到总损失的3.69%，却使江苏人保公司年度亏损6.8亿元，需用3~4年才能将其消化。福建、浙江、上海等地的企财险洪水赔款占总赔款的比例已超过50%，不少地方保险公司的总准备金已出现赤字{9}。洪水灾害给保险经营带来了严重威胁。
由于对洪灾损失赔付不堪重负，1996年6月人民银行对洪水灾害保险作了一定的调整。批准将洪水、飓风、风暴潮灾害等巨灾责任从财产保险基本险中剔除，只在财产保险综合险中存在。这种洪水保险的主要特点是：（1）综合险的保险费率与具体地区的洪水风险不挂钩，没有根据洪水灾害本身特点同其它自然灾害区别对待，采用的是“一揽子”综合性条款，且其保险费率的制定是以火灾风险为基础的；（2）投保完全靠自愿；（3）只承担纯自然状态下的洪水保险，结果是把分蓄洪区的洪水保险问题排斥在外；（4）理赔主要靠社会风险原则下自身积累的资金，巨灾赔偿能力有限。
1.加强洪水保险的宣传,增强全流域对漫堤行洪保险的认识。目前，淮河流域经济还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消费层次比较低，农业人口及无职业者占有较大比重，加之灾害频发，历来忍受，习以为常，人们的保险意识还比较淡薄。1991年流域内发生特大洪水以后，人们又意识到了保险的重要性，试点工作才得以继续。此外，把保险等同于救灾恰恰反映了人们对保险体制还没有足够认识。正因如此，才导致了洪水保险第一阶段试点工作的中断。
因此，要广泛开展保险及漫堤行洪保险的宣传工作，提高流域内群众的洪水保险意识和对保险体制的认识。要使流域内从上到下都认识到防洪保险是现代文明社会防御洪水、防灾减灾转移风险的一种方式,是社会大生产中防灾减灾社会化的一种客观要求。从而调动全流域社会成员积极参加防洪保险,支持国家的防洪减灾计划,这对于全流域防洪减灾、减少防洪的国家投入、投保单位受灾后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和保持社会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
2.确立漫堤行洪保险的政策性保险地位，建立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建议由各财产保险公司、淮河流域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各级行政区财政、水利、民政等部门联合组成“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负责统一管理和组织实施洪水灾害保险的技术规划和洪水灾害保险基金管理，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作为代办主体，提供保险技术支持，主要是销售保单、灾后定损、理赔。具体操作可由中保集团分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出售洪水灾害保险，但不承担洪水灾害风险，而将出售的保单全部转交给洪水灾害保险管理机构，凭保单数量获取佣金。
淮河流域洪水保险管理局负责承担相应的洪灾风险，负责保险金的统一管理使用，独立核算，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以备大灾。
3.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实行强制性漫堤行洪保险。在商业保险市场上，一项风险必须存在众多独立同分布的风险单位才能被视为可保风险。保险人可以通过将统计上相互独立的风险单位汇集起来分散风险，从而降低该集合中风险单位的平均风险。但是，洪水保险不符合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当发生大洪水时，洪灾区的所有投保人即所有风险单位都会因洪灾遭受损失，此时，这些风险单位就不再相互独立或相关的，在风险单位之间相互分散的效果就大大削弱。这对保险市场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保险公司产生重大的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根据分蓄洪区建设与管理的实际需要,必须在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实行强制性洪水保险方式。
强制性漫堤行洪保险除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外,还必须辅以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宣传教育手段等。强制性洪水保险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保护区(受益区的单位及个人)和投保户共同负担。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多种形式承担义务,如在分蓄洪区试行洪水保险时,可通过交纳防洪保安费体现；而在整个防洪区全面推行洪水保险时,则应交纳保险费。洪水保险在实施之初,要走低保额、低保费的路子，以鼓励更多的居民参加洪水保险，并从最低层次上保障人民财产安全。
4.应进一步加强与漫堤行洪保险相关的各项基础工作。开展淮河流域防洪区尤其是行蓄洪区基本情况调查, 建立流域洪灾损失资料中心，编制流域洪水风险图，完成洪水风险的等级划分；同时，制定详细的《防洪涝预案》，明确各级洪水风险。根据洪水风险分布状况和标的状态，编制洪水保险费率，实行浮动洪水保险费率；在初始阶段先统一采用标准的费率,在实际运用中根据灾情轻重逐年调整。制订《洪水保险条例》和《淮河流域行蓄洪区洪水保险办法》等,为开展淮河流域洪水保险提供技术和法律支持。
[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极端气候条件下构建四省联动的淮河漫堤洪水保险研究》，课题号为AHSK07-08D13]
注释：
{1}{6}宁远，钱敏，王玉太.淮河流域水利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13）
{2}骆承政.淮河流域气候过渡带水旱灾害特点.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39）
{3}淮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3）
{4}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淮河流域片水旱灾害分析.2002（11-15）
{5}秦德智.洪水灾害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4（73-95
{7}程兴无，徐珉，申芳.防汛与气象信息的关系探讨――论防汛与非工程措施.21世纪治淮和流域可持续发展研讨会论文集.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83-86）
{8}李强.建立我国洪水保险的思考.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2）
{9}田莉，施应玲.洪灾促得动洪水保险吗.浙江金融，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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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家先.对行蓄洪区防洪保险的思考[J].中国水利，2004（3）
内容提要: 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 月28 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 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 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 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 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 为条件的交易。
(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 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 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 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 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 (P37) 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 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51 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 52 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 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 我国《保险法》第60 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 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 条第1 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 第34 条第2 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 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 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 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 减灾防损义务;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 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 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 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 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 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 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 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 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 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 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4］ (P33) 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 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 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 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现有利益; 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 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 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 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 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 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 。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 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 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 (而非投保人) 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 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 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 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 (包括投保人) 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 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赌博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 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赌博法案》中表述为: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 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 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赌博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 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 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 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 (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 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 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第39、40、41条。
②参见《保险法》第42条。
③道德风险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谋求保险金为目的，故意作为或不作为，造成或扩大的危险。参见林群弼:《保险法论》，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29 页。
④文中涉及第三人利益合同特征的分析引自王利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载《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八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1 － 373 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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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祁祥．《保险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论文摘要】纵观我国保险业20多年的 发展 ，我国保险市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与我国 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内在需求相比，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也显滞后。作为朝阳行业，我国保险业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就我国保险业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前景作出分析，以期为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保险业在我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发展速度惊人。作为朝阳行业，我国保险业处于快速成长期，业务扩张非常快，加上国外保险公司的涌入，行业的繁荣，市场主体的增加，随着人口红利期的到来，投资理财观念的更新，保险业也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现状
1.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的发
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个以国有保险公司为主体，中外保险公司并存，外资保险公司争相入市，多家保险公司竟争发展的保险市场新格局已初步形成。
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体制改革进展顺利。部分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吸收外资和民营资本参股，股权结构得到优化，治理结构逐步完善，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了有法可依、依法管理阶段。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我国保监会积极清理了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的 法律 法规和规章。2002年颁布实施了新的保险法，与此同时我国保监会依据新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先后制定、修改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的规章和制度。一个适合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逐步形成，保险监管逐步与国际接轨，偿付能力监管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建立了偿付能力预警指标体系，符合我国国情的偿付能力监督制度框架初步建立。与此同时，实施了《财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监管指标》、《财产保险公司分险种监管报表》以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等一系列监管规章。
促进发展的政策措施有了新的突破。一是保险市场准入机制不断完善，新的市场主体相继产生。以前国内新成立一家保险公司是不太容易的，而且多年来新的中资保险公司基本没有批，但2004年批准了一批新保险公司筹建，包括批准设立第一家农业保险公司，第一家建筑保险专业公司，第一家养老金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的专业化经济和组织形式创新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截止08年9月国内已成立寿险保险公司59家，财险保险公司161家，同时还增设了一批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促进了市场的竞争。
1.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保险业就以下几个方面与之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1.2.1从保险业发展的规模上看
我国保险公司的数量、保费总收入和资产总量都相对很少。规模是行业和 企业 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应该看到，我国保险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1.2.2从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上看我国在这两方面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保险深度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年保费收入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深度已达12%左右。而我国2007年的保险深度为2.8%。保险密度指标是指人均保费。发达国家已达2000—3000美元，日本高达4600美元。而我国人均保费只有127.7元，约15美元，美国1600美元，人均保费是我国的107倍，日本是我国的307倍。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是衡量保险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1.2.3从我国民众对保险业认识的程度上看，保险观念还较差人们对保险在稳定社会经济，维护个人切身利益上的作用认识不够。主动买保险的个人寥寥无几，整个保险业，特别是人身保险是个买方市场，迫使百万保险推销大军四处奔波，推销保险产品。保险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必须让人们从切身利益上认识其作用。
2.预计未来我国保险业的 发展 趋势综观国内外 经济 形势，我国保险业正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保险业基础不断加强，改革向纵深推进，我国保险业正在转型，预计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保险业将出现以下发展趋势：
2.1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有保险公司的成功改制标志着以 现代 股份制为主要特征的混合所有制成为我国保险 企业 制度的主要形式。保险公司逐步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从1997年开始，人民银行从整顿人入手调整了航意险、机动车险的退费、手续费，大力整顿保险市场，许多违规行为被制止，我国保监会成立后，进一步强调要逐渐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违规机构和违规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取得显著成效。从1995年《保险法》颁布实施特别是1998年11月我国保监会成立以来的情况来看，建设和完善我国保险市场体系的步伐正在加快，一个体系完整、门类齐全、法规健全的我国保险市场体系正在建立。
2.2经营业务向专业化方向发展随着我国保险体制改革的深化，出口信用保险和农业保险等政策性保险业务将从商业保险公司中分离出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与此同时，在未来几年也会成立专营诸如火险或机动车险业务的专营保险公司。
2.3保险产品品格化加强在逐渐成熟的市场里，产品要占领市场只能靠品牌＋价格＋服务，这就是品格化。就保险产品的品格化而言，它所包含的不仅是利益保障功能或投资功能、储蓄功能或产品的组合功能，更主要的是它的价格水平与服务水平。保险的功能作用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随着保险功能不断深化拓展使社会对保险的需求向更高层次发展。对政府来说可以运用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手段，辅助社会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对企业来说，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提高其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人们在医疗、保险、 教育 方面的保障更多地需要保险来解决。
2.4保险制度创新化涌现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保险创新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开发、营销方式、业务管理、组织机构、 电子 技术、服务内容以及用工制度、分配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创新。通过上述内容的创新，促进我国民族保险业的发展，使国内保险公司在与国外保险公司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5经营管理日益集约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内各保险公司都已意识到原来只注重扩大规模、抢占市场的弊端，而纷纷寻求走效益型道路，向内涵式集约化发展，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2.6行业发展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保险业与国际接轨是必由之路。越来越多的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保险市场，外资公司在我国保险市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使国际再保险市场对我国保险产品和定价的影响力加大。随着保险公司境外融资和保险、外汇资金的境外运用，国际 金融 市场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将逐步融入国际保险市场，成为国际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资保险公司也会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加强与国际保险（再保险）市场的技术合作和业务合作，积极开展国际保险业务。
参考 文献
[1]张洪涛,郑功成.保险学[m].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2009年9月17日，南京g技术技工学校（以下简称g技校）向z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保险公司）递交团体意外伤害和短期健康保险投保单，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在校学生386人申请投保学平险。
一、案情概要
g技校提交的投保单记载如下：1、在被保险人健康告知栏中，保险公司问：现在或过去有无患胆、肠等消化系统病症的被保险人？g技校选择项为：无。2、投保单位声明栏中：兹我单位申请投保上述保险，贵公司已向我方交付了条款并详细说明了合同内容，特别是保险条款及相关合同中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部分的内容作了明确说明，我方已知悉其涵义，同意投保并愿意遵守保险条款及特别约定。本投保单填写的各项内容均属实，如有不实或疏忽，我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g技校在该投保单尾部加盖公章。
09年9月19日，g技校缴纳保费19300元，保险公司出具以g技校为抬头的保险业专用发票及保险单正本一份，一并交付g技校。根据保险单正本记载，保险生效日期为09年9月19日，保险期限一年。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部分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发生医疗费用的，本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5）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
本保单项下386名被保险人均年满18周岁，女生甲系该校07级学生，为被保险人之一。2010年4月5日该学生因胆囊结石进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于4月14日出院，共支出住院及医疗费用11200元。2010年4月16日，女生甲向保险公司提交意健险理赔申请书，该申请书中对被保险人出险过程描述为：因9月前体检发现胆囊结石，2010年4月5日发作入院手术治疗。同日，保险公司对女生甲母亲进行了书面询问并制作笔录，在该份询问笔录记载：2009年7月3日，女生甲因身体不舒服入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治疗，查出有胆结石，当时未进行手术的原因为希望药物治疗。之后，保险公司调取了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病历，该病历记载，女生甲于09年7月3日因皮肤发黄、身体乏力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疗，该院确诊为胆囊结石，并建议其住院手术治疗。
保险公司以“疾病属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2010年5月，女生甲委托律师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住院及医疗费用并承担诉讼费用。
二、双方争议
原告认为：1、保险公司未对被保险人包括既往疾病在内的身体状况进行询问，因此，被保险人没有对保险公司进行如实告知的义务；2、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部份没有向被保险人进行明确说明，被保险人也没有进行任何确认，所以保险免责条款不具法律效力；3、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于保险期限之内，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
保险公司辩称：1、原告并非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而是被保险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无向被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义务；2、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南京g技校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保险条款对合同相关当事人均有约束力，应是保险理赔及法院裁判的依据；3、该事故属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免除范围，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承担本起事故的赔偿责任；4、虽然本案保险公司未援引“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拒赔，但应当明确：保险公司未向被保险人询问不能免除投保人的法定如实告知义务。
三、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386名在校学生投保学生平安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且已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在保险单后所附的被保险人名单中也包括了原告，所以原、被告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被告应当依照约定严格履行其合同义务。
关于被告应否履行保险义务，第一，本案g技校作为投保人为其学生向保险公司投保，学生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保单只有一份即保险合同只有一个，就保险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只需向投保单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即可；第二，依据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第五条责任免除部分规定，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的，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且g技校在投保单及签收单中对此均盖章确认，所以就本案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对本案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三、根据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门诊病历记载，原告于09年7月3日因皮肤发黄、身体乏力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疗。09年7月3日，该院确诊为胆结石，并建议其住院手术治疗。另原告母亲的笔录与上述病案记载事实吻合，上述证据可认定原告疾病属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第四，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投保前原告身体的疾病症状已经消失。
综上，保险公司认为原告带病投保，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符合已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约定；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说明义务，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无效的观点，因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四、二审调解
本案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1月12日（本案二审期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该纪要第七条规定：学生平安险不属团体险，保险人应当逐一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仅对学校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或者保险人提供了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告家长书》但无涉案被保险人或者其监护人签字的《告家长书》回执栏的，对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会议纪要虽然不能在判决书中作为法律依据援引，但纪要确定的案件处理方式却能在所辖基层法院得到绝对适用，鉴于省高院对此类案件态度明确，保险公司为尽量减少损失，作出妥协，本案最终在中院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五、法律分析
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中对学生平安险承保模式的判定，对本案二审产生逆转性影响，该会议纪要认为学生平安险不属团体险，只能以个险形式承保，从而得出学生平安险的承保保险人应当就免责条款逐一向学生或者其监护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学生平安险的投保人以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是学生或者其监护人。而本案系学校自筹费用为学生投保，被保险人清单中学生均已成年，投保行为经得学生同意，保险公司以团体形式承保，学校为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鉴于现行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并无就条款向被保险人进行说明的义务，虽然保险公司在展业时就保险条款内容通过发放文字资料的方式向学生进行了宣传，但并未要求学生书面签字。
苏高法审委[2011]1号会议纪要认定学平险为个险，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保险经营实务进行分析，均值得商榷。
一、现行法律并未绝对禁止学生平安保险以团险形式承保。认为学生平安保险为个险者所持观点基本为：（1）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和被保险人学生之间不存在法定保险利益；（2）另根据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学生为未成年人，因此学校不能作为投保人；（3） 学平险的交费主体是学生家长或监护人，所以学生或其家长才是投保人；（4）2003年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要求从2003年8月30日开始，各大、中、小学校将不能再以投保人的身份为学生统一办理学生在校保险，这表明行政监管机构认为学生平安保险应该为个人保险。
学平险作为团险承保还是个险承保，主要区别是投保人是谁，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对学生不具有法定保险利益是否定学平险团体性的重要理由。关于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立法例上可以划分为纯粹利益原则、同意原则、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所谓利益原则即订立保险合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必须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私人相互间的利害关系，各国立法一般规定父母、夫妻、子女等互相具有保险利益。同意原则则是指，订立保险合同，无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均以投保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为前提。我国采用的即利益和同意兼顾原则。被保险人若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视为具有保险利益，学校和被保险人学生之间虽不存在法定保险利益，但学生本人或其监护人若同意学校为其投保，学校则因同意原则而取得了对学生的保险利益。
保险法第33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该条属于禁止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但该条所称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是指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新保险法第33条所称的未成年子女仅限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包括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学平险中被保险人范围为各类大、中、小学及中等专业学校全日制在册学生，根据我国的教育体系设置，排除极端个例，初、高级中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部分学生不属于保险法33条禁止的非父母禁止投保范围。我们应看到，保险合同由于其带有射幸性质而容易诱发道德危险，人身保险中的他人之生命保险合同则更容易为不法之徒所滥用，为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确保保险合同当事人及关系人的正当利益，对于他人之生命保险合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应以法律手段严格加以防范。但是，这种法律手段应当公正而适中，既要能起到防范各种弊端之作用，又不能过于严厉而妨碍人们利用此种保险合同。无论人身保险之保险利益原则还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死亡保险之投保人的限制规定，均是为了抑制道德风险。然而，学平险不论投保人是谁，被保险人为在校学生，受益人为被保险学生或其家长，如教育管理机构为学生投保学平险，将受益人指定为被保险学生或其家长，应该讲道德风险是基本可控的。教育机构自筹费用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外的在校学生投保团体学生平安保险，既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同时也是教书育人、关爱学生的师德所在，是值得鼓励的合法行为，司法不应当干预。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的保险展业实务中，大量办学条件较好的教育机构（特别是民营私立学校）为保障学生发生意外事故或疾病得到救治，也是为减轻校方责任，顺利解决可能与学生或学生家长发生的矛盾，愿意拨付一笔款项为学生投保学平险，甚至，一些地区的教育管理机构统一拨付费用，要求辖区内的教育机构必须为在校学生投保。此类投保意愿的教育机构大量涌现，禁止这类愿意为学生承担交费义务的教育机构成为投保人显然不恰当，司法机构对教育机构的投保资格进行限制，不但缺乏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断然排斥的做法阻碍保险功能的发挥。
关于2003年保监会下发的《关于规范学生平安保险业务经营的通知》，不少人存在误读，该通知主要还是针对当时社会非议的教育机构乱收费问题，防止学校以集体名义强制学生购买学生意外保险，改善保险公司在争夺学平险业务中恶性竞争带来的混乱局面，并没有一律禁止保险公司就此险种以团体形式承保。相反，从监管机构审批或备案的条款情况来看，一些保险公司报备学平险条款即以团体保险冠名，如《学生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附加学生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附加学生团体住院医疗保险条款》，此类条款中一般均明确，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被保险人清单名册、声明、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附被保险人清单投保是典型的团体险，由此可见保监部门亦未禁止学平险以团险方式承保。
二、限制学平险以团体保险形式承保，使学生平安保险业务日益萎缩。学平险属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范畴，专门针对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设置，其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平安意外伤害保险、附加学生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及学生住院医疗保险。低保费、高保障是学生平安保险的显著特点，投保人只要交较低保费，被保险人就能获得较高保额的风险保障，因此，学生平安保险曾是诸多保险产品中较为受欢迎的一个险种。另与其他医疗及意外险险种相比，因承保对象特定、保障范围广、赔偿额度高、费率水平低，该险种具备一定的公益性质。从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全面覆盖未成年人和学生的情况下，该险种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安全保障，对于减轻家长和学校的负担而言，更是不容忽视的。学平险的开办，保障了学生的人身安全，对稳定社会、促进国家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
学平险的公益性其实溯源于大数法则，正是因为被保险人是在校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保险公司将学生平安保险设计为团险，通过学校进行销售，按团险计费，经营和展业成本减少，从而导致保费较低。如果实行保单人手一份，由学生或学生家长和保险公司签订一对一的保险合同，销售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同时个体投保难以在兼顾承保面的基础上防范逆选择，逆选择会使学平险业务不断萎缩，使可保风险变为不可保风险，造成保费和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使保险公司不当赔付增加。禁止学平险以团险形式承报，实质是破坏了大数法则的基础，作为商业企业，保险公司必然通过精算方式将其计入费率，转由广大投保人承担，学平险的公益性将丧失殆尽。
［论文摘要］文章在分析驱动式教学方式的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类课程的特点，通过对风险管理和保险学课程教学实践过程的分析，总结出经济类课程运用驱动式教学方式的特点。
一、驱动式教学的定义
驱动式教学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方法，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这种教学方法主张教师将教学内容隐含在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任务中，以完成任务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动机驱动下，通过对任务进行分析、讨论，明确它大体涉及哪些知识，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在教师的指导帮助下，通过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找出完成任务的方法，最后通过任务的完成实现意义的建构。
二、经济类课程采用驱动式教学的必要性
高职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大多数改革的尝试都是在理工科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方法，在实践教学中也收到了很多良好的效果。但是针对经济类课程的教学方式的改革还很少，由于传统教师的教学方法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要改变这种教学状况，就应该改变现有课堂教学方式，围绕具体的任务或问题，把原来抽象的理论讲授转化为生动的现象和案例的讲解，让学生自己从中总结出现象中所包含的本质，完成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按照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进行教学，让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正像克莱恩所说“一旦我们开始根据人类的天性做事，过去认为复杂的事也都变得简单。”按照构建主义理论，学习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探索建构过程，是一种协商活动的过程，是一种真实情境的体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角色，应该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灌输的对象转变为外在信息加工的主体。也就是说，教学活动的开展应该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主角，教师是导演。高职教育主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需要教师平时对学生加强训练。驱动式教学对于这个培养目标的实现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用建构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任务驱动的原则作为教学模式，采用表现性评价的方式进行能力考核，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技能。学生通过完成教师根据课程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而设计的任务，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驱动式教学的核心工作是任务的安排。
三、经济类课程的特点
经济类课程的教学具有和理工类课程不同的特点，在设计任务时尤其要注意这些区别。经济类课程具有以下特点：
1.现实性。经济类的课程大都和我们的生活联系比较紧密，很多现象就发生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当前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现象，全国性的价格上涨，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我们如何运用经济理论解释这个现象。再比如，风险就在我们身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意识地去认识和消除自己身边的风险，物价上涨就是我们要共同面临的经济风险之一。
2.学科具有很强的交叉性。以财政与金融这门课程来说，它涉及金融领域的知识，还涉及财政方面的知识，而且都需要经济学的知识和原理。很多经济现象的分析都需要用到统计学和会计学的知识，学科的交叉现象很普遍。
3.知识的应用性比较强。很多经济类课程所学的知识，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都需要用到，如何应用、如何更好地应用，都是在经济类课程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风险管理课程具有很强的应用性，通过这门课程，学生应该掌握管理和处理身边风险的能力。
4.知识的重复性比较多。经济理论在很多课程中都涉及。例如，风险管理的理论在很多的风险管理课程中都需要，企业需要，家庭需要，金融机构需要，经营风险的保险公司更需要。
四、驱动式教学在经济类课程中的任务设计
基于经济类课程的上述特点，我们主要以保险专业的课程为例来阐述驱动式教学任务设计的着手点：
1.问题类任务（专题、主题类任务）。问题被理解为一种需要注意、处理或解决的情境、人或事。在这里我们把问题理解为情境，这种情境是实际的或接近现实的。比如一个专题、主题或案例，它的作用在于做好背景知识的铺垫，激发联想，唤醒长时记忆中有关的知识、经验或表象，提供研究范围，诱发研究动机，从而使学生能利用已有认知结构中的有关知识经验去同化当前学习的新知识，赋予知识以某种新的含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类任务就是问题情境中所展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学习的过程就是通过解决这种复杂的、实际的问题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加强对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例如，在讲授风险管理课程中关于风险特征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安排的：首先给学生播放一段关于我国南方暴雨带来的自然灾害的资料，在这个背景下，让学生继续分组讨论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其他风险，包括亲身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从资料中了解到的各种风险的存在。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经历，他们都能说出很多风险的表现，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再对他们的讨论结果加以引导，让学生做出总结。如引导学生思考：我们身边已经和正在发生或者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风险，说明了什么？学生能够总结出——风险是普遍存在的；我们不能够完全避免风险的发生说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等。通过观看视频资料和课堂讨论，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出风险的特征，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锻炼，而且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非常深刻，教学效果很好。
2.案例类任务。案例类任务的完成就是指学习者在一个对现实部分模拟的真实情境中，通过搜集信息，运用所掌握的原理技术，进行特定的分析和决策的过程。它具有以下特点：（1）学习的开始就是向学生展示一个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真实性的案例，学习的结果是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适合于原理、技术类的知识的学习。（2）通过认真分析案例中的各种数据和错综复杂的案情，最终学到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学习的结果就是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3）教师给学生呈现案例，学生自行分析，教师提供学习指导。例如，在讲授保险的四大原则时，我们可以采取案例教学的方式。保险的四大原则理解起来是比较抽象的，通过案例，学生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教师的引导下，深刻领会原则的含义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在讲保险近因原则时，我们引入了这样的案例：2006年6月，王某为自己所经营的零售店铺以及店内货物向当地保险公司投保财产保险。店铺保险金额为15万元，店内货物保险金额为3万元，并在签单时一次缴清了保险费。2006年7月28日下午，店内因线路老化失火。王某在无法扑灭大火的情况下将店内主要货物（店主估计价值约为20000元）搬出放置街边，由于王某的货物基本属于生活零用物品，街上旁观的人比较多，在王某没有提防的情况下，发生哄抢。放置街边的货物基本被抢劫一空，仅剩价值三千余元的商品，店铺已经被完全烧毁。事发后，王某向保险公司索赔。问保险公司对于发生哄抢的20000万元损失是否应该给予赔偿，为什么？让学生带着疑问把基本的知识点——什么是近因、近因原则的概念和内容都学完，然后分组讨论案例中损失发生的近因是什么，根据近因原则，保险公司该怎么赔偿？这些问题讨论完后，案例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学生通过讨论，也明白了保险近因原则存在的意义，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加深了对原则含义的领会，并掌握了在实际中应用的技巧，理解了保险公司进行理赔时的处理原则和程序。
五、驱动式教学在经济类课程中运用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和教学案例展示我们能够看到，在经济类课程中运用驱动式教学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1.许多经济类课程和保险专业的课程一样，很多知识点都很抽象。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在学习这类知识时，通常会觉得比较枯燥和乏味。按照一般的教学方式，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会很被动，虽然花费的精力很多，但是收到的效果甚微，学生也不满意。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师通过转变教学方式，采用驱动式教学法，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
情景的展示、实际案例的引入，学生带着实际问题，通过实际案例来学习，学习的目的性更强，更能很好地把握学习的目的，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在这两类方法中，学生不是被动地完成学习任务，而是教师所设计的任务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学生自愿地积极探索、自行寻找途径去学习，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通过案例和问题情境的设计。学生可以在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的驱使下，自己设计与教学任务相关的其他任务，这进一步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我们的教学目的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要点，更主要的还要交给学生恰当的学习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做好准备。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通过选择恰当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仅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很多知识，而且能够很好地把握知识点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同时，还能掌握学习的方式和方法，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很好的基础。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高级职业人员，因此，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直接决定高职教育的成功与否。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对于教师是非常大的挑战。在信息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如果教师还采用过去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则不会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教师的授课过程就会十分被动。同时，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时需要具备比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就业的压力也使得学生更愿意学一些能够提高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内容。采用驱动式教学法，正好符合了当前的实际情况，既能满足市场就业的需要，也能迎合学生的心理需求。总之，驱动式教学能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能促使学生进行积极思维，从而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驱动式教学应用在经济类课程中一定会取得非常不错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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