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7 08:13: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伦理思想，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包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论述“道”、：“元气”“阴阳中和”是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娜出，并阐明了自然界的和谐及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这些初始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己经受到了许多道教学者的重视。《太平经》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德经》的主题思想，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根，道通过“元气”来化生天地万物，并以道的法则和谐运转，这些思想都为其生态伦理意识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为塑造天、地、人、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提供了本体性的思考。在今天，从古代经典中挖掘生态伦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太平经》认为，道是万物之本根，通过元气化生万物，卷十八至三十四《守一明法》说:“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说的就是道为万物之本、不可名状，六极也是随着道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化生出万物，天地更不例外。天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作为万物的根本，又是通过“元气”来化生天地万物的，。元气遵循道的法则来运行，生化出天地万物。《太平经》认为，“元气”有“太阳、太阴、太和”三气，三气相通形成万物。卷十八至三十四《和三气兴帝王法》说:“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只有阴阳中和、三气和谐才能使人民顺意，万物生长。阴阳、中和是道实施的具体状态，是元气化生万物的和谐之势。《太平经》还提出“三名同心”，“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都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二为一，称为三名同心。“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和谐可以维护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实现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以后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篆和仪式规范中都发展了三名同心、和谐发展的思想，为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二、《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太平经》包含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太平”主要讲的是社会的太平，而社会的太平又是以天地自然系统的和谐为依据的。因此，它既包括自然界的和谐，又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生养万物要遵循法则和自然规律，这样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太平”，才能达到太平之世。
《太平经》认为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和谐是顺应天地之性，卷五十四《使能无争论法》指出:“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天地之性，即万物各自的生长规律，让万物达到本身所能达到的状态，如果违背了天地万物的本性，自然界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当然，“天父地母”说也为人与自然和谐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人应敬父爱母，也就是顺应天时、珍惜土地。反之，人如果侵害自然，就是不孝顺父母，必然会受到惩罚。“天父地母”的重要概念，从生态学角度讲，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太平的基础和前提。当时的社会五行失序，兵疫水灾肆虐不穷，是极其混乱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太平经》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而认为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天地人三气不相通，三气不通、不能和谐共处、合成一家，天下难得太平。有的学者认为:“顺应民心，足其衣食，去其冤结，这是实现国家太平长治的根本条件。《太平经》就是吸收了当时一些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理想中的太平世界。当然，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对于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引导人们摆正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积极倡导和谐，寻求长远发展，这也正是《太平经》有关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
三、《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太平经》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和观念在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树立新的生态伦理观和文明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现代启示
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意义的伦理学说，它研究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态度和在生态中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一
众所周知，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才能从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力扩大到关注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生存权力。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伦理是人类由关注自身生存进而以恻隐之心推及世间众生的终极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朱熹对“仁”说的阐释，正是立足于生态伦理的产生原因上来说明的。
朱熹仁说的核心是“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所谓“仁者，心之德”，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朱熹继承了二程“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点，认为天地之心，其德包括元亨利贞，以春夏秋冬的秩序运行。而人之心，此德是心之全德，包括仁义礼智四德(四性)，而仁统包四德。所谓“仁者，爱之理”。朱熹指出：“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作仁，仁却是无形影；既发后，方唤，爱却有形影。”朱熹以为仁是爱之体，爱是仁之用，两者是体现体用关系的统一整体；仁因爱而存在，脱离爱谈仁，仁呈现无形影之状；爱是仁的根本表现，离开仁的支持，爱不复存在。这种仁中之爱是一种广泛普遍的、由人及物的理性之爱，这既是人类道德层次提高的体现，也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情感需要。
由对仁的概念的解释，朱熹说明了仁的特性：“(仁)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辞逊；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恶；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焉能辞逊、羞恶、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于夏之长，则是生者长；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谷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斩断其根，则生者丧矣，其谷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丧须，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种之，又复有生。”朱熹认为仁的特性呈现一种如四季更替的动态发展状态，是生生之态，这使得天下万物皆知四德，以德为溯源；仁“乃天地万物之心”，而且“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无时不存在；仁作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具有四德特性，使得天下万物皆有向善的一面。这种生生之理中呈现的向善论，是一种活泼泼、积极向上、天人和谐的向善。
说到向善，朱熹指出：“元者，天之所以为仁之德。……至于元，则仁在天者而已，非一人之心既有是元，而后有以成夫仁也。……元者，四德之长，故兼亨、利、贞；仁者，五常之长，故兼礼、义、智、信。”《文言传》中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时指出，元、亨、利、贞是天之四德，以元为首。也被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这四者又是人之德性，因此。天之四德又成为人之德。朱熹进而指出元者是人向善之长。是向善的出发点，这是一个自然向善的过程，真正能起作用的是人要发现进而去实现为善，而且行善的人是群体性而非个体性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仁的目标。“仁”具“生生”特性，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朱熹进而阐明仁与恻隐之情的关系。“仁便藏在恻隐之心里，仁便是那骨子。”“仁便是恻隐之母。”“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
朱熹认为“仁者，人也”，即人对世间万事万物向善的特性，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以生的目的。恻隐之情是人向善的表现之一，人必须通过爱、恻隐、不忍等具体情感来实现人之善性。也就是说，仁是由恻隐之情所萌发的系列情感实现的终极目标。
朱熹通过对仁的概念的阐发，认为“仁”是“天地万物之心”，是“心之德，爱之理”，具有“生生”特性，是一种必须通过侧隐之情而实现的理性情感。他肯定“仁”、“恻隐之心”和整个自然界的生长发展，指出了“仁”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原因——恻隐之心，进而说明人类必须向善和“爱物”。人与自然界才能共融共生、和谐共存。这就使得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明理学中，感性的自然界与理性的伦常的本体界不但没有分割，反而彼此渗透吻合一致了”。
二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生态伦理学乃至哲学体系所关注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哲学一向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相处、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朱熹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充满理性主义的体系，是从探讨人的生命发展经历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的。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朱熹通过阐发“理”，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中人与物的关系。
“理”既是朱熹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其哲学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最高概念。关于“理”的含义。“自从二程提出理或天理学说之后，朱熹是对理的意义作出全面阐释的第一人。他虽然没有对理进行专门的解释和论述，但是，通过在不同场合的运用和说明，可以看出。所谓理有这样几种含义：①所以然者，②所当然者，③使之然者，④本然之理，⑤自然之理，⑥生理或生生之理(即性理)，⑦道理，⑧理就是善即‘极好至善的道理’(太极之理)。这些含义是从不同层面上说的，但又是互相包含的，合起来是全体之理即太极。”川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朱熹所指的“理”，应是指“生理”或“性理”、善(太极之理)两种含义。
说到“理”是“生理”，朱熹指出：“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天地保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万物化生之后，则万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则无物矣。”朱熹通过解释“保合大和”，认为世间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都“真性常存，生生不穷”，都是活泼泼的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
“生理”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理，而“性理”本质就是“性即理”。朱熹指出：“性者，即天理也，万物禀面受之，无一理之不具。”“生之理谓性。”他认为“性理”是“天所赋于人物，人物所受于天”，是人之所生、所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赋予“理”具有生气特性和生命价值。丽“理”是善，是“太极之理”。朱熹指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在天地言，在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万物各有太极。朱熹认为，在活泼泼的宇宙世界中，天地万物具有统一的理(发展规律)，就是“太极”；而它们又具有独自的具体的规律，即物物各有一个“太极”。这样，宇宙万物成为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通过对“理”的解释，朱熹指出“理”既是一种“生理”、“性理”。也是善、“太极之理”。说明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活泼的生生不息的状态中，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既然天地万物皆有理，都有其存在的特殊价值，那么如何看待自然中人与物的关系呢?
朱熹在《西铭解》中阐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时，提出了个人见解：“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其所资以为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为性者，皆天地之帅也。然体有偏正之殊，故其于性也，不无明暗之异。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而最贵焉，故日：‘同胞’。则其视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然原其体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尝不同也，故日：‘吾与’。则其视之也，亦如己之侪辈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与也，故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有情无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也。”
一方面，对于“同胞”，涉及到人物的“同”，朱熹认为：“人物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正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实“同得”和“同源”具有相似的范畴。人与物性的共同根源是天地之理，人性与物性的形态为天地之气所构。这说明“同胞”的实质——人与世间万物之间存在同源关系。但是，人与物的体性还是具有区别的，人得天地形气之正，形成与天地相通的灵心，为世间万物中的最贵者，这体现了朱熹继承了天地之间以人为贵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对于“吾与”，朱熹认为：“人物本同，气禀有异，故不同。”承认万物属性之异同。讲“吾与”就落实到其对人与物“不同”的观点。朱熹认为：“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说明万物皆是理同而气异。世间万物，即使气相近而各自的理不尽相同。人物虽同理，但由于气异而导致粹驳不齐，性也不同。朱熹还指出：“却道天下是有许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马自是马之性，犬自是犬之性。”朱熹认为不仅人与物性不同，就是草木、牲畜等万物之间的属性也是不同的。讲“吾与”，说明天下万物虽有、草木、枯稿之形气区别，但宇宙万物都具有独立存在的生命价值意义。朱熹通过阐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思想，告诉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进化中最高级的动物，要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界，应该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给予一定的尊重和爱护，这才能使自己体验到人之所生、所存在的价值意义，真正享受和谐统一的人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
在生态伦理学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最终取决于人类自身态度，落实到人类的具体行动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中：“所有对事事物物的理解体会，都只是为了达到对那个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而这种彻悟也就正是‘行’——伦理行为”…(‘。朱熹通过阐发“天、地、人”三材之道，阐明自然界中人的作用及具体实施问题。
在《易传·说卦传》中说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指出天、地、人三材之道，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个相互联系、互相生成的统一整体。
朱熹继承“天人合一”思想，以阴阳关系为主线，阐释天、地、人三材之道的特性：
如此以其说自分三才而言，则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夺，则人之道也；俨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则天之道也；恭顺卑下而恬然无所不安，则地之道也。
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
他指出，天之道是阴阳互补，地之道是刚柔相济，天、地两道所表现的和柔、严刚等特性，都是阴阳特性的体现，它们都是生命存在及发展的基础，缺一不可。而人之道就是仁与义。其实《易传》中所谓的“顺性命之理”，就是针对人而言的，而且是与阴阳、刚柔相提并论的。天与地能生万物，从生命的意义上说，万物有其性命，人生有其性，人与天地并立成三材，这就是人生存的特殊意义所在。而且，人之仁义与天地之刚柔、阴阳是一种相承关系，离开了自然性，人之道就失去了人生命存在的根源、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实现的根据，天地之道也不复存在，因此，“仁义不存，人道息，天地之道亦不立”。
然而，人之所以与天地之道并立，成为三材之道之一，这是由人的特殊地位和功用决定的。朱熹指出：“彼日：景风时雨与戾气旱蝗均出于天，五谷桑麻与荑稗钩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间混然中处，尽其燮理之功，则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旱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吻，此人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为三才也。即人能在自然灾害之前发挥应变能力和实施相应措施，使得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可能有好的气象、好的收成，这就体现了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人的自主创造能力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参天地，赞化育”，以人与天地并立为三，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的。既然人具有创造能力，人类如何实施其“伦理行为”，对待自然的万事万物，达到天、地、人三者并立呢?从生态伦理学角度说，生态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实质就是人类将其理论伦理学具体应用于人类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实现过程。伦理、道德的“生态化”使得生态环境呈现“人化”状态，要求人类的主体性得到加强和展现。朱熹从思想和具体实践两方面关注这一问题。
从思想方面，特别指心态培养方面，这体现在朱熹将人类社会中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忠恕之道扩展到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朱熹引用程子“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之说法，认为：“尽己之谓忠，推己及物之谓恕。”忠，是“尽己之心，无少伪妄，以其必于此而本焉，故日：‘道之体”；恕，是“推己及物，各得所欲，此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日：‘道之用”，“忠”与“恕”两者即是一种体用关系，也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对于“以己及物”和“推己及物”。朱熹指出：“以己及物，是自然及物，己欲立，便立人；己欲达，便达人。推己及物，则是要逐一去推去。如我欲凭地，便去推与人也合凭地，方始有以及之。”朱熹认为“以己及物”就是从个人向善的立场出发，自然而然，无任何强迫意愿；而“推己及物”，必须同时兼顾具有个人向善的心态和主动地推及与他人他物的心态，呈现强烈的主动性。且“推己及物”的结果为：“推得去，则物我贯通，自有个生生无穷底意思，便有‘天地变化，草木蕃’气象。天地只是这样道理。”说明只有主动地推己及物，达到“物我贯通”、“生生无穷”的状态，世间万事万物呈现蓬勃生机，最终才能实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的目标。“尽己”与“推己”的区别在于意愿强烈和实施的程度如何，其实质都是要达到“仁”的终极目标。就是说：“合忠恕，便是仁。”
论文摘要：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主张人不仅时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人还对自然有责任和义务。辽宁生态文学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思想。辽宁生态文学伦理道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人要敬畏生命，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界应该是个平等和谐的大家庭。
生态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是针对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一门新兴理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人类不仅对社会有责任，人类对自然也具有责任和义务。伦理学由于受到绿色浪潮的冲击，把道德问题纳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于是就产生了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提出者法国的史怀泽倡导尊重生命，他认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是崇拜生命、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也需要人的道德关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用道德的手段来协调。生态伦理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的环境。这种生态伦理学观念在辽宁生态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从原始社会到生态文学产生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异己的，其文化观是人文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坏和逐渐退隐为代价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理想的，这一点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仍然是人类征服战胜的对象。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新文艺复兴时期，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自居为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天地万物都成为工业技术加工的原料和资源。长期以来，人类历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人们一直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伦理思想，因此，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伦理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确定新的伦理道德尺度，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仅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还包括无意识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态伦理学拓宽了道德研究范围，把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像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梭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然界。在辽宁生态文学中，道德伦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对自然物具有了人文关怀。鲍尔吉·原野在《人看动物》中主张人文主义的关怀应该加人自然和动物的内容。他在《风吹哪页读哪页》重申人的爱应该扩大到环境、植物、动物:“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二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在《虫鸟侣》中，当“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虫时:“心说，毛虫你快爬吧，这么显眼。那人近了，我赶紧找草棍把它挑到树丛里……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辈子若你为人我为虫，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来想，啥呀，就这么一挑，没准闪断人家腰呢，真是。”作者关爱毛毛虫，自觉地担当了毛毛虫的保护神。
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中，动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在王秀杰的笔下，松鹤、芦苇也有道德伦理，人文关怀。在《盘锦松鹤，我对你说》中，松鹤是有道德伦理的灵物。松鹤爱盘锦这片芦荡，眷恋盘锦，松鹤充满了爱心，从不计较人类对它的冒犯，松鹤每年都要结伴飞回日夜思念的故乡—盘锦。在《野鹤归来》中，松鹤妈妈教小鹤唱歌跳舞，松鹤爸爸教小鹤起飞降落，小鹤还穿着小鸭子一样的黄褐色花衣裳，这分明是充满伦理关怀的三口之家。在《<松鹤图>遐思》中，王秀杰认为芦苇充满了悲情，是芦苇隐蔽保护了、滋养哺育了丹顶鹤。作者为芦苇打抱不平，哀叹芦苇命运之不幸，作者炽热地热爱芦苇。在《芦苇》诗情中，芦苇荡是鹤的家园，芦苇是鹤的卫护者。在《鹤乡秋芦花秋》中，芦苇充满了对盐碱贫痔的土地不嫌不弃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芦花秋韵》中，“芦花丛是鸟儿们最好的庇护地。当鸟儿们南飞后，芦花把孤独留给了自己。那时，芦花像一只只举起的手，摇摆着、摇摆着，像是在欢送，又像是在企盼。芦花是在陆地上最艰苦条件下绽放的花。沼泽湿地，盐碱海滩，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叶、开花。无论脚下的土地怎样的贫痔，也无论生存的条件如何恶劣，芦花都挺直了腰杆，昂着头去接受”。可见芦花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而且它的处事方式已经蕴含了人的道德伦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和人相处的原则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绿绸子衣裳，不穿就不许出门，然后，谦卑地伸出双臂，像献哈达一样，表达对太阳和人群的敬意……草没有存款，它们原本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太阳、春天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李松涛的《贫血败血并发症》中，水养育天地万物，是“多义之物”。在李松涛《凋零的葱笼》中，树是仁者的化身，树奋力掩护人类的后代，保护生命的种子，对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权利
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物不是专门为人类而生存。当人类被生态危机逼到了生存的险境的时候，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大自然，审视大自然。罗尔斯顿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自然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痛斥了毒杀仙鹤的野蛮行径。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样子》中，众生平等，羊也有生的权利，但羊似乎天生就是“别人的大衣”，人类的蛋白质资源。羊的一生都小心、温驯、哀伤、悲戚。羊为自己生的权利祈求过挣扎过:“我见过的一次是在太原街北面的一家餐馆前。几只羊被人从卡车上卸下来，其中一只，碎步走到健壮的厨工面前，前腿一弯跪了下来。羊给人下跪，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另两只羊也随之跪下。厨工飞脚踢在羊肋上，骂了一句。羊哀哀叫唤，声音拖得很长，极其凄枪。”人如此粗暴而丑陋地剥夺羊的生的权利，人都比不上其他自然物，因为泉水会捧着羊的嘴唇，泉水尚且知道呵护羊的生命，给羊以温情。在鲍尔吉·原野散文看来，众生是平等的，众生不仅指鸟兽鱼虫与人类，也指草木稼蔬，还包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小生灵。“墙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绿，青蛙鼓腹而鸣，小腻虫背剪淡绿的双翅，满心欢喜地向树枝高处攀登，这是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即知，‘佛性’是一种共生的权利，而‘不化’乃是不懂得与众生平等。”
崇拜生命、敬畏生命成为辽宁生态文学的重要创作思想。人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自然，善待自然，而不是仅仅保护人类自身。生态伦理学认为大自然和任何生命形式都有价值和尊严，人类应敬畏自然，关爱生命，让人类的良知觉醒。生态文学的伦理观对自然物的敬畏和关爱，使得作家和自然有了一种血缘感，.作家对待自然物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保持和谐的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敬畏生命，爱护自然物。鲍尔吉·原野在《门大爷》中写道:“我景仰昆虫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蝗螂。我尤心仪蝗螂王者的气度，希望它率天下众虫演艺。"鲍尔吉·原野在《一粒米重如山》中认为:“事实上，每一种宗教包括民间禁忌产生的原始动因，都包括了这样的考虑:人的生存与使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粮食，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东西吗?如果一个人不爱护环境，那么他到底要爱什么呢?”
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即尊重、敬畏、善待其他物种的生命。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和自然具有了伦理关系。从传统的伦理学来看，本来自然和人是没有伦理关系的，但在她的笔下，自然物和她具有了一种伦理关系，她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她把自然物看成是她的朋友、她的亲人、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放弃了人类的中心主义，对所有的生命形式进行了一种伦理关怀。她曾经明确地告诉别人仙鹤比她重要。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对野鸟们的那份情感，则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鲍尔吉·原野写到:“我走近时，蝴蝶把双翼小心合拢，仿佛是为了让我捉。我把手缩回，更不好意思把它们用大头针钉到墙上，尽管它是一条蛆，但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鲍尔吉·原野的散文笔下，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了灵性和生命:树枝下悬藏的密密麻麻的雨滴成了上帝的伏兵。雨后地面上的小小的玻璃碎片成了开探照灯的水手。雨滴落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泡成了金毡房。屋檐下的簇簇青草成了一个家族。最高的草是草妈妈，草芽是草妈妈的孩子围着母亲探头探脑。如果不是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灵性的生命，是不可能这样写作的。
3.大自然的家庭
自然界是个平等的大家庭，中国自古就有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从道家的法天贵真，道法自然，万物平等自化，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庄子的“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到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有着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在自然这个大家庭中，人类毁灭了自然，也就等于毁灭了人类自己。按照的观点，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类在毁灭自然物的同时，就是在毁灭自己。人不是自然的局外人，人与自然休戚与共。“自然异化即自然被压迫后生出一种反对人类，同时也反对自然的力量。所以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人的本能的危机的集中表现。”
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其他自然物是平等的关系。自然不是可供人们选择的对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鲍尔吉·原野散文在《吃猴就是吃人》中，严厉地批判了人把野生动物变成了自己的盘中餐。“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恶心的事了。晰蝎、青蛙、蛇、穿山甲、羊羔、乳猪，全体倾人人的嘴里腹中，天下没什么不能吃的东西了。”他勇敢地宣称:吃猴就是吃人。作者把人视为处于一种和动物平等的地位，他清醒地认识到，伤害了动物，就等于伤害了人类自己。王秀杰在她的作品揭示出，人类在肆意地破坏大自然的同时，就是在毁灭人类自己。人只有善待自然，扬弃异化，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才能拯救自己。
生态伦理思想打破了人文与自然分裂的二元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共生共荣性，不可分离性。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自然万物应该和谐地相处。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生态伦理思想建立了人文与自然的一元文化观。李松涛在《sos—紧急呼救》中明确指出:“耍惯了派头的人类，/不知明目张胆地栽害大自然，/恰是在暗算自己。”王秀杰在《苇海日出》中指出:“芦荡日出竟是这样美妙而短暂。但这一瞬间却启示我们要尊重自然界，无论是静止的植物，还是可移动的动物，都是生命力的显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自然连接。在每时每刻，自然物们都有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亲和方式。”在王秀杰的笔下，大自然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辽宁生态文学描写了、讴歌了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形态，自然万物仿佛组成了和谐的大家庭。“月亮的新娘是一头笨拙的山羊，花朵坐享青草的绿腰。”‑在鲍尔吉·原野的《羊的样子》中，泉水捧着鹿的嘴唇，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画面。在《春天喊我》中，“春天知道自己金贵，雨点像铜钱一般‘啪啪’甩在地上，亦如阔少出牌……我被雨水洗过的黑黝黝的树枝包围了，似乎准备一场关于春天的谈话。树习惯于默不作声，但我怎么能比树和草更有资格谈论春天呢?大家在心里说着话。起身时，我被合欢树的曲枝扯住衣襟。我握着合欢的枝，握着龙爪槐的枝，趴在它们耳边说:‘唔，春天喊我。’”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伦理
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命题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不难看出，“生态”一词强调对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伦理”与道德相关，指关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及道德的普遍性。布洛克（H.Gene Blocker）认为：“伦理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至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
[1]将“生态”与“伦理”结合起来理解，则是指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延展到生命和自然界。由此产生了两种学说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一般来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道德价值是针对人来说的，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生态伦理就是指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非人类中心者则认为，各种非人生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对它们应当负有直接义务，生态伦理就是强调自然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2]可见，无论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学说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则发端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面对着困扰当今人类的一大难题――生态破坏，古老的中国哲学中早已蕴含着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说其中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不仅是西方哲学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所关注的。
（一）儒家生态伦理命题：参赞化育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不是一种疏离以至于对立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3]“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在于其主张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管子》最先指出人之来源：“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
[4]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同”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儒家《中庸》的“天人合一”说突出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天人合一”说并不是消极地提倡人道合乎天道，以此证明自然界的伟大及其目的性。自然界的伟大说到底是由人类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功臣。所以，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作用。其作用之特殊性就体现在“参赞化育”。
从生命存在之意义上看，人类不仅要认识自然界，首先要感谢自然界，理解自然界，尊重自然界。这种理解和尊敬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中体悟到的，也需要人类的智慧取得的。这是对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最富有敬意的肯定。正是这种肯定使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进行“参赞化育”？儒家《中庸》对此进行了回答。
《中庸》认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因此，人性不同于物性，人性具有特殊性。但是，人与万物皆为天地所生，因为人与物又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说，特殊性高于普遍性，但是《中庸》所表达的则是通过特殊性来达到普遍性。实际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转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过程。
由此而知，参赞化育作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精炼是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意识，敬畏自然，以自然为友。这种伦理思想打破了人类因恐惧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顺应自然的思维，是根本意义上的，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生态伦理观。
（二）道家生态伦理命题：道法自然
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学者们认为道家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强烈热爱自然的倾向。就道家的环境保护观而言，它所包含的珍视生灵、关爱自然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位，因此，它注定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道法自然是道家中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的思想之一。张继禹在其《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类因科技的强大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背离了老子所说的大道，对自然无止境的掠夺，到头来只是为自己挖下一座座难以跨越的陷阱。现代人只有改变观念，采取新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6]
作为道家思想和教义的“道法自然”原则，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是其应有之义。“道”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老子之“道”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阐述的，老子认为是道产生天地万物，道是宇宙本原、万物之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其次，老子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老子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8]因此，老子之道是万物归宿之道，他将宇宙看作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它的统一性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能创万物。这个生命体即时道。在道论之基础上，老子又提出了天道和人道。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人，作为四域之一，源于道。既然是道所产生，就应当遵守自然法则，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即道法自然。由此观之，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能动主体，为了谋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必须法天则地，与自然共融。
（三）佛家生态伦理命题：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确立了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思想和原则。佛教认为世界是无量无边；众生是无量无边的；生命不但是无量无边而且是永恒的。今天，人类对大自然无止尽的掠夺也引起了地球的反扑，环境污染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其他如种族、政党、宗教等之间的歧见、冲突与日俱增。长期以来，人类往往忘记了其他生命的存在，为满足一时的私欲而滥杀无辜。《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生物，积极的戒杀应该是护育化导，防止疾言厉色的伤害。生命既是天地万物自然所共有，所以任何形式的自杀和他杀都是逆天行事，违反自然。广义而言，即使一草一木都是宇宙万物的力量所成，任意伤害，减少寿命，也是杀生的行为。如森林滥发、滥垦坡地，结果均导致山川大地受到伤害并予以还击。
说到“自然”，自然，则和；不自然，则乱。古德云：违顺相争，是为心病。贪欲搅动心湖，人就会烦恼，乃至误入歧途，千古遗恨。生活上的应事接物也是如此，不顾自然，不顺自然就不会天长地久；财富若是巧取豪夺，不顺自然，必有败坏之虞等。自然，则顺。过与不及，终将带来弊患。像久卧不起，久立不坐，久劳不息等等，都会引起生理上的四大不调，人就开始患病。自然也是一样。近几年来，人类因生产消费过多的物质，远远超过大自然可以自我修复的速度和程度，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导致目前生态系统问题重重。凡此都确证了一旦忽视自然法则，就会恶果自食。
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必须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古代生态伦理观念，同时吸收外来先进的生态理念，共筑中国的生态蓝天。
（一） 传承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加强绿色道德建设
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以儒、道、佛三家为代表，向我们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并非相互独立的存在实体。继承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关系的必要举措。必须继承和发展儒家“参赞化育”的生态传统、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原则以及佛家“众生平等”的生态旨归，努力提升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的文化软实力。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0]参赞化育的思想，道法自然的观念不仅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能促进生态文明、绿色道德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中国的生态梦提供抓手。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内化于每一位国人的心中，融入到伟大中国生态梦的实践中。弘扬以自然为友，万物平等的观念，使“绿色道德”成为社会的主题文化，履行对生命与自然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化，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
（二） 西学东鉴，博采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精华
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增强，激发了人类的控制自然的欲望。在此背景下，西方涌现出许多生态伦理思潮，如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缪尔的国家公园理论以及史怀泽的生态伦理学等。在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更加合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学习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经验和教训，广泛采纳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成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因此，合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优秀文化成果，根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不断推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使生态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三）结合农业现代化，深化理解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机器化的农业生产代替了手工播种，大面积的家庭农场取代了小面积的散户种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皆来自于传统的农耕时代。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此目标，必须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再不以GDP 增长率论英雄”。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发展原则，牢记“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现实警示，不断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逐步形成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的产业模式，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展示大国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确保生态伦理思想符合中国实际、引领时展，实现中国农业的永续发展，实现中国永续的生态蓝。
[参考文献]
[1]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s，1988，p.10.
[2]林红梅： 《生态伦理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载《当代思潮》，2003年第4期
[4]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8页
[5]张艳婴，《论语・阳货》，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4页
[6]张继禹等著：《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7]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8]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章，第327页
[9]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论文摘要:老子与史怀泽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自然观、认识论与实践观上，他们的生态伦理思想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特质:老子偏重于法自然之道与无为之行来保护自然生态资源，而史怀泽则较注重发挥人在敬畏与保存生命的完整性中的主观能动性。
老子是中国古代的圣哲，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中，他的学说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阿尔贝特·史怀泽(又译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当代西方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的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
老子和史怀泽的生态伦理观在东西方历史上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和研究二者的异同点，对促进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拟从生态自然观、认识论和实践观三个方面，对老子与史怀泽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一、整体主义自然观与万物平等论
首先，整体主义是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思想共同的自然观基础。
老子从“道生万物”的本体论角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道法自然”与“天人合一”，并进而建构了他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即人与自然都是“道”循环系统中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以类相从、共生共存的整体，在生存价值和权利上是平等的。在老子对“道”的恢宏博大的论述中蕴含着幽深邃密的生态伦理思想。“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老子不仅用“道”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演变，把“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本体)，而且还把“道”当成天地万物运动的规律，以及人类行为的准则。“道”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是一种无规定的混沌性存在，并非空无。“道”同时又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人的精神生活与自然存在所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对万物天性与人类本真状态的回归，是人类理性的自我超越与精神状态的自我提升。“道”为宇宙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天、地、人本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因此，天、地、人等宇宙万物不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且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有着共同的本原和法则，正所谓“道通为一”。在老子看来，“道”是贯穿天地人物的，它既是一，又是一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三十九章》)。“道”生一，一也可以代表“道”。这种推崇“一”或强调人与自然统一以及“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同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观方面是十分相近的。老子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反映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为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人的创造活动不应无视自然之理，更不应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这一思想告诫人们应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回归到人与自然融洽无间的和谐状态中。
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是史怀泽敬畏生命伦理生命观的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史怀泽认为，道德的直接目的在于调整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在于重建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一切生命之间的新秩序，从而促进和保证人类及自然界一切生命的存在与发展。敬畏生命伦理的精神正在于建立一种和谐、互助的新秩序。史怀泽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史怀泽认为，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的责任，只有这种普遍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我们不能对人与人行为的伦理自满自足，它只是产生于普遍伦理的特殊伦理。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一切生物存在着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关心它们的命运，这比起只涉及到人的伦理学来说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敬畏生命的伦理将道德的范围延伸到所有生命，是具有独特内涵的新伦理学。史怀泽还认为，只有人作为最高的生命主体，才能意识到自然界生命之间整体依存的关系，摆脱物种间利己主义的视界，“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将所有的生命都视为休戚与共的整体，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它促使所有的人尊重生命，把保护、繁荣和增进生命的价值看作道德的根据，给予所有的人以真正人道的帮助，给予所有生物以道德关心，从而更新了传统伦理学的内涵。在自然观上，史怀泽尽管主张人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但其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在自然整体观上却没有老子的思想深刻、丰富与系统。
其次，万物平等相依的观念。
老子认为，生态系统是由平等的自然万物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张相互联系的生态之网，这张网非常严密，环环相扣，是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宇宙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老子并不将人的行为独立于自然之外来看待，而认为自然是一张有秩序的网，人类只是这张秩序之网中的平等成员。“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把人与物同视，认为他们都处于同一“域”中，统一按照自然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而相互依附、和平共处。自然万物之间没有价值贵贱、大小、高下的分别，万物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们之间是平等的。正如庄子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老子对人的伦理要求不仅涵盖人与人的关系，也涵盖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整个自然界，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都是可尊贵的对象，这也正是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伦理原则。老子在生态实践上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就是无为。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将伦理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生命，并否认高级和低级的、富有价值的和缺少价值的生命之间的区分，要求爱和尊敬一切生命、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史怀泽的生命平等观与老子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
值得一提的是，将老子的生态整体观与万物平等观相比，老子强调循自然之道而行，在对自然的无为之中彰显自然万物的整体性与平等性;史怀泽则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人在保存、促进、爱和尊敬生命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老子的生态整体观具有自然中心主义的倾向，而史怀泽则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生态认识论
从万物平等的整体主义自然观出发，老子与史怀泽在生态认识论上有着各具特色的见地。
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生态规律运行之常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的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法自然之道，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持生态平衡。老子主张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知自然运行之“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这里的“常”，就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人在认识自然的时候，关键是要认识和掌握自然的客观规律，有节制地取舍自然所赐之物，才不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从而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老子反对对自然资源的过多索取:“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过多地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贮藏必定会导致严重的损失和浪费，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危险，适可而止，才能使自身生命保持安全长久。“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只有在知足、知止的前提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修复等功能上的协调。老子希望人们去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法则，强调“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懂得了自然的和谐，了解了自然的规律，才能维持自然的和谐平衡状态，只有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自然规律是老子生态认识论的客观基础。史怀泽则认识到，要从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保护和促进自然生命。在史怀泽看来，只有人能够认识到敬畏生命，能够认识到休戚与共，能够摆脱其余生物苦陷其中的无知，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敬畏生命这一自然世界存在发展中的大事，充分体现了人在敬畏生命中的主导作用。“伦理就是敬畏我自身和我之外的生命意志。由于敬畏生命意志，我内心才能深刻地顺从命运、肯定人生”。史怀泽认为，人若不懂得敬畏生命，就难免会陷人利己主义之中，利己主义膨胀就必然造成屠杀生命的恶果，就会让生命生活在黑暗之中。因此，“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而一旦敬畏生命的伦理准则确立起来以后，那么人们由于对生命怀持敬畏之心，就会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命发生联系，对一切生命予以尊重，并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危难之中救助它们。这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相比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活力。“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史怀泽从敬畏生命的伦理出发，对评判道德上善恶的标准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
从思想认识的渊源上说，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导源于他对耶稣基督教教义的体悟。史怀泽对生命的怜惜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理念来源于宗教伦理，主要是耶稣基督教，耶稣基督教有“你不应杀生”之类的教义与戒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怀泽本人所描叙的有关他小时候用弹弓打鸟之事看出，当他用弹弓装上小石块并拉紧准备射向鸟时，由于受到极度的良心谴责，他把小石块射向了旁边，正在这一瞬间，教堂的钟声响起，并回荡在朝霞和鸟儿的歌唱声中，这是教堂召唤信徒的“主鸣”之前半小时的“初鸣”，但对史怀泽来说，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他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让它们飞回自己的窝巢。
可见，老子的生态认识论是建立在对知常、知足、知止与知和等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史怀泽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导源于哪里呢?史怀泽本人没有直接论述这一点，只说是我们内心使然，如果追问这种怜惜生命的内心渊源，用史怀泽自己的解释就只能是耶稣基督教神学了。
三、生态实践观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循环性和平衡性，老子的生态实践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主张以“慈”利物。“慈”是老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老子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第六十七章》)慈的本质是要宽容，要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胸怀。“慈”是天之道，是自然的本性，将“慈”引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要求人类效法自然之道，生长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更好地成为它们自己，而不是将其据为人类己有;协助万物是为了让万物按自然的本性生长繁衍，而不是自恃其功;规约引导万物也是为了使万物完善自己，而不是要控制和主宰万物。这种态度，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无私心、不居功和不主宰的宽怀。老子的“慈”超越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注，进一步扩展到其他物种，甚至包括无生命之物，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消费采取从“俭”的原则。老子认为，治人事天只有做到了“莫若音”，才是“长生久视之道”。老子为何选择俭音的生活?老子认为过度的物质追求不符合自然之道，并且不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败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圣人“为腹不为目”，就是说圣人只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反对为了娱乐而进行的种种消费。因为人一旦身心役于外物，就会背离自然本性，“行妨”且“发狂”，失去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愉悦。“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人类要想从自然界获得安全持久的满足，就要真正做到对资源的消费要知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要知止，要“去甚、去奢、去泰”(《老子·第二十九章》)，消除对自然界掠夺性、贪欲性和极端性的行为。
三是以“无为”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老子力图通过消除人的主体性的“妄为”来达到人的生存活动与客观规律的统一，他的“自然”、“无为”论，就是力图要解决这一矛盾，使人类的生存活动既合人的目的，又要合客观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只有不妄为，才能顺应自然的发展，从而达到更好的“为”。“无为”要求人们“法自然”。所谓“法自然”，既是依从事物的自然本性去发展，又是顺从事物自身的逻辑去发展，因此，“自然”既属于人的价值世界，即它为人的自由本性提供了根据，具有合乎目的的性质，反映人类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愿望;同时又属于客观的事实世界，即它代表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反映着世界的事实状态。“法自然”将这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人类要获得自由，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自然法则。道之本也是和，故遵循自然之道也就是崇尚自然的和谐有序、平衡发展。
在实践观上，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主张对生命给予爱，对生命承担责任和主动地去帮助生命。史怀泽认为:“在本质上，敬畏生命所命令的是与爱的伦理原则一致的。只是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着爱的命令的根据，并要求同情所有的生物。”“敬畏生命的伦理是无所不包的爱的伦理，是合乎思想必然性的耶稣伦理。”人类还应积极担负起对生命的责任，“把伦理规定为敬畏生命，即奉献给生命。即使敬畏生命这个词太普通，听起来不够生动，但它所表达的内容永远留在思考过它的人的心中。敬畏生命使受其影响的信念富有活力，使它再也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水中的螺旋桨推进船一样，敬畏生命也这样推动着人”。“面对伦理的冲突，人只能自己作出决定。没有人能为他确定，保存和促进生命的可能性的极限在哪里。在对其他生命最高责任感的指引下，他必须单独对此作出决断。……我们绝不可麻木不仁”。敬畏生命的伦理是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人的一种内心责任，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必要。通过与印度生态伦理的比较，史怀泽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不只是印度伦理无同情地不杀生和不伤生，而是要更进一步地对动物充满同情和帮助。“印度思想对动物的同情是不完整的。它只要求人不杀生和不伤生，却不要求人用行动去帮助生命，其原因在于，不杀生的基础不是热切的同情感，而是否定世界和人生的不行动原则的一种伦理应用”。在史怀泽看来，不杀生只是消极被动地对生命的同情，而不是积极地去帮助生命。
由此看来，老子和史怀泽在对生命的“慈”和爱与责任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只不过老子更多的是要求人们遵道贵德，秉持对自然万物慈、俭和无为的态度，在行动上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运行规律;而史怀泽则较注重人积极主动地从爱与责任的伦理层面出发，去帮助和敬畏生命，保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协调。
此外，从老子和史怀泽生态伦理观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农耕文化时期，自然生态环境处于较好的人类社会历史早期，没有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这么古老的时代，老子就意识到了遵循自然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可见其视界之高远，实在令今人赞叹与折服。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是经过人类工业文明的洗礼之后产生的，他充分认识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也看到了在现代社会，要保护环境、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人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易‘道”；“阴阳五行”；徽州村落．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生态伦理思想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之源一一《周易》、“阴阳”、“五行学说和道家哲学都深蕴着拙朴而深刻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念《周易》虽“本为卜筮而作，但内容极为博广，其中就有关于天象地理、风云灾变、天人关系等论述。《易传》认为天人协调是一种理想境界。“裁成天地之道，辅成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意指人类应尊重天地自然，与其和谐相处。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能有悖自然规律。《周易》还提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应予全面而理性的审视。只有“法象天地，交通四时”，才能“除弊兴利，逢凶化吉”。“五行”学家从直观经验中归纳出世界万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组合演化而成，并提出了“五行相生论”和“五行相克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排列组合、互生互克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态循环系统。一种元素的存在决定着另一种元素的状态，同时它本身又受制于其他元素的作用。它们的组合和交互作用一方面演化出大干世界万事万物．同时又构成一种彼此相克相生的生态平衡秩序和内在稳定结构。我们姑且不论早在战国之前就已形成的这种“五行”理论究竟有多少科学理性内涵，仅以古人的感性经验而言，“五行学说的问世就可证明他们在当时已经感觉到了大干世界的形成和运化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生态循环系统．与“五行”说相呼应的是“阴阳”说。阴阳思想同样来自古人对天地自然以及人天关系的体察、感悟和概括。然而，“阴阳”概念不仅仅是一种经验性描述．其实它已经成为“中国哲学中最根本的形上学范畴。”阳刚之本义，在《易传》中有所阐述，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合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等等．都在～定程度上揭示了自然万物的两重性与其相反相成、对立统～、生化不已的特性和演进规律。它体现了先民对自然、人天的宏观体悟和辨证思考。源于南方的老庄道家哲学对宇宙万物的形成和事物构成要素的内在关系作了较为抽象的概括，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邱]在道家看来，“道”乃世界的本源，而阴阳、五行的系连、交互、化合则构成了宇宙万物的运化图式。凡事只有“依道而行”．力求阴阳均调、四时依序、五行定位、才会万物繁盛、天下安泰，否则，就会发生自然灾变或社会混乱。道家的宇宙观和哲学思想中显然蕴含着拙朴而富有辩证内涵的生态伦理意识。应该说，从《周易》到老庄，关于人天相依、阴阳交互、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念已初步形成。时至西汉董仲舒把阴阳五行学说和哉纬迷信观念混为一体，提出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及“天人感应”等理论，它昭示了“天人合一”命题的孕生。然而，董仲舒所讲的“天人感应”和“天意”、“天道”等概念，其中虽含有对天和自然的敬畏之意，但显然已带有政治伦理内涵和神秘主义色彩，与《周易》和老庄所提出的那种人与自然协调共存的生态环境伦理原则有明显的区别。到了宋代，“天人合一”的命题正式形成，张载在《正蒙·乾称》中指出：“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不难辨析，张载在此所讲的主要是关于人的认识与自然及外部世界的统一问题。]之后，二程和朱熹以及明清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论及过“天人之关系”(即天理与人欲)，虽然所持立场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关涉自然人性、道德伦理以及认识论等问题的论争。可见，随着中国政治文化、道德伦理文化的日益强势，始于殷周时期那种关注自然法则以及天人协调和谐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在主流文化中已逐渐呈现边缘化的趋势，尽管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常要举行隆重的祭天仪式，但其真正用意只不过向世人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而已。君权神授，天意不可违，以此来昭示自己帝位的神圣性和权威的不可侵犯性。
(二)
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阴阳五行”学说，“周易”理论和老庄道家哲学自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被边缘化之后，并没有自生自灭，沉寂消亡，而是以民间化的方式呈现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其中生态环境伦理思想作为核心成分亦一直在民间文化中沉淀下来，潜移默化为中国黎民百姓的集体无意识。其实，在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先民对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就有比较自觉的认识。据《国语》记载，春秋时鲁宣公在泗水张网捕鱼，其臣里革竟把渔网割断扔掉，并对宣公说：
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置罗，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置，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天，鱼禁鲲鲕，兽长席，鸟翼壳卵，虫舍虫氏蟓，蕃庶物也，古之训也。
里革这段话所强调的是人类要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不可乱捕滥伐野生动植物，唯此，才能万物繁衍，人天共存。
孟子也说过：“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时用也。”其意是指人类不可违时捕伐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淮南子·主术训》中则指出：“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非常明确。时至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性反道，劳而无获。意指人类对自然的开发、改造须顺从天地之规律，若为所欲为，有违天道，只能劳而无获。
如果说上述见解主要是古人对“天人”和“人地”关系之协调和谐以及对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环境予以具体关怀的话．那么管子和苟子则从哲理高度阐述了人天关系和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管子说：人类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否则“天不予时，地不生财。”苟子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他们是说，“天道‘地理”不可违逆，人与天地所合亦不可放弃，否则，就是糊涂之至了。
除了理论上的阐述之外，不少思想家和为政者也从制定律法和治国施政的角度强调了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据史书记载，周厉王时，卿士穆公在进呈治国方策时就说：“土之有山川，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意思是说，士地有山川沃田，是人类资财和衣食的来源，即为国之根本。管子曾指出：“理国之道，地德为首。他还提出了应保持城乡比例适当和人地平衡等极具眼光的政见。他说：城市过大，乡村狭小，“其野”则“不足以养其民”，“其藏”也“不足以共其费”。此外，“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日人满。人地平衡失调即会造成后患。管子还认为，水为“万物之本源”，治国安邦，只要“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乃会“国之富也。”意指只要重视水利之道，保持沟渠畅通，河水不泛滥，国家就能富裕强盛。管子论及山林植被时说道：“山泽儆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为此，他向齐桓公建议：“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意为对植树造林的能人要予以重奖。历代有生态伦理意识的官吏在制定地方律法时，就常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首要之事。据说早在西周时代，官府就设立了“山虞林衡”专管森林的官吏，并制定了限期限类伐木的法令，对“窃木者”则“刑法”处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止，林木遭毁严重，所以北齐官府就颁布过禁止焚林的法令。后魏时期官府则提倡大力植树，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固地植树的措施。从上述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可谓源远流长。从宏观的人、天、地三者关系的哲学思考到微观的限渔猎禁滥伐，护地植树、开渠通流等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天之敬畏、对地之厚爱的自然情怀和生态伦理意识的自觉。尽管自汉代以后，主流文化强调的是儒家的“人道”，丽非自然之“天道”。所谓“天道远，人道迩”观点的流布，乃为中国文化由天人关系的抽象思考向人际关系的世俗关怀历史性转向的标志。
但在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顺应天道地理，追求“天人合一”，“人地和谐”的理念却一直深蕴于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之中。
(三)
古徽州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地域之一。其中，中国古人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在这方钟灵毓秀的青山绿水和众多的族群村落之间，得到了最充分的实践和体现。徽州虽说山水秀美、风景绮丽，但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且山陡土薄、地力贫瘠。这对以农耕为主业的徽州山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利因素。为了保护植被和土壤，徽州不少古村落都制定过禁伐禁猎的乡规村约。其中有的村落就以“保龙脉，来龙为一村之命脉，不能伐山木”为由，严禁村民砍伐后龙山的风水林.绩溪龙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规：“堪舆家示人堆砌种树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气也。各族阴阳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严禁损害。”据《橙杨散志》记载，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县颁布告示，严禁在溪口山冲要脉等处“采伐”、“开凿”，“挖煤采石”，“倘敢故违，立拿从重究治。”又据《白杨源志》记载：“各村祠下之山林，赖祖栽均未向理，斧斤不时入伐，……若不经理严禁，恐做尤不堪设想，故今邀集公众议决，将山场树木，概行严禁……如违照章重罚，决不宽容。”
从上述宗规、府令和议章可见，当时徽州人对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视的，认为它们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宗族命运息息相关。所以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禁伐禁凿，以保护民众聚居的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徽州人在村落择址、依势朝向等方面也十分注重与周边生态环境相统一。一般来说，徽州古村落大都以天然山水为依托，即依山傍水，枕山环水，随坡就势，择高台建基．正应合堪舆学所说：“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秀发，水须围抱作环形。在古徽州，察山川i地势，相阴阳向背，择吉地建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案例比比皆是。据史籍载录，方氏荷村派始祖见古徽有一处“阡陌纵横，山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而特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山回环，绿林阴翳”，遂“慕山水之胜而i-居焉。-ez?3sk皖绩古村落约有900多个，大多是按照中国古代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等生态伦理观念和民间堪舆之术择地而建。绩北上庄石家村就是一个范例。它背依旺山，面临庐水，整个村落外围山拥水抱，与自然融合相谐，相映成趣。又如古黟宏村，同样是枕山面水，背靠黄山余脉雷岗山，面临新安江末支虞山溪(西溪)。整个村落“引西溪以凿圳绕村屋，其长川九曲经十弯，坎水横注”。与村中天然泉水汇蓄成一半圆形池塘，名为“月沼”。明万历时村南又开掘一弓形池塘，称做“南胡”。这样，整个村庄既水脉环绕，湍流不息，与自然环境浑然一体，又解决了村民的饮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用水。古黟西递村，人称“桃花源里人家”．是当今保存最完整的皖南古居民之典范。它深藏古徽腹地．周边山环水绕，清雅秀美，与陶潜笔下的“世外桃园”别无二致。村内街巷一律用青石铺面，巷道两边则以条石砌沟．以利排水。民居粉墙黛瓦，错落有致。宅院内外通透相望．景中有景，环保、实用、审美等均在考虑之中。
徽州人择基建村还特别重视村头的水口风水。据堪舆学称：理想的水口应为“狮象蹲踞回互于水上，或隔水山来缠裹。”徽州人在聚族而居时，都要对照堪舆书典实地考察选址。他们除看重水口环境，即天然山川形态外．还常在水口周围种竹植树，甚而挖塘、筑坝、造桥，营建亭台楼阁，名为镇关之物。如休宁古林水口就堪称一绝，其“东流出水口桥，建亭其上，以扼要冲，而下注方塘，以入大溪，为村中一大水口，桥之东有长堤，绵亘里许．上有古松树十株”r29]徽州古村落周边和水口处经多年营植，大多是绿树成林、浓荫遮掩，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按堪舆之说，乃瑞气不外溢，邪气难冲入。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人工构筑与天然景观融为一体，村落四周与自然山水林木和谐相依，诚然是清新怡人、有利安康的人居环境。
论文摘要:贵州外东南苗族至今流存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苗族古歌，虽然这些古歌并非苗族关于原初历史的真实记载，但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动物关系以及人口与生态平衡的朴素认识，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且这些思想为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贵州黔东南苗族至今流传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苗族古歌，民间叫“古史歌”、“古老话”，学术用语称“史诗”。这些古歌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宇宙的诞生、人类和物种的起源、开天辟地、初民时期的滔天洪水，到苗族的大迁徙、苗族的古代社会制度和日常生产生活等，无所不包，成为苗族古代神话的总汇和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黔东南苗族古歌并非苗族关于原初历史的真实记载，但其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人与动物关系以及人口与生态平衡关系的朴素认识，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且这些生态伦理思想为当地苗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形成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观念中，也把人类看作是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遍一员，认为人与自然不仅是资源关系，更是根源关系。
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在《苗族古歌·开天辟地》中，借用盘歌一问一答的形式，提出万物的统一本源为云雾，人类祖先(一说认为是苗族祖先)姜央是云雾经过一系列演化生成天地万物后，由枫树心(干)生下的蝴蝶所生，其人类起源谱系可简化为“枫木一蝴蝶一人”。这虽然没有科学根据，但苗族从对自然界的直观体验中得出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朴素认识，却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生态伦理理念:人类是由客观实在的一系列自然物种演变而来的，人类是大自然之子，是自然界自身长期演化的结果。
既然人类源于自然，是大自然之子，人类就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万物平等共存，和谐共生。黔东南苗族古歌通过对大量自然物的拟人化，把自然万物理解成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的生命体，表达了人类这一大地之子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与友善。比如对太阳的认识，苗族古歌中描写她有感知能知痛知痒，她任性、淘气，还时常不听规劝。这些特征都是人才有而其他物体不可能具备的，但苗族正是这样以自己的思维去理解这些自然物，把它人格化。黔东南苗族不仅将太阳赋予人一样的灵性，他们还把人的灵性赋予其他自然物诸如天上的月亮、星星、雷电，地上的山石、花草、树木等身上，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可敬可爱密不可分的伙伴。
在日常生活中，黔东南苗族常常把自然万物赋予人的灵性尊重之，并与之平等共处，他们甚至还把大自然视为神秘而敬畏的对象。这种敬畏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物的种种崇拜，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树崇拜，即将一些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古树看作是依附着神灵的“神树”加以祭拜，孩子多病或孩子较少的人家，都让小孩拜祭神树，以求神树的保佑。如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部落”的黔东南岂沙苗族，他们热爱自然、亲近树林、崇敬树神，认为每棵大树都有一个灵魂，是祖先的化身，正是这些灵魂的庇护才使他们的村子人畜兴旺、年年平安，认为人类只有服从自然、爱护森林才会得到神的保佑，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和报应。黔东南苗族这种认为树木有灵魂、有意识的观念，在《苗族古歌·运金运银》中有相关描述:人们砍大树造船运金运银，但是砍了半天也砍不倒，就怀疑是“树子脚下有蚂蚁，树梢枝头有鬼怪，树子才会砍不倒”。于是，砍树的鲁猛“嘴里咬着芭茅草，头上反戴三脚架，斜眉怪眼来砍树”，才把树砍倒。此外，黔东南苗族还有把个别巨石、路桥、岩洞等自然物当作“神灵之物”加以崇拜的。如雷公山掌坡村崇拜的巨石有四处，其中三处是为求子，或以孩子拜寄而祈求消灾脱难的，另一处是祈求消除耳病的。路桥崇拜则普遍流行于黔东南苗族群众之中，桥的形式有简单也有复杂的，简单的则只要在平路或沟道上铺上石块或木板即可作为桥，有的甚至在家中的地板上铺设，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加以祭拜。
二、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认识
关于人与动物的关系，黔东南苗族古歌中提出了人、神、兽同源共祖的说法，认为人与动物是兄弟般的亲情关系。在《苗族古歌·十二个蛋》中，枫香树因被诬陷而遭砍伐，枫香树心(干)变为妹榜妹留(即蝴蝶妈妈)和燕子等。蝴蝶妈妈与水泡成亲，生下十二个蛋，孵出姜央和雷公、龙、虎、牛、蛇、大象等众兄弟。姜央与雷公、龙、虎等既是同母，则相互之间具有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彼此之间无疑就是手足兄弟之关系了。正是基于这种观念，至今一些黔东南苗族在打猎前，要先焚香纸祈求神灵保佑。而猎得野兽后一般要先让人折一把芭茅草从头向尾刷，并且数说它的罪状后才能动，因为在他们眼里飞禽走兽有同胞兄弟情谊，兄弟之间不能伤害，如果无缘无故的杀死它们，有朝一日会受到神灵的怪罪。这种对猎物的处置方式在《苗族史诗·溯河西迁》有这样的描述:
射死岩鹰落地上，叫谁来审判，数说了它的罪状，才能剖来吃?叫鸥鹤来审判，鹃鸽身上黑，不敢数说它罪状。叫黄莺来审判，黄莺身上黄，黄莺不敢判，不敢数说它罪状。叫燕子来审判，许他吃心肝。他说只要鹰下巴，因此得到美名传，传扬了九次枯脏，六代人颂赞到今年。……(燕子审判道)“你住你的地方，我们造我们的船。跟你往天没有仇，近日没有冤，你却要吃我们爹娘，箭才射到你身上。”
虽然黔东南苗族处置动物的这种方式几无科学可言，但客观上却能防止滥杀滥伤动物，对保护动物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黔东南苗族古歌中，不论是以祖先面貌出现的蝴蝶，或是古歌中作为普通成员出现的老鹰、螃蟹、水獭、青蛙、蜜蜂、黄牛等等，苗族先民们都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家庭里的不同成员，彼此和谐相处。如(苗族古歌·运金运银》中有关金子银子“滚落下东方”的过程中，娃娃鱼、蜜蜂、蜘蛛、山雀等动物纷纷喊叫着“金子和银子，滚滚下东方，都去堵水口，快把金银拦”，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的劳动场景，反映了苗族劳动人民与自然万物之间的伙伴情怀。
而《苗族史诗·打杀娱蛤》中这样描写人类祖先姜央与众动物踩鼓跳舞的喜闹场面:
姜央丢开犁，把牛放在田当中，跑上田坎来踩鼓。鼓声咚咚响，往前跳三步;鼓声响咚咚，往后跳三步，他会跳不会转身，会转身不会转调，畅游的飘虫来教他转身，飞舞的蜜蜂来教他转调。……啄木鸟敲鼓，咚咚又咚咚，姜央在田坎上跳，水牛在田里面跳，牛尾巴跳在两脚间，跳累了都不知道。牛鞭听见鼓响，它把牛背当舞场;蚊子一群群，围着牛头转，踩鼓踩得更欢。
在这里，人与动物没有区分，人与周围的环境一齐欢乐，人与物是连成一体的。
黔东南苗族古歌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人与动物间兄弟般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在他们平时的生产生活中也有体现。如黔东南苗族群众居住的吊脚楼一般分三层，“底层为牲畜、杂物层，主要用来喂养牲畜和堆放杂物;二层为生活起居层，主要是住人;三层为粮食藏层，主要用来存放粮食”。在笔者家乡，每年除夕到次年正月，都要给耕牛煮粥(大米加一些草料、蔬菜等)，给猪、鸡、鸭等家畜家禽喂最好的粮食，并且在过年时还要给这些家畜的圈舍贴上门联，因为在苗族人看来，动物与人一样也要过年。黔东南苗族的这些生活方式和习惯大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生存环境中养成的，但是在现代社会，还有许多苗族群众依然这样生活，表现了人与动物之间难得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
三、关于人口与生态平衡的认识
历史上苗族人口一直比较繁盛，大约在五千年前，苗族先民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蛋尤为首领，称九黎部落，兴盛一时。九黎部落与炎黄联盟战败后，其一部分从黄河中下游南下长江中下游，同已生活在那里的南方人，建起了“三苗国”，人口遍布洞庭湖、都阳湖一带。关于苗族人口众多的情况，《苗族古歌·跋山涉水》中这样描述:“五支奶”共一口灶，早上做早饭，一个让一个，晚上做晚饭，一个等一个，先做早吃过，晚做饿着等;“六支公”共一个火炕，烤的身上暖，等的身上寒;“五支嫂”一个春米房，一个忙又忙，四个站一旁;“六支姑”一对挑水桶，一个担水吃，五个等水用。‘苗族史诗·溯河西迁》对当时的人口密集程度更是形容为:火坑挨火坑烧饭，脚板螺脚板春粮，房屋盖得象蜂窝，锅子鼎罐都挤破。
由于人口的大量繁殖，苗族先民一方面认识到会导致生活水平低下:“子孙太多了，吃的找不到，穿的找不到，蔗根当饭吃，树叶当衣穿，奶瘦如蚂炸，公瘦如蚂炸,.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了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的破坏:东方虽然宽，好地耕种完，剩些空地方，宽处像席子，窄处像马圈，陡处像屋檐。因而对“绿树满山岗，泥土黝黝黑，草木甜又香，河水清亮亮，的西方好地方充满了向往。从黔东南苗族古歌中对东西方生态环境的描述可以看出两地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反映出苗族先民居住的东方由于人口增长，耕地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失去了满山岗的绿树、黝黑的土地、香甜的草木、清亮的河水，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最终不得不向美好的西方迁徙。
关于苗族迁徙的原因不尽相同，湘西和川黔滇方言的苗族史诗、传说中反映的迁徙原因是与汉族战争的失败，但对于黔东方言苗族的迁徙原因，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是“因为人口大量繁殖，不得不另找栖身之地”之举，是“人口繁衍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所致‑。从黔东南苗族古歌的内容中，也看不到战争的痕迹，而且迁徙开始的时候，“五支奶”和“六支公”并提，好像女性还有相当大的权利，到定居后也才有分家分东西等私有制的影子出现，显然当时还没有明显的阶级对立。因此综合来看，人口与生态的矛盾导致苗族西迁的说法有其合理性，这也说明苗族先民在远古的时候已对人口增长与生态平衡的关系有所认识，并以迁徙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增长与生态失衡之间的矛盾。
然而，黔东南苗族也并非总是以迁徙的方式来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失衡问题，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也逐渐养成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爱林护林”优良传统。《苗族史诗·枫木歌》中这样唱道:
“松树栽哪里?杉树栽哪里?枫树栽哪里?松树厚衣裳，不怕冰和霜，栽满大高山，四季绿苍苍。杉树翠又绿，树干直又长，栽在大山中，长大作栋梁。枫树枝枉多，枫树枝枉长，栽在山坳上，苗家来歇气，汉家来乘凉。”
“危日酉日宜捕鸟，寅日卯日宜断案，种树该选那一天?阴天拔苗栽，阴天栽得活。
这说明苗族早就掌握了林木的栽培技术。
而在黔东南一些苗寨，每当有孩子出生，长辈或亲人都要上山为孩子种几十、上百株杉树，让孩子与树木一同成长，待孩子长大成人后，杉树也长大成材，称为“十八杉”或“女儿杉”。这种营造儿孙林的习俗一定程度上使苗族人口的增长与生态的平衡得到协调发展。
四、结语
黔东南苗族先民在对人与自然关系还不大清楚的情况下，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都是自然之子，并把人的性格赋予自然物，与之和谐相处，突出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蕴含着苗族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人与自然万物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既是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又是其生态伦理观念的重要基石。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21世纪，一种对自然万物的亲情关系和伙伴意识，为人们就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式。
黔东南苗族生态伦理的思想根源与苗族“万物有灵”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万物有灵”是远古人类所共有的形式，但随着时代的进展，世界上很多民族的“万物有灵”信仰都逐步消失了，而苗族的“万物有灵”观念却基本完整地延续到了今天，这成为当代苗族的一大特色。黔东南苗族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自然崇拜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关注和敬畏，从容地行使生态调适的功能，诗意地维护着自身的生存环境。因此，黔东南苗族留传至今的“万物有灵”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意义，应当得到生态文明社会的理性关注。
论文关键词：仡佬族 神话传说 生态伦理思想
“仡佬仡佬，开荒辟草”。仡佬族作为贵州土地的开拓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为悠远古老的濮、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仡佬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用民族语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古歌、童话、寓言、谚语、谜语等。尤其是神话和传说，仡佬人通过它解释万物，总结经验，传授历史，辨别是非，表达愿望。在不断的传承中，神话传说逐步被深化，战胜自然的神灵，开荒辟草的仡佬先民，惩恶扬善的英雄人物，无不被颂扬，并成为了仡佬人的理想追求。
仡佬族神话传说可分为五类：开天辟地、战胜自然、与其他民族的斗争、发明创造和伦理训诫。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处处闪烁着哲学的光芒，蕴涵着仡佬族民族精神。仡佬人认为天地万物均是神物所造，对生存环境，仡佬先民有惊叹、有恐惧，更多的是敬畏和警觉。他们祈求神力战胜它，然而也警示同族人必须尊崇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反映出仡佬人与自然万物共同诞生、共同生存的整体生态观，因而形成了仡佬族自己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袁鼎生等主编的《生态审美学》将生态美分为自然生态美、社会生态美、自然社会系统生态美。自然生态美指生命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所产生的美，社会生态美指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及社会环境各因素之间的和谐关系美，自然社会系统生态美指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所产生的美。我们对仡佬族神话传说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生态伦理思想可归纳为三类：重生意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和谐的社会道德价值观。
一、重生意识
仡佬族认为自然万物一切皆有生命，所有生命皆是神物所造。因此，对大自然生命必须万分崇敬，对个体生命必须珍视，这是他们对世界朴素的认识。
仡佬人的生命观里先有天地万物再有人类。在开天辟地神话中记载了天地日月是神物所造。关于人类的起源，据说是经几翻几复发展到第四曹才得以延续下来的。第一曹人是天神用泥巴捏的，第二曹是天神用草扎的，第三曹是天上星宿投生来的，后来才有兄妹成婚制人烟。前三曹造人的神话反映了仡佬族源于自然的人类起源观。万物的形成更是形象生动，《布什密制地》闭讲述布什密制地就像人的身体：肉就是遍坡遍地的泥巴，脑壳就是高高低低的坡头，头发汗毛就是漫山遍野的树木和草，眼睛就是大大小小的消水坑，嘴是山洞，手和脚是分枝分岔的山坡，肚皮就是那些龙潭，肠子就是弯弯曲曲的江河，骨头就是又重又硬的石头，肋巴骨就是那又高又大的大岩另一则神话《巨人由禄》也讲述了万物的生成，同汉族盘古开天地神话相似。《巨人由禄》讲述巨人由禄死后身体变成了万物。这两则神话，《布什密制地》记载了自然万物像人一样五脏六腑齐全，《巨人由禄》记载了万物由巨人由禄的身体转化形成。尽管故事显得怪异而又浪漫大胆，但它表达了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人对生命的重视。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其文化精神。因此，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方式制约着人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决定了仡佬族神话发展的基调。建立在原始落后的农耕经济上的神话，使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万物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条件。
万物皆有生命，它们的生命就像人类的生命一样不可亵渎，崇敬自然生命也就是珍视个体生命。在懵懂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自然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还高于个体生命，因此仡佬人对自然万物生命无比敬畏。有人说，敬畏是文明起源的触角，人类对于生存恐惧的思索才促使古人逐渐从野蛮走向文明。仡佬人在长期生产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对自然之道不断探索。
仡佬族这种重视生命的意识一直贯穿于仡佬族神话传说中，贯穿于仡佬族文化精神中。首先体现在对自然万物生命的敬畏。仡佬族先民固有天地、日月、万物由一种超自然力量支配和主宰的“神创论”看法，使其对创造万物的神物由衷膜拜。山神就是仡佬族最鼎力膜拜的神，并成为诸多神的化身。每年“三月三”仡佬人集体隆重祭祀，称作“仡佬节”。关于山神，据《兄弟赶山》网记载，天神敖伟封“仙体凡人身”的仡佬九兄弟为地盘官，掌管人间事，后赶山壮烈牺牲，“敖伟表彰其功绩：生前他们管底盘，死后追封为山神。敖伟追封时，恰是三月三。敖伟封了代代传，从古至今才祭山。”祭山活动非常隆重，不但要准备丰富的供品，而且在祭山神前十六天先推空磨三转，以此“空空”之声惊动山神准备受祭，然后在祭师的组织下唱念“三月二到了，三月三来了，我们齐来敬山神!敖伟天神，列为山神，地盘业主，请来喝酒喽!”并跪求山神保佑全寨安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除祭山神外，每年七、八月“吃新”还祭专主土地的土地神，土地神有八兄弟，分别是天宫土地神、天门土地神、山关土地神、桥梁土地神、龙王土地神、秧苗土地神、寨门土地神和家中土地神。祭拜土地神以求年年有收益，岁岁得安宁。
仡佬族人相信万物有灵，认为天地山川、风云雷雨、日月星辰、金石草木、五谷种子皆有神，他们把成败得失归功于自然物，把难于把握的自然变化和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动植物人格化。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对自然进行创造，供奉和祈祷，以求神灵的庇佑和保护。而对自然万物生命的敬畏随时间的流变、认识的深化进而对自然实体崇拜，正如黑格尔所言，抽象的无形象的自然力量到较具体的、形象已较明确的自然力量，因此，崇拜的对象也就具体、明晰化了。具体表现为：
(一)“竹”图腾。两千多年前，仡佬先民建立了“夜郎国”。关于夜郎王，《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记载，“初，有女子浣于(逐)水，有二节大竹流之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竹”，仡佬语音“仡佬”，因而称作仡佬族。从此，竹便成为仡佬族的标志，生命出于竹，死归宿于竹，再度投生的起点也是竹。在不断的与外族的斗争中，仡佬族人民更表现出竹的性格：谦虚不自弃，忍让不忍辱，坚忍不拔的精神。
(二)敬牛王。每年十月初一，仡佬族都要过“牛王节”祭祀牛恩人。仡佬是多难的民族，多次被侵几尽灭亡。据说有一次曾被外族围侵，正在危难之时，仡佬首领家的老牛“哞哞哞”把全寨人引进山洞里终于躲避了灾难。正所谓“仡家一头牛，性命在里头”，从此，仡佬族没有打牛、吃牛肉的习惯，把牛敬奉为“王”。并且每年十月初一用鸡、糯米粑、酒等喂牛，以敬奉牛王，敬慰耕牛终年辛劳。“牛王节”这天还将糯米粑挂在牛角上，牵牛到水塘边照影吃糍粑，年青人对歌欢愉，表示替牛祝寿。
(三)敬树神。仡佬人还把树看作是神，每个仡佬族村寨总有大神树，通常为银杏树。每年八月十五仡佬族要过“拜树节”，他们身着新装，置上酒肉祭树以祈安宁、兴旺。古树还寄托着仡家人的许多情感。瓮安县的相思杉诉说着满珠、敖哥凄美的爱情故事，他们死后变成两股青烟，随着长出了两株杉树，每当明月初升的时候，从树梢上就会唱出动人的歌声，仡佬人把它称作“鸳鸯树”(《相思杉》)。正安、道真等县有拜古树为“保爷”，以保佑孩子“易养成人”(《树干爹》)。还有为纪念先生栽桂花树命名“启蒙树”(《启蒙树》)。
总之，仡佬族对山神、土地神的祭祀，对竹、牛、树等自然实体的多神崇拜，反映了仡佬人对自然万物生物的崇敬，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基于仡佬族的重生意识，因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仡佬族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敌对和奴役的关系，而是一种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们与自然万物共同生存与发展，很多时候自然还成为仡佬人生命的保护神。因此，在与自然不顺应时，仡佬人便采取一系列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把自然视为是有神性和灵性的生命圣灵并加以崇拜敬畏和祭祀，使自己与自然达到某种协调关系。
(一)生命的保护神。
在人类的起源神话故事中，诸多植物和动物都是仡佬先民的保护神。《人皇制人》记载：洪水滔天，兄妹俩在一个白胡子老公公(实是天神)的指引下分别躲在葫芦和扣空的梧桐树里逃难。兄妹俩照老公公的吩咐一人拿一个鸡蛋放于腋下，等鸡崽孵出来后就打开葫芦和梧桐树(传说人不知天地，鸡知道天地，它知洪水何时消)。结果哥哥落于平地，妹妹挂在悬崖上。后在岩鹰的帮助下，岩鹰驮着妹妹到山脚，兄妹相见成婚。仡佬祖先就是因为葫芦、梧桐树、鸡和岩鹰的搭救才得以保住性命，延续子孙。这类神话反映出山林树木作为仡佬族赖以生存的家园，在他们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和人类自身的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在仡佬族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神圣的色彩。
(二)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破坏环境遭惩罚。
“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山旮旯”。仡佬族的住房一直和山石树木相伴，最早是石居，然后“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日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口之树”(《魏书》)干栏式巢居。这种依山而建，房前屋后植树栽竹的习惯一直沿袭至今。再加上仡佬族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因此对自然的依赖非常明显，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破坏自然遭惩罚的观念代代相传。《洪水潮天》就记载了远古时代为何发洪水家园被毁的原因：有一天，雷公看见人间糟蹋粮食，于是下凡来进行惩罚教育，没想到遭到暗算，还差点被吃掉。雷公一怒之下就发起洪水，只有对他友善的兄妹俩被留下来。
仡佬人不但意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还非常注重保护自然环境。许多神话传说借助其教化功能传递着生态保护观念：《围腰坟》讲述一对青年恋人杏子、岩旺抵制寨主迫害，逃婚的故事。他们的遗腹子担任州官后去寻父亲死的崖洞，发现父亲葬于洞里的大坟下，传说是洞里的蚂蚁被杏子的泪水感动，衔黄泥垒起来的。于是州官告示：严禁伤害野生动物，大搞封山育林。《栽树修桥惩恶人》记载阴阳先生命令栽九百九十棵柏香树，搭一座“凉桥”，惩宋恶霸的故事。除传说故事的相传说教，仡佬族还通过一些活动来贯彻执行，比如过“吃新节”，还检查处理乡规民约的执行情况，对破坏寨子安宁、偷砍树木的人进行处罚和教育。
三、和谐的社会道德价值观
仡佬人为了生存、发展，面对恶劣的环境，靠打制粗糙工具与自然抗争，获取生存的权力；同时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以自然神灵为精神，崇敬自然生命、珍视个体生命。随着民族的发展，仡佬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开始直观到人的伟大的自由创造力量，他们歌颂那些争取民族解放和进步而英勇战斗的英雄形象，赞美智慧、力量和献身的精神，倡导和谐的婚姻家庭观，从而产生欢愉的感情。仡佬人在对人的创造的积极肯定的过程中形成一定尺度、标准和面貌的社会道德价值观，这些主要通过仡佬族神话传说的伦理训诫表现出来。它是仡佬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它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
(一)崇尚勤劳勇敢的精神。
一个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和抗击邪恶势力的斗争中，勤勤恳恳，勇于拼搏，敢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住在石旮旮的仡佬族由于一直尽受歧视屈辱，因此形成了勤劳和勇敢的民族性格和伦理精神。在仡佬族神话传说和古歌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仡佬先民开荒辟草的故事，反复复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
“当抱原来无人烟，开荒辟草是告佬”(《兄弟赶山》)、“敖伟天神，列位祖先，地盘业主。现在我们地方好，全靠你们的业绩。坡是你们赶来的，山是你们留下的。你们开辟的地盘，宽广抵天边。我们享你们开的田地，享你们开的大河，享你们砌的城墙，享你们建的仓房，享你们修的瓦房，子孙后代用不完，千秋万代不用买。”(《祭山神》)
仡佬祖先创下如此基业，为感恩先辈，后代用敬祭祖先的活动来悼念祖先。在仡佬人的观念中，他们认为生时为人，死则为鬼，灵魂不灭。祖先的灵魂会暗中助后人，因而虔诚地祭祀祖先，就成为人们重要的道德义务。于是，在堂屋或灶房帖“古老先人，地盘业主”的字幅祭祀。“吃新节”便是隆重的祭祖活动，人们把祭祀物品置于神树前，挂在树枝上，由祭师主持唱念丰收吃新不忘老祖宗开荒之功。到底开荒的老祖宗“地盘业主”是谁，是阿仰兄妹?是告佬九兄弟?是竹王?各地有各地的传说，他们均是仡佬先祖，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勤劳勇敢多智慧，机灵能干有作为。”(《泡桐歌》)这是老祖宗具备的优良品质，不畏劳苦，开荒造田。仡佬族过“牛王节”也正反映了仡佬人崇尚勤劳的社会心理。仡佬人还敬“宝王菩萨”祈求荫佑，祭祀时念祷词：“人家有年我无年，提起猪头要现钱，若得宝王来保佑，朝朝日日当过年。”嗡纪念其开采丹砂之功。
仡佬族祭祖先、祭牛王、祭宝王，一方面是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绩，以此怀念；另一方面也是缅怀后人要勤劳勇敢，不畏劳苦，艰苦创业。
(二)原始集体主义道德观。
仡佬族神话传说中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他们多具非凡的本领，担负起全民族的理想愿望。有率领众人历经艰辛捉阿风怪的阿利(《阿利捉风》)，有为凿岩修渠与财主作斗争而壮烈牺牲石鹅大姐(《石鹅坪》)，有舍己救人的神医韩婆(《韩婆岭》)，有揭竿而起抵御外族浴血奋战被困成仙的田先玉(《田先玉》)，还有誓死保家园的奇才晟打浦(《晟打浦的传说》)等。他们不畏，惩恶扬善；为了集体，牺牲个人的原始集体主义道德观正是仡佬族得以发展的核心因素。
(三)和谐的婚姻家庭观。
关 键 词：天人合一 生态伦理 包装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生态伦理观。这些观念不仅对人类生命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透辟的论述，而且在极为明晰的哲理思辨中还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理，并指出了人对自然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及如何践履这些准则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极具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便是其中的核心。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提出了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吻合的自然观，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包装设计找到了最好的切入点。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也强调天人以类相合，“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从现代意义的生态角度上来看。“天”即自然界。“人”即人或人类社会，“天人合一”意味着“天地人和”，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一种亲和关系，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人与万物是同生共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宏观、整体与和谐的内质，这与生态思想的哲学辨识是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也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终极目标。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包装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往来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推动着相关工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当人们享受工业文明为包装行业所带来的各项技术成果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悄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包装业的繁荣，包装废弃物与日俱增，一些废弃材料难以回收和处理，造成环境污染，过度、豪华、泛滥的包装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财力、物力，同时改变了包装设计应有的属性， 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压力，加剧了对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系统的破坏。其中塑料包装废弃物成了“白色污染”源，不断加剧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酷的现实敲响了警钟，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亟待解决，这足以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和理性选择。
为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角度考虑包装设计，建立一种人与物、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空间，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课题研究证实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新价值。因为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强调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它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可作为当代包装设计的哲学基础。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人类的行动被纳入自然的循环体系。人类与自然生命居于平等地位，故设计师应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设计者要注重环境保护意识，杜绝对资源的恶意消耗，让造物文化取于自然并回归自然，而不是以垃圾的形式抛回自然。与此同时，设计师应以“减量、再生、循环”的社会经济活动行为准则对各个环节进行把关，减少包装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使包装产品能够方便的分类回收并再生循环或重新利用，要设计出简洁的造型使包装产品尽可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现实商品的功能取向，核心是以人为本。如何进行合情、合理的设计，防止过度包装行为，采用更廉价的材料，合理分配整个商品包装的成本，在确保实现必要功能的前提下，消除过剩功能，提高商品包装的价值是设计者应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前不久北京市场出现了“素装月饼”，其外包装设计简洁大方，在亚光白底纸盒上印有“素装月饼”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由红色的中国传统剪纸装饰。素装月饼简约的包装设计，低廉的价格，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月饼包装的出现呼唤人们树立起节俭、理性、健康环保的消费理念。不难看出这将引领一种消费潮流——“返璞归真”，这实际就是人类对“天人合一”思想新的解读。
此外，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思想也反映了对自然的崇尚。包装设计采用这种设计理念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包装材料方面，应根据包装功能和产品的性质进行合理选材，在符合包装功能的前提下，选用自然资源的原材料直接利用。选用天然材料应充分考虑人们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心理感受。这样既有利于人的健康，防止了污染，又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令人感到轻松、自然、亲切，并有利于资源的再回收，从而保持了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天然材料的选择应易于重复利用、自然降解，避免对人体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因此，设计者应尽量选用草、藤、棕、棉、麻、贝壳、竹、土、石、植物茎叶等天然材料。此外，人们还应大力发展再生材料，使用可降解、可再生的包装材料。可降解材料是在光合作用下或土壤和水中的微生物作用下能在自然环境中逐渐分解和还原，最终以无毒形式重新进入生态环境中回归大自然。如法国一家奶制品公司从甜菜中提取的物质与矿物质进行混合从而制造成一种生态包装盒。实际上，设计者还可以通过包装设计图案及色彩等以唤起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如有些包装上的图案往往采用美丽的山水风景画。这不仅可以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还可以借以增强消费者的生态意识。这种延长包装产品寿命的环保包装产品的开发比其他的策略更重要，因为它能引导消费者形成可持续、长期的消费观念。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天人合一”思想以朴素的、直观的形式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要求，具有丰富的生态文化伦理价值。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融入“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设计师面临的重要任务。深入发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新的阐释，将有利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可持续设计、生产和消费，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优化生态环境，有利于解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这对建构以及丰富和发展21世纪人类的生态伦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任俊华.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3.
[2]乐爱国.儒家生态思想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2.
[3]任民，李迎春.老子、庄子环境伦理思想探析[N].光明日报，2002.6.
论文关键词：斯坦贝克；生态；生态伦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重要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习惯上被评论界定义为“愤怒的作家”，其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批评家们只看到了《愤怒的葡萄》表达了作者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而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它问世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称“《愤怒的葡萄》属于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angrybook)的范畴”，约瑟夫·沃伦·比奇说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生产的在30年代被称为无产阶级小说的最好范例”。后来，又有批评家对这部小说大加抨击，说“斯坦贝克要么是描写低等的动物，要么是描写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另一位评论界泰斗艾德蒙·威尔逊说：“《愤怒的葡萄》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空话。”“因为威尔逊不喜欢小说把人类降低到一种动物的水平上并让他们具有太多的自然本性，太粗俗也太低贱。”
但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使人类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盲目乐观和狂妄自大中清醒过来。因为，无数的事实说明“现在每天约有100多个物种永远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倍甚至翻番。这个星球上，维持生命的资源，如空气、水和土壤，正被惊人地污染或消耗。
诞生于20世纪的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给人们解读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武器，人们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阐释斯坦贝克的作品。美国著名生态学者，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教授(RoderickFrazierNash)在其生态学巨著《大自然的权利》中，引用了西尔多·罗斯雷克(Theod．oreRoszak)的话说，当代的环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构’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比特·利斯卡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示了一种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倾向”。美国西南卡莱罗纳大学学者布瑞恩·马斯塔斯(BminMaste．璐)指出：“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评领域里一颗光耀夺目的明星”，“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态批评之父”。他还说：“事实上，在最近出版的许多生态批评的文集中，斯坦贝克很少被人提及。”
一、伦理与生态伦理
美国伦理学家戴斯·贾丁斯说：“伦理(ethics)一词来自希腊词ethos，意思是‘惯例’(custom)。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惯例的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
说到环境伦理学，贾丁斯指出：“一般地说，环境伦理学旨在系统地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道德关系。环境伦理学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绪论丹)
早在弗雷泽·纳什之前，就有学者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剥削、蹂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1915年，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讨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1940年，奥尔多·利奥波德(d0leopold)呼唤一种整体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道德，他称之为“大地伦理”(1andethic)。深层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deepecologyorbiocentrism)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这对西方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否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根据大多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所以，几千年来，人类把大自然当做奴仆，“自然环境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被我们大家的工业制度蹂躏的黑人”。
西方的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是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的根源，诞生于这种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托马斯·阿奎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应地，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之……’’
二、斯坦贝克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表现
1．作者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折射生态伦理观念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一个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斯坦贝克作为一个有着生态伦理思想的伟大作家，满怀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特别是他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从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米尔布拉斯指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统治的文明：这种文明被定向于允许一些人去征服另外一些人。”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西方文明认为“他们应当努力去统治对方，吃掉对方或者被对方吃掉。而美国人则相信，他们必须保持他们在全世界中的强者地位”。
斯坦贝克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深情歌颂了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黑人，以充满同情的心态描写了贫穷的流浪工人等。在他晚年发表的游记《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表达了对黑人的同情和赞美。在谈到黑人古柏家时，他写道：“他们是我惟一认识或有接触的黑人……当我听到，譬如说，黑人是个次等民族时，我在想，一定是有关当局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当我听到黑人都是脏鬼时，我记起了古柏太太晶亮的厨房。懒惰?古柏先生大型运货马车走在街上的得得马蹄声，总是在黎明时分扰我清梦。不诚实?古柏先生是萨利纳斯极少数欠钱绝不拖过当月l5号的人之一。
作者不仅赞美黑人的优秀品质，还对种族主义分子的丑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对他亲眼目睹的女种族主义分子拉拉队反对黑人孩子上学的拙劣表演，他说：“这些女人的表现，赋予了‘母亲’这个词一些很奇怪的定义。更离谱的是，其中一小组人对此事已经熟稔到被称为‘拉拉队员’的地步。”
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在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更增强完善了她的母亲形象。她细心关爱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善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妈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
在《人鼠之间》这个富有多重隐喻的小说中，作者歌颂了小人物的友谊。它讲述的是两个流浪农业工人关于土地的梦想和相依为命的故事。他们在农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被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有一小块土地，过上愉快自由的日子。尽管莱尼弱智，经常惹麻烦，乔治从不放弃他。有一次，莱尼又惹了祸，觉得对不起乔治，说要走，离开乔治。乔治说，“我需要你留下，和我在一起”，“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上，会有人把你当做一匹野狼把你射死的”。朴实的语言，深厚的感情!
斯坦贝克笔下的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符合生态伦理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深情赞美和讴歌。
2．斯坦贝克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学批评的矛头就是直指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主要策略是颠覆和消解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如人／自然、意义／物质、大脑／身体、男人／女人等的对立。在生态主义者和生态／环境伦理学者看来，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关注动物等其他自然现象，就是对以自然为敌、破坏自然、征服自然的文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业主义、享乐主义的抗议和挑战。
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然是功不可没。但是，人类中心主义也随之登场。例如弗朗西斯·培根，要“让大自然及其儿女供人类使用，使她们成为人类的奴隶”。迪卡尔说要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康德说“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这类表现人类优于自然，要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豪言壮语，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在欧美的诞生并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标志着近现代生态灾难的开始。
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有着生态学背景的作者深情地表达了对红杉林的感情，痛斥了滥采滥伐。他说，“红杉给人的感觉无法传达”，“红杉不像我们认识的其他树木，红杉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使节”。有个人“借着地主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他把所有的树都砍了卖掉。镇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并且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因此，“对美洲杉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陌生人，都是野蛮人”。
正如杰帕里尼在《斯坦贝克横越美国》的“导读”中说的：“斯坦贝克最好的小说之所以迷人，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于一块土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还有对土地上的人民和环境之间重要的关系都有深厚的感情。”导读，聊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到了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地步，如同背信弃义。”当然，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早就谴责了由于人类的愚昧无知、贪婪掠夺造成的生态灾难。他在小说第一章就描绘了俄克拉何马州的生态灾难：“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细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来。”此外，由于土地被过度开垦，地表土失去了保护，在干旱气候下出现的“尘暴”，把地表土吹走，“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
作者在小说的第十三章，对于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类的贪婪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真不懂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天天有五六十车人从这儿过，都是带着家小和东西往西去。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去干什么?”“哎，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真不懂。” “可是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呢?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斯坦贝克用重复的手法反复发问，强调了人们的愤怒和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凯西是这样回答的：“譬如我吧，一向都在拼命跟恶魔斗争，因为我从前认为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有一种比恶魔还要凶恶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国家，不把这个家伙砍掉，它是不会甘休的。”斯坦贝克不正是在暗示，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和无情蹂躏是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吗?
据统计，仅1935年3月，“一场新尘暴席卷了南部平原，毁掉了堪萨斯一半的麦作物，俄克拉何马的四分之一，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全部——500万英亩全部被吹光了”。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占阱’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的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于人类这种愚蠢的行为，作者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警告说：“如果最多才多艺的生命形态——人类——用他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方式努力生存，那么他们不但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其他的生命。”因为斯坦贝克深知，“自从希腊和罗马衰落，基督教出现以来，大自然在西方伦理学中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3．作者充满爱心描写动物，体现了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
盛行于西方社会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造成了人类的贪婪无知和狂妄，也唆使人类对大自然实施了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和残忍的杀戮，从而导致多种动植物的灭绝。有人警告说：“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一直沿用了错误的做法。
而斯坦贝克则在作品中，反复表现了自己对各种动物的感情和挚爱。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他的狗查理的活动。在《人鼠之间》这部小说中，开卷就是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然界里的动物。“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嘎嘎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跑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在《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谈到了一次打猎的经历。面对郊狼，他说，“我的手指迟迟不愿碰触扳机”“现在我对这两条活蹦乱跳的健康郊狼有了象征性的责任。在万物关系的微妙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被绑在一起”。
斯坦贝克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可追溯到达尔文和梭罗的生态思想。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在《缅因州的森林》中写道：“森林中并不是没有居住者，里面住满了和我一样善良而诚实的精灵。”他曾经“把翻车鱼、植物、臭鼬、甚至星星视为伴侣和邻居——换言之，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早在梭罗之前的1835年，达尔文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与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真实和谦虚的。因为达尔文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得到的视野就越宽广。的确，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对人的标准是这样，难道说对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更应该是这样吗?难道说斯坦贝克不正是一位有着高度的文明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的作家吗?
斯坦贝克的生态及生态伦理思想极其难能可贵。这实际上体现了生态伦理学家们提倡的把人的“天赋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大自然的权利”。他的这种思想类似于“生物中心伦理”(bio．centricethics)。该理论认为：“所有生命均有内在价值。”生物中心伦理的一个早期版本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reverenceforlife)理论。施韦泽说：“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问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关键词：伊斯兰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新疆；古兰经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187-02
《古兰经》既是一部宗教的经典，也是第一部诗歌形式的阿拉伯文献，在阿拉伯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它的内容直接反映了7世纪初发生于阿拉伯半岛并对后来阿拉伯民族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所以又是研究和伊斯兰教以及当时半岛社会情况的历史文献。《古兰经》的哲理是伊斯兰教教义学和阿拉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法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成为中世纪以来伊斯兰当权者经世治国依据。《古兰经》中所反映的道德规范不仅包含了穆斯林的生活戒律，还指导穆斯林们如何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蕴含着较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它对当今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意义。
一、《古兰经》生态伦理的主要内容
《古兰经》中所阐述的生态伦理思想贯穿着浓郁的伊斯兰宗教色彩，其中不免包括了非科学因素和滞后成分。如《古兰经》认为生态保护的目的是取悦神，进而使神对人产生庇护，获得来世的幸福。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摒弃的，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古兰经》中也存在着很多值得我们注意和深化的生态伦理思想内容。
（一）万物平等
《古兰经》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动物是和人一样的生命存在，要求人类不仅要相互仁爱，也要将仁爱播撒到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古兰经说：“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1]动物作为造物主的被造物，存在于这个世界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作为代治者的人类要尊重其生存的权利，不仅要从肉体上进行保护，还要对其精神和感觉上进行关怀和体谅。伊斯兰教不仅禁止虐待动物，并且要求穆斯林在屠宰动物时，也要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和恐惧。譬如屠刀要锋利，动作要迅速等等。伊斯兰允许为食用其肉而屠宰部分动物，但严禁盲目杀生。伊斯兰教还专门制定规定，在斋月期间和伊斯兰禁地内不准打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定期保护鸟兽的社会效用。对于植物，早在伊斯兰教初期，就规定必须在人类生活的区域之内保留“喜玛”（Hima）和“哈拉穆”（Haram）。“喜玛”相当于现代的“自然保护区”，有意识地限制人们进入放牧、伐木、狩猎和汲水，为了防止当地特种野生动物和植物品种遭到灭绝的危险。“哈拉穆”相当于今天的公共保护区，实行集体按规定管理，容许公众使用，如草地、水源，但不容许私人占有或无度开采、滥用[2]。
（二）可持续和谐发展
《古兰经》中万物平等思想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伊斯兰生态伦理理论肯定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应该珍惜有限的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必将导致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枯竭和灭绝。世间万物环环相扣，人类如果肆意妄为，就很有可能引起多米诺效应。这不仅仅给其他物种带来毁灭，最终也会使人类自身走向终点。所以人类作为造物主眷顾的被造物，拥有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的智慧和能力，就要肩负起保护资源的使命，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而《古兰经》对天园的叙述被伊斯兰教作为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最高理想境界。通过对天园自然生态之美的感知，可以体会到伊斯兰教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生态美的崇尚。这种理想和追求不断为穆斯林指引着建设生态环境的方向。天园为穆斯林展现了一幅亲切和谐而又生动美丽的生态风景画像。这种理想的自然生态模式极大地鼓舞和调动广大穆斯林创造和谐生态的热情与动力。
（三）人人有责
穆斯林对今生后世、因果报应信服而又尊崇。《古兰经》中将爱护自然环境作为“善行”，认为爱惜大自然就是敬畏造物主，从而可以修得善功，为后世做准备。每个人必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为自己积累善功。因而穆斯林身体力行，顺从造物主确立的自然法则和社会道德规范，由此赢得主的喜悦、生活的安宁。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清楚地明白人类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环境而独立生存，所以人类必须自觉保护生态环境，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二、《古兰经》中生态伦理思想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论文摘要：《太平经》看来，“道”生万物，众生平等，万物同受天地恩泽，虽然万物都有类的区分，但他们都有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而且物有神性。人时其他自然物的态度应以“贵生”为标准，以“共生共荣”为基本原则。物全为富，情感交融的诗意般的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理想状态;为此，人要遏制自己的贪欲，保存自然万物生生不息之气。“天道无为，任物自然”，人应“助天生物，助地养形”，在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诗意的栖居。
《礼记》云: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自古以来，中国的伦理问题，不仅仅是讨论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且还讨论人与天地鬼神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所涉及的范围是广泛的，自古就与信仰有关，信仰、天地、人事融合一体。中国人的生态伦理观念强力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太平经》原名《太平清领书》，作为中国道教早期重要经典，成书于东汉后期，内容庞杂，其基本思想来源于黄老道家，也包含了徽纬神学和各种方术思想，生态伦理问题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它对环境问题的基本观点有对我们今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全书第三十五卷中的《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第三十六卷中的《守三宝法第四十四》、《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第四十五卷中《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第五十卷中的《草木方诀第七十》、性物方决第七十一》、第九十八卷中的‘包天裹地守气不绝诀第一百六十》、第一百一十七卷中的《天乐得善人文付火君诀》、《天咎四人辱道诫》、第一百一十八卷中的《禁烧山林诀》、《烧下田草诀》、第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卷中的《和合阴阳法》等都对生态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论述。此外，还有一些散见于其他的章节中。此书对生态问题的论述是和其他的思想相结合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生态问题的论述只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环节而出现的，它和道教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对人性的教化是密不可分的。
一、《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1.天人一家，物全为富
在《太平经》看来天地是生养万物的父母，在人与自然物之间，人是处于管理者的地位，代表天地统治万物。人对待天地的态度应该遵从父慈子孝的社会伦理规范;而对待其他物种的态度应该是以共生共荣为准则的。
《太平经》第四十五卷《起土出书诀第六十一》:“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治生，共养万物。……以地为母，得衣食而养育，不共爱而利之.人甚无状，不用道理，穿凿地，大兴土功，独母愁患诸子之大不孝.……故父灾变复起，母复怒，不养万物.父母冤怒，其子安得无灾乎?……”。这段话首先说明的第一问题是天、地、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天地是大化的基础，万物由它们生养。其次，人的地位的重要性，天地生养万物，人是最集中的代表，人不仅从天地那里获得了生命，而且人也要代表天地诞生的万物向天地履行自己的一份义务和职责，人是天地万物的治理者或管理者。在确定了人的基础定位之后，那么，人对待天地的态度和行为应该遵从什么样的标准呢?在《太平经》看来既然两者之间是有父子之实那就应该遵从父子之道，所以，人要像侍奉自己的父母那样来对待生养万物的天地的。《太平经》认为人对待其他物种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注重物种的保全与繁盛。“天以凡物悉生出为富足……万二千物悉伤为虚空贫家。此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此父母贫极，则子愁贫也。与王治相应。是故古者圣王治，能治万二千物，为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三分之二为中富君也。不足三分之一为下富君也。万物半伤为衰家也。悉伤为下贫之人。”
在《太平经》看来真正的天下富足就是物种的保全与繁盛。物种的兴盛与保全不仅反映人对待其他生物的态度，也是天地给人的征兆，是衡量人治的一个重要标准。富且贵是世人的一种生活的理想，而这里的富贵不外乎人对金钱和财富的追求。一般人对富裕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人的世界而很少是从外物的角度去解释的，而在这一点上《太平经》提出了前瞻性的观点。它认为所谓的富裕应该以物种的多寡为衡量标准，物种多就为富，物种少就为贫，它的财富观是超越性的，把人的视角拓宽到了世间万物，把人的财富观念建立在了人和自然的联系上了。这对经济理性充斥一切的现代人类而言无疑是有重要启示的。
2.物我同根，众生平等
在《太平经》看来，天下万物不仅俱受阴阳之统，感天地之气而生的，而且在生存需求上是平等的，同样具有“三急”。第三十六卷《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然!歧行俱受天地阴阳统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何谓乎哉?…但有毛羽者，恒善可爱，御寒暑;有鳞者，恒御害;非必须而生也，故为小急。其余凡行，悉过处也。……”;“今布根垂枝之属，不饮不食不衣，当奈何乎?…万物须雨而生，是其饮食也。…不得昼夜合阴阳气，物无以得成也。天下无成实物，则大凶是二大急也。疏页也实，数页也实，俱实;不必当数页也，是其小急也。实者，是其核也。……”《太平经》认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生存需求的三个必要条件:动物同人一样需要雄雌、饮食与衣物;植物的生存同样也需要三样基本的东西即昼夜流转、时雨的滋润及其根叶。虽然需求的具体内容不同，但都秉承天地阴阳之统，都有着求生的根本需求。人作为世间生物的管理者，应该“助天生物，助地养形”，遵循天地生养万物的基本原则，尊重其它生命，给他们提供一个生存的空间，这恰是体现了道教大道化生，万物同根的基本理念，在生命的起源上万物平等。
3.天物感应，物有神性
《太平经》认为天地万物不仅在起源上是平等的，而且有些生物还具备人所不能的重要功能，有些植物和动物因为有天的感应而能为人治病。“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为神草木也。…十九相应者大臣之草也;十八相应者，人民草也;过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误人之草也。……"不仅有些植物是这样而且有些动物也是这样。“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歧行之属，能立治病。……使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百衣至德处士之神方也;各有所出，以此候之，万不失一也……”，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太平经》看来都是带有神性的，正因为此，它们能给人治病，而且对疾病所起的作用跟病人德性的高低是成正比的。虽然这样的说法带有神学的色彩，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它对动物和植物的一种价值观，即动物和植物也在感受天地的精气，它们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天地对万物的恩赐并不只限于人，这也是对人盲目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否定。
4.坚守“三宝”，抵制“浮华”
其实，生态问题说到底是人性的问题。人的贪欲的膨胀，导致一系列急功近利的思想的形成，从而在生态问题上造成了一些无可挽回的后果。对于这个问题《太平经》是有论述的，“…今天地开辟，淳风稍远，皇平气阴，灾害横流。上皇之后，三五以来，兵疫水火，更相兢与，皆由亿兆，心邪形伪，破坏五德，争任六情，肆凶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长少，贵贱乱离。致二仪失序，七耀远经，三才变异妖讹纷纶。鬼神交伤，人物凋丧，告祸荐至，不悟不悔，万毒悠行，不可胜数。……”，灾害地发生是因为人性中邪恶因素地失控，贪欲极度膨胀，从而导致道德败坏，人心不古，世事失序，因此，要想构建太平世界就要遏止人的贪欲。那么如何去遏制人的贪欲呢?《太平经合校》第三十六卷《守三宝法第四十四》说道，人之三宝长急而不可废者，反之，即为浮华之物，如果过分的追逐，奸伪必起。“何谓也?此三者应天行。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养人形身也。过此三者，其余奇伪之物不必须之而活，传类相生也。悉就浮华，因还自愁自害，不得尽其天年也。后生多事纷纷，但以其为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趋走不得止也……”世间的灾害都因为人心的贪欲而起，也就是对不急之物的过分追逐，这种现象不是仅存于当前社会，而是古已有之。
作为有理性的人就是要从心底去遏制这些浮华之物的诱惑，让情感和理性充斥自己的心灵，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清风明月所带来的诗情画意，这也正是道教一直实践的人生理想，因此，《太平经》提倡节欲即“去浮华”，就是要控制对“不急”之物的追逐。它的这种认识是深刻得，发人深省得，闪烁着中华文明古老智慧的光芒，更值得活在今天的人好好地去体味。
5.顺势取用，适度消费
顺势取用，适度消费是《太平经》所提倡的对于生态保护方面的主要行为规范。道教认为，“天道无为，任物自然”，人们应该遵循天道，不要随意干预自然界的客观进程而应顺势取用。
“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要“安天地”，就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此外，《阴符经》开篇即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天之道”就是认识自然规律，“执天之行”就是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人类的本领就在于此，所以说“尽矣”。若不懂得自然规律，凭主观意志盲目行事，便如《道德经》所言，是“不知常”，必然“妄作，凶”。而在道教看来，“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天道无为，任物自然”，万物都有按照道赋予它的本性自然发展的权利，人类不应该随意对它们进行杀戮，阻碍它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应该“与天地合其德”，对万物“利而不害”，辅助万物成长，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
为了在对自然物采取的各种行为中正确地贯彻适度消费的原则，道教主张以“道”观物，反对以“我”观物。以“道”观物，实际上就是从宇宙整体的角度来审视万物，而不是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导致干预自然的行为。而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往往会诱发连锁反应，有时以意想不到的形式，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
二、《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
《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丰富的，作为一种中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它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意韵又有宗教文化的特色，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慈心于物的道德认知
《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善待众生，或者说是慈心于物。这首先表现为它对万物的基本态度是尊重生命。它讲物种的保全、讲生命的平等、还讲到物的神性等，字里行间中透露出对万物的关爱之心。《太平经合校》卷三十《草木方诀第七十》:“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驱使也，名之为草木方，此谓神草木也。治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生物方诀第七十一》:“生物行精，谓飞步禽兽歧行之属，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药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在其身中，天使其圆方而行;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乐在其中。此三者，为天地中和阴阳行方，名为治就疾使者。…夫天道恶杀而好生，蠕动之属皆有知，无轻杀伤用之也。故万物芸芸，命尽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寿，失天意者亡。凡物与天地为常，人为其王，为人王长者，不可不审且群也。”在《太平经》看来草木与禽兽都是上天再生之德的一部份，是有神性的。它们都是“命尽天，根在地”，而“用而安之者在人”，也就是说对自然万物的生杀欲夺的大权不是在人而是在天，人不仅没有权利去随意处置自然万物，而且还应该善待自然万物，因为，善待众生不仅是天意也是人积德的一个重要途径，只有德行高深的人才能终成正果，得道成仙。因此，人要慈心于物。
2.仙道贵生的道德情怀
关于贵生的思想在中国的秦汉时期甚至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吕氏春秋》中对个人生存意义的讨论，显现了个人优于社会的价值观念。它说天下虽然很重要，但不能以天下危及个人的生存，“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生养生之道也”。作为思想大融合的《吕氏春秋》中的贵生思想似乎是源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杨朱，但它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态度了，而是把个人生命的高度重视，生活方式的自然安逸，养生之道的“用其新，弃其陈，揍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都通通的贯穿在一种似乎来自宇宙的原理上。
道教建立“道”化生万物的宇宙观，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同源同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切有形皆含道性”，从而构建了作为道教生态伦理基础的生命平等观及其贵生思想。“天道无为，任物自然”，贵生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念，也是道教文化的核心内容。《太平经》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强烈地体现了贵生的思想。道教的贵生是泛指一切生命体的，因为，“大道”化生万物，上天有好生之德，因此，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是人顺道而行的重要标准。《太平经》积极的强调物种的保全，强调人对自然资源的珍惜，强调节欲，规劝人要顺道而行，慈心于物等都很好的体现了它的贵生思想。《太平经》强调人对自然万物的爱护，如:动植物和人一样有“三急”;人对自然万物只是用而安之，而没有生杀的大权等，字里行间透露出对生命的热爱。其实，贵生在道教中不仅是一种提倡的行为规范，而且，还是一种美德的象征，因为，只有行善积德的人才能得以长生，这种长生是上天对人善行的一种奖励。
3.劝善成仙和神明赏罚的宗教实践方法
《太平经》作为一种宗教典籍它的实践方案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对于能按天意积德行善的人，上天是会给予奖励的，反之，就会遭受惩罚，不在今生，就会在死后，不在自身也会在后人身上体现出来，这就是“承负说”。《太平经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解“承负决”:“…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因自言为贤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也，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会也。如行善不止，过此寿谓之度世。行恶不止，不及三寿，皆夭也。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先人之过也。……”世事万物受承负之灾的影响，人积德行善最大的体现就是应和上天之气，应和上天之气最为关键就是要顺应上天的法则，具体表现为自然万物作为天地调和的产物人不能凭借自己的喜好去任意的践踏和毁坏而是要应和这一法则，这也是免去承负之灾的根本，:“…欲解承负之责，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将怜之。一者，天之纲纪，万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