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12: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大众传媒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
相对于我国公共管理而言,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预警性,能够对社会中出现的异常情况进行报道,能够对涉及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况进行报道,从而引发人们的警惕性,让人们对突发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众传媒对地震的现状进行了及时报道,并且将地震的情况进行了传播,不仅保证了地震事件的真实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了灾区现场报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据大量的事实表明,大众传媒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以及公开性能够保证大众传媒发展与运行的基本准则,能够让社会产生一定的报道反应。此外,从效率角度分析,大众传媒将涉及的公众利益的真实信息进行报道,能够避免灾难性损失,能够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增加公共信息报道的透明度,尽可能将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议程设置功能
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议程设置是建立在环境监视功能之上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为大众传媒设定了议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众传媒中,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基本信息能够以议程的方式进行展现,并且所产生的影响下能够对受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一般而言,新闻传媒所选择的播报内容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并且传播媒介在根据现实环境中所选择的报道内容在经过加工之后能够积极呈现给广大受众。从现实角度出发,社会的现实状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部分公众而言是不理想、不规范的,如果想让她(他)成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对象,则需要对社会问题进行转换,而大众传媒所具备的议程设置功能则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接触信息,并且能够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传播,使其能够连续性的进行报道,从而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大众传媒对社会事件的客观报道能够提高受众的认知程度,能够引发受众对社会的认识与思考,提高受众的认知度,从而将媒介议程积极转化为公众议程,形成焦点效应,产生强大的舆论引导,促使公共事务进一步调整。
(三)大众传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监督作用
自古以来,监督是保证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相应的,批评专栏使受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加强,新闻传媒针对性的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报道与批评,从而提升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种社会中的而不良现象也会通过新闻传媒进行报道,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以及《中国质量报告》等栏目在全国受到了关注与重视,此类节目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该类节目将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进行了发挥。现如今,我国民众在表达自身意愿的时候要求自身权利的合法性,而大众传媒作为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关键因素,能够引导社会与民众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改变社会舆论监督现状。此外,近几年在科技的发展中,网络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网络不仅改变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从根本上促使新闻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传播速度的快速性,传播内容的全面性。网络的出现让广大受众拥有发言权与表决权,在形成双向互动模式之后,能够有技巧的对政府政策进行调控,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创新,促使人们对问题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四)大众传媒具有参与政府决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始终离不开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所具备的公共空间能够使政府决策具备有效性与实效性。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治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出现,能够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对其进行讨论与分析,进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推动我国政府形成新的决策意见。此外,大众传媒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在传媒的平台中,不论是个人、团队、政府还是其他均可以针对决策问题进行论证,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意见。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对决策的内容进行解读,并且能够深化受众的理解程度,提高受众参与决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参与能力。与此同时,大众传媒还能够通过公众群体将错误的信息进行取消,完善决策体制,将社会各个阶层的意愿进行充分反映,从根本上带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与进步。
2.结语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时代赋予的要求。在大众传媒的发展中,信息得到整合、传播,逐渐成为了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大众传媒自身所具备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传媒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公共管理应该与新闻传媒进行整合,充分发挥协调、稳定的特点,带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迈入新的台阶,推动我国民主进程,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大众传媒，体育，联姻，影响
大众传媒是通过媒介面对群体的方式传送视听音讯的非个体性传播工具。，联姻。它通过有组织的技术传播，有效地、快速地向公众传递信息的手段，包括报刊、杂志、书、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自身的高速发展, 使之成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达到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社会活动。体育和传媒同属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联姻使双方相辅相成,对彼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大众传媒与体育联姻对体育产生的积极影响
1.1拓展体育文化时空，是体育全球化的巨大推动力
大众传媒通过精彩体育赛事、新闻报道、评论，以及各种体育娱乐节目等，不仅满足了观众的文化和娱乐需求，获取大量新的体育信息，而且对人们体育行为、意识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电视出现以后，以大众传播为载体的体育文化传播，使体育文化在时间、空间上的交流进一步扩展。相同的全球化文化传达到全球的每个角落，如奥运会成为全球最盛大的节日，大众传媒的作用功不可没。
1.2激发体育运动欲望，增强大众参与意识，产生积极的体育价值观，促进体育参与行为
据调查，人们从媒介获取体育信息的频率与体育价值观有很大的联系。体育比赛的魅力和气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传媒传播体育的效果从显性和潜在隐性两方面促进了人们对体育文化的理解和喜爱，能使大众产生积极的体育价值观，激发体育参与欲望。媒体的大力宣传使得人们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及其规则，这为人们参与体育提供了方便，也为各体育项目的开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可以说，大众传媒同时为体育运动提供了观众和未来的运动员。，联姻。
1.3使体育运动为社会提供娱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体育为适应传媒的特殊需要,尽量增加比赛的吸引力、刺激性、戏剧性和观赏性。体育以娱乐的方式吸引人们愉快、健康地参与各种体育运动，获得轻松愉悦的精神状态，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娱乐消费活动。体育的本质属性娱乐性被逐渐还原。体育借助于传媒使体育的影响力逐步上升，人类的生活、思想和观念都因此发展变化。关注体育和参与体育已经作为衡量人们生活方式和质量的标志之一。
1.4大众传媒监督体育不正之风,弘扬体育精神,为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首先可以使体育事件成为大众焦点,其次通过客观、真实、准确和及时的报道,让大众知晓体育运动各方面的运作发展状况,并通过舆论监督净化体育环境,保证其健康发展，如当前中国足球打假扫黑。传媒把运动员犯规和裁判疏忽，如实展现在大众面前，为遵守公平竞争原则提供舆论监督保障，促进了裁判水平和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以及职业道德的加强，大众传媒的监督功能已成为当今体育运动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
1.5大众媒体充分张显了体育的魅力，制造明星效应, 为体育树立形象
大众传媒突破了时空限制，着力体现体育的力与美，表现优美的肢体动作和激烈的对抗场面，能够使观众关注比赛过程，期待比赛结果。，联姻。电视媒体还原重现比赛现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立体呈现“运动”的魅力。体育明星是民族英雄的隐形化身, 是人类自身技巧和智慧的体现,对青少年有重要的教育作用。由于大众传媒“授予地位”的功能，他们对大众的示范导向作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潮流。体育明星的价值体现，体育明星效应的产生应当归功于大众传媒的运作。
1.6影响体育比赛项目的设置与规则，促进竞争与变革，促进体育市场化和体育产业的发展，使体育多种功能得以体现
体育运动项目设置要考虑到符合电视等各种媒体受众心理的需求，为了便于电视转播，不得不对比赛项目的设置及其形式、制度、规则进行改革，以增加观赏性和竞争力来适应电视播出的要求。
人们称比赛、观众、电视转播和商业广告是现代竞技体育这具马车缺一不可的轮子。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促成体育消费市场的扩大和体育产业丰厚的利润，这就大大刺激了投资，也促进了体育产业化进程。所以，大众传媒是体育产业兴旺发达的支撑。大众传媒沟通了体育赛事与商业广告的关系，举办方、传媒和企业各自获利，一举三得。在传媒的宣传、包装下，体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健身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被尽情挖掘出来。
1.7为体育运动提供重要的经费来源，促使体育组织媒介市场的形成
2大众传媒与体育联姻对传媒产生的积极影响
2.1体育丰富了大众传媒的内容，增强了大众传媒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为大众传媒带来大量的观众。
体育是传播媒源中最生动、最能激励人奋进的内容之一，创造了传媒的自由“天地”。各传媒纷纷扩大了体育报道版面和增加体育节目时间，转播大型体育盛会也成了全球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体育报刊、杂志很畅销。体育的社会化、大众化以及体育市场的快速兴起，为新闻媒体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体育使大众传媒的内容更丰富，吸引力更大，生命力更强，为大众传媒带来大量的观众。
2.2体育促进体育传媒专业化、科技化和全球化
近年来，涌现出了大量以体育赛事为报道对象的专业体育传媒，如广播电视的体育频道，综合报纸的体育专刊及专业体育报刊，专业体育网站。不同类型传媒利用自身的特点，以不同类型的报道形式，灵活多变的报道技巧，全方位立体化地为受众提供最新最全的体育信息。
体育传播的需要促进了大众媒介的科技进步。如水下定位遥控摄像机，电瓶摄像车，防震器等等。体育本身的跨文化特点和体育赛事的日益国际化是体育传媒国际化的重要前提，这促使大众传媒朝更加全球化的传播方向迈进。，联姻。
2.3体育增加了大众传媒的经济效益，挖掘了大众传媒的市场潜力
体育运动通过大众传媒的种种渠道，被输送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而大众传媒又借助于体育运动的魅力，吸引着数以亿计的观众。体育与现代传媒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发展。，联姻。媒介巨头争相购买体育俱乐部股权及电视转播权，在获得丰厚的广告收入同时，也充分挖掘了媒介的市场潜力，提高了与同行的竞争实力。，联姻。
3大众传媒与体育结合带来的问题以及不利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大众传媒推崇锦标主义，忽视体育精神和教育价值；忽视对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进行关注和宣传；在体育报道中男女比例失衡；体育传播媒体对体育暴力的追逐影响社会安定；盲目追求体育传播娱乐化，影响了运动员的行为，对体育明星的不恰当直传，也可能造成捧杀。国际传媒巨鳄对体育传播的垄断可能剥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观看体育比赛的机会，导致体育资源的浪费。出现假新闻和失实报道，造成了体育赛事组织和大众传媒的关系恶化。
4对策与建议
4.1 树立统一、导向和监督的正确观念,是处理好体育与媒体关系的前提，大力发展体育中介组织和体育专业传媒，建立体育媒体服务系统和体育信息管理系统。
4.2 提高传媒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报道中体现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摒弃性别歧视，重视女性体育报道。关注宣传引导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创新体育运动文化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吕树庭,卢元镇.体育社会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2]李金龙,刘坚．体育社会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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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典,肖谋文.论体育与传媒的共生效应[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0,20(3)
关键字媒体 大众传媒 科学传播 科技伦理 互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es on Ethical Problems Arose by Interacting Between the Mass Mediu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n D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The mass medium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develop together. But the conflict between temporality and objectivity makes the mass media arises some ethical problems when it interacts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se problems may engender a series of bad influences. So the scientists and the media should combine together and try their best to avoid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media mass medium spread of science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teract
科学技术的成果要以一定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样的传播方式既包括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以获得同行承认，也包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信息让公众知晓。在大科学时代，科技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学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对公众的影响直接而深刻，因此，媒体在科学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由于科学期刊主要面向科学共同体，有比较完善的审查制度和严格的审查程序，对公众影响较小，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大众传媒与科技的关系及二者互动引发的伦理问题。
一、大众传媒与科技的关系
大众传媒与科技不是陌生的伙伴，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并有越来越密切的趋势。
第一，大众传媒需要科技。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科技信息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内容。随着科技成果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的增大，公众了解科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而过于专业化的科学期刊因难以理解，无法满足公众这一方面的需要。大众传媒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公众主要使用的媒体，它能及时将最新的、与公众关系密切的科技成果和信息传达给公众，在科技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科技信息已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新浪、雅虎等主要门户网站都有专门的科技频道，介绍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科学界发生的大事；美国discovery探索频道的纪实节目包含了大量科技方面的信息，通过收看这些节目，受众可以了解到很多天文学、物理学、生命科学等等学科的知识和最新进展。其次，大众传媒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传播速度更加迅捷，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和网络，如今，手机成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大众传媒的管理方式等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第二，科技需要大众传媒，这主要表现在科技成果需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近年来，“科学家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或新闻会、寻求媒体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事已经屡见不鲜”，①克隆研究、火星生命探索、器官移植、试管婴儿等科学事件也成为主要的新闻事件，所有主要的电视网、报纸和网站都有报道。科学家如此做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科学家的发现或结论很重要，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家有责任尽快向公众传达这一重要信息，这一点在非常时期尤为明显，例如，非典时期关于SARS病毒的研究结果就要第一时间报道出来让公众知晓。其二，科学家希望通过大众传媒对研究成果的展示，强化公众对其研究的印象，争取资助机构进一步的资助和社会对该项研究的支持。例如，虽然机器人技术还不能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但大众传媒对一些阶段性成果的报道却使人们对该技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其三，一些科学家通过大众传媒确立优先权。通过同行评议系统发表研究结果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等待的过程中可能失去优先权，所以少数科学家选择通过大众传媒把结果直接公布于众。
二、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虽然大众传媒和科技互相需要、互相促进，但由于二者在标准、目标和资金来源等方面有所不同，所以它们的互动有时会对社会产生没有预料到的、不利的影响。
大众传媒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时新性，它要求媒体要以最快的速度报道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以满足受众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却以客观性为重，一个科学实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初步的、亟待改进的，一项技术发明很可能是不成熟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它们需要科学共同体在重复实验中不断地验证与发展，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矛盾决定了大众传媒与科技的互动不会一帆风顺，媒体在处理时新性与客观性的过程中如果有所偏颇，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第一，少数科学家可能为了争夺优先权，通过大众传媒不成熟的研究结果。科学研究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事业，因此，科学家们对优先权的争夺非常激烈，“实际上它们成了科学家之间社会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②正常的科学检验制度是重复实验和论文审查，这要求科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同行严格评议，以此确保其客观性。有时候，科学家只是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如果通过正常的审查程序，提供详细的数据信息和实验步骤供同行检验，很有可能被其他科学家赶超，丧失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因此，有些科学家选择了大众传媒这一途径，绕过科学检验的程序，直接公布实验结果。如此公布的实验结果因为没有受到其他科学家的检验，其客观性是没有保障的。在科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如此草率的作为很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危害公众安全。关于冷核聚变的争论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犹他大学化学系主任斯坦利・庞斯和南安普顿大学教授马丁・弗雷斯曼1989年3月23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们发现了在室温下用简单的仪器制造核聚变的方法。但他们并没有详细描述这个实验，基本上没有公布任何重复实验的技术信息。很多实验室开始重复这个实验，但得到相同结论的却很少，一些实验室得到了不确定的结果，还有一些干脆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大部分聚变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怀疑庞斯和弗雷斯曼的特别声明，但媒体并不如此。杂志为这项伟大的发现欢呼，它们的宣传引发了政府和公众对冷核聚变的进一步展望。时至今日，冷核聚变仍然是一种假设，没有被完全证实。不管冷核聚变是否存在，庞斯和弗雷德曼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是对科学客观性的违背；而大众传媒在这一事件中虽然是被动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种不道德的科学传播行为，体现出其在新闻价值标准方面存在的问题。
第二，大众传媒在报道科学发现和技术成果时可能会断章取义、失实报道。科学的专业性很强，其概念术语都有特殊、复杂的含义，其结果表达方式也是高度抽象化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外行很难理解。现在，记者收集科学信息的方法很多，包括出席记者招待会和新闻会、对科学家进行访谈、参加科学会议、对期刊文章、著作或电子出版物进行摘要、利用搜索引擎和索引系统等。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或不够认真，草率对待科技信息，所以在报道的过程中可能会断章取义，不实地反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例如，有时科学家在科学会议上报道初步结果，他们并没有准备把这个结果公布给更广泛的受众；有时科学家在科学会议上讨论高度争议性的问题，他们的本意是想让科学同行检验，但缺乏专业知识的记者可能直接把这些问题报道出来。记者常犯的此类错误包括报道内容失实，混淆关键概念，夸大程度，解释说明不够，以讹传讹等。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受众不可能对所有的新闻事件都亲历亲为，媒体报道构建了一种“拟态环境”，受众主要通过接收媒体报道来了解外界环境。作为受众的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建构式再现的信息了解科技的进展，如果信息不实，公众很容易被误导。在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上，这样的报道比较突出。很多报道都有意或无意地把国外科学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加工”，夸大其词，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例如，啤酒甲醛风波，高露洁致癌牙膏等等。
第三，个别情况下，一些大众传媒带着明确的政治、哲学或宗教任务报道科技新闻，“人们看不见的情感支配着人们看得见的事件的发展”。③例如，为了国防安全，媒体可能失实报道某项军事发明，以便误导敌对国家，产生威慑作用。有时，媒体的歪曲报道会干涉科学的自主性，对科学的进步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扭曲科学发展的方向，例如，前苏联的李森科借用政治力量推广自己的理论，在政治的压力下，全国的媒体一面倒的批判孟德尔遗传学，鼓吹李森科的“春化处理”，使得前苏联的遗传学大大落后于西方。这样有倾向性的媒体报道虽然比较少见，但它对科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此也不容忽视。
上述伦理问题对公众、科学和社会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对于公众来说，失实的报道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严重地甚至危害公众安全；其次，对于科学自身来说，这些问题会引导公众误解科学，减少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最后，对于社会来说，在关于科学信息的问题上，无知不是福，断章取义的报道会导致政府和公众在公共健康、环境、产品安全等重要的社会问题上作出错误的政策和决策。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解决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三、对解决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建议
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并不是单方面的，它涉及到科学共同体和新闻工作者两个群体，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对于科学家来说，首先，要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除非有危害公众安全的特殊情况发生，否则都应通过正常的审查程序发表研究成果。科学的元规范之一就是追求真理，④客观性是保障科学顺利发展的充要条件，对名誉和利益的追求不应该掩盖这一原则。科学家必须认识到：规避科学审查程序、通过大众传媒直接研究成果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样做有可能使不成熟或有争议的成果过早为人所知，产生不必要的消极影响。其次，科学家有责任通过大众传媒教育公众，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克服无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在把结果报告给媒体和与记者的互动中，尽力使伤害最小化、社会利益最大化。教育是克服大众传媒和公众对科学误解的关键。科学家应尽量准确地向媒体和公众传播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发现，尽可能避免科学研究被误解，促进社会对科学的理解和正确评价。一些科学家已成为公众教育的典范，如斯蒂芬・霍金、珍妮・古道尔、罗伯特・巴克等，他们通过科普读物、电视节目和撰文等方式加深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强化科学的形象。科学家只有担负起教育的责任，才能尽量避免大众传媒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失实报道，减少公众对科学的误解。
第二，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要充分发挥客观性原则，尽量客观、准确、全面、深入地报道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能想当然地断章取义、夸大其词，造成失实报道。大众传媒是沟通科学和公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媒介，这一特殊的位置决定其必须客观准确地报道科学信息。一方面，记者要具有相关的科学背景知识，能够很好地理解科学概念，熟悉科学方法，在报道时要没有倾向性，不犯统计学错误，不使用不可靠的原始资料，不过分渲染或歪曲报道，不犯推理方面，深度报道重要发现，跟踪正在进行的研究，确保公众得到准确、全面、深入的信息；另一方面，虽然审查科学成果的客观性不是大众传媒的责任，但确保报道的科技信息的客观性却是无法推卸的。大众传媒不能为了满足时新性而牺牲客观性，对所报道的信息不加考察，草率报道。
第三，科学家与记者要互相沟通，共同促进大众传媒对科学的良性传播作用。“从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到李普曼的‘拟态环境’都揭示出：大众传媒的信息产品所构建的世界与人们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二者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完全吻合，而是有偏差的，甚至有比较大的偏差。”⑤为了扭转这个偏差，单靠科学家和大众传媒单方面的努力效果是不显著的，两方面必须互相沟通。科学家要尽量简单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成果，记者要尽量准确全面地理解科学家的理论，媒体在发表科技信息前最好能与科学家沟通，得到科学家的肯定，这样才能避免大众传媒在与科学的互动中产生的伦理问题，促进其对科学的良性传播作用，达到大众传媒与科技共同发展的目的。
注 释
1 David B. Resnik: The Ethics of Science――An Introduction[M], Routledge, London,1998,P115.
2 R.K.默顿著，鲁旭东、林聚任译：《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M]，商务印书馆，北京，2004年，第388页。
3 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著，朱进宁、方玉珍译：《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M]，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2004年，第53页。
论文关键词：性别歧视，批评性话语分析，转换，分类，及物性，情态
1．引言
社会的变革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使人们开始关注和研究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的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并提出了颇有价值的相关理论。然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部分是从语言形式的选择进行，只重视对男女不同性别的语言运用的研究。语言是一种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系统，也就是说，对特定语言形式的选择是由语言使用者意识形态决定的。目前，从意识形态方面对性别歧视所进行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大众媒体中的语言代表并能强化读者对性别的固有印象，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载体并在使其自然内化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本文即试图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大众传媒语言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现象。
2．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般方法
批评语言学家通过分析话语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结构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情态，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关系。辛斌（2002）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性语篇分析特别注意语篇生成者在及物性，情态和分类等方面做出的选择，以及不同句子结构之间的相互转换所产生的不同意义。”
3．大众传媒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实例分析
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在大部分时候包括电视，杂志，报纸，互联网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利用其他有技术能力提供信息的手段。本研究中大多数资料是从2001年至2008年的新闻报道中选出来的。
3.1 从分类的角度分析大众传媒语言中性别歧视
分类是指用语言赋予外部世界以秩序。语篇分类系统是指语篇对人和事物的命名和描述，主要通过词汇的选择来实现，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知方式核心期刊。语篇的分类体系往往最能反映说话人的世界观，因而也最具有意识形态意义（Flower，1991）。 在英语中，有许多用来描述女性和男性的词，但是在选词上是有区别的，比如当我们描述一个good-looking women 的时候我们用beautiful，pretty情态，lovely，charming，appealing，attractive这些词，但是当描述男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如以下两例分别选自《卫报》和《观察》的两个标题：
Kiss of the Spider Woman
（Guardian on Sat. Jan 12，2008）
Sex slaves’ win cashing legal deal
（The Observer on Sun. Dec 16，2007）
从以上这两个标题我们可以想象蜘蛛女之吻到底如何，谁究竟是隶。事实上，在报道中指的是那些被迫成为的妇女。对一个女人来说，被迫做意味着是一场灾难，本应该获得是同情和安慰。然而，当读者看到这些标题是，不是给予同情和安慰，而是嘲笑和讽刺。通过标题中分类的使用，对妇女的不公平对待，记者对妇女的冷漠和不尊重展现给了读者。
3.2 从转换的角度分析大众传媒语言中性别歧视
辛斌（2005）认为：“‘转换’一词来自生成语法情态，但其含义不同。在生成转换语法中，它仅指两种语法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但在批评语言学里，这种关系必须从话语的性质、语境和目的等方面加以理解。另外，‘转换’有时也指语篇中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英语语篇中的转换主要指名物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化（Passivization）的运用。名物化是Halliday所指出的概念隐喻中的一种，它指的是把句子中的动词和形容词转换为名词和名词词组，从而使名词和名词词组获得动词或形容词的意义而具有名词的语法功能。比如：
① Houston Mother Kills 5 Children. （from Associated Press，Jun 212001）
② Family of Six Dead in Murder-Suicide. （from Associated Press，Mar 162002）
③ Mom confesses she killed autistic child. （from Associated Press，Jan 122008）
④ Marion Jones gets 6 months in prison.（from Associates Press，Jan 122008）
以上四个标题都是出自母语是英语的国家，都是有关犯罪分子的报道。标题①，③，和标题 ④ 都是主动语态. 只有标题②是被动语态. 在标题①，③，和 标题④中 actors 分别是是 HoustonMother情态，Mom and Marion Jones，她们都是女性罪犯。然而，情况完全相反事实上标题2中的actor不是罪犯而是受害者，而真正的凶手父亲在文中才能发现，但是作者在标题中省略了，并且使用了被动语态。记者在标题中提到受害者成功的吸引了读者对凶手的注意力，但是同时我们从这些语言当中也看了性别歧视。
3.3 从情态的角度分析大众传媒语言中性别歧视
情态是人际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情态所标记的是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认知性态度、评价性态度。认知性态度指真实、信念、可能性和确定性等。评价性态度指合意性、偏好、意图和操纵等。“考察语篇的情态系统主要有两个目的：（a）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作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b）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 ，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在新闻语篇中，说话者常常利用情态手段传递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图。本文考察情态系统的目的就是弄清说话者的态度，揭示其真正的意图。以下是从文章：“When Violence Hits Home”得出的结果见图1。
图1
从图1 这些情态动词的分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情态词在性别之间的用法差异。然而，那些正式的语言中的主语很少是女性或者是和女性有关的东西。我们所以可以说在大众媒体语言中“Men are always given to more power thanwomen”核心期刊。
3.4从及物性的角度分析大众传媒语言中性别歧视
概念功能是用来表达新的信息或是给听话者传递一定的未知内容。整个及物性系统是概念内容的一部分 ，是表现概念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及物性体现了语言的概念功能。Halliday认为及物性是人们用语言描述现实的基石。它把人们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描述成各种不同的过程，并指明各种过程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element）。过程主要分为6种: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现实世界中的一个过程，在语言上可用及物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也可以用同一类型过程叙述，但需要变换参与者的位置。语篇中过程的选择参与者位置的安排，都体现了意识形态。例如：
来自“When Violence Hits Home”（TIME Magazine in 1995）的材料见表1。
element
clause no.
actor
process
goal
1
Dana （female）
hide
the bruises
3
Ted （male）
ambush
Dana
4
Ted （male）
lop off
Dana’s ponytail
5
Ted （male）
grab
her throat
6
Dana （female）
got off
———
7
She
lose
her hearing
8
Ted （male）
slam
her
9
Ted （male）
kick
her
10
Ted （male）
stuff
her body
15
I （male）
校园传媒作为高校思想宣传阵地和信息交流工具，它包含教育、经济、文化、娱乐、体育等众多内容，满足了大学生学习、娱乐、交往的需要。作为高校德育对象的大学生，他们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校园传媒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过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关系，利用校园传媒做好高校德育工作是摆在校园传媒工作者和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互相结合又互相促进的关系。其互相结合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能经常接触校园传媒的德育信息
由于校园传媒几乎覆盖了学生所有的信息来源，无论是听广播，看报刊、宣传栏、电视，或者是上网，校园传媒在课余时间成了与大学生相依相随的生活、学习的伴侣，大学生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受到德育信息的影响。这为高校德育信息的选择、定位、宣传，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途径。
2大学生愿意接受校园传媒这种教育形式
由于高校的报刊、广播、电视和校园网所采取的讨论、深度分析报道、广泛参与等教育形式贴近学生生活，适合学生特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了学生情感共鸣，所以，更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大学生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教育。这为高校改变德育方法，做好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3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
由于校园传媒能为大学生提供大量的各种实践机会，所以很受学生欢迎。大学生既是校园传媒的受众，又是校园传媒的参与者，有的参与了校园广播的编辑、播音和撰稿，有的成为高校校报的作者、新闻记者和通讯员，有的担任了高校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还有的成了校园网的维护者和管理员，他们在主动参与校园传媒的活动中提高了能力，受到了教育。这为高校拓宽德育形式，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提供了切入点。
4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在校园传媒中能真实地得到反映
由于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他们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体现在所创作的作品中，无论是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喜欢的人物、歌曲、关心的国内外大事，在网上发表的观点、意见，进行的各种交流、讨论，都能流露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这为高校比较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动态，增强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重要载体。
二、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互相促进
在加强对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互相结合的研究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探讨二者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问题，不断探索借助德育促进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和利用校园传媒创新高校德育的新路子。
1校园传媒是消除现代大众传媒负面效应的中坚力量
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来说，大众传媒的多元文化以及良莠不齐的传媒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面对现代校园传媒给高校德育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高校德育工作者单纯地采取“堵”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高校应该主动出击，充分利用校园传媒这一宣传、教育阵地，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针对现代大众传媒中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来袭，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建东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深层次的稳定的内涵文明，充实浅层次的脆弱的肤浅文明，充分展现高校的文明形象和人文精神，增强校园传媒的文化含量；同时要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现代大众传媒的本质，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传媒素养，增强他们对现代大众传媒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和筛选能力。
2校园传媒为高校德育提供了坚强阵地
校园传媒是高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阵地，也是开展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因为，校园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群体，能深入学生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与大学生形影不离，并且传播的信息具有及时性、针对性和知识性等特点，所以它在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将相关德育信息随时通过校园网、校园电台、校园电视台自办节目、校报、系报、社团刊物、橱窗、板报、横幅等传媒手段，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职业理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教育以及将所开展的相关活动的信息，传递给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发挥校园传媒的育人功能。
3校园传媒已成为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
校园传媒弥补了高校德育课堂教育的不足。高校可利用校园传媒各媒体的优势，促进高校德育的有序开展。校园报刊传媒具有易于收藏保存、随身携带、反复阅读、相互传阅等优势，高校可利用这一优势对大学生关心的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做深度报道，刊登相关的理论文章，使大学生在阅读报刊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启发和鼓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维。高校广播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体，有着快速、灵活、生动、覆盖面大等优势，是高校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之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是学校育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高校广播通过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栏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思想，引导他们的行动，配合课堂教育，完成教育任务。校园宣传栏是师生相互交流、沟通、传递信息、探讨学术的园地，它具有内容替换方便自如、常换常新、形式设计多种多样等优点，尤其是大学生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宣传板面，不仅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更是学校德育潜移默化的催化剂。校园网具有数字化、高速化、交互性、全时性、丰富性、开放性等特点，它真正地实现了把只有老师说教的“单向式”德育改为师生、生生交流的“双向式”“多向式”德育，把以处罚为主要手段的“管理式”德育改为以引导为主的“引导式”德育，把单调、呆板的“单一式”德育改为生动活泼、声图、音像并茂的“多样式”德育，把靠堵截为主的“封堵式”德育改为面向社会的“开放式”德育。
4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高校德育取得实效
校园媒体作为独特的校园舆论宣传工具，一直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近几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它由原来的广播、电视、报刊、宣传栏等单纯传媒，发展到今天拥有校园网、手机等多种传媒；它由原来较单一的校内舆论宣传、文化服务等功能，发展到今天多样的社会化、开放性、人文性、信息化导向性等功能；它由过去大学生的“被动接受式”，发展到今天的“主动吸纳式”；它由原来自身设置的单一栏目，发展到今天的合理、多样的栏目；各栏目的内容由过去的呆板单调，发展到今天的图文并茂；由过去单纯的纸质信息发展到今天拥有数字化等多种信息；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它将有着更大、更惊人的发展。从校园传媒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它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受众获得更多的德育信息，有助于对大学生的思想困惑进行及时指导；有助于大学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受到德育的自我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及早了解德育信息；有助于德育工作者采用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由此可见，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使高校的德育信息和德育内容更广泛、更快捷也更多样化了，并且为高校德育的创新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使高校德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5高校德育的创新有助于推动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德育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高校德育工作者如果惯用以往的一些德育理论、德育工作方法与途径，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校园传媒作为高校德育实施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在高校德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高校必须借助于在大学生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校园传媒，来促进高校德育的发展。因此，高校应对校园传媒的发展规划做出统一部署和要求：一方面要加大校园传媒建设的投入力度，优化和整合校园传媒资源，为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保障；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各传媒的的栏目设置和主要任务，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高校德育信息，不断去更新校园传媒内容，以自己的特色去应对社会媒体的影响；对校园传媒中出现的不良信息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治。同时要实现校园传媒间的有效互动，发挥协同效应，构建校园宣传强势，以达到多个传媒之间相互造势增值、延伸各个传媒功能的目的，实现对大学生的有效教育和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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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加拿大等国家。80年代后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作为独立课程开始纳入许多国家的学校课程教育体系；90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培养青少年接受、处理与鉴赏传媒信息的能力，并渐成全球规模性的教育运动，甚至为此立法。目前，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几个北欧国家，它己被纳入全国或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课程内，并出现了许多教学模式和教材，甚至发展为白成系统的教育体系。
一、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毕业论文尚未引起充分和广泛的重视，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WWW．medialiteracy．org．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设立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硕士点；2004年10月，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传媒人学召开；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火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
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1．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
最初，以李维斯为首的英国学者是出于对大众传媒文化的强烈批评，才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的。直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欧美国家更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对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必备的基本素质，并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训练，而今，全球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我国，大学生对网络、手机短信、校园DV等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率越来越高。可以说，大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然而，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甚至是诱导和某些不良暗示，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2003年3月哈尔滨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2005年4月四川成都某学院的4l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上演了一幕名为《41》的行为艺术：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6年l0月，一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背景的女生“露腿学士照”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则表示，大学生的自由开放思想不应该受限制；2006年10月中国戏曲学院大四女生，自称为自居易后代，被网友称之为“国学辣妹”，其针对孔子的大胆言行在网上引发热情“辣评”一片。在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火众媒体逐渐转向手机短信、网络、DV 等新兴媒体。然而，从诸多的传媒事件中我们感觉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特别是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开放性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他们可以利用手机、视频、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个性人生，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的提升，也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论文和专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再是纸上谈兵。大学生群体容易为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途径
正确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概况，硕士论文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甚至是在社会各个层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有多种途径与方法，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以下三点：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人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利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大学生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
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大学生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他们可能沉迷于传奇、魔兽等游戏的虚拟世界，他们可能热衷于FLASH、DV的制作来展现自己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他们可能醉心于论坛(BBS)、QQ空间、博客的制作与维护，但是“铜须门”事件、“国学辣妹”甚至是更多的网上“愤青”“网络暴民”却使我们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必须要用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教育大学生，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自我约束，有更多的责任意识，不至于自己的个人行为对学校、社会有负面作，也不使自己受现代媒介技术发展消极作川的影响，从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媒介、理解媒介、运用媒介，提高传媒实践能力为自己认识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服务。
3．媒介素养评估标准(体系)的确立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众传媒；武林风；武术传播
武术未来的发展走向、武术国际化发展战略、武术大众化传播等词汇现已成为武术界同仁十分关注和感兴趣的话题，也是电视工作者正在为之努力的工作重心。如何形成良性发展模式、如何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推广策略，一直是摆在电视工作者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
《武林风》栏目是河南电视台打造的一个电视娱乐节目，它以武术散打作为栏目的主要表现形式，着眼于中华武术的传播和推广，从时代的角度出发，以娱乐节目的演绎方式对武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包装，从栏目开播到现在，其受众人群不断扩大，收视率不断攀升，据CSM传媒的一项数据统计显示，《武林风》栏目的收视率最高为18.04%，平均市场份额占22.93%，位列此时段全国卫星电视第四，中原五省第一。这档栏目一方面迎合了观众寻求刺激的好奇心，满足了现代人们的审美需求，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该栏目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增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从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开篇有关武术的三个重要话题。本文旨在通过从分析《武林风》栏目的成功元素入手，并以此为例对传统文化背景和大众传播时代背景下的武术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武林风》栏目为现代武术发展提供的新视角
中国武术门派林立、拳种繁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相较其他项目而言，无论是健身性还是观赏性都独具魅力。但是，在武术对外传播和国际化发展传播过程中，其受众人群和受欢迎程度却与跆拳道等同为东方体育的项目相比有一定的差距，造成该现状的各种原因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当今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文化传播者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和传播途径，传统武术口耳相传的模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高科技产业应运而生，电视、网络、广播、平面广告等大众媒体借新技术革命之东风发展极为迅猛，新的传播形式为武术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去传播武术，让更多的人去认识我们传统的文化魅力是摆在我们每个武术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河南作为久负盛名的武术大省，作为少林拳与太极拳的发源地，深具武术文化的浓厚意蕴，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文化背景下，《武林风》栏目以此为契机，打造出了具有河南文化特色的以武术为主题的娱乐栏目，栏目从开播至今，已由省内延伸到省外，短短几年的飞跃式发展，其受众数量不断增加，使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武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武林风》栏目的热播除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外，也表明一个事实：中国武术是具有极大魅力的。那么，如何去发掘这种魅力，如何用全新的视角增加人们认识武术的途径和方法，使之不仅作为河南省的文化符号，更要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其关键因素就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它、认识它和喜爱它，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武林风》的成功运营模式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那就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吸引大众，先从大众认知开始培养，只有人们对其有一个基本认识，才可能产生兴趣和学练动机，这是大众传播的基本原理。因而作为一个电视栏目，通过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不断使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和喜爱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武术，完成其传播行为的第一步。
这就促使我们在武术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探索新的模式，学会用新的途径传播武术，因为文化的输出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接受行为，而是自然内化的过程，当人们试图开始接受一种文化、一个体育项目的时候，才可以体现出其价值所在。《武林风》栏目虽然是一个娱乐节目，但是为武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视角，确实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武林风》栏目的传播功能
目前，中国武术的健身性、养生性、竞技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大众所熟知，但真正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仅是一小部分人。中国武术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在技击招法中所体现出的哲学价值及艺术性，多数人未能感觉到，甚至很多人无法将武术与跆拳道、空手道等竞技项目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因而，扩大中国武术的影响力，需从文化战略方面入手。
《武林风》虽然是一档电视娱乐栏目，但是，为了体现栏目的观赏价值，栏目组将竞技武术散打和开场时的套路表演有机地融合起来，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武术套路的形式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武林风》为提高栏目的影响力，打破常规，量身设计了“立足河南，遍及中国，走向世界，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栏目受众人群的不断扩大，也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武术。施拉姆将大众传播的功能总结为三：第一为政治功能，第二为经济功能，第三为一般社会功能，娱乐功能包含于一般社会功能之中。各大卫星电视的各色节目是大众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武林风》栏目的成功传播事实上存在于以上三种功能当中。从一般政治功能来看，《武林风》所打造的英雄体现了武术所包含的那种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属于政治范畴，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从经济功能来看，《武林风》栏目的成功塑造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收益，毫无疑问地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手段；从一般社会功能来看，《武林风》作为一档黄金时段播出的具有娱乐性质的栏目，起到了愉悦大众、丰富大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功能。因而，《武林风》栏目在不断的探索发展过程中，在传播功能上达到了最初预计的战略方针，从一定层面而言确实对于提高大众对于中国武术的认识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和作用。
武术未来发展的多重视阈
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大众传媒是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产物，它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着重大影响，它将一个庞大的世界拉得更近，使“地球村”现象日益凸显。由于一档好的电视栏目能够很容易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因此，武术的传播要特别重视大众传媒的力量。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武术的未来发展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以多角度的方式宣传包装。大众传媒是传播武术很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武术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找到武术与传媒的契合点，以内在文化背景为武术传播的根本，使之着上具有时代文化因子的靓丽外衣，真正为大众所熟知和喜爱，这样才可以体现出大众传播对于中国武术的价值。《武林风》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它将体育、文化、娱乐有机地宣传和包装，其对于扩大武术影响力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充分利用电视传播等现代化传播方式是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过程，也是在推广和发扬中国武术中一个有效的途径之一。
以中华文化为根走多元文化结合之路。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能够渗透于各个领域并无所不在的软实力存在。文化强则国强。文化是根，是事业发展的内动力，是国家综合发展的软实力。特别是在今天全球文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传播不能仅仅局限在物质和技术层面，而应该从中国文化中挖掘具有普适性、具有民族特色、可以为世界所接受和认同的文化价值，以此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因此，发展武术、传播武术不能单纯依靠其外在技艺，而是要在依托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上，彰显武术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只有以文化为根才能持续释放其夺目的魅力。
现今，我们不断强调武术走出去的方针，但是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还要深刻认识到，“走出去”需要依靠一个好的对外传播模式和策略。武术的对外发展要以文化为主导，文化的对外输出就是一种魅力的输出，如果一种文化媒介在传播的时候彰显不出其自身魅力，受众群体是不可能被强制接受的。美国传媒学者D·麦奎尔和S·温德尔早在上世纪就提出了著名的“受众中心模式”，他们认为：媒体受众才是传播的主动者，而传媒终端却是被动者。现代社会的传媒受众并不是被动地消费“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寻求自我心理满足和实现，这种现象在传播学上被称为“受众本位意识论”。受众与传媒的关系，与消费市场的供求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致的，受众因某种心理欲求选择传媒并“购买”其期待产品，传媒离开受众将失去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因而，对于受众期待心理的满足，是广大传媒探索的永恒主题。
《武林风》栏目的运作模式将武术所具备的文化性、艺术性、民族性很好地推销出去，这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吸收的。武术作为一种具有艺术性的文化形态，处处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不仅具有健体防身的作用，更有其独特的教育功能，能够培养品德和意志力，提高个人的精神修养，以达到“德”与“艺”的统一为最终价值取向，武谚中的“以和为贵”“武德比山重”等都体现了此种价值。中国文化对外输出需要一个过程，此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求我们以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向其他的优秀文化学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因此传播武术应以武术中所具备的文化价值为根本，如此才能彰显出中国武术的独特性，使其具有鲜明的、可识别的信息元素。
中国武术总是和中国其他文化形态相伴发展，武术与兵家、武术与佛家、武术与道家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武术与其他传统文化的密切结合，才更加显现其不同于其他体育项目的价值所在，使武术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随着多文化实体、学科门类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武术也应该适应这样一种形势，与其他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有机融合起来，找到武术与多文化实体之间的契合点，才更能体现出武术的价值性和时展的需要。
引入符号识别理念。所谓的文化符号一般指的是一个企业、地域、民族或国家独特的体现方式，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和形式，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和丰富的内涵。文化符号不仅凸显一种文化事物显著的特点，还是该文化事物是否被大众认知和识别的标志性对象，是凝聚着精神内核的文化元素。《武林风》作为一个娱乐节目，在获得收视率的同时，对于文化符号的塑造也十分成功。栏目开始前的《武林风》主题歌、《武林风》开场舞、运动员的出场等，将武术的内在意蕴用这些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外化，包括与该栏目相关的裁判员服装、栏目中的武术明星王洪祥、武僧一龙等，都成为代表该栏目的一种宣传手段。武术文化符号在《武林风》栏目强有力的外在表现过程中不断给予大众以理解性强化，大众在此强化下逐渐对武术产生视觉和理念的符号识别，反过来又促进了该栏目的持续发展。
该栏目对于草根英雄的打造同样很成功，“百姓擂台”打造出了“中华英雄”王洪祥，他使大众对于武术的认识从抽象变得具体化，这些强烈的武术文化符号不仅成为《武林风》栏目发展的支撑，更使大众以新的视角了解和认识武术。中华武术的发生和发展仅仅依靠传统的口传身受让大众接受已经捉襟见肘了，只有依靠现代化传媒把代表一种事物的文化符号凸显出来，用全新的方式进行包装，才可以让武术向着更加合理和完善的方向发展，这可能也是《武林风》成功的因素之一。
促进传统文化与大众参与相结合。武林风栏目从开播到现在一直受到观众的好评并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在栏目定位与走向方面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可以说，大众的参与是《武林风》成功的元素之一。《武林风》栏目的“武侠梦工厂”“百姓擂台”等为大众参与节目提供了一个途径，使更多热爱武术的人有一个接触武术对抗的机会和平台，这对于激发基层平民的参与积极性有着重要的价值。受众在娱乐中认识武术文化，并从中汲取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营养，培养了人们对武术的爱好情趣，这便是《武林风》能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的巧妙之处，也是《武林风》的成功所在。《武林风》在宣传投入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宣扬也是使自身成功的另一个元素所在。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元素进行合理化包装，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摆在大众面前，良好的文化因素、合理化宣传和大众参与的热情与文化的浸润，使得《武林风》的成功成为一种必然。
结 语
中华武术的传播和推广是一个系统工程，利用现代传媒、网络工具等多角度、多途径地进行传播和推广是当前形势下的一项重要工作，以武术中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大众参与力度为传播先导，使更多的人看到武术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而并非简单的一项体育运动。只有准确定位才能更好地使武术融入新时代中成为独具浓厚中华文化气息的时尚文化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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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振军.中国传统文化精神[J].新闻爱好者，2012（10上）.
论文摘要：从最初的实用工具功能形态阶段到修辞性叙事功能形态阶段，再到目前的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形态阶段，手机短信依次经历了“工具符号”、“大众审美文化符号”和“大众权力符号”的演变，它的文化色彩逐渐浓厚和深化，其在社会文化进程和重大文化事件中的功能和作用亦愈见明显，因此它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也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手机短信作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诞生的当代大众文化的一种，有人把它誉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手机短信随着手机平民化、大众化方略的纵深推进和稳步实施，手机的普及率渐次提高；同时由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大众文化的激荡与催化，平民大众的文化参与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步走向自觉，并且他们开始积极主动地吁求自身的文化参与权力——这些因素使得手机短信的功能形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历时性嬗变，并最终呈现多元功能形态共生并存、三位一体的样态。本文拟探讨手机短信在发展的各阶段尤其是在当前语境下所表现出的形态特点，并深究其文化根源，揭橥其文化意义。
一、实用工具功能形态阶段
由于早期通信资费昂贵，以及国家经济水平和国民消费能力的制约，手机短信最原初也是最主导的功能是用于手机用户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信息互通，因此早期的手机短信具有浓重的实用工具色彩。随着国家通信资费的整体下调，国民消费水平的持续走高，再加之其它更加方便低廉的语音通信方式和文字通信方式对通信传媒市场的挤占、分割和抢夺，手机短信的实用通信功能虽仍然拥有一定市场，但已一定程度式微，其实用工具色彩逐渐淡化，并同时向另一种功能形态阶段悄然迁转和迈进。
二、修辞性叙事功能形态阶段
在这一阶段，手机短信文本突破和超越了其早期单一的工具理性实用形态，并由于大量文化性、文学性、审美性因素的渗入而彰显出修辞性品格，它也由此而跃升至新的修辞性叙事功能形态阶段。审美性是这一阶段短信文本区别于其它阶段文本的基本特征，小说、诗歌、散文、词、打油诗、民谣、笑话、幽默段子等则是具体的文本呈现样态。作为一种具有审美特性和文化含量的现代社会文化存在形态，修辞性叙事短信文本具有强烈的非功利色彩：通讯联络意义上的人际沟通与交流并不是其目的，游戏与娱乐才是其人文诉求、精神指向和价值皈依。从平民大众的信息情感联通媒介蜕变为大众文化的一种娱乐形式和一场话语狂欢，其转变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规约和推促。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由市场经济体制诱发的各种生存竞争，以及人们对于物欲与金钱的无限度、非理性贪求，导致社会中的个体集体性地、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紧张、压抑、焦虑和隔膜等负性情感和精神病态之中，他们急切渴望获得某种行之有效的排解、宣泄、释放的方式和渠道，而当前大众娱乐文化的风行使他们找到了心灵的桃花源、精神的理想国和情感的乌托邦：在后现代文化土壤中萌芽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它对于现代人所罹患的严重现代病具有良好的缓解和治疗功效。于是，在现代人内在情感需求的拉动下，再加之文化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大众文化潮流的强力推动，大众文化在我国本土由潜滋暗长到遍地开花，并渗透和扩张至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细微层面。由此，大众文化逐渐成长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话语之一，“人们的娱乐意识得到加强，娱乐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①。游戏与娱乐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各种传统的大众文化媒体也日益向娱乐化方向发展和迈进。新兴的手机短信传播方式则因短信文本发送、传播与接受的超越时空性质和优势，以及打破了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机——人”或“物——人”单向度和滞后延宕的被动交流方式，呈现出“人——人”之间双向互动和即时同步的、互为主体的主动交流对话范式，再加之大众娱乐文化风潮的震荡与波及，手机短信的修辞叙事功能日益突出和强化，修辞性短信文本日渐繁盛并广泛传播、流布，手机短信终于成为文化大众通过符号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话语的狂欢而实现娱乐目的的大众文化娱乐新形式。
修辞性短信作为一种纯粹的民间文化文本形态，由于避开和脱离了精英话语、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与干预，因而透显出鲜明的“狂欢化”特征：第一，修辞性短信文本的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是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即无等级性；第二，宣泄性。短信的娱乐指向决定了文本最终是以各式各样的笑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泄导短信创作主体与受众内心积郁的负性情感，从而达到心理平衡；第三，颠覆性。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不在场，短信空间形成了权力真空，再加之短信传播的私密性和民间性，因此短信文本往往毫无顾忌地拆解和破除各种社会秩序、现实规范和话语禁忌，消解和否定各种权威话语、绝对真理和传统价值观念，并在虚拟空间和场域重构自我的理想图景和拟像；第四，大众性。由于手机的高普及率，人机一体化的亲密关系样态，短信文化文本生产准入门槛的极大降低，文本流通的畅通无阻，文本消费的即时便捷，这些都使短信文本拥有了最大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手机短信实际上就是最广泛的民间大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进行集体性文化狂欢的空间和广场。修辞性短信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狂欢化特质及轻松幽默的游戏娱乐化性质，使其成为异于严肃文学与文化、精英文学与文化的通俗文化文本——这是其大众性的另一个侧面。因此，新语境下的短信文本便以狂欢性作为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以隐喻和戏拟等常见修辞手法作为自己的叙事策略，从而实现了短信的修辞性叙事功能，并使短信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品格得到了丰富和提升。
三、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形态阶段
在当前，手机短信在实用工具功能和修辞性叙事功能基础上又衍生出新的功能形态——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而且在他种传媒的引导和推动下，这种功能日益得到彰显和强化，并在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手机短信已经在主流媒体空间和许多重大文化活动与事件中充当着文化评判者的角色，并已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短信文化势力，在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产生着重要影响。在2005年唱响中国大江南北并由此而成为年度重大文化事件的“超级女声”比赛中，短信对于参赛者晋级与淘汰、名次排定的决定性作用已初现端倪；而2006年权威传媒对于短信介入重大文化活动也开始予以认可与接纳——承认其合法身份与地位，并主动为其开辟和预设权力施行空间。最为明显的标志是，作为中国电视传媒龙头老大的中央电视台，首先在以“专业性、权威性、严肃性”著称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中设置短信投票一项，将参赛者的短信支持票数作为衡量其人气指数的重要一环，并以此作为评奖的一项重要依据和参照；如果说在“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这样以传统的精英遴选模式生产制造文艺明星的文化活动中，举办者对于大众短信权力的渗入、扩张与干预还显得犹豫不决并有所制约和保留的话，那么，在随后跟进并复制“超级女声”比赛运作模式的央视“梦想中国”节目，则将平民造星运动的模式演绎到了极致：“草根明星”、“大众明星”或曰“平民偶像”的生产权、评判权被全部交付于大众短信。在这样的语境下，平民大众的文化参与权与文化评判权便经由短信这一传媒渠道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尊重、实现与施展。
但在上述具有典型性的平民选秀活动中，大众短信的权力施行还仅仅局限于简单化的“Yes/No”范式选择，平民大众富于个性化的话语声音以及更为复杂多元的思想观点被这一简单的模式所掩盖和遮蔽——由于短信是象征和体现着平民大众文化权力的符号，大众的文化权力实际上就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与框限；同时，在初始阶段，短信的权力作用范围也仅限于娱乐选秀领域，而其它广阔的意识形态领域则尚未对之开启；再者，最早与短信联姻并为之开辟权力空间和通道的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而同样作为当今主导媒体类型的报纸、期刊等平面媒体则未积极跟进，显得较为迟缓和滞后。上述三方面的问题究其实质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而空间对于一种权力的施行和运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空间，权力就不可能发生作用。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②然而，正是在大众文化权力赖以实施的基础——空间方面，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为以短信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公共领域却极为有限和狭隘。显然，早期阶段各主流传媒为短信开启的文化公共空间的“窄化”现象，已不能满足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文化大众日趋强烈的文化权力诉求和日益膨胀的文化个性、文化主体性张扬。于是，短信大众文化参与诉求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各文化传媒本身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对于经济利润的追求与攫取，使得大众传媒纷纷开放或开辟新的文化空间，或将旧有模式下的文化空间大力扩容，以使更多的文化大众能从短信渠道进入更为广阔和自由的文化空间与平台，参与文化的狂欢，践行文化话语权力。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关键转捩点上，电视传媒首先顺时应势而动，一方面在原有的文娱活动/比赛节目短信投票的基础上，再增添“短信评节目”的环节；另一方面又将“短信评节目”的运作模式扩展、延伸至其它非娱乐频道，非文娱、非比赛节目。甚至有部分电视传媒机构有意识地扩延节目的现场空间，为电视机前的广大受众人为创设逼真的“现场感”，从而吸引现场外尽可能多的“虚拟在场”观众通过短信的方式积极主动地参与融入到节目进程中，并与第一现场的观众、主持人就某一话题展开同步交流与互动。这样，由于节目空间的无限、无形扩展以及受众以短信方式对节目进程的成功介入和干预，受众的文化权力便得到了更为有效的行使和进一步加强。随后，其它平面媒体也纷纷仿效和引入电视传媒中短信介入节目的模式，或开通短信评报、评刊绿色通道，或定期推出某一话题恳邀读者通过短信参与讨论，其为文化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空前广阔，几乎囊括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层面：大众文化权力的触角广泛延伸至政治、经济、文艺、民生、体育等多个领域。这样，随着媒体为短信开掘文化空间工作的纵深推进，以及各类媒体在此文化行为中的联势互动，大众短信的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便得到了极度放大，其社会影响力和文化操控力也在与日俱增和逐渐提升——这一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已经有批评家敏锐地指出，短信改写了2005年中国文化的格局③。在此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手机短信文化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拓宽，它将进一步改写和重塑中国文化的内在与外在形态。
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民间大众文化的象征符号，之所以能得以准入文化公共领域，并能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获得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的权力和空间，其背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动因。
首先，包括电视、报纸等在内的大众传媒既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经济企业，又是公共领域，它是一种集三种性质于一体的机构和组织。作为一种公共领域，它允许民众发表和交流意见，并形成共识和公共舆论；作为一种国家机器，它体现国家、政府、政党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并常常使用一种无形的力量使受众接受和服从它，这种权力就是媒介权力；作为一种经济企业，大众传媒又必须追求经济利润，从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和行业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媒介的这三种功能角色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地位并不是同等的，其发展并不是均衡的。在当前的中国，随着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传媒组织也同其它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被推向了商潮汹涌的市场，它们失去了国家的运营资金支持和生活供养，从此被迫自谋生路，独立发展。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传媒机构在继续保持其文化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基本属性不变、继续发挥其社会公共舆论和媒介权力功能的前提下，突出传媒的经济功能，充分依靠并挖掘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潜力，并按照商业企业的经营和运作模式大量生产传媒商品，以从中获取最大数额的信息利润；同时，传媒企业还必须不断注入大量资本扩大循环再生产，以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由此才能确保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语境下，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传媒组织的主要任务和核心目标，其经济企业的属性和功能得到了空前的突出和强化。
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媒体的手机短信除了具有传播信息、承载话语的信息工具和媒介特性之外，还具有较强的经济属性。由于手机短信是收费的，而且是按条计费，因此短信所产生的费用和收益是与短信的数量成正比的。在早期的修辞性短信叙事文本高度繁盛阶段，短信文学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手机网络运营商们正是察觉到了文学短信传播中所蕴藏的巨大商机和利润空间，他们很快便结成了一个利益同盟，共同鼓励与推动文学文本在短信载体上的流通与消费，以获取最大利润，并协商分红。这样短信文学活动就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无疑十分符合当前的文学市场化运作原则。而反过来，可观的利益收入又进一步刺激主办单位和手机网络运营商们积极发起更多的短信文学活动。因此，由于短信自身较强的经济属性，由于短信文学与市场资本的完美融合，更由于社会利益同盟人为的强力推动，短信文学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势头强劲——近几年红红火火的全国性短信文学比赛/活动即是有力的证明。
再者，从权力的层面上看，在当代社会后现代主义浪潮和大众文化潮流的冲击下，作为文化大众和大众文化的象征符号，手机短信已不再满足于在民间和底层进行修辞性的文本创作和在私人空间之间流布、传播“语词的游戏”、“话语的狂欢”，自娱自乐、自我安慰，不再甘心于远离社会文化和权力中心的边缘书写和被动、压抑的文化选择与实践，使自己处于无正式文化身份和地位的“无名”、“无权”尴尬状态，而是开始萌发了对于进入社会文化中心和获取文化权力的自觉意识。它强烈抗议社会精英、文化权贵对于文化公共领域的垄断和独占，坚决反对其在重大社会文化活动中的话语独白、文化霸权，并时刻找寻跻身社会文化公共领域、获得话语权力的机会。
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大众传媒正是察觉到文化短信传播中的丰厚利润及其广阔的发展前景，注意到短信大众对于文化话语权力的热切诉求，于是它们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空间/权力资源，积极满足文化大众的内在权力渴求——大众媒介将过去绝大部分由文化精英占据、象征着权力的传媒文化空间进行重新切分、整合，对以前主要由文化精英操控的文化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并将尽可能多的权力份额面向大众出租，在不影响媒介权威的条件下，使文化大众拥有尽可能多的文化空间和尽可能大的文化权力。于是，通过短信这个渠道和载体，最大量的公众获得了文化话语权力，并在大众传媒这个公共领域第一次真实地行使自己的社会参与和文化评判权力；同时，也结束了长期以来文化精英凭依自己特有的文化资本优势而在文化生产场和文化公共空间生产权力话语、把持文化领导权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中心局面的形成。接着，传媒将赚取的部分信息利润转换成资本，投入到空间（公共领域）的扩大再生产中，从而实现权力的再生产。这样，随着更多的话语权力被出租，“权力消费”潮流和规模的形成，更多的文化大众能参与社会文化事务，并发出自己的话语声音。而在传媒和短信分别实现“权力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权力化”进程中，二者达到了互惠、互利的“双赢”目的：传媒获得了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短信则获得了话语空间和权力扩张。
四、结语
从最初的实用工具功能形态阶段到修辞性叙事功能形态阶段，再到目前的文化评判与社会参与功能形态阶段，短信依次经历了“工具符号”、“大众审美文化符号”和“大众权力符号”的演变，它彻底地打破了文学精英的“文艺创作特权”神话和社会文化精英的“文化权力”神话。它结束了此前文学创作和社会文化权力主要由精英统治、主导和一手把持的局面，它继网络之后更进一步 推动了（下转第188页）
（上接第119页） 二者（文学创作、文化权力）的平民化、大众化——它在文学上真正推动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切实促进了大众对于社会文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这无疑是有助于当前公民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的。
①李林悦.后现代语境下的话语狂欢[J].巢湖学院学报，2005.07. 第32-35页。
关键词:成都;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外环境因素
随着西部大开发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西部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社会模式处于快速转型之中，西部地区大众的思维模式、行为观念、生活方式也都随之变迁，体育生活方式逐步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接受。成都市作为西部地区一个中心城市，对整个西部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吸引及带动作用，成都市群众体育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西部地区群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形成东、中、西部群众体育良性互动发展格局。影响成都市群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内部因素的影响是主要的，但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本研究征集了众多专家、教授的意见，认为，在成都市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下，影响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外驱动因素是:群众体育制度与法规建设、舆论和大众传媒、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组织化程度、学校体育。本文的研究就集中在这一维度上，力图从外部环境来研究和分析影响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因素。
1研究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的确定
由于经济状况对群众参加体育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以成都市19个区县2014年人均GDP为分层抽样的标准，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抽取锦江区、新津县、崇州市3个区县16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针对其社会体育健身与娱乐活动情况进行调查。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2010年至2014年CNKI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共217篇;并整理分析了相关理论专著，为本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提供依据与支撑。
1．2．2问卷调查法
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问卷1927份，回收率达96．35%，其中有效问卷1830份，有效率为94．97%。四川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众多专家对问卷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进行检验，对问卷所设问题确认率较高，通过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相关系数大于0．8，调查的材料可靠。
1．2．3数理统计法
将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并采用SPSS17．0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讨论
2．1群众体育制度与法规建设对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公民的体育权利作为“人权”的组成部分，得到国家的肯定和保护是小康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95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标志着中国体育工作开始进入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开始把政策侧重点从竞技体育转向全民健身，并引发了全民健身的热潮。国家相关决策部门至此先后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推动大众健身》、《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多项群众体育发展政策法规。四川省和成都市在国家宏观指导下，也颁布了诸多群众体育发展政策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包含了体育设施、体育场馆、体育市场、体育竞赛等体育的各层面。法制的建设和完善把发展和管理群众体育，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实现了有序发展。通过成都市群众对群众体育工作愿望调查可知:35．5%的调查者希望政府能颁布实施健全的体育法规和规章，以保证其体育权利。说明成都市大众的法制化观念日益强化，善于用法律的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该选项的中选频率在排序上仅位列第五位，排序位置较低。访谈中发现，群众对于政府颁布的各项体育法规的态度是认可和支持，但对于这些体育法规能否全面的执行和实施持怀疑态度，另一部分群众则对体育法规完全不知晓，说明部分群众还未意识到体育法制化对自身参与体育活动的权益保障。从调查的反映中认识到，当政府和其他决策部门在努力加强体育法规和规章建设时，只是关注于“有法可依”，而实际中，如何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体育行政执法和监督制度才是成都市群众关注的重点。
2．2舆论和大众传媒对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所谓舆论就是通常说的公论，公众的意见。它是以总体面貌出现的意见，是在有意见分歧时多数人意见的总和［1］。舆论是大众传媒的主要内容，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之间的中间领域，承担重要的社会职能。在调查成都市群众在余暇时间安排上，61．7%的调查者热衷于新兴的网络传媒，49．6%调查者选择了看电视、电影，另外24．7%的调查者选择了看书、报、杂志。很大比例的成都市群众将新兴的网络传媒、电视、电影、报刊等大众转播媒介作为自己度过余暇时间的手段和方式。大众转播媒介对大众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无声的、强有力的冲击。当体育这一社会大系统通过大众转播媒介这种方式和手段来进行宣传和教育，如竞技体育赛事的转播和新闻，体育锻炼方法讲座以及体育法律宣传等，可以推断，大众传播媒介将对成都市群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并对成都市群众构建自身的体育生活方式产生久远的，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关于成都市群众对群众体育工作愿望，有44．8%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加强体育运动知识、锻炼方法宣传报道，而关于成都市群众参加体育活动或形成体育兴趣的因素调查中表明，有20．9%的体育活动参与者是通过体育传媒的影响而形成的体育兴趣，主要通过新兴的网络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究其原因，我国处于工业化时期，大众的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工作、生活压力增大，缺乏更多的资金，固定的时间和充沛精力去参加系统的体育运动知识培训和体育信息学习，而体育传播媒介具有的及时性、自由性、低廉性和趣味性与成都市大众的需求具有较强的匹配性，因此得到众多成都市大众的认可和支持。
2．3体育场地设施对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实施的两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均表明，缺少场地设施是制约我国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强调:体育健身设施有较大发展，各类体育设施的开放率和利用率有较大提高，形成各级各类体育设施布局合理、互为补充、覆盖面广、普惠性强的网络化格局［2］。成都市群众对群众体育工作愿望调查显示:有58．5%的调查者希望能够建立与社区配套的体育活动场所，而认为应尽可能开放体育场馆，合理收费的选择率也高达51．9%。这两个选项的选择率分别位列所有选项中的第一和第二位。由此推断，如何促使更多的成都市群众投身体育锻炼，构建体育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体育场地设施作为物质层面的保障。在调查哪些因素导致成都市群众未参加体育活动时发现，有19．2%的调查者认为缺乏锻炼场地，而因为缺乏体育设施未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为29．3%，两者选择率之和达到48．5%。可以认为，有48．5%的调查者直接由于缺乏体育场地设施而放弃参加体育活动。在调查成都市群众参与体育活动项目分类上，发现63．7%的调查者在参加体育运动时，选择不需要场地设施或只需要简易场地设施的运动项目，如广场舞、跑步、长走等。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在成都市群众体育现状中，体育场地器材是限制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强调:积极推动各级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加快推进企事业单位等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加快推动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将开放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设施使用率［3］。解决成都市群众体育场地器材短缺问题，主要的措施和策略是充分利用公共体育设施和有偿体育场馆。加快推进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实现社会共享，有偿体育场馆收费价格应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2．4体育组织化程度对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有观点认为，提高体育组织化运作的规模和水平，是影响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和构建体育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4］。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指导的体育锻炼更是群众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成都市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分布”中发现，成都市群众的体育参与组织化程度较低，主要是以与朋友同事一起锻炼和个人锻炼为主，两者的选择率分别为75．8%和41．8%。具有体育组织化雏形的单位锻炼和社区活动的选择率不高，健美健身俱乐部的选择率也只有15．4%。一方面说明成都市体育组织化程度不高，组织力度不够，另一方面说明体育的组织化管理还未被成都市大众所接受。
2．5学校体育对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学校是现代体育的发源地，群众体育是学校体育的延伸，两者相互融合，互为促进。表2关于成都市群众形成体育兴趣的因素分析显示，因为学生时期对体育的爱好而形成体育兴趣的比例为46．2%，排序在第一位。可以推断，学生时代是否能培养体育兴趣和体育技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步入社会后是否能进行终身体育锻炼。学校体育对成都市群众体育的影响，可以延伸至如何让社会大众共享学校体育资源。虽然《全民健身条例》等国家政策引导性文件规定国家鼓励学校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但出于诸多原因，学校场馆设施向社会开放率却很低。在进行成都市群众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调查中，仅有7．7%的受访者选择了住宅附近学校场地作为其进行体育活动的场所，虽然这个比例不高，且该选项的排序靠后，但至少说明成都市学校已逐渐打破其原有的封闭状态，成都市群众已开始尝试利用学校所包含的丰富体育场地器材来进行体育锻炼。
3结论与建议
1．建议相关决策部门在加强群众体育制度与法规建设时，应不断完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体育行政执法和监督制度。2．建议舆论和大众传媒应加大对国际顶级体育赛事的转播与推广，加强体育运动知识、锻炼方法的普及和宣传。3．建议相关决策部门积极落实国家关于体育场地器材的相关法规精神，充分利用公共体育设施和有偿体育场馆。加快推进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实现社会共享，有偿体育场馆收费价格应顾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4．成都市群众体育的体育组织化程度较低，但随着《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法规措施的颁布执行，将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成都市群众体育的体育组织化的不断发展。5．学校体育有助于成都市大众体育兴趣的形成和运动技能的培养，随着成都市对学校体育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学校体育势必将对成都市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作者:赵昀 周翔 王飞 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体育部
参考文献:
［1］苗大培．论体育生活方式［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7:155．
［2］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的通知［EB/OL］．www．gov．cn/zwgk/2011－02/24/con-tent_1809557．htm．
【文章摘要】“公共理性”是公共管理主体与所处社会之间实现的高度沟通并获得社会高度认同的观念和价值,对我国建构新型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在公共理性指导下建构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我国政府的决策和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能够提高人民的参与性和满意度。
【关键词】公共理性;博弈;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在批判和继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指导各国政府行政管理的的新型理论,在刚刚结束的十七大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强调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我国在建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时间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运用公共理性的知识探讨服务型政府的建构的新途径。
一、公共理性与服务型的特征理性(reason)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对客体的一种能动性的反映,是行为的主体认识自然、社会及其协调、整合自然、社会和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功能。林毓先生认为:“理性”(reason)是人生来就有的一种能力,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换言之,“‘理性’是一种使我们了解真理的本领”。这种理性是有限理的,即有限理性。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人们习惯上把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是指从理性出发,寻求理想的工具来解决论文现实中的问题,以便达到预期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采用最有效的手段以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所谓“服务型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观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宗旨并承担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为民、便民、人民拥有的政府。
二、公共理性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综上所述,“公共理性”旨在要求公共管理主体在公共决策和管理等一系列活动中,都应在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之下进行。这种理性是代表民意的,是公共的,是各种利益集团在和平的气氛下,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在协商一致和“妥协”的情况的约定意识。而服务型政以“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请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为行动指南。
三、我国政管理在公共理府在政府决策和性上存在的问题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制度的根深蒂固,现代民主意识还未形成气候,官管民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成为统治的工具,权力的执行者一直把民众(特别是中下层民众)看成是管制的对象,一切事宜政府说了算,而人民也对此乐此不疲,甘心做奴隶,不愿改变现状。政府工作人员不知道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许多领导更是喜欢独断专行,搞一言堂,上行下效,官僚风气甚严。再加上政府缺乏政务公开,决策和管理不透明,没有完善的群众参与决策、管理、监督、评估的机制,而大众传媒又被控制得过死,歌功颂德几乎成了其基本职能。
四、以公共理性为指导构建服务型政府公共理性要求政府决策和管理都应是在各利益团体的“正和博弈”中,通过讨价还价,在互相“妥协”下达成一致并在民主监督之下完成,这对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具有重大的启示。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转变政府工作人员观念,树立公共理性意识要构建服务型政府,首先要转变两种观念:一种是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形成的“官管民”的思想。正如马基雅为里说的那样:“世界上除了庸人还是庸人”。而要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鼓励民众积极参与行政管理,并在其过程中起到监督和绩效评估的作用;针对精英主义的政治统治思想,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宣传让政府工作人员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首先是一名普通的公民,然后才是政府官员,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作为人民的公仆,应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而不能高高在上,蔑视大众,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要和群众商量,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的监督。而群众也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智慧和权利,热情地参与行政管理。2、以公共理性为指导,再造政府流程把公共理性引入政府流程再造中,在吸收和创造性运用现在企业制度的基础上,以“公共需求”为导向,对传统的流程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之更具有与社会特别是人民大众更具有互动性,在流程设计上应尽量实现“并联式”服务,设立“政府超市”优化和完善电子政务,使政府的各项管理更透明,更阳光,公民办事更快捷,方便,增加民众对行政管理的参与的深度和广度。3、以公共理性为指南,加强制度建设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政府的制度设计是其统治有条不紊的保障。我们认为,必须在公共性的指引下,用制度的方式规范约束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并让公众,大众传媒监督自己的行政管理活动.例如可以建立和完善听政制度、问责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等等,并坚决贯彻执行。4、进一步发挥公众和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群众是政府的的镜子,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有着试金石的作用。在我们建构新型务性政府的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公众和媒的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中间人”的的作用,促使政府和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并此保护好公众的利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于封建传统观念和官僚制度的影响,会遇到重重阻碍,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新问题和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统筹城乡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在继承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在实践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方华文译.(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2、查春学.服务型政府的精神蕴含与制度安排.(贵州)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媒介批判 文化工业
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其始作俑者。从早期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到第二代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进行了跨学科考察，并提出尖锐的批评，从而为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现有媒介传播活动及其文化进行批判提供了背景广阔的模本。
作为一种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从商品化、物化、意识形态和控制等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对媒介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框架，可用以纠正倾向于放弃批判性立场的媒体文化的研究方法。①法兰克福学派首次进入中国是上世纪70 年代末，直至90 年代才开始崭露头角。我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大众媒介与社会心理，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控制，大众媒介与“文化工业”。 ②
笔者搜集到的2011年期刊有关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思想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阐释性研究和意义影响方面。
一、阐释性研究
就2011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
1、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
李佳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分析，主要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主要特征：“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性；标准化、同一化的特征；强制性和操纵性特征。并在这三个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因为无论是大众文化本身还是大众文化的接收者都在变化，而法兰克福学派过于强调大众的被动性和受控性而忽视了大众本身的主动性。③
林创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大众文化、肯定文化和文化工业，阐释了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一理论的缺陷：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绝对否定和批判，忽视了大众文化的历史作用；严重落后于实际，夸大了人与现实的对立和人的异化，过分强调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以及人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夸大了大众文化的控制能力；忽视了文化的社会性。④
张圣洁注意到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多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的研究少之又少，于是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其理论要点，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评判，因为资料占有的难度，其理论深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⑤
李增君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文化产业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了当代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在得到政府认可与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拒绝文化工业的“惯性思维”是行不通的了。在新媒体传播语境建构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文化产业的时代特征，寻求一种全新的界定方式，拓展文化工业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确立它在新传媒语境中的现实性、合法性，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⑥
2、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中，以对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的传播思想研究居多，其次为阿多诺。
杨东东的论述中对哈贝马斯在大众文化批判领域里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霍克海默等人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表现出的激烈态度相比，哈贝马斯的理解要相对温和得多，并且似乎也更为客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独特的诠释学视角为大众文化批判赋予了崭新的色彩。哈贝马斯相信，借助交往行为理论的支撑、理想言语环境的建构，那种充满着积极向上精神的大众文化一定可以回到我们身边。⑦
王安琪以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利理论为视角, 结合当下第二媒介时代的媒体实例, 反思基于网络技术的虚拟生存方式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从三个层次论述了其对人的单向度的加剧。他发现, 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沉溺于赛博空间的自由幻象和新的满足形式信息的爆炸以及虚拟生存的技术终端在不同方面，以不同程度削弱着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同时,加强着技术及其背后力量的社会控制，这种反思肯定技术进步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参照和警示:“虚拟社会并不是‘乌托邦’, 而只是一种媒介的形式，正确把握现实生存和虚拟生存的本质及其关系, 才更有可能构建多元、健康发展的社会形态。”⑧
周波认为马尔库塞的审美观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审美和艺术是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打破社会和个人单向度性的重要手段，是革命的武器，只有借助审美和艺术，人们才反抗并改造现实。以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其媒介权力批判侧重于政治及意识形态对大众传媒的渗透，认为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的，企图通过审美和艺术为主的精英文化去救赎整个社会，带有浓烈的悲剧意识。他认为媒介环境演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有望得到新的改写。⑨
王海平关注的是阿多诺。阿多诺所针对的“大众文化”是指依托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技术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主动开发和制造并施与普通大众的，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消费型文化，所以他一直对文化产业表现出莫大的敌视与忧虑。而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看，阿多诺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却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方面，在目前现实生活中，很多现象与阿多诺描绘的“景观”颇为一致；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与我国国情矛盾的一面。⑩
3、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阐释媒介现象
在这些研究中，多是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思辨的理性分析我国出现的媒介文化现象，阐述影响意义，甚至是提供一种应对的方法。
李园园把贺岁片作为研究对象，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对我国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要始终把握着生产方式，保证产品的明确身份，尤其是随着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文化艺术产品要想在市场上获利，必须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去满足大众的需求。而对于我国贺岁片创作者来说，在关注商业利益的同时，注意和追求其艺术性，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才能确保其产品得到最大价值体现。⑾
程金海把数字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媒介不同于其他印刷和电子媒介的特性出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切入点，认为数字媒介信息编码的非物质性也为传播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虚拟环境在为交流参与者提供最大限度交往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约束性的丧失，因而交流很容易沦为话语的游戏；其次，虚拟空间将交往参与者的身体隔离在屏幕之外，这使得数字媒介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副语言表达；最后，由于数字媒介的虚拟数字传播环境，使得它更有利于弱语境文化的推广，因此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有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的危险。⑿
二、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影响和启示
林创认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的重要启示体现在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上。首先，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金钱和利润显然不能作为衡量文化产品优劣的唯一尺度。其次，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做出我们的分析和判断，而不能简单的把其理论挪用在我国现实中，因为文化批判是对20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第三，对国内大众文化的发展要加强引导，避免大众文化“大众性”、“文化性”的丧失。第四，对西方文化产品，我们要有批判和反思精神。
在王继发的论述里，从正面和负面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拓展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使得传播学理论在我国能够向本土化方向发展；更加坚定了的批判性研究方法。负面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结构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该学派也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本土化研究中，要特别要警惕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异化研究。⒀
王娟和孔亮从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传播目的和传播宗旨四个方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以此为立足点，倡导借鉴和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和传播目的，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等视角出发，提出了教育传播研究中应转化意识形态、回归真实本源、培育全面的人、转变教育价值观，旨在促进教育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⒁
总的来说，在2011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数量并不多，而且良莠不齐，研究的内容也大多集中在基本理论、发展历程、意义影响以及对当下我国媒介现象的学理探索和分析上，与往年研究的内容相比并没有太大突破。
参考文献
①石义彬：《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4
②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③李佳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探析》，《安徽文学》，2011（5）
④林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探析》，《世纪桥》，2011（1）
⑤张圣洁，《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知网
⑥李增君，《新传媒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新探》
⑦杨东东，《哈贝马斯批判诠释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1（10）
⑧王安琪，《网络社会如何放大人的单向度―以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为视角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1（6）
⑨周波，《无望的救赎：从马尔库塞反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大众文艺》，2011（12）
⑩王海平，《在当下中国看阿多诺“文化产业批判”理论的是与非》，《阴山学刊》，2011（3）
⑾李园园，《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视角》，《新闻世界》，2011（6）
⑿程金海，《数字媒介与跨文化交流：一种批判性的传播学视野》，《湖北大学学报》，2011（6）
⒀王继发，《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新闻界》，2011（7）
⒁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关键词】儿童；媒介素养；参与式行动
在当今媒介化社会，大众传媒已成为儿童获取信息、了解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甚至动摇、瓦解了家庭和学校在儿童社会化中的权威地位。[1]诸多实证研究亦表明，在一些发达地区和城市，儿童的媒介接触时间正在接近他们在学校的上课时间，媒介成为他们完成社会化的“第二课堂”。
对儿童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儿童利用媒介为个人生活和学习所用的能力，以及对媒介信息进行理性、批判解读的能力。本文主要阐述了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和方法。
一、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
（一）超越保护主义，让儿童学会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理念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在英国，保护主义理念的拥趸认为，传媒传播的信息中，包含大量对社会公众，特别是对涉世不深的儿童有害的负面信息，媒介素养教育应培养儿童的免疫力，帮助儿童抵制不良信息的影响。在当时的美国，保护主义理念亦站在维护道德的立场，将媒介视为传播不良信息和诱导失范行径的罪魁祸首[2]，呼吁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来保护包括儿童青少年在内的社会公众免受媒介信息的不良影响。在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自上世纪9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才开始在内地零星开展。受传统文化及保护主义的影响，我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中，教导儿童远离媒介从而保护儿童免受媒介不良影响的观念亦长期存在。主要表现在：家长限制儿童的媒介接触时间，甚至不让儿童接触媒介；对于媒介中儿童难以理解的信息或不适宜儿童接触的信息，家长没有向儿童进行阐释、帮助其理解，而是简单粗暴地切断儿童接触这类信息的途径；忽略儿童在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以成人的知识和经验取代儿童的真正需求，比如不让儿童看电视和接触网络，认为电视和网络会影响到儿童的学习，而以书籍代替。
保护主义理念的前提，是将儿童视作易受媒介信息影响的、缺少能动反应的弱者。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曾指出，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将儿童看作“一个未来的存在”，在他成为一个社会成员以前，他是无甚价值的，儿童的“现在”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进去。所谓“现在”，就是“儿童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心理需要来生活”[3]。超越保护主义，将儿童视作独立的、能动的个体，让儿童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应成为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理念。接触和使用大众传媒，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儿童权利”之一。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对于儿童来说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传媒的各类节目应成为丰富儿童生活、让儿童充分享受到童年快乐的工具，而不是剥夺儿童的童真，使其快速成人化的工具；第二，成人的知识与经验可以用来指导儿童使用传媒并帮助他们形成自己的意见，但不能强加或灌输给儿童。
（二）注重培养儿童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媒介已经成为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之一，媒介信息已经成为儿童了解世界、作出判断、付诸行动的重要依据。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培养儿童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应成为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内容。具体而言，这种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能够从浩如烟海的媒介信息中选择出所需要的信息，而不是沉迷于信息的海洋不知所从；2.能够区别媒介文本所建构的“媒介真实”与“现实真实”之间的差异；3.能够对媒介信息真伪及其隐藏的价值观念进行理性判断并作出批判性解读。
从学会利用媒介为个人生活和学习所用，到理性解读媒介信息和批判性对待媒介信息，意味着媒介素养更进了一步。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素质之一，培养儿童理性解读媒介信息和批判性对待媒介信息的能力，亦是培养他们成长为现代社会合格公民的必需。
（三）教育的最高目标是让儿童学会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和第13条对儿童的“发表权”进行了如下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看待。”“儿童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4]但在当前，儿童往往被作为成人活动的装饰品而出现。例如在一些庆典上，儿童被要求向领导或模范献花；在一些有关儿童的活动中，按照成人的授意对着镜头说出一些慷慨陈词。儿童虽然在媒体上出现了，但他们仍是沉默的，他们的想法和真实的声音并未得到表达。
媒介素养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儿童的参与意识和表达能力，让他们学会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James与Prout曾指出：“儿童作为社会行动者，他们的行为也会成为引发社会变革的力量。”[5]当儿童学会了通过媒介表达想法和发出声音时，他们的参与意识和表达能力得到激发；更进一步地通过参与媒介，儿童获得自尊和自信，增强自身行动能力，从而成长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优质公民。
二、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
（一）学校：将媒介知识融进相关课程或课外活动中。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夏威夷、纽约等州就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1—9年级的课程体系之中，或以独立课程的形式开设，或将媒介知识融进相关课程之中。[6]
在我国，当前媒介素养教育尚未成熟，且中小学课程设置已经非常繁多，单独设立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不太现实，在此情况下，笔者认为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相关课程，不失为一种灵活而有效的做法。如：可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语文、科学、品德与社会等课程的教学中，或者跳出课堂教学的局限，将课外活动与媒介素养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板报、校园广播、自拍音频视频节目等课外活动，通过这些课外活动培养儿童的媒介技能和媒介参与能力。
（二）传媒：制作多样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节目。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曾于2001年制作了面向10—14岁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系列节目《別小看我》，将各节目单元设计成“在做中学”课程，让儿童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探讨其生活经验中的媒介现象与话题，深受台湾儿童的喜爱。《别小看我》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如解读媒介信息、认识广告说服技巧、知晓新闻消息来源及守门人角色等，节目组还带领儿童探索各种媒体节目的“幕后”，兼具教育性和娱乐性。在内地，尚未有传媒制作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节目，一些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的节目中，会有零星的媒介知识融入。如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的节目中，偶尔会涉及如何正确使用网络和正确看电视的内容，但多是站在保护主义的立场，指导儿童如何免受媒介不良信息的伤害。通过开办多样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节目，向儿童普及媒介知识，引导他们理性、批判地处理媒介信息，并为儿童了解和参与媒介信息的生产提供机会，应是儿童媒介（频道等）参与媒介素养教育的不二选择。
（三）社会力量：通过参与式行动培养儿童的行动能力。在近些年的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诸多研究者对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媒介素养教育不是向儿童传授所谓正确的知识，而是通过教育使儿童重获被剥夺的权利。据此，有研究者提出，媒介素养教育不是要传授给儿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所谓的精英品位，而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形成自己意见的能力。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变“灌输式”为“赋权式”，使用参与式的学习方法。[7]发展传播学中，以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本土知识与地方经验、动员研究对象与研究人员一起参与到行动中，使研究对象通过亲身参与获得知识及技能的参与式行动法（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PAR）为儿童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新视角。参与式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赋权”，即通过参与每一个环节的决策，使儿童重建对自身知识与能力的自信，增强行动能力。这与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事实上，近些年国内一些研究者在儿童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已经开始尝试运用参与式方法。如2006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的“倾听儿童心声”项目；2008—2009年，中国传媒大学张洁等研究者在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开展的“媒介素养教育实验”课程等。面向儿童的参与式媒介素养教育行动需要包括研究者、志愿者、公益组织、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力量的通力协作。研究者的角色是制订活动方案、活动内容，志愿者与公益组织负责行动的具体执行，政府部门可通过行政力量为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政策支持。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2CXW02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倪琳.迷失在媒介图景丛林中的孩子——一份来自上海三至五年级小学生媒介素养的报告[A]，和谐社会建设与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第三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C]，2007年11月.
[2]Buckingham，D.（1998），Media Education in the UK： 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J].Journal of Connmnication，48（1）：33-43.
[3]蒙台梭利.儿童教育[A]，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流派论著选[C]，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90-91.
[4]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R]，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5]James，A. and Prout，A.（eds）.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M]，London：Falmer Press，1997，p27.
[6]陈晓慧，袁磊.美国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及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2010（9）.
[7]陈韬文，陆晔，卜卫，等.学术对谈：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