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13: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国社会问题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日趋成熟.其主要内容之一，是研究和解决体育社会问题，然而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目前理论界尚无定论.该文通过分析，指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两重属性:通性—危害社会秩序;特性—影响体育发展.同时尝试给出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以供参考讨论。
1、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林启武先生编出《体育运动社会学》讲义起，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其中卢元镇、黄捷荣、刘德佩、吕树庭等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讲:“社会学不研究社会问题难以称得上是社会学”，同样体育社会学不研究体育社会问题，也只能是理论家们象牙塔里的玩物而已.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了从1994年到2001年的全部1 556篇关于体育方面的文章，发现有7b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有研究体育暴力的、兴奋剂问题的、侵占体育场地设施的、独生子女引起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等等，这表明我国体育理论界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是务实和严谨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以上论文多是对某一具体间题进行的调查研究，而从整体层面或基本理论方面来研究的很少.
2、质疑
在以前的一些论著中有出现过“体育的社会问题”或“体育中社会问题”等，而“体育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与它们有严格区别的概念，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过多讨论.“体育社会问题”这一词组，在国内最早是出现在卢元镇先生1989年发表于《体育论坛》上的《试论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一文中，该文较完整地介绍了我国体育社会问题的种类和特点，同时对体育社会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欠缺的是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是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仍处于未确定状态，也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界中使用得多而定义却不确定的概念之一值得庆幸的是在2000年第2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中，看到肖洁副教授的《对当前体育社会问题的思考》一文(以下简称“对文”)，第一次试图给出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这是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开端.但是我认为“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界定是不够准确的，值得商榷.
一、“对文”称“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它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我疑惑:
(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违规违纪都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指的是某种行为“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和纪律，这表明“违规问题”的意思也是指“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那么“体育违规问题”就是指“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对文”指出“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体育违规问题”，那么就是说“体育社会问题”又叫“与体育有关的不遵守、不依从某些规定的行为的问题”.这一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似乎不能含盖所有的、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
(2)“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从上面这个判断句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体育行为”、“体育……活动”，我们知道“行为”、“活动”都是动性的，按“对文”的意思体育社会问题都是动性的.那么体育社会问题就没有静性的了.
(3)“对文”的第三部分—当前主要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例6"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高水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的问题”毋庸置疑的是体育社会问题，但请问这一客观存在的、静态的现实，如何具有“行为”或“活动”去违反了哪样的规定和纪律?如果得不到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一问题就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
(4)“对文”的第三部分之例5“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是我国特有的体育社会问题之一，但用“对文”的定义来考查，却要得出否定的结论.“对文”称“它(体育社会问题)是指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它是表明“问题”产生的范围—“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是“违规违纪”的.而我们知道，产生“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政治的需要—我国政府为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早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体育强国，而有目的的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倾向于竞技体育，即问题产生于政治和经济方面而非体育方面;竞技体育的超常规发展，不仅不“违规违纪”，相反是我国政府提倡或支持的.综上所述，“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这一体育社会问题，问题产生的“范围”不是“在体育行为或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中”，问题的“结果”也不“违规违纪”，那按“对文”的定义，“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应不是体育社会问题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对文”的第二部分—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定性和界定中指出:在体育行为中，常用五个标准来衡量:
(1随反国家有关法律、政策的一切体育行为;
(2)违反体育目的、任务的一切行为;
(3)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
(4)违反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的一切行为;
(5)违反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切体育行为.
就此五个标准，逐个予以质疑，会显得很繁琐，仅就标准“违反体育运动竞赛规则和条例的一切行为”，我就不太明白.比如说，某运动员在篮球比赛中的“带球走”，就是一个违反篮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行为，并且也仅是一个违例行为.但按“对文”标准的界定，“带球走”却成了一个“体育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的子集，按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郑杭生先生所说: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影响社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运行，妨碍社会协调发展，……须动用社会力量加以解决的社会现象.‑A、请问“带球走”是如何“破坏社会正常运行”或“妨碍社会发展”的?B、所谓“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即是动用政治、经济、法律、政策或行政命令等手段解决.而对于运动员“带球走”，裁判员吹一下口哨就解决了，难道裁判员吹口哨也是“动用社会力量”?
所以，从“对文”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仅仅看到体育社会问题是“行为”的—动性的方面，而看不到体育社会问题是“事实”的—静性的方面，那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缩小化;而不加限制的“一切行为”又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动性部分的扩大化.
3、分析
对于如何定义“体育社会问题”，我认为:
第一，体育社会问题是从属于社会问题的，首先它必具有社会问题的通性—危害社会秩序.另外，体育社会问题又是有别于其它社会问题的，这说明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影响体育的发展.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许多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表明，其对社会的危害远不及其他社会问题强烈，其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体育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对体育社会问题作出定义时，必须表明它的两重属性，即通性和特性. 转贴于 第二，对于任何具体的概念，都存在一个范围，绝对不是“一切”的，同样体育社会问题也是有范围的.对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界定，先要考察其母体—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目前存在三种基本看法，其代表分别是美国《社会学百科》认为“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它的结构、内容、变革和发展.研究以体育运动为特点的社会行为、关系和作用.包括系统内的以及与其它系统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营原礼认为“是从社会学观点研究体育事实及与体育有关的问题，力图使体育合理化的科学”;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会长安德理斯·霍尔(A " Wohl)则认为“是记述、研究与体育运动及体育社会功能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它通过研究促进体育运动发展或妨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阐明规定这种发展的法则，并且在我们期望的范围内，通过这种研究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虽然他们在文字表述上不一样，但对本质东西的认为基本是相同的，即体育社会学是“第一，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第二，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研究其内部结构及其运行规律;第三，研究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及它与其他社会组成部分的关系。”
了解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畴，那么对体育社会问题定义时:
(1)应该把体育运动上升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因为体育社会问题是属于体育社会学内容之一，体育社会学本身是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的，那么界定体育社会问题时，也应该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考察.同时体育社会学又是社会学的分支，探讨体育社会问题也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发展到当代社会，广泛地和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种族。··…等发生联系，已具有了自身特有的组织结构、法律法规、经济运行机制、保险保障制度……等等，已构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反之体育社会问题出现后，大多是通过对体育运动的某一机制或制度产生影响，从而阻碍或干扰体育运动的正常、健康发展的.
(2)应该表明是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那么“社会现象”就是“社会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事实都属于社会现象.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社会现象，也就是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和社会事实.
4、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体育社会问题应是:以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关系、作用和事实，出现病态或失调，危害了正常社会秩序，并影响体育运动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需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的社会现象.
如此理解体育社会问题是因为:
(1)指明了体育社会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时必须具有两重属性:通性—危害正常社会秩序，须动用社会力量解决和控制;特性—影响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协调发展.例如足球“黑市”赌博，如果它是纯粹的赌博，虽与足球这一体育事实相联系，但它只是危害社会秩序，那也只能归于其它类型社会问题.如果赌博过程中，有收买球员、裁判员，或通过种种方式控制和干扰比赛，那它不止危害社会秩序，同时影响了体育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属于体育社会问题.
(2)涵盖了体育社会问题的全部，即与体育运动相关联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作用及社会事实，包括了动性的体育社会问题—社会行为和社会作用引起的;静性的体育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引起的和某些客观社会事实.
一、个人简介
卢现祥，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贡献
一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本）、《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这三本书都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探讨，各有特色和侧重点。专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的专著，多次重印，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数最多的图书”显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251次，在经济学类排在较前面。CSSCI评析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五年内在经济学领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内被引246次。在我国2000—2004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96种图书中，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注重中国现实问题的剖析，关注国计民生。近年来以寻找一个好制度为主线，以现实问题为题材，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发表了近百篇理论随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于2010年出版了《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随笔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本随笔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搜狐读书、凤凰网读书、当当网读书、中国文化传媒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或连载。
三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探讨一些转型中的中国现实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这也是作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经过筛选和修改，汇集成了这本《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次选择了36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论、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与中国模式及中国经济问题。此前还出版了《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获奖情况
卢现祥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改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与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文章80多篇，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并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1997—1998年卢现祥教授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该课题率先在国内对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9年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我国扶贫资金运作的效率与漏损问题研究》。2007年主持并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有利于穷人增长（PPG）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研究》，其阶段性成果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2010年又主持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发展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研究》。卢现祥教授还主持了多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
卢现祥教授专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获得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三等奖。学术论文《马克思理论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论我国市场化的“质”—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制度经济学思考》分别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文《中国的家庭产权安排、家族式管理与资本积累》（发表于《世界经济》2003年第1期）获湖北省第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新制度经济学》获武汉市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7年）。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营销；共享价值；善因营销
1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金融危机和奶制品三聚氰胺事件使得中国社会开始关注企业责任问题，此后又经历三星、苹果等品牌手机爆炸伤人、饿了么网站黑作坊食品安全隐患、毒疫苗等事件，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对“责任”理解的偏差或主观忽视。在过去，利润最大化是主流经济学强调的重点，米尔顿•弗里德曼就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逐利润，这个过程会自然带来产品和服务、消费和税收”。但长期的实践和争论之后我们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常态，而不是高不可攀或者可攀可不攀的。一个卓越的企业领导必须对企业存在的经济性、合法性和合义性进行思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社会责任的理念逐渐得到完善。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从塑造表面形象，到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长期战略；从认为造福社会就要牺牲企业利益，到以共享价值构建和谐社会。论文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转变过程分为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社会责任营销理念、善因营销理念、战略型社会责任模式和共享价值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又可归纳为战术性和战略性两种层面。
2早期战术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2.1企业社会责任理念
企业社会责任CSR（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的概念早已存在，比如春秋时期有关“义与利”的争论。1924年OliverSheldon首次对CSR下了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各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实际上，仅仅把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是一种狭隘的理解，1997年Carroll提出的层次责任理论更好地诠释了CSR，即CSR是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行裁量（如慈善）组成的金字塔形（后来的学者将其完善为交互圆模式和同心轴模式）。
2.2社会责任营销理念
这一阶段把社会责任的概念融入企业使命中，是前一阶段的进步，在实施方式和动因上也有很大不同。实践表明，仅仅以义务和高尚来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不合理的，并且效果甚微，要让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必须转变经营观念。社会责任营销不是新的营销手段，而是新的营销观念。它不是短期的营销工具，也不仅是单纯的慈善捐款，而是一种商业模式和长期品牌战略。菲利普•科特勒（2010）指出市场营销理论已经从产品为中心、顾客为中心，转变为以“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文精神导向[4]。中国学者李炳毅更是早在1998年就完整探讨了企业该如何有效地把社会责任融入公司战略中。
2.3善因营销理念
1981年，美国运通公司与艾丽斯岛基金合作开创善因营销（CauseRelatedMarketing），通过将信用卡的使用与公司捐赠结合起来筹集款项用于修复自由女神像。善因营销也称社会营销、慈善营销、公益事业相关联营销，包括了社会责任中伦理和慈善两个层次。狭义的善因营销是指企业承诺将产品销售额与某项特定公益事业捐款相联系；广义的善因营销包括一切与公益事业相关的促销、公共关系和赞助活动，是营利与非营利领域的合作，达到企业、慈善团体和消费者三赢的局面。研究表明，大部分消费者受“移情”影响对善的企业有高度认同感，因此通常来说，善因营销能提升企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增加品牌联想度、形成品牌忠诚、提高销售量。但是，善因营销常常会失效，总结起原因如下：①善因只是掩盖企业真实动机的工具；②善因行为与消费者道德偏好错位；③合作伙伴选择错误或与品牌匹配度较低；④慈善并不能替代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如保证质量。
3现代战略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
实践表明，早期战术性、一次性的慈善活动并不能给企业带来长期收益，于是战略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应运而生。
3.1战略型社会责任模式
战略型CSR是从长远的角度思考，从创造核心竞争力的角度出发选择适合企业的社会责任。该模式由“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2000）提出，波特认为泛泛的谈论社会问题意义不大，没有一个企业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它们必须解决与主营业务有关系的社会问题，选取的标准也不是看某项事业是否崇高，而是既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企业。
3.2共享价值的概念
在战略型CSR提出之后，波特给出了共享价值（SharedValue）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市场营销和企业战略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波特在2006年和2011年两次探讨这一概念，并给出明确定义和实现方式。波特认为，共享价值并不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甚至也不是可持续发展，它是一条创造经济辉煌的全新之路。它并不是分享企业已有的价值，而是从价值链出发，做大整个经济的蛋糕。而企业解决社会问题，未必就会增加成本，因为它还是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创新来提高生产率。科特勒也指出，未来的营销概念应该包括产品管理上的协同创新、顾客管理上的社区化和品牌管理上的特性塑造。
4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营销、善因营销、战略性社会责任模式和共享价值五个阶段是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演变和完善的过程，在定义和内涵上各有不同，却又互相渗透、循序渐进、层层递进，是商业伦理和市场营销观念可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炳毅，李东红.企业社会责任论[J].经济问题，1998(8)：34-36.
[2]王伟芳.论企业领导的基本道德品性[J].兰州学刊，2007(4)：71-73.
[3]赵曙明.企业社会责任的要素、模式与战略最新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9(1)：2-8+49.
[4]菲利普•科特勒，何麻温•卡塔加雅，伊万•塞蒂亚万.毕崇毅(译).营销革命3.0：从产品到顾客，再到人文精神[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5]苏•阿德金斯.善因营销———推动企业和公益事业共赢[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并通过反馈作用反作用于社会系统。打破基础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恶性循环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
（1）国家政策的重视。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组织目标发展为“以发展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国实行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放宽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就业、教育等政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农村基础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需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外来人才。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对实现劳动力进城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低下的劳动力素质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商业化陷入困境。普及、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
（3）基础教育改革配套系统制度的完善。因农村人口分散度大等特点，农村基础教育是覆盖面很广的“面式教育”，城市化进程使这样的特点更为明显，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完善的寄宿管理、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之外，也应具备良好师资、保育技能等相应要求，以保证学龄儿童的教育和生活。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中国学；教育国际化；学科整合；人文学科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三、结语
编者按：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致力于岭南文化和城市文化、文化软实力、科学与宗教、道德哲学、新农村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等领域的研究。既着力于基础理论，也关注现实问题；既着重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研究，又对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怀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在加强文化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岭南文化、公共文化、城市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等为重点方向，努力做好自身工作，在科研目标、人才培养、科研基地及其站点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长曾德雄任职多年以来，以自身深厚的哲学文化积淀致力于岭南文化、道德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为广州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近期本刊特邀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曾德雄做客《今传媒》，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这位文化学者的风采。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曾所长您好，很荣幸采访到您！感谢您对《今传媒》一直以来的支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长期致力于岭南文化和城市文化、文化软实力、科学与宗教、道德哲学、新农村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等领域的研究。请您谈谈您任所长以来，研究所有何变化？取得主要成就有哪些？
曾德雄：很感谢你对广州社科院哲文所的关注，我从2009年担任哲文所所长以来，秉承过去的研究方向，注重基础理论，关注现实问题，着重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研究。由于地方社科院的重要职责之一是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学术依据，因此，近几年我们加大了广州文化的发展规划研究、广州文化软实力研究等。广州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比如广州宗教形态丰富，宗教活动场所融合了优秀的建筑、绘画、园林等艺术元素，是广州文化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城市文化比较，广州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建设“图书馆之城”，有利于广州市民吸收文化信息，传承和弘扬广州文化。广州流行音乐，传唱广州流行文化。香港流行音乐的盛行，推动了广州本土文化的传播，一些取材于广州本土风俗、人文传统的流行歌曲被广泛传唱。建设美丽乡村，保护民俗，尊重乡村历史和文化，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广州传统民俗文化在都市化演进中，不断调整和适应现代文化，既保留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又有机地融入了现代文化。广州全力打造文化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新岭南文化中心。新岭南文化能够自我调整，自我更新，形成了有效的活性机制。
这些研究一方面会以研究报告的形式上报给市领导，另一方面也会形成阶段性的科研成果，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
记者：可否谈谈贵所在岭南文化和道德哲学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如何？
曾德雄：岭南文化一直是我们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前就出过很多大型的研究成果，比如大型专著《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收录在《岭南文库》中，主要介绍了岭南文化地方史。《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从2010年，我们启动了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广州城市文化论坛，在广州12个区（县级市）分别举办一场城市文化论坛，请广州地区知名的文化学者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就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意义、价值，挖掘、保护与利用展开深入研讨，并对下一步文化的发展规划提出具体的建议。这一活动从2010年4月启动，2012年10月圆满结束，广州地区主流媒体纷纷报道，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论坛成果也集结出版。今年，我们正在开展新岭南文化的研究，重点在于岭南文化的现代转型。岭南文化的现代转型，首先面临的就是要转变岭南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使岭南文化具有现代化的特征，以适应时代前进和社会进步，使其能够尽快转化为新的主流文化。
道德哲学方面，我们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西方道德哲学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注意到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脱离这样的影响。
记者：贵所既着力于基础理论，也关注现实问题；既着重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研究，又对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怀有深厚人文关怀。其研究是独具匠心、特色鲜明，请您详细谈一谈。
曾德雄：从事研究工作，就必须将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高度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以致用。要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没有深厚的学理基础是不行的，那样会导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口开河；反之，如果学理基础不能运用于实际，也会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此必须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学用相长，相得益彰。
哲文所开展新岭南文化研究，我们重视文化的精神层面，传播文化是影响几代人的事儿，容不得半点马虎，因此，我们致力于文化发展研究，切记要严谨。我们在发展岭南文化的过程中，遇到民俗文化的都市化演进问题，既要保护民俗文化，又要怀有人文关怀，保留传统并融入现代性，使岭南文化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性又具有时尚的现代性，充满活力。
中国人的“人文”概念来自《易经》，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现在提倡的人文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人文关怀需要发展和创新，当今时代的人文关怀要与和谐社会联系起来，注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需求。做文化研究更应该强调人文关怀。我们倡导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以人文主义的角度，促进文化研究的发展，发掘文化现象的文化价值。马修·阿诺德文化观就实现了学术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统一，他通过教育理论探讨追求人性禀赋的和谐发展。我们的文化研究就是要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理念，构建和谐文化。
近些年，我们还进行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一方面深入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发出学者的声音，承担学者的社会责任，为中国社会的转型进步发挥自己的作用。
记者：您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在制度的建设和研究的模式方面有何创新？前景展望有哪些？
曾德雄：现如今，我们都在强调创新，创新的原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哲文所的创新主要是改变。我们改变了原有模式，确立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以问题为导向，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制度模式，这会偏离社会实际。做学术研究要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学术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涵盖面广，思想史、公共文化、文化批评等等，学术研究角度不同，成果各异。但不管是哪一种，其出发点都不能脱离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研究岭南文化，就得了解岭南的地理特征、风俗文化、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对当地的政策，分析传播岭南文化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探索岭南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才谈得上我们要去研究岭南文化，如果抛开了现实社会需要，那我们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呢？
哲文所的未来发展，要有好的文化引导，研究人员要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造诣，既要研究文化又要引导地方政府发展文化。文化研究要与时俱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传播文化，发展、创新、衍伸新文化。文化研究者也应该掌握最新的文化传播媒介，这也是深入文化研究的一种渠道。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研究不仅仅只停留在研究层面上，哲学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感染力与穿透力强，影响力大，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拓宽研究的范围，挖掘研究的新角度，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更为广阔的传播途径传播出去，我觉得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会获得生命力！
记者：“十二五”规划期间，国家以传承创新为核心，将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为重中之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一直从事着文化方面的研究，肩负着巨大的文化使命，您作为所长，是如何看待这种使命的？
曾德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转型的根本是思想文化的转型。文化研究者承担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引导我们认清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方向以及实现路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密切关注和紧密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还必须深入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对中国的过去深刻认识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除了要有深厚的学术修养和规范的学术训练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学者的人格独立，不依附、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力量，独立思考，有钻研的精神，才能真正致力于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如果缺乏这一点，不仅不会有真实的表达，也难以接近问题的本质，更做不到韦伯所说的“知识的彻底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也在吐故纳新、发展融合，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弘扬先进文化，肩负起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大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记者：“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一个民族的复兴其核心在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扬。您认为，哲学文化的研究对实现“中国梦”有何促进？
曾德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共同理想，这一共同理想的前提是共同的价值认同。所谓价值认同，就是一种价值共识，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它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民族精神。中国梦是一种价值和文化的愿景，是一种对美好社会体系的想象。
论文摘要:通过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来如何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开始涉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算起，我国体育社会学经历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本文旨在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回顾，理清目前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我国体育社会学未来研究发展将如何走向?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来发现问题，以利于开展我国新时期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归纳演绎、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本课题研究。
3.结果与分析。
(1)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涉猎这一领域。国内的研究尚处在摸索阶段，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相对较小。1990年我国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入了独立发展阶段。此后陆续有5部《体育社会学》专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体育学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一时间，体育社会学的学术活动频频举行，各体育类刊物发表众多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学科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国际上，自1995年起至今，刘德佩教授一直担任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执委会委员，对我国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沟通、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分析。
(1)体育社会学学术队伍趋于不断发展壮大。
任何一门学科.学术人才梯队是该学科发展的有效人力资源。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启蒙由一些学者如林启武、蔡俊五、刘德佩、牛兴华等发起。随之，北京体育学院率先在体育理论专业中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培养阶段。2001年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这些先后培养出来的高层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为各院校或单位的学术带头人。目前，各体育院校(系)都已将《体育社会学》这一课程纳人了教学计划。《体育社会学》课程在各体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该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一支有理论、有能力、勇于献身的体育社会学专业队伍和一批有兴趣、有热情、不断壮大的业余力量正在形成，预示着体育社会学的队伍在不断发展兴旺，这股强大的力量将持续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学向前发展。
(2)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趋于逐步拓宽。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社会学主要是引进翻译国外资料，同时兼有借鉴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国内体育现象展开研究双重特质。在1980-1986年期间，我国主要以引进、翻译国外资料为主。进人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已包括体育价值观念、体育产业和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其中兴奋剂问题占22.9%，竞技体育职业化问题占25.0%，体育商业化问题占17.1%，球迷骚乱占11 .4%)等。卢元镇教授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中总结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将其概括为11个方面，包括体育社会功能、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体育休闲娱乐、体育大众传播媒介、地域性体育、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与生活方式、妇女体育和竞技体育异化。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又有欠发达地区的体育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由引进翻译国外体育社会学资料到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实证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学，其研究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
(3)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的趋势。
社会科学包括体育社会学，拥有众多系列分支的大学专业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政策法规、体育人口学、体育产业学体育社会学经过一定阶段的分化发展之后，也会逐渐向整体化、综合化方向转变，并呈现以下特点:(1)一些重大前沿课题将吸引众多学科交叉汇聚一点，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3)体育社会学跨学科研究十分普遍。(4)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4)体育社会学研究特点趋向于注重以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特点。
随着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的加强与发展，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仅赖定性研究则显乏力，因此广大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体育社会学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随着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未来体育社会学将呈现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将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将通过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逐步纠正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而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近年来体育社会学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热点: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3)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将通过国家级重大工程(如奥林匹克运动)或前沿课题进行有机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主要是指学科发展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来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也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因此努力挖掘我国传统体育，使之展现于世界体育之林，这不仅对丰富全世界的体育文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国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使之不被西方竟技体育所淹没与淘汰更具有重大意义。
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体育社会学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寻找突破:(1)应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应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3)加强我国传统体育的挖掘与继承方面的研究。
三、中国体育杜会学发展对策
1.注重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应用。
社会学为描绘和理解人类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行为和社会互动提供了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体育社会学萌芽阶段，就是通过一些社会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观察体育现象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其后的发展中又运用各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对体育社会现象进行深人研究和阐释，不断积累，形成体育社会学理论。在中国，体育社会学是一门引进的年轻学科，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体育科学体系的重建，推动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被引进到中国。而且，由于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是从体育教育专业或体育管理从业者转行而来，社会学理论较为薄弱，因此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学习与研讨，进一步明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
保障型住房社会公平调控政策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10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售价变动情况显示，与上月相比，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7个，持平的城市有18个，上涨的城市有35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2012年10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也显示，2012年10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68元/平方米，环比9月上涨0.17%，自2012年6月止跌后连续第5个月环比上涨。
我国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房地产开发商的炒作和一些投资商的投资性购买外，其根本原因是“供不应求”我国现在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向城市集聚的新居民需要住房，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极其迫切。建设跟不上快速上升的需求，按市场经济规律其价格上涨是必然的。但是当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远远高出世界银行的权威认定水平。中国高房价的现实和由此引发的问题，让人们认识到了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和一个社会问题。当城市政府试图将居民的集体消费模式转变为个人消费模式时，即将原来属于政府、企业处理住房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市民自己身上时，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不满情绪，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居民对政府住房制度的态度分化。所以在此阶段，我国把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分配、监管等提上了重要日程。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简称“商品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我国在取消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制度之后，把解决住房的责任全部交给市场，直到近几年才开始真正重视最低收入阶层保障住房的建设。但忽略了社会上既没有资格承租廉租房，又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中间层居民住房问题。而且此部分人群又占大多数，使他们不得不牺牲其他消费攒钱去购买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不但加大了商品房供不应求的程度，也引起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学视角下，住房对个人的影响力和功能性是非常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而住房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满足之下，社会成员才能真正的融入社会，进行平等的互动，社会成员才能对社会环境认可。如果没有健全的住房保障政策，在目前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就会使很大一部分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没有适当的居住场所，就会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与其他社会成员处于“隔离状态”，造成“社会排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长期的边缘状况会形成群体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一些群体行为。如果很难通过有效的途径去改变自己的不利状况，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导致一部分人社会失衡就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引发一些的行为，从而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我国目前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的过快，普通工薪阶层已经无力承担购买住房的费用，而且在目前阶段，保障型住房和其他关于住房的保障措施有没有及时有力的落实，保障型住房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造成了较广泛的社会积怨。保障型住房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同样是存在很多问题，如房源的短缺、监管机制的准入和退出原则不明确等。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保障型住房面临着更多的资金短缺、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住房问题上，如若处理不得当会面临的不仅仅是住房问题，而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如在印度，由于保障型住房问题所引起的，贫民区的形成，造成了贫民区亚文化，进而造成了居住再次的人群不能进入社会主流的文化，形成了社会阶层更大的分化和落差，这已经是事实的形成，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不能解决，那么也许会造成更大社会问题，乃至整个的社会动荡。
我国现行阶段的保障型住房政策制度只能以低水平、广覆盖为目标；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需要保障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第一层级是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老人、病人等进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生存权。而其他的多数以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方来保障。对于我们有稳定收入却又不足以支付目前商品房总支出的群体来讲，住房公积金是我们最熟悉也是唯一的保障体系。但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作用没有完全体现。截止到2011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过亿，但相比全国几亿的在岗职工人数来说，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仍然很小。在公积金政策中，不同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单位之间缺乏同一性。住房公积金政策并没有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公平的对待，相反由于这种政策的执行使得收入差别本来就较大的群体差异变得更大。所以此种制度，在改善小部分人群（加入住房公积金体系，而收入价高群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加大了其与大部分人群的住房公积金差额，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住房保障政策的目的是协调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维护中低收入居民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生存底线——“人人有房住”，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不断增进。而目前种种保障型住房政策并没有真正体现此公平性。
另外，从保障型住房补贴形式来看，也有政策的缺失，也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适用房建设是政府的暗补（减免税费和划拨土地）交给开发商运作的（人们称为“补砖头”）。这种“补砖头”的形式，本身就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划拨的土地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农民有抵触情绪，由征地引发的“群发性事件”频发就说明这点；二是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地方政府在农民手里几万元征来的土地，经初步开发，就可以在市场上出让几十万到上百万元，这样大的差价让地方政府哪还有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所以，“小产权房”久禁不止，越演越烈；三是补贴目标抽象，经济适用房所谓有资格购房的中低收入者，难以科学划分，没有监管机构提供准确的收入证明，又没有进人和退出机制，很多经济适用房被有钱人买走后出租或出卖，造成经济适用房房源短缺，没有保障真正需要的人群，反而为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人服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和社会矛盾。
其次，从保障型住房的保障范围来看，以实物补贴政策为例，主要分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范围是城市的并拥有户籍的人口并且居住达2年以上（有的要求时间更长）。在这种条件设定下，农民工群体以及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被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的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生存权并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居住的大都是简易的工棚，或自己租住的房屋，设施极为简陋。农民工市民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不把农民工群体包括在住房政策之内，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刚毕业的大学生，收入水平较低，无力购买商品房，但是对于住房保障政策来说，他们处于夹心层，被排除在外。有的因为工作不固定，户籍不在城市，有的虽在城市还不能算常住人口，这种情况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均把他们排除在外。这就造成了社会大批年轻劳动力被动的丧失了保障的权力，在其刚步入社会阶段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主流文化和人群当中。会造成其心理等一系列消极因素，进而酝酿成社会问题。如目前北京已经形成“蚁族”群体，其大部分为非本市高校毕业生，长期租住在城市的边缘，由于地域等限制，也正在从事城市中较为低端行业。他们已经处于“隔离状态”，造成“社会排斥”。
从总体来看我国住房改革没有把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和保障予以有效区别。政府只想到通过房地产的繁荣拉动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普通民众最基本的住房需求，住房保障职责缺位，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滞后，在土地供应、市场监管、住房金融政策等诸多方面，政府所应发挥的功能也严重缺失，在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政府，其作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代言人，在制定相关房产政策时候，首先，应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权威者的利益，更不能只顾短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并重，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把体现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
以下为针对保障型住房造成的社会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在住房保障方面，我国政策补贴可以借鉴西方需求方补贴方式。需求方补贴政策旨在根据不同住户的收入水平和实际需要来决定补贴力度和补贴方式，进一步减免保障型住房保障从投入到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运营成本和房屋开发商的利润，以提高需求方在市场上获取适当住房的经济能力，保障中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获得体面的住宅而不必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
其次，灵活选择多种补贴的形式。应根据不同的实施对象（不同地区、住房紧缺程度、住户社会结构特点等）灵活采用，确定合适的人群得到合适的补贴，努力避免出现“贫困陷阱”，并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多地向低收入家庭和各类弱势群体（特殊类型家庭）倾斜。
最后，民间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如英国住房协会出租住房。住房协会是民间非营利团体。二战后，住房大量短缺，民间自助组织的住房协会迅速成立，共同兴建出租住房，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政府住房公司协助管理。民间组织会定期访问，租住或购买廉租房的人群，调查与其相关的收入、就业等相关信息，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对自有住房者的税收优惠、向建筑协会提供购屋贷款资金，通过私有化政策将公共住房出售给承租户等。从而改变了不同经济状况和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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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社区服务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然而，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如前所述，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孙立平，2001)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性，这种低廉性是由于劳动者就业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脱离造成的。这种脱离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用以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无需由雇主支付。农民工住房、疾病、子女教育、娱乐所需的费用都变成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花费，进城农民工除了少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廉价房屋或工棚外，绝大多数自己租住房屋，并自行解决在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生存下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纯粹变成了雇主赚钱的工具。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一般理论客观上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满足生活和照料家庭的生活费用，否则就会带来“民工荒”等劳动力供应危机，也容易诱发其他城市社会问题。为此，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适应劳动力价值需求的必要手段。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问题的16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连发出“1号”、“78号”、“79号”等3个文件，并修订一个条例。“1号”文件中规定了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工作环境；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好跟踪服务等6方面的内容。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2005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此外，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上述政策的出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舆论环境，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却很难改变农民工被同情和怜悯的社会地位，也很难改变其城市认同和归属感。笔者认为，在政策落实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接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举措。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白南生、何宇鹏(2003)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个世~．LSO年代，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应当看到，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其中，农民工犯罪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赵树凯(2001)研究发现，城市犯罪中的民工成分已显著上升，对城市社会秩序和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以北京市为例，外来流动人口中犯罪人数占全市处理犯罪人员总数的比例，1980年占3．41％，1985年占9．28％，l988年占23．3％。北京市从1995年以来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0％左右，1998年查获的10519起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员有11028名，占62％。上海、广州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甚或更为严重。目前，城市公共管理的偏差在于，重视生活层面的治安控制和就业限制，忽视体制层面的社会整合。突出的问题是，各种规定办法出台过频，相互不配套，管理体系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协调，在某些情况下又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因此，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整合的关键是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暂住人口”。要取得进城农民对于政府管理的认同，最根本的办法是把他们看作城市里的自己人，而非城市里的异己分子。但是，这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舆论上，而要有制度化途径，就是应当使外来民工市民化，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城市公共管理涉及到劳动就业管理、治安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诸多方面，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劳动就业和暂住人口管理上，管理主体分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管理形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管理，而非公平对待的融入式管理。解决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解决好现代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是，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statusstigma)及其他制度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
(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社会排斥等制度
据调查，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然而，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其中地位群体是划分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的重要维度。在韦伯(Weber，1978：PP．305—06)看来，一个“地位群体”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群体内大多数人成功地要求：一种特别的社会尊重，也可能是地位垄断。地位群体可能由下述情况产生：1．首先是凭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职业类型：“自封的”或者是职业地位群体；2．其次是通过世袭的魅力，凭借获取较高尊重的成功要求：世袭地位群体；3．通过对政治或僧侣统治权力的垄断占有：政治的或僧侣统治的地位群体。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同时，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可以说，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
四、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群体归属感的培育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功能。我国的城镇社区服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政部的积极倡导下，已经开展了多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2006)明确指出：“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目前，政府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职能，劳动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密切联合，在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的同时，积极接受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当前，我国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等方式。笔者认为，社区管理和服务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在《文艺报》上，2007年3月27日，我们以“精神家园的建构与审美超越论”为题对王元骧近些年来的一些文艺观点进行了商榷。2007年9月4日，王元骧以“论文艺的‘审美超越性’”为题对我们的批评做出了积极而认真的回应。这种正常而健康的文艺批评近些年来已不多见了。有些人在文艺批评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扭曲正常的文艺批评，进行不必要的政治攻击。我们肯定在文艺批评中进行必要的政治批评，但坚决反对那些不必要的政治攻击。因此，我们不能不击节赞赏王元骧这种诚恳接受批评并积极进行反批评的胸襟和气度了。
然而，王元骧在反批评中没有努力解决我们之间的理论分歧，而是进一步地重申了他的文艺思想。这种以消除“误解”为目的的反批评无法使这场论战在理论层面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实，我们没有完全否定王元骧的文艺思想，而是高度肯定了王元骧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的深入把握和对这种人的“异化”现象与文艺的“异化”现象的深刻批判。王元骧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日趋风行，对于金钱和物质的片面追求使得个人与社会、与集体在思想上日趋分离，以致几乎完全丧失了一种形上情怀，变得非常务实、自我、卑琐。在金钱的诱使下，文艺也沦为商品，变为休闲、娱乐、宣泄，仅仅满足于感官享受的工具。这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方向是相背离的。”因此，王元骧要求人成为“大写的人”，并追求精神上的“真正的、持久的快乐”。这种“真正的、持久的快乐只能是精神上不断得到提升和自我超越的快乐，审美带给人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快乐”。这些年来，我们批判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社会背叛和精神背叛，批判中国作家在审美理想上的迷失，批判当前中国文艺在娱乐上的畸形发展，都和王元骧文艺思想的追求没有根本的分歧。而我们和王元骧的理论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克服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的这些“异化”现象上。
王元骧在批判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的过程中提出了审美超越论。王元骧认为：“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虽然还是以感性的、个体的、有限的形式而存在。但是他的精神、人格却拓展了，已经从个人、当下、纯粹的一切物质、利欲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进入到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人生的大境界，他也就超越了、自由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达到这种境界，而审美却有可能把人带入这种状态；所以，审美是最有助于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培养的。”王元骧认为人的超越和自由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达到，而在审美生活中却有可能进入这种状态。所以，审美是最有助于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培养的。这就很容易将人引入逃离现实生活的精神生活中追求人的精神超越和自由。如果人的超越和自由只是在审美世界或艺术世界中实现，就是一种“精神胜利”了。王元骧认为，文艺的“异化”是随着人的“异化”而来的。王元骧把“审美超越”界定为是“艺术的精神”，就是希望文艺在抵制人的物化和异化方面成为一道最后的防线。而“艺术本身就是想像和幻想的产物，是由于人们的理想、愿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和满足，而把它们化为美的形象来予以表现，以求给予人的精神以补偿、鼓舞和激励，因此真正的艺术总是带有某种超越性的。”而既然文艺的“异化”是随着人的“异化”而来的，那么，如果人的“异化”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那么，文艺的“异化”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而人的“异化”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得到彻底的根除。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否则，这就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的确，马克思在《序言》中认为文艺不但反映现存冲突，而且解决这个现存冲突。但是，首先，这个现存冲突不是人类包括文学艺术家的臆想，而是物质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其次，人类的解决办法也是物质世界的反映。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这封信中指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并强加于社会。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解决办法也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但是，他们却反对人们对不合理的现存秩序逆来顺受，而是要求人们为未来理想的生活进行坚决的反抗和斗争。这个革命和改变的要求是历史本身提出的，同时离不开群众的觉醒。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这封信中指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恩格斯批评了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只反映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即“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而没有表现他们的积极面，因为“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恩格斯不仅要求工人自觉地为未来的理想生活进行坚决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要求文艺积极表现工人的这种反抗和斗争生活。王元骧指出：“文艺学与社会学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不能等同。因而不能要求它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只能是解决文艺自身的问题。这是因为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应该从两个层面，即物质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来理解。”这就将文艺世界和现实世界对立起来了，将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对立起来了，而不是将审美超越建立在现实超越的基础上。王元骧明确地认为艺术只是想像和幻想的产物，是在精神世界里补偿、鼓舞和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实现和满足的理想、愿望。这种离开现实基础的对文艺的“异化”的超越，无疑是一种空洞的主观幻想。文艺应该促进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4页。）而不是引导人民群众陶醉和沉醉在审美幻想世界中。
而王元骧认为理论的价值就在于马克思说的不只是“说明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所以它就其本性来说对现状应该是反思的、批判的。惟有把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发扬起来，我们的理论才会有所作为。所以理论总是带有某种理想性的，它应该与现状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才能推动人们奋斗、促使现状的变革。因而要是这理论是从现实出发、是针对现状发言、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就不能说它是不切实际、主观幻想。王元骧反对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要求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这是不错的。当前中国文艺界的确存在一种消解文艺的批判精神的倾向。我们曾将这种消解倾向概括为粗鄙存在观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种粗鄙存在观认为，“如果真的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寻找与建设，恐怕应该从承认人的存在做起。”寻找或建立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前提是对于人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痞子”或被认为是痞子或自己做痞状的仍然是人。而要求作家人人成为样板，其结果只能消灭大部分作家。显然，这种粗鄙存在观只承认人的存在，而否认了人的发展和超越。这种反对“理想”与“要求”的谬论，不过是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庸人哲学罢了。王元骧强调文艺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种粗鄙存在观的反拨。但是，王元骧在强调这种文艺的批判精神时却没有将文艺的批判精神和文艺的建构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其实，我们不是反对文艺的批判精神，只是强调文艺的批判精神必须与文艺的建构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这种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历史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地否定。作家的批判必须和现实生活自身的批判是统一的。否则，作家的批判就是“用头立地”。也就是说，文学的这种批判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是在肯定变革历史的真正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否定阻碍历史发展的邪恶势力；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不是站在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上。而王元骧认为要是这理论是从现实出发、是针对现状发言、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就不能说它是不切实际、主观幻想。这是很难站住脚的。恩格斯认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不是因为他们对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弊病没有清醒认识，而是因为他们所发明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办法――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新的社会制度只是头脑的产物。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就存在两种文艺的批判精神，因为它们割裂了文艺的批判精神和文艺的建构精神的有机统一，所以是不切实际的主观幻想。有人在大力提倡文学的批判精神时要求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这种高蹈而空疏的文艺批评在高扬文艺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批评对象，而且脱离了现实生活。还有人认为现实的发展往往是顾此失彼或顾彼失此，即历史的进步常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而固守人文则又付出历史的停滞甚至倒退的代价。而面对如此“悖反”的现实，真正的文学家绝不在这两者中选择，他的取向应是“人文―历史”双重张力。他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又要守望着人文关怀这母亲般的绿洲。显然，这种文艺的道德批判是抽象的道德批判。这不但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从根本上是矛盾的，而且认为这种矛盾是当然的和普遍的。这样就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矛盾现象永恒化了。这种对与道德的进步背反的所谓历史的进步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单纯的审美道德批判。事实上，与道德的进步背反的所谓历史的进步肯定是不完善的，是片面的，甚至是畸形的。如果只看到一个社会在道德的进步方面存在缺陷，而没有看到这个社会在历史的进步方面的弊病，就不能深入挖掘它在道德的进步方面存在缺陷的社会根源，就很难真正解决或克服现存的冲突。因此，我们和王元骧的分歧不是当前中国文艺要不要文艺的批判精神，而是要什么样的文艺的批判精神。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大学）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