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5:16: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政治话语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现代性;“禁言之物”;城市书写
在全球化语境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背景之下，有关都市现代性的探讨与争论层出不穷。关于“大都会”（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无论是西美尔所指涉的公共空间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莱尔及本雅明笔下“漫游者”的舞台，抑或是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不同个体能够共同进入的最无个体性的生活形式”――都突显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质。作为中国都市现代化最早的发端之地，上海的现代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情长意深，倾国倾城。多少传奇，写不尽她的风姿；多少寓言，变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幻化的迷梦？
蔡翔先生的论文《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选择系列文章《城市地图》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产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为切入点，分析了上海两种记忆的历史对视、“风景”与“本土”的对立，空间生产、“禁言之物”与文化等级制度建构，从而提出都市的现代性想象，与被书写遮蔽/遗忘了的底层记忆和地理的命题。其论文涉及三大领域：记忆、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论文不但试图在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之间寻找其内在的关联，而且同时采用了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论文第一部分《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追述了作为上海“底层”和“上层”象征的以苏州河南北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区划的形成过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实际上“无视”了其“底层”代表――苏州河以北的生活叙事。而这一被城市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外部”却在诸如《杨树浦》、《浜北人》和《虹口轶事》等文学文本中无意识的“复活”，从而使我们得以见到一个同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对视”的与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灯等象征着都市现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棚户区”的下层空间里，个体冲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联结，他们被边缘化却又极力想进入城市中心生活；他们被城市的上层阶级拒绝――在这个以消费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里，贫困使他们成为最卑微的“他者”。诚如西美尔所言，现代性的历史就存在于货币经济的发展之中；是货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引起了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化，而且货币经济也是现代都市生活风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着都市里现代人心态和气质的微妙变化，并决定着他们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费社会之中，底层阶级无法摆脱金钱对他们命运的宰治，同时也无可避免的会产生身份置换以及上层化的愿望。就深层意义而言，这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即：就某个政治群体（如阶级、政党、集团等）中的政治个体来说，他们作为个人所应该具有的那些有个性的思想意识，被无个性的、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代替。在这个时候，这些个体的政治行为，实际上主要是被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那些无意识因素所支配着的。作为被主流话语所“遮蔽”的存在，下层阶级渴望着来自城市中心的认同；在寻找自身意义的过程中，他们是需要被上层社会所表征与建构的“他者”――意识形态强大的收编作用由此可见。
论文第二部分《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底层和上层之间的对立。文章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 [1]然而这种“底层”与“上层”之间的对立在空间上却又不是永远壁垒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仍然居住着不计其数的贫民；在高楼林立与优雅的人性背后隐藏着的是黑暗肮脏、狭窄不堪的底层居住空间，以及一种随之而来的“羞耻”感。这便是底层生活残酷的真实写照：它与上层社会并存却永远被其排斥，而成为叙述的“他者”，沦为主流话语中的“禁言之物”。“风景”与“本土”的对立也随之产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和“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 [2]的对立。这种对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义寻找，而意义的产生显然已经由“政治无意识”而意识形态化了。因此，底层阶级无论这样努力都始终是都市里的“异乡人”，孤独、焦虑、寂寞以及彷徨时刻伴随在他们关于身份置换与上层化的想象之中。
论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象”》指出“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3]而当家庭或是下层生活已成某种“禁言之物”的时候，意义的寻找，亦即叙述的中心便理所当然的开始向城市中心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年轻的有着职业身份的非专职白领作者的出现，“街道”开始大量的在叙述中涌现。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意味着“风景”与“本土”对立的消失：由于职业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城市中心；他们寻找自身意义的同时也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然而，先于这种成功“进入”之前发生的是他们的身份置换：即将自身转化为消费主体――这也是他们成为消费社会“风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据一个人的出身、门第而对其进行身份划分的传统模式在消费时代宣告彻底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费方式与内容为划分标准的更为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这种巨大的现代性力量面前，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压制和扼杀，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此而言，现代性已由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即从宏观转向了微观。
论文最后指出，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来自于对现代性的“塑造”或者“构建”。而现代性在当下的中国尚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因此“城市书写”会生产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会有更多残酷的真实存在被遮蔽；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文化等级制度也成为“城市书写”所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 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21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页．
[3] 同上，219页．
参考文献：
[1]蔡翔：《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视界》2004年第1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关键词：高职院校；范式；话语重构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130-02
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当代青年网络化生活已成为普遍共识。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动手能力强、思维活跃，接受、加工新鲜事物的速度较快，融入网络社会的程度也较深。作为一种无法剥离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网络中兴起的“求异”风潮使传统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于话语权出现了转移和重新分配等。“尽管他们还在不断言语，但无人聆听，没有对话……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出现了集体失语状态。”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摆脱现实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亟待攻克的难题，对于网络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追问，必须由话语范式转换来回答。
一、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释义
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承认的工作话语概念、本质的共同约定，以及教育施与过程中的理论、观点、方法的共有信念，构成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特定范式，包括对“说什么”“为什么说”“如何说”等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在一定时期内，每个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都以其独特的形态稳定存在着，但任何一定时期的范式都有一些因无法解决而堆积的问题。网络咨询的发展带来的问题已经堆积到影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程度，这一现实困境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范式转换，其理论自觉也正在自动重构新的话语范式体系。
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理论依据
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依据和根本内容，本体存在论视域下的语言观为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认为，人的感性意识和实践意识决定人的存在体验和领悟意识，而体验与领悟是话语经验的必然通道。在话语经验中，事物不是一个语言规范的描述对象，也不是客观科学判断对象（即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只能压制而不能抵消来自网络社会的话语经验所产生的真实体验），而是人的“在场性”。现代西方哲学的有关学者在谈及话语范式转向的时候，也不约而同地反对离开对语言的考察而直接断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就也从一个侧面证明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不进行创新和发展，完全有可能在话语信息的传递中形成交流障碍和沟通障碍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在实际工作中，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解读现实的敏感性趋于弱化，更不用说拆解扑面而来的各类思潮了。我们被自己构建起来的话语范式束缚，无法延伸到被教育对象所在的场域中。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必须与广大高职学生的感性存在与感性活动紧密结合，以哲学中感性活动的存在论为出发点探讨教育话语，是我们研究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理论依据。
三、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基本内容
（一）内容选择
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内容的选择上，必然要以立场分析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问题，构建中国化理论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体系，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叙事纲领性。
（二）内容依据
立足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体系，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原则为支撑和依据，对社会教育资源、舆论素材进行归纳提炼，形成感性化、通俗化和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语言。
（三）内容来源
广泛倾听社会发展实际所产生的各种思潮，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话语资源，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提炼加工，在现代人文精神的指引下融入更多公民社会理念，创构出具有时代价值和符合当代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
四、高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工作机制
调查发现，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大多数教育话语只是作为知识而不是作为思想被受教育者接受，多数学生生活在网络社会影响下的真实或虚拟场景中。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话语范式和语言内容上进行创新，同时对这个创新提出一定的良性运行机制作为保障。
（一）移植机制
横向采纳和融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转换的新途径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的转换主要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转换，横向移植心理学话语、伦理学话语、美学话语，发挥其现代性、时效性，不失为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但前提要深刻了解被移植话语的指涉，找到话语之间转换的契合点，否则会导致混淆概念的话语系统混乱。
（二）中转机制
建立不同话语之间的中转场所，将书面文件话语、理论学术话语、政策指导话语经过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技术加工和处理，转换为具有一定现实语义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变抽象为具体、变共性所指为个体共鸣。但要注意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色、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内涵，否则会造成教育与认知的冲突，出现“话语断裂”，给被教育者带来指导思想的混乱。
（三）分流机制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话语权不是来自于话语表意系统本身，而是受单独个体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支配的，是不以教育工作者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要建立强势话语引导、弱势话语为主的“分散对话”工作范式，师生在话语交往中相互尊重，分流强势话语的传播霸权，消解“话语强迫”“话语替代”“话语单一化”造成的非良性话语共生造成的影响。
（四）互补机制
促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构成要素间的互补，就是使话语语境、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间性之间合理布局、相互作用。可以建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在场”的话语语境，基于适当的话语预设，选择一个或多个话语内容，以合适的话语形式明确话语交往中的主体间性与各自立场，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
（五）平衡机制
纵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经济话语、道德话语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占比例是不平衡的。如革命时期，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占有大片空间。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正负两面的各种观点和意识概念扁平化扩张而来，且自身流变较快，不易警觉，在话语空间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他们的理想诉求，但要注意的是，平衡不是均等，要将各种话语按比例划定发展空间，使其合理竞争、协同发展，以期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断地进行对撞反思。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目标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而网络社会带来的教育环境重构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场域向网络场域过渡的必然性。网络时代作为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必然主动放大与其相适应的感性愉悦空间，这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现代转型带来紧迫感。如何理解、适应和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高职思想政治工作育人环境、完成话语范式的转换，对于兼具学科性与意识形态性双重属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而言，无疑是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性任务。
参考文献：
[1]田鹏颖，赵美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论文导读:：网站作为视觉文化的表征形式，和各国的政治环境、经济情况、人文思想、民族习惯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从视觉表征和知识体系入手，分析国内教育技术网站几乎没有涉足的盲点，如学前儿童启蒙教育、残疾儿童特殊教育以及办公室职业教育等，总结中外视觉文化内在意义以及所传达的价值观念的异同。
论文关键词：教育技术，网站，视觉文化
一、引言
在知识表征的诸多样式中，网站视觉表征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总结诸多共性：首先，知识可视化的显著特点就是对传统上以纯文本加少量图片充斥的教学内容进行改进，采用表格、韦恩图、思维导图、知识地图等方法加以表征实现，能够充分调动阅读者视觉感官的积极性和认识上的直觉性，激发阅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和思考。其次，网站视觉表征在表征方法上更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既可以按照线性的方式组织材料，也可以用非线性的表达展开。再次，视觉表征运用新技术手段来丰富知识表征的样式，借鉴视觉文化的分析手法开发视觉表征的内容，用视觉表征的手法传播视觉文化，不仅能够实现技术手段和文化内涵的相互促进，而且还能在丰富知识表征手段的同时传承民族的文化精华和思想意识形态。
“视觉文化研究”是近几年在西方学术届颇受关注的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这一研究针对着现代和后现代时代的文化表征，以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为主导框架网站设计论文，围绕着“视觉性”的问题，对现代世界的主体构建、文化表征的运作以及视觉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揭示了人类文化行为尤其是视觉文化中看与被看的辨证法。【1】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笔者通过对国内外教育技术网站进行对比分析，从界面和知识内容两个维度的解读中探索中外视觉文化的表现规律有何异同，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认知与话语权是如何相互依存等等问题，进而促进我国教育技术学学科知识更好的表征、交流和传播，增强文化自觉意识与自主精神,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二、国内外教育技术网站的视觉文化特征
布局文本表征
内容
关键词:文艺美学理论话语学科逻辑文化现象
1980年全国首届美学会议上胡经之提出“文艺美学”,2001年国家教育部在山东人学设重点研究基地“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多年来，文艺美学己成为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化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话语、一种“认真”的学术建构、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对文艺美学，应怎样看待和定位，论说甚多，公案末了，但以上三个方面不由让我想起了三个——也许不很恰当的词——绝、怪、玄。
一、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表现为一种理论话语，是一绝。理论是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种西方正统的学术把握方式。话语则是西方后现代和各非西方文化的学术把握方式对西方正统学术来说，要称得上理论，必须要符合二个条件:有一批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定义是明确的，逻辑是一贯的;这些概念按照逻辑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理论是与非理论相区别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而话语则不管言说形式上的严格性，只要有真知灼见，可以是以理论的逻辑的学术的形式，也可以为闲谈的零散的悖论的形式文艺美学在中国虽然是在谈论一种理论，但山于文艺美学的言说，从形式严格性上说有一定问题，但又正因为成问题而造就它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这是“绝’之一，这一点将山后而两节来细说)因此，最好将之看成一种话语当然它不是一种一般的话语，而是一种理论话语。
前面讲了，文艺美学一词由胡经之作为理论概念提出，但其背后是北京大学的整个美学和文艺学的学术倾向，朱光潜认为美学是艺术理论，哲学系美学研究团队，扬辛、叶朗、阎国忠等都认为，美学是以艺术为中心的北京人学的美学丛书以“文艺美学丛书”为名，丛书自1980年代初出现到现在，有近20余种。中国文艺学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室，老资格的学术带头人钱中文和杜书瀛，都是文艺美学的支持者和论述者，前者的《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增长点))(2001)后者的《文艺美学原理》(1992)集中地表达了对文艺美学的理论思考中国文艺学的另一重镇北京师范人学中文系文艺理论室占据了文艺理论的教学主流，以童庆炳为首的理论团队编写的种种文艺理论，认为文学首先是审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文艺美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核心山东人学拿下了文艺美学基地，其学术带头人曾繁仁和谭好哲当然以文艺美学为已任，前者写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2001}，后者著有《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义性与综合性》(2001)文艺美学的光芒不但在上述的中心闪耀，而四射向全国的要津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朝闻主编了“艺术美学丛书”由多家出版社分出了10余种，辽宁大学土向峰主编有《文艺美学辞典》(1987}，四川大学王士德有《文艺美学论集》(1985)，浙江大学王元骧写了《文艺美学之我见》(2001)……以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界的一代，改革开放后毕业的新一代学人，如王一川、王岳川、陈炎、土德胜、姚文放等，都是文艺美学话语的参与者和者。文艺美学不但在文学理论圈中热热闹闹，而且向相关领域播散: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如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1988，皮朝纲《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1986)，西方的文艺美学(如冯宪光《西方文艺美学思想》1988]，马列的文艺美学(如刘文斌《文艺美学研究》1996,董学文编著《的文艺美学活动》（1995)……以上这些学人为代表的言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关于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著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和空间范围里，仍然没有一对文艺美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理论界说，也没有使文艺美学在学术的机构化中得到逻辑一致的表述。正如土德胜的论文标题所揭示的:《文艺美学:定位的困难及其问题》(2000)这不由得使人感到，在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里，纠缠了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这里着重讲两个方面，一是纯学术体系的，即关于文艺美学的学术定位问题，二是学术与决定学术之如此的实践关系，是什么样的实践活动使这一学科缘起，发展、流变。
二、作为学科定位的文艺美学
先看一看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的现实状况，日前中国的学术管理体系里，与文艺美学相关的学科定位有三，一是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下面的文艺学(二级)下面的一个方向(三级)。二是艺术类(一级)下面的艺术学(二级)下而有艺术美学(三级)，三是哲学(一级)下面的美学(二级)下面没有文艺(或艺术)美学，只有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级)从这一现状中，不让人想起一个字:怪。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之怪，首先表现为概念逻辑的困难，其次是学术管理与学术体系的矛盾，然后是学科划分与学术体系整体的冲突
概念逻辑是文艺美学遇到的第一个困难，这一困难有比中国学术史复杂的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背景文艺美学的两个来源文艺和美学在历史上都不是洁白的首先是文艺和艺术这两个词的绞缠。文艺，本是文学与艺术，文艺并列可以用来指一切艺术。艺术有两种用法，一是狭义，不包括文学，是广义，包括文学，因此就广义而言，文艺就是艺术。文艺理论，就是艺术理论。无论哪一方而讲，文艺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下面的二级学科都是一个概念错误，应该是文学学。文艺学——正如钱中文先生指出——其俄文原文就是文学学，文学学不符合汉语习惯，改成英文常用的“文学理论”就很好，偏偏改成文艺，一字之差，逻辑不通同样在文学学(或文学理论)下而的二级学科应该是文学美学(两个学字汉语上又很别拗)艺术学从学术管理的区分性来说，从文学中区分出来之后，应是一个狭义，是除了文学之外的艺术学，同理，艺术美学，是Ix_别于文学美学的艺术美学当然从学术体系的整一性来说，艺术美学可以也应该是包括文学于其中广义的艺术美学，史有利于学术逻辑和教学逻辑。但把艺术区分为一门文学和其它七门艺术合一的艺术，与学术逻辑较少关系，而是教育和学术现实状况决定的，从教学和研究的机构、规模、人数等因素着眼，文学一块，其它艺术共一块是合理的文学自一块，文学美学也可自成体系从这里返回去看，己经早现了文艺美学话语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人讲文艺美学的人，都是搞文学理论的人虽然文艺美学这一名称让他们在出言写作的不少时候把文学外的其它艺术包含了进来，但实际上山于自己的专业所限，对其它艺术的涉及是不多的，理解也是不深的为什么不就讲文学美学呢?文艺美学这一词汇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受到了巫术式的影响?把文学理论定义成文艺学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上的第一个概念定义错误，由此而下的文艺美学是一个附属错误，虽然文艺美学一词本身没有错，但在如此一个学术体系下却错了。
二是文艺与美学的关系。美学的定义本就很为复杂，但在西方它基本有三种定义方式，1、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它以审美对象为中心来研究美;2、美学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学问，它通过美感来研究美;3、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的目的是追求美，研究艺术就是研究美，只有艺术是典型和纯粹的美，其它所谓自然美、社会美等等，作为美是暂时的，不纯的，而且它们的美的基本性质己经包含在艺术中了。美感主要是对艺术之感，审美经验主要体现为艺术经验。研究艺术同时就把握住了美感和其它的美。因此，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按照西方学术对美学的第三种定义，文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中国1980年代以来其学术主流认为美学包括三个方面，审美对象、美感、艺术。文艺美学就等于美学中的艺术部分。这样文艺美学与美学的概念冲突来源于两个学术传统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划分。从学术传统上讲，文艺学是前苏联关于文学理论的概念，艺术是西方美学的概念，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把文艺学划在中文，美学放在哲学，文艺学中的文艺美学与美学中的艺术本是一回事，却变成了两个概念。而且文艺学下面的文艺美学，美学下面的艺术，艺术学下而的艺术美学，都是一回事，在中国学术体系中成了三个概念，分属三个不同的二级学科下而的三级学科。这一理论和概念上的混乱不能完全怪学术体系的建立者。美学的发展状况、学术真理与学术管理的矛盾要负点责任。
美学是世界学术体系中最难的学问之一其难首先表现在，世界上每个文化都知道美，但却很难形成关于美的学问。美是至广的，在什么地方都能遇上美的问题，美又是至高的，美总是与宇宙的最高者相连，美的本质一直与哲学的根本问题相关，与宗教的最高实在相关，与人类学的基础相关。而美的学问则意味着要把美按照学术体系的方式将美的问题学科化。美学的困难，就在于美的客观本性与美学的学科化的张力之中虽然美学很难，但美确实处处皆有，人人皆知人的有限智慧使人很难知道美是什么，但人的求知本能又摧使人偏要想去知道什么是美。因此，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看到了这一现象:人虽然讲不好美学，却又一定要去讲美学自1980年代末以来，美学的学科定位就成为一个论题，肖到现在还有这方而的论文在发表这个问题来自两方面，一是美学自身的学术本性，二是学术体系的定位要求就前者来说，美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总的性质上说，理论上的真、善、美的并列，教育方针上的德、智、体、美并列，意味着美具有最高的总括性;从美学的分布看，哲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各类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工艺)系、服装、广告等等，都配有美学的专一业课程。而各普通院校，也有美学作为普通选修课从这一方而来说，美学不适于在现代的学科分类体系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这种找不到恰当位置的学科，姑且借现成术语，谓之跨学科但这“跨”不象西方学界的“跨”是学科进展和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现代学术体系发展有两个趋势，一个趋势是细分，学科越分越细，现代型的专家也越来越专，所专的领域越来越小而细、专、小虽然是必然的、必要的，但带来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从而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产生了另一个与细、专、小形成张力的另一趋向，就是跨学科，所谓跨学科，就是把好些相关学科中的一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新学科这样现代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有不断地“细分”，另一方面又是在不断的“综合”。但美学的跨学科却是一个从古延续到今的老题。而对这一个老题，作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体系，一定要把美学放在一个位置上才好进行学术管理。这样在我国，美学就成了哲学下而的二级学科。只要明白对于很多跨学科的知识体来说，其学科定位在于学术本性与学术管理相互间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关于美学学科定位的讨论基本上只有学术管理的意义。但这种学科管理体系要真正有利于美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最好在美学各分散部分(哲学、文学、艺术、建筑、服装、广告，等等)之问有一个沟通和协调机构。美学的管理如何真正起到促进美学的发展，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美学成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是学术管理而对一个美学的跨学科性质时的无奈，当然，如何在这种无奈中把工作做得史好一点，还是极需讨论的
文艺美学的产生还来源于中西文化在艺术本质认识上的差异，西方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追求美，因此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本身就是美学，至少就是艺术(文艺)美学，中国传统讲究文以载道，艺以传道，由前苏联学术而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学术都很强调学术的政治性。因此艺术(文艺)理论人于艺术(文艺)美学。与改革开放前的学术体系强调学术的政治性不同，改变开放后的学术转型更强调学术的科学性如果说，在中国语境中，文艺(学)理论可以包含很强的政治性，那么，文艺美学则突出了文艺自身的性质因此，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崛起，是与中国文化的学术转型密不可分的
三、作为文化现象的文艺美学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因此,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文化原因大于学术原因。文艺美学就是这场巨大的美学热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不是艺术美学而是文艺美学呢?在中国学术界里，各个艺术领域都偏重于创作，文学由于以文字为媒介，本就多观念的成分，文学领域从来是创作与理论并重的，艺术界多创作者而文学界多理论家，正好文艺理论被命名为文艺学，美学具有广博性，文学理论用文艺学来命名，正好暗合于文学理论的通向美学，于是文艺美学的大旗树了起来。虽然正如第一节所列，摇旗呐喊的都是搞文学理论的文艺美学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虽然有着明显的术语混乱，但其传达的理论信息和文化信息是十分明晰的文艺美学虽以学科的而日出现，却有着文化的象征意义而且就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它也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文艺美学虽然山搞文学理论的人提出，跨越了学科边界，但正是这一跨越，使从文学理论发动的转型，带动了整个艺术领域的观念转型，而且影响了整个文化的观念转型因此，文艺美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充满了历史的玄机可以称得上一个“玄”字。
文艺美学在文化转型中产生，无论从学术的严格性上有着怎样的概念含混，但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却恰好最有利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学科转型，与政治意识形态关联最密切的文艺理论，要摆脱与自己的学术本性无本质关联的政治性，回归自已的学科本性，文艺美学的提出，确实名正言顺，文学的本性就是它的审美特征让文学理论从政治学回到美学正是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学科转型的主要轨迹，2001年教育部成立了两个文艺学重点基地，作为全国文艺学学科的带头单位，一是北京师范人学，一是山东人学，前者的文艺学理论，认为文艺是审美的意识形态，后者名称就是文艺美学从1980至两个基地的建立，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学科转型在根本观念上己经完成。正因为在基本层面上的观念转型业己完成，在新基础上的学理建构才显得重要起来文艺美学不但作为一个学科在现代学术体系的学科建设中暴:露出了自己在学理上和概念上的矛盾性，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转型的潮去潮来中也越来越早现出自已在学理上和文化上悖论性先讲后一方而文艺美学的出现和成潮在于它突出了文学理论的本质，从文艺美学出发，使文学理论走上了自已的正路，山于文学在中国文化里从先秦以来和从现代性以来都是最重要和最中心的学问之一，文学的回归正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文艺美学也因这一功劳而声名人振但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在世界经济科技文化转型的人背景中日新月异，电子传媒，文化工业，人众文化成了社会文化舞台上新的文化明星文学理论告别政治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已的政治高位，电子时代又使文学使去了印刷时代所具有的美学高位文艺美学使文学理论回归本位在文化转型的初期具有文化的先锋作用，但当文化转型在电子传媒和人众文化的进一步飞跃中，文学理论回归到文艺美学反而失去了自已的文化先锋功能文艺美学所突出的审美特性虽然是文艺的本质性的东西，但不是文学理论的全部审美突出了文学的本位，但文学又不是只有一个本位，文学是与整个社会/文化/历史相关联的，因此，文学不是只能从审美方而进行研究，还可以从其它相关方而，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等，进行研究但文艺美学这个名称不利于这种跨越本位的多学科研究，而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性又使其想继续扮演文化先锋，于是文艺美学的宣传者纷纷要把文艺美学变成具有文化先锋性的学科。胡经之(1989),钱中文(2001)、曾繁仁(2001),谭好哲(2001)等，都要求文艺美学而对实践，面向文化的多向性，实现交叉性和综合性。这样的言说，从文艺美学在学术体系中的学科定位和学理逻辑来说，很是勉强，但从文艺美学曾有的文化先锋功能来说，又一以贯之，非常逻辑.而且体现了文艺美学言说者对时代的洞察和对现实的敏锐，也符合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就F有的人文关怀。文艺美学从其产生起，就有二重功能，一是学科转型，一是文化先锋，因此，它既是一种学科建设，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前者必须要逻辑严格方能最后完成,后者往往因为含混而获,得现实的成功。从逻辑上说，文艺(文学)美学是文学理论的本位，文学社会学、文学批评、又学心理学、大众文学、文学政治学……才是文学理论与其它领域的关联。一定要求文艺美学与其它领域关联，那么，它是坚决不与其它领域关联而升腾到审美的纯度，而以一种更高的境界与之关联，而不是直接的、感性的、具体地与之关联。一旦文艺美学要直接地具体地与其它领域关联，它都会变成不是文艺美学，不管它用不用文艺美学这一商标。再从文化现象的角度来看学科动向，中国文艺学有三个重点学科，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两个同时拥有重点基地的重点学科点，一方面标举“美学(审美)”商标，受学科逻辑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文化逻辑的推动，编织着新说。而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则在文化先锋这一逻辑的推动下决定告别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研究，其学术带头人金元浦说:“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则发生了‘文化的转向’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艺研究正在迅速地走向社会、走向历史、走向文化。”[1]也就是，走向读图时代，走向人众文化，走向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20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趋势相反，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走出文学自身’探索。”[2]从文化先锋的逻辑看，就可以理解今天的“文化研究”与过去的“文艺美学”一脉相承，也可以文艺美学论者要超越自己的概念内涵去而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内在动机。
一方面，文艺美学是一个学科，应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有自己的学科逻辑，另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用现实，而向文化。文艺美学如何从这两个一直相互纠缠的方而摆脱出来，既完成学科的建设，又找到自己作用现实和面向文化的恰当方式，困难尚多，道路还长。但是只有当这两方而都得到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定位，有关文艺美学的理论话语才会清晰起来。
--------------------------------------------------------------------------------
很多人都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学术著作和比较有实体价值的文献，让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学术垃圾，这样的论文缺乏创意，是根本没有任何现实价值可言的，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网络暴力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阅读借鉴。
网络暴力论文参考文献：
[1]刘辉，陈红莲.网络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3）.
[2]刘伟锋，安晓静.网络暴力现象解读[J].民主与法制，2010，（1）.
[3]陈秀丽.网络暴力现象内涵及原因分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5）.
[4]孙召路.网络暴力与少年暴力：从涵化理论说起[J].青少年研究，2004，（2）.
[5]杨奎臣.网络暴力亚文化对青少年侵犯行为的助长及对策[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2，（2）.
网络暴力论文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1992），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侯晓红（2005），从网络社会的去个性化现象看网络道德建设，哈尔滨学院学报第26卷第2期.
[3]王椿阳（2007），网络情境中去个性化现象浅析，河南职工医学院学报第19卷第1期.
[4]沈燕清（2007），论网络中去个性化的负面影响及防范，新西部第20期.
[5]郑艳（2009），心理学理论视角的网络去个性化现象分析，哈尔滨学院学报第30卷第2期.
[6]兰玉娟（2009），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心理科学进展第17卷第2期.
[7]谭斌（2009），高校网络社团中的去个性化现象的研究与分析，中国校外教育下旬刊.
[8]王兆芬（2011），去个性化在社交困难学生成长中的作用探索，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第179期.
[9]姜方炳（2011），网络暴力的概念根源及其应对，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
[10]江根源（2012），青少年网络：一种网络社区与个体生活环境的互动建构行为，新媒体第111期.
[11]刘艳（2013），网络暴力问题的危害、成因及预防，浙江师范大学.
[12]陈代波（2013），关于网络暴力概念的辨析，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网络暴力论文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http：//cnnic.net.cn/html/Dir/2010/07/15/5921.htm.
[2]张慧中．网络暴力第一案的思考[N]．人民日报，2008-12-01.
[3]彭兰．如何认识网络舆论中的暴力现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8-25.
[4]周国平．“网络暴力”何时休[N]．人民日报，2006-7-12.
[5]李亚诗．从“网络暴力”看我国隐私权的民法保护[J]．中国商界，2009，(11).
[6]郑永晓，汤俏．“网络暴力”喧嚣背后的政治与文化——兼论近年来网络文化的监管与疏导[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7]思哲．“人肉搜索”并非全是“网络暴力”[N]．中国文化报，2008-9-26.
[8]刘亚奇．“网络暴力”事件中传统媒体的角色[J].新闻窗，2010，(4).
[9]罗昕．网络舆论暴力的形成机制探究[J]．当代传播．2008，(4).
[10]程少华，傅丁根，孝金波，游海滨网络监督：蓬勃中呼唤规范[N]．人民日报，2009-2-3.
[11]何新华．网络暴力事件中的受众心理机制[J].新闻爱好者，2008，(10).
[12]王刚．从“铜须事件”看网络暴力的成因[J]．传媒观察，2007，(1).
[13]易文．“网络暴力”的心理解析[N]．南京日报，2008-6-23(Al0).
[14]戴玉磊．浅析网络语言暴力的心理机制[J]开封大学学报，2009，(3).
[15]霍晓丹网络暴力现象中的青年心理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8).
[16]徐源．网络舆论暴力的意识形态解析——由“人肉搜索”引发的些许思考[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3).
论文摘要:现代翻译界认为翻译是一种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三元交际过程译者和读者特别是译者都要理解原作者在原文中表达出来的各种意义，而关联理论认为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包含明说(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种意义，叫交际者不但要理解对方的明说还要理解言外之意，所以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翻译可以给目的语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实现互明。
一、翻译的定义
对于翻译的定义不同时期人们有着不同的界定，随着时间的发展翻译理论也不断在前进发展。根据不同年代著名翻译人士对翻译的定义现综述如下：
（一）传统翻译的定义
首先不同国家的不同翻译人士对翻译都有不同的定义如严复对翻译的界定是“信、达、雅”，一样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看法。以下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年)给翻译下的定义：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倪家耀, 2001)。而前苏联翻译家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中给翻译所下的定义是：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在保持其内容即意义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的过程(束学军, 1999)。而中国翻译界前辈张今先生也曾于1987对翻译作了如下定义：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间的交际过程和工具，其目的是促进本社会内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进步，把原作的逻辑、艺术影像完好无损的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美国翻译理论家E·A·Nida给“翻译”的定义为:“Translating consists of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s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谢荣贵, 2005)同时奈达也认为：翻译是接受语寻找和原语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周雷云, 1996)。翻译是指用接受语复制原语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等值,首先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面(段超英, 2004)。雅可布森(Jacobson)给翻译的定义是:翻译就是通过某种别的语言解释词汇符号。彼得?纽马克认为解释(interpretation)也不失为译者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翻译方法(the last resort),肯定了解释也属翻译之列(赵明,王慧娟,吕淑文, 2005)。Caford给翻译下的定义是：“Translation is a process of substituting of an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 language (targetlanguage) for a textual material inanother (sourcelanguage)(汪精玲, 2001)。综上所述广义的翻译是指语言与语言、语言变体与语言变体、语言与非语言等的代码转换和基本信息的传达，它包括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如英汉互译、中日互译等；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如古今语言、不同方言的互译(孟祥春, 军,沈文洁, 002)。综上所述传统翻译的界定无一例外都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专码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通过语码转化实现意义传递的一种手段。所以翻译首先要忠实于原文，尽量表达原文中所包含的意义，其次还要在行文方面尽量做到与原文保持一致，但是在传统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过程却很少与文化联系在从而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要么比较生硬，要么基本脱离原文含义是翻译大致相当于改写范畴。与传统翻译的定义不同现代翻译更强调文化层面的翻译，现将现代翻译的代表人物对翻译的定义综述如下。
（二）现代翻译的定义
Tourcy 认为翻译是 “taken to be any target-language utterance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within the target culture on whatever grounds.” （Tourcy 1985: 20）。而Nord 则认为翻译是：The production of a functional target text maintaining a relationship with a given source text, that is specified according to the intended or demand function of the target text. （Nord 1991: 88）。Lefever认为翻译是：A rewriting of original text. All rewriting whatever their intention, reflect a certain ideology and a poetics and as such manipulate literature to function in a given society in a given way. Lefevere 1992 VII。当代翻译家Baker M. 在其著作In Other Words: A Course book on Translation更认为：“Translation theories encourages the translator or interpreter to reflect on what they do, how they do and why they do it in one way rather than another. （Baker 1992: 2）。由上述翻译人士对翻译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翻译界认为翻译是一种是以推理性的交际过程和交际行为，其具有跨文化跨语言的特点，主要任务是保证和促进原文作者和译文作者交际的成功。相对于传统翻译理论更强调文化层面的翻译而不再过分拘泥于句法和行文格式，它强调翻译在文化层面的等值等效性，所以由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在语用方面的关联理论就可以在现代翻译中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二、关联理论的定义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D. Sperber和D.Wilson在Grice的语用相关准则(Relevance Maxim)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在1986年出版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专著中首次提出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认为话语的理解是一种包含有“明示（ostentation）和推理（inference）”连个方面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关联是一种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和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他们把关联定义为：假设同一系列语境之间的关系,即会话过程中的后一话语与前一话语以及会话赖以存在的语境在语义和语用方面的关系(卜杰民, 2004)。即语言交际看作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语言交际是按一定的推理思维规律进行的认知活动。所谓明示，是指说话人明白的表达信息意图，而推理则只听话人根据说话人的明示行为（contextual assumption），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除此之外关联的定义也被认为是：命题和一系列语境之间的关系.命题即新信息,语境是一种心理构建体,不仅包括交流中作为语言的话语的上下文,即物质语境,也包括听话者通过经验或思维已经内在化和认知化的其它具体语境。并且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者对听话人的认知环境和交际情景加以评估，并据此通过话语向听话人示意/传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话人则结合该话语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语境信息，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进行解码和推理最终实现对交际者交际意图的知识(何自然, 2003)。
三、关联理论对当代翻译的指导作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关联理论可以指导交际者如何进行解码和推理并最终实现交际意图，而在现代翻译界看来翻译活动也是一种交际活动，而译者要保证作者和读者交际的成功就必须能明白作者的示意以及作者所处语境，并将自己理解信息明白的传达给读者。关联理论认为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包含明说（explicature）和暗示（implicature）两种意义，语言交际双方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明说，还要理解对方的暗示，这样才能了解交际意图。关联理论将翻译看成是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是一种三元关系之间的双重明示——推理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译者对原文明示信息后的暗含意义的推理，又涉及到译者对译文读者进行的明说及暗含意义的表达，还涉及到译文读者对译者隐含于明说之后的暗含意义的推理。Ernst-August Gutt率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使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Gutt在《翻译与关联》（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的论述中指出翻译中译文是否能踢过最佳语境效果、寻求译文的最佳关联是翻译成功的决定因素(Gutt, 2004)。
四、小结
综上所述当代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而关联理论对交际有着指导作用，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利用中明说和推理做到使“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让读者无需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即可成功完成与原文作者之间的交际。在这一原则下，译者应以寻求最佳关联作为翻译的指南。以关联理论“最大最小”原理对翻译阐释。
参考文献：
Gutt, E.-A. (2004).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 Press.
卜杰民. (2004). 关联—顺应语用模式的研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何自然. (2003). 语用学与英语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束学军. (1999). 浅议翻译中的语用学原则. 淮南公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汪精玲. (2001). 对比语用与翻译等效.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关键词］翻译策略 归化 异化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48－02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掀起了归化、欧化的翻译讨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在90年代末期的引进使这一辩论进入了新的文化语境，引起了一场异化与归化之辩。苏珊•巴斯内特和哈瑞什•特里维蒂（1999：6）认为“翻译总是植根于文化和政治体系以及历史当中”，“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反映了译本产生的语境”。因此，我们探讨归化和异化，必须考虑中国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地位。中国语言在现代化过程中沉淀了一种不平等的东西方话语霸权关系，它以话语体裁的方式支配着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边缘化及其他社会问题，如中医技术化、教育异化、管理语言数字化，等等。在这里，语言作为一种存在的敞开变成了为支配而存在的工具，“他者”话语通过自己的嘴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话语的内在结构和文化特征（吴宗杰，2006）。中国的话语体系受到“侵蚀”的这种状况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英美文化民族中心主义是有很大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探讨归化、异化的问题，就要将翻译置于后殖民主义这种大背景下研究。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其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是由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1997年正式提出来的。狭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是与帝国和殖民活动相关的翻译研究，而广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是在权力关系、强弱对比关系参照下的翻译研究。后殖民研究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反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三是研究20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后殖民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Robinson，1997）。后殖民翻译研究注重弱势民族、弱势文化、弱势群体，从文化生态平衡和世界多元文化角度出发，力促文化多样性，以世界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为宗旨。由于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文体和风格等文本内部问题，从对翻译技巧的探讨逐渐转向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文本外部因素。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权力转向”，这使得翻译研究融入了文化研究和权力关系的视角。权力关系成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使得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视角探讨中西方不平等的话语权势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异化与归化之争
关于“异化”和“归化”的争论，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见解。孙致礼（2002）在论文《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坚持认为21世纪我国的文学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导。刘艳丽和杨自俭（2002）也基本认同孙致礼的观点，他们认为“异化”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文化语境。在翻译理论界“贬归化，扬异化”的学术风潮下，也有不少学者对“归化”翻译仍然“情有独钟”。蔡平（2002）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国读者通过本国文字了解他国文化，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要符合译语规范，这样才能让译文读者理解，从而达到翻译目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归化”翻译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蔡平，2002：39-41）陈刚（2006）认为，翻译研究需要再创造，他呼吁中国翻译界通过现实的、真实的翻译实践，阐释并且证实“归化”策略依然是英汉互译，尤其是汉英翻译的首选策略，是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陈刚，2006：43-46）也有部分学者持中立的态度，他们否认“归化”与“异化”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坚持“归化”与“异化”互为补充的观点。郭建中（1998）认为“归化”和“异化”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由于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和读者对象的不同，两种策略都能在目的语中完成各自的使命。
三、翻译和中西话语权势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近代中国科技主要是从西方引入的，中国的科技术语构成的话语体系多是西方引进来的。同样，西医在最初被介绍进中国时就是一种跨话语的翻译活动，因为当时中国的医学界还没有类似的话语系统和社团。但随着西医文献的大量翻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工作，于是一个西医话语系统逐渐在中国形成，中国原有的话语体系受到颠覆，并逐步走向边缘化。
另外，在引进国外文化时，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同样会影响译入语原有的话语体系。韦努蒂（Venuti）认为可以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拒绝主流话语的统治。可以说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视角看，这种异化观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翻译策略的选择还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并且无论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都避免不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话语体系的“侵蚀”。例如，大多英美诗歌在刚刚被介绍翻译到中国时，都是以古体诗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说中国译者将英美诗歌翻译成中国古体诗的形式，是一种“归化”的翻译策略。他们之所以抛开原诗的形式而采用较受局限的古体诗，一是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阅读背景和阅读习惯，古体诗较容易被接受；二是为西方诗歌在中国的传播打开局面，以古体诗的形式载入新的文化内容，更便于诗歌的传诵。西方诗歌的引进刺激了汉语白话文诗歌的发展，许多新诗派别相继出现，如浪漫派、湖畔诗人、新格律派等等。他们不但在形式上借鉴西诗，内容上也颇多效仿。随着新式在中国兴起，一个新的话语系统也在中国逐渐形成。这一话语系统和社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借用”西诗而产生的，在文体惯例、表现内容及交流目的上都与西方社会中的诗歌话语社团有许多共同之处（许力生，2006：183）。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也曾经说过，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Toury，1980）。所以，翻译策略的选择和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的形成有重要的关系，但翻译策略对话语体系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
四、翻译“策略”再思考
韦努蒂（Venuti）的“异化”理论，在译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其中也不乏许多误解。郭建中先生在2007年访美时对韦努蒂本人进行了采访，并在《韦努蒂访谈录》一文中阐述了韦努蒂对“异化”“归化”的看法。首先，韦努蒂认为翻译界对“异化”的误解是把“异化翻译”与特定的话语翻译策略等同起来。实际上，异化不是一种策略，而是在译文中表达的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许多不同的话语翻译策略都可以产生异化的效果。不仅是策略，还有词语的选择和外语文本的选择，都可能产生异化的效果。另一个误解是把“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看成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异化翻译”也得落实在接受语文化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郭建中，2008）。基于这样的分析，如果再讨论“异化”和“归化”的区别、二者对译入语话语体系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把韦努蒂的“异化”作为捍卫弱势文化的工具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曾经作为一个被殖民的国家，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阻碍，而翻译活动，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技术、思想，从而促进中国的崛起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话语体系边缘化，并非由翻译活动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对文化向心力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绝非翻译活动所能比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交流活动就应通过大量的翻译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理念，丰富中国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样的发展才能使中国积极投入到全球化的交流中，以活跃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扩大影响，使得中国话语体系也被国外先进国家欣赏、青睐，从而形成一种各种语言、各种话语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崭新局面。正如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鼻祖的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亚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提到 “纯语言” 的概念，用来把握语言的差异性与补充性的手段。本亚明指出了个别的意指方式有其局限性，表明它们需要互相补充，汇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完整地表达意思。因此，各种语言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所有语言的集合则形成了整体性。
五、结语
“归化”“异化”是辨证统一的关系，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在跨文化交流中，中国译者的任务应该是通过自身的翻译实践不断提高翻译质量，而不是在实践中证明“归化”胜于“异化”还是“异化”比“归化”更能“抵抗”文化侵略。这种“归化”“异化”之争只能使更多的翻译理论工作者陷于过于“理性”的翻译理论之争的泥潭中，这对于译文质量的提高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应走出这个误区，脚踏实地做好翻译，并使翻译成为我们增强经济实力、提高文化吸引力的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我们才实现了做翻译的真正目标。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 and Harish Trivedi(ed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C].London:Routledge,1999.
[2]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Robinson,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97.
[4]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1995.
[5]蔡平.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J].中国翻译,2002(4):39-41.
[6]陈刚.归化翻译与文化认同――《鹿鼎记》英译样本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2):43-46.
[7]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2-19.
[8]郭建中.韦努蒂访谈录[J].中国翻译,2008(3):43-46.
[9]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10]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2002(6):20-24.
[11]孙致礼.中国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12]吴文安.后殖民翻译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3]吴宗杰.中西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探源――话语学的文化研究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2006(2):170-177.
关键词：网络话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87-03
基于对网络话语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分析，科学设计“网络话语对大学生（教育工作者）思想行为影响”的问卷调查表，然后结合当下网络话语机遇与挑战，得出网络话语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链接与融合的具体对策。
一、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人类自从有了语言，就有了话语权的概念，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话语权的机会。网络的出现以及传播技术不断的创新使话语权的门槛不断降低。同时语言与网络组成一种新的事物――网络话语。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伴随着新媒介在网络上的不断出现，信息传播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使得原本在信息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普通民众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并且“微博”的横空出世更是把信息传播带入到“碎片化”的时代。在这个网络话语流行的大背景下，网络话语影响大学生生活的同时，对其思想政治教育也带来深远影响。网络语言的特点对传统语言和教育模式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网络话语和传统思政话语的区别以及联系，来推出适应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新模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二）研究现状
其一，网络语言相关的理论研究。国外网络语言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内容广泛。由于技术性因素的制约，我国学者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
1.研究内容：术语概念的转变（由“网络语言”到“网络流行语”）、研究内容的逐步多元化（内涵与性质、类型与特点、生成与引导、流变规律与发展趋势等）。
2.研究视角从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的视角展开。
3.研究方法多为理论取向的定性研究和案例实证研究。
4.研究态势多样化。肯定论主张加以推广和应用;否定论宣扬要加以限制和规范;合理论认为存在即合理;发展论则宣扬适者生存。
其二，网络流行语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的研究。该应用研究则刚刚起步。目前仅看到王海滨等作者的论文，他们认为，网络流行语有助于促进思政教育话语体系的转换。
其三，网络流行语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影响研究。张瑜、李朗（2006）两位学者从话语差异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有效性面临危机。他们认为思政教育者掌握这一新的沟通媒介，进行正确的引导。
综上分析可见，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国外好的研究成果，从而将国内现有粗放式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深化。对于刚刚起步的网络话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则应进行着重研究。
（三）研究方法
其一，文献分析法：了解和梳理研究现状。
其二，调查分析法：获取一手资料。
其三，比较分析法：究其两套话语的差异所在。
其四，案例分析法：分析说明网络话语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冲击与挑战。
（四）研究意义
而从理论上讲，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两套话语的联系与差异，从而揭示差异生成的原因、特点和规律，以便于更好地了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新特点，来解决网络话语给传统思政教育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并抓住这次机遇推出新的思政教育模式。
从实践上讲，该研究有助于缩小师生双方的话语差异;而将网络流行语适时、适度地引入思政课堂，一方面将理论实践化，另一方面提升思政课教育中学生的话语权;最后，新的思政教育模式也有助于网络话语的健康发展，思政教育者也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语言，促其健康成长。
二、网络话语与思政话语的基本特征
（一）网络话语及其基本特征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语言形式，20世纪90年代诞生初，网虫们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诙谐、逗乐等特定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特定语言，它包括中英文字母、标点、符号、拼音、图标（图片）和文字等多种组合。
网络话语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网络话语的本身来说：词汇丰富且具拼贴、戏仿性，它超越常规的语法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和由主体的隐蔽性而带来的粗俗化的特点。第二，网络话语更替很快，它的生命周期并不长，但它胜在，网络话语的产生源源不断，它可以说是一种“快餐文化”，看到的多，实质内容却少。第三，网络话语的使用人群主要是青少年，他们更容易接受并适应网络话语快节奏的更替。网络话语的使用的年轻化也是其更替速度虽快但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基于网络话语的这些特点，下面来看看大学生是怎样看待它的。在湖北省抽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高校进行《网络话语对大学生（教育工作者）思想行为影响》的问卷调查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该调查中性别比例基本持平，年龄层次主要覆盖于18―22岁。网络话语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影响。被调查大学生中一半以上认为网络话语是能有效与日常话语结合，并且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有25%左右的人认为网络话语只会风行一时;仅有2.08%的人认为网络话语会替代传统语言，可见这种言论在大学生心中的认可度并不高;更有12.5%的人远离网络话语，对其一知半解，说明网络话语的推广力度也比较有限。
（二）思政话语及其基本特征 相对于网络话语的特征，思政话语的特征可概括如下。第一，就思政本身来说，思政话语叙事宏大，内容富含哲理，更具专业性风格――严谨但因此也更显呆板，有些观念甚至有些陈旧。第二，就话语更替上来说，思政话语具有很长的生命周期，不容易出现更替，因为思政话语有些是客观真理，有的受价值观的影响，这也决定了改变也极其缓慢。第三，就话语使用者来说，一般都是施教者在使用思政话语。在话语权上，他们更显话语权的霸权，也就是说，话语权大部分掌握在思政教育者身上，而受教者很少能掌握话语权。
思政话语的这些特点对思政教育也有着影响：在对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调查中了解到，大部分大学生认为思政教育内容鲜活度不够，非常容易“炒冷饭”，总是使用传统套路，同时表述较为陈旧。思政话语使学生感觉空泛、乏味，很难产生学习兴趣，而且话语权的不平等也会给同学带来一定的抵触情绪。
（三）网络话语与思政话语的差异性分析
其一，在语言的严谨度上，思政话语是高于平时的生活而总结出大义和大理，因此传统的思政话语是要求具有严谨性的，而网络话语却截然相反，它来源于生活，贴近于生活，体现的就是随意性。
其二，话语权方面的差异，思政话语更显话语“霸权”这权力通常掌握在施教者的手中，而网络话语权却更为平等。
最后，从当代大学生接触到这两种话语的来源来看，大学接触到思政话语主要来源学校施教的传播，而网络话语，大学生可以从各个方面接触到，如生活、互联网等。
三、大学生青睐网络话语的主要成因
（一）网络话语的传播方式
网络话语更是语言在网络技术环境下发展的新形态，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当代大学生接触网络话语的途径越来越多。可以说大学生“暴露”在网络话语的环境下，更为习惯使用网络话语。
（二）网络话语迎合了大学生的心理期待
1.满足大学生迎新猎奇的心理喜好。网络话语的各种组合形式颠覆了传统词汇，并在网上被赋予新含义，亦或赋予暗讽、自嘲等风味，这些都比原来更加简单易用，并具诙谐新颖之效。其别样“新”意散发独特吸引力。
2.满足当代大学生彰显个性、颠覆传统的心理需求。当代大学生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喜欢创新，追求特立独行，张扬个性，想要颠覆传统。使用网络用语或创造新的网络用语以表现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同时享受到一种创造的乐趣和一种打破传统语言规范的。
3.自身具有娱乐减压作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需要寻求一种可以放松心情释放压力的方式。而网络话语的简约诙谐也提供了这一娱乐效果。大学生参与网络言语交际很多时候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身心的放松，获得快乐。
4.网络有助于大学生宣泄情绪。在网络平台上，大学生拥有较在现实生活中相对自由的话语权，他们能更自由地用网络话语抒发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喜好，甚至不满。这种低门槛使网络给了每个人释放自我情绪的空间。大学生对由网络衍生而发展的网络话语更是爱屋及乌。
（三）网络话语反映了大学生的生存状态
1.网络话语使人际交往变得更轻松、更愉快。网络话语的形式简约而不简单，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打破固定词义用法限制。使用者在交流时不需要在意词义用法对错，只需表达自己就行，这种相处方式简单轻松，令人愉快。
2.网上学习，提供更多接触网络的渠道。不仅仅是人际交往，学习娱乐和更多的教学内容都要借助网络来完成，这使当代大学热衷于“宅”在网上。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已经被网络话语包围。
四、网络话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影响
（一）机遇
网络话语渗透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用其展示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人际交往方式，由此我们可以在思政教育话语中找到落脚点，将两者紧密结合，使网络话语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产生有利的影响。
调查显示网络话语的应用使课堂气氛活跃并且能拉近师生距离，让师生更容易交流，同时网络话语能使老师授课内容贴近实际，将理论实践化，弥补了传统思政话语的空泛、叙事宏大的缺点从而利于理解，利于思政教育的进行和传播。因此将网络话语带进思政教育的课堂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思政教育不应该是墨守成规，顺应时代潮流是语言或教育发展的必然。
思政教育工作者中64.58%的人在工作中偶尔使用网络话语，27.08%的人几乎不用，8.33%的人使用较多。这说明72.91%的思政教育工作者了解并且愿意用网络话语来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只不过在使用频率上有差别。这反映了对于网络话语的引进还处于尝试的阶段和观望阶段。
许多教育工作者正在尝试，探讨如何做到在引起学生兴奋的同时，也让他们听进去，获得实质的知识。无论是网络话语在大学生与思政教育工作者之间形成的桥梁作用，或是在课堂中引入网络话语所带来的趣味性与加强思政课程的易接受性等，其作用都是利大于弊的。这就是网络话语带给传统思政教育的大机遇。
（二）挑战
面对将网络话语引入思政教育中带来的各种优势的同时，少部分学生与思政教育工作者也表示对网络话语“侵袭”思政话语的担忧。思政话语是需要一定的严谨性的，若引入网络话语导致其过度随意化，从而逐步丧失严谨性，这无疑也是一场“灾难”。
再者，在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自身话语权的加强，也带来一些问题：第一，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大学生更看重自己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第二，网络使大学生接触到更多的文化形式，难免会弱化主流文化。这些都是网络带来的一些弊端。因此，如何克服这些弊端对施教者亦是一种挑战。
最后，虽说网络话语能够起到弥补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语言的抽象性和枯燥性的作用，但是叙事方式的不同成为当前网络话语与思政话语融合困难的一大挑战。随意对正式、描述内容的点与面等，要在这些看似极端对立的两者中找到结合点并不易。
? ? ? ?五、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对策（网络话语与思政话语的融合与对接）
网络话语的应用已经如同呼吸一样自然。较之于传统式一板一眼的思政教育，网络话语具有以下优势。第一，网络话语更新速度快。因为网络话语很多都是伴随着社会热点问题而出现，快速地更新不断注入新鲜的消息，让我们了解更多社会新闻，拓宽视野并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思。第二，网络话语流行度大，传播速度快。调查中发现，网络话语在大学生当中使用率占到半数以上，而传统媒体报刊电视对于网络话语的使用率也是极高的，网络话语亲和力强。第三，网络话语趣味横生，根据调查，使用网络话语的思政教师会给学生带来明显的好感，这无疑拉近了教育工作者与受教者的距离。第四，网络话语形式多样，内容通俗易懂。网络话语的通俗简明对于大学生可算是黑夜中的一丝曙光。加上多样有趣的形式刺激着学生的神经，带给学生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鸿沟也随之产生，面对网络话语相对思想政治话语的优势我们提出它们有效融合的四个对策。
一是转变教育理念，与大学生平等对话。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用的人际会话和组织传播中的单向话语控制已趋式微，意识形态、等级结构、等级观念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渐渐淡化，教育者需要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方式，与学生平等交流和沟通。
二是加强理论研究，与大学生同行。主要是探寻网络话语的流变规律，善于捕捉网络话语的先进成分，透过网络话语了解大学生的思想诉求，实现网络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对接。
三是进入网络生活，与大学生“共境”。网络生活已是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网络话语已成为他们的一种日常语言，思想教育工作者应该主动融入大学生的网络生活，与学生“互粉”，成为“圈内好友”，为他们释疑解惑、定向导航。如现在微信微博的流行，教师同学在课余时间可以互相搜索与关注，及时了解现今大学生生活的同时，也注重思考其网络话语使用情况。
四是掌握网络话语，与大学生有效沟通。网络话语是网络文化的典型表现，成为大学生之间新的沟通媒介。思想教育工作者要顺势而为，努力克服代际差异，主动接受、学习、运用网络语言，实现与大学生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如湖北一些高校的相关思政课教育工作者会创建交流群等，教师引导同学们在群内发表对的认识，其中必定会有许多大学生较常使用网络话语，教师在接收同学们的语言特点时也会思考让思政话语与网络话语有效融合，同时会在恰当的时候给同学们一些建议或者意见，引导学生们进行深入的思考，让同学们加深对的理解，形成有效沟通交流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徐建军.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王学俭，刘强.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王炎龙.网络语言的传播与控制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4]曹文泽.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考[N].光明日报，2013-05-20.
[5]张瑜，李朗.消除话语差异：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任务[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6）.
[6]王海滨.网络流行语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之思考[J].黑龙江教育，2012（10）.
[7]邓景，唐韬.网络时代思政教育话语体系转换――以网络用语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2（4）.
[8]陈宁、周翔，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重塑[J].思想政治教育，2012（2）.
[9]王仕勇.近十年我国网络流行语研究综述[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2（10）.
[10]郭晓舟.从网络流行语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2（6）.
[11]赵彬.网络流行语对当代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对策[J].党史博采，2012（6）.
[12]李宇杰，高雅.从网络流行语看当代青年的价值观[J].社会科学家，2012（6）.
[13]王影.当代大学生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冲突与调适[J].教育探索，2012（2）.
国内学者研究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不外乎按照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93年欧盟成立前后为界分为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着自己的观点,他们主要观点涉及政党政治、外交、法律、政策传统、安全防务通过这些方面来阐述着重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以及英国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最近几年研究欧盟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且角度开始有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扞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汪波的《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从安全防务角度阐释了欧洲需要防务的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大量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使欧盟意识到滋生建立起一个安全防务机制的迫切性。但是英国两党基本上对此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有以下几个原因:政治文化传统、历史现象原因、深受英美特殊关系影响、对欧洲合作的期望。国内学者也有从法律角度阐述了欧洲一体化对英国司法体系的影响例如王展鹏:《主权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看出了英国司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有较大的差别。作者得出结论应该说英国在三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内外部的挑战表现出来了一种渐进变革的能力值得赞赏,全盘照搬欧美的法律体系未必明智。
国内学者也有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例如常鹏飞曹永伟《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一项基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比较分析》分析了英国学派,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的一个学术特色鲜明的学者群体,其最大理论特色是运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总的来说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乐观的,向前进的,英国学派的介入给予处于困境迷茫中的欧洲一体化以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摆脱目前一体化研究的定式。所以说,作者认为门户开放的英国学派与螺旋上升的欧洲一体化相结合是有大意义的。
论文键词：视界融合；读者中心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
一、引言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 1996: 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Gauvin, L. Letters from an Other[M]. Trans. S. Lotbiniere-Harwood.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9.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 2003,(4):10-15.
[7]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C]//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论文摘要]委婉语是英语中的一种修辞格，是社会心理学在语言中的反映，其应用范围极其广泛，使用动机错综复杂。通过一些实例，初浅地分析委婉语使用的动机，以便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学习英语语言及其文化。
委婉语（Euphemism）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心理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一种使用频繁的重要修辞手段。与直陈（DirectStatement）相对，是指讲话时使用温和顺耳的言词，避开令人生厌或欠文雅的粗话猥词来表达言者的思想、态度及情感，能使听者容易接受，是同一意思的另一种说法。本文试通过一些实例对委婉语在一些不同场合中的使用动机作些初略归纳。
一、委婉语
我们汉语中的委婉语分为讳饰和婉曲。讳饰是指为了避免触犯忌讳或令人不快的词而代以委婉的措辞或加以美饰，主要用于言者不愿、不忍或不便把要说的话说出来的情况。婉曲是指故意不明说，而采用拐弯抹角或隐约暗示的说法，从侧面把要说明的东西烘托出来，使语言更加含蓄，留有想象回味余地，也可以用于反面嘲讽。英语中的委婉语是Euphemism，源于希腊语的“eu”（意即well或sounding-well）和“pheme”(意即speech)，意思是speakgoodfame(说好听的话)或goodspeech(优雅的说法)。是人们出于某种禁忌或是不愿直接使用一些令人不快，刺耳的词以免使人尴尬难堪的局面，或意欲表达某种感情时所使用的意义含糊、具有弹性、迂回曲折、能起到含蓄婉转的修辞效果的话语。根据《英语委婉语详解词典型》的定义，委婉语是用一种无害的或悦耳的词语替代一种较直接的、唐突的言语，用善意的话语把事实掩盖起来的修辞手段（李自修，1990：290）。委婉语的定义概括了委婉语的三个典型特征：委婉语以“代”为生成基础；有表里两局意义，表为虚，里为实；话语温和，可满足发话人减轻话语刺激程度或掩盖某种语言行为动机的心理需要。根据所表达的事物或内容，委婉语可分为委婉语（TraditionalEuphemism）和文体委婉语（StylisticEuphemism）.传统委婉语常使用比喻、借代、迂回、缩略和喻指等手法，力求使语言优雅、含蓄、中听。文体委婉语实际上是一种恭维、溢美之词，常采用粉饰、美化、弱化等手法来表达虽非禁忌但却容易引起不快的事情和话题。
二、委婉语的运用手法及动机
（一）使用委婉语最初的动机来自于人们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安抚的愿望，是出于担心直言出来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故而使用一些近似语、折中词来美化其言词。如：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委婉语，像把用来处死犯人的电椅子electricchair称作hotset,把惩罚性的单人囚室solitaryconfinementcells叫做quietcells,把屠杀slaughter叫做depopulated（减少人口），wastingtheenemy（消耗敌人）或pacification(绥靖行动)，其目的是要掩盖其真正的意图，逃避正义的谴责，起着美化、弱化和掩盖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这种用法也不少，如获1980年美国派直升飞机去营救美国在伊朗的人质失败，卡特称之为incompletesuccess(不圆满的胜利)。1983年，美国派武装部队入侵格林纳达，美国总统里根对新闻记者经常使用invasion(侵略)一词十分恼火，他说那是rescuemission(营救使用)。在社会道德方面，比如有些有不敢蔑视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把情人称作同伴company或partner等，类似的用法不胜枚举。
（二）出于尊重或不愿伤害他人的感情等原因，通过泛化原则把特定语义进行模糊处理，用意义笼统含糊的话语来弱化一些可能会令人不快或伤害他们感情的事情。比如在教育界对学生的评估多用“积极用语”来替代“消极用语”，以避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如把学习成绩差的学习叫做belowaveragestudent,谈到这类学生的学习时说：She/Heisworkingather/hisownlevel.(她/他在根据自己的水平学习)。把懒学生叫underachiever即未能充分发挥潜力的学生，这个词听起来不刺耳，但也没有说明这个学生成绩如何，可能勉强及格，也可能不及格。
（三）出于某种忌讳，用另一种措辞委婉的说法代替不愿说出的事情。说到英语中的忌讳，最多的莫过于生老伤残病丧葬，所以人们常使用一些能起缩小作用的缩喻来弱化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粗鲁无礼的、听起来刺耳的词语。如若指某人“胖”不用fat,而用heavyest,weightwatcher,chubby,plumy,stout等表达；而用slender,slim,willowy,lithe,lean等表达“瘦”的意思（四）使用中性词或运用迂回的廉洁表达一些与性、排泄有关的意义，避免粗俗不雅。如有一位女士问：Whydidn’tyougoswimming?另一女士回答：Mothernaturecomestocall.或者说Themonthlyvisithascometome.或者说Myfriendhascome.意思是没去游泳是因为例假来了，即sheismenstruating.还可以说Shehasgottheflagsout.医生要检查大便时可以说：Weneedastoolspecimen.了解这些委婉语的用法，就会避免一些窘迫和尴尬。
（五）在委婉语中有一种语义表里不一的现象，是发话者故意使用间接的方式，或使用多义词、反语、双关语等手段，以表示幽默或进行较为含蓄的讽刺。如
1．WhatanobleillustrationoftheTenderLawsofhisfavouredcountry!------Theyletthepaupersgotosleep!意思是“他们竟允许穷人睡觉！这是多么高尚的例证，说明他那行善的国家法律是多么仁慈”！句中作者故意运用了noble,tender,favoured这些反语以讽刺那个所谓仁慈的国家法律。
2．Youhavedelighteduslongenough.（《傲慢与偏见》中Bennet先生对她女儿弹奏钢琴的评价），意思是说：你真是让我们“高兴”够了。
3．在一家餐馆里侍者与顾客的对话：A:Isaywaiter!Therearesomecoinsinmysoup!Well,yousaidyouwantedsomechangesinyourmeals.顾客明明抱怨汤中有硬币，侍者却幽默地说是顾客自己要的零钱（changes指coins）。对话B：Isaywaiter!Howlongwillmypizzabe?Wedon’tdolongones,sir.Onlyround.等候多时的顾客是问比萨饼什么时候能上来，滑稽的侍者则巧用了long的不同释义说，他们不做长形比萨，只做圆形的。幽默用的恰到好处，化解了顾客心中的不快。
（六）通过邻近原则、利用借代、比喻等手段含蓄、诙谐地粉饰一些令人不快或有失体面和尊严的事情。例如：AtfirstIwaspoor,thenIbecameneedy,laterIwasunderprivileged,nowI’mdisadvantaged.Istilldon’thaveacenttomyname,butIsurehaveagreatvocabulary.（起初我“贫穷”，过后我“拮据”，后来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现在我“机遇不佳”，我仍然不名一文，单词却学了一大堆）。句中poor,needy,underprivileged,disadvantaged都表示贫穷，却一次比一次委婉，然而贫穷的处境未变，仍然不名一文，只是学了几个词而已，运用邻近原则表现出自嘲，但也不愿直接称其为“穷光蛋”。
三、结束语
委婉语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在语言上的体现和反映。其使用范围极其广泛，包罗万象，即涉及社会政治各行各业，又包括人类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其使用动机错综复杂，并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多学习掌握，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学习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ElizabethMcMahanSusanDay:TheWriter’sRhetoricandHandbookMcGraw-HillBookCompanyUnitedStates198068-69
[2]AlisonRossThelanguageofHumour11NewFetterLane,LondonEC4P4EE198830-60-82
异乡人打造的打工“文学地图”，从一隅之地的绘制到辐射全省、全国，聚集了全省文化界精英的粤省政治文化中心广州，起到了无可代替的作用。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打工文学仍然无法进入文学主流，无法引起评论界的重视，主要原因，一是第一代打工作家的写作素养与理论水平普遍不高，没有与主流作家、评论家对话的实力；二是占据话语权的作家从精英文学的立场出发，与打工群体和工农大众的生活隔着一条鸿沟，“打工文学”作品无法进入实力作家、批评家的视野。不过，这个“瓶颈”，被广州打工文学“伯乐”们源源不断地提供的主题资源、话语资源、论述资源、媒体资源突破了，打工“文学地图”，开始走出广东，走向全国：
1990年，大型文学刊物《花城》杂志第1期发表林坚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同年，张伟明在《广州文艺》第2期发表短篇小说《对了，我是打工仔》。
1991年，广东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坛报》第2期，发表杨宏海的论文《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该文称打工文学“为特区文学赋予新的文化品格，也为岭南文学的血脉灌注更多商品经济的基因”。
1992年，由广州电视台组织拍摄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热播，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回响；同年 3月15日，《当代文坛报》和省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联合主办“《外来妹》与打工文学研讨会”，谢望新、赖伯疆、黄伟宗、黄树森、陈志红、成浩等20多个文化界名家出席集会。
1996年2月27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组织该校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生李红雨、张百桡、萧草木开花、颜湘茹等召开“打工文学座谈会”；会后《南方日报》发表李红雨整理的文章《一种走向泛化的文学征象：打工文学》。
1998年12月，《羊城晚报》发表《情系20年·打工文学专刊》，内有黄伟宗、张柠、钟晓毅、谭运长等人的专文和杨宏海的《打工文学代表作品纪年表》。
2005年1月，、全国青联设立的面向外来工青年群体的“鲲鹏文学奖”在广州颁奖，这是打工文学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奖。
2011年10月，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在广州成立，这是中国首个以青年产业工人作家、文学爱好者为主体的专业性、公益性群众组织……
如今，广州许多文学评论家在热心关注、扶持“打工文学”的发展，为了与文化界大家零距离接触，不少“打工文学”作家从深莞移居于此。随着省青工作协成立，2012年4月全国首期新生代产业工人作家培训班在广州的开班，“打工文学”日益成为研究广东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重要文本。
深圳作为打工文学“漂移地图”的起点，出现了如“31区”这样具有品牌意义的打工文学聚集地，东莞作为打工文学“漂移地图”的染色师，王十月等人在作家村逐步走向全国，但广东打工文学作品无论多么优秀，获得过多少国家级的奖项，为何却至今没有产生具有全国号召力的公认的打工文学巨擘、权威的打工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这是打工文学的“钱学森之问”。打工文学需要培养自己的批评家和理论家。聚集了全省文联、作协、文化研究机构、高校精英的广州文化界，理应用宽阔的视野对打工文学进行理论总结。打工文学需要批评家持续的关注，以拓展打工文学的话语权，形成打工文学的知识库、智囊团，帮助打工文学“漂移地图”开疆拓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