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4 11:17: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社会资本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资本 社会资本 社会学 经济学 管理学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门理论，但由于其内容比较新且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这一理论的使用上出现不少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本文将从资本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详细介绍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
从资本到社会资本
所谓的资本最早指的是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它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体的内涵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大都仅指物质资本，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就一直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他们所说的资本就是指物质资本。使用了同样的资本内涵，并在李嘉图思想的基础上，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体系。而在人文社会研究的历史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马克思了，他(1849)认为，资本是指资本家用于生产以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显然，马克思的资本也是物质资本，它的资本理论是有关物质资本的资本理论，后来被林南(Nan Lin，2001)称为古典资本理论。
在研究史上，大部分时间里，资本都是指与土地、劳动并列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它以实物和货币（金融）形态出现，也被叫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统称物质资本。
随着资本研究的逐渐深入，在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CSchulz)、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等发现人力也是种资本，资本可以存在于个体劳动者之中，它不是仅仅以实物和金融的形式出现的。舒尔茨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观点，他认为人力资源应该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一种产品的生产手段和一种投资产品”（1960）。几乎是同时，约翰逊（1960）也提出，因为获得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即持有了不同于物质资本又同属于资本类别的人力资本。贝克尔（1964）则对舒尔茨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个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建立起来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的能力、技术水平等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传统的古典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技能，这就是经济不断保持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贝克尔，1987；舒尔茨，1992)。
以上理论都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在研究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修正了主流经济学对资本的界定，大大扩展了社会财富创造中的资本概念，揭示了从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化过程中，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在财富创造中的决定作用，肯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巨大潜能以及教育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得资本的内涵有了很大扩展，资本理论往前垮进了一大步。此后社会科学工作者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在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的2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理论兴起了。首先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Bourdieu）正式界定并在社会学领域使用了社会资本概念，把它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并列，几年之后，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Coleman）把它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界并用它来解释人的行为。
社会学与社会资本理论
20世纪80年代，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尔在《社会学研究》上撰文，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之前就有人提出，但和后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差距较大），他认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同为大家共同熟悉或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持久网络占有联系在一起。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和得到大家公认的，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Bourdieu，1985)。不难看出，在他的定义中，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体，而且这个集合体是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布迪尔是第一个把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联系起来的社会学家，他对社会资本的这一界定也把社会资本放到了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布迪尔把资本按照形式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社会学的角度，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一样，他们都属于资本的范畴，对其进行投资都是有回报的，同时，社会资本又和经济资本不同，它不是自然禀赋的，是在后天人们的活动中产生的，是看不见的，属于无形资产。
布迪尔的文章发表后三年，在美国，一位叫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1988）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领域完整地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把社会资本引入了美国学术界，他认为在解释人的行为时， 除已有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外，还必须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离开了前者，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无从实现。在得出结论之前，科尔曼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界定，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Coleman(1988)给出了社会资本的五种表现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他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两个性质：不可转让性；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在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理念的同时，林南（Nan Lin）等社会学家也在关注着社会资本的发展，与前者不同的是，林南等学者的社会资本理论是从社会网络出发，视角在于“关注社会资本的使用”。林南在社会网络的研究方面享有广泛的声誉，他（2001）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的流动的并且可以通过目的性行动来摄取的资源”，可以看出，在林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社会资本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林南从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关于非经常互动和低亲密度的“弱联系”的概念出发，认为弱联系网络与强联系网络相比能提供更多、更丰富和更易获得的社会资源。
科尔曼系统地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而波茨（Portes）则把社会资本引向比较精细的方向，他（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并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社会资本的概念首先是在社会学上使用并得到巨大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方面的大多数名家也都是社会学家，但这些社会学家在思考社会资本时又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式，同时也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探讨各种经济学现象和问题，这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
经济学管理学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与发展
经济学界首先关注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家是卢里（Loury），他在对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发现，以社区的社会资源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卢里（1977）在比较了生活区域不利的黑人孩子和其他孩子之后发现，通过实施对种族嗜好的合法禁止和提倡机会均等计划并不能使得这些黑人孩子在长大后能获得其他孩子一样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同等收入与就业机会，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社区环境中可获得的社会资源较少。通过这一研究，卢里在经济学领域内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区中隐含着社会资本。他还认为，经济学中的“完全的利己主义”在生活中并不存在，个人追求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人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镶嵌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
卢里的理论给了科尔曼很多启示，他于1988年在美国学术界引入社会资本概念并把他系统化时，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并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1990年他又扩大观察对象，增加了社会资本的垂直部分，使得社会资本的内容从水平型联盟扩展到了垂直型集体以及不同实体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和成员之间的权利关系，这就涉及到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内容。总之，鉴于科尔曼社会资本方面理论的系统性，虽然他是从社会学家的角度提出社会资本的，但他的很多观点成为了经济学进行社会资本研究的基础。
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在提出自己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时，强调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这种大范围的社会信任结构就为特定的交易提供了具体的规则性期望，有效阻止了违反“互惠性”义务行为的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以上学者虽然在经济学上使用了社会资本，但他们最终研究中心还是在社会学上的，普特南（Putnam）的出现让社会资本全面进入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引起了社会科学界乃至整个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的重视，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也使得自己成为了社会资本研究史上继布迪尔和科尔曼之后的第三个标志性人物。
普特南是在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时候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他所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是有很大不足的。于是，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了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他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定义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意大利最富经济活力的中北部地区赋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家具、农业机械、制鞋设备、优质陶瓷和瓷砖等“集群”(cluster)产业，这些网络组织使得小企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既能获得规模经济，使得地区经济充满了活力；而南方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的家族企业之间也一样相互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无论在创新性，还是在企业活力和企业竞争力方面都无法与中北部的企业相提并论，使得南方经济普遍比北方落后。
普特南(1993)认为，南方差距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们的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社会资本通过推动和行动提高了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南方的社会资本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南方经济落后这一现象。
普特南（1996）认为，社会资本逐渐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指出，许多有关农村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当地的经济增长来说，由当地基层协会组成的富有生命力的网络同物质投入、适合的技术一样必要。
就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个观点来说，普特南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后来的学者武考克(Woolcock，1998)、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1997）、埃文斯(Evans，1998)和福山(Fukuyama，1995)分别从创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等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发现当各方面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来进行经济交往时，就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也能提高生产率。
在管理学领域，使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最大运用和发展的是美国学者伯特 (Burt)，他的“结构洞”理论指出，如果有经济体（企业）能与结构洞两端的个体（组织）都建立起关系进而跨越机构洞，它就可以同时使用两端个体（组织）的资源并因此而获得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最后胜利。
在理论研究进行的同时，有关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也在同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已有的大部分社会资本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这其中莱克和基费（Knack & Keefer，1995）、扎克与莱克(Zak&Knack，2001) 、古依斯等（Guiso，2001 ）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社会资本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国内研究中，张维迎（2002）、张其仔（1999）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信任对经济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张广利（2004）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适用程度，并比较中西方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比较短，研究学者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群体是否封闭、测量能否量化等方面存在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在社会资本是否集体所有的领域，以科尔曼和普特南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属于公共财产，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两个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公共性。而以波茨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并非公共物品，原因在于社会资本可能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对整体社会的消极作用。
在社会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观点上，也并不是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有学者（Honget等，2001）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iguel等（2001）认为不是社会资本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应该是相反。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罗虽然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市场经济不发达可由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但他却认为这和社会资本无关，甚至认为社会资本根本不能被称为资本。以上争议仍有待于近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科尔曼 社会资本 特征 形式 过程
“社会资本”一词来源于经济学，是从中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详尽的阐述过其理论上的细节。社会资本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齐美尔的“互惠交换那里，不过真正作为社会资本理论,是从布迪厄的研究开始的，他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布朗指出的一样：“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达是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提出的”[1]，科尔曼则被认为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1988年他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发表了专门论述社会资本的论文。
一、定义解读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科尔曼是从功能的角度给它下定义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2]
深入理解科尔曼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即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人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可以为个人提供新的资源。原始性的社会资本是由家庭、村社提供的，它使个人在遇到困难或者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必要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支持和感情支持。社会资本是一种表现为相互关心、相互信赖关系的无形资本或者公共物品，这种资本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科尔曼认为信任的源泉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信任的存在个人自我利益最大化是相关的，两个个体之间建立的有偿还的义务关系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纽带。这种关系纽带也是一种资源，人们需要时可以利用它，从而解释了社会资本依据理形成的原因――创造社会资本是理性的，并且是有利可图的。这种利益或者说收益是存在于未来，就像我们将钱存入银行，以备将来可以用，同时也会产生利息一样。
尽管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但是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要严格区分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两个概念是困难的，在二者都指出个人可以利用社会关系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意义上讲，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要试图对二者做出区分，暂且可以这样理解，社会资源是在社会网络中嵌入的、可摄取的资源，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比方说：一个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各种关系100人，这100人的权力、财富、声望等对他来说，就是他可摄取的社会资源。只有当他有具体的行动，利用这些被“动员了的”关系拥有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时，这些资源才会成为他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的特征
资本分为很多种类型，科尔曼指出，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拥有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物质性条件，如土地、货币等；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3]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其本身的特征。
第一，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一种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源，在结构中对网络关系的投资可以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收益。在个人从事一些目的明确的活动时，他们不仅能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还可以从网络中获得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的特点，这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相趋性。科尔曼认为，只有那些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才能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它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行动者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
第三，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它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是相互信任关系，因而可以户型提供资源。其他的形式还有：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行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是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4]
三、社会资本的形式
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五种，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社会规范、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这些形式都直接来源于他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体系，与行动系统的基本元素直接相关。
1、义务与期望。社会互动创造了义务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规范，这种义务能够被转换为社会资本，所谓的期望也就是义务将会得到回报。当某个人为他人做了某些事情，并相信此人日后会报答自己，且为此承担一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一种社会资本。
2、信息网络。信息网络是基于“相信他人会提供作为行动之基础的准确信息”的观念发展起来的。个人可以用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信息来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便利，这就构成了信息网络的社会资本。当一个人自己不愿意花时间去看新闻、读报纸了解世界的形势时，可以通过跟朋友聊天的形式得到相关方面的信息。当然，这种信息网络必须存在于相当水平的信任基础上。
3、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社会规范可以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限制一些社会行动，同时为另外一些行动者提供便利。在科尔曼的理论体系中，特别强调个体利益的既定性特征，认为社会规范是在行动者的微观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并伴随着一定赏罚措施来影响人们行动的宏观社会建构。社会规范是微观层面的产物，是理性行动者的有意创造，并不是既定存在。社会规范形成以后，现实社会生活中行动者们会发现，规范中也同样蕴含着利益，如果行动者遵守规范，就会获益，否则就会受到伤害。于是，人们在对可能的商法进行权衡之下，情愿放弃对某些自我行动的控制以换取对他人某些行动的控制，通过规范的实施，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某些利益。
4、权威关系。即以人们控制权的转让为前提形成的社会资本。科尔曼区分了不同的行动，有一种行动是行动者控制着能使自己获利的资源，但是却对这种控制实行单方转让。科尔曼指出，行动者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有时会将自己的某些资源和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他人，从而形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权威关系。处于社会管理的需要，权威的支配者往往会将一些资源转让给第三方人控制，由他们来使用这些权威，关系越来越复杂，权威关系也得以产生。
5、社会组织。由于社会资本具有所谓的“公共用品”的性质容易使人们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只想获取，不想付出，所以有时候就需要一些社会行动者特意投资和建构，如各类公益事业组织等。科尔曼认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和邻里、社区等原始性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正是依靠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以及规范结构，传统社会的各种信任和义务关系才得到支持与保障，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原始性社会组织的逐渐衰落，原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受到侵蚀，社会资本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针对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新建立社会资本，有目的地创造一些社会组织，来填补原始社会资本的缺口。
四、社会资本的“过程”
之所以要用“过程”一词，是因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一是关系网络的封闭性，这是一种对相互信任进行维持的保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不会只局限于在一个领域中互动，这就有助于为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条件。二是环境的稳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源消失殆尽，这种稳定不仅是社会组织意义上的，还是人员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也会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三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5]科尔曼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起消极作用。四是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者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也越多。
总之，为了维持社会资本创造更多的资本，需要保持期望和义务的长期关系，进行定期交流，维持规范的存在，正如科尔曼自己所说的一样，社会关系必须尽力维持。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科尔曼本人和后来的学者都对于社会资本作了经验层面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对社会资本的系统阐述，以及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科尔曼在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不仅使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的集体行为也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很多学者对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本身下定义是错误的，从而造成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用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是混淆了前项和后项。[6]但是，正因为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结构理论，而是在社会结构的大系统中，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动因选择理论，所以笔者认为，科尔曼从功能意义上给社会资本下定义，正是想引导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了解社会结构中所产生的因素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实际上，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小到个人，大到家庭、组织甚至是国家或者全球组织，而且科尔曼的理论中强调的是行动者，行动者作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无可争议的。
参考文献：
[1]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与现实，2000（2）.
[2][4][5]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Abstract:Impoverished is with develops the closely associated one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is puzzl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out. Social capital's lacking with has close contacting impoverished, the social capital lacks has, the aggravating to b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the reproduc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are impoverished. Therefore, from social capital's angle of view's counter-impoverished work, should from cultivate outside the family the social capital, to eliminate the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overty the society supports aspects and so on network to begin.
关键词：社会资本 贫困 反贫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业，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Portes："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American Prospect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New York:Russell Sage Portes A,Landolt ，1995
农村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层面分为不同的类型;
第一,村民社会资本、家庭宗族社会资本、功能组织社会资本及社区社会资本。这是从表现形式角度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划分。家族宗族网络主要表现为因血缘、姻缘或者说亲缘等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农民自身占有的关系网络资源为村民社会资本。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仍表现为“差序格局”,家庭宗族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占重要地位。但当代农村中家庭宗族不再以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形式影响着农村人的生活。功能组织网络主要体现为村民为达到某些团体特殊利益,而自发设立的一些功能性组织所形成的网络,如经济合作组、果蔬协会、农业专业经济合作社等。社区社会资本主要指因惯例、习俗、等原因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和一定行政区域内制度规范。宗教在农村某些地区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农村社会的运转。如各种庙会、天主教组织等。一般人际关系网络主要体现为个体之间因地缘、业缘等而形成的个人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关系。如同乡、同学、同事等等。文秘站:
第二,现代信任型、组织参与型、制度规范型及社会精英型社会资本 这是从客体内容角度对农村社会资本进行的划分。村民可以通过个人诚信程度、拥有组织成员资格、与他人结成私人关系、认同和运作规范制度等形式来实现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如果以农村社区为分析对象,它可以通过和普遍信任、协调人际关系、调整社区或社会结构和强化规范制度风俗习惯等形式,实现对社会资本的占有和提升。而社会精英型社会资本则是指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本的经济能人乡村精英。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面临经济转型与发展中的种种挑战,传统的以政府与市场为二元因素的分析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传统政府与市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资本这样一个三位一体模式,使得社会资本角度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分析得以实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硬件”部分包括村貌、村容、基础设施等,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形物质条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件”部分是指在农村社会关系上建立的无形的互信、团结、协作的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制度规范等,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无形社会基础。其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软件”即信任、合作、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最基本要义。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村社会资本的现实状况为依据,加强村民之间信任、团结、互助、合作等公共精神,增强村民社会责任感,才能更好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但要寻求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发展,还要更加注重农民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加快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而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及社会稳定的内生力量,侧重于从农民及农村社会关系等主体角度来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不失为一个全新的尝试。
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资本体现在以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之上,这是与传统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①“现代性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②
因此如何正确的认识和发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功效、如何通过改革及制度创新等来有效增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存量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需要持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社会资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特定共同体之中存在的的以互惠、信任、合作及规范为主要特征的的关系参与网络。它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资源。其中信任、互惠及合作是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在我国农村社会,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参与网络承载着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是关系农村社会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解释范式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社会资本这一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衡量农村社会转型期中农村社区的效率、农村社会活力,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快速发展。社会资本虽然有不同的类型,但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人们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发挥重要功能。社会资本是市场与政府发挥作用的中介,是“联结之手”。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支撑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协调政府与企业和社会发展。占有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政府和市场携手,节约政府管理成本,从而降低市场交易费。
1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生产发展
“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十二五”时期,农业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农村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协调粮食和其他作物种植比例,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协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整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促进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
2整合农村力量,促进有效集体行动的产生
通过对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关系网络的利用和开发,可以有效规范村民行动,不断整合农村力量,从而产生有效的集体行动。在当前农村社会中,村民必须通过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建立一个具有很好权威的组织,可以代表村民的利益来行动,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才能有效保证自身合法利益。在这个组织内,村民们可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来进行有效的沟通、互动和协调,从而增强彼此的信任及合作,不断提高组织的谈判力和凝聚力。比如一个良好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规范村民个人的经济行为,使村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整体的规模优势。村民们在生产或者生活中,可以通过和各种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互动及交流,实现生产互助、信息共享,从而增强彼此信任及合作,产生更多的有效的集体行动。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再生产理论 现实意义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179-01
马克思创立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晶。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需要以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作为强大的理论依据。
一、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概述
1.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研究的出发点
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单个资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互为前提的单个资本构成的总和，即社会总资本。马克思说：“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1]因此，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不是单个、独立部分的再生产，而是这种相互联系的单个部分再生产的总和。
马克思认为，再生产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社会总产品，即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的总和。“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2]
2.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概括地说就是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马克思说：“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蒺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加以考察。”[3]因此，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包含两个内容，“一方面是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的各个部分如何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另一方面是资本家从什么地方取得生产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工人和资本家从什么地方取得消费资料。”[4]那么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要求所有生产部门实现两个层面，一是要销售掉全部产品，实现价值补偿，即该卖的都卖掉了;二是要通过购买，把所有的物质资料进行回购，实现物质补偿。只有这样，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形成不断循环的过程。
二、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准确把握和研究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将对于我国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1.正确处理经济社会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中扩大再生产占比重最大，积累基金不仅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也能促进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过分强调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反之，如果过分强调消费，积累的增长就得不到保证，就会影响生产的发展速度。
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表明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对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起到了指导作用，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基础。若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运用国家财政政策来调节积累与消费的失衡状态。例如，可以增加政府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的支出，更有效地刺激人们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发行债券、增加政府投入，加强税收征管进行调整。
2.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水平，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在经济建设中市场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引发产业发展失衡的状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5]通过提高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使市场机制在合理的调控下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社会各产业间一定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发展。
依据现实国情，我国是按照第一、二、三产业划分和组织生产的，三大产业是否均衡发展，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的水平。《2013年统计公报》显示：“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0.0%，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达到46.1%，比第二产业比重高2.2个百分点，这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6]可见，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事实表明，要以政府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作用做好宏观调控，以市场为经济主体，通过不断引进技术、吸收国外投资和重点式发展继续壮大第三产业，做到在本质上优化产业结构。
3.合理分配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由于这种收入差距的拉大，引起“马太效应”，导致全体收入者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低收入者购买能力不足，便会引起社会产品的生产过剩，继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将受到冲击。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导致社会的动荡。基于此，构建合理的分配格局就更加意义重大了。
“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不仅与社会供求总量和供求结构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市场经济中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密切相联。[7]因此，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控能够把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调节与对经济主体间利益关系的调节结合起来，通过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来影响经济运行中的总量与结构状况，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达到扩大我国国内需求的目的。
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收入再分配的宏观调节，着重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民收入，使他们的潜在消费需求愿望变为现实。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效率优先，要更加强调公平原则，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90-392
[2]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5-438
[3]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36-438
[4]张家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299-301
[5]陈剑.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充分释放市场活力[J].红旗文摘.2013
[6]来源：中国行业研究网
[7]张家禄.《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328-329
作者简介：
关键词：结构主义观；企业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化
一、 引言
在管理学领域对企业的研究中，过去学者们往往致力于探讨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方法等方面，却忽略了企业作为一个社会性组织，其内部成员和组织层面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在现实中企业的经营发展总是处于与他人或组织的联系之中，嵌入于社会网络结构，正如社会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格兰诺维特所说，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企业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视角，以“效率”、“理性”、“利润最大化”为假设前提来解释还存在一些不足，也与现实中的状况不符。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意识到这一问题后，正积极地尝试着将研究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管理学领域来研究企业的社会关系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贡献。本文的研究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资本的结构主义观思想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二、 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的问题
提出“企业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是Gabbay（1999）等人，随后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纷纷开始运用这一概念来进一步研究企业的社会关系对企业目标的影响、企业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关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1. 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局限。目前，学界的研究者们主要是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企业社会资本下了不同的定义。如边燕杰、丘海雄 （2000）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周小虎、陈传明（2004）认为，那些能够被企业所控制的，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显在的和潜在的资源集合即为企业社会资本等等。
从目前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定义来看，本文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各抒己见，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规范；二是在已有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对企业社会资本的主体描述较为模糊，有人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也有人提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等等，而企业中的资源、能力等概念本来其内涵边界就难以确定，由此就造成了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在概念的繁复，让人难以把握其本质，也难以在该定义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作进一步的拓展；三是已有的定义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持有较为明显的正面肯定倾向，这种倾向通过“有利于企业”、“稀缺资源”、“稀缺能力”等得以体现，在定义中直接把企业社会资本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排除在外，难免趋于片面，从而产生认识上的局限。
2.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和管理学领域的不同。严格来说，现代管理学（或称为商学）指广义的工商管理学科，其与社会科学 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从我国的学科分类 来看，管理学与社会科学学科也分属于“工程与技术科学”及“人文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因此，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和管理学领域必然存在着却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由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是从宏观视角来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不得不将社会中的企业视为同质的，研究企业的共性，并提炼出宏观规律，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研究社会资本，较为注重对社会资本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而管理学则不然，管理学研究视角较为微观，研究企业时更强调企业的个性、差异，从而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依据，因此管理学者研究企业的社会资本，更为关注原有社会资本理论中对个体和组织行为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内容。同时，还必须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和完善，并积极探索对企业更具实践价值的理论和研究模式。
（2）从研究的目的来看，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旨在追求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因此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研究社会资本，其目的在于使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量最大化；而管理学的研究旨在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因此管理学者研究企业的社会资本，其目的则是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使企业能够快速健康地成长。
（3）从研究的动机来看，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社会问题，主要是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提供参考和依据；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企业，则是为企业本身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4）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怎样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和相关政策才能使社会资本量最大化，从而进一步使得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管理学者则是在给定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和相关政策约束下，研究怎样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行为才能使企业能够健康地成长。
从前文的综述中可知，社会资本的研究起源于社会科学领域，其主要理论成果来源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因此当管理学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用于对企业的研究时，难免带有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思维惯式，从而导致这两个领域研究者的错位，给社会资本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带来困难。
3. 社会资本功能主义观的缺陷。社会资本的功能主义观起源于科尔曼等人所提出的“根据它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Coleman，1988）的观念。功能主义观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功能主义观定义的社会资本在在其定义的逻辑上存在不可被证伪的谬误。主要体现在这一定义将不利于社会资本功能实现的因素排除在定义之外，即只有那些有利于其功能实现的因素才可能成为社会资本，因而这一定义是不可证伪的，也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以功能主义观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研究无法在观测上实现统一，由此造成一些社会资本理论的自相矛盾。如按照著名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西方国家的个人在找工作时，“弱关系”比“强关系”更为有用，而边燕杰在中国和其他华人社会中却发现了相反的证据（Bian，1997； Bian & Ang，1997）。
三、 结构主义观的提出及其对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的影响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结构主义观的提出，为解决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中的问题提供了突破口。由朱旭峰等人提出的“社会资本的结构主义观”，是以彻底地放弃功能主义，同时将社会资本的结构、使用和功能这三个相关概念完全独立为基础的。根据结构主义观，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嵌入于个人（或组织、地区等）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结构”。从这一定义中可知，社会资本就是那些可以被人们使用的社会网络的“结构”，这些网络结构虽然可能带有某种功能，但这种功能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使用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网络结构的使用所得到的回报（朱旭峰，2008）。
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结构主义观的提出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里程碑式的重大发展，它为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管理学领域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1）根据结构主义观思想，企业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企业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结构”。这一定义简洁明了、主体明确，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的结构，而结构的内涵在企业中可以找到清晰的界定，由此避免了以往对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中主体界定上的模糊，也为进一步探讨与拓展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坚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这一定义中不包含对企业社会资本功效的主观倾向。既然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社会网络的结构，那么这种结构是否对企业有利，或者是否就是企业中的“稀缺资源”或“稀缺能力”都是不确定的，可能因企业而异，也可能因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等。由此为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提供了更为客观和全面的视角。
（2）社会资本结构主义观以网络结构来定义社会资本，既避免了功能主义观下采用纷繁复杂的逻辑概念来定义社会资本所产生的逻辑循环谬误；同时也消除了以功能主义观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研究无法在观测上实现统一，从而造成自相矛盾的困境。
（3）也是最为重要的，根据社会资本的结构主义观，社会资本的结构与其功能是独立的，功能是对社会资本结构的利用中产生的回报，而所谓“利用”，即“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对社会资源的运用或动员”。过去，在社会资本的功能主义观下，社会资本产生于功能达成之后，但在结构主义观下，社会资本独立于其功能而存在，此时对社会资本的“利用”就显得重要起来，而利用后带来的回报亦既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由此，本文进一步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中是否能够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关键要看企业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结构是否合理，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合理的，那么企业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回报就能够对企业成长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反之，如果企业社会网络的结构不合理，那么企业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回报就不能促进企业的成长，甚至还会对企业的成长形成阻碍。而要消除企业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并使其正面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就必须通过对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合理的优化。
四、 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化
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从其在企业内部的实践来看，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化本质上应该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在进行社会资本优化的同时还必须要与企业现有的相关管理工作进行良好地互动与对接，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企业中，企业目标的确定是通过战略管理来完成的。战略管理确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行动目标，是企业经营运作的前提与先导。而企业在制定战略过程中对企业自身和所处环境的分析，是可以与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相关分析进行共享的。因此，在制定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化方案时应将企业的战略分析作为重要的基础和依据。
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对象是企业内部人员，尤其是企业的核心层人员，因而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工作可以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相结合，尤其是在实施阶段可以与绩效管理一起进行。这样既能为企业节约成本，又能利用企业中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人员的经验来推动优化的实施，并确保优化的效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优化思路如图1所示。
1. 企业社会资本诊断。企业社会资本结构诊断是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帮助企业了解自身社会资本的情况，建立相应的社会资本库，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以便于为企业社会资本优化提供依据。
（1）企业社会资本自查。企业社会资本自查是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基础，目标是通过自查充分了解企业当前社会资本的情况。自查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的核心层人员。自查的方法是通过企业社会资本调查表对相关人员的信息进行收集，然后进行整理和统计，并得出企业社会资本调查分析报告。
（2）建立企业社会资本库。建立企业社会资本库是企业社会资本自查的延伸，即将调查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企业，调查对象应包括企业的所有人员。目的是充分掌握企业的社会资本情况，为企业的社会资本的优化提供更为充实的依据，同时企业的社会资本库作为企业在社会资本上的储备资源，将为企业在充分利用内部人员社会资本和拓展新的社会资本提供帮助和支持。
（3）分析企业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企业社会资本自查工作结束后，根据企业的社会资本自查报告，企业社会资本优化小组开工作会议对企业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确定企业内部阶层人员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和企业层面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
2. 制定企业社会资本的优化方案。企业社会资本网络诊断阶段完成后，要根据诊断的结果――企业社会资本问题分析报告来制定企业的社会资本优化方案。优化方案应包含两个部分，即企业内部阶层人员社会资本优化方案和企业层面社会资本优化方案。
（1）企业内部阶层人员社会资本优化方案。根据企业社会资本问题分析报告中对企业内部阶层人员社会资本问题的分析，并结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职务分析对不同职务的工作描述，企业内部阶层人员社会资本的优化方案应包括对企业当前各职务应具备的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和规定，由此提出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与措施，并对方案的执行经费进行合理地预算。
（2）企业层面社会资本优化方案。根据企业社会资本问题分析报告中对企业层面社会资本问题的分析，并结合企业战略管理中制定的企业战略规划，企业层面社会资本优化方案应包括对企业当前战略要素的分析，由此提出改进重点与计划，并对方案的执行经费进行合理地预算。
3. 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实施与改进。企业社会资本优化方案制定阶段完成后，进入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实施与改进阶段，包括执行与监督、评价与反馈、调整与改进。
（1）执行与监督。企业内部阶层人员社会资本的优化由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执行工作，企业社会资本优化小组负责监督。执行过程中，应首先针对企业内人员的不同阶层结构，通过核心层会议讨论学习，中间层分部门会议讨论学习，松散层分小组会议讨论学习的形式逐级进行企业社会资本优化培训，主题是明确社会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和分析不同职务工作应具备的社会资本等，然后根据制定的方案执行优化措施。
（2）评价与反馈。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评价是对优化方案执行情况结合企业的盈利情况进行的综合评价。这部分工作应与企业的绩效管理相结合，具体做法是可以在绩效考核的内容中加入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考核内容来对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3）调整与改进。在整个企业社会资本优化的过程中，企业社会资本优化小组应根据执行中的具体情况、产生的问题以及企业社会资本优化执行评价分析报告的内容及时地对优化方案进行调整。此外，当企业进行战略变革或企业内部发生重大组织调整时，也应及时地对企业社会资本优化方案进行调整和改进。
参考文献：
1. 周小虎，陈传明.企业社会资本与持续竞争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04，（5）.
2. 朱旭峰.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4）.
3.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3）.
4. 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2）.
5. Putnam， Robert，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关键词 社会资本；集体行动；志愿失灵；激励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6－0094－04
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一场方法论革命。公共选择理论将理性人假设从市场领域推广至政治领域，认为政治家、官僚也是理性人，必须严格限制政府的干预范围。发挥市场的自愿交易功能。在此基础上，集体行动理论将理性人假设进一步从政治领域推广至社会领域，认为个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不同领域都将根据理性的原则采取行动。集体行动理论指出，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并不会像个人追求私人目标那样追求集体目标，搭便车将导致“志愿失灵”，从而为组织干预提供了合理性。围绕集体行动理论出现了各种批评意见，其中，社会资本理论比较富有启发性，它强调长期互动关系和非经济激励对集体行动机制的影响。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搭便车机理
集体行动是相对于个人行动而言的，它一般被解释为多人同时采取某种行为。在对集体行动逻辑的论述中，奥尔森赋予集体行动以特定的含义，它是指在由个人组成的集团中任何供给集体物品的行为翻。只有在涉及公共问题或群体事务时，集体行动才不可或缺，集体行动是人们为了增进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选择活动。
集体行动理论之所以能够对志愿主义提出挑战，主要是因为它使用了理性人假设，引入了集体物品的概念。理性人并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个人行为经验特征的描述，它仅在“逻辑一致性”的意义上是“正确”的。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理性人仅仅指这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知识的限度内，运用每单位有价值的产出的最少的稀缺资源投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理性人模型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观察者藉此能够以统一的人性观研究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决策行为。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s)是指“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所消费”。集体物品近似于经济学家使用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由于公共物品暗示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这和事实不完全相符，“个人、私人集团以及组织也提供‘公共物品”一。所以，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中使用的概念是集体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一方面。集体行动被解释为供给非排他性集体物品的行为，另一方面，参与集体行动的集团成员被设定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从这两个命题中必然推导出集体行动将伴随搭便车的结论，集团无法在理想的水平上自愿供给集体物品。
集体行动理论引入集团规模这个关键变量来分析搭便车的机理。它从集团成员个人以及集团成员间关系两个维度批判志愿主义：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减弱：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首先，集团行为取决于集团成员的行为，集体行动理论从个人激励的角度考察集团规模和集体物品供给之间的关系。奥尔森以个人拥有“集团收益的份额”分析成员是否参与集体行动。集团规模越大，集体行动参与者拥有的收益份额就越小，就越难以弥补个人为独立供给集体物品而支付的成本，所以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减弱。其次，集体行动需要支付两种形式的成本，一种是“直接资源成本”，另一种是“组织成本”。直接资源成本是提供集体物品的生产成本；组织成本是协调人际行为所支付的交易成本。在小集团中，单个成员能够获得总收益中很大的份额，所以个人具有单方面供给集体物品的激励。而在大集团中，成员独立供给集体物品的净收益为负数，除非存在外部组织，任何人都不会单方面供给集体物品。大集团集体行动不仅受资源成本的约束，而且受组织成本的约束。随着集团规模的增加，需要协调的环节趋于增多，组织成员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也趋于上升。大集团集体行动不仅受成员激励不足之害(个人收益份额过小)，而且受组织成本过大之苦(协调环节过多)。这二者相互结合，将导致个人志愿参与集体行动的结果无法出现。成功采取集体行动的关键在于，在强化个人参与集体行动激励的同时，降低组织成本。为了使大集团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必须创建正式组织，并由其实施针对成员个体的选择性激励。
二、社会资本理论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
集体行动理论的提出，促使人们认识到个人理性并非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搭便车将瓦解人们的志愿合作。围绕搭便车假说出现了一种研究趋势，即通过试验验证集体行动理论的具体判断，进而通过方法论的调整，解析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困境。马维尔和阿莫斯在集体物品供给试验中发现，群体互动中并未出现普遍的搭便车现象，“诸如公平等规范(norm)因素强烈地影响了个人的经济决策”。结果表明，人们并非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理性机器，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化的熏陶，这影响了在集体行动过程中采取合作还是选择搭便车。在拥有合作规范的集团中，大多数成员将排斥搭便车者。因为“免费搭车者破坏了平等的标准”。只要集团成员能够预期其他人采取合作，即使不存在选择性激励，他们也会自愿供给集体物品。集团能否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就转化成集团内部是否存在充分的信任关系问题。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信任、社会网络等问题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供了启示。
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最初由社会学家提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起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根据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言的，它强调公民社会内部的信任关系对人们行动能力的影响。物质资本表现为有形的物质形态。人力资本表现为无形的知识技能，而社会资本表现为人际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普遍的互惠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了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地约束投机行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首先在于它采用了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社会学方法。奥尔森方法论中的理性人实质上是“低度社会化的人”，理性人主要为经济利益所激励，缺乏物质要求之外的社会性需求。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作为研究的起点，“但它恰恰省略了最为重要的、无时无地不在的社会关系”。在集团内部，人们之间除了经济上的交换之外，还可能形成各种非经济关系网络，这为对集团成员行为进行理性分析设置了障碍。社
会资本理论正是在集体行动理论强调“理性人”的地方恢复了“社会人”的位置，重申了社会关系对群体合作的影响。个人的经济决策事实上嵌入在社会网络中，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并非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过程，而是受非经济激励影响的社会过程。
第二，集体行动理论呈现出静态分析的特征，它没有考虑时间序列对集体行动的积极影响。社会资本理论则指出。人际互动的历史记录对集体行动具有重要影响，人们继承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自愿合作。人们最初选择合作可能是出于成本收益的计算，但在群体交往中能够产生互惠规范，并借助社会化的方式实现代际传递。规范是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在合作过程中具有双重激励，“每个人在自己和他人对规范的服从中具有利益关系”。规范的力量在于其无形性，即使它不被人们充分理解，也能够对个人产生强制作用。
第三，集体行动理论在分析中假定集团成员具有完全理性，对所有人的行为选择和集体物品的生产函数拥有充分的信息。而社会资本理论则明确指出个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受知识稀缺的限制。为了实现群体协作，人们需要借助惯例、互惠信任提供信息。互惠的共识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还为采取集体行动提供了“初始的社会资本”。
第四，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大集团必须通过外在的者实施选择性激励才能摆脱困境，而社会资本理论指出，集体行动不必借助第三方的强制执行，依靠集团内部的协商论坛、社会企业家和信任网络的协助就可以实现自主治理。社会规范并不需要集中的机构加以实施。它通过多中心的惩罚或奖励机制强化了自身的权威。并为集团成员内化为个人信念。社会资本通过传递集团成员具有合作意向的信息，约束狭隘的利己行为、简化签署协议的过程、节约社会成本。
第五，集体行动理论虽然认识到个体激励不足和协调环节过多是大集团集体行动的不利条件，但它论述的重点是改变个体的激励结构而非降低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所以，集体行动理论在认为选择性激励具有组织动员效能的同时，并未充分论述因实施选择性激励而支付的组织成本对集体行动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行动理论并未足够重视交易成本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在指出集体行动必然伴随交易成本的同时，促使人们认识到互惠网络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重大意义。
第六，集体行动理论在缺乏政治制度背景的条件下抽象地论述集团规模的消极影响，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有限的政治干预可以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恶性循环。政府介入并非取代群体成员之间的自我组织，而是为自主治理创造条件。合理的政治干预能够为集团合作提供稳定的预期，有助于培育社会资本。小集团积累的社会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它能够在大群体中扩展传播。集体行动并非简单的利益得失计算过程，它是制度资本自然增长的过程，曾经陷入群体困境的集团成员能够自主渐进地过渡到有序的集体行动。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
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批评主要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拓展了奥尔森提出但并未详述的理论内容；另一种是使用了不同于奥尔森的方法论，进而得出了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相反的结论。这两种类型的批评在社会资本理论中都有所体现。社会资本理论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了替代性解释，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抽象的理性人转向具体的社会关系。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在回避理性人假设的条件下批判集体行动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集体行动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而非颠覆性的否定。
社会资本理论试图通过利用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但它并不能解释社会资本产生的具体过程。在自我再生产方面。社会资本的积累仍旧难以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在特定的群体中，社会资本是具有非排他性的集体物品。投资社会资本也是一项特殊的集体行动，它带来的大部分收益将被其他人分享，投资的过程同样会遭受搭便车的困扰。所以，即使那些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对投资社会资本的行为也不乐观，认为社会资本是人类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副产品”。
社会资本理论不同于集体行动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有较强的历史感，强调社会演化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作用。但在社会资本理论中。存在着可辩驳的论断，即社会资本能够在时间进程中出现，并最终在空间范围内传播。社会资本的积累是有条件的，在缺乏稳定的活动边界和支持性制度安排的情景下。不信任也会自我复制，社会资本存在“阴暗性的一面”。
社会资本并不能彻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它启发了人们全面地认识集体行动的动力。比如，物质资本因使用而消耗，而社会资本则是因为闲置不用而消逝。人们越是依赖相互间的信任，就越能够产生更多的信任。再如，社会资本理论并不否认小集团具有集体行动的优势，小集团中更容易产生互惠规范和相互信任。小集团易于采取集体行动，这未必源于集团成员难以采取搭便车，它还和集团成员更愿意投资社会资本有关。
［关键词］ 社会资本技术创新绩效信息共享
一、引言
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当今社会，技术创新的的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创新的难度不断增大、成本不断增高。大多数企业已经很难独立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社会资本的出现，为研究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因此,本文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入手，通过对浙江省115家通信设备类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从信息共享的视角，深入研究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如今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越来越多，很多学者也应用这一理论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Bourdieu（1997）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波茨(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认为社会资本主体间的联系而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柯江林等(2007)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种资源动用能力。吴翠花等（2008）在分析了企业间社会资本关系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路径时，将社会资本界定为指存在于联盟网络成员中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
结合以上的观点，本文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企业通过其特有社会网络能够利用的各种内外关系资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能力。
三、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构成
本文主要侧重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研究，即与企业股东、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雇员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构成
良好的企业内部网络可以促进信息的沟通，促进相互信任与合作，有利于节约企业内部管理费用，提高技术积累和技术开发的能力；同时有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信息在企业内的分享，对技术创新有着积极的作用。
四、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绩效的理论假设
信息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信息共享被广泛的认为是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之一(Burt,1997;Coleman,1988)。通过让信息更加公开和诚实的共享，可减少企业内固有的信息不对称（Zaheer et al.,1998）。社会资本是企业固有的网络关系，它使人们从紧密的联系和关系而积累的知识中获益(Hansen,1999;)。Burt(1997)指出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经济活动和从其他成员那给关键成员带来信息。Dyer and Chu(2003)指出信任，关系资本，对供应商和顾客间的信息共享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信息共享是企业绩效的重要前因(Gulati,1998)。企业的信息获取与共享能力对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Kogut和Zander，1992)。信息共享或知识共享对企业绩效有积极贡献(Cummings,2004)。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1：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信息共享呈正相关；理论假设2：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信息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呈正相关。
五、实证分析
1.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数据。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问卷162份，其中有效问卷115份，问卷回收率和有效问卷率分别为77.14%和54.76%。从回收的有效问卷看，中高层管理者占21.74%，基层管理者占51.30%，普通员工占27.96%；被调查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普遍较低，5%以下的占到90%以上。
2.变量的测度
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即与企业股东、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雇员之间的关系。对社会资本从联系频度、联系密切程度、联系数量三个方面来测量。技术创新绩效的则从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年新产品数、新产品的成功率、年申请的专利数、新产品的销售额率、掌握行业核心技术的程度这六个指标来测度。信息共享包括市场、技术和业务信息共享三个部分。
3.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的一致性系数(系数)来分析信度，测度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值应该大于0.70才能满足量表的效度要求。表1中的数据显示,本研究的各项指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表1 各题项的描述性统计及因子载荷系数
**表明两个变量在0.01（双尾检验）水平上显著相关
如表2所示，联系频度、联系密切程度、联系数量与信息共享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734、.640、.706，表明联系频度、联系密切程度、联系数量对企业创新信息共享具有促进作用。信息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系数.506，表明信息共享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
5.回归分析
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概率值为0.000，可认为在1%水平下回归效果是显著的，即联系频度、联系密切程度和联系数量对企业的信息共享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回归系数见表3。
如表2，VIF的大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三个影响因子的t值所对应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05，均应出现在方程中。得到如下回归方程：信息共享量=0.436*联系频度+0.256*联系密切程度+0.269*联系数量。
联系频度、联系密切程度和联系数量对信息共享都有影响，其中，联系频度对信息共享的影响相对较大，而联系频度和内部联系数量对信息共享的影响程度相近。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发现联系频度、联系密切程度、联系数量与信息共享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734、.640、.706，而且都呈显著的相关性，表明联系频度、联系密切程度、联系数量对企业内创新信息共享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回归结果得到方程：信息共享量=0.436*联系频度+0.256*联系密切程度+0.269*联系数量。即本文的理论假设1基本上得到验证。信息共享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506，呈显著的相关性，表明信息共享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即本文的理论假设2基本上得到验证。
因此，企业应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基于本研究所验证的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从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的角度出发，企业在发展外部社会资本的同时，应积极培育和发展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各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和交流，这是创新信息共享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姚小涛 席酉民：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在企业研究中的应用[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3, 23(3): 22-27
[2]Uzzi,B.,(1997),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 the ecology inter-industrial network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6:419-441
[3]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3: 242-266
[4]边燕杰 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J].中国社会科学，2000(2):87-99
[5]徐延辉：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2(6):63-71
[6]柯江林 石金涛 孙健敏：团队社会资本的维度开发及结构检验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07(1):935-941
[关键词] 就业；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
[中图分类号] G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6?0018?05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是与就业紧密相关的三个概念。厘清三类资本的研究现状，可为高校就业教育提供借鉴，本文拟就此作一综述。
一、人力资本
（一）概念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的创始人舒尔茨（T.W.Schultz）和贝克尔（G.S.Becker）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力资源上的、主要以劳动者的素质表现出来的资本，包括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知识、技能及表现出的能力[1]。根据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能力和素质，是可以进行量化比较的。研究求职就业的学者Fugate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影响个人职业生涯进步的一系列变量，包括教育，经验，技能，知识等方面，并认为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在极大程度上影响获取就业机会的可能性[2]。徐晓军认为，人力资本实际上起着一种市场准入的作用，人力资本在中国环境下的就业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
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表现为：第一，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第二，在现代化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三，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第四，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物力投资收益率。第五，教育投资收益率是可以测算的[4]。
人力资本投资比其他方面的投资回报率高。国内有学者认为大学生人力资本是高等教育价值凝结于大学生身上的、通过具体劳动能够使大学生获得未来收益的价值总量。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在进行实际生产劳动之前，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大学生只有通过就业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5]。
（二）研究现状
人力资本的研究中，在不同时期，由许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引出自己不同的研究重点。从学科方面来看，有以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以卢卡斯、罗默等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理论，以明塞尔、贝克尔等人为代表的劳动经济学，以舒尔茨、库兹涅茨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等。从研究线索方面来看，乔根森侧重从生产率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的数量问题；根据不同目的引入人力资本概念，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新的理论、完善原有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研究的工具；舒尔茨等人的研究则有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6]。
人力资本在管理实践中影响到不同领域的工作，形成若干流派：①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理论，由舒尔茨最先创立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体系；②人力资本增长理论。主要由罗默、卢卡斯等建立模型和理论框架；③人力资本配置理论，是对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说的延伸，探讨了不同部门和地域的人力资本合理调配的问题；④人力资本产权理论，论证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和与之相关的收益分配问题。
从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引进介绍、推广概念、理论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了两类比较集中的研究：一类是体现在如李忠民等人源于自己博士论文中关于人力资本的主要论著[7]；另一类是如张维迎等著名经济学家有针对性的对人力资本进行的论述[8]。研究内容可分为对人力资本概念的解释，人力资本投资及相关教育问题，人力资本产权，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关系问题等四个方面。
对人力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研究较少。笔者仅发现两项研究，例如，陈海平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决定因素。因为高校毕业生社会资源比较缺乏，在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容易调动[9]。谢勇和赵亚普在南京市所做的调查发现，人力资本因素与大学生成功就业概率、起薪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0]。
（三）相关研究评述
就笔者收集的相关人力资本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较多，针对就业的研究也不少，但是关于人力资本对高校毕业生职业生涯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只有对人力资本和大学生就业起薪关系的研究。无论从人力资本的定义还是测量，都没有对特定群体（高校毕业生）的细化和系统分析。现有研究在内容上大都集中于大学生就业角度，理论上还局限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简单介绍，在研究方法上，仅仅套用一些简单的理论模型，没有结合我国大学生人力资本的形成现状、特点等进行方法上的创新研究，且定性多于定量研究。
二、社会资本
（一）概念
社会资本的定义有的侧重资源，例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ue）对社会资本采取了系统分析并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中可以利用的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镶嵌在社会关系当中。只有这种社会关系中的成员才有身份获得这种资源，他们可以相互交换达到互惠的目的。这种社会群体中成员得到的潜在利益可以称为社会资本[11]。”
社会资本的定义还有的侧重社会网络，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D·Putnam）则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组织中，可以利用社会组织中的规范、网络提高团体效益，提高行动效益。普特南关注社会资本特征，通过社会资本存量来研究社会资本[12]。
也有学者结合了社会网络以及镶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功能角度界定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潜在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他还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并通过社会结构中资源的流动来实现[13]。概括社会资本相关定义见表1。
（二）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①劳动就业与移民；②教育与家庭；③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④经济与社会发展；⑤社会参与和民主政治；⑥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⑦社会责任的消极面。下面就第一个领域中劳动就业综述相关研究。
社会资本对个体求职影响始于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对社会关系与个人求职关系的研究。他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提出了“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理论，认为人们经常使用弱关系寻找
工作[14]。边燕杰等人用“强关系力量假设”对此提出了质疑，强关系假设认为，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社会条件下，人们使用社会关系网络找工作时，更多的是使用强关系。边燕杰调查发现超过60%的帮助者和被帮助者是强关系，提出了“找回强关系”的观点，在中国不允许借助“关系”就业的大环境下，只有强关系才会冒险帮助实现成功就业[15]。
近些年，关于论证社会资本对帮助求职者成功就业的力度有多大，社会资本丰富或贫乏对通过正式渠道或非正式渠道就业质量的差异，是否通过非正式渠道求职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统一定论。有些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重要因素。例如，北师大“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02年对全国14个省市5990名高校毕业生的调查中发现，“社会关系”在工作落实的重要原因中排名第二[16]。
而更多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大。例如，学者胡永远，马霖等人研究发现，将所有显著影响就业的因素做大小顺序排列，位于前三位的都是非社会资本因素[17]。我国学者徐晓军通过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这一理论，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双重机制，认为本科以上学生的社会资本的就业贡献率要小于人力资本[3]。
（三）结构与测量
如同人力资本直接测量非常困难一样，在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虽然开发出各种测量社会资本的相关指标，但是这些指标至今没有被广泛认同。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关于社会资本测量的研究陆续出现。国内学者大多从社会网络分析入手，从微观和中观层面对社会资本的测量进行研究。
相关就业的实证分析中，Seibert，Kraimer& Liden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资本对职业成功的影响，指出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18]。边燕杰在评述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社会网络对于职业流动不同作用的社会学理论中，采用了“关系类别和强度，信息和人情，关系人及其特征”三维测量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19]。
（四）相关研究评述
纵观社会资本研究领域，虽然国内有关于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的研究，但仅有少数探讨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求职的作用和影响。在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只有简单频率统计，没有统计检验的问题。另外，研究中的因变量只考虑是否就业，没有考虑大学生的职业生涯满意感和起薪等其它因素。在研究设计方面也不太严谨。还有学者研究社会资本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把社会资本与企业成长结合在一起，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性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0]，这为大学生与企业双向选择提供了一定依据。
三、心理资本
（一）概念
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经济学、投资学等文献中，是指各种“积极导向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心理能力”[21]。
根据学者曹杏田，励骅等人的总结，学术界对心理资本概念的研究可分为类特征论、类状态论和综合论三类[22]。类特征论的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Goldsmith，Veum和Darity，他们认为，心理资本是影响个人工作效率的个性人格特征。类状态理论代表人物是Luthans，他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发展状态，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confidence or self-efficacy）、希望（hope）、乐观（optimism）和坚韧性（resilience）四个方面，这些都是个体的基本心理力量和状态，都符合积极、独特、可以测量、可以开发和绩效相关等积极组织行为的标准[23]。综合论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前两种观点加以综合进行分析，认为心理资本既有人格特征的相对稳定性，又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相关的品质，从而达到提高工作能力的需要。
目前关于心理资本概念的研究以状态论为主，国内比较赞同这一观点，国内大部分学者在Luthans等人的观点的基础上，摆脱了西方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束缚，积极探讨这一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结合人才培养的需求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研究现状
心理资本的研究现状是对各单一维度，如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性等研究较多。心理资本作为这些积极心理能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核心构念，但是，对这一整体概念的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我国本土心理资本的研究。
纵观国内外对心理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在Luthans等人于2004年将心理资本的概念拓展至管理领域后，心理资本的研究开始于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研究工作环境下组织员工的心理资本影响效应及开发策略。我国学者也不断拓宽心理资本的研究领域，例如，对不同行业领域员工心理资本的研究，接待业员工[24]、知识型员工[25]、营销团队员工[26]；贫困生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27]；心理资本应用，如就业指导作用的研究[28]。在李超平[29]翻译Luthans等著作的《心理资本——打造人的竞争优势》后，心理资本在教育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作用逐渐被认可，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心理资本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心理资本的理论价值也日益凸显。
但是目前，国内学者很少有针对心理资本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仅仅在心理资本关系研究中少量涉及，例如，张墨在验证企业员工心理资本模型的研究中发现，员工职级，企业所在地和企业规模对心理资本有一定的预测力[30]；唐强在研究中发现国内企业员工的环境支持感、工作挑战性和自我强化对他们的心理资本水平产生正向的影响[31]。心理资本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的原因大致存在两点：一是目前心理资本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发展。二是影响心理资本形成的因素太多，且存在类型上、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以及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研究难度较大[32]。
关于心理资本与结果变量关系之间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四类范式：主效应模型、缓冲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和动态效应模型[33]。主效应模型，亦称直接影响效应，指心理资本对个体、群体和组织层面的相关结果变量具有直接的增益作用，其效应独立于其他变量。目前，关于心理资本的影响研究主要采用主效应模型。缓冲效应模型，亦称间接影响效应，指心理资本通过影响一些中间变量来间接地影响员工的态度与行为，起间接的中介作用。调节效应模型，认为心理资本是通过调节作用来影响结果变量的。动态效应模型是最近提出的一种研究模式，它假设心理资本与相关结果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动态变化，心理资本与相关结果变量的关系可能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有时可能是曲线关系，也有可能是阶段性变化或阂限的关系。
（三）结构与测量
田喜洲[34]对于心理资本的结构进行了概括：① 二维度说。经济学家Goldsmith、veum和Darity认为心理资本由自尊和控制点两个因素构成。②三维度说。Luthans 、Jensen认为心理资本由希望、乐观和坚韧性三种积极心理状态组成，强调心理资本是由它们构成的更高层次的核心竞争优势。③四维度说。Luthans、Youssef及Avolio提出心理资本由自信（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坚韧性四个维度构成，并且编制了四维度测量量表。④多维度说。有学者提出，心理资本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只要是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和心理资本选择标准的元素都应该纳入心理资本的维度之中。汇总心理资本结构研究，见表2。
由表2可知，各研究者对心理资本的理解不同，故而他们确定心理资本的维度和开发的测量工具也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多数研究者认同的构成有乐观、自我效能、希望和韧性四个要素。各量表中，心理资本量表（PCQ-24）的信效度得到了较完整的验证，其余量表仍有待研究。PCQ-24包含四个维度，每个维度6个题项，在对工作场所员工的测量中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除此，对于潜在心理资本的开发也成为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取向，如创造力、幽默等素质，正如Luthans在《心理资本》一书中表明，对潜在心理资本的探讨，在未来的研究和应用中，将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思考[29]。
（四）心理资本的相关研究评述
由于当前我国对心理资本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然而对大学生心理资本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为高校教育体系和我国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案例。
参考文献：
[1] 舒尔茨.西奥多.W.论人力资本投资[M]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9-10.
[2] Fugate，M.，Kinicki，A. J.，& Ashforth，B. E. Employability：A psycho-social construct，its dimensions，and application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4，65（1）：14-38.
[3] 徐晓军.当前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J].人文杂志，2002（3）：68-72.
[4] 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60-61.
[5] 孙贝贝.大学生人力资本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2）：98.
[6] 莫志宏.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20.
[7] 李忠民.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6-30.
[8]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关系[J].经济研究，1996（9）：3.
[9] 陈海平.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毕业生就业[J].青年研究，2005（11）：8-15.
[10] 谢勇，赵亚普.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部分高校为例[J].南方人口，2009（3）：49-56.
[11]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J]. Thompson J.B.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74）.
[12] 罗伯特·D.普特南，杨蓉.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J].与现实，1999（3）：61-64.
[13] Coleman J 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 （94）：95-110.
[14] 马克·S.格拉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J].国外社会学，1998（2）：39-49.
[15] 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J].国外社会学，1998（2）：50-65.
[16] 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一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11-118.
[17] 胡永远，马霖，刘智勇.个人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7（6）：61-67.
[18] Seibert，S E，Kraimer，M L，Liden，R C.A Social capital theory of career succ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 （2）：219-237.
[19] 边艳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20] 曾江洪，崔晓云，俞岩.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性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7（5）：55-59.
[21] Goldsmith，Arthur H，Jonathan R.Veum，and William Darity Jr.The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and Human Capital on Wages[J]. Eeonomic Inquiry，1997（10）：815-829.
[22] 曹杏田，励骅，葛明贵.大学生心理资本研究现状与展望[J].铜陵学院学报，2011（1）：109.
[23] 刘素婷.培养高职学生心理资本的途径和方法[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1，2（6）：16-19.
[24] 田喜洲，蒲勇健.积极心理资本及其在旅游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 .旅游科学，2008（1）：57-60.
[25] 周菲，高英，袁少锋.心理资本与知识型员工组织承诺的关系探讨[J].科技与管理，2009（4）：36-39..
[26] 邵建平，张建平.基于心理资本理论的X型团队构建与开发机理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8）：173-176.
[27] 陈桂兰.贫困生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10）：82-83.
[28] 高燕，那佳，李兆良.提升女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应对就业形势[J].中国大学生就业指导，2009（13）：77-78.
[29] Luthans F，Youssef C，Avolio B J.心理资本——打造人的竞争优势[M].李超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35-60.
[30] 张墨. 企业员工心理资本的模型及其验证[C].重庆：西南大学，2009：10-20.
[31] 唐强.企业员工心理资本结构维度及其因果关系的初步验证[C].杭州：浙江大学，2008：15-22.
[32] 王雁飞，朱瑜.心理资本理论与相关研究进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29（5）：32-39.
关键词：社会资本；经济发展；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9-0031-03
一、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
社会资本在传统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但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使它成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从目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状况看，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这里列举几个得到较广泛认同的定义：(1)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制度化的相互默认与承认的持久关系网络有关。”布迪厄定义的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指社会关系本身，它使个人能够涉取被群体拥有的资源；二是指这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2)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资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括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等。(3)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可以带来回报的资源投资”。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
国内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关于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有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从经济与文化的角度比较宽泛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普遍地注意到文化、信任、规范和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文化导论》、《华夏文明振兴之路――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论》、《文化力――横店的启示》、《地区形象论》等。所有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文化以及信任、规范、制度、传统文化、网络及形象等诸多因素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家一致称其为“文化力”，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但研究的内容与社会资本理论是基本一致的。(2)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的研究。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他们主要研究制度、规范及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其中，《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作者认为，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这种传统有利于在某些情况下节省交易成本，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不利于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作者断言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优势的发挥，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遵守“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向制度理性化的道路。(3)直接以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为对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直接介绍、研究和应用，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应用的主要领域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原因和农民工流动的方式。真正在中国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张其仔博士。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范畴进行，他把社会资本简单地定义为社会网络，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厂商行为、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张博士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并在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社会资本的含义不限于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他无疑是忽略了制度、规范、信任以及社会道德等因素在社会资本概念中的重要地位。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来看，这一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突出体现为社会资本的内涵不清晰，理论体系并不完备。另外，对社会资本的功效问题还有待研究。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尚不成熟，大量的争论和理论混乱是在所难免的，但为我们透视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社会资本的功能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资源
社会资本理论的开创者和主要鼓吹者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那些可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包括了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这样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当各方都以一种信任、合作与承诺的精神将其特有的技能和财力结合起来时，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报酬，也能提高生产率。
(二)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
关于社会资源或者说社会稀缺资源在这里不仅是指以土地、货币和财产等体现的物质资源，还包括权利、地位、名望、荣誉、信息和心理满足等各种精神资源。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行为者一般来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摄取。一种是国家权力授予的分配形式，另一种是市场的功能性分配形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于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非常浮躁的，人们不可能掌握市场交易、生产竞争等有关这些复杂性的全部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政府的行为理性也是有限的，精确的法律规章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有精确
的规定，而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全社会共有、共享的影响交易有序、有效进行的功能作为一种协调人际行为的非正规制度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必然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对经济发展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在中国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社会资本在中国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社会资本范式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资本在中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这也是西方一些学者用社会资本概念分析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原因时得心应手的主要原因，甚至打麻将也被看做是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人际关系而非正式制度几乎成了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共识。但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过分依赖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与调节作用，尤其是长期处于封闭的环境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的负面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现，需要通过对非正式制度加以改造和提升，以构建新的社会资本优势。其二，社会资本提倡的对人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共同体的重视，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政治文明基础，不至于盲目或别有用心地把一切自私行为都论证为合理，忽略社会的整体利益、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共同的长远前途。
四、创新社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实现资本积累、推动人员流动上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由于传统社会资本的局部过密及与政治权力的过度联系，对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进行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如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家族化不仅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且妨碍现代信用机制的建立，更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农村中家族势力的复苏不仅阻碍了农村民主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精神等。鉴于上述情况，中国社会资本的构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关键词：社会资本；融资成本；融资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2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57-02
企业融资理论是现代财务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主要内涵是指企业各项资金的来源、组合以及相应的关系。以往学者对融资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环境、金融环境、法律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基本上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研究范式，只关注正式经济制度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考虑。处于转型与新型市场中的中国企业，面临着特殊的社会环境，因此在研究企业融资决策时，除了要考虑市场和法律的影响外，社会资本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资本作为有利于促进集体行为的规范与信任网络，是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延续。社会资本概念的引入为探讨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是个社会学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Piere Bourdieu引入社会学领域。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应的3种基本的资本形态之一。其后Coleman和Putman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发展，建立了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根据Putman（1993）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作为类似于道德的经济资源，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的团队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因此，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互惠互利、公民心和社会关系等方面。Nahapiet和Ghoshal（1998）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体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并且区分了社会资本的3个基本维度，即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南（2002，2005）以“嵌入性”思想为基础，将社会资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相融合，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从而使社会资本在获取和动员嵌入性资源上的工具性效用得到重点关注。
随后，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到经济学领域，将制度因素、价值判断和文化影响等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许多未被考虑但事实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也随着社会资本的应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分析的局限，拓展了现代经济发展的研究视角。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保证各项制度良好运作、提高其他资本效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的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被认为是通过信息的分享、互利互惠的集体行动和决策制度来实现的。社会资本通过增进群体之间的信任水平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社会资本水平高的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信赖度较高，人们更愿意相信彼此之间的诺言。由此可见，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普特南最先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他认为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地区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可以提高社会诚信水平，并进而促进人们相互间的合作。从社会资本的规范性来看，它构成了对现实世界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它成为一种节约信息的手段。此外，由于人际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道德规范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使得社会资本又具有一定的增值性。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归纳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在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比较高，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有用的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的情况，从而减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违约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增长。
第二，节约正规制度实施成本。社会道德会对人们的不诚信行为产生内在约束，广泛的社会舆论也会对不诚信行为形成外部惩罚。因此，在社会资本较高的社会里，人们的合作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违约现象很少发生，从而大大节约了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实施正规制度，节约了各项成本。
三、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
1、社会资本对融资成本的影响
融资时产生的资本成本是公司融资决策的关键变量，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也是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资本成本从绝对量来说包括用资费用和融资费用。一般认为资本成本与信息环境、行业因素、融资规模等因素有关，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研究了企业内部特征与融资成本的关系。在之后的研究中学者将企业外部环境因素考虑进来，特别是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和市场的成熟度等。近年来，政治关联作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也将政治关联对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社会资本的作用。
社会资本主要是由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络和公共精神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是一种道德资源。社会资本投资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道德风险行为以及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现象，建立声誉机制，以此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可以预期，在高信任地区，体现为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地区，通过加强人与人间、企业间、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合作关系来提高信任程度和减少违约，社会资本可以部分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资金出借方和融资方相互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也更加透明，大大减少了信息的搜寻成本。资金出借方认为资金安全程度比较高，投资风险小，交易成本和违约成本也相对减少，更愿意借出资金，所要求的回报率就会降低。而作为融资方的企业的融资难度大幅降低，要为其融资行为所付出的成本也就会降低。因此，在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的地方，企业的融资成本比较低。
2、社会资本对融资结构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因素做了许多研究，大部分的企业融资理论模型都是将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考察对象来研究其内外部众多经济因素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如Rajan and Zingales（1995）以及Booth et al（2001）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进行了跨国比较，他们得出公司的规模、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等因素都会影响各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但是未对具体制度差异以及影响过程进行深入探讨。国内的学者郭鹏飞、孙培源（2003）研究了行业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曹卫华（2004）研究了控制权对融资决策产生的影响，从而呈现出股权融资的偏好。陈锦旗（2006）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融资结构影响是明显的，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均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这些研究没有将企业置身于整体社会结构中来考察其行为，而实际上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必然要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可以降低由于人与人之间不信任而对金融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同时，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因此，凭借社会资本，企业能够直接获得贷款等经济资源。根据成本理论的观点，公司债务的违约风险是财务杠杆系数的增函数，随着公司债权资本的增加，债权人的监督成本随之上升，债权人会要求更高的利率。如果是在一个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人们的相互信任程度高，社会的舆论监督到位，公司债务的违约风险降低，债权人的监督成本降低，要求的回报率也降低，企业融资的资本成本降低，因此，企业会愿意进行债权融资。而债权融资与权益融资相比，有成本更低、利息享受抵税、不会分散公司控制权等优点。此外，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地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信息传递通畅，企业会更愿意使用成本相对低的债务融资，主动通过负债来向外界传递公司业绩良好，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信号，并且接受债务约束监督。因此，在社会资本水平比较高的地方，企业更愿意选择债权性融资。
四、小结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较高，企业的融资难度较低，融资成本也较低，企业更愿意选择债权性融资。这一结果对我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要解决融资难问题不仅要在政策上进行扶持，还应该大力投资社会资本，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互惠程度，加强合作，降低信息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健全社会信任体系既需要企业的全力投入，还需要政府的积极促进以及社会的辅助，通过共同努力来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
[2] 张俊生、曾亚敏.社会资本与区域金融发展——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5，（04）：37-45.
[3] 石军伟、付海艳.社会资本理论的历史回顾与新发展[J].财经政法资讯，2005，（04）：51-57.
[4]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5] 戴亦一、张俊生、曾亚敏、潘越.社会资本与企业债务融资[J].中国工业经济，2009，（08）：99-108.
[6] 潘越、戴亦一、吴超鹏、刘建亮.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公司投资决策[J].经济研究，2009，（11）：82-94.
【关键词】 企业社会资本;管理控制;行为个体
管理控制的发展趋势在学术界达成了共识,认为企业控制更应该是一种战略控制,要突出信息、知识控制的地位,倾向于非正式控制。由于现代企业管理控制的生存环境呈现出开放性、自然性,其规律难以把握,若只依靠企业某一相关利益主体实施控制,是很难胜任的,只有企业全部相关利益主体甚至是全员控制,才能实现企业管理控制新的预期。国内学者阎达五、谷祺、程新生与杨雄胜等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持有类似的观点。由此,多边施控利益主体的协调问题显得十分重要,考虑到“关系”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兼顾以往有关管理控制过分强调组织,而忽视行为个体的影响,本文将结合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从行为个体的角度,换位认识企业管理控制,以求找到研究管理控制新的突破点。
一、企业社会资本及其三个维度
关于社会资本主要有资源观、能力观和结构观三种观点,资源观得到了学术界较高的认同,本文也就采用资源观。资源观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人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以获得的来自于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可区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与认知维度三个基本维度(郭毅,2003)。结构维度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这一维度主要关心的是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强弱及网络结构;关系维度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与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认知维度是指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的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社会资本理论最先主要用于宏观层面,Burt(1992)第一个将企业作为社会资本研究主体;而真正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是Gabbay(1999),并对其进行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以社会结构为载体,有助于企业这一主体目标实现的那些资源,企业社会资本由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个人拥有服务于企业的社会资本两部分组成。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个人拥有服务于企业的社会资本,根据社会资本的分类企业社会资本也可以分为三类: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与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在企业中,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增强行为个体之间的信任度,来简化交易的复杂性,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国内部分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志彪(2006)视企业社会资本为企业战略资源的权变价值,周小虎(2005)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制度安排的基础,企业制度应当从资本逻辑转向社会资本的逻辑,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离不开社会资本。笔者认为一个企业如果拥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它将成为企业一项不可轻易复制的战略资源,将为企业管理控制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同时也是企业一种高效率的管理控制工具,企业管理控制不能忽视企业社会资本,基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管理控制,至少要能检测和完善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完备性;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提升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并从整体性与战略的角度,实现三维社会资本的系统互动。
二、管理控制能检测和完善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完备性
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是指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方面,重点说明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特征,如联系的强弱、网络和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的人际网络。人际网络是企业信息流动的渠道,组织内员工的人际网络的密度、人际联系的强弱、人际网络的张力强度,直接影响到企业内部资源与信息的流量与流速。企业人际网络的特质由企业生存的环境决定。池国华(2003)认为现代企业的生存环境由4S状态(即静态的、单一的、简单的、安全的)过渡到了4D状态(即动态的、多样的、困难的、危险的),企业将逐渐放弃封闭式人际网络,在企业内部建立开放性的人际网络,但是开放性人际网络与环境接触面太大,企业的风险相应增加,且构建开放性人际网络成本太高、资源与信息的甄别成本也很高。企业只关注信息的流速与流量是不够的,如果人际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不是企业的关键性资源,流动的信息质量水准不高,即使企业内部存在畅通的人际网络,其作用也非常有限。根据伯特(1992)的结构洞理论,所谓的结构洞是占据其他未联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它为行为人提供了信息和控制优势。也就是说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是从结构洞处获取、引入的,且这些结构洞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处于动态之中。另外,企业人际网络还可能存在路径依赖,企业利用人际网络可以使企业的交易成本下降,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质量提高,使得人际网络在企业中位居重要地位。随着人际网络的逐步完善,网络结构也就稳定下来,时间长了,网络节点上的个体对自己熟悉的时空产生了依赖,行为个体不会积极创新人际网络,从而使得原本高效的人际网络的资源配置能力下降,信息传播速度与质量下降,抗风险能力、创新刺激的功能削弱,直到不得已,才重建或创新人际网络,此时的代价也就很高。在结构性社会资本方面,管理控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能及时疏通人际网络渠道,使得信息流量增大、流速提高。二是能准确挖掘人际关系网络中动态结构洞,尤其能及时、准确锁定人际网络中能够给企业带来高质量信息的结构洞,掌握企业所需的关键信息。三是要抑制结构性人际网络的路径依赖,防止人际网络演进出现恶性循环。
三、管理控制能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
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指企业社会联系的人格方面,表现为企业内人际关系。T・帕森斯和F・A希尔斯将人际关系分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模式。特殊主义是指根据行为者与对象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及其行为的价值高低;普遍主义是独立于行动者与对象的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在两种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信任结构,在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信任是强烈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牢固,但是形成的信任关系规模较小,信任关系的启动成本较高;以普遍主义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强度减弱、内涵缩小,但是外延扩大了,信任面宽了。从企业交易成本的角度看,特殊主义有利于减少企业内部的执行成本,通过对旧组织改造影响企业创新的交易成本;普遍主义相应会增加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通过新组织组建影响企业的创新成本,企业采取哪种人际关系模式取决于哪种模式下的交易成本最低。我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在儒家文化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更具特殊主义和集团主义色彩(王询,1994),虽然近期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但是我国儒家文化氛围依旧很浓,对行为主体的影响依然处于主流地位。企业人际关系主要表现为人际信任,还表现为联接性。所谓联接性是指组织成员将个人目标服从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不仅包括个人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同时还包括个人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不同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它是通过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与反复博弈、以互惠为基础形成的,彼此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是一种特殊主义人际关系,一种强式的信任,信任度较高,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的控制成本,减少组织成员之间交易的机会主义行为,间接降低组织的交易风险与交易成本,企业管理控制要充分、适度地运用信任控制。在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联接性方面,企业管理控制要注意两个极端:一是片面地追求企业目标,让企业员工被动地接受、实现企业的目标,这将影响企业内控的公正性;另一方面是片面地妥协于企业各个利益主体,将企业目标视为各个利益主体的目标的协调目标,这将增加企业内控的协调成本,影响企业内控的效率。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联接性增强的过程,是企业重复博弈寻求管理控制公正性与效率均衡点的过程。
四、管理控制能提升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
企业认知性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共享的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广义的认知性社会资本还包括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其他意义体系。语言和符号是互动往的基础,是人们讨论交换信息的手段,在共同语言的群体中,人们较容易地从他人处获取信息,会增强企业信息的流动速度,而在缺乏共同语言的环境,信息传递和交流有很大的障碍。另外,语言和符号还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在具有共同语言和符号的条件下,对不同行为,可能结果产生共同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协调的前提;相反则协调的预期难以产生。总之,共同语言能够提高组织对资源和信息交换的组合能力,同时资源和信息的交换组合中能产生新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了组织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郭毅,2003)。而一个企业的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是以企业核心价值观为支撑基础,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等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行为个体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认同度高,企业共同语言、符号和默会知识的生命力会强,相反会很弱。企业核心价值观作为企业的潜层精神层面,企业管理控制应服务于这一精神层面,不仅通过具体的管理控制行为,更应体现于管理控制的目标之中。就管理控制的目标而言,查错防弊、合法性与经营效率等目标是服务企业某一相关利益群体的,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企业整体观或系统观,也只是站在企业自身角度,其战略角度还不够高。因此,管理控制理论中的“生态控制论”,对现代企业管理控制目标定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生态控制论认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管理控制首先要解决且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生态系统,并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壮大(杨雄胜,2006)。因为在企业生存的生态系统中,不仅是竞争,而且是共同进化,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不能只站在企业自身角度,更应该站在生态系统的全局,定位企业。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一个和谐的环境,持续实现自己的宏伟计划;否则,企业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基业常青了。
五、小结与启示
(一)小结
本文对社会资本分为三个维度,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体现出社会资本的结构性,事实上企业社会资本三维度的边界很模糊,是很难划分的,彼此之间存在相关性。Tasi和Ghoshal(1998)通过组织内网络的一些经验数据初步验证了三者的关系,研究表明结构性与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关系性社会资本都具有较强的影响,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认知性社会资本只有弱影响。郭毅(2003)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组织内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社会资本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这个体系镶嵌于组织内部人际网络中,在组织成员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资源和信息的交换与组合,形成并强化共享语言和共同目标,从而促进协作。笔者认为,既然三种维度的社会资本在人际网络中实现了互动,那么三维度社会资本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而不是单向影响,企业管理控制要着力实现企业三种维度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管理控制对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在于两个层次。一是三个维度的内部作用。主要表现为挖掘企业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结构洞,增强企业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互动性,提升认知性社会资本的层次性。二是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整体作用,促进三维度社会资本的系统互动。管理控制在各维度内部作用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资本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促进三维度企业社会资本互动,以提高企业社会资本的质量水准。具体操作程序:以生态控制理论为导向,实现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三维度社会资本彼此互动,形成一个畅通的闭合环路。
(二)启示
结合上述分析,对我国企业管理控制的研究至少有两点:一是企业拥有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管理控制的难度,相反会更利于企业管理控制的执行,可以说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控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方面为企业高质量的管理控制提供良好的控制环境;另一方面又是企业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控制手段。二是我国引入西方管理控制时要充分考虑深厚的儒家文化影响这一特征,对于始终重视关系的国家,过分注重利用硬规则的控制,效果令人质疑,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要逐步培育以软规则控制为主,同时辅之硬规则控制的理念,企业管理控制的效果也许会更好。
【参考文献】
[1] 郭毅,朱熹.国外社会资本与管理学研究新进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7):2-7.
[2] 王询.人际关系模式与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J].经济研究,1994(8):77-81.
[3] 朱国宏,桂勇.经济社会学导论[J].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74-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