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05 17:00:12
论文关键词：21种常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介绍
吲哚乙酸IAA首先是荷兰的F.Kerr在1934年从培养基的酵母中分离出来的。类似的复合物象3~吲哚乙醛是在植物中发现的。同一年，King 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吲哚乙酸。
性质：纯品无色，见光氧化成玫瑰红色，活性降低，应放在棕色瓶中储藏或在瓶外用黑纸遮光，熔点166~168℃，微溶于水、苯和氯仿，易溶于乙醇、乙醚、丙酮和乙酸乙酯。在酸性介质中不稳定，PH低于2时即使在室温下也也会很快失活。吲哚乙酸在碱性溶液中比较稳定，其钠盐和钾盐易容于水，较稳定，吲哚乙酸水溶液若暴露在光下，将被分解破坏，实践应注意这个问题。
毒性：小鼠急性经皮LD50为1000毫克/公斤。小鼠腹腔内注射LD50150毫克/公斤。
鲤鱼LC50 （48小时）＞40ppm。对蜜蜂无毒。
作用机制：IAA是用生化方法从植物的茎尖、生长的叶子
应用：吲哚乙酸 （IAA） 是一种吲哚类具有生长素活性的广谱性植物生长调节剂，目前主要用于植物组织培养、诱导愈伤组织和的形成、促进草本和木本观赏植物插枝的生根。
二、吲哚丁酸（IBA）
分子式：C12H13NO2
分子量：203.23
性质：白色或微黄色晶粉，稍有异臭，熔点为123~125℃。不溶于水和氯仿，溶于乙醇、醚和丙酮等有机溶剂，是一种高效的生长调节物质。
毒性：小鼠腹膜注射LD50（每千克体重的半致死剂量）为100毫克/千克农业论文，对人畜低毒。
应用：主要用于促进插条生根，作用较强烈，持效期较长，诱导的不定根多而细长。
三、萘乙酸（NAA）
分子式：C12H10O2
分子量：186.21
性质：纯品为无色无味针状结晶。性质稳定，但易潮解，见光变色，应避光保存，萘乙酸分α型和β型，α型活力比β型强，通常所说的萘乙酸即指α型。熔点为134.5~135.5℃。不溶于水，微溶于热水，易溶于乙醇、乙醚、丙酮、苯和醋酸及氯仿。萘乙酸钠盐能溶于水，在一般有机溶剂中稳定。
毒性：对人蓄无毒、大鼠口服LD50为1000毫克/千克，小鼠为670毫克/千克，兔急性皮下注射KD50为5000毫克/千克。
用途：促进植物生长、插枝生根，疏花疏果，防止落花落果，促进开花，抑制抽芽，促进早熟和增产。
四、2，4-二氯苯氧乙酸（2，4-D）
化学名称：2，4-二氯苯氧乙酸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无臭无味，不吸湿，熔点141℃。工业产品为白色或浅棕色结晶，稍带酚气味，熔点为135~138℃，难溶于水，在20℃时溶解为540×10-6，25℃时为890×10-6，能溶于乙醇、乙醚、丙酮和苯等，在常温条件下，性质稳定论文范文。2，4-D本身是一种强酸，对金属有腐蚀性作用。与各种碱类作用生成相应的盐类，成盐后易溶于水。与醇类在硫酸催化下生成相应的酯类，不溶于水。遇紫外线灯光照射会引起部分分解。2农业论文，4-D在苯氧化物中活性最强，比吲哚丁酸大100倍。
毒性：大白鼠口服LD50为500毫克/千克。
用途：2，4-D用途随浓度而异，效果不一。在较低浓度（0.5×10-6~1.0×10-6）下是植物组织培养的的培养基成分之一;在中等浓度（1~25×10-6）可防止落花落果，诱导无籽果实形成和果实保鲜等;在高浓度（1000×10-6）可杀死多种阔叶杂草。
六、赤霉素
分子式：C19H22O6
分子量：246.39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工业品为白色粉剂，熔点233~237℃，易溶于醇类、丙酮、醋酸乙酯、冰醋酸等有机溶剂中，难溶于水，不溶于石油醚、苯和氯仿等。使用赤霉素原粉时，先用少量乙醇或烧酒溶解，然后加水至需要浓度。在不同的PH溶液中，其稳定性不同：在PH3~4条件下，其水溶液最稳定；在中性或微碱性条件下，稳定性明显下降；在碱性溶液中被中和失效，故应用时不能与碱性农药（如石硫合剂）混合使用。赤霉素溶液超过50℃时会逐渐失去活性，长期放在室温或高温下，都会丧失活性。
毒性：对人蓄无毒害，小白鼠口服1500毫克/千克未引起中毒。
应用：促进茎的伸长，叶的扩展；打破休眠，促进发芽，提高种子发芽率；促进某些植物坐果；促进两性的雄花形成，抑制果树的花芽分化；代替低温诱导等。
七、乙烯利
分子式：C2H6CLO3P
分子量：144.5
性质：纯品为长针状无色结晶，熔点74~75℃，易溶于水、乙醇、乙醚、微溶于苯和二氯乙烷，不溶于石油醚。制剂为棕黄色粘稠强酸性液体，比重为1.2~1.3，PH1左右。在常温PH3以下比较稳定，几乎不放出乙烯，在PH4.0以上会分解出乙烯，乙烯释放速度随温度和PH值升高而加快。乙烯利在碱性沸水中浴40min会全部分解，放出乙烯和氯化物及磷酸盐。
毒性：白鼠急性口服LD50为4229毫克/千克。
应用：促进不定根形成、茎增粗，解除休眠，诱导开花，控制花器官性别分化，使瓜类多开雄花，提高成熟，催熟果实农业论文，促进衰老和脱落。
八、玉米素
性质：玉米素有顺、反两种异构体，反式玉米素生物活性强。反式玉米素为白色针状结晶。熔点208~210℃。可溶于水和乙二醇。
应用：⑴促进愈伤组织发芽（须和生长素配用），浓度 1ppm。⑵促进座果，玉米素100ppm+赤霉素 500ppm+萘乙酸20ppm，花后10、25、40天喷果。⑶叶菜，20ppm喷洒， 可延缓叶片发黄。 另外，对一些作物种子处理，可促进发芽；苗期处理，有促进生长作用。
9、激动素（KT）
分子式：C10H9N5O
分子量：215.22
性质：纯品为白色固体，熔点是265~266℃，能溶于强酸、碱及冰醋酸中，微溶于乙醇、丁醇、丙酮、乙醚、不溶于水。配置时，先溶于少量乙醇或酸中，完全溶解后才用水稀释至需要浓度。
用途：细胞激动素主要用于组织培养，促进细胞分裂和调节细胞分化，延缓器官衰老，果蔬保鲜。
十、6-苄氨基腺嘌呤（6-BA）
分子式：C12H11N5
分子量：225.26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工业品为白色或浅黄色，无臭。纯品熔点235℃，在酸、碱中稳定，光、热不易分解。水中溶解度小，为60毫克/升，在乙醇、酸中溶解度较大。
用途：具有高效、稳定、廉价和易于使用等特点,因而被广泛采用,并且是组织培养者最喜爱的细胞分裂素。BA的主要作用是促进芽的形成,也可以诱导愈伤组织发生。可用于提高茶叶、烟草的质量及产量；蔬菜、水果的保鲜和无根豆芽的培育，明显提高果品及叶片的品质。
十一、氯吡苯脲（CPPU，KT-30）
分子式：C12H10CLN3O
分子量：247.68
性质：白色结晶，熔点171~173℃
应用：是一种具有细胞分裂素活性的苯脲类植物生长调节剂，广泛用于农业，园艺和果树，促进细胞分裂，促进细胞扩大伸长，促进果实肥大等。
十二、矮壮素（CCC）
性质：纯品为白色菱状结晶，易溶于水，不溶于苯、二甲苯、乙醇、乙醚，微溶于二氯乙烷和异丙醇。在中性或酸性介质中稳定，在碱性介质中不太稳定，与碱混合加热会分解失效。
毒性：雄鼠口服LD50为670毫克/千克，雌鼠为1020毫克/千克。
应用：抑制细胞伸长而不抑制细胞分裂农业论文，抑制茎部生长而不抑制性器官发育。
十三、丁酰肼（B9）
分子式：C6H12N2O3
分子量：160.17
性质：易溶于水，在土壤易被微生物分解，在植物体内稳定。
应用：抑制生长素和赤霉素的生物合成。使植株矮化，叶绿而厚，增强抗逆性，促进果实着色和延长储藏期。
十四、多效唑PP333
化学名称：（2RS，3RS）-1-（4-氯苯基）-4，4-二甲基-2-（1，2，4-三唑~1~基）-3-戊醇
分子式：C15H20N3OCL
分子量：293.5
性质：白色结晶，熔点165~166℃。溶解度：水35毫克/L，甲醇15%，丙酮11%，二甲醇6%。纯品在25℃以下稳定6个月以上，稀溶液在任何PH值均稳定，对光稳定论文范文。
毒性：对哺乳动物低毒，大白鼠急性口服LD50为1500毫克/千克，急性皮下注射LD50为1100毫克/千克.对大白鼠皮肤刺激性轻微，对兔中等毒，对鸟类、鱼和无脊动物属低毒。
应用：延缓植物茎的伸长和汁枝叶的扩展，抑制细胞伸长，并具有杀菌作用。
十五、缩节胺
分子式：C7H18CLN
分子量：149.7
性质：纯品白色结晶，溶于水，不溶于有机溶剂。抑制赤霉素的生物合成。
应用：使植株矮化，提高同化能力，促进成熟，增加产量，土壤中易分解，叶面喷施教好。
十六、脱落酸（ABA）
分子式：C15H20O4
分子量：264.3
性质：难溶于水、苯和挥发油。可溶于甲醇、乙醇、丙酮、醋酸乙酯等，也可溶于碳酸氢钠溶液。
十七、青鲜素（MH）
分子式：C4H4N2O2
分子量：112.09
性质：白色结晶，熔点>296℃
应用：可用于抑制草坪、树篱和树的生长，抑制胡萝卜、甜菜、马铃薯、洋葱和甘蓝的萌芽，抑制烟草腋芽生长。与2，4-D混用还可防除杂草。
十八、三碘苯钾酸
分子式：C7H2O2L3
分子量：500.92
性质：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乙醚、苯、甲苯等。它能阻碍生长素在体内的运输。
用途：抑制茎顶端生长，促进腋芽萌发，使植株分枝多，增加花和结实数。
十九、三十烷醇
分子式：C30H62O
分子量：438
性质：不溶于水农业论文，溶于乙醚、氯仿、二氯甲烷中。可用于氯仿、吐温20（或80）配成乳油状使用。对光、空气、热和碱均稳定。药效与药品的纯度、颗粒细度有关。加入氯化钙（10~3MOL/L）后，效果显著且稳定。
用途：促进光合作用，改善氮营养，增强抗逆性。
二十、油菜素内酯
分子式：C28H48O6
分子量：480
油菜素内酯（BR）OH
性质：熔点274~275℃，易溶于水。
用途：促进细胞分裂与伸长，增强抗性，提高结实率。
二十一、防落素
别名：4-CPA，PCPA
化学名：对氯苯氧乙酸
分子式：C8H7CLO3
分子量：186.59
性质：纯品为白色结晶，稍带刺激臭味，熔点157~158℃，微溶于醇、醚等有机溶剂，能溶于热水，性质稳定。
毒性：对人蓄低毒，大白鼠急性口服LD50为2000毫克/千克，小白鼠急性口服毒性为1960毫克/千克。
用途：对氯苯氧乙酸系一种具有生长素活性的苯氧类植物生长调节剂，由植物的根、茎、叶、花和果吸收。防止番茄等茄果类蔬菜落花落果，抑制豆类生根，促进果实发育，形成无籽果实，提早成熟，增加产量，改善品质等。
关键词：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对策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为了积极应对加入WTO之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效构筑国家种质资源保护壁垒、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并正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简称《条例》)，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开始为保障农业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作用。
一、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现状
自《条例》实施的四年多来，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制订了配套的规章制度，完善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已经形成。目前，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共了5批包括41个种或属的《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组织研制了42种植物新品种《测试指南》。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和部分分中心如吉林、黑龙江、四川等已初步建成，已经对水稻、玉米和大白菜等300个品种进行了DUS测试。
从品种权的实施效果来看，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对23个单位的102个授权品种或申请品种的实施情况的调查，4年多来，品种权人获得转让收入3047万元，开发纯收入17287万元，通过侵权诉讼，获得赔偿476万元，平均每个授权品种获得收入169万元。实践表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促进育种技术创新、推动种子产业化、规范种子市场秩序方面成效显著，潜力巨大。
二、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虽然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一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还存在许多问题;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能力和水平与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制约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现有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更需进一步加强，以应对在加入WTO之后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中面临着挑战。
(一)植物新品种产权意识薄弱
我国是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晚的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作为一项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也才刚刚实施四年多的时间，这使得广大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战略意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品种权申请数量少。全国有400多个育种研究所，7500多个农作物种子企业，而四年多来向国内申请的品种权仅有千件左右，平均8个单位一件，向外国申请的更是寥寥无几。据初步统计，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实施四年多来，经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约5000个，而提出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新品种数量不足1000件。
(二)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品种构成不合理
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申请及授权数量少，品种构成也不合理。从申请数量上看，尽管每年申请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从构成上来看，品种分布很不均匀，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占到了申请总量的90%以上，其他农产品申请数量较少，甚至是空白。以辽宁省为例，近几年来辽宁省每年取得的育种科技成果高达500多项，而其中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还不足15%，已申请品种保护的也主要以玉米、水稻为主，大豆、蔬菜、果树品种很少。
(三)维权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农作物种植和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季节性很强，对侵权案件的取证本身就十分困难，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利益，直接或间接插手种子行业，违规设置障碍排斥外来企业和优良品种，甚至袒护本地违规侵权单位，阻挠执法部门查处。
同时，维权诉讼程序复杂，品种侵权案件要有指定的的省级以上法院审理，路途远，成本高，育种专家没有时间和精力。而且植物新品种的保护规定中没有规定有关品种保护的法定赔偿金额，使司法部门在执法时遇到较大的困难，尤其是碰到既难确定侵权人的非法获利又难确认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法院在处理基本相同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侵权纠纷时，判决的赔偿额可能有着惊人的差异。
(四)审查速度较慢，不适应植物新品种保护发展的需要
目前，新品种保护组织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品种权初审、实审、复审、无效等程序尚未有效建立和顺利运转，再加上由于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品种权审查测试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滞后，人员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便利审查速度难以加快，不利于品种权申请人合法权益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反过来影响育种者和育种单位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申请的积极性。
(五)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应当进一步扩大
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与掌握品种权是保护国家种质资源的重要的方式。我国是作物起源中心之一，生物遗传资源非常丰富，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对外开放及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日益扩大，外国企业到我国申请品种权将后迅速增加，特别是一些种业跨国公司，依靠其先进技术优势，不但将其某个具有现实及潜在经济价值的植物新品种在该国申请品种权，还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优良品种在这些国家申请并取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品种权。因此，必须扩大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覆盖面，使我国的植种质资源通过品种保护“留住”，而不是“流失”。
(六)对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作用及其发展动向研究不足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还影响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格局，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出于保障国家经济战略安全以及保护农产品竞争优势的考虑，纷纷采用植物品种保护制度保障自身的优质品种垄断，并在全球范围内申请保护，以此来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使得品种权成为新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可以说，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战的背后是“种子战”和“品种战”。在新的贸易关系下，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国外在中国的植物品种权申请必将日益增多，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品种权作为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国品种权人、企业与农民的利益。
三、促进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农业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针对目前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
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充分认识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在育种创新、公平竞争和实现农业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必须加强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力度。一是积极争取各种新闻媒体的支持和配合，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宣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重要作用和相关知识，使全社会都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法规，认识到植物新品种权也是一种知识产权。二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以普及教育、专业培训、业务交流等多种形式，深入、持久、扎实的开展宣传工作。
(二)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队伍的培训
重点强化对省级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种子管理站的工作人员、植物新品种保护中介机构的人员的培训，使他们了解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利于植物新品种保护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应当通过培训提高全社会尤其是科研、教学单位、政府农业管理部门、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使他们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一个正确的认识。
(三)制定更加完善的配套政策和激励措施，提高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量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数量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技术创新的能力。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如果植物新品种申请保护的数量还没有提高的话，那么我国的育种开发和种子产业必将受到国外竞争力量的严重冲击。为此，应当进一步简化品种申请和授权的程序，加快审批、授权的速度，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如修订申请格式的版本，删除重复的内容；简化对农作物品种的数量性状的描述内容，要突出主要的性能和特点;根据不同生态类型和区域，选择适当的测试点以尽可能的降低测试的费用和工作量等。
(四)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把对品种权的保护范围从过去单纯保护品种权的销售权扩大到许诺销售权、出口权和进口权等，打击侵权者在境外生产、繁殖授权品繁殖材料然后通过进口在中国境内销售侵权品种的不法行为。同时，新品种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其侵害适用财产手段来解决，对侵权行为要有补偿、制裁和警诫方面的作用，所以，对新品种产权领域的侵权行为应当建立有效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以加大对品种权人的保护力度。
(五)适应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合作
积极参加国际多边及双边活动，派出人员参加UPOV理事会、6个技术工作组会议和有关亚洲地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协调会以及国际审查技术培训和引进外国专家讲学。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反映我国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意志和主张，促进我国种业国际贸易发展;适应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趋势，加强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通过审查、测试和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既将维持保护体系的运作费用降到最低，又可使育种者以相对低的成本同时在几个国家获得保护。
(六)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加入1991年文本
从长远来看，1991年文本更符合经济全球化的相关运作及新技术发展的现实要求，如农林产品的多样化应用及扩大贸易所涉及到的受保护品种的收获材料及加工产品、基因工程等现代生物技术在育种领域的应用等问题更多的涉及1991年文本的规定。在更高的水平上加大我国新品种保护的力度，利于解决目前在引进国外优良新品种方面形成的技术壁垒，合理规避风险、增强我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
(七)积极发展品种权中介服务组织
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品种权中介服务组织的业务素质，扩大品种权人队伍，适应国内外品种权服务的需要。同时，采取措施增大各企事业单位自发组建新品种保护自律性和维权性的区域性社会组织，建立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的机制开展研究，提供咨询，建立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协调内部品种权纠纷，推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农业部科教司、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品种权及种业科技走出去战略实施研讨会交流材料汇编》
2、邓岩：《WTO与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种子科技，2003年第2期
3、宋才发：《WTO规则与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4月
1.农业起源理论
农业的起源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西方的学术界对农业起源问题异常重视，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农业起源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贡献很突出。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从而使考古界对农业起源问题更加重视，在考古发掘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起源的原因进行各种探索。
西方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1]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2]。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问，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3]。
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更关心本国农业的起源问题，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1)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4]。
国内的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的当数李根蟠、卢勋和黄崇岳诸位先生。他们在诸多论著中对农业起源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引人瞩目。
(2)农业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bJ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某些学者甚至将它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结合起来，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由于《易经·系辞下》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述，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在《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6J和《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7]等论文中首次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它应该属于狩猎经济，而农业是直接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考古学并没有提供畜牧业引出农业的任何证据，能够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证据。其次指出，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把“庖牺氏”解释为“养牺牲以供庖厨”是后儒望文生义的一种曲解，根据战国学者的记述，“庖牺氏”时代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因此不能作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的根据。再次，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表明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形成游牧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原始农业阶段，并非种植业发生在畜牧经济阶段之后。在我国考古和民族学材料中，迄今没有看到人类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完成了构成人类食物重要来源的、具有相对独立经济意义的草食或杂食性动物——牛、羊、猪、马的驯化和繁殖的事实。虽然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前者直接渊源于狩猎，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则往往是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种植业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是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现象。
(3)首先种植块根或块茎作物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始种植业究竟是从栽培什么作物开始的。李氏等人通过对我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类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禾谷类作物，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从野生芋中独立驯化的，而不是引进的。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关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种芋的。独龙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经“以叶为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古代海南岛黎族最早种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块根作物。台湾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为原始的“野番”以及处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生番”，以种植芋薯为主。在国外，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民族也是首先种植芋或薯类等块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就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块根块茎作物，特别是芋之所以在许多地方首先被原始农人所栽种，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猎时代，块根块茎植物是人们最喜欢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这类作物块大量多，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其他营养物质，吃了能耐饥。第二，块根块茎作物不像谷物那样要求砍烧比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间隙地挖穴栽种。第三，芋薯类块根块茎作物产量高、质量好，而且炊食比较简便，只要沿用传统的烧烤兽肉的方法稍加变通即可，且能较长时间地保存。
(4)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农业起源是一种漫长的演化过程；农业起源的发展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对农业起源考古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1）通过流动来保证资源供应；（2）通过分裂来缓解人口资源的压力；（3）领土占有意识较弱；（4）强化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中石器时代，先人们在石器的制造、捕猎能力等方面的技术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随着猎物的不断减少，人口的不断增加，猎肉储存困难以及季节变化等因素，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能靠野生植物冲饥，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久而久之，先人们就渐渐的尝试保护、种植可食植物，来弥补肉食之不足。然而开启了农作物种植之先河，这是一个比狩猎更艰辛、更漫长的过程。因此，中石器时代的“广谱革命”是因生态环境和资源变化的影响，食物资源的绝灭、消失和迁徙迫使人类探寻新的生存资源、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最早从理论高度阐释农业起源的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分辨出8个农业起源的中心，它们是：中国（136种植物）、印度（117种植物）、近东（83种植物）、委内瑞拉高地（49种植物）、安第斯山（46种植物）和苏丹—阿比西亚（38种植物），等。具体材料详见：
论文关键词：农业起源考古
论文摘要：中国农业的起源是一种漫长的演化过程。先人们在自然环境和人口压力的条件下，采取半定居、定居的群聚方式，模仿动物的觅食习性，通过长期对植物的研究、筛选，开始了由利用经济向农业生产经济的转变，发明了农业。农业的发明促进了社会结构向高层次的演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能够繁衍生存，得益于农业的发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研究的进展使农业起源研究成为高层次理论探讨的一个热门课题。考古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许多学者参与其中，通过孢粉学、粪化石、民族植物学、植物硅酸体分析、人骨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对了解我们的先人吃什么以及农业如何起源问题带来了希望。
一、农业起源是一种漫长的演化过程。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片莽莽大地是块肥沃的田园。这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千万年的故乡。众所周知，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在北京周口店一带就已经发现了猿人，叫“中国猿人”或“北京人”或“中国猿人北京种”。从古猿人到广东曲江县的“马坝人”（介乎于猿与智人间的过渡人类），再到内蒙古的黄河套地带的“河套人”（智人）及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真人），他们已经懂得制造和使用石器。他们用制造的石刀石锤，来与野兽像鹿、豹、熊、虎、土狼、野猪等搏斗，猎取食物。为了避免风雨等自然现象和野兽的侵害，群居于洞穴。古史称“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整个旧石器时代的经济是简单的狩猎采集经济，其特点是：（1）通过流动来保证资源供应；（2）通过分裂来缓解人口资源的压力；（3）领土占有意识较弱；（4）强化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中石器时代，先人们在石器的制造、捕猎能力等方面的技术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随着猎物的不断减少，人口的不断增加，猎肉储存困难以及季节变化等因素，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能靠野生植物冲饥，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久而久之，先人们就渐渐的尝试保护、种植可食植物，来弥补肉食之不足。然而开启了农作物种植之先河，这是一个比狩猎更艰辛、更漫长的过程。因此，中石器时代的“广谱革命”是因生态环境和资源变化的影响，食物资源的绝灭、消失和迁徙迫使人类探寻新的生存资源。广谱经济的特点是：
（1）通过强化采集来保证食物供应；（2）增加劳力投入；（3）强化领土意识；（4）减少群体之间的食物分享。人类借鉴动物觅食的习性和规律，采取定居和半定居的方式，通过严密组织、强化劳力投入、利用各种技术来开拓、利用和储藏食物。因此，中石器时代是利用经济向农业生产经济转变时期，是农业的发轫。究其原因，正如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农业发展的条件》（1965年出版）和美国考古学家科恩《史前期的粮食危机》（1977年出版）的论点：农业起源是对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的一种反应。
二、农业起源的发展阶段。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生植物经过人工筛选后成为栽培植物，该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变化不大。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成为先人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栽培作物起源先于原始农业的兴起。
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最早从理论高度阐释农业起源的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分辨出8个农业起源的中心，它们是：中国（136种植物）、印度（117种植物）、近东（83种植物）、委内瑞拉高地（49种植物）、安第斯山（46种植物）和苏丹—阿比西亚（38种植物）。中国的农业起源，一是以种植黍和粟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南方稻作农业起源。考古工作者通过碳十三与氮十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植物浮选法等，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研究结果证实，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通过对内蒙赤峰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沟遗址的研究，目前学术界认为，栽培粟的野生祖本可能是狗尾草或谷莠子，栽培黍的野生祖本可能是铺地黍或野糜子，这四种植物都是现今常见的田间野草。兴隆沟遗址可能是粟和黍的起源地，距今8000年左右。总之，农业起源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影响是使人口大规模的集聚，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改造自然，促进社会结构向高层次演进。
参考文献
1.陈淳：《考古学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朱乃诚：《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概论》，《农业考古》，2005年 新晨
关键词：有机蔬菜；土壤培肥技术
中图分类号：S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13201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有机食品成为人们追求绿色生活的重要体现，为了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对有机蔬菜种植实施科学管理，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绿色发展。
1 有机蔬菜生产土壤培肥的指标
有机蔬菜土壤培肥的指标为：蔬菜种植土壤层为中厚度，土壤黏着度适中，土壤温度需要依据种植蔬菜的最佳生长温度为最佳标准，一般情况下，有机蔬菜种植的温度在7～10℃之间为最佳；此外，有机蔬菜种植的土壤pH值为6.5～7.5之间的偏碱性土壤为最佳，从而保障有机蔬菜种植中土壤有机物，以及氮、磷、钾的含量，实现蔬菜种植有机生长。
2 有机蔬菜生产土壤培肥技术的理论依据
2.1 微生物理论
有机蔬菜种植中土壤培肥技术的科学应用，需要准确的理论依据作引导。微生物理论是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蔬菜的成长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其中一部分营养供给来自于种植培育的后期供给；另一部分也需要从土壤中吸取，土壤中微生物是有机蔬菜营养的主要来源。土壤中的微生物主要包括土壤酶活性、原生物、线虫等形式[1]，这些生物将土壤中的部分有机成分转变成为有机营养成分，为有机蔬菜的生长提供肥料保障。
2.2 土壤改良理论
加强土壤肥力，保障有机农作物的生长，应用土壤改良理论进行土壤培肥处理。有机食品种植中主要依靠土壤自身营养和外部施加有机肥对农作物生长实现营养供给。从土壤自身入手，应用外部改良技术，保障土壤中有机成分，适当对土壤进行有机物的补给，保障有机食品种植的土壤应用形成良性土壤应用循环，实现绿色种植农业的发展。
3 有机蔬菜生产土壤培肥技术的实践探究
3.1 科学施肥，增加土壤有机物含量
依据科学的有机食品种植理论，实现有机蔬菜生产土壤培肥技术的实践应用。科学施肥，增加土壤有机物含量。外部施加有机肥是保障有机种植土壤肥力的主要渠道。农户进行有机土壤培肥时，注重把握培肥的时间和培肥量的多少。一般而言，有机蔬菜的土壤培肥时间分为3个时间点，分别为种植前期，种植成长期和种植后期。种植前期的培肥主要以氨基酸、种植激素类的生理性肥料为主，是为了保障对土壤自身进行改良，同时为农作物初期成长提供保障；种植中成长期添加农家肥、含氮磷钾丰富的有机肥为主，促进农作物中有机成分的补给需要；种植后期的施肥主要应用营养转化补给，同时具有较强的抗病虫害的肥料作为主要的培肥来源，科学施肥，实现有机土壤的良性应用。
3.2 土壤理性化治理
农户在进行蔬菜种植过程中，应当定期对有机蔬菜种植的土壤进行治理。及时除草；有机种植中，杂草的生长对有机蔬菜的种植生长造成危机，减少有机蔬菜生长的营养获取，农户可以适当的采用物理措施，对有机蔬菜种植中的杂草进行控制，同时结合人工除草，保障有机蔬菜生长；积极做好有机土壤的翻耕，提高有机土壤的松弛程度，保持土壤透气性，实现有机土壤的科学治理。
3.3 做好土壤保水工作
做好土壤的保水工作。依据有机蔬菜自身含水量的要求，对土壤中的水份进行科学控制。有机农作物种植初期，受到外部自然环境的影响，我国农户通常采用地膜保水法对有机土壤中的水分进行调节，同时结合定期的土壤翻耕，增强土壤中空气流通性，在有机蔬菜种植过程中，每隔3～5d进行一次浇水灌溉，注重对土壤中水分的保障，为有机蔬菜的种植提供丰富的水分，提高有机蔬菜产品的水分需求，保障有机蔬菜的成长。
3.4 结合种植植物的合理调节
有机蔬菜培肥技术的应用也需要结合种植作物进行合理调节。例如：农户可以在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中适当的种植黄豆、红豆等含有丰富有机成分的农作物进行有机土壤调节，保障土壤中氮磷钾的含量，对土壤中长期消耗的营养成分进行补给，避免有机土壤使用出现土地过度使用，造成土地板结，实现了现代农业种植科学发展。
有机蔬菜种植是指农产品种植完全依据农作物的基本生长规律进行农业种植，降低农作物种植中农药应用比重。本文对有机蔬菜产品土壤培肥技术的探讨，促进我国农业种植的发展，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了保障。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50-06
长期以来，由于盲目的毁林开垦和陡坡耕种等活动，导致我国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历年来我国的洪涝、干旱、沙尘暴等灾害天气频繁发生，人民的生产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防止水土流失、风蚀沙化等生态问题，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生态恢复的基础和有效途径[支玲，李怒云，王娟：《西部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林业科学》2004年，第2期，第2页。]。2002年，在全国全面启动退耕还林项目大大背景下，在县政府的领导与指导下，永宁镇实施了退耕还林项目，截止2013年初，永宁镇共完成了退耕还林任务15522.57亩，森林覆盖率41.68%。退耕还林实施近10年来，退耕还林地区农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之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收入结构，解决退耕还林地区的“三农”问题，推动退耕还林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了我们研究的主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永宁镇的实地调研，了解退耕还林的实施状况，分析退耕还林的实施使农民收入构成发生哪些变化，本文采用分布拟合检验的方法检验样本分布，采用无重复双因素的方差分析方法检验不同收入构成在不同自然村的显著性，并针对收入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希望能为退耕还林政策成果的维护，当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更好帮助。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永宁镇位于安顺市西部，是关岭自治县西南部的高海拔乡镇，距县城12公里，320国道、镇胜高速公路（G60号线）穿境而过，县内永花、永岗通乡油路相继通车，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于北盘江河谷东侧脊岭上，东经105°28′—105°31′，北纬25°51′—25°55′与关索镇、花江镇、新铺乡、沙云乡、顶云乡毗邻，平均海拔1450米以上，是安顺市最高海拔的乡镇，属于中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3.5℃，无霜期约260天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署。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1366毫米。土质湿润肥沃，地貌以山地类型为主，25度以上的坡耕地40%左右，森林覆盖率41.68%。境内紫山、小河一带煤炭资源丰富，蕴藏量约2.9亿吨，白岩一带亦有丰富的大理石资源。土地适宜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脱毒马铃薯（洋芋）等粮食作物，适宜反季节秋淡季无公害蔬菜的生长发育。
全镇面积111.43平方公里，辖25个村(居)，总耕地面积19705亩，其中水田3707亩,旱地15998亩。全镇现有7285户，31580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5‰。其中，非农业户819户，人口2680人。镇境内居住有汉、苗、布依、黎等民族，人均耕地面积0.74亩，2010年农业总产值9258万元，2008年人均年纯收入为2165元。2001年，永宁镇党委、政府又将油豆豉这一土特产做成了“楂城油豆豉”品牌，建立了“永宁油豆豉绿色食品加工厂，”培育了企业，开拓市场，增加了财政收入，不断带动县域内黄豆、生姜、花椒、畜牧等产业的发展，农民受惠，“油豆豉”火锅味道独特，让来往客人赞不绝口。近年来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含量，利用高海拔多湿、土质疏松多雾的优势，大力发展茶叶，茶叶种植面积已达1560余亩。种草养畜已初具规模，农民大多发展秋淡季无公害蔬菜种植面积呈逐年递增势头，农村种、养、加工业蓬勃兴起，新农村建设已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调研概况
本项目组选择永宁镇4个自然村（小河村、中哨村、紫山村、一村）为研究对象，2013年7月初到7月下旬（农忙时），项目组成员4人到永宁镇实地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的方法进行。在近有一个半月的调研中，我们采取随机入户调查的方式，共走访了640户农户。发放了64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92份，并进行30例个案访谈，其中村干部6例（2例为村工作20多年的老干部），种植经济作物的5例（2例种植生姜，1例种植药材太子参，2例种植西红柿），3例养殖户（1例养羊，1例养牛，1例养猪），8户外出打户。
4个样本村的男女比例，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情况（表1）。调查表明：从样本人群的年龄结构来看，人数最多的是41~50岁之间的人数最多，其次是51~60岁之间的；而对于比重最少的61岁以上的人群进行调查，目的是通过他们对现在经济生活的变化有何看法，尤其是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之后，政策对农民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他们眼里是怎么样的？由于退耕还林的实施，20~40岁段的农民，大多数外出打工，样本中这年龄阶段的有72%非退耕农户。从文化程度来看，50.51%的农民没有上过学，高中文化程度和大专以上的仅占7.6%和1.52%。从总体来看，样本农民不管是那个年龄段的，普遍文化程度较低。
（三）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随机抽样分析法、比较分析法，通过图书馆资料和互联网，收集和查阅国内外相关课题的文献资料，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论确定优化分析方案[李金东：《甘肃省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理论和实践》，《兰州大学》，2010年。][王海伟：《退耕还林地区农民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8年。]。其次，采用实地走访、个案访谈的方法，进入农户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情况，经济来源情况，根据问卷调查形式获取研究数据；并选取2001年的农民收入作为退耕还林前的数据，2012年的农民收入作为退耕还林后的数据，再根据2013年农民收入来比之退耕还林后农民收入是否有所增长；尤其是重点分析退耕还林前后农民收入结构发生的变化，进而更好的得出结论。最后采用拟合检验对2013年样本农民收入分配规律进行分析，并采用无重复双因素的方差分析法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结构进行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分析农民收入结构问题所在，并对退耕还林后农民收入结构进行思考。
二、退耕还林前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一）退耕还林前后农民收入分析
1.从全年每户收入量上分析
2001年退耕农户总收入1800.89元/户（表2），其中种植粮食收入为685.5元/户，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养殖业收入为216.41元/户，外出打工为168.43元/户，副业收入为237.62元/户。2011年农户总收入为17981.6元/户，其中种植粮食增加973.17元/户，较之2001年的粮食种植收入增加了42.17%，增幅不大是因为大部分耕地用于退耕还林，耕地面积减少，但是由于玉米、水稻新品种的推出，农业技术等的使用，保证了在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种植粮食的增收。养殖业收入由2001年的216.41/户增至2012年453.47元/户，增幅109.54%。经调查，2008年后样本村个别农户开始进行大规模养殖，尤其是2010年后分别出现了几家大型的养殖农户，主要有养殖鸡，饲养猪、牛、羊，除此之外，部分在家农户每年饲养一两头牛，逢年过节抱几只鸡到集市出售赚零花钱。退耕还林之后副业也得到了发展，成为了部分农民收入来源之一，与2001年比较，2011年农户副业收入为865元/户，增加比重为264.03%，目前四个样本村在村中共有20家小商店，镇上有3家服装店，3家收购废弃物品门店。农户收入增加最明显的是外出打工收入，2011年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到每户13652.75元，增幅为8005.89%，即与2001年比较翻了8倍。2011年农户收入还增加了种植经济作和政府政策补贴；退耕还林之后大部分农民选择外出打工，而近两年不少农民选择回家创业，纷纷用仅剩的几亩耕地和水田种植太子参、西红柿、生姜、蘑菇等经济作物，使一些农民不用离开家乡也可在家谋生。
退耕还林还未实施之前，农民除了靠种植粮食增收外，另一主要增收的途径就是通过林业增收。2001年农户林业收入为358.33元/户，而2011年林业收入为246.98元/户，同比下降了31%；主要是退耕之前农民每周到赶集市的时候都会抗或用马驮树去集市出售，退耕还林后，国家禁止毁林开荒的政策进一步实施，农民大多数外出打工，对林业的依赖减少，使得林业收入有所下降。
2.从收入构成比重上分析
退耕还林还草是通过农业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与有效利用，减少某些过剩农产品的生产，增加短缺农产品的生产；通过合理投资与经营，提高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率[江丽，杨丽雅，张越，安萍莉，ColinGBrown：《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农户影响：以甘肃省华池县为例》，《干旱与区域资源环境》，2011年9月，第9期。]。同时退耕还林还使剩余劳动力的重新分配，由于耕地的减少，使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方式重新就业，加速了农村人口城镇化，劳动力内部发生了结构调整[贾卫国：《我国退耕还林政策持续性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6月，第55页。]。退耕还林之后样本村种植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原来的单纯的种植水稻和玉米，转向种植水稻、玉米和经济作物（太子参、生姜、蘑菇等）；该地区剩余劳动力也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纷纷进城务工，寻谋生计。
调查结果表明（表2和表3）：2001年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由种植粮食、养殖业、副业、林业、外出打工构成；而2011年农户收入来源则主要由种植粮食、种植经济作物、养殖业、副业、外出打工、政策补贴构成，构成了以打工收入来源为主，其他收入形式为辅的模式。通过退耕前后各收入构成在家庭总收入比重比较，农户收入构成有如下变化：种植粮食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32.597%，林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8.524%，养殖业收入和副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下降了9.495%和8.384%，在工资增长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工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5.621%。同时，外出打工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增加了66.574%，种植经济作物占2.413%，政策补贴占5.634%。很明显，种植粮食收入、养殖业收入、副业收入、林业收入和工资收入下降的比重正好由种植经济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政策补贴收入增加的比重来弥补。
从表2可以看出，2011~2013年收入增长量有所增加的是种植经济作物收入、外出打工收入、政策补贴收入，分别增加了0.208%、1.325%和0.346%，增加幅度不明显。对于2011~2013年增长量有所下降的种植粮食来说，从表3中得，2001农户收入为684.50元／户，2011年为973.17元／户，2013年为1095.21元／户，其增加的比重为42.17%，但由于2011年家庭平均总收入为17981.6元／户，基数过大，是2001年1800.89元／户的898.48%，导致了种植粮食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下降。而是2011年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外出打工收入增加的幅度大。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户收入来源主要靠外出打工。
（二）农户收入分布规律分析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均纯收入比较低。对农户收入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掌握退耕还林地区农户收入分布，农户收入差距，分析退耕还林地区全体农户中，个体农户等于或者低于某一收入值所占的比例。
1.对样本农户的数据描述
本研究采用2013年的收入数据作为样本村农户收入分布规律的研究数据。根据调查数据和相关资料查阅，整理出样本农户2013年收入数据，2013年农户收入数据统计分析如下：表4。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2013年样本农户平均值为22064.1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50000和2000，标准差为11677.68，可以看出该地区农户收入差距大，同时可以算出样本偏度大约0.25，为正偏，即样本农户收入分布是不对称。
2.检验样本农户收入分布
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样本农户收入分布规律，假设样本数据来自正态总体分布，经检验=26.9297，由于总体中有两个未知参数用样本数据估计，因此在时查表[甚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386页。]可得临界值>26.9297，也就是在显著水平0.1下接受，即样本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
以上检验过程是已经验证了样本农户来自正态分布总体，但是就这样认为证明了假设条件，很容易就犯了第Ⅱ类错误[何镇邦，李桂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263页。][袁荫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69页。]。对此，本文再采用偏度与峰度检验[甚骤，谢式千，潘承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205页。][田禹：《基于偏度和峰度的正态性检验》，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的方法再进一步验证假设条件是否符合实际。在显著条件下，根据偏度与峰度检验法，由表4可得样本偏度为0.2505<=1.96，样本峰度为-0.6371<=1.96，即认为数据来自正态分布的总体。通过以上分析得正态曲线图（如图1）。
从样本分布的规律图1，可以看出，它有一个峰，中间高，两边低，如果以最高峰作为高中低收入的分段处，那么显然中低收入者占多数，而且正态曲线较为陡峭，也就是说低收入农户与高收入农户差距很大。
3.样本农户方差分析
在分析了农户收入的分配规律之后，笔者还从农户的收入组成上进行阐述。从表3可以得到图2。
从图2可以看出，2001年，农户收入主要是种植粮食收入，2011年和2013年后农户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收入，在原有的收入构成上还增加了退耕还林补贴收入和种植经济作物收入。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收入构成显著性，笔者选取2013年的收入作为研究数据，在显著水平为0.1的条件下，运用无重复双因素方差分析法对2013年农户不同收入构成在不同自然村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
结果分析：临界值法．F=112.94055>Fcrit=2.023252；F=0.99816868<Fcrit=2.364888。故不同收入构成下农户的收入有显著的差异，而在不同的自然村下农户收入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个分析下，也显示了样本村农户收入来源主要是外出打工。
三、农户收入构成变化的评价
以上分别对农户退耕还林前后收入构成变化比较，并对2013年农户收入分布进行分析，2013年农户收入服从正态总体分布，但是收入分布曲线高收入段较为陡峭，收入差距大；从农户收入构成上来看，不同的收入构成对农户收入影响有显著的差异。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主要由种植粮食收入、种植经济作物收入、林业收入、养殖收入、副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政策补贴构成，尽管收入来源多，但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来源主要是外出打工收入，这也是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最大的改变。
从以上数据分析来看，有以下几点阐述：
1.农户收入有了新来源，但农民外出务工环境艰难，以劳务输出增加收入的依赖性十分强烈[黄明荣，黄文校：《农民收入构成变化特点与分析评价》，《广西农学报》，2004年第3期第19页。]，也就是说农户收入较为单一。
从2011年和2013年农户收入构成来看，农户收入较退耕还林前，有了新的来源：一是外出打工成为退耕还林后农户收入来源最主要的方式；二是养殖业和副业为农民提供了谋生渠道；三是农户传统的种植业方式在经济作物种植上有所发展，成为农户增收的渠道之一。但从整体来看，农户收入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2011年和2013年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分别占农户收入构成比重的66.57%和77.3%。从种植业内部结构来看，农民没有摆脱传统种植业的束缚，种植粮食依然是主要的，退耕还林后，农民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仅剩的耕地和水田种植上，没有培育出种植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效经济作物。
2.农户收入有所提高，但收入差距较大。
根据调查数据，总体上，2001年农户总收入是1800.89元/户，2011年是17981.6元/户，十年来每年基本增长一倍，而2013年农户总收入为22064.19元/户，较2011年增长了4082.59元。就2013年个体农民收入来讲（表4），家庭年收入最少为2000元，最多为50000元，众数30000元。
3.农户收入构成有所调整，但不适合长远发展。
退耕还林后，种植粮食作物增加收入不再是主要的渠道，养殖、种植高收入经济作物、其他副业和外出务工也成为农民增收的渠道，但是外出务工成为农民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这主要体现在2011年和2013年农民收入构成比重中外出务工占总体的75.93%和77.25%。农民以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的依赖性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农户增收的门路少，退耕还林后，耕地种植减少，新的增收方式没有形成，农民被迫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又使农民暂时行的增收，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不是长久之计。
四、实现退耕还林地区农民稳定持续增收的对策
1.加大农村投入，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从政府角度来讲，应加大农村投入量，加强农村水电设施建设和道路交通建设。例如，退耕还林后，农民耕地大大减少，农民将生产资料投入主要在水稻种植上，但水田交通不便，水田引水设施简陋等因素对水稻的种植影响越来越大，故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
2.调整农民增收来源结构，探索符合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渠道
目前农民主要靠外出务工增收，但外出务工对于农民，对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来说都不是长久之计。首先，依靠政府和社会力量，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同时也可以立足退耕还林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林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例如发展木材加工企业和生态旅游等增加农民就业。其次，退耕还林地区除了有林业资源外，也是发展种植中药材、生姜、西红柿和发展草畜产业最佳地区[张莉：《甘肃农民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民乐县为例》，《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6月。（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实地调研得知，该区种植中药材（太子参）、生姜、西红柿、饲养牛和羊等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对于优势的资源没有形成规模生产。所以利用该地区优势的资源发展规模的中药、生姜等生产种植，发展专业草畜产业，不仅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家的充分就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渠道，而仅有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可以向外输出就业。
3.强化农村教育，加强农业技能，外出务工技能培训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力度，首先要保证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能上学。建立强有力的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抓好农村孩子基础教育，尤其是初高中孩子教育问题，为农村经济建设输送后备力量。其次，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民真正的拥有一技之长。最后，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积极组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劳务输出），发展劳务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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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荫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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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田禹：《基于偏度和峰度的正态性检验》，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
[11]黄明荣，黄文校：《农民收入构成变化特点与分析评价》，《广西农学报》，2004年第3期第19页。
[12]张莉：《甘肃农民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以民乐县为例》，《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6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20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安顺市退耕还林地区农民生计方式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永宁镇的田野调查”（项目编号：2013114070012）研究成果之“基于退耕还林视野下农户收入构成分析与思考”。
作者简介：齐维孩（1991-）男，贵州安顺人，苗族，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2011级在校本科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戴宁宁（1982-）女，宁夏固原人，博士，北方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
关键词：社会网络；环境友好型技术；苹果种植户；技术采用行为
中图分类号：F3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3007210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述评
苹果产业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依然存在一些与可持续发展不相符的问题[1]，特别是传统的依靠农药、化肥等高投入的生产方式在给农民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衰退，成为中国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主要诱因之一[2]。为了保证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业非点源污染进行治理，而治理的关键在于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作为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简称配方施肥技术）是联合国推行的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农业非点源污染[3]，①
。然而，现实中农户测土配方技术采用率低，全国技术采用率不足1/3。因此，如何使农户积极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就成为理论界的重要研究课题。
根据农业技术扩散理论[5-6]，由于新技术采用存在一定风险，在新技术使用早期，少部分愿意承担风险农民先采用，之后通过这些农民口头传播、示范，带动更多的农民学习和接受新技术，这些信息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农民的社会网络[7]。社会网络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或其他实体之间交往（包括情感交流、信息交流等）的渠道[8]。因此，关注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时社会网络的影响机理能够提高农户技术采用率，加快苹果产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理论在农业技术扩散领域的应用研究较多[9-10]。如鞠洪云等[11]认为技术扩散是社会性过程，将社会网络引入技术扩散过程，能够深化对技术扩散的理解和认识，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旷浩源[12]通过个案分析社会网络与农业技术扩散关系，结果表明，技术和信息等隐形知识在社会网络中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创新扩散速度，增加潜在采用者的范围和总量[13]，但是异质性的社会网络会导致信息损失[14]。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少量国内外学者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进行探索性研究。旷浩源[15]认为由于新技术采用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农户在技术选择时更倾向于选择可靠熟人已采纳或介绍的技术。进一步讲，社会网络在农户技术信息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刘亚[7]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社会网络及其对信息交流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是农户交流和获取生产经营信息的主要渠道。与此研究结论相类似，Ramirez[16]在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灌溉技术行为的影响时，发现农户通过各种社会网络获取技术信息，以提高技术采用率，并且已采用农户主要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网络传播技术信息。还有学者认为，农户社会网络强度越高，越愿意和网络中其他农户共享技术信息，有效促进新技术扩散，同时农户的个体网络中若存在已采用技术的人能够提高其技术的采用率[17]；与此类似，Foster[18]在研究农户采用新型高产量种子时发现，邻居有过购买经历的农户购买这种新种子的概率增加。
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逐步成为研究农户技术采用的前沿领域。但是，已有研究尚存在有待深入讨论的科学问题，具体表现为：（1）从研究对象看，学界主要以种植粮食作物或养殖为主的农户技术采用为例，就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开展研究，尚未考虑以种植高价值农产品的农户为例，深入研究社会网络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2）从研究方法看，多数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尚未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及机理。本文以农户技术采用模型为支撑，利用苹果主产省的苹果种植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种植户在苹果生产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重点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程度及机理，以期有助于提高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效果及应用水平。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成员于2014年5-8月在全国4个苹果主产省（陕西省、山东省、甘肃省与河南省）开展的大规模实地调查。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最终确定了12个样本县，36个乡镇，1 080个样本农户。通过实地调查，共完成1 086户农户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079份。有效问卷分布如表1。剔除重要指标缺失，最终得到有效样本888个由于本次调研问卷设计时，只包括了种植户2013年的情况，因此下文所涉及的数据均为截面数据。。
此次调查采用调查员与苹果种植户一对一、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方式。调查主要包括村庄与农户两个层次，其中村庄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村庄的基本特征；农户层次的问卷主要包括农户与家庭基本情况、苹果种植投入与产出情况、合作组织参与情况、苹果销售情况以及农业保险等方面。
（二）变量设置
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苹果产业实际情况，将影响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因素归纳为社会网络、农户个体禀赋两大类。
1.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可以区分为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两个维度，且它们的作用机制也有所区别，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对社区层面社会网络的分析与探讨[16]。基于此，本文将社会网络分为家庭社会网络与村庄社会网络。
（1）家庭层次。
在已有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大多学者将社会网络分为网络规模、网络资源、互动频率等三部分，以亲友数量、礼金支出、亲戚关系、党员干部政治关系等若干指标作为变量。在章元等[21]、张顺和郭小弦[22]、杨汝岱等[23]、胡枫和陈玉宇[24]研究基础上，结合本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特征，本文选取以下具体指标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变量：①网络规模。选取送礼金额作为变量，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家庭送礼是维护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途径，因此，送礼金额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家庭的社会网络。②网络资源。以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包括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作为变量。这是因为农户通过血缘或地缘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种植户获得资源可能性。③互动程度。以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的互动程度作为变量，赋值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法。互动频率越高，种植户对技术的认知水平越高，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详见表2。
（2）村庄层次。
以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作为村庄层面社会网络的变量，这是因为技术员是新技术的传播者与供给者，有技术员的村庄，种植户获取新技术信息渠道更丰富，能够充分了解新技术的特点，进而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见表2。
2.农户个体禀赋
结合已有研究结论[25-27]及苹果种植特点，选取农户基本特征、农户认知、家庭特征为反映农户个体禀赋特征的变量。具体变量选择如下。
（1）农户基本特征。①户主年龄。随着户主年龄增大，其思想意识更趋于保守，风险厌恶程度更高，采用苹果种植新技术的可能性越低。②户主文化程度。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获取和理解苹果新技术知识的能力越强，越能认识到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高采用可能性。③苹果种植年限。户主苹果种植年限越长，种植经验越丰富，对苹果生产过程把握更准确，采用苹果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④户主风险偏好。一般而言，风险喜好的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风险规避的农户。⑤村干部经历。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信息获取能力较高，能够较快了解和采用苹果新技术。
（2）农户认知。本文以农户是否认为化肥施用过量影响苹果品质、农户认为自家化肥施用配比是否合理作为农户认知水平的变量。农户认知水平影响农户的决策行为，农户对化肥的危害与化肥配比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其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农户认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
（3）家庭特征。①家庭人口数。苹果生产管理、技术采用需要较多劳动投入，农户家庭人口数越多，对果园进行精细化管理程度越高，采用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②苹果种植面积。相对于小规模种植户，大规模苹果种植户进行专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较高，采用先进技术的概率更大。③苹果种植收入、非苹果收入所占家庭总收入比重。采用新技术需要额外资金投入，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采取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因此，苹果种植收入越高或家庭非苹果收入占比越高，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④家庭是否收到测土配方反馈结果。收到测土配方技术反馈卡的家庭有利于农户采取这项新技术改善苹果生产。⑤家庭合作社参与情况。合作社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传播者，可以帮助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4）地区虚拟变量。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各异，导致农户对新技术采用积极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为了分析不同地区之间苹果种植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由于本次调研省份包括两大苹果优势区（黄土高原、环渤海湾），陕西、甘肃、河南属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山东属于环渤海湾优势区，为了分析两大优势区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差异，同时控制省域层面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故在实证分析时引入陕西、甘肃及河南三个虚拟变量，将山东省作为对照组。。
模型控制变量的定义具体见表3。
四、农户技术采用情况分析
从调查情况看（表4），在888个有效样本户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农户比例达到30.8%，区域间差异明显，其中，山东省样本苹果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为34.7%；陕西省次之，达到32.8%；甘肃省比例为23.7%；河南省样本种植户采用比例仅为8.8%。由此可见，虽然配方施肥技术作为一项环境友好型技术，但实际中种植户采用比例不高，主要是因为这项技术属于新技术，种植户认知水平偏低，造成技术采用积极性较低。样本种植户技术采用的描述性统计见表5。
表5显示，种植户中亲友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数越多，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越高于未采用的农户比例，说明种植户由血缘或地缘形成的社会网络能够提高其信息交流能力，进而提高新技术采用水平；主动和别人交流种植技术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92.70%），说明种植户和别人技术交流越频繁，采用技术的可能越高；种植户所在村庄的技术人员越多，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未采用比例（22.63%>14.34%），说明技术员越多的村庄能够有效传播新技术的知识，增强种植户对新技术认知，提高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苹果生产的中坚力量是户主年龄46～55岁的种植户，相对于其他年龄组，该组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比例最高。户主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这类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种植苹果年限在20年以上的种植户采用该技术的比例最高，风险喜好的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比例高于风险规避种植户的采用比例。对化肥危害和化肥施用合理性有认知的种植户采用这项新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种植户。苹果生产的家庭规模主要以低于5人为主，与其他规模的家庭相比，这类家庭采用技术的比例最高。苹果种植面积小于等于10亩的种植户采用比例最高，且非苹果收入占比低于50%的种植户采用比例达到最高。收到反馈卡的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比例明显高于未收到的比例。合作社组织能够提高种植户新技术的采用比例。
五、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估计二元logit模型，结果见表6。
1.社会网络
（1）家庭层面。
网络规模。家庭年送礼金额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为正。送礼金额越多，表明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当农户与社会网络中亲戚朋友进行交流时，接触新技术、新信息的机会越大，能够有效提高农户对新技术（测土配方技术）的认知水平，进而促进其采用新技术，因此，广泛的社会网络可以有效促进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这一结论与Bandiera[17]相类似。
网络资源。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系数为正，且根据边际效应，种植户采用技术的概率增加2.2%，这与Ramirez[16]结论相类似。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具有不同经历，能够带给种植户不同方面的信息（如新技术），因此，亲戚朋友从事其他与苹果种植相关职业（村干部、农资商、农业技术推广员等）的人数越多，种植户获取与苹果新技术的渠道越丰富，能够使其充分暴露在新技术信息环境中，帮助种植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
互动程度。种植户和村里人经常交流种植技术对其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种植户交流越频繁其采用技术概率会增加1.1%。这说明种植户和地缘上距离较近的农户交流种植技术的频率越高，越有可能获取新技术信息，加深农户对技术的了解和认知，提高其采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
（2）村庄层面。
村庄拥有的技术员人数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为负。这说明，虽然村庄中的技术员作为苹果生产技术的供给者和传播者，但在种植户进行生产过程时没有能够有效地指导和管理农户使用新技术，降低了农户采用这项技术的积极性，这也说明当前村庄的技术员队伍在农户生产过程中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
2.农户个体禀赋
（1）农户基本特征。
农户风险偏好对技术采用的影响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为负，这与王静和霍学喜结论一致[28]。可能的原因是，爱好风险的农户能够使用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改善苹果生产，而风险厌恶的农户在技术认知达到一定水平上更愿意采用这项技术。
农户基本特征中其他变量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户主文化程度。这与林毅夫[29]认为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户采用新杂交水稻及采用水平的主要因素的结论存在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当前49%苹果种植户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水平，差异不明显，同时对种植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大，故而户主的文化程度虽然影响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农户认知。
农户对化肥危害认知与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化肥施用量合理性认知影响为负，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种植户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化肥施用危害认知不足，导致其对科学施肥技术的需要不高，影响其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种植户对化肥施用量合理性的认知水平越高，自我控制与管理化肥施用数量或结构的水平也越高，导致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积极性相对较低。
（3）家庭特征。
苹果种植面积对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理论预期不符；家庭是否收到配方施肥反馈卡对种植户采用这项施肥技术的影响极为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葛继红等[3]结论一致；农户合作社参与情况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用这项技术。可能的原因是，规模大的农户相对于小规模农户的自身化肥施用与管理的水平较高，同时由于大规模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成本高于小规模农户，从而导致大规模农户更多地选择自己管理化肥施用，节省果园投入；收到反馈信息的农户能够清楚了解到自己苹果园土地中N、P、K情况，农户能够依据这些测土结果科学地、有针对性地施肥（包括施肥种类、时间、数量），以改善苹果种植的施肥方式。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苹果专业化合作社在苹果生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先进的种植技术、信息能够通过合作社进行传播，能够有效地帮助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理解和接受新技术，同时发挥合作社的辐射带动作用，使更多农户能够充分认识和了解新技术，提高科学施肥的采用比例。
（4）地区虚拟变量。
地区虚拟变量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地区间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差异不明显，但总体上环渤海湾优势区（主要是山东省）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积极性高于黄土高原优势区（包括陕西、甘肃省），这与前文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
（二）社会网络影响效应分析
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影响效应并进行效应分解采用Stata12中函数khb进行影响效应分解分析。，结果见表7。从表7中可以看出，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对农户技术采用影响的总效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社会网络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这与Ramirez[16]的结论一致。
具体讲，亲戚朋友从事其他职业人数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1.085），且其间接效应（0.637）大于直接效应（0.447），这说明农户的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对其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同时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其次，送礼金额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也较大（0.615），其中直接效应为0.295，间接效应为0.320，这说明网络规模主要是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再次，交流种植技术的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为0.381，主要是间接影响（0.365>0.017）。最后，村庄拥有技术员人数对农户采用技术的影响最小（0.099），且影响主要是间接的（0.118>-0.018）。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网络中网络资源相对于网络规模、互动程度及村庄社会网络对种植户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最大，这说明现阶段，苹果种植户获取生产新技术的途径主要依靠关系网络中的亲戚朋友，这是因为种植户比较相信来自这些群体提供的技术信息。社会网络对种植户行为的影响过程主要通过中介作用产生，这是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存在风险，而种植户在进行生产决策时，主要受到自身社会网络中的亲戚朋友、村庄内其他农户、政府等影响。种植户从这些群体中获取的新技术信息越丰富，对新技术的理解和辨识能力越高，降低使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而在生产决策时倾向于选择这种新技术以改变苹果生产。这与旷浩源[15]的研究结论类似。
六、结论与启示
在苹果主产省种植户调查数据基础上，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网络对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及效应，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样本种植户中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比例仅为30.8%，整体水平偏低，且不同地区种植户对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用存在明显差异。第二，社会网络是影响苹果种植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关键因素，社会网络的四个维度中网络资源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最大（1.085），其次为网络规模的影响（0.615），而互动程度、村庄层次社会网络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分别为0.381、0.099；社会网络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主要通过中介作用间接产生，即种植户在生产决策时，主要依赖从自身关系网络中获取的新技术信息，当获取的信息越多，越倾向于选择这项新技术。第三，农户特征中的农户风险偏好、家庭特征中收到测土配方反馈卡、合作社参与情况等因素对种植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政府在制定与农民、农村相关政策时，应当考虑有助于农民社会网络的建立与扩展。同时在新技术推广时，充分发挥农民社会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使更多农民能够主动通过社会网络交流和获取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新技术信息，进而促进新技术在农村地区的传播和扩散。第二，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新技术，同时注重对农民人力资本投资（如免费技术培训），从不同方面提高农民对新鲜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才能够提高农民对环境友好型技术的认知水平，增强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完善村干部队伍建设，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同时充分发挥这两者在农村技术推广方面的带动辐射作用，通过他们对农民进行合理、科学的生产指导，使农民充分认识到环境友好型技术在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土地肥力和农产品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降低这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推动环境友好型技术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第四，重点加强对专业种植大户生产经营的管理和指导，提高其获得、辨识和理解环境友好型技术信息的能力，提升其应用该技术的水平，以此实现规模化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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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应用
DOI：10.16640/ki.37-1222/t.2016.22.243
0 引言
农业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农业生产机械手段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提高新农村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增强农民的农业科学种植技术的学习提供了发展突破口，是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1 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政府对农村发展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强，农村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是指将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应用机械自动化代替传统的手工农业种植方式，从而使农业种植、生长、收割环节实现机械化种植生产[1]，将人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农业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为农业销售提供广阔的生产环境，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由此可见，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的必然性选择。
2 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2.1 农业智能化种植技术的应用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首先，农村农业种植机械自动化的应用于农业种植中。我国农村种植技术中早起的机械化有拖拉机、耕地机等形式，这种初期的机械生产技术只能实现农业种植中半自动化的应用，在一定上将农民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在农业种植中的部分精细化劳动依旧需要人工后期完成。随着社会科研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农业种植的机械自动化技术水平也得到创新提高，将网络程序技术、智能化感应技术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应用到农村发展中来。例如：现代农业水稻种植采用无工自动化种植[2]，农民在进行水稻种植前，为插秧设备设定水稻种植中水位高度、秧苗种植间距等具体操作程序，种植设备能够依据已设定的基本程序进行水稻种植，不仅使农民彻底从农业种植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提高了水稻的成活率。
2.2 农产品生长自动化技术应用
其次，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程度，在农业后期生长中的应用也为农业应用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动力。一方面，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在幼苗种植中阶段检测中的技术应用程度上，农业管理程序中对农业种植检测管理采用集成化管理与层次化管理相结合，农民可以通过机械检测程序，对农业种植的整体进行监管，实现对农业种植的整体管理，优化农业种植品种的科学划分；例如：将玉米种植田高粱种植田划分为一个整体，实现农作物种植的整体划分；另一方面，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体现在农业灌溉技术的应用中。我国是农业种植发展大国，灌溉技术更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传统的农业灌溉方式以大水漫灌为主，随着社会科技水平的进步发展，农业灌溉技术中逐渐融入绿色农业，节约农业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农业灌溉技术的发展与灌溉体制的成型，例如：喷灌技术、滴灌技术以及微滴灌技术的应用。我国农村某地区的农业种植地势以山地为主，当地村干部积极引导村民实现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充分应用当地的农业地形环境[3]，采用山地饮水灌溉和改造式喷灌式浇灌方式，解决的当地农业种植灌溉不及时的问题，促进当地农业生产产量的进一步提高。
2.3 农产品收割自动化技术应用
最后，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农产品收割自动化技术中的应用。我国农业种植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农业收割技术在实现农作物“收”与“存”的一体化管理，高精度农业收割机在农业生产应用，可以依据农产品的种类，进行收集程序的智能化管理；例如：应用玉米机进行玉米收割[4]，自动化机械将玉米粒自动化收割。烘干处理，农民只需要对收割的玉米进行存储；自动化收割机对玉米秸秆粉碎，一部分用于农田营养回收，作为土壤营养养料保持所需；另一部分，将粉碎的玉米秸秆作为牲畜的养料，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我国农村农业种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3 结论
农业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农村农业种植中的应用，能够提高农村农业种植的效率，提高农业经济发展速率，为新农村建设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此外，农业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深入应用，实现了农村农业生产质量标准的提高，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可靠产品销售保障，从而为新农村的变革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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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才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土左旗 县域经济 科学发展 先进模式
一、区域特点和发展环境
土默特左旗位于呼和浩特市西部，土默川平原上。全旗现辖11个乡，5个镇， 321个行政村，456个自然村。截至2010年底，全旗总人口35.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0万人，占总人口的84.5%；总面积2712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约占全旗总面积的33.5%，平原面积约占全旗总面积的66.5%，该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土地类型多样，适合发展农牧业。土左旗的主要农作物有葵花、玉米、中药材、蔬菜、优质牧草等。在“九五”期间，农业产业化进程较快，主要完成的工程有农业综合开发、国家商品粮基地建设、节水灌溉示范、大青山生态建设等。
二、区域农业经济问题
土左旗社会经济主要指标
首先，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幅相对于人口的增幅而言较缓慢。从2008年到2010年，该地区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1945公顷，但是人口却增长了2933人，且其中的粮食作物主要以玉米为主。该地区的农民种植玉米主要是为了销售，小麦的种植面积其实较小，面对将近3000的人口增长量，粮小麦的供应可能存在一定问题。近年，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农民收入的绝对增加值缓慢，大部分农民为了增加收入主要种植玉米。另外，在土默川平原，种植玉米收益较高，该地区灌溉水源丰富，交通条件便利，而种植玉米的同时，意味着种植小麦、谷类等粮食的面积就会减少，当地人民的生活将受一定影响。
其次，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但是有效灌溉面积始终维持在83088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土左旗近几年的农作物灌溉能力有限，但是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随之出现的问题是得不到有效灌溉的农作物面积其实是在逐年扩大。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效率下降。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分析，农作物的产量不高。所以，提高当地农业的灌溉水平迫在眉睫。
再次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村用电量大幅增加，但农林牧渔业的总产量缓慢增长。2009年较上一年的用电量增长比率为4.9%，到了2010年用电量较2009年增长比率变为24.8%，电量的消耗非常大，但是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在2009年和2010年的同期增长率仅为4.1%和8.9%。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衡。据实地考察，近几年当地没有发生较大自然灾害，而且农产品行情总体平稳，那么可以推断，农民的生产效率低是导致其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
最后，从2008年到2010年，务农人数由164097人下降到了156297人，缺少了7800人的农业生产必将受到影响，粮食产量面临减产的风险。现在，一部分地区出现了耕地闲置、农民弃田打工的现象。其中，既有种植作物投入大但收入较低难以维持生计的原因，也有不懂种植技术没有种植信心的原因。据了解，尽管现在农业化水平有了较大的进步，但是还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完成农业生产。
三、对策研究
（一）及时制定惠农政策，调动当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保粮食的足量供应
现阶段，该地区对于农业补贴的结构安排不够合理。要有效地推进农业发展，主要农业补贴至关重要。推行一套长期稳定的补贴措施是相当必要的。这样可以更好地指导农民生产，长期而且有力地支持农业的发展，促进该地区农业的进步。另外，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技术是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重要力量。创造条件，为农民讲授生产技巧。在农业银行和内蒙古农村信用社的有关部门推出专门的政策性信贷业务，国家下拨信贷资金。严格政策性信贷资金的使用，保证资金的充分利用。
（二）加大设施投入，确保农业增产增收
为了保证农田水利项目顺利实施，该县政府的主要部门要积极投入资金，开展广泛的资金收集渠道，必要时还可以吸纳一部分民间投资。同时，该县要对所有水利工程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保证工程的质量。针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和挑战，要转变理念、思路，创新方式方法。把基础理论、应用科学与应用技术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发挥最大效应。现今，如何既保证农田水利建设灌溉除涝并举，又突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我们要面对的首要问题。现在亟需走农田水利科技和管理体制研究的结合路，农田水利专业人才的培养路。
（三）加强农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种植能力，着力增加农民收入
培训对象及培训时间的选定农民技术培训既应求量，更应求质，因此，在培训对象上，要选青壮年农民，他们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主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首先，要有强大的师资培训队伍。在兴办农技培训机构方面，旗级和乡级政府应从物力、人力、财力给予大力支持。其次，理论联系实际，在落实具体项目实际中进行培养。这样，可以确保项目实施质量，使项目的效益达到最大化。学员学到真技术后项目实施将有可喜的成绩。最后，科学使用经费，顾点又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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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校园 农业种植 生物学教学 核心素养
中图分类号 Q-331 文献标志码 B
为贯彻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在小学引入综合实践活动、中学开设必修课的同时，要设置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这就要求中小学教师结合实际情况，实施特色校本课程。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生态文化协会、教育部等联合启动了一项名为“弘扬生态文明、共建绿色校园”的活动，此后生态校园的建设成了众多学校关注的话题。生态校园从园艺栽植、农田开垦等方面，将农业种植作为校本课程引进校园，既能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又能绿化校园环境，同时有利于提升中学生的生物学核心素养。
1 校园农业种植现状
目前，我国将农业种植引入校园的例子并不少见，其中北京、上海两地较为普遍。如上海市青浦高级中学以“校园有机农场”生物创新实验室为母体，在中小幼多个试点学校建立子实验室，并通过行动研究开发跨学段、贯通式“校园有机农场”校本课程，种植品种涉及季蔬菜、组培草莓、温室花卉等主题，取得初步成效。在北京，农业种植园在许多中小学里都各具特色。北京十一学校、亦庄小学培育阳光蔬菜房，学生在课外时间体验油菜、水萝卜、菠菜等的种植，观察蔬菜长势并进行研究性学习；北京航天中学设立太空种植基地并开设“太空种子与普通种子的培育及种植技能培训”课程，让学生在体验种植太空种子乐趣的同时，领悟科学探究思路；还有学校分配科技科技责任田、学生种植区等，每个班负责和维护自己种植的区域，学习嫁接和温室暖棚等农业技术，最后在全校进行评比展示。
总之，农业种植逐渐以各种面貌渗透在不同校园里，种植的品种多样，模式新颖，在小学比中学更为常见和广泛，且多以实践活动的形式展开。中学阶段的课业繁忙，知识任务压力大，学生只能利用较少的课外时间或选修校本课程进行此项活动。在考察各校不同种植现状后，我校根据本地特色和实际情况开设农业种植校本课程：① 搭建农业大棚，建设“超级庄园”，施种西红柿、南瓜、玉米等瓜果蔬菜，并辅以花卉苗木的栽培，让学生亲身体验种植的乐趣；② 开展各种科技实践和实地学习活动，如“走进农业课堂”“把技术带回校园”等，定期给学生普及无土栽培等现代农业技术；③ 实施班级承包责任制，同时在班内成立各小分队，负责种植、看护、摄影、记录、宣传等任务，及时交流心得体会。
2 农业种植对生物学核心素养教育的意义
农业种植的发展依赖生物技术的推进，生物技术在农业种植中得以运用和体现，两者息息相关。核心素养自提出就受到众多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生物核心素养指学生持久的品格和能力，是学生学习生物学课程后终身受益的结果，能展现生物学课程特有的育人价值，包括生命观念、理性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四个要素。实践表明，在校园开展农业种植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对中学生物教学有重要的意义。
2.1 体验农业栽培，培养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是一种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的思维。它是一种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充分的思维依据，能对事物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现今应试教育环境下，中学生在大量习题训练中较易形成思维惯式，不利于其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我校自开展农业种植校本课程以来，学生有了合理的时间投入到农作物栽培当中，教师可将书本中抽象枯燥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生动的实例，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主动尝试分析问题，从而起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用。
例如，在“孟德尔的遗传定律”一课中，学生只在课堂上认识豌豆及其后代分离的现象，缺乏形象生动的感知。但学生在自主栽培豌豆的过程中，既能亲身体会自花传粉和闭花传粉，也能直观地区分豌豆的七对相对性状，更能实际操作人工授粉，领悟其中先去雄、后套袋、再授粉、后套袋的科学思路。这种直观教学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还给学生创造了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情境，学生仿佛变身为当年的“孟德尔”，追寻科学的奥秘。又如，在“光合作用”一课中，教师可组织学生展开多样的相关实验研究，学生在栽种瓜果蔬菜时积累了丰富的实验素材，可利用不同颜色的大棚探索最利于光合作用的光照类型，并设置多组对照寻找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这在锻炼学生动手技能的同时，也能让学生学会分析和比较，选择合适的操作方案，概括并总结出自己的实验结论，大大提升了理性思维能力。
2.2 参与实践活动，引领科学探究
科学探究是生物课程的重要因素，它作为一种综合能力，其本质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核心内涵包括探究的问题、方法、过程、结果和交流，此外还包括科学态度和精神。经实践表明，教师整合农业资源展开实践活动，能有效引领学生参与科学探究。
如在“把技术带回校园”活动中，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集体培训活动，并倾听专业人员的系列讲座等，学习无土栽培、高产量蔬菜、稀有水果、诱变育种等多项现代化农业技术。技术是科学探究得以进行的关键要素，一项好的技术可以推动科研的顺利进行，因此学生在把所学知识内化后，将技术选择性地应用于校园农作物种植中，既走近了生命科学前沿，又促进了相关作物实验的进行。
“把技术带回校园”活动使得校园农业种植活动得以拓展和升华。学校同时开展了“选择探究课题，撰写科技论文”的系列探究活动。学生通过平时的栽培实践发现问题；在自主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组队开展科学探究；经过方案的筛选和数据的处理，最终都取得一定的科学成果。学生开展的“探究番茄的最佳种植条件”“金属离子对玉米生长的影响研究”等探究活动，不但锻炼了学生的探究能力，还通过学生撰写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充分展现了学生的实践精神和科研热情。
2.3 建设生态校园，提高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指具有生物学科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能力，能基于生物学的认知积极主动地参与与个人和社会事务相关的讨论，作出理性的解释和判断，并尝试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生物学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校园是贯彻可持续和科学发展观的一项举措，同时也是提高学生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在陕西就有某些学校为促进校园种植、美化校园环境，通过改厕建设沼气池，带动清洁能源的利用，树立学生的环保观念。
我校鼓励所有师生参与生态校园的建设，如开辟农业生产实践区作为生态庄园。学生在参与劳作、改造环境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农药和化肥等各N污染因素对作物和土地的危害，明白水资源的节约和耕地保护的重要性。这样既提高了学生对农业科学的热爱，又能培养学生的社会生态意识。又如学校在课程中渗透环保教育，并组织学生展开环保问题的探究和讨论，使学生在接触大气资源、土壤资源、水资源等的过程中投入到改善和保护环境的行为中，逐渐强化环保意识。
3 现阶段存在问题及相应优化策略
3.1 拓展农业基地，提高资源利用率
在农业种植课程开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如基地面积不够，资源利用低下，导致许多活动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经调查发现，许多学校将“超级庄园”移到了屋顶，如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将农田、学校、花园巧妙结合，利用教学楼的屋顶打造有机农场，既对这片曾作为农田的土地表示敬意，又可随时将作物收获送进食堂；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打造空中农庄，将花草、蔬菜和杂粮一并移上房，学生投入到播种、收割、采摘的全过程。因此，为拓展农业基地，教师可充分利用资源促进校园活动的顺利开展，考虑以屋顶建造农作物庄园，将不失为一项有用的举措。
3.2 培训学科教师，强化师资团队
由于此项校本课程涉及的内容领域非常广，且某些活动主题具有较强的专业偏向性，现有的学校教师较难完全驾驭技术操作领域并满足课程的需求。这将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如学生种植遇到困难时教师无法及时、充分地给予指导，使得“有生无师”的现象频出，某些农业基地也可能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致使资源浪费。可见，学校应该定期培训学科教师，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技术素养，才能有效地引领学生，从而共同进步。此外，还可以就近邀请相关社区人员、企事业人员或专家学者加入到指导团队中，如上海青浦高级中学就与上海市农科院专家团队签订了共同培育“精英学生”计划，建立了“1+1+X”创新人才培育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农村；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6.22.003
1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现状与问题所在
近些年我国农业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种植水平方面，甚至是劳动机械自动化方面都在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及自动化程度仍比较落后，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以人力为主的种植方式，或以小型机械及牲畜代替部分人力的劳动方式。由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接受新型机械和农作物新品的引进较慢，一部分地区种植的农作物与土壤和气候条件契合度较低，所以收益低，导致大量劳动力转入城市务工，农村种植业在这样的环境下循环，长此以往农业现代化将处于不理想的发展状态。
1.1 农村生产科技含量低，机械化水平及信息化落后
在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地区存在着科技信息不发达，劳动机械化水平低，农村信息化落后，很多比较先进的农业知识及种植方法了解不到以及较为先进的自动化劳动工具接触不到的现象，导致农业技术一直停留在比较传统的方式，使得农业整体水平比较落后。
1.2 农村生产劳动力不足，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低
现在在农村劳动力大部分以老人、妇女以及儿童为主，强壮劳动力大都已从农业生产转为非农业生产，这样就造成每逢种植高峰期和农产品秋收季节，农村生产劳动力严重不足，影响种植业收入。在这些劳动力当中有一大部分文化程度比较低，甚至有一部分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对于农业种植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少之甚少。农村劳动力整体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对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造成了诸多不利。
1.3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
我国的农业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的种植所占比例较少。农民的粮食作物从种植开始，投入资金多，产量收入少，收购价格较低，同时因劳动力的不足，导致劳动生产率低，相比较而言农民在种植上利益甚微，付出的和得到的不成比例。
2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思考及对策
农业现代化需要走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必须提高对农业的重视，稳定农业劳动力和农业发展的投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积极调动农业种植的积极性，提倡种植业发展，鼓励技术创新，使得农业种植结构不再单一，增加科技含量。深入农村改善农村老龄化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低的问题，同时进行农村农业种植知识方面的培训，使农民了解比较先进的种植方法以及解决种植方面遇到的难题。
把改革创新和科技创新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前进动力，强化农业科技改革，巩固农业科技在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强化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农业基础。从环保角度，应该做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加强科学管理，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国家在农村政策方面应给予扶持，构建完善的农业发展计划及目标，稳定农产品供给和价格，发放农业产品补贴，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发展，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结合，提高农业生产工业化的水平。
3 结语
农业现代化就是指将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过程，应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力图把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道路做到最好，积极吸取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优势之处，及时发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做到取长补短，自我完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健全的小康社会，因此要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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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基因产品 贸易争端 贸易保护 生物安全
0 引言
二十世纪末，世界农业部门引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转基因技术，并且迅速对世界农业生产和国际贸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转基因产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简称“GMO”或“GMOs”)，是指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导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动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等)，以改变物种的细胞信息，使动植物获得超过自然选择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机能，创造出具有新性状的产品或物种(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由于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深受世人关注。由于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在农业领域运用，对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进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将转基因产品和转基因农产品视为等同的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技术和产品迅猛发展，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007年的1.143亿公顷。目前，世界各国种植的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们在所有转基因产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国、阿根廷、加拿大是转基因产品的主要生产国及出口国。由于转基因技术还不成熟而可能对生物安全产生影响，在各国采用程度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各国对转基因贸易采取不同态度。这就产生了因转基因农产品而带来的贸易纠纷，当然，这些贸易纠纷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背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国是较早涉及转基因作物种植与生产的国家之一，经过10余年的努力，在转基因产业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国内中国主要种植转基因棉，同时在国际上是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大国。
1 转基因作物种植状况及其农产品贸易状况
（资料来源：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新闻）
随着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转基因植物种植面积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是170万公顷;1998年是2780万公顷;2000年种植面积达到4420万公顷;2002年达到5870万公顷;2004年则是8180万公顷;200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02亿公顷，首次突破1.00亿公顷大关。仅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间，转基因植物的种植面积就扩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术推广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长率再次高达12%，达到了1.143亿公顷。
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2007年提供的数据，全球77%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集中在4个国家：美国（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国2007年种植规模为5770万公顷（2006年为5460万公顷，下同），阿根廷1910万公顷（1800万公顷），巴西1500万公顷（1150万公顷），加拿大700万公顷（610万公顷）。印度和中国也种植了大面积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种植面积分别为620万公顷（380万公顷）、380万公顷（350万公顷）。95%的转基因农作物集中在4种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种植最广泛的转基因农作物是大豆，种植规模达到了5860万公顷，这与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种植面积为352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25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为150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1340万公顷。油菜为550万公顷，高于2006年的480万公顷。两种转基因类型占主导地位：抗各种杂草的，抗一些虫害的。
又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推广协会（ISAAA）称，2007年全球23个国家1200万农户种植了1.143亿公顷转基因农作物，2006年有22个国家1030万农户种植了1.02万公顷转基因农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国家是智利和波兰，伊朗2007年没有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仅有6个。
章东权（2008）指出，随种植面积的增长，贸易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据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种主要转基因作物的出口额7.18亿美元，1999年分别增至102.52亿美元，增长了13.28倍。同时他提到有人预测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农作物将是经转基因技术改良过的转基因品种，其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到2025年美国转基因产品的市场贸易总额将达到25200亿美元。
温海波（2007）认为世界转基因作物品种分布比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转基因产品出口国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洲，种植国家有美国、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进口地区主要是亚洲和欧洲。同时他还认为转基因作物面积还将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转入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之中；转基因技术产品应用范围还将继续扩大。
章东权（2008）认为尽管转基因产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争议，转基因产品的国际贸易目前仍在着某些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现象，但现代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的主导技术，世界各地都在抓紧时间研发转基因产品，所以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全球化、一体化将成为大势所趋。李晖（2005）也认为，争议的转基因产品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纪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转基因产品是把双刃剑转基因产品是好是坏在世界各地的争议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术的发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在短期内对不同地区、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各异，就亚太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而言，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抓住机遇，善加利用，就能带来好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杨昌举、黄灿(2001)论述了转基因作物对近缘野生种群、农业害虫和益虫，以及对生态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产生的影响，探讨了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生产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风险。
马述忠、李晓嘉（2001）指出转基因食品不仅能够生产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够抗病虫害、抵御旱涝灾害，便于储运，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类的食物质量，产量的提高则特别适合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同时他们又通过世界各地的具体态度及法律适用情况表明，转基因作为外源基因，它的结构可能不够稳定，人类食用后可能在体内产生基因突变损害人体健康；还有转基因生物对农业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将不可预见，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样性从而造成生态失衡。
王志振（2008）也认为转基因产品在很多方面说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国每年进口的大量转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没有任何问题；但同样例证指出英国一位研究人员在电视节目中公布了他的实验成果: 用转基因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3 转基因产品引起了的贸易争端
程涛（2005）指出，转基因产品引起的贸易争端最大的就是欧美转基因农产品贸易争端。美国为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大国，欧盟为进口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欧盟对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加以限制，贸易大战由此而生。中美在转基因大豆上也产生了贸易争端，美国的转基因大豆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优势，于是中国仿照外国在进口大豆时进行限制，大豆之战从而展开。
而关于引起贸易争端的原因，相关学者有较多的论述。
李晖（2005）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平衡，欧盟为了保护其幼稚产业，获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产业经济利益，候鲜明（2007）也有相似的观点，他说表面上看，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但这只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问题，若置于国际贸易的大背景中，则是由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二是技术因素，即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和鉴定的科学标准很难统一导致容易产生贸易争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转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还不得而知，各个地区的认识有分歧从而产生贸易争端。
陈俊红（2003）则将原因归结为五点：一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发点不同；四是公众接受的信息差别；五是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刘正良（2003）指出，现代转基因产品存在一种独特的垄断优势。转基因技术的垄断厂商多为美国公司，他们势必利用知识产权法寻求市场的绝对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认为，美国主张转基因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既有的垄断优势。
澳大利亚阿得瑞德大学的桑乃泉(2001)指出，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与利益并存，潜在社会影响显著，在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中，世界各国加强立法，趋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又体现着各国在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
张彩萍、黄季馄(2002)在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农业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们对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护主义是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接受程度虽然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对新事物较为开放和宽容）以及突发事件构成的背景（疯牛病使欧洲人心惶惶，对食品安全性极度敏感）有关，但更多的则是受到各国不同的经济利益的制约”。欧盟对美国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存在着逆差，欧洲小庄园式的农业与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相比，存在规模经济的劣势，当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出现在欧盟面前时，欧盟为了维护本集团的经济贸易利益，以种种借口封杀转基因农产品的流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给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议
廖闽（2006）在其论文中全面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措施，分别为要进一步鼓励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要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尽快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要大力加强对出入境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要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活动和扩大公众宣传。
李晖（2005）单独指出了转基因产品进口问题的建议，一是充分利用技术贸易壁垒，加大对转基因产品进口监管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的相关立法，细化管理体系，强化管理职能；三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同时也指出了我国应加快对转基因产品的研发，保证我国生物技术处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广种植上应谨慎，完善立法，加强监管。
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2005）通过分析指出要加快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强对转基因产品贸易规则和条例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实施安全监管战略，防范转基因产品跨国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充分运用WTO 规则，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和农民利益。
李成贵、檀学文（2008）则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要加强对研发阶段风险评估的管理，强化有关人员的科学精神和法律意识，突出研究者的知识运用、自主管理和信誉机制在转基因安全中的作用；还有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转基因食品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科学知识，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进与民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应瑞瑶、沈亚芳（2004）也做过简要的分析，指出我国在转基因产品贸易中处于比较劣势，鼓励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同时要加快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步伐，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5 结论
由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基因技术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转基因产品，其发展前景还是极其广阔的，因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对解决粮食问题无疑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世界上高潮迭起的转基因产品纠纷，表面上看是各自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实际上是各自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国要在转基因产品竞争中树立优势，还得从自身做起，进一步加大对转基因产品等各方面的研发，同时又要重视起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而关于转基因的各种立法工作也应趋于完善，注意与各地区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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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廖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士生论文.2005年.
[16]肖奎喜，马述忠，黄祖辉.《安全隐患所引发的转基因产品贸易争端及中国的对策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